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绝望化、受虐性与破坏性
——“套中人”别里科夫性格的再分析
唐建辉
甘肃省白银市实验中学
白银时代的天才作家契诃夫作品的现代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他在《装在套子里的人》中所塑造的主人公别里科夫，是俄罗斯文学中“小人物”这一文学形象长廊中具有经典意义的重要一员。本文想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就其性格的心理结构及其社会意义从以下三个方面做些分析。
一、生存状态的绝望化
俄罗斯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舍斯托夫说过：“契诃夫是绝望的歌唱家。契诃夫在自己差不多25年的文学生涯中百折不挠、乏味单调地仅仅作了一件事：那就是不惜用任何方式去扼杀人类的希望。”①舍斯托夫从宗教文化意义的角度来认定契诃夫创作的价值，我们倒不见得认同，但是，它确实敏锐地发现了契诃夫笔下众多人物形象所具有的毫无希望、无所作为的生存状态。这些文学形象中，别里科夫尤其显得阴郁衰颓、萎靡绝望。
别里科夫的口头禅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他自始至终处在一种永恒的无法摆脱、拂之不去的焦虑状态，“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无主”，“通宵做恶梦”。萦绕在这个侏儒化了的小人物心头的始终是浓重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恐怖。就连通常意义上人们对爱情婚姻生活的美好诉求，在他这里也变成了深重的忧患，“结婚的决定对他起了像害病一样的影响”，“他时时刻刻在估量将来的义务和责任”，人在这个世界上赖以生存下去的对未来的理想和憧憬都已荡然无存，婚姻不再是甜蜜的美好的，而是被涂抹了一层令人窒息、难以忍受的灰暗色彩。漫画事件之后，“他老是心神不定的搓手，打哆嗦”，喋喋不休的说“我心里沉重得很”，这就预示着和华连卡马马虎虎结婚的希望也要落空了。后来，看见华连卡骑自行车，他竟然觉得这是伤风败俗，会让别人背地里耻笑，会“闹出什么乱子”。契诃夫作为了不起的叙述者，在故事按照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同时，借中学教师布尔金之口对事件的价值指向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干预，从作家的自我意识出发，从自己对时代特征的敏锐理解出发，揭示了十九世纪后期沙皇专制制度下俄罗斯人的颓废绝望心理，指出人们看不到丝毫亮光，彻底丧失希望的存在境遇。人物形象的苍冷阴郁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别里科夫作为一个文学符号具有深层次的象征意义，喻指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二、屈从权力的受虐性
在《逃避自由》一书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对人的异化的心理机制进行过深入阐释，指出人在一定的生存境遇中有可能产生逃避自由的心理冲动，也就是“想要放弃个人独立的冲动”，而逃避自由的基本途径是与某种权威或组织机构认同。其极端的典型的表现形式是人的受虐倾向。②在别里科夫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现代人的这种心理机制。
沙皇专制的政治统治表现为以束缚人性、扼杀人性为特征的异化机制，通过权力话语实现对人的规训和控制。契诃夫批判这种使人异化的体制的视角十分重要，他把关注的焦点指向这种体制下人所呈现出来的心理畸变和心理扭曲。在这篇小说中全面呈示了别里科夫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自由的心理倾向。这个被挤压而变形的人物，失缺了人的超越性和反抗性，而情愿委诸权力。“别里科夫把自己的思想也极力装在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写着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觉得一清二楚。看到有个告示禁止中学生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到街上去，或者看到一篇文章要求禁止性爱，他就觉得又清楚又明白：这种事是禁止的，这就行了。”甚至得到批准或允许的事情，他老觉得包含着可疑的成分，包含着隐隐约约、没有说透的成分，他就摇头叹息，生怕闹出什么乱子来。在这里，契诃夫用漫画式的手法，描绘出了一个内心卑微、情愿匍匐在权力面前俯首帖耳的受虐狂形象。他轻视自己，自觉无能、无意义，急切地需要和离不开权力，接受权力的虐待，同时疯狂的进行自虐。他千方百计把自己及所有的物品装在套子里，“即使在最晴朗的天气出门上街，也穿上雨靴，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老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面”，等等，人的本能的健康生活的巨大愉悦和快乐消解为无，这种自虐带有强烈的病态倾向，别里科夫就这样自愿经受压抑，把压抑视作自己正常的生活，他正是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描述的失去超越维度的“单面人”。个人的病态折射出的是时代的、社会的病态，也折射出了权力体制的虐待倾向，虐待狂的真实力量正是来自于受虐狂。
三、社会价值的破坏性
契诃夫惊人地发现了无可拯救、自甘沉沦的别里科夫身上所具有的对整个社会造成的攻击和破坏。面对小人物别里科夫的生存境况，作家没有简单地去表达对其遭遇的同情，而是深入揭示别里科夫内心的黑暗以及这种黑暗对周围人产生的负面影响，使得整个社会陷入病态和荒诞，显得阴暗、沉闷、受虐、压抑。
“整个学校”、“我们全城”这个象征意义上的世界里，一方面别里科夫本人在权力的重压下变形，另一方面又在整个社会网络中发挥着权力的挤压作用，“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他的黑暗，无孔不入的向周围世界弥散开来，主人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同样染上了一层别里科夫体验着的病态情绪。“我们这儿的太太们到星期六不办家庭戏剧晚会，因为怕他知道。有他在，教士们到了斋期就不敢吃荤，不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在最近这十年到十五年，我们全城的人变得什么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发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叫人念书写字……”这样的世界图景是可怕的，绝望化的生存状态、受虐性的人格特点，并不仅仅属于别里科夫一个人，小说中所有的人都被它深深折磨着。我不认同小说中有着新旧两种力量对比的说法，“整个中学”，“我们全城”这个荒诞世界里，没有什么高尔基所讴歌的“海燕”，到处存在着的都是海德格尔所称的无主体的“常人”，都是异化了的“非人”。理解小说中其他人物，同样不能脱离作家借布尔金之口的意义干预，这样的干预随处可见，比如写到校长太太、学监太太撮合别里科夫和华连卡的婚事时，作家通过布尔金感慨说“在我们内地，由于闲得无聊的缘故，什么事没做出来过？多少不必要的蠢事啊！”“仿佛忽然发现了生活目标似的”，很明显，这些人生活的目标同样丧失了，人的主体性同样消解了，昭示出来的同样是萎缩性人格。即便是传统阐释中相对亮丽的华连卡和科瓦连科，依旧逃脱不了黑暗的生命形态。华连卡面对自己的婚事居然是这样的态度：“现在已经没有工夫来挑啊拣的，跟什么人结婚都行，即使是希腊语教师也将就了。”“附带还要说一句：我们的小姐们大多数都不管跟谁结婚，只要能嫁出去就算。”华连卡的婚姻观同别里科夫对婚后生活的理解一样，都是卑俗的、猥琐的，都是不抱任何指望的，不能根据她接受骑自行车的出行方式就过分拔高这一形象，她随时发出来的哈哈大笑声，同她的生活一样，显得空洞而缺乏意义。再说科瓦连科，“一只手拿着一捆书”，但他“绝没看过”。校长太太向他暗示他姐姐的婚事，他嘟哝道：“这不关我的事；哪怕她跟蛇结婚也由她。”他的空疏，他的冷漠，显示出的仍然是他的生命的无方向感和无意义感。总之，小说全面展示了别里科夫情绪与周围社会、氛围形象相互叠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图景，作家思考了社会受小人物破坏而变得紊乱的命题，这可能正是契诃夫忧愤的宽广和深入。
要强调的是，契诃夫在作品中展示了荒诞，但并未停留在对人的这种异化状态的无可奈何的认可，恰恰相反，他追求的是人对困境的抗争和自由，他一方面忧虑着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将来也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呢”，另一方面振聋发聩的喊出：“不成，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了！”应当说，契诃夫的“灰色”是具有激励作用的。
①《开端与终结》列·舍斯托夫著方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以上转引自《文化哲学十五讲》 衣俊卿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