爱华网秋菊该不该打官司？
一、那句土得掉碴却很快风行全国成为时尚语言的“俺就想讨个说法”的口头禅，成为一种性格符号和时代潜台词，背景是主人公秋菊腆着大肚子执拗地行走在乡村小道上
就法治文化底土长期缺失的中国社会而言，一部好的法律题材影片无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普法工具。改编自小说《万家诉讼》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中，主人公秋菊腆着大肚子执拗地行走在乡村小道上的背影，和那句土得掉碴却很快风行全国成为时尚语言的“俺就想讨个说法”的口头禅，成为一种性格符号和时代潜台词。
秋菊原本并不知道可以通过打官司来解决她和村长间的冲突的，她到县上和市里去，起先只是上访并不是诉讼，只是在一些懂法的人的指导下才逐步走上司法解决的道路的。当然，如果秋菊活在主张“饿死不乞讨，冤死不诉讼”的封建社会中，在主张“教化为先、无讼为安”的县太爷眼里，为了一丁点儿小事而不屈不挠地进行上访，还越级上访，男不织女不耕的，不是刁民就是泼妇。
再者，村长作为乡村自然秩序的管理者和裁判者，在封建时代权力极大，有些兼任族长者甚至可以将偷情的男女以浸猪笼的方式沉塘处死，朝那地方踢一脚算得了什么？封建时代的乡村自治秩序下，秋菊不仅不可能得到国家公权力的支持与救济，还可能因被视为告刁状而受到某种污辱人格的惩罚（如笞刑或号枷示众）。也只有在现代法治的大背景下,秋菊将官司进行到底的韧劲才有可能得到国家公权力的支持.
《秋菊打官司》是张艺谋1992年对中国电影观众的激情奉献,时值“二五普法”的第二个年头，普法的一个重点就是《行政诉讼法》，这一部俗称“民告官”的法律颁布于1989年，虽然彼时距该法律生效实施已有三个多年头，但普通百姓对它还是相当陌生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中，当一心想向村长讨个说法的秋菊发现站在法庭上的被告竟然是自己敬重的市公安局严局长时，甚至拒绝进入法庭。也正是通过这种噱头式的小细节，将行政诉讼这种陌生的法律事物楔入老百姓的脑海中，对于拗口的法律名词，老百姓更有一种直接且实用的智慧来理解和记忆它，“民告官”一词应时而生。
影片公映后，无论是观众还是专家,都给影片给予高度评价。这固然是演艺人员集体努力的结果，但影片符合依法治国的主旋律也是获得多重掌声的重要原因。
不觉中，影片播放已经十多年，中国的法治状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四五普法期间，用另一种视觉来分析《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示。
影片中，打人的村长显然并不是个反派人物，而是个为大部分村民所敬重的好村长，他最大的心病是他家的婆姨一撇腿就是一个女娃，硬是下不了一个带把的男孩好满足他传宗接代的愿望。秋菊的男人王庆来在和他吵嘴过程中，这鲁莽汉子哪壶不开偏提哪壶，于是裆部被踢了一脚。
在乡下人的概念中，这次冲突与其说是恶性案件，更不说是两位爷们吵架吵出的屌事。如果将这场冲突提交村民公议的话，公道的说法恐怕是双方应各负一半责任，在治保主任或某位德高望众的族老的主持调解下，相信纠纷很快就能得到解决。
在影片中，秋菊打官司的目的是要让村长赔礼道歉并赔偿医药费，在外力的帮助下（包括吴律师和市公安局严局长），她在懵懵懂懂启动了行政诉讼程序，由于县公安局曾经对这起案件进行过处理（具体行政行为），法律竟然安排秋菊地和接待并帮助过她的严局长对簿公堂，在重新进行的司法鉴定中，法院发现村长所造成的伤害程度已经达到轻伤害（刑事立案标准），于是，在秋菊给孩子办满月酒时，村长让警察给带走了，追到村口的秋菊满脸的困惑：我又没叫他们抓人，咋就把人给逮走了呢？
秋菊所不知道的是，她的执着所启动的司法程序，并不是她或许是其他人所能够喊停的，也许，事态发展到最后，秋菊已经无所谓原先所孜孜以求的说法，但村长却面临牢狱之灾。
影片到此嘎然而止。无人去探讨之后村长之后可能发生的事，因为影片已经达到了文化传播和普法教育的目的。
二、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尴尬都是传统文化和法律价值冲突的结果，也是中国法律人百年来试图破解的法学难题之一
在十几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带着另一种法价值观重新观看这部电影时，或许发现：秋菊错了，错误在于她选择了错误的冲突解决方式，成本极高却收效甚微。
首先，讨个说法的过程成本非常高昂。将照顾受伤的丈夫以及家务活和农活全部扔给年迈的公婆（家庭成本），以低价卖掉家中唯一值钱的红辣椒（经济成本）,在怀孕期间和小姑顶着烈日行走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忍受着出门在外的种种不便━━拥挤颠簸的公共汽车，粗糙且不卫生的食品，嘈杂吵闹的鸡毛小店，一些城里人的坑蒙拐骗行为（当然，秋菊也不断地碰上好心人，得到种种帮助），隐性成本的支付还包括其它家庭成员生活质量的下降及痛苦指数的上升。
在公共成本方面，为了解决发生在村长和秋菊之家中的这起纷争，从乡派出所的李公安到县公安局、市公安局再到县市两级法院，从上访接待到文件往来，从起诉、受理到判决，再到法医鉴定的重新做出，秋菊为了讨个说法而在不自觉状态中启动的各种程序（包括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都是我们国家目前有限的国家公权力资源的一部分，虽然秋菊在行政诉讼中缴纳了诉讼费，但是，应值得指出的，实际支出（包括直接和间接）十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她所缴纳的费用，这部分，是由国家财政（纳税人税赋的集合）支付的公共资源。
也许有人会说：正义必须实现，正义的实现过程不能计较成本。的确，命案追凶如缉拿马加爵之类，全国警力总动员，重金悬赏，在这过程中，仅通缉令的印刷费用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马犯在逃到天涯海角后仍法网难逃。对于重大刑事案件,正义一定要实现，而且必须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其中的社会价值不能以简单的经济成本计算,马加爵案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解。
但秋菊家与村长间所发生的纠纷不同，即使没有后面村长深夜组织人将难产的秋菊抬到医院保住俩母子性命这一细节，执着告状的秋菊恐怕也不希望村长负刑事责任。在潜意识中，秋菊也认可这是一桩民事纠纷，而且也承认自己的男人在冲突中也有理亏之处，这一点从她所说的“再怎么说也不能朝那地方踢”这句话可以略知一二。
秋菊执着的结果是：在孩子的满月酒宴上，李公安上门带来了一个消息，由于王庆来重新鉴定的结果是轻伤，案件性质起了变化，村长被法院决定处予十五日拘留，已经被警察带走了，在影片的结尾，在警笛的长鸣声中，我们看到的是追到村口的秋菊一脸困惑。
从法律专业角度而言，无论是编剧还是导演在这里犯了一个常识的错误：在行政诉讼法中，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只能是判决撤销或维持，不能代为行政。司法拘留与治安拘留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司法拘留只能对妨碍诉讼秩序的人适用，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村长自始至终并没有参加诉讼，妨碍诉讼的行为更是无从谈起，影片最后的结果由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对村长进行拘留十五日显然是把牛唇接到了马嘴上。
案件处理的方式无非有三：市中级法只能判决撤销县公安局原具体行政行为，要求县公安局重新做出新的行政处罚决定；其二，对于轻微刑事案件，秋菊可以提起刑事自诉；其三，如果故意伤害的结果达到轻伤以上，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故事发展的脉络推理出一般性结局：村长因故意伤害罪被提起公诉并被判处刑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结合本案法定和酌定情节，对被告人在量刑时可以考虑适用缓刑。
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后，没有法定的事由是无法中止或终结程序的，这与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即使适用缓刑，村长以后将是一个有着刑事犯罪记录的人。我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虽未规定缓刑考验期间的人不能再担任村长，但在具体实践中，法庭判决罪名成立后，至少在缓刑考验期间内，村长的确不宜再担任公共职务。
事实上，在警车入村（公权力介入）之前，秋菊一家人已经打心眼里原谅了村长，因为毕竟那一脚并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而正是村长，将秋菊母子从棺材板前抢了回来。在给孩子做满月的喜气洋洋的当儿，秋菊最念念不忘的是请村长来喝喜酒。而被秋菊的那股拗劲搞得十分困扰的村长，虽然胸中还闷着稍许气儿，但还是高高兴兴地换上了新衣服准备赴宴，想来他也想解开这个疙瘩，毕竟是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不扒人祖坟不淫人妻女的，搞的像世仇一样有什么好处？
故事发展的合理逻辑是，在酒宴的喜气中，原来因冲突而产生的郁闷和龌龊将在浓浓乡情和觥筹交错满月酒中一扫而光，说不准秋菊会提议请村长当孩子的干爹，对发生在秋菊一家和村长间的博弈困局，这无疑是一个双赢且皆大欢喜的结果。
可事态的发展急转直下，村长被警察带走了。
正义似乎得到了实现。法律给了秋菊一个法律上的说法，那就是追究村长的刑事责任，按法律的有关规定，民事赔偿部分可以以附带民事诉讼方式提出，但是否提出，主动权掌握在秋菊丈夫王庆来的手中，某个意义上也掌握在家庭事务上说一不二的秋菊手中。
可以推理和想象的是，在村长被判处刑罚并执行之后，公权力就宣告这起发生在公民间的冲突已告解决。但事实上，冲突不仅没有解决反倒恶化了，也就是所说的“官了民不了”，还可能演化为深层次且全方位的冲突。
无论是缓刑还是实刑，即使村长能理解并原谅秋菊的行为，但他的家人未必肯，虽然这并不是秋菊的打官司所追求的，但几乎所有的人会将可怕结果的发生归咎于秋菊的执拗。
三、很少有人去关注村长被带走后秋菊一家在乡村的命运，但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人都明白，某种意义上，秋菊只是个愚不可及的蠢婆娘
在中国乡村秩序中，秋菊的行为未必有太多的支持者或同情者。而村长则相反，他得到广泛支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权势，而是几千年来中国农耕文明中在小农经济状态下所产生并自然发育形成的道德评价体系和纠纷排解机制。在这其中，有着宗法等序、熟人社区、道德权威与自觉服从等文化基因。
于是，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小村庄中，秋菊发现自己的顽固已经将夫家带上了和村庄对抗的道路，村庄会将秋菊当成乡村和谐秩序的破坏者，自发或自觉地排挤、疏远并孤立秋菊一家子，这还只是冷战，在这种气氛中，热战随时都可能爆发，比如村长家的侄儿或伯叔兄弟某天和秋菊家人的相遇，言语稍许相犄都可能引发冲突，更何况其中一方也许存心找碴。
从影片中看，秋菊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而只是个有着犟脾气的执拗的村妇。在我孩时的记忆折叠中，存放着一些精明的乡村婆姨的形象，都是一些地道土产的品种，套用一句生物学上的用语，那就是：她们未必是生物基因中最优秀的物种，但绝对是最适用于本土生存环境的物种。这种物种的生存指南对于强势群体所采对的应对措施是迎合，并希望加入利益共同体，如若不能的话，也会寻求权力食物的残渣，而绝不是对抗。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她们都不会尝试打官司而会更多地谋求本土规则所熟悉或认同纠纷解决方式。
当《秋菊打官司》的电影热播时，我正在厦门大学法学院中求学，我一直在思考的是什么力量促使并支撑秋菊的孜孜以求。影片未并交代秋菊的学历背景，但放眼于当时农村妇女普遍性的教育状况，小学或初中应该更切合现实生活。也就是说，秋菊打官司的动力，并不是来自于学校教育，更不可能是出于对法律的信仰，是性格因素而非知识所带来的力量。
一些现代法学家激烈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中“冤死不告状”的厌讼情绪，认为这是阻碍中国走向法治化的文化沟壑。他们为秋菊“俺就要讨个说法”的执拗劲大声叫好，却从未设身处地地为秋菊着想。
在许多时候，批评家们指责中国民族的落后性和劣根性，却怠于分析这种文化底土产生的历史原因，而更乐于用一种因居高临下所产生的视觉优势来评判别人的行为方式。事实上，在乡土社会几千年来所形成的自然秩序中，厌讼不仅不是农民愚昧或落后的表现，而是一种经过成本比较之后所做出的合乎经济人理性的最优选择。
四、每一种文化生态都有它的合理性，并衍生相应的习惯和规则，就如同土壤与特种的关系，不考虑土壤的特点或先行改良就强行移植某一物种，植株死亡或逾淮为枳的现象还是正常，还有可能引发物种灾难，法律也是如此
聚族而居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两个特质，也正是这两个原因使得中国传统乡土社会长期处于封闭、排外的状态，害怕新事物和恐惧变革。
在鸦片战争爆发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的乡村社会虽然日趋衰败萧条并濒临破产，在这过程中，中国的知识阶层也尝试过对中国乡土社会进行改造，但实验经常被社会动荡和外族入侵所打断。1949年之后，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更是将农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才稍稍放开一个口子。
也就是说，时至今日，中国仍然缺乏实施法治所需要的市民社会传统，在秋菊所生活的乡土秩序中，法治仍然是一种由国家公权力强行楔入的陌生规则，如同在一片沙滩地上引种的红富士苹果，它的运行，将直面中国传统乡土秩序显性或隐性的抵抗。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继承法》虽然明确规定男女有着同等的继承权，而在中国农村的大部分地方，很少有出嫁女回家向自己的兄弟主张继承权的原因。“嫁出去的女儿如同泼出去的水”的传统观念至今仍然是一种被乡土秩序所誓死捍卫的游戏规则。一些受过教育的农村女性试图借助法律的帮助挑战这种规则，但她们很快发现自己简直在挑战另外一种没有文字的法律，法庭可以判决她们享有平等的继承权，但实际执行几乎是不可能，特别是在不动产方面。
可以想见的是，追到村口的秋菊，眼神之中，除了困惑与后悔之外，也许还有一丝恐惧，一种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担忧，这种担忧，她的婆婆在秋菊开始漫长的诉讼之路时就已经絮叨过了，也许老人是保守和胆怯的，但许多老人并不是天生怯懦，只是因为人生旅途中见证过太多勇敢者无价值的血变得胆小并认命而已。
秋菊，一位普通的农妇，因为执拗，忤逆着一直在维系着乡土秩序运转的潜规则，并和现代法治打了个照面，法律给了她说法，却不是她所要的，还将她置放在一个尴尬的位置━━现代法治和乡土秩序冲突的风口浪尖中。
不知，如果让秋菊再度选择的话，她是否还会选择打官司来寻找她想要的说法呢？恐怕是不会了。
病灶已经找到，药方何在？
摘自<法庭的故事> 中国团结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