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古史北方三大族系：蒙古、突厥、东夷，以东夷系历史最为晦暗难明，盖因此系民族支派颇多，又僻居东北营渔猎生活，初期于中原威胁远小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史书记载因之也少[1]。除日韩而外，对这一系关注的学者也较少，聚讼纷纭，而难有定论。姑不揣谫陋，聊为补证如下：
一、勿吉·靺鞨
史家一般承认勿吉、靺鞨系出同源，两名本为同音之转，虽然现代读音看起来了不相涉。但这一问题深入下去，却产生各种歧说[2]，而其关键点则在于两名的读音究竟为何。前人多以此为枝节而不作详论，兹举例证以求确论：
勿吉之名出现于南北朝时期，上古汉语中勿与未同音，读miue(倒反)t；而与无、毋（miua）音近相通。南北朝时“无”的读音近乎mo，所以佛经语“南无阿弥陀佛”至今仍沿袭读如摩；此时“勿”的读音也产生相应的变化，时常用于翻译外族语言中的mo/mat音，如：
粟特语人名射勿：见固原史射勿（Zhemat）墓、西安史君墓志中“射勿盘陀”（Zhematvandak）[3]
《北史·契丹传》：“其莫贺弗勿干，率其部落……”按勿干即mergan，蒙满诸语对神箭手的称呼
日本“物语”一词在七世纪即存在，而物[モノ,mono]的发音仍保留唐音
唐时回纥部落有名为“药勿葛”者，其音可还原为Yaymoqar
唐人称穆罕默德为“摩诃末”，宋人称之为“麻霞勿”，均以末/勿译尾音mad
保留古音多的吴语（如上海话/崇明话）中仍读“物”如me
宋时南洋地名译语中，“勿”常用于翻译mir/ma这样的音[4]
而“吉”在南北朝时则多读如gi/ki/ke：
日本《古事记》称王仁为“和祢吉师”（wanigishi）
佛经称鹦鹉为kira，汉译“吉利鸟”
北魏高僧吉迦夜，一般认为可还原如kekaya
“靺鞨”一词首见于史料在565年（北齐天统元年），关于它的确切读音，异说最多。现代通常读如mohe，但也有学者认为该族称最初被记载时，“靺”字的右半当作“未”，而非“末”，鞨则作羯；当读如weijie[5]。但从古音来说，未、末实极相近[6]，末读如muat，上举穆罕默德的唐宋两种译法中即可知末、勿读音可通叶，因此靺的确切写法如何，实无关紧要，而均能与“勿吉”的首音相通。
“靺鞨”的后一音节则是争论的焦点，“鞨”中古音是胡葛切或食列切，而其异文“羯”则是居谒切，究竟读he或jie即久决不下。今按，凡带“曷”旁者上古实有复辅音现象，至近古乃一分为二，因此演变成几种不同读音，而在上古，他们却是可通的，故而才带同一声旁，如：
曷hat 褐hat
渴khat
揭kiat 竭giat 羯kiat 偈giat
歇xiat 蝎xiat
上古汉字中枯kha与槁kho、涸hak、渴、竭、歇系出同源，均属溪母[kh]；同样的情形也见于带“皆”旁、“解”旁的，都属见母[k]与匣母[h]可通[7]。这一情况与“吉”旁字是相似的，如袺kyet、襭hyet也出同源。
在中古的多数情况下，以上这些字也都是谐音的，后世这种截然不同的发音实际是元以后形成的。例如：
南北朝传入中土的七曜术中，其中的金曜，伯希和/沙畹考其康居语当作Naqit，唐《宿曜经》卷下记载“诸国人呼七曜”之名，其中胡语作“那歇”，天竺语作“戌羯罗”，后一音节敦煌三种卷子均作“颉”[8]，此处歇、羯、颉都可译同一音节qit（按唐时常以入声字译-t收尾的外来语，又勿吉也作鄚颉）
《和名类聚抄》羯鼓条下：“《律书乐图》云：答腊鼓者，今之鞨侯提鼓（鞨音曷，俗用揭字，未详），即羯鼓也。”林谦三《东亚乐器考》：“日本写字作羯鼓、鞨鼓，都读作kakko或kako。”
从上述讨论可知，古史记载勿吉、靺鞨是系出同源的一族[9]，至少从名称的延续上是可信的；史载极北边外的莫曳皆部落，也当是同名异译。关于此族称的本义，主要有两说，一派学者以为系“木克”(满语/赫哲语muke，锡伯语muku），犹元蒙之称水鞑靼、明人之谓江夷；另一派则承清人的看法，则多以为勿吉、靺鞨均系满语“窝集”之音转，其意为“森林”。恐以前说为是。与后一说对音更相似的应是秦汉之际的夫租、沃沮(uai--dzia)，隋唐以后的乌惹、兀的改、斡拙、吾者、如者、乌稽、窝集之类的氏族、部落名称，他们的后裔应即现在的鄂温克/埃文基人(Ewenki），及俄西伯利亚的Ostiak族。
二、高句丽
“高句丽”一词作为族名，其确切含义为何，据说至少有九种解释[10]，其中五说实际上是对“高丽”而非“高句丽”的解释，且大多是根据汉语音义来加以推断，更不可信。高句丽一词显非汉语，“高丽”则是其雅化的结果，离本义更远。
高句丽在古史中也常被单独称为“句丽”，《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曾更其名为“下句骊”，傅斯年《东北史纲》就此评说：“高句丽之高必与句丽为二词。”这一现象的确颇不寻常，因为中国历代周边少数民族从无这类现象，如葛逻禄、突骑施都不曾简称为逻禄、骑施，因为这三个音节不可拆分。
先说句丽。《三国志·东夷传》：“沟娄者，句丽名城也。”[11]前辈学者已颇多人怀疑句丽、沟娄均为“城”之意。吕思勉《中国民族史》：“颇疑句骊二字，亦沟娄异译。高句骊，犹言高氏城耳。盖濊貉种落，散处辽东塞外，各自兴起者耳。……且句骊名城曰沟娄，而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则已有城矣。非复林木中人民也。大抵研究四夷事，专据音译附会，最不足信。”吕氏此说颇有见地，但我不赞成“高氏城”一说，详见下。
“句丽”可还原为kolyai，“沟娄”当读如kolo。古高句丽语“城堡”为ku?u，中世纪朝鲜语乃渐变为xol~kol（城堡->城市），这与满-通古斯语、蒙古语、突厥语的“城堡、城市”一词一样，都系*ko-词头所派生的单词，属于“阿尔泰语言中总的语音演变趋势”[12]，*ko-词头在阿尔泰语中均含有“遮挡、包围”意，这和内陆亚洲对“城”的命名规则是一致的，即由“围墙圈起之地”派生而来。这一点无论印欧语系或汉藏语系均不例外，原始印欧语*ghortos（圈地、围场）与汉语宫*kum、苑*qord、垣*gol均是[13]，《阿维斯塔经》garo-，意为“国”。该原始词根可派生出“家、屋、笼子、院子、宫、城堡、城市”等诸多含义，试比较各语言的“家”：蒙古语ger，突厥语gar，上古汉语kea。从城堡、城邦又可派生出地域、国家的含义，从汉语郭、域、国即可看出词义的演进变化；满语也同样由xoton（和屯，城堡）派生出goron（固伦，国家，人民）。
如上所言，古朝鲜语“城堡”一词经过ku?u～xol~kol的演变。句丽与桂娄、沟娄、槁离一样，应是其早期形式的音译，所谓“沟娄者，句丽名城也”，乃是因为古人命名的普遍原则：即最初或最重要的事物以通名命名，如汉人对政治中心常称为“京都”、“京师”、“首都”，京、都本非专名；很多大河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也都只是“大河”[14]，其理由是一样的。“句丽”的以上早期异译到7世纪以降逐渐消失，汉语改以“忽”来译xol/kol音。今残存的许多高句丽中古地名都带“忽”，如买忽（水城）、乌烈忽（辽东城）、马忽（坚城）、沙伏忽（赤城）等[15]。渤海国都“忽汗城”也可为一例。
再谈“高”。历来诸说均以为“高”系汉语“高大”之意，我对此颇为怀疑。吕思勉“高氏城”之说尤不可信，东亚各族历来极少这样的习惯，通常不是地因人得名，而是人因地得姓。若说这是高句丽人拟从渤海高氏，更是无稽之谈，高句丽族名在西汉时已见记载，而渤海高氏为北方大族清门，主要是在东汉六朝时。西汉时还有两处域外地名以“高”来译音：高附（Kabul）、高昌（Qoco或Khoco）；“高”上古音作kô，可用于ka-/ko-的对音。
*ka-/*ko-在阿尔泰语中是个非常能产的词头，试看古朝鲜语中对“王”的称呼：高句丽语kai、扶余语ka，百济语xa，新罗语kan[16]。而“王”又与“熊、祭司、神”等几个词有着密切的关系。东夷系及北亚民族中普遍存在熊崇拜[17]，这在《三国遗事》中桓雄与熊女传说中可明显看出，熊作为这些初民的守护神及图腾，被赋予极高的威望，这又被祭、政不分的祭司/君长所继承。今朝鲜语“熊”为kom（高句丽语komok），日语读koma，而高句丽语“神（さま）、祭司”为kam，拉施特《史集》中萨满也被记为qam，萨满当是由xam复辅音分离而来。
这样的习俗仍见于北亚一些民族，如阿伊努人称熊为kamui，即“神”，熊是其主神，特别受尊重。他们对陌生人也用这个字——一些较封闭的民族常使用神灵、精灵同样的字眼来指外来者。日语熊为koma，而君主、神灵则称为kami，这些词和阿尔泰语中的Qaghan（可汗，王）一样，都是由“控制、强力”的最初含义演变而来的。东夷系有崇拜熊的现象，上古时很可能一度分布得更为辽阔。《山海经·中次九经》记述“熊山”有“熊穴”，“恒出神人”。传说中黄帝号有熊氏，在阪泉之战中他动用的熊罴貔貅等猛兽，现代一般认为是各氏族图腾，而其中至少为首的两种是熊图腾。“熊”上古音当作*hmrang[18]，与黄*khluang颇近似，“黄帝”之“黄”，极可能也不是通常理解的颜色词。黄帝与东夷系关系密切，“自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黄老学者或是齐地人或与齐国有联系”[19]。传说姜太公号飞熊，或许也是因他受封齐地才敷衍而成的。《史记正义》：“鲧之羽山，化为黄熊，入于羽渊。”大禹也同样有化熊的传说[20]。
古朝鲜文化与熊有着密切关联，已可得证实[21]，更有值得注意者，日语中对“高丽”一名的训读古音一直是koma，至今日本以“高丽”命名的地名如高丽驿、高丽川、高丽乡、高丽神社，仍读如koma[22]。古代朝鲜有地名为盖牟、盖马，应即是其遗存，今北朝鲜之盖马高原（Kaema-Kowon），“盖马之名即古高丽两字之土名”[23]。今辽宁盖州，最初即高句丽之盖牟城，其所辖“熊岳镇”，应即由盖牟意译而来，一如高丽的买忽城后按意译改为水城一样。按《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公元26年高句丽征服盖马国，“以其地为郡县”，这个盖马国，应是仍保留熊图腾族称的一个部落。
综上所述，“高句丽”一名当是一支熊图腾的定居居民的族称。“高句丽”之称，一如盖牟城演变为“盖州”一样，是以komok第一音节加一地理通名构成。从现代考古来看，他们也是最早在东北一带营建城郭的民族，足使他们以此为区别。西方历史上，日耳曼部落的一支勃艮第人，也得名于“设防地点”，其部落名Burgundii源自哥特语baurgjans的变体[24]。
附及，东夷对“王”的称号，另有几种。新罗王号早期曾作麻立干（マリブ marib + gan），后缀-gan表示官职人，即“-加”[25]；高句丽首领有称为莫离（マックリ magri）或莫离支（magri-kai）[26]。新罗王号称麻立干始于356年即位的奈勿麻立干（Naemul Mariban ?? ???,356–402在位）。麻立干或莫离支都应源自mergan（蒙古语蔑儿干，满语墨尔根），即神射手。《蒙古秘史》及满、达斡尔等族民间传说中的不少英雄人物都以此为名。
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传：“俗谓王曰‘可毒夫’，曰‘圣王’，曰‘基下’。”“基下”即由高句丽语kai演变而来，而“可毒夫”（gadokbu）则与蒙古-突厥系的一个王号相似。史载奚族有酋长名可度，契丹酋长有名可突于，柔然可汗自号丘豆伐，以上数者当为同一名词之音转。《魏书·蠕蠕传》：“丘豆伐犹魏言驾驭开张也。”藤田丰八以为当还原为Kuteleburi[27]。但这也可能是kutukh的音译。阿尔泰语中*kutu表示“福气、幸福、神”等意，如中古蒙古语qutuq（保护神）、朝鲜语kut（魔术、法术）、维吾尔语qutluq（有福气的、幸福的）[28]。回鹘常用王号“亦都护”就由此而来。内陆亚洲这类官职、王号常为各族所用，如韩儒林元史研究表明，突厥之“俟斤”(irkin)系袭自鲜卑、柔然，后又为契丹、女真所沿用(夷离堇、移里堇)；“特勤”(tegin)之号亦非始于突厥，后来回鹘的“狄银”，契丹的“惕隐”，蒙古的“赤斤”均系沿袭此号。
三、Mug-lig、靺鞨、与朝鲜
敦煌发现的西藏文写本里，称高丽为Muglig，突厥《阙特勤碑》中，也有Bökli一词，而唐礼言《梵语杂识》称高丽为Mukuri，音译“亩俱理”。岑仲勉据此认为Bökli即是对高丽的另一种音译[29]。此说的关键在于推定“句骊胡”为来自蒙古草原的貊/貉系民族的一支，然而却未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Bökli或Mukrit这个发音是怎么会变成“高句丽”，或与之等同起来的？
的确，学界公认高句丽族源与貊/貉人有密切关联，这两字今读mo，上古音可还原为*braak，或*mraak[30]。这与Muglig或Bökli的第一音节mug/Bök是相符的，第二音节lig/li则并非族名的一部分，而是突厥语后缀，如维吾尔族直到近代仍不常用族名自谓，而是自称为turpan-liq、kaxigar-liq等[31]，即吐鲁番人、喀什噶尔人。六七世纪时，北亚草原的统治者是突厥部族，可以想见，是它们将这一名称向西传播，随后为藏语及梵语接纳，并带上了同样的词尾，只是在藏文中变-liq为-lig[32]。在传播中，接纳者必定会受到传播中介的影响，这是无可置疑的，已为佛经词语的译音研究所证实。梵语对长安的称呼Kumudana，同样是受突厥、粟特人对长安的称呼Khumdan的影响，现代学者对该词的来历也众说纷纭，在我看来当即为“京城”二字的唐代发音kjiaeng-dzieng[33]。
从东北林海至匈牙利平原，整个欧亚大陆北部都是一片连绵的大草原，也是古代东西交通的主要陆上通道，各族接触频繁，交错纷呈，没有这样的条件，高丽之名也不可能西传。不过传播的过程却往往会产生失真，在我看来，Muglig或Bökli的名称都与“高句丽”显然系出两源，不构成对音，倒应该是勿吉/靺鞨的对音。问题只在于：为何突厥人会将朝鲜人以勿吉的族称Bökli来称呼？
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历史上无论东西方，都常常出现这样张冠李戴的现象，即以某国或一个民族集合体中某一群体/部落的名字来概括全部。如蒙古人最初接触的南部边境外是契丹人，以后遂概括整个中国，甚至将汉人也一概称为“契丹人”，这一称呼迄今仍为斯拉夫语言所沿用。最著名的是德国，其四境外法、意、俄、瑞等各族都以邻近自己的一个日耳曼部落名称来称呼整个德国/德国人。突厥人之称朝鲜人为Bökli，也应同此理，盖草原部落向东推进时，首先遇到的即是勿吉/靺鞨系，而这一系民族又自古与高句丽、朝鲜人有很密切的关联[34]，此类记载史书上并不鲜见：
《新五代史》卷七四：“渤海，本号靺鞨，高丽之别种也。……黑水靺鞨，本号勿吉。”
《旧唐书》卷一九九渤海靺鞨传：“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
《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传：“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
靺鞨兴起时，被视为东北强族，“在肃慎的内部，他们大概是继挹娄之后最具文化代表性和军事进取心的领袖部落，盛名震动中原，故其余各部亦都以靺鞨自冠，肃慎一名黯然失色。”[35]
朝鲜史书《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时靺鞨在北部边境外，屡屡入侵，但高丽出兵时，有时也征发靺鞨同行[36]；乃至高句丽灭国后，其王子仍意图联络靺鞨起兵反唐[37]。可见其与高丽的关系颇类春秋时晋与姜戎，或战国时赵与代北狄族。突厥人只以首先接触的族名来概括全部，及其被高丽霸权所替代，仍沿袭旧称，一如《日本书纪》中肃慎训读作ashihase，其后靺鞨兴起，但训读却仍作ashihase。外族的称呼与本族往往是对不上号的，也常常不会“同步更新”，蒙元称朝鲜人为“肃良合台”，至满清初兴时仍给朝鲜的文书，也均称朝鲜为Solho，而不是其正式国名（在满文中应为coohiyan）。
拜占庭史学家Theophylactus Simocatta记载阿瓦尔人被突厥击破后，“别有一部分阿瓦尔余众逃之Murki，此民族居地与Taugas极近，人颇好战。”马伽特以为即Merkit，沙畹则认为是勿吉（Mu-ki）；内田吟风也认为，当时Merkit族是否已存在不得而知，以指勿吉为是[38]。
四、木骨闾
公元五世纪，柔然在蒙古高原突然兴起，据《魏书·蠕蠕传》记载，柔然为“东胡之苗裔”，其祖先是一个奴隶：“神元之末（按277年左右]，掠骑有得一奴，发始齐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闾。‘木骨闾’者，首秃也。”白鸟库吉认为木骨闾即蒙古语Munguri（圆、钝弱）之对音，且隋唐前蒙兀室韦当为蠕蠕一部。
这一说初听颇有些道理，杨宪益《译余偶拾》中大加发挥，以为确论。柔然早期史料极缺，诸家争论很多，却无从佐证。豪西希注意到柔然可汗之姓“郁久闾”与其始祖名“木骨闾”的词根正是古突厥语、蒙古语的qur/qurt，意为“蠕动”，亦可指“狼”；但余太山认为木骨闾之名并非自取，而且意既为“首秃”，则与qur无关。按柔然最初是由拓跋鲜卑的“逋逃”（多为拓跋鲜卑的异族奴隶）组成，并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氏族或部落的自然发展，即所谓“塞外杂胡”（《南齐书·芮芮传》）。木骨闾早“忘其姓名”，从“首秃”来看，或为东部鲜卑人（那就不是异族了），《南齐书·芮芮传》称柔然“编发左衽”，《梁书·芮芮传》也有关于其“辫发”的记载；《魏书》则称之为“辫发之虏”，可见木骨闾“首秃”的特征是较为异常的。
东蒙古各部落，自古以来多为辫发索头，蒙古就是极显著的一例。但蒙古兀良哈部则从鲜卑、契丹以来，一直仍然保留髡发秃头的遗风；北方民族中，剃光前额头发的主要是东北一带的部落，盖因射猎时前额头发会遮挡住视线，尤其在森林中，最为不便，这是生活方式所导致的实用性习惯。木骨闾的出身很可能在这一带，因此具备一个“首秃”的特征，该发式必定与掠夺他的部族不同。
木骨闾之名大致可还原为Mukuri[39]，按伯希和的推断，拓跋鲜卑可能是一支带有蒙古化倾向的原始突厥人，若如此，则Mukuri听起来读音与Bökli/Mukrit相似。有可能，“木骨闾”就是“勿吉/靺鞨人”的意思，只不过当时拓跋鲜卑均知“勿吉/靺鞨人”的发式为首秃，故作此解释。古代以某族族名来作为人名，是颇是常见的事，如满族兴起时，也有不少人名为“尼堪”（汉人），都是因其长相或作风类似汉人而得名，满人所谓“蛮子相”。察合台汗国初期，有一大臣名为“乞塔惕”（汉人、契丹人），此人原名为何，到底是汉人还是金人或契丹人，都已无从知晓，早已被这个外号所取代。木骨闾也未必就是勿吉/靺鞨人，但他的发式与之相似，就被冠以这样的称号。
从技术上来说，拓跋鲜卑在蒙古高原东部掠夺奴隶，也是很容易办到的。甚至当时高句丽都与柔然有联系，《魏书》卷一0七：“太和三年，高句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于分之。契丹惧其侵轶，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东。”隋唐时甚至西部突厥部落都会远抵东北掠夺奴隶，唐太宗诏书：“室韦、乌罗护、靺鞨等三部被薛延陀抄失家口”[40]。
当然，只以读音推断的方式，仅是孤证，缺少中间环节，有时不免“玄想式考证派”之讥。的确在没有确证的情况下，勇于臆想，很容易出错，如无资料佐证，肯定会有人将Tadjik/Tazik（大食；吐蕃文作ta-zig）认定是“塔吉克”的对音，虽然两者其实并不相干。同样，“勿斯里”与“勿斯离”也很容易被认为是同一个地方，但实际上前者是《岭外代答》卷三航海外夷对阿拉伯语Misr的翻译，指今埃及；而后者是《诸蕃志》中对今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Mosul的称呼。若缺少上下文，很难不掉入陷阱。
古人音译时往往随心所欲，今之学人则挖空心思求其原意。南洋有一地名，《东西洋考》作“高螺”，又有别称“高螺大山”或“高丽大山”，今考或系印尼一小岛港口kilo，与朝鲜半岛之“高丽”实风马牛不相及。但如失却其他例证，就不免会引发错误联想了。金庸《侠客行》中有一绝世神功绘于石壁上，但画上的每一处却都是要误导人，使一干高手人人沉溺其中，“白首太玄经”。内亚史以艰涩著称，史料支离破碎，歧说极多，时或有此浩叹，不过偶有浅见，聊博通家一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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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外族的记载，取决于其对中国的重要程度。《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五代，四夷见中国者，远不过于阗、占城。史之所纪，其西北颇详，而东南尤略，盖其远而罕至，且不为中国利害云。”
[2]参范恩实《近二十年国内外靺鞨史研究评述》，载《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
[3]吉田丰《西安新出史君墓志的粟特文部分考释》
[4]参《古代南海地名汇释》
[5]见孙玉良、赵鸣岐《中国东北史》。此书且认为，weijie才能与勿吉wuji发生语言上的对音，而mohe则既不同声，又不同韵，是因字形相近而造成读音讹误。此说完全是以现代汉语读音所作的臆想。
[6][7]王力《同源字典》
[8]江晓原《天学真原》，又法兰西国家图书馆所藏古藏文本1283号文书《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颉利部(贺鲁 ha-li)”，可见颉亦可读如ha
[9]相关记载极多，如《金史·世纪》：“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三国遗事》：“《后魏书》靺鞨作勿吉。指掌图云，挹屡与勿吉皆肃慎也。”马一虹则认为“靺鞨部族中含有勿吉的成分，但并不就等于勿吉”。
[10]刘子敏《高句丽历史研究》，这九说是：槁离说、山高水丽说、高大黑马说、介莱说、高台建屋说、双足驰行于高山曲谷间说、黄铜说、中京或中国说、首邑说上京说。
[11]在这段话之前还有“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娄。”按《后汉书》卷八五《东沃沮传》：“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帻沟娄应即置沟娄，《三国志》解释帻沟娄之名恐不可信。
[12]力提甫·托乎提主编《阿尔泰语言学导论》
[13]参周及徐《汉语和印欧语史前关系的证据之二：文化词汇的对应》，氏著《历史语言学论文集》。
[14]《外国地名语源词典》
[15]徐德源《高句丽族语言微识录》，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一期
[16]力提甫·托乎提主编《阿尔泰语言学导论》
[17]参见《金枝》、《中国民间信仰》、《东北亚的萨满教》
[18]郑张尚芳《上古音系》
[19]余英时《东汉生死观》
[20]见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编号167“大禹化熊”条。
[21]参王小甫《朝鲜为“来朝之韩”说》，载《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
[22]此为古训读，现代除地名外，高丽一般被读为korai
[23][24]《外国地名语源词典》
[25]《三国志》卷一八五《扶余传》：“国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大使、大使者、使者。”
[26]《新唐书》卷二三六东夷：“更立建武弟之子藏为王，自为莫离支，专国，犹唐兵部尚书、中书令职云。”
[27]藤田丰八《关于蠕蠕之国号及可汗号》，参见《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内田吟风笺注《魏书·蠕蠕传》
[28]力提甫·托乎提主编《阿尔泰语言学导论》
[29]见岑仲勉《突厥集史》，此说被杨军在《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中全盘接受
[30]郑张尚芳《上古音系》，又见周及徐《上古汉语中的*kw-/*k->*p-音变及其时间层次》，载氏著《历史语言学论文集》
[31]张承志《文明的入门》，载同名文集。
[32]藏文敦煌文书中疏勒作shu-lig，参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
[33]参马伯乐《唐代长安方言》
[34]马一虹《靺鞨与东突厥关系考述》：“靺鞨部族在发展初期，曾经役属南北两大强邻高句丽、突厥，突厥对于靺鞨部族的影响颇大。”（《史林》2003年第4期）
[35]朱学渊《Magyar人的远东祖源》
[36]《隋书·高丽传》590年隋文帝斥高丽王压迫靺鞨及契丹，598年隋高两国开战的起因是高丽率靺鞨兵入侵辽西。
[37]《册府元龟》卷一千“外臣部”亡灭条：高丽灭后“高藏至安东，潜与靺鞨相通，谋叛”
[38]也有反对意见，余太山《塞种史研究》认为是“Murki很可能是仆骨。Pok-gi，而p/m可转；又Kirghiz周书作契骨，隋书作纥骨，是骨可译gi，而g/k可转”。不过要是这样推算，北族很多族名都可相通了。
[39]突厥木杆可汗，第一音节作mu，骨咄禄：第一音节作ku
[40]《全唐文》卷八：《赎取陷没蕃内人口诏》：“隋末丧乱，边疆多被抄掠。……其室韦、乌罗护、靺鞨等三部，被延陀抄失家口者，亦令为其赎取。”
维舟发表于2007-07-1716:12引用Trackback(0)|编辑
评论
天呀！~~~
偶没有研究，纯粹飘过。。。
又，P.1283号文书《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的研究集大成者应该是日本的森安孝夫了，他有一篇日文论文是专门写这个的。
) 发表于 2007-07-20 00:25:37
一处笔误：
“荣新江《中国中国与外来文明》”当作“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
另，维兄说：
高句丽在古史中也常被单独称为“句丽”，《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曾更其名为“下句骊”，傅斯年《东北史纲》就此评说：“高句丽之高必与句丽为二词。”这一现象的确颇不寻常，因为中国历代周边少数民族从无这类现象，如葛逻禄、突骑施都不曾简称为逻禄、骑施，因为这三个音节不可拆分。
余案：
“薛延陀”的情况比较类似，唐书中多简称为“延陀”，傅斯年的感觉是敏锐的，薛延陀之薛与延陀亦为二词，这是可以拆分的一个例子。
维舟回复cinason说：
谢琴僧兄指正，已改了。薛延陀的确是个很好的案例，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2007-07-19 13:14:53)
cinason () 发表于 2007-07-19 12:33:40
抢个沙发坐坐。这帮人跟蚩尤商汤都是什么关系？
) 发表于 2007-07-18 08:5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