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16年1－2月）
1．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各先进国家里，资本发展到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使垄断代替了竞争，创造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客观前提。所以，在西欧和美国，现在摆在日程上的是无产阶级为打倒资本主义政府、为剥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斗争。帝国主义把群众推向这种斗争，因为它使阶级矛盾大大加剧，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使群众的处境日趋恶化。在经济方面，是托拉斯和物价昂贵；在政治方面，是军国主义的增长、战争的频繁、反动势力的加强以及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掠夺的加强和扩大。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以后，必须实行完全的民主，因此，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也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无论在目前、在革命时期或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不用自己的全部行动来证明自己一定要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并且在自由联盟——没有分离自由，自由联盟便是骗人的鬼话——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关系，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当然，民主也是一种国家形式，它必然会随着国家的消失而消失，但是，这只有在最终胜利和巩固了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实现。
2．社会主义革命和争取民主的斗争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长长一系列的战斗，这些战斗只有靠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如果认为争取民主的斗争会使无产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或者遮挡住社会主义革命等等，那是根本错误的。相反，正象不实行完全的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一样，无产阶级不为民主进行全面的彻底的革命的斗争，就不能准备好战胜资产阶级。
如果从民主纲领中删去一条，比方说，删去民族自决这一条，借口这一条在帝国主义时代似乎“不能实现”，或者说是一种“梦想”，那同样是错误的。民族自决权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能实现的论断，可以从绝对的经济意义上来理解，也可以从相对的政治意义上来理解。
在第一种场合，这个论断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劳动货币或危机的消灭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不能实现的，如果认为民族自决也不能实现，那是完全不对的。第二、即使只举1905年挪威和瑞典分离的例子，就足以驳倒认为民族自决在这个意义上“不能实现”的论断。第三、如果德国和美国在今天或明天改变一下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相互关系，则波兰、印度等新国家的形成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否认这一点是可笑的。第四、金融资本竭力向外扩张，“自由”收实和贿赂最自由的民主共和国的政府以及任何一国、甚至“独立”国的被选出来的官吏。金融资本的统治，也和一般资本的统治一样，并不是政治民主方面的任何改革所能消灭的；而自决则完全是属于政治民主方面的。但是金融资本的这种统治，丝毫不能消除政治民主这一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更自由、更广泛和更显明的形式的作用。因此，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关于政治民主的一种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实现”的一切论断，归结起来，就是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同一般政治民主的一般的、基本的关系作了不正确的断定。
在第二种场合，这种论断是不全面和不确切的。因为不单是民族自决权，就是一切根本的政治民主要求，在帝国主义时代也只是不完全地、残缺地而且是以罕见的例外形式（如1905年挪威和瑞典的分离）“实现”的。一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立即解放殖民地的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经过多次革命也是“不能实现”的。然而，社会民主党并不因此而拒绝为实现这一切要求立即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因为拒绝这种斗争只有利于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恰恰相反，必须革命地而不是改良地提出并且实现这一切要求；不要局限于资产阶级合法的范围，而要打破这个范围；不要满足于议会中的发言和口头上的抗议，而要使群众积极地行动起来，扩大和加剧争取实现任何根本的民主要求的斗争，直到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直接进行冲击，也就是说，直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剥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但可以因大罢工、游行示威、饥民骚乱、军队起义或殖民地暴动而爆发，并且也可以因德雷福斯案件和萨比林事件[1]之类的任何政治危机，或者因在被压迫民族的分离问题上举行的全民投票等等而爆发。
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压迫的加剧并不会使社会民主党放弃为争取民族分离自由而进行的“空想的”（象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斗争，相反地，会使社会民主党加紧利用就在这种基础上发生的冲突，作为群众行动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发动的导火线。
3．自决权的意义和它对联邦制的关系
民族自决权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只是一种独立权，即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完全的自由来鼓动分离、鼓动实行分离的民族通过全民投票来解决分离问题。因此，这种要求并不等于分离、分散、成立小国家的要求，它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彻底表现。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同分离的完全自由愈接近，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愈弱，因为无论从经济发展或群众利益来看，大国家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些好处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增多，承认自决并不等于承认联邦制这个原则。可以坚决反对这个原则而拥护民主集中制，但是，与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联邦制，作为实行完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主张集中制的马克思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的，他甚至宁愿爱尔兰和英国结成联邦，而不愿爱尔兰受英国人的暴力支配[2]。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个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正因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一方面应当向群众说明伦纳和奥•鲍威尔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3]这个主张的反动性；另一方面应当要求解放被压迫民族，不是说一些泛泛的、暧昧的言词，不是唱一些内容空洞的高调，不是把这个问题“搁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再解决，而是明确地规定政纲，并且在政纲中特别估计到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的虚伪和胆怯。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
4．无产阶级对民族自决问题的革命提法
不仅民族自决这个要求，就是我们最低民主纲领中的一切条文，早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就已经由小资产阶级提出来了。而且小资产阶级到现在还是空想地提出这一切条文，因为他们看不见民主制度下的阶级斗争和这种斗争的加强，而相信“和平的”资本主义。那种欺骗人民的并且为考茨基分子所拥护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建立各平等民族和平联盟的空想就是这样的。同这种市侩的机会主义的空想相反，社会民主党党纲应当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极其重要的和必然发生的现象：民族已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
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能只用笼统的、千篇一律的、为一切和平主义的资产者所重复的空谈去反对兼并和赞成一般民族平等。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感到特别“不愉快的”问题，即以民族压迫为基础的国家的疆界问题，无产阶级不能默不作声。无产阶级不能不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该国疆界以内。这也就是说，要为自决权而斗争。无产阶级应当要求受“它的”民族压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分离的自由。不这样，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仍然是一句空话，要想在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之间达到相互信任或阶级团结是不可能的；那些改良派和考茨基派的民族自决的拥护者的假面具就仍然不能被揭穿，他们是闭口不谈被“他们本”民族压迫并被强制地留在“他们本”国内的民族的。
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必须特别坚持和实现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完全的无条件的（包括组织上的）团结。否则在资产阶级各种诡计、背叛和欺骗下，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和它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因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经常把民族解放的口号变成欺骗工人的手段：在对内政策上，它利用这些口号去同统治民族的资产阶级实行反动的妥协（如在奥地利和俄国的波兰人同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压迫犹太人和乌克兰人）；在对外政策上，它竭力同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强国之一相勾结，来实现自己的掠夺目的（如巴尔干小国的政策等等）。
争取民族自由、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斗争，在某种情况下可能被另一“大”国利用来达到它的同样的帝国主义的目的，这种情况也很少能使社会民主党拒绝承认民族自决权，正象资产阶级屡次利用共和主义口号来达到政治欺骗和金融掠夺的目的（如罗曼语各国），并不能使社会民主党人拒绝自己的共和主义一样。[不用说，如果认为从自决权中似乎会得出“保卫祖国”的结论，因而否认民族自决权，那是很可笑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在1914—1916年常常拿民主派的任何一个要求（如它的共和主义）和反对民族压迫的主张，为“保卫祖国”辩护，这也是不值一驳的。马克思主义承认欧洲某些战争中，例如，法国大革命或加里波第战争中，保卫祖国的结论，而否定1914－1916年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结论，都是从分析每次战争的具体历史特点，而决不是从什么“一般原则”和纲领中某一条文得出来的。]
5．民族问题中的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
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马克思认为一切民主要求，毫无例外，都不是绝对的东西，而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反对封建制度的历史表现。这些要求中的每一个要求都能成为并且在某种情况下已经成了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的工具。在这方面，把政治民主要求之一，即民族自决拿来同其余的要求相对立，这在理论上是根本不对的。在实际行动中，无产阶级只有使自己的争取一切民主要求（包括建立共和国的要求）的斗争服从自己的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
另一方面，同那些借口“为了社会革命”而“否认”民族问题的蒲鲁东分子相反，马克思鉴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利益大于一切，始终把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这个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放在第一位。正是从德国工人革命运动的利益出发，马克思在1848年要求德国民主派一胜利就宣布和实现受德国人压迫的各民族的自由[4]。正是从英国工人的革命斗争着想，马克思在1869年要求爱尔兰同英国分离，他并且补充说：“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5]。马克思只是由于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才真正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了英国工人。只有这样，他才能用解决这个历史任务的革命方法来抵制机会主义者，抵制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半个世纪还没有实现爱尔兰的“改良”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只有这样，马克思才能驳斥资本辩护人的论调，他们大叫什么小民族的分离自由是空想的、不能实现的，不但经济集中而且政治集中都是进步的；而马克思却不是以帝国主义者的理解来坚持这种集中的进步性的，他坚持各民族不是在暴力的基础上，而是在各国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基础上的接近。只有这样，乌克思才能也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拿群众的革命行动来抵制那种口头承认而且往往是假装承认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的态度。1914—1916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由它所揭露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伪善的奥吉亚斯的牛圈[6]明显地证实了马克思这种政策的正确性，这种政策应当成为备先进国家的榜样，因为现在每个先进国家都在压迫其他民族。[有些人常常借口马克思对某些民族（如1848年的捷克人）的民族运动持否定态度，来否认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承认民族自决的必要性，例如，最近德国的沙文主义者连施在《钟声》杂志[7]第八、九两期上就是这样的。但这是不对的，因为1848年无论从历史上或政治上来说，都有根据把民族分为“反动的”民族和革命民主的民族。马克思反对前者而拥护后者，这是对的。[8]自决权是一种民主要求，它自然应当服从一般的民主利益。在1848年和以后的年代，这些一般利益首先就是同沙皇制度作斗争。]
6．三类国家对民族自决的态度
在这方面，应当分成三类主要国家：
第一、西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运动在这里早已结束。这些“大”民族都在压迫殖民地的和本国的其他民族。这些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任务，正象十九世纪英国无产阶级对爱尔兰的任务一样。（在某些没有参加1914－1916年战争的小国中，如荷兰和瑞士，资产阶级竭力利用“民族自决”的口号为参加帝国主义战争进行辩护。这就是促使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否认自决的原因之一。人们维护无产阶级的正确政策，即否认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但提出的论据不正确。结果在理论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而在实践中表现了一种小民族的狭隘性，忘记了被“大国”民族奴役的各民族的亿万居民。果特同志在他的《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民主党》这本出色的小册子中，不正确地否认了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是他正确地运用了这个原则，因为他要求荷属印度立即实行“政治的和民族的独立”，并且揭露了拒绝提出这个要求和为这个要求而斗争的荷兰机会主义者。）
第二、欧洲东部的国家：奥地利，巴尔干国家，尤其是俄国。这里在二十世纪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运动才特别发展了起来，民族斗争才特别尖锐了起来。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坚持民族自决权，无论在完成本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方面或帮助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任务都是不能完成的。在这里特别困难和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使压迫民族的工人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的阶级斗争融合起来。
第三、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切殖民地，总共达十亿人口。这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一部分刚刚开始，一部分远未结束。社会党人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而这个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只能是承认自决权；社会党人还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的分子，帮助他们的起义，——而有机会的时候，也帮助他们的革命战争——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
7．社会沙文主义和民族自决
帝国主义时代和1914—1916年的战争，特别提出了在各先进国家反对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任务。在社会沙文主义者中间，也就是说，在那些把“保卫祖国”这个概念应用于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并以此粉饰这场战争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中间，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有两种主要色彩。
一方面，我们看到，相当露骨的资产阶级奴仆借口帝国主义和政治集中的进步性而赞成兼并，否认似乎是空想的、梦想的、小资产阶级的等等自决权。属于这类人的，在德国有库诺夫，帕尔乌斯和极端机会主义者；在英国有一部分费边社分子[9]和工联领袖；在俄国有机会主义者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等。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考茨基分子，其中也包括王德威尔得、列诺得尔及英法等国的许多和平主义者，他们主张同前一类人讲统一，而在实践上和他们完全一致，他们拥护自决权纯粹是口头上的和虚假的，因为他们认为要求政治分离自由是要求“过分了”（《zuviel verlangt》，见考茨基在1915年5月21日《新时代》[10]上所用的字眼），他们不坚持正是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必须采取革的策略；相反地，却抹杀他们的革命义务，为他们的机会主义辩护，使他们易于欺骗人民，对于把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强制地留在本国版图内的国家的疆界问题恰恰避而不谈，等等。
这两类人同样都是机会主义者，池们糟蹋马克思主义，根本理解不了马克思用爱尔兰的例子所说明的那种策略的理论意义和实际迫切性。
至于其中讲到兼并，这个问题由于战争而变得特别迫切了。但是，什么是兼并呢？不难相信，反对兼并的抗议，或者归结于承认民族自决，或者是基于主张维持现状和敌视一切暴力、甚至革命暴力的和平主义的言词。这种言词根本是虚伪的，同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
8．无产阶级在最近将来的具体任务
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最近的将来爆发。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剥夺银行和实行其他专政措施。资产阶级，特别是费边社分子和考茨基分子类型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时机一定会千方百计地破坏和阻止革命，硬要革命接受有限的民主目的。如果说，在无产者开始冲击资产阶级政权基础的情况下，一切纯民主要求在某种意义上都会起着阻碍革命的作用，那末，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宣布和实现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自由（也就是他们的自决权）是非常迫切需要的，正如1848年德国的或1905年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获得胜利而迫切需要它一样。
然而，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也许还要经过五年、十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今后提到日程上来的是要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使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无法留在工人政党内，使他们不能取得1914—1916年那样的胜利。社会党人应当向群众说明：如果英国社会党人不要求各殖民地和爱尔兰有分离的自由；德国社会党人不要求殖民地、亚尔萨斯人、丹麦人和波兰人有分离的自由，不把直接革命宣传和革命群众行动也推广到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方面去，不利用萨比林这样的事件来在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最广泛的秘密宣传，来举行游行示威和组织革命群众发动；俄国社会党人不要求芬兰、波兰、乌克兰等有分离的自由，如此等等，——这样的社会党人的行动，就是沙文主义者的行动，就是沾满了血污的帝国主义君主派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走狗的行动。
9．俄国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
以及第二国际对自决的态度
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自决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早在1903年的代表大会[11]上就表现出来了。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并且不顾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抗议把承认民族自决权的第九条列入了这个党纲。此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以党的名义重新提议把第九条从我们党纲中删掉，或提议用其他某种说法来代替这一条。
在俄国，被压迫民族的人口达一亿以上，至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七，这些民族多半住在边疆地区．其中一部分民族的文化程度比大俄罗斯人高。在俄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具有特别野蛮的中世纪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因此，为了完成自己的民主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党绝对必须承认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有同俄国自由分离的权利。1912年1月重新恢复的我们的党，在1913年通过了一项决议[12]，这项决议肯定了自决枚，并且正是根据上述具体意义作了说明。1914－1916年，不论在资产阶级或机会主义社会党人（鲁巴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和《我们的事业》杂志[13]等等）中间，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都曾猖狂一时，这就更加促使我们坚持这个要求，并且认为否认这个要求的人实际上是在支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沙皇政府。我们党声明，它对这种反对自决权的言行决不负任何责任。
波兰社会民主党对民族问题立场的最新说法（波兰社会民主党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14]上的宣言）包含下列一些思想：
这个宣言痛斥德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把“波兰地区”看作将耍到来的赔偿赌博中的抵押品，“使波兰人民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波兰社会民主党坚决严正地提出抗议，反对把完整的国家重新分成几部分”……宣言斥责那些让霍亨索伦王朝担当……“解放被压迫民族的事业”的社会党人。它深信只有参加这一即将到来的革命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才能打碎民族压迫的枷锁和消灭异国统治的一切形式，保证波兰人民能够在各民族的联盟中作为平等的一员获得全面的自由发展”。宣言认为战争“对波兰人”是“双重的自相残杀的战争”（1915年9月27日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15]第2号第15页；俄译文见《国际和战争》文集第97页）。
这些论点实质上同承认民族自决权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它的政治措词比第二国际大多数的纲领和决议更含糊不清。用确切的政治措词来表达这些思想和确定它们适用于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只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任何尝试，都将更清楚地表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否认民族自决是错误的。
1896年伦敦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承认民族自决的决议，应当根据上述论点作一些补充，指出：（1）这一要求在帝国主义时代特别迫切；（2）一切政治民主要求（其中包括这一要求）都有政治条件和阶级内容；（3）必须分清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具体任务；（4）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承认自决是不彻底的，纯粹是口头上的，因此从政治意义上来说是虚伪的；（5）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大国民族（大俄罗斯人、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等等）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坚持受“他们”民族压迫的那些殖民地和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实际上就是和沙文主义者一致的；（6）必须使为争取这一要求和一切根本的政治民主要求的斗争，服从于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直接的群众革命斗争。
把某些小民族的观点，尤其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反对波兰资产阶级用民族主义的口号去欺骗人民，结果使他们错误地否认自决）的观点搬到“国际”中来，是一个理论上的错误，是用蒲鲁东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是不自觉地支持大国民族的最危险的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附言：在刚刚出版的1916年3月3日的《新时代》上，考茨基公开向最卑鄙龌龊的德国沙文主义的代表奥斯特尔利茨伸出基督徒的和解之手，否认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有被压迫民族的分离自由，而承认俄国的波兰有这种自由，是为了向兴登堡和威廉二世效犬马之劳。这是考茨基主义自已揭穿自己的再好不过的事实！
写于1916年l－2月
按《文集》原文刊印
载于1916年月《先驱》杂志第2期
1916年10月用俄文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第1卷
选自《列宁选集》第2卷第716－729页
注 释
[1] 德雷福斯案件是法国反动的君主派军间集团于1894年对总参谋部军官犹太人德雷福斯组织的挑拨性的审判，诬告他进朽间谍和到国活动。军事法庭把德雷福斯判处无期徒刑。但是，由于在法国展开了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社会运动，共和派同君主派进行了剧烈的斗争，德雷福斯终于在1906年被宣告无罪。
萨比林事件于1913年11月发生在亚尔萨斯的萨比林城。这个事件是由于普鲁士军官侮辱亚尔萨斯人引起的。当时激起了当地居民（大多是法国人）反对普鲁士军阀的压迫的怒潮。关于萨比林事件，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514－516页。
[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81页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3页。
[3] 关于对伦纳和鲍威尔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的反动思想的批判，见列宁《论“民族文化”自治》和《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504—507页，第20卷第1－35页）以及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89－358页）。（见列宁《论民族自决权》一文注释6。）
[4] 见恩格斯《布拉格起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卷第95页）。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写的，因为当时列宁引自弗兰茨•梅林编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的遗著》1902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第108－114页，这篇文章在该书中没有标明作者。
[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81页。
[6] 据希腊神话传说，奥吉亚斯王有个大牛圈，养牛三千头，三十年未打扫。后来人们用“奥吉亚斯的牛图”来比喻极其肮脏的地方。
[7] 《钟声》（《Die Glocke》）是1915年至1925年先后在慕尼黑和柏林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社会沙文主义者帕尔乌斯（格尔方德）出版的杂志。
[8] 见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2－342页）。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写的，因为当时列宁引自弗兰茨•梅林编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达南•拉萨尔的遗著》1902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第264－264页，这篇文章在该书中没有标明作者。
[9] 费边社分子是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884年成立的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费边社的成员。它的主要首领是悉•维伯利比•维伯。费边社以古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命名。费边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分子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鼓吹遍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在工人阶级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是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之一。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社分子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10] 《新时代》见列宁《论民族自决权》注释6。
[1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见列宁《论民族自决权》注释45。
[12] 指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该决议案由列宁起草，经有党的地方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案载于《列宁全集》第19卷第426－428页。（见列宁《论民族自决权》注释27。）
[13] 《我们的事业》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杂志，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主要机关刊物。1915年创刊于彼得堡，用来代替1914年10月停刊的《我们的曙光》杂志。
[14] 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于1915年9月5－8日在齐美尔瓦尔得举行。在代表会议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国际主义者与考茨基主义多数派之间展开了斗争。列宁把左派国际主义者组成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其中只有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唯一正确的彻底国际主义者的反战立场。
代表会议通过了一篇宣言，认为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事。代表会议谴责了“社会党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和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行为，号召欧洲工人展开反对战争的斗争，争取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
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对战争牺牲者表示同情的决议，并选出了国际社会党委员会。
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使国际主义分子分离出来并使他们团结起来，但是这次会议没有公开提出反对机会主义的问题，没有采取彻底的国际主义立场，没有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的基本原则：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道到失败，建立第三国际。
关于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的意义，见列宁《第一步》和《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2－367、 368－372页）。
[15] 国际社会党委员会（L•S•K•－Intcrnationale Sozialistischc Kommission ）是1915年9月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上选出的齐美尔瓦尔得联盟的执行机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从1915年9月至1917年1月用英、法、德文出版了机关刊物《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共出了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