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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2011年年会上的讲话
（2011年10月15日上午；地点：大连红旗中学）
很高兴来到大连与大家交流。我讲五个问题。
第一．好奇、怀疑、批判，是治学和创造的起点
最近苹果创始人乔布斯逝世，各地有很多介绍，有没有人注意到乔布斯的思维？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乔布斯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我愿意将我全部的科技换取跟苏格拉底一个下午的交谈。为什么这位一代天才会有这样一个结论，原因在哪里？我想其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历史内容，哲学内容。
苏格拉底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个，他的社会责任感。他说他是一个牛虻，国家好像一匹硕大的骏马，它前进得太慢，我就要叮它，催它前进。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经典性的定义；就是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对社会国家要监督，推动它前进。第二个，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教育方法有根本区别。孔子是灌输一些基本观点，基本信条，什么问题结论就是这样，他告诉你了，虽然讲举一反三，整部《论语》就是格言和信条。但苏格拉底，你看他的谈话记录，柏拉图他们记录下来的，都是教人怀疑，教人辩论，不断提出问题，让你思考。我想这就是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也就是苏格拉底伟大的精神所在。乔布斯还谈到，他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对一千个事情说不，然后从这一千个说不当中，找到最好的一个答案和方案。这是什么精神呢？怀疑，批判，不要一下就有个结论。这是一种思维方法。苏格拉底的精神孕育了整个西方文化，使西方文化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的源头也在东方，吸收了东方文化的精华。但是后来，它与贸易、工商帝国、市场经济结合，发展出现代的西方文化。人类的现代文化，不仅是西方的，实质是东西方文化的精华，源头在批判与怀疑。
所以学习方法、思维方法非常重要。当我上课的时候，对我的学生一定讲个故事。我五零年代在复旦念研究生，那时大家头脑很热，1956年提出了向科学进军。我们那时念书，早上等在图书馆门口进去，关门才离开。有一次我的导师从北京开知识分子会议回来，向我们研究生讲了一个事：于光远先生当时是中宣部的一个处长，做科学哲学的，那时叫自然辩证法。他说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疑问号是个勾子？他说对一切事情没有疑问的话，在知识的大海洋中就勾不到东西，只有疑问才能得到知识。这对我一生都有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一再和学生说，治学的起点在哪里？就是好奇和疑问。如果离开这条，就没有治学，也没有历史教学。
回过头来说，历史教学应该怎样？你们是全国三十万历史教师中的精英，假如所有人文学科的教师都能给学生一个这样的启示：要把批判、怀疑、好奇的精神，作为自己一生思想活动的起点。不一定做学者，做其它事也一样。乔布斯没有成为一个学者，但他在商业领域有这么大的创造，就是由于怀疑和批判。我想历史教学也应该这样，教会学生们方法，让他们以后去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
这样去看我们的青少年教育就有个大问题：太小看青少年儿童了。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就低估了他们的接受能力。那些儿童文学，很多都是很肤浅的。我印象很深的，我们小时候读意大利阿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觉得那个故事有什么好？太简单了。其实很多童话都是幼儿园时候听的，一进入小学，开始有了阅读能力后，那些孩子都不满意这些读物。他们想读的都是大人读什么、父母读什么，偷偷拿来看。我过去很不喜欢读《红楼梦》，感觉很婆妈，很繁琐，看几次都丢下来，看不完，一直到大学毕业以后，毛主席号召要批判《红楼梦》才把它看完。但是十多年前，有一次我的学生请我吃饭，带着自己的孩子，其中有个小学五年级的小孩，说自己看《红楼梦》，看了五遍。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女孩看了五遍《红楼梦》，这是不是个例外？不是。我一个小孙子念小学的时候，有个暑假我花了一千多元给他买了几十本书，除其中的《牛津儿童百科全书》外，其他的一个暑假都看完了。林达写的：《总统是靠不住的》等三部介绍美国法治精神的书，也看得津津有味。就是说，不要低估他们的阅读能力。
我知道的境外好的中小学，都在建设“书香校园”。中央教育研究所深圳实验学校多年来也提倡“书香校园”，一个星期要求看一本书。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照本宣科、依照教材去教他们？有些历史教材花不了多少时间就能看完，白纸黑字都写着，用得着教吗？我想不用。要教的话，最好挑一批你认为好的资料，包括几种观点不同的，拿给学生看，看完后讨论。然后视他们思想的深度、有没有独立见解，给予适当评分。除汉语、外语等基本技能训练外，人文学科最好的教学方法是讨论，有些自然科学也适用这个方法。发达国家的学校从小学开始就注意培养小孩发现问题，收集材料，分析问题的能力和与他人讨论的习惯，为什么我们不能彻底告别填鸭式教学呢？
所有在大学工作过的，或者在大学做过领导工作的都知道，要让年青教师成长起来，方式之一是组织讨论班。让他们读书，报告读书心得，然后自由讨论，甚至激烈争论，这是最好的成长方法。我们的教师完全有条件做到这条，为什么不这样做？对国家长远负责，对年轻人的长远负责，就要教会他们合适的方法。
这面临一个障碍，高考怎么办？非常简单，只要是动脑筋的人，文科高考那一套，用个把星期背一下结论，就行了。我相信不是太笨的学生，只要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学得扎实，文字表达、理解能力好，逻辑思维清晰，记忆力正常，记住那个结论还不简单？知道有这样的观点，另外还有别的观点，就教他们考试的时候按照教科书观点去答，就行了。而且了解多种观点，会记得更牢，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第二，今年是辛亥年，还应该讲一讲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我今年已发表了十多篇东西。十几万字当中，有三篇最值得读读：一篇是《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了民初宪政》，两万四千多字；第二篇是《炎黄春秋》今年第七期的《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讲革命为什么会爆发，一万多字；还有一篇六七千字，《辛亥革命的四大疑问》。这几篇，要讨论辛亥革命都值得一看，里面提出很多新问题，论证也是充分的。
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在哪？我说大清帝国有两道催命符，一道是它关键时刻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另一道是它对民营企业出现的问题不依法处理，随意侵犯民间资本。它侵犯了民间资本，结果引发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的开端其实应该是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开枪打死了32人，引起四川人民反抗，武装斗争爆发，比武昌起义早一个多月，武昌当地的革命组织趁这个时机组织起义。
再者，为什么革命以后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我在问答中谈到四个问题。第一，辛亥革命的最大收获是什么，胜利果实是什么？两个胜利果实，一个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建立起来了，另一个是言论自由实现了。言论自由到什么程度呢？那时同盟会里有个很极端的人，戴季陶，他是《民权报》的负责人，写文章说：“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总统、总理、社会名流都要杀，袁世凯也没有下令跨省追捕。这证明言论很自由。言论自由后来为什么被摧毁？乱。乱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国民党的夺权思想；其次才是其他军阀的混战。而且国民党不走靠选票上台的正道，而是三次挑起战争，直到政权夺到自己手上、建立起党国体制为止；他们没有想到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第一位。
这里就遇到一个问题：什么是制度？制度是规则，人的行为规则，而且是强制执行的规则。规则有些是成文的，有些是不成文的。假如你把制度建设放在第一位，就会想，辛亥革命那些来之不易的成果要巩固下来。
辛亥革命什么时候失败？我过去也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建立了专制统治，辛亥革命就失败了。后来想，不对，袁世凯称帝没有多久就死了，整个北洋时期，辛亥革命的两个成果基本在延续，那怎么能够讲它失败呢？真正失败，是在1926年4月20号段祺瑞宣布下台，他的执政府跨台了。在此以后，中国长时间没有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取而代之的，短期间有张作霖自称大元帅的军政府，很快被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威权统治取代了。整个国民政府时期（1925-1948）都是独裁专制体制，党国体制；后来在台湾才慢慢恢复了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架构。辛亥革命失败以1926年段祺瑞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败为标志。
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同不同意都请看看我的三篇东西，不同意就写文章批判。辩论当中我们的认识就会提高。我们如果不是这样学历史的话，怎么能教出合格的受过历史教育的学生呢？不可能。
第三，正确地理解民国历史，关键在哪里？
关于晚清历史，二十年前我出版了《晚清大变局》，很多人都看过，里面对晚清历史有全新的解释。建议大家看看，看了以后同不同意都无所谓，能引发大家思考就很好了。
书上讲过的这里不讲了，现在我要讲民国这段历史。除了辛亥革命以外，究竟怎么理解民国历史？关键在正确评价北洋时期。过去我们一讲北洋，就认为都是军阀。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这就是应该讨论的问题，从军阀的定义开始就要反复辩论。
北洋时期，因为辛亥革命两大成果的作用，有很多辉煌的东西。
首先思想文化是了不起的，应该讲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就是北洋时期。1912年到1926、27年，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最好的。你可以反驳说，这期间有些军阀屠杀记者、封报纸。这些都有，政府动手的有，民间暴民专制的错误举措也有。民国元年国民党开先例，砸了进步党在北京的《国民公报》。相对说来，暴民专制更厉害：著名记者黄远生是国民党暗杀的；1925年火烧《晨报》，是国民党主导的，将当时全国最有威望影响最大的报纸烧掉。其它如军阀张作霖杀邵飘萍等等，都有。但从整体来讲那时是最自由的。学术自由带来新文化运动。这是非常光辉的一个运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都是在北洋时期奠基的。
经济上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时期。过去我们说，民国建立后经济上有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是由于一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所以发展起来了。这有道理，但更重要的一条没有讲，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义和团事件以后，中国开始确立市场经济制度；民国成立后继承了清末新政的成就而且有所发展。袁世凯，很能干的一个政治家，请出张謇等一些很有经验的企业家来管经济，结果很快实现了财政平衡，同时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很明显的记录，是民国最初几年一直到1920年，工业发展的速度达到年均13.8%。一直到抗战前，经济发展记录都是很不错的。清末新政以后到抗战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国民党为了党派宣传，说抗战前是黄金十年，年均经济发展将近10%。其实义和团以来都是这样，这是市场经济的功劳。北洋这方面的记录也不差。
过去还说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错了，而且大错特错。这是不合格的结论，要是考试，如果我改卷，这个答案会不及格；但你们改学生试卷，可能是80分以上。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荒谬。实际情况怎样？收回国家的主权、利权，是从北洋政府开始的。不讲个别例子，一战后德国失败了，它原有的所有特权不能不放弃，新中德条约是平等的。这是被迫的，还有沙俄推翻了，苏俄说要放弃特权，那是半真半假。有些它放弃了，比如庚子赔款就放弃了，其他国家也放弃了啊。但有些人说它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都放弃了就是假的，把蒙古作为殖民地抢过去了，在东北的特权也不肯放弃。苏俄继承了沙俄的大民族主义和侵略，整个苏联的历史就是一部罪恶史，这是很清楚的，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假如这还要争论就太低级了。看看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能知道很多东西，这是苏联共产党自己的反思。
除此以外，举个主要事实，假如不理解这一条，讲民国历史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很伟大，提出的问题是收回山东利权。结果是谁收回的？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而是北洋政府。1921年11月12日开始到1922年2月6日结束的华盛顿九国会议，通过英美的调解和压力，中国和日本解决了山东问题，基本上五四时候提出的那些问题解决了，主权收回来了。那么大的事都解决了，你说北洋卖国政府，是不是冤枉了人家？我想这很不公正。
另外，治外法权也着手收回，有些已经收回了。如1927年1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收回来了，是北洋政府收回的，是孙传芳支持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一手收回的。这些例子很多。段祺瑞他们根据华盛顿会议的有关决议，还专门召开了调查中国司法状况的会议。为什么开这个会？很简单，为什么中国丧失那么多司法主权，各种各样原因都有，很多解释，但关键一条，过去中国人不敢正视：中国的司法太野蛮了。有人会跳起来，说污蔑中国司法，但没办法，要讲老实话。不相信就去试一下中国的传统刑法，看是否能接受。中国传统的体制，行政权与司法权是统一的。西方中世纪慢慢发展出独立的司法系统。中国没有，承认吗？洋人到中国来不愿意接受野蛮的这一套。怎么办？学吧。慈禧比我们一些人还要开放一点，她原来很蠢，经过义和团以后就知道错了。她批准将原来的中华法系废除，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将那些最野蛮的肉刑废除；第二步修改刑律、民律、诉讼法，在日本人帮助下制订了一套全新的法律体系。这是中国的大革命，这个革命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没有被否定。但中共中央1949年2月发出指示，要废除和“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1]。这一否定，加上毛泽东说我们不迷信宪法，我们是无法无天。中国人为此受尽苦头，都是无法无天的结果。反右，毛泽东说了几条标准，违反了就是右派。他讲几句话就是法律，跟皇帝的圣旨有什么差别？结果10%以上的知识分子变成右派，当时毛说有五百万知识分子，其中五六十万变成了右派，惨吗？这就是没有法律、不实行法治的结果。文革就更不用说了。
北洋时期一直在坚持原来三权分立，独立司法的架构。在主权回收问题上，段祺瑞一方面开了司法调查会，另外还开了一个关税会议。关税会议旨在收回关税自主权，这个谈判在1925年11月19号达成协议，规定从1929年1月开始要将中国关税自主权交回中国，还有些具体细节没有谈完，结果国民党捣乱、军阀矛盾，两个因素汇合，段祺瑞倒台，这事就黄了。国民党上台拣了个大便宜，于1929年1月如期收回关税自主权。把这样的政府骂为卖国政府，是不是有点离谱？
讲到这里还是在讲现象，更深刻的是国际关系的变化。一战后，国际关系发生了大变化，从原来的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这样一个状况，转变为华盛顿会议体系。这个体系特点跟以前不同，以前是瓜分势力范围，然后美国插手，说要门户开放，某个国家的势力也要向其他国家开放。华盛顿会议以后不同了，除了日本还想将中国变为殖民地，其它列强对中国的态度变了，认为应该在维护中国独立主权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改革。国际上列强有这样的转变，再加上北洋政府的努力，双方配合，所以北洋时候成为中国收回主权时代的开端。它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却是良好的开端。反对的人可以去看材料。这里我要特别推荐一部书，台湾学者唐启华教授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北京版。讲北洋外交和中国如何收回主权，是很优秀的学术著作。
有些问题，你们作为历史教师还不知道的话，我就给不及格了。比如袁世凯是不是卖国贼？人家老早解决了，你去看九一八事变后王芸生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历史教师那是非看不可的书，二十一条怎么提出，怎么谈判，怎么斗争，怎么评价，资料齐全，清清楚楚。可能比较模糊的是段祺瑞时代，也就是袁世凯逝世后的那些做法。比如善后借款，看看王芸生那本书就知道，善后借款条件在当时来讲对中国是有利的。关于山东问题换文，里面说山东问题换文本来从短期看对中国是很有利的，但没有想到一战马上就结束了，不应该有这样的外交交涉。所以这是外交上的一个失误，就是说基本没有问题，但有些失误。这样一讲，北洋是不是卖国就清楚了。
北洋时期的主要问题在于乱，军阀混战。问题是，乱的根源在哪？过去我们简单化，说帝国主义在后面搞鬼，是不是呢？这个结论不一定靠得住，很多找不到证据。反而有些就有确凿证据，苏联在中国兴风作浪，它把国民党作为一个工具，钱，顾问，武器都是它给的，想把中国变为它的一个外围，这个有根有据。
乱的原因，从根本上看是革命的后果。革命，不能随便玩，要估计到后果可能很严重。原有的制度和规则，要是用暴力去摧毁，必然会经过一次大乱时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大乱十年，到1799年拿破仑当上第一执政，他老实不客气地说，法国大革命结束了。但还是战争不断。不过他制定一部《拿破仑法典》，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巩固了。英国革命什么时候胜利？1688年的光荣革命，到1689年制订《权利法案》一系列的法律文件，英国革命巩固下来了。三十八年的混乱，四百万英国人死去二十万。我们讲的包围国会等，那时都有，克伦威尔就是这样干的。你说北洋时期包围国会、贿选等，凡是实行三权分立的，都有这样一个腐败过程。这个过程用武力是解决不了的。只能用民主制度自身的自我净化机制，不断改进。你看台湾选举就是这样，最初国民党控制下贿选、操纵选举都有，经过几个回合的净化，现在在台湾，贿选抓到一件，马上就完蛋。有时要毁灭对方，制造一个类似收买选票之类的事件，一下子就会败选的。都要经过这一段的。人是很野蛮的，是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我们过去歌颂民族英雄，反过来想，人就是野蛮，那么多的人力物力都花在杀人掠夺上。没办法，人类就是要经过这么一段。
三权分立制度要成长起来，也要经过这一段。这个乱，是革命的必然后果。原有的权威失掉了，规则不再有权威保证施行，一旦推翻就乱，乱了以后要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很困难。第二个原因，军阀本身是为了私利而争夺。第三个原因，有人打着革命的旗号来捣乱。跳出政治语言，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客观态度来看，这些说法对不对？例如国民党在广州的护法，我们都歌颂。但这些革命政权干了些什么？1924年4月，孙中山下令，将大理院院长赵士北撤职。大理院就是最高法院，院长不是选举产生的，孙中山想撤就撤。为什么撤呢？因为赵士北坚持司法要独立，跟孙中山主张的党化司法不一致。孙中山那时开始在广州建立政权，就是党国体制。乱就乱在这里。
刚才讲了三个问题，还有两个问题要讲，一是怎么看孙中山，另一是怎么看蒋介石。对两个人物理解了，很多历史事件就清楚了。
关于孙中山有很多说法。我对孙中山有篇很长的文章，叫《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六万多字，大家不妨找来看看。我自己写下来都掉眼泪，写到中间根本不愿写下去。为什么我们过去眼中的一个革命英雄的所作所为是这样？后来一些年轻人说袁老师写完吧，我才写下来，是1998年写的。这篇文章现在看起来还是经得起推敲，基本方面应该说是站得住的。
我们说孙中山，不是说他个人的问题，而是说中国的历史造就了这么一个人物。那个阶段，革命派的水平就是这样，所谓先进人物的水平就这样，这里能提供很多启示。
马英九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讲话说到一条，说孙中山领导了武昌起义，这是政治家语言，不是学者的回答，大家一听都知道是错的。孙中山跟武昌起义没有多大关系。在号召起来革命方面，他有他的作用。但是，我们过去宣扬的很多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比如，说他1894年没有见着李鸿章，立即对改良失望，一眼看透李鸿章和清政府没有希望了，决定革命。这个说法很勉强。他给李鸿章的那封信——《上李傅相书》，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很肤浅的，远远没有达到当时应有的高度。与同时代的郑观应《盛世危言》相比，差得很远。李鸿章没有亏待他，当时他正在处理朝鲜战争的问题，孙中山说想到国外考察农业，李的幕僚马上给了护照，满足了他的要求。现在如果有个年轻人上书要求出国考察，国家领导人会不会理你呢？
这还是小事。最关键的是在辛亥革命后，他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中国政治局面混乱的一个根源。
他发动三次战争，第一次是宋教仁案以后的二次革命。这里有个问题，宋教仁谁杀的？这个问题今天不讲，看看我的《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联手摧毁民初宪政》那篇文章讲过了。最重要的，宋教仁案不能用战争、武力的手段解决，要通过司法系统解决。整个北洋时期的司法系统，应该讲一脉相承是比较独立的。甚至在三一八事件后，北京地方的检察署不是为段祺瑞政府辩护，而是要起诉他，说当时执政府的卫队错了，已经触犯了刑法，应该追究段祺瑞的责任。这个司法系统就很不简单。宋教仁案后，上海地方检察院也要传赵秉君到案说明情况。但孙中山看不到只有沿着法治的道路才能把中国真正变成现代国家，不能轻易诉诸武力。一个政治家没有能力看清双方力量对比，发动战争，一个多月全军覆灭。一个政治家应该有听取意见的胸怀，国民党内几乎一片反对声音，他不听，一意孤行。这是很大的错误。
第二次，袁世凯死后发动所谓护法战争，以广州为根据地打了五年。这也是错误的战争，而且本身是不合法的。他赖以成立护法政府的所谓“非常国会”，最盛时也只有两百多议员，根本就不够法定人数。成立一个不合法的政府来反抗中央，这也是错的。
第三次发动了北伐战争。这次他上了俄国人的当，建立了一个党国体制，造成中国民主政治的大倒退。
三次战争就是这样。现在的问题，对这三次战争的评价有不同意见，多数史家仍在盲目歌颂，这就要辩论了。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双方的材料，可能对你们的历史观会是个震动。
更深入地追究，为什么恰恰是孙中山存在这些问题？应该讲，这跟他的思想和知识水平有关系。广东人有一句话说“竹升仔”，竹筒有节两边都不通。就是对西方文化不懂，对东方文化也不懂。严格说起来，孙中山就有这个问题。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有事实为根据。现代西方的精华，在于法治，民主政治，分权制约的民主政治，保障公民的自由……这些都是基本的东西。关于保障公民自由，他有言论说，中国人自由太多了，不应该讲个人的自由，要讲国家的自由和党的自由。对不对？凡是讲国家自由的，应该读点马列。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到，讲国家自由就等于说让政府、领导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我是政府领导人，我就是国家代表，我的话就代表国家意志。这是不通的。
另外他对政治制度的建构，没有分权的概念。成立临时政府，当时有个争论，究竟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内阁制就要受制于国会，由国会监督政府。孙中山当时说，我们革命了，自己人当总统，为什么还要受国会的批评制约。他根本没有分权的观念，甚至到后来朕即国家的观念还在他的身上有所体现。他说我是共和的缔造者，民国的创造者，你讲民主共和离开了我就是错的。我就是共和，我就是民国！是吗？你是临时大总统，做了三个月下台了，怎么还代表民国呢？在民族问题上他是主张同化的，有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他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就是这样。当时临时参议院通过决议将首都定在北京，孙中山、黄兴对此很不满意。他们正想将袁世凯拉到南京，好控制他，怎么能定都北京呢？他们发话：赶快改过来。临时参议院要求他们发咨文再议，这是有明文规定的法定程序，合理合法。但他们要上紫金山拜朱元璋，黄兴说我不和你啰嗦，不改过来我就派兵把你们捆起来。这些人的水平就是这样。
临时政府一成立，孙中山向日本人借钱，说你不借给我，军队就要散了，我就要和袁世凯和谈。谈判中他开出一个条件，可以将东北蒙古交给日本管理。你说他是卖国贼？我不同意。他搞革命，为了救国，明知道要掉脑袋的也干，说他有意卖国恐怕不符合事实。核心是他没有现代国家、现代民族的概念，他认为满族是外国人，满洲、蒙古不是中国，把那块地方交给别人管理无所谓，反正不是我们的。这当然不对，真是人家的土地，你更没有资格随便转让。从这些事例看，他的思想水平有多高呢？
所以我说，要正确评价孙中山，就要站在国家社会的进步的立场，不要拜倒在某个人脚下，也不要党派史观。国家的进步，社会的进步，所有言行是不是对此有利。另外不要有英雄史观，客观地看，拿出材料讨论，就知道他是怎样了。
后期他的那些作为更加是受到苏联的蛊惑，有时他的水平之低是惊人的。比如1925年，他北上与段祺瑞商议如何解决国家当前问题。在广州的告别会讲话时说，今天来听讲的有武学堂的学生也有文学堂的学生，将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的学生都看成党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没有想过教育是有独立性的，大学不是工具。
再简单讲一下蒋介石。
怎么看蒋介石？过去贬得他一无是处，现在倒过来有人说他如何了不起。两个极端都没有跳出党派史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干扰。客观地看，蒋介石的主要贡献有两条：第一坚持了抗日战争，他是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领袖，这条不能否认。第二他促进了台湾的转型。我们过去说蒋经国是台湾转型的一个关键和主要人物，这是对的。但是蒋介石也有他的贡献，一个他坚持地方自治，县一级坚持民主选举，县长由百姓一人一票选举；后来到一人一票选直辖市市长，这条很重要。最初选举国民党有黑金等胡来，有些选出了不是国民党的领导人，他接受了。这就很不错。那些不是国民党的领导人被选出来，就有机会锻炼。光读书，没有历练，不可能成为可以安邦治国的政治家。其中有些人慢慢成为反对力量。一个政府没有反对力量监督是很危险的。人也一样，没有人经常提醒、批评就不会进步。一定要有反对和监督的力量。他让那股力量成长起来了，制度上为反对力量的成长奠定了基础。第二，他没有侵犯私有财产，保护了私有制。
其实整体评价蒋介石，从个人来讲，他可以说满身是缺点。私人生活，他有几个老婆、嫖妓等都是事实，但无关宏旨。在这个问题上，数一数民国以来的政治人物，从孙中山开始，很多都不清白。民间也是这样，香港的霍英东，澳门赌王何鸿星，台湾的王永庆，他们有几个性伴侣？另一方面，他搞暗杀、表里不一，都有；是流氓性很强的一个人。杀陶成章，大家都知道。后来抗战胜利后，他把龙云搞下台，手法是很毒辣的。先派兵到云南，控制了所有军事要地，然后下令免去龙云的省主席职务，调到重庆做军事参议院长，给你一碗饭吃。他把党内元老一个个打下去；不同派系的领袖，一个一个地收拾；他是很懂得耍流氓手段的。国民党内元老很多广东人，但后来做汉奸的不少，其中一个原因就和蒋介石排挤他们有很大关系。他上台后打了多次内战，跟共产党打得死去活来，还可以说是因为政治分歧，但和阎锡山中原大战，和李宗仁、白崇禧打等等，都是出于私利、小集团利益。也不要盲目歌颂黄埔军校；黄埔的思想教育是很落后的。大家不知有没有看过《1925年前的蒋介石先生》，那本书的资料非常丰富。
作为一个政治家，蒋介石各种各样的作为很多，有些很糟糕。但他除了坚持抗日战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维护了私有制。
中国历史走了那么大的弯路，现在回到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恢复私有制，恢复市场经济。这样经济就发展起来了。国家要安定下来，一个要在法治基础上保持稳定，再加上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没有一个就没有另一个。一定要有财产所有权——资金、货物的所有权，才能进行交易，不然的话，市场经济无从谈起。蒋介石始终维护这一条。当然也有垄断企业。
过去我们讲的四大家族，其实是政治语言，政治宣传的需要。陈立夫下台后在美国养鸡，怎么会是垄断家族呢？宋子文的全部档案公开了，我去看过，最后审计，他的财产不过八百多万美元。这里包括了他离开大陆后各种经营收入，他是很有经营头脑的，算比较有钱的。孔祥熙是贪污的。蒋介石本身没有太多私产。他也不需要，国库和他的家库差不多，他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但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他贪污的证据。
中国的革命党，很勇敢，号称为了工农的利益，彻底没收私有财产。财产是公民自由的基础。过去讲没有钱就没有发言权，其实没有钱就没有自由；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经营自由，整个国家就发展不起来。经过那么多年，死了那么多人，经过那么长的专制统治，国共两边都杀了很多人，说到底这就是维护私有制付出的代价。以后子子孙孙一定要记住，不要侵犯私有制，不要侵犯自由。
蒋介石私德不好，政治方面也不行，但他恰恰是对外抵抗侵略，对内维护私有制的代表人物。抵抗侵略，作为军事统帅他有很多错误，包括淞沪战争，南京保卫战，战术上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地方，战略上是错的。精华都牺牲掉了，不应该这样打，要及时撤退，保护自己的兵力，蒋介石没有统帅的水平，这是一个。另外军事上他有很大的问题，跟他专制性格有关系，一直越级指挥，造成很多的错误。由于他领导下的政治、军事的腐败，造成1944年的大溃败，这是很丢人的。1943年以后同盟国节节胜利，在这样的状况下，日本军发动湘桂战役，一下子南边半壁江山丢掉了，四十几个机场全部被扫掉，多年来没有丢失的湘南、粤北和广西大片土地丢掉了，一直攻到贵州的独山。败得很惨，很可耻，那么腐败，不堪一击。但无论怎样，他到底是坚持了抗日战争。他这个人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的状况，中国就是这样。
总之，不要把这些人当成个别人，而是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展的标志，从中吸取教训，不是追究某一个人。
我想简单讲到这里，留一个小时与大家互动。
【提问部分】
提问一：我提一个问题，谈到辛亥革命，我们不能越过清末新政。最近我指导老师上课，对教材中的几句话产生质疑，说清末新政1904-1905年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经济社会习俗文化，包括刚才袁先生讲的一些律例。课本有一个评价，说这些有一定作用，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没有触动根本的政治制度。我感到非常奇怪，我们1978年以来的改革实际上也没有触动政治。另外讲到预备立宪，说皇族内阁是骗局，革命必然爆发。我们反顾历史的时候应该多一点思考。这里是不是有个政治制度问题。刚才我非常赞赏袁先生说到那拉氏在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个非常开放的人物，我想1898年如果没有那拉氏支持，《定国是诏》是不可能发布的。那拉氏镇压了戊戌变法，我们的教材说这场改革触动了那拉氏的利益。我想是改革触动那拉氏的利益，还是改革可能使中国出现大乱？我甚至认为那拉氏推动了这场宪政运动，只是孙中山没有给那拉氏机会。想请教袁先生关于那拉氏。
答：慈禧的历史评价要分三段。
第一段是从她1861年上台到甲午战争以前，这一段她有功有过。
最初她的文化水平很低，连写汉字都有很多错别字，有原稿为证；而且她很狭隘，打击恭亲王，这些是很错误的。但另一方面她是支持洋务运动的。洋务运动——当时的改革假如没有慈禧的支持是根本办不了的。包括办厂，修铁路，所有提到的洋务运动的举措都是有慈禧在后面支持。那个时候有少数先进分子认为要触及根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制度，政治上开国会。这些当时提出来了，慈禧没有采纳。甲午战争前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第二段是戊戌变法期间。变法不能狭隘地看作103天的维新，而是甲午后就在推行了，很多事情都在着手，具体就不说了。到了真正那103天进行维新时，康有为的作为是很有问题的。他在那群领袖里面是年纪最大的，但他没有政治经验。他只在家乡的自治机构做过一个委员之类，所以很多想法很幼稚。最不应该的是把慈禧看作维新的对立面。其实根据现有的记录，光绪经常到颐和园向慈禧汇报，和她讨论，得到她的支持。所以整个维新都是在慈禧的支持下进行。但是，当时康有为提出的一些主张是荒唐的，比如要改元、易服。年号在一个专制王朝是一个根本，能随便改吗？易服，剪辫，这些都是无关宏旨的东西，但在当时体制下是动不得的。而他热衷抓这类东西。最荒唐的是将礼部的六个堂官打下去，震动全国。保守官僚一个措施不对就全部换掉，能这样干吗？更荒唐的是他想依靠袁世凯和民间的武装包围颐和园捉拿慈禧。现在的研究证明确有其事。这是激起慈禧发动政变的主要原因。所以谁毁掉了戊戌维新？主要责任在康有为。
戊戌政变之后维新到义和团事件这一段，当然有些维新措施在继续推行，但根本上保守势力占上风，所以才有义和团事件。义和团事件是彻头彻尾反动的，现在还有人说它是革命，有进步意义，那完全是意识形态起作用。凡是工农干的都要歌颂，所以太平天国要歌颂，义和团也歌颂，非常荒唐。
第三段，义和团事件后，慈禧在那么多教训下，转过来支持实行新政。这是了不起的。新政不是04年才开始的，是01年义和团事件后就开始了，说现在要开始变法，实行新政，让大家提议应该怎么变。那十年是二十世纪中国最辉煌的年代之一。
有个叫任达的美国历史学家写了一本书叫《新政革命》，讲日本怎么帮助中国改革。他的结论是新政是一次革命，清末新政对中国的影响比辛亥革命要大。从制度建设上确实是这样，举几个例子就知道了：一个是教育革命，废除科举。第二个是司法制度改革。原来司法与行政是统一的，慈禧将它改掉了，推行新的司法制度，连法律都改掉了，采用大陆法系，影响非常深远，第三个，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了，1906年后预备立宪做了大量事情。宣布从1908开始，用九年时间，到1916年实行宪政。假如社会情绪稳定，真的九年实行宪政，真要谢天谢地。要是现在宣布九年预备立宪，到时实行宪政，全国肯定跟当时一样到处敲锣打鼓庆祝。
她有实际的行动。研究地方史的都知道，直隶、浙江、江苏等地，当时都按三权分立体制建立基层政权，议会系统逐步建立起来。这不是革命？是革命。不要轻视，要将眼睛盯着制度建设。特别是要认识现代社会各个国家是大同小异的，以民族特点来抵御，不接受现代制度和文化是很荒唐的。现在有些人如新左派、国学派就是这样鼓吹。所以对新政不要简单否定。
提问二：从中国近代史的走向来说，是从专制走向民主，正是由于这两种体制的对立性，造成多年的暴力革命。但实际上这两种体制中间有个折衷方案，君主立宪制。我想问，我们中国历史有没有这种可能，君主立宪是不是一种好的政治取向？另外，对袁世凯你比较肯定，假如说君主立宪是一种比较好选择，可不可以说近代史上把握这个机遇最好的时机是袁世凯时期？我们学了历史得出的看法，袁世凯是清代史是既享受来自清代专制的恩惠，又享受到辛亥革命开创的民主体制的实惠的人，但这个历史转折机遇期当中，他又没有把握好，所以他实际没有享受到两个体制的最大实惠，又没有把握到机遇的政治人物，而不是一个受历史称颂的政治家？
答：中国为什么不能通过和平转型实现君主立宪？皇帝是少数民族，又不肯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根据胡汉民自传的说法，当时大家接受的就是反满，其它的东西一般人是记不住的，就是反满。你看辛亥革命胜利后的文告和宣言，讲民主共和的不多，基本都是讲大汉江山光复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说到底，社会发展来看，在原有基础上逐步进行改革是最好的，代价最小。假如原有的基本架构推翻重新建立，代价非常大，必然经过一个大混乱的时期。这方面要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清末连孙中山都把满清看成外国人，一再讲这是外国人统治，梁启超反驳，说满洲是明代的建州，满人是明代臣民，为什么你要说他是外国？这是内乱，不是外敌入侵。梁启超的观点比较符合实际。
袁世凯有很多建树，民国后和清末新政他都有建树。二十一条他是抵制的，谈判中实际达成协议只有十来条，第五项他根本不加讨论，里面就去掉七条，被迫签字后他马上召开地方和中央官员会议，怎么对付这个局面，结果这十来条（顾维钧说是九条）也没有一条真正实现。战后日本首相吉田茂写《百年激荡史》也说，二十一条徒然增加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增加了日本的骂名，没有实际的效果。袁世凯不是卖国贼，历史已经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内政方面，起初他想维护民国体制，但他碰到一个对手，国民党。国民党千方百计牵制他，牵制无所谓，但有些做法错了。比如，《临时约法》的制订是很荒唐的。民国初年十来年的政局所以发生那么多混乱，根源在《临时约法》，府院关系不清，府院之争源于临时约法。另外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的关系不清楚，违反宪政体制，立法权独大，行政不满意立法的话不能解散立法重新投票，让公民作出抉择。没有这一条，不能通过选举让人民审判究竟谁对谁非，造成的恶果一方面双方对立无法解决，另一方面是议员腐败，非常腐败，最高的表现是曹辊贿选。政治体制中宪法文件搞错了，后患无穷。《临时约法》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所以歌颂《临时约法》，歌颂护法战争，是大错特错了。
提问三：我的问题是两个：一，革命党在革命的时候起的作用比较大，但怎么会成为一种对革命的崇拜，因为无论是革命党还是后来的国民党共产党，都有一个放不下革命的问题，为什么要把革命当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而忽视了社会的建设？再延伸一点，临时约法就算他写得好，在当时民国那种社会状况下实施得了吗？二，金观涛的书《观念史研究》，方法很独特，把每个年代出现的词汇统计起来，看社会的进步。想听听袁老对这本书的评价。
答：革命为什么变成革命教，革命崇拜？我想主要是把国家和社会困境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简单化。
一个文明古国，又是在儒家文化长期熏陶下，以华夏之邦、天朝上国自命的大国，怎么一下子变为外受欺凌，内部民不聊生的弱国呢？出路又在哪里？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精英反复寻找答案。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一切问题归咎于洋鬼子侵略。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共两党都高喊“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把列强一锅烩，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你有这样的能力吗？如果有足够实力为后盾，不必挥动拳头或刀枪，通常在谈判桌上就能收回利权。如果实力不够，更要利用矛盾，伸张正义，维护主权。可是，这个口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凝聚力。九一八事变以后，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那就很正确和有力，赢得国内外赞同了。
反帝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的？1943年，中国与各国新的条约建立后，不平等的条约都取消了；1945年将日本打败后，反帝的任务是不是完成了？1946年的中美通商航海条约是好的还是坏的？是不平等条约吗？你想想，要是今天有那个条约的话，中国领导人会高兴得跳起来了，贸易、通商领域我们想要的，里面都有了。
还要冷静想一想，中国贫穷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掠夺还是自己不争气？帝国主义掠夺当然有。输入鸦片罪大恶极！但是，认真研究中国近代史就会知道，中国经济没有发展起来，关键在自己内部没有改革好，国民没有充分的经济自由，相应地没有良好的政治制度足以保障公民的权利。
此外，我们把反封建归结为一个土地问题，对吗？
杨奎松教授有个很重要的学术成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第二章总结了学术界多年研究的成果和他的新探索，以丰富的数据，提出一些很值得重视的论点。例如：
1.“以往关于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大约70%~80%的土地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要把地主和富农分开来，地主中又要区分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中国土地占有情况是以小地主为主。“小地主不过是些‘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而已。他们和多数农民并无多少差别……他们中许多人和极少数军阀官僚大地主，未必有着一致的阶级利益。”
2.“近现代以来并不存在土地日趋严重趋势”。“中国近现代农村依旧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而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等“周期性地分解着大地主，并持续不断地在小农中间制造着小地主”。总的趋势是农村土地更加分散而非更加集中。[2]
中国社会要转型，大土地占有，应该解决。但焦点不在这里。中外社会转型，关键都是人的解放。多年来我反复讲，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在哪里？在严复的两句话：“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中国盛衰的命脉在于“自由不自由。”[3]
有人问，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没有民主政治也能发展那么快？我说很简单，一是稳定下来，不折腾了，二是恢复了部分自由。百姓种田可以不听县委书记指挥，农民可以自己当家作主，有了这样的经济自由就有饭吃了。在城市里恢复经济自由，可以创办企业，中国经济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现在经济自由还没有完全恢复，还有国进民退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很清醒来看。
把革命口号与民粹情绪结合起来，和民族情绪结合起来，有很大迷惑性。特别是年轻人，听到控诉帝国主义，控诉地主、资本家，很容易热血沸腾，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一个国家要成熟起来，现代化要真正实现，公民就要理性化，避免思维方法极端。真正用自己的头脑去想问题，敢于怀疑和辩论，根据自己的认识判断，不要走极端。在座各位的教师责任很大，要教会孩子们和社会公民都要持这样的态度。不要极端，要中庸，中庸不是平庸，而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地思考问题。
金观涛的《观念史研究》是一部好书。学术研究，有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新的史料，都会出新成果。《观念史研究》就是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新成果。
提问四：对三权分立你的评价很高，想请你谈一谈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否变为真正的三权分立制度？
答：我想中国转型的最好方式，就在现有的架构上改革，慢慢一个现代政治制度就出来了。人民代表大会过去讲它是共产党的橡皮图章，一点不冤枉。但是现在正在变。以广东来说，现在的人大代表会议批评政府毫不客气，政协会议也一样。同时，现在政府官员开始学会听取公民意见，接受监督，这样一种基本素养很多人开始具备了。
所以，在原有的不满意的事物里面，要看到它转化的可能，里面合理的因素会慢慢发展起来。共产党一再讲人民要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根本不用变，落实就行了。不断实践，慢慢落实。现在比较安定，大部分人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实惠，要打破这个局面，不利，没有必要。乱起来饭都没得吃，怎么办？所以，就是要在原有的制度上改革，人民代表大会会变为真正的民主制度，会名符其实。但是时间可能长一点。
另外，司法腐败大家意见很大。但是现在的民间监督力量成长起来了，一出现司法不公等各种问题，马上全国议论纷纷，所以它也要改革。大家应该关注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究竟怎样。假如改得比较理想，司法会前进一大步。就是通过一项一项的改革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中国最理想的道路，也是最可能实现的道路。不要把当前的局势看得一片漆黑，要比较冷静看到它的黑暗面与光明面，那样就会比较乐观。
提问五：您强调私有制是公民自由的基础。那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及改革前中国经济的探索？
答：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十九世纪是件大事，是对资本主义黑暗面的抗议，是正义的呼声，在当时有伟大的意义。所以应该肯定它诞生时的价值。但另一方面，由于条件限制，有些观点走向极端。条件变了，不要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要学习邓小平，时代变了，有些东西不适用了，就不必纠缠。世界上从来没有全知全能的圣人，没有谁的话可以一成不变，管几千几万年的。
提问六：刚才你讲到私有制的问题。我对你所讲的历史上的私有制的观点是接受的，但我有个不太恰当的顾虑，最近三十年尤其二十年现实造成很多国有资产被私人占有，现在鼓吹私有制，作为历史真理会不会给现实造成一种让那些私有化合法化？让百姓受苦？
答：第一，对网上传的资料要冷静分析。说百分之几的人而且大部分是高干子弟占了90%存款，占了多少社会财富，造成社会严重不公，这个材料就应该分析，恐怕站不住。民粹主义是很麻烦的，还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用中国传统文化说事，说中国怎么了不起，为什么一定要学西方，我们另搞一套不是很好？他不知道现代文明全世界基本是一样的。经过千百年来人类积累下来的好东西我们都要，其中也包括中国人的智慧，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就吸收了中国科举制的智慧。
民粹主义，拼命讲多数人怎样。你为多数人说话，请拿出经得起考验的数据来。当然有些太子党和大大小小官二代利用特权发了财。但是，一方面有官二代太子党发了财，另一方面，有没有平民百姓发财？黄光裕是什么人？赖昌星本来是个流氓烂仔，他也发起来了。
对私有财产要有这样的概念：一，不要夸大它的负面现象。二，现在的私有企业是不是百分百真正私有？它经营过程中，增值税17%给了国家，利润的25%也交给国家，如此等等，私企对社会和国家都有很大贡献。所有这些企业，即使是官二代的，只要继续经营，对社会就有贡献，是行善不是作恶。资金取得当中有不合法的可以揭露，要是没有超过追溯年代可以依法处理；要是已经过了就继续经营，但从现在要守法，一违法就要追究。
另外，所有这些财产，是交给政府管还是企业家管比较好？企业家管肯定增值更快，发展更快，对社会更有利。官僚管一定是腐败的，会有很多问题，对国家不利。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民营化道路。
还有一个观点：不要怕人家发财。无论谁发了财，能怎样使用？只要它留在中国，仍是社会所有的资金。所以政治家要创造一个环境，让所有的资金留在中国，让国外资金也要流入中国，中国就发展起来了。不要怕。政治家要高瞻远瞩，要有这个魄力。有些人从民粹出发，主张征收遗产税越高越好。在我看来，中国不应收遗产税。为什么？香港不收遗产税，听说已经有十几个国家不收遗产税，中国大陆要是收，资金就会跑掉。香港原来收遗产税，结果一些人很狡猾，在一个小岛上注册一个基金，财产都去了那边；后来香港聪明了，废除这个税种，资金就留下来了。
过去理论上有个错误，老是强调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对立。当然他们有对立的一面，但有没有共同的一面？事物有多方面，怎么光看到对立的一面、就不看到共同利益的一面？假如没有老板的话你有饭吃吗？很简单。现在科技发展，出现了人力资本的新概念，我掌握了很多知识，水平高，有创新产品。我光凭技术就能拿成数不等的股份。行即使不这样，本身技能比较高，又是稀缺人才，也能拿到高薪。所以我们要着眼发展教育，让孩子们掌握越来越多的知识，更重要的，让他们学会创造，学会批判和怀疑，在中国涌现一大批创新人才，那些才是中国的发展之福。
最后，即使有些老板很苛刻，超出他们一家和后代生活需要的资金实际是社会资金。有些有远见的老板就成立各种基金会，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一些官员有点蠢，老给基金会设置很多障碍。广东开始带头让民间基金注册，要是我们的政治家、官员都这样，眼光长远一点，把有钱人留在中国，成立大大小小基金会，对社会的发展非常有利。所以不要散布私有财产恐惧症，不要盲目散布导致社会对立的意见，那些很可能是陷阱。
[1] 西南政法学院函授部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制建设资料选编》第一册第70页，1982年2月重庆版。
[2]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第105—16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南昌版。
[3]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第17、2页，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版。
（刊登于《中学历史教学》2012年第1-2期，本文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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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成败得失
(2012-02-02 00:43) 转载▼
标签： 杂谈
分类： 论述
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成败得失
——答《新史记》高伐林
（2011年10月3日，高伐林先生不耻下问，提出以下8个问题，要笔者回答。这些都是当前辛亥革命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每个问题都应撰写专文，才能说透。不敢拂逆高兄盛意，不揣浅陋，畧献刍荛；不当和不及细论之处，敬请高兄和读者指正和原谅！）
◆站在今天的高度，如何给辛亥革命定性？对眼下“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论”、“未完成的自由民主革命论”、“在特殊有利条件下偶然成功的排满民族主义革命论”这种种说法，您的看法如何？
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历史研究，需要的扎扎实实搜集材料，认真分析；在概念上绕圈子，没有多大意思。
辛亥革命有两个定性简单明了，是多数史家的共识：
就历史任务而言，辛亥革命是“未完成的自由民主革命”。
就思想动力来说，它是“排满民族主义革命”。
胡汉民说得好：“同盟会未尝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1]
当年各省“独立”，打出的旗号大都是“大汉军政府”，“光复”之类，足以证明此言非虚。而最好的注脚则是孙文自己的言行。1912年1月12日，清室退位，15日孙文居然率文武百官爬上紫金山去拜祭明太祖朱元璋，宣读祭文，说辛亥革命大功告成的原因：
“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2]
以朱元璋驱除蒙古人、光复汉族皇室事业的继承人自居，滑稽有趣之余，充分袒露了这群人的内心世界。
1912年3月31日，孙文干了三个月临时大总统，要下台了。他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上发表演说称：
“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3]
于是，他把修铁路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和实现民生主义的中心环节。
这些言行强有力地证明，孙文革命活动的最根本的动力，是光复汉族河山，把他说的“外国人”即“鞑虏”赶出关外。不但民众接受的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连孙文这样的革命主要领袖也未能免俗。这些言行同时证明他对民权的理解是十分肤浅的。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界定，最不靠谱的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论”。
“软弱”表现在哪里？
胡汉民说：“故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和议。逆之而行，乃至不易。……而亦为当日失败之重要原因也。”[4]
保障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是人性的本然。武力反抗暴政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南北议和是人心所向。孙文及其支持者在协议基本达成后，仍然冀图不惜代价借外债发动“北伐”战争，受到各界同胞抵制，是对错误决策的正常反应。由于革命派信誉度不足，借不到外债，无法支撑他们延续战争，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和议。要是说被迫接受和议是软弱的话，那是政治家的过错，与“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何况这些政治家也是无可奈何才接受和议的。
作为参与这一历史事件的政治家，胡汉民责怪“民众心理”导致辛亥革命失败，无非证明自己缺少反思精神。
而就理应客观地观察历史现象的学者而言，南北议和，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本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反过来据此贬斥革命派软弱，鼓励不顾实际情况和后果去走极端，也是不足取的。
史家中有些人持这一说法，则旨在证明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高明，共产党比同盟会——国民党正确，指责后者不敢发动工农，因而不敢和不能把战火烧遍全国，导致辛亥革命失败。
这一论调其实是昧于实际情况的宣传语言。
当时工农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帮会或绿林好汉。辛亥革命，有数以百万计的“民军”卷入大潮，他们就是被革命党人引入城市的工农。1911年9月7日开始围攻成都和其他城市的“保路同志军”，不就是袍哥领导下的工农大众吗？其他各省的“民军”情况大同小异。不过，这些民军为推倒旧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同时，也以破坏治安、祸害百姓著称于时。
其实，横看当时中国各阶层，最强大的是资产阶级。竖观百年中国史，辛亥前后亦是资产者影响最为强大、独立性表现无遗的年代。
武昌起义，冲锋在前的是新军，而稳定社会，支持革命战争的是商会和资产阶级。
“武昌首义期间，商会、商团资助民军经费达100多万元。……部队膳食支出，由商会垫借五万金，分配作临时食费。汉口商务总会筹巨款供招新军一镇之薪饷，还推举商董四员专业军需，接济粮台。”“当时民军主力集中用于战事方面，商团则维持社会治安，日夜操练，荷枪实弹，昼夜梭巡”。[5]
军政府组成后，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负责民政工作，大批商人参加工作。
没有商会和商人的支持、帮助，武昌起义后武汉三镇的局面不可能那么快稳定下来，革命战争也很难坚持下去。
各地的商会都是商人自主、自治的组织，有的实际上是当地的自治政府。例如，1905年成立的城厢内外总工程局（1909年6月18日改称上海城厢内外自治公所）就是一个地方自治政府，而且参与了上海起义的全过程。其他宣布独立的各省商会也普遍参与了“光复”大业。军阀混战之际，军队流窜各地，保护地方，维护治安，免遭蹂躏的重责，通常也是由商会及其自治武装——商团承担的。
当时断送建设现代民主自由国家伟业的是那些眼光短浅的政治家。他们玩弄政客伎俩，争权夺利，把从实际情况出发，巩固和完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保障公民自由的大业置诸脑后。资产阶级不应该成为他们的替罪羊。
◆对于中国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而言，辛亥革命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功，哪些方面遭遇了失败？您曾提到，中国转型艰难，“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自身的缺陷。这与缺乏法治传统息息相关，国民党和北洋实力派，都没有牢牢树立法治观念，而把夺取政权放在第一位”。现在有这样一种议论，认为未能施行法治，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法治不适合当时的国情，各方首先是试图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但屡屡碰壁。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不能“牢牢树立法治观念”？
袁：辛亥革命有三大收获：
1.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2.言论自由。
3.三纲坍塌，宗法专制的思想体系开始瓦解。
失败则在这些收获没有巩固下来。主要原因是北洋实力派和国民党都没有牢固树立法治观念。他们口头上也讲法治，但行动上往往背道而驰。例如：
袁世凯居然成立军政执法处，不经司法部门肆意抓人、杀人。
同盟会和国民党呢？1，动辄暗杀或捕杀和自己意见不合或被怀疑为政敌的人：陶成章（光复会领导人），陶骏保（革命军江浙联军参谋长）、黄远生（民初最著名的记者）、夏瑞芳（商务印书馆创始人）等都先后死于他们枪下。
2，一不如意，就起兵闹事，用枪杆子解决矛盾。“二次革命”，“护法战争”，“北伐”，“东征”，“国民革命”，直到政权夺到自己手上为止。这些行动都被美化为不容置疑的“革命”，一一检视，大都是权力或利益之争。
任何一个制度的建立和巩固都有一个过程。清末实行新政才开始建立新式法院系统，民国成立后，继续推广，但马上碰到一个问题：人才不够。司法总长梁启超不得不下令收缩。他说：
“故立宪国必以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我国之行此制，亦既经年，乃颂声不闻，而怨吁纷起，推原其故，第一由于法规之不适，第二由于法官之乏才。……今当草创之际，难期速成……其筹备未完诸地方，则审检职务，暂责成行政官署兼摄，辟员佐理。模范既立，乃图恢张”。[6]
这些情况多半出现在边远地区。除此之外，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有法院之处，都应该和可以立即实行的规则，而没有所谓“国情”的差别。国情特别论不过是专制统治者或暴民掩盖其非法行为的藉口。
通过司法过程解决社会矛盾，通常会比较缓慢，但换来的是逐步养成人人依法办事的习惯，社会赖以长治久安。以宋教仁被刺案来说，当时司法审判为什么不能正常进行？人们指责当局拖延。事实如何？
1，主要犯罪嫌疑人或死或逃。
刺杀宋教仁的主凶武士英和这次暗杀的组织者应夔臣，都在在法租界关押20多天后移交给中国当局。前者6天后却离奇地在拘押的军营暴毙；后者竟然成功越狱。另一主要嫌疑人、国务院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在宋教仁被刺后第六天（3月26日）逃离北京，遁入青岛租界，而德国当局拒绝引渡。
当时控制上海的是国民党要员和青帮大头目陈其美。人们普遍认为上海接连出现的犯罪嫌疑人暴毙和越狱的戏剧，是陈其美操纵下演出的。洪述祖逃逸则可能与赵秉钧有关。调查清楚有关案情，作出公正审判，正是司法机关责任所在。缺席审判，世所常见。这些都不是中断司法进程的理由。
2，由地方法院审理，还是组织特别法庭审理？
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主张组织特别法庭审理；袁世凯复电同意。但是应夔臣的辩护律师认为此举违法。司法总长许世英也认为组织特别法庭没有法理根据，不惜以去就力争。司法部致电上海地方审检厅说：
“宋前总长为民国伟人，本案审理自当格外慎重，程都督拟组特别法庭，即系此意。惟与《约法》、《编制法》不符，碍难照办。本部斟酌再四，仍应由该厅负完全责任，审理所有一切。……该厅即速依法进行。”[7]
上海地方检察厅亦已着手传讯有关人员。就程序而言，没有问题。
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确实比较缓慢。从1913年3月20日刺宋到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不足四个月，中间波澜迭起，并不奇怪。无论有什么障碍，如果国民党方面坚持遵循司法途径办理此案，民国政治史就会重写。
当时全国各界异口同声，呼吁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宋案，实行法治，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最大的“国情”！可惜，但孙文等国民党领导人充耳不闻，先是冀图暗杀袁世凯；继而不顾党内外反对，不自量力，一意孤行，发动“二次革命”，冀图用枪杆子决是非，法治进程因此中断，一个多月后，全军覆没。由此可见，出现这个局面，不是由于“国情特别”，也不是民众水平低下，而是国民党领袖尚未告别草莽英雄的气概，染上革命幼稚病，抗拒法治，从而造成这样的恶果。
应该指出，这是各国革命党人的通病。纠正这些领导人的错误所付代价的大小，则与法治传统强弱有关。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辛亥之后数十年的乱局，人们追溯到与《临时约法》的严重制度缺陷有关，而这又是南北矛盾“因人设制”的结果，引发一波又一波严重政争与分裂。您对《临时约法》如何评价？
袁：1925年，民国元老熊希龄、和胡适、马君武等8人曾联名沉痛地指出：“民国十三年来之战祸，全由于《约法》之不良。府院之争、行政立法之争，无非《约法》所致。”[8]这是身历其境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可以说是经得起推敲的定论。过去，史家们由于深陷意识形态陷阱而不觉，没有注意他们这一重要经验总结。
去年（今年一月发表）笔者曾撰文系统分析《临时约法》的弊端。[9]概括起来，要点是：
第一，制宪机构代表性不足，程序也有问题。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成立的法理根据是1911年12月3日议决公布施行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孙文和袁世凯都是依据这个宪法文件当上临时大总统的。这个文件当然很不完备，但是，制定更完备的宪法文件需要智慧、知识和足够的公信力。当时聚集在南京的17省代表恰恰忽视了这个重大问题。1912年1月28日临时参议院宣布正式成立，它是由各省军政府各指派三名代表组成的，共有参议员42名。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根据《参议院法》，临时参议院改为每省区派出代表五人，原则上由省议会选出，参议员人数增至122人。为什么不等待参议院更加完善或正式国会选出后，再来制定这么重要的文件？
与此同时，制定如此重要的宪法文件，却把当时最大的实力派、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方面的代表排除在外，其公信力和未来实施的保障都不无疑问。
而从程序上看，也有问题。《临时约法》是1912年2月6日开始审议，3月8日通过的。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14日，临时参议院接受孙文辞职；15日，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审议开始后，袁世凯已是当选总统，却从未征求他的意见，也不由他签署公布，却授权已经被参议院批准辞职的总统在3月11日签署公布，这是世界宪法史上极为奇特的现象。
第二，动机不纯，过程粗糙，学识不够，缺陷很多。
《临时约法》按其内容来说，要点是把已经付诸实施的总统制突然改变为内阁制，釜底抽薪，削掉袁世凯当选时按规定应该掌握的大部分权力。由于动机不纯，这个文件制定非常匆忙，从推定起草人到三读通过，只费时37天！加上文件起草人学识和实践经验都不足，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建设考虑不周，且没有广泛征求各方和广大公民的意见，最后通过的文本漏洞和失误不少。
综合众多中国宪政史学者的研究，主要缺陷有如下五个：
1.名不正。
究竟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
它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俨然实行总统制；签发这个文件的孙文1918年与参加“非常国会”的议员谈话，仍然认为：“约法规定为元首制。”[10]。但它又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从而任何国务员（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均有否决总统决定的权力。可是，作为内阁制去运行，它又没有建立相应的必不可少的配套制度。诸如此类的缺陷，为日后政争埋下了祸根。
2.没有确立保障公民自由的制度。
《临时约法》的起草人，大都是留学日本尚未完成学业的年轻人。他们勇气可嘉而学养和从政经验都十分欠缺。这些20世纪初活跃在东亚最大国家的革命者，与第一部现代成文宪法——18世纪的美国宪法制定者的素质差距实在太大了。他们没有认识到自由对人类发展的关键作用，没有像美国先驱们那样在宪法上写上：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11]
他们跟在日本人的屁股后面照搬大陆法系，在列举一堆“人民得享有下列自由权”之后，加上一条“得依法律限制之”的尾巴，从而为执政者制定剥夺公民自由的恶法打开后门，让此后的中国史平添不知多少苦难和血泪。
与此同时，它没有解决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行政当局肆意侵犯公民的自由，甚至拘捕公民，受害者通过什么途径保护自己？《临时约法》一公布，留英归来的法律学者章士钊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建议应该仿效英国建立人身保护令制度，权利受到侵犯的公民或其亲友，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强制有关机关把被拘留者移送法院，依法审查拘捕是否合法和依法办案。
3.国会与总统没有互相制衡的制度，是一个残缺的内阁制。
早就有学者指出：
“盖纯粹内阁制中有两权焉：一为不信任案通过权，一为解散国会权。前者为国会借以监督行政之利器，后者为内阁抵抗国会诉诸人民以求公判之唯一途径。……而《临时约法》皆无之，不可谓非《约法》之大缺憾。”[12]
由于行政当局没有国会解散权，国会议员肆无忌惮，随之而来的是两大恶果：一是行使职权时不顾后果，一意反对。另一是自身的腐败愈演愈烈，最终以曹锟贿选的丑剧宣告自己的灭亡和国家更大的悲剧的开始。
4.总统与总理各自的职权和相互关系不明确。
袁世凯可以利用“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的规定，指挥一切。而袁世凯逝世后，段祺瑞当总理，也可以迫使黎元洪沦为盖章总统。当黎氏心有不甘，冀图反抗的时候，总统府和国务院权力之争的终于导致张勋复辟。黎氏之后，府院之争也史不绝书，成为民国乱局的一大根源。
5.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可能原先的估计，正式宪法很快就要制定，没有考虑会出现很多复杂的情况，根本没有提及违反《临时约法》的争议如何解决。等于建好一座大厦，却没有配备消防设施。
说到底，这是革命幼稚病发作，使出一个连环计，把一手交出去的权力，换个手要回来。
这些失误，一直影响民初政局的发展，直到1928年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建立党国体制为止，是各项纷争的制度原因。
◆李泽厚先生最近再次延续他“告别革命”的思路，在接受采访时说，要“告别辛亥革命”。余英时先生则认为，没有什么“清末新政”，清廷并无真正改革可言，所以逼出革命。您说过，晚清的当政者“是否能顺应历史潮流而采取改革与其步骤，这才是关键点。如果在改革步骤上跟得上历史潮流，中国转型的成本就不会这样高昂”。请问您对清末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怎么看？
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00年义和团事件，60年间付出巨大代价，解决了一个问题：中国要不要学习西方，接受现代文化？
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进行了四大改革：
1.教育改革。废除了科举，建立新的教育系统，学习内容与现代文明接轨，不再局限于中国传统的经史。
2.司法改革。断然废弃传统的中华法系，接受大陆法系，制定新刑律、新民律和民事刑事诉讼法，取代行之已久的《大清律例》；相应地着手建立独立的审判厅系统，取代传统的司法与行政统一的体制。
3.启动官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宣布自1908年开始为期九年的预备立宪计划。在实际执行中，并非徒托空言。各省咨议局和资政院先后成立，初显威力。取代传统的县知事一元化领导下的宗法专制体系，乡镇至县一级的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正在进行。
4.扫除阻碍工商业发展的种种限制，政府主动推动商会等非政治性的民间团体发展，经济自由日益扩大，促进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
这些改革是重大的制度性变革，不但促进了当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进入民国后后续效应十分明显。那么，为什么会爆发革命呢？
一是对抗、打压群众请愿运动。
1910年初至1911年初爆发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清政府没有顺应民心，当机立断，立即推行民主，实行宪政。反而羁押、遣送请愿代表，只答应提前三年在1913年召开国会，实行宪政。
二是官制改革不进反退，1911年5月8日宣布成立内阁。但是这是一个畸形的“皇族内阁”。内阁成员13人中，满族8人，其中皇族又占5人；蒙族1人；汉族只有四人！于是，士绅和中产阶层对改革彻底失望，从反对革命转向保持中立乃至同情或支持革命。
三是忘记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违反法令，把依法成立的民营川汉铁路公司经营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激起强烈反抗后，又火上浇油，拘押保路运动领导人，开枪打死示威群众32人，终于导致1911年9月7日开始，四川“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等地，内战延续一个多月，促使武昌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乘机发动起义，引发各省独立大潮，大清帝国坍塌。
三项抗拒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导致改革进程中断，重建全国秩序的过程漫长、崎岖，代价巨大。
李泽厚教授痛心疾首，一再直言必须“告别革命”，是他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经验总结，值得人们深思。
◆过去人们只认革命派为进步动力，又批评其“软弱”“妥协”。在晚清辛亥革命的诸种力量中，对立宪派的作用，人们越来越给予肯定；最近又有学者高度评价清廷的“逊位”，认为如果单纯的按照革命党人的种族革命，很可能只是在汉族地域形成一个小中华，而广大边疆，例如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很快就会解体。清帝的逊位止住了解体趋势，把一个完整的帝国移交给共和国。您认为，从推动中国在政治上顺利转型的意义上，革命派、立宪派、清廷等等各有什么正面和负面作用？
袁：高全喜教授对清帝《逊位诏》的法理学分析，说它是中国“光荣革命”的标志，别具法眼，启迪人们从新的视角思考辛亥革命，不失为学术上有益的探索。
不过，愚意以为辛亥革命后，除1987年后的台湾，中国没有“光荣革命”。1987年后，台湾社会转型，被称为“宁静的革命”，确是东亚走向现代化的光荣革命。
翻开世界史，称得上“光荣革命”的政权转移，必须具备两个特征：
1.过程是和平或基本上是和平的。
2.结果是实现了法治，保障了公民的权利，推动经济繁荣，国家进入了长治久安的轨道。
第一条，辛亥革命差强人意，流血不算太厉害。此次革命虽然种族革命的气味很浓，但是，革命爆发后，各方快速调整思路，以“五族共和”取代“光复大汉江山”，除少数城市外，没有出现满汉或其他民族间的冲突，那么大的政治变动，杀戮、流血，不算严重。
第二条则差距太大了。在一个百年来革命和战火频仍，民主、法治尚是奋斗目标的国度，谈论有过“光荣革命”，似乎想象的成分太大了。
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之间的政权转移，主要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实力派三方合力的结果。清廷在三大势力夹击下，顺应潮流，和各方达成和平逊位的协议，让战火迅速熄灭，减少了社会震荡，善莫大焉。《逊位诏》的积极意义应该肯定。
此举多方共赢，对任何一方都没有负面作用。以最激进的革命派来说，它在财政上濒临破产，协议达成正好给了它一条走出困境的康庄大道。
没有《逊位诏》，中国会不会解体？推测意见，见仁见智，可资谈助，实际意义不大。现实情况是除蒙古分出去以外，中国其他疆域基本完整，与同一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土崩瓦解的状况大不相同。疆域和民族的分合，取决于多种内外因素，必须具体分析；一纸《逊位诏》，似乎没有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
◆从文化角度来看，辛亥有哪些方面是与传统决裂，哪些方面延续了传统，而今天，又有哪些方面与辛亥传统断裂，哪些方面是一脉相承？
您曾说过，“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区分”。能否更进一步说明，没有注意这个区分，导致讨论中怎样的混乱和误区？
袁：辛亥革命后，皇帝躲进紫禁城过日子，三纲的制度基础坍塌。自由、平等、民主取代三纲成为公认的是非标准，这是与传统最大的决裂。但是这一条不够巩固，成为后来政治和新旧文化冲突的重要根源。至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其演变是自发和渐进的，无所谓决裂问题。
百年来，中国知识阶层中有些人，老是不承认任何国家要成为现代国家，就必须坚定不移建立现代政治制度——自由、民主、法治、分权制约的宪政制度，现代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教育制度，以言论自由为核心的多元的文化制度；而这些制度不论任何国家都是大同小异的。至于非制度层面的文化，则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本来应该兼容并包，自由探讨，自由演进，自然更替。
可是，有些人混淆文化与制度，一再冀图用自己喜爱的某种思想文化观点去修改现代社会制度。于是，在报刊上一再掀起阵阵波澜。不过，在实际生活中作用甚微。比如，张君劢提出，根据中国的国情，要实行“均贫寡安”的“社会主义”，反对“偏重工商”；梁漱溟反对牟利；而实际生活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愿望前进。现在有些人提出“儒家社会主义”、“儒家宪政主义”之类的主张，更是茶杯中的风暴而已。
这种社会现象有两个特点：
1.一代不如一代。
从康有为到张君劢，他们的政治和文化主张都非常明确。例如，康氏提出要定孔教为国教，国民须“各守名分”，灭掉回教、耶教；在他所策划的大同世界中，无私产，实行计划经济；子民连阴毛都要剃掉，等级分明，严格监控个人的一举一动，做爱也要得到医生同意！国人著书则要交翰林院审定！白纸黑字，毫不含糊。
而甘愿拜倒在他们脚下的当代论者，不但学养、社会影响力无法望其项背，说话也躲躲闪闪，与他们奉为伟大先驱的康有为、张君劢等人直书政见大异其趣。当代儒学鼓吹者除蒋庆提出“大儒”和“帝王”和“圣贤”的后裔拥有否决权的三院制的主张外，谁也不知道其他几位的具体主张是什么。是不是担心亮出自己的具体主张后，会戳穿宪政外衣呢？且待下回分解吧！
2.沦为前现代社会制度的纹饰。
现代社会是有共同标准的。不管主观意图如何，他们的主张和设计，正好符合要抵制社会制度现代化的政治家们的意愿。
可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如此等等，不过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泛起的浪花。历史洪流无情地把康有为及其徒子徒孙冲刷到小港湾中自娱自乐，企盼有人鉴赏。
◆您如何评价晚清大变局中的孙中山、袁世凯等各派势力的领军人物？能否具体阐述一下，他们的思想缺陷如何具体与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有关？我们今天评价这些人物，应该抱着怎样的态度，避免怎样的误差？
袁：孙中山、袁世凯这些人的成败得失，包括我在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已经再三论述，说来话长，不必在这里赘述。
研究这些历史人物，同研究一切历史问题一样，只要坚持三条就能得出经得起检验的学术结论：一是说真话，全面收集和分析史料。二是遵守学术规范，尊重学术自由，在自由探索、自由讨论中推进学术。三是敢于怀疑已有的学术结论，提防掉进意识形态陷阱。这三条中，最后一条最为重要。时至今日，蓄意为某党某派辩护的人自然还有，但公众不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学者。困难在于习非成是，许多错误的结论被一些人认为是不得侵犯的天经地义。其实，学术的发展是永恒的，哪里有什么天经地义？封孙中山为子民只能拜倒在他脚下的“国父”，袁世凯则认定为天生的卖国胚子，是国民党美化党国体制、肯定其威权统治合法性的宣传伎俩；与经过严格证论证的学术结论是两码事。
谈到这些历史人物的失误，有两个原因非常值得重视：
1.传统的重负。
为什么孙中山竟然亲手制定《中华革命党总章》？秘密帮会的传统跃然纸上。从康有为设计的《大同书》到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总是热衷于发明各种剥夺公民自由、抗拒现代文明的制度？他们总是自负地认为自己生长的土地有悠久和辉煌的文化。于是，历史辉煌转化为思想枷锁和抵挡外来的现代文化的堤坝。从孙中山的“毕其功于一役”、毛泽东的超英赶美，到形形色色的谋臣、策士，老是构想出一些超越现代文化已有高度的美妙蓝图，藉以显示中国传统文明和提倡者与众不同，就是不肯首先扎扎实实吸纳现代文明，为释放中国人的创造力建筑兼顾的社会制度平台。
2.抽象的正义和多数人利益。
几乎所有民族都有关于天国的美妙梦幻，但像中国那样风靡几代人，并长期付诸实践的，却世所罕见。那些民粹的论述是人们难于抵挡的。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甘之如饴！后果却是事与愿违，血泪斑斑。
百年来，一个接一个的飞来横祸，都是上述传统包袱加民粹空想共冶一炉为思想源头的。
这些与经济基础有没有关系？说到底，这些都是自然经济的思想烙印，人们分不清空想和实际。在中国彻底融入世界一体化洪流以前，世界公民的眼光很难被多数中国人接受，这些问题还会一再困扰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进程。与此同时，“卖国”帽子可以随时戴到敢于质疑意识形态教条的人们头上，尽管他们与权力和土地不沾边，连卖几平方宅基地的本事都没有！
◆辛亥革命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件大事，各国关注，也纷纷施加影响。中国人最关心的是日本。日本当时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如何？如何影响到后来的中日关系和中国政局的变化？
袁：义和团事件后，列强对华政策有两种对立倾向：一是承认“门户开放”，力图摆脱过时的划分势力范围政策。另一是有些国家不愿放弃已得利益。
辛亥革命后，划分势力范围的举措再次高涨。日俄力图攫取东北、蒙古。英国则觊觎西藏。特别凶恶的是日本。其策略是乱中取胜，支持革命党人、勒索清政府并举，精心计算，谋取最大利益。日本有些所谓民间人士，实际是执行政府政策的工具。
1912年7月8日，日俄缔结密约，把内蒙古一分为二，东部划归日本势力范围，西部则属俄国。英国和俄国则达成蒙古和西藏利益交换的谅解；于是，英国于1912年8月17日发出外交文书给中国政府，反对中国“干涉西藏内政”；10月21日俄国则与蒙古缔结俄蒙协约；西藏、蒙古在他们支持下先后宣布独立。
袁世凯政府成立后遏制了这一边疆独立的趋势和侵略者的图谋。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至1945年战败投降，一直没有实现民主化，逐步演变为军国主义的侵略国家。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乃至日后的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战争，都是这些恶因的发展。这类国家的侵略行为是很难纠正的。而英国这类侵略国，国内实行的是宪政，相对说来，迫使它放弃侵略行径，代价要小得多。
2011年12月2日星期五
刊登于《新史记》总第五期第1-10页（2012年1月出版）
[1]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版。
[2]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95页，中华书局1982年北京版。
[3] 同上第319页。
[4]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60页。
[5] 皮明庥主编：《武昌起义史》第162-163、16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北京版。
[6]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121-122页，中华书局北京影印版。
[7] 朱宗震 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2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善后会议》第388页，档案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
[9]袁伟时：《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了民初宪政》，删节后刊登于《品味·经典》2011年第一期第40-59页；《江淮文史》2011年第3期第4-30页全文刊登；《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双月刊）2011年第4期（7月15日出版）起，以《民初宪政格局再审视》为题，分两期刊发了全文。
[10] 《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442页，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版。
[11] 《世界人权约法总览》第28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成都版。
[12] 陈茹玄：《增订中国宪法史》，文海出版社1985年台湾影印版，转引自《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北京版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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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这样糟蹋传统文化！
(2011-10-28 00:08) 转载▼
标签： 杂谈
分类： 论述
不能这样糟蹋传统文化！
——再评秋风的孔子观
拜读了秋风兄的《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南方周末》2011年6月30日F31版。）和近日在网上推出的《你可能不知道的董仲舒》后，不禁哑然失笑（以下引用这两篇文章，不另注明）。为了神化孔子和儒家，秋风兄横扫王国维、李济、张光直、梁启超、胡适、陈寅恪等大师们百年来孜孜不倦研究先秦史和中国思想史的学术成果！可是，除了惊人的勇气，孔子和儒家没有因而沾光，留下的只是不能这样治学的恶劣个案。
应该首先申明，研究先秦史，特别是西周、殷商和更早的历史，非常困难。金文、甲骨文、考古学、古文献学……必须有扎实基础；得出重大的新结论，应该有考古和文献“双重证据”（王国维语），力求字字有来历，句句有根据。从开创者王国维，到改革开放后使中国大陆殷商、西周史研究重新起步、面目一新的张光直等大师们，就是以这样的学养和学风树立了令后学景仰的典范。海内外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长增高的学者大有人在，但方家们似乎对秋风兄的高论不屑一顾。笔者研究的范围是近代中国，对先秦史顶多是个不合格的小学生，对历时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也仅是略知皮毛，这篇拙作不过是一篇上交老师的习作。学术求真的本性要求谦卑。敢于指出秋风兄的论述漏洞百出，一是说“国王没有穿衣服”的童心尚未泯灭；二是对学问始终抱着敬畏心态，死守说话有根有据的信念，不愿坐视肆意歪曲历史的学风横行。
秋风兄的孔子观依靠的是两条支柱：1.对西周社会的解释。2.对董仲舒和此后儒门弟子状况的估计。
让我们客观、冷静地考察一下这两条柱子的真实状况。
“自由的”西周是怎样打造出来的？
为了塑造“自由的孔子”，秋风兄需要一个“自由的”西周。像魔术师一样，一个“自由的”封建制的西周，果然在他笔下诞生。不过，魔术师申明自己玩的是魔幻世界，而秋风兄拍拍自己的胸脯说：“这是如假包换的真正的西周！”
这个自由西周是怎样打造出来的？四度玩弄穿越时空的魔术师手法。
第一．混淆西周封建制与前此一千多年的社会差别。
秋风兄断言：“有可信文字记载的尧舜时代至春秋，中国治理架构为封建制。”“这段历史之封建性质，本系常识。”
短短两句话，一个大忽悠：
海内外研究先秦史的学者都知道，尧、舜、禹虽然文献有记载，但都是传说年代，至今没有找到充分的考古材料，而且商代以前，中国还没有文字。何来“有可信文字记载的尧舜时代”？至于当时的社会制度，由于“双重证据”稀缺，无法精确描述。直到传说中的夏代，大体上还是部落社会，国家顶多处于萌芽状态。秋风兄却一口咬定那就是封建年代！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论断，有证据吗？说那是“常识”，除了外行，在史学界恐怕很难找到什么人愿意承认这是“常识”。
殷商、西周、春秋分别约生存了554、275、294年，一共历时约1130年，社会和政治制度也有无法抹杀的差别。迄今史学界的共识是：“周王朝的早期，根据一些可用的考古资料看，其物质文化大量保持着与商朝同样的成分。然而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是明显的。”主要变化之一是：“先周时期的许多部落单位的松散联合体，如今汇成一个紧密的大帝国。”[1]
王国维不愧为大师，他的一些论断至今仍为史家认同：
“周人制度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2]
换句话说，中国封建制始于西周，而且是以等级和服从为特征的宗法封建制。
为了证明孔子梦寐以求的“周制传统代表着自由的、宪政的传统”，否定西周封建制的宗法专制性质，秋风兄说得天花乱坠：
此即周公制礼的伟大意义所在。周人初为天下共主，武王之兄弟因不满周公摄政，策动殷遗民叛乱，是为‘三监之乱’。周公心灵所受之冲击可想而知，故在平定叛乱之后，即制礼变法，推动‘亲亲’向‘尊尊’之转变。也即，将叔侄、兄弟等血亲关系予以‘陌生化’，透过订立书面性策命文书的方式，转化为上下尊卑之君臣关系。”
第二个忽悠是对周公建立封建制度过程和性质的歪曲。
秋风兄振振有词说：
“周制的封建的君臣关系乃是一种契约性关系。君臣订立这个约的过程，一般被称为“策名委质”，周王与诸侯建立关系的过程则被称为‘策命’。订约过程的核心是在宗庙中宣读一份确立双方权利-义务的文书。《尚书》所收《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康诰》，及后面几篇冠以“命”的文献，就是君臣订约的文书。”
“在这样的君臣关系中，双方就不是绝对的上下尊卑关系，而具有伙伴、朋友的性质。《尚书》、《诗经》等文献表明，周王明确地将诸侯称为“友”、“朋”。每个君与他的臣组成一个共同体，他们就本共同体的重大事务进行共同决策，包括决定继嗣之君。君乃是透过“选见明德”的方式，从合乎继嗣资格的人中选择。通常，老君临死之前，会从几个儿子中提名一个为新君人选——未必为嫡长子。”
首先是时间上的忽悠。在殷商和西周建立初期，周公“制礼”——建立封建制度以前，君臣大义确实尚未真正确立。
王国维早就指出，直至殷商“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本周之臣子……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3]
武王逝世，按照殷商兄终弟及的制度，周公完全可以自己登基。但是，为了稳定政治体制，周公确立了嫡子继承制，成为西周封建制度的一大特色。秋风兄描绘的不过是这个制度确立以前的状况。王国维说得好：
“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而贤才得以进；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别严。且异姓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4]
一再引起争斗的殷商嗣位制度被废除了；西周宗法封建制建立起来了，秋风兄说的“每个君与他的臣组成一个共同体，他们就本共同体的重大事务进行共同决策，包括决定继嗣之君。”的梦幻本来有很大想象成分，此后更不见踪影。
这个开创性的学术成果，得到后来者的认同。
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先生是海内外公认的考古学和殷商、西周史研究的泰斗。惨不忍睹的中国考古学和古代史研究在文革后重新起步，就是以他的学术成就的介绍和吸收为基础的。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时，常有这样一条法则：在古代王国文明形成过程中，血缘关系渐被地缘关系所取代，政治的、地缘的团体占的成分比亲属占的成分越来越厉害和强烈，而亲属关系则日趋衰微。这是根据外国古代史所得的经验作出的结论，用它来看中国似乎很合理，然而是错误的。因为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转变的阶段，血缘关系不但未被地缘关系所取代，反而是加强了，即亲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5]
大师们的结论当然可以推翻。但是，您得拿出经得起推敲的证据来。秋风兄把绘画上的大写意手法用在最讲究证据的历史研究上来了，除了耸人听闻以外，能留下什么呢？
第三个忽悠是拿春秋（前770-前476）的史料用于西周。
春秋是“礼崩乐坏”的年代——封建制度正在瓦解。像孔子那样十多年间，栖栖遑遑在各国之间游走，谋求一官半职的知识人比比皆是。
秋风兄说：“君臣关系的相互性也决定了一个基本伦理原则：‘君臣以义而合’。《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了春秋时代一句谚语：‘臣一主二’，晋儒杜预注：‘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国’。”
春秋时代列国分立，周王作为“共主”，虚有其名。那时出现“臣一主二”非常自然，与西周大一统局面下的君臣伦理完全不同，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第四个忽悠是文献解释上的随意性。
“周代宗法制极大地不同于后世的宗族制度。去古不远的汉儒结集之《白虎通义》，对此说得非常清楚：‘宗，尊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宗’和‘族’的指向是正好相反的，‘宗法’之要旨乃在于以君臣之义，切断血缘关系。
《白虎通义》是汉宣帝于公元前51年召集儒生制定、由班固写成，宣帝最后裁决的，不是古文献的‘结集’，距离西周7百多年了。它虽然强调君主的绝对权威，却也没有切断血缘关系。这正是中国宗法专制制度的特点。
第五个忽悠是凡是不合己意的史料，则干脆一笔抹杀！
孔子杀少正卯，不是孤证。秋风兄一句是荀子捏造的，就跳过去了。冷静地研究孔子多年、持论平和的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关于孔子诛少正卯，说过一段话：
“此说是先秦两汉旧说，宋以来否定此说，皆出卫道，毫无根据。赵纪彬的考证，虽有‘批林批孔’时期的政治色彩，但史料详备。参看氏著《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6]
一个严肃的学者要否定孔子诛少正卯，必定把赵纪彬的论据和结论考查一番，提出自己反驳的论据。可惜，秋风兄没有遵守这条学术研究的通行规则，从而自认为是得胜回朝的锣鼓，不过是学术门外自得其乐的叫嚷。
董仲舒是监督者还是依附者？
说董仲舒创造了一个足矣牵制皇权的共治体系，是秋风兄另一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忽悠。
这里牵涉到两个问题：
第一．董仲舒究竟提倡什么？
在中国思想史上，董仲舒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把阴阳家和方士的谶书和儒生编造的纬书冶于一炉，编造一套天人感应学说。这套学说基本的一面是维护君权至上的专制制度，即使提醒皇帝提防天谴，也是忠诚地为皇上打扇。这个判断有没有根据呢？
1.在儒学历史上，他明确地树立三纲为不可逾越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的基本架构。
孔子一直强调等级、名分不能逾越。后来的统治者把这个思想固化为社会制度。陈寅恪先生有个非常精辟的论断：
“秦之法系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汉承秦制，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7]
人们通常都说，秦朝实行的是法家学说。陈寅恪先生独具只眼，指出秦始皇“行同伦”是将儒家伦理法制化了。汉承秦制；此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没有大变化，是学界的共识。历代法典的基本架构就是儒家的三纲，魏晋以后，法典进一步儒化，这也是众多中华法系研究者认可的不刊之论。这与法家也是专制制度和三纲的支持者，并不矛盾。韩非子说：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8]
三纲是儒法两家的共识。但法典的演变是把儒家的经典作为释法的根据，同时加进了法家不能接受的按尊卑、亲等判刑的内容，现存的传统法典确实是儒家学说的法制化。
摒弃秦代的苛政，是西汉始建以后，众多儒生致力的事业。陆贾《新语》、贾谊《过秦论》等名篇，起了重大作用；但他们都是在“汉承秦制”的基础上要求注入仁政而已。董仲舒在这个过程中，不但有没有跳出儒法两家联手建造秦代制度的窠臼，而且把三纲确定为他的天人感应主张的重要基础。他说：
“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承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9]
“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10]
三纲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赞扬或否定董仲舒可以从容讨论，但有一条是确定无疑的：他的主张与保障人的自由为职志的宪政是背道而驰的。
2.孔子开创的名教，基本含义是教化子民，服服帖帖遵守名分——等级制。董仲舒秉承名教思想，指点执政者坚持政教合一，把教化被统治者放在首位。用董仲舒自己的话来说是：
“今陛下贵为天子……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11]
教的前提是坚持等级——名分。董仲舒为此对儒家的许多基本概念进行了明晰的诠释：
“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12]
秋风兄不是把儒家的礼治捧上天了吗？他口中最伟大的儒家、缔造中式宪政的董仲舒揭示礼治的实质是：
“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等级。”[13]
不要望文生义，把儒家说的义等同于正义。董仲舒说：
“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别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义。”[14]
引入天命是不是可以成为制约君上的紧箍咒呢？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约束君王胡作非为的意思，但主要内容是下要绝对服从上，全体要绝对服从君王：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15]
秋风兄口口声声说，西周的封建就是西方的封建，说董仲舒摆弄的是宪政主义，要害就在于掩盖压在中国人头上的是层层的天，要跪倒在尊长脚下，而西方的封建是有权利义务关系的。董仲舒不遗余力在揭露秋风兄没有领会他的思想的真谛。
3.统一思想，独尊儒术，堵塞言论和学术自由。
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6] 秋风兄抄袭徐复观先生的论断，认为董仲舒的上述观点没有扼杀思想和学术自由。其实，他们玩弄了小小的障眼法：这是官方建立意识形态统治的开端；此后，“离经叛道”是要掉脑袋或丢乌纱的。无论古今中外，人不是机器，总有不同的认识、主张和认同不同的学说。但是，在国家意识形态控制下，除了极少数备受打压的异端，其他思想流派都会恭顺地融入体制。中国古代的释道两家就是做了这样的选择，在知识阶层中才作为茶点和清供而存在；而作为大众信仰的佛教、道教，更是儒家的恭顺奴仆。而外来的异端——天主教与基督教与儒家的冲突，则是血泪斑斑的历史，不必多费唇舌了。至于儒家经典成为中国人知识的合法来源而带来的禁锢头脑的罪恶，给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造成的困难，更是罄竹难书！
4.他是贻害两千年的政治挂帅的始作俑者。
他的名言： “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7]后世儒者视为经典，把工商贬斥为末。甚至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也继承了这个思想，而在文革中登峰造极。
宪政，即使在古代不完备状态下，也有两个要点：一是分权，特别是司法要独立；二是保障臣民或自由民的权利。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这两点都是没有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董仲舒本人的遭遇充分证明，实际生活中有君为臣纲的绝对权威，却没有丝毫秋风兄想象的“共治”结构。历史留下的记录是：
“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18]
生死取决于皇帝一时的喜怒，人身安全毫无保护不，何来宪政体系？而且这不是董仲舒一人的遭遇。
董仲舒地下有知，一定会跳起来拍拍秋风兄的肩膀：比起吕步舒那个见啥说啥的榆木疙瘩，您的脑筋太好使了，要是您生在汉朝，俺一定向皇上推荐您当董学博士！
第二．两千多年来，儒生阶层的基本功能是什么？基本状态又如何？
讨论政治思想，不论古今，总要回到人间，察看它的效果。
秋风兄说：“皇帝要对天意做出正确回应，就须听从儒生的指令。也就是说，人间治理被纳入到天道秩序中的政治后果是，皇权被置于儒生共同体之下。儒生获得了立法权，皇帝的职能不过是执行儒生共同体制定的法律、政策。”
“由此，皇权与政府分离，士人组成的政府不再是皇权的工具，而具有了自己独立的价值和政治目标。”
非常美妙的图景。可惜仅是秋风兄头脑中的幻象。
1.这是缺乏中国官制史常识的想象。
董仲舒编造出一套天人感应理论，是不是改变了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制度，皇帝拱手把大权交给儒生了？实际情况是，这套天人感应的说辞不但没有限制住皇权，反而成了皇帝或其他掌握实权的执政者打击臣子的大棒！
东汉期间，外戚宦官专权，位极人臣的三公（宰相）无权。但是，“自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九月，因灾异策免太尉徐防，三公以灾异免自防始，后来遂成定例。无与职位相应的实权，却要代替外戚宦官负实际的责任，这也应算作历史的大滑稽。”[19]
皇帝有病，宰相吃药！个别年代，由于皇帝昏庸或幼小，相权会大一点。但基本态势是秦始皇肇始的中央集权宗法专制的政治制度，一直是前现代中国的基本制度。宰相与其他大臣的权力，皇帝可以随意收回，他们的生死荣辱，都取决于皇上的喜怒。双方是主奴关系，什么“契约关系”、儒生与皇权共治云云，不过是秋风兄过度灵活的脑袋的产物，与历史实际相距甚远。
2.这是对历代儒生位置和功能的歪曲。
中国传统政权的特点是政教合一（政权拥有教化大权），君师合一，各级统治者都是师。思想、学术和教育没有独立地位，只剩下一个合法的职能：做统治者思想统治的工具，把圣贤的教导和皇上的“圣谕”灌输给子民，让他们服服贴贴做顺民。
简单地说，儒生毕生做两件事：一把儒学作为敲门砖，务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二是有幸成为官员，就忠实地为圣上效劳；无缘攀附，则授业解惑，为圣贤卖命。历代都有寥若晨星的独立特行之士，抗议统治者离开了圣人的教导；当社会危机尖锐之际，甚至出现太学生运动或东林党；孟子提倡浩然正气的熏陶，培植了这些民族脊梁。但这些都是罕见的异数，没有改变儒生依附皇权的基本社会结构。
古代中国知识阶层也有集会结社，但多半是诗酒自娱的雅集或小团体，除在社会危机特别严重的时期有政治性的结社外，没有出现名正言顺为知识阶层谋取行业性利益的团体，更没有发展出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因此，从太学、国子监到县学的官学系统固然一直是统治者的教化工具，即使是民办的书院也没有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改变教学内容的强烈愿望，以大学独立、学术自由为标志的现代大学自然不可能在此基础上生长出来；除非接受外来的新思想，现代政党更不可能在儒生中诞生。
秋风兄大言不惭地说：
“由此逐渐形成‘察举制度’，各地举荐孝廉、贤良、文学出任官员。如司马迁所说，‘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由此，政府结构逐渐发生根本变化，形成钱穆先生所说的‘士人政府’，从而形成了一种‘共治体制’。‘共治’的一方是皇权，另一方则是儒家士大夫。”（《你可能不知道的董仲舒》）
不幸，他忘记了三个基本事实：
第一．皇权或篡权者始终把用人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考察或举用，乃至后来的科举，皇帝都有最后决定权，儒生无从置喙。只要宗法专制制度不改变，这个基本态势是无法改变的。
第二．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制度不是分封制。
在中国皇帝眼中，国，天下，都是他的家产。他们需要的是清客（文学侍从）和管家（能吏）。入选者的生死荣辱，都取决于皇帝的兴致，没有西方封建制下的权利、义务划分。除个别篡权者，总的说来，他们不可能变为半个主人。
第三．举出的是什么人？
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制度与现代公务员制度有颇多共同点，确实为贫寒士子开辟了上升的良好途径。在独尊儒术体制下，儒术是基本的知识来源，儒生在数量上自然居多数。但是，由于它的存在背景是专制制度，腐败如影随形。当时就有人指出：“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20]讲到近代中国，秋风兄更加信口开河了。他说：
“当你在评价董仲舒的时候，请记住一个简单的事实：清末主张宪政最力的康有为，就是以董仲舒思想为典范的。”
说清末主张宪政最有力的是康有为，经不起推敲吗？在康有为登上历史舞台之前，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总结了鸦片战争以降的启蒙思想的成果，提出了包括开国会在内的完整纲领，“君民共主”的立宪蓝图跃然纸上。其思想高度不输于康有为而稳健，时间则比康有为的有关著作早得多。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很快就取代康有为成为一代启蒙大师，立宪派无可争议的思想领袖和宪政有力的推动者，许多宪政文件都出自他的手。康有为则常常扮演拖后腿的角色。
民国初年，各政党和民间人士纷纷提出自己的宪法草案，康有为也厕身其间，在他的《不忍》杂志上发表了这个草案。他草拟的宪法草案绝大部分内容，同其他草案一样，都是来自西方的。但有些地方也有自己的特色。例如：
1.开宗明义就要国民“各守名分”。
2.其他人的草案都说“主权在民”，他却强调“主权在国”。
3.选举人有很高的财产限制，并要缴纳十五元至三十元的选举税。
4.保留翰林院，或易名学士院，“其国中人士著书，皆交学士院定之。”辛亥革命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学术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康有为却要把出版审查写进宪法！
5.“以孔教为国教”。
6.“凡中华国旧传经义、典章、律例、法规者，未经民国议院特议删改，及核与民主政体不相违背者，一概照行。”
这些就是康有为对中国宪政的特殊贡献。其中哪些是“以董仲舒思想为典范的”，不妨留待秋风兄慢慢考证。口口声声赞扬康有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愿意为之三跪九叩，这是秋风兄应有的信仰自由。不过，这些思想牢笼是稍有现代公民意识的普通公民无法接受的。
那些借传统文化说事者，都别有所图
许多朋友都在问：“秋风究竟想干什么？”这个问题只能由秋风兄自己去解答。笔者有责任说明的是我为什么要那么坚决和尖锐地批评他。概括起来，我的意见不外两条：
第一．学术是严肃的，不能肆意糟蹋。
秋风兄有很多“创见”，有些人颇受迷惑。可是，这些都是与严肃的学术不搭界的话语。如果不予揭露，仿效者蜂起，中国史学的基础很可能被摧毁。
例如，秋风兄的新作：《你可能不知道的董仲舒》说得振振有词：
“《泰誓中》篇简明地概括了天道宪政主义的基本框架：“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辟”就是君王。上天照顾人民，君王遵奉上天。从政治哲学意义上说，君王固然高于万民；但在政治神学中，万民高于君王。而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君王都在天-上帝之下，因此，君王不是最高的权威。君王须敬畏上天。借助于天的权威，礼或者法律才具有压倒君王的权威，人民才有免于君王的意志之暴虐统治的可能性。”
可是，这是《古文尚书》中的一篇，从朱熹开始，就怀疑《古文尚书》是伪书，至清代经过阎若璩详细考证，遂成定案。把自己的论断奠立在伪书的基础上，不管多么辉煌都是建立沙滩上的大厦，可以耸人听闻，让外行拍手叫好，而为有传统文化常识的人所不屑。
又如，秋风兄为了混同中西传统社会，作出一个论断：
“现代宪政制度发源于英格兰，扎根于中世纪宪政制度，其基本原则被十三世纪英格兰普通法法律家布拉克顿概括如下：‘国王在万民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董仲舒提出的原则是相同的：皇帝在万民之上，但在天之下。”
可是，这里有个明显的区别：董仲舒口中的中国皇帝不在“法律之下”；而这恰好是有没有宪政的标志。天和上帝都是虚的，受不受实实在在的法律的约束，既是中西传统社会的根本差别，又是法治社会和专制社会的分水岭。这样的论断，连形式逻辑都不讲，不加揭露，行吗？
第二．那些借传统文化说事者，都别有所图。
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尊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些人兴风作浪，把自己打扮为传统文化的化身和捍卫者，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就是“汉奸”、“西奴”，不但是天大的谎言，也是文革中登峰造极的中外极端思维的私生子！
应该直截了当说清楚，从新左派到国学派，他们拿传统文化说事，都围绕一个不变的轴心：想方设法修改宪政的基本原则和现代人类的共同价值。
尽管秋风兄吞吞吐吐，没有明白宣示他的意图，但蛛丝马迹已经显露。他把宗族描绘为公民社会，礼治说成是自由的保障。他把康有为和张君劢视为当代中国的典范，这两个人的主张，可能折射了秋风兄内心的真实追求。康有为贩卖什么货色，笔者已略陈愚见。他日有暇，亦当评说张君劢，以就正于秋风兄。
秋风兄借历史说事。我们审判历史，历史也审判我们。秋风兄向何处去，他究竟想干什么？包括笔者在内都在观察。
2011年7月29日星期五写完
本文见于《南方周末》2011年10月27日第31版，发表时有删节
[1] 李济：《中国早期文明》第60、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王国维文集》第四卷第4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北京版。
[3]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王国维文集》第四卷第50页。
[4]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王国维文集》第四卷第53页。
[5]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第118页，三联书店1990年北京版。
[6] 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修订版）第1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2010年6月第五次印刷。
[7]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三松堂全集》第三卷第46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
[8] 《韩非子·忠孝》。
[9] 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
[10]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
[11] 《汉书·董仲舒传》。
[12] 董仲舒：《春秋繁露·奉本》。
[13] 董仲舒：《春秋繁露·奉本》。
[14] 董仲舒：《春秋繁露·盟会要》。
[15] 董仲舒：《春秋繁露·顺命》。
[16] 《汉书·董仲舒传》。
[17] 《汉书·董仲舒传》。
[18] 《汉书·董仲舒传》。
[19]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第15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上海版。
[20] 《抱朴子外篇·卷二审举第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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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历史观、革命幼稚病和社会转型
(2011-10-24 23:51) 转载▼
标签： 杂谈
分类： 访谈
辛亥革命：历史观、革命幼稚病和社会转型
——答凤凰网历史频道编辑蔡信
一、评判历史的首要标准是冷静客观与求实
凤凰网历史：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近代中国历史而言，这似乎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常常是先预设结论然后再进行推理论述，并且往往是批判历史人物，缺乏必要的温情与敬意，产生这样的态度的根源是什么？怎样认识历史就意味着怎样看待未来，在此种情形下，我们该如何重塑近代史，重新评价近代历史人物，并将新评价推而广之？
袁伟时：历史可以增长知识，提供鉴戒。现实环境也会刺激历史研究者思考，影响他们的研究方向和对史料的选择和分析。从这个角度看，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些道理。
不过，不要将克罗齐的这句话绝对化。
第一、“为学术而学术”的主张源远流长；求真，好奇，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强大动力。考古学一类的历史研究往往远离现实，民俗史也旨在记录正在消逝的社会生活，诸如此类的历史研究不能妄断为当代史。
第二、一个成熟的史学家总是把排除主观的情绪和价值观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奉为圭臬，把还原或接近历史实际放在第一位。
第三、即使一些可以给现实强烈启示的历史论著，通常也是史家求真的产物，读后的感受随阅读者的主观状况的差别而见仁见智，一概归之为“当代史”有失偏颇。
第四、如果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统治者或其他人据此胡乱推测乃至追查史家的现实意图，就为政治或意识形态干预学术乃至进行政治迫害打开了大门，非常危险。
此外，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温情与敬意”，或严厉谴责，折中、持平，都不能作为预设的前提。首要的标准是冷静、客观、求实，为还原历史作出新贡献。贵在“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通过研究者自由论辩和读者自由选择不断接近历史实际。这是繁荣历史研究普及历史知识的唯一正确道路。
二、赞成努力创造条件促进中国统一
凤凰网历史：大一统的观念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思维中，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我们常常认为国家必须有一种统一的观念存在，否则社会就会乱掉，在这样的环境下，该如何培养具有独立思维的人？教育的教化功能是一种传统，加之统一考试（教科书统一、试题统一、答案统一）的影响，今天该如何确保人的独立思维？
袁伟时：春秋、战国群雄并起，造就了中国思想文化罕见的辉煌。欧洲小国分立，此起彼伏，在激烈竞争中，熔炼出人类现代文明。历史的主体是人。人民生命财产是否安全，生产和生活有没有改善，文化是不是繁荣，人的自由度有没有提高，如此等等才是评判历史的最高标准。统一或分裂，则要联系具体的历史环境，客观地断定其是非功过，不能盲目地肯定或否定。
现代公民的主要标志是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市场经济和思想启蒙的合力熔铸出来，并在与统治者蓄意建造的蒙昧主义意识形态抗争中确立的。
当下的世界，通过区域联合，逐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潮。斯时斯地，我赞成努力创造条件促进中国统一。
三、清朝覆亡在于关键时刻不敢实行宪政
凤凰网历史：武昌起义之所以能成功，更多的是由于清政府自身原因，当时的人多认为清政府改革有名无实，并无诚意可言，以当时的情形而言，这种说法似乎不无道理的，但今天看来，清政府其实也是想要改革的，因此也有论者认为真正导致清政府灭亡的原因是因为改革步伐过快，措施过乱造成的，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袁伟时：废除科举，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废除中华法系、引进大陆法系，废除行政与司法合一，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开始预备立宪，包括推行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和成立谘议局、资政院；这些都是如假包换的真金白银。
断定当时的改革“有名无实”，过于轻率。至于有无“诚意”，这又涉及历史观的一个重要问题：推测主观动机，还是检查客观效果？前者的评判，受评判人主观的影响太大，人言人殊，意义不大。对历史研究者说来，后者才是值得关注的。
清政府覆没不是由于改革过快。恰恰相反，不敢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实行宪政，错误地剥夺民营资本、开枪屠杀保卫自己财产的民众，才是它走向坟墓的引魂幡。拙作《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炎黄春秋》2011年7月号）对此有详细论述，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
四、清政府破坏法治最终导致自己灭亡
凤凰网历史：目前流行的看法都认为四川保路运动最终导致清朝覆亡，但不可否认的是川路公司存在巨大的问题，比如贪污、腐败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应该采用怎样的措施，才显得合理乃至于最终化解危机？另外，在保路运动中，处于基层的所谓股民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他们是否真的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并认为政府的行动将导致国家灭亡，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袁伟时：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在哪里？如果企业没有违法，政府不应干涉企业内部事务。企业内部的混乱，应该由企业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自行整顿；其中违法的行为，检察机关和法院可以依法介入。
对川汉铁路公司存在的问题，清政府没有遵循上述途径，而迳由朝廷批准邮传部把公司经营的业务收归政府办理，并强行接收公司的资产。这是清政府严重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的行为。而当股民和地方、中央的民意机关（谘议局和资政院）在历时三个多月的保路运动中，一再要求朝廷收回成命的时候，官方不但不回到依法办事的正轨，四川地方政府反而开枪打死和平请愿的代表32人，终于触发了四川民众的武装反抗。是清政府破坏法治导致自己的灭亡。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五、辛亥革命对周边民族的觉醒作用不大
凤凰网历史：辛亥革命发生于1911年，此时离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三年之遥，欧洲各国正在展开军事备战，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各国都认为应该“开疆拓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世界局势对中国的辛亥革命有何影响？中国发生的辛亥革命又对世界造成了怎样的冲击？
袁伟时：当时直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是俄、日两大邻邦的行动。1910年6月，日、俄缔结划分满洲势力范围新协定；8月22日本吞并朝鲜。危机迫近，引发救亡图存的新高潮，10月、12月，第三、第四次请开国会运动如狂飙震荡大地。清政府的镇压，使知识阶层因失望而与革命派联手。简单地说，侵略激发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时，中国周边各国大都已沦为殖民地或附属国。中国革命风暴对刺激他们的民族觉醒有些作用，但不是很大。
六、国民政府靠武力夺权 合法性始终不够完整
凤凰网历史：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起来，它是如何取得期政权的合法性的？如果说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政府是因为继承了清政府的合法性，那么北伐之后的国民党是如何继承这一合法性的？或者说它有无合法性可言？
袁伟时：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第二届临时大总统，是临时参议院1911年2月15日选举产生的。出任第一届大总统则是第一届国会于1913年10月6日选举产生的。此后历届北洋政府，大体上保持了通过国会选举确认其合法性的传统。1924年10月19日，冯玉祥发动军事政变，把贿选产生的总统曹锟赶下台后，段祺瑞于11月出任临时执政，至1926年冀图重新组织国会恢复法统失败，通过选举确认政府合法性的传统中断了。
国民政府（1925年7月--1948年）是靠武力夺取政权的军事政权，它的一党专制的党国体制，由国民党中央自己确认自己委任的政权合法。但这一做法在国民党内外一再受到质疑。反对者蜂起，不惜兵戎相见。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以后谋求国内团结和重新制定宪法，几经波折，直至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为政权合法性提供了法理基础；同年11月15-12月2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以政协草案为基础的宪法并于1947年元旦公布，为新的政权提供宪法依据。1948年3月29-5月1日召开的国民大会选举了总统，宣布“行宪”。但它同时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断了宪法的实施，且由于施政不当，导致在大陆的政权全面坍塌。
由上可见，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始终是不完整的。
凤凰网历史：孙中山的革命得到了宋查理（宋氏三姐妹之父）的支持，而宋查理是一名基督徒，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孙中山的革命与基督教有着莫大的关系（孙中山本人与基督教的关系也颇为密切，他可能也是一名基督徒），我们该如何理解辛亥革命与基督教的关系？如何理解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作用？
袁伟时：宋查理与孙文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他对女儿与孙文的婚姻是反对的。就辛亥革命而言，基督教没有直接的影响。无论是中国的基督教还是天主教，都没有直接干政的传统，也没有成为一股值得重视的政治势力。一些西方传教士热心为中国的政治家出谋划策，有的还出任中国政府或政府领导人的顾问，大都起了良好的作用。但是，这些都是他们个人的行为，不是教会有计划的行动。
在近代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事业--报刊、新式学堂、医药、翻译、出版等等的开创者和主要骨干。同一切群体一样，其中也有少数为非作歹之徒，但总体上他们的贡献是非常杰出的。
七、吸取革命负面教训有利于推动社会转轨
凤凰网历史：您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革命党人有“幼稚病”的毛病，这种“幼稚病”有何表现？程度有多深，对后来的历史发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袁伟时：各国革命党人都有这种幼稚病，中国尤为严重。长期以来，有人以种种藉口，限制乃至禁止人们论述革命的负面作用。其实，冷静地分析20世纪中国人苦难根源之一是不断革命，对吸取教训，推动社会走入和平改革的正轨大有好处。
中国转型为现代国家，当然有障碍。必须准确判断障碍并寻找清理这些障碍的合适方法。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革命家的成败，都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些革命者在革命过后仍然迷恋革命，继续制造革命，从而堕入革命幼稚病的魔障。
辛亥革命历时很短，损失不大。困扰来自革命党激进势力以民国和革命的化身自居，连续发动“护法战争”、“国民革命”。革命“幼稚病”的某些表现如下：
第一、制造革命对象。
1917年，孙中山说：“要从人物上看去，从前反对共和之人，便是以后反对共和之人，我们万不能相信的……要除尽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现，才有幸福可享，国家才得永远太平。”（《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113页，中华书局北京版）这就把前清的大小官员几乎全都划为革命对象。以“人物”而不是制度作为革命对象，这个前提就是不合理的。民国初年提出这样的主张，只能导致内战连绵。
毛泽东晚年也陷入了这样的误区，他和他的追随者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于是，阶级斗争被严重扩大化，穿件花衣服，说句牢骚话，都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知识越多越反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第二、错误地界定革命的目的。
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是改变社会制度（修改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有远见的革命家的眼睛必然牢牢盯住公民的自由及其保障--民主和法治的建立和健全。而有的革命者，却把掌握权力放在第一位，自己掌权至高无上：“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
第三、动辄使用战争或暴力手段。
民国成立后，同盟会、国民党一再暗杀政敌和革命骨干陶成章、陶骏保、许雪秋等人，甚至打算暗杀袁世凯。著名记者黄远生和辛亥革命的功臣汤化龙（先后担任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湖北省军政府民政总长、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秘书处长、北京临时参议院副议长、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也被国民党暗杀了。民国元年7月，二十多个革命党人捣毁梁启超一派的《国民公报》痛打该报的徐佛苏等人。
有些革命党人则变本加厉，宣扬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在“保卫革命”、“保卫国家”、“消灭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敌人”等词藻掩饰下，扬言“一路哭，不如一家哭”，不惜动用最骇人的酷刑，进行最血腥的屠杀。
第四、这些革命幼稚病者的脑袋中，其实受“朕即国家”的专制思维影响很大。孙中山也曾宣称“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应该盲从我”！（《居正文集》第207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不幸，这些奇怪而愚昧的思想和逻辑在今天依然有所延续。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治理的顽症，在民主、法治健全以前会经常发作。现在“汉奸”、“卖国贼”、“颠覆”者的帽子不是仍然满天飞吗？
八、南京临时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没有建树
凤凰网历史：辛亥革命后，南方政府拥有大量军队，但不久之后就不得不解散，传统的说法认为是革命党人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造成的，但现在看来，更多的原因还在于革命党人在经济上的贫乏，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的财政体系如何？有哪些收入来源？物质的匮乏对革命党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对后来的革命者是否有借鉴作用？
袁伟时：最好的诠释，是民国元年2月3日孙文与日本人的一段推心置腹的谈话：“倘近数日内，无足够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作为最后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确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孙中山集外集》第167-1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辛亥革命前，同盟会革命活动的资金主要靠华侨捐款。民国建立后，再靠捐款维持一个政府是不可能的。当时的中国是正在发展的经济体，财政治本之道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健全税收体系。孙中山临时政府存在时间只有三个月，在这方面乏善可陈。
九、中国完成现代化需致力于制度的改革与建设
凤凰网历史：革命重在破坏，而革命之后重在建设，以目前的史料而言，革命党人的行政能力如何？（虽然历史不能假设）如果说辛亥革命后，政权并未由袁世凯接手而是由革命党人掌控，中国的历史将走向何方？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经验教训？
袁伟时：当时海内外舆论，公认孙文无行政能力，大言炎炎，不切实际。黄兴怎样？与他并肩战斗多年的胡汉民说他“顾性素谨厚，然乏远大之识，又未尝治经济政治之学”。（《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总45号第57页）胡汉民以心胸狭隘著称，不是领袖之才。宋教仁呢？是当时国民党中最有活力的干才。但从他一方面力主内阁制，图谋一举从袁世凯手中夺权；另一方面又极力鼓吹实行中央集权制，冀图立即限制地方实力派的权力来看，也没有驾驭全局的眼光和手腕。至于陈其美，他是帮会大头目，虽有出任总理的雄心，但沉迷买春、赌博，私德不佳，且公然杀害江浙革命军重要将领陶骏保，指示蒋介石暗杀革命领袖陶成章，宋教仁案也有重大嫌疑，不是治国之才。现在证明，国民党还没有掌控全国政权的能力。在国人眼中，他们破坏力有余，建设力不足。
从中可以得到什么经验教训？以民主、法治、自由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的建设，没有捷径可走，也没有什么第三条道路。致力于制度的改革和建设，让现代文明在中国生根，是中国完成现代化历史任务的唯一通道。
凤凰网历史：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可以称之为转型或者说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现代化应该说起源于西方），传统的观念以及后续的各种思潮，使中国在转型的过程中处于一种混乱的态势，现代化进程甚至出现了反复，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现代化？中国人该以怎样的态度去迎接现代化？（譬如普世价值观等，当然现代化的弊端在此姑且不论）
袁伟时：全世界的现代社会都是大同小异的。市场经济，分权制约和民主制度，法治，自由而多元的文化，是任何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如何迎接现代化？一要以自由和法治为基础，保持社会稳定；二要抛弃各种自我禁锢的思想牢笼，把人类创造的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制度移植过来；现代社会就会自然生长了。
十、自由和功利是现代道德大厦屹立的基础
凤凰网历史：有些学者认为从严复开始，再到梁启超以至于五四、甚至到现在，影响中国最深的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正是梁启超引进了错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中国传统功利主义相结合，使得这一百年来，中国流行赢者为大，结果导向的价值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袁伟时：这些意见都是书生的文字游戏。任何社会观念的提出，都要联系具体环境去观察。进化论在日本流行是支持侵略的思想武器；而它在中国，却是惊醒中国的警钟。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合理的核心无非是竞争；人们谴责它肯定弱肉强吃，在健全的法治规则下并不可怕，例如企业兼并。我不知道什么是“中国传统的功利主义”。中国传统是以不讲利为高的。用虚假的道德观去评判社会发展，貌似高明，实则迂腐。当务之急仍是废除垄断、扫除自由竞争的障碍，反对把追逐利润妖魔化。自由和功利是现代道德大厦屹立的基础，千万不要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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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巨变与启示
(2011-10-12 02:44) 转载▼
标签： 杂谈
分类： 论述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辛亥革命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回望和梳理当时的历史细节，也许能更清楚地看到历史的必然性。
还原历史的本真，让历史的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成了史家义不容辞的任务。这就是今天还要耗费气力洗刷油彩、剥落脂粉，直书成败得失的意义所在。
从剪辫子这件事说起
辫子是大清帝国臣民的标志。难看，不方便，不卫生。人们很容易以为辛亥革命后剪辫子才合法。错了！浙江宁波出生的龚祥瑞教授的自传《盲人奥里翁》中记载：“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我出生的那一天（旧历六月初八），父亲头上留了四十多年的辫子竟被守城门的乡勇给剪去了”。六月初八即新历7月3日，武昌起义前三个多月，一个普通城市居民的辫子被强迫剪掉。这是不是宁波乡勇自作主张胡作非为呢？不是，这是朝廷允许、大臣带头推广的。
1911年1月3日香港《华字日报》登载多条来自北京的电讯：1月1日的北京电：“资政院奏请剪发。奉旨刻下仍遵前旨。”也就是说，不准剪发。可是，同一天的电讯又说：“陆军部决于明年正朔（正月初一，即1911年1月30日），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呵呵，练兵，打仗，拖条辫子多不方便！进入20世纪以后，新军和军官学堂学生剪辫子已慢慢成风。到了辛亥年，连陆军领导机关的军官们也不愿再忍耐，要自行其是，把辫子废掉了。
出乎意料，第二天情况大变。
1月2日的北京专电说：“庆王（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奏请降旨严禁剪发。摄政王谓各界风气所趋，任人自由。”同日上海电：“上海慎食卫生会组织华服剪发会会长伍廷芳及会员一百五十人定十五日在张园剪发。”
这些电讯说明，即使小小的改革统治阶层内部亦有分歧。归根到底，改革成败取决于内容是否合理，大众是否认同，两者缺一不可。两个条件齐备，即使遭掌权者粗暴镇压，终有一天会实现。
带头剪发的伍廷芳（1842-1922）是晚清官居二品的大员，1910年初，驻美公使任满回国后寓居上海。这一年9月，他上书清廷指出：“内地居民，除官绅外，凡学生、士子、工、贾、商、农，其因求起居利便而剪去长发，所在皆有”，要求顺应民情，任官民剪去辫子。[1]中国外交官、留学生拖条辫子，早就成为各国人民耻笑的对象，没有几个人愿意留着这个奇特的标记。伍廷芳更带头搞行为艺术，决定1911年1月15日在上海张园开剪辫子大会，有报道说，实际剪辫子的人数远远不止150人！没有民众认同，伍廷芳不敢鲁莽行事。
半年后，此风吹到宁波，龚祥瑞父亲的辫子就保不住了。
一叶知秋。这就是大清帝国改革的缩影。形势比人强！有些改革，在民众压力下，尽管领导层不那么情愿，也只好“风气所趋，任人自由。” 这一点是观察晚晴情势的重要视角。
爆发革命的历史必然
辛亥革命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在清帝国新政改革高潮中爆发的，如果从清王朝的角度来讲，至少五个因素汇合，促成了这一历史事件。
其一．满族是少数民族，清王朝没有及时彻底解决民族不平等带来的矛盾。但这不是主要原因。满族入关后迅速儒化，赢得多数汉族知识阶层认同；直至大清帝国覆没，许多汉族士绅仍摆脱不了忠君思想的束缚。
其二，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1910年1月至1911年初，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一连四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1910年9、10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十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九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1911年年立即召开国会，坚持拖到1913年。1911年5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了。
其三，无力制止贪污。清帝国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也有纠举和监督官吏乃至最高统治者的机构；历代皇帝都说要反贪污，但成效不彰。原因是：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制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或其他专制者手中，当他们本身不干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
其四，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清帝国覆没的直接导火线是1911年5月九日开始强制推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这一措施犯了双重错误：
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在1903-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有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群众性很强。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加上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火山因此喷发。
二是重蹈洋务运动覆辙。将筑路权收归国有的唯一藉口是这些公司管理混乱，筑路进展缓慢，成效很差。这符合事实。它体现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缓慢，法治不健全的现实。政府要有所作为，只能从加强法治入手，引导股东们通过法定程序，自行整顿，推动企业家更快成长，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市场，也只有市场，才能教会人们怎样经营自己的企业。越俎代庖已属违法；收归国有，忘记洋务运动在官办经济的死胡同中打转，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完全是往后倒退的行为。
其五，没有妥善对待民众的请愿，错误地出动武力镇压。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开会为名诱骗保路同志会和四川谘议局的领导人到总督府，立即“手缚绳，刃指胸” 把他们一一逮捕。成都市民闻讯后，“各街民众来乞释者，由午而暮、而午夜，虽枪毙三十二人，不稍退却。”（督院内死二十六人，各街死六人）[2]
这些市民是头顶光绪皇帝的牌位，手无寸铁，向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求释放代表的。这样的和平请愿竟不能见容于凶残成性的赵尔丰，居然下令开枪，让鲜血染红了督署和成都街头。
当天，赵尔丰致电内阁，竟然把事情说成是匪徒数千放火和进攻督署，他“饬令兵队开枪抵拒，伤毙前锋十数人”。清政府于第二天回电：
“如得有狂悖不法确据，实系形同叛逆，无论是否职官，即将首要大犯，即行正法，并妥速解散胁从，毋任蔓延为患。”[3]
7000万四川人忍无可忍，拿起刀枪反抗了；以会党——袍哥为骨干组成“同志军”，到处摆开战场。一个月后，武昌起义；大清帝国坍塌了。
清末有过十多次武装起义，大都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或投机行为。最后一次是武昌起义，由于上述五大错误，清政府自己把自己打倒了。
经济上的变与不变
辛亥革命爆发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不大，甲午战争后，市场经济制度正在生长。袁世请出张謇、周学熙等内行主管经济。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开办厂矿的手续简化；采矿税从原来25%降至10-15‰，从而促进了矿山开采。到处设卡，征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袁世凯政府没有彻底废除，但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
此外，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工商业家意见，制定了有关经济法令八十多件，完善了市场机制，推进了清末新政的未竟事业。例如，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
不过，这些都是局部性的改善，即使没有革命，清政府也是可以做到的；当时经济持续发展的局面不会改变。
当时剧变的是财政接近崩溃；主要原因是军费大增。原有军费没有减少，而各地大量涌现“革命军”，其中除少量新军外，大都是帮会武装和绿林好汉组成的“民军”。这类武装，仅广东一省就有14万。原有军队没有减少，“民军”的维持和遣散都需要大笔资金。
当时“南北两方军饷每月七百万两”，而库存不足九万！“存亡呼吸，间不容发。”1912年全国有军队109万人，月饷达694万两，这年96万陆军仅军饷一项开支达11275万余元。”1913年军费为17270余万元，1914年才下降为14240万元。如此严重的财政危机，经过周学熙、张謇等人两年努力，借外债、内债，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至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才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
制度巨变的得与失
辛亥革命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政治体制一举实现了共和制。没有辛亥革命，有可能实现这个政治制度的飞跃吗？通常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有的人甚至认为，清末新政的政治体系改革——预备立宪本来就是假的。
政治措施，主要看实际效果，不必过分注意动机。为追求私利而造福社会的历史事件比比皆是。以清末的预备立宪来说，清廷当然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江山，但客观上却做了几件影响历史的大事。
1905年废除科举，让中国青少年的知识结构大飞跃，新学堂，新教材，西方现代知识因此大量引进，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
以夷变夏，废除酷刑，引进大陆法系，取代传统的中华法系，并迈开了行政权、司法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第一步。
在政治制度建设上，也有一些的实绩。
其一，由官方出面，推行宪政教育，是近代中国空前的重要举措。
其二，正在稳步推行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政制。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1916年实行宪政，立即开始筹备，并列举每一年要完成的工作和负责办理的机关。这个计划从1908年开始，用九年完成政治体制的大变革，进度不慢，而且一些主要项目也兑现了。例如，1909年各省选出省议会的预备机构——谘议局，1910年成立国会预备机构——资政院，都如期开会了。这些中国开天辟地以来首次出现的民选议会性质的机构，一上场就声势不凡，监督施政，提出建议，领导请开国会运动，震动神州。
其三，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制度也在稳步推进。在官方默许或提倡、批准下，以东三省保卫公所（1904）、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1905年）、天津自治局（1906年）为代表，前所未有的地方自治制度正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它们“以保卫地方人民生命财产及扩充本地方一切利益为宗旨”，管理一般的民事特别是经济纠纷，地方治安，消防，电灯，自来水，道路交通及其他市政设施……即包括除刑事案件和某些税收以外的地方政府的全部职能。它的内部结构则议事会和董事会（执行机构）分开，甚至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置。
其他地方也纷纷仿效。例如，1908年2月10日，两江总督端方上奏：“自列强均势，凡政治学家之言，皆曰非立宪无以自存，非地方自治无以植立宪之根本……城乡互异，仍应仿照天津办法，于省会设局，以官力提倡，先谨预备之方，徐为实施之地。”推广袁世凯在天津的办法，先城市，后乡村，逐步推广。1909年1月18日清政府发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把地方自治事宜归纳为8项，权力有所收缩，没有承认地方自治就是当地政权。但是，规定“因本地方习惯，向归绅董办理，素无弊端之各事”亦属自治范围。而实际生活中，好些地方，原有的自治职能没有被剥夺。如果继续下去，全国各地的现代政治制度必然会改正初生期的种种不足，逐步生长和成熟。
角力的焦点在全国性的政治体制。当时，顶层的政治制度设计已经有了。简单地说：皇族要求的有两点：一是皇族和皇帝的百世尊荣。二是皇帝保有最后决定权。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愿意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另一分歧是应在1911年还是1913年实行宪政。朝野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博弈。
1911年5月8日，组织皇族内阁的谕旨下达，意味着在关键时刻，皇族不愿释放权力。而不顾浩大的四次请开国会运动，不能当机立断在1911年开国会，更是政治迟钝，终于触发了辛亥革命，断送了自家性命。
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
反思辛亥革命成败应该把它放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全局下，弄清它给此后的中国增添了什么。最为重点要的一点就是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
帝制不存，三纲焉附？三纲是中国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核心；尽管要彻底摧毁它，非常艰巨，但辛亥革命后它的合法性成了问题。这是新文化运动能够一呼百应的重要原因，可以说，辛亥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起点，是中国文化从中世纪的宗法专制意识形态向现代文化转型的新阶段；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先驱持续努力，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中，尽管仍有不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保障包括隐私权在内的个人自由已经写入法典。辛亥革命爆发推动这个变革直指过去无法触及的君臣关系；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军人不得干政”、“法治”、“公理”等新名词，被文武官员背得滚瓜烂熟；如此等等都体现着思想观念在变迁。可惜，这些变革很不彻底，没有在制度层面巩固下来。
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纪纲，包含法制和伦常两个方面。袁世凯认为民国建立后，问题出在下民不懂纪纲。这表明在政治层面，他向往的仍然是传统的统治关系；根本不懂现代国家必须实行法治，其要义首先在限制政府权力，使之依法运作，保障公民的权利（自由）不受侵犯。而在道德层面，政府不应也无权干预。
专制与法治是势不两立的，而没有法治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长期、健康发展。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制度能否建立，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民间社会比较发达，并有比较强大的大众传媒，能监督和牵制政府，使政府官员不敢为所欲为。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开官智"，让他们的认识达到必要的高度。先看看官员的状况。清末民初那些身居高位号称开明的官员，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是通过挫败，逐步积累经验而提高的。这类人的特点是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很不全面，其知识基础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而官智未开，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羁绊，是袁世凯之流专制统治、做皇帝的思想基础。更深一层看，无非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更新滞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运行机制的常识，仍是部分精英的认识；从而政客们以民族性对抗现代性的说教，还能获得不少人认同。
辛亥革命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有很多，其中最不应忘记的是两条:第一条是不要对开明专制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辛亥革命后，海内外不少人把维护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梁启超也处心积虑想把袁世凯往开明专制的路上引。从制度层面界定，民主与专制无法混同；开明专制的实质是专制。不能以有没有会议制度作为是否开明的标志。其实，任何强者都有弱点，独断独行，没有制度约束,特别是失去反对力量的监督和制约，任何个人或团体总有一天要出错；这就是开明专制的危险所在。辛亥革命的失败恰恰是传统包袱太重，而健全的文化更新体制尚未建立。
2011年9月9日星期五定稿
2011年10月11日星期二刊登于《深圳特区报》D1版，题目被改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巨变与得失》
[1] 《伍廷芳集》第360页，中华书局1993年北京版。
[2]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35-336页。
[3] 《宣统政纪》卷之五十九，文海影印本第10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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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历史的脉络
(2011-10-09 01:12)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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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访谈
寻找历史的脉络
——答记者杨鹏
（一）
问：辛亥革命过去一百年了，作为晚清史专家，能否从专业研究角度说说，为什么会有辛亥革命？这场剧烈的变革前也应该有“小震”吧？
答：从1895年开始，革命派一再发动所谓革命，前前后后有十几次，但大部分是很小规模的军事冒险，都失败了。规模最大的是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起义，可以讲是同盟会的孤注一掷，使用的经费占了孙中山所筹集经费的40%。过去多数武装起义由地方会党或新军主导，伤亡不小，比较大规模的是广州倪映典的那次新军起义，死了100多人。但这次黄花岗起义集中了同盟会的精英，不少是留学生，也有会党的人，尽管孤注一掷，结果还是失败。这就是说，要是一直这样搞军事冒险，不一定能够成功。辛亥革命的成功，其实是清政府本身的失误造成的，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问：清政府错在什么地方？
答：最重要的是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最关键时刻，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从1910年开始有4次很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各省的民意机构——咨议局出面领导示威请愿，而且各省地方官员和驻外使节也上书朝廷要求开国会，实行改良。清政府表面上接受了，将原准备要用9年的期限提前3年，于1913年开国会。正常来讲，9年不算太长，再提早3年只有6年就更短了，而且这是1911年做出的决定，到1913年实际只有2年。时间上不是太长。那问题出在哪里？一个是，历史转折关键时刻，机会转瞬即逝，清政府没有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做出应有的决定。在实际行动上，5月8号宣布成立所谓“责任内阁”，13个成员，8个满族，1个蒙古族，汉族剩下4个，以前各部尚书是满汉各一个，现在相比反而少了。这就激起汉族上层和整个士绅、商绅阶层的不满。
问：清政府还是不肯放权。
答：核心在哪里？就是一个基本观念：这个政权是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官、在皇上、在朝廷？原来宣布预备立宪草拟的《钦定宪法大纲》完全是主权在皇上、在朝廷，所以国会也好，其他各方面也好，都是咨询性的，无论立法、司法，最后大权都在皇上。也就是说，立足点还是没有转过来，没有从主权在皇上转变成主权在民。这条不变，其他要改就很难。
问：那清政府的另一个错误呢？
答：保路运动，也是个大问题。1911年5月9号，成立皇族内阁的第二天，清政府就下令将民营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不但侵犯了私有产权，而且违法了。因为闹得最凶的川汉铁路公司是依法登记成立的，铁路干线的产权完全是合法取得的，一下子收回，补偿又很不合理，民众当然反对。一反，清政府就派兵镇压。9月7号，就是辛亥革命爆发前一个多月，成都32个请愿民众被打死，官逼民反，保路同志军开始围攻成都和其他城市，一打就是一个多月。实际上，武装起义在9月7号就已经开始了，后来和武昌起义汇合起来。所以说，辛亥革命爆发不是偶然，很多因素汇合起来，和平改革、和平转变在关键时刻就变成必然了。再加上清本身是少数民族政权，民间老早就有光复汉政权这样的思想基础。
问：有说法是，革命派也不希望清政府改革成功，就像他们曾派人刺杀出洋考察大臣。
答：确实是有这样的意图，但在历史上不起大作用。因为即便有人想阻止，但当时整个社会发展趋势是向立宪这方面前进的。而且预备立宪确实也做了很多工作，虽然最关键的一步没有迈出去。比如，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宪政资料，也在民间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登记选民、进行宪政教育等等都做了。过去清政府没有编预算，后来预算、结算、登记选民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你不能讲它是假的，这是清末新政的功劳。但就是在关键时刻迈不开，激起了汉族、士绅阶层的强烈不满，本来他们希望清政府改革成功，现在转过来，至少不反对革命了。革命一爆发，他们愿意和革命力量联手，实现整个政权的转换，那就大不相同了。
问：改革失败引爆了革命，但辛亥革命没有出现大的流血事件，比较平稳地过渡，被称为一个“好的革命”，你觉得呢？
答：对，流血牺牲也有，包括陕西打了一下，江浙打了，杭州打了，南京也打得比较激烈，上海不算激烈。好些地方打了一下，但总体来说还是和平移交政权。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当时比较发达的民间社会，商会、商团、咨议局领导人的作用很大，商会有自卫力量，他们和革命派联合起来，一下子将政权转移了。而且，不少地方的总督和巡抚本来就认为应该实行改革，形势一变，认为移交政权理所当然，多数也不反抗，所以战争范围很小，损失相当小。
问：有资料说，清末民初有近1000个商会，士绅阶层以及商会等民间力量的努力，是不是革命温和的一个重要因素？
答：应该讲那是决定性的。上海就很明显，上海革命派有两方面势力在策动，一方面是李燮和，是光复会的领导人，他对民间武装帮会和新军有很大的作用，另外一派就是陈其美那派，这一派比较接近孙中山，帮会势力比较大，陈其美本身就是青帮的大头目。除了这些革命派，当时掌握上海整个局面的，是由一个上层商人选举产生的李平书领导的自治政权，它实质上是由上海总商会控制，上海在政权转移期间没有大的战斗和流血牺牲，他们的作用很大。他们召集开会，与革命派商量成立新的政府，李平书出任民政长，实际上日常的城市运作由商人管理，陈其美他们管军事。广东就更加明显，完全是商会操控了，商会决定宣布独立，当时两广总督张鸣歧最初还犹豫，想保持跟朝廷的联系，但在商人力量推动下，他不得不接受宣布独立，自己则逃跑到租界——沙面躲起来。其它各地几乎大都是这样的。总之大势所趋，民间力量起了很大作用。
问：你前面也提到了曾主张改良的地方官员，这些人也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答：武昌起义后，外国领事马上承认这是交战团体，也就是列强表明采取中立立场，跟当时咨议局领导人汤化龙的作用有关系。汤化龙因为连续请开国会失败，对清政府已经彻底失望。当时新军将领黎元洪不愿意和革命派合作，革命派又推不出有威望的领导人来掌控局势，就请出汤化龙协助说服黎元洪接受都督的任命。同时，汤化龙也和各国领事联络交涉，发出通电给各省咨议局，得到各地支持，一下子局势就稳住了。当时湖广总督是满族人瑞澂，原来就带头上书请开国会，要求实行改良，所以不可能坚决地跟革命派战斗，于是跑到军舰上去了……
问：清政府被推翻，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建立，但你曾评价说推翻帝制其实不算大功劳，为什么这样说呢？
答：有没有皇帝，这个实在不算大问题。辛亥革命真正的功劳，在我看来有两方面，一，一下子将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体制的基本架构建立起来，虽然很不完善，甚至还有很多违法的地方；二是公民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实现了，人们这个时候可以自由发表各种各样意见了，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样情况就变了。辛亥革命最主要的收获是这两条。经济上没有什么大变化，延续清末新政的市场经济制度。
（二）
问：清末民初，中国人寻求一种自救求生发展的新模式，当时面临着几个出路，立宪和革命就是两个路径。清政府错失了一次改良机会。但，现在也有人形容孙中山像个铁路扳道工，始终坚持将形势扳到革命一边。
答：他“扳道”是在辛亥革命后期，因为老是想将权力掌握在革命派手上，没有把焦点放在民主法治等制度的建设、巩固方面，这直接影响后来国民党革命道路的选择。比如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本来可以通过法治的途径解决。当然法治也有困难。上海是陈其美那一派掌握的，将凶手武士英毒死了，指使他的行凶的应夔臣则越狱跑到青岛去了。当时开枪的凶手在拘捕期间居然死掉，袁世凯方面不可能在上海将凶手毒死，这些都是控制上海的陈其美干的。
问：谁是真凶和主谋，本来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搞清楚这桩历史迷案。当时上海检察厅都向国务总理赵秉钧甚至发了传票，在此情况下，发动二次革命是不是鲁莽了？
答：二次革命不应该搞，应该不断追究。假如追究下去，即使不能把赵秉钧、袁世凯赶下台，但至少可令他们在政治上很孤立。这是一个错误。
问：二次革命发生的根源是什么？
答：实际有它的必然性。革命派就是希望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上。国民党没有决心成为反对党，去监督袁世凯执政，或者变成参政党，和袁世凯结成联盟，共同执政。袁世凯也提议联合执政，国民党不接受，只想自己执政，这个太脱离实际了。
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和袁世凯决裂是必然的？
答：本来通过选举转移政权，是民主社会的常态。问题是，通过革命实现政权转移以后，一个政治家就要考虑实际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承不承认政治的现实——当时，袁世凯是最大的实力派，他接受共和制度，国内外都认为能够稳定大局的就是袁世凯，这就是现实。承不承认？原来达成协议，总统归他做。这样一种态势下，抛弃原来的协议另搞一套，想把权力马上夺回来，人家当然不干。
问：革命派不愿意面对现实？
答：临时政府成立后，并不甘心与袁世凯和谈。因为在之前他们一直在和日本人谈判，要求借钱。孙中山表示，如果日本人赶快借出500万，我就坚持下来；要是不借500万，我就去和袁世凯和谈。结果钱没借到，袁世凯那边协议却达成了，要把总统位置让出去。因此他们很不甘心，老是想将权力夺回来。
问：中国历史上多有造反以改朝换代，是不是这种“传统”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辛亥革命？
答：这个讲法有一定道理。把这次革命看成改朝换代，换人做皇帝，这当然是一种解释。但是，同盟会、国民党的领导人完全不同于那些改朝换代的农民领袖，他们其实也想成立一个新的民主政权，但有一种心态：革命的多疑症。老是感觉别人不可靠，只有我是革命的，代表民主，代表共和，其他人不是。当然，这也是各国革命的通病。这里面牵涉到政治家的水平。怎么做对民众最有利？他们没有想透，没有彻底理解清楚，这是由当时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决定的；也说明当时领导人的思想观念并没有成熟。虽然那些人，包括草拟宪法文件的人，基本都在日本接受的教育，但没有真正深刻的理解民主和宪政理论，对这些基本问题没有理解透彻。
问：当然，按民间说法，革命不是吃客吃饭，好像夺权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和袁世凯不应该妥协。
答：过去说是孙中山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妥协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反而是过激了，而不是妥协不对，不应该。辛亥革命是三派力量联合的结果，妥协是非常正常的，政治本来就经常需要妥协。为什么孙中山会被抛弃？各地绅商原来和革命派合作，后来把国民党看成“暴民专制”，就不再合作：再这样搞，我的生意没办法做了！他们要求现在就是要稳定。也就是说，我要求稳定，你就不稳定；我要求整个社会实行民主，实行法治，你就不往这个方向努力。国民党、孙中山看不到这一点，结果大家反对他。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一个多月就全军覆没，脱离群众是主要原因。后来长期翻不过身来，就是被资产阶级抛弃了。
问：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辛亥革命其实可以分前后两阶段？
答：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努力值得尊敬，特别是黄花岗那些烈士，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精神是非常伟大的。但革命后，在制度建设方面没有起到好的作用。袁世凯北洋势力也有破坏民主法治的行动，但更大的失误还在于革命党这方面。它没有及时转变为民主政党，反对党或参政党，换句话说，革命党成功以后不能一直是革命组织，必须转变。
问：该怎么评价这种革命党人的这些失误？或者说，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失误？
答：辛亥革命后，有关经验没有被正确总结，一再宣称要革命，革命以后还是要革命！没有总结为什么法治制度不能确立，民主选举制度不能确立。很明显，《临时约法》是民国初年政局变乱的一个根源，因为当时《临时约法》没有规定解散议会的权力。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本来应该互相制约，而当时国会是在革命派支配下，那个国会很腐败，议员受贿成风，发展到登峰造极就是曹锟贿选，根本就不好好干活，十几年连宪法都没制定出来，直到曹锟要当大总统了，才匆忙通过。
问：也有人说还有个原因是没有充分发动工农？
答：这个论点很荒唐。当时，工农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受历史条件限制，当时工农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帮会。所谓民间武装，有些是绿林好汉，有些是当地自卫团、保安团。这些组织很多土匪气很重，到处杀人、抢劫、奸淫；有的报复剿匪的武装力量，杀人很残忍，当街生劏，挖取心肝炒来吃；当时的报纸白纸黑字记载得很清楚。再充分发动工农，全国变成一个大屠场。当时的民间武装，工农结合就是这个水平，再发动就会天下大乱。
问：民国初期也在尝试转变，比如制定宪法，但似乎没有多大作用。
答：制定宪法，需要各方共同商议，各方都能接受，才有办法施行。但国民党控制下的国会制定了一个“天坛宪法”，完全脱离实际，没有通过最后的立法手续，不能生效。《临时约法》本身漏洞百出，不能规范各方的行动，国会胡作非为的时候，行政根本无能为力。而行政权之间，总统府和国务院还有“府院之争”，也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临时约法》本身规定就非常含糊。
问：民初宪政试验，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可能也是前无古人的一条路？
答：问题是，那时世界上已经有经验，民主已经是世界范围内逐步推行的制度，你还走错路！而且，当时这些人大都是留学生，知道现代政治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下，还能站在中国传统的角度讲“前无古人”吗？其实已经有大量的先行者，但不是中国的古人，国外有大量经验你就不吸收，这个是不能原谅的。
问：说辛亥革命，不能不提及袁世凯，现在也有人总结认为如何处理与袁世凯这样实力派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当时革命党人的一个重要政治课题？
答：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主要支柱之一，这点是没疑义的。即使在辛亥革命以后，第一，他不是“窃国”，因为是通过合法程序当选的临时大总统和正式大总统。第二，他最初也做过很多工作，也想尊重原有的政治架构，但国民党一直在企图立即用选票和其他方法，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夺回来。比如制订《临时约法》把袁世凯手脚给捆起来。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实行总统制。袁世凯当选第二届临时大总统，立即制定《临时约法》改为内阁制，用革命派控制的临时参议院将权力夺回来。这等于把袁世凯架空，袁世凯当然不干了。
问：曾是清末新政的积极推行者，算是体制内进步力量，但袁世凯让人记住的更多是“称帝”中的那个丑角形象。
答：袁世凯的主要错误，集中起来就是在“称帝”这点。他也践踏民主，也不遵守法治。但他基本的错误，是将三权分立架构给摧毁了，将国会这条线给摧毁了，这是很大的错误。
问：那又怎么评价袁世凯的政治对手孙中山？
答：可以分两个阶段看。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作为革命的先行者有很大功劳。一方面，他作为革命旗帜，革命领袖人物，提出一套理论，这方面起到很大作用；另一方面是筹款，有人计算过，以孙中山为主筹集的经费有58万银元左右，40%花在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后，他犯了好多错误，主要是发动三次战争，现在看来都是有问题的：第一，二次革命；第二是袁世凯死后发动护法战争。护法战争本身不合法，800国会议员他只拉了200多人，不够法定人数，所谓护法并没有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而当时国会确实有很大问题。比如，一战，中国是应该参战的，参战才能收回我们的利益和主权，但孙中山、国民党坚决反对参战。背后他接受了德国人的钱，发动护法战争，拉拢海军程璧光率领舰队南下，都用的这个钱。这个有确实的史料，德国外交部有档案，另外蒋介石日记也有。第三，就是北伐战争。他接受了苏俄的支持，接受苏联给钱、给枪，给军事顾问。实践的结果，是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党国体制”，变为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你说这样的战争对还是不对？
问：历史人物，大都存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局限性。
答：特别他本身还有接受中国专制传统的一方面。1914年，他草拟一份《中华革命党章程》，里面要求所有党员宣誓“服从文一人”，要党员无条件服从个人，相当大一部分人不愿意接受这条，结果造成国民党分裂。中华革命党本来就是小众的小团体，到后来袁世凯称帝时，它起到的作用非常小，反袁的旗帜掌握在进步党手上，蔡锷、梁启超才是旗手。到国民党改组以后，党内很不民主，有反对意见的都开除，一大帮人，有些是国民党元老，然后在党章写上：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总理有最后决定权。就是一个人能推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凡有民主意识的人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不要神化某个领导人、某个领袖，否则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
问：孙中山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答：他的继续努力，就是想搞武装，搞北伐，要动刀动枪将权力夺回来。
问：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革命史，虽然革命总有它的道理和理由，但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革命”不能被频繁使用。这可能也是清末民初这一段历史留下来的启示？
答：社会转型，成本最低的是逐步改革，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民众有革命权但那是最后手段。不要沉迷于革命，不然社会转型的代价太大。革命不是正常的社会进步方式，暴力是不正常的现象。
（三）
问：清末以来一直的主题是救亡图存。鸦片战争后，中国已经身不由己地被拖入世界发展的大潮中了。
答：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一百多年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核心问题就是，要不要学西方，要不要接受现代文化或者现代文明，然后是怎样吸收现代文明。基本上就这两点。鸦片战争以来170年一直在辩论这个问题。清末鸦片战争后60年花在这上面，到了人民共和国成立又有30年，170年中间有90年是在辩论要不要接受现代文明，剩下80年，是怎么学西方的问题，清政府学了10年，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前学了27年，一共37年。抗战八年，内战三年，去了11年。共产党也有30多年学习西方，接受现代文明。
问：但当时思想领域的碰撞似乎还是集中在小众层面，对于底层百姓影响不大，与民众有点脱节？而不像美国建国之初那样大规模启蒙底层民众，就像至今被津津乐道的《联邦党人文集》。
答：基础不同。美国老百姓的文化基本来自英国文化，而中国从精英和民众全部都要接受新的东西，在制度领域用新的文化代替传统文化。大体上说，90年的辩论中，不断有人把现代文明说成西方文明，利用民族主义作为旗帜来抵抗现代文明。
问：辛亥革命也是一个启蒙的进程。今天看来，为什么在长时间的辩论中似乎没有真正达成共识？
答：这个不奇怪。精英阶层在分化，民众也分化。民众要求稳定，要求改革但又要求秩序。精英阶层分化很厉害，反对接受现代文明那股势力就用爱国主义装潢实际上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来迷惑大家。加上中国人一向有两个思想包袱：一个是文明古国，老子“祖上”原来很辉煌的；另一个，中国人是深受外国侵略压迫的弱者，是受苦受难的民族。这两个包袱压住了中国人，使得中国人不能冷静地去想：我怎样接受现代文明？
问：这是为什么？
答：一个社会的思想走向，受精英阶层的影响很大。这种情况下，辩论很重要，精英阶层的辩论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民众的行动。这个时候说什么话，一定要有所选择。这个很重要。我认为，在精英阶层或者中产阶层，多数人比较冷静，那些极端的东西不是被太多人所接受。
问：总体上说，社会在辩论中前进。都说是理越辩越明，还存在哪些需要继续辩论的方面？
答：中国启蒙的方向在于，必须将大量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在民众当中普及。要承认我们现在还是一个知识、思想文化的“洼地”，还要吸收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东西方文明的结晶，是人类优秀文明汇合起来形成的，我们还是要吸收这些东西，让那些常识性的东西在中国进一步普及、落实。比如，私有财产不能侵犯，有矛盾打官司不打架，官员要受到监督，这在我们还是个问题。
问：现今艺术圈、文化圈正流行、泛滥着一种娱乐历史、消费历史乃至虚假的历史主义的风气。作为历史学者，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你觉得国人到底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观？
答：过去大家对历史都不太清楚，现在历史知识大普及，而且大家各讲各的，不完全按照一个调子。那就是还原历史。在这个多元的努力下，人人都有凭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言，在比较里面，大家会知道，哦，历史原来是这样子的。这个很好。当然，人对历史的认识总有个过程。除了历史教科书的正统观点，现在通过影视剧来了解历史，甚至相信影视剧也无所谓，公众接触、阅读下去，混乱产生疑问，进而追寻真相，慢慢就能在比较里面学会自己判断、理解真相。
(发表于2011年10月8日《华商报》，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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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转型之艰
(2011-09-01 01:02)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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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瞭望》周刊记者刘巍
“中国人应该正视：不但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彼得大帝的改革也正好发生在康熙皇帝执政的鼎盛时期。沉沦和上升的根由早已埋下，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负面因素难辞其咎。”
在民族危机深重的1938年，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提问：“近百年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庭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从洋务运动、1898年变法到清末新政，晚清七十年的一批历史人物虽然未能意识到以上问题的全部，却意识到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被迫向西方学习，从总体上尚未逆历史潮流而动，然而从始至终他们跟不上历史潮流的脚步。
近代史学者袁伟时认为，晚清的当政者“是否能顺应历史潮流而采取改革与其步骤，这才是关键点。”“如果在改革步骤上跟得上历史潮流，中国转型的成本就不会像现实这样地高昂。”
6月29日，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在寓所接受了本刊专访，这位年过八十的近代史家在其退休之后，迎来了其研究成果的收获季节。他已出版的代表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路标与灵魂的拷问》、《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文化：中国与世界》、《近代中国论衡》等等。
袁伟时研究中国近代史，其始终如一的目的是要对中国现代化艰辛进程的深层原因进行发掘。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历史无法割断。百年苦难无非是无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与中国历史积垢的冲突。死的拖住活的，方生与未死反复搏斗。”
他说，“中国人应该正视：不但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彼得大帝的改革也正好发生在康熙皇帝执政的鼎盛时期。沉沦和上升的根由早已埋下，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负面因素难辞其咎。”
“制度文化没有自我更新能力”
《瞭望》：晚清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你认为这个变局的画面，无非是晚清向现代社会转型特别艰辛的记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袁伟时：历史是斩不断的链条。晚清乃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如此曲折，根源应该从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中去寻找。
以1644年5月清军占领北京为标志，满族入主中原，自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不少新特点。但是，由于统治集团迅速汉化，这些特点大体上是形式或局部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基本制度仍然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审视和反思大清帝国鼎盛时期的历史，就是审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
这样的审视必须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参照系。从世界范围看，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而一代英主康熙皇帝执政（1669-1722）的后期恰好与俄国彼得大帝执政年代（1689-1725）重合。三大文化体系的异同决定了这三大国家此后的不同命运。
《瞭望》：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庞大的有机体，在加以描述与解读时，你更愿意借用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
袁伟时：我认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很值得注意。他的见解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要点：
一是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二是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三是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
四是陈寅恪认为当时的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疗。“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瞭望》：你认为陈氏关于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的观点，具有时代意义？
袁伟时：这四点说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
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区分。例如，私人的各种宗教信仰，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文化艺术爱好，不侵犯他人自由的风俗习惯，乃至政治观念等等，纯属非制度性的个人信念和行为，统一既不可能，干预则属侵犯公民自由。这些与制度文化无关的文化通常在个人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而且有些非制度文化是永恒的瑰宝（如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只有不理性的人才会处心积虑去消灭。
《瞭望》：在这一区分之后，其制度文化部分正是阻碍中国近代进程快慢的原因？
袁伟时：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中国制度文化的辩论与改革自近代以来无法避免。19、20世纪的文化运动和文化批判此起彼伏，焦点也在制度文化。我认为，明末清初以来制度文化落后，没有足够的自我更新能力，从而无法认真吸收人类先进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
晚清经贸发展的限制
《瞭望》：你认为中国的制度文化重要缺陷之一，是对私有产权保护不足并使中国社会缺乏经贸自由？
袁伟时：从历史经验来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是以商人为活动主体的市场经济，其前提是有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与经济上的相对自由。
传统中国盛行在三纲笼罩下的家族财产所有制。《唐律》明文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大清律》唯一的差别是刑罚改为“杖一百”。如果说这不利于独立的个人的发展，但尚有变通的可能，那么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实实在在的约束，因触怒君王而籍没臣民财产的记录史不绝书，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可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后者对国民的经济自由的束缚随处可见，对于社会转型至关重要的工商业活动动辄禁止，处处掣肘。
《瞭望》：请你具体分析一下晚清经贸发展所受到的限制。
袁伟时：中国历代的商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中国的经贸发展长期受到三道枷锁的桎梏。
第一道是思想上的枷锁：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圣贤教导，到“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信条，求利成了“小人”与卑鄙的标记。抑商重农成为历代朝野的共识和施政准则。
第二道枷锁是动辄禁止海上乃至边境贸易。沿海居民冀图从海上贸易中讨生活，无非是谋求提高生活水平。可是，中国历朝往往不是因势利导，而是稍有风吹草动就禁海锁国。元明清三代禁止海上和边境贸易的敕令屡见不鲜。如元世祖忽必烈在统一全国后不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就颁令“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到明朝嘉靖（1522-1566）则规定：“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俱发戍边卫。”
第三道枷锁是官府的管制和垄断。各朝都有不禁海的时候，可是即使不禁海，也建立起由官府控制甚至垄断海外贸易的制度，加上种种千奇百怪的限制，使民间经贸无法顺利发展。
《瞭望》：这些状况的形成也是与源远流长的“天朝文化”分不开的？
袁伟时：用乾隆的话来说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这不是乾隆的发明，明代早已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
《瞭望》：清朝秉持的闭关锁国的政策最终给自己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袁伟时：一是边患频仍。二是把中国孤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之外。直至清初，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这样的“盛世”蕴含着深刻的内在危机。
郑和下西洋400年后，英国人以船坚炮利叩关，明成祖下令建造的感谢马祖保佑下西洋平安的南京静海寺，最终竟成了签订屈辱的“江宁条约”的场所。
“中国的文化有很强的排他性”
《瞭望》：从晚清的历史结局来看，其知识阶层的思想潮流未能产生出足以引导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潮？
袁伟时：社会变革的先声是思想变革，可是，中国自身没有产生出足以引导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潮，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思想自由和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中世纪的西欧同样没有思想自由，宗教裁判所的罪恶罄竹难书，但不应忘记，他们以修道院及修道院和教会所办学校为骨干的教育体系保留了一些与中国不同的特点，从而可以从中逐步发展出现代教育和现代思想文化。
《瞭望》：为什么出现这些差别？
袁伟时：第一是对待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
中国的文化有很强的排他性。中国也吸收外来文化，但是，它有一套自己的框框：已经固化为社会制度的三纲六纪是绝对不能改变的“道”或“体”，外来文化只能融化在这个大框架下，成为添绿加彩的枝叶。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严华夷之辨”，只准以华变夷，不准以夷变华，而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瞭望》：在这样的思想堡垒阻隔下，早在17世纪至18世纪初，中国断送了一次吸收西方文化的大好机遇？
袁伟时：明末清初，利玛窦和其他西方传教士把西方在数学、天文、历算、物理、机械、火炮制造、水利、测量、地理、绘画等领域的成就介绍到中国。以他们为中介，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在这一中外交流中中国主要是受益者。
不过，接踵而至的三大风波把这个进程打断了：一是从万历十四年（1616）开始南京礼部尚书等掀起的南京教案，二是康熙皇帝亲政前的“熙朝历狱”，三是康熙皇帝亲政后和罗马教廷之间的礼仪之争。
后来的清朝当政者恪守康熙皇帝的圣谕，把排外的基本原则确立为不可违反的祖制，一个封闭的东方专制王国体制从而牢固建立，后果之严重在一百多年后就充分显露出来了。
《瞭望》：与此同时，你认为中国的教育制度无法全面地继承人类文明的成就？
袁伟时：一是耗费中国青少年年华的四书五经，从世界范围看已远远无法适应17世纪以降的社会发展的需要；二是考试四书五经的科举制度把中国人的精力消耗殆尽，但培养不出足以安邦治国的适用人才。顾炎武在17世纪就抨击科举制、指出“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
虽然科举制度在清末最终被废除，但百年树木、十年树人，晚清培养人才的速度已赶不上革命爆发的速度，新的知识阶层成了埋葬大清帝国的主力之一。
《瞭望》：中国社会也没有建立容许辩论和保护“思想罪犯”的机制。
袁伟时：孔老夫子早就立下规矩，“不可不诛”的五条大恶中有三条是言论罪：“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圣人的教导被确立为是非标准，加上大一统的局面，关山飞渡难，除了春秋战国时代小国分立、可以随意择主而仕、朝秦暮楚而不必担心被人视为卖国贼外，思想者的命运注定十分艰难。
《瞭望》：你认为没有足以引导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潮的最后一点原因是没有保护知识阶层的组织。
袁伟时：在中世纪西方有保护教师利益的行会，大学享有特权，逐步发展出大学独立、学术自由制度。大学的词源universitas意思就是行会，是学者的行会，正当地谋取自己的利益，大学独立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些权利是在反对教会势力和王室势力的反复斗争中得到的。从十三世纪起，大学独立逐渐成为现实。
古代中国知识阶层也有集会结社，但多半是诗酒自娱的雅集或小团体，除在社会危机特别严重的时期有政治性的结社外，没有出现名正言顺为知识阶层谋取行业性利益的团体，因此，从太学、国子监到县学的官学系统固然一直是统治者的教化工具，即使是民办的书院也没有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改变教学内容的强烈愿望，以大学独立、学术自由为标志的现代大学自然不可能在此基础上生长出来。
权力集中于宗法专制体系
《瞭望》：“历史呼唤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时代要破浪前进，现实却踌躇不前。”对于历史人物你认为不应该苛求，晚清历史人物的缺陷与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有关？
袁伟时：回望17世纪以来的中国，最令人震惊的应是皇帝及其大臣们的愚昧，而这个状况又是知识阶层群体性愚昧的表现，这是晚清以盲目民族自大为基础的自我封闭的必然产物。
19、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如此艰辛，代价如此巨大，说到底就是冲破这个思想堡垒的艰辛和代价。不过，这个思想堡垒所以如此坚固，其根源又在深具东方社会特性的社会深层结构。
《瞭望》：中国这一社会深层结构有何特点？
袁伟时：在中国，权力集中于宗法专制体系。自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以来，除了分裂时期，中国很少出现足以同皇权抗衡的封建领主。与此同时，从本土的道教到外来的佛教，神权大体上也是政权的依附物。中国没有国教，学界对儒家是不是宗教也有争议，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中国的政权和教化大权是合一的，君师合一，各级统治者都是师。思想和教育没有受保障的独立地位，只剩下一个合法的职能：做统治者思想统治的工具，把圣贤的教导、传统文化特别是皇帝的“圣谕”灌输给子民，让他们服服贴贴做顺民。
明代有“圣谕”六条，康熙皇帝有“圣谕”十六条，雍正皇帝详加解释，目的是要百姓“只遵圣教，摈斥异端，直如盗贼水火。”宗法专制的大一统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与之相适应，知识阶层也把大一统的观念视若神明。
《瞭望》：就国家与社会的上层结构而言，中西差别十分突出，对各自的发展影响巨大。中西权力系统的首要差别在于权力是集中统一的还是多元并立的。
袁伟时：在前现代的西方，王权和神权基本上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双方的关系错综复杂，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服从还是对立，双方的矛盾连绵不断，再加上分封制一直存在，国王与受封的领主、贵族以及领主、贵族与其家臣之间有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实际存在着一种互相制约的契约关系。这三个系统的博弈和权力多元的局面，开拓了一个较大的社会空间。
《瞭望》：这一个较大的社会空间催生出西方的议会制度？
袁伟时：与权力单一的专制体系迥异，多元社会下的国王冀图为所欲为极其困难，在各种势力裹胁下，常常被迫听取各方意见，寻求妥协，从而催生出议会制度。
在英国，十三世纪的时候现代议会的雏形已经形成，1265年开过一次由各郡、市和自治市各派出两名代表组成的议会，它失败了，但“这个议会由于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而成为近代代议制议会制度的起源。”三十年后，“爱德华一世于1295年召开的大议会已经被当作第一个英国议会珍藏在历史中，绰号‘模范议会’的这个机构包括了来自较小的贵族、教士和自治城市的代表。”
而在此之前，由于1199年就任的英国国王约翰实行残暴统治，并在与教皇英诺森三世争夺对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权中失利，1215年，贵族、教士等联合起来集结武装向伦敦进发，要求国王给予他们更多权利，迫使国王签署了著名的《自由大宪章》，英国乃至世界的宪政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瞭望》：晚清新政的失败以至辛亥革命未能在中国成功地建立民主、共和制度都与中国的这一社会深层结构未有根本改变相关？
袁伟时：与宗法专制统治相适应，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但它是统治者治民的工具，没有保护民众权利的内容。中国传统法典的主要内容是刑法，它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三纲的法制化。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辛绝非偶然。“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回首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为重要拐点的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自身的缺陷。与缺乏法治传统息息相关，国民党和北洋实力派，都没有牢牢树立法治观念，而把夺取政权放在第一位，从而导致战火连绵，而现代社会和政治制度建设却被置诸脑后。
原载《瞭望》周刊2011年8月15日第46-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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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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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下）作者：易中天
四 帝国没有董事会
○ 过去没必要，现在不允许，再加上“雇佣”逐渐变“主仆”，则所谓“儒家的限政”，请问有多少可能？
实际上，秦汉以后，不要说“宪政革命”，就连“君臣共治”，也是一厢情愿。因为秦汉以后的官员，已大不同于春秋。春秋的大夫是“帮忙的”，秦汉以后则是“打工的”。春秋的大夫，原则上世袭。他们原本君主家人，或王室旁支，或诸侯子侄，故曰“公子王孙”。他们的齐家（打理采邑）、治国（治理封国）、平天下（辅佐王室），是“尽义务”，不是“挣薪水”。虽然也有“非世袭大夫”（孔子就是），那也是请来帮忙的（当然有酬劳），故可“合则留，不合则去”。君臣双方，也客客气气，一方事之以忠，一方使之以礼，这才被秋风先生误认为是“契约关系”。其实，是“亲友关系”。
春秋的大夫“非亲即友”，秦汉以后的官员则“非奴即仆”。当然，有过程。前期，或许尚有周代遗风，是“半友半仆”。士大夫在皇帝面前，有时还能保持一定尊严。然而越到后来，就越是斯文扫地。明代，官员们只要一言不合，就可能被拖出午门，在众目睽睽之下扒了裤子打屁股，叫“廷杖”。清代倒是不打屁股，却规定见了皇帝，汉族官员只能称“臣”。满族亲贵和侍从，才能称“奴才”（太监不论满汉均称“奴婢”）。这表面上看是“礼遇”，骨子里却是“歧视”。意思也很清楚：你们汉人也想当“奴才”？你还不配！
当“奴才”成为资格和待遇，则君臣之间，便已是“主仆关系”。其原由，则在于从春秋到秦汉，过去的“亲友关系”，已逐渐地转变为“雇佣关系”。我们知道，郡县制的核心是中央集权。按照这种体制，天下一统，四海一家，皇帝拥有绝对的主权和治权。唯一做不到的，是把所有的事情都管起来。这就要雇人打工（场面上的说法，叫“给皇上当差”）。正因为是“打工”，所以不能世袭，只能任命。这就是“官员代理制”或“皇权代理制”。
这些被任命的“高级打工仔”，就是各级官员。他们或供职于朝廷，或牧民于地方，但无一例外，都是“职业经理人”或“皇权代理人”。秦汉到魏晋，主要是“皇权代理人”。其中，还不乏皇帝的铁哥们或小舅子，即“勋贵”和“外戚”。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就主要是“职业经理人”了。对于他们来说，当官，更多的是一种职业，一个饭碗，一个脱贫致富、光宗耀祖的途径。因此，即便在初入仕途之时，尚有儒家的政治理想，也会在官场的扑腾中，逐渐让位于现实的考虑。指望他们来抗衡皇权，可能吗？
事实上也不可能，因为制度不允许。依照秦汉以来的帝国制度，皇帝好比牧场主，官员好比牧羊人，老百姓则是羊。牧场主开明，管得宽松一点，是可能的，这就是“仁政”。牧羊人自律，不拼命薅羊毛，也是可能的，这就是“廉政”。但要说牧羊人也参加“董事会”，限制董事长的权力（限政），就不可能。羊儿们招开“股东大会”，制定“游戏规则”，不许董事长、总经理为所欲为，还要公开账目（宪政），就更不可能。哈，帝国可没有什么“董事会”，只有“办公厅”和“办事处”，它们分别叫“朝廷”和“衙门”。朝廷和衙门里，可是没有“民意代表”的。民意代表都没有的政治，也能叫“宪政”？
春秋的制度没这需要，秦汉的制度又不允许，再加上君臣关系逐渐由“雇佣”变成“主仆”，则所谓“儒家的限政”，请问有多少可能？
问题是，就算当时的制度，是“皇帝授权，官员代理”，则君臣之间，也顶多不过“雇佣”，反倒有可能变成秋风先生情之所钟的“契约关系”。法家就这样主张。在他们看来，所谓“君臣”，无非“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只要“公买公卖”，也就“礼尚往来”，臣下何至于“为奴为仆”呢？
抱歉，这就怪不得别人，只能怪儒家自己了。
五 系铃偏是解铃人
○ 君为臣纲，就是逼人自宫。这就从精神上和心理上，根本杜绝了抗衡皇权的可能。
把君臣从雇佣变成主仆的，是儒家吗？是。谁干的？董仲舒。董仲舒干了什么？在《春秋繁露》里提出了“三纲五常”。只不过在他那里，是三纲和五常分说。到宋代朱熹，则开始联用。此后直到清末，都被儒家奉为道德的规范，行为的准则。因此，如果说董仲舒在历史上有什么“创造”和“奉献”，当“唯此为大”。
这玩意一提出来，就从精神上和心理上，根本杜绝了儒生抗衡皇权的可能。因为三纲之首，即是“君为臣纲”。也就是说，帝国好比渔网，君是总绳（纲），臣是网眼（目）。世界上，哪有网眼抗衡总绳的？也只能总绳让你张你就张，让你闭你就闭吧？
当然，也有别出心裁，另做解释的。比如韩国学者赵骏河，便认为“纲”是“模范”的意思。君为臣纲，即君为臣之模范；父为子纲，即父为子之表率；夫为妻纲，即夫为妻之榜样（赵骏河《东方伦理道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呵呵，就算是吧，却不知如何运用于限政。比方说，汉武帝要穷兵黩武、扩军备战，要从宰相那里夺权，你咋办？顺着来？那就限不了政。拧着？又没拿皇上当榜样。
其实“三纲”的意思十分明显，就是要服从，至少也得顺从。孝顺，孝顺，不顺，则不孝。同样，不顺，则不忠。所以，就算有个别官员要限政，要限制皇帝的绝对权力，那也得先顺着，再慢慢想办法。但顺着顺着，没准就把自己给顺进去了。这也正是历史上虽有士大夫“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甚至发生激烈冲突，却只能一退再退，最终集体沦为奴仆的原因。君为臣纲，是他们无论如何也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这就是董仲舒的“功德”！汉武帝还只是摧残了司马迁的肉体，董仲舒却摧残了读书人的灵魂。而且，三纲五常的观念越是被强化，士大夫和知识界在精神上就越是阳痿。难怪“马仔”会变成“奴才”了。君为臣纲，就是逼人“自宫”嘛！
能够成为心理支持的，只剩下气节。这倒是孔子留下的宝贵遗产，即“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但，你有气节，我有屠刀；你的头多，我的刀快。谁硬得过谁？不要说什么“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明成祖，不是“株十族”么？哪里只杀你一人！
所以，气节也不总能靠得住。更何况，即便是“武死战，文死谏”，也往往是针对具体问题。针对制度的改革，很少。能想到建立限制绝对权力的制度，就更少。因为在这里，同样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那就是皇权要不要维护？回答则是肯定的。因为皇权是皮，他们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时又没有别的“皮”！
这就无可奈何了。尤其是，当这些“皇权代理人”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就更会把皇权当命根子。想想看吧，没有了皇权，钱怎么捞，租怎么寻？因此，维护皇权，是“朝廷命官”们的第一要务。至于在野的儒生，是限不了政的。他们又不是议员，谁听他的？
既然“限政”（限制皇权）只能以“维权”（维护皇权）为前提，则儒家当中那些有识之士所能做的，也顶多只是给日益加速的专制倾向，制造一点摩擦力。但这也多半是出于“仁政理想”加“中庸之道”，比如不要“聚敛过度”，不要“与民争利”，多少也算维护了一点民权。但离“宪政主义”，则只怕还有十万八千里。
何况皇权的日益膨胀，儒家原本就“与有力焉”。想当年，刘邦初登大位，尚不知如何君临天下。是叔孙通制定礼仪，让他找到了做皇帝的感觉，也让群臣“莫不振恐肃静”。此后，尊王攘夷，就一直是儒家高举的旗帜。君尊臣卑，也一直是儒家坚持的理念。好嘛，你让他黄袍加身，冠冕堂皇，又要他再脱下来，岂非“与虎谋皮”？你自己三跪九叩，匍匐在地，却要跟他讨价还价，岂非“痴人说梦”？
六 风物长宜放眼量
○ 尊孔不如崇孟；独尊儒术，不如博采众家。我们犯不着在一棵树前“守株待兔”。
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限制绝对权力这事，指望皇帝自觉，是一厢情愿；以气节对抗强权，是得不偿失；用忠诚换取限政，是南辕北辙。因为你越是忠，就越得顺；越是顺，就越会助长皇权的气焰。结果是什么呢？是“风波亭”，是“袁崇焕”，是儒家“得寸”，皇权“进尺”。所有的努力，都注定是徒劳，如果他们真有那想法的话。
这当然难免让人沮丧、郁闷、苦恼、纠结，甚至愤怒。秋风先生说──
假如中国两千年甚至五千年确实皆行专制，那就足以证明，限制、剥夺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制度最适合中国的国情、民情。这个族群只能过被人管制、奴役的生活，不可能过有尊严和自由的生活，因为，从历史看，他们没有这种意向，也没有养成这样的技艺。
这个反问有道理，我完全赞成，而且也不难回答。
第一，中国并非“两千年甚至五千年皆行专制”。战国之前就不是，或基本不是。秦汉以后，也不都是，只不过总体倾向，是“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但即便专制独裁如明清，也不是天天专制，事事独裁。松动之处有，开明之时有，可圈可点之事，也有。这里面的情况一言难尽，原因也错综复杂，很需要慢慢梳理。不过可以肯定，对于愈演愈烈的专制独裁倾向，儒家是既“有所阻拦”，也“推波助澜”，可谓“功过参半”。何况儒家也有先后，有派别，并非“铁板一块”，岂能一概而论？
第二，中国人也不是没有，或不曾有过“尊严和自由的意向”。这种意向，我们从来就有。儒家有，诸家也有；孔子有，孟子更有。而且在我看来，后者比前者还更强烈。比如自由，是儒家讲得多，还是道家讲得多？比如平等，是儒家讲得多，还是墨家讲得多？再比如尊严，是孔子讲得透彻，还是孟子讲得到位？只要不带偏见，就能得出客观的结论。甚至就连秋风先生不喜欢的法家，只怕也非一无是处，毫无可取啊！
因此我的主张，是尊孔不如崇孟；独尊儒术，不如博采众家。发掘中国历史中“向上的传统”，无疑是对的。但不必“一叶障目”，只在儒家这一棵树前“守株待兔”。我们应该放眼整个中华传统，尤其要注意发掘那些“因为理论和激情的遮蔽，而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非儒家传统”。那可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三，至于有没有“养成这样的技艺”，倒是一个真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还是一个大难题。道理很简单，如果说“没有”，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族群，只配过“被人管制、奴役的生活”；或者虽有“尊严和自由的意向”，却其实不能实现，甚至也从未实现。这当然不是事实，也逻辑不通。一个“只配被人管制、奴役的”民族，是创造不出伟大文明的。同样，如果说这套技艺，我们不但拥有，而且完美，那么，为什么越到后来，就越是专制，越是独裁？这又讲不通。再说了，如果当真先前什么都好，那么，回到三皇五帝、唐宗宋祖即可，搞什么变革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等，岂非多余，而且有害？
对此，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是：“创造自由生活”和“构建良好制度”的技艺，我们从来就有，而且很早就有，甚至堪称“身怀绝技”。但也正因为如此，就难免有缺陷，难免出问题，也难免在遭遇西方文明，建设现代文明之时，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因此，很需要理性对待，科学分析，需要客观公正地是其是，非其非。在此前提下，我同意秋风先生“新生转进”的说法，并认为果能如此，我们民族将对人类文明再次做出重大贡献。
不过这事说来话长，还是从长计议，且听下回分解吧！
刊载于2011年7月11日《南方周末》，责任编辑戴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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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与秋风先生商榷
一 儒家的惆怅
○ 儒家或许也想限制绝对权力，但可惜徒劳。秦汉以后的总体走向，是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
我一向认为，学术论争，求同比存异更重要，也更难。因为“各自表述”的前提，总得是“某种共识”，否则便是“鸡同鸭讲”。幸运的是，我在秋风先生《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2011年6月30日《南方周末》）那里，找到了讨论的基础，并愿意就此展开。
首先，我同意“儒家反对绝对权力”。因为一旦“绝对”，便不“中庸”，故此说应可成立。但要补充两点。一，儒家并不限制权力，只限制“绝对权力”。二，就连这，也是一厢情愿，甚至得不偿失、南辕北辙。秦汉以后历史的总体走向，是皇权的不断加强。最后，终于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
且看史实。西汉初年，倒不专制。中央既未过度集权，皇帝亦难乾纲独断。军国大事，例由三公会议，皇帝批准。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实际上的执政者，皇帝不过“橡皮图章”。但这样一种制度和局面，很快被武帝破坏（详后）。此后，历朝历代之所谓“有为之君”，都继承汉武，既收地方之权集于中央，复收中央之权集于皇帝，而且愈演愈烈。
就说皇权与相权。汉代宰相是“领袖制”，唐代就改成了“委员制”（钱穆先生语）。中央政府只有“国务委员”，没有“国务总理”。这显然是为了削弱相权，加强皇权。但唐代“国务会议”（政事堂）的决议，却是定稿，叫“熟拟”。皇帝只能在上面画圈，叫“印画”。而且，皇帝同意的事情，宰相也可以驳回，叫“涂归”。也就是说，唐代的宰相，虽然地位低于汉代，却好歹还有决策权和否决权，皇帝反倒只有同意权。
这就多少还有点秋风先生所谓“君臣共治”的意思。但是到宋代，决策权和否决权，就都归皇帝了。宰相上朝，也只能站着，不再能“坐而论道”。到明清两代，宰相制度干脆被废除。皇帝一人，以国家元首之身份而兼政府首脑，直接领导政府各部门（六部）。被俗称为“宰相”的“内阁学士”（明代）和“军机大臣”（清代），其实不过皇帝的“政治秘书”。应运而生的，则是明代的“特务组织”（厂卫），清代的“暗箱操作”（密折）。前者的黑暗，后者的专横，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
至此，帝国的统治，已是不折不扣的“一人政治”和“专制独裁”。所谓“君臣共治”，恐怕早就化为梦呓。毫无疑问，确如秋风先生所言，在这个过程中，儒家当中那些“有识之士”（不是所有儒生），未尝不曾“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也未尝不曾与之“发生分歧乃至激烈冲突”。然而结果如何呢？事与愿违，徒唤奈何！
这是儒家的惆怅，也是我们的惆怅。
二 莫把狸猫当太子
○ 作为“皇权主义者”，汉武帝和董仲舒根本不可能搞“宪政革命”。所谓“共治”，其实无非“参股”，而且儒家的“股权”也没有保障。
问题是何以如此。
有直接原因，也有根本原因。直接原因，在于秋风先生十分看好的那位汉武帝，恰恰是个“强权主义者”，也是“皇权主义者”。正是他，破坏制度，在宫廷之内另设政府，由大司马主持工作（西汉称“领尚书事”，东汉称“录尚书事”），叫“内朝”，也叫“中朝”。宰相（三公）主持的政府（公府），则叫“外朝”。这就等于是“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岂非胡闹？更重要的是，内朝权倾中外，外朝形同虚设，实际上是汉武帝的“小朝廷”，取代了国家的“大朝廷”。目的，则是要集中央之权于皇帝，以便大权独揽、乾纲独断。后世之“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即从此开始。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喜欢“宪政”？
汉武帝不是“宪政主义者”，董仲舒也不是。就连他的“儒家身份”，我看也可疑。比方说，孔子至少不反对民间可以有思想，他自己就是民间思想家。而且，按照秋风先生对“攻乎异端”的解释，则他老人家还应该主张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然而董仲舒，却明确反对“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异不同”，主张将所谓“邪辟之说”消灭干净，用国家意识形态一统天下（《汉书·董仲舒传》）。请问，这跟法家的“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说疑》），有什么两样？董仲舒这样说，他还是儒家吗？如果是，则儒家霸道；如果不是，则董某非儒。
其实，董仲舒跟法家一样，也是主张中央集权的。而且在他看来，天下既然一统，则舆论也该一律。统一的帝国，必须有统一的思想。只不过，得是儒家思想才行。这才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才有后来的“文字狱”。请问，这是宪政，还是专政？不要跟我说儒学多好多对，这跟它好不好对不对没关系。再好的思想，也不能独尊啊！
显然，汉武帝和董仲舒，根本就不可能搞什么“宪政主义革命”，而只可能进行政治交易——后者利用思想文化资源，为大一统政权的合法性加注，为帝国元首的至尊地位背书；前者则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权力，替儒家消灭异己摆平江湖。一个得以独尊，一个得以至尊；一个可以垄断学术，一个可以把玩天下，自然不难成交。
是的，董仲舒做交易时，也夹带了“私货”，这就是“为帝王师”。为此，他当然要强调皇帝作为“天子”，必须服从“天意”，然后把“天意”的解释权捏在自己手里，捏在儒家手里。这无疑也有积极作用。比方说，后世那些“真儒”，可以借此机会推行“仁民爱物”的主张。某些开明的君主，也会部分采纳儒生的建议，或放宽政策，或减缓聚敛。这虽非儒家理想中的“仁政”，却好歹要比“苛政”或“暴政”好。
但必须指出，这不能叫“革命”，更谈不上“对秦制发动了一次根本性改造”。因为经济基础没变，上层建筑也没变，只变了意识形态。当然，你可以说这就是革命。只不过，这命早就革过一回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执政党”，不早在汉初就由法家变成了道家吗？你现在又换成儒家，这是革谁的命？秦始皇的，还是汉高祖、窦太后的？
也只能叫“参股”了。参股也不错。包括儒生进入政权机构，肯定利大于弊。可惜，儒家的“股权”却并没有保障。比方说，外戚、宦官、亲贵的势力，就往往不比士人小。话语权也一样。皇帝愿意听你的，你就是“代天立言”；不想听，你就是“妖言惑众”。如果碰上某个“真龙天子”，著有《圣祖圣谕》之类的教材，则他自己就是臣民的“伟大导师”，儒生也就只有“恭聆圣训”的份。这个时候，你还想解释天意，那是要小心脑袋的。
何况儒家要“参股”，先得交“投名状”，那就是负责教育人民臣服于君主，并不断灌输“君贵臣贱，君为臣纲”的观念。董仲舒说得很清楚，他们的主张，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可见，屈民，是“屈君”的前提。但，“屈民”易，“屈君”难。等到儒生伙同君主把人民压迫得没有出头之日时，再想来“屈君”，只怕就没有那么便当。要知道，儒生也是“民”。他们在君主面前，难道不也该“屈”？
至于“伸天”云云，那就真是只有“天知道”，虽然样子是要做做的。再说了，强迫人民服从君主的政治，或者以此为前提的政治，能叫“宪政”吗？秋风先生这样大言不惭，难道就一点都不心虚吗？
三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 孔夫子想不到，董仲舒做不到，儒家哪来的“宪政主义”？
董仲舒未必限政，孔夫子同样也不。倒不是说他反对限政，或主张专制，而是压根儿就想不到这问题。按照秋风先生的说法，孔子之前，是既没有政府，也没有社会的。政府都没有，你限的哪家子政？这两种说法，不自相矛盾吗？
我当然不同意“孔子之前无政府”，但同意孔子之时封建，秦汉以后郡县。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封建是分权制，郡县是集权制。封建时代，天子分权予诸侯，诸侯分权予大夫。郡县时代，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集权，才可能有绝对权力。分权，则不可能“绝对”。权力既不绝对，又何须限制？
何况按照秋风先生的观点，封建制从一开始就是“自由和宪政”的。尽管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但也认为此时专制尚未发生。既然如此，孔子怎么可能会去“抗衡”，又怎么会冒出限政的念头？难道孔子掐指一算，算出后来会有秦皇汉武？未卜先知啊？
没错，诚如秋风先生所言，孔子生当封建制松动之际，君臣关系已开始变化。问题是，这关系怎么变的，又变成啥样了？就说孔子所在之国吧，是三家大夫（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专了鲁国国君的政，他们的家臣（比如阳货）则专了他们的政。这也叫“君主专制”？对不起，这叫“犯上作乱”，叫“礼坏乐崩”。
正因为礼坏乐崩，才要恢复“君臣父子”的封建秩序。当然，孔子并不主张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相反，在孔子看来，君对臣要有礼，父对子要有爱。但，君仁父慈，绝不等于臣子可以不忠不孝，可以“僭越”。如果像春秋那样，八佾舞于庭，周鼎问于楚，那就“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孔子要高举“克己复礼”的旗帜，把“正名”看作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坚决反对“陪臣执国命”，反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这些话，哪有“以封建制对抗君主专制”的意思？孔子更担忧的，怕不是“君的霸道”，而是“臣的跋扈”吧！
那么，秦汉以前，有没有过集权和集权主义？有，但可惜是在孔子之后。地点，在秦公国；时间，在秦孝公；始作俑者，即为商鞅。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就是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把原来分散在贵族们手中的权力，集中到国君。这才成就了秦孝公的“霸业”，秦始皇的“帝业”，也才有了要不要限政的问题。这些都是孔子以后的事，他老人家哪里想得到？
孔夫子想不到，董仲舒则做不到。为什么？分权制大势已去，集权制方兴未艾。西汉初年，迫于形势，刘邦不得不折衷调和，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在天子直辖地区设郡县，畿辅之外封王侯。这就是郡县与封建并存的“郡国制”。结果，麻烦不小，动乱不断。这才有高祖的“白马之盟”，晁错的“削藩之策”。而且，直到武帝采取“推恩之法”（分封藩王子弟以削其权），才算搞掂。
显然，中央集权这事，汉初统治者“非不欲也，乃不能也”，于是成了留给武帝的“政治遗嘱”，也是他要实现的“宏图大业”。在此形势之下，董仲舒来跟汉武帝谈分权，谈什么“君臣共治”，不是找不自在吗？就算董仲舒敢讲，汉武帝也听不进去。哈哈，你说朕不是天，是“天之子”？那正好说明大汉王朝奉天承运，政权合法，与“限政”何干？限政？老子还正准备从宰相那里“夺权”呢！
众所周知，宪政并不简单的就等于限政。但没有限政，则肯定谈不上宪政。既然限政这事，孔夫子想不到，董仲舒做不到，则儒家的政治理想中，又哪来的“宪政主义”？
呵呵，所谓伊人，恐怕“在水一方”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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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先知先行者推颖而出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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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主编张清谈“敢为天下先” （2010年12月26日） （一）“敢为天下先”是对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总结 张清：我们追踪“改为天下先”这句话在当代的使用和传播，发现主要是在1991年、特别是1992年后出现在报刊文章中的频率比较高。 1991年2月15日，农历羊年大年初一，《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呼吁“我们的各级干部，要以改革的姿态，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3月2日，《解放日报》头版又刊发第二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文章振聋发聩地论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说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篇评论触及了当时争论最激烈的市场经济问题，鲜明地提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其后，《解放日报》又发表两篇呼唤解放思想、推进改革的评论。“皇甫平”的系列评论在当年中国掀起了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一场思想交锋。一般认为，这是邓小平1992年春视察南方、发表南方讲话的先声。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讲话后，中国出现了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浪潮。呼唤鼓起勇气大胆改革，探索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时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受到邓小平视察和讲话的鼓励，又一次冲到时代的前沿。《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竞相发表“猴年八评”、“八论敢闯”，为“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发扬“冒险精神”“先行一步”大声疾呼。“敢为天下先”等激励改革精神的话语，从此广泛传播开来。 从历史的语境看，我认为当年提出“敢为天下先”，其主要取向是呼吁突破旧观念的束缚，走市场经济道路，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按照社会主义的原教旨，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将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还从来没有在哪个社会主义国家试验过，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如今，将这个观念放在当代背景中，您怎么看？ 袁伟时：在我的印象里面，1991年皇甫平发表了几篇评论、1992年邓小平南巡，那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敢为天下先”可以说是对多年改革的总结。我认为真正“敢为天下先”的，是在前一段，苏联还没瓦解的时候，198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开创特区，建设特区，敢于开路，给我的印象更深。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时候还到处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虽然有过挫折，但是许多人仍然相信已有制度自我修正，还没有想到要吸取境外的现代文明，来改造我们的制度。 根据现在了解的情况，邓小平最初也不是那么明确，后来大家提了很多意见，他总结、吸取了共产党内思想解放的干部的意见，然后决定要吸收外资，吸收境外那些先进理念，包括香港、台湾，和其他境外的东西，来发展和改造我们一些很僵化的体制。那个是了不起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这是一个世界历史上的大事。 当时走在前面的是习仲勋、任仲夷、吴南生、梁湘、袁庚，这些人在深圳建设历史上是开局的人，是真正的开创者。他们在世界共产主义历史上，写下重要的一笔，冲开了一个缺口。他们考察了境外的一些成就，突破意识形态的枷锁，实事求是，认为要让中国人富裕起来，过上文明的生活，不能再走老路了。“四人帮”很左，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执行了一个极左的路线，邓小平支持的改革开放要从全世界文明的高度开辟新路。停留在原有的“反左”、“反右”上，那很可能回到文革前或上世纪50年代。要使中国发展，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立场，把人类文明中所有对中国发展有利的，对中国人民福祉有利的东西都吸收过来，也就是邓小平讲的“三个有利于”。我想“敢为天下先”在这方面是最突出的。 那十多年有很多争论，比如辩论姓“资”姓“社”。深圳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土地拍卖，股票，大量引进外资，这些在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新的。其中袁庚在蛇口走得更快，他不单在经济领域把境外通行的做法搬回来，在政治体制上也有所改革，可惜没有成功。1989年风波以后，中国处在一个异常不利的环境下，外交上很孤立，到了历史的大转折关头，我们能不能冲出一条生路来？这时，邓小平再次决断，要走市场经济道路。其实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一再讲，不要纠缠于姓“资”姓“社”，市场经济是可以利用的，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些意见都是1989年以前就有的。 1992年，邓小平已是普通党员，但是他提出来要走市场经济道路，最后被全党接受。这段历史在中国是很特别的。邓小平利用自己在历史上的影响发挥作用。从制度上看，任何一个普通党员都可以提出个人的意见，中共中央接受不接受，是另外一个问题。 邓小平利用他的影响提出来，政治局作出决定，接受这些意见，这是合法的。这个方向确立，真正是改变了中国，挽救了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家，不可能十全十美，邓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实行改革开放和推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两次决策，都是正确的，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很重要的。 1990年代初提“两个中心”，反和平演变和政治建设，这两个相提并论。邓小平讲话，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更大胆改革开放，扭转了把“反和平演变”列为中心之一的错误主张。其实，苏联、东欧不是人家和平演变搞崩溃的，是自己那种制度穷途末路了。你说和平演变，共产主义运动不但想和平演变，还想武装演变，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你消灭不了别人，人家反把你瓦解掉了？关键还是你的内部问题。 在90年代以后，好像深圳政界没有出很杰出的人物，在我的印象里面，没有与特区的开创者可以相提并论的人物。习仲勋、任仲夷、吴南生、梁湘、袁庚，真是五位先驱。 张清：邓小平确实是有政治勇气、有担当的一代领导人。他还提出“一国两制”构想，这在共产主义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 袁伟时：你提到这里我再补充一下。他说在内地要“造几个香港”，那就是说香港不要改，要改造内地；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说“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后面还有一句话：“五十年以后就不用变了”。那就是告诉人们，大陆向香港看齐，那个时候还变什么，不用变了。不是说“一国两制”将来将香港变为大陆，而是大陆应该向香港学习。这个才是他政治远见的核心部分。 （二）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实际行动，而不是空喊口号 张清：追溯“敢为天下先”这句话的起源，是来自老子。不过老子说的是“不敢为天下先”。原文见《老子》第六十七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这和老子主张处下、居后、谦退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他也说过“江海之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但去掉一个“不”字，就不是老子的观念了。“敢为天下先”反其道而行之。从中国的思想源流中去找，我认为它所张扬的进取精神、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精神，主要体现在儒家、法家和革命家的传统中。 儒家一路，孔子汲汲于世，暇不暖席，周游列国，积极推行他的“道”，在周制分崩离析的大势下，试图恢复周礼，是“敢为天下先”吧。孟子说过，“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也是一马当先救天下的气概。后来，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成了千百年来激励中国士人的名言。王安石也说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法家一路，商鞅、李斯运筹帷幄，主导了秦国废除分封、世禄制度，建立郡县制、论功封爵制。曹操变汉王朝“举孝廉”的人才选举制为不计德行的“唯才是举”。都是“敢为天下先”。 革命家一派。陈胜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孙中山有句壮语：“吾志所向，一往无前；百折不挠，愈挫愈奋”。他领导推翻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统治，倡建共和，算得上千古一人，被誉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毛泽东写过一首著名的《沁园春·雪》，纵论古今，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或许可看作对“敢为天下先”的生动注脚。 所以，我认为在中国文化中，“敢为天下先”也是一种传统。对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蕴含的“敢为天下先”的观念，您怎么看？ 袁伟时：我不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的看法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从孔子开始，传统的知识阶层或者说士大夫阶层，有“家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关心国家大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个传统对知识分子来讲是一种担当精神，后来的改革开放是这种精神的延续。另外，那种大无畏精神，比如王安石，乃至于先秦商鞅那些变法的人，为改革献身，传统的知识阶层中都有。但是这不是特区创办的主要思想支柱。在我看来，建设特区，开拓新的前景，这来源于现代文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国门基本上是关闭的，打开也是面对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接触到现代文明。所谓资本主义这个帽子下面，其实积累了人类多少年的制度的财富和精神的财富。 什么是制度财富？人类文明同野蛮互相交战，在这个交战的过程里面，逐步形成很多规则，这些规则有些是成文的，有些是不成文的。这些规则后面是各种观念，这些观念和规则融合在一起，这就叫做制度。这些其实就是文明的结晶，有这样的规矩，有这样的制度，才有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所以制度是起决定作用的。为什么西欧的发展走在世界的前面？这里面就是14世纪乃至更早，逐步形成的历史制度起作用。 制度学派的一个结论说，工业革命它不是首先由于科技上的突破，蒸汽机的发明等等。首先是它形成了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就是产权和自由的保障，就是贸易自由、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保护私有财产。这样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发挥了。 另外还有一条，就是利益。社会发展一定是利益驱动的。有些人总是用道德批判、指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现象，那是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全景不了解。历史发展全景承认人是有私利的，他的努力必须得到足够的回报。他能够自由地创造，这是一个环境；但是同时他有利益驱动：他的努力能够得到更大的回报，他的创造必须得到足够的补偿。这个好像是应该批判的，其实不是，这是批判不了的，人类发展永远靠利益驱动。 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就有这样的保障。从个人来讲，他能得到补偿；从整个社会来讲，交易费用低，投入和产出平衡，能够得到更大的产出。形成这样一种规矩，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工业革命就发展起来了。同时在这样的制度下面，农业也商品化了，变成市场农业。工业发展起来，农业发展起来，这些都是靠贸易、靠市场，形成一个充分的竞争环境。这样它的创造性就出来了。过去对这个过程有很多否定，比如说“羊吃人”，说是发展市场农业，发展养羊业，结果农民走了，使得他们流浪，过着悲惨的生活。其实经济史研究证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从它的发展过程来看，劳动者的生活是处在逐渐提高的时期。从整体上来看，它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个就是一切发明创造的制度基础，文化基础。 我认为，“敢为天下先”就是这样来的。你从道德上提倡，空头地去号召，效果是不大的。为什么到处贴标语要创新，但是结果创新的成果不多？不是口号叫得不响，创新英雄都表扬了，给予重奖，效果还是不大。比如珠海，曾经重奖科技成果，但珠海的科技没有发展起来。它的产业，包括科技产业为什么处在落后状态？它没有在建设自由竞争制度方面花大力气，建设让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展的制度环境，发展什么产业，让市场去决定。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而是诸多限制，结果就事与愿违。 我想，在深圳也是这个问题。深圳最好的企业是华为、中兴、腾讯，那在世界上都叫得响的。富士康进来，也很不错啊。比亚迪那些都是自由竞争里面出现的创造性的企业。没有利润驱动、利益驱动，没有竞争环境，这些企业成长不起来。现在深圳要继续大踏步前进，我想也是应该考虑竞争环境怎么样，你的观念上是不是敢于充分肯定个人的创造，以及他在利益驱动下带来的巨大创造力和财富。眼中只有国有企业，还是把贷款及其他条件绝大部分优先提供给盈利水平高的私营企业？有没有充分的创业自由？我想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所以，看深圳，就要看它能不能出新的“改革英雄”，创业英雄，腾讯、华为、中兴他们都是“创业英雄”。 深圳下一步改革，就看对朱清时和南方科技大学是什么态度。能不能支持他充分发挥才华，支持他在制度上突破僵化的枷锁，真正在教育上“杀出一条血路”。现在的阻碍来自意识形态枷锁，僵化的行政体制。深圳大学的创建比香港科技大学早，为什么后者走在前面，深圳大学成为二流学校？深圳大学第二任校长罗征启，那个人是很有改革精神的。因为政治原因他下台了，以后就没有人继续传承他那种改革精神了。深大的规模发展了，但不敢在制度上继续创新，变得无声无息，本来应该做的事没有做。教育部十二五规划，有一项叫做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这条是深圳多少年前就应该解决的问题，但是至今没有完成。30年以后，朱清时冒出来了。南方科技大学已经筹备3年了，还是半死不活，逼得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这很勇敢，很了不起！应该讲他是一个大无畏的人物。深圳会采取什么态度？他的改革会不会成功？我想这可以检验深圳的改革精神，“敢为天下先”是不是空口说白话，是不是空头支票，是一个漂亮的口号还是一个实际行动。 同时我也同意说所有这些创新，其实都是接受移植现代文明的成果。我们还没有走在世界前面，只是将现代世界已有的成果接收过来。为什么现代文明成果被证明是对的，接受还那么困难。比如办大学，现在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大部分在美国；还有一些在欧洲，像牛津、剑桥；欧洲其他国家就不多了。我们移植它的制度，移植它办大学的规矩，办大学的精神，为什么不行？有人会说：“我这个政治课不上不行啊。我就是要把你培养成很听话的螺丝钉。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乃至清华人总结出两条：一个是听话，第二个是能干。这就是要做一个能干的奴才，而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现代公民。接受人家的东西都不行，你怎么走在世界前面？现在每年十万八万的学生到国外留学，怕什么？让人有足够的尊严，在国外念书的都会回来。你怕什么？ 所以我认为这里面其实很好笑，接受现代文明，居然还有那么多障碍。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就已经讲了，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有些人就是要纠缠。那种思想太落后了，落后于时代几百年。现代文明发展，18世纪解决掉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解决。那就是落后几百年了。 （三）仅在道德层面上讲勇敢是不够的 张清：我们把视野放开来看，鼓励勇敢进取，冒险前行，也是一种人类的普世精神。 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出版的《西方大观念》一书，集选了奠基西方文明、代表西方文化特征的102个关键词，其中就有“勇敢”（courage）一词。在荷马的英雄史诗中，勇敢备受赞美，高于所有其他的品质。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也分别讨论过人的四种美德，即勇敢、节制、正义、智慧（或审慎），勇敢在四种美德中排在第一位。后来，这四种美德一道被称为“基本美德”。 在英语中，也有这样一些格言，如“不进取即后退（Not to advance is to go back）”，“不冒险，无所得（If you venture nothing, you will have nothing）”，“不行动者天不助（Heaven never helps the man who will not act）”，“进攻是最好的防御（Offense is the best defense）”等等。这些都是鼓励人们要勇猛精进，敢于先行。 说到世界历史上“敢为天下先”的人物，我特别想起三个人。 第一个是哥白尼。在哥白尼之前，人类占统治地位的宇宙观是“地心说”。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主张的“地心说”，认为地球是静止不动的，其他的星体都围着地球旋转。这个学说与基督教《圣经》中关于天堂、人间、地狱的说法刚好吻合，因而得到教廷的支持。“地心学”说被教会奉为是和《圣经》一样的经典。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不仅证明了基督教学说的荒谬，推翻了“地心说”，也促进了天文学和人类宇宙观的根本改变。 第二个是达尔文。19世纪中叶，达尔文创建了“进化论”，以“物竞天择”的道理，第一次对整个生物界的发生、发展，作出了唯物的、规律性的解释，推翻了上帝是造物主的宗教信仰，不仅使生物学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对人类学、哲学甚至后来宗教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个是尼采。在他之前，欧洲人两千年的精神生活是以信仰上帝为核心的，人是上帝的创造物，附属物。人生的价值，人的一切都寄托于上帝。虽然自文艺复兴以来，上帝存在的基础已开始瓦解，但是由于没有新的信仰，人们还是信仰上帝，崇拜上帝。尼采却以大无畏的勇气断喝“上帝死了”，对基督教展开无情地批判。他的思想颠覆了西方的基督教道德思想和传统的价值，揭示了在上帝死后人类所面临的信仰危机与精神困境，成为西方现代哲学、现代文化的开创者。 我认为这三个人是“敢为天下先”的英雄典范。没有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先觉先行，带领人类走出迷误，人类还不知要在愚昧的黑暗中徘徊多少年。 我读过您的著作《晚清大变局》，里面谈到了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您对那些人物的做了重新评价。像李鸿章、曾国藩，当时是被认为卖国贼的，而您发出了另外的声音，冒着巨大的舆论压力，是需要有大勇气的。 因此，我想是否可以说，“敢为天下先”是先知先觉者的伟大道德呢？ 袁伟时：你提到我那本《晚清大变局》。它第一版叫做《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这还要感谢深圳。因为我那本书在几个出版社里都出不来，海天就出了，而且没有任何障碍。没有深圳那种环境，我这本书就出不来。 我同样不完全同意你刚才讲的那些意见。你讲的有道理，但是要深一步去看。深一步去看的是什么呢？任何一个大的文化体系，它都鼓励勇敢，认为勇敢是美德。说的不好听一些，人的本性是很野蛮的，他就是要打仗，要通过铁与血来维护自己的部落，维护民族的生存，国家的荣誉要用生命和鲜血来维护。所以勇敢一直是各种大的民族提倡的精神。在中国，同样把勇敢视为很重要的美德。在我们传统的道德规范里面，讲“智仁勇” 三达德，勇是作为最高的道德规范之一了，这个不奇怪。 但问题在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提倡勇敢，为什么有些国家走在前面，有些国家就落后了？光是在道德的层面上解决不了问题。中华传统文化，汉民族传统文化，在道德层面上那么提倡勇，但是在人类文明史上，到了16、17世纪以后，就明显地落后于人类文明的进程。这个不是提倡不提倡勇敢的问题，有更重要的原因。我想作为汉民族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它致命的弱点是不提倡创造，它要遵从传统，维护等级。它改革也是有一个前提：天不变，道亦不变。原来的纲常是不能变的，“三纲五常”是不能变的，这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儒家文化还有个特点，讲等级，犯上作乱是不行的，提倡服从、恭顺。这是儒家文化的内在性质。于是，它形成一个文化传统：尊圣宗经。圣人的话是是非标准，经书的话是是非标准。绝对不能不能非圣无法，非就是诽，诽圣——说圣人的不是，就犯了天条，要掉脑袋的。这是一个中国文化不能逾越的界限，非常可怕。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枷锁，一直到现在这个枷锁还没有完全打破。只要上边认为你这个东西不对，他就可以批判你，惩罚你。 现在有一股国学热。热心搞国学的那些人有不同流派。有的冀图建构宪政加儒学的社会；有的则力图打造一个儒教社会；如此等等。他们有两个共同特点： 一是担心传统中断。其实，这是杞人忧天。除了文革那样的疯狂时期，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无论大传统（精英文化），还是小传统（风俗习惯之类），大体上是自然传承，自然更新的。活的该活，死的该死。至于宪政，它有自己的思想基础，离开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没有宪政。新儒家用显微镜在儒学中寻找自由、平等、民主，用心良苦，但成效不彰。 另一是他们都不敢正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几个致命性的弱点。轴心时代，先秦，我们中国的思想方法，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方法、教育方法，是给你信条，给你结论。整部《论语》是一个语录，这个语录给你很多结论，比如“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啦，“攻乎异端”啦，后人就按照这个信条办事。但是古希腊那里，苏格拉底的教学方法不是这样的。他教你怀疑，启发你辩论，不给你下结论。那样人在思想上就活了，他就敢于创造，敢于怀疑。 进一步追问，是不是中国人就蠢一些，每个人都有奴性？不是这么回事。我认为所有种族的聪明才智没多大差别，是后来的思想和历史传承把他们引向不同道路。奴性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差别在哪里呢？我们是农耕文化，先秦思想就是以农耕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人家古希腊那一带，它的地理环境是比较差的，土地面积不大，后面是高山，这迫使他们漂洋过海，去贸易，去开拓殖民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培育出彪悍的性格和比较平等的人际关系；什么问题都要讨论，要辩论，然后做出决策。而农耕文明是比较固定的，周期性的，所以它守成比较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东西文化的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这个是人类的生存环境决定的。这样的弱点，我们看得到。进入到现代，近现代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时代，全世界都融入到世界市场上去竞争。不但经济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思想、文化、教育，各种方面，都在世界文化舞台上一比高低。在世界市场开拓的初期，你不愿打开国门，它就要用枪炮冲开，留下不少野蛮记录。整体上，它是在竞争条件下定高低。 所以在道德层面上讲勇敢，是远远不够的。需要道德，但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还要进一步看到后面的制度环境。华为、中兴很勇敢，它没有多少年就赶上了世界一流的企业。它站在IT行业的制高点上。这种勇敢后面是制度，它的现代企业制度在支撑着它，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之中支撑着它。人家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从共产党内部改革思想看，一再强调要公正自由。今天（2010年12月26日）报纸报道的，温家宝总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又一次讲中国人怎么样才能有尊严的生活。第一条，就是宪法赋予的各项自由和权利要落实；第二条，人人都是平等的，特别是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三条，就是要保障人的基本生活；第四条，尊重公民的人格。这四条说得很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说了这些话，下面一些普通公民跟着说，要求在行动上落实，还会被指责，还会被认为有问题，这太离谱了。温家宝在深圳讲政治体制改革，后来人家讲，总理也没有言论自由，这是不能容许的。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党章的侵犯。 对传统文化的其他流派的弱点必须也要看到。比如道家，那种退让、消极的精神，一个现代人在激烈竞争里面，可以把它作为化解压力的思想资源，但是作为人生价值来讲，我认为是有很大缺陷的。法家就更加不用讲了，它那种残酷，你要继承吗？那是绝对不能继承的。佛家、禅宗那些东西是出世的，在某些方面作为个人修养，化解压力，不必完全否定。但另外一方面，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不是这些；需要积极进取，在激烈竞争中维护自己的尊严，发挥自己的才华，积极向上，这样才是正道。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还缺少一大批有远见的教育家，有远见的思想家，倡导、推动我们的思想文化走上正道。现在一些人到处搞国学，拜孔庙，弄得那么热火。它讲的是局部的小道理，不是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但是能让我们的孩子按照《弟子规》这样的规范培养吗？那样只能培养出小臣民，不是现代公民，是亦步亦趋的臣民。跟中国要实现的历史任务差得太远。在香港，在其他发达国家，他们那些办得好的学校，要读所有世界上的优秀的文化成果有的学校提倡一个星期读一部书。我们让小孩子念几百年前让人循规蹈矩的蒙学课本，这差得太远了。要让中国人有自我更新知识的习惯，热爱书本，好奇，怀疑，努力了解真相。但是现在那些校长和教育工作者就不是这样，他们就说：你一定要读，不理解也要读，将来你慢慢就会知道了。这个是儒家思想，它不讲道理的，这跟林彪讲的“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有什么差别啊？所以我认为中国是“侏儒”太多，现代公民太少了。 （四）要区别勇敢和极端行为 张清：“敢为天下先”的含义是敢于走在所有人的前面，敢于做天下没有人做过的事。这个观念固然是对志士仁人的激励，但也可能成为激进主义的警句，冒进者的座右铭。 《白鲸》的作者梅尔维尔是这么理解勇敢的，他说“最可靠最有用的勇敢源于对所遇危险的正确估计——没有这种估计，只会造成完全不知恐惧的人……一个比胆怯的人更危险的伙伴”。历史上，“敢为天下先”的反面事例也不少。比如秦始皇、李斯的焚书坑儒政策，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的恐怖政治，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等。 在改革时代和变革中的社会，倡导“敢为天下先”的观念，激励大胆探索、勇于进取和前行，是应该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将它视为绝对正确的行动哲学，恐怕就要分析对待了。我们倡导的“敢为天下先”这个观念，应该是有预设的前提的，我们应把所倡导的“敢为天下先”与激进主义、冒进思想区别开来。如何区别呢？这需要细致的考量。 袁伟时：这问题其实很简单，概括起来就是区别勇敢与极端，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勇敢不要变成极端的行为，不要变成反社会的行为，特别是恐怖主义行动。 这里面我认为跟两条有关系，一个就是有没有言论自由的环境，第二条是有没有法治。 一个人的言论，它究竟是一个危险的、极端的、不足取的言论，还是一个勇敢的探索，你怎么判断？由官方来判断，由某一些人来判断，由某一团体，或者少数服从多数来判断，我认为都不足取。最好的一个方法，是建立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让各种意见都充分发表。你发表了意见以后，可以让其他人质疑。在辩论里面，各种意见得到充分发表，自由讨论，它得出来的结果，必定是多数人理性化。要分清楚哪些是对的，是我们当前需要的，比较稳健地选择我们当前行动应该采纳哪些意见。当然这样一个过程中，也会判断错误，不可能总判断对。但是呢，它可以自我纠正。不会因为你发表错误言论就惩罚你。你这个言论可能过几年，乃至几十年，证明是对的，那样大家就会接受。所以言论自由是化解极端，化解社会矛盾的最好制度。 我们绝对不能采取压制态度，你越压制，他越会走极端。你不让他公开讲，他就在背后说，私下讲。私下讲，更加真伪难分，越说越极端。而且你压制，还给予他一个把柄，授人以柄，于是有人说：“你看，我的正确意见得不到采纳，就是因为他。这是专制、腐败造成的。不然为什么不让我说。”所以各种各样的极端，在言论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够化解，绝大部分都会被化解。但是，任何时候社会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思想是不可能统一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让大家充分发言，不同意的人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尊重少数人的意见。采取行动要通过民主程序，少数服从多数，同时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尊重少数人的意见。这样的话，社会就会很稳定，极端就会化解。 这里有一条，言论自由不是毫无边界的。这个边界在哪里？有当下危险的言论，是应该加以制止的。比如你可以讲政府这个措施不好，那个措施不好，这完全没问题，监督政府是公民的权利。政府应该提供真实情况，公开施政，让公众了解真相，化解矛盾。但是，假如有人提出我们现在去火烧市政府，这是当下危险，就不能允许，应该动用警察力量制止。那样做的话就没有任何危险。所以就说到防止极端的第二条，要有法治。要总结出一套规矩，通过立法机关，形成法令。比如你上街游行，我有游行示威法，你得遵照游行示威法。可以游行示威，但是要遵守法律，密切合作，你不能破坏人家的商店，这是犯法的。有这样一套规矩的话，我想就不会有问题。 从历史上来看，那些极端的东西，都是人类不自由造成的。譬如孙中山，他要搞革命。他搞革命当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有些东西与这些无关。孙中山是怎么样一举成名的呢？就是清政府抓他，1886年10月在伦敦把他抓进中国驻英公使馆。一抓他，他就成名了，成了公认的革命领袖。 现在看他的理论，他的一套观念很狭隘。他思想里面有浓烈的大汉民族主义。他认为满族是外国人，要驱除鞑虏。他认为满洲和蒙古，都不是中国。中国是本部十八省，其他的，革命成功以后都交给日本人去管理也可以。这是很极端的言论。那你说他是一心要卖国吗？他连生命危险都不怕，冒着生命危险闹革命，你说他是卖国贼，这个说法不公正。我曾为他辩护，我在1992年出版的《晚清大变局》里面为他辩护说，症结在他的思想水平没有达到现代民族观念的高度，还停留在比较低层次的、狭隘的汉民族立场。由于当时没有自由，假如当时允许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那大家一起争论，这些东西就化解了。 所以我认为必须记住两条，一个要有言论自由环境，另外要有法治。那样极端主义就不会危害社会。 （五）所谓“敢为天下先”，就是自由 张清：对这条观念的古往今来及它的内涵做了一番考查后，我想谈谈其现实意义和未来指向。 一方面，中国还在改革的进程中，还在推动深化改革开放。如建立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等，可谓任重道远。这都需要有“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和血气。 另一方面，中国积30余年改革开放之功，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大国崛起现象。而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却遭遇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再次受到质疑。于是，有人提出了“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是否有“中国模式”？如果有，“中国模式”是不是成功的可持久的发展模式？现在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理论家们还在讨论。我个人认为，面向未来，从更长远的发展看，中国人应该有智慧、有能力、有机会、也有责任探索建立一个新的文明模式，那应该是一个更加自由、公正，更富于人性关怀，更富有活力和生机的文明模式。如果能够建立这种新的文明模式，那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一个功德无量的伟大贡献，那就真是“为天下先”了。 以“敢为天下先”为砥砺，您对中国当下的改革及未来的发展有何建议？ 袁伟时：我想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下，不同的思想认识，不同的态度会有不同的结果。全国是这样，一个省也是这样。从全国来讲，沿海好些省份，它会走在前面。同一个省里面，也会有一些市走在前面。关键在哪里？这里面，你的改革勇气就起很大作用了；你的责任感，就起很大作用了。 比如深圳，那么多年，它当然是不断有改革的措施，但是实际上到90年代以后，改革的步骤不明显，改革的成绩不突出。现在是不是应该更勇敢一些走在前面？现在特区的很多优惠政策已经普及化了，各地方都可以享受。你要走在前面的话，就需要更大的探索的勇气。在我看来，凡是人类历史上，现代世界上一切成功的经验，一切有利于提高人民福祉，有利于整个国家现代化的东西，都可以吸收，都应该吸收。那样的话情况就大不相同。那突破点在哪里？在我看来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首先是要有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创造一个让公民监督政府的环境，敞开公民监督、舆论监督的渠道。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提到，公民有四个权利：参与权、监督权、知情权、表达权。政府要转型，要变成一个公开的服务型的政府。这跟过去完全不同，过去是统治型、专政型的政府，是历史条件形成的。我就是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我要领导大家，所谓领导就是统治，我是领导者、统治者。现在变了，政府应该是公开透明的，所有施政应该是公开的。而且它的性质是服务的，主权在民，政府官员是公仆。达得到达不到这些要求呢？关键就在知情权和监督权有没有落实。要落实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言论自由，要有舆论监督。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对当地传媒是什么态度？当地传统媒体有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传媒？当地互联网，是不是一个可以自由交流，自由批评，交流信息，批评监督政府的平台？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突破点在言论自由，要有相应的各种媒体。在这方面敢为天下先的，我看广州走在前面。广州的报刊是公认全国最好的。为什么特区就不行？同样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什么深圳就没有一个能够跟南方报业集团相比拟的传媒？我想，这个是特区的一个很大的缺失，应该好好反思。现在比较有责任心，真正有改革开放思想的地方，都欢迎批评监督，政府公开自己的施政。广州又走在前面，公开预算广州带头。深圳能不能更开放一点？我认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欢迎监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突破点。贪污、官商勾结的天敌是公民无所不在的监督。言论自由不以是否正确为前提，唯一的边界是我刚才讲的没有当下危险和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言论的是非要经过时间的判断。 第二个方面在法治。司法应该是公正的。司法要公正，领导不要干预审判。现在一个敏感词就是“司法独立”，但是我们政府文件、党的文件都明确讲了，审判要独立。我们就是要审判独立，让法官公正地独立地进行审判，让司法公正。现在老百姓意见大的是什么？其中之一是司法不公正。司法是正义最后一道防线。你想要整个国家长治久安的话，这一条不确定，那很危险。只要不是法律禁止的都可以做。行动不违反法律，就可以做了。 第三个方面是教育。教育影响未来，它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长远的发展，也关系到每个公民发展的起点是否平等。所以，教育一要有远见，吸收人类所有先进文化，不要眼睛只盯住所谓“国学”；二是公办学校办学条件力求平等；三是要旗帜鲜明地培养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现代公民。 所有的这三个方面，最根本的是还要有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健全与否的标准，就看你对民营经济的态度怎么样。广东省已经提出民营经济是我们国家经济的主体，省政府的公开文件就这样讲的。其实好多地方都勇敢地将国有企业卖掉了，那就卸掉了包袱。是不是全心全意去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这跟改革开放的前途是有很大关系的。民营经济肯定比国有经济效率高得多。这个是基础。一个人要是在政府部门工作，说几句话弄得领导不高兴，他会对你下手。在私营企业里说错话，最多你开除我吧，我到另外一个老板那里打工，也活得下去。他就有勇气说话。所谓勇气，所谓敢为天下先，都有一个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建设，有民营经济在就会更快。财产权是公民自由的保障因素。所谓敢于天下先，就是自由啊。我领先，我冲破旧的框框，假如没有经济基础那就不行，没有法律的保障也是不行的。所以我认为根本是在制度上。 至于有没有“中国模式”，可以从容争论，不是当务之急。 刊登于王京生主编：《深圳十大观念》第111—127页，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1年5月版，标题改为：《先知先行者的伟大道德》。 （记录整理： 钟华生 王铮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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