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我比较满意，因为周国平事件勾起了很多回忆，也决定把一些过去的事情想得清楚一些。譬如，“中国妇女解放超前论和恩赐论”是怎样成为一种廉价的“共识”？这种论调遵循的逻辑是怎样在当下的脉络中不断演化，让当代中国女性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困境？
“男人有一千个野心，自以为负有高于自然的许多复杂使命。女人只有一个野心，骨子里总把爱和生儿育女视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一个女人，只要她遵循自己的天性，那么不论她在痴情地恋爱、在愉快地操持家务、在全神贯注地哺育婴儿，都无往而不美。”
2015年1月12日上午，哲学畅销书作家周国平在微博上发表如上言论。但他始料未及的是，这条赞美“女性美”的微博，让他收到了超过5000条评论，大多数是女网友的冷嘲热讽。他愤然删帖，却仍难逃避女权主义评论者的持续批评。
周并未感知舆论环境的变化。近年来，在不少公共事件中，从东莞扫黄到“武媚娘剪胸”，从“万宁校长开房案”到“厦大性骚扰”，女权主义者们或是设置议程，或是成为难以被忽视的声音。
2014年7月开始，厦门大学考古专业导师“潜规则”研究生的事件持续在媒体曝光。事情发生后，加害人和校方都不发言，受害者也不便露面，公众能看到的行动者只有一个身份——女权主义者。
先是在“女权之声”工作的厦门大学校友李芙蕊动员一群校友给学校发出了联名信，之后，女权传播组织“新媒体女性”和网易新闻客户端合作，报道了事态进展，并对受害者作了详细访谈。女权律师李莹在这时候介入，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与正在调查性骚扰事件的校方沟通。
9月刚开学，256名海内外学者通过公开信向教育部建言，要求彻查事件，并且寄去全球各地高校防范性骚扰制度规范，建议在高教系统内部建立防范性骚扰机制。同时，1990年前后出生的“青年女权行动派”以“小红帽”的打扮，在全国10所高校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提出反对校园性骚扰，又向刚入校的新生派发反性骚扰小册子。
在厦大事件中，老中青三代、体制内外的中国当代女权主义者站到一起。在一封邮件中，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政感叹说，这是中国女权主义的“历史性时刻”。为了这个历史性时刻，王政已经工作了超过20年。
80年代：“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王政看来，周国平的委屈，非常准确地概括了80年代这类“女性美”话语的中心位置：“那时候你这么说，不仅没人抵制你，你还是非常前卫的。”
上世纪80年代，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话语被整个知识界排斥和否定，其中也包括“妇女解放”的话语。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辩论中，建国以来的“妇女解放”被认为是抹杀男女的“天然”差异，“把女人变成了男人”。
当时的主流观点是，妇女是“党解放的”；中国妇女解放的程度，超过了妇女群体本身的觉悟和需求。这就是影响延续至今的“恩赐论”和“超前论”。在某些不能接受性别平等的人眼里，中国性别不是不平等，而是“太平等”；“恩赐论”和“超前论”也是他们唯一愿意相信的，这等于说，妇女本身是拒绝解放的，妇女解放是强加于中国女人的“左倾”路线。更有甚者，“平等”这个词，也被视为“左”的错误的一部分。
“当时，整个女知识分子群体对男知识分子的运作完全没有警觉，并且他们都说一样的话。”王政说，顺理成章的，伴随着批判“文革”男女都一样的政策而出现的对“男女不一样”的强调，演变发展成了强大的“女性味”话语。
另一方面，1980年代，媒体终于可以报道社会阴暗面了，在“妇女问题”上，那就是——农村杀女婴、虐待生不出儿子的妇女、性产业重新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让妇女回家”，则持续出现在之后二三十年的公共政策辩论中；女干部落选，女大学生就业难，女童失学，家庭婚姻问题也引起颇多争议，“女人的出路”成为一时的热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妇女的各种讨论火热进行，“妇女学”蓬勃发展，其中一位重要人物是时任郑州大学教授李小江。李在三四十岁的时候，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她手中源源不断的研究和出版计划，为大批学者提供了研究的资源和动力。
李不仅做研究，还做了一件在当时另类的事，1985年她在郑州与当地妇联合作，开设了1949年中共建政后第一个妇女家政班，后来又在郑州大学创立了女子学院，成为“女性教育”第一人。李成立了1949年后中国第一个民间妇女组织“妇女学会”，筹建了第一个民间的妇女博物馆，并节译出版了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
李小江在国际学界成为名人，也成为同行论文中研究的对象。她早早以“民间”自居，直言妇联对妇女没有意义，认为妇联一朝解散，对社会也没有任何影响。
当时的“妇女学”跟男性知识分子并无冲突，甚至不少男性学者加入了妇女学的研究。和男性学者一样，李也认为中国的妇女解放来自党的“恩赐”，并且是超前的。她的“女性意识”，既意味着女性要自信自尊，也强调男女两性的不同。在当时，这对于长期既要承担社会化劳动和“革命工作”，又要承担家务负担的职业女性，是有吸引力的。
（李小江）
多年后，当年河南省妇女干部学校的教师梁军回忆第一次听到李小江讲课的时刻，李的最后一句话是：“既然我们生为女性，就要坦坦荡荡地正视女性的存在与价值，接受女性命运的挑战。”课堂上有人流泪，有人说“六十多岁了才知道自己是女人”，梁军则在此后一段时间时时“愣神儿”，直到她开始与李小江的合作，讲授“女性自我认识”。
那是一个女性急需“自我认识”的时代。梁军善于把李小江的理论思考与普通女性的生活结合，加上声音动听、辩才无碍，此后成为最早在国内讲授女性学课程的教师，跑遍了除新疆、西藏、宁夏、海南和台湾之外的省份，到各种课堂去讲课。由于日程繁忙，她曾经在黄河大桥上的吉普车里过夜，也曾经乘着农用小飞机赶路。
王政在1985年去了美国留学。这位上海姑娘享受了社会主义阶段性别平等的成果：她一路入党升学，还曾被选拔到上影厂主演了一部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电影。如果她愿意继续在电影圈工作而不是选择升学、当教师，她将是与陈冲、刘晓庆同时代的电影明星。
怀着对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自信，王政对美国的妇女运动有着“居高临下”的态度。然而，在硕士论文写作的过程中，随着参与美国女权组织的活动，面对周围一些朋友的质疑批评，她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她看到了美国女权运动跟普通妇女生活经验的连接，也看到历史中抗争者的努力。硕士毕业之后，她把目光投向故土，从美国史转向中国史，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寻找五四时代的女权主义者——因为她模糊意识到，自己所享受到的平等机会，正是这些人抗争的历史遗产。
世妇会来了
（1995年9月4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会见出席世界妇女大会的各国首脑和夫人们。开幕式上，江泽民宣布：“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
1991年，中国政府决定承办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这既是中国在政治上重返国际社会的第一个举措，也是展示中国“妇女工作”成就的机会。
在世妇会开幕前，国内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而在国外，王政参加了一个由与她同时代的留美研究生组织的海外中华妇女学会(CSWS)，这群尚未毕业的研究生热切地希望与国内的妇女研究者建立联系，分享她们在海外所学的理论。海外中华妇女学会在整个90年代，组织参与了各种研究、翻译、出版、会议及培训等合作项目，带回来一个重要的词：“社会性别（gender）”。
在“gender”的翻译上，王政和李小江发生了分歧。争议背后，是对接受国外女权运动理论成果的不同意见。1992年，李小江与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的成员在一次学术活动上发生争论，在学会成员们看来，“女性意识”既代表了女性的自觉，也可能暗含陷阱，即把性别不平等自然化。李始终不愿说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在她心目中，女权主义这个词，不仅意味着以欧美社会的历史经验为中心，并不契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带着某种“殖民主义”的色彩，并且，女权主义带着某种二分对立的、与男性为敌的气质。
但这不是王政们的观点。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着力在中国普及社会性别理论。“社会性别”是美国第二波女权运动的理论成果，也正好是1995年世妇会强调的政策核心。“社会性别”强调分析不同性别的人的角色与资源、责任和权利如何被分配，这种分配模式如何导致性别的不平等。而世妇会强调的“社会性别主流化”要求将性别的公平，作为衡量一切制度、评价一切政策的尺度；妇女不仅仅是作为弱势群体被照顾，而应该分析是什么样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政策法律让妇女“被弱势”，强调让妇女的需求和意愿被看见，其潜力有机会发挥，且有能力捍卫自己的权利。
1992年，中国第一部妇女专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出台。王政则在这年夏天回到中国进行毕业论文的调研。当她访问的五四时期的老一代女权主义者对她说：“我们就是为了声张女权而学法律的”，她才终于明白，女权主义并非改革开放的舶来之物，而是内生于中国现代化过程；女权主义虽然最早由维新派男知识分子提出，但在颠沛流离于“启蒙”与“救亡”的时代，女权主义者在不同的政治环境和阵营中，始终坚持性别平等这一目标并为之奋斗。正是前辈的努力，让中国女权运动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与国际接轨”。她的学术生涯几乎用来与“妇女解放恩赐论”对话，寻找女人创造历史、解放自己的实证材料。
（王政在广州的学术讲座：盗梦空间与中国女权主义）
1993年夏天，历史学家杜芳琴领导的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与海外中华妇女学会合作了“中国妇女与发展”国际研讨班，那个班的参与者包括此后20年国内妇女研究、政策倡导和行动项目主要的领军人物，如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前副所长刘伯红、陕西省妇女理论与婚姻家庭研究会领导人高小贤等。培训班盛况空前，“我们晚上到一两点都不睡觉，被包围着，大家都到我们房间里来谈，想从我们这了解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把我们作为一个窗口。”于是，王政和她的同伴们决定，必须“着力介绍西方女权主义”。
NGO回归
1995年，世妇会召开。伴随官方会议的是人数比政府间会议更多的NGO（非政府组织）论坛。中国政府为了避免来自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带来的不确定影响，NGO论坛被改到了北京远郊的怀柔县城。
许多世妇会参与者对这次会议的印象是“五彩缤纷”。对于当时并没有太多出国机会的中国人来说，各种游行、义卖、有创意的抗争行动，都是第一回见识；最重要的是，对于参与这次论坛的女权主义者而言，这是一次“找到组织”的机会，她们看到了女权运动的另一种图景，而不仅仅是“妇女工作”。
在世妇会开幕式上，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在致辞中第一次提出“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这成为之后中国妇女工作的“尚方宝剑”。当时美国总统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的著名演讲“妇女的权利是人权”，也被认作国际人权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时刻。北京世妇会成为史上最成功的世妇会，其会议决议《北京行动纲领（BeijingPlatform for Action ）》明确妇女权利是人权，缔造性别平等的社会是各国政府责任。
（希拉里•克林顿在北京世妇会上的著名演讲“妇女的权利是人权”，被认作国际人权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时刻）
北京会议让女权运动重点从“妇女”转移到“社会性别（ gender ）”，这意味着，男女的不同并非基于“自然”，而是一整套制度运作的结果。要看到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只有通过改变社会制度与权力关系，妇女才可以获得赋权（empower），得到与男人平等的伙伴地位。
世界妇女大会的顺利召开，让中国政府发现，非政府组织并非一定是坏事，还可能是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的民间阵线。这不仅让NGO在中国脱敏，获得了一系列支持性的政策，也让福特基金会、乐施会和全球妇女基金等一大批致力于中国性别平等和发展工作的基金会得以进入，支持本土的妇女NGO。
世妇会之后，几乎所有王政认识的国内妇女学者都参与了各类NGO项目，1993年理论班成员高小贤的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作为“项目大户”之一，成为西北地区主要的妇女研究和行动基地。梁军则利用自己在基层妇女干部中的高人气，在郑州成立了“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成为最早获得福特基金会支持的6家NGO之一。然而，李小江与梁军一起创办的国际女子学院在世妇会召开前半年被关闭，李在国际上公开宣布拒绝参加世妇会，此后回归书斋。
对于这些希望积极改善妇女生存境遇的学者来说，学院的体制僵硬，与现实关联微弱。世妇会带来了国外基金会的资源，正好可以让她们投入形形色色的“妇女项目”中，将研究与实践相结合，既生产知识，又能同时“为女人做事”。这正是女权主义学术研究的目的：促进性别公正而非“价值中立”。
世妇会之后，王政的目标很明确：继承她的博士论文访谈对象的未竟事业，“回中国搞女权”。当年，她博士毕业，密歇根大学对她发出工作邀约，但被她拒绝，因为“离中国太远，没有直达航班”。
从此，王政没有寻找教职，而是顶着“国际盲流”绰号，参与到海外中华妇女学会与福特基金会一系列“妇女与发展”的译介项目中。她早与美国人结婚，并且有了一对儿女，一度，她让孩子们在上海读小学，她则在国内奔走。为了身份的方便，她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中国护照。她长期靠着项目微薄的人力津贴生活，保持着回中国买便宜衣服的习惯。直到亨利•鲁斯基金会（HenryLuce Foundation）在本世纪初开始资助她在国内进行社会性别学的研究生培养，要求找一个美国的教学研究单位挂靠，她才回到密歇根大学，因为上司同意她用一半的时间“做中国的事情”。此后10年，她利用漫长的夏天，从北美请性别研究领域的知名教授赴华，在京沪开办了国际合作的性别研究硕士班和博士班，以及三期性别研究论文工作坊。这些研究生班被戏称为“黄埔军校”，为女权运动培养了散落在大江南北的、以70年代生人为主体的研究和行动中生代，包括学者、记者和妇联干部。
上世纪90年代，“三农”问题突出。大量妇女学者从事的工作，都与农村妇女与社会发展有关。当这些妇女项目在穷乡僻壤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时，市场化媒体最爱报道的女权主义者，是性社会学背景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因其与王小波的爱情故事，以及她的研究议题的争议性，在很长时间里，李银河被当作女权主义者的媒体代表，而以行动进行女权工作的学者群体，在媒体上悄无声息，不被大众认知。
（1995年,北京为迎接世界妇女大会而倍加关注女性领域，街头有关的电影广告格外醒目。）
“进谏式”行动的瓶颈
世妇会后，以学者和妇联干部为主体的NGO领导人，通常沿袭着类似的路径：利用在体制内的身份和人脉，进行“进谏式”的政策和法律倡导；通常要与地方妇联合作，进行项目合作与试验，局部地改善妇女的处境，并让这些成果成为政府和妇联的政绩，自己则退居幕后；她们能够利用体制内身份影响政策和相关领导的决策，但是这种影响往往不能声张。
她们的经验也是很难复制的，在世妇会召开时，她们通常都在体制内有了一定的管理职位，也拥有一个包括决策者和智囊在内的朋友圈，这都是她们在NGO项目和政府之间斡旋的润滑剂。
此外，在中国，要深入基层做工作，不可能不通过体制内。中国的妇联系统共有六个层级，基层妇联是妇女项目接触到农村和基层社区妇女的唯一途径。很多面向基层的项目，特别需要注意不影响地方上的稳定。梁军的周山村项目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需要长期的、低调的耕耘，小心地跟政府保持良性互动。
2002年，梁军的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在登封市周山村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周山村妇女还保留着中原传统手工艺。在乐施会支持下，社区教育中心在周山村向妇女开展不同类型的培训，发动更多妇女参与手工艺制作，开发旅游手工艺品，以此来提高农村妇女的收入，并提高她们在家庭和社区中的地位。
2004年，周山村妇女手工艺品开发协会正式成立，数年后，她们生产的收藏性民间工艺品和手绣日用品被列入“登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这群没啥文化的妇女“著书立说”，在香港出版了《咱们的故事咱们绣》，用刺绣画和口述的方式，讲述周山村妇女自己的生命故事。现在，手工艺协会办起了妇女手工艺博物馆，还带动了村里的妇女参与其他的社区文化活动，如成立秧歌队、老年协会等。
随着手工艺协会的发展，协会的领导者们，也在2008年以后，相继进入村委会任职。因此，中央党校的学者李慧英，才有机会和梁军合作，通过女村干部的努力，开展修改村规民约。她们试图通过修改存在性别歧视的村规民约条款，改变农村妇女与男性在村民资格、土地和股份权益上严重不平等的现状，来纠正村民的“男孩偏好”。
从2009年开始，男女村民主导修订并一致通过的新村规民约包括这些内容：“纯女户、有儿有女户婚嫁自由，男到女家、女到男家均可，享受本村村民待遇”；同时，“婚后男女因离婚或丧偶将户口迁回本村，常年在本村居住的，可享受村民待遇”。在老人赡养方面，新村规明确，“纯女户老人的葬礼，村两委给予支持和帮助”。这一试点经验在登封市325个行政村、漯河47个村庄先后得到效法，并在黑龙江、安徽等全国9个省市也有推广，黑龙江全省在推动村规民约修订的过程中，全部参考了周山村村规民约的范本。
（周山村“女娶男”婚礼现场）
（周山村妇女修改“村规民约”）
跟项目的辛苦经营和珍贵成果形成对比的，是项目不被公众认知。2005年，“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举行，被提名者包括抗艾斗士高耀洁和梁军。这个奖项更多是一个女权行动，要求人们注意到女性对全球和平的贡献。然而，因为组委会经费不足，对外界发起募款，被高耀洁误会为“骗局”。高宣布退出评奖，在其发表的声明中，还有对梁军事迹的质疑。
同在河南省从事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工作，高耀洁对梁军却一无所知，这很能概括那些低调而辛苦经营的妇女项目面对大众传播的尴尬。老一辈女权主义者习惯用体制内可以接受的语言沟通，并不高调宣扬自己的女权信仰，她们依靠体制内资源和海外资助运作项目，因此对媒体发言有诸多忌惮，唯恐不慎造成敏感，影响项目的良好运行，并累及基层妇女；和其他一些社运群体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她们彼此之间几乎从不争论，也不相互批评。
进入大众，走向多元
2003年，艾晓明创立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尽管这也是一个基于学科建设的教学项目，但得益于广州活跃的公民社会和市场化媒体环境，她介入的“黄静案”、“太石村”等女权与法治议题获得主流媒体的跟进，她带领学生们排演的女权主义行动剧《阴道独白》得以在广东美术馆公演，并得到广泛报道。
广州的女权发展脉络因此不同于其他城市。被艾动员起来的女权主义者，柯倩婷、李昀、王琼等中生代，虽然也在体制内以学者的身份工作，但缺乏从事进谏式、智囊式女权项目的关系网络和项目资源；而广州活跃的NGO环境，给她们更多发声的平台。她们从不掩饰自己的女权主义认同，较少利用自己的职务身份来从事女权活动，而是依靠NGO网络和媒体的支持，与媒体频繁互动，针对新闻热点发言，策划各类文化活动，影响年轻人，并高调对媒体发表女权立场的言论。
2009年，女权社会运动媒体“女声电子报”创刊。“女声”负责人吕频曾任职于全国妇联主办的《中国妇女报》，是世妇会后在首都进行的各种妇女项目的参与者。她的观察是，很多妇女项目门槛颇高，局限在一个专业圈子里，而普通的、对性别不平等怀有不平之鸣的年轻人很难参与，即使是做志愿者。
“（通过办报）你会发现网上有很多内心怀有女权主义的人，但是从来都没有人跟她们联系，妇女组织从来都没有跟她们接触过……她们在寻找这个思想的资源，寻找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机会。”因此，吕频对于“女声”的定位是，为运动提供思想。
从“女声”读者群和各地性别平等培训营出来的年轻女权主义者，在2012年“占领男厕所”之后，登上了媒体的舞台。她们的惯常策略，是用创造性的行为艺术手段，针对政策议题进行政府问责；进行影响性诉讼，让公众看到代表性的性别歧视议题。她们不在一个专业治理的结构中，也不在体制内就业，因此，她们无所顾忌。她们扮演了改革开放后妇女运动中不曾有过的一个角色：普通人的压力团体。她们鲜明的媒介形象，也给跟她们一样的年轻人打出信号灯：一个诉求普通人参与，与所有人的生活有关的女权运动的来临。
还有一群离体制更远的女权主义者，比起那些有着截然代际特征的高知女权主义者，更难以明确地区分世代。她们分散在各地女工组织中，面临更严酷的管理环境；她们是依靠QQ群联络、组织起来的女性维权群体，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奔走；还有类似叶海燕这样来自草根，却以“校长开房找我”的神来之笔定格历史瞬间的“个体户”女权者。
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合纵连横并不仅仅只在厦大案。2014年广州大学城的环卫工维权，青年女权主义者作为公民记者在现场；叶海燕事件中，艾晓明晒出了自己的裸胸照抗议……她们并非总是意见一致，经常发出彼此不同的声音，也并非所有人都是朋友。但是，她们有着共同的“敌人”，这足以让她们在需要的时候，相逢一笑泯恩仇，站到大家的队伍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