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加拿大）斯蒂芬·李克科 译/孙宝成
我的朋友托德欠我一块钱，已经欠我十二个月了，怕是甭指望他能还我了。每当遇到他，我都能感觉出，他早就忘了欠我一块钱。他见到我时，态度总是一如既往地真诚而友好，但是我能一块钱却在他脑子里消失的干干净净。我算看透了，那一块钱是再也弄不回来了。
另一方面，我知道，我会终生都记住托德欠我的这块钱。我坚信，这绝对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友谊，但是这一块钱我将难以忘怀。我不知道换了别人会怎样，但若有人借了我一块钱，我就是进了坟墓都不会忘掉。
我来讲一下事情的经过吧。托德是去年四月八日借的这块钱（也许托德有朝一日会看到这篇文章，我要提一下日期），当时他正要去百慕大群岛。他坐出租车差一块零钱，我就借给了他。这件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自然，没等我细想就过去了。他只是说：“给我一块钱，行吗？”我说：“当然。一块够吧？”我相信，实际上我知道，托德接过钱时时打算还给我的。
他从百慕大群岛的哈密尔顿寄给我一封信，我以为拆开信封后，里面会有一块钱。但是没有，他只是说那里的温度几乎高达华氏一百度。这个数字竟一时让我产生了错觉。
托德三周后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他——绝不是为那一块钱，而是因为我真的很尊敬他。离开三周后看到有人在站台上等他，我认为会让他很愉快。我说：“咱们坐出租车去俱乐部吧。”但是他回答：“不用，咱们散散步。”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度过，谈论百慕大群岛。我一直惦记着那一块钱。当然啦，我没有明说。这种事不容易说出口，我问他百慕大群岛使用什么货币，美元是否平价（我略微强调了一下美元），结果我还是没能直接提起这件事。
过了些日子（我几乎天天在俱乐部看见托德），我才意识到他已经彻底忘了那一块钱。有一天我问他旅行时了多少钱，他说他没记账。过了一会儿，我问他旅行后是否安下心来了，他说他快把这件事儿忘了。就这样，我知道那一块钱算是彻底完蛋啦。
尽管如此，我对托德并没有怀恨在心，我只是把他计入欠了我一块钱却忘了还的那些人之中。现在这些人相当不少了。对待他们的态度我倒是没变，我只出差希望能把他们忘掉才好。
我和托德见面频繁。就在两天前的晚上，出外就餐，我又遇见他。他当时正谈论波兰，显然出于无心，他说波兰将永远不会归还借款。各位准会认为这样一件事应该提醒他了吧？但是他好像依旧无动于衷。
可与此同时，一个想法，一个相当令人苦恼的想法，开始不时地闯进我的脑海。想法是这样：如果托德欠我一块钱并已经忘记，很有可能（从理论上讲确实有可能），一定有我欠他们一块钱并忘记归还的人。这些人可能有一大串。我越想越不自在，因为我心里清楚的很，一旦我把这一块钱忘掉，我这辈子绝不会去还了。
要是确实有这些人，我想让他们说出来。要同时讲，而且人数要适当，尽量按照字母顺序排列，我会立刻写下他们的名字。在这里，我不把在桥牌桌上借给我一块零钱的人们算在内；我不考虑（我确实尽量不去考虑）那位上个图在底特律体育俱乐部借给我三十美分买了一瓶汽水的人。驾车驶过加拿大边境后，我很疲惫，总是痛痛快快地喝一瓶汽水。我认为大可不必还钱，而且那位贷了三十美分款的仁兄对此也一清二楚。然而，若是有人在我动身去百慕大时曾经借给我一块钱坐出租车，我就要归还这一块钱。除此之外，我想发动一次广泛的运动，一次“回归诚实”的运动，归还所有那些在各种场合中被借的零钱。让我们记住：最伟大的国家都是建立在绝对诚实的基础上。
最后，我说一声，我特别要求本书的读者不要把手里的这本书随意乱丢，以免让蒙特利尔大学俱乐部的梅杰·托德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