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齐白石 莲池书院图
书院是唐代末年出现的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根据史书上记载，唐代有两种场所被称为书院：一种是中央政府设立的藏书、校书之所，如丽正修书院、集贤殿书院。还有一种是由民间设立的供人们读书治学的地方。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起源于私人讲学。书院制度是私学教育发展的最高形态。
唐末五代十国以来，由于战争频繁，官学衰废，一些士大夫选择山林名胜之地，建屋立舍，研究学问，聚徒讲学，这便是书院的前身。
书院虽然渊源于唐末五代十国期间，但是作为一种正式教育制度的形成，则是在宋代，是在北宋开国十余年后。探究书院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
官学衰落，士子失学。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社会由盛转衰，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各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相互征伐，战争不断，严重地危害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造成官学日趋衰落，士子失学的状况。为此，一些笃学之士便在山林名胜之地建屋立舍，藏书授书，聚徒讲学。正如朱熹在《 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所记述的那样：“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 ，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说明书院的产生确实与唐末五代社会动乱、官学衰微，士 子失学有直接关系。
禅林影响
自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极盛。到了唐代，佛教的重要派别禅宗广为流行。佛教徒往往在山林名胜之地建立禅林精舍，从事于坐禅和讲授佛经。佛教这种注重自然环境的选择、公开讲经、注重修养的讲学制度，对书院的影响很大。宋代的许多儒者虽然排斥佛教，捍卫儒学，但是在办学形式和讲学制度等方面，却吸收了禅林 的有益影响。这可以说是书院兴起的又一重要原因。
私学传统
我国有着渊远流长的私学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就是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只有秦朝暂禁私学，奉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对私学的 存续和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秦后历代，私学一直蓬勃发展，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组织形式，它与官学相并行，不仅在教育教学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在教育管理上形成了许多独具的特色，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汉代之后，私学遍布中国城乡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在社会动荡，官学无法维持的情况下，私学则作为官学的补充，发展更为迅速。可以说，中国渊远流长的私学传统 对书院产生了直接影响。因为书院之始，就具有私人讲学的性质，后来逐渐嬗变为私办官助 、半官半私和完全官办的学校。
雕版印刷术的发达
唐末五代以后，雕版印刷被广泛地采用，印书、藏书之风流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是书院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书院创设之初，纯属私人讲学的性质，宋王朝为了把书院掌握在政府手中，加强朝廷对书院的影响和控制，经常采用“赐匾”、“赐书”、“赐学田”等手段。可以说没有活版印刷术的发明，没有大量书籍的刊刻问世，五代，尤其是两宋书院的产生、发展是不可能的。由此不难看出，印刷术的发达，是书院发展兴盛的又一重要原因。
名师在书院讲学
常言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北宋的著名学者，如胡瑗、孙复 等多在官学任教；而南宋的著名学者却多在书院讲学，这就为书院在南宋的勃兴奠定了基础。名师在书院讲学，提高了书院的教学质量，扩大了书院的影响，不仅使旧有的书院在规模上进一步扩大，而且诱发了新书院的萌生。基于以上诸种原因，也就是在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书院这种特殊的教育形式不断发展壮大，为中国古代优秀文化教育的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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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宋时，书院教育进入极盛时期。南宋的一些著名书院，多数称“精舍”，由理学大师亲 自主持。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对天下书院影响很大，其后20年，各地书院大兴，书院的数量空前增加，规模不断扩大；书院活动内容更加充实与丰富。
宋代书院的发展嬗变，可以相对分成两个不同的时期：北宋书院的兴起时期和南宋书院的勃兴时期。
宋初书院一度兴盛，创建了一批著名的书院，但是短暂即废，就连著名的白鹿洞书院都遭废弛。
北宋书院初兴之时，有六大著名书院，它们分别是：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
到南宋时，书院教育进入极盛时期。南宋的一些著名书院，多数称“精舍”，由理学大师亲 自主持。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对天下书院影响很大，其后20年，各地书院大兴，书院的数量空前增加，规模不断扩大；书院活动内容更加充实与丰富。一般来讲，书院的活动主要有 三项：藏书、供祀和讲学。到南宋时，书院的三项活动内容基本具备。书院进一步制度化， 订立了比较完备的条规。严格地说，南宋书院的复兴发端于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尤其是朱熹亲自拟订《白鹿洞书院教条》，成为书院的标准学规，这是书院制度化的主要标志。以后各地书院纷相仿效，它们皆以《白鹿洞书院教条》为纲领，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书院制度。
元至明清时期的书院，也分为官立和私立两种。元初为鼓励增设学校和书院，首先在燕京设立太极书院，此后，各地纷纷设立书院。据统计，元朝修复、改建和新建书院200余所。不过元代的书院与前代有所不同的是，已初步具有官学性质。朝廷规定，各书院一律由礼部派人充任山长。书院被官方所控制，逐渐失去了自由讲学和学术研究的宽泛空间。
明初书院不及宋、元两代发达。主要原因是明初统治者把兴建官学、提倡科举作为办教育的重点，对书院不予重视。所以明代在开国后的百余年里，书院教育一直处于沉寂状态。大约是从成化年间，书院才开始发展。明代书院计千余所，最有影响的是无锡的东林书院。据说，当时人们不知各地有书院，只知天下有东林，所以把所有的书院都称为“东林”。东林书院有著名学者顾宪成、高攀龙讲学其中。东林书院的办学特点是，师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反对明哲保身，致力于讽议朝政、议论得失，裁量人物，师生思想极为活跃，它提倡自由讲学之风，主张“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书院不仅是东林学派教育和学术活动的中心，也是制造舆论的政治活动的中心。明代天启五年，大太监魏忠贤禁毁书院，首及东林。
清代对书院先是限制，后又奖诱、提倡。清代的绝大部分书院都已经变成了官办学校，完全沦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
在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作出突出贡献的是宋明理学家、心学家以及清代的实学家所创建的精舍和书院。这些精舍和书院的教育实践，与汉代以来太学所形成的教育 风格迥然不同，形成了另外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模式：
第一，培养目标不同。书院的培养目标，首先要求士子学做人，它追求学生人格的完善，强调道德与学问并进，而不像官学那样以科举入仕为主要目标。
第二，自由讲学。每一个学派的大师所主持的书院、精舍，一般就成为这个学派进行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的基地。书院教育自由讲学、注重学术研讨的特点十分明显。
第三，学生自由择师，不受家庭出身及籍贯等的限制。
第四，教学以自学、独立研究为主，师生之间注重质疑问难。宋代之后所流行的各家语录， 一般就是书院师徒间的问答记录。
第五，倡导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争鸣与交流。宋代书院倡导并推行“会讲”制度，所谓“会讲”就是一种学术研讨会，在书院所举行的定期会讲中，各派学者云集荟萃，彼此议论学术上的得失。
书院在管理与教学上的特点
书院的教学继承了稷下学宫的优良传统，采取“百家争鸣”、门户开放的政策。书院教学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允许不同学派之间进行广泛的辩鸣。
书院在组织管理上，形成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机构简单，管理人员较少。书院的主持人往往又是书院的主讲人，一般由著名学者担任。书院的负责人一般称为山长(也有称洞主、洞正、堂长、山主等)，书院的管理人员除山长外，有的还设有副山长、助教、讲书等，协助山长管理书院教育教学等事宜。另外，学生也可以参与书院的管理。
第二，课程设置比较灵活，富有弹性，而且不同的书院在课程设置上有很大差异。教学则以学生自学、师生之间的自由研讨为主。对学生的考查，亦注重德才兼备和平时考核。学生有日记册，书院里的季考或岁考的成绩要参照平时成绩斟酌给定。
第三，设置、颁布严格的学规，进行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书院所订学规要求师生共同遵守互相监督。
第四，书院经费自主。书院的主持人往往自筹办学经费，其经费来源亦号称多途，既有名人捐款，也有官方赐学田、赐房屋等。书院的开支主要用于教学、购书和进行学术研究。
第五，注重形成独具的特色。宋明之际的书院，每个书院都是某一大师学术研究的基地，许多著名的学者在主持自己的书院的时候，都注意形成自己书院落拓不群的鲜明个性，形成独具的教学、科研特色。
书院在教育教学上，形成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组织，又是学术研究机构。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其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二者密切相联，共生互动。
第二，“百家争鸣”与“门户开放”。书院的教学继承了稷下学宫的优良传统，采取“百家争鸣”、门户开放的政策。书院教学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允许不同学派之间进行广泛的辩鸣 。比如南宋时期朱熹和陆九渊是两个不同学派的学术领袖，曾进行过公开的论辩。但朱熹却主动邀请陆九渊到自己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学，并把讲学内容刊刻在石头上，以便于学生学习与参考，这为不同学派在同一书院讲学树立了榜样，首开书院“讲会”之先河。此后，许多书院的主讲在讲学中都欢迎别人质疑问难，进行辩论，逐渐形成书院的“讲会制度”，使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教学气氛活跃，学术研究气氛浓厚。而且，书院讲会制度的盛行，不仅打破了各家书院之间的门户之见，而且打破了师生之间在受业上的地域限制，学生来去自由，师生之间自由交流，形成了高等学校开放的办学传统。
第三，教学注重讲明义理，躬行实践，多采用问难论辩式，注重启发诱导，因材施教，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书院的大师在教学过程中，大抵是提举纲领，由学生随其深浅自行体会。至于教学内容，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各有差异，决不强求一致，学生学习进度的快慢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对于学生学习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更是随其钻研体会的程度，令其各有所思，不求一律。老师有时略加点化，启发自悟，有时明白讲解，以期彻悟。另外，书院教学注重知行结合，讲求“躬行践履”。书院的大师们认为只教学生“读书穷理”是不够的，还必须把读书穷理与“躬行践履”相结合，引导学生把掌握的知识义理付之于亲身实践。书院的教学寓教于乐，注重激发学生的兴趣。比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期间，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他每有闲暇即赴书院留居，与生徒游泉石山水林木之间，寓讲说、启迪、点化于游乐之中。
第四，师生之间关系融洽，以道相交，感情深厚。
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尤其是在私学教育中，形成了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书院制度是由私学演化发展而来的，它理所当然地继承了私学这一光荣传统。书院实行着自由择师的制度，学生往往是慕名而来，师生之间以道义相守，以诚相待。学生跟随老师的时间较长等都加深了师生之间的感情。比如，明代东林书院的师生共同关心时政，探讨学术，议论得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在讽议朝政惨遭迫害的情况下，生死相随，矢志不移。
可以说，中国古代的书院是在官府或私家聚书、藏书的基础上发展为以学者讲学、士子求学为主的培养人才的机构。科学地讲，书院实质上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化教育组织，它具有多种功能。既是图书馆、高等学校，又是研究院和学者以文会友的重要场所。同时，书院从事著书、编书、校书等事业，也开创了世界高等学校创办图书馆和出版社的先例。总之，书院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是近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物质依托，对中国古代人才的培养与学术的发展、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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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学形式书院的兴起缘由
我国源远流长的私人讲学传统对书院的兴起起了极大的作用。
首先，宋统一后，文风日起，而当时政府尚无暇顾及教育，书院的出现既满足了读书人的要求，又可为统治者培养大批治术人才，因而得到统治者的认可。
其次，官学路途遥远，入学多有不便，而书院则可因人、因地、因时而设，比官学更具灵活性。
再次，我国源远流长的私人讲学传统对书院的兴起起了极大的作用。
最后，“书院制度的产生还与佛教禅林讲学制度有密切联系”，“书院学规的制定，教学活动的方式，均受禅林讲学制度的影响。宋代著名的书院有石鼓、白鹿洞、岳麓、睢阳、嵩阳、茅山、丽泽、象山等。元朝对书院采取保护、提倡和加强控制并举的政策。明文规定：“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元史·选举志一》），从而大大促进了书院的发展。元朝书院主要有太极书院、文学书院、石洞书院等。据有的学者研究，“元朝书院计有408所，其中新建134所，再建59所。”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书院出现了官学化的倾向，而到了元朝这种倾向渐趋加强。明清私学继宋元之后仍盛而不衰，按其程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级阶段的蒙养教育，另一类为高级阶段的书院。低级阶段的蒙养教育多称私塾，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门馆”、“家塾”，即“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饲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就读”；二是“村塾”、“族塾”，由“一族一村延师择址建馆课其子弟”；三是“坐馆”、“教馆”，“由富裕人家独自一家聘请教师在家设馆，专教自家子弟及亲友子弟”。（488页）明初，书院被视为旁门左道而遭禁止，后经百余年的发展，科举腐败，教育空疏，官学日益衰落。在一些学者的倡导下，书院开始复苏。当时兴办书院和讲学者，最著名的当数王守仁和湛若水。这一时期所创办的书院有龙岗、稽山、养正、象山等书院。据统计，“明朝书院共计1239所，其中嘉靖年间最多，占总数的37.13%。”在众多书院中，东林书院影响最大。但明朝书院的命运可谓多舛，曾先后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嘉靖十七年（1538年）、万历七年（1579年）以及天启五年（1625年）遭到当权者的焚毁。
清朝初年，统治者惟恐私学的讲学活动会导致反清复明，故不予提倡，反而予以抑制。后来清朝统治者看到私学屡禁不止，便改变了政策，提倡兴办私学及各种书院。
清代的书院大体可分为：一、以讲理学为主的书院；二、以学习制艺为主的书院；三、以学习实学为主的书院；四、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的书院。清政府在提倡书院的同时，通过掌握书院的经费、控制书院师长的聘用以及书院的招生，学生的考核等措施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从而使书院官学化倾向更趋严重。
宋代书院的兴衰
在孝宗和光宗时期，朱熹等地方官为了传播理学，重建了一些著名书院，使宋代书院教育引人注目地复兴起来。他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书院建设，使书院的教学和用人制度逐渐成熟。由于理学家的顽强努力，这些书院引起了朝廷和社会各界的注意。
书院是五代时期开始出现的教育机构。目前学术界对书院的情况还研究得不够清楚，对书院教育的发展更缺乏规律性的认识。本文主要探讨宋代书院的发展过程，并试图以此为出发点，简单勾勒从五代到清朝书院发展的基本线索。
书院在宋代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宋代书院教育的萌芽时期
以教育为基本职能的书院是在宋朝建立之前不久才出现的。五代时期（907--960），连年的战争和动乱破坏了大批学校，因而一些信奉儒家教化理论的人建立起书院，以弥补学校数量的不足。这时书院很少，都以培养学生参加科举为基本目标，同一般学校并没有太大区别。关于五代时期书院教育最清楚的记录见《范文正公别集》：窦禹钧先后担任州郡支使判官和后周户部郎中。他在自己家的南面建立一所书院，有40多个房间，藏书几千卷，聘请儒士任教。他的5个儿子都在这里学习，另外不论相识与否，任何有志于学的人都可以到这所书院读书。窦禹钧为贫穷学生提供费用。结果他的儿子全部科举及第，这所书院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重要官员："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门登贵显者，前后接踵。"
宋代书院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太祖朝（960-976）至仁宗朝（1022-1063）前期。这是宋代书院教育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五代书院发展的延续。这时中央和州县学校非常萧条，书院的数量也很少，全国大致先后出现过10所左右。这些书院的情况都很不稳定，兴废不常。
先看官办书院。五代时期，两位僧人在岳麓山下建了一所儒学。宋太祖开宝九年（976），知潭州朱洞和通判孙逢吉加以扩建，兴办了岳麓书院，有5个教室和 52个房间。不久，二人离去，继任的地方官不予支持，"诸生逃散，六籍散亡"，书院很快就停废了。
过了20年左右，李允则知潭州，在咸平二年（999）重建了这所书院，招收学生60多人。咸平四年（1001）三月，朝廷批准李允则的要求，赐予岳麓书院儒家经典和注疏，以及《史记》、《玉篇》、《唐韵》等书籍。书院需要这些经书、史书和韵书，说明它的主要教学内容为经学、策论和诗赋，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参加科举。这时全国学校教育十分萧条，因而岳麓书院显得很突出。作为支持文教的一种姿态，真宗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召见了书院山长周式，授予他国子监主簿的官衔，以示表彰。这个官衔并不是周式的实际职务，而只表明他的俸禄和在官员队伍中的地位。周式带着这个官衔继续担任岳麓书院的山长。
五代十国升元时期（937-942），南唐政府在庐山白鹿洞办学，叫"白鹿国庠"，由精通经术的教师任教，并拨给良田几十顷，学生常有几百人，都享受丰裕的伙食。开宝八年（975），宋朝攻灭南唐，白鹿洞还有学生近百人，宋朝没有接管，于是这所南唐的官办学校变成了私学。因为这时书院是不列入地方学校系统的教育机构，所以"白鹿国庠"改称"白鹿洞书院"。太平兴国五年（580），洞主明起提出把书院交给政府。六月，朝廷加以接管，于是它又恢复了官办性质。宋朝任命明起为褒信县主簿。这也只是一个表示等级的官衔，而不是实际职务。县主簿同岳麓书院山长获得的国子监主簿地位相差非常远。这时宋朝社会比较稳定，政府不重视教育，收走了书院的耕地，却不给它任何帮助。白鹿洞书院无法继续提供膳食，学生纷纷离去，校舍逐渐倒塌，书院不久就停办了。
再看私立书院。这时的私立书院有两类。一是士人建立的，由创办者亲自执教。这类书院经济条件往往比较差，规模不大。例如真宗时期（997-1022），侯遗在三茅山开办茅山书院，自己设法为学生提供膳食。天圣二年（1025），朝廷批准地方官的请求，赐予这所书院庄田三顷，以解决学生的食粮问题。
第二类是富家大族办的书院。南康洪氏是一个几代聚居的大家族。他们修建雷塔书院，购置了大量的图书，并为学生提供丰裕的伙食。"竹简韦编，将敌秘书之富"， "厨廪益丰，弦诵不辍"。据说一次科举，这所书院的学生及第的超过10人。
综合史籍的记载，我们看到，在北宋前期的80多年，书院还是新出现的教育机构，朝廷还没有加以控制。官办书院和私立书院旗鼓相当，官办书院教师的名称和地位都不一致，所有书院都根据科举的需要设置课程，在教学上并没有明显的特色。
宋代书院教育的沉寂时期
宋代书院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仁宗朝（1022-1063）中期至高宗朝（1127-1163年）。这是宋代书院教育的沉寂时期。
仁宗朝中期，社会矛盾激化。中国古代统治者一直把教育视为控制人民的工具。于是，学校又受到重视，州县学大批涌现，而各地书院则迅速衰落。中国古代早就形成了完整的地方学校系统，而书院这时出现不太久，还没有统一的管理制度。在当时人眼里，各地应该有州县学，却不一定要有书院。因此，官府将一些书院改成州学。例如景?三年（1036），朝廷批准衡州建学.当地政府就将私立的石鼓书院改为州学。 州学和县学兴起之后，管理较好，又有比较充裕的钱粮供给。于是士人纷纷离开兴废不常的书院.转入州县学。有些书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关闭的。 到仁宗朝（1022-1063年）末年，北宋前期比较有影响的书院全部消失了。以后一个世纪，太学和州县学等传统的官办学校在教育领域独领风骚，而书院却变得默默无闻。
熙丰时期（1068-1085），神宗、王安石发动改革，受到广泛的反对。朝廷决定进一步发展和控制太学和州学， 以培养拥护改革的官员。熙宁四年（1071）三月，朝廷开直接向州学派出教授，取代原来地方官选用的教师。为了统一士人的思想，朝廷利用政权的力量削弱书院和县学，以加强这些教授主持的州学。熙宁七年（1074）四月，神宗命令："州学已差教授处，管下有书院并县学旧有钱粮者，并拨入本学。" 这对当时已经相当衰落的书院教育是一个新的打击。如果书院所在的州有了朝廷派出的教授，它就很可能要被并入州学。
为了标榜改革和压制不同意见，徽宗、蔡京将神宗、王安石的措施推到极端。他们把全国州县学和太学联成了一个统一的升级系统.并在崇宁三年（1104）正月宣布，只有州县学和太学的学生才能参加科举。 从大观元年（1l07）至宣和二年（1120），朝廷干脆用太学的考试完全取代了科举。因此，从崇宁三年到宣和二年，普通士人除非进入受政府严密控制的州县学和太学，否则就不能进入官员队伍。这种做法断绝了书院学生上升的道路，对书院教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宋代书院教育的复兴时期
宋代书院发展的第三阶段是孝宗朝（1162-1189）和光宗朝（1189-1194）。这是宋代书院教育的复兴时期。
从汉朝到唐代的儒经注释到北宋中期已经显得非常过时，因而宋朝的思想家纷纷批判旧观点，提出新解说。这些新的经学理论包括理学和王安石的学说。后来神宗朝（1067-1085）把王安石的学说定为正统理论，压制其他学派。理学在北宋后期大部分时间里都被视为异端。朝廷的蛮横行为激起人们对王安石学说的普遍反感，加上王学在理论上的不成熟，所以在腐朽的北宋政权被金朝轻易打败之后，王学就失去了统治地位。南宋前期，科举和正统的官办教育又重新使用过时的汉唐旧注疏。高宗时期（1127－1162 年），由于理学家反对同金人讲和，他们的学说仍然受到压制。孝宗朝（1162一1189）是南宋政治最清明的时期。虽然统治者不喜欢理学，但对理学家的活动没有直接干涉。光宗（1189-1194）继位后，朝廷的政策仍然比较宽松。南宋的四位理学大师朱熹、张?、吕祖谦和陆九渊都活跃在这30多年中。他们和理学的信奉者们修复和建立了一些书院.作为传播理学的基地。
刘珙是理学家刘子?的侄子和学生、朱熹的师兄。乾道元年（1165），刘珙知潭州，决定在废墟上重建岳麓书院。不到半年，书院落成。刘珙请平民理学家彪居正担任山长，请离任为父亲守丧的理学大师张?任教，招收学生20人。淳熙十五年（1188），信奉理学的安抚使潘 对书院进行了扩建，将学生名额增加到30人。 绍熙五年（1194）五月至八月，朱熹知潭州。他到岳麓书院视察，对教学提出改进意见，又选自己的学生黎贵臣到岳麓书院担任讲书，扩大理学的影响。
在此之前，朱熹在淳熙六年（1179）初至淳熙八年（1181）三月担任路级行政长官权发遣南康军事。他一到任，就调查白鹿洞书院的情况，不久找到书院的遗址，马上下令重建，书院在次年三月落成。 他亲自担任书院的"洞主"，在教学上倾注了很多心血。他制订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规定了书院的教育方针和学生的行为准则。他亲自作聘书，为书院选任教职人员。书院第一次上课，朱熹登台讲授《中庸》。白鹿洞离郡治有10多里路，每十天官员例假，他都到书院，把整个休息日用于指导学生学习。
由于后来朱熹名望很高，现代学者普遍认为这时是宋代书院的鼎盛时期。事实上，因为朝廷不喜欢理学，不支持理学家开办书院，朱熹等人处境不好，一不小心就会受到攻击。在这些困难的情况下，各地书院教育的规模既不能与北宋前期书院衰落之前相比，更不能与南宋后期朝廷支持理学之后相比。前面列举的数字已经表明，这时复办的岳麓书院，学生比北宋时要少得多。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度损其旧十七八"，建筑规模可能还不到北宋时的三分之一。北宋初，这所书院有学生近百人，而这时只有一二十人。 朱熹重建这所书院时，还特别向朝廷表白，土木工程很小，"不敢妄有破费官钱，伤耗民力"。了解这种情况，有助于认识理学家顶住各方面压力，坚持发展和宣传自己学说的顽强精神。
综上所述，在孝宗和光宗时期，朱熹等地方官为了传播理学，重建了一些著名书院，使宋代书院教育引人注目地复兴起来。他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书院建设，使书院的教学和用人制度逐渐成熟。由于理学家的顽强努力，这些书院引起了朝廷和社会各界的注意。它们的影响大大超过了私立书院，公私书院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时朝廷不赞成理学，各个理学家的观点和教学方法也很不相同，朱熹等人重建的书院虽属官办，却多少带有私人讲学的色彩。这是宋代书院教育最有特色的时期。
宋代书院教育的极盛时期
宋代书院发展的第四阶段是嘉定（1208-1224）至宋末。这是宋代书院教育的极盛时期。
宁宗继位后不久，宰相赵汝愚和支持赵的侍讲朱熹就被排挤出朝廷。宁宗和外戚韩?胄指斥理学为"伪学"，把赵汝愚、朱熹和一批同情他们的官员、士人说成是"伪学之党"，加以压制打击。但宁宗、韩?胄的统治使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在金朝大军入侵的情况下，宁宗不得不杀死韩?胄，改变原来的统治政策。理学开始得到朝廷的肯定。于是，过去受压制的理学家和信奉理学的官员便积极进行书院建设，全国书院的数量和规模明显发展。
理宗朝（1224一1264年）以后，理学被定为唯一的正统学说，受到统治者极力推崇。书院教育也成为朱熹等理学大师的遗产，被官府继承。理宗大力支持书院建设，亲自为许多书院题写了院名。发展书院教育成了地方官博取名誉地位的重要手段。官办书院很快就遍及全国。每个州一般都有一所官办书院，有的州建立了两三所。不少县也办起了书院。很多官员和学者还办了私立书院。
于是朝廷将书院纳入全国的官办学校系统、从景定元年（1260）起，中央政府向每个州派出一名书院山长，规定担任这个职务的必须是正式通过科举考试或从太学毕业的官员。 在景定三年（1262）或四年（1263），朝廷将担任书院山长的条件提高到跟州学教授一样："山长应注有出身，应格合入教官，及经任合注教官人"。 由于朝廷向各州派出山长，州级书院就成了官办地方教育的法定组成部分。既然山长和教授的人选完全相同，书院和州学的教育就不会有太大差别了。
在孝宗和光宗时期，书院是朱熹等理学家对抗朝廷正统教育，宣传自己学说的阵地。但在南宋后期，理学已经变为朝廷的正统学说，成了国子监、太学和州县学教育的中心内容，书院教育在这方面已经没有多少特色。理宗时期（1224-1264），潭州在岳麓书院南面建立了岳麓精舍。潭州州学的学生每月参加测验，以成绩积累学分，积分达到"高等"就升入岳麓书院。岳麓书院的学生也通过每月的测验积分，达到"高等"就升入岳麓精舍。当地人称他们为"三学生"。 潭州州学、岳麓书院和岳麓精合组成一个升级系统，可见书院和州学在教育上的一致。
南宋后期，虽然私立书院也有显著发展，但已不能与官办书院的强大势力抗衡。官办书院成为书院教育的主流，而私立书院只是官办教育的附庸。事实上，这时私立书院几乎毫无例外地向官办学校靠拢。永丰县士人黄惟直开办的龙山书院，从成绩考核到伙食供给都完全模仿州县学，以培养学生参加科举为目标，平时由黄惟直讲课，考试则请县官或通过了科举考试的人主持，仿效官学，唯恐不及。 应氏家族建立的翁洲书院完全依照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方针安排教学，"讲肄程式一遵晦庵朱文公白鹿洞规。"
余 论
过去有些研究者把书院教育神秘化了。其实最早的书院是弥补官办学校数量的不足而出现的，主要办学目的也是为了培养学生参加科举。在被纳入朝廷正统教育体系之前，宋代的书院教育在孝宗和光宗时期有一定的特色。但在南宋后期受到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之后，书院和其他官办学校已经没有多少区别。元朝继承了南宋后期的政策，把书院列入全国官办学校系统，书院教育完全没有特色。
在明代，书院没有列入官办教育体系，不受全国统一制度的控制。王守仁等思想家和政治家曾开办书院，宣传自己的理论和主张，对抗朝廷的正统学说，批评朝廷的弊政。书院教育又呈现出自己的特色。结果明朝廷一再对书院进行打击。清朝在雍正十一年（1733）开始建立全国的官办书院系统，把书院教育作为国家正统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从此官办学校的弊病都出现在书院教育之中。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清朝严重腐败，府州县学普遍停止教学，书院更成为落后的传统教育在全国各地的最后堡垒。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发展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五代、宋朝和元朝。第二阶段是明朝和清朝。每个阶段都是一个书院从独立于官办学校系统之外到被纳入正统教育体系之中的发展过程。但第二阶段的结束不是新一轮循环的开始，而是传统书院教育的灭亡。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改革派领袖康有为指出，全国绝大多数书院都是教习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师徒万千，日相率为无用之学"。根据他的建议，朝廷在决定取消科举中的八股文考试之后，又宣布废除全国的官办书院系统，仿照外国制度建立现代学校体系，将省会的书院改为"高等学"，郡城的书院改为"中等学"，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变法失败后，这些决定被推翻。
八国联军的入侵清楚表明，再不改革，清朝就要灭亡。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和八月，朝廷再次下令废除八股文考试，将全国省会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府和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州和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 中国传统书院的发展到此结束，中国传统官办教育体系被全国性的现代学校系统所取代。书院的废除标志着落后的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灭亡，这个事实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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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书院传统的开创
朱熹或受聘至书院讲学，或与书院师儒讨论学术，或修建书院，或给书院题匾作记，并从中看出宋代书院始出现御题御书匾额以示书院官学化之痕迹。朱熹沉浸书院日久，桃李满天下，其理学思想及治学之道得到了广泛传播。
在北宋书院的发展基础上，南宋书院教育逐步恢复并勃兴。尤其朱熹及其弟子们开创的书院传统和精神，更使书院教育至理宗朝达到鼎盛，书院的兴衰和宋代理学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同步性。从某种意义上讲，理学大师、教育家朱熹的书院教育活动可视为南宋书院教育的典型代表。
首先，诚挚的敬业精神。朱熹及其弟子以书院为阵地，授受相传，建立门户，确立了学统。朱熹曾言：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者也。他自步入仕途，至69岁罢官还乡，其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著述和讲学上。“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四日”（《宋史·朱熹传》），即使短暂的任职期间，他也讲学不辍：“居家则寒泉谈经、武夷授课、沧州讲学，外任则白鹿书院、漳州道院、岳麓书院，随政兴学，门人弟子遍布天下”（陈来《朱熹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在朱熹的一生中，他对书院有种浓烈难逝的情结，其主要活动地在福建、江西。透过一些记载我们能大致窥其孜孜以书院活动的风貌：
浣溪书院：在古田县八都。淳熙二年（1175）“朱文公书扁。”
螺峰书院：在古田县西八都。书院中的“‘文昌阁’三字，朱文公所书也。”
考亭书院：在建阳县三桂里。“宋朱松尉尤溪时经此，爱其山水清邃，恒欲卜居而未果。绍熙三年（1192）其子熹奉承先志，筑居室之五年。以四方来学者众，因建精舍于所居之东以处之，扁曰竹林精舍，更曰沧州精舍”。“淳右四年（1244），诏立为书院，御书‘考亭书院’四大字扁之”。
义宁书院：在建阳县崇化里。“宋淳熙元年（1174）刘龠建，以为师友讲学之所，朱熹题扁。”
（以上据弘治《八闽通志》卷四十四）
草堂书院：在玉山县北怀玉山下。“朱子讲学于此。有青山绿树亭、源头活水亭，堂庑号舍具备。相传朱子题山下酒舍一联云：‘泉飞白石堪为酒，灶傍青山不买柴。’即其地也。”
鹅湖书院：在铅山县北鹅湖寺下傍。“宋儒朱子、陆复斋象山、吕东莱讲学之所。淳 右庚戌十年（1250），江东提刑蔡抗请于朝，赐名文宗书院。”
双桂书院：“在德兴县游奕坞。相传朱子赐程晔和程燧兄弟诗：‘君家构屋积玉堆，两种天香手自栽。清影一帘秋淡荡，任渠艳冶斗春开。’书院之名由此。”
（以上据雍正《江西通志》卷二十二）
朱熹行迹和曾有过关系的书院还很多，我们从以上例举可感受到，朱熹或受聘至书院讲学，或与书院师儒讨论学术，或修建书院，或给书院题匾作记，并从中看出宋代书院始出现御题御书匾额以示书院官学化之痕迹。朱熹沉浸书院日久，桃李满天下，其理学思想及治学之道得到了广泛传播。
其次，理学教育特征。理学的发展是学者们积极发展书院教育的直接动力。面对官学制度的腐败，社会士学风气的堕落，有识之士清醒地在教育方向、内容及人格建构方面因材施教、究明义理，注重自身修养及人格建树的理学成为绝佳的桥梁。简言之，当时官学教学方式陈腐呆板，导致学子志大才疏，唯重功名利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汲汲功名之心成为士子读书的重要诱因。正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所言：“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张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书院学风灵活生动，学规整饬条理，内容简要峻洁，吸引了众多学子。加之书院与“钓声名、取利禄”的世俗读书企图泾渭分明，提倡高风亮节，注重人格建树，并以朱熹所开创的书院传统和精神为典范，尤其当理学发展至理宗时期广为传播，书院也就更成为士子所倾慕的求学之所。朱熹认为首先应该批评不良学风，“若读书上有七分志，科举上有三分，犹自可；若科举七分，读书三分，将来必被他胜却，况此志全是科举！所以到老使不著，盖不关为己也”（《朱子语类》卷十三）他大力提倡“为己之学”。《论语·宪问》：“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认为“圣贤论学者用心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辨而日省之，则庶乎其不昧于所从矣”（《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七）所谓“为己之学”，即自觉地读书学习，注重修养，求得道德学问。在朱熹建构的理学世界中，他完善了格物致知论，强调体认社会伦理的原则规范并化成高度的自觉行为，重视人文教育及人格建设。提倡明人伦即明理的教育目的，以理学教育和经学教育为主的教育内容，从《小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到《诗》、《书》、《易》、《礼》、《春秋》等的治学次第，以及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教学论和读书法，均体现出朱熹理学教育的时代特征。
明人伦、明理的教育目的
朱熹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即白鹿洞学规体现了书院全新的教育理念、价值体系，他提出了明人伦的教育目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因之他还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并为之注曰：“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他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而明人伦须遵循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顺序，其中学、问、思、辨是为了穷理，笃行则是修身以落实到具体的处事接物的事实中去。这些皆由儒家经典语句集成，无一字无来历，这部学规是最能体现封建时代书院精神的学规，其中蕴含了对教育目的、内容及方法的体认，实为中国封建社会书院制度化、规范化的重要标志。
朱熹视读书做学问为第二事，求理才是其目的。他反对钓声名、取利禄的现象，批评学校及科举流弊，主张以讲明义理即“为己之学”为求学目的。他说“读书乃学者第二事。……而今读书，只是要见得许多道理”（《朱子语类》卷十161页）。而《白鹿洞书院揭示》后又成为岳麓书院的“教条”，目的都是为了让学生明确学习目的，使诸生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行之于事，推己及人，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随着理学地位的正式确立，书院的官学化色彩不断加浓，淳右元年（1241）宋理宗视察太学，御笔《揭示》赐予国子监诸生。后又诏颁各府州县学，全国推广，以至对元明清书院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教育理念及教材内容
朱熹以宋代理学和儒学经学为主，其儒家经学的教育贯穿着宋代理学精神，而与传统的儒家经学教育有别。于内容上，朱熹把教育分为小学、大学两阶段。“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题小学》）。“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朱子语类》卷七 125页）很明显他把学校教育分为两个阶段，小学教之以事，大学明之以理，后者是真正目的。我们从朱熹据循序渐进及由事至理原则所设置的教材也可窥见一斑，如自编《童蒙须知》中有《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字》、《杂细事宜》等，由生活细节的规范体现了朱熹小学教育侧重教之以事的特点；至于大学教育教材，以“四书”及《四书章句集注》等为主，以格物致知作为大学教育的认识论基础，具有浓郁的理学教育特色。
教学论与读书法
其一，“为学在立志”。
针对贪利禄而不讲道义的求学态度而发。朱熹认为端正学者的治学态度很重要，并强调立志于求道义。如：
“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只如而今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又谕学者》）。
其二，“读书须是虚心切己”。
朱熹提倡看文字须虚心，不要先立说。
其三，多读书与熟读精思相结合。
朱熹曾言：“书只贵读，读多自然晓”。“须平日多读书，讲明道理，以涵养灌培，使此心常与理相入，久后自熟，方见得力处。且如读书，便今日看得一二段，来日看三五段，殊未有紧要。须是以磨岁月，读得多，自然有用处。且约而言之：《论语》、《孟子》固当读，‘六经’亦当读，史书又不可不读。讲究的多，便自然熟”。这些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一脉相承的。即通过多读书，积累知识，自然能掌握道理。但同时要精熟，与其贪多，不如求精。
自由活泼的学术空气
理学兴盛之际，各派之间论争激烈。朱熹除亲自授课外，并未固守一家之言，曾邀请与他论战多年的陆九渊来白鹿洞书院讲学。这不啻为书院的学术空气注入了新鲜、自由、兼容之活力，也充分显示了朱熹的办学思想及教育观念。陆九渊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题展开讲述，“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动，天气微冷，而汗出挥扇”（《陆九渊集》卷三十六中华书局 1980年）而朱熹确乎以其真诚而表白：“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并请陆九渊把讲义“笔之于简”，朱熹亲自写《跋金溪陆主簿白鹿洞书堂讲义后》，珍藏于书院以供摹览学习。意犹未尽，朱熹在《白鹿讲会次卜丈韵》诗中续谈此次学术交流的动情：“宫墙芜没几经年，只有寒烟锁涧泉。结屋幸容追旧观，题名未许续遗编。青云白石聊同趣，霁月光风更别传。珍重个中无限乐，诸郎莫苦羡腾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这种百家争鸣、自由论辩的学术活动大大促进了不同流派间的学术交流，对于士子开阔视野、激发思路有重要影响。
总之，作为中国古代著名教育家的朱熹，一生投身教育，将学术与教育相结合，通过从事学校和书院教育活动来传播其理学与经学思想，勤勉于传道授业、著书立说、会友辩学、创立学派，使理学得到广泛的推广，对中国思想史和教育史均产生了深远影响。继承朱熹之志，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在理学解禁后，再次以书院为凭借大力传播和普及一度遭禁的理学，以至于宋末元初之际，形成了我国书院历史上的高峰。这些书院多研习理学，创办者或为清醒世事的隐士们，或为不仕新朝的遗民们。他们或任书院山长，或讲学其中，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所开创的书院传统，也在宋末书院延续光大。
书院文化：传承与传播
书院是传承文明，传播思想和文化的载体，它和文化有着难解难分的姻缘关系；书院的创立对科举而言，更重要的是给了文人士子一个说话的空间，一个播撒文化与思想的载体；而随着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书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国外，进而为推进世界文明的向前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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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与科举有不解之缘
李颀《缓歌行》说：“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颖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士子十年闭户苦读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通过科举踏上仕途。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唐玄宗开元元年（717年），将原有的藏书机构乾元院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此书院是皇家编、校、典藏图书的地方，类似于皇家图书馆，不是教学机构。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书籍越来越多，供个人藏书、读书、治学的私人书院逐渐出现。这些书院开始了授徒讲学的活动，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出现了。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官学衰微，随着明经科地位的下降，经学教育不受重视，而进士科地位的上升使得人们日益重视读书作文，并兴起了隐居读书、习业山林寺院的风尚。受佛教禅林寺院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在山林胜地创办了书院。由于禅林大师讲经说法，四方僧徒、信士云集于此，这些私人藏书、读书的书院逐渐演化为学者讲学授徒，士子读书求师并进行学术研究的专门教育机构，具有了学校性质。
宋初，朝廷的主要精力还用于征服南方仍在割据的地方政权，无暇顾及文化教育，官学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后周遗留下来的国子监不过是一个空架子，而散居于草野之中的读书人，由于国家地初步统一和安定，又产生了强烈的进身要求，希望通过读书获得功名。书院在这种历史契机下兴盛起来，形成我国书院教育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了著名的“宋初四大书院”。此后北宋因官学兴起，书院一度沉寂下去。南宋因朱熹等理学代表人物恢复了一些书院的教学活动，并亲自讲课，指导生徒，使得书院又有了迅速的发展。
元朝，政府对书院采取了保护、提倡和加强控制的政策，使得书院一方面在数量上得到发展，遍及于全国许多地区；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任命书院的教师，控制书院的招生、考试及学生的去向，政府拨学田给书院，使书院官学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许多书院甚至已经完全被纳入了地方官学系统，与路、府、州、县学校一样，成为科举的附庸，丧失了书院淡于名利，志在问学修身的初衷。
科举取士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读书做官”，促使士人一心一意读书备考。来书院隐居读书的人有的重视讲学修心养性，有的是借隐居读书以博得高名，走“终南捷径”，待中央及地方长官辟用。而更多的则是为了读书提高以求应举入仕。李颀《缓歌行》说：“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颖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士子十年闭户苦读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通过科举踏上仕途。
明清两代书院继续发展，即使明朝政府曾四次明令毁废书院，清初也有一段沉寂，但仍未能扼制书院的迅猛发展，单就数量几乎已遍及全国。明清的统治者，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使书院由私学蜕变成了官学，被纳入了科举系统。
时至清末，书院和科举一样不适应社会的变化，戊戌变法期间，人们在改革科举的同时，也把批判矛头指向书院。光绪二十七年八月（1901年9月），清廷发布上谕，重申改书院为学堂，从此书院制度失去了其存在的法律基础。作为科举的附庸，1905年当科举被宣布废除后，书院也彻底消失。
综观书院的历史，我们发现书院的发展几乎与科举的变迁同步，唐中期，科举制经过初唐的草创，达到更为完备的时候，书院产生了；宋代是重文轻武，进士备受荣耀的岁月，书院兴盛；清代，科举穷途末路被废除，书院也同时结束。书院因科举盛而兴，因科举衰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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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院与文化的渊源
从西晋、东晋到北宋，南宋，书院是文化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院是传承文明，传播思想和文化的载体，它不可能不和文化有难解难分的姻缘关系。纵观其书院的发展史，无论是从其数量还是从其质量上看，长江流域的书院都大大高于黄河流域，以宋代六大著名书院为例，除嵩阳书院和应天府书院属河南境内外，其余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茅山书院、石鼓书院全在长江岸边的江西、湖南、浙江境内，这不得不使我们追忆起中国文化史上的两次迁移。
文化南移的表征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翻阅中华民族的历史，距今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黄河下游两岸生活，他们以捕鱼、狩猎、采果为生，经过母系社会，汉族生齿日蕃(繁衍)于黄河中游的中原腹地，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或者更早一些，先民们就告别了茹毛饮血，赤身裸体的时代。这个时期经历了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个时期，史称五帝时代。先民们知道熟食，有了粗笨的工具，生产方法由渔猎进步到畜牧，创造了奴隶社会灿烂的文化。到了商代，我们的祖先移居到黄河中下游，这里气候温和，植物繁茂，生产方法已由畜牧业进步到农业，并开始了定居生活，文化与教育在先民的实际生活中产生。生活是学习，劳动是学习，长者，父母就是教师，猎场与田野就是学校，文化教育与生产生活水乳交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正向封建制过渡，战国七雄都在企图吞并其它六国而统一中国。这时各种矛盾纵横交错，尖锐复杂，迫使人们酝酿、讨论，并且尽快做出答案。于是各阶级、各阶层的思想应运而生，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提出各种各样的治国牧民方略，从各方面进行理论探讨。各学派之间非但政治观、自然观上截然不同，在道德观、教育观，以及对知识分子态度上，各是己是，非人之非 。他们之间激烈的论争，也有微妙的相互吸收和渗透，从而促进了各学派的进一步发展，繁荣了学术。这个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洛阳为中心，方圆五百里为半径，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原文化。在教育上，百家争鸣丰富了教育理论，促进了教育理论的发展，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是著名教育家。如儒家了孔、孟、荀；墨家有墨子；道家有老、庄；法家有商、韩、李，他们都有很多论着。其中《论语》、《墨子》 、《孟子》、《荀子》、《管子》、《吕氏春秋》等，都蕴含着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是中原文化中璀灿夺目的奇葩。
可以说从东晋开始，经济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长年征战，北方破败不堪，南方沿海各国却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长江流域一带，楚、越、吴等地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过去南蛮的荒芜之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到了十二世纪，金的入侵和南宋的偏安，进一步强化了封 建经济南盛北衰的格局。这种经济重心的转移是值得注意的，如同火药对于军器制造，指南针对于航海，活字印刷术对于文化教育一样，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五代相对活跃，多极化发展和兼融并存的文化思想形态随着经济的南移开始注意南方，绚丽多姿的中原文化地域也随着经济的南移，开始向南移动。加之楚文化的兴起，屈原、宋玉等一大批文化名人的出现 ，楚辞、绘画、诗词、歌赋、建筑与园林艺术在长江流域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促使文化开始向南移动。从东晋开始的“文化南移”现象，到了宋代文化重心已经由黄河中下游移到长江中下游，这种文化重心的变迁至南渡以后完成。
从西晋、东晋到北宋，南宋，书院是文化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两岸，地肥水美，气候温暖，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沿江的商贾之事也日逐昌盛起来。随着经济的繁荣，沿江出现了一个个热闹非凡的港口和繁华的城镇，人们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文化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加之长江两岸名山大川甚多，一些文人志士开始在大江两岸兴建书院，教育子孙，传承文明。经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变迁，长江流域共产生了一千多所书院，不仅从数量上大大高于黄河流域，从质量上看，中国著名的书院也大都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这种文化南移的结果是繁荣了长江流域的文化教育事业，促进了社会的文明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以清代的一百一十四名状元为例，长江中下游的状元共有八十九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它地区不过二十五名，还是封建皇帝为了照顾那里的情绪而特赐的。从东晋开始至今，经过文化的两次南移，长江中下游经济文化始终长盛不衰，沿江的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了著称于世的繁华都市，中国各大学派、流派也以长江两岸为中心分布开来。 直到今天，还可明显看到，我国南方的高校明显多于北方，名牌大学比比皆是，文化名人不胜枚举。甚至连今天揪动亿万中国人心肺的高考，考生不仅从数量上，从分数上也明显高于 北方，录取的考生从比例看，南方也高于北方。文化南移现象是客观在的，至于文化南移与书院兴盛的直接联系以及文化南移所造成的南盛北衰的奇特结果，应该说是中华民族在自 身的发展过程中，透过经济的南移，以经济为基础的文化也开始发生演变，以一定经济和文化发展为基础的书院教育自然顺应时代的变迁，在长江流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宋明理学的昌炽
宋代教育，盛况空间。“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学生总数之多，有时竟达16.7万多人，确实“视古无愧”。史称：“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这种人才辈出局面的形成，一是有范仲淹、王安石等志士仁人的卓越教学改革 ；二是与宋明理学的昌炽不无关系。理学又名道学，它是以儒学作为精神主体的，所以现代中国和西方学者往往将它称之为“新儒学”。儒学经历过先秦的初澜期之后，在汉代掀起了第一次经学化高潮，对先秦儒学进行了改铸，使之更接近于宗教。其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儒术独尊的地位动摇，尤其是魏晋玄学的兴盛，使儒、释、道三教并立、并尊的局面确立。随着封建一统化的再次完成；隋王通主张“三教归一”，唐韩愈主张“恢复道统”。道学之名渊源于韩愈的道德说，三教各有其道，但理学以仁义为本，承儒道的精神显然无疑。
理学家们撇开汉儒，直承古圣的思想，与韩愈十分类似。理学家构建了一套镇密的哲学体系，跳过韩愈，“读夫千载不传之”(朱熹语)直承“思孟学派”。若深究宋儒的哲学观念 和辨证思维方法，可以发现，他们与佛、老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理学的探源中，除勘定儒学的主源外，对释、道影响的存在也不可低估。理学是儒学复兴的第二次高潮。宋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以“太极图说”名世，弟子程颢、程颐袭其衣钵并加以发展，创 “理气说”和“居敬穷理说”。及至南宋，陆九渊发展了“大程”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朱熹发展了“小程”的客观主义倾向，并集前代理学之大成，成为著名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从纯粹哲学的角度划分，宋代理学可分三类：以“理”一元论；以“小程”朱熹为代表。“气”一元论以张载为代表。“心”一元论，以“大程”和陆九渊为代表，明代王守 仁是其集大成者。由此可见，“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流变与对立已初见端倪。客观地说，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对立，只是同一个儒学立场上的有限度的对立，有类于今文经 学与古文经学的对立，并非真正的水火不容。自南宋末年始，历经元代和明代早中期，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推行的思想，成为法定的一统化的意识形态，并渗透到国民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而作为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周敦颐、张载、程颢、程 、朱熹、陆九渊和王守仁，个个都 是教育家，每人都有近乎完整的教育学说，他们将教学、学术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设和传递三者融为一体，无一例外地积极地参与了书院教育这一冶炼工程，书院名副其实地成了他们向生徒们传道授业和弘扬学术的载体。其中以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最为突出。
朱熹自登进士第至告老的50年中，总计做官不过10年，其余则全为私人讲学，他是一个一辈子热衷于教育的大学者，一位践履笃实的教育家。他的教学实践场所几乎遍布宋口大书院，其中，以白鹿洞书院时间为最长，其循循善诱，孜孜不倦的精神令人钦佩。朱熹的“复性 ”教育作用论，“醇儒”人格模式的设想，“居敬”的道德教育论，“穷理”的知识教学论，以及“朱子读书法”都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至于陆九渊和王守仁，也都是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前者43岁来南康访朱，并登上白鹿洞书院的讲台，主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熹将此讲义刻于石碑，以警后世；44岁赴国子学讲《春秋》，其后一边为官 ，一边讲学。后者也十分重视教育工作，曾建龙岗书院，主讲文明书院，并修复了濂溪书院和白鹿洞书院，还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发布告谕，制订乡约，开办社学，实施乡村教化工作；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是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题，对后世也有深刻影响。
可以说，宋明理学的昌炽促进了书院教育的发展，而书院教育的发展对于弘扬宋明理学，传播其思想和文化精髓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考据学派的复盛
清入关之初，不少具有民族气节的前明知识分子，不与新政权合作。为巩固政权，以武功取得中原的满人统治者急需大批文官来管理朝政，于是 他们笼络汉人，收卖人心，采取了一些怀柔政策来收买汉族知识分子。对于名声较大的前明文人，他们多次“书征”，装扮成“礼贤下士”的面孔；对“山林隐逸”，他们特设“博学鸿词科”，以诱骗汉族知识分子参与朝政，其对书院“官学化”的管理也是基于此种指导思想。但最初努尔哈赤对明末知识分子深恶痛绝，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对俘虏中的知识分子，“尽行处死”。后来，对知识分子又爱又怕，又想到利用他们为政权服务又害怕其思想活跃危害朝廷的矛盾心理，促使清政府一方面使书院官学化，极力培植适合自己口味的“新型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大设“文字狱”，动辄因文字问题屠杀知识分子。
康熙、雍正、干隆三朝，便有庄廷、戴名世、查嗣庭、陆生楠、曾静和吕留良，谢济世 、胡中藻之狱，涉及面广，卷入者众多。如康熙初，庄廷得大学士朱国桢着《明史稿》增改刊印，定名《明书》。清政府得人举报书中有的思念明朝的民族感情，遂将庄氏剖棺戳尸，杀绝全家，并且株连作序者，补校者，刻印者，直至销售人、买书人，此案殃及江浙一带汉族名士，处死者多达70余人，发配充军不计其数。又戴名世《南山集》一案，处以极刑者多达100余人。清统治者还以“联想”、“影射”给知识分子定罪。雍正时礼部侍郎查嗣庭 任江西乡试考官，出《维民所止》试题，被举报“维止”是要去雍正之首；干隆时胡中藻督学广西时出了《干三爻不象龙》试题，被举报讽刺皇帝；诗人徐骏因着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句，被举报影射满清愚昧；学者浓德潜《咏黑牡丹》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举报诅咒满清，怀念故明，均以莫须有定罪，勿须过堂就格杀勿论。
在如此高压之下，汉族知识分子退避三舍，噤若寒蝉。学者“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远离政治，“家有知慧，大凑于说经”，以复古求真为手段。加之满清皇帝以为此与统治无碍，遂大加提倡，将知识分子的毕生精力吸引到编纂古籍上面来，从而为“汉学”的复兴，“干嘉学派”考据之风的盛行提供了温床。满清几位皇帝对于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理都十分重视，在他们的倡导下，大批知识分子转而学术复古，考据之风盛行，在古籍的编纂与整理方面，做出了重大成绩。如从唐熙时期开始，就编纂了《明史》、《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几部大型丛书；干隆时期编纂的有《续通志》、《 续通典》、《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皇朝通考》、《大清会典》，影响十分巨大的《四库全书》就在此时完成的。《四库全书》从干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开馆编修至 干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始成。历时10年，共收书3503种，计8900余卷，装订成书36000 余册，分经史子集四部，保存和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这是考据学派复盛的直接后果。
清代书院，受总的政治气氛与文化教育管理政策的影响极大，书院逐步官学化，受政府遏制，几近沉寂，书院特质基本消亡。满清政府为防止“东林书院事件”的重演，曾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大清会典·儒学·学规》)。同时，为表“开明统治”姿态，表示对书院教育的不无关心。顺治十四年，顺治帝同意修复石鼓书院，但这只不过装点太平盛世之举，实质上从清开国后的90余年，书院一直处在被禁或停滞的状态，
除去考据之风带来的文献古籍的丰硕成果之外，学术研究，书院教育几乎就没有什么发展。
书院文化的输出与东传
书院走向世界起始于明代。正统四年(1439)也即朝鲜世宗二十一年，朝鲜李氏王朝君臣借鉴中国宋代的书院制度发展其教育事业，实为书院输出的重要标志。
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唐宋以来，它为中国的教育、学术、藏书、出版、建筑等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思维习惯及伦常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过重大贡献。
而随着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书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国外，为传播中华文明，并促进这一文明与当地文化的结合，进而推进世界文明的向前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书院制度向域外输出的起始时间，目前尚难断定。以今日疆界而论，唐代所辖有今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越南等国部分领地；元代所辖有朝、俄、蒙及锡金、不丹、缅甸、泰国等国部分地区，明代有俄、锡、不、缅等国部分地区。永乐五年至宣德二年(1407-1427)曾收安南入版国，置交趾布政司；清代所辖曾有俄、蒙、哈、吉 、塔、缅部分地区，因为这部分地区处于当时中央政权的领导之下，皆有可能和内地一样一体推行书院制度。另外，像日本等周边国家，自唐代派遣使节到中国以来，书院制度也随时可能输入。以上两种可能，唯无确凿材料证明，皆只能归于存疑，可以不论。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书院走向世界起始于明代。正统四年(1439)也即朝鲜世宗二十一年，朝鲜李氏王朝君臣借鉴中国宋代的书院制度发展其教育事业，实为书院输出的重要标志。
海外书院的分布范围，主要是东亚、东南亚这一中国文化圈内。如朝鲜半岛，历史上曾有过六百七十所书院。日本书院也很多，仅笔者所知就有刀江书院，明治书院，开明书院，汲古书院、高桐书院、东方书院、日光书院等等。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明诚书院 (1729)，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五福书院(1819)，南华书院新加坡的萃英书院(1854)、养正书院 等，都很有名。此外，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城有圣家书院(又名文华书院)创建(1732)，在美国旧金山有大清书院创建。如果说书院在东亚、东南亚流传是因为传统的东方文化的培植，那么它在欧美的立足则说明：在西方文化圈中它们可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海外书院的创建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寓居海外的华人，这些人因为侨居异国他乡，在异族文化的氛围中，常有一种飘浮无根之感，对母体文化有一种执着的依恋，于是就兴办起很多以传播中华文明为首务的华侨书院。
海外绝大部分书院的创建则是外国人，这些外国人之所以移植中国书院于其国土之上，概而言之，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吸收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将其视作一种传播文化的管线；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本身也成为当地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完全本土化，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在朝鲜李氏王朝四百余年间的经营，使书院遍布南北各地，直至今天，朝鲜一千元的纸币上还印着陶山书院图案和在院中传播朱子学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李冕的画像。在日本，江户时代称作书院的学校就有佐贺藩多久邑的鹤山书院、多度津藩的弘滨书院、大沟藩的腾树书院、大洲藩的止善书院、大阪的德书院、和田藩的育英书院、弘道书院、时习书院、崇德成章书院、温故书院、博文书院、尚德书院等十余所。除了教学之外，书院的出版功能也得到了强化，前面我们提到的刀江、明治等几所书院都是在今天仍在出版图书的书院。如东京明治书院，从其院名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创立于当时中国清代后期的明治时期(1868-1911)，它在昭和四年(1929)出版过岛地大等人的《天台教学史》 ，三十九年(1964)又出版了川口久雄的《平安朝日本汉文 学史的研究》一书的增订版，四十六年(1971)出版利光三津夫的《律的研究》。东京善邻书 院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中文学校，则以传承中国书法为重要任务。书院的创始人宫岛大八，光绪年间留学中国，追随某师张裕创游学保定莲池、武昌鹿汉、襄阳鹿门等书院共八年(188 7-1894)，深得其书法之道。回国后在东京创建书院，致力于中日友善事业和弘扬其师技法，终成日本一大书法流派。八十年代，善邻书院曾组团到北京、保定、武汉等地进行张氏师生书法艺术展览。1986年8月，日本的上条信山和中国的启功先生还在莲池书院合作创造了“张裕钊宫岛大八师生纪念碑”。1987年4月，裕钊重孙张瑞娴女士又在东京设立“张裕钊宫岛大八纪念室”，续写中日书院书法技艺交流新篇章。
外国人移植中国书院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将其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管线，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城的圣家书院。圣家书院亦名家修院，又名中国学校(Collegiodei Ch inesi)中国人则称其为文华书院，它的创始人是马国贤(1632-1745)。马国贤原名Metteo Ri pa，意大利天主教布教会(一作传信部)教士，康熙四十八年底(1710.1)抵达澳门，次年奉召北上，以画家身份进宫，成为中国皇宫画师，以长于雕琢绘塑而得康熙皇帝器重。他热心传教，并主张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康熙六十一年(1722)，在北京为罗马布教总会设立了第一个机关。次年，雍正皇帝登基，他请求辞职回国，得到批准之后，遂于十月(1723.11)带着谷文耀等四名中国学生西行返国。回国八年之后，他终于征得罗马教皇同意，在那不勒斯创建培养中国人的书院，自任总管，直至1745年(乾隆十年)逝世为止，可谓将毕生精力奉献于书院建设。
书院最初以专收中国留学生为目的，后来兼收有志到远东传教的西方人、土耳其人。经费由教会负责，学生毕业后授予学位。书院自创办至1868年(同治七年)被意大利政府 没收，历时一百三十七年(1732-1868)，前后总招收中国学生一百零六人，其中还不包括186 8转学的三人。据记载，同治(年)以前中国赴欧洲留学的共有一百一十三人，其中九十一人( 不包括同治后去的十八人)在该院肄业，占这一时期留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一，余下的 百分之十几则散居意大利罗马、葡萄牙里斯本、法国巴黎等地的学校。从以上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圣家书院在早期中国留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与圣家书院类似的还有日本东京的亦乐书院，它是日本明治三十二年(1899，即清光绪二 十五年)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创建、专门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机构。其时日本已经完成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并刚刚将大清帝国打败(1895)。甲午战败，使中国知 识阶层普遍感到非学习西方开始近代化进程不可，同文同种的日本自然成了当年中国人学习 西方的榜样，他们纷纷东渡扶桑，开始了救亡国图存的探索。亦乐书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 运而生的，它是中国人透过日本人学习西方，以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的机构。当时留学“东洋”的中国人很多，类似这样的书院在日本各大城市都有。兹以东亚同文会创办的东京同文书院为例，介绍此类书院的运作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