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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阳县-城市概况
“老子”故里安徽省涡阳县位于淮北平原，地处亳州市中心地带。位于北纬33°27′至33°47′，东经115°53′至116°33′之间。全县国土面积2107平方公里，其中城区规划面积12.4平方公里。涡阳处于淮北平原腹地，境内涡河横贯东西，将全县分为涡南、涡北两个自然区域。除东北部有龙山和石弓山外，其余均为一望无际的沃野。涡阳历史悠久，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即诞于涡阳县闸北镇郑店村。涡阳汉为城父、山桑、至县地，北魏、北齐曾置涡阳、丹城、龙山县。隋改置肥水县。清同治三年（１８６４），由亳州、宿州、阜阳、蒙城析置涡阳县。因袭北魏涡阳县名而命名。是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县市之一，国家粮食生产百强县，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安徽省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扩大试点县。2003年底，涡阳户籍人口138.78万人。
涡阳县-行政区划
2006年底,涡阳
涡阳县行政区划
县下辖24个镇、2个乡：城关镇、城西镇、城东镇、西阳镇、双庙镇、楚店镇、高公镇、闸北镇、高炉镇、曹市镇、青疃镇、石弓镇、龙山镇、义门镇、新兴镇、临湖镇、丹城镇、马店集镇、花沟镇、店集镇、陈大镇、牌坊镇、公吉寺镇、标里镇、耿皇乡、张老家乡；单集林场。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邮编：233600。代码：341621。区号：0558。拼音：Guoyang Xian。
涡阳县-历史沿革
禹分天下地属豫州
春秋战国屡易其主
据《禹贡》记载，大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大禹王治水成功，分天下为九州。现阜阳地区属豫州，宿县属徐州。那时之涡阳县境在豫州东北，与徐州毗邻。
商朝，约于公元前十六世纪，建都南毫。南毫古城在今谷熟县西南三十五华里（今河南省商丘东南谷熟镇）。涡阳县境距毫四十五里，为商之畿辅。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灭商，分封诸侯。今县境（含 1964 年划归利辛部分）属陈、胡两国。胡国在今阜阳县境；陈国在今毫县境。
春秋末期，楚国强盛，楚灵王（公元前 540 ～前 529 年），伐陈附近之徐国。途中在涡阳县境（今楚店一带）建行宫，又在乾溪旁建章华台（今县城西四十华里处）。公元
前 479 年，楚惠王灭胡、陈两国，县境随被占掠。不久，又出兵灭许、徐两国，并迁许、徐百姓入原陈国地，以便统治。
赢秦实行郡县制
县境属泗水郡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统一中国，“废封建，行郡县”，即废除分封制，而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原陈国地设任、城父两县，皆属泅水郡，县境亦属之。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七月，陈胜、吴广起义于该（在今宿县）攻占轾、酇、苦、拓、谯，其中包括部分涡阳县境。后陈胜为秦将章邯所败，于下城父为御者庄贾所杀。据《清一统志》，下城父位于蒙城县西北约八十华里，在今涡阳县境。
西汉分属二郡五县
东汉数县统归一州
汉沿秦制，除新置一些郡县外，还更改秦部分郡县名和辖区。涡阳县境当时跨泅水、汝南两郡。泅水郡改名为沛郡，领三十七县。涡阳县境部分属于轾、城父、山三国时代，涡阳县境属魏国。魏置港郡，下辖沛、汝就 用港为曹氏故里，魏文帝曾丕寅初二年（公元 221 年），用诉为五都之一。设据郡后，又置法阴郡，不久废。
县境屡遭兵焚某
县名肇始北魏
晋武帝司马炎泰始二年〔公元牟 666 ，复置汝阳郡，领八县。瞧郡仍存在，领县，包括城父、山桑、校等县。时县境跨准、汝阴两郡，同属豫州。
公元三世纪末，晋惠市司马衷在位期间，匈奴入侵，杀北地太守，攻陷郡县。自此起，夷狄乱华，北方三十州郡战事颗侃公元 307 年至 312 年，曾怀帝司马炽在位或间，俐 H 陷于五湖，惟键（包括涡阳县境）仍为晋所有。
公元 317 年至 4 2 0 好 东晋、十六国时代，县境自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 322年）十月，被后赵石勒所占，晋退守寿敬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 553 年）十月，宰相殷洁车师北伐，兵至豫州，由于梁国内臾姚襄叛反，在山桑败回。次年二月，姚襄以梁国降前燕慕或免不久，慕容增率兵侵入法、颖、谯、沛，县境为前燕所占、至公元 570 年十一月，前秦灭前撤，县境属前氛东晋孝武帝大元八年（公元 383 年）十月，晋军在淝水大破前秦苻坚军，即著名的“淝水之战”。晋前释都督谢玄率冠军将军桓石虔一举攻克豫州大部地区，涡阳县境复归晋。
南北朝时。国无宁日，县境屡遭兵见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 450年），北魏太武帝率兵南掠，占豫州、准西等地。自此，淮河以北皆归北魏。涡阳得名即自北魏始。五世纪末，县境又为南朝齐所得。公元 495 年，南朝齐龙阳县开国侯王朝在涡阳降北魏。当时之涡阳在今蒙城县北、今县境亦为王朗领地，随之属北魏。
南朝齐明帝永泰元年（公元 498 年）三月，豫州刺史裴叔业领兵占县境，破北魏军。至齐东昏侯永元二年（公元 50o 年），裴叔业降魏，县境又为魏所得。北魏于此际始设涡阳郡，为汉山桑地，属谯州。
梁武帝萧衍即位后，为梁鼎盛时期。天监四年（公元 5 05 年），梁军北伐。次年五月，梁将张惠绍与冠军长史胡辛生、宁朔将军张豹子攻陷宿豫，占据县境，并执送魏将马成龙往京师。此后，张惠绍使部将蓝怀恭于淮南立城为犄角。不久，魏援军压境，蓝怀恭战败，张惠绍连夜逃奔至淮阴，县境又为魏所占。
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公元 508 年）十月，魏悬瓠镇军主白皂生、豫州刺史胡逊据涡阳投梁。同年十二月，又为魏安东将军杨椿攻陷。
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公元 527 年），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降梁，县境又属梁，梁改置为西徐州。十一月，梁武帝以萧渊藻为北讨都督、征北大将军，镇涡阳。时县境屡易其主，也曾被北齐北周占领。梁武帝太清元年（公元 547 年）十二月，梁河南王侯景率军围谯城不下，继又退军攻陷城父。东魏遣慕容绍宗追侯景，侯景退人涡阳相持，县境之一部为其据守。时尚有马数千匹，甲卒数万人，车万余乘。不久，侯景军粮尽，士卒多北人，不愿南渡，部将暴显等各率所部投降绍宗。侯景溃败，逃往寿春，县境人东魏，东魏孝静帝武定六年（公元 548 年），改西徐州为涡阳县，亦日涡州，属南谯郡，其地在今县东北部，县内有北平城、曹操祠，与今涡阳相距九十里。
由于连年战争，北人南迁，北方一些川郡名随之南来，史称“侨置郡县”。因此，两晋、南北朝时，改谯郡为‘陈留'，易城父为‘浚仪'，北魏亦沿用之。
北魏时，县境一度曾划归三郡。临涣郡领三县：钰、丹城（即今县境之丹城集）、解城（白掸，在今龙山集北），以钰为郡治。蒙郡领二县'：蒙（今县城东南十五华里之蒙关店）、勇山（“勇”为“龙”之谐音，即今县境之龙山），以蒙为郡治。又置颖州于汝阴郡，以汝阴、戈阳两县为郡治。
隋帝省郡为县
唐朝山桑改名
隋文帝开垦元年（公元 581 年），并丹城人临涣，省郡为县。炀帝大业二年（公元 606 年）归属谯郡。
开垦十六年（公元 596 年），改涡阳为淝水。隋炀帝大业初、废州，淝水复汉时山桑名。
开皇十八年（公元 598 年），复浚仪为城父，属谯郡。
汝阴郡，旧直颍州，初五县。开皇初郡，大业初复为郡
在城父之鲁丘堡置文州，又置药城县。次年，州废，改为文城县。武德七年，文城县并人城父，唐哀帝天佑二年（公元 905 年八改城父为焦夷，五代梁时，又改为夷父。直至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公元 923 年）十月，梁亡，才恢复城父名。
真源县，唐时建置，《元和郡县志》说，毫州真源县，东至州 59 里，疑在今之义了集。
山桑于武德四年重立，与临澳同属北谯州．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公元 643 年），州废，以城父、山桑、临涣、永城、真源属毫州谯郡；汝阴属颖州汝阴郡，两州均隶河南道。县境地跨谯、汝阴两郡。
唐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改山桑为蒙城。
唐宪宗元和九年（公元 814 年），从毫州割临涣归宿州。
来亳州划归淮南
元归德统领两州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 1014 年），从宿州划临涣属毫州。真宗天禧元年（公元 1017 年儿又归宿州，隶淮南东路。
唐时的真源县，大中祥符七年改为三真。那时的三真、谯、城父、蒙城等七县属毫州，隶淮南路。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二 070 年），分归淮南东路。毫州在大中祥符七年建集庆军节度。宋徽宗崇宁年间，有人口十三万户，生产贡结纱、绢等。
汝阴归属顺昌府，属京西北路。顺昌府旧为颖州，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 1079 年八建顺昌军节度。宋徽宗政和六年（公元 1116 年人 改为府。
南宋高宗绍兴十年（公元 1140 年）五月，金人叛盟约，兀术率兵分四路来攻，毫州王彦先叛变降金。金人进围顺昌府。刘铺力战，败走。六月，宋以韩世忠太保、张俊少师、岳飞少保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北伐。刘铸率将军阎充于顺昌府李村大败金人。
闰六月，张俊率统制宋超，与金人大战于城父县，复克毫州。不久，张俊引军还寿春。绍兴十一年（公元 1141 年）十一月，南宋与金达成和议，以淮水中流为界，县境属金。
金宣宗贞消三年（公元 1215 年），毫州升为集庆军节度，领城父等六县。颖州领汝阴等四县。宿州升为保静军节度，领临涣等四县；寿州领蒙城等两县。县境分属毫、颖、宿、寿四州，统隶于南京路。至金哀宗天兴年间（公元 1233 、 34 年），毫 题、宿、寿四州又归于宋。
元人入侵，不顾疆理之宜，于元世祖至元二年（公元 1265 年），撤宿州所领四个县，归并于州；撤颍州所属四县，归并于州。又以民户稀少为由，并城父人谯，先锋永城。不久，又复置城父，仍属毫州。自此，州县之制开始紊乱。至元八年（公元 1271 年汴梁路分置归德府，辖毫、宿两州；至元三十年（公元 12 9 3 年），分置汝宁府，辖颖州。蒙城属安丰路寿春府。以上三府均由“河南河北行中书省”统辖。
元顺帝至正十五年（公元 1355 年）二月，韩林儿称帝，建都毫州，五月，朱元璋附韩。十二月，元军攻毫州，韩林儿出走。
清析蒙属亳
明洪武初，废城父县，并人毫州。又降毫州为县，沿元制，由归德府统辖。洪武六年（公元 1373 年），归属颖州。明孝宗弘治九年（公元 1496 年）十月，又升毫县为毫州，并置义门巡检司。
明太祖洪武四年（公元 IS71 年）二月，从归德府割宿州；三月，从汝宁府割颖州，与寿州所属的蒙城，同归凤阳府统辖，直隶南京。
南明初，福王在南京称帝，县境仍属明。
清顺治二年（公元 16 4 5 ）四月，县境为清占据，隶“江南承宣布政使司”。顺治十八年（公元 1661 年人分置“江南左布政使司”，领安徽，隶江宁。康熙六年（公元 16 6 7 年），改“江南左布政使”为“安徽布政使司”，至乾隆二十五年（公元 17 6 0 年八“安徽布政使司”驻安庆。乾隆二十六年，设安徽省，省城仍设安庆。
蒙城，明属凤阳统辖。雍正二年（公元 1724 年），析蒙城属毫州。雍正十三年（公元 1735 年），安徽巡抚王雄奏准以颖州直隶州与豫省毗邻，地方辽阔，升颖州为府治，并置附廓县阜阳，与毫蒙同属颖州府。宿州隶属凤阳。县境属凤阳颖州两府。
雉河捻军起义
涡阳立县缘起
清咸丰二年（公元 1852 年），颖州、宿州两地饥民遍野，更兼太平军北伐节节胜利，民愤激扬。同年十月，捻军首领张乐行率众在毫、蒙间之雉河集起义，杀官吏、占城池，转战山东、江苏、安徽等数省，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同治三年（公元 186 4 年 L 安徽巡抚唐训方，令布政司英翰奏以“雉河集为蒙、毫接壤之区，距城较远，以致强寇叠起，屡抚屡叛，非添设州县，教养兼施，不足以资弹压而移风化。今拟于雉河集添设县城一座。”同治三年元月，英翰奏上。不久，上谕：“皖北……如有应行添设州县，着与僧格林沁面商，并咨会曾国藩妥筹具奏”。
时唐训方已去职，乔松年任安徽巡抚。
僧格林沁就增设新县一事，咨两江总督曾国藩：“所有蒙、毫、宿、阜，其间人稀地广。在抢匪未叛之先，地方已难兼顾，以致盗贼充斥。而现在贼氛甫灭，更宜倍加防范。查雉河集为蒙、毫、宿、阜居心之地，相距约在百里以外，应遵圣谕，添设州县，方足以资治理”。旋曾国藩函复会同具奏。安徽巡抚乔松年即扎谕布政司英翰会同按察司委派候补知州王峻会同蒙城、毫州、宿县、阜阳四州县实地勘查割界，规划设县事宜。报经署理布政司何耀，署理按察司李文森详审后，由两江总督曾国藩、安徽巡抚乔松年会衔县奏，并请钦定县名，或名以古之“涡阳”。复经军机大臣会同吏部妥议后，奉旨于雉河集添设县治，赐名“涡阳”。分蒙、毫、宿、阜四州县相连之区以隶之。
选择官员，妥为抚驭。同年，从毫州东部划出十三保九十六圩，从阜阳北部划出四集二十五圩，从蒙城西部划出十五保四十五圩，从宿县南部划出机集四十六圩，成立新县。
以原雉河集为县治。属颍州府。
民国初县归专署
解放时三县合一
民国二年（公元 1913 年），废颖州府，县境属淮泅道。不久，在领州设阜阳专署，辖涡阳县。
1940 年元月，为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豫皖苏边区成立由共产党领导的涡北县（县委书记赵文甫），辖原涡阳县下属的丹城、义门、龙山三个区，计 15 乡。一九四四年九月，改涡北县为雪涡县（县委书记党若平），县长李晨。下辖十个区，属原涡阳县境的有曹市、青町、龙山、丹城、吴桥、雪枫、义门等七个区。
1946 年秋，于县境西部建涡毫县，原属涡阳县境的有临湖、花沟两个区。
1947 年冬，在县境南建涡阳县，李晨兼任县委书记，武建周任县长。原属涡阳县境的有花沟、西阳、张村、楚店、江集、路集、双庙等八个区，计 886 个行政村。
上述雪涡、涡阳、涡亳三县隶属共产党领导的皖北专员公署第三分署。
一九四九年三月，划三县原涡阳县境，仍并为涡阳县。县委书记李又元，县长武建周。
一九六四年，划县市郊间集、张村、江集三区归新设之利辛县。涡阳县属安徽省阜阳专署。
2000年5月国务院批准新的地级亳州市成立，涡阳县由阜阳市划入亳州市。
自然资源
涡阳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年平均日照2140小时，年平均气温14.6度，无霜期218天，年平均降水量830mm左右，光、热、水资源丰富。
涡阳自然资源、矿产资源丰富。盛产粮、棉、油、水果、蔬菜、药材和黄牛、山羊、家兔、鱼虾、河蟹等，不仅质量高，而且产量大，被列为全国产粮百强县、全国商品粮、优质棉、优质烟、山羊板皮、瘦肉型猪生产基地，跨入全国生态示范县、全国林业百佳县、秸秆养牛十佳县之列，与蒙城、利辛县一并被誉为“全国中部地区黄牛金三角”。尤其是义门苔干堪称食苑珍品、天下之最，因此涡阳又被命名为“中国苔干之乡”。涡阳地下优质煤蕴藏总量达到27亿吨，大理石总储量780万立方米，石灰石总储量3720万立方米。
涡阳县-社会发展
一 、各项社会事业进步快
一是教育事业进步快。“两基”教育工作提前一年通过省政府验收，普通、职业成人教育协调发展，教学质量明显提高，高考录取人数连年递增,目前涡阳一中、四中为安徽省重点示范高中,二中为市重点高中,涡阳县是全国教育工作先进县。
二是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步伐加快。是全国科技先进县，黄牛改良、红芋脱毒、种子包衣三大技术取得显著效果。其中皖麦38、中涡一号杨荣获第七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后稷金像奖。
三是文化事业稳步发展。涡阳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先秦伟大思想家,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的出生地,。1996年被省政府命名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群众性文化丰富多彩，广播电视设施得到加强，节目质量明显提高，广播人口覆盖率、电视人口覆盖率均达到100%。
四是卫生和体育事业进步快。城乡医疗条件明显改善，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稳步推进。“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稳步实施，群众性体育运动蓬勃发展。同时，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被评为全国50佳生态示范县，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城乡文明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先后赢得全省卫生县城和全省安全文明小区建设先进县等荣誉称号。
二 、依法治县进程快
二十年来，涡阳县不断强化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力度，并在全省率先建立和推行执法责任制，行政机关执法责任感增强，执法水平得到提高。“三五”普法和法制宣传工作成绩斐然，被评为全国学法、守法、依法治理先进县。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得到加强，被评为全省村民自治工作示范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成效显著，被评为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范县。
三 、涡阳的知名度提高快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涡阳的对外形象明显改善，随着老子庙天静宫遗址以及大批文物的发掘出土，老君殿的顺利修建，涡阳的知名度日趋提高，尤其是2007年，由亳州市人民政府、安徽省文化厅主办,由我县承办的2007·中国涡阳首届老子文化节,使“涡阳”日趋升温，海内外人士前来拜谒老子故里，寻觅老子遗踪，在老子故里涡阳投资兴业的人越来越多。
目前，涡阳基本摆脱贫穷的面貌，开始走上腾飞之路；基本摆脱了长期的封闭状态，开始融入国内、国际的交流与循环；基本摆脱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束缚，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框架。正在以东方道教圣地、华夏平原绿洲、中国苔干之乡、酒肉化机药的崭新形象，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涡阳县-历史名人
老子
老子
老子（传说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中国古代思想家。姓李名耳，字伯阳，宋国相(今安徽省涡阳县闸北镇郑店村)人，有人说又称老聃。在传说中，老子一生下来时，就具有白色的眉毛及胡子，所以被后来称为老子。相传生活在春秋时期。老子著有《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始祖，他的学说后被庄周发展。道家后人将老子视为宗师，与儒家的孔子相比拟，史载孔子曾学于老子。在道教中，老子是一个很主要的神仙，被称为太上老君，尊为道祖。从《列仙传》开始，把老子列为神仙，还说老子重视房中术。东汉时期，成都人王阜撰《老子圣母碑》，把老子和道合而为一，视老子为化生天地的神灵。成为了道教创世说的雏形。而在汉桓帝时，汉桓帝更是亲自祭祀老子，把老子作为仙道之祖。
老子的思想主张是"无为"，老子的理想政治境界是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深刻影响，其内容主要见《老子》一书。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奇峰
韩奇峰（？～1862），又名韩万峰，字万呼，当地百姓尊称韩老万，涡阳县曹市集西北大韩庄人。捻军蓝旗总旗主。
韩奇峰先辈殷富，世代耕读，为书香门第，但从未涉足仕途。至韩奇峰辈，家道中落，田产由祖辈的20 余顷减至8 顷余，房屋宅基尚宽绰。韩奇峰兄弟4 人，二弟韩清峰、三弟韩碧峰、四弟韩秀峰，皆读书，通于文理，为农村中的知识分子。韩奇峰行侠尚义、抗官救民，为人排难解纷，是远近闻名的“仁义光棍”。
咸丰初年，灾祸频仍，赤地千里，饥民结捻起义。韩奇峰不愿为伍，与兄弟商量，一致拒门谢客。咸丰二年秋，十八铺捻股起义，百姓云集响应。因韩奇峰经常倾囊抚恤穷户，在乡邻中极有声望，入捻百姓欲举韩奇峰为首，又恐其推托，索性将捻旗插在韩家门口，逼韩奇峰揭竿。鉴于此，韩奇峰反复思量，定下决心，奔张乐行处结捻，领回一杆大蓝旗。于是四乡轰动，顺河集、檀城集、西阳集、高炉集以及石弓山、殷庙等，方圆几十里捻众纷然附之，拥韩奇峰为总首领。蓝旗很快成为捻军中人数最多的一旗。一次，张乐行问及兵力事，韩奇峰答道：“我的人马排起来，可以从雉河集排到亳州。”
咸丰五年（1855 年），捻军开始出境活动，攻城略地。夏，韩奇峰与张乐行、龚德树等捻军联合围攻蒙城，击溃团练，杀武举黄廷万。咸丰六年正月，捻军雉河集会盟后，韩奇峰正式成为捻军蓝旗总旗主。三月间，清钦差大臣袁甲三，率清将崇安、邱联恩、格绷额等分进合击捻军。韩奇峰和黑旗总旗主苏天福率捻军与徐州镇总兵傅振邦清军战于永城苗村桥，失利；五月，张乐行、韩奇峰指挥捻军迎战清军于白龙王庙，又失利。清军遂进而围攻雉河集。韩奇峰率蓝旗捻军与清军战于义门、雉河两集，遣其子韩广打头阵，捻军败，两集失陷，韩广战死。韩奇峰率部与张乐行部捻军星夜疾驰，南下攻克淮河沿岸重镇三河尖。清军尾追。韩奇峰与张乐行等转兵北上，收复雉河集。十一月，清军再攻雉河集，捻军战败，张乐行、韩奇峰等部捻军退走宿州临涣集（今属濉溪县），守浍河桥。清军崇安部追至，蓝旗捻军配合白旗捻军龚德树部夜半杀入崇安军营，大败清军。崇安仅以身免，率数骑连夜逃亳州。
咸丰七年正月，韩奇峰与张乐行、龚德树、苏天福率捻军主力再次离开雉河集，顺涡河东下，经蒙城到怀远，再溯淮河西上，击败沿途清军的阻击，于二月上旬再占三河尖，渡淮而南，与太平军合作。两军开始了联合军事行动。中旬，韩奇峰率蓝旗捻军与太平军陈玉成部联合围攻寿州，占领正阳关。在此期间，韩奇峰遣三弟韩碧峰、四弟韩秀峰作为捻军代表常驻太平军中。张乐行、韩奇峰指挥捻军拼力突围，撤往六安地区。2000 余名蓝旗捻军战士担任阻击任务，掩护大军撤出，全部壮烈牺牲。
咸丰八年正月，韩奇峰与陈玉成联军攻打河南固始，未下。韩奇峰率部退返淮北，驻守雉河集。
同治元年（1862 年）十月，清军进攻雉河集。张乐行调蓝旗驰援。刘天福等部按兵不动，唯韩奇峰率部前往，守下张桥，与舒通额、苏克金部大战。清军向圩寨内发炮轰击，下张桥圩破。韩奇峰率部突围，中弹牺牲，遗体葬于涡阳县城东北青羊沟岸。
张乐行
张乐行（1810—1863）涡阳县城西北六公里张老家乡人
。
张乐行出生于地主豪绅家庭，1852年，皖北饥荒严重，张乐行与龚得树等率捻众万余人起义，在苏鲁豫皖交界的广大地区活动，声势迅速扩大，各地捻众纷纷起义响应。1855年秋，各路捻军首领云集雉河集（今安徽涡阳县），成立联盟，推张乐行为盟主，号称大汉永王。组成捻军，建立黄、红、蓝、白、黑五旗军制，扩大队伍，积极活动。1857年，张乐行率捻军与太平天国陈玉成、李秀成部队会师，被封为成天义，任征北主将，后改封沃王。与太平军并肩战斗，使清政府大为恐慌，先后派胜保、袁甲三等人镇压捻军。1863年，僧格林沁围攻雉河集，捻军遭受重大损失，张乐行在涡阳义门遇害。
涡阳县-老子文化建设
老子名著
又叫《道德经》，作者老子。 《道德经》一书五千言，八十一章。前三十七章为《道经》，后四十四章为《德经》。 老子的哲学是从宇宙到人生再到政治。“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由人生论、社会论和政治论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概括。“德”则是道的展开，以及在人生、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具体的指导和应用。
“道”这个字在《道德经》中总共出现七十三次，其含义前后差别比较大，但从总体上来把握，又可以看出意义上的连贯。
“道”同时也是一种有规律的东西。最突出的规律有二：对立转化，返本复初。老子认为事物是在对立关系中造成的。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事物的反面。并强调，只有把握住事物的反面，守住事物的对立面，才能够更深刻地显示出事物的正面含义，才能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对立面发展到极端，便发生对立转化，“物盛必衰”。返本复初是道表现出的一种循环运动的规律。然而，老子着重强调的是复初、归根、守静、复命。
再次是“有”和“无”与“道”的关系。“无”是万物的开始，“有”是万物的母体。常从“无”的角度，可以观照“道”的奥妙；常从“有”的角度，可以观照“道”的端倪。因为看不见道的外形，所以用“无”来形容，而不是没有。只是潜藏着，没有显现。然而就是这个“道”又能产生万物，所以又是“有”。“无”和“有”都是用来指称“道”的，两者同出异名，是一个从无形到有形到万物的持续展开过程。
“德”最本初的意义似乎是一套重大的政治行为，如以氏族部落首领为表率的祭祀、出征等等。它与传统氏族部落的祖先祭祀活动的巫术礼仪紧密结合在一起，逐渐演变而成为维系氏族部落生存发展的一整套的社会规范秩序，是“道”的显现，是“道”的作用。
以这样的道、德观去看待人生、社会、政治，便引出一系列重要的概念，其中主要的有：自然、无为、虚、静、柔、弱等等。关于自然，老子的名言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其实，这是要天、地、人都效法自然。也就是说，我们对待人生、社会要顺其自然，不要有不必要的作为，更不要强作妄为，把握虚、静、柔、弱的深刻含义，反而能使我们获得成功。当然，老子哲学思想也有值得批判的地方。
战国中期以后，老子开创的道家形成了两个主峰：一是楚之庄子学派，一是齐之稷下道家。这两大学派并行发展而又有着交互关系。就境界哲学而言，庄子的哲学成就空前绝后；而政治哲学方面，则是以黄老思想为主的稷下道家，成为战国中期至汉初的时代主流。庄学与稷下黄老学这两支道家的主峰，发展至战国末，便交相汇合到《吕氏春秋》学派中。《吕氏春秋》因此便成为一部以老庄与黄老为主，同时吸收阴阳、儒、墨、名、法各家观点的先秦时代思想总结的巨著。老子思想同孔子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
2007·中国涡阳首届老子文化描述
涡阳老子文化节新闻发布会
老子是当今世界最具魅力的历史文化名人之一。他的不朽之作《道德经》是世界文化史上一部神奇非凡的“百科全书”、博大精深的“哲理诗”和气势恢宏的“万经之王”。
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充分挖掘老子文化丰厚底蕴，由安徽省文化厅、亳州市政府主办，涡阳县政府承办，安徽省社科院、省社科联、安徽大学 、新安晚报社、安徽双轮集团协办的2007中国·暨天静宫二期工程落成庆典于金秋十月隆重举行。
文化盛宴精彩空前
10月27日上午，在隆隆的礼炮声中，2007中国·涡阳首届老子文化节暨天静宫二期工程落成庆典隆重开幕。中国社科院、中国道协、安徽省政协、安徽省文化厅、安徽省道协、亳州市和涡阳县领导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道教界人士1500余人出席开幕式。香港道教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北京白云观管委会、重庆市道教协会等100多个单位或个人发来了贺电。
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黄信阳在开幕式上说，涡阳天静宫是中国先秦伟大思想家、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道教鼻祖老子的诞生地，始建于东汉，鼎盛于唐宋，毁于清末战乱。为纪念一代圣哲老子，保护和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发展老子故里旅游观光事业，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港台道界尊道重德人士马炳文、谭兆、侯宝垣三位老人，多方募捐善款，为重修工程做出重大贡献。涡阳各界人士共同努力，10余年倾力相助，终于使天静宫复屹于古相大地，重展昔日风采，可喜可贺，功不可没。
香港重建老子故里中太清宫（涡阳天静宫）筹委会谭志豪先生动情地说：“我的父亲谭兆先生一生致力于公益事业，广施善缘，这次为涡阳天静宫捐资重修，今日得以落成，收获了丰硕的善果，必将会使老子文化发扬光大。”谭志豪先生殷切希望，当地政府和有关方面要把涡阳天静宫继续建设好、管理好，使这一道家祖庭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访古探幽觅道求源
2007·中国涡阳首届老子文化节开幕式
道家文化的始祖——老子，仅有一本五千言《道德经》留存于世，留下了许多难解的文化谜团。为揭开老子故里神秘面纱，文化节前夕，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文化报、安徽日报、安徽卫视、新安晚报等媒体相继派出记者进行实地考察，觅道求源。
考对多处地理方位。史书记载，老子故里“在濑乡之东，涡水处其阳”、“涡水北有老子庙”、“距谷水流汇涡河处附近”。许多记者从涡河上游的河南太康、鹿邑，至安徽亳州、涡阳、蒙城，徒步百余公里，沿途考对了涡河中下游多处地理方位，发现涡阳天静宫地处涡河北岸，并有涡河与谷水（武家河）在此处交会，地域方位与史书记载完全一致。
查看多种典籍方志。《大明一统志》、《大明中都志》、《大清一统志》、《钦定四库全书·江南通志》、多版《亳州志》、《涡阳县志》等典籍方志均明确记载：“天静宫在亳县东120里，老子所生之地，后人建宫以尊奉之。元至顺三年重建，张起严撰碑。”1990年以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徽省文物局、省考古研究所等多批专家对涡阳天静宫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收集元代以来敕建碑、敕修碑20余块，其中包括元翰林学士张起严所撰《天静宫兴造碑》，出土了汉、唐、宋各代建筑构件千余件及垫基“祥符元宝”铜钱。
观摩众多出土文物。1992年6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对涡阳天静宫遗址进行发掘后的考古小结指出：涡阳天静宫遗址范围包括郑店村在内约200万平方米，地面散见自史前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及东周、汉至宋、元诸时期遗物。将此处视为老子故里建祠奉祀已延续近两千年，足以使该遗址成为一处历史文化胜迹，“从继承、弘扬中国古代著名哲人老子思想精华的角度来看，今日重修老子纪念性建筑是有积极意义的。”遗址内出土文物万余件，许多瓷器底部墨书“宫”字款识，表明属天静宫宫中用品；“敕撰”和“混元降口”等铭文表明了古代天静宫的重要地位。
验证众多标志景观。史料记载的老子故里四大特有标志景观，一是流星园，相传老子降诞时，有流星飞降成园，1991年2月，发现古流星园遗址，出土“古流星园”和“老子故里”古石匾额各一块；二是九龙井，1992年8月，九龙井在古流星园遗址周围相继出土，专家确定，其中一眼为春秋时期的瓦圈井，共17层，其余八眼曾在汉、宋时修整过，印证了“万鹤翔空，九龙吐水，以浴圣姿，龙出之处，因成九井”的古籍记载；三是圣母墓，在涡阳天静宫东一里许、郑店村东北角，有一座高大坟丘，这里埋葬着老子的母亲，涡阳人因忌讳老子姓，至今仍称李子为“辉子”；四是尹喜墓，天静宫向东约两公里，有一高9米、占地1000平方米的坟丘，俗称尹子孤堆；解放初，涡阳人曹林带头扒墓，后被强行制止，此事成为典故，“曹林扒墓”曾入选《新华字典》词条。
群贤论道诠释内涵
2007中国·涡阳首届老子文化节期间，组委会举行“老子文化高端论坛”。本次论坛收到论文近百篇，12位专家学者围绕“传承·共享·和谐——老子思想及其应用价值”主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胡孚琛教授，以《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文化》为题，阐述了道家文明是“龙的文明”的观点，认为：道学的生态文化是人类最初的文明，也必将是人类最后的文明。道学文化是母系氏族共产制的大同社会形成的人类最古老的文明，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如果说西方文明是“狼的文明”，中国儒家文明是“羊的文明”，那么道家文明则是“龙的文明”。世界新文化的复兴在于新道家文化的创建。新道学文化的创立是中国文化的第三次重构，也是世界上“第二轴心时代”普世文明的发现。我们应该以道家的自然生态文化作为基础进行现代化创新，创立集古今中外文明精华之大成并具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家文化，以解决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
上海市宗教学会会员王振川以《我说老子故里》为题，详尽介绍了自己10余年潜心研究考证老子故里之谜的心得，得出了“涡阳天静宫即老子出生地”的结论，认为，中国有个“道文化圈”，沿涡淮、北起亳州、南至寿县、涡阳（老子故里）、蒙城（庄子故里）是道家文化圈的中心，涡阳如期举办首届老子文化节是正当其地，恰逢其时，盼能担当大任、长办不衰。
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长袁志鸿，以《老子思想在道教及社会的价值和体现》为题，分析了老子思想在道教和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价值，认为：当今社会人们物质生活丰富多彩，但精神生活非常需要用老子思想进行熏陶，老子思想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中应用广泛，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古代亳州是中华文化辉煌的区域，是老子、庄子、彭祖、范蠡等著名历史人物的故乡，安徽涡阳举办“老子思想及其应用价值”研讨会很有必要。
安徽大学哲学系主任李霞教授以及香港道教联合会博士汤伟侠、湖北武当山道教协会会长李玄辛、四川成都大学张粹然教授等也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老子故里在涡阳
老子故里究竟在哪里？对这一问题，以往无人作专门的深入细致的研究，即使有少数专家、学者涉足此一问题，也由于史料短缺，记载不详，而且相互矛盾、自相矛盾之处较多，以致聚讼纷纭，众说不一，难以定论，因而成了我国文化史上的千古之谜。
涡阳天静宫(即元代以前的太清宫)
１９９０年以来，安徽省涡阳县的有识之士，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为破解这一千古之谜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首先，他们组织了一个精干的班子，到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徐州、合肥、南京等１０多个城市，查阅和收集了数以千计的文献史料，其中还有日本、台湾收藏的稀有版本。对查阅的史料，他们反复比较，仔细推求，去伪存真，搞清了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为确认老子故里找到了一些有力的论据。其次，他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拓宽思路，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探索。比如分成典籍记载、历史沿革、地理方位、河流水系、出生年代、姓氏源流、独特景观、文物考证、道教经典、名人专著等１０个专题，逐一研究，互为参证，互为补充，从而使论证工作更全面、更可靠。再次，就是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把文物考古与史料研究结合起来。通过文物考古和发掘，他们获得了大量研究老子故里的实物史料，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十分有说服力的。通过以上三方面的艰苦努力，他们确认老子是春秋时期宋国相人，出生在今涡阳县闸北镇太清宫的流星园址。
今涡阳县闸北镇太清宫址，古属豫州，春秋时曰相，介于宋、陈两国接壤处，后为楚国兼并。西汉时，属沛。隋唐以来，为亳州辖地。清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置涡阳县时，从亳州析地十三保为属地，太清宫随之划归涡阳。
志载，天静宫始建于东汉延熹八年（公元１６５年），初称老子庙。盖因桓帝梦见老子降于殿廷，乃颁旨在老子故里建庙立祠，祀奉老子。建庙期间，桓帝曾先后派遣中常侍左悺、管霸来此监修，并命陈相边韶撰老子铭碑。此后，曹魏黄初三年（２２２年），隋开皇元年（５８１年），都奉敕修建过，庙的规模渐大。李唐王朝，以老子为始祖，尊崇之极，屡加册封，并尊此庙为祖庙，大兴土木，隆重兴建。高祖武德三年（６２０年）、太宗贞观六年（６２７年）、高宗乾封元年（６６６年）、武周光宅元年（６８４年），曾相继于此营建宫阙殿宇，其金碧辉煌，宏伟壮丽，不逊于帝王之都。玄宗天宝二年（７４３年）钦封此宫为太清宫。唐末毁于兵燹，几成废墟。北宋大中祥符六年（１０１３年）至天禧二年（１０１８年）间奉敕重建，庙貌比唐时有加。翰林学士盛度奉敕撰碑。靖康之乱中，先遭兵劫，后遭火患，宫观面目全非。金代虽屡加修建，与唐宋盛时相比，规模差之甚远。元世祖以来，道教再度兴盛，此宫得之新建，易名天静宫。至顺三年再次大规模敕建，天静宫重现昔日宏观。翰林学士张起严为此撰文立碑，碑文载入多种典籍方志。明正德崇祯年间和清康熙八年均进行过整修。时至乾嘉年间，尚称殿宇弘深，规模整丽，中塑圣像，道气清严。清末战乱频仍，殿宇日趋颓废，始有“烧丹灶冷余荒草，问礼堂空剩石牛”之叹。
古帝王曾多次圣驾躬临涡水之滨，恭谒老子降诞圣地，以表钦崇。唐高宗于乾封元年（６６６年）二月，自泰山回驾亳州，来此朝谒，尊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奉教至笃，先后两次亲谒此宫，其中天宝八年（７４９年）还上老子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宋大中祥符七年（１０１４），宋真宗率群臣百官莅临朝竭，册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谒毕返京，御制朝竭太清宫颂并序，并颁旨重建。以上足见太清宫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究竟涡阳太清宫是不是老子故里？现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节 对今本《史记》的质疑
今人论证老子故里，大多依据现今流传本《史记》。有不少专家、学者，在谈及老子里籍时，因袭旧说，没有考虑今本《史记》是否是司马迁的原文。他们或许对今本《史记·老子传》中有关老子的姓氏、字谥有过怀疑，并考证出这方面的文字不是司马迁原文，但对于老子的里籍却未加认真推敲。以致不少辞书和著作，至今还延用旧说，造成人们对老子故里的误解。可见，今本《史记》是引起误解的源头，必须正本清源，还其原貌。
司马迁的《史记》版本很多，在近二千年的流传中，有些内容受到窜改或附益，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现今流传本《史记》谓：“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此后《索隐》又对此解释为：“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有些人据此推断老子为现河南鹿邑人。然而，姚鼐、马叙伦等学者对此持有疑义，认为今本《史记》所云老子生地，非司马迁原文，是经后人窜改的。我们赞同二位先生的观点，理由是：
（１）司马迁《史记》记述汉代以前人的籍贯，没有详其里的。《史记》的基本体例是，或写国名，不写地名，如“颜回鲁人”、“张仪魏人”等；或说地名，不说国名，如“庄子蒙人”、“孟阿邹人”等；或又说国名，又说地名，如“苏秦，东周洛阳人”、“李斯，楚上蔡人”等。连声名显赫的孔子，也只记载为“鲁昌平乡陬邑”，只说到邑，尚未说到里。据《周礼·地官·遂人》载：“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可见春秋时期，里是最小的区域单位。为什么惟独老子的籍贯说到了国，说到了县，说到了乡，说到了里？众所周知，老子生前是个隐者，先秦人对老子生平已知之不多。司马迁的《史记》完稿于汉武帝征和二年（前９１年），距老子在世时间已过了四百多年，因此对老子知之更少。所以他的《老子传》总共不到五百字，其中还记载了三个老子，如果去掉老莱子和太史儋的一段文字，只有三百多字，对老子只说了一个大概，怎么会惟独对其故里知之甚详？可见今本《史记·老子传》中关于老子故里的一段文字，既不合情理，也不合《史记》的体例，必为后人窜改所致。
（２）在历史上，对老子里籍的记载各不相同，唐国子博士陆德明在《老子音义》中说：“《史记》又云：‘陈国相人。’”这就是说陆德明所看到的《史记·老子传》是说“老子者，陈国相人也。”唐国子博士孔颖达在《礼记·曾子问疏》中说：“按《史记》云，老聃，陈国苦县赖乡曲仁里人也。”这就是说孔颖达所看到的《史记·老子传》又不同于陆德明，而是“老聃，陈国苦县……人也”。加上今本《史记》，就有三种《史记》的本子，对老子里籍的记载不一样。这就说明，《史记》在流传中，就被多次刊改，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究竟哪一种记载是《史记》的原意？首先，我们来看，“陈国苦县”和“楚国苦县”说。考春秋陈制，陈本为一个小国，国下没有设县，何来陈国苦县呢？查春秋《经》、《传》，也均无苦之地名。另据《楚世家》载：“惠王十一年（前４７８年），灭陈而县之。”意思是说楚惠王十一年将陈国灭掉，并将陈作为楚国的一个县来管辖。《左传》对此也有相同的记载。既然陈国沦为楚国的一个县，怎么可能在县下设县，称之为苦？因此，说老子是春秋时陈国苦县人，或说是楚国苦县人，均不符合历史事实。关于“陈国相人说”，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春秋时期陈国境内没有设县，自然也不存在相县。马叙伦先生亦明确指出：“相为陈地，不见春秋《经》、《传》。”这是史学家们公认的事实。现今由史学界权威共同编撰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对“相”的解释是“本春秋宋邑，秦置县。因境内相山得名。治今安徽濉溪县西北。为泗水郡治。西汉为沛郡治”。可见春秋时陈国绝对没有相？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陈国的范围内没有相邑。综上所述，以上三说均不符合历史事实，自然也不是司马迁的本意。
（３）东汉延熹八年（１６５年），桓帝梦老子降于殿廷，乃颁旨在老子故里建庙祭祀老子，命边韶作铭，称《老子铭》。边韶奉旨作铭，不可不慎重对待，不可不查明《史记》所载老子故里何在。何况他身为陈国之相，自然对陈国的地理风情格外熟悉，而他在《老子铭》中不称老子为“苦县赖乡曲仁里人”，而称其是“楚相县人”，应该说这与《史记》的本意是一致的。
《老子铭》中所指的“相县”，春秋时期是宋国疆土。《战国策·秦四》：“魏将出兵，而攻留、方与、钅至 、胡陵、相、砀、萧，故宋必尽。”并称宋之相地与沛很近。《钦定四库全书·江南通志》卷三十五：“相县故城在宿州西北相山下，春秋时宋邑。秦置县，汉为沛郡治，今为相城乡。《水经注》云：睢水东迳相县故城南，宋恭公之都也。”从宋恭公开始，宋国在相建都长达９０余年。老子约生于公元前５７１年，当为宋恭公之子宋平公在位期间。所以，准确地说，老子是宋国相县人。
老子既是宋国相人，边韶为何称其为“楚相县人”？这与老子故里的地理位置有关，它距城父很近，元至顺三年张起严撰《天静宫兴造碑记》云：“宫在城父福宁镇。”城父于鲁僖公二十三年被楚占领，距城父仅３０余里的老子故里亦在其中。何况战国时宋亡入楚，相又为楚所有。所以也可说老子是“楚相县人”。
司马迁所作的传记，其传主籍贯，无一不是传主生存时的国名和地名。如“伍子胥者，楚人也”，“孙子武者，齐人也”。据此，称老子是“宋相县人”或“楚相县人”，均无不可。则不可称“楚苦县人”，因为春秋时不存在苦县。如果按司马迁《史记》的写作时间说籍贯，那也只能称老子为“淮阳国苦县人”。此时虽已有了苦县，但隶属于淮阳国，并已是东汉时期。因此，无论是征古而言，或是据今而言，说老子是“楚国苦县人”，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也不是司马迁的原意。
（４）《庄子》一书虽为寓言体，但书中的史料却十分丰富。它所涉及的历史人物，不仅行辈关系从不紊乱，而且连姓字、乡里、时代、事迹也大多真实可信。许多前辈学者指出，司马迁《史记·老子传》所记述的老子事迹也多采自《庄子》。关于老子的里籍，当然不会例外。《庄子·天道》中，就提到了老子“免而归居”一事，与史实相符。所谓“免而归居”，是指王子朝之乱，周王室典籍被王子朝一党携带到楚国，老子因失职之责，被“免而归居”。归居，则是回归故里。那么老子归居之故里在何处呢？《庄子·天运》有这样一则记载：“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是说孔子由曲阜往南，到沛地向老子问道，可见老子免而归故里之处是在沛。《庄子·寓言》也说“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梁而遇老聃。”阳子居（即杨朱）也是到沛地欲见老子的。另外，《庄子·庚桑楚》还记载有南荣趎自鲁国往南去见老子一事。这些记载，都证明老子归居之故里在鲁国南面的沛。沛在何处？《左传·昭公二十年》：“齐侯田于沛。”杜预注：“沛，泽名。”春秋战国时，沛不是县置，沛泽附近的地方统称沛地，其范围较大，相当于西汉沛郡所辖的地域，相县、萧县等都在其中。可见孔子、阳子居、庚桑楚所到的鲁之南的沛，即是到宋国相县。而苦县在鲁国之西，也不在沛的范围之内，故而说明老子故里在宋国相县。众所周知，《庄子》成书早于《史记》，而且庄子是战国时期的道家代表人物，距老子生活时期较近，他对老子的了解比后人更清楚。因此，清代著名学者姚鼐认为“庄子尤古，宜得其真”，还称宋国有老氏，老子是宋国老氏的后代。显然司马迁不会说老子是楚苦县人的。
（５）从姓氏上来看，大量的先秦的史料表明，老子姓老不姓李。高亨在《史记老子传笺证》一文中指出：“古有老姓，可以论定。”根据《左传》记载，春秋时老姓有三族，即楚有老莱子一族，鲁有老祁一族，宋有老佐一族。老子属于老姓的那一族？江王泉在《诸子卮言》中指出：“老子……出古犬彭国，为尧时彭祖之后，在殷时之祖父曰 铿，亦曰彭祖，故老聃亦称老彭。尧时以迄于东周，皆为史官，亦皆沿袭彭祖之名。”《史记·楚世家》集解引《世本》曰：“彭祖者，彭城是也。”彭祖本不是人名，而是尧舜时代的一个小国，商朝末年被纣王消灭。此后，老氏后裔四散逃亡，其中一支逃到南方，即楚之老氏；一支逃到彭城以北，即鲁之老氏；主要的一支藏匿在彭城附近，即宋国老氏。宋国的老氏，系老童老之正宗。后微子封于宋，这一支就在殷的故城相县安家，并成为宋国贵族，世为史官。老子即是宋国老氏的后裔，当为宋国相人。
以上五点，可以说明今本《史记》所载老子故里，不是司马迁的原意，明显是后人窜改的。
第二节 从地理方位看老子故里
涡阳太清宫（又称天静宫），古属亳州。１８６４年（清同治三年），清王朝为便于管辖，从亳州、宿州、蒙城、阜阳四县划地在雉河集新建涡阳县，太清宫随之划为涡阳辖地。太清宫的具体位置，在亳州东１２０华里的涡河北岸，南临武家河（古谷水），距武家河入涡处２华里。这一地理位置，是不是老子故里之所在？对此，史料是如何记载的呢？
东汉陈相边韶在《老子铭》中云：“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涡水处其阳”即是说涡河在老子故里的南面，也就是说老子故里在涡河的北面。《水经注》卷二十三云“涡水又曲东，迳相县故城南”，也是这个意思。而曹魏黄初三年《魏修老子庙诏》则直接说：“涡水北有老子庙。”可能有人问，涡河会不会改道，老子故里由涡北变迁到涡南？我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涡河从未改过道。国家气象科学研究院陈玉琼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高建国两同志合写的《淮河流域近两千年城市洪水灾害的地域分布和时间变化特征的分析》一文中，列举了２６８条洪水灾害资料，每条资料都有多条历史记载作证，比较可靠地证实了涡河虽有多次水患，但从未改过道。近几年，杭州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我国研究《水经注》的权威陈桥驿教授和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钱林书等五位教授先后到河南鹿邑太清镇考察，一致认为该镇北面的涡河河道是自然河道，决不是人工挖掘的，也不是改道形成的。因此，老子故里不可能从涡河北岸变迁到涡河南岸。
老子故里还应在亳州之东。东汉桓帝永兴元年，长沙王阜所撰《李母冢碑》云“老子生于曲涡间”。“曲涡”在何处？曹丕在《临涡赋》中作了间接回答。他在这首赋的序言中写道：“建安十八年至谯，余兄弟从上拜坟墓，遂乘马游观。经东国，遵涡水，相佯乎树下，驻马书鞭，作临涡之赋。”赋的第一句云：“荫高树兮临曲涡，微风起兮水增波。”显而易见，曹丕所说的“曲涡”在亳州之东。因为，无论曹操的故宅，还是曹氏祖坟，还是曹丕经过的东国，都在亳州东面。另外，宋真宗《御制朝谒太清宫颂并序》中有这么几句：“太清宫者，介谯郡之列壤，滨涡水之鸿州”，“择元辰于摄提，诣殊庭于谯左”。“摄提”即甲寅年，大中祥符七年（１０１４年）；“殊庭”指仙人住的地方；“谯左”，谯，今之亳州，左者，东也，即亳州之东。也就是说宋真宗于大中祥符七年是到亳州之东来朝谒老子庙的。故老子故里在亳州之东应确定无疑。
老子故里还当在谷水汇入涡水处的附近。《水经注》卷二十三云：“涡水又东南屈，迳苦县故城南……涡水又东北屈，至赖乡，谷水注之……谷水自此东人涡水，涡水又北，迳老子庙东。”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老子庙是在涡水之北，处于谷水入涡处附近。《水经注》的这段记载，本是对鹿邑而言的。但是，现今鹿邑太清宫附近并无谷水入涡，也没有别的河流入涡。光绪《鹿邑县志》说：“今谷水虽湮，莫可考证，然吕志谓急三道河旧迳城中。急三道不似水名，乃俚俗之称，何知非即谷水故道。”鹿邑县对此作了自我否定。而今涡阳太清宫之南，就有武家河与涡河相汇。武家河是否是古代谷水呢？明代崇祯重修碑云：“历考往代，在汉为天静宫，……绕涡、谷二水。”《水经注》却称谷水者多处，卷二十四云：“谷水之名，盖因地变，然则谷水即濉水也。”可见谷水随地易名，濉水也叫谷水。而武家河古时却与濉水相通，因此武家河即是昔之谷水。陈桥驿教授沿涡河和武家河认真考察后，写道：“川渎播迁古今多，郦书从来费揣摩，幸得九井历历在，谷水就是武家河。”他还在《〈水经注〉记载的淮河》一文中指出：
谷水是郦注重名很多的河流，仅在淮河水系中，《颍水》、《渠》、《阴沟水》、《淮水》四篇中都有谷水，我考察了《阴沟水》篇中的谷水。此篇经“东南至沛，为涡水”注中说：“涡水又东北屈，至赖乡西，谷水注之。”注文没有记及谷水发源于何地，仅知其在襄邑县东接纳支流涣水，然后流迳承匡城、巳吾县故城、柘县故城、苦县故城，到赖乡城西注入涡水，说明谷水是一条流程相当长的涡水支流。因此，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此水的流程播迁当然是很可能的，但肯定不会完全湮废，被其他河流袭夺的可能性也不大。为此，我在涡阳、淮北、亳州、河南鹿邑等地作了几天考察，对这一带的涡水支流都作了查勘。通过自然地理（河流流向、河床、河谷阶地等）和人文地理（《水经注》和其他文献记载的老子故迹），得到了《水经注》谷水就是涡阳以北注入涡水的支流武家河的结论。
综上所述，老子故里的确切位置当在涡河之北、亳州之东、谷水入涡处的附近。这如同一个座标，可以验证老子故里的真伪。从涡河流域来看，地理位置与此完全相符的，惟有涡阳的太清宫。而据称是老子故里的鹿邑太清宫在涡河之南，亳州之西，亦无两水在此相会，明显与史料记载相左。
既然此地为老子故里，那么它在不在春秋时宋国相县的范围之内呢？答案是肯定的。相，即春秋时的 。《春秋·桓公十五年》记载：“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于，代郑。”杜预注：“ 宋地，在沛国相县西南。”《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相，《左传·桓十五年》会于 ”马叙伦说：“所谓相者，即《汉书·地理志》沛郡之相，而《春秋·桓十五年》会于者也。”那么， 今在什么地方呢？《春秋大事表》卷七之三：“ ，杜注宋地。沛国相县西南有 亭，今在江南凤阳宿州。”１８６４年涡阳建县时，从宿州划归涡阳，即今丹城镇，古为县置。《江南通志》卷三十五：“丹城旧县在宿州西南仁义乡。《隋志》云：临涣郡有魏丹城县。”丹城在涡阳县北３０公里，位于浍河支流包河南岸。查《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春秋时期地图的地理位置正在这里。今丹城镇周围有１０个相庄，即北相庄、西相楼、西相庄、相圩孜、相堂、东相堂、相楼、相老家、相柿园、南相庄。丹城之东的石弓镇还有相庙，丹城乡南的龙山镇还有大相、二相、三相、董相、相小、相楼６个相庄。这１７个以“相”命名的村庄，都是自古沿袭至今的，太清宫就和这些相姓村庄毗连。
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可以确认涡阳太清宫为老子故里。
第三节 从典籍方志看老子故里
多种典籍方志肯定太清宫（天静宫）为老子出生地。
如：《大明一统志·凤阳府》：
天静宫“在亳县东一百二十里，老子所生之地，后人建宫以尊奉之，元至顺三年重建，张起严撰碑。”
流星园“在亳县天静宫南。碑云：有星突流于园，老子因而降诞，即此。元有圣母殿，遗址尚存。”
明弘治《中都志》：
天静宫“老子所妊之地，在县（按为亳县）东一百二十里福宁镇东南，基址犹存，有元翰林张起严所撰碑。”
流星园“在县（按为亳县）东天静宫南。碑云：有星突流于园，老子因而降诞，即此。元有圣母殿，遗址尚存。”
又：“老子谯人，《亳县志》云，‘县东一百二十里天静宫，老子所妊之地……孔子尝问礼焉。老子告之曰，良贾深藏若虚……’”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引用了《史记》孔子问礼以下的大段内容，而将老子出生之地定为天静宫，这就是明确地否定了“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的说法。
《大清一统志·颍州府》：
“天静宫在亳州东一百二十里福宁镇，汉延熹七年建。相传老子生于此，宋天禧二年，盛度撰天静宫碑文。”
《钦定四库全书·江南通志》卷四十八：
“天静宫，老子所妊之地，在州（按为亳州）东福宁镇，基址犹存，有元张起严撰碑。”
又卷三十六：“流星园在亳州东天静宫南，有星突流于园，老子因而诞生。”
又卷一百三十八《人物志》：“老聃、管仲出颍亳之间。”（按鹿邑不在颍亳间）。
清《亳州志·古迹考》：
流星园，“在天静宫南。碑云：有星突流于园，老子因而降诞。”
清乾隆郑交泰等篡《亳州志》：
流星园“在州东一百二十里，相传老子之母曾居于此，有星突流于园，遂孕老子。”
天静宫“与流星园接壤，前为圣母殿，有大石枕，刻文曰：凿石为枕，断木为桥，红尘不到，终日逍遥。有炼丹井在殿前。”郑又云：“无始之始，妙探其源，西太清宫（按为鹿邑太清宫）当不敢为先也。”
以上转录的典籍方志，都肯定了太清宫（天静宫）址为老子的出生地，并非一家之说，这决非偶然，读者自可从中明辨。
第四节 从出土文物看老子故里
老子故里在涡阳的重要佐证
文物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手史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文物资料，就没有历史研究可言。因为，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它对于历史研究起着证史、补史和纠正文献谬误的重要作用。涡阳县在老子故里的研究上，十分重视文物的发掘考证工作，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论证老子故里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概况如下：
（一）出土碑碣多块
据史料记载：涡阳太清宫旧有碑碣百余座，因年代久远，大半已不存在。１９９０年以来先后出土２０余座。现略举几例：
元张起严《天静宫兴造碑》。元至顺三年翰林张起严撰文。此碑已破残，蟠龙碑额，赑屃碑座仍在。原碑文近千字，残片尚存２００字左右。碑文断续，但残片“敕建”、“监修官张起严”、“至顺三年”等字，均甚清晰。大明弘治《中都志》和《涡阳县志》均载其全文。内云：“天静宫，老君所生之地也。……宫在城父之福宁镇（按为今涡阳县张老家）东南，去亳郡四舍，南距涡水二里，下临雉水。世传老子在妊，有星突流于园，既而降诞，则天静之基旧矣。……独宋天禧二年盛度所撰碑文，漫灭不可读，而铭半存。三班借职王宗彦、同监修官亳之守臣、监修者名衔在焉。盖奉敕为之也……天静之兴造，日新月盛……殿即旧址为二，一位三清，一位太上老君。前三其门，后丈其室，监坛二师，灵官有堂，斋诵有所。钟有楼、井有亭，道士有区舍。至于庖库庾厩，靡不毕具。旅楹无虑百余。又有流星园之圣母殿，玉龟山、太霄宫之别馆，尚不计也。规其近地，为旅邸果园蔬圃以给日用，履田三千亩为永业，而食其中者几千指……。“碑中并举述古帝王崇奉之盛况云：”自古在昔，尊崇之极。朝享不违，奉承无斁。……礼折九重，诚倾万室。璇霄企圣，翠华驻跸。青瑶勒铭，鸿休煊赫……”云云。
明寿州方震孺撰崇祯重修碑。碑已破残，碑末撰文者方震孺姓名清晰。《涡阳县志》载其全文。内云：“历考往代，在汉为天静宫，延熹八年奉敕而建者也。西去亳城百里有奇，南距涡水二里□，殿□□□□□□□□□□履田三千亩，食业数千人，欤猗盛哉！历代鼎迁，载有祀典，而晋唐时为尤盛，与东西汉无异……宫之南有圣母殿，旧题为紫霄宫，世传老子在妊，有星突流於园，……□□□□□山，绕涡、谷二水……”
清康熙八年赐进士第巡视东城监察御史夏人亻全 所撰《妆修道祖老君碑记》。碑形完整，字迹清晰。碑云：“道祖李老君……因诞无忧园李树下，遂以为姓……谯左义门镇东北三十里小河之北岸，天静宫旧有老子殿……”
清宣统元年《妆修道祖老君殿碑记》。碑形完整，字迹清晰。碑文载：“汉桓帝时遣中常侍左悺、管霸一再祠之。至唐初，以老子为始祖，立庙京师。太宗十年，诏天下老子庙改为宫，均给户二十名奉祀。武后元年，追尊老子母为先天太后。当时创修，闻系鄂公敬德监修，御史褚遂良书碑。风销雨蚀，无可考证。宋祥符六年赐太上混元皇帝。洎乎元明两代，尚有碑碣可寻……”并有诗云：“……烧丹灶冷余荒草，问礼堂空剩石牛……”
又有元统元年半截碑一块，内云：“皇帝圣旨□亳州城父县，承奉亳州指挥承奉归德府指挥，承奉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劄付……本县福宁乡福宁镇……”。此碑证明天静宫于元代属归德府亳州城父县福宁乡福宁镇。
此外，尚出土有清康熙十二年碑两块，乾隆四十二年碑一块，道光十八年碑两块，光绪年碑两块，宣统元年重修天齐庙碑一块，宣统三年残碑一块，另有“老子□□”即（“老子故里”）石匾额半块：“古流星园”石匾额一块；圣旨碑碑帽一个及“混元降□（诞）”、“敕撰”、“敕建”等残碑片。
（二）发现历代太清宫遗址和建筑遗物
１９９２年６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观民、邵望平两同志，对涡阳太清宫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在考古小结中指出：
１、“天静宫”遗址在县城西北八华里处。其范围包括郑店村在内约二百万平方公尺。遗址地面散见自史前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及东周、汉至宋、元诸时期的遗物。
在遗址西北部随处可见东周时期的陶豆、陶鬲等遗物，证明东周时期此处确有聚落；遗址中部出土了大量汉晋时期的砖、瓦，说明当时曾有相当规模的建筑物存在。
２、汉晋以来的史籍、碑刻资料中，颇多论述此地为老子故里，并为汉末建祠奉祀老子的地点，其后历代亦多修建庙宇，奉祀不绝。
３、将此处视为老子故里建祠奉祀已延续近两千年，正如历代对黄帝陵的修葺礼拜一样，足以使该遗址成为一处历史文化胜迹。从继承、弘扬中国古代著名哲人老子思想精华的角度来看，今日重修老子纪念性建筑是有积极意义的。
１９９２年底，安徽省文物考古所杨立新等五位专家，对涡阳县太清宫（天静宫）的旧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揭露面积３７００平米，出土了大批文物，内涵十分丰富，为确认涡阳太清宫为老子故里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现将他们考古发掘工作的小结公之于众：
１、工作概况（略）
２、主要收获
（１）发现唐至宋元明清五个时期的地层堆积。考古资料表明，老君殿区文化层厚１．８－２．４米左右。大体可分八层。其中第一层为表土层；第二层为清代层，内出土有“大清年制”款识的青花瓷片等；第三层为红淤土，系黄河泛滥层；第四层为明代层，内含“大明年制”款识的青花瓷片；第五层为红淤土，系黄河泛滥层，土层较厚；第六至八层为宋元文化层，内含大量的粗白瓷碗、影青和兔毫瓷片、宋代钱币以及建筑构件等。唐代文化堆积见于发掘区南部Ｔ４０８探方内，为一灰坑和窑，内含莲花瓣圆瓦当、板瓦和黄釉粗瓷碗。考古地层显示了老君殿区自唐代以来建筑活动持续不断，大体处于天静宫遗址的建筑中心地带，这期间遗址曾经历了两次黄水泛滥之灾。反映了天静宫沧桑的历史。
（２）发现一批汉至六朝时期的建筑遗物。在老君殿发掘区内出土了不少汉至六朝的菱格纹、乳丁纹、几何形纹、绳纹砖以及“大吉祥”阳模文字砖。此外还发现二截汉砖砌体。以及汉半两钱和绳纹板瓦残片。这些发现表明，老君殿区在汉至六朝时就有过建筑活动。不仅如此，我们在天静宫遗址西北的电灌站附近，也曾发现不少绳纹厚板瓦、绳纹砖和凸突莲花瓦当，均具有汉至六朝的风格。这两处早期建筑遗物的发现，表明在天静宫遗址内汉至六朝时，人口已比较稠密，建筑活动比较普遍。
（３）发现一批重要的建筑遗迹。建筑基址是老君殿区的主要考古遗迹，也是这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比较典型的有：宋代大型建筑基址１座（Ｆ１），该基址位于发掘区东南部，亚字形，坐北朝南，属于高台建筑。台基外包砖基，内填黄土，东西长３０．３０米，南北宽１４．５０米，台基高０．６米左右。台基下四周有宽０．８米的砖铺散水。南面正门凸出，有三块并列阶石，下接斜坡式砖铺台阶，阶下有方形砖铺台明。这些建筑均为宋砖砌筑。在散水铺砖下出土有宋代“祥符元宝”铜钱压基，可进一步认定基址时代为北宋。该基址规模宏大，设计严谨，规格较高，从其曾被清代老君殿使用的现象看，应是当时天静宫的主殿老君殿。
宋代庭院一处。位于宋代大殿基址西部约１０余米，坐北朝南，由山门（Ｆ１１）和东西南北四幢高台建筑基址组成（Ｆ３、Ｆ７、Ｆ８、Ｆ１０）。正面为附设台阶的山门。在中轴线上有小路相通，庭院进深近６０米，宽约３０余米。这些基址大多保留有砖台基及黄色夯土，有的还留有压基石块。在东厢房台阶下还有莲花图案砖，整组建筑布局严谨，建筑手法基本一致。
在发掘区中部有一处残房基址，低于四周建筑，并被宋代夯土台基叠压，时代略早，为唐代旧基。
在上述建筑之间有七八条砖铺或碎砖小路，相互交迭，断断续续分布，宽０．７－１．４米不等。其中有的小路修建工整，保存较好，这些小路的发现为分析各组建筑基址的关系和布局提供了线索。
在房址周围还发现砖灶１０余座，主要分布在发掘区西部，灶有瓢型、圆形、回龙灶三种，砌法不一，直径在０．７０－１米左右。在有的灶底还有完整的白瓷碗，从砖灶的形状和砌法的特点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区别。
在发掘区南、北两面还发现有４座石灰窑，均为圆形，三小一大。窑壁烧结成炉渣状，十分坚硬，窑底多残存有青石和石灰渣。这些窑均打破宋代地层或房基，可能是明清维修天静宫就地建造的。
（４）出土一批重要的文物。主要有：铜钱、铜器、陶瓷器等。其中：铜钱２０４枚。主要品种有汉半两，唐代开元通宝。宋代钱币发现较多，一般为折二小钱，有圣宋通宝、皇宋通宝，以及天禧、祥符、咸平、崇宁等年号钱，上书真草隶篆。比较珍贵的三枚北宋徽宗年铸的折十“大观通宝”钱，淳实厚重，字迹清瘦，品相极佳。此外还有五枚宋代铁钱，因锈蚀严重，字迹不清。金代钱币有“大定通宝。”明清钱币多为折二的年号小钱，有万历通宝，乾隆通宝，道光通宝、咸丰通宝等。
瓷器是出土款量最多的遗物，历代均有。唐代瓷器有黄釉粗瓷碗和壶，胎质厚重，造型古朴。明清瓷器大多是胎薄精细的青花瓷，一般绘有人物、花卉、山水、鸟兽、龙凤等图案，有的底部有“大明”或“大清”年制的款识。宋代瓷器是大宗，有影青、白瓷、酱釉等品种，器型有瓶、碗、盏、壶、罐、缸等。比较珍贵的是几处宋代窑藏瓷器，一般少至十几件，多的近３００件，品种多为碗、盏等实用之物，不少器底有墨书“宫”字款识，这表明这些瓷器曾是天静宫中的专用品，因偶发事故而深埋于地下。
唐至明清的建筑构件出土量较大，主要种类有砖、板瓦、筒瓦、瓦当、滴水、脊饰等，其中还有一些琉璃质地的构件，建筑构件以脊饰和瓦当内容最丰富。脊饰构件一般有龙首、凤鸟、禽兽、花卉等象征吉祥的塑件。其造型各异，千姿百态，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瓦当图案有莲瓣、花卉、兽面、蟠龙、凤鸟、飞鹤等图案，在宋代瓦当图案的外侧还饰有一周连珠纹。这些瓦当图案设计布局严谨、美观，反映了当时的建筑艺术风格。
铜铁器主要有簪子、发笄、钉、斧、凿、刀等，在一面宋代葵口湖州产铜镜上铸有产地、铺号的铭文及“商检验讫”的刻文比较珍贵。
石质类文物主要有残石碑、石雕等。雕刻有残石像、辗轮、石狮及构件等。碑刻中比较重要的有“敕撰”、“混元降□（诞）”等铭文。
此外，还有一些生活陶质器皿，陶俑头、武士俑和象棋、围棋子。这些文物从各方面反映了当时的宫观生活情景。
３、价值和意义
天静宫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大致有：
（１）对天静宫证史补史具有重要价值。以前对天静宫遗址的年代及性质的认识多来自于文献和碑文记载。新的考古发现表明：（１）自汉晋以来这里就有古代建筑活动。与有关老子建祠的记载年代大体吻合，对验证老子建祠具有重要的价值。（２）唐宋以来今老君殿区的大殿基址等建筑群，一直居于天静宫遗址建筑格局的中轴线上，地位显要，为认识天静宫遗址建筑布局的变迁提供了线索。（３）出土的宋代“宫”字款识白瓷器和道士用的簪子、发笄，直接证明了发掘区内的建筑基址群的性质属于道观建筑。（４）“敕撰”和“混元降□（诞）”字碑刻铭文反映了古代的天静宫曾在全国道观中居于重要的地位。
（２）宋代大殿基址及建筑群遗址对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具有重要的价值。首先，发现的宋代大殿基址规模宏大，等级之高在我省尚属首次，属于重要考古发现，在全国的道观建筑中也比较罕见，它真实地反映了昔日天静宫的盛况。其次，发现的宋元时期的几组建筑形式各异，各具特点。对探讨当时的道观建筑设计思想、建筑形式和风格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有意义的是宋代大殿等建筑群，中轴线大都在南偏西７－８度左右，正对武家河水口。这反映了当时的设计中融汇了传统的风水思想，对道观建筑保留设计思想研究极有价值；其三，从出土的建筑材料看历代均有，且品种比较齐全。这对古代建筑材料的使用，建筑装饰艺术的变化和时代特点又是难得的实物材料。
（３）对弘扬民族文化，发展文化旅游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天静宫遗址是中国伟大思想家老子出生地，纪念场所。由于历史原因地面建筑大多毁坏。通过发掘出来的建筑基址和文物，人们可以直观天静宫历史的发展脉络，了解老子思想的博大精深之处，热爱老子故乡的涡阳这块热土，激发起建设涡阳的热情。同时，考古发掘的成果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当年天静宫的气势和风采，而且又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若有计划的妥善加以保护和利用，将其与重建工程统筹规划，合理开发，将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人们既可追昔怀古，纵览历史；又可领略新建工程之风采。对弘扬民族文化，发展文化旅游事业，促进地方经济腾飞具有重要的意义。
上述两份考古小结，说明了这么几个问题：①在３７００平米的发掘区内，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建筑遗址，其中宋代大殿基址较为完整，均为宋砖砌筑，并有“祥符元宝”压基，此为宋真宗时期建筑无疑。另外，在宋代夯土台基下，有唐代殿基；在发掘区的最底部，有两段汉代基址。这些遗址的建筑年代，与史料记载的老子庙始建于汉延熹八年；李唐王朝视此为祖庙，在此大兴土木；宋真宗来此拜谒老子庙，并颁旨重建的这些历史事实，基本是吻合的，为确认此处为老子故里提供了实物依据。②仅从宋代建筑遗址群中，可以看到太清宫规模宏大，布局严谨，规格极高，在全国道教宫观中罕见，真实地反映了昔日天静宫的地位和盛况。它绝不是一般的道观，而是“敕建”的道教圣地。由此也证明了张起严所撰《天静宫兴造碑》的碑文，言出有据，真实可信。③从出土的建筑构件来看，有不少汉至六朝的菱格纹、乳丁文、几何形纹、绳纹砖和“大吉祥”阳模文字砖，以及绳纹板瓦、筒瓦、龙首脊饰、凤鸟脊饰等，数量较大，种类繁多，历代都有，说明这里的建筑活动不断，足见这里历史悠久，奉祀老子不绝。这也表明历朝历代在这里建庙立观绝非偶然，必有重要而特殊的缘由，其原因就是由于一代伟人老子的故里在此。④出土的石碑残片上有“老子□□”，即“老子故里”；有“混元降□”的字样，混元指老子，“混元降□”即老子降诞之意。另外，出土的还有“敕撰”、“敕建”等残片和圣旨碑及其碑帽。这些都说明天静宫是老子生地之说并非今人杜撰，否则皇帝也不会颁旨令人在此撰文建宫。
（三）天齐庙遗存基本完好
天齐庙又称东岳庙，是太清宫建筑群的惟一遗存。它位于老君殿遗址东侧。此庙为硬山顶，明三暗五，庙貌基本完好。据中国科学院古建专家张驭寰和东南大学古建专家潘谷西等专家、学者鉴定，为元代建筑。庙脊上有元代龙饰（两面都有），龙身修长，龙眼突出，无须，线条粗犷，系用陶土烧制为大块构件拼合而成，形制十分浑厚。另有兽头６只（已残２只），用材、形制、风格、时代都与龙饰相同。庙内还保留有上下两端较细、中段较粗的宋代木质梭柱２根。说明此庙建于宋代或更早，经元代重新修建。庙内有祭坛、宋代石雕老子像及历代碑刻多块。此庙是历史的见证，证明了太清宫的岁月久远。
（四）清理了尹喜墓
尹喜（即关尹）为老子的传人。享誉世界的五千言《道德经》，则是老子应尹喜之请而著的，并由尹喜流传于世。尹喜墓在老君殿东４里，俗称尹子孤堆，占地１亩多，高约３丈，宛如小丘。相传尹喜为报答老子教诲之恩，嘱其后人将其遗骸移葬于尊师故里，或为尹喜的衣冠冢。此墓，早年多次被盗，墓志铭及墓中物品大多流失。１９９２年冬，涡阳文管所作过清理，墓为砖石结构，有大型汉代方砖铺地，并存有巨石墓门两扇，每扇高１７０厘米，宽８０厘米，厚１０厘米，上有兽头铺首浮雕。从墓室和墓门之巨，足见此墓规格之高。此墓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太清宫正是老子出生地，否则尹喜的后人不会将尹喜的遗骨迁葬于此。
（五）发现新石器时期遗址一处
在太清宫西北二华里处，西临武家河（古谷水）的河套内，发现四五千年前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及春秋、汉代遗物。其中有侧扁三角形、鸭嘴形、扁凿形夹砂红陶鼎足，素面、兰纹、弦纹、刻画纹的鼎、罐、盆、碗口沿和底部残片，春秋时期的折沿盆、豆、罐，另有灰褐夹砂制作的瓮棺。业经国家和省文物考古所鉴定，此处确为新石器时期古遗址。此遗址表明，早在五千年前即有人类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在此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时至春秋，这里已相当繁荣。正是在这片文明沃壤上，才孕育了一代哲人老子。
（六）与鹿邑太清宫考古发掘之比较
在涡阳太清宫考古发掘取得显著成果后，鹿邑太清宫也进行了考古发掘，并通过《中国文化报》记者作了报导，称：此次发掘，不仅证实了文献记载的赖国的具体地望，也为进一步确证老子的出生地，确定汉代祭祀老子的地点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如果确实如此，对解决历史上的争议自然有益。然而，细读这篇通讯，并不能得出上述结论。现将这篇的报道全文刊录于后：
本报讯：为进一步确认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的故里在河南鹿邑，研究豫东地区的历史文化，开发这一地区的旅游资源，由河南省、周口地区及鹿邑县文物部门组成的考古队，于今年对鹿邑县太清宫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遗址面积２０００平方米，发现了一批遗迹和遗物，丰富了老子研究的资料，为研究春秋时期豫东地区古文化的发展变化和赖国的起源与发展，了解唐宋道教建筑特点等都提供了一批重要实物资料。
鹿邑太清宫遗址，位于鹿邑县城东５公里，由隐山、前宫、后宫三部分组成，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隐山遗址位于太清宫西５００米，为龙山文化至汉代的大型遗址。前宫，即太清宫，东汉时桓帝就在此建老子庙，唐天宝二年（７４３）改名太清宫，现仍存太极殿等建筑。后宫位于太清宫北５００米，是祭祀老子母亲的场所。太清宫遗址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老子故里，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
在太清宫西侧发掘的隐山遗址，出土有龙山文化及商代、西周、汉代的陶器。其中以东周时期的大面积夯土遗迹和马坑的发现最为重要。夯土分布于遗址的东部和东南部，可能为当时的夯土墙基址。据闻，５０年代该墙还保存较为完好，现仅存残迹。此次发掘，在东侧已发现该墙４０余米，在东南侧也有发现。在东侧夯土内侧３０米处发现有同时期的马坑，坑呈东北——西南向，发现２坑，每坑长３米，宽２．５米，内有马骨架４匹，两两相向，排列整齐有序，完全按照古代一驷的方式排列，其祭祀作用很明显。以往在该遗址区也曾零星出土一些祭祀物品，如铜碗、玉圭、玉龙等。其中铜碗、玉圭多是以１２个为一单位放在一起，较有规律。由以上的夯土基址、马坑、祭祀物品可知，该遗址在东周时期不是普通的村落遗址，应为都邑或祭祀场所。据文献记载，这一带应为厉国所在地，《春秋》：“僖公十五年秋七月，齐师、曹师伐厉。”清代王夫之考释厉应在今河南鹿邑县东，近现代学者多以此说为是。厉通砺，音通赖，是商代晚期的小国，武王灭殷后曾被征讨，昭公四年为楚所灭。汉代、北魏时期太清宫一带仍称赖城或赖乡沟。此次发掘，不仅证实了文献记载的赖国的具体地望，也为进一步确证老子的出生地、确定汉代祭祀老子的地点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太清宫之北的后宫发掘出的唐、宋、金、元等时期的建筑遗址，确定了唐宋时期皇家祭祀老子是在太清宫；祭祀老子的母亲在后宫。唐玄宗开元十三（７２５）“御书镌立《道德经注碑》”，现该碑仍立于太清宫之前。武则天时期，“追封老子母亲为先天太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１０１４），“帝亲谒太清宫”，并御撰御书篆额“先天太后赞”碑，现该碑仍立于后宫之前。此次在后宫揭露遗址面积１３００平方米，清理出的遗迹有回廊、房基、院墙等。从已发掘出的迹象可知，宋代时后宫的建筑面积１．４万余平方米，已发掘出的东西向回廊１０３米，南北７６米，回廊之北６０米内仍有大面积建筑群。从建筑布局看，可以初步认定建筑群东西并列３个院落，南北至少有两进。在其东北部为道教人员生话用房，在东西回廊中部以南，为后宫的主殿，被现存的清末建筑圣母殿所叠压。在西侧院落中部发掘出偏殿一座，东西长２０．３米，南北宽１４．５米，面积约为４００平方米，踏道路宽５．３米；其中后踏道用１０块缠枝花纹雕砖铺地。在整个建筑中，房、殿、回廊内皆用砖铺地面，墙体基础全部用砖砌，墙角和开间处、檐、廊排列有规整的石柱础。从时代看，遗址中分布有唐、宋、金等时代建筑，特别是金代建筑在唐、宋建筑的基础上维修和重建的。
遗址出土遗物较为丰富，有碑刻、陶瓷器、建筑构件、铜钱等几大类。在东西回廊东端清理的金代泰和元年（１２０１）太清宫庙产碑，详尽地记录了金代太清宫的地产方位及面积，已清理出９块，其中一块已残。据对出土的碑刻的不完全统计，太清宫庙产达５００余庙，分布于太清宫周围，离宫９里尚有该宫地产，金代太清宫规模可见一斑。出土的瓷器数量较多，多为生活用具，有洗、盏、盘、碗等，可分为钧瓷、汝瓷以及临汝窑、耀州窑等地的民窑产品。建筑构件有筒瓦、板瓦、瓦当和各种脊饰等。瓦当多饰莲花纹，另有少量的鸟纹、龙纹等。脊饰分大型和小型两种，大型多以狮子形体为主，小型的多为鱼、小兽、力士等。铜钱多为北宋钱。出土铜印一枚，方形，九叠篆文，刻“顿首再拜”４字。瓦件、脊饰有灰瓦、琉璃两种，琉璃瓦呈黄色或绿色。回廊、生活区内出土的多灰瓦，偏殿内出土的多琉璃瓦。
据发掘资料并结合文献、碑刻资料初步认定，老子生活的东周时期，太清宫就是一处重要的都邑遗址，很可能就是厉（赖）国所在地。唐代高宗皇帝、宋代真宗皇帝和徽宗皇帝都曾来太清宫祭祀老子，由此可知唐宋皇帝一直把太清宫作为老子的诞生地。
这篇通讯有六个自然段，第一段言发掘概况；第二段言鹿邑太清宫遗址的方位与历史沿革；第三段言在隐山遗址发现“东周时期的大面积夯土遗迹和马坑的发现最为重要”，并对夯土遗迹和马坑的发现作了详细报道，然后认为这里是赖国和老子故里；第四段言太清宫后宫的发掘情况，指出有宋代建筑群；第五段言遗址出土文物比较丰富，“有碑刻、陶瓷器、建筑构件、铜钱”等几大类；第六段为结语，言鹿邑太清宫很可能是“厉（赖）国所在地”，“唐宋皇帝一直把太清宫作为老子的诞生地。”对上述报道，笔者有以下几点看法：①文中所提及的东周文化遗存，难以证实太清宫遗址为古赖国。②古赖国与老子故里有何必然联系？何况，老子是“厉乡曲仁里人”之说，早被诸多专家、学者认定为不是司马迁的原文，是后人增益的。此报道却用错误的观点来引导读者，是不负责任的。③夯土遗迹和马坑的发现，与老子出生地有什么关系？仅仅凭此，就说为证实老子故里提供了“丰富资料”？④通讯只写了隐山和后宫的发掘情况，而对最为重要的前宫，亦是鹿邑所指的东汉建的老子庙的发掘结果只字不提。⑤整篇通讯只字没有提到发现汉代建筑遗址和汉代文物，无法证明鹿邑太清宫有始建于汉延熹八年的老子庙遗址。不仅如此，对反复提到的唐宋建筑遗址，也没有提出可靠的证据。⑥通讯最后得出“唐宋皇帝一直把太清宫作为老子诞生地”的结论，不是依据考古结果，而是依据某些文献的记载。而这些文献记载一直存有争议，需要加以考证的。考古的目的为的是证史、补史或纠正文献谬误，而不是用文献来取代考古，否则还要考古干什么？根据上述看法，我们认为《中国文化报》所载鹿邑太清宫的考古发掘的报导，作者先入为主，主观意识较强，是缺乏说服力的。
第五节 从标志景观看老子故里
据史料记载，老子故里有两大独特景观，一是流星园，一是九龙井。正因为这两大景观为它处所没有，故称之为标志性景观。
一是流星园。关于流星园，许多志书上都有记载，即“有星突流于园，老子因而降诞”等，有关史料记载，前文已经引用，此处不再赘叙。这些记载是说老子出生时有流星陨落于此。这可能是老子出生时确有这种天象出现，也可能是一个美好的传说。但是，不管有无此事，后人将老子诞生处称之为“流星园”，却是载入史册的事实。涡阳不仅勘查出流星园旧址，而且还出土了“古流星园”石匾额一块，还有“老子□□”残额半块，所缺部分显然是“故里”二字，这些，都是鹿邑太清宫所没有的。
二是九龙井。关于九龙井，其来历亦与一个神话传说有关。《正统道藏·犹龙传》云：老子降生时“万鹤翔空，九龙吐水，以浴圣姿，龙出之处，因成九井。”对此，有两种可能，一是老子故里本来就有九眼井，后人据此编了这么一段神话；一是根据这么一段神话，后人在老子出生地修砌了九眼井。总之，老子故里确有九眼水井，并据上述神话称之为“九龙井”。
“九井”或“九龙井”见诸于多种典籍。《括地志》云：“苦县在亳州谷阳县界，有老子宅及庙，庙中有九井尚存。”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玉格篇》载：“老君生于苦县濑乡涡水之阳，九井西李树下。”《水经注疏》云：“北则老君庙，庙东院中有九井焉。守敬按：《续汉书·注》引《濑乡记》，老子庙中有九井，水相通。《初学记》引《濑乡记》，老子庙中有九井，汲一井，余井水皆动。并引刘义庆《幽明录》，能洁斋入祠者，井水温清，随人意念。”《成化河南总志》云：“鹿邑县太清宫太极殿东，老子所生之地，东有九井，各有龙吐水，以浴圣体。”从以上典籍记载来看，似乎九龙井在鹿邑太清宫。其实不然，九龙井不在鹿邑太清宫，而在涡阳太清宫，并基本保存完好。对此，安徽省文物考古所副研究员汪本初等三人的考古小结如是说：
在原流星园址，共发现九口古井，已清理其中一口。此井深埋土中，离地表３米才发现残破井口，井内全是淤泥。井口内宽直径为９０公分，井深５．７米。是用红、灰褐两色夹砂陶制成的大块板瓦筒缸套制而成，共十四圈。筒缸厚度为６公分上下，高度分别为３５、３６、３７公分不等。井底部为天然砂礓。此井经过两天清理，清理出大量红陶与灰陶生活用具残片。红陶残片属于春秋时代，灰陶残片系汉代遗物（数量较多）。陶片花纹有绳纹（较多）、兰纹、方格纹等。其他尚有少量的汉代瓦片及８块先民用过的砺石，有明显的磨擦痕迹。此井初步定为春秋时代的井，理由有三：
１、用红、灰褐夹砂陶的大块板瓦筒缸套制成井壁。其用材和建筑形式，具有明显的春秋时代的特征。
２、井底部清理出数十片红陶片。是春秋时代的陶片。
３、井底部没有铺砖，而是自然的砂礓，比较简单、原始，是春秋时代筑井的一般方法。
其他８口井，有３口经汉代修整过；其余５口，宋代曾重新修筑，均有待继续清理。
这一考古小结，真实地反映了九龙井的历史与现状。它始建于春秋，又经汉、宋两代修砌，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它既不是春秋以后人的附会之作，也不是今人所能作伪的。九龙井是历史的见证，它环列于流星园中，实为他处绝无此处独有的一大奇观。
对于九龙井这样重要的老子生地之文化遗存，历代地方官员自是加倍爱护的。但是，如今鹿邑太清宫连一口井也见不到。对此，《光绪鹿邑县志·卷五》这么说：“旧传有八桧，皆老子所植。又有灵溪、九井诸迹，并亡。”又说：“今殿后东偏尚见一井。”上述记载，一则说“并亡”，不存在了；一说“尚见一井”。其实鹿邑太清宫，既无流星园，也无九龙井。现在人们只能在其院内看到一个石制井栏，上雕九龙图案。从龙的形态来看，明显为明清人所为。
流星园与九龙井，这两大与老子生地密切相关的标志性景观，皆在涡阳太清宫被发现，为老子出生于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第六节 涡阳鹿邑两宫之比较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有必要将涡阳太清宫和鹿邑太清宫再加以比较。
１、涡阳太清宫所在地，春秋时为宋国相县所辖，属于沛地，在鲁国南面，与《庄子》所载孔子、阳子居“南之沛见老聃”的地点相符。鹿邑太清宫所在地先为陈国所辖，后为楚国兼并，在鲁国的西面，与《庄子》记载不符。
２、根据史料记载，老子故里在涡河北岸、亳州之东（谯左）、谷水与涡河交汇处附近。涡阳太清宫的地理方位，与此完全相符。而鹿邑太清宫在涡河南岸、亳州之西、近旁也无河流与涡河相汇，明显与记载相左。
３、据元碑记载：涡阳太清宫鼎盛时期，占地３０００亩，食业数千人，规模宏大，建筑雄伟，正中有老君殿、三清殿，东有东岳庙，西有玉皇庙，前有圣母殿、流星园，另有灵官堂、诵经堂、钟楼、井亭、道士舍、庖库庾厩百余间。鹿邑西太清宫，据《鹿邑文史资料》（第一辑）说：据县志记载：原来的太清宫，分前宫和后宫，占地约七百二十亩。比较起来，涡阳太清宫四倍于鹿邑太清宫，足见其在道教中地位明显比鹿邑太清宫高。
４、通过文物发掘，涡阳太清宫在旧址上出土了汉代墙基两截、唐代旧基一处和较为完整的宋代太清宫大殿基址，与史料记载的老子故里建筑活动时间比较吻合，而且出土了“老子□□”（即老子故里）、“古流星园”、“混元降□”（即混元降诞）、“敕撰”、“敕建”等与老子故里直接有关的匾额和残碑。而在鹿邑太清宫遗址上，没有发现汉代建筑遗址，建筑构件也没有汉晋时期的，更没有与老子故里直接有关的文物遗存。
５、涡阳太清宫，据明碑记载：“历代鼎迁，载有祀典，而晋唐时犹盛，与东西汉无异。”文物发掘又出土了大量汉晋以来的各种建筑构件，说明这里建筑不断，而且规模较大，足见这里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而《鹿邑县志》上，没有本县太清宫历代多次重修的记载。
６、涡阳太清宫有流星园和九龙井这两大标志性景观，而鹿邑太清宫既没有流星园，也没有九龙井。涡阳太清宫范围内还有尹喜墓，３０里之外还有一个东太清宫，这也是鹿邑所没有的。
综上所述，可以用清乾隆郑交泰在《亳州志》中的一句话作小结，即：“无始之始，妙探其源，西太清宫（指鹿邑太清宫）当不敢为先也。”
鉴于上述缘由，１９９０年以来，凡来涡阳实地考察的专家、学者，皆认为老子故里在涡阳是确实无疑的。陈桥驿教授考察后，提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天静九井皆得之，道统源头豁然知。涡水长流道长在，老子故里就在此。”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钱林书、邹逸麟等五教授在考察小结中写道：
迟至一千多年前，道教发展最鼎盛的唐宋时期，涡阳太清宫为老子故里的说法已经成立，并得到官方和广大教徒的认同。今存于涡阳郑店村在宋代建筑基础上建立的天静宫、流星园、九井，以及天禧二年盛度碑、元至顺张起严碑和出土的元明清三代记太清宫碑二十余通，都是实物明证。我们从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认为涡阳为老子故里说是有根据的。所以自北宋以后，迄于明请，天静宫虽屡罹兵火水涝之灾，然屡毁屡建，延续不断，且规模日益扩大，元时占地三千亩，为曲涡间太清宫之最，千余年来，香火延绵，为我国重要的道教圣地。
国家文物局在（９２）文物计字第２６号《同意涡阳县接受大陆以外地区捐资的批复》中，肯定涡阳太清宫为老子故里。批复的有关内容如下：
经研究，同意涡阳县接受台胞马炳文先生为首组织‘大陆以外地区重修老子中太清宫（按：太清宫的俗称）筹委会’对该县老子故里中太清宫等古建筑维修和修复的捐资。
没有确切可靠的根据，国家权威部门是不会轻易下此断语的。不仅如此，《中国名胜辞典》明确指出：涡阳太清宫“为春秋时代伟大思想家、哲学家、道家创始人老子出生地”。１９９９年新版《辞海》也将涡阳太清宫作为老子故里的一说，列入“老子”条目。
老子故里的确认，不仅对了解老子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道教发源地的研究和探索，而且对于保护文化遗产，继承华夏优秀文化、哲学、宗教之传统，都有重要意义。涡阳县已着手全面修复太清宫，于老子则为纪念圣地，于道学则为研究中心，于道教则为天下祖庭。经过数年努力，其主体工程老君殿、三清殿、灵官殿、圣母殿、流星园等已相继修复，不久老子故里太清宫，将复屹于古相大地，重展昔日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