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明长陵落脉图
3、明长陵落脉、结穴及水法图
尽管风水的内容越来越复杂，其中不乏荒诞无稽的说教和蛊惑人心的骗局，但在它的合理思想指导下，在中国历史上确曾出现过许多优秀的建筑作品。北京昌平明十三陵和皖南徽州地区的村镇就是其中的典范。
十三陵始建于永乐七年（1409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在具体确定他们的墓址时，都有风水师参与其间。
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6公里处神道两侧有两座小山，东为“龙山”，西为“虎山”，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无疑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壤。人们由大红门一路向内，可以领略到各陵建筑和雄伟山势和谐统一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感人效果。
明十三陵地形和帝陵分布示意图
中国很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与风水是分不开的，北京城就是一座地地道道的风水之城，所以要了解风水，不能不来北京，阳宅不能不看紫禁城，阴宅不能不看十三陵，而公墓的风水，正如上面所述，不能不看位于昌平的凤凰山陵园。2006年 11月来自韩国的葬礼文化访问团到北京参观，特地前往北京昌平凤凰山陵园考察风水。
明十三陵作为国家级的旅游景点 风景确实好作为皇家陵墓缺者甚多
一.龙的形与势俱佳，但山体裸露，何以聚气。葬书云：“势如重屋，茅草乔木，开府建国”。显然，山必有郁郁葱葱的树木和茂盛的杂草，由表而及里，得知其龙脉必有旺盛之“生气”，才可点穴，此一条必是寻龙乘生气之根本。山有五不可葬者：“气因土行而石山不可葬”也。明十三陵的天寿山，山体无土裸露，水由土聚，气随水生，山形陡立，何以聚土，五百年前也不见得树木茂盛。
二.“葬书”云：“玄武不垂直聚尸”明十三陵的康陵就为玄武不垂。
三.“葬书”云：“风水之法得水为上”明十三陵的水来至坐山天寿山，水源太短，查看下游的老河床有十多米宽，五百多年前春季的桃花水和汛期雨季，水流还是非常大的，且水流缓慢，因地势平坦。
十三陵是一个天然具有规格的山区，其山属太行余脉，西通居庸，北通黄花镇，南向昌平州，不仅是陵寝之屏障，实乃京师之北屏。
明末清出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写诗描述这里的优胜形势：“群山自南来，势，若蛟龙翔；东趾踞卢龙，西脊驰太行；后尻坐黄花（指黄花镇），前面临神京；中有万年宅，名曰康家庄；可容百万人，豁然开明堂。”这一优美的自然景观被封建统治者视为风水宝地。在中国传统风水学说的指导下，十三陵从选址到规划设计，都十分注重陵寝建筑与大自然山川、水流和植被的和谐统一，追求形同“天造地设”的完美境界，用以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
明十三陵，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陵又自成一个独立的单位，陵墓规格大同小异。每座陵墓分别建于一座山前。陵与陵之间少至半公里，多至八公里。除思陵偏在西南一隅外，其余均成扇面形分列于长陵左右; 英国城市规划家爱德蒙培根也高度评价了明十三陵的艺术成就，他指出：依山而建的陵墓建筑群的布局“它们的气势是多么壮丽，整个山谷之内的体积都利用来作为纪念死去的君王。”他们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明陵建筑与自然景观的有机结合。
(一) 若平民用之有余，帝王之葬用之不足矣。
(一) 十三陵风水为何难保大明昌盛？
十三陵始建于永乐七年（1409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在具体确定他们的墓址时，都有风水师参与其间。
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6公里处神道两侧有两座小山，东为“龙山”，西为“虎山”，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无疑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壤。人们由大红门一路向内，可以领略到各陵建筑和雄伟山势和谐统一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感人效果。
明十三陵是中国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坐落在北京西北郊昌平区境内的燕山山麓的天寿山。这里自永乐七年（1409）五月始作长陵，到明朝最后一帝崇祯葬入思陵止，其间230多年，先后修建了十三座皇帝陵墓、七座妃子墓、一座太监墓。共埋葬了十三位皇帝、二十三位皇后、二位太子、三十余名妃嫔、一位太监。
明十三陵坐落于天寿山麓。总面积一百二十余平方公里。距离北京约五十公里。十三陵地处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小盆地之中，陵区周围群山环抱，中部为平原，陵前有小河曲折蜿蜒，山明水秀，景色宜人。
十三座皇陵均依山而筑，分别建在东、西、北三面的山麓上，形成了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陵寝建筑群。明代术士认为，这里是"风水"胜境，绝佳"吉壤"。因此被明朝选为营建皇陵的"万年寿域"。该陵园建于1409～1644年，距今已有300～500多年历史。陵区占地面积达40平方公里，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帝后陵寝最多的一处皇陵建筑群。
明代时，于途中的沙河镇北，建有七孔石造"朝宗桥"。在镇东，则筑有壮丽的"巩华城"。该城原为嘉靖皇帝祭陵时中途休息的行宫，现仅存遗址。
(二) 明朝覆亡难道与十三陵风水有关?
风水，在我国是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话题。在古代，特别是汉唐以后，上自帝王宫室、陵墓，下至官署、寺庙和民宅，在选址和营建过程中大多都深受风水理论的影响。
最初，风水只是古人寻找墓地时使用。它的理论大概是：葬地内有生气，生气可以带来福音。而生气在地里是流动的，遇风吹就会失散，遇水流拦挡就会停止不动。所以，古人寻找墓地，都是选择生气凝聚的地方，即风吹不到、有水流可以阻挡它流动的地方。后来，人们将风水概念扩大到城市、民居等领域。为了加以区别，人们将风水划分为阴宅风水和阳宅风水两大类。
明代帝陵的卜选，就是在阴宅风水术的指导下进行的。卜选的方针是：四面有山，左右和前面有水；山水曲折变化；龙（陵后的山脉）、穴（陵墓中安放棺椁的地方）、砂（陵寝风水格局中龙以外的其他山脉）、水（河流）之间的相配关系，等等。
十三陵陵址的卜选最初始于明永乐年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廖均卿在昌平境内寻找墓地。后来他在这一地区找到“吉壤”，叫黄土山，山前有龙虎二山，形成风水宝地。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并于1409年开始修建十三陵的第一座陵墓——长陵。
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敞开，山间泉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6千米处神道两侧有两座小山，东为“龙山”，西为“虎山”，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无疑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壤。在中国传统风水学说的指导下，十三陵从选址到规划设计，都十分注重陵寝建筑与大自然山川、水流和植被的和谐统一，追求形同“天造地设”的完美境界，用以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
十三陵的选址考虑了天干的因素（即天时，天时考虑三、六、九）、人的因素（明代十三代皇帝陵墓都建在此）、地的因素（土质很差，以虎山为最差。也许它原来的土质是好的，到现在已经发生变化）。这个十三陵是一个聚人气、才气的风水宝地，就像故宫一样，虽然朝代变换，民族却愈加强大。
当然，十三陵虽然是风水宝地，但是，也保不住大明王朝的千秋万代，在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几乎具有某种神秘的必然性。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枕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所以将明朝的灭亡完全归罪于十三陵的风水也是不恰当的。
(三) 明孝陵布局状如北斗之谜
明孝陵坐落于江苏省南京市东部钟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它是明朝（1368～1644年）开国皇帝朱元璋及皇后马氏的陵寝。明孝陵建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翌年马皇后去世，葬入此陵。因马皇后谥“孝慈”，故陵名称“孝陵”。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启用地宫与马皇后合葬。明孝陵是我国现存古代最大的皇家陵寝之一，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历经沧桑的明孝陵，许多建筑物的木结构部分已不存在，但它的所有建筑遗存都完好地保留在原地，空间布局上完整如初，文化遗存所在的自然景观未受损坏，陵区内的主体建筑和石刻，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包括下马坊、大金门、神功圣德碑、神道、石像路石刻等，都是明代建筑遗存，明孝陵在中国帝陵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独特的设计理念、制度格局、营造规模和艺术成就很深刻地影响了以后帝陵的修建，如今分布于北京、湖北、河北等省、市的明清皇家陵寝都是以明孝陵的规制和模式而建造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明孝陵不愧是一项天才的艺术杰作，是中国文化发展到高度成熟时期的一项综合性成果，它开创了明清帝陵的一代新制，在中国帝陵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的价值和地位。
明孝陵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正式动工，至永乐三年（1405年）建成，历时25年。先后调用军工10万，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规模巨大。当时从朝阳门（今中山门）至孝陵卫再到陵墓西、北所筑的皇墙有45 里，护陵驻军有5千多人。那时候陵园内亭阁相接；享殿中烟雾缭绕，松涛林海，养长生鹿千头。鹿鸣其间，气势非凡。因屡遭兵火，现仅存神烈山碑、下马牌坊、大金门、四方城及神功对德碑，神道石兽狮、獬豸、骆驼、麒麟、马和象六种24只，神道石柱二，文臣武将各四。
明孝陵处于山清水秀的环境之中，周围山势跌宕起伏，山环水绕，人文与自然景观浑然天成。陵园规模宏大，格局严谨。孝陵建筑自下马坊至宝城，纵深2.62公里，陵寝主体建筑当年建有红墙围绕，周长2.25公里。若从空中俯视，可以看到明孝陵竟然呈北斗状布局！有人说，这是朱元璋别出心裁，故意要打破常规，以表示自己不按常规、传统办事的帝王气概。也有人说，这是为了让神道加深延长，便于布放石人、石兽。还有人说，是朱元璋在建造孝陵时，有人建议挖平孝陵对面的孙陵岗（今梅花山），使墓道取直。朱元璋认为孙权是条好汉，认为让东吴孙权大帝为自己守陵更显气概。
近来，有人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解释朱元璋的做法。朱元璋早在作为农民军起义将领时，写过一首气贯长虹的诗篇：“天为帐幕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伸长腿，恐把山河一脚穿。”这体现了朱元璋的雄心，作为一个开国皇帝，朱元璋既然费尽心机择址建陵，在陵墓的设计上一定会更加用心。古代帝王陵墓中有采用天宫、天象、星宿图的情况，意在“天人合一”、“魂归北斗”的效果，而朱元璋尤其对天象崇仰，因而在生前就把自己的陵墓设计成北斗七星的形状，“勺头”为绕梅花山而环行的导引神道部分，“勺柄”为正北方向直线排列的陵寝建筑部分，“勺头”、“勺柄”上的“七星”依次为四方城、神道望柱、棂星门、金水桥、文武坊门、享殿、宝城。从平面图上看，孝陵的“七星”排列走向与南北朝、辽代、唐代所绘制的“北斗七星” 图是相同的。
明孝陵的后山还埋葬着一批明朝的开国功臣，有著名的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墓等。据传，朱元璋营建明孝陵时，曾说过他一人独居钟山之阳，功臣陪葬山阴。因此，在紫金山之阴就有了11座功臣墓。这又恰似群星朝“北斗”。风水学认为，朱元璋留存孙权墓并非像简单传说那样仅因孙权是好汉，而是因为孙权墓所在的梅花山孙陵岗还在古地貌学上是一个“近案”，通俗地说，就像一张茶几。这样一来，明孝陵背倚钟山，从整体上就又形成背有靠，前有案，东有青龙，西有白虎，北有玄武（龟蛇合体），南有朱雀的吉祥格局。也许，朱元璋这才称心如意。
2003年7月，在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明孝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扩展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遗产成员。世界遗产委员会是这样评价明孝陵的：明清皇家陵寝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将数量众多的建筑物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五百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
1. 明长陵 朱棣长陵的风水地貌
明长陵是明朝第三位皇帝明成祖朱棣和皇后徐氏的合葬陵寝，坐落在北京西北郊昌平区境内的燕山山麓天寿山的明十三陵建筑群中。明十三陵总面积120余平方千米。距离北京约50千米。十三陵地处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小盆地之中，陵区周围群山环抱，中部为平原，陵前有小河曲折蜿蜒，山明水秀，景色宜人。十三座皇陵均依山而筑，分别建在东、西、北三面的山麓上，形成了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陵寝建筑群。明十三陵前6公里处神道两侧有两座小山，东为“龙山”，西为“虎山”，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龙脉”旺盛，陵墓面南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无疑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壤。人们由大红门一路向内，可以领略到各陵建筑和雄伟山势和谐统一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效果。
明长陵为十三陵之首，于永乐皇帝建北京皇宫的第三年（1409年）开始修建的“寿宫”。明长陵的修建工程浩繁，营建时日旷久，仅地下宫殿就历时四年。
长陵陵园平面布局为“前方后圆”形制。“前方”是三进深院落：第一进深院落大门为陵门，单檐歇山顶宫门式建筑，门内明朝时东建有神厨，西建有神库，神厨前有碑亭一座，神厨、神库均毁于清朝中期，碑亭尚存；第二进深院落大门为祾恩门，据《太常续考》等文献记载，天寿山诸陵陵殿名为“祾恩殿”，殿门名之为“祾恩门”，始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是世宗朱厚熜亲易佳名。其中，“祾”字取“祭而受福”之意，“恩”字取“罔极之恩”意，门内即祾恩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重檐庑殿顶。祾恩殿是供奉帝后神位和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长陵祾恩殿是明代帝王陵中唯一保存完整的帝王祭祀殿堂，殿内有60根金丝楠木柱，当中4根直径在1米以上，是我国保存最好的楠木大殿，十分珍贵；第三进深院落大门为棂星门，门内有两柱牌楼门和石几筵。“后圆”即指永乐帝的陵墓，它由宝城、宝山、方城、明楼组成。宝城状如圆形城堡，宝城围起来的土山为宝山，宝山下为玄宫。宝城正前方建方城，方城之上为重檐歇山顶明楼。明楼是每座陵墓的标志，也是每座陵墓中轴线上的最高建筑。原碑刻着朱棣原来的庙号“太宗”，后来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改太宗为成祖，但没能换石碑，只是用木雕镶在成祖的石碑上。明楼内立“圣号碑”碑首为“大明”，下刻“成祖文皇帝之陵”7个字。长陵陵园还辖有东、西井。东井在德陵馒头山的南面，西井在定陵西北。“井”内葬有被赐死的殉葬宫妃。
明成祖朱棣笃信风水相术，在其下决心“靖难”之前，谋士姚广孝（道衍）劝朱棣造反，朱棣犹豫不决。姚广孝向朱棣引见元末明初大风水相士袁珙：“道衍（姚广孝）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乃进袁珙及卜者金忠。于是成祖意益决，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明成祖朱棣把建文帝赶下台后，他的一帮谋僚上疏劝他定都北京：“伏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俯视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势，足以控制四夷天下，乃为成地万世之都”。朱棣听信了谋士之话，于是就迁都北京了。
关于长陵的选址，也与朱棣对风水学的笃信有关。1408年，朱棣的皇后徐氏去世，他便派人到北京寻找陵地。据说，最先选在口外的屠家营，但因皇帝姓朱，“朱”与“猪”同音，猪家要进入屠家，一定会被宰杀，这叫“犯地讳”，不能用。接着，又选在昌平县西南的羊山脚下，但后面有个“狼儿峪”，猪旁有“狼”，更是危险，也不能用。后来，又选上京西的“燕家台”，但“燕家”和“晏驾”是谐音（皇帝死了叫“晏驾”），不吉利，也不行。也有人选在京西的潭柘寺，那地方景色虽好，但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子孙发展的余地。经过一二品高级官员带着风水先生足足跑了两年，终于找到了一个满意的地方──昌平县北10公里的天寿山（原名黄土山）。
2. 定陵：最不吉利的吉地
位于北京的明“十三陵”中，有三座陵墓规制比较大：一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二是世宗皇帝朱厚熜的永陵；三是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定陵。定陵位于昭陵东北大峪山下，建筑规模取法其祖父明世宗的永陵，规模稍次，其中埋葬着明代第十三代帝王万历帝朱翊钧和孝瑞、孝敬两位皇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神宗朱翊钧病逝，十月葬于定陵。三百多年以后，他的坟墓定陵被发掘。1958年，在考古学大师夏鼐的指挥下，神宗的梓宫（棺椁）被开启。在厚厚的龙袍下面，掩藏着神宗的尸骨。尸骨复原后的结论是：“万历帝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从骨骼测量，头顶至左脚长1.64米。”1966年8月24日下午，“地主阶级的总头目”神宗的尸骨被砸烂、焚烧。这位曾经统治中国48年的驼背皇帝，终于化作一缕青烟远去。定陵三百余年后遭掘，还有一说，就是风水不好，当年择地建陵之初，就发现了不吉之兆，预示以后要出大祸。
明神宗朱翊钧10岁登基继承大位，在位之初，任用张居正等大臣辅政，采用了张居正的改革办法，使经济有所发展。然而张居正死后，万历竟然三十年不理朝政，并且广搜民脂民膏，派宦官到处搜掠珠宝，以勘矿、开矿为名广搜民财，导致民愤纷起，怨声载道。史书上说：“明之亡，亡于神宗”。
明神宗也是一位极其相信风水的天子，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只有21岁的朱翊钧借去天寿山春祭之机，动起了择选万年吉壤的念头。
当时钦天监通过四处遍阅实地比较之后，认为形龙山、小峪山、石门沟山三处“最吉”，但后来有大臣指出：石门沟山坐离朝坎，方向不宜、堂局稍隘。但“形龙山吉地一处，主山高耸，层峦叠嶂，金星肥员，木星落脉，取坐乙山辛向，兼卯酉二分，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凤阁，内外明堂开亮，左右辅弼森严，且龙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关阑，诸山皆拱，众水来朝，诚为至尊至贵之地。又见小峪山吉地一处，主势尊严，重重起伏，水星行龙，金星结穴，左右四铺，拱顾周旋，云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取坐辛山乙向，兼戊辰一分。以上二处尽善尽美，毫无可议。”朱翊钧在当年九月九日借秋祭之名，亲自去看了形龙山和小峪山两地，现场初定小峪山，请示两宫皇太后之后才能正式敲定。第二年九月（1584年），奉两宫皇太后之命，朱翊钧再借秋祭之机，正式定下了小峪山，即现在的定陵陵址，并易小峪山为现名大峪山。
虽然大峪山被明神宗认为是“万年吉壤”，但在动工过程中却出现了不祥的预兆。定陵自1584年10月6日开工，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两三万人。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陵园工程已有相当进展。但此时，风水师定下的将来置放棺椁的地方却出现了意外，挖出一块大石头，宝床下无土，这严重犯了风水大忌。有大臣提出重新择定陵寝的地址，但让人意外的是，当时一心事佛、十分迷信的朱翊钧一反常态，称祖宗山陵既然位于天寿山，后代子孙皆当归葬于此山。并下诏，劝大臣不要再争论了，寿宫吉地就是大峪山。虽说如此，朱翊钧曾带人悄悄看过几处地方，仍不是很理想，于是彻底死了易地建寿宫的念头。但在六年的建陵过程中，官场和民间关于定陵风水不吉利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息过。
史载，万历二十三年，定陵已建成五年了，当年开国功臣、风水大师刘伯温的十一世孙刘世廷，仍上疏奏称：“大峪山寿宫龙穴非真”。要知道朱元璋建在南京的孝陵就是刘伯温给选的址，刘世廷的风水理论应该是祖传之术。定陵在以后的岁月中的确是屡经磨难，由于朱翊钧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定陵多次遭到盗墓贼的“光顾”，不仅如此，定陵还在历史上屡遭火焚。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正义军攻入昌平，地上木构建筑大部分被焚毁。同年清兵入关，陵园再遭破坏。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修葺时，祾恩门、祾恩殿被缩小规制重建，但民国年间再次被焚。陵园建筑中只有宝城、明楼、重门和陵垣始终未遭严重破坏。
从当初选址，到三百多年后被掘，报应也罢，巧合也好，定陵身上确有太多的谜团，不由你不感慨！
3. 明武宗泰陵金井竟然挖出了泉水
明朝的泰陵位于长陵西北3.5公里的笔架山，是明孝宗朱祐樘与皇后张氏的合葬墓。这里又称“施家台”，是明朝第九位皇帝孝宗朱祐樘及皇后张氏的合葬陵寝。孝宗是明代中叶唯一的较为励精图治的皇帝。他即位后，勤于理政，选用贤臣，在生活上也能注意节俭，不近声色，体恤群臣和百姓。由于孝宗一朝削弱了太监乱政的现象，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挽救危机的治国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出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史称其时为“弘治中兴”。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七日逝于乾清宫，享年36岁，谥号“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明孝宗去世之后，明武宗开始筹划明孝宗的泰陵陵事，当时的礼部左侍郎李杰、钦天监监副倪谦和司礼监太监戴义在考察了各处后，向明武宗推荐了施家台。工科右给事中许天锡也向武宗提议，派廷臣中精通风水术的人，前去复视一次。他向明武宗上奏说：“如有疑，亟移文江西等处。广求术士，博访名山，务得主势之强，风气之聚，水土之深、穴法之正、力量之全，如宋儒朱熹所云者，庶可安奉神灵，为国家祈天永命之助。”在大臣们的提议下，明武宗派人前往施家台考察，最后确定在那里营建孝宗陵寝。
泰陵于弘治十八年六月五日正式兴工。当时动用了各种工匠及官军上万人，四个月后，玄宫落成，孝宗正式葬入陵内。又过了六个月，陵园的地面建筑也全部告成。整个陵寝建筑包括:“金井宝山城、明楼、琉璃照壁各一所，圣号石碑一通，罗城周围为丈一百四十有二，一字门三座，香殿一座为室五，左右厢、纸炉各两座，宫门一座为室三，神厨、奉祀房、火房各一所，桥五座，神宫监、神马房、果园各一所”。虽然动用了大量的人力，也经过仔细的筹划，但泰陵在修建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各种意料不到的情况，据祝允明《九朝野记》和孙绪《无用闲谈》记载，泰陵营建中在开挖玄宫金井时，曾有泉水涌出：“水孔如巨杯，仰喷不止”。吏部主事杨子器亲眼看到，如实上奏朝廷。在古代的风水观念中，金井出水，被视为不祥。这样一来，泰陵非改址不可。当时的督工太监李兴，非常受武宗宠信，见有人对他主管的修陵事提出了意见，十分气恼。于是偷偷命人堵住泉眼，上疏说杨子器“诽谤狂妄”，武宗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杨子器关进了锦衣卫大狱。
但有大臣上疏说：“子器此奏甚有益，盖泰陵有水，通国皆云。使此时不言，万一梓宫葬后有言者，欲开则泄气，不开则抱恨终天。今视水有无，此疑可释。”武宗觉得有理，于是命司礼监太监萧敬押解杨子器前往泰陵，一同察看验证。此时李兴早已堵住泉眼，回宫后，萧敬禀报了泰陵金井无水的情况。太皇太后王氏（宪宗皇后）在宫内听说这件事，传旨说:“无水则已，何必罪人！”杨子器才官复原职，避免了一场杀身大祸。
我们从风水学的角度看，无论泰陵金井有没有出水，其所处位置的确存在不少不合于“吉壤”条件的地方。如梁份在《帝陵图说》中就曾这样评论泰陵的风水:“山巅巨石，土山戴之。而灵域之脉实生其下，盖天寿山外之山。淆然杂乱，地气不正，穴结无情，非可为弓剑之所也。况乎黑岭南障，一无所见于前。贤庄、灰岭之水出其左，锥石之水出发其右，二水虽合，环绕南流，流而散也。……则皇堂之地不可言，概可知矣！”谈迁在《国榷》中也说：“泰陵临溪水，直流若干里，制又卑隘，识者知其地之不吉矣。”
历经几百年的风雨侵蚀和历史上的人为破坏，泰陵的损坏程度已十分严重，泰陵在清康熙时有的建筑即已残坏。《帝陵图说》记泰陵祾恩门情况：“今左右两门坏，垒石以塞门”。此后，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陵园建筑曾经修葺，自乾隆年间以来，三百余年泰陵基本处于自然状态。风侵雪蚀和人为破坏使该陵寝破败不堪。陵寝标志性建筑明楼城墙已凹凸不平，楼顶瓦片残缺不全；祾恩殿遗址石条风化严重。2006年，北京市决定重修泰陵，也许泰陵在不远的未来会回到当初的辉煌。
来自：尚纯纯>《27-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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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术导引着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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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易学文化中，风水术对于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的影响非常之大，上到皇家的宫殿和园林，下至民间百姓的茅舍庭院，都十分讲究风水，因此也就一代又一代地产生了无数的风水术士，同时也流传下来一部又一部的风水著作。不但对阳宅——活人的住房讲究，对阴宅——死人的陵墓也讲究。流传了上千年的《葬经》，几乎就成了“阴阳仙”（风水术士的民间称呼）手中的法宝。晋代的郭璞被后世风水家推为鼻祖，郭璞在《葬书》中对风水解释道：“《易》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家认为，宅地或祖宗墓地的吉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导致住家或葬者一家，以及子孙后代的祸福。因此，反其道而行之，风水家可以通过仔细观察人家宅地或墓地周围自然环境的好坏，来推算住家或葬者一家的吉凶，这就是由风水术引发出来的相宅与相墓之法。先不论这种风水定吉凶的观点的非科学性，在风水术中，选择最佳自然环境为第一要义的观点还是能够为科学所接受的。
风水术在中国历史上不但很早就出现了，而且流传的十分久远。传说，“禹始肇风水地理、公刘相阴阳，周公置二十四局，汉王况制五宅姓，管辂制格盘择葬地”。那时，在国家的管理中，就有了专门官吏来管理风水。考证实际，至少在战国末年齐、燕一派的方士中，就已经萌生了风水的雏形。《水经注·易水》记载燕国宫殿兆遗址说：“一水经故安城西侧，城南注易水，夹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钓台，参差交峙，迢递相望，更为佳观也矣。”可见，择地筑宫，配合山水景观的建筑美学，在战国的燕国等地已经取得相当的成就。
帝王们是最重视风水的，据说秦始皇就非常相信风水，有方士对他说，金陵有天子气，将来必出王者。于是，秦始皇为了保住自己家的江山，就派遣“朱衣三千人凿方山，疏淮水，以断地脉”。按照风水家的说法，地脉一断，风水自然就遭破坏，天子气就没有了，王者也就不会出现了。当年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就和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之间展开了一场风水战。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已经动摇到明王朝江山的时候，崇祯就派出专人，跑到陕西米脂去挖李自成的祖坟，想借助风水的法宝，斩断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蒸蒸日上的生气。李自成也有着与崇祯一样的风水观，当他的农民起义大军攻占了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时，李自成命令将士，一把火烧毁了崇祯祖辈的皇陵。结果，出于历史的巧合，崇祯自缢煤山，李自成兵败身亡。然而，断了金陵地脉的秦始皇，也没有使秦王朝逃脱二世而亡的命运；挖了李自成祖坟的崇祯，也没有挡住农民起义大军攻进北京城；烧了崇祯祖坟的李自成，也没有使大顺王朝成为历史上的一代霸主。
蒋介石也很迷信风水，当年为了尽快消灭日益强大起来的红军，就命令湖南军阀何键去毛泽东的老家韶山，挖毛泽东的祖坟。毛泽东和共产党，却没有学李自成，解放后还把蒋介石的祖坟整修一番。据说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有一次从美国入侵中国大陆的侦察机拍回的图片上，看到蒋家宗祠保护得如此之好，感慨万千，唏嘘不止。但是，挖了毛泽东祖坟的蒋介石，终于被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大众打败，而整修了蒋家宗祠的毛泽东，却依然成为中国人民最敬仰的伟大领袖。当然，如果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风水术当作有关建筑学、规划学上选址、布局的生态环境学，于现代设计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中国古代的风水术，一直受到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和周易八卦，即易学文化的支配。《易经·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说：“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得更具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风水术里面的阴阳说，也是来源于群经之首《易经》中的太极图。运用易学文化中阴阳对立统一思想，正确掌握物极则反的规律，准确把握阴阳转化的条件，对于建筑规划和园林布局都是非常有益的。任何事物，当它发展到尽头的时候，都会走向反面。所谓“子时爬到晌午，再走月淡星稀”，正是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对立统一规律。生命的尽头是死亡，死亡的反面是新生。物极谓之变，物生谓之化，生生死死，变变化化，宇宙的阴阳变幻转化，就是这样的不可抗拒。《素问·阴阳离合论》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就是说，宇宙万物变化虽然多得不可胜数，然而它的要领却只有一个，这就是阴阳对立统一规律。
五行是组成宇宙万物的物质基础。易学文化在探索宇宙奥秘时，把触角伸向了物质世界最原始、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并把它归纳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称为五行。五行均有自己的性质，《尚书·洪范》归纳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宇宙不断运动，永无休止，一面是生命和物质的不断生化，一面是生命和物质的不断消亡，生生灭灭，变变化化，可以归于五行的相生相克和阴阳的交互作用。五行相生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循环往复，永世不竭；相克就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依然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五行之中都有我生、生我，我克、克我的双边关系。五行既然是物质世界的五种基本元素，就必然和宇宙万物发生无法分开的关系，自然也就无法割断它们之间的联系。作为易学文化的一部分，风水术也必然和五行发生不可分割的联系。
古代传说，天干地支是远古时代的大挠发明的。天干有十个，依次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有十二个，依次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顺序相对结合，便可纪年、纪月、纪日、纪时。这种结合轮转一周，恰好是六十年，谓之六十花甲子。在风水术中，除了用干支纪日外，最主要的是结合干支的五行属性和方位，阐述风水术上的一些问题。天干的五行属性和方位可以归纳为五句话：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地支的五行属性和方位可以归纳为：寅、卯属木，巳、午属火，申、酉属金，亥、子属水，辰、戌、丑、未属土。在方位上，由于十二地支彼此瓜分着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其方位可以列成图象，即：子是正北方，午是正南方，卯是正东方，酉是正西方，丑是正北偏东，寅是正东偏北，辰是正东偏南，巳是正南偏东，位是正南偏西，申是正西偏南，戌是正西偏北，亥是正北偏西。
正因为有了这么多的说法，再加上世人的诸多禁忌，风水术才在风水术士的手里变得异常复杂和神秘。但那复杂和神秘，于科学并无什么用处，大体是风水术士骗人的把戏。
风水术虽然宗派很多，但是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讲究龙、穴、砂、水。《管氏地理指蒙·乾流过脉》上说：“黄帝葬于乔山，在大河之南，脉自积石逾河，衍者丰饶而广被也。舜葬于苍梧，在大江之南，脉自荆汉逾江。”是说黄帝和舜都葬在龙脉之上，福泽江河。历代帝王对于陵墓择基的龙、穴、砂、水，都讲究得叫人叹为观止。当年那个在康乾盛世时承前启后的雍正就是一个，他曾把选好的东陵九凤朝阳山作为寿宫，后来忽然变卦，最终选在距离东陵一百多里远的河北易县泰宁山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长眠之地，是为泰陵。清宫档案《起居注册下》记载了当时雍正的手谕：“此地（指九凤朝阳山）近依孝陵（顺治陵墓）、景陵（康熙陵墓），与朕初意合，及精通堪舆之人再加相度，以为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今据治亲王、总督高其倬奏称，相度得易州境内永宁山太平峪万年之地，实乾坤聚秀之区，阴阳合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等语。朕览此奏，其言山脉水法，条理详明，询为上吉之壤，但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且与古帝制典礼有未合之处，著大学士九卿详悉会议，具奏。”这位为大清江山殚精竭虑的雍正，也和所有帝王一样，为自己的死后费尽心机。
何谓龙、穴、砂、水？就是说，选择生气积聚的风水宝地要按照“龙真”、“穴的”、“砂环”、“水抱”四个原则推定。所谓“龙真”，是指生气流动的山脉。风水术以山脉为龙，把山势起伏绵亘，逶迤曲折的脉络称为龙脉，气脉所结之处为龙穴。“龙真穴便真，龙假穴便假”，寻龙是为了点穴，点穴必须寻龙。所谓“穴的”，是指生气凝聚着的吉穴的位置所在。地脉停顿之处为龙穴。俗话说：“寻龙容易点穴难”《葬经》也有“三年寻龙，十年点穴”的说法。所谓“砂环”，是指穴地背侧和左右山势重叠环抱的大好自然环境。所谓“水抱”，是指穴地面前有水抱流。《葬经》上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总之，相宅（阴阳宅）之术，“龙真”、“穴的”、“砂环”、“水抱”四个原则，一个都不能少，必须依次而进行。龙、穴、砂、水的排列组合得当，才能使气聚而不散。所以，相风水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寻求好气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环境学。
如今全世界兴起“风水热”，在中国大陆沉寂了三十多年的风水术，也从海外归来，但是我们要有冷静的科学分析头脑，不要以为国外风靡，老祖宗的东西就都是精华。由于有巫师术士的妖言惑众，加之人们对未知世界迷惘与渴求，所以在社会上流传的风水术，一直是科学与迷信搅合在一起，使人真假难辨。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纯粹的技术，那么，风水的核心问题实质上就是探求建筑的选址问题，也就是为了找寻最佳的人居环境。至于为了寻找死后的风水宝地，那实在是无稽之谈。千百年来，哪个帝王没找一块“风水宝地”，可是又有哪个帝王的江山永固、万代长存了？！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易学文化有关天、地、人理论的延伸，它们之间有着辨证的关系，在风水术中把它推向了唯心主义的绝地，是不可取的。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称中国古代风水术是“准科学”。所谓“准科学”，就不是完整的科学，其中也有不是科学的东西。李约瑟对风水有过一段中肯的评价，他说：“在诸多方面，风水对中国人民是恩物，如劝人种树和竹以防风物，强调流水靠近屋址之价值都是。”“就整体而言，我相信风水包含显著的美学成分，遍中国的田园、房屋、乡村之美，不可胜收，都可以籍此得到说明。”很显然，李约瑟取的是中国风水术中的科学内容，而摈弃了那些不科学的东西。这是一种非常正确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
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对风水术中的伪科学都做过极为严厉的批判，东汉时期的大思想家王充，在他的传世之作《论衡》里，对风水术的迷信惑众，扰乱社会，给予了口诛笔伐；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曾经写下《葬论》、《论山陵择地札子》等文章，对当时流行的风水吉凶说，作了实事求是的批判；明朝的张居正是当时反“风水吉凶说”的猛士，他在《书经》上说：“作善降祥，作恶降殃。”其实《易经》上早就说得明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就连被后人神化了的刘伯温，虽然因为写过《堪舆漫兴》，被风水术士奉为祖宗，但他也并不相信“风水吉凶说”，他在《司马季主论卜》上说：天道何亲，惟德之亲；鬼神何灵，因人而灵。有过去就有现在，今天的碎瓦颓垣，昨天也是歌楼舞馆；今天的荒榛断梗，昨天也是琼蕤玉树；今天的露蚕风蝉，昨天也是凤笙龙笛；今天的鬼磷萤火，昨天也是金缸华烛；今天的秋荼春荠，昨天也是象白驼峰；今天的丹枫白荻，昨天也是蜀锦齐纨。一昼一夜，华开者谢；一春一秋，物故者新。
如今我们正在把风水术应用到现代设计中去，理应本着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尊重科学，反对伪科学。
综上所述，我们从什么意义上说，易学文化都为我们的现代艺术设计，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辩方式，它可以指导我们在现代艺术设计的探索之路上，跨越历史，跨越时空，创造出自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的中国现代艺术设计颠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