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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第7期 《百年潮》 作者：金茹
韩启德，1945年7月生于上海，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病理生理学家。现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主席。2003年3月，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人民大会堂南侧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的办公室，韩启德与我们随意地交谈着。
他望着窗外尽收眼底的天安门广场，不无感慨地说：我有时候站在这里向外看，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受。1966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卡车开过天安门广场，看到了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当时那种激动的心情、神圣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我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坐在人民大会堂里办公。
韩启德用“历经沧桑”来形容自己的人生。他说，我经历了不少磨难。但是，人一定要经历磨练之后方能成大器，方能有胸怀，而一个人有多大的胸怀就能做多大的事情。
假如当初一帆风顺，我就不是今天的我了
韩启德温厚、随和、坦诚，同时又敏锐、深刻、直率。这种“柔中有刚”的双重性格使他具有一种常人所不具有的亲和力。他常常会在看似不经意的交谈中点出你身上存在的问题，而绝不会使你在心灵受到震动的那一刻感觉到痛苦和沉重，同时又让你在轻松接受他的建议时必须认真正视自己的不足，并且努力修正自己的行为。与这样的人在一起工作你会觉得做什么都很舒畅。他的同事喜欢他，他的下属敬重他，他的学生爱戴他。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一种人文氛围，想不受影响都难。这就是韩启德的人格魅力。
记者：您曾经说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您越来越感到家庭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影响您成长的还有更加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社会环境对您的磨练。应该说，在您成长的全部过程中您始终是经受着这种磨练的。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韩启德：在注重家庭出身的那个年代，我的家庭出身确实给我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这应该说就是一种磨练吧。
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19岁去日本留学，学成回国先是在国民党政府部门做事，后辗转于上海的几所大学教书。1948年底，父亲受朋友之托代管一个很小的货栈，几个月后上海解放，父亲因此被划为“资本家”。1959年，父亲因为事事认真，看不惯的就说，得罪了不少人而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内定坏分子”，开除了公职，从此一病不起，于1964年含冤去世。“文革”结束后才被彻底平反。
我母亲年轻时是个新派女子，她考入桑蚕学校，毕业后到农村组织农家种桑养蚕。结婚后就不再工作了，在家相夫教子，赡养老人。母亲性格温和善良，待人宽厚，又很聪慧。而父亲则刚直、好胜。我记得儿时的一大乐趣就是兄妹几个围坐在父亲身边，听他讲述在日本的故事。父亲和母亲的矛盾性格相互交织融合在我的身上，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影响。
上高中时我曾经考上过上海著名重点中学——育才中学，但是我被人顶替了，我那时只有十几岁，这个打击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我不服气，在读高中时，我总是把育才中学和我所上的62中学的两套习题都同时做完。
读大学时，我学习很好，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还当上班长，后来就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班长也给撤了。我努力进步，靠拢组织，但总得不到组织的信任，这使我感到非常压抑。
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甚至连参加“革命”的权利都没有。我又不甘心当“逍遥派”，非要关心我“不该”关心的革命。于是我就找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学习。我精读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居然在无意中提高了自己的政治理论素养和思辨能力。
大学毕业：，我分配到陕西工作。在黄土高原那10年，我真是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但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我连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都评不上。后来有个“可教育好的子女”的说法，公社书记与医院党支部想趁这个机会发展我入党。我申请书写好了，党支部也通过了，可是一外调，我家所在地的派出所说我父亲有所谓的“内定”问题。公社书记对我说：“老韩，实在没办法，我们实在担不起这个责任。”
这些不愉快的经历，使我学会了在逆境中怎样调整自己、磨练意志，也使我懂得，怎样去理解别人，因为我的经历使我知道一个人在逆境中所承受的那种压力。我很庆幸我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如果当初一帆风顺，就不是今天的我了。
被别人需要，比单纯为自己活着更有意义
2003年4月，突如其来的SARS病毒侵袭了北京。医生出身的副委员长韩启德成了大忙人。他亲临一线了解情况，鼓励医护人员牢记自己的使命。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中央提出建议，他写信给吴邦国委员长呼吁防治非典要依法办事。他还与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北京市代市长王歧山、教育部长周济等领导同志就防治非典工作交换看法，提出建议，他的意见和建议受到高度重视，不少被采纳和落实。
韩启德在谈到一线的医护人员时说，一个人选择了自己的职业以后，就应该对自己的职业负责任，这是一种基本的职业精神。在需要的时候你就要站到第一线去，因为“你就是干这个的”。
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怎么会有如此深刻的理解：人生的价值就是走进真实的平凡之中。
记者：记得有人说过，一种“应该如此”的职业精神，一份执着和勤奋，再加上始终如一的信念，这是一个人能够成就辉煌事业的基本要素。您对此一定会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吧?
韩启德：我实际上是个很传统的人，有着一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觉得人活着总要做点事，而你所要做的事情就决定了你自身的价值，你活着的质量。
我们兄妹五个，我最笨，但我的优点就是勤奋与严谨。少年时一场重病让我萌发出一个当医生的梦想，这个梦想我一直未曾改变过。1962年我以第一志愿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在医学院给我影响最大的是一位叫屠逸君的年轻助教带我们上的生理实验课。第一次实验报告发下来吓了我一跳，她在上面用红笔写的字比我写的字还多。把逻辑推理的不严密处，包括标点符号、错别字一一予以纠正。然后，我们得根据她的批示重新写一份报告，起码要再花三四个小时才能完成这份报告的修改，然后她再批。我们一共是十几次实验，这十几次实验下来，对我的思维方式、我的一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到北医以后，第一次当教师也是带实验课，我也这么做。后来在美国碰到我当时教过的学生，他们说：“韩老师，您当时对我们实验报告的批改对我们以后的科研影响非常大。”可见一个好的教师会给他的学生一辈子带来的影响。
我们念了三年基础课，到第四年要进入临床学习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我们就到农村去了，回来后又接着搞文化大革命。1968年分配工作时，我这个没有正经学过一天临床医学的医学院毕业生，被分配到陕西临潼县一个公社医院当医生。没有临床知识，我怎么面对病人?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实践中学，边干边学。后来我居然成了当地的一位“名医”。
开始我听不懂陕西话，不知道病人在说什么，我就有事没事地找当地老乡闲聊，没多久我就能用地道的陕西话跟他们“闲谝”了。
当时，我是医院里唯一受过医科大学教育的医生，身边没有可以求教的老师，就靠着在医学院里学的基础知识，靠着从上海带来的几本临床手册，一边学习、一边实践。许多病人没有文化，病情说不清楚，我就仔细观察、询问，帮助他们搞清病情，然后对照病，隋翻阅医书诊治。遇上病情危急而自己又诊断不清的，我就亲自把患者护送到大医院去，并且一直陪着，以便学习大医院医生们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每看一个病人我都当成—次临床实习，从病人的初诊到康复，我都做详细记录。有的病人回家后，我还要上门看望。我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学出来的。
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那时侯农村孩子出麻疹的死亡率很高。为了掌握更多情况，对治愈的孩子只要有条件我都要争取上门再看看。有一次，我去一个农民家寻访，想看看他家几天前出麻疹并发肺炎的孩子病况如何。孩子的母亲从满炕的孩子中抱起那个患病的孩子说：“好了，好多了。”可是一回头却发现另一个孩子已经死了。农民对疾病没有隔离意识，也没有防范的条件。这件事让我难过了很久，我开始意识到作为一名医生的责任。以后遇上得传染病的孩子就诊，我就再也不敢放孩子回家，而是留下来由自己亲自照料直到病愈。
那时侯，医院缺医少药，设备简陋，连个病房都没有，我就自己建起了能够接收20多位病人的简易病房，以后又相继建起了手术室和化验室等。为了解除更多人的痛苦，我不仅管儿科、内科、妇科门诊，做各种外科手术，而且还学习中医，学会了针灸。我把中西医结合在一起，为当地的老百姓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科医师”。
记者：西北生活那样艰苦，您能够干得这么出色，我总觉得这与您的性格有关系，比如您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同时您又是个要强的、追求完美的人，又有很强的职业精神，这是否就是您能够在那样的情况下成为一名“全科医生”的重要原因?
韩启德：前面说过，我是个很传统的人，这些更多的还是与我受到的教育有关。我当时真是怀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激情到农村去的，所以我并不觉得那里的生活艰苦。我认为在那里我有用武之地。我从心灵上感到的是愉悦。我真正感受到为人需要所带给我的那种幸福。
拒绝诱惑，踏踏实实做学问才能成为大学问家
韩启德和夫人袁明是中学同学，他俩同岁，同生于上海，同一年考上大学(袁明考上了北京大学西语系学英语)，后来又一同在陕西工作并结婚成家。袁明是为了韩启德而要求来到陕西工作的。在那里，袁明成了“孩子王”。韩启德说，袁明对付调皮的孩子最有本事，孩子也喜欢他们的袁老师。韩启德和袁明在黄土地上生活了近10年，如果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他们真的就在那里扎根了。
记者：您与袁明老师都回到了北京，并没有在黄土高原扎根，这似乎有些违背您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初衷。但是，您的选择却给自己拓展开一个更宽广的舞台，使您能够更加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为国家和民族作出更大的贡献。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韩启德：这是时代赋予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使我能够用自己的知识和生命为国家和民族贡献我最大的力量。我那时侯真的非常渴望继续学习。1977年，我得知陕西省要举办一个冠心病、高血压病学习班，学期两年。本来我作为农村基层医师是没有资格参加的。我不管这些，跑到省卫生厅和西安医学院去申请参加，袁明还跟着我一起跑到主办人的家里软磨硬泡，终于感动了举办者，破格准许我参加。这是我毕业10年后第一次得到正规继续学习的机会，我非常珍惜。在学习班，我总是提问题，这引起了著名心血管病理生理学家卢兴教授的注意。那时侯，卢教授正在编写改革开放后第一本病理生理学教学参考书，他让我帮助他翻译几篇外文书稿。我苦干了几天几夜把文章译出。当我把文稿放在卢教授面前时，卢教授很惊讶，他想不到经过10年动乱，居然还有这样的年轻人保持着这么强的英文翻译能力。而我也被卢教授渊博的学识和人格魅力所吸引。我们很快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以至后来我竟放弃了报考上医学研究生的机会而成了卢兴教授的研究生。
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我几乎都是在实验室和图书馆度过的。我在卢兴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缩小心肌梗塞范围”的课题研究。在简陋的条件下，我和我的同学建成了大鼠心肌梗塞模型，探索总结出了一套测定心功能的方法，这种方法后来推广到全国。这项成果荣获陕西省的两项科技成果二等奖。1982年研究生毕业，由于袁明与我同年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我也被分配到北京医学院(即现在的北大医学部)工作。从此离开了那片黄土地。
勤奋踏实的学生生活，为韩启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使他具备了一个科学家所必需的知识与素质。而黄土高原上10年“全科医师”的艰苦磨练，又养成了他坚韧不拔、不畏困难的品格和克服困难、打开工作局面的能力。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有人说这事难，那我们就干起来看。我看看它到底有多难!”
1985年9月，韩启德应邀到美国艾默里大学艾贝尔实验室工作。他主持的第一个课题是“神经肽Y对冠状动脉收缩和舒张的影响”。经过三个月的努力，课题报告出来了。其成果不仅在一流刊物上发表，而且这一课题后来成了艾贝尔实验室的主要研究内容。韩启德优秀的科学家素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美国受体研究领域的奇才、约翰·艾贝尔奖得主米尼蒙教授将自己实验室的大门向他敞开了。在这里，韩启德开始向01肾上腺素受体亚型这道世界性难题进行攻关。
记者：您是因攻破al肾上腺素受体亚型这道世界性的难题而一举成名的，请您讲讲为什么称它为世界性的难题?
韩启德：科学家们在1948年发现肾上腺素受体包含。a和B两种亚型；上个世纪30年代发现B韩启德在试验室辅导工作人员做试验受体有B1和B2两种亚型；到70年代，又发现。受体有a1和a2两种亚型。美国学者布莱克由于研制选择性作用于B1和B2受体的药物使心血管疾病的疗效大大提高，因此获1988年度医学和生物学诺贝尔奖。80年代初，有学者发现，不同组织中a1肾上腺素受体表现出不同的药理特性，从而怀疑a1受体中还包含着不同的亚型；但要最终证实它却是一个很难的课题，因为当时分子生物学技术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成熟，受体亚型的发现基本上还只能用传统的药理学方法，但当时已知的a1受体选择性工具很有限；a1受体的信号转导机制也不如B受体的那样清楚，在一个实验室要同时具备证实亚型存在的各种方法也殊属不易。世界上几十个著名实验室进行了长期的努力，个别实验室发表了一些实验结果，但相继都被其他实验室否定了，直到1987年初，关于a1肾上腺素可以再分亚型只是怀疑和假设。
我却对这个课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根据有限的资料，在米尼蒙教授的指导下，选用了8种组织和20多种药物，采用了生化、生理的多种方法，开始攻关。为了将受体占领与其功能反应结合起来观察，必须在做完收缩功能反应实验后马上取下同一组织再做受体结合实验，也就是需要将两天的工作连续做完。我常常准备一些面包，泡在实验室里通宵达旦地工作。我与实验室的同事们一起经过多次失败与不懈努力，终于用可靠的实验结果证明a1受体包含ctla与alb两种亚型，并得到国际同行们的认可。
三个月后，国际自然科学权威杂志《自然》上发表了韩启德的论文《平滑肌a1肾上腺受体的两种亚型增加细胞内钙离子的机制不同》。《分子药理学》也连续刊登韩启德等人的研究论文，他们在世界上首次全面论证了两种亚型的存在，阐明了它们各自的功能与药理特征，以及鉴别方法，引起世界医学界的巨大反响。韩启德发表在《自然》杂志的那篇论文，在其后的10年内被引用近500多次。
由于韩启德所取得的显著成绩，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授予他生物技术职业基金，并破例批准他第二次申请，从而使他在回国后有可能于1989至1991年和1992至1994年连续六年，每年有三个月时间到埃默里大学进行合作科研，埃默里大学还聘请他担任客座教授。这几年间，韩启德又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不仅完善了自己的理论，而且又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995年，韩启德被任命为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1997年韩启德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韩启德经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北医的师生：学问是一点一滴做出来的。要拒绝诱惑，克服浮躁，把心“沉”下来，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大学问家。
努力为更多的科学工作者，创造优良的科学土壤和科研环境
2000年4月，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合并组成新的北京大学。原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韩启德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医学部主任。冗杂的管理工作和繁重的科研教学的担子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肩上，他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花大量地时间和精力来搞自己所热爱的科学研究了。有人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是韩启德不这么想。他说：能为国家培养出合格的人才，能组织起更多的人才投入有效的科研活动，其意义远远超过个人在学术上的成就。
记者：北大和北医合并，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一个重大拳措。作为新北大的常务副校长，您是否可以谈谈怎样通过科学管理来完成“利用合校后的综合学科优势，促进学科交又创新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这样一个目标?
韩启德：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是学术和人才。北京大学正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我认为，对一流大学有很多要求，但首先要求有一流的学术。有了一流的学术才能培养一流的人才，才能去转化生产力，为社会服务，才能与世界先进文化进行交流。所以，建设一流大学，首先就要花全部力量建设一流的学术、一流的学科。
在学科建设方面，我们已经形成了非常明确的思路，那就是以科研项目带动学科建设的原则、重点原则、学科交叉原则、基础理论与临床结合的原则、联合的原则，以及以人为本的原则。合校以来我们一直实践着这些原则，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而在学科建设上，我以为还有几个更重要的问题值得重视：
第一，学术风气问题。可以讲在这方面是很不令人满意的。追求利益，特别是追求短期利益已经发展成一种社会风气，反映到学术界，就是急功近利与浮躁学风的抬头。2001年底的北大医学论坛，主题是基因时代的医学，我在开坛上的讲话没有涉及医学而是集中讲了学风建设，在社会上引起反响，说明这是大家的共识。学科发展需要大家踏踏实实地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工作，不是吹吹牛皮，到外面去宣传宣传就能出来的。有时我们也要宣传，但这是要有前提的，那就是我们确实是最好的。不遏制浮躁学风的抬头，不采取措施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对学科建设，乃至对国家的发展都将带来极坏的影响。
第二，要下大力气搞好科研成果的转化。为什么我们很难出现大的创新性技术成果呢?这首先是观念问题，长期以来形成了只重学术不求转化、只重论文不求专利的思维定势；此外，经费支持有限；政策上存在问题，激励机制力度不够等也是原因夕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制定了相应的措施，成立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办公室来协调整个医学部这方面的工作。
第三，关于学科交叉和融合的问题。两校合并后，我们成立了北京大学生物医学跨学科研究中心，旨在利用医学部的生物学、医学、药学等学科与北大本科部理科、技术应用学科、文科与社会科学的有机交叉。接着我们又利用北大经济、法律、管理、社会和公共卫生等学科综合优势，组建了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为政府实施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提供政策意见。
北大医学部从2001年起试行长学制医学教育。这是北医前辈们梦寐以求的医学教育模式。医学教育实际上是一种职业教育，现在的医学教育从中学直接进入职业教育，之间缺少一块大学教育。而八年制长学制教育就是在医学与职业教育之间架起大学教育的桥梁。什么是大学教育?我认为，大学教育最根本的内容就是高层次的人文教育和科学基础教育。《大学》一书开宗明义第一句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明确提出了学习的根本目的，是使学习者搞明白什么是高尚的品德，革除不良旧习，达到善的最高境界。人文就是人的精神世界、文化世界和价值世界。加强人文教育就是要使我们确立理想，引导学生去思考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提高文化素质和文化品质。在课程设置上一定要加强文、史、哲、美学的分量，当然也要给予一定的法律、经济、政治等社会科学的教育。近年来，国际医学教育协会制定了一个医学教育标准，其中明确规定医学生必须掌握Communicationskill(交流技巧)，即学会怎么与病人、同事交流，学会与他人合作。而我们长期以来缺少这些教育，不少年轻大夫连怎么跟病人说话都不会。其实我们的一些老专家、名医，除了医术高超以外，更重要的是对病人体现出一种人文关怀。当然，大学教育还要求学生加强科学精神的学习，提高独立学习、独立做事的能力。
江泽民同志曾经有过批示，一流大学要靠长期积累，看培养了多少优秀的人才。从入学时起我们就要注意发现尖子人才，按照他们的个性进行重点培养。而我们现行的制度还不能与之适应。有一位七年制的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找到我，他读完五年后，因为喜欢计算机学科去报考了北大计算机系研究生，并且过了分数线，很不容易啊。但是因为计算机专业实在太热门了，他排名靠后不能录取。我认为这样的学生应该录取，因为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在以后的工作中会做出很大的成绩。如果他继续读完七年，只能成为七年制毕业生中平平的一名；但计算机专业毕业后，他会成为几千人中才能出现的一名特需人才。在我的强力主张下，最后北大计算机中心录取了他。从2001年起我们陆续办了几个跨学科的研究生班，今后还将从制度上保证和促进学科交叉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做一个好的教师，做一个好的人，做一个好的知识分子
经历了诸多人生坎坷，成就了事业，走上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但是韩启德依然是那么坦诚、善良，他内心蕴涵着丰富的情感：细腻、超凡、和谐。他始终将自己的意念融进自己的工作行为和政治行为中。他把政治家所具有的敏锐和魄力与个人的真情实感和对人民负责任的献身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他自己独特的人格形象。
韩启德说：成功并不在于能够获得多少荣誉和多少头衔或得到他人的肯定，而在于一个人能否真正体会到活着的意义和感悟到人生的真谛。
记者：作为科学家，您为什么非常重视人文教育，这是否与您的人生经历有关，与您那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有关?
韩启德：我刚才说过，人文教育实际上是一种道德伦理教育，就是要确立理想人格，这对人的一生都是很重要的。从大的方面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不可能仅仅依赖科学技术就能解决，还要依靠对人类和自然的终极关怀。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和谐统一地作用于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使人发展得更加全面，使人类社会更加完美和谐。
我常常把我的亲身经历和人生感悟讲给北医的师生们听。人的一生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非常短暂的一瞬，所有的荣华富贵都是过眼云烟，留下的只是你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了多少贡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品质。要治国、平天下，就先要把自己的身修好；同样，要想生活得有质量，生活得更美好，也要先把身修好。
修身，说到底就是要学会如何做人。做人最起码要做到诚、信，这是最基本的处世标准，而这一点也是东西方文化共通的。我们有些研究生，包括我的一些研究生到国外去，得到的评价不太好。有一位美国教授对我讲，你们中国留学生业务都不错，但是不可信。我曾有一位研究生，她的先生在美国，她也想去那里，但是那里没有接收她的单位，于是她就申请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临走时她对我说，到了那里她就换地方，后来她真就那样做了。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随便跳槽的。你要去那里；人家给你留下基金，而你又跑掉了，给对方造成很大的麻烦。结果，首先接受她的那位美国教授打电话给我，说要告诉全美国的教授，今后谁也不要接受你的这位研究生。尽管我作了解释，希望他理解，而我心里却非常难受。中国是个礼仪之邦，从孔夫子开始就教导我们要诚、信、礼、义、仁，但我们却连最起码的诚信都做不到，这是很令人痛心的。
我常常讲，做教师要做好的教师，做人要做好的人，做知识分子就要做好的知识分子。而无论是做一个好的教师还是做一个好的知识分子，最根本的是要做一个好的人。《大学》里讲：“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白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实，西方也是一样，他们认为高等教育是博雅教育。什么叫博雅教育?北大在百年校庆的时候请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拉登斯坦来作报告，他对此有精辟的阐述。他说：“最好的教育不仅使我们的职业更加成功，而且使我们成为更能思索、更爱探索、更具洞察力、更加完善和充实的人，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有趣和有意义。”我们只有做一个好人，做一个胸襟宽阔的人，做学问才能恢弘深远，做教师才能为人师表。
怎样才算是一个好人呢?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朱自清先生说过：“我总觉得‘为学’与‘为人’应当是并重的，正像两足应当一样长一般。现在号称贤明的教育者，却因为求功利的缘故，太注重学业这一面，便忽略了那一面；于是便成了跛的教育了。跛的教育是不能行远的，正如跛的人不能行远一样。功利是好的，但是我们总该还有超乎功利以上的事，这便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北大的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说过：“人生境界分四种。自然境界是指人对自己行为的、生活的、生物的直觉；功利境界是指人知道自己的行为是满足私欲的；道德境界是指自己的行为是利他的；天地境界也就是哲学境界是指人自觉地超越了社会，为天地立新的意思。”人生境界表现在心理状态上，古人称之为胸襟或者叫做格局。而表现在人的言谈举止上或者行为上面则称为气象。一个人的格局、气象听起来好像很虚，其实是我们随时可以感觉得到的。这就好像物理学上所说的“磁场”，你接触到一个人，你觉得这个人有没有“场”，就是这个人的格局，就是这个人的胸襟，这种气象是平时修炼涵养来形成的。基辛格在回忆周恩来时讲到：“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什么话都得跟他讲。”这就是气象。作为—个教师，我们不仅要注重学问，更重要的还是要拓宽胸襟，涵养气象。王选教授曾经说过：“什么叫好人呢?季羡林先生说，关心别人胜于关心自己的人就是好人。我把它修改—下，关心别人和关心自己—样的人就是好人。”我觉得这个准则就具体了很多很多。我想做人的最基本要求实际上也很简单，就是诚信，就是正直。言必信，行必果。那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做到了，大家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好人。当然做到是不容易的，我们每个人要靠自律，要靠修养。
此外，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学习与他人合作。做事情是要靠大家来做的，Windows2000是超过三千名开发工程师和测试员一起做出来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果在发表的时候整整两页都是作者呀!仅靠一个实验室，你再强也不行。在一个实验室里，你与周围人关系好坏，决定了你心情的好坏，决定了你遇到困难时别人是否乐于帮助你。要搞好合作，重要的是要有宽厚的胸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如果能够这样做，很多问题都会解决。
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做学问，不要怕别人超过自己，要承认别人的贡献，要学会欣赏别人，不要总是看着别人不行的地方。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品质。不管你今天有多大的成绩，如果不能容忍别人超过自己，也就意味着明天的失败。此外我们还要学习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古人讲：“虚怀若谷”，“宰相肚里能撑船”。你能做多大的事情取决于你的胸怀有多大。我讲了那么多与人相处的道理，最根本的就是这—点。
记者：今天您结合您的亲身经历给我们讲了很多做人的真谛，使我们深受教益。相信我们的谈话会给读者带来很大的收获。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
(责任编辑：晓 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