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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怀念
我所知道的孙连仲
宋聿修
我是1939年秋到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总部工作的，直到1943年初他被调到湖北去代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我没有随他去，才离开了他。现在把我和他相处时期亲见、亲闻的一些情况写出来。对于他的整个历史情况，则根据我所听到的一些材料作简要的叙述，以便读者对孙连仲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
冯玉祥最喜爱的将领之一
孙连仲，字仿鲁，河北省雄县人，幼年时家庭较富裕。他曾说过，他幼时家里养有骡马，雇有长工。孙上过几年私塾，可是他对读书没有多大兴趣，经常逃学，而最好摆弄牲口，或赶赶大车。以后长得身材高大，膀阔腰圆，颇为强壮。但他既不想继续读书，也不肯务农，因而乡里人给他起了一个浑名，叫他"傻套儿"。
清朝末年，政府一再扩练新军，在北方各地不断招兵。孙连仲觉得吃粮当兵是他比较合适的出路，所以就投入第二十镇当了兵。那时冯玉祥在第二十镇当管带，对于孙连仲这样一个个子大，身体壮，又能识几个字的新兵相当喜爱。辛亥年间，冯玉祥曾和同时当管带的王金铭、施从云等在滦州起义。因为发动较早，没有和别处的革命力量配合上，在孤军奋战的情况下，起义失败了。到了清政府被推倒，袁世凯当总统后，冯玉祥被袁的执法营务处处长陆建章委为备补军第二营营长，孙连仲就到冯的备补营里当头目(班长)。
1913年冯玉祥的备补营扩编为备补团，1914年扩编为第七师第十四步兵旅，同年又改编为第十六混成旅，孙连仲也眼着升充司务长和排长。以后第十六混成旅成立了炮兵团，孙连仲由炮兵团的排长逐步升为连长和营长。据说在孙当营长时，第十六混成旅的13个营长结拜为盟兄弟，以后人们就把这13个人称为冯玉祥的十三太保。
1921年第十六混成旅扩编为第十一师。接着冯玉祥任陕西督军，1922年任河南督军，孙连仲仍在他的炮兵团里担任营长。同年10月冯玉祥调任陆军检阅使，移驻北京一带。将所部扩编为一个师和三个混成旅，孙连仲被提升为第十一师炮兵团团长。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前，提升孙连仲为卫队旅旅长。"北京政变"后，段祺瑞政府调冯为西北边防督办，冯的队伍又有较大的扩张。不久苏联赠给冯玉祥一部分野炮，编成了一个炮兵旅，冯又调孙连仲为炮兵旅旅长，并兼任炮机教导团团长。1925年冯军对奉军李景林、阚朝玺部作战时，孙连仲任骑兵第二师师长，随宋哲元进占热河。以后奉、直、晋联合对冯玉祥作战，孙连仲在察哈尔北部指挥作战。在这次战役失败后，孙被调为第十二师师长。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宣布全体官兵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把所部改称国民军联军，并确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作战方针。孙连仲奉命率第十二师参加援陕战役，与孙良诚、刘汝明、马鸿逵、方振武等部协力作战，打败了刘镇华的镇嵩军，解了西安之围。1927年4月孙部担负南路作战任务，经商州、龙驹寨、荆紫关，进出内乡、淅川一带。1927年6月l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与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在河南郑州会师后，孙连仲部奉命渡过黄河，沿京汉铁路向奉军进攻。这时孙已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当孙部进至安阳一带时，张学良曾亲自指挥奉军精锐部队大举反攻，孙连仲率部顽强抵抗，终于将反攻的奉军打退，受到冯玉祥的嘉奖。
1928年夏天，陕西的杨虎城、李虎臣等部乘冯军后方空虚之际，突然占据潼关一带，称兵反冯。孙连仲奉命率所部回军援陕、在潼关附近击溃了"二虎"的部队。以后甘肃爆发了反冯变乱，孙连仲又率部到甘肃镇压。冯玉祥为了奖赏孙连仲，特把甘肃省原甘边宁海镇守使的辖区划为青海省，任孙为这个新省的主席，那时孙才30多岁。孙在冯玉祥的麾下，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原因是他身体强壮，精神活泼，体操和马术都很好，待人也比较和气，而且又服从指挥，所以成了冯玉祥最喜爱的将领之一。
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同蒋介石在中原作战时，原驻陕、甘、青、宁的冯部都向前方推进，甘肃省主席刘郁芬调为陕西省主席，孙连仲就被调为甘肃省主席。在前方战事吃紧时，冯玉祥又任孙连仲为第五路军总指挥，所部集结于郑州一带，作为战略总预备队。在平汉路方面，蒋军攻至许昌一带时，冯玉祥率孙部增援反攻，将蒋军击退。南路战局稳定后，冯把孙部仍然抽回郑州一带集结，不久，张学良的奉军进关参战，阎冯联军失败，孙连仲部仓皇退过黄河，集结于新乡一带。这时冯玉祥退入山西，鹿钟麟返回天津，残余部队陷于无人指挥状态。孙连仲遂率领所部投降了蒋介石，蒋介石委任他为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 投降蒋介石，吞并三十军 孙连仲接受了蒋介石给的第二十六路军番号以后。就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将部队开到山东济宁一带进行改编。当时随他投降的，除了原来他所指挥的部队以外，还有冯玉祥司令部的卫队旅季振同部和其他一些零星部队，共计4万多人。孙连仲把这些部队编成了四个师，以高树勋、冯安邦、李松崑、董振堂等为师长。到了1931年上半年，蒋介石就命令孙率部开到江西，参加"剿共"。
第二十六路军开到江西以后，孙连仲感觉人地生疏，所以不断去南昌、南京等地，联络应酬，以期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能够保住地位，站稳脚步，因而他在防地的时间较少。在他的部队中，有一部分军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对共产党有一定的好感，对参加"剿共"较为反感。据说曾经担任过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当时也在中央苏区，孙部军官中有不少人和他认识。因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师长董振堂，旅长季振同等，乘孙连仲不在防地之时，发动了宁都起义，率领部队参加红军。当时二十六路军中只有孙连仲的少数亲信军官没有参加，部队也只剩下几千人。
宁都起义发生以后。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只剩有一个二十七师，孙为了保住总指挥的头衔，就想法多弄一些队伍。但是他也知道，蒋介石既不会把嫡系部队拨给他这个杂牌将军指挥，更不会叫他重新成立队伍，所以只有在原西北军旧部身上打主意。当时驻在鄂东麻城宋埠一带的第三十军是个适当的目标，于是孙便着手进行吞并工作。 第三十军也是在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时，由吉鸿昌率领投向蒋介石的。蒋任命吉鸿昌为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管辖第三十军和一个特务旅(炮兵)。第三十军下辖第三十和三十一两个师。张印湘任三十军军长兼第三十一师师长。吉鸿昌兼任第三十师师长。第二十二路在河南淮阳一带整编完成后，蒋介石就调该路到大别山地区"剿共"。吉鸿昌不愿意担负这个任务，打算与大别山地区红军合作，或把队伍拉到甘、青、宁一带另创局面。但他部下的师旅长多数不赞成，他便愤而辞职，到国外去作长途旅行。吉鸿昌离开队伍后，蒋介石命令鄂豫皖边区绥靖主任李鸣钟兼任第二十二路总指挥和第三十师师长。李鸣钟好享受，经常住在京、沪、汉口等地，轻易不到前方。李看到大别山区的红军日益壮大，怕日后负不起责任，干了不久，便将绥靖主任、总指挥、师长等职一一辞掉了。这时第二十二路总指挥部撤销了，队伍由张印湘指挥，第三十师师长改由彭振山担任，原属第二十二路的特务旅，改归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直接指挥。张印湘和彭振山名义上虽是一个军，实际上貌合神离，各自控制着一个师，谁也不听谁的。在这样情况之下，孙连仲认为吞并第三十军很有可能。
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的军需处长刘经泮，在刘郁芬当甘肃省政府主席的时候，曾当过甘肃省的统税局长，张印湘和彭振山那时都在刘郁芬的部队里当团营长，和刘经泮很熟。1932年冬天，刘以看望老朋友的名义，到了第三十军军部和第三十师师部所在地的宋埠，他把张印湘和彭振山拉在一起，谈了几个通夜。据说谈的主要内容是西北军旧部的团结问题，刘说西北军旧部的将领处境都很困难，需要彼此团结起来，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才能突破困难，求得发展。刘经泮的这些话，张、彭都很满意，结果他们三人结成了盟兄弟，刘经泮才离开宋埠。不久刘经泮介绍隋兆善到三十军工作，说是二十六路部队缩编了。隋在那里没有适当工作，请张印湘设法安置，也可代表刘经泮和张、彭联系。张印湘把隋兆善委为军部的中校军法官。隋是孙连仲的心腹，曾在甘肃当过县长，和三十军的好些中上级军官都认识。他到三十军后，一方面窥察张、彭二人的行动，向孙连仲密报，一方面设法联络三十军的团旅长等实力派，使他们倾向孙连仲。
1933年夏天，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曾派人联络旧部将领，希望他们参加抗日。孙连仲认为这是吞并三十军的好机会，于是便秘密向蒋介石建议，说第三十军驻在江北，张印湘倾向冯玉祥，有可能把部队拉往察哈尔，应迅速把张印湘调到江南，将三十军改归第二十六路序列。蒋介石采纳了孙连仲的建议，立即电令调任张印湘为第二十六路第四十二军军长(四十二军系孙连仲兼任的空头军)，免去张第三十军军长兼三十一师师长的职务，克日到江西防地就职。同时发表第三十军改归第二十六路指挥，孙连仲兼任三十军军长。张印湘接到这个电令，当然很不愉快，考虑到如果把队伍拉到冯玉祥那里去，彭振山的第三十师不会跟他走，第三十一师的旅团长也可能有人不愿意去。况且蒋介石既然下了这样的命令，必然估计到他可能抗命，会布置有对付的办法。他如果率部北去，一定会遭到截击，很难把部队拉到察哈尔。因此张印湘决定暂时离开队伍，另行等待机会，不去就任第四十二军军长职。为了表示服从命令，张特到南昌去见蒋，报告遵令交卸经过，并以身体有病为由，请假休养。蒋介石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交到南昌宪兵司令部押了起来。
在张印湘离开队伍后，孙连仲立即到了宋埠，接管了第三十军，为了安定人心，孙发表彭振山为代理第三十军军长，仍兼第三十师师长，以李敬明(原第三十一师第九十二旅旅长)代理第三十一师师长。孙又把第二十六路总指挥部暂时移驻宋埠，只留第二十七师驻在江西。过了不久，孙又把独立第四十四旅张华堂部(也是原西北军部队)与第二十七师合编为第四十二军。这样，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又有了两个军的番号和三个师一个旅。当时彭振山部仍然驻在江北，彭振山随时有把部队拉走的可能。所以到了1934年春天，乘彭离开防地回河南探亲的机会，孙突然令彭部向江西开拔。等到彭振山闻讯赶回，队伍已经渡过长江了。彭振山到了南昌，蒋介石也把他交到宪兵司令部扣押起来。孙连仲率部回到江西后，他自己兼任第三十军军长和第三十师师长，以池峰城为第三十一师师长，以冯安邦为第四十二军军长，以黄樵松为第二十七师师长，张华堂仍任独立第四十四旅旅长。至此，孙吞并第三十军的计划全部实现了。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转移后。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仍然留在江西。孙即抓住这个机会，整训部队，调整人事，很快就把部队掌握在自己手里，二十六路变成了一支劲旅。1935年第二十六路军奉令开到苏北，参加导淮工程。1936年西安事变时，孙连仲奉何应钦命令进军西北，参加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讨伐"。当他率部开到洛阳一带时，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又奉令开到信阳一带整训，在这里一直驻防到七七事变。
张印湘和彭振山两个人被蒋介石扣押在南昌后，据说始终没有进行审判。到1936年冯玉祥进南京以前，蒋介石突然下令把他两人就地枪决了。当时有人判断，可能是蒋介石怕冯玉祥到南京后为他们讲情，不好应付，所以便先下了手。
抗战后任一、五战区副司令长官 1937年七七事变后，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奉命开到平汉路保定以北地区参加抗日战争，归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指挥，曾在良乡、涿州一带抗击日军。这时孙连仲把他所兼任的第三十军军长和第三十师师长都让了出来，以田镇南为第三十军军长，张金照为第三十师师长。孙连仲觉得他的部队战斗力不错，而一般官兵也都有抗日的要求，所以他很想在战场上和日军干一场。当时在平汉线上，部队是随着到达的先后，逐次加入战斗的。刘峙在保定一看形势不利，仓皇南逃，所以孙部还没有发挥出多大的力量，就被迫后退。当孙部退到河北正定一带时，蒋介石电令孙连仲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原第二十六路番号撤销，将部队开至娘子关一带，归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孙连仲奉到命令后，即率所部到达娘子关一带，利用既设国防工事，布置防务。在娘子关和日军打了一个多月。战斗相当激烈，部队伤亡很重。后以晋北战况不利，日军逼近太原，孙连仲部撤退到晋南的洪洞、赵城一带，在那里集结整训了一个时期。
1938年1--2月间，孙连仲部又奉令开到鲁南地区，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不久日军大举进犯鲁南，第二集团军担任台儿庄一带的防务。当时汤恩伯、张自忠、庞炳勋等部和一些东北军、四川军都布防在这里，所以支撑的时间比较长。台儿庄在战线的中部，左右翼都有强大的部队掩护。孙连仲最初使用在台儿庄的是第三十一师池峰城部。日军大约以一个联队的兵力猛攻台儿庄，曾经攻占这个市镇的二分之一以上地区，孙连仲派第三十师和第二十七师增援，和日军展开了逐街争夺战，终于把日军从台儿庄打出去了。据说日军这一个联队伤亡很重，退走的人不多，于是这次战役被人们称作"台儿庄歼灭战"。后来日军沿津浦线攻下了徐州，孙连仲部的后路被切断，蒋介石特由汉口派了一架专机把他接回去，他的队伍也由徐州以南越过津浦铁路，开到信阳一带集结整理。 日军占领徐州和津浦线前段、陇海线东段地区后，又以武汉为目标大举进犯。我国军队布置在鄂皖和鄂豫边界的高山地带，奉令进行保卫大武汉的作战。1938夏，孙连仲部开到湖北麻城至河南潢川之间的小界岭、两路口一带参加战斗，仍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孙部在这里凭借有利地形，节节阻止日军的进攻，支持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到了9～10月间，保卫大武汉的战线逐渐瓦解，武汉终于沦陷，孙连仲部退到南阳一带集结。在退却途中，第四十二军军长冯安邦被日军飞机炸死。到南阳后，孙撤销了第四十二军的番号，调第三十军军长田镇南为集团军副总司令，以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为第三十军军长，辖第二十七、三十、三十一三个师。独立第四十四旅改归总司令部直辖。当时第二十七师师长是黄樵松，第三十师师长是张华堂，第三十一师师长是乜子彬，独立第四十四旅旅长是吴鹏举。
孙连仲的部队在南阳附近驻了一个时期后，又开到叶县、舞阳一带补充整训，改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作为这个战区的预备兵团，蒋介石还给孙连仲加了一个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官衔。 1939年夏，孙连仲乘部队整训的机会，到重庆住了两个月。他觉得自己的部队在抗日战场上表现不坏，尤其是台儿庄一战打得很出名，他想谋求到一个战区司令长官或省主席的地位。但由于他没有加入派系，在国民党军政要员中，除了和张厉生私人关系较近外，别的没有得力的奥援，而蒋介石是不轻易把较大的权位授予杂牌将领的。活动了两个月，蒋介石对于像孙连仲这样一个有功之臣也不能不应付一下，便决定把孙调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作为李宗仁的副手，因为李宗仁是个老将，让孙做他的副手，比做"后起之秀"卫立煌的副手面子上要好看些。同时蒋还把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编入孙的第二集团军的序列。第六十八军也是原西北军的部队，当时辖有一一九、一四三两个师和独立二十七旅。六十八军副军长是李金田和陈新起，一一九师师长是田温其，一四三师师长是李曾志，独立第二十七旅旅长是刘汝珍。这样，孙的第二集团军就有了五个师和两个独立旅。
与刘、曹貌合神离，欲调整无计可施
我是1939年10月由重庆随同孙连仲返回河南叶县他的总司令部所在地的。初到叶县，孙委我任总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兼参谋处副处长，过了一年，又委我任参谋处长，一直干到他离开第二集团军总部。 孙连仲回到叶县不久，调他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命令就发表了，接着李宗仁就命令第二集团军总部移驻唐河，并令第三十军和第六十八军接替泌阳以东确山以南地区的第一线防务，与信阳方面的日军对峙。另外还有活动于平汉路东侧的豫南游击总指挥田镇南部，活动于桐柏山地区的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阎廷俊部，也都归孙连仲指挥。这个时期，他的总司令部的骨干人物如下:副总司令刘汝明、田镇南，原参谋长王苑亭称病辞职，由高级参谋何章海继任，参谋处处长荆得文，副处长宋秀德(聿修);副官处处长邓德堂，军法处处长张丁杨，特别党部书记长兼政治特派员黄任材;，第二兵站分监部分监王铸民;高级参谋田席珍和高松元。 这年年底，第五战区发动了一次"冬季攻势"。第二集团军的任务是攻占信阳。当时信阳和湖北广水一带驻有日军一个旅团，而孙连仲指挥的部队有七八万人，按说攻占信阳是不成问题的，但孙部的将领看到蒋介石把嫡系部队大部分放在后方，把杂牌军队放在第一线，所以他们也都抱定"全军为上"的方针，谁也不肯去和日军死拼。这个攻势进行了一个多月，连日军的外围据点也没有攻下一个。只是第三十军抽出一个团、乘夜袭入信阳城内、乱打了一阵枪，到天明前自动撤回。这个"冬季攻势"延续到1940年春节才停止下来。
1940年春，蒋介石曾打算叫孙连仲接替鹿钟麟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带一部分队伍去河北省打游击。孙连仲接到蒋介石征求意见的电报后，曾和高级幕僚们研究，当时有人主张接受这个职务，因为蒋介石是不会把正式的战区司令长官和后方的省政府主席职位让给孙连仲的。河北省条件虽不好，总算独当一面。但也有人主张不接受，认为河北省不仅有日伪军，而且有八路军。到那里以后，如果和八路军合作抗日，蒋必不答应;如果与八路军闹磨擦，恐怕很难站住脚，结果有可能连"老本"都保不住。孙连仲权衡利害，认为还是不去为好，就复电蒋介石表示推辞，大意是:河北省情况复杂，自己才疏学浅，深恐完不成任务，有负委座重托、谨乞另简贤能。但是如果蒋介石非让他去不可，也只好前往，所以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在部队中挑选了一部分原籍在河北省的官兵，办了一个谍报训练班。想训练一批特务人员，准备在进入河北省时使用。后来蒋介石把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给了庞炳勋。
1940年5月间，豫南、鄂北方面的日军发动了一次"扫荡"性的攻势，其目的在于把第五战区的主力部队击破，以免第五战区再次发动攻势。孙连仲的部队在第一线抵抗了两天，防线就被日军突破了。六十八军退到泌阳以北地区，三十军退到新野以南地区，第二集团军总部也由唐河撤到镇平附近。这时日军的主力转趋湖北襄樊，接连打败了孙震、王缵绪、张自忠等几个集团军，然后自动撤回原防。当襄樊失守，战局紧张的时候，李宗仁曾令孙连仲以副司令长官身分担任前敌总指挥，前往襄樊一带督战。孙连仲到达襄阳附近的隆中时，日军已经撤走。于是第五战区便谎报军情，说是把敌人诱至襄河以东地区，造成反包围，将敌击溃，迫使敌人回窜信阳、广水一带。日军撤退后，孙连仲把指挥所推进到唐河县的湖阳镇附近，在那里驻了两个多月。等到第五战区部队完全恢复了原来的态势，才由湖阳回到南阳。
1941年下半年，第五战区长官部把第五十五军曹福林部调到邓县一带整训，并编入第二集团军序列。这个军原来是韩复渠的部队，韩被捕后，孙桐萱继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曹福林任副总司令兼五十五军军长。因为曹对孙桐萱不大服气，无法合作。后来蒋介石就把第五十五军编入第三十三集团军序列，归张自忠指挥。张自忠殉国后，冯治安继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曹福林又不愿归冯指挥，而孙连仲在旧西北军将领中资格较老，声望较高，所以李宗仁就把曹福林的五十五军调归孙指挥了。五十五军当时有两个师:一个是第二十九师，师长是许文耀;一个是第七十四师，师长是李益智。该军副军长是荣光兴，参谋长是李明亚。 五十五军编入第二集团军后，孙连仲已经指挥三个军，下面有七个师和两个独立旅，大约l0万之众了。但孙觉得刘汝明、曹福林和他属于"合股生意"，貌合神离，不会完全听他的，于是就想法把刘、曹换掉，让自己手下的人去带这两个军。从此以后，孙就在总司令部接连召开了几次全集团军参谋长会议和高级军官会议，并印发了一本由孙连仲署名的小册子《第二集团军军官备忘录》，汇集了些带兵、练兵、用兵的办法，军官们人手一册，作为工作中的参考。总司令部还组织了校阅组，对各军进行了一次全面校阅。校阅后，对较差的给予批评，较好的给予表扬。在进行了这样一系列工作后，即以调整编制，加强团结，互相学习，提高战斗力为理由，把两个独立旅合编为暂编第三十六师，以原第二十七旅旅长刘汝珍为师长，以吴鹏举为副师长，列入第三十军建制，把原属第三十军的第三十师张华堂部调归第六十八军建制。接着又把第三十军第二十七师师长黄樵松调为第六十八军第一四三师师长，把一四三师师长李曾志调为第五十五军第二十九师师长，把第二十九师师长许文耀调为第二十七师师长。刘汝明和曹福林对于这样的人事调整，表面上虽然接受了，但实际采取了消极抵制的办法。对于调到自己部队的师长，使他有职无权，起不到多大作用。对于调归自己指挥的部队，则不闻不问，使其无所依从。而刘汝珍对于他的暂编三十六师则把持得很紧，暗中仍然接受刘汝明的指示，使三十军军长池峰城无法过问。这样僵持了一个时期，池峰城和张华堂均感不便，经池、张的请求，孙连仲又把第三十师调回第三十军，把暂编第三十六师调到第六十八军去了，不久，第二十九师师长李曾志病故，曹福林立即保他的五十五军副军长荣光兴继任。许文耀和黄樵松以后也调任别的耿务。孙连仲对付刘、曹的第一步计划未能成功。以后孙连仲调到第六战区，刘汝明和曹福林不再归他管辖，他也就无计可施了。
1941年5月初，驻豫南的日军主力沿平汉铁路北进。首先冲垮了六十八军的防线，紧接着直扑舞阳、叶县一带，击溃了汤恩伯集团的主力，然后转回头来，进攻南阳。这时南阳驻军很少，三十军和五十五军都在豫鄂边区一带的第一线，一时抽不回来。孙连仲手中又没有预备队，眼看要唱"空城计"，幸而冯治安三十三集团军的第五十九军刘振三部正在邓县整训，遂电请李宗仁，飞调该军向南阳增援，李宗仁还派来独立炮兵第十六团、准备在南阳附近和日军打一仗。日军主力从南阳以北的大石桥渡过白河后，即向南阳急进。刘振三军主力布置在南阳以北山地予以阻击，打了一天多，该军被日军压缩在南阳城郊一带。到了夜间，大概是为了保存实力，刘部便把南阳城放弃了。这时孙连仲的总司令部退到内乡附近，他和幕僚们判断日军到南阳后已经很疲劳，后面又有汤恩伯的追兵，在南阳不会久停。如果日军走了，恩伯的队伍必先进驻南阳，这对孙的面子不好看。所以孙连夜赶到南阳以西王村铺附近刘振三的军部，从该军派出一团人，向南阳进行侦察性的攻击。拂晓时进到南阳郊外，放了一阵枪，没有遇到还击，知道敌人已经退走了，遂即进入城内。放弃了一天多的南阳城于是"克复"了。五十九军的部队进城后，还搜到十几个因病落伍的日本兵，交到了孙连仲的总部。孙让该部拟了战报，把战斗的经过渲染了一番。
从1941年初夏豫南战役后，到1943年初孙连仲离开第二集团军，豫南、鄂北方面的战局呈现胶着状态，没再发生大规模的战斗。 同汤恩伯较劲，向陈诚靠拢 孙连仲离开第二集团军前，在中原战场上，可以和孙连仲抗衡的大将是汤恩伯。汤是蒋介石的摘系，抗战前，蒋把他放在北方。抗战开始以后，汤的队伍一再扩编，发展到十几万人。蒋介石是要支持汤占据北方的重要地盘，以便战后排挤杂牌将领，对付八路军。孙连仲和他的慕僚们，对于他和汤进行过比较分析。第一，孙和他的官佐绝大多数是北方人，在北方比较人地相宜。而汤部的官佐绝大部分是南方人，对北方情况不熟悉。第二，孙的部队大都是西北军旧部，纪律较好;汤的部队纪律坏，民众恨之入骨。第三，孙对人比较和气，和地方官绅相处得较好。而汤则盛气凌人，地方官绅对他都有反感。第四，孙的资格比汤老，在抗日战争中表现比汤好，因而声望较汤为高。但汤恩伯甚得蒋介石的宠信，要想胜过汤恩伯取得在河南的国民党军政界领导地位，除了继续发扬上面那些有利条件外，还必须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并在国民党中央找到有力的"靠山"。
在发扬有利条件方面，孙连仲在南阳时期做了一些工作。那时在南阳出版的《前锋报》，在中原地区有一定声誉，是比较进步的报纸。《前锋报》社社长李静之，在河南政界和教育界有一定影响，孙连仲就给李静之和《前锋报》一些支持。孙向《前锋报》社资助了一部分款项，并和李静之合办了一所私立景武高级中学，孙当董事长，李当校长。据说"景武"是景仰诸葛武侯的意思。孙还请李到他的总司令部当秘书长，李表示愿以在野之身为孙帮忙，起的作用会更大一些。李也确实给了孙一些帮助，如在《前锋报》不断发表扬孙抑汤的文章，又如李所认识的河南军政界要员和文教界名人到南阳时，李都陪同他们到孙那里去拜会，为孙增添了许多朋友。 对于南阳专区所属各县的地方武装，孙连仲和汤恩伯都想抓到手里。汤采取高压手段，强迫那些地方武装的首领听他的。但以别廷芳为首的这些人不听他那一套。孙对他们则采取怀柔政策，又加上这些地方武装的军官中，有不少是旧西北军的人，他们都很自然地倾向于孙。特别是别廷芳的族侄别光汉，在冯玉祥的卫队旅学兵团当排连长时，孙正当该旅的旅长，他更把孙当成自己人。所以那些首领们和孙来往都很密切，愿意听孙指挥。在卫立煌兼河南省政府主席时，曾在南阳专区所属各县的地方武装中抽调了几个团，集结在南阳附近，号称河南第六区自卫军，以别廷芳为司令。别廷芳死后，别光汉继任司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以南阳一带属第五战区，命令该自卫军归孙连仲指挥。1940年日军进犯豫南时，孙连仲曾令该自卫军开到唐河一带参加战斗。因为战斗力较差，一触即溃。后又集结南阳整训，孙曾派人到该部检阅。
1941年冬，河南省政府突然下令免去别光汉的司令职务，以三青团在河南省的负责人王汝泮继任。王汝泮是南阳人，黄埔军官学校毕业，是军统系统的人。自卫军的头目们和各县的要人听到这个消息后，一致表示反对，并找孙连仲设法挽回。而王汝泮奉令后，立即由洛阳到南阳，想尽快走马上任。他到南阳后，知道这个任不太好上，也找孙连仲想办法。孙便以调停人身份，把双方有关人员召集到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开会，讨论解决办法。参加会议的人，除了别光汉和王汝泮外，还有南阳的刘鲁门，邓县的丁叔恒，镇平的王金声，淅川的任泰升，内乡的薛炳灵，新野的王佑民，唐河的赵守忠，泌阳的薛子正等。会上，大家纷纷发言，大意是:我们并不是反对彩芹(王汝泮字彩芹)先生个人，而是希望省方尊重地方团队的传统习惯，实践别香斋(别廷芳字)先生"枪不离人，人不离乡"的约言。如果认为别明甫(别光汉字明甫)当司令不适当，可以在各县团队中物色继任人选。现在骤然换个官兵都不熟识的人来带自卫军，恐怕引起官兵怀疑，甚至激起事故，所以请彩芹先生慎重考虑。而王妆泮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当场表示:"我离开家乡很久，对地方情况不大了解，这次突然接到省府的命令，也不能不回来看看。各位先生既然有不同意见，我可以回去向省府报告，听候省府解决。"孙连仲最后说:"各位都是本地方人，都是从爱护地方出发，我看事情容易解决。彩芹回去后把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向省府报告一下。现在明甫身体不好，可以先请假休养，哲由韵五(王金声字韵五)代理自卫军司令职务。诸位看看可以不可以?"大家都表示同意，会议便结束了。孙连仲在会后也给河南省政府发了电报，大意说:在此抗战期间，对地方团队以息事宁人为好，不必急于更张。并建议以王金声继任自卫军司令。省政府看到有孙连仲这样的拥兵大员出来说话，也就不再坚持前项命令，而按照孙的意见办理了。 关于在国民党中央找靠山问题。孙连仲和他的高级幕僚们也做了一些工作。孙和张厉生是河北同乡，在抗战以前就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张厉生还把亲信万福曾、赵鉴湖等介绍给孙连仲，作为孙的随从秘书。但张在蒋介石跟前还不是第一流角色，而且不管军事，所以对孙的升迁起不了多大作用。1941年秋天，陈诚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到湖北老河口第五战区联络和视察，孙连仲听到这个消息后，就赶往老河口去迎接。陈诚和孙个别谈话时，孙说:"我是一个粗人，不懂政治，请部长多多指教，今后唯部长之命令是从。"陈诚说:"仿鲁兄是老成宿将，咱们又是多年的朋友，和青年将领们不同，请不要过于谦逊，今后我们在事业上密切合作好了。"不久，陈诚就同孙一起到南阳第二集团军总部，并向孙部的高级军官们讲了话。1942年春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孔令恂为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孔是陈诚的亲信，陈诚派他来，大概是想看看孙连仲的诚意如何。孙对孔当然表示欢迎。孔是河北人，和孙也很能谈得来。孔在南阳住了两个月，就借口养病返回重庆，以后没有再来。到了1943年1月，蒋介石忽然电令孙连仲去重庆，孙就偕同参谋长张知行前往。孙到重庆后，军事委员会就发表他代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本钱"尽失，随蒋逃台
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当时驻在湖北恩施。该战区司令长官原来由陈诚兼任。第六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仍由陈诚的心腹郭忏留任，长官部里各处仍然是陈诚的原班人马，只增设了一个副参谋长职位，由张知行担任。以后陈诚陆续调走了一些人，孙连仲才由第二集团军调去一些人来填补。 孙连仲到第六战区后，本来想把第二集团军的部队都带过去，以壮声势。但李宗仁只答应把第三十军调走，剩下第五十五军和第六十八军仍称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由刘汝明升任。 1943～1945年，第六战区没有发生重大战役，孙连仲当了两年多太平长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陈诚立即保举孙连仲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负责平津河北等地的接收。陈除调其亲信第三十二军军长宋肯堂去给孙当参谋长外，其余所有长官部人员，都由孙物色。至于省政府主要人员，则由内政部长张厉生和孙研究安排。孙连仲接受这项任务后，立即赶到西安，进行长官部和省政府的组织工作。在这些工作大致就绪之后，就将指挥所推进到新乡，布置向河北、平津进军。当时拨归孙连仲指挥的队伍，共有四部分:第一部分是鲁崇义的第三十军。马法五的第四十军(原系庞炳勋的部队，在庞投敌后，由马法五收集未随庞投敌的部队编成)、高树勋的第三十九集团军。这些部队都是西北军旧部。与孙的关系较近。第二部分是李文的一个集团军，属于胡宗南系统，过去和孙连仲没有关系。第三部分是由第六战区抽调的第九十二军和九十四军，属干陈诚系统，在第六战区归孙连仲指挥过一个时期。第四部分是由门致中的伪华北治安军被蒋介石授以"先遣军"的名义，控制平、津、保等地，等候孙去接收。 当时第十一战区长官部的计划是:以第一部分兵力由孙连仲指挥，从新乡沿铁路北进，打通平汉线，与第二部分兵力在石家庄一带会师。第二部分兵力由李文指挥，从山西进驻石家庄，然后以主力南下，夹击八路军，接应第一部分北进。第三部分兵力由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指挥，海运至天津一带，然后在第四部分兵力配合下，巩固平津保等地防务，维持平榆铁路交通，并以一部沿平汉铁路南下，与李文集团会师。
1945年10月，鲁崇义、马法五、高树勋各部开始北进。起初进展很快，也没有遇到八路军的抵抗。但在进到马头镇附近时，突然被八路军刘伯承部包围，第三十军和第四十军均被击溃，鲁崇义逃回新乡，马法五被俘，高树勋部在邯郸起义，改称民主建国军。孙连仲受了这次打击、被迫放弃了打通平汉铁路的计划，率领长官部和河北省政府人员改乘海轮和飞机往北平去了。
到北平后，孙连仲把长官部设在定府大街，把河北省政府设在外交大楼。这时最使他开心的事，要算是在太和殿受降了。在办理接收工作中，他和他的高级官员们都发了一些接收财，差不多每人都有了阔气的公馆和漂亮的小汽车。
第十一战区自前述第一部分军队被解放军消灭后，只剩下李文集团军、侯镜如的第九十二军和李及兰的第九十四军了。门致中的伪华北治安军改成了地方团队。孙连仲把李文集团布置在南起石家庄、北到南口的铁路沿线，把九十二和九十四两军布置在从北平经天津至山海关铁路沿线。孙部除了控制几个大城市和重要交通线外，其余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成了解放区。这种局面勉强维持了一年多。
到了1948年，孙部的地盘愈来愈小，主要交通线也无力维持。他所指挥的部队，调来调去，疲于奔命。特别是连续发生了两件大的事故，使蒋介石、陈诚都感到不愉快，因而动摇了对孙的信任。
一件是石家庄解放，不仅该地守军全部被歼灭，而且石家庄市市长尹文堂和正定专员牛欣铨也都当了俘虏。
另一件是长官部的军务处长谢士炎、军法处长丁行和当时作为孙连仲宾客的余心清等，被军统特务指控为和共产党有关系而遭到逮捕。
不久，蒋便把孙调为首都卫戍总司令，免去了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和河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
孙连仲当了首都卫戍总司令后，把张知行从兰州调到身边(当时张任西北补给区司令)，给他当参谋长。卫戍司令部的组织很简单，用不了几个人，他的老部下大部分留在北平，为傅作义所收容录用。卫戍总司令部所指挥的宪兵、警察和卫戍部队等，实际上都由蒋介石直接指挥，孙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只是在蒋介石出门时跟跟班，平常应酬应酬，闲时打打网球而已。解放军占领南京后，他这个官也随着不存在了。以后就以闲员身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
回忆我的父亲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
孙惠书
1945年，我团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最后胜利，正值我在成都齐鲁大学文学院毕业。恰巧这时父亲因公从湖北恩施至重庆；因为我们经年没见面了，他大约是对我有些思念，便趁此机会派人来成都接我至重庆相聚，早在1942年冬天，父亲奉命从第五战区辖区的河南南阳调往第六战区的恩施，由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改任第六战区的副司令长官代理长官职务；所遗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由刘汝明将军继任。他这次调职，仅有几位高级幕僚同去，连他自己多年培养的部队都没有带去，1943年6月，鄂西会战结束后，父亲升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当讨的副司令长官有吴奇伟、黄琪翔，参谋长是郭忏。同时，原屑父亲多年的第三十军鲁崇义、池峰城部队也调到鄂西。1944年初，常德会战胜利后，郭忏升任为副长官兼参谋长，陈继承、黄琪翔、王缵绪，还有周岩，都是副长官。从重庆到成都来接我的副官私下告诉我：“长官有时情绪不佳。”于是我这次去看他，便感到有些惴惴不安。记得他驻军河南南阳时，暑假中我与兄、嫂从成都去看望他，还陪他打网球，和他说笑毫无顾忌。他高兴起来，在河南曲子戏劳军演出散场后，居然在临时搭的戏台子上打上十来个“旋子”，有时骑马出巡，还让我们看着他飞跑着纵身上马。这些往事，依然时时浮现在我的脑际。
抵达重庆，我们见了面，他知我学业已告一段落，颇为欢喜；但没有象以往那样开怀大笑。老是叼着烟斗，似乎在想什么事情。
在重庆的几天里，我们一同住在歌乐山蒋鼎文先生家中。蒋先生不在家，由夫人接待我们。空下来时，大家免不了谈谈时事。有—天，父亲公干回来，显得十分高兴，告诉在座的人：“日本军方有一名代表，由六战区转送到重庆来了。他们要从中国退却，抗战该结束了！……”大家听了，都感到有些喜出望外。
还有一次，我看到父亲一人在屋中，似乎闯闷不乐。我大着胆问了问原由。他似回答又似自语地说：“让我主持华北的军事，由河南向北进攻，又要和共产党打仗了！还要我兼河北省政府主席。我做过两任省主席了，对行政毫无兴趣。再说以后当主席，等于是中央的办事处，凡事作不了主，可责任大，干不了啊!”那时，我虽不审时势，却懵懵懂懂地感到自己人又要打自己人，父亲遇到了难题。
在重庆小住几天之后，他就带我乘专机飞抵恩施。第六战区的长官部位于鄂西恩施的群山之中。四周层峦叠嶂，气势磅礴，依山坳而建的白色房屋。高低错落，醒目有致。屋前平整的宽阔地带是一个网球场。人们说：“仿公到一处，建—处网球场。”这是名不虚传的。可是．我这次到恩施，却没有看到父亲打过网球。
在恩施，我比较熟识的，有几位前辈：长官部中将参谋长张知行先生，他原是冯玉祥将军的老部下，性豁达，敢于直言，精通军事，素有“儒将”之称；中将参议（后任秘书长）张志韩先生，他曾任贵州省教育厅长，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学识渊博，尤擅书法、棋艺，与父亲虽为新交，但颇相投；还有中将参议阮玄武先生，也是常与父亲促膝长谈的将军。他们对我极为爱护，帮助我增长了很多知识。因而从他们口中得到了不少关于父亲接任六战区长官职务后，指挥对日作战的情形。
1943年4月，日军发动了对鄂西的大规模进攻，一面猛攻石牌要塞，一面以大部队沿江迂回鄂西山区，似乎要直取恩施，由于情况变化很快，最高统帅部原来部署的命令已不适应；父亲当机立断，命令变更行事，并说：“将来上面降罪，我负全责。”这样一来，日军预谋作钳行歼灭我军得计划未能得逞，终于赢得了鄂西会战的胜利。
张志韩先生告诉过我：1944年的常德会战，情况是非常艰险的。之所以能挫败强敌，主要是父亲沉着坚定，敢于硬拼，在台儿庄大捷中是这样，在鄂西会战和这次常德会战，更是如此，当两军相接的紧急时刻，父亲一面听取战报，及时指示机宜；一面与秘书长等人谈笑自如，并且坚留他们，不让离开。等到战事获胜之后，则说：“你们立了大功！”众人不解地问他，始知父亲认为“作战指挥，最怕心绪不宁，精神烦躁。若有二三好友，淡谈笑笑，使头脑始终冷静轻松，指挥就不会凌乱，这是制胜之道。岂不是你们立了大功!?”所以大家背后不无赞扬，父亲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大将气概。
还有两个事例，也是张志韩先生告诉我的：常德会战打响后，父亲就亲自到湖南桃源设立了前线指挥所，就近督阵，增强爱国官兵的斗志和信心。有一天，父亲刚从桃源指挥所回到恩施，中央通讯社主任徐怨宇来访，张志韩先生在座，父亲正向他们介绍战况和已经作好的部署，突然电话铃响，王缵绪从常德外围打来电话告急，说是他的正面，敌军攻势太猛，我军伤亡太重，要求后撤。父亲听完报告后，对王说：“治易兄(王缵绪的别号)，我们是老朋友，打仗就不能讲这些了。我已经对你说过的，就照那样办：顶住！顶不住，我是要按‘规矩’办的!”说完就把话筒放下来了。王缵绪是四川著名的老将军，也同父亲一样是上将军衔，当过四川省主席，这时的职位是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平时，父亲对他是很尊重的。可是到了对敌作战的关键时刻，父亲一丝不苟，他对王说的“按规矩办”，就是按军法从事，决不徇情。
父亲平时对士兵非常爱护，从来不打骂。但是士兵必须严守军纪。有一名为他开了多年座车的司机，在恩施同一位民间妇女有不正当关系，经他察觉，立即关押，要处死刑。后经许多人说情，仍然关了半年，最后开除。还有一个守护电话班的卫兵，只以为职责重要，对误入禁区的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代主席朱怀冰态度蛮横，缴了朱代主席的手枪，还要追打朱怀冰。父亲知道了，马上将这名卫兵和警卫营长禁闭，并下命令枪毙这两个人，最后还是朱怀冰一再亲自说情，才未执行。
我这次到恩施，不断听到关于日军已经趋于穷途末路的喜讯，同时也看到父亲时时露出喜形于色的乐观情绪。有次，父亲说了一段抗战的插曲：每当一场会战开始之前，在敌我各自据守前沿阵地上，双方互以机枪对射，日军用的是点射，即，“啪一扑一啪、啪一扑一啪”；我军用连射，即：“啪、啪、啪、啪……”。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召集官兵川话，指出：在敌我双方防守阵地时，日军用点射，声音好象问“怕不怕?怕不怕?”我们的射法就象是“怕、怕、怕、怕……，”
不但浪费了子弹，而且显得气馁；今后我们应该回答敌人：“不怕，不怕……。”再反问敌人：“怕不怕，怕不怕?”前线官兵听了，当场捧腹大笑，一致叫好，大大地鼓舞了士气，效果很好。
不久，大约是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前的四个月，父亲又携我和一家人乘专机离开了恩施，飞到重庆，听说他曾向国民政府请辞河北省政府主席未获批准，只好去重庆组织省政府人事，并接任了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我随即也与他分别了，回到成都。第六战区的司令长官职务则由孙蔚如将军接任。
1986年4月于北京
高树勋将军邯郸起义前后的片断回忆
张越万
胜利进军
一九四五年七月间，冀察战区总司令高树勋，率新八军，由豫西南之内乡镇平附近，转移南召县西北之马上坪李青店一带，侧击日军。同时，藉机整伤一手创建的新八军。自从总部与军部在陕县分离后，蒋邦派来的新八军军长胡伯翰，把全军移到与总部远距百里之縄池驻防。在日军攻陷洛阳，沿公路向豫西南进犯的时候，新八军在縄池、下汤、三棵树等战役中，失去了过去所有的顽强战斗精神。两个月以前，胡伯翰借口赴渝开会，迄未返防，高总把全军集结，加以整顿。这时候，日军投降声浪，甚嚣尘上，在当地居民街谈巷议中，南召日伪军，近日以来，并未出城骚扰，投降可能属实。这一消息，我向高总汇报，高总认为，国内日军，还很强大，恐其别有企图，不能乐观忽视，松懈戒备，可令范、尹两师，加强注意。
八月初，总部谍报，南召日军于八月一日全部撤走，侦察去踪，似去许昌。我即刻向高总报告。走进办公室，静悄无声，只有小勤务喜泉，侍壁孤坐。他见我进门，用手指向东间，N示意在室内。我掀帘进去，高总正拿毛笔在信纸上挥来挥去，似未觉察。我喊了声先生(先生的称谓，是高总在战争中的代号，成为习惯用语)。高总抬起头不注意地问:“有事吗?”我把南召日军撤走消息，向他报告。他哼了一声，毛笔依然挥动未停。半晌，他说:“你去告诉廖高参。”我刚一转身，“等一下，他从抽屉中取出一份电报说，“你把它存起来。告诉廖高参，.明天我军移驻南召附近，总部驻城内。”这时，我看清高总忧郁的面容，他仍若有所思地信笔挥动着。我意识到高总心头的沉重。把电报装进衣袋走开，去找廖高参。
廖高参是廖安邦，过去是鲁西行署副主任。高总任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时代，鲁西行署主任李树春，兼任总部参谋长，后因一战区派田西反来任斯职，廖转任高参。冀察战区阶段，战区又派刘会仓为参谋长，因去西安未归，总、军两卫业务，由他负责处理。
见了廖高参，把情报和高总移防的决定作了报告。“通知总部各处室，特务营准备，并令二十九师在南召东、南两方，六师在西、北两方，卫署戒备。”他这样指示着。
到达南召县城。高总住在文庙灵星门西，前后通行的三间大北房。再西两间，由传令队居住。廖高参在后院大成殿东侧北屋。东庞北尽头，尚有闲屋两间，高总向我说:“你也住在这里吧。”“乔处长末回”，只说了半句，“不要管他。”高总说着走回前院。
天黑了。我取来行李安排好。匆匆走到高总住屋外，不见灯光，静悄悄，他已休息。折回后院，远望廖高参住室，也是一团漆黑。心想，偌大一座文庙，只住了十几个人，在阴沉昏暗的夜晚，未免强加了心中的沉重和难安。忽然想起高总昨天交存的电报，尚在衣袋，取出就灯下看了一遍。大意是，日本投降，已成定局，胡军长在渝逗留，军委会决定任其为津沽警备司令，侯投降正式宣布后，空运新八军去天津。看完倒在铺上。心想，孔电发来，已经一周，对照高总近来举措，与来电有关。当我军于一九四二年转移后防，在长官部肘腋下，我六十九军给调走了，我新八军两个师，况系两旅四团制又缩为一师三团制，派胡伯翰接任了军长，范卓云接替了马润昌为六师师长，削弱再削弱，明眼人是不难理解的。
夜间反复不眠。起床时，晨光熹微，在窗纸破洞中，忽见高总个人正在后院环着古柏漫步，慢慢地踱着，不象欣尝青翠的画意。我想，在高总心灵深处，还蕴蓄着难以消逝的阴影。
廖高参出来了。看见高总，近前说一声:“先生早。”“每次换个新地方，总是睡不好的。”廖高参指着院中的古柏说:“为什么文庙里都种这种树?’“这树不怕霜雪打击，不怕严寒的袭扰，当冬寒草木尽枯时候，他依然傲然挺立，像一个革命战士，在风爆来临，他会不屈不挠地搏斗。”廖高参听着高总的评述，笑了笑说:“快早饭了，咱们走吧。”两人一同走去前院。
大约是八月十四日晨，《阵中日报》的收音员丁天佑来向高总报告说:“昨夜广播，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了。”高总沉思半晌，对我说:‘通知马副军长，范、尹两师长，陈副师长，上午到总部来。”我立刻发了通知。
中午时间，人都到齐了。高总说:“昨夜广播，日本已无条件投降，这一胜利消息，令人鼓舞。在本军，当前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共同商量。首先是胡军长在渝未归，军委会发表了胡伯翰改任津沽警备司令，计划空运新八军去天津，现在虽无正式命令，但空穴来风，不为无因。我认为，空运也好，海运也好，只有待命。现在日军撤走，此间已无军事意义，有必要跟踪监视，不失机宜，请大家考虑”。
“跟踪行动，极为需要，是否向战区请示一下。”尹师长提出他的意见。
“请示旷时废日，易误戎机，应尽快行动，在行动中请示，较为适宜。”陈副师长这样说。
“这些问题，应由总司令决定。”范师长插上一句。廖高参、马副军长一致同意在行动中，根据实际情况，再向战区请示。在思想统一下，商定在胡军长末回防前，由高总达以总司令兼军长名义，下达一切命令，明天开始行动，目标许昌。
会后的次晨，总部新八军离开了伏牛山区，沿大路向许昌前近。山阴丛丛鲜艳野花，随风摇拽，象挥手向我们欢送。军士们不约而同地喊出了再见吧一一伏牛山。
早行晚宿，五天时间，到达许昌近郊。在西郊附近宿营。高总令通信排架起电台。当夜收到一战区来电，电文是:“高总司令建候兄，日军投降，即率新八军向新乡挺进。在该地停止待命。陈诚。”高总看了说:“我们这次行动是适时的。因为北上途中与友军交插混淆，由从许昌延西，直趋荧阳，转往黄河铁桥，到达新乡。
新乡一月
新乡是黄河以北重要城镇，也是控制南北的军略重地。过去，日军驻有柳兴师团。这个古老城市，如今依然街道狭窄，崎岖不平，商店破旧，不加修饰，除保持着古朴无华的本来面目外，有些营业萧条景象。我军到了这里，高总住在予先备好的北门里路西小院里，院中北房三间，南房三间。总部住城外西北里许大院中，这地方原是日本军特务机关连络部。负责新乡警备是暂四军孙殿英部。这位出身绿林的豪客孙殿英，在张宗昌时代，他当过大名镇守使，以制造大烟丸起家。张宗昌倒台后，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军的师长，扩充达五六万人。蒋邦感到威胁，借口调往宁夏，在磴口附近，有计划地将其击溃。抗日初期，纠集旧部，利用抗日救亡号召，被国民党编为暂四军，与庞丙勋四十军，合编为二十四集团军。日军向太行山区扫荡时，他又投靠日军，密报庞隐身处所，因此庞为日军所俘。现在日军投降，他又变成国军。这个自命曲线救国的不倒翁，近在咫尺，有机会得要瞻仰一下。
一天下午，我到高总那里去，勤务喜泉告诉我，孙军长在这里。我连忙地进去。高总正和一个年过六十，须发尽白老人谈话。看见我，高总说:“你来的正好。”指向老人介绍:“这是孙军长”又说:“这是参谋处张科长。这位身材瘦小的孙军长，连忙站起来很谦和地说:“你辛苦了，我还未去拜访，抱歉抱歉。”，“军长太客气了。”高总又说:“孙军长要一份五万一地图，你回去检一份。”我答应着向孙军长说:“五万图请明天派员携函到参谋处去取。”说罢，告辞出来。
晚间，传令队送来一份急电，原文是:“提前即到，建候弟，新乡机场，能否升降，请勘查速复。孙连仲。”我立刻请一科同人连夜速往，勘查回报，设施一切完好，当夜向高总报告，并发出复电。
次午，孙连仲飞达新乡，与高总同往高寓。下午四时许，乘原机飞去。据传，孙来新乡，系向高总说明他由五战区改任新建十一战区长官，辖冀察两省。撤销冀察战区总部。高总改任十一战区副长官兼新八军军长。胡伯翰调任北平防空司令。由新八军与四十军、三十军合组为北上兵团，长官下参谋长宋肯坐负责指挥，打通平汉路，进驻石保。上述消息，高总并未发表，人们认为高总重新掌握新八军，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在四十军到达新乡后，相继而来的三十军与十一战区长官部先后到达新乡。高总寓所，人来人往，进进出出，顿时热闹起来。战区参谋长宋肯坐，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三十军军长鲁崇义，成了这里的经常客人，商定北上的行动日期与部署。
九月下旬，部队即将行动的前一天，高总上午来到总部，召集全部职员，作了临别的简短讲话，他说:“冀察战区总部，奉令撤销。本人调任十一战区副长官。所有职员，孙长官指示，一律编为军官大队，大队长由军部参议员张相慎担任，暂住新乡。我们在八年抗战中，艰苦相共，一旦离开，我和大家都有难言的痛苦，我相信，这只是暂时，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有胜利的团聚。”他讲完话后，向廖高参说:“你同张科长随军行动。”我们作完安排，匆匆到新八军去了。
我军从八月下旬到达新乡，在这里度过了农历的中秋节，到今天，已是一个月的时光。
走向光明
北上部队，在新乡北潞王坟集结。先头为暂四军。新乡防务，由即将到达之三十二军接替。新八军与原属冀察战区序列的河北民军乔明礼部跟进。四十军、三十军后继。就中，三十军是北上兵团中主要力量；军属三个师，新式装备；军长鲁崇义与孙有裙带关系；所以，长官部工作人员，均在三十军护卫下工作。
到达汤阴后，暂四军奉令停止。新八军改为先头部队进抵安阳，由于漳河桥梁破坏，需征集材料，重新架桥。部队停止休息。这时，军副参谋长李敬斋辞职，高总派我接替，军参谋长王有度亦请辞职，由廖高参暂代。
架桥完成。军以六师十六团为前卫，经磁县进入河北省邯郸县境之东、西玉曹。突然，西玉曹以北二里许之刘庄，发出枪声，向我军射来。枪声中杂以掷弹筒、迫机炮与机枪。十六团团长阎济民判断，绝非地方游击队干扰，当即以两个营展开，战斗前进。一时双方战斗，异常激烈。下午四点，阎团攻占刘庄。高总下令，全军就地宿营，严加戒备。这时，阎团送来俘兵一人，讯称刘庄阻击部队，仅一个连，属十一旅，隶第三纵队，由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指挥。上项战斗情况与俘供，报告战区指挥所，并通报四十军、三十军。
当晚，高总与廖高参坐在屋里，就今天情况，做了估计，“刘伯承亲自指挥，对我方三个军北来，当然有些侦知，阻止我军北上，他使用兵力，当不在小。这是劲敌，不能忽视。明天前进部暑：以二十九师为先头部队，在战斗前进中，尹师长处理敌情，指挥战斗优于六师，以免在战斗中失利。”高总这样说。这时，马润昌副军长走进来，高总又把自己意见说了一遍。马说:“过了邯郸，离正定不远，石家庄我军向南接应，共军陷于两面作战，刘伯承久经大敌，绝不出此。双方战争，可能在邯郸附近。”高总、廖高参均同意这一判断。立即通知尹师长。
次晨，二十九师由尹师长指挥，以王敬鑫为前卫，向邯郸挺进，在马头镇以南地区，发生激战。六师十六团，增援参战，到下午三时许，尹师占领马头。军部进驻马头以东之许庄。斯夜，敌方发起反攻，激战空前，拂晓后逐渐停止。高总下令尹师，转攻击为防御，以待后命。经两夜激战，形成对峙状态。高总令我向战区指挥所请求补给，指挥所答复，已电后方空运。前方战斗正酣，弹药迫切需要，一日数次，向指挥所参谋处长郑长海催促，说明第一线急需情况，以及第一线对参谋处的指责，如不能立即解决，请宋参谋长亲来视察指导。结果，宋肯堂与三十军军长鲁崇义同来许庄，与高总会商。宋主张暂维现状，以待孙长官指示，并未提出具体办法。廖高参向宋要求，弹药暂在四十军三十军抽调一部，或变更纵深部暑，由两翼席卷车骑关对方指挥部。宋认为不妥。我向宋参谋长提出，后方部队与第一线部队换防，发挥生力军作用。宋认为一切须请示孙长官指示决定，不能擅专。事事推诿，一无结果。鲁军长亦未提出任何意见。临行，高总向宋说:“请绳武(宋字)兄认真研究一下。”宋唯唯离去。
宋去后。高总对我们说:“把我军配置于先头，又不补给，从今天的现象，可以看清他们的态度。”
马头战斗，仍在继续。我随高总从马头返许庄途中，高总忽然问我:“你对当前事态，有何看法。”我说:“对我军不利。指挥所的态度，是根据孙长官态度，部队既不协同作战，又不加速补给，两个军在我军后方，干什么？先生是考虑到的，唐哲民在鲁西南时的分析，符合目前情况，应早下决心。”高总说:“一箭双雕，坐收渔利。他们的想法，末免太天真了。”
回到军部，高总让通知严师长、陈副师长，今晚到军部来，不必通知范师长。
晚九时许，在枪炮激烈声中，尹、陈来到军部。在廖高参室中，高总、马副军长、尹师长、陈副师长，一声不响地等待着高总发言。高总说:“前方正在打仗，把你们找来，一定会想有什么事，这么要紧！是的，我觉得我们要商量的是关系我军前途命运的间题。过去的一切，大家都清楚。现在三个军北上，只有我一个军在前方拼命，弹药不发，换防不能，增兵不准，这罕闻稀见的事，是谁授意的？我明白。抗日时期，拨出六十九军，缩编新八军等措施，是对我们的一再削弱。日本投降了，他们肆无忌惮地采用自动消灭的方法。这一战斗，胜利到指定地点改编，败了自取灭亡；双方实力对消，而他们坐收渔利。现在，又发下剿匪手册，内战扩大难免。我一贯反对内战。根据现实，应与对方协商停战，共同致力于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争取民主。这问题希望大家考虑。”高总说到这里，陈副师长立即发言，对高总主张，表示拥护。尹师长提出不同意见，他说:“联合对方，反对内战，在当前会使人认为是叛国行为。我军补给虽缺，士气并不低落，应研究妥善办法，以策万全。”争论多时，马副军长最后不偏不离地说:“这问题，不仅是我军生存问题，也是总司令个人问题，应自行做出决定。”这样，尹师长因前方战况紧急，匆匆离去。当陈副师长出来，我向他说:“你是跟高总的老人，应促先生即下决心行动。”他一点头。当陈副师长返防时告诉我，已派人到车骑关联系去了。
马头镇方向，白天仍有疏落的枪声。入夜，派往军区联东的王定南，与军区参谋长李达来与高总会面。李达过去是二十六路干部，自然会认识高总的。两人商量妥有关我军起义的一切，与对四十军三十军的实际行动，李参谋长便当夜回车骑关向刘司令员、邓政委复命。
战斗的第五天，我随高总到马头镇。高总令我到尹师长那里，再看一下他的态度。当我与尹师长见了面，他笑着问:“高总是否来了?”“来了，他到五团去了。”我接着说，“岛三兄，前晚所商，你认为怎样?”“我很同情高总的处境，但不同意所取的办法，应另谋善策。”“诗你说出另谋善策的具体意见。”“大家应该详细商量。”“如果先生下令反战起义，你又应当如何处理?”“我与先生多年患难，又是小同乡，人各有志，如果先生下令起义，我决定辞职走开，传代达先生。”“这需要你亲和先生面谈。”我这样离开师部。
下午。尹师长果然来见高总，请求辞职，挽留无效，予以批准。
天晚时刻。高总决定住在这里。令我回许庄军部，通知军务处下达二十九师师长尹瀛洲辞职，任田树青为二十九师师长的人事命令。并令马副军长、廖高参明晨率军直与各处，移驻马头镇。
可资纪念的十月三十一日上午，高总向本军宣布了起义反战。此刻，毛主席来电驰贺，并定名为民主建国军。
近午。刘伯承司令员和李达参谋长，率从员携大批慰劳品来马头东街烧锅高总住处，与高总会见致贺。这时敌机一架，在马头上空，盘旋侦察后，向南飞去。高总令我入内参加，经向刘司令员介绍后，刘司令员对高总说:“建候，我在南昌起义前，有许多部队，同意参加，计共万人以上，及至开始行动，多数都退缩了，只剩下三千多人。这一经验教训，请你多加注意，加强掌握，并早日离开这里，避免轰炸。”当场决定移驻武安。我取出地图，铺在桌子上，刘司令员看了，指着地图说:“驻伯延镇吧。”高总在图上看看说:“可以。”我按图上距离计算，约一百二十余华里，按两天行程，第一天驻陆开，第二天到达指定驻地。决定后，我拟好行军命令，经批准下达。刘司令员同李参谋长告辞返回车骑关。刘司令员此来，给带来一个喜讯，昨夜军区部队，袭击崔曲之四十军，歼一O六师一个团，三十九军溃退，三十军仓惶南撤时，俘伤近千，四十军军长马法武、战区参谋处长郑长海被俘，这是高总起义的胜利开端。
部队开始西进，沿途村庄群众与学生，列队远迎，高呼欢迎高树勋将军反战起义等口号，到处贴满五颜六色的欢迎标语。
在武安县伯延镇，高总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反蒋起义的通电。边区政府参议会议长申伯纯，一参议靖级秋亲在此间照料。尔后，由伯延镇转移县北邑城，在这里召开了建军大会，除党政军机关代表外，尚有远自百里赶来参加的农民代表，携来各种各样的农产品慰劳。盛况空前的军人大会，由河北省政府主席杨秀峰主持，并讲了话。遵照毛主席指示，改称为民主建国军，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廖安邦为军部参谋长，范卓云任第一军军长，乔明礼任第二军军长。在大会人潮中，新华日报太行版记者吴象，对建军实况，作了报导，并编印了高树勋将军邯郸起义特辑。嗣后，毛主席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文中指出:“开展高树勋运动”县召国民党军官“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毛泽东选集11 7 1页)。
永恒的记念 沉痛的哀思
高树勋将军所领导的邯郸起义，到如今，已经三十六周年了。在三十六周年前的今天，他为了反对蒋邦的独裁专制，为了反对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高举义旗，粉碎了国民党企图打通平汉路，进入解放区的祸乱阴谋。这一正义行动，不仅博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与赞许，还影响蒋邦统制下旁系部队，.如魏风楼、何基澄、张抄等继续起义。这一空前煊赫的业绩，是人民永远不会忘掉的。但是，将军的一生，是忧患的一生，艰险的一生。他在军暇闲话中，使我获知他是为饥寒而离乡背井，为生活而从军入伍。在军阀混战的日月里，南北驱驰，辗转流徒。目击将士浴血疆场，人民家破流离，这些惨酷印象，使他的思想，滋生反对内战的萌芽，对贼民以逞的行为深恶痛绝。当西北军于一九三O年瓦解后，率所部一个师与孙连仲合编为二十六路军。蒋邦勒令进军宁都，第二次围剿时，他与军参谋长赵博生，旅长童振坐密谋反蒋起义，不幸事泄，赵、董率部出走，将军闻讯较迟，被迫只身北上，在蒋的严令通缉中，避祸津门。一九三三年，张垣同盟抗日，他任骑兵司令，毁家资军，在蒋邦军力高压与个别分化下，同盟军解体。将军重返天津，不时与吉鸿昌等在日租界熙来饭店研商反蒋措施。事为北平行营何应钦侦知，向天津日警署引渡往捕，在军警即将入门前，将军闻讯走出，以十数分钟之差，幸免遇难。吉与任应岐被逮就义。抗日战争之一九四二年春，将军奉召赴渝述职，被军统戴笠诱于中美合作所，蒋邦屈于舆论，未遭不测。但他绝不因此而气馁，弥困弥碎，愈挫愈坚，终于走向光明，庆获新生。
一个平凡军人，经过千锤百练，在艰苦奋斗中，作出了不平凡的事业，生有益于当时，死有益于后世，其不朽业绩，盖棺定论，可称得起革命健儿，武装斗士。
将军于一九七二年离开人间，离开了我们，使我失去了严师，失去了向导。每当风雨潇潇之夜，衰草离离之顷，忆及将军音容笑貌，悲从中来，不禁徘徊低呼:“将军此去到泉台，何日来!”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李宗仁在北平行辕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辕 第四处 唐真如
光复之后，李宗仁由汉中行营主任，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这显然是一次提拔。以当时政治地位来说，确实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同时由一个僻处在陕西的汉中小城市，一跃而进到当时所谓“故都”的北平，无论从任何方面说，都不知优越多少倍。这个消息一公布，不仅李宗仁本人感到欢欣鼓舞，就是当时所有汉中行营的官兵也都额首称庆。不过那时汉中行营的中上级人员还是议论纷纷，认为对于桂系的首脑人物还安置得不够如意，如总务处张寿令曾在讲话中无限感慨地说：“中央用人，主要还是派系问题，东北九省的主席中，政学系占几个，cc团占几个，原来他们早就分配好了的。”参谋处的科长以上人员也在谈论这个问题，认为熊式辉总揽东北九省的军政大权，地位还在李宗仁之上，他们认为这主要是派系问题，假如熊式辉不是政学系支持的话，怎么能提升得这样快?李宗仁早就以军事家兼政治家自命，平时爱看报纸，时不时还在纪念周上谈谈国际问题，表示他对于国际问题还有不少卓见。自发表他为北平行营主任后，从他谈话的神情看，是喜形于色的，因为北平行辕不仅管军事还要管政治，辖区也很宽(记得包括河北、山东等三省)，正符合他施展抱负的愿望。约在1945年期间，参谋长王鸿韶飞去北平打前站，李宗仁约在11月左右带领各处工作人员到北平，正式成立行辕于中南海，接着办理接收，由李宗仁起以至比较高级和有势力的人，几乎都发了接收财，至少要到一幢或两幢房子。笔者由于负责通讯队工作，由汉中到北平，中途耽搁太久，迄1947年3月才到达北平。因此，对于行辕初成立时及办理接收情形不大清楚，只将到北平后亲历的情况分述如后。
北平行辕设在中南海内，李宗仁及参谋长副参谋长秘书长及主要处都设在居仁堂，也有几个处设在中南海，政工处设在瀛台。行辕的编制，主任之下有参谋长、副参谋长、秘书长，有总务处，第一、二、三、四等外，政务处，政工处，经理处，军法处。直属部队有警卫团(即原来的特务团)、通讯连、无线电台等。参谋长及副参谋长仍旧为王鸿韶、甘沛泽，秘书长则新委曾任西北某大学教授享有一定学术地位的萧一山担任。总务处长还是张寿令，李宇清升任副处长。第一处处长仍为方克猷。第二处处长张某，副处长郭让光。第三处处长仍由原参谋处长梁述哉担任。第四处处长赖和平，副处长为周仲宣。李扬当机要室主任。黄雪村仍为秘书主任，以后调政工处副处长。刘仲华仍任参议。孙荫坤任军医院院长。警卫团团长改由第三处科长萧若夫担任。通讯连长原为金裕生。经理处处长何福荣，副处长关仲方。军法处长为黄敬修，副处长梁某也是西乡人。政务处长王捷三，是陕西韩城人，留美学生，曾任大学教授。梁克鉴到北平，就专为李宗仁做生意，仍未负任何实职。这个机构规模庞大、范围大、驻地分散、人员多，有好些人不大熟悉。高级人员及高参、参议之类的人很多，那时霍冠南任高参，湖北人刘俊义也任高参，桂林人曾志沂任中将高参，平时着便服，在外面住，梁家齐也仅仅是一个中将高参，最后才调任北平附近的通县任专员，臧汉光也没有实职。
所有副处长以上的高级人员，一般配有汽车一部，出入都坐汽车，所住的公馆都是接收的房屋一幢甚至几幢，一般都比较好，设备齐全、相当漂亮。办公地点也很好，有皮沙发、地毯，还有玻璃办公台，比较高级的办公厅还有暖气设备，电风扇则更普遍了。
在人事方面看起来大有变动，虽然还是以原有桂系的班底为基础，可是增加了不少新人，特别是有关政治方面的人物。比如用萧一山为秘书长，用王捷三为政务处处长，这两个人听说是到汉中以后李宗仁才认识的，为什么不用自己荷包里的人物而引用他们呢?我想主要还是应付大的局面，为了方便与各方面取联系，必须用几个比较有地位有声望的人，才可敷衍得过去，否则像黄雪村之类又怎能登大雅之堂?当然，李宗仁是很信任黄雪村，也急于提拔他为自己效力，可是限于客观形势，又不能操之过急。萧一山是大学教授的底子(详细情况不大清楚)，在旧社会有著作出版，据说在文教界在学术界有一定地位，有人说他曾加入cc团，至少和cc团有相当关系，因此，用他当秘书长处理行辕有关政治方面的事务就比较好。用王捷三当政务处长也是同样的理由：王是韩城人，笔者曾到过韩城，韩城处黄河边上，是司马迁的故乡，那里很富足，县城的房子修得很好，有小北京之称，古迹很多，一向文风很盛，官僚地主多而且大，因此在1日社会读大学的甚至留学美国英国的很多，王捷三便是留美学生之一，同时王捷三还在华北大学当过教授(有人说他当过教务长，在北平文化教育界有不少的熟人)。至于政工处长，姓张，是中央派来的，正因为他们是另一个系统，处里的人主要由上面任命。当然，行辕也安置了一批人，如用黄钧明当上校专员，陈大文当中校科员，后来并调其任秘书，黄雪村为政工处副处长。第二处管情报，也就是特务工作，处长姓张的听说是张之洞的后人，处里人员多由中央派用。行辕也用了一部分人，如用郭让光当副处长，廖小文当参谋。据郭让光告诉人家说，第二处里面界限很严，张处长的人工作是保密的，副处长只管一般业务。第三处是作战，第一处管人事教育，人员多数还是老的班底，变动不大。经理处管现款物资，掌经济大权，处长何福荣，广西人，原来在老河口兵站总监部当过经理处长，副处长仍然是李宗仁的心腹关仲方，经理人员基本上是旧的人员。第四处原为副处长周仲宣(人称周麻子)负责，后来由广西调来赖和平当处长。四处分四个科：第一科长吴纪新，管补给；第二科长梁学乾，管交通；第三科长唐真如，管通讯；第四科长王某，管卫生；还有处直属的参谋、副官以至技术员等j全处共有30多人，处的直属人员多为周仲宣介绍的西乡人。当四处成立时，是由周负责搞起来的。周早就当过少将，原企图当处长，一方面资望不高，加之能力本来就很低，所以在参谋长方面通不过，就以副处长名义代理处长职务。赖和平当处长后也安置了一部分人。
从整个行辕的人事部署来看，好像外省人多，新进人员多，但具体加以分析i有关经理物资及人事任免等大权，始终还是掌握在桂系老人和李宗仁心腹的手里。因为李宗仁有他的打算，有他的原则，做什么事心中有分寸，真不愧“大智若愚”。因为他为了个人的事业、前途，必须要有经济基础，要有钱，要培养心腹干部，才能效忠于他。很明显，首先就是经理处，经理处处长本来是张寰超，因为张不听话，没有来北平，就用何福荣和关仲方，他们最可靠，都是广西人，特别是关仲方，是在徐州抗战以来一手提起来的，且经过一系列的考验。从五战区起，有两笔账，两个金柜，一个是战区的，一个是李宗仁私人的，换言之，就是一个是公的，一个是私的，关仲方历来就管李宗仁私的一套账，当然公的也由李宗仁支配，不过这样就更加便于分别和处理罢了。军务处关于人事任免奖惩等等，虽然处长是方克猷，而科长以下人员都是桂系老班底，他有桂系的一套人事法规，遵循法规办事，基本上不会错，何况关于人事方面比较大的变动总是李宗仁亲自批示呢?至于第四处掌管补给及交通通讯卫生等等也属于经济物资的范围，不能随便放手，所以最初由西乡人周仲宣负责，后又用广西调来的赖和平，总务处当然也掌管一部分物资款项，但由于张寿令、李宇清二人还听话，同时由老河口起他们就跟李宗仁，也深知李宗仁的性格和作风。况且总务处下面的科长如潘展云及廖某等，也是桂系老人。特别是李宇清，过去跟东北军张学良很久，很懂得官场应酬那一·套，在这个行辕大衙门里，送往迎来，食宿的招待等等李宇清做得顶好。他为人一向圆滑，八面玲珑，各方面应付得好。第二处政工处是双重制，明是属行辕所管辖，而实是隶属中央，李宗仁即使硬要过问人事，也才能为力。此外，还有一个燃料统购委员会(名义记不清楚)，主要是掌握北平市的煤炭供应，先由刘仲当主任，后由冯树当主任，谁人想多买几吨煤，或者是想套购煤，非经主任批准不可，这也是一个有油水的机关，也是由李的亲信人员负责。
至于北平行辕的业务，从大的方面说，主要是一个高级的华北军政指挥机构，作战方面直接指挥两个总司令，一个是孙连仲，一个是傅作义，指挥他们对解放军作战；政治方面，只指挥河北省府及北平市府以及其他政治经济机构。行辕这个机构虽然庞大且高高在上，但大权还是在孙连仲、傅作义手里，行辕直接调度指使的范围，究竟还是有限的。比如想用一个县长，还必须通过河北省府才行。就部队方面说，直接掌握的只有少数直属部队，一般都是配属性质，受调用但不受支配。尽管如此，当时在北平的一切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北平行辕不能辞其咎。因为执行的虽不是行辕直属的人员，但究竟是取得行辕的同意甚至遵循行辕的指使而行的。很显然，除了指挥对解放军和革命游击队作战，坚决与人民为敌外，行辕还指使第二处及政工处搞特务及反动的宣传，处处危害、扼杀、打击新生的、革命的力量。
行辕整个方面的具体工作，确实不太清楚，由于笔者在第四处，现仅就第四处工作情况介绍一下：四处的业务，整个的说是管后勤业务，即配合作战的需要，适时做好部队的粮弹器材的补给和交通通讯等设施的保障。四处经常开处务会议，汇报工作。各科都有根据中央指示方针拟定的计划，不过多属原则方面的，指示一些方法、范围，因为具体的补给，是由部队直接同补给司令打交道，而不像战区一样，要由长官部硬性地批准具体数字。总的情况主要是行辕掌握，要根据作战需要，不使补给有接济不上之虞，如发现问题，就随时向中央请示补救。关于通讯联系方面，主要是如何运用有无线电通信部队及军政部无线电台以及北平电信局的有线电长途报话通信网，从而使北平行辕与孙连仲、傅作义两个总司令部之间以至行辕与各集团军甚至与各军之间保持通信畅通。至各部队所需通信器材，也是由补给司令部核发。行辕掌握的通信部队，除直属通信连、无线电台之外，还有通信兵第五团一个团。团长沈蕴存，原来在五战区，曾一度担任战区通信指挥官。他与行辕各方面都很熟，所以调动指挥还便利。无线电方面，一般还是依赖军用电台及通信兵团的无线电班，有线电报及长途电话主要是依靠北平电信局的长途报话线路，不过以后经常受到解放军和人民游击队的“破坏”，很难保持有线电的畅通无阻。无线电一般还能通，但不能保密。此外，四处还负责行辕内部自动电话的安装及广播器的安装等等。至于行辕与直属单位联系，还使用直属通信连的军用电话。行辕与广西后方及安徽河口方面，即与白崇禧、李品仙、黄旭初等的联系，一般用直属无线电台。当时北平市电信局局长是电信界的一位巨擘，也可说是把头，当权派，官僚架子很大，他曾经请李宗仁及一般高级人员、第四处有关人员去参观电信局，并设酒席招待。此外，北平市还有一个省电话局，可以利用省营长途线与有关的部队机关通话。局长傅印周，原任孙连仲的译电科长，后任少将参议，一向是办通信业务的，他在战区时就与长官部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与行辕有关人员熟悉，联系方便。，存孙连仲及傅作义部队内，都有通信部队，一般足以应付，但…于作战的需要，有时也电请行辕调配通信部队。记得当时行辕曾指派通信兵五团的几个有线电排和无线电班配属孙连仲遣用。
以后由于人民力量日益壮大，解放军愈战愈强，致使孙连仲部节节失利，势力范围越来越狭小。反动部队一般只据有交通线的点和大中城市，而广大的面和乡村，都在解放军和人民的控制中。因此，中央军委会又对作战部署加以编整，成立一个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由傅作义任总司令，所有华北部队，统由傅作义指挥。行辕高高在上，负实际作战实权的是傅作义。记得约在1948年春，傅作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就总司令职务时，曾在大会上讲过话，但最后表示由于“共匪”力量的加强，对于“剿匪”任务一时恐难创奇迹。知己知彼，当时傅作义是心中有数的。可是由于反动派看到战局日趋恶化，还很想把打败解放军和挽回危局的幻想寄托在傅作义身上。其实大势已去，傅作义又有什么办法?自傅作义就新职后，有关作战方面的命令公文等，行辕只有发送傅作义一人(孙连仲调什么职务记不清，反正已削兵权，当然，孙连仲早就挂了一个行辕副主任的名义)。还有广东人原第四军的将领吴奇伟，也于1948年初调任行辕副主任。好像他不大管事。
北平行辕内部之间，表面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派系，不似战区在老河口那样摩擦得厉害，其实为了争权夺利，人事上仍不免迭起纠纷。最突出的约在1947年底或1948年初参谋长王鸿韶改调为行辕总参议，后又支持他竞选立法委员，而另调桂系老人曾任军长的徐启明接替参谋长。这是一个大的变动，李宗仁决定这样办，当然经过深思熟虑，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李宗仁为什么要更换王鸿韶呢?由于笔者到北平行辕较晚，内幕实情虽不知详细，但从侧面传闻，主要是王鸿韶揽权问题。王到北平最早，各方面由他先行部署，在接收方面，他当然发了不少洋财，单是房产一项，他就接收了三几幢，仅松树胡同他住的公馆，规模就大得很，经常使用大小汽车三部，出入前呼后拥，随从人员也很多。在人事方面，据说他也安插了不少私人，除了张寿令、李宇清、吴纪新原来的人以外，还安插一个人当少将参议，为他奔走效力。此人还兼办报纸，多方为王鸿韶吹嘘。另一方面听说王鸿韶的作风也太坏，曾经在街上强拉一年轻貌美的女子收为姨太，名誉很不好。总之，还是因为王鸿韶权力太大，恐怕尾大不掉，可能还夹有些分赃不均的问题，所以李宗仁才决心更换他。更换王鸿韶的另一原因，恐怕还是遭到其他派系特别是广西人的攻击。当时梁家齐虽然没有势力，但黄敬修做军法处处长，李宗仁之弟李松令也在行辕，西乡人如周仲宣、霍冠南等经常与黄、李来往，关系密切，有意见随时可通过李松令向李宗仁进言，同时副参谋长甘沛泽经常接近黄敬修、冯树、蔡灏、李扬等，这班人一向是对王鸿韶不满的。由于各方面对王攻击，造成舆论，促使王鸿韶垮台。听说李宗仁要更换王鸿韶时，事先当面征求王的意见，告诉他将给以总参议名义，支持他竞选立法委员，在政治上出路大一些。王面有难色，不大愿意，但以后看到李宗仁意志坚决，也只好勉强接受。后来临到命令发表时，还是起了一些小风波。就在调令发表前的头一两天，行辕参议某就利用办报纸的便利，在报上用头号字于第一版上刊登一则消息，大意是说王鸿韶将膺大命，与孙连仲等同任北平行辕副主任。揣其用意，想利用舆论的力量，引起李宗仁的重视，从而改变态度。其实李宗仁早就成竹在胸，仅仅在报纸上叫嚣又有什么用?
王鸿韶更换后就由徐启明接替，论资望能力以及与各方面联系，当然都不及王鸿韶，但徐乃桂系老将领，和李、白的关系很深，究竟靠得住一些。随着徐的上台接着是第四处的人事变动。
四处处长赖和平，刚由广西后方调来，与徐启明关系比较深，于是他就走徐的路线，想建立一个新的派系，安置私人。王调职不久，赖和平首先就更换四处第一科科长吴纪新，因为吴是王鸿韶的人，王已垮台，赖就先拿吴开刀。其次赖和平还想更换第三科科长唐真如，因为唐真如过去在业务上一向与副处长周仲宣及参谋长王鸿韶比较接近，所以就怀疑唐真如不会诚心靠拢他，于是就想借故更换唐真如。后来唐真如得到高参蒋元及副参长甘沛泽的支持，结果未能如愿。赖和平为人一向卑鄙下流，只要有机会就到处敲竹杠。他为了想吃几个空额，又保荐参谋韦伯仟去当行辕直属通信连长，据说韦伯仟接事后，每月送十几名空额给赖和平。赖是贪污的能手，只要有机会，大的小的都要，有如水银落地，无孔不入。周仲宣当副处长，当然也想法子贪污，有时钱不够用，硬写信向经理处长何福荣那里去借，亏空多了，就紊生请经理处代为注销了事。
至于整个行辕贪污腐化骄奢淫逸的风气，当然较之老河口和汉中时期不知要超过多少倍。首先北平是一个大城市，一向比较繁华，初接收时，一般人都发了一部分洋财，具备了物质基础，
麻将、花酒、跳舞，真是司空见惯。平时搞钱的方法，利用职权做生意，套购物资，盗卖公物，甚至敲诈勒索，形形色色，应有尽有。更主要的是初接收时，机会好得很，仅劫收房屋一项就值不少的钱，当然房屋里面还有种种用具设备及物资。听说初劫收时，军法处长黄敬修捞钱最多，曾到处利用职权派汽车去劫收物资，金银珠宝，不知搞了多少，他在北平新买一幢房子，就花去黄金几十条。还有第二处副处长郭让光于接收时捞了一批黄金。过去做特务的冯树，劫收了一幢大房子。总务处经理处负责人当然捞钱的机会更多，不过具体情况不大清楚。蒋元到北平后升任少将高参，调任北平防空司令部总务处处长，他也接收了一幢房子和一个纸厂。连行辕直属无线电台台长由于到得早，单是在中南海内办公地点就发了不少洋财，劫收了收音机、电风扇和不少价值高的用具、图书等。由于多数人搞了钱，同时受了环境的影响，大家都奢侈起来，经常宴会，出入舞场。参谋莫鹤仙说：“初到北平时，大家土头土脑，不懂得跳舞，终于都学了。以第二处副处长郭让光跳得最好。”第四处副处长周仲宣满面黑麻子，其貌不扬，可是因为有小包车坐，有权势，也经常出入舞场，总想在舞女中选一个小婆，听说碰了不少次钉子，但后来经过不断的追逐，终于也找了一个能歌善舞的女士做妾。第四处处长赖和平，虽然后到北平，但也争取后来居上，整天奔走于交际场中，到处托人介绍帮助，以后也与一位好交际的女职员姘居。由于行辕的职员都醉心于跳舞，也引起了一些小风波。如中校参谋四川人王其昌日夜都在跳舞，整天不回家，家事一概不过问，他的老婆就天天到舞场去找他，手里抱着一个小孩子，一碰上了便把小孩交给王其昌，要和他拼命，闹得不可开交。
梁家齐到北平后，虽然不得志，还是想东山再起，同时还得到周仲宣、霍冠南、梁立言等西乡人的支持，特别是周仲宣等极力调和梁家齐和黄敬修之间的矛盾，希望黄敬修也支持梁家齐，
事情便好办了。有一次利用李宗仁之弟李松林的生日，大家联名去祝寿，李松林大开筵席。周仲宣等想通过这一宴会，使梁、黄二人趋于和好，从而使西乡小同乡的势力又更壮大起来。果然从此以后，情况有所转变，当然李松林从中调解大有关系。约在1948年初梁家齐发表为北平附近通县的专员，休息很久的梁家齐，现在又过官瘾了。他还是在老河口时一样的气派，处处闹特殊，讲排场，比如他一上任，就要行辕派通信兵，供电话机，供枪支等，可是客观环境不同，没有在老河口时那样顺利。记得他到通县不久，就挨了河北省参议会刘瑶章议长(是议长或副议长记不清)的批评，弄得很难堪。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刘瑶章到通县去视察，恰好梁家齐不在专员公署，回到北平了。刘不高兴，后来对报社记者发表谈话，说通县的行政专员总是住在北平，不理事。这对于梁家齐、对于北平行辕都有很大的影响。本来梁家齐的官架子是十足的，是一个典型的官僚，表面上装出一个威严可畏的面孔，实在肚子里没有学问，能力差，办法少。过去在老河口五战区时之所以能够样样得心应手，主要是由于得到了李宗仁的宠爱，得到司令长官部的大力支持，别人敢怒不敢言罢了。真正佩服他的没有几个人。他还有不少的笑话：在老河口死了老婆以后，早就想续弦，条件很苛，想找一个又漂亮又有学问的对象，后来长官部铁肩大队长任杰介绍谷城县威家塘一位画家某女士与梁认识。梁曾到某女士家拜访，某女士拿了很多古书古字画给梁家齐参观，并请梁提意见。怎奈梁不学无术，辨别不出谁好谁不好，甚至还所问非所答，讲外行话，因而某女士就对他冷淡起来，此后婚事就没有提了(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但由于梁官运亨通，位尊而多金，终于与画家孙祖惠女士结婚，当时有人在背地里讽刺他“巧妻常傍拙夫眠”。
高级参谋臧汉光，原任汉中行营人事科长，到北平行辕后也一度任人事科长，后改调高参，他之所以能当上少将，固然是李宗仁笼络河南人士的一种手法，而梁家齐对他有好感，极力提拔他也有很大关系。由于梁之再起，后来臧也一度担任游击纵队长。其实，臧并没有多少武装，又何曾敢于与北平附近的解放军和革命游击队作战，不过借此吃几个空名，搞点外快罢了。
李宗仁风云际会，抗战后由战区长官升任行辕主任，而至“国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真是一帆风顺，得意洋洋，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还想进一步与蒋介石争天下，不过限于客观条件，一时难以做到。他是一个有见识的人，懂得一套权术，善观风色，既然争不过蒋介石，不如拥护蒋介石，力争坐第二把交椅，再徐图发展。因此，1948年初他就作竞选副总统的准备。在酝酿期间，当然先做一些宣传联系工作，并筹备竞选经费。竞选的第一步是先在北平选国大代表。为李宗仁老婆郭德洁当选国大代表，行辕花了不少的人力物力。投票时发动所有各处的家属去投票，有的一连去投几票。家属去投票时，由总务处派汽车运送，同时秘书人员如黄雪村、梁立言、吴彦文等人还做了不少宣传工作。梁立言还要他的老婆为郭德洁奔走拉票，大卖力气。从梁立言谈话中得知，为李宗仁搞竞选活动，黄雪村负责任较多，但从李宗仁在竞选成功后的大会演讲中看出，原在广州所谓“西南执行部”搞外交的政客甘介侯实在是李宗仁竞选的主要策划者。在李宗仁竞选期间，北平行辕的人员，一般都感到兴奋，都希望李宗仁竞选成功，水涨船高，大家才有好的出路。当时西乡人如周仲宣及梁立言等更是天天谈论，总希望能够在李宗仁竞选工作中争取多出一点力，将来才能够多得一点好处，否则的话，恐怕好处尽为黄雪村一个人所独得。所以当时梁立言、韦志明及黄钧明几个人常常背地里攻击黄雪村，说黄如何揽权，在秘书工作方面，不使其他人员随便接近李宗仁，因而叫嚣要“清君侧”。其实李宗仁既然信任了黄雪村，当然有他的作用，有他的历史渊源，单凭几个中层的广西人对黄不满，甚至攻击，并没有发生什么反响。以后黄雪村还调升了政工处副处长，这显然是对黄的提拔，是在政治上提高黄的地位。此外，李宗仁为了要竞选，就必须筹齐一笔庞大的经费，首先由经理处想办法，记得连行辕工作人员的福利费(名义不清楚)也扣了一笔，经理处宣称留作李宗仁竞选用。其他如梁克鉴等也为李筹款大卖气力。梁自到北平后就挂参议名义专门做生意，有一只轮船经常跑上海，由廖孝先负责，据说资本不少。不仅如此，梁还到处奔走，经营工矿企业，他曾经到焦作筹备开煤矿。不过据说经理处方面传出消息，梁经营的生意，有好些方面亏本，李宗仁不大满意，因此梁克鉴个人捞的钱也不算很多。
随着竞选工作的开展，宣传工作也加强了。将大选时期，北平的报纸和广播电台，有时也为李宗仁宣传，因为看形势，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大有成功的可能，一般宣传机关，落得顺水行舟，也为李宗仁捧捧场面。在大选期问，北平的广播电台天天广播选举消息，介绍几个候选人的情况，特别当介绍到李宗仁的时候，一再强调“军事家而兼政治家的李宗仁”，也可算恭维备至了。
在国大开会投票选举时，北平行辕各处及各职员私人住宅几乎都打开收音机收听南京广播(由北平广播电台收转)，当伪国大代表会洪兰友念选票时，念到李宗仁的名字大家都同声喝彩。选举结果，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所有行辕的工作人员及家属都非常欢喜!诚以李宗仁入主中枢，原来的老班底当然跟着有光明前途，而且看到解放军和人民力量日益壮大，实际上早已打到了北平的近郊，反正北平是不能长久呆下去的，如果能够追随李宗仁南调，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谁知事与愿违，李宗仁竞选成功，随之而来的是整个北平行辕结束，除了极少数人跟李到南京外，其余人员有的调回广西后方，有的介绍到汉口白崇禧的华中公署，有的则安置到张光玮的第六绥靖区，也有个别人介绍到傅作义的华北“剿总”，甚至还有一小部分资遣回籍，反正各走各的，大有散岗的模样，情形相当狼狈。当然一般比较高级的人员，在临走之际还发了一笔大洋财，单就顶出自己住的房屋，收入就大为可观，起码黄金几两几条(一条十两)，甚至几十条不等。至于经管物资金钱的人员则乘机盗卖报销，方法多种多样。如周仲宣就将自己用的玻璃办公桌让附员悄悄地由后门运出去卖，至于盗卖较小的用具如自动电话机、电风扇、电线等等那就更不胜枚举了。
李宗仁从南京竞选胜利回到北平后，当然得意洋洋，曾经在一次全体大会上讲话，最初表面上很谦虚地说：像自己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学问才能的人，居然也能够选上副总统，可见国内真是没有人才，后又透露他本来没有竞选副总统的意愿的，后来听到甘介侯说，美国的舆论很支持他，所以才作竞选打算，想不到居然被选上了。从他的谈话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之所以能够选上副总统，主要是美国的支持。关于李宗仁到南京竞选的情况，据随从人员传出消息，当时花了不少的钱，这些钱除了李宗仁摸荷包之外，广西后方及白崇禧、李品仙等都支援不少。在竞选的选票方面，桂系方面如广西、安徽二省及桂系部队等代表当然是基本的，更重要的是由于黄绍弦为李宗仁拉了浙江省的四十几张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据传说在南京竞选时，白崇禧办法不多，最活跃的是黄绍鸿。因为黄早就投靠了中央，熟人多，同时在政治上有一套，善于拉拢，懂得用政治手腕，又与官僚集团政学系有渊源，所以就更显得头头是道了。又说到在李宗仁竞选期间，郭德洁也大出风头，到处交际，和代表们握手言欢，李宗仁到南京竞选，随从人员很多，除了黄雪村、李扬、甘介侯外，还带了桂林人在某银行服务的粟寄沧去。
在这里还补述一点。北平行辕当时还有一个外事处，专管对外联系、写外文信及翻译等工作。记得曾在老河口五战区当过苏联顾问翻译官的刘宗唐，也在外事处当秘书，还有赖和平介绍了一位南宁军校七期毕业、柳州贲旅长的儿子贲维扬在外事处当科长。
在北平行辕期间，北平的美国兵很多，到处横冲直撞，纪律极坏，经常侮辱中国女子，轰动一时的沈崇案，是众所周知的事。就是笔者出街曾经亲眼看到几个美军在东单调戏妇女，警察竞不敢出声，真令人气愤!
北平行辕人员在北平住了相当长的时间，不少人在那里与本地的女子结婚，时不时又参加结婚的宴会，一边吃酒，一边跳舞，每次宴会，还延揽了不少的舞星参加，从而更引起来宾的注视。副参谋长甘沛泽的儿子结婚，在北平饭店大开筵席，贺客盈门，极一时之盛。警卫团团长萧若夫、第四处科长梁学乾都是在北平结婚的，高级参谋霍冠南也娶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为
妾。过去梁克鉴介绍到五战区当秘书的吴彦文，也在行辕当中校秘书，专门为李宗仁写应酬信，自己认为业务熟悉，有一套，不觉得骄傲起来。他住在中南海承政殿附近的宿舍内，也与本地一个女子姘居。新到行辕当参议后到政工处当专员的黄钧明，公开与有夫之妇姘居，还以此夸耀于人，认为自己的手段高明，对象有内容，简直无耻已极。
广西人过去留在北平的很多，有几座广西会馆，在广西同乡中，比较知名的关家、周家、雷家、蒋家。据说关家很势利，与行辕的人来往少，周家与行辕人员来往较多，周家弟兄即周彦、周俊，周彦是私立银行退职的，他在北平有一幢大的房子，周俊则在北平军医院当中校秘书。雷家是全县人，与笔者是小同乡，我曾与雷葆生、雷甫华来往过几次。听说当李宗仁初到北平时，广西同乡曾经开过一次欢迎会，李宗仁还在会上讲过话。那时的广西会馆几座都因年久失修，房屋破坏不堪，表露出一种凋零景象。
北平行辕在将近结束时期，贪污腐败的风气更盛，正象征着日薄西山，所以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各处人员利用职权从各方面想办法搞钱，突出的是管人事的就利用铨叙的关系敲诈，例如高级参谋兼北平防空司令部总务处处长蒋元曾经说过，军务处曾有人对他讲过，只要送三几两黄金给他们管人事的就可以，蒋元正式请准铨叙为少将，即是说如送钱的话，就可以报请中央军委会为蒋元任职少将(因为蒋元的少将高参是行辕任命的，还未报请中央正式任命)。还有，听说管人事的还向直属通信连每月索取空额几名，否则的话就给以种种不方便。
有智多谋之称的吴纪新，由汉中调北平行辕时，跟直属部队一路走，所以到得比较晚，因而机会少，可能捞钱不多，加以到行辕不久，随着他的后台王参谋长的更动，由第四处的科长调为附员，那就更加差一些了。吴纪新一向是文职，听说并未受过军事训练，过去报任参谋、科长时，还是伪造履历的。不过此人读旧书比较多，有他一定的见解和能力，从当时隋况来说，他办补给业务还比较熟练。后来赖和平为了位置私人硬要调换他，引起四处二科科长梁学乾的不满。本来梁是南宁军校六期工兵队的学生，是赖和平的学生，照道理赖和平很拉拢他，为什么梁又不满意赖和平呢?因为梁又人过陆大，与萧若夫同学，他们五、六期同学在行辕的人还很多，如郭让光、韦志明等，他们五、六期的人无形中又结成一个小的派系，他们可以直接见李宗仁，而李宗仁、白崇禧向来又信任五、六期学生，特别培养五、六期学生，因此五、六期学生是不大佩服赖和平的，加以赖和平过去在军校六期当队长队附时作风不好，学生很不满意他，所以早就对他有成见，同时还夹有在行辕内一些权利地位之争，所以才有此现象。吴纪新虽然是王鸿韶的亲信，但因平日爱看书报，当时思想还算开明。他曾对人家说：“凡是蒋介石到那里一次，一定是酝酿新的战斗，作新的部署，有新的阴谋。”
北平行辕办理结束，约在1948年七八月间，结束以后就陆续发表人员调动的命令，分批到天津乘坐轮船到上海分别转到汉口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或者到第六绥靖区，或者顺路回广西。笔者是奉调到汉口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去的，约在8月问启程，9月问向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报到，后来行辕何时移交完毕，就不大清楚了。记得行辕的高级人员因为要办理公私各项手续，如公文案卷移交及私人房屋的出顶或变卖等等，一般离开北平较晚，如李宗仁老表黄敬修及梁家齐等，大约总在是年10月左右才经过汉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