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陶渊明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田园诗”创作鼻祖，以其平淡自然质朴的风格开辟了诗歌题材的新领域，被南朝诗歌评论家钟嵘称为“隐逸诗人之宗”。 宋代的苏东坡，平生最为赞赏的诗人就是陶渊明了，他在《与苏辙书》中说到：“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尤其在晚年的苏轼的眼中，陶渊明更是古今以来一人而已。清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多次标举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肯定了陶渊明的伟大。在我们今人的眼里，一提到陶渊明，想到的是“隐士”，他是魏晋时期隐逸文化的代表人物。归隐将陶渊明推向了文学的创作顶峰，成就了他的文学地位。
归隐田园是晋以后绝大多数士大夫的精神归宿，他们在经历了官宦生涯的浮沉之后，会在不知不觉中回归到大自然，即便身不由己，也会心向往之。尽管陶渊明一生乐于归隐、心怀归隐，并且实现了归隐，但在本质上，他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隐士，不像伯夷、叔齐那样阳山采薇，销蚀生命；也并非是一个毫无人间烟火气的“浑身静穆”的仙人。东汉著名史学家宋范晔评论曰：“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已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井心畎亩之中，惟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示云性分所至己。” 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和动机使无数的后人关注、研究，是什么原因让他断然离开了仕途，甘愿躬耕了此一生。对此历来众说纷纭，归结起来大致有三种看法：一是全身远祸；二是洁身自好，不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保持自己高尚峻洁的人格；三是出仕不可能才去转向田园，在田园中寻找精神的安慰与寄托。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这种种说法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陶渊明的归隐之因，单纯从社会或是从时代的角度似乎都有失偏颇。若对陶渊明出仕前的思想基础以及出仕过程进行解析，则可明瞭其辞官归隐的思想成因和社会根源。
本文将结合陶渊明的一生经历分析陶渊明归隐的真正原因，即不是消极的避世，也不是单纯的追求真我，回归自然的性情，而是以一种不合作的态度对抗当时黑暗的官场。他在这种不合作过程中所表现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和决不妥协的人生信念对于我们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和人生价值具有深刻的启发性。
二﹑陶渊明归隐中的不合作精神
（一）陶渊明仕与隐蕴含的不合作
从历史上看，门阀制度在东汉末年已有发展。而曹魏“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对两晋门阀政治制度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上品”者，就是官僚贵宵；“下品”者，则为寒门庶族。这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是两晋时期典型的人事特征。而两晋的门阀等级观念，又以东晋最为泛滥，《宋书?恩悻传》中曰：“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 可见士庶的区分，较之西晋更加严格。士族大姓自恃门第高贵，享有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大贵族官僚们可以世袭官爵，占据着从中央到地方的高职要位。寒门地主中有才干和理想的文士，其仕途进取的道路已被彻底堵死。在西晋，士人定品，地位的高低，还可以依据祖、父辈官位的大小来定。而到了东晋，品评门第官位的高低，祖、父辈职位的高低也不再起主导作用，有无官位并不显得重要。
陶渊明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军功显著，被后人推崇为“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的一代名人。史书记载，他管辖地区社会安定，人民富裕，出现路不拾遗的良好风尚。陶侃一生清正廉明，殁后既没留下丰厚的资产，也没有像当代军阀那样军权世袭。但是，陶公却给子孙留下了良好的品德楷模。陶渊明的祖父陶茂曾经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也做过安城太守。后来，家道中落，使他失去了官宦子弟的身份。
非士族出身的陶渊明，自幼修身进德，读圣贤之书，履仁义之道，慕忠孝之节，他并不自以为是寒门，相反，自小接受来自家庭和社会上的儒家思想教育的陶渊明，青壮时期，尊奉孔子“进德修业”的教诲，积极入世，有佐君立业，大济苍生之志。《拟古》诗“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正是借少年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奉上天之承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效于君亲，生信义于民乡间。”他对祖辈的公德也是十分看重。在《命子》诗中，历数祖先光荣的家世和辉煌业绩，诗曰:
纷纷战国，漠漠衰周。风隐于林，幽人在丘。逸虫绕云，奔鲸骇流。天集有汉，眷余憨侯。
放赫憨侯，运当樊龙。抚剑风迈，显兹武功。书誓山河，启土开封。叠宜承相，允迪前踪。
浑浑长源，蔚蔚洪柯。群川载导，众条载罗。时有语默，运用隆介。在我中晋，业融长沙。
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川不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
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龄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温喜。
磋余寡陋，瞻望弗及。顾惭华鬓，负影只立。三千之罪，无后为急。我诚念哉，呱闻尔泣。
卜云嘉日，占亦良时。名汝曰俨，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级，庶其企而。
厉夜生子，遮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风其生，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
日居月诸，渐免于孩，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
诗中强调陶门的世德远推至上古陶唐氏，直至官至长沙公，“功遂辞归”“临宠不忒”的曾祖父陶侃，“寄迹风云的父亲，这表明他正是从家族荣耀角度来考虑自身的前途问题。由此可见早年的陶渊明想通过自己的出仕来实现自己个人的理想和志向以再次光耀门世。但是进入官场之后，他才清楚地认识到门阀制度的限制，时刻阻碍着自己在仕途上的步伐，官场中吹牛拍马，贪污舞弊堕落行为和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政治风气更是自己所不能容忍的，通过出仕为官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根本行不通的。观其一生坎坷的仕途之路，总共经历了四仕四隐，每一次的归隐都表明了陶渊明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表现出一种不合作的态度。
据《晋书》等史书记载，陶渊明于太元十八年(公元393 年) 开始走入仕途，进入官场，任江州祭酒， 谋取一份俸禄，以资养家糊口，在萧统《陶渊明传》中就记录：“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 陶渊明虽是一个祭酒小官，但对东晋官场的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恶劣环境厌恶不已，所以他没有做几天官就辞职归家了，原因是“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这就是他的第一次出仕，由此可以看出，陶渊明的离开表明自己绝不同流合污的本色。
公元399年，桓玄占据了长江上游，东晋政府被迫任命其为荆江刺史。这年，36岁的陶渊明再度出仕，在江陵桓玄幕府中任职。且不论陶渊明这次出仕的目，但他心情不快是显而易见的。他在一次赴假途中经过涂口，友人临流送别。诗人作诗抒怀，表明做官时违背自我心愿的，准备辞官归田，洁身自好。他写下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荣。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身。
可见残酷的现实，又一次在诗人心灵中投下阴影，陶渊明感到只有田园才是自由之身的回归。在公元401年冬，陶母孟氏去世，陶渊明回乡居丧，再度从仕途中解脱出来。
公元404年，陶渊明三度出仕，投身到了刘裕幕下。刘裕本身是一个出身下层的军人，在孙恩起义后，由一个无名小辈，一跃为都督八州的军事大将，颇具雄才伟略。来到刘裕幕府中，陶渊明欲再试身手。但东晋并不是汉末群雄并起，天下三分的局面。陶渊明只是一个文人，在幕府中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幕僚，有似杂役。而此时的刘裕虽有其干练一面，但也有其阴险毒辣的一面。当时的刘裕虽然只掌握了东晋部分军事，羽翼未丰，但他就迫不及待地排斥异己、杀害无辜，且亲信小人。陶渊明对这一切都很看不惯，难免有自危之感，加上官场的劳顿和无意让满怀期望的陶渊明变得失望与厌倦。其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就反应了此时陶思想的变化：
弱龄寄事外，娈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宴如……渺渺孤舟逝，绵绵归思迂。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日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切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花迁，终返班生庐。
果然，在刘裕幕府中，不到半年，诗人就一无所获得离开了。但是陶渊明认为自己的仕途之道并没有走到尽头，他不会决然归去的，归去也不会彻底安宁，不会找到归宿，所以他还要继续求索和奔波。离开刘裕的陶渊明并没有回家，而是到了建威将军刘敬宣帐下任参军。虽然归心日坚，但尚不足以使诗人付诸行动，归心有时只是宦海中的一种情绪，所以陶渊明要四次出仕刘敬宣。刘敬宣欣赏陶渊明的见识，本重用之，但事与愿违，刘敬宣不久后便离职，这一去，陶渊明认为在官场再无一人为自己提供机会，再也呆不住了，再次退仕归隐。
晋安帝义熙元年秋，即公元405年。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仕，他这次从做官到辞官不过仅仅八十一日，最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弃官归隐。而这一次归隐之后诗人在田园过了22念得艰苦生活，直至病疾而终。
陶渊明的几番出入，使入仕和归隐在磨合过程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碰撞，由最初出于人生考虑，既可以获取俸禄又可以实现抱负，然而现实终究是残酷的，当时官场中嫉贤妒能，贪婪成风，士大夫浮华竟奔、廉耻扫地，时局亦变化无常，抱负才能难以施展，到最后陶渊明再不会对官场抱任何希望，也没有任何兴趣了。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冷静分析了自己的人生历程与心路历程，认识到自己不适合为官的本性，否决了寄于仕途的一切考虑与幻想，选择了故乡田园作为他永远的安居之所。陶渊明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
（二）陶渊明不合作的思想基础
之前已经说到陶渊明从小接受的是儒家思想的教育。他的思想基础自然是儒家的思想。孔子《论语?季氏》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曾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仕与隐是孔孟给中国文人设计的两条人生道路，前者是为了行义达道以济天下，后者是为了明节守志以善其身。可见，隐是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中国文人在无法做到“兼济天下”时选择的一条“独善其身”的道路，归隐田园，在自然，与世无争的田园诗人才能够得到归宿与宁静。
另外一个主要原因还和当时盛行的道教思想有关。在中国文化史上，仅次于儒家对人类文化起着重要影响就是道家。对于道家来说，隐逸除了是躲避社会动乱，因不满现实黑暗的政治而在行动上采取的一种消极抗议，同时，还具有其本身的内在价值：追求一种人生的自我体验。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早已不是儒学独尊的时代，在魏晋时期，短短的二百年间，内忧外患接连不断，战争连连，无数的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社会发生了根本动摇。这种社会的动荡，使得百姓认识到传统的道德与过去的信仰已无法继续束缚他们的心灵。陶渊明生活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下，道家思想对其影响同样是巨大的。陶渊明在《拟古》中写到“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这表明了陶渊明明显倾向于老、庄的自然人性论。陈寅恪先生指出：“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 ，“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林语堂认为陶渊明的思想中有儒学的成分，同时肯定他的道家形象：“文学的浪漫主义，与道家的闲散生活和反抗儒家的教义，已经在中国活动了两百多年，而和前世纪的儒家哲学合并起来，造成这么一种和谐的人格。在陶渊明的身上，我们看见那种积极的人生观已丧失其愚蠢的满足，而那种玩世的哲学也已丧失其尖刻的叛逆性。而人类的智慧第一次在宽容的嘲弄的精神中达到成熟期了。” 种种事实表明陶渊明选择了道家思想为其归隐敞开了大门。
然而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非完全的出世，他是身虽隐，心于世。鲁迅说，“可见他(指陶渊明)于世事也没有遗忘和冷淡”，他的《杂诗》12首中多表现了其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其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也表达了其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他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诗人在农田园长期参与田间劳作，感情上越来越贴近劳动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在《还旧居》一诗中，诗人叙述了他离别六载的旧居上京，当他再次回去时，虽是“阡陌不移”，但却“邻老罕复遗”。陶渊明的家乡屡遭战争的破坏，“邻老”在战争中非死即逃，才会“罕复遗”。作者正是通过这样一些诗篇，以极大的热情来反映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疾苦，借以否定当时黑暗的政府统治。
他在诗《饮酒二十首其二十?羲农去我久》中又写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虽然归隐田园，但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现实，他将自己未尽的政治理想寄寓诗中。在《桃花源记》里，诗人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人都“怡然自乐”。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反映了诗人美好的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否定。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诗人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也足以证明，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未完全脱离现实，将自己封闭在一个自我的空间里。他是采用不合作主义的抵抗思想与当时的官场进行对抗，坚持自己的个性和尊严。因此陶渊明的归隐只是反抗的表现，归隐不是为了谋取更高的官职，更不是消极地退仕，而是坚持自己的个性，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抗当时黑暗的官场。
（三）陶渊明不合作的精神实质
1、避浊求清
一方面讲，陶渊明的为官生涯前后共有十三年，这是一个不算短的时间，如果陶渊明真的那么讨厌为官，不可能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他之所以耐心坚持着，是因为他没有放弃，他等待着，希冀有一个机会，实现他“大济苍生”的宏愿。但一次次的等待，希望换来的却是失望，由于身份、境况、地位、遭遇等多方面原因，他十分自觉地从政治漩涡中抽身而出，以求独善其身。他经历了乱世，所谓“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 他彻底幻灭了在乱世建立像祖辈那样的功勋的幻想，看透了统治者的凶残，厌倦了官场的纷扰，清楚自己不可能真正得到世族们的赏识，但也不愿委屈自己，与他们合作。
从另一方面讲，封建社会政治混乱，官场腐败，“政失准的，士无特操”。在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社会里，士子们缺少一种精神的依傍，也缺少生命的保障，更别提实现政治理想!陶渊明作为众士子中的一员，同样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他发现自己在浑浊的环境面前是多么的渺小，发出了“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的感慨，弱小的个体无法与强大的社会势力相抗衡。作为一种生存的策略，如果想要坚持维护自己的尊严，保持自身自然的性情，也只能远离当时浑浊官场，正是如此，中国才会出现名流千古的田园诗之祖陶渊明，才会有脍炙人口的佳作。
2、固守穷节
陶渊明有着对自由的强烈追求。陶渊明深受时代风潮的影响,心仪潇洒出尘的旷逸风范，待到他在长期的官场生涯中，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感到政治之不可为，认识了仁政理想之虚幻性，从而强烈地认识到自由的可贵，这些诗文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陶渊明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五首》其一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
翼翼归鸟,戢羽寒条。游不旷林,宿则森标。晨风清兴,好音时交。矰缴奚施,已卷安劳!———《归鸟》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归去来兮辞》
陶渊明以鸟和鱼来象征自由自在的生活,以“尘网”和“樊笼”象征对自由的戕害,以“矰缴”象征社会环境的险恶。然而，追求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他追求精神自由的同时带来的是物质生活的缺乏。他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乞食》、《杂诗》等作品中多对物质上的贫乏有所描写:“夏日长抱饥, 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饥来驱我去, 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 叩门拙言辞”。尽管物质上如此的艰辛，他依然放弃多次出仕为官的机会，始终固守穷节。别人在赴官的路上来看望他，劝他出仕，他作《与殷晋安别》说：“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兴言在兹春。”大有绝夫有好怀”，但若劝他出仕，他便说：“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三、陶渊明归隐的现实性
林语堂先生曾在文章中写到：“他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 “在那些较为渺小的诗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中国人有自己的传统道德风范与人格涵养，重视人自身的修养。由先秦诸子开始，《礼记?儒行》写到：“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而后，代代相续，最终形成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质，中国人崇尚气节——“士可杀不可辱”。在这方面陶渊明有其典范作用，乃至于“不为五斗米折腰”。
封建社会抹杀人的个性，要求臣子仰人鼻息，然而生于那个时代的中国文人和士大夫却又相当地保持着一种桀骜不训之气，这也可以理解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自尊。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岑参“看君五斗米，不谢万户侯”，黄庭坚“五斗折腰惭仆妾，几年合眼梦乡闾”，杨万里“五斗折腰，谁能许事，归去来兮”，辛弃疾“叹折腰五斗赋归来，问走了，羊肠几遍”，秦观“为米折腰知我拙，下车入里见君荣”，这些无一不是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风范的写照。
当今的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有些东西仍然存在，比如人性的弱点、制度的缺失造成的令人心痛的现实残缺，自然条件不断恶化造成的务农艰辛……我们为衣食奔走，很少给自己留出时间来思索和找寻自我，我们向现实和功利目的臣服，变得一天天圆滑世故，我们羸弱的精神已经失掉了挑战桎梏的勇气，习惯乃至顺从了被束缚、被捆绑，我们的心灵日渐枯索，我们的精神日渐麻木，似乎忘了怎么去坚持自己自然的性情。这世界需要的真情、坦荡、勇气、坚持、不倦的追求，正在逐渐丧失。“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在当今的人们来看，也是多么的不识时务和迂腐。在当今的商品社会，人们追求的是金钱，是利益，当“五斗米“成为生活的基本保证时，人们也只能毫不犹豫地放弃看似很高尚的个人尊严和道德。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们在做学问时也应该拥有陶渊明的这种人品与风格，这样才能保证研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四、结 论
陶渊明在古代隐逸文化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不合作精神也在世人面前展现的淋漓尽致。他坚持高尚的情操，洁身自好，完善独立的人格，渴望自由，决不同统治阶级同流合污，“独善其身”，是对黑暗官场的一种反叛，是让生命回归到“本我”的选择。他的归隐，实为中国文化的里程碑。又确是中华文人的精神港湾，他的归隐无异为后代世子搭建了一个精神的草屋。
总的来说，陶渊明归隐就是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与当时的官场进行对抗，抛弃所谓的功名利禄，勇敢地选择坚持自己“性情自然”的本性，坚持自己的真理和自由，维护自己的自尊，可谓是身隐而心未隐，是其从从政到从文的转志。这种转志拓宽了古代知识分子以诗文传世、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也较好的调和了儒道人生观之间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陶渊明的转变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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