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后景德镇瓷器价值判断以及有可能的收藏选择! 景德镇瓷器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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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国后景德镇瓷器的价值判断(分析),以及各种可能的收藏选择

写下这个标题,陶瓷不语笑了,估计看到这个帖子的诸多民版高手们也都要笑了——这个不自量力的可爱的唐·吉柯德!!!

明知个人的学识、修养和眼力都严重不足,之所以还要霸王硬上弓地做这么一个帖子,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今年“五一”期间到景德镇去拜访几个喜欢建国后景德镇瓷器的朋友,在交流过程中,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从1949年解放,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营体制全部完成改制,这40余年在景德镇的陶瓷发展过程中地位特殊,并且不可复制,现在是到了对这一特殊生产体制下的各种陶瓷科学、技术、工艺和艺术成就进行梳理和总结的时候了。因个人当时时间比较富裕,就主动承担了整理大家想法的任务,哪知回来一动笔,才发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颇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无奈和无力,加之因工作上的一些变化导致的业余时间有限,只好搁置至今。今天终于得点空闲,所以不惴惶恐和愚钝,试图努力开始去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二是因为个人对建国后的陶瓷艺术确是情有独衷,但限于学识、修养、眼力、财力不足,也没有得天独厚的外部环境条件,所以只好带着心中无数的疑惑,借发帖这种方式,求教于各位师友,也就是借帖子这块砖,冀望能引出师友们的真知灼见尽于本帖安家,以便更好地向众师友们学习。

建国后的景德镇陶瓷生产,根植于景德镇深厚的传统陶瓷生产技艺,得益于共和国特定的陶瓷生产布局和体制,虽屡有挫折,但仍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

我们把建国后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从时间上分为三个阶段:

一、1949——1965年

二、1966——1976年

三、1977——1995年

因头绪太多,每一个时间段我们都将用3——6个月左右的时间来进行必要的梳理,从现在开始主要进行1949年至1965年这个时间段的梳理工作。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探讨帖和学习帖,除了提纲以外,本帖发表的任何资料和看法可能都没有逻辑联系,找到什么线索就给朋友们提供什么线索,也非常欢迎网友们在本帖上畅所欲言。本帖随时欢迎各位网友光临指教!

第一部分 社会主义国有生产体制的全面建立和景德镇陶瓷生产布局与分工的完成(1949——1965年)

一、景德镇陶瓷生产的恢复、陶瓷生产体制的过渡,以及景德镇陶瓷生产体系的初步建立(1949——1957年)

1、 景德镇陶瓷生产的恢复(1949——1952年)

★ 建国瓷

★ 献礼瓷

★ 民国老艺人作品

★ 表现社会形态变迁、承载特定历史信息、具有文物和史料价值的作品

2、景德镇陶瓷生产体制的过渡和陶瓷生产体系的初步建立(1953——1957年)

★ 国家用瓷

★ 出国展览瓷

★ 礼品瓷

★ 新中国题材和画风作品

★ 恢复、试制和创新作品

★ 重大题材集体创作作品

★ 精细出口瓷

★ 民国老艺人作品

★ 表现社会形态变迁、承载特定历史信息、具有文物和史料价值的作品

二、社会主义国有生产体制的建立和景德镇陶瓷生产布局与分工的完善(1958—1965年)

★ 建国10周年献礼瓷

★ 国家用瓷

★ 出国展览瓷

★ 礼品瓷

★ 新中国题材和画风作品(重点关注画面创新、写生作品、表现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作品)

★ 恢复、试制和创新作品(重点关注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产品)

★ 重大题材集体创作作品(重点关注中央、各省市区、景德镇的主题创作作品)

★ 精细出口瓷

★ 民国老艺人作品

★ 表现社会形态变迁、承载特定历史信息、具有文物和史料价值的作品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共和国面临着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解决人民政权同三大敌人之间的矛盾,以及动员全国人民努力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破败不堪的国民经济的两大重要任务,以巩固新生的政权,并为未来的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创造条件。

1949年开始,为完成两大任务,政府相继开展了没收官僚资本(包括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整顿经济秩序、剿匪反霸、积极发展对外关系等工作。在1952年之前的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重点进行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等三大运动,并在此过程中,调整了工商业关系(其基本环节是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1951年秋,为了支援抗美援朝和国内重点建设,全国还开展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随后又根据形势的发展在党政机关干部中开展了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并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控制住了解放初期混乱的局面,为后来的大规模公司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运动过后,国家进一步采取措施扩大了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政策,活跃了市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提高,初步实现了政权的稳固。

这些政策大部分都影响到了景德镇的陶瓷生产,比如景德镇第一家地方国营的陶瓷工业企业“建国瓷业公司”就是没收官僚资本“江西瓷业公司”组建的,后又没收了一些官僚资本家的财产充入该公司;为打开销路、货畅其流、平抑瓷价、扶助生产等目的而成立的“景德镇市瓷业公司”;为保障供应、恢复生产而成立的瓷土公司和窑材公司等,都是当时国家宏观政策和经济措施在景德镇陶瓷生产中的具体体现,这些在后面将会陆续提到。

从1949年解放到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政府对工艺美术这一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十分重视(特别是当时全国几乎没有象样的工业和农业可供出口创汇的情况下),按照“保护、发展、提高”的方针,进行了一系列挖掘、恢复和发展工作。全国很多地区(包括景德镇)积极组织艺人归队,对他们的生活进行安置,帮助他们恢复生产。通过举办展览,访问民间艺人,挖掘、收集民间工艺品。各地商业、外贸部门从供应入手、积极疏通销售渠道,扶持和发展工艺美术生产,并同时试办了一批工艺美术合作组织。

通过以上措施,不少改行转业和流散的艺人归了队,一些停产的行业得到了恢复,一些失传的传统产品得到了新生。

在动员组织艺人归队方面成绩卓著的首推潘庸秉先生,王步、杨海生、杨秦川、余一龙、吴龙发、徐顺元等老人的归队,都得益于潘先生的解释和说服工作,这些人后来都在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的发展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民国后期,景德镇陶瓷生产陷入低谷,众多老艺人为生活所迫,流离失所,比如堆雕艺人杨秦川由于美术瓷销路不好,被迫失业多年,靠打柴过活;有名的青花老艺人徐顺元,为生活逼迫,变成了疯子,白天乞食于街头,夜晚倦宿于破庙;以冬青、豆青闻名的陈鸿高老人解放前种了十几年的菜;当时唯一的祭红艺人程瑞林已经被折磨得卧病经年,行将就木;制作郎窑红的艺人许狮子多年困守农村,以期苟延残喘;还有细粉彩艺人熊细林等,终日挣扎在饥饿线上,根本无力、更无心从事陶瓷艺术创作。

1949年4月29日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十七军四十九师全副武装进入景德镇,浮梁县及景德镇正式宣告解放!

解放初期,景德镇全镇人口为11万多人,其中瓷业工人连同家属占全镇人口的近一半。当时全镇的瓷业户正常开业的不足10%,绝大部分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景德镇陶瓷生产的萧条和瓷业工人的困苦可想而知了。据相关资料分析,当时景德镇陶瓷生产和流通面临的主要困境为:

1、窑坯厂停业,工人流散;

2、资金和原材料短缺;

解放初景德镇最大的余鼎顺瓷厂也只有137人,资本总额几万元;最小的个体生产户就是一个人,“仅有一瓶颜料,几支画笔,几元本钱,生产靠借款”;一般的瓷业户是3——5人。原材料方面主要是瓷土匮乏,窑柴供应紧张。

3、交通闭塞,运输困难;

4、销路不畅,出口受阻;

5、社会不安定,反动势力极力干扰破坏。

作为一个新生的政权,出于巩固政权、解决群众生活困难、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扩大公债发行规模(为还未完成的全国解放战争募集资金)和出口创汇(进口必须的军工机械设备、重要药品和专供高档消费品等)的需要,当地政府根据国家的总体经济政策,采取了多种方式和措施,恢复和发展景德镇陶瓷生产和流通:

1、说服和动员瓷业户开工,工人复工;

2、帮助瓷业户及时解决生产和流通中的各种困难(包括多方筹集生产资金、全力解决原料困难、尽力组织燃料供应等);

3、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

4、积极疏通流通渠道,打开陶瓷销售市场(比如1949年8月成立浮梁专区贸易公司陶瓷部;1950年11月25日成立瓷器交易所;组织瓷业户下乡推销等)。

以上措施的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据1985年出版的《景德镇陶瓷工业年鉴》记载:景德镇的陶瓷总产量,1949年为6350万件,1952年为9022万件,整个陶瓷生产开始走上有计划建设和生产的正常轨道。

在解放初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1950、1951、1952年)中,国家对陶瓷行业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积极扶助与合理调整;陶瓷行业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及个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私私合营工作的开展;陶瓷行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诞生与实践;陶瓷合作社等集体经济形式的萌芽和国家鼓励等,不但是影响当时,并且是决定以后几十年景德镇陶瓷生产与发展的重大因素。

先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陶瓷行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诞生与实践。

在国民经济恢复的三年中,景德镇在恢复瓷业生产、调整工商业关系中,建立了陶瓷行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为景德镇的瓷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并为巩固人民政权、稳定市场物价、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

建国瓷业公司是景德镇成立最早,也是唯一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而成立的具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地方国营陶瓷工业企业。景德镇解放后,中共浮梁地委认定江西瓷业公司属就中国的官僚资本,决定予以没收,筹建国营瓷厂。随后于1949年8月16日成立了试验性质的临时的“试验瓷厂”,将江西瓷业公司门市部辟为办公区和厂址,由傅德鑫任厂长。

该厂成立时,只是由地委、专署和军分区下拨了一笔数目不大(也不详)的专款和150担大米作为恢复生产的启动资金,由此也可见当时资金的紧张情况。工厂最早聘用的180名工人没有固定工资,在集体食堂吃饭,同时发一些大米拿回家养家糊口。半年多后,其职工人数发展到219人,固定资产7060元,流动资金33309元,组建了10个厂(车间),基本具备了正常的生产条件,于1950年4月1日(也有认为是1950年4月15日的,有请拥有第一手资料或者知情者指教!)正式成立了“景德镇市建国瓷业公司”。后于1951年又接收收了没收官僚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的7幢窑厂(坯厂等)、所有坯房和全部工人。1952年10月,“军烈属瓷厂”并入该公司,建国瓷业公司从此成为景德镇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陶瓷企业,其拥有资金18374元,占景德镇所有陶瓷企业资金总额的12.5%,职工人数达到822人。1952年10月27日,“景德镇市建国瓷业公司”更名为“景德镇建国瓷厂”,其厂名一直沿用至上世纪90年代进行改制。

建国瓷业公司成立后,进行了很多民主改革试点、生产改革试点、分配改革试点和管理改革试点等工作,为后来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和10大瓷厂的成立及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景德镇建国瓷业公司在其成立之后对稳定当时的瓷业生产,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53年后至上世纪90年代更是成就卓然。但在当时,作用最大、效果最明显的国营企业,还得数景德镇市瓷业公司。

1949年下半年,经过政府的努力说服和解释,以及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到位,景德镇大部分瓷厂都已复工,特别是鄱阳湖一带剿匪告捷,更是调动了瓷业户恢复生产的积极性,瓷器销路一度大增,瓷价猛涨。但从民国后期开始,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就是以高成本支撑的(民国后期,尽管景德镇的陶瓷质量领先于其他陶瓷生产区,但由于制瓷技术保守,运输费用高昂,其成本和售价均高于其他产瓷区。比如在上海市场的蓝边三大碗,景德镇生产的每仝卖1元还要亏本,而醴陵生产的每仝卖0.66元还有盈余。所以到解放初期,华南市场几乎被醴陵瓷所占据;东北和华北市场多为唐山或博山瓷覆盖;华东地区虽然还有一定的市场,但销量也大不如前,光上海市就由过去的80%的市场占有率降为60%,另外40%被醴陵瓷收入囊中;昔日的湖南、四川、贵州等市场,景瓷更是形同绝迹;景瓷当时除了本地市场,其主要市场已被压缩到江浙一带。)并且由于冬季枯水期的到来,运输出现瓶颈,销售不畅,造成大量瓷器积压,不少坯厂和窑厂倒闭。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1949年8月16日,浮梁专区贸易公司设立了由13人组成的陶瓷部,并很快派人赴苏北,于9月份与相关贸易部门签定了以瓷器换粮食的协议,既解决了瓷器的销路,又满足了景德镇急需的粮食供应。与此同时,陶瓷部还大力筹集资金收购瓷器,并四处收购陶瓷生产所需的原、燃材料,为扭转瓷业生产的不利局面,促进瓷业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因当时整个贸易公司仅有14500元资金,限制了其发挥作用。1950年5月4日,由江西省土产公司拨款和银行贷款共计10万元,对陶瓷部进行改组,成立了“景德镇瓷业公司”。

政府对新成立的“景德镇瓷业公司”赋予的主要职能是:收购成瓷,供应原料,疏畅运销,平稳瓷价,扶助生产,繁荣经济,提高品质,复兴国瓷,换取外汇。公司成立后,首先成立了南京、芜湖中心推销组,并在景德镇建立了5个仓库和1个原料经营部,一年以后,其经营额就达到了160万元,瓷器收购量占全市生产总量的36.65%,基本掌握了景德镇瓷器市场的主动权(话语权)。1951年3月,景德镇又成立了景德镇瓷土公司(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共只成立了景德镇建国瓷业公司、景德镇瓷业公司和景德镇瓷土公司等这3家国营企业),接收了景德镇瓷业公司收购瓷土的职能,瓷业公司继续从事收购窑柴和颜料的业务。51年8月,瓷业公司将南京、苏州两个中心推销组合并改组为南京货栈,并相继在全国建立了20多个代销点。

1952年3月,根据业务归口和统一经营的原则,建国瓷业公司接收了窑柴公司和信托公司,改组为公司领导下的原料部和信托部,景德镇市瓷土公司的购销业务重新划给景德镇瓷业公司,其主要职能转为瓷土生产。随后,在政府的支持下,瓷业公司把临时工改为固定工,并成立了包装厂和贴花厂,将南京货栈改为南京办事处,接收了建国瓷业公司在上海的仓库,划归南京办事处使用,在天津、中南、西南、广州等地建立了固定推销点。至此,景德镇瓷业公司成为了实力雄厚、网络健全、自成体系、信誉良好的景德镇市最大的陶瓷商业企业。1952年10月,景德镇市瓷业公司划归省土产公司领导,成为省属企业。

由于景德镇瓷业公司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地位,其成立以后很快就在行业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52年与1950年相比,景德镇瓷业公司的瓷器收购量增长4.5倍,收购金额增长5倍;瓷器销售量增长10.5倍,销售额增长14倍;三年累计创汇15万美元,占当时全国陶瓷出口创汇总额的10%左右;瓷器收购量占全市生产总量的比重,也由1950年的14.8%上升到1952年的51%。

景德镇瓷业公司是两头大——收购和销售,其本身并不生产瓷器,因此,其功能主要是收购或订购或委托加工普通的瓷器,以满足各地的日常生活用瓷为主。手头的两件带有该公司底款的瓷器均为杯子,也算是一个佐证吧——虽然有点以偏概全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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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建国瓷业公司就不一样了。之前已经谈到的延请民国老艺人归队的问题,当时的回归路径就3条:一是到建国瓷业公司,二是进后来的景德镇陶瓷研究所,三是回归后开红店或参加合营公司或参加合作社。所以当时建国瓷业公司集中了一批实力派的高手,如邓肖禹、朱明等。下面两张图片翻拍自《景德镇瓷板画精品鉴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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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3年时间里,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延续着民国时期的传统(这既是一个文化和传统的惯性,也是某种对新的社会形态的观望和习惯过程),当然也有很多试图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去适应(也甚至是讨好)新的环境的努力。但这些努力往往只是被动的、简单的、直接的、想当然的和肤浅的,这里面既有用传统的画法和做法,只是在瓷器表面简单地写上“光明的新中国”等等的,也有试图表现新的社会现实生活,但无奈无论是主题还是表现手法都比较拙劣(看看余昌驹这两张试图表现新中国农村生活的瓷板画——翻拍自《景德镇瓷板画精品鉴识——就可窥见一斑了。)

[ 本帖最后由 陶瓷不语 于 2007-10-6 11:3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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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景德镇陶瓷合作社集体经济乏善可陈,虽然解放以前景德镇就有合作社的存在,解放初期政府也予以提倡和鼓励,但由于个体经营者缺乏集体经营的观念、手段和方式,加之对社员缺乏硬约束,合作社最后成了来去自由的临时避难所,倒闭的速度不比成立的速度慢。比如1950年至1951年2月期间先后成立的陶瓷生产合作社、陶瓷琢器生产合作社、陶瓷针匙生产合作社、陶瓷加工运销合作社、陶瓷包装合作社,只有陶瓷针匙生产合作社一家经营延续下来了,有3家不到一年就被迫解散。当然,从1951年3月以后,由于形势的需要以及政府采取了一些恰当的扶助措施,景德镇当时的3个陶瓷加工合作社和5个陶瓷生产合作社还是取得了相当成绩的。

与陶瓷合作社集体经济的乏善可陈相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景德镇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却可圈可点。特别是出现了由若干个私营瓷厂联合经营、统一核算或者由个体生产者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进行联营的私私联营形式,这种组织形式上的突破和创新,极大地促进了景德镇陶瓷经济的发展和壮大。到1952年年底,在陶瓷行业各种经济成份中,国营经济占5.21%,合作社经济占2.57%,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占到了92.22%。

第一批从1951年1月开始筹建,到5月底,比较集中地组建了5家私私联营企业:1、国光瓷业产销股份有限公司(后改名为国光瓷厂),由460户坐商、行商集资组成;2、裕民陶瓷生产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裕民瓷厂),由204户行商集资组成;3、建中瓷厂,由15家中、小窑户及4家转行行商组成,后于52年7月解散;4、大器匣钵厂,由43家小型匣钵厂组成;5、小器匣钵厂,由36家小型匣厂组成。51年下半年,还陆续组建了7家私私联营企业。1952年上半年,又集中组建了华光、群益、民安、建华、赣华、新生、永新、永和、兴中、大中、建新等12家私私联营瓷厂。这些联营企业,由于资本额扩大,资金相对集中,同时加强了管理和成本核算,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经营规模,在瓷器市场上占有率不断上升,其产品不仅开始遍及全国,还开始通过香港市场,转销海外。

说到国民经济3年恢复时期的景德镇陶瓷艺术品的价值,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一时期的陶瓷艺术品更多的是民国时期的惯性延伸:虽说她不是民国的,但其实更像民国的,说她是民国的,很多作品又稍带有一些新中国的气息。所以,3年恢复时期的景德镇陶瓷艺术品,老艺人带有个人艺术表现风格的作品应该是价值最大的一部分,也是这一时期可以收藏的重点。这么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虽然当时也有对苏联的国礼瓷和个别展览瓷(好像是吴龙发老人到北京参加过),但一方面数量非常少,另一方面这些东西即使还在,也应该主要在某些机构里,市面上几乎不可能出现。

说到建国瓷,首先这里面存在很大的误解,有很多人把建国后生产的瓷器都叫建国瓷,这肯定是不对的。严格地讲,建国瓷是有非常明确的时间限制和边界条件的,首先建国瓷是53年国家为北京大会堂专门用瓷而成立“建国瓷制作委员会”后生产的,直至1954年建国5周年纪念期间,由国家文化部“建国瓷制作委员会”设计并出样稿,再交由景德镇政府组织生产,专供特定的国家相关机构和部门使用瓷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建国瓷。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瓷器是不能叫建国瓷的,54年建国5周年——特别是后来国家用瓷办公室成立以后,景德镇等地为国家机关(包括后来为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北京饭店和香山饭店接待用瓷、外交部等)所生产的各类瓷器,统称为国家用瓷——也就是很多网友所说的现代官窑。

之所以在这里借用“建国瓷”这个概念,是想借此表达自己的一个观点:建国瓷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就像所谓的计划经济时期瓷器是特指5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这一特定时间段,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用特殊的生产经营方式,由国营陶瓷生产研究机构所生产的瓷器一样,“建国瓷”也是有其特殊性的,应该避免被误用。这里所谓的“建国瓷”概念,主要是指“建国纪念瓷”,即解放初期的前几年,由景德镇当地政府和外地地方政府,为纪念共和国诞生或成立周年而烧制或定制的少量瓷器品种(借用网上不知哪位网友所发一只盖碗的底款说明)。

所谓“献礼瓷”,手头虽有个别资料,但未见过实物,对此不敢多言。

至于民国老艺人的作品,前面已有所提及,且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此就不赘言。

另外,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3年,毕竟是景德镇的社会形态发生重大转变后的头3年,国家的经济政策、政治形势、陶瓷生产的方式等都在剧烈地变化着,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在瓷器上有所表现。所以,我们也就有了另外一些收藏的选择,也就是除了具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以外,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具有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附带了诸多历史遗存信息的东西收藏。

[ 本帖最后由 陶瓷不语 于 2007-10-8 15:50 编辑 ] 1.jpg (46.54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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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8 15:48



如果说建国初期的前3年,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与创作还没有体现出共和国应有的气魄和气质,那么,从1953年起,随着共和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落实,景德镇的陶瓷科研、创作与生产所焕发的,又岂止是青春的朝气和蓬勃的欲望!

从1953年到1965年,景德镇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陶瓷科研、开发、创作和生产体制,初步实现了陶瓷生产的工业化(这是晚清以来多少制瓷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啊);成立了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国家用瓷制作委员会;组建了陶瓷学院;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合作,特别是在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之后,实现了景德镇陶瓷在解放后的第一次辉煌呈现。即便是后来公认的景德镇陶瓷生产的颠峰时期(上世纪80年代)的成就,也大都发端于此——包括体制建设、人才培养与积累、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科学研究、技术改造与技术进步、工艺改进、题材与画面创新等。

因最近手头事情较多,关于1953年至1965年的这一部分可能要过一小段时间才能去整理,在这期间,我将委托办公室的同事帮忙,争取以平均每天2篇的速度,将个人认为对收藏和理解这一时期的景德镇瓷器价值有用的一些公开或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资料发上来,供大家参考。也请存有类似文字、图片资料甚至实物的朋友们一起努力。谢谢!

谢曙光兄鼓励和支持!先发一篇原陶研所老职工、景德镇市副市长、市政协主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方综先生关于景德镇陶瓷研究所成立背景的回忆文章:

时代呼唤陶研所诞生

1954年设立的景德镇市陶瓷研究所,在景德镇市、江西省和中央轻工业部的党政领导的直接关怀下,经过全所科技人员、艺术人员与职工群众的共同努力,虽然几经挫折,但却几度辉煌,至今已成为我国日用陶瓷工业的科学研究中心、质量检测中心、科技情报中心、标准化中心。成为集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为一体,集科、工、贸为一体的新型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机构。处在今天的大好时光,回顾一下她往日的沧桑变迁,以供后者借鉴,也许是有所助益的。

时代的呼唤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入侵,国民党政府发动的内战等历史悲剧,造成我们的国家百业凋零,民不聊生,整个中华民族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景德镇的陶瓷工业也从历史上的光辉顶点衰落到崩溃的边缘了。到解放前夕,景德镇只剩下100多家处于停业或半停业的陶瓷手工业作坊和1000余人的瓷业工人队伍。

景德镇解放后百业待兴。中共市委和市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瓷业生产,回收流散的瓷工,组织生产自救,对私营工商业主给予低息贷款,帮助疏通供销渠道,渐渐地瓷业生产开始呈现新的生机。但是,随着国内外销售市场的不断扩大,人们对景德镇瓷器的需求量的日益高涨,景德镇自身潜在的弱点也日益暴露出来。例如:分散、落后的手工业生产方式,一成不变的制瓷原料、材料和燃料,严重地制约着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

要改变落后的手工业生产方式,要改用新的原、燃、材料,就要进行大量的科学实验与生产实验,从而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传统的原、燃、材料,在物化性能与工艺性能上与景德镇瓷器产品的适应关系,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千百年的长期摸索才建立起来的。然而,我们面临的是“只争朝夕”的时代,我们不能步古人的后尘,再去摸索千百年。

欧、美、日等发达地区和国家,早就跑在我们的前面去了。他们的陶瓷生产已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或半自动化。制瓷燃料已由固体燃料改用液体或气体燃料。窑炉设备已实现机械化和连续化。他们的产量大、成本低、质量好,在国际市场上的换汇率高;工人的劳动强度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动报酬高。而我们的现状,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怎样才能改变我们目前的落后状况,缩小同这些发达工业国家的差距呢?答案就是引用当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来改变我们落后的生产方式。这就需要设立一个科研机构,时代已在呼唤这个科研机构的诞生。

她应运而生

195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给景德镇的陶瓷科研机构的设立带来了新的契机。

那年,民主德国同我国签订技术合作协议时,要求中方提供日用陶瓷生产技术。当时,在全国各个产瓷区中,景德镇是最有生气的。而且她历史悠久,在国内、国际上的声誉很高。此项任务是非她莫属的。于是中央有关部门将此项技术合作项目下达给景德镇执行。

然而,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一直处于手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缺乏用现代科学实验手段从事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基础。一千余年积聚下来的精湛的陶瓷生产技术经验,都分散在个别的瓷业工人的手中。没有成文的试验报告和数据资料,更谈不上系统的理论著作了。有鉴于此,中央有关部门决定由景德镇市政府组建专门机构和专业队伍,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景德镇的陶瓷生产技术进行系统、全面的科学总结,为民主德国提供完整的技术资料与可重复生产的高质量的瓷器样品。邀请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即现在的硅酸盐化学与工学研究所)协助,并由我国著名冶金陶瓷专家周仁所长主持,委派李国祯工程师专驻景德镇指导实施。

中共景德镇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从长远目标和当前生产发展需要考虑,决定藉此良机,组建景德镇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以配合中德技术合作任务的进行。同时,借助中央有关部门、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以及省、市政府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帮助景德镇建立陶瓷科学实验基地,培养陶瓷科技骨干队伍,引用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为景德镇的瓷业生产现代化创造必要的条件。

1954年8月,景德镇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正式成立。由中共景德镇市委常委、市委工交部长张凤岐同志任所长。原江西陶业专科学校教授、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窑业系毕业的舒信伟和著名陶瓷美术家潘庸秉任副所长。地址设在景德镇市的风景名胜区的莲花塘畔。于是,景德镇市陶瓷研究所应运而生。

从树人入手

由于身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和面对新时代的严峻挑战,景德镇人不愿苟且偷安,不忍蹉跎岁月。陶研所领导成员下车伊始,就树立了雄心壮志,制订了宏伟规划,决心要使“景德镇”这块金字招牌重现光辉。然而,现实却是一穷二白。从何入手呢?大家认为,中国有句至理名言,叫做“事在人为” ,从“树人”入手,可能是一个长效处方。当时,我们手中可以拿得出的,诸如政治的、经济的和精神的资本,全部都投入到“人”的身上,为当前工作的开展与未来长期目标的实现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举措:

一、在全市陶瓷行业中选调了一批最优秀的技术工人、艺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干部到陶研所工作。对他们中的身怀绝技、学有专长、并有突出成就者,推举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业务部门的领导干部,突破常规授予他们专业技术职称,如工程师、技师、美术家、设计师等。某些著名艺术家、工程师的工资待遇高于当时县级干部的工资标准。例如,发给他们每人一套呢质制服,在当时包干制年代,只有县级干部才能享受这种待遇。此外还千方百计帮助他们的家属、子女就业。对重点照顾的科技人员和艺术人员,规定政治工作人员与行政干部,定期访问,及时有效地帮助他们排忧解困,做到仁至义尽。

二、同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建立长期协作关系。如培训科技干部,支援科学实验,派遣专家来景德镇现场指导科研工作等。

三、邀请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其它省、市有关高等院校的师生,来景德镇讲学、实习和体验生活,进行创作活动。帮助发掘、整理和发扬景德镇传统工艺美术成果,开创新的富有时代气息的陶瓷艺术的新形式。

四、输送年轻技术干部、艺术人员以及行政干部,去国内外有关高等院校、陶瓷工厂培训、实习(如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南京工学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等)。

五、大量吸收各有关专业的高等院校毕业生,以壮大研究所的科技与艺术队伍,不断补充新鲜血液。为继承与发扬景德镇的传统技术成就与艺术成就,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积聚有生力量。

六、充分利用本所自身的人力、物力,开办各种短期专业培训班,或按传统方式建立师徒培训关系,以建立一支素质较高的科研工作的助手队伍。此项举措,乃是科研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一个完整的科研机构不可空缺的组成部分。

七、拨出主要经费,购置国内外先进的科学仪器、设备,为提高科研工作质量提供有效保证。这也是培养高水平的科技人才的前提条件。

八、设立专门的资料、情报室。订购多文种、多专业、多学科的国内外有关的期刊、杂志。购置了大量的图书资料,配备了多个文种的专业翻译人员,创办了全国性的陶瓷专业期刊。所有这些,都为提高科研人员的知识水平、引用国内外的先进科技成果、交流国内外陶瓷生产经验与科技成就,为提高景德镇陶瓷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开辟了一条宽阔的信息渠道。

采取以上各项举措的目的,都是为了一个“人”字。即一切为了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培养人和提高人,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深信,有了高质量的人,才会有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才会创造出人间的奇迹。

我们创立了一个尊重人、爱护人的思想氛围,提供了一个纵览中、外、古、今人类文明的知识宝库,为人们攀登世界科技与艺术高峰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环境,进而激发了人们求知若渴的欲望和积极上进的精神。

付出的代价,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陶研所培养或熏陶的科技人员、艺术人员,乃至普通员工,在思想品质、专业修养、工作能力、敬业、进取精神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份人,今天已成为有杰出成就的专家,有的还成为学术上的国际名人。

曾一度辉煌

陶研所成立后,面对许多紧迫任务,区别轻、重、缓、急,制订了长期战略与短期规划,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了以下主要工作:

一、对景德镇一千余年积存下来的优秀制瓷经验、生产技术与装饰艺术成果,进行发掘、整理,予以科学总结。此项工作是同中德技术合作任务有机地结合进行的。陶研所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得到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的大力支持。通过这项工作,系统地总结了各个不同品种的原料、坯釉、成型、烧炼、彩绘等方面的生产实践经验,编印了《景德镇制瓷技术总结》、《中德技术合作资料汇编》、《景德镇陶瓷史稿》等文献资料,使得许多久已失传和散落民间的精湛的制瓷技术经验与艺术成果,得到较为完整的恢复和保存,大大有利于这一宝贵的民族遗产的继承与发扬。参与这项工作的科技人员和艺术人员,既是这一领域的第一批拓荒者,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又是这一成就的第一批收获者,大大地丰富和提高了他们自己。

二、为以煤代柴、技术革新、实现由手工到机械化的转变承担科研任务。由于政治、经济与地理环境的变迁,景德镇原有的传统制瓷原料、燃料和各种瓷用材料的资源状况和供应渠道出现重大变化,给瓷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尤其是传统的制瓷燃料——松柴,当时,50公里为半径的景德镇周围山区已砍伐殆尽,改革瓷用燃料迫在眉睫。但是,燃料的改变,必然会使加热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化学反应和物理反应出现变化,并对瓷器的烧成质量产生直接影响。因此,选择什么样的燃料和采用什么样的烧成工艺与燃烧设备的科研任务,便摆在了陶研所的科技工作者的面前。陶研所的科技人员,在这场中共市委发动的以煤代柴和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中起着先锋与骨干作用。并使以煤代柴为龙头的一系列的技术革新,取得了划时代的成果,从而推动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大步前进。此外,为了贯彻市委、市政府制订的改生产内销瓷为主,为生产外销瓷为主的方针和任务,陶研所在提供科技信息,引用国内外先进生产经验与科技成果,承担各个关键性的试验研究课题等方面,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在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实现由手工到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的过程中,陶研所起了桥梁与骨干作用。

三、为景德镇和全国各产瓷区提供科技服务。1957年,陶研所改由江西省轻工业厅领导,迁入东郊新厂的金水桥畔的一个地主庄园内。1965年又改由第一轻工业部领导。此后,科研经费、技术装备、工作与生活设施以及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和改善。一系列的科研成果脱颖而出,为景德镇也为全国各个产瓷区提供了大量的科技服务,促进了景德镇地区与全国日用陶瓷行业的蓬勃发展。

四、制作了大量的高级礼品用瓷和国家用瓷。由于陶研所集中了景德镇最优秀的科技与艺术人才,建成了完整的科学实验与生产实验体系,几乎可以按人的主观意志定向地制造出高质的瓷器产品。正由于此,每当国家领导人出访或外国元首来访时的礼品用瓷,基本上都是陶研所无偿提供的。中央各部门应用的“精品瓷器” ,如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中南海、驻外使领馆等部门的用瓷,绝大部分也都是陶研所廉价供给的。至于中央和各省、市的领导同志及国际友人来景德镇参观访问时,陶研所代表景德镇赠送的礼品瓷那就不可胜数了。

五、在历届国内、国际博览会以及评比会等活动中,为景德镇争得一个又一个的金牌、银牌;一等奖、二等奖是不胜枚举的。

六、代表景德镇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国家领导人,中央各部门、各省、市的负责人,世界各国的贵宾、专家、学者参观访问者不计其数,有时,甚至是应接不暇。当时的陶瓷研究所是景德镇对外开放最早、最引人瞩目的窗口。

七、同国内各产瓷区和国际上主要产瓷国家建立了学术交流、技术合作和人员培训等业务关系。陶研所首派专家支援朝鲜建厂,为阿尔巴尼亚培训陶瓷科技与艺术人员,毫无保留的提供我们的生产经验和科技成果,为发展全国各兄弟地区和各友好国家的瓷业生产,加强兄弟地区与国际友谊奉献了我们一片诚心。

总之,陶研所为景德镇和全国各产瓷区的瓷业生产的发展,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交流等工作,都做出了一定贡献。使景德镇在全国以至世界人民心目中留下了美好形象,争得了崇高的声誉,提高了“瓷都”地位。

历史的遗憾

讵料,正当我们的事业欣欣向荣之际,全所的科技人员、艺术人员和职工群众满怀豪情地攀登世界科技与艺术高峰之时,一场人间浩劫降临到神州大地。陶研所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自然在劫难逃了。

描述“文化大革命”的情景,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只想试举一二事例,以说明陶研所人的思想品质与我们十几年来苦心“树人”的因果关系。

其一是,当“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到红卫兵大破“四旧”的阶段时,陶研所的知识分子们和部分职工群众也成立了一个“学英雄”兵团。虽然他们也经常宣读那条“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语录,可他们就是暴烈不起来。我们这些被打例的“走资派”曾提议,把陈列室和仓库中的那些精品瓷器收藏起来,转移到景德镇陶瓷馆作为文物封存,居然得到他们的积极响应。于是由陶研所全体科技人员、艺术人员及职工群众呕心沥血、双手制造的40余箱价值连城的瓷器精品,安全转移到陶瓷馆的仓库中,躲过了那场使中国五千年文化遭受灭顶之灾的破“四旧”风暴袭击。

其二是,工宣队和支左部队介入陶研所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后,陶研所的形势大变。他们另行成立了以炊事人员、行政科室的一般职员和部分青年工人为主体的对抗性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英雄”兵团,炊事员胡××被推选为兵团司令。结果,那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学英雄”兵团被打得人仰马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其中的兵团领导成员受到长期的酷刑摧残。暴烈的程度,比之昔日的湖南农民运动有过之而无不及。进入到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时,省革委程世清指令撤销陶研所,将江西理工科大学迁入。陶研所的工人、科技人员、艺术人员与行政干部下放农村、工厂劳动。陶研所的科研物资器材和设备,分配给有关工厂。目睹一个生机勃勃。经过十几年的艰苦经营,花了国家的大量投资,付出了500余名科技人员、艺术人员和职工群众的辛勤劳动,并开始收获丰硕成果的科学研究机构被废弃于一旦,稍有良知的人,无不痛心疾首。就在这时,我怀着一颗难以泯灭的赤子之心,在当时掌权的造反派中找了几位通情达理者商议,请求把那些花了大量外汇从国外进口的精密仪器设备,转移到宇宙瓷厂集中保存起来,不要当成废物给分散掉。使我喜出望外的是,这在当时看来是十分天真的稚想,居然得到他们的积极响应。为了避开众多人的耳目,我们十多位“好管闲事者” ,跨越“敌我”界限,花了几个不眠之夜,将这批来之不易的仪器设备进行拆卸、包装、登记造册,装了50多个大小不一的箱子,运到宇宙瓷厂封存起来。如今,这批仪器设备早已完璧归赵。它们风华依旧,在全国轻工总会景德镇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的各个实验室里默默地作出奉献。

记得当年一天晚上,我们十多个人正在埋头包装这批仪器设备时,一位工人师傅突然打破沉寂,含笑走到我的身边说:“你真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你已经落到今天这种地步,还有心思为这些'封资修’的东西担忧,这是何苦呢?”我一时答不上话来。另有几个人附和着说:“我们是受到你的感动才来帮忙的。看来,我们的国家还有希望。”我一阵心酸,强忍着没有流出泪来。

古人云“先天之忧而忧者,唯士为能。”岂有谬乎?

邹建金曾任景德镇陶研所工程师,市新华瓷厂副厂长。这是邹先生1994年的回忆文章。

陶研所成立三周年成绩汇报展

为了促进景德镇陶瓷工业的发展,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中共景德镇市委特向上级建议,于1954年8月5日获准成立了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陶专撤并后留下的部分教师和工作人员都集中到所,同时罗致了大批有传统制瓷技术和高超艺术经验的老艺人。针对景德镇瓷业生产存在的技术问题,结合全市陶瓷技术改造,深入生产实践,进行了大量的陶瓷试验研究工作。1957年,为了检阅和总结设所三年来的成就,在第一小学校园内举办了一次汇报展出。从这次汇报展出,可以清楚地看出陶研所在创办的头三年所作出的可喜贡献。汇报展出分五个部分。

综合室 展出主要内容是:

1、提高景德镇制瓷质量,解决生产上存在的有关技术问题。

2、组织编制。1954年成立时仅23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7人,艺术人员3人);1957年正常编制158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57人,艺术人员53人,研究辅助人员7人)。

3、所址变迁。开始设在莲花塘的陶专旧址,1956年迁东郊新厂。研究室、实验厂房、仪器、图书、实物资料等,逐年增加扩充,保证了科研的顺利进行。

4、编印了各项技术资料、工作报告。史料编有《景德镇陶瓷史稿》《景德镇瓷业资料汇编》《陶瓷工业知识》,翻译国外(苏、英、日)技术资料26种。

国际技术合作室 展出主要内容是:

1、1954年8月—12月,完成了中德技术合作任务。1955年12月—1956年,完成了中保技术合作任务。通过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保加利亚提供陶瓷技术及实物资料,对景德镇千余年的细瓷、色釉、窑炉进行了系统的科学纪录和总结。

2、1956年4月,波兰陶瓷专家华盛基、查依可夫斯基、塞斯卡、卡尔瓦夫在所进行了40天的研究和考察。195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实习团共18人,在团长乔乔理工程师率领下,分别对坯釉、色料、成型、窑炉、耐火器材和釉上彩绘等项目进行了三个月的实习。

3、苏联陶瓷专家叶夫列莫夫、布德尼可夫,真理报记者欧福钦可夫,捷克陶瓷专家巴苏斯、波热佐夫斯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雕塑家戴洛克教授等共57人,先后访问陶研所,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叶夫列莫夫同志介绍的多孔注浆法,经试验,大型器物均可使用,并可减少变形,已在全市生产厂推广。

4、1954年—1955年,选派了工程技术人员两名,支援朝鲜战后陶瓷工业建设。1956年,又选派工程技术人员两名,支援越南的陶瓷工业建设。选派人员荣获了朝鲜、越南的荣誉模范奖章。

技术创作、改进室 展出主要内容是:

1、1955年,国务院向我市提出“两年内瓷质提高到康乾水平” 。陶研所会同上海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进行这一工作,在坯釉和烧成方法上,使古瓷得到新生,经中央有关专家鉴定,瓷质已超过最高水平。

2、技术创新上,有手工成型改用机械成型,又在型板附加排泥刀,茶壶连嘴柄一次注浆法,低温白釉,薄胎锁口圈等。其中压坯排泥刀,已在全国产瓷区及本市各厂、社普遍推广,提高生产率60%。

3、技术改进上,有注浆机、印坯模型和薄胎模型修坯法、牛奶盅连把注浆法、煤窑烧细瓷、改进长石釉配方、使用长石釉克服水泡边、改进高颈壶接把操作法、改进暖水壶等九种。其中注浆机、印坯模型、克服水泡边、连把注浆,均在本市建国、一厂、九厂、六工艺社投入生产。改进星子长石釉配方,保证了煤窑烧成色面洁白光润,破除了“煤窑烧不出白瓷”的思想障碍,为大量推广煤窑提供了实践经验。

4、学习和吸取先进经验,予以及时推广。有机械压坯、沙布磨修毛坯、一次多孔注浆、削边器、煤炉门板等。其中,砂布磨修毛坯较手工修坯快2.2倍,从手工每小时40只提高到180只;阳模压坯,既能使内外光滑,减少变形,还可利用模型刻花,增加产品装饰效果。

5、正在继续研究薄胎注浆、多角形注浆、大型六角花钵注浆和耐火砖、匣钵、刻字板(代钢板用)等。其中82号匣钵,试烧结果可耐高温1600°C,可连续使用九次以上。

6、为省内外及本市厂、社,培养了陶瓷技术人员166名。其中化学分析、物性检测4名,薄胎成型2名,注浆12名,机械成型73名,低温白釉16名,烧煤窑54名。

颜色釉创作、恢复提高室 展出主要内容是:

颜色釉是景德镇制瓷技术的极高成就,过去缺少技术纪录,仅凭口授心传,致使许多名贵色釉失传。陶研所成立后,系统地对颜色釉进行了总结。其中:

1、恢复和总结高温色釉有:郎窑红、祭红、钧红、美人醉、郎窑花釉、宋钧花釉一号、宋钧花釉二号、窑变花釉、乌金、茶叶末、鳝鱼黄、三阳开泰、影青、天青龙泉、毡包青、冬青、豆青、粉青、梅子青、霁蓝、大纹片、小纹片、釉里红、中纹片、宋钧釉;恢复和总结低温色釉有:淡绿、哥绿、胭脂水、松绿、鱼子绿、鱼子黄、炉钧、辣椒红、瓜皮绿、鱼子淡绿、炉黄三彩、胭脂红、法翠、法蓝。

2、促使许多色釉质量显著提高。其中祭红、钧红、郎窑红、美人醉、天青、霁蓝、乌金、毡包青、茶叶末等,烧成率空前提高。

3、创造了高温色釉玫瑰紫、火焰红、芝麻釉、枣子红、花釉、窑黄、古铜绿、蓝钧釉、葵花子釉、桂花黄釉等;创造了低温色釉金星绿、荔枝红、孔雀蓝、苹果绿、松绿、深绿、天蓝、淡黄、深茄色等。同时还培养了35名学员。

4、进行了以煤窑试烧铜红釉的试验。通过试验,烧成稳定。其中如天蓝、霁蓝、釉里红,已取得较好效果。

美术创作改进室 展出主要内容是:

1、总结了特种制瓷和美术装饰技法。如:釉上彩方面有落地粉彩、水洋红、古彩使用矾红、粉彩填色及釉下彩青花混水等技法。还有浮雕、立体雕塑、平面堆雕、立体堆雕及玲珑等,不仅继承了传统,而且进一步发展了它。

2、创作了1785件新器型、新彩绘作品,先后参加了苏联、波兰、莱比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黎巴嫩、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以及国内北京、武汉、南昌等展览会的展出。其中粉彩扑蝶瓷盘、古梅花瓶,均赢得了苏联及各民主国家的一致赞扬。

3、设计了大批新器形、瓷雕和装饰画面。计有粉彩画面283件,古彩81件,新彩画面597件,器形351件,雕塑216件,花纸35件,分别满足了陶瓷生产的需要。在工作中,还培养了226名学员,使得艺术队伍不断壮大成长。

4、1956年7月,为国家用瓷设计了器形、青花、刻花、粉彩385件,10月间,在北京经有关专家鉴定,认为设计符合要求,作为国家用瓷的样品推广。

先帖三件50和60年代初的作品!!!1953年 邓肖禹春鸭芦雁对瓶之春鸭瓶江西建国瓷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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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邹国钧山水笔筒江西建国瓷业公司 IMG_7832-1.jpg (90.29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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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件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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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上一件50年代施于人青花作品 照片 027.jpg (41.92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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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一件50年代建国瓷厂为国家做的国家陈列用瓷——300件天青釉堆白兰花套缸(晚上临时照的,效果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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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西施浣纱瓷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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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版主客气了!

建国初期国家派驻梅健鹰、祝大年等人在景德镇讲授陶瓷装饰期间时,接国家“建国瓷制作委员会”任务,设计、制作国家宴会用瓷,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建国瓷”画面装饰之一。

网上所贴配套餐具图中作品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收藏。

中国现代美术学术界是这样评价“建国瓷”的:这套餐具是建国初期一批专家与景德镇陶瓷艺人共同努力下,试制成功的首批精细瓷之一,故有“建国瓷”之誉。餐具配套齐全,造型设计以弧线为主,形体饱满,线角处理清晰,线形处理转折规范,极富节奏感。用青花色料描绘海棠纹图案。用二方连续图案装饰高雅大方,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

现有点事,待有空上细图。

绝!!!      好一件天青釉大件花钵!!!工艺上乘,是当年国家专用陈设精品瓷!!!

和两件五、六十年代的陶瓷作品.(后者为五十年代轻工部陶研所杜金标老师1955年为当时在陶瓷研究所颜色釉研究组的成员之一的赵宗裕特做的) b034.JPG (58.76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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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景德镇市陶瓷美术工作协会发表在58年的《陶瓷美术》杂志上的文章。

跃 进 再 跃 进 ,繁 荣 再 繁 荣

——景市陶瓷美术工作者跃进的决心和行动

祖国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激动着每个人民的心,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时刻在鼓舞着我们前进。我们陶瓷美术工作者要做反映社会主义伟大时代的镜子和进军的鼓手,要以飞快速度向社会主义奔驶。

第一、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贯彻文艺为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全面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我们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在三年内达到一千名以上会员成为又红又专的美术工作者。

第二、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彻底改造思想,深入生活,积极参加劳动锻炼,继续开展文艺思想辨论,对于残存在陶瓷美术工作者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顾陶瓷质量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从而,把陶瓷美术工作者吸引到正确的文艺路线上来。

第三、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厚今薄古」的方针,加强业务学习,扩大美术创作队伍,使厂厂、社社、学校、机关都有创作组,1958年内创作具有一定质量的各种美术作品一万五千件(特别是陶瓷画面),努力做生产上促进派,迅速把陶瓷质量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甲、美术作品:

①古彩 500个 ②器型设计1,500个 ③粉彩 3,600个

④雕塑 500个 ⑤新 花4,700个 ⑥刷花 2,000个

⑦贴花(设计)400个 ⑧采 墨 画500张 ⑨水彩铅笔画1,000张

⑩漫画、油画205张

乙、有关美术文章:

①美术理论 5篇 ②陶瓷美术技法 10篇③美术作品评选5篇

④陶瓷故事 10篇 ⑤美术报导 50篇⑥美术选集 2本

⑦陶瓷美术小册 18本

第四、加强辅导普及工作,活泼美术生活。通过各种形式,帮助陶瓷美术工作者努力提高文艺思想和技艺水平,我们在1958年完成辅导工作上:

1、组织会员学习政治,提高思想。有计划地布置学习内容,协会每月搞一次政治时事报告,各分会应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搞。

2、协会除举办业余美术学习班3期,并协助分会开办业余技术训练班10期。

3、协会组织有关政策或创作问题的报告、经验交流等讲座会,要求各分会举行2至4次。

4、组织美术工作者进行写生活动240次,把全市写生人员编成10个队,要求高级美术人员分工全面负责辅导。

5、深入厂、社,创造条件,争取开辟素描间6至10个,帮助陶瓷技术人员进行锻练。
关于建国后景德镇瓷器价值判断以及有可能的收藏选择! 景德镇瓷器拍卖

6、协会在今年内举办有中心内容的大型展览和深入厂社车间巡回展览共45次(要求各分会举办展览一至二次)并在今年年底举办以反映瓷都生活面貌和陶瓷新创作品为中心内容的美术展览会,并争取更多的创作应征1959年建国十周年时举办的「第三届全国美术展览会」。

第五、加强陶瓷新创作品的推广和评论工作,办好「陶瓷美术」刊物,使之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的阵地,迅速将新品种大量地及时地投入到生产中去,不断提高美术创作思想和艺术水平。

第六、协会今年将继续发展会员扩大美术队伍,并做好组织工作,积极筹备省美协景市分会。全市美术工作者们!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繁荣社会主义美术创作共同跃进!

景德镇市陶瓷美术工作协会

这一篇是余静寰先生的回忆文章:

为陶瓷技艺名人授职衔

中国瓷都——景德镇的辉煌,是与陶瓷艺人的贡献分不开的。但是,他们在旧社会的地位是非常卑微的。除了达官贵人、富商钜贾想要他们的作品时,方稍予礼遇外,平时是被人瞧不起的,甚至把他们称作“红店佬”“坯房佬” 。

解放后,广大陶瓷艺人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50年代,中共市委向陶瓷界提出“赶超康(熙)乾(隆)”的口号,陶瓷行业的能工巧匠们积极响应,设计制作了一批批礼品瓷、国家用瓷、高级宾馆用瓷,创造了饮誉中外的精品,赢得了国际上的好评。然而,他们大多数人,既无学历,更无学位,虽有名气而无职称。与工程界有工程师,大专院校有教授,医院有主任医师比较,显得低人一等。中共市委有鉴于此,就决定要为陶瓷技艺人员评定职衔。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对陶瓷美术技艺人员评职衔,先后进行了两次。每次评选方案的出台,都经中共市委常委讨论通过,并指定分管陶瓷和工业的书记(1959年市委设第一书记)负责。具体操作,由市委宣传部牵头,提出具体方案,会同陶瓷管理局、工业局、陶瓷学院、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美术工作者协会和有关瓷厂的领导及部分著名陶瓷美术界艺人组成评审委员会。其全称是:景德镇市陶瓷美术家、设计师、设计员评审委员会(在第二次评选时,评委会的组成人员中增加了市文化局的领导)。具体工作由市美协承担。当时,各个瓷厂及陶瓷研究所等,都有美协的分会。于是,由美协各分会提出本单位家、师、员的初步名单,交单位党委审核,确定上报名单,然后连同各人选送的作品报送市评委评定。

整个评审工作采取自下向上,民主集中的原则。首先,由评委根据各单位具体情况,分配评选的名额,其次由各单位报送评选名单,最后经评委综合平衡。综合平衡时,既注重广泛性,也注重代表性。所谓广泛性,即要包括陶瓷装饰、器型设计、陶瓷雕塑、颜色釉的配制、瓷用花纸的设计等方方面面。比如陶瓷装饰有釉上彩和釉下彩;釉上彩又有粉彩、古彩、墨彩、新彩、洋彩、刷花以及绘画瓷相等;在各种彩绘中,又分人物、翎毛花卉(花鸟)、草虫、山水、走兽、雪景山水、图案等。在评选中要求充分注意选拔各个行当的拔尖人才,使其脱颖而出。所谓代表性,就是评选出来的家、师、员,要名副其实地代表本行当最好水平。因而评审委员会的工作是十分细致的。

第一批陶瓷美术家、设计师、设计员的评审工作,是从1959年7月份开始的,9月份结束,前后花了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参加第一次评审工作的评审委员会成员有:贺福(市委宣传部长)、潘庸秉(陶研所副所长、市美协主席)、胡怀陵(陶瓷学院副院长)、张云程(副市长)、张松涛(艺术瓷厂副厂长)、周淑贤(雕塑瓷厂书记)、刘雨岑(珠山八友之一、陶研所花鸟绘画名人)、章鉴(陶研所艺人、瓷相名家)以及有关单位领导组成。具体工作由市委宣传部科长、市美协秘书长闻炳炎负责。

在进行陶瓷美术家、师、员的评选工作期间,市里在北京搞了一个“建国十周年景德镇陶瓷汇报展览” ,中共市委第一书记赵渊,市委书记、市长尹明,市委工交部长胡传孝等,都去了北京。于是陶瓷美术家、师、员的评选工作,由市委书记吉福润主持,市委宣传部长贺福具体抓。经过两个多月深入细致的工作,第一批陶瓷美术家、师、员评选出来了。市委、市人民委员会于1959年9月29日上午9时,在工人文化宫隆重召开了“全市陶瓷美术技艺人员第一批授誉大会” 。市长尹明、市委工交部部长胡传孝,还特地从北京赶回来参加这次大会。会上,尹明市长给首批陶瓷美术家、师、员发了授誉通知书。首批获得陶瓷美术家称号的有33名,获得陶瓷美术设计师称号的有55名,获得陶瓷美术设计员称号的有105名。

中共市委书记吉福润作了题为《不断提高思想、技艺水平,力争陶瓷美术事业更大丰收》的讲话,希望未评上的,“争取下次上榜” ,已经评上的“不可固步自封” ,大家都要进一步加强政治学习,努力钻研技术,大力开展创作活动,大力培养技艺新人,团结互勉,力争陶瓷美术事业更加繁荣。

由于中共市委的直接领导,这次评审工作进行得很认真,很慎重。例如陶研所上报的正式名单中,将中青年艺人张松茂、王锡良列为陶瓷美术设计师,评委们仔细观看他俩的作品之后,一致认为应该改评为陶瓷美术家,终使这两位有才华的青年艺人获得最高职衔。

通过陶瓷美术家、师、员的评选与授衔,不仅在政治上提高了艺人的地位,而且在经济上也使他们享受到实惠。例如王锡良原在工艺美术合作社的月薪只有70多元,评为美术家后,每月工资增加到95元,稍后又调整到108元。有的单位,还给评上陶瓷美术家的发给呢子制服一套,皮鞋一双,让本人到商店去挑选。在三年困难时期,市委和市政府还作出明文规定,在紧俏商品白糖、猪肉和香烟等方面,每月发给票证,给陶瓷美术家以特殊照顾。有的单位还加发技术津贴(对设计师的优惠酌减),还规定有小汽车的单位,为他们提供服务,按时接送。政治上,吸收他们参加市内大的社会活动,如提名参选人大代表,提任政协委员,有特殊贡献的还分别安排出席省及全国“两会” 。工作上,由他们领头组建创作室、美研室(所)、试验组,给予充分的时间和较好的条件,不限数量,不赶任务,让他们精心创作出一批批高、精、尖的新产品送往首都展出,送给国家收藏,供给党和国家领导人馈赠外国元首,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这项工作,在陶瓷美术界震动很大,使广大艺人深受鼓舞。一时间,广大艺人意气风发,出外写生蔚然成风。年逾半百的“雪景大王”余文襄,不顾天寒地冻,山高路滑,竟独自一人上金竹山写生。他的瓷板画雪景山水《井岗山》、张松茂创作的《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等一大批好的作品相继面世。早上班,晚下班,一心扑在创作上的艺人越来越多。过去传子不传女的特艺老艺人,不但传艺给女儿及女婿,还带了不少徒弟。颜色釉老艺人也纷纷把配料秘方献给公家。一霎时,陶瓷美术这个宽广的园地百花齐放,姹紫嫣红,好的作品不断涌现。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有一位在国内享有盛誉的国画教授胡献雅,在第一批陶瓷美术艺人授誉中,因他没有瓷画作品,未能参加评选;“珠山八友”之一的王大凡的儿子王晓帆,也因未送力作而美术家榜上无名。时隔两年以后,第二批评选家、师、员时,胡献雅在一个星期之内,以洋颜色赶画了4块2.4尺瓷板长条:“竹子与麻雀”“梅花小鸡”“葫芦”“荷花” ,由陶院副院长胡怀陵用车亲自送到评委会内。1961年8月,王晓帆卧病在床,生命垂危,他嘱咐家人拿出他生病前精心绘制的一块瓷板画《全福寿满堂红》,画的是一家人在春节时猜拳行令的场面,人物技法,大有父风,他说:“评不上陶瓷美术家,我死不瞑目”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第二批评选中,胡、王二君不负众望,终于荣膺陶瓷美术家称号。

第二次评审陶瓷美术家、师、员的工作,于两年后的1961年的二季度拉开序幕。评审委员会由韩光、潘庸秉、胡怀陵、刘懋典、张国华、梁玉亭、许信如、张松涛、周淑贤及有关单位领导组成。具体工作仍由陶瓷美术工作者协会承担。1961年8月30日上午,在市人民委员会礼堂召开了全市第二批陶瓷美术家、设计师、设计员授誉大会。大会由美协负责同志主持。中共景德镇市委书记吉福润、市委宣传部长韩光、工交部副部长杨永峰、市文教局副局长刘懋典到会祝贺。这次共评出陶瓷美术家8名;陶瓷美术设计师23名;陶瓷美术设计员72名。吉福润在授誉大会上讲了话。他在概述了自第一次授誉以来陶瓷美术工作的成绩和缺点之后,就进一步加强陶瓷美术工作的领导、繁荣陶瓷美术创作及对老艺人的生活照顾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要求。特别提到要把陶瓷美术工作委员会成立起来,这个委员会直接由市委、市人委领导,委员会下设经常办事机构。它的任务是:

一、及时布置新产品的创作任务。

二、新产品问世后,及时审查、鉴定,并布置推广和批量生产。

三、建立和指定专业创作队伍,通过集中或其他形式进行创作,注意专业创作与群众性创作相结合。对专业与兼业提出不同要求。

四、组织陶瓷美术队伍成绩的评比工作,并制订奖励办法。关于新的家、师、员改为三年一评,条件不能降低。

五、整理资料,保管档案和实物。

六、有计划地领导与培养新生力量。

从如此规整的款式上看,就可以判断建国初期的瓷器制作是多么的一丝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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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12 01:38



底款罕见!罕在一个“造”字,地道官窑体制制作方式!!

從這只50年代部陶研所,王步镶器手寫底款上也不難看出、建國初期老一輩陶瓷藝人製瓷工藝是非常非常認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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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為樓主助興、 再上一張1959年,党和政府授予《陶瓷美術家》光榮稱號的三+三位藝人頭像、供网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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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12 08:42



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初创

胡怀陵

创办陶瓷学院的历史背景

中国是陶瓷古国,瓷器闻名于全世界。景德镇又集各大名窑之大成,号称这个瓷器之国的“瓷都” 。但是我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滞后,瓷器生产一直沿袭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制瓷技术的传授,一直是父传子、师带徒的古老方式,远远落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虽然,也有不少仁人志士,如实业家杜重远先生、教育家张浩和汪王番先生等,他们在景德镇、宜兴,醴陵等地,艰难地创办了陶校及陶瓷培训班,由于经费不敷,规模都很小。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过一批在日本学习硅酸盐专业的留学生,如汪王番、戴亮侪、舒信伟、汪孟清等人的努力,办起了一所江西省立陶业专科学校(大专),学生也只有100余名,本人就是陶专大专班的学生,到1949年解放时,我班同学仅6个人而已,真是寥若晨星。

新中国的建立,给神州大地带来了曙光,陶瓷生产也在“三大改造”中蒸蒸日上。教育事业在1953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调整,以改变旧中国留下来的零落、分散、无力的状况。调整中,规模较小的我市陶业专科学校停办,工程系并入华南工学院,美术专业并入江西师院艺术系,中专部则合并到湘潭电器学校。教职员工,大部份去了湖南,美术系教师调到江西师院,仅剩很少一部份人员做基础,成立了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即今天的轻工总会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那次调整是正确的。通过调整,重点学校得到了加强,这就为我们后来办陶瓷高等学校,在系科设置、教材、师资等方面作了有力准备。

1958年,我国胜利完成了“三大”改造,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景德镇也乘此大好形势,将千家万户的小作坊,组建成了十大瓷厂,为实现陶瓷生产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这时,对现代化管理和科学技术的需求也就刻不容缓了,人才问题愈益突发。

陶瓷学院脱颖而出的契机

早在1956年,我市就办起了陶瓷美术技艺学校(属省文化局)和陶瓷技工学校(属省劳动局),河北、广东、福建、湖南都选派学生来陶瓷美术技艺学校学习,毕业后,很受各地陶瓷界的欢迎。陶瓷技工学校开办了两期煤窑班培训班,推进以煤代柴的改革,学员毕业后,都成为我市各厂烧炼车间的骨干。但是高级技术人才奇缺,从华南工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分配来的毕业生真是凤毛麟角,严重影响我市陶瓷生产的发展,从市领导到陶瓷界的同仁,无不认为创办陶瓷高等学校势在必行了。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成了我市创办陶瓷学院的契机。市委书记赵渊和宣传部长贺福找我谈话,要我负责筹建陶瓷学院。

接受任务后,首先召开了陶瓷技艺学校的教师大会,对筹建陶瓷学院的事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有:中央美院毕业的丁千,中央工艺美院毕业的施于人,浙江美院毕业的毛龙汲和赵履安,东北美院毕业的张志安和周时图,以及谢天赐等人。老艺人有段茂发、魏荣生、余翰青、蔡金台、聂杏生、邹镇卿、崔祥燕等,还邀请了原江西省立陶业专科学校的教务主任戴亮侪先生,还有陶校前辈晏清和黎浩亭老师。大家畅所欲言,对筹建陶瓷学院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都作了细致的探讨,尤其对教学谈得深入。对校名,也作了认真的探讨,一致认为,校名用“景德镇”比用“江西”具有特色,尤其是在国外冠上“景德镇”很有影响。最后提出了两套方案:一为先办大专,后办本科;一为直接就办本科。

我带着请示报告于4月去省里,第二天就到省轻化厅见到了刘抗厅长,送上了报告,并详细汇报了市委的意见和我们讨论的情况。她听了很感兴趣,表示积极支持,说:省里正在开常委会议,不知要开几天;这件事要找方志纯副书记汇报和请示,但不知要等到什么时侯,不如我们现在就去常委会议室去找他。这样她带我到了省委,找到了方志纯副书记,方志纯副书记听了我们简要的汇报后,很高兴,很感兴趣,叫我们稍等一下,他进入会议室去了。不久,他出来了,告诉我们创办陶瓷学院,省委同意,刚才批准了。并且指示,立即创办本科。同时叫刘抗厅长,召省劳动局长来常委会议室。刘厅长与省劳动局通话后,不多时,省劳动局长就到常委会议室来了。方副书记告诉他,省委决定:景德镇陶瓷美术技艺学校、陶瓷技工学校、省轻工业学校陶瓷科,三摊子合并,组建陶瓷学院。这样,三处合并,体制上的批准手续,一下子就解决了。

第二天,刘抗厅长通知省轻工业学校校长白玉昆与我们会面。我们商谈了师资、图书、仪器的划分原则。然后,我与白校长商谈了分配的具体内容。关于师资、图书、仪器,立即由轻校造册交我带回。不久轻校就把图书和仪器发运来了,我们照册验收。大约9月份,轻校的教师们就来陶院了。具体人员是:李溥荫、杨物华、曾详通、周慧兰、邹惠贞、林云万、吴婉如、吴荫先、罗兴云、傅宏昆、匡明漪、唐沛、欧阳添等13人。这次合并,工作紧张而有序。

这次创办陶院的报批工作,真是办得神速,三摊子合并,也没有任何扯皮,怎么说的大家就怎么做,气魄大,境界高。这种优良工作作风,使我深受教育,也增强了我创建陶瓷学院的信心和决心。

艰苦奋斗的创建历程

创办陶瓷学院,市委组建了领导班子,经上级批准,由中共市委赵渊书记兼首任院长,张士华、王玉斌、胡怀陵、卢福池任副院长(后两年调入了贺福)。院党委书记由分管文教的市委副书记张希鲁兼任,朱炳煌任副书记。这个班子,市委书记和管文教的市委副书记都参与了,这说明市委对陶瓷学院的极大重视。班子一成立,就面对繁重的任务。本科班的工艺制造、美术设计、雕塑三个专业,当年就招生。还有中专的工艺制造、粉彩、青花、古彩、雕塑五个专科班,还有招收小学毕业生的五年制的中专班。不久,市里招的建筑专业又挂到陶院,由陶院办到该班毕业。面对这样繁重与艰巨的任务,我们的情绪热烈而镇定,工作紧张而有秩序。一开始,就注意把本科的工作摆在重点和首位。同时,更注意到,在创建阶段,尤其要艰苦奋斗,团结进取,自强不息。

我们的教职员工,来自陶瓷美术技艺学校、陶瓷技工学校、轻工业学校陶瓷科;还有从市委党校培训班中选调的,如曾元生、黄万镇、江家良、胡志生、毕灶生、程宗和、殷传芝、曹桃生、雷世柏、方夏华、胡朝栋、沈安民、涂序芝等18人;还从全市各单位调入了吴玉昌、江国桢、范煌等。大家来自五湖四海,面对的任务又如此繁重,团结一致的工作,显得多么重要。在10月20日的第一个开学典礼上,赵渊院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讲话结束时,也严肃的指出,创办陶院,为的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千万别误人子弟,男盗女娼。这是要求我们教育工作者,要对学生负责,要对国家负责,要对人民负责。

在创建中,学院始终狠抓了政治思想与教学业务两大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我们领导班子,坚持以身作则,做到言教身教,提出了与全院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早上广播操时,无论炎夏还是严冬,分管政治工作的朱炳煌和负责教学工作的我,都是天天必到的。我们如此以身作则,因而班主任、系书记也都是必到。早操做得认真,课间操也不流于形式。通过带领全院师生认真自觉的做广播操,于细微之中孕出校风之严谨。劳动也是这样。如挑煤、挑窑柴、开荒地、种南瓜、每星期六下午到校办工厂参加瓷器生产等,我们都和大家一样承担任务,不讲特殊。那时,全市由柴窑改煤窑,烧的都是劣质煤,灰尘大,温度烧不上去,我院就做水封烧窑试验。试验中,赵渊院长也来和我们一块打晚班,从头天坚持到第二天上午,直至试验结束,获得成功。修小铁路时,赵渊院长还非常关怀师生生活,有一次看到学生吃白饭,碗中仅一点菜,他就千方百计地搞一些菜,来给学生改善一下,师生都从内心深处敬重他。那时,朱炳煌一日三餐都是在食堂与师生共餐的。领导和大家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就与全院师生员工互相信任,感情融洽,团结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学校的工作制度、学习制度,都自觉遵守了。我和教导主任邵希贤,经常检查晚自习,总是看到楼内一片灯光,静悄悄的,内面座无虚席,都在认真的自习。

教学业务方面,我们的目标始终明确,就是要为景德镇以及全国培养高级的陶瓷工程和艺术人才。为此目的,我们抓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认真制订本科的教学计划。依照大学本科的要求,我们强调了培养陶瓷工程师和美术设计师的基础训练。困难的是,当时全国的大学教育计划都是五年制,而我们陶院却要用四年来完成。面对这种矛盾,我们群策群力,把基础课多而广的内容,留精去广;把专业课多而杂的内容留精去杂。从实际出发,把陶瓷教学教得精些,其它课程则不一定都讲授,有的发讲义作参考。我本人就有过这样的经验和教训。当年我读陶专,学的专业是从国外硅酸盐专业照搬的,不仅学了陶瓷,还有耐火材料、玻璃、水泥、砖瓦及珐琅等。这实在叫我们学生受不了,教师一念完,我们也还给了教师。这样学,实在没有必要。事实证明,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到后来,我国大学本科也陆续改为四年制了。我们依据自订的教学计划,立即研究各门课的教学大纲,发动全体教师,各抒已见,反复讨论,集思广益,最后才把教学大纲定下来。这一制订教学大纲的过程,实质上成了教师认识教材、熟悉教材精神实质的学习过程,成了群策群力、互相启发、共同提高的过程,为教师编写讲义和课时计划,作了非常有益的准备。

二、重视学生实习,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学习没有理论素质就不成其为受高等教育,没有实践就是“两足书厨” 。在瓷都景德镇创办陶瓷学院,理论教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条件是优越的,是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无法可比的。虽然各地学校都有认识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但学校设在景德镇,活动内容上就要活得多、深得多。我们在入学教育时,就组织学生参观了陶研所、陶瓷馆、建国瓷厂、艺术瓷厂、为民瓷厂、瓷土厂和瓷用化工厂,学生直接接触到丰富多彩的陶瓷生产过程,亲眼看到把泥土变成珠玉的奇迹。故到了专业课开始时的认识实习时,就有点登堂入室的味道。学生们向工人老师傅请教得多、问得多,就比一般学校的认识实习深入得多。在学习专业课的过程中进行的生产实习,我们总是排除一切困难去安排学生实干,这也是外校难以做到的。例如美术系的学生,人人都要做模种、翻模、注浆、修坯、施釉,然后烧出瓷胎再彩绘,或在坯上加彩,直至烧出瓷器。一句话,学生人人都要从造型,到装饰,最后做出瓷器来。工程系的学生同样,要参加原料精制、压坯、修坯、补水、施釉,能装匣、烧炼。最难的是烧炼的安排。我们给学生烧炼的同样是六米煤窑,烧成质量与成本,给学校是一大压力。但我们找出了办法,即多烧电瓷(碍子头),这就减轻了烧炼的损失。这样真枪真刀的实习,无论是学工程还是学美术,都受益非浅,毕业实习时,工程系学生到各产瓷区去调研,美术系的学生到大城市去参观姊妹艺术,到我国的一些艺术名地(如故宫博物院、西北各石窟等地)去观察体验,他们基本上都在作理论的探讨和总结了。由于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少学生在毕业论文中交出了优良的答卷。由此可见在工业基地办学的优越性是明显的。

由于中共市委的重视,给学校调进了一批著名的老艺人,如张志汤、段茂发、魏荣生、余翰青、蔡金台等。学校又有3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在成型上,有经验丰富的张有生老师傅掌舵,在烧炼上有理论与实践都丰富的晏清教师指导。实习工厂有两条作业线,有完整的原料精制设备,有4米煤窑和6米煤窑各一座,还有小型试验窑,工人最多时有160多人。这样的实习工厂,在当时是不多的。在设有硅酸盐专业的院校和设有陶瓷美术的工艺美院,只有我们陶院才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教学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央工艺美院张汀院长,华南工学院刘振群院长,都对我们陶院作了较高评价,说我们的路子走得对,搞得好。

还应提到的是,在办陶瓷美术技艺学校时,由于中央工艺美院、文化部的大力支持,从各美术院校调了一批优秀的毕业生来市任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认为工艺美术差人一等,只是单线平图,没有什么东西;而老艺人又认为,那些学院来的毕业生,只能在纸上画画,不能在瓷上表现。总之,两支队伍,互有看法。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业务观点问题,只有逐步解决。我们对他们的分工也很明确,学院来的解决专业基础问题;而老艺人是解决专业问题。我们要求他们在教学中认真各负其责。教学上,两支队伍都很认真。因而,当学生扎实的学了美术各门基础后,到专业课一上手,就体现了学生很强的能力,往往第一件陶瓷作品就有相当的效果,很明显的体现出两支队伍,教学相长,他们辛勤联合培育的技能之花,开得很鲜艳。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共事也谈得来了。正因为两支队伍合作得较好,我们的美术系,历来是办得较有名气的。

三、系上抓住课堂教学不放松。课堂教学是学校的基本活动。教师传授知识,主要依靠课堂教学。课堂教学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的好坏。为了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学校广泛地开展了观摩教学活动。通过观摩教学,使教师们普遍受到教益,这实际上是教学上的互帮活动。此外,学校领导坚持不断地听课。教务处邵希贤,各系系主任和各教研组组长,每周都要听4节课。这样一年下来,对全院教学状况都比较了解。我和教务处主要是从制度上掌握情况;而系主任和教研组长则侧重于教学的深度,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给执教老师不少帮助。发现有的教师在教学上确实有困难的,我们采取果断措施及时解决,如到华南工学院等校去借教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从来没有拖,拖了就贻误学生。

南工学院和中央工艺美院,都给了我们极大帮助。他们除了借教师给我们上课外,还接受我们的教师去他们那里进修,这对提高课堂教学效果,都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在教学仪器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也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让学生做试验。我们的教学仪器基本都是一套或两套,没有多数。做实验时,学生常常轮班进行,而指导教师不能离场,工作量起码在其它学校的6倍以上。但指导教师每次都坚持下去,真是精神可嘉。初期办的建筑系,我们没有设备,学校总是挤出经费,把学生送到南昌做实验,虽然建筑系仅办了这一届,但我们没有敷衍塞责,而是抱着对学生、对国家负责的态度,克服了重重困难,胜利的完成教学任务。

四、积极开展文体活动。在陶院的初创阶段,正遇着三年自然灾害,师生员工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但师生们都比较年轻,朝气蓬勃,加上学校积极地开展文体活动,学校就热闹起来了。我本人是天天打场球,朱炳煌则经常拉拉小提琴。校内的球类比赛和文娱晚会,那是经常举行的。由于文体活动开展得比较普遍,也给陶院带来了好的名声。例如,男女篮排球就常在市里夺冠军;学校的轻音乐乐队,也成了市委交际处的特约乐队,每逢外宾举行舞会,都是请我院的乐队去伴奏。

社会对新兴的陶瓷学院的评价

总之,通过全院教职员工的艰苦努力,团结奋进,在开创阶段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仍然不辱使命的培养出了合格的大学毕业生,实现了上级领导和陶瓷同仁的一大心愿。当时,外界对新创办的陶院有不少议论,说什么“山沟沟里也能办大学吗?”“十七级、十八级的干部也能做大学领导吗?”当1962年第一届毕业生进行答辩时,人们开始对陶院刮目相看了。我们邀请了轻工部刘秉诚工程师,陶瓷公司段心裁工程师参加指导。刘秉诚工程师看了几篇答辩论文连叫不差,说可以和北京学院的优秀学生水平相比,这是我们教学工作首次得到的正面肯定。先后两届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反响很大,62届工程系的毕业生,部队挑选了一批去从事电讯、飞机、潜艇中的特种陶瓷工作,危文旭等同学已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分配到北京高等院校教学的,教育部反映很好。分配到各产瓷区工作的,都挑得起担子,能讲能做,单位领导深感得心应手。唐山陶瓷研究所有位领导说:“我们就是要你们这种山沟沟里的学生,有多少,我都要。”这说明,陶院的大学毕业生,已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认可。外界还有种说法,“陶瓷学院的学生动手工夫强,可能后劲不足” ,意思是说基础理论差。正好,1963年华南工学院张光教授(二级教授)招收两名陶瓷工艺研究生,我院应届毕业生余森和张友川,就双双报考中的,包揽了这两个名额。在一次轻工业部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有人说什么“陶瓷学院的学生考得好,是因为他们的教师在华南工学院进修的缘故吧?”张光先生立即驳斥说:“我们华南工学院的学生都没有考赢陶瓷学院的学生,还有什么话可说?”张光先生这句话,给我们陶院初创时期(1958—1963),也就是赵渊书记兼院长的时期的教学质量,划了一个良好的句号。

一个新型的陶瓷大学终于兴起了。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任重道远。仍然需要一个忠诚事业的班子,无私无畏地工作;仍然需要一批为人师表的教师,象园丁那样朝朝暮暮,辛勤耕耘。

一堆破瓷 于 2007-10-10 22:40 发表

先上一件50年代施于人青花作品 青 花 的 料 色 及 技 艺

王步

青花瓷器色调幽静,花纹清朗,是景德镇瓷器中一种突出的产品。它利用单一的蓝色,分出各种深浅不同的层次,也就是分出若干色阶,和中国的水墨画同样美妙,在世界美术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

提起青花的来源,人们都知道这是景德镇所独创。瓷器画花的方法,本是从陶瓷的彩绘和瓷器的加彩发展而来的。有名的“唐三彩” ,西洋人称为虎皮釉,它是绿、褐、黄三种颜色,用一条隔一条的方法来装饰,形成虎斑纹样。到了宋代,抽出配褐紫的钴矿单独烧炼,烧出了呈色发青的色调,这就是瓷器使用青色的开端。同时宋代黄河下游一带的窑厂,发明了釉下绘画的方法,在瓷胎上施以黑色、赭色等绘画,然后上釉烧成,发色清楚稳定,永不脱落,也给景德镇创制青花提供了经验。因此,在瓷器彩绘发展的规律上,一般都是先有釉上彩,后有釉下彩,而景德镇却独特的先有青花,后出现釉上彩绘。不过宋代青花处在创始阶段,发色不鲜明,微呈褐色,有时又散晕在釉下,色料不凝定。到明代,找到了出自南洋的青料——苏泥勃青,经过造瓷工人长期的劳动实践,终于制成了精美的青花瓷器。

研究瓷器者,对于明宣德青花的评价极高。的确,宣德青花发色明艳,色性安定,散晕在瓷器的胎釉之间,青翠披离,画出来以后淋漓尽致,具有水墨画的效果。加之胎土致密而洁白,釉水深凝,器形美观,图案也精细。因有“沉静不出宣德,漂翠诸称康熙”的说法。这是我国工艺美术中一项宝贵遗产,也是景德镇青花之所以冠绝全国。借鉴古瓷优良传统的技艺,也不独青花值得学习,釉下彩绘同样有许多高超的技法,如定窑碗内外装饰丰满的花纹,多不见多;均釉盘简单到一片叶子,少不见少。它用树叶粘上生白釉,加入未烧的均釉盘内同烧,效果很好,名为“满盘海水一叶飘” ,因均釉烧得流动变化象海水一般,叶形的生白釉则照原不动,这是前人根据瓷土矿石原料、色彩进行创作的范例。解放后,在党的重视与扶持下,釉下彩的推陈出新取得了很大进展,1953年一批用青花装饰的建国瓷,色彩衬托调和,花面结合器型,中外人士一致认为超过了历史水平。已故陶瓷美术家潘庸秉创作的“天青釉云鹤茶具” ,汪桂英、王希怀设计的“釉下彩竹节水筒” ,也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的作品,艺术效果达到理想的巧妙,特别是把青花和釉下彩施之于日用瓷上,使其能够大量生产,为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服务,尤为可贵。

但是,陶瓷美术爱好者对最近出产的青花瓷并非没有意见,他们认为新的青花瓷的料色不安定,纵然出蓝,也是洋味。这意见确是事实,但具体问题应该作具体分析。青花的发色主要根据青料,前面说过,明代青花出名,就由于用的是“苏泥勃青” ,可惜明嘉靖以后这种青料绝迹了,明末清初用的是云南出产的“珠明料” ,珠明料发色稳定,色度适中,也是一种相当好的色料。民国初年,景德镇用的最好青料是云南产的李家村料,到解放后,我们连小刀刳料(一种青料片块,要以刀刳下来才能使用)也用光了,全市只剩下二十几包小片料,在青料用完之后,我们当然只有配氧化料使用。配料本是一件最艰巨的工作,好比厨师做菜,多放一点盐,就会变味。何况用氧化钴配成海碧色,作为青花料用,必然有洋味,因为氧化钴本身就是洋料,远不如天然色料的优美。它的发色太纯,缺乏含蓄,没有回味,呈色的效果濃烈浮躁,必然有股“洋味”是不足怪的。面对青料这一实际问题,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去解决呢?那也不见得。个人建议可以采取明清的办法,本省的吉安、抚州、赣州、乐平等地,以及浙江的金华、宁波、绍兴等处都出产青料,可以派人前往找寻,加以提炼,作出科学鉴定,这种土料色性安定,使用效果可能不坏。青花属于釉下彩,釉下彩较釉上彩局限性更大,釉上彩画在瓷上,只要注意颜色配好就行。釉下彩画在坯上,不但涉及料色,还关系到瓷土原料性能问题。如果胎骨的瓷土配得不好,就会大大影响到色性的变化,甚至变得奇怪的难看。确如俗语说“胎里有病无药医。”我们的祖先对原料性能很在研究,往往运用不同瓷土的特点来表现装饰的美,乾隆间“唐窑”利用星子高岭烧后发红这一特性,用它作瓷雕“西厢记送别”的胎骨,莺莺的眼皮施以影青釉,反映胎骨的红,见出莺莺满目血泪汪汪的形象,烘托了“杯酒未尽妾心醉,血泪灰心送君行”的词意。青花直接画在坯上,和瓷土原料关系十分密切。例如青花瓷的坏胎原料,适宜用祁门、三宝蓬和陈湾瓷土,配东港高岭或星子高岭都好,绝对莫用南港。因南港含有过多的氧化锰,锰是收色剂,吸水性强,减色溶剂特别厉害,对最好的珠明料也可变成不正常的褐墨色。这都说明青花瓷的质量,包括青料、瓷土原料、技术设计、工艺技巧等诸问题。

画青花不同于其他彩类,它不是画在瓷上,而是画在生坯上,用笔必须保持高的速度,做到眼明心细手准,不允许你细描细绘,画时略一停顿,即现笔势凝滞。混水更要求快,否则水份太多,定会损坏坯体。有人问,青花的写意画怎样学呢?这在我国古典画家有不少优秀经验,任伯年想画一个瓜,先用凡红在纸上点几点,后以饱含墨红的笔尖沾一濃墨,就此三几笔画成。现出瓜瓤含子,含得紧紧的,并且皮肉具全。象是刚才切开还在滴水一样,真是神来之笔。这种本领,我想就是我们画青花的人应该认真学习的。青花是先钩线还是先混水?我说两种方法各有长短。先钩线条,在钩了的轮廓内混水。等于填色一样,因有规定范围,宜于绘很整齐的花纹,画得人容易掌握。可是先钩线后混水,往往会将已画的线条触动,使其模糊不清;再者有了固定范围也受拘束,特别不便于表现写意画,因它要分出轻重和阴阳自然的效果。先混水后钩线,画者可以挥洒自如,不受限制,画出来的画活泼生动,线条也保证清爽。不过初学的人不易掌握。总括两种混水方法,前者操作轻易,但绘出来的东西比较呆板,不及后者鲜明、活泼。从效果上看来,先混水后钩线是较好的。混水中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辨明坯的厚薄,厚坯可以在水笔上吸较多的水份,可以画慢些;薄胎只能吸少量水,必须尽快的混成。二是紧坯松坯各不同,紧坯(指圆器瓷板类,经过拍了一次或用工具打过的)吸水慢,松坯吸水快,根据紧松才能达到预期效果。三是注意气侯变化,炎热天气,手掌有汗粘在坯上,混水会“剥料”,应利用早晨凉爽时光混水;干燥天气,坯胎易起坯粉,混合在料内就会“起刺”;潮湿天气,不易收水,坯胎的骨含水未干,混水容易“起泡”。这些具体问题,不注意也会出毛病。

鼓 励 创 作 总 结 成 就

陶瓷美术新作品鉴定评比全面结束

(参加鉴定、评比的新作品达500余件,有312件入选,其中评为高精尖的13件,甲级的78件,乙级的146件,丙级的75件。)

为了鼓励创作,总结成就,市美协在陶瓷美术新作品展出工作告一段落后,抓紧时间,组织各大瓷厂、陶研所、陶瓷学院、瓷用化工厂等单位的技艺人员,对1960年以来涌现出的大批新作品,进行了一次全面的鉴定、评比工作。

评比范围很广泛,包括有成型、色釉、釉上、釉下彩饰、各种瓷雕和贴花纸,同时也对大量生产的新日用瓷作了专门的鉴定。在评比会议上陶瓷艺人都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自由讨论,展开文艺批评。

参加评比、鉴定的作品一共达500多件。这些作品反映了陶瓷美术各工种、各技艺的最新成就,特别是新画面和刁塑,更是从多方面歌颂了光辉的“三面红旗”和党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方针的胜利。这是这次评比中在内容上一个鲜明的特点。其次,这一次,某些创作力量原来薄弱的瓷厂如红旗、华电、宇宙、化工厂等单位,也送来了大量的作品,虽然各单位创作水平不尽相同,但是可以看出有些单位由于党的重视,新生力量正在迅速成长。

经过总的鉴定和评比,在全部参加市鉴定、评比作品中,有312件入选,其中评为高精尖的13件,甲级的78件,乙级的146件,丙级的75件。

作品的画面和制作一般都突破了过去的水平。在高精尖的作品中,东风瓷厂制作的大型瓷板圆桌面,艺术瓷厂的彩绘“江西风景” ,陶瓷研究所的“百花齐放大花篮” ,“天女散花” 、“汤显祖”等瓷雕,新平瓷厂釉下青花八百件瓶、万件缸,建国瓷厂双万件色釉刻花瓶,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制作技巧和成功效果方面达到很高境界,获得一致好评。被评为甲级的新作品中有“综合装饰”瓷瓶,“金线粉彩”茶具,还有瓷雕“饲养员”和“保育员”台灯。青年艺人徐焕文的“深山取宝” ,程镇源的“午憩” ,杨树霖的“喜报丰收” ,傅尧生的“民族舞蹈”等,都评为乙级新画面。粉红、象牙黄、黑色釉都是过去稀有的釉色,在评比中,我们高兴地看到建国瓷厂不仅成功地制作出这种釉面,而且能大量施于日用瓷上,为颜色釉更为广泛的运用,做出了新贡献。

在评比中,大家普遍认为作品无论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在塑造人物、表达主题的艺术形式的多样性上,以及继承传统、吸收外来技法和艺术革新上,都有着可喜的成就。同时,从评比鉴定中还可以看出青年艺人的迅速成长和进步, 不能不令人感到兴奋。参加会议的老艺人,热烈赞扬新生力量的成长,认为他们的可贵处是听党的话,正确地继承了优良传统,投入生活,热情地歌颂我们时代精神,勇于创作,勇于突进,但是,在技巧方面还不是很熟练,还有缺点,还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学习和刻苦钻研。

广泛深刻地反映现实

赵惠民

千百年来,陶瓷艺人在釉上彩的人物画创作方面是十分丰富的,这些传统画面中,如“武松打虎” “苏武牧羊” “屈原” “木兰从军” “秦香莲” “红娘子”等历史题材,到今天还不失为好的内容,但传统中也有不少渣滓,“加官晋爵” “开天门” “群仙会”等,却很显明是有害的东西。艺人们能够初步的认识传统,做一番分析、批判、选择的功夫,这是在学习毛主席文艺理论才获得的。可是,如何以现代科学方法和发展我国陶瓷艺术的人物画,尤其是民间人物画的传统,并加强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作为陶瓷彩绘的人物画,特别是瓷板画,在创作上广泛而深刻的反映现实,积极为政治斗争服务。我觉得这不能不是陶瓷美术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当然,在艺术创作上不能认为反映了“重大题材”便是好作品。抓到了“重大题材”还有如何表现主题思想和艺术技巧的问题,还要看政治效果和艺术效果。我们所要求的艺术作品是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大跃进以来,陶瓷艺人在人物画方面,积极地运用传统技法来反映现实生活,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些新的成就必须肯定。例如创制的大型的万件瓶,反映大跃进中人民夺取丰收的大瓷板画,以及表现儿童幸福生活的画面,都是作者用全部热情和精力反映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反映我们壮丽多采的现实生活,这是应该鼓励的。有缺点的作品也是有的,这是由于作者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不高,或者由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了解不深,尽管画的现实生活的内容,却和现实生活不相称,因而得不到群众的欢迎。我过去的作品中就有上述情况存在,重视了政治内容,缺乏艺术形式去体现,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方法不对头,结果起不到教育启发群众的作用。应该深刻学习毛主席所指示的:“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引自毛泽东论文学与艺术74页)

今后应如何更好地进行创作呢?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最符合时代对文艺的要求,最能发扬艺术的规律和特点,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取一切优良的艺术遗产。但掌握这个艺术方法,首先是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树立巩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在这个前提下,也要积极锻炼技巧,才能创作出最新最美的工艺品来。

李 永 兴 和 他 的 小 组

梁聚淦著文

建国瓷厂雕刻组老艺人李永兴和全组工人,在向高、精、尖进军中,发扬了四敢风格,依靠群众智慧,攻下了科技堡垒,创造了15种堆雕新画面,经过鉴定,已有九种正式投入生产。

这个组成绩的取得,是在厂党委领导下,大走群众路线,大闹科技研究的结果。釉上堆雕是一种极为精致的艺术,它是在吹好了色釉的泥坯上进行的。这个小组在开始搞创作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困难,例如选择的画面,要求适合表现堆雕技法的特点,既要精细又不能过于复杂。李永兴和全组同志参考了我国古代著名画谱,还挤出时间上公园去写生,到陶瓷馆去采集花样,绘出了“松虎” “夜来香” “团梅”等新图案。特别是烧成技术上涉及到科学问题,当第一次成品烧出来了,有的画面流动了,有的开出裂纹。他们邀请了烧炼技师,色釉工人来组开现场研究会,分析堆雕画面变形的原因。经过大家分析,找出了釉料的熔点和色釉熔点不一致的关键,按照各种色釉配制出不同的堆雕釉料,终于冲破了“技术关” ,创制成功了堆雕的新图案。这些新画面不仅表现了作者的精湛技艺,而且体现了群众大闹科技革命的威力。

劳 动 ? 创 作 ? 丰 收

——陶研所艺人深入农村劳动、写生

在党的“以农业为基础”方针指导下,我市陶瓷美术工作者纷纷走出画室,深入农村,一面从事劳动,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一面观察与体验生活。最近,陶研所组织了十五名青年和老年艺人,在务源赋春人民公社,进行了一个月的劳动和写生,搜集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其中有社员“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热烈劳动场面,有反映社办工业、水利建设、福利事业、劳动模范、特产、风景等画稿,共计五百余幅,获得了劳动、创作双丰收。

在劳动中,艺人们上地下田,种菜割草,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农民反映说:“过去请都请不到你们,现在和我们一起劳动,还把我们做的事画下来,我们的劲头更大了。”同时,通过劳动也提高了艺人们的创作思想,丰富了创作素材,老艺人龚耀庭说:“这是我五十年来第一次下乡劳动、写生。一下去,眼睛象放大镜一样,好多东西过去想都没有想到过,更没有看见过,当然也画不出来。经过在劳动中体验,才深刻认识到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 。

现在,艺人们正在进行素材的加工整理工作,积极准备把这批最新最美的图画反映到陶瓷装饰中去。(胡清泉)

这是一件六十年代初轻工部陶瓷研究所器物的底款,希望有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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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15 00:33



五十年代陶瓷工业的八大变革

程振武

建国初期,在胜利完成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任务之后,党中央和毛主席立即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发出“为建设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而奋斗”的号召,全国进入了一个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从那以后,经过“一五”“二五”的建设,景德镇在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以陶瓷工业为例,就有八个大的变革。

企业所有制的变革

解放初期,景德镇有私营瓷厂2540户,平均每户不足5人。其中规模最大的余鼎顺瓷厂只有137人,最小的雇工仅1人。

从1951年起,中共景德镇市委、市人民政府便开始对这些大大小小的陶瓷企业,逐步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私营联营即把若干私营企业联合起来经营,统一核算。1951年上半年,组建了5个私营联营企业,即:国光瓷业产销股份有限公司、裕民陶瓷生产股份公司、建中瓷厂、大器匣钵厂和小器匣钵厂。1952年上半年,将164家大中小圆器、琢器作坊和窑户,联合组成华光、群益、民安、建华、赣华、新生、永新、永和、兴中、大中、建新等12个私营联营瓷厂。1954年上半年,又将112个制瓷厂、18个瓷器加工厂、47户行商、2个摊贩与6个其他商业户联合组成光大、黎明、裕华、民生、民建、利生、建成等7个规模较大的私营联营企业。

公私合营公私合营企业,大多数是在私营联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经过了个别公私合营、公私合营普遍发展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三个阶段。最早是1951年的南河瓷土厂,次为1952年的国光瓷厂、裕民瓷厂。从1953年开始,公私合营普遍地发展了起来,这年有景德镇匣钵厂、人民铁工厂(现陶瓷机械厂);1954年,有华光、赣光、益民、建华、民光5个私营联营大型企业;1955年,又将规模较大的群益、新生、永和、华电等7个私营联营厂实行公私合营。1956年1月,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下,市人民政府批准了全市32个行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其中陶瓷行业剩下的6家私营联营瓷厂也随之实行了公私合营。至此,全市陶瓷行业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手工业合作社景德镇陶瓷行业,除私营工商业者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个体手工业者。“一五”期间,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引导他们走合作化的道路。1953年,组织了手工业制瓷生产合作社4个,画瓷合作社3个,模具合作社1个。1954年,市首届一次手工业代表大会以后,全市成立陶瓷生产合作社31个,瓷业供销合作社24个,画瓷合作小组11个,参加合作社的占手工业总人数的50.2%。1955年,根据中央“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引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又成立制瓷社16个,画瓷社15个,参加合作社的人数达到9373人,占陶瓷手工业总人数的95.74%。1956年初,在全国农业合作社高潮的推动下,剩下不多的陶瓷手工业者也被组织了起来,全部实现了合作化。接着,对合作小组与合作社进行了全面调整与合并,到1956年底,全市有千人以上的陶瓷生产合作社9个,画瓷工艺合作社2个。

国营瓷厂1949年8月建立的景德镇市建国瓷业公司,是我市最早成立的一家地方国营陶瓷企业。它是没收一家官僚资本企业(江西瓷业公司)而成立起来的。它的成立与发展,对全市陶瓷工业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1958年,开展“大跃进”运动,追求“一大二公” 。景德镇的陶瓷企业也热衷于扩大企业规模,提高国有化经济程度,将公私合营企业实行转制,把1—10公私合营瓷厂转为地方国营,依次改为第一至第十瓷厂。手工业合作社也实行“升级”转厂,将1—9陶瓷生产合作社和两个工艺美术社,依次转为工厂,改为地方国营。这样,景德镇陶瓷行业的所有企业,均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了。

景德镇陶瓷工业,从个体经济过渡到集体经济,从私营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直到地方国营,是伟大的、划时代的变革。这种变革,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对分散落后的手工业作坊进行有计划的改组和改造提供了条件,为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实现陶瓷工业机械化提供了条件。

然而,也有教训值得记取。这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未能自始至终地坚持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本应巩固和完善国营、集体、个体经济并存的格局,而后根据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稳步前进。但是,1958年以后,人为地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结构变为单一的公有制结构,使所有制变革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超越了生产力的现实水平,阻碍了陶瓷工业的发展。因此,1961年,在贯彻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时,不得不将属于集体所有制性质的雕塑合作工厂、陶瓷合作工厂、曙光合作工厂、彩绘合作工厂等企业重新转为集体所有制。经验表明,景德镇陶瓷经济,长期以来小生产占绝对优势,生产力水平很低,管理方式陈旧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如能坚持公有制占主体条件下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格局,可能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会更大。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由于操之过急,误将一些独立劳动者当作工商业者进行改造,以致到1980年再根据中央有关政策进行区分工作,原定的工商者中,有358人被恢复为手工业劳动者。

生产布局的变革

随着陶瓷企业公有制的扩大,对瓷厂的厂房、人员和生产品种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

调整坯房窑厂从1953年开始,便采取“以老带新” 、“以先进带后进”的办法,将分散的条件差的企业,变为集中的全能瓷厂。所谓全能,即从原料精制、制坯、烧炼、加工,直到瓷器包装出厂的整个生产全过程。1958年,陶瓷行业实现了国有化后,又对坯房窑厂进行了大的调整,将市区全部生产厂房分段定为16片,分属建国、建筑、华电、红星、红旗等7个瓷厂。共调整坯房462幢,计5406间;柴窑42座,窑房建筑面积9万多平方米。通过调整,各瓷厂的坯厂窑房相对集中,改变了作业场所交叉混杂的状况,大大方便了生产,节约了生产过程中的费用开支。

调整劳动组织结合厂房调整,按照产品分工,对劳动组织进行了调整。调整比例较大的有:将宇宙瓷厂4万担国家用瓷和出口瓷的生产能力的全部工人,属于青花的,调给建国瓷厂和第三瓷厂(新平瓷厂),成型工人,大部份分别调给建国、红星和第一瓷厂(东风瓷厂);将华电瓷厂的青花工人调给第三瓷厂,7万担国家用瓷和出口瓷生产能力的工人,分别就近调给各日用瓷生产企业。

调整生产品种在调整厂房的同时,对各瓷厂生产品种进行了调整,实行专业分工。确定:东风瓷厂以生产茶具与咖啡具为主;建国瓷厂以生产各种茶具与碗类为主;红星瓷厂以生产盘类和玲珑瓷为主,红旗瓷厂以生产碗类为主,并留一个车间生产工业用瓷;新平瓷厂以生产中西餐具为主;宇宙瓷厂以生产盘类为主;华电瓷厂以生产高、低压电瓷为主,相应地生产一部份工业用瓷;建筑瓷厂以生产建筑卫生瓷为主,相应地生产部分其他工业用瓷;艺术瓷厂以彩绘加工为主;雕塑瓷厂以生产各种雕塑瓷为主;高级美术瓷厂(现为民瓷厂)以生产高级美术瓷、陈设瓷为主;高压电瓷厂(现九九九厂)以生产高压电瓷为主;景德镇瓷厂以生产西餐具、咖啡具为主。

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精简职工队伍的同时,对一些大而分散的瓷厂实行撤并,于是对大中型瓷厂的产品分工,又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这就是:新平瓷厂以生产青花瓷为重点,建国瓷厂以生产颜色釉瓷为重点,东风瓷厂以生产各种壶类产品为重点,景兴瓷厂以生产内销日用瓷为重点,红旗瓷厂以生产釉下彩瓷为重点,光明瓷厂、陶瓷合作工厂以生产玲珑瓷为重点,红星瓷厂、宇宙瓷厂以生产出口盘类和杯碟为重点,为民瓷厂以生产出口杯碟和咖啡具为重点,建筑瓷厂(现景陶瓷厂)以生产建筑卫生瓷为重点,艺术瓷厂以高中级粉彩瓷为重点,彩绘合作工厂以普通粉彩瓷为重点,建新瓷厂重点研究与生产高档瓷,雕塑瓷厂专门生产雕塑瓷,华电瓷厂专门生产高低压电瓷。

产品分工以后,多数瓷厂按照自己的专业,充实技术力量,添置试验设备,组织专门研究,开发新的产品,取得了可喜的效果。这一生产布局,一直延续了36年。从某种意义上讲,景德镇的陶瓷生产,特别是传统瓷、陈设瓷,所以能够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瓷厂的专业分工。

生产工艺的变革

“一五”以前,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处在手工开采、水碓粉碎、徒手成型、太阳干燥、松柴烧炼的状态。为改变这种落后状态,1954年7月,市委、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在全市工矿企业中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指示》,发动群众动脑筋,找窍门,献计献策,发明创造。与此同时,各大中型瓷厂相继建立了研究室、试验组、美研室等,把科研人员组织起来共同攻关,不仅解决了生产上许多重大难题,同时也使陶瓷生产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

瓷矿石由机器粉碎解放初期,瓷矿石是在产地用水碓粉碎,通过淘洗、做不、晒干,再用木船或竹筏运来市区。从1954年起,改用机碓粉碎,即以柴油机为动力,将分散作业改为集中作业,由沉淀脱水改为机器压滤。1956年,在老鸦滩建成机碓256支,扩大了生产能力。1957年开始使用雷蒙机,即以雷蒙机作“中碎”设备,以球磨机作“细碎”设备,实现了瓷土生产工厂化。

坯体由机压成型解放初期,坯体成型仍沿用旧时的手工方法。1954年,人民铁工厂研制出我市第一台木质脚踏压坯车,在建国瓷厂投入使用;不久,又将木质改为铁质。1958年7月,红星瓷厂工人和技术人员创造出半自动单刀旋压成型机,很快在全市推广使用,1959年上半年全市拥有各种压坯机659部。不久,红星瓷厂工人张水贵、秦凤生等人又创出半自动双刀旋压成型机,经轻工业部鉴定,认定为当时我国陶瓷生产先进设备。到1965年,全市各瓷厂使用半自动单刀或双刀压坯的品种达到264个,提高生产效率1—4倍,并有效地统一了制品规格,提高了产品质量。

瓷器由煤炭烧炼长期以来,景德镇一直以松柴为燃料烧炼瓷器。这不仅与国家森林政策相悖,而且因柴源越来越少,对发展景瓷生产造成极大的威胁。为了探索新的燃料路子,1954年,建国瓷厂在东郊建设分厂(现宇宙瓷厂)时,曾建起两座容积60立方米的方形煤窑,但经过几年试烧,效果不够理想。1955年,国光瓷厂(现红旗瓷厂)又进行煤柴合烧的试验,经过多次试烧,效果仍不理想,只好作罢。1958年,在马鞍山脚下建起一座简易煤窑作试验,终于获得成功,市里立即召开现场会议,进行全面推广。这年年底,全市建成简易煤窑119座,占全市烧炼能力的一半。但是,这种简易煤窑不坚固,寿命短,耗煤多,从1963年起,到1965年,正规的圆形煤窑一一出现,从而结束了千百年来用松柴烧炼瓷器的历史。

陶瓷科教的变革

旧时,景德镇瓷器美不胜收,但陶瓷教育基本上是个空白。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有识之士张浩、康达等人筹办过陶业学堂,但校址不设在景德镇,而设在鄱阳。1948年曾争取到设计陶专,可惜时间非常短暂。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在陶瓷教育、陶瓷科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扫除职工文盲解放前夕,景德镇陶瓷工人80%以上属于文盲与半文盲。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解放初期,市里成立了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广泛开展业余文化教育。全市16000多瓷业工人,大都进入了业余文化学校读书。每天早晚,市内中小学教室几乎全部变成业余教育的教学场所。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有1万多瓷业工人摘掉了文盲帽子。在这个基础上,50年代中期,各瓷厂又先后办起了业余红专学校,继续组织工人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使工人的文化水平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业绩。

开展技术培训“一五”期间,有计划地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与技术工人,计有:陶瓷地质勘察人员30名,分析化验人员15名,窑炉设计人员6名,基建工程人员6名,建窑技工20名,烧窑技师91名,烧窑技工360名,制模技师15名,压坯工500名,技术管理人员50名,坯釉配装人员10名,机械修理人员10名,陶瓷美术人员79名。技师、技工主要在现有工人中挑选,技术人员则从失业知识青年、未能升高中的学生和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干部中挑选。培养方式:一是开办陶瓷职业学校;二是在工作岗位上以师带徒;三是业余补习。市陶瓷工业、劳动部门还举办了各种技术培训班,如陶瓷原料性能、煤窑技术操作、彩绘工艺等,分批分期轮训青年工人,培训技术骨干。1955年,按照“提高技术、改进技术、学习与掌握技术”的要求,举办各种技术讲座115次,签订师徒合同501对,互教互学合同4121对,鼓励与动员广大青年工人参加培训,提高技术。

创办陶瓷学院1956年,曾设立市陶瓷美术技艺学校和陶瓷工人技术学校。后者,一度改为瓷业职工训练班和陶瓷职工学校,中专性质,每年招生200—300人。1958年10月,在上述两校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景德镇陶瓷学院。初创时教师为20人,学生210人,以后逐年增加和扩大。“二五”期间,陶瓷学院为国家培训输送毕业生1000多名。此外,还为越南、印度、柬埔寨等国家培养了一批留学生。

成立科研机关1954年,正式成立了景德镇陶瓷研究所(1978年改为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它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制瓷质量,开展专题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等。“一五”“二五”期间,获得了大量的科研成果,为陶瓷生产发展解决了一系列的重大技术问题。如成型工艺上,1955年研究成功了机械辘轳车和自动排泥刀,为景瓷实现机械化生产拉开了序幕。后来又研究成功了真空脱泡注浆新技术,迄今仍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在窑炉研究上,1958年研究成功了圆形倒焰式煤窑,为改变全市陶瓷生产的燃料结构(以煤代柴)起了关键作用。在陶瓷烤花上,1957年,研究成功了燧道锦窑,从而结束了以木炭为燃料的烤花历史。在陶瓷原料上,1958年以后,对41个矿山的瓷石(瓷土)做了物理性能、化学分析等鉴定。在坯釉研究上,1954年—1961年,共研究试验了104个坯釉配方,其中有相当部分用于生产。在颜色釉研究上,经过反复试验,先后恢复和提高了钧红、三阳开泰、窑变花釉等28种高温颜色釉;恢复与提高了哥绿、辣椒红、炉黄三彩等16种低温颜色釉。

生产周期的变革

景德镇瓷业,历史上一直是季节性生产。一般是上半年为淡季,下半年为旺季,有“七死八活九翻身”之说。景瓷不能实行常年的均衡生产,一是受自然气候影响,二是受市场销售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长期困扰瓷业发展的矛盾,市委市政府针对性地采取了变革措施。

改进干燥设备解放初期,各生产厂家的瓷坯干燥,仍然是晴天靠太阳,阴天是靠风吹,雨季和寒冬靠火烘焙。用火烘坯的办法也很原始,先将燃着的木炭分别置于若干个匣钵内,然后将它们置放于存坯间内,再把门关紧。这种烘坯方法不但不安全,而且室内温度时高时低,容易造成坯体变形。50年代中期,各瓷厂曾普遍采用坑道烘房进行干燥,即在存坯间的地下,挖若干条坑道,用砖密封,再在存坯间外面一端砌个燃烧室,另一端筑个烟囱,让燃烧室、坑道、烟囱三者连成一气。燃烧时(用煤碳),炉中的热气和煤烟通过坑道从烟囱排出,其热量便散发于存坯间里而使坯体干燥。60年代,一些瓷厂又改用箱式烘房,以后又逐步被更为先进的蒸气烘房和链式烘房所代替。通过技术改造,解决了烘干设施,就使陶瓷生产永远摆脱了自然气候的影响,实现了常年的正常生产。

扩大营销渠道由于旧时景德镇的瓷业生产是季节性的,所以,陶瓷产品销售,历来有淡季旺季之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刚刚建立的瓷器内销和外销部门,多方面采取了措施。

在内销方面的措施有:①于南京、武汉、杭州、天津、重庆、广州、西安等地设立办事处或推销组,在进行调拔与推销业务的同时,开展市场调查,对陶瓷市场情况进行分类排队,要求生产厂家重新调整生产计划。这样,便改变了过去盲目生产、盲目收购、盲目销售的被动局面。②1954年以后,相继召开了瓷器产销订货会议,签订购货合同,加强了产销联系。便使瓷器生产、销售工作纳入了计划的轨道。③销售部门淡季多购、多运、多储备,为旺季准备充足的货源。即使在1957年上半年,市场不大景气,一些销区要求退货的情况下,销售部门仍然调运13881担瓷器发往江苏、浙江等地,同时往南昌、九江等地发运瓷器23300担。这样,不但备足了货源,也有力地支持了生产。

在外销方面的措施有:1954年,在市瓷业公司内设立出口课;1957年,成立中国土产公司景德镇陶瓷出口公司,并派员常驻口岸公司,了解瓷器出口情况;还通过各驻外使馆的商务人员和在外国的贸易组织,了解国际市场对瓷器品种、容量、销售价格等情况,为景瓷外销决策提供可靠依据。由于品种对路,质量合格,使景德镇瓷器出口数量逐年增加,由1953年的2万美元,发展到1960年的405万元,出口量居于全国各产瓷区之首位。

企业管理的变革

陶瓷企业实现了公有制,生产规模扩大,旧时许多管理制度与管理方法也随之废除了。企业管理,开始仿效第一个国营瓷厂——建国瓷厂的管理模式。

党委全面领导公私合营以后,由市委派出干部充任公方代表,负责企业生产与经营。1954年起,实行“一长制” ,企业的生产与行政工作均由厂长负责;党务和思想政治工作则由党委负责,对行政工作起保证监督作用。企业内部分为三级,即厂长、车间主任、生产组长,依照各级职责范围,各负其责。50年代中后期,废除了“一长制” ,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企业中的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厂长主要任务是组织生产,负责实现全厂的生产指标。

管理机构精练实现公有制后,企业规模很大,一般都有两三千工人,但管理机构却比较精练。党委书记只设一正一副,厂长只设一正两副,工、团组织只设正职。厂内的秘书科、生产科、技术科、供应科、财务科等,一个科只配三五个人;党委设个办公室,四五个人;团委个把人;工会稍微多一点。全厂的管理人员,只占职工总数的5%左右,加上食堂、托儿所、医务所、理发室等后勤部门,非生产人员占职工总数12%左右。

以质量为中心建立各项管理制度1953年以后,管理上主要是建立以质量为中心的生产责任制,中心内容是推广国营建国瓷厂首创的“按脚交坯,保坯下匣,保瓷入库”的制度。所谓“按脚交坯” ,就是“一脚押一脚,毛病不过脚” ,交出合格的瓷坯。所谓“保坯下匣” ,即保证每个瓷坯完好无损地装进匣钵,以便送进窑炉烧炼。所谓“保瓷入库” ,即进入仓库的瓷器要保证全部质量合格。这一制度的推广,有力地促进了全市陶瓷产品质量的提高。1961年,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批发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通过对企业管理工作的整顿,进一步建立与健全了各项管理制度,使得企业事事有人管,人人有责任,岗位有规则,办事有准则。

依靠职工群众50年代开始,就强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群众。“五一”期间,以国营建国瓷厂为首,各厂都把工人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成立生产、文教、劳保、生活四个民主管理委员会,实行企业活动的民主管理。1959年,又根据鞍山钢铁公司的经验,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 ,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技术人员、干部、工人“三结合”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了让工人群众参与企业与车间管理,在每个生产班组中普遍建立了“两长”“十员” 。两长,即生产组长、工会组长;十员,即技术员、统计员、财务员、检验员、考勤员、材料员、工具员、安全员、生活员、宣传员。这样,不仅出勤率有人考核,产品质量有人检验,回头泥有人捡送,来了报纸也有人读,地面脏了也有人扫,工具坏了也有人送去修。那时,大家都争当“红管家” ,企业管理呈现出勃勃生机。

瓷器等级的变革

旧时,陶瓷产品的高级标准是根据不同的原材料、不同的操作方式、不同的烧炼窑位和产品的不同用途等因素来划分的。总的分为圆器、琢器(雕塑、大件、人物鸟兽)、电瓷和纺织瓷等四大类。各类又细分,如圆器又分脱胎、二白釉、常白釉、青釉、灰可器等。每类瓷器又各自分别有不同的等级和名称,其标准名称一般有四五种,多的有十余种,分别计算就有几十种之多,实在复杂与繁琐。

根据各营销地区的意见,对瓷器等级标准与等级名称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改革,简化了分等、分级标准,统一等级名称,将原来各类瓷器的不同等级标准,依照脱胎类原来的等级标准,统一规定为7个等级。取消了原来的“青、正色……炭山”等老名称,改为“特等、一等、二等……六等”新名称。1956年,又将7个等级简化为5个等级,即“特、甲、乙、丙和等外” 。1958年,又将为一二三四五等,不够五等的为“等外” 。这就是通常称的“五等六级” 。

1961年,按轻工业部通知,全国所有的轻工业品,统一规定为“正品、副品、次品”三个等级标准。于是,景德镇瓷器又简化为“正、副、次”三个等级。这种等级标准不尽合理,后来,轻工业部颁布了一系列陶瓷产品新标准,使之走上了正轨。

工资分配的变革

1956年,陶瓷行业进行了工资改革,合理地解决了关系工人切身利益的工资问题。

工资改革的依据很久以来,景德镇瓷业工人工资,是一种类似“包工制”形式的集体计件工资。解放后,虽经多次调整,但仍然存在许多弊端:一是没有确定基本工资技术标准,而是单纯以产品数量来计算工资的,忽视质量因素,也给成本核算增加困难。二是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增长率的比例不正常,没有合理的统一的工资定额,定额高低与工资多少不相协调。三是抹煞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非熟练劳动与熟练劳动的区别,不分技术高低、质量好坏,一律平均分配,不能激励工人生产积极性。四是行业与行业之间工资水平存在着轻重倒置的现象,如灰可器(粗瓷)业的工资水平高于粉定(细瓷、艺术瓷)的工资,不利于引导工人学习技术。五是缺乏必要的制度与办法,如等级制度、奖励制度、检验制度、管理制度等,一些不合理的变相工资和旧的福利陋规没有完全解决。

工资改革的原则为了克服工资制度上种种弊端,1955年8月,市委组织工作组,在华光瓷厂进行工资改革的试点工作。1956年5月,市委批准工作组提出的《景德镇市瓷业工资改革方案》,决定在全市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21个单位全面铺开,参加工资改革的工人达2万多人。

这次工资改革的原则有三条:一条是坚决克服平均主义,贯彻按劳付酬原则,废除无定额、无标准、无质量要求的旧计件制,建立按劳动数量与产品质量计算报酬的新计件制。另一条是废除“包工式”的集体计件制,一律实行个人无限额的计件制,直接区分每个工人的劳动成果,以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一条是贯彻“同工同酬”原则,凡在同一企业与同一劳动条件下工作,具有同等技术程度,生产同样质量的产品,就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临时工与固定工,均按同一单价支付工资。

工资改革的内容与方法瓷业工资改革,不单是工资制度本身,它涉及企业管理的诸多方面:①制订各行业工资等级标准和工种工资等级线;②制订产品定额、工作量等级及计算单价;③制订工人技术标准,评定技术等级,建立工资等级制度;④制订工人技术操作规程与1—8级工的“应知” 、“应会” ;⑤制订质量标准,制订质量奖励和废次品工资支付办法;⑥取消工资分值计算单价,实行货币工资;⑦取消“包坯下匣” ,实行按成瓷结算工资,建立产品检验和质量评判制度;⑧制订瓷器规格标准;⑨按照“特、一、二、三、等外”的等级,制订色面鉴定标准;⑩制订学徒实施办法;⑾建立生产组长津贴、夜班津贴、代替工津贴和女工哺乳期工资、停工工资、病事假工资、工休假与法定假日工资、加班加点工资等各项津贴与补贴工资标准。与此同时,取消端午节、中秋节休假制度,实行新的法定节日休假和每月休假一天(大礼拜)的制度。

工资改革后的成效通过工资改革,陶瓷的各行各业均增加了工资,工资总水平有所提高。试点企业华光瓷厂,比改革前工资总支出增长了1.154%。全陶瓷行业月平均工资,由改革前的43.97元,增加到46.61元,有99%的职工增加了工资。

事情并不一帆风顺。1958年8月,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批判“资产阶级法权” ,废除了计件工资制度,改为实行计时工资制,于是出现“大锅饭”的弊病。1959年,把计时工资改为“计时定额加奖励”工资制,情况有所好转,但也没能改变计时工资本身所难以避免的“大锅饭”现象。1962年,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形势下,又将计件工资制恢复了起来。恢复时,在基本保持1957年平均工资水平的前提下,对高低悬殊的部分作了适应调整。如:修订工作定额,测定计件单价,实行8小时工作制。工种之间的工资水平,要求烧炼高于成型,成型高于彩绘,细瓷高于粗瓷,粉彩高于新彩。由于恢复了计件工资,瓷业工人的工瓷收入不断增加。1963年全陶瓷行业工人月平均工资为48.30元,比1957年的47.18元增加了2.37%,比1962年的48.19元提高了0.23%。

50年代,景德镇陶瓷工业的一系列变革,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生产关系大变革,生产力大发展,两者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经过十多年的改造和建设,到“二五”末期,景德镇已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现代陶瓷产业体系。

试 验 瓷 厂 始 末

余略尧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了传统陶瓷技术合作协定(简称中德技术合作协定)。为了完成这一国际性的使命,轻工业部将这项任务交给了瓷都景德镇。

中共景德镇市委,对这项任务高度重视,决定成立中共景德镇市陶瓷委员会(简称陶委),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由执政党设立专门的陶瓷领导机构,在中国陶瓷史上还是第一次。陶委成立后,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但仍有许多问题不能解决,诸如执行单位,试验基地等。市委考虑中德技术合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而德方对中方的传统陶瓷技术资料、实物资料又要求“全、高、精” ,于是果断决定成立景德镇陶瓷研究所(今轻工总会陶研所),由市委常委、秘书长张凤岐任所长,具体执行这项任务。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孙文泮坐镇指挥。

中德陶瓷技术合作项目中难题很多,尤其是传统颜色釉,许多种类已经失传多年,其配方是世代相传,不易挖掘和公开。鉴于这种情况,市委号召陶瓷艺人、学者、专家向国家献秘方,为中德技术合作作出贡献。

陶委又根据陶研所没有试验基地,便向市委请示,要求成立景德镇试验瓷厂,为中德技术合作服务。经市委批准,景德镇试验瓷厂于1954年4月在陶专学校旧址(现市委院内)正式成立,隶属陶委主管,主要任务是为中德技术合作提供试验基地。坚持“边生产,边试验,边开发”的原则,指导企业开展各项经营活动。

试验瓷厂成立时,以邑山窑(包括该窑圆器、琢器搭坏户)约400多人为基础,后吸收了宗仁窑、程家窑(含其圆,琢二器搭坏户),珙1000多人。由徐希圣任党委书记。班子组建后,厂部成立秘书、财务、统计、销售、供应、总务、生产、技术等科室,组建圆器、琢器、烧炼、成型车间。随后厂部办公地址迁往标准钟西侧(现市府大院)。

试验瓷厂的厂房、车间、班组非常分散,从薛家坞,到江家坞、苦珠山、木鱼墩,横穿三条大马路(珠山路、中华北路、莲社路),分布十几条里弄,约有200多处房屋,几乎占踞市北区域的“半边河山” 。其生产工艺可用五句话概括:原料精制用缸桶,生产成型靠手工,坯胎干燥靠太阳,烧炼成瓷是柴窑,运输方式两肩挑。在这种非常原始、简陋的条件下,却生产出驰名中外的“瓷中瑰宝” 。各种颜色釉瓷、青花瓷、仿古瓷、陈设瓷、雕塑瓷以及日用瓷,产品品种、花面、色釉达1000多种,居全市之首,年产量1000多万标准件。

试验瓷厂为陶瓷研究所完成中德技术合作各项任务,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如陶瓷艺术家创作时所需的原料、釉料、坯胎、白胎及试验基地,均由厂房提供。所需各种坯胎和瓷胎,也由厂方供应。半成品的烧炼窑位,成品的烤花炉位,均优先安排。邑山窑是专门为中德技术合作窑炉测绘、窑温和烧成气氛测试服务的。凡是有关中德技术合作的产品,成型、烧炼、彩绘,厂方一律“开绿灯”让路,保证了重点。失传多年的祭红、釉里红、郎窑红、美人醉、窑变花釉、天青釉等得以恢复,并达到或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其次,试验瓷厂锻炼了一支坚强的职工队伍。原为“坯房佬” 、“窑里佬” 、“红店佬”的工人,来到建国瓷厂之后的第二个国营企业当上了主人,都感到光荣和自豪,生产积极性、创造性不断高涨。实行工人以定额计件工资制,管理有序,生产稳定。工人和干部一样,吃集体伙食团,一天三餐,一餐一荤二素,三菜一汤,每人每月8.8元,每个星期都有加餐,逢年过节免费会餐,生活过得愉快。干部从书记、厂长、科长到全体企业管理人员,没有特殊化。早晨6时进厂学习,白天下车间或班组,晚上开会到深夜。有时,为了完成某种特殊任务,通宵达旦,从不叫苦叫累。

试验瓷厂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中,也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工人蔡云龙针对琢器花瓶从手工拉坯、利坯、刻花的繁杂工艺,改为注浆成型获得成功,生产出百件花瓶、暗花莲子瓶、新式茶具及造型复杂的典型美术瓷,共有50多个品种,提高工效7至14倍,受到上级表扬和奖励,并为后来陶瓷行业推广应用。

1954年,上级下达一项特殊任务,试制瞿秋白同志的瓷质骨灰盒。这一任务,时间紧,要求高。书记、厂长亲自组织和领导这项工作,把有雕镶、瓷板、刻花、彩绘经验的教师集合在一起,制定方案,反复试验,发挥集体智慧,完满地完成了这一光荣任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

试验瓷厂在陶研所密切合作中,对颜色釉品种的继承、开发、发展和提高,做了大量工作,为建国瓷厂颜色釉多品种和专业化生产打下了雄厚的技术基础。由于形势变化,将雕塑瓷生产的人员及其设备划出,成为雕塑专业厂——雕塑瓷厂,在曹家岭建厂,由副厂长康一忠任厂长。1955年10月,试验瓷厂改名景德镇瓷厂,从此,试验瓷厂完成了自己的“试验”历史使命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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