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美国芝加哥大学“温得尔·哈里森杰出贡献”政治学教授、国际安全政策项目主任，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纽约时报》、《新共和》、《大西洋月刊》的特约撰稿人。“中国威胁论”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言人。著有《大国政治的悲剧》等。来源:《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沪)2014年6期。
自2011年初以来，埃及和叙利亚的政治走势一再引起了美国外交政策精英的关切。奥巴马政府一直试图操控穆巴拉克之后动荡的埃及政治局势，而且更深地卷入叙利亚的血腥内战。美国已向某些与阿萨德政权交战的武装力量提供了武器，而且奥巴马总统在2013年8月叙利亚动用化学武器后差一点就对叙利亚发动攻击。华盛顿现在直接参与了寻找并销毁叙利亚所存化学武器的行动。
这些反应体现了有关埃及和叙利亚的三个普遍信念。第一个信念是两国对美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即奥巴马政府如不解决困扰这些国家的问题，那将会对美国切身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第二个信念是，鉴于大量平民死亡，美国有令人信服的道德理由干预叙利亚事务。第三个信念是，通过确保合适人选掌权开罗和大马士革，美国就能用意义深远的正面方法来影响埃及和叙利亚政治。
这些信念为美国持续介入陷入困境的两国政治创造了一种强有力的使命。
略微关注近几十年美国外交政策的任何人都会意识到，华盛顿对埃及和叙利亚的反应是一个更大故事的一部分。这个故事是这样的：美国国家安全精英的行动都基于一种假设：地球的每个角落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而美国的利益在任何地方都面临着威胁。所以他们生活在持续恐惧状态下就不足为怪了。这种可怕的见解反映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登普西(Martin Dempsey)将军2012年2月在国会作证时发表的评论中：“我无法给你们形容，按照我在过去三十八年里形成的军事判断力，我们此时此刻正生活在我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候。”2013年2月，国务卿希拉里称美国人“生活在非常复杂和危险的时代”。而参议员詹姆斯·英霍夫(James Inhofe)在次月又说：“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更加危险而且威胁也已更加多样化。我不记得我一生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
这些都不是反常的看法。皮尤公民和媒体研究中心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69%的会员认为当今世界比冷战时期更加危险——或者至少是同样危险。总之，精英的共识是，虽说埃及和叙利亚是眼下最紧迫的问题，但华盛顿必须操心的还不只是这两个国家。这种严酷形势意味着美国有大量社会工程需要实施，所以除了推行干涉主义外交政策再也别无选择。换句话说，如果希望世界对美国是安全的，那就必须推行一项全球统治政策。
这一看法是有影响力的和普遍的——而且是错误的。与传统看法恰恰相反，美国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世界史上没有任何大国接近于享有美国今天所享有的这种安全。更重要的是，埃及和叙利亚并非关键战略利益。这些国家所发生之事对美国安全毫无意义。这并不是说它们无关紧要，而是说华盛顿在那里的实际利益并没有大到足以证明耗费生命和财产是有正当理由的。干涉两国也没有令人信服的道德理由。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几乎没有能力来纠正埃及和叙利亚存在的问题。要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便是干预可能使不利局势变得更糟。不妨考虑一下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惨淡记录。何况谁来掌控开罗或者大马士革也没有多大关系。美国拥有同包括共产党人、法西斯分子、军事独裁者和传统君主在内的所有类型领导人共事的悠久历史。尽管总说因叙利亚的阿萨德是残酷无情的暴君而有必要推翻他，华盛顿却能够同他——以及跟他同样残酷无情的父亲——共处40年。
干涉像埃及和叙利亚这样的国家并把世界变成一大战场，这已经让美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严格地说，这些战略代价其实并不算大，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它可以推行愚蠢的政策而且依旧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不是要否认美国干预主义政策是恐怖主义问题的主要原因，但恐怖主义是一个不严重的威胁，这就是华盛顿从一开始就可以自由地继续推行引发该问题的政策的缘由。)
但追求全球主导地位的代价就更令人气馁了。经济代价是巨大的——尤其是战争——而且也有重大的人员代价。毕竟数千名美国人死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而且还有更多美国人遭受了缠绕他们余生的惊人伤害。华盛顿干预主义政策的最大代价也许是国家安全体制的开发，这可能破坏处在美国政治制度中心的自由民主价值。
鉴于这些惨重代价以及美国切身利益在埃及和叙利亚并未处在危险中，更不用说有能力解决困扰那些国家的问题，美国应该对它们采取不干涉政策。在同开罗或大马士革以及世界许多其他国家打交道时，美国领导人最好尊重自决原则。
与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惯常言论相反，美国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大国。说明这一点的一个好办法便是反思孤立主义，它是一项历史悠久和富有争议的大战略。
孤立主义基于这样的假设之上，即在西半球以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地区对美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孤立主义者并不认为美国在一个更广阔世界中没有任何利益，只是认为它们没有重要到足以证明用军事力量去保卫它们是有正当理由的。他们赞成在经济和外交方面与世界其他地区打交道，但认为所有对外战争都是不必要的。
虽然我不是一名孤立主义者，但要驳斥支撑该大战略的逻辑并非易事。相反，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在20世纪40年代初所发现的那样，反击这些孤立主义观点是很难的。今天，把孤立主义者斥为傻瓜甚至疯子是司空见惯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错误。他们虽然误以为美国可以置身于二战之外，但却为采取观望态度提出了一个严肃的理由，一个让许多美国人认为有说服力的理由。孤立主义世界观的核心是一个简单的地理事实：两条庞大的护城河把美国本土同亚洲和欧洲隔开。没有任何大国能够跨越大西洋或太平洋发起一场两栖作战，因此没有任何外来大国(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大日本帝国)能直接威胁到美国的生存。
如果说孤立主义的这一理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是强有力的话，那么它在今天则甚至更加令人信服。首先，美国拥有数以千计的核武器，它们是最终的威慑力，而且对于保证一国生存大有帮助。没有任何对手会入侵美国并威胁到美国的生存，因为对手几乎肯定会以灰飞烟灭而收场。实际上，两个大洋和数千核武器如今保卫着美国。再者，它在周边也未面临任何重大威胁，因为它仍然是西半球的一个地区霸主。
最后，美国也未面临任何会有真正后果的大国竞争。事实上，我所知道的大多数战略家都相信，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在一个单极世界中运转，这是美国是地球上唯一大国的另一种表达，它没有任何相匹敌的对手。其他人则相信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合法的大国，而且世界是多极的。即便如此，一旦与强大的美国相比，它们就尤其显得软弱。此外，它们几乎没有任何力量投放能力，这意味着它们不可能严重威胁到美国本土。
这一切要想表明的是，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安全的大国，它过去二十五年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更加安全。登普西将军关于目前是他一生中最危险时刻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世界在冷战时期要更危险得多，它见证了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而且很难理解在希特勒上台一年后出生的参议员英霍夫怎么会认为今天的世界比他人生第一个十年更危险呢。
难道我就没注意到让如此多美国人感到胆战心惊的恐怖主义这一明显威胁吗?一点也不。美国当然有恐怖主义问题，但它是一种较小的威胁。我们无疑是“9·11”袭击的受害者，但它并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严重削弱美国，而且另一次类似规模的攻击在可预见的将来是极不可能的。事实上，过去十二年不存在恐怖组织在美国本土上引爆原始炸弹的单个例子，更不用说发动一次重大攻击了。恐怖主义——大多源自国内团体——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超过了双子塔倒塌以来的美国。
恐怖组织获得核武器的可能性又怎么样呢?虽然发生这种情况将会改变局面，但发生这种情况的几率几乎为零。核武国家都无意将核武器提供给恐怖分子，因为它无法控制这些接受者使用该武器的可能性。在核武国家，政治动荡虽然在理论上有可能让恐怖分子攫取未看管好的核武器，但美国已经详细制定了计划来应付这种极不可能的偶发事件。
恐怖分子也可能设法获得核裂变材料并研制核弹，但这种情形也是极不可能的：获得足够核材料存在着大量障碍，而研制和发射核弹则存在更大障碍。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十分关注确保不让恐怖组织获得核武器，因为它们不能肯定自己会不会成为一次核攻击的对象，这种攻击或者来自恐怖分子，或者来自遭恐怖分子攻击的另一个国家。总之，核恐怖主义不是一个严重威胁，而且就我们应该担心的方面来说，主要的补救措施就是鼓励并帮助其他国家把核材料置于高度安全的看管之下。
与孤立主义者的看法相反，世界上有三个地区对美国确实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欧洲、东北亚和波斯湾。当然，欧洲和东北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世界其他大国都位于这两个地区，而且这些大国是唯一有可能以严肃认真的方式形成威胁美国能力的国家。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它们仍然不可能跨越大西洋或太平洋发起攻击，而且不可能到达美国的海岸。没错，但如果一个遥远大国像美国主宰西半球那样主宰亚洲或欧洲，那么它届时就能自由地漫游全球各地，并且同西半球敌视美国的国家结盟。在那种情况下，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阻遏力量就不那么有效了。因此，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在防止另一个大国在亚洲或欧洲获得地区性霸权方面有着深切的利益。
波斯湾在战略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该地区的石油产量占到了世界总产量的约30%，而原油储量占到世界原油总储量的约55%。来自该地区石油流动如果在较长时间内被中断或者被大大削减，那将会对世界经济造成毁灭性影响，因此，美国有充分的理由确保石油自由流出波斯湾地区，这在实践上意味着阻止某国控制所有石油资源。只要大多数产油国能够自由运作，那么它们就会继续开采并销售它们的石油，因为它们依赖于这些收入。让它们保持这种方式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这意味着在波斯湾以及亚洲和欧洲都不可能出现任何地区性霸主。
要明确的是，对美国具有明显战略意义的只是波斯湾地区的产油国，而不是更广泛的中东地区所有国家。华盛顿尤其应该关注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的命运，因为它希望确保这些国家的石油不断进入世界市场。没有石油的中东国家对美国几乎毫无战略意义。这些国家包括埃及、叙利亚以及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和也门。因此，美国人过于担心埃及和叙利亚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更不用说支持在那些国家进行军事干预。总之，开罗和大马士革所发生的事情对美国的安全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从美国外交政策机构的话语中和奥巴马政府的行为上显然可以看出，我对埃及和叙利亚战略重要性的看法与主流思想是不一致的。因此，让我们更加周密考虑一下这两个国家影响美国安全的可能程度。
用任何实力尺度来衡量，埃及和叙利亚都是弱国。两国的经济既小又弱，而且也根本没有任何石油或其他自然资源能让它们变得像科威特或沙特那样富有。
此外，埃及和叙利亚都从未有过强大的军队，即便原苏联在冷战期间向这两个国家提供先进军事装备时也是如此。它们对邻国尤其是以色列也不构成重大威胁。请记住，以色列在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都对埃及发动过大规模战争，而且以色列国防军每次均重挫了埃军。叙利亚在1948年、1967年和1973年也曾同以色列国防军交手，同样在以色列手下遭受了羞辱性失败。
虽然埃及与以色列在1973年战争后缔结了和约，但以色列同叙利亚仍是敌人。尽管如此，每当双方有可能卷入一场战争时——例如2006年黎巴嫩战争期间——叙利亚人都会竭力避免开战。叙利亚人完全明白自己无法对抗以色列国防军。当然，近期的国内动荡和冲突已经进一步削弱了这两个国家。事实上，以色列如今对保持军事优势十分自信，所以它实际上正在削减常规力量。
而当前最重要的是，埃军和叙军对美国本土甚至对波斯湾美国驻军都构不成严重威胁，也没有理由认为局势在可预见的将来会发生变化。鉴于埃及和叙利亚没有经济或军事实力，而且几乎没有石油，因此全球统治地位的支持者就用其他理由来证明它们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
一种观点是，美国应该特别留意埃及，因为它控制着苏伊士运河。约8%的全球海运贸易和4.5%的世界石油供应都经过该航道。此外，美国海军能利用该运河让舰艇从地中海前往波斯湾。因此，埃及一旦关闭该运河，那将势必伤害国际经济，并且使美国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波斯湾地区投放力量的努力变得复杂起来。
这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埃及关闭苏伊士运河并不会严重伤害国际经济。船只会重新调整航线，主要是绕过非洲最南端，而中东地区的石油也能用各种办法运抵输入国。此外，埃及如果关闭运河，那将付出惨重经济代价，这是该国的第三大收入来源，而且有时也被称为“经济命脉”。开罗不仅会失去运河所带来的财政收入，而且也可能遭到因运河关闭而受伤害的国家发起的经济和政治报复。值得指出的是，苏伊士运河在1967～1975年间曾经被关闭，而国际经济并未遭受任何重大损失。
关闭苏伊士运河防止美国海军抵达波斯湾只是一种空洞的威胁，因为美国舰艇可以通过印度洋和阿拉伯海驶抵波斯湾。虽然美国舰艇经苏伊士运河前往波斯湾也许方便些，但根本就没必要向该地区投放力量。
从为何叙利亚可能是美国切身利益的公共话语里可以看出4个论点。有人认为，把阿萨德赶下台很重要，这会给真主党和伊朗惊人一击，因为它们都是阿萨德政权的坚定支持者。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在2011年夏天简洁地阐明了这一观点：“没有什么比失去叙利亚更能削弱伊朗的了。”数月后，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伦(Tom Donilon)解释说：“阿萨德政权的终结将成为伊朗迄今在该地区遭受的最大挫折——这样的一次战略性打击会进一步使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变得不利于伊朗。”
高度关切伊朗源于这样一种观点：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已显著增加，并正在一心想着实现地区性霸权。这种观点进而认为，谋求核武器是德黑兰称霸中东地区的驱动力之一。
恐怖主义是把叙利亚视为根本战略利益的第二个论点的基础。这种观点认为叙利亚不仅支持真主党这样的恐怖组织，而且基地组织以及其他敌视美国的团体如今也在叙利亚开展活动。因此，正如两位鹰派评论员在《纽约时报》上所写的那样，美国应该干预叙利亚，并“建立一个堡垒来对付正在叙利亚不受控制的角落里寻找避风港的基地组织这类极端组织”。把阿萨德拉下马也会大大削弱真主党，因为后者为了生存而严重依赖于叙利亚和伊朗。
另一个论点的思路是美国必须全面干预叙利亚，因为该国肆虐的内战会危及到邻国，从而导致一场将威胁到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更广泛冲突。“战争持续时间越长”，《华尔街日报》认为，“对美国盟友的风险就越大”。
最后的一种论点是，叙利亚之所以极为重要，是因为美国的信誉陷入了危险之中。具体地讲，奥巴马总统在2012年8月曾放话，叙利亚如果用化学武器来对付反抗者，那它就跨越了“红线”。言下之意是，那种情况一旦发生，美国就会用武力做出回应。
按白宫的说法，阿萨德在2013年8月21日使用了化学武器，并且杀害了1429名平民。所以这种观点就认为，这起悲剧性事件不仅明显违反了基本准则，而且也令美国的信誉陷入危险之中。这一问题之所以被认为特别重要，是因为奥巴马并没有因为叙利亚越过他所划定的红线而惩罚它，这一事实使得奥巴马关于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就对其发动攻击的威胁看起来是空洞的。
上述论点都没有说服力。通过让什叶派政府在巴格达掌权，美国在伊拉克发动的灾难性战争无疑增强了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地位，但伊朗离有能力成为波斯湾地区霸主还差远了。它没有强大的常规部队，而且也没有人过于担心它会去征服邻国，特别是因为美国会用干预来阻止它。
至于德黑兰正在谋求获得核武器，这一点也并不十分清楚。美国情报界的一致看法是它并未谋求这种武器。但即使这种判断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且伊朗也拥有了核武库，伊朗也不可能利用这种能力来称霸波斯湾地区。核武器并没有给各国提供什么进攻能力，因而不适合用于在邻近地区扩展伊朗的影响力。此外，以色列和美国都拥有核武器，而且绝不会容忍伊朗获得地区性霸权。沙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也不会容忍，这意味着伊朗如果试图统治波斯湾，那就将面临一个可怕的制衡联盟。
最后，无论人们认为今天的伊朗有多么强大，在叙利亚的失败虽然会削弱它的地区影响力，但却不会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削弱经济或军事实力。这会给美国带来两种可能的不利后果。一是德黑兰可能会竭力让阿萨德继续掌权，从而使华盛顿推翻这位叙利亚领导人的努力复杂化。二是伊朗如果在叙利亚确实失势并认为自己将成为美国更迭政权的下一个目标，那么获得核威慑的动机将会趋强。因此，阿萨德被推翻可能使伊朗更想获得核武器。
由于叙利亚是恐怖主义的温床，所以美国应该把它当作一个核心战略利益，这种说法也存在着诸多缺陷。恐怖主义威胁并没有严重到足以证明对叙利亚的干预特别是动武是有正当理由的。此外，干预叙利亚这样的国家恰恰会触发恐怖主义问题。记得在奥巴马政府支持将阿萨德赶下台之前，美国还从来没有面对任何来自叙利亚的恐怖主义问题。事实上，叙利亚在“9·11”事件后有助于美国对付恐怖主义问题。它向华盛顿提供有关基地组织的有价值情报——有助于阻止针对在巴林和加拿大的美国目标的攻击——而且加入了布什政府的非常规引渡计划。根据《纽约客》杂志简·美尔(Jane Mayer)的说法，叙利亚是“引渡嫌疑人的最普通目的地”之一。
通过支持倒阿萨德活动，奥巴马政府已经把叙利亚变成了恐怖组织的避风港。事实上，反美团体掌控着反阿萨德的武装力量。此外，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如今都担心，一些本国国民成群结队涌向叙利亚并且加入反叛队伍。政府担忧这些人会变得激进，而且回国时已变成羽翼丰满的恐怖分子。干预叙利亚只会使那里的恐怖主义问题恶化，当然，除非华盛顿帮助阿萨德击败反叛者并且恢复原状，但由于奥巴马已在武装这些反叛者，所以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但支持反叛者肯定解决不了恐怖主义问题，因为最强大的组织是憎恨美国的圣战者所组成的。此外，如果美国更深地卷入这场冲突，那么支持阿萨德的行为体——真主党、伊朗和俄罗斯——可能会加大赌注，从而加大了将战争拖入可预见将来的可能性。而且这场内战持续时间越长，圣战者在反对派势力内部将会变得越强大。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把阿萨德赶下台将是对叙利亚和伊朗所支持的真主党的一次毁灭性打击。这种说法的首要问题是美国并不是真主党的死敌，而且也不是它的攻击目标，华盛顿不应该向它提供把美国当成为攻击目标的把柄。此外，即便伊朗和叙利亚向真主党提供武器的通道被切断，真主党在黎巴嫩以及整个地区仍将是一支强大力量，因为它在黎巴嫩各重要社会阶层中有着很深的根源且获有大量支持。此外，伊朗和叙利亚向真主党的武器输送最终会再次启动，因为不管谁在大马士革执政，支持真主党是符合它们利益的。这个好战组织直接威胁到了以色列北部边界，而该边界是叙利亚从以色列手中重新夺回戈兰高地的唯一途径。
那么，美国应该干预叙利亚内战以防它演变成地区性冲突的说法又如何呢?值得指出的是，这一问题根源于奥巴马政府试图消灭阿萨德，但却没有能取得成功，这反而加剧了正在进行的内战。此外，一旦美国更多地卷入这场冲突，那么真主党、伊朗和俄罗斯也可能会加大对阿萨德的支持力度，这就更可能会使战火扩散到邻国。换句话说，美国更多的介入可能会帮助而非遏制战火的蔓延。
从理论上讲，像2003～2011年间在伊拉克所采取的做法一样，美国可以通过入侵并且占领叙利亚来解决这个蔓延问题。所幸没有机会去这么做。因此，对奥巴马政府来说，最佳战略是采用外交解决方案。
但即使外交失败且战争蔓延到叙利亚边界之外，它也不会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有损美国的安全，因为它不会导致某国主宰波斯湾地区及其石油。此外，不管是否卷入冲突，产油国都有强烈动机去出售本国石油并创造收益。
最后，还有观点认为美国的信誉在叙利亚陷入了危险之中，因此美国必须继续深入介入该国政治。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奥巴马总统不愚蠢地给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划红线，那么信誉甚至不会成为一个问题。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奥巴马总统除了判定禁止使用化学武器之外别无选择，因为它是特别令人发指的武器，而且存在一项禁止使用的强有力规范。
这些反驳并不令人信服。尽管围绕化学武器存在种种夸张说法，但它毕竟不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们肯定与核武器不属于同一类别。以色列多年来一直愿意容忍叙利亚拥有化学武器，却决不容忍伊朗或叙利亚拥有核武器。
另外，不妨考虑一下叙利亚内战期间的平民伤亡。如上所述，美国估计有1429名平民死于8月21日的毒气攻击，大大高于英国、法国和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估计数——伤亡人数不到400人。不管确切的数字是多少，在最近的毒气攻击事件发生之前，炸弹和子弹打死了约4万名叙利亚非战斗人员，但大量平民死亡并未促使白宫在叙利亚进行干预。
相比炸弹和子弹，化学武器死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关键差异吗?这场争论同白宫发布的叙利亚人死于或濒临死于化学武器的画面有关。但用炸弹和子弹杀人与用毒气杀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差异。
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规定肯定不是一项强有力的规定。叙利亚在夏季对反叛者使用毒气时，除了法国和美国，没有其他国家愿意对叙利亚动武。而且很难说它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一项强有力的规定，大多数美国人不想同军事打击叙利亚发生任何瓜葛。
而且虽说奥巴马也许认为这项规定是令人生畏的，但请记住，1988年伊朗在漫长而血腥的战争中似乎就要击败伊拉克时，里根政府出手援助萨达姆并帮助伊拉克军队用化学武器——包括沙林这种致命神经毒剂——在战场上阻击伊朗人。华盛顿向伊拉克提供了有关伊朗军队位置的情报，这让伊拉克人将化学武器有效地倾倒在伊朗人身上。而当萨达姆1988年3月在哈拉布贾对伊拉克库尔德人发动毒气攻击致人于死地时，美国政府并没有指责他。
其实，奥巴马政府是有很好机会通过外交活动来解决信誉问题的，俄罗斯人和美国人——通过联合国合作——也许在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储存上似乎是成功的。要是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奥巴马就应该宣布胜利，然后远离叙利亚政治。但要是这样的努力失败了，而且阿萨德保留了某些化学武器，那么奥巴马总统会再次被敦促考虑对叙利亚动武以便支撑美国的信誉。如果那样，美国就不应该攻打叙利亚;事实上，聪明的政策是奥巴马不去理会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沙地上划一条界线并对叙利亚采取一项不干涉主义政策。出于各种原因，这种做法是合乎情理的。
首先，信誉问题被大大高估了。正如达里尔·普雷斯(Daryl G.Press)在重要著作《估算信誉》(Calculating Credibility)中所言，当一国在一场危机中放弃原先主张时，其在之后危机中的信誉并没有下降。“一国的信誉至少在危机期间”，他写道，“不是由过去的行为而是由实力和利益所驱动的”。因此，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遭受的耻辱性失败并没有让莫斯科觉得美国捍卫西欧的承诺是不可信的。
因此，即便美国未能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按规采取行动，但也没有充分理由认为德黑兰的领导层会由此断定华盛顿对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不较真。毕竟，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在过去十年里极力表明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是不可接受的。
其次，白宫没有用武力将阿萨德赶下台或解除其化学武器的可行战略。事实上，鉴于圣战者左右着反对派，所以目前尚不清楚奥巴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希望将这位叙利亚领导人赶下台。此外，出于担心被拖入冲突，奥巴马总统不愿用持续的大规模攻击来惩罚阿萨德政权。这其实就意味着，即使有人相信离开叙利亚会对美国信誉造成某种程度的损害，但付出较小代价总要胜过参与徒劳的、危险的军事打击行动。
再者，如果美国对叙利亚动武并深陷于该国，那么这将会降低华盛顿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从最近有关攻击叙利亚的辩论中清楚反映出的一点是，美国公众已经厌倦了战争。而如果美国真的直接参战，甚至只是动用空中力量，那它一定会令美国人民更不愿对伊朗发动另一场战争。出于所有这些原因，美国的领导人理应不要太重视奥巴马在不明智地对叙利亚动用化学武器画条红线所造成的所谓信誉问题。
总之，无论是在埃及还是在叙利亚，美国并没有任何切身利益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干预两国政治并无任何令人信服的战略依据。事实上，干预似乎对美国安全利益是弊大于利。
虽然有人也许会接受这种观点，但相反也会坚持认为道德考量要求美国深深介入埃及和叙利亚——以及其他国家——消除这些国家的独裁执政者。隐含的逻辑是这些强人拒绝承认本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并且可能杀害无辜平民。最终的目标无疑将是促进那些国家的民主，不仅是出于人权的原因，而且是因为民主政权对美国可能是友好的。
这一思路并不能令人信服，事实上，它是很危险的。美国不应该充当世界警察，部分是因为它应该尊重自决原则并且允许各国自行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出于很充分的理由，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反对他国干涉美国政治生活的做法;他们应该意识到，他人对美国干涉自己内部事务也有同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理所当然的。
此外，美国如想推行这一雄心勃勃的政策，那就会深深地介入世界各国的政治。毕竟，不乏需要改革的非民主政权，而且有时会有用剑来达到目的的诱惑。此外，当涉及这类社会工程时，美国的历史纪录是极为糟糕的。回想起布什学说，它在伊拉克彻底搞砸了，而原本是要将民主推广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因此，如果华盛顿推行一项推翻独裁政权且促进民主的政策，那么我们的十字军东征就会没完没了，不过，沿途获得的成功甚少。
另一种道德论点指出，美国应该干预叙利亚内战，因为这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成千上万平民已经死亡。平民在叙利亚正在死亡，这当然令人深感遗憾，但干预仍然没有多大意义。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参战理由，也没有任何终结这种局面的可行战略。要是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美国卷入这场冲突很可能会拖延战事并徒增痛苦。
叙利亚处于一场残酷内战之中，而且它必然涉及大量平民的伤亡。在叙利亚这样的事例中尤其如此，那里存在着尖锐的种族和宗教分歧，而且战斗往往发生在城市地区，从而加大了额外损害的可能性。
不管怎样，叙利亚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是种族灭绝或者对特定群体的系统谋杀。干预主义政策的支持者都喜欢把阿萨德描绘成现代版的希特勒，并坚持认为这是西方的“慕尼黑时刻”，暗示若不立即加以惩处，阿萨德将会进行大规模屠杀。这是最糟糕的夸张手法。虽然阿萨德的确是残暴的独裁者，但他并没有干像希特勒那样的恶行，希特勒在一场扩张领土的残暴运动中杀害了2000多万名平民，而且若是他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被杀害的平民数量还会增加几百万。如前所述，约4万名平民死于叙利亚内战，而且反叛者杀害了其中的许多受害者。
最后，阿萨德动用化学武器几乎不能证明以道德为由的干预就是正当的。化学武器部分应对叙利亚平民的死亡负责。何况，用毒气比起用开花弹杀人更可怕和更恐怖的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
美国不仅没有进行干预的道德理由，而且也没有结束这场战争的战略。即使奥巴马在2013年夏天威胁要轰炸叙利亚时，他也强调打击将是有限的——“难以置信的小规模”，这是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说法——而且并不是旨在推翻阿萨德政权或者结束内战。这一有限的轰炸战略同阿萨德是必须立即加以惩处的当代版希特勒的说法肯定存在着矛盾。当然，美国如今参与了旨在解除阿萨德的化学武器而不是消灭他的谈判。事实上，如果谈判获得成功，那么阿萨德继续掌权的可能性会增大。而眼前更为重要的是，谈判并非旨在结束这场冲突。
在美国的体制下，人们普遍相信华盛顿有能力解决困扰着埃及和叙利亚等国的问题，而且相信成功的关键是让那些国家转变为民主国家。
这在叙利亚当然不是真的。美国没有结束那里冲突的可行战略，更不用说把叙利亚变成一个民主国家了。事实上，奥巴马政府在选择试图除掉阿萨德时，就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无论结果怎样，华盛顿本不该插手叙利亚事务，而应该让叙利亚人民来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埃及，自2011年1月爆发针对时任总统穆巴拉克的抗议活动以来，奥巴马政府一直试图从微观上控制该国政治。由于抗议活动势头增大，美国便介入并帮助将穆巴拉克赶下了台。奥巴马当时表示欢迎埃及走向民主，并且支持选举产生的新政府，尽管穆斯林兄弟会左右着这届新政府。
在上任仅仅一年后，作为兄弟会一名成员的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总统就处于埃及军方和大批公众要求其辞职的巨大压力之下。对穆尔西就任总统从来没有热心过的奥巴马政府介入了这一混乱局面，并且对总统垮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穆尔西被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将军(Abdel Fattah el-Sisi)所取代，后者是一位沿袭穆巴拉克传统的强人。
迈出这一步，美国其实就在扶植一场推翻一位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的民选领导人的政变。埃及新政府随后转而对付兄弟会，杀死逾千人，并且将穆尔西送入了监狱。奥巴马政府漫不经心地试图阻止这场血腥镇压，但失败了。此外，尽管美国的法律要求对任何用军事政变或法令废黜正式当选元首的国家削减大部分外援，但奥巴马政府在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的15亿美元援助中只削减了一小部分。
过去三年插手埃及政治的最终结果，是美国遭受到比之前更普遍的鄙视(这说明了某件事)。兄弟会及其盟友厌恶美国帮助推翻穆尔西并在其成员被杀害时袖手旁观的做法。军方和许多平民不喜欢美国支持掌权时的兄弟会。最为重要的是，奥巴马政府帮助除掉了一个独裁者，却没料想让另一个独裁者取而代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帮助推翻了一位合法当选的领导人。
奥巴马也许对埃及局势处理不当，而且本该运用一项不同的战略，但人们很难看到华盛顿在埃及(或叙利亚)采用本该带来圆满结局的不同方式。
发生在两个国家的情况只是一幅更大画面的一部分，这幅画面刻划了充斥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社会工程学的失败尝试。只要看一看自“9·11”事件以来美国的记录就行了。美国用武力干预并推翻了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政权。每次，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都以为自己能够帮助建立一个对美国友好的和稳定的民主国家，但他们每次都失败了。严重不稳定在这些国家是一种常态，虽说巴格达、喀布尔和的黎波里的政府对美国都没有明显的敌意，但它们也决非是十分友好和合作的。
因此，如果看看美国过去二十年在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表现，那么比分就成了0∶5。华盛顿似乎有一种离奇的功能，专门接手某种糟糕的局势并使该局势变得更糟。这种惨淡纪录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在任何社会实施大规模的社会工程学都是一项极其复杂和艰巨的任务。而且美国在海外干预时所面临的情况特别令人生畏。它总是干预那些知之甚少、而且它的存在早晚可能引发怨恨的国家。此外，那些地方通常因派别对立而陷于分裂中，而且一旦政府被推翻，不是发生冲突，就是引起社会动荡。
美国在埃及和叙利亚这样的地方应该只是接受这一残酷现实并尽力让情况有所起色吗?不，这些国家对美国毫无战略意义，而且谁在开罗或大马士革掌权都行。而即便这些国家的命运对美国安全的确会产生严重后果——这对波斯湾地区主要产油国来说是真的——谁统治这些国家依旧并无多大意义。
美国拥有同各种政治领导人合作的悠久历史。事实上，它在第二次世纪大战期间和冷战后期分别与斯大林和毛泽东有过密切合作。此外，华盛顿与当选领导人相处并不总是很愉快，这就是美国拥有一项推翻所不信任民主国家领导人长长的纪录的缘由：1953年伊朗的穆罕默德·摩萨德(Mohammed Mossadegh)、1954年危地马拉的雅各布·阿本斯(Jacobo Arbenz)和1973年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暂且就先说这几例吧。
但这些都是错判之举，因为华盛顿本来能与这些当选领导人合作，正如它同形形色色的独裁者合作一样。毫无疑问，领导人有时是带着革命热情和对美敌意上台执政的。但一旦这些领导人在面对现实行使内外权力之后，那种热情便逐渐消失了。此外，美国是极其强大的，且在与他国打交道时几乎总是有着大量的手段。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外国领导人同山姆大叔相处是最理想的，特意挑起一场战斗并无多大意义。这一切并不是要否认美国的利益有时同他国的利益是相冲突的，但也不意味着一方领导人要对对峙局面负责。
总之，对于美国来说，最好的办法不是干预他国并影响它们采用何种政治制度或者由谁来统治。聪明的战略是让他人自行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然后用胡萝卜和大棒来培植服务于美国利益的各种关系。
就埃及和叙利亚来说，让美国对干预嗜好感到如此不安的不只是它们没有什么战略意义或者美国常常无法达成目标。而代价也是巨大的，特别是经济和人员上的，以及对该国自由民主制度所造成的伤害。
追求全球统治地位的战略性代价其实并不算大。让华盛顿干预埃及和叙利亚等国政治是愚蠢的，它们的乱局并不会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削弱美国的安全。美国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所以它可以胡作非为而又不危及安全。“单极时刻”，加上美国的地理位置和核武库，为不负责任的行为营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而领导人则迅速地利用了这一点。干预主义政策的一个显著的战略性代价是恐怖主义问题。但这种威胁并不具有重要意义，这就是为何美国从一开始就能推行促成该问题的相同政策的缘由。
不同于这些战略代价，全球统治地位的经济代价一直是巨大的。首先，美国必须维持一支装备精良的庞大军队，使基地遍布世界各地，以便能够在地球任何地方实施干预。毫不奇怪，其国防预算让其他国家都相形见绌。例如，美国2012年的防务开支(6820亿美元)超过了其排名之后10个国家防务开支的总和(6520亿美元)。庞大的国防预算占到美国政府开支总额的20%左右，与花在社会保障上的开支几乎一样，与花在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上的总开支大致相同。而且美国自2001年以来已进行了数场战争，这可能最终要花费惊人的4万亿～6万亿美元。
“9·11”事件以来花在防务上的庞大资金数量已经大大促成了美国的巨额国债，国债总额如今超过了16万亿美元。这种债务已成为拖累美国经济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依旧如此。花费在追求全球统治地位上的所有相关资金都是有重大机会成本的。浪费在不必要备战和开战上的数千亿美元本可以花在教育、卫生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还有一些国内领域如果能够拥有额外的资源，便会使美国变得更加繁荣和宜居。
推行帝国政策随后还会付出人员代价，主要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所造成的人员伤亡。不同于经济代价是由几乎所有美国人来承担的，人员代价则由美国社会中的少部分人来承受。因为美军全是志愿兵，人口的约0.5%在军队服役，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则有超过12%的人口是穿军服的，那意味着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打仗的绝大多数美国人从没有穿过军服，而打过仗的人则更是寥寥。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斗已经让美军付出了惨重代价——尤其是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这两场冲突中，迄今已有6700余名军人丧生，还有5万多名军人在行动中受伤，其中约22%是脑创伤。此外，正如战争中经常发生的一样，许多战斗人员遭受了心理上的创伤，因为他们回国时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或抑郁症。退伍军人事务部在2012年秋天报告说，24.7万名参加过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军人已被确诊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其中许多士兵已参加过多场战役。
2002～2009年，美国军人的自杀率提高了80%，同期的平民自杀率仅提高15%，这根本不足为奇。而且在2009年，伊拉克战争老兵的失业率是典型美国人的两倍。除此之外，战后回国老兵面临离婚、家庭暴力和虐待孩子等家庭问题的几率要比远离危险地带者高4倍左右。总之，最近参战过的少部分美国人已经为服役付出了巨大代价，而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穿军服，也没有付出什么代价。
伊拉克战争的支持者声称这些人员代价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但它却是美国在“9·11”事件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伊拉克战争是不必要的：萨达姆并没有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使拥有这类武器也是能被遏制的，正如美国在冷战时期遏制苏联一样。2001年秋推翻塔利班是必要的。而一旦目标实现——很快就发生了，而且死亡的美国人也很少——美国本该离开阿富汗且不再插手。但恰恰相反，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都加大了对阿富汗的赌注，使它很快就变成了另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其次，这两场战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美军占领10年后撤离的伊拉克如今正徘徊在内战边缘，对美国的愤怒情绪在伊拉克国民和领导人中挥之不去。在阿富汗，无能的领导人一直在损害美国为安抚和稳定该国所做出的努力。当美军最后离开时，阿富汗各地无疑会重燃战火，而塔利班将会成为这片土地上最强大的力量。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始终是徒劳的。
认为这些战争不值得一打的最后理由是大多数美国人都这么想。不妨想想伊拉克的情况。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和《华盛顿邮报》的民意调查显示：“2004年2月，伊拉克战争开打后还不到一年，有50%的美国人说这场战争是不值得打的;同年6月，这一比例达到了多数，而且一直停留在那种水平，在之后9年所作的52次民意调查中只有三次是例外”。在伊拉克战争在2007年4月处于最不利局面时，有66%的美国人说这场战争是不值得打的。同样，在2009年12月奥巴马下令增兵阿富汗时，皮尤的一项民调发现，只有32%的美国人支持该决定。此外，只有56%的民众认为2001年入侵阿富汗的最初决定是正确的。
也许要求干预埃及和叙利亚这些国家的最大战略代价是对美国社会政治结构所造成的伤害。人权和法治在一个保持庞大和强大军队且嗜战成性的国家中是不可能进展顺利的。鉴于美国自冷战结束后每三年中就有两年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也就不用奇怪，盖洛普的新近民意调查发现，有71%的美国人认为《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会对美国的现状感到失望，而在2001年却只有42%。
美国干涉主义外交政策的一个不良后果是总统及其副手同公众交谈时有撒谎或者至少是歪曲事实的强烈动机，这部分是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因此让美国人支持不必要的战争是很难的，这就是布什政府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不得不发动一场欺骗攻势的缘由，它也说明了为何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常常把阿萨德和萨达姆等比作希特勒，即便这样做毫无根据。
撒谎在某些情形下是政府需要向公民隐瞒非法的或者违反宪法的可疑活动。例如，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2013年3月12日在国会作证时被问及“国安局收集数百万或上亿美国人的各类数据吗?”他回答说“没有”。很快就表明他是在撒谎，他在数月之后致信国会承认自己撒谎：“我的回答显然是错误的——对此我表示道歉。”他后来说可能以“至少失实”方式回应了提问。虽然对国会撒谎是一项重罪，但克拉珀并没有受到指控，而且至今仍在职位上。
例举政策制定者——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对美国人民不那么诚实的其他事例也很容易。而普遍的混淆和撒谎行为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有毒的不诚实文化，这可能会严重伤害所有国家，尤其是民主国家。撒谎不仅使得公民在选择候选人和表决问题时很难做出明智选择，而且也破坏了政策制定过程，因为政府官员不能彼此信任，而且那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此外，法治在一个扭曲事实司空见惯的世界里会遭到破坏。为了让司法制度有效发挥作用，公共生活必须保持诚信。最后，如果撒谎在民主国家十分普遍，那就会疏远公众使之丧失对民主政府的信心。
全球统治政策的另一个后果是政府势必侵犯作为自由社会核心的人权，并且践踏法治。问题的根源是，不断备战和开战并赞美动武的民主国家终将成为一个全民安全国家。具体来说，行政机构将会变得特别有权势，而这是以牺牲政府的立法和司法机构为代价的。传统的制衡将失去意义，从而导致一个帝王总统。
而不受抑制的行政机构并不只是在积聚大权。它也参与违法或暗箱行为，主要是为了避开公众的监督和司法或者国会的审查。在权衡安全和公民自由时，行政机构几乎总是偏向于安全。毕竟一国的最高目标必定是自身的生存，因为如果生存不下去，那也就不可能追求其他目标了。鉴于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对被夸大的外来威胁充满恐惧，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推行危及国内自由民主的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
触犯法律和侵犯人权的趋势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行政机构对保密有着很深的感情。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都对美国公民实施非法的或者至少是可疑的监听，他们不希望此事让公众、国会和司法部门知道。这就是奥巴马一心要严惩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和爱德华·斯诺登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向记者和泄密者宣战的缘由。奥巴马总统吹嘘自己领导着“历史上最透明的政府”。如果真是那样，那么这也是因为有了记者和泄密者，而不是坚持政府保密行动的奥巴马。
让我们更详细考虑一下全民安全国家是如何威胁美国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按照次序分为三个故事，其中第一个故事涉及隐私权，因为它与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许可要求有关。一般来说，政府在没有司法授权的情况下不能收集有关美国公民的信息。通常情况下，在获得搜查许可证之前，必须有理由认为某人可能正在从事非法活动。因此，政府即便认为某人是危险的或行为不合法，若未经司法批准通常仍是不能采取行动的。
从“9·11”事件到2007年1月，布什政府显然对美国公民实施了未经授权的监听，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我们现在知道，由于爱德华·斯诺登的爆料，政府——主要是国家安全局——还收集并且储存了大量电邮和文本信息。虽然依照法律应限于基于国外情报的国际通信，但国安局收集的全是国内美国公民的通信。政府还定期收集数百万名美国人的电话记录，而且记录下包括通话各方的电话号码、通话持续时间、地点和次数在内的“电话元数据”。因而人们很难不认同参议员罗恩·维登(Ron Wyden)的评论：“政府收集守法美国公民的信息的权力其实是无限的。”
虽说联邦政府不时地从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秘密法院(FISA)处获得许可，但程序上存在着大量的透明和信誉问题。首先，该法院对政府及其情报机构来说是一枚橡皮图章。自1979年以来，该法院已接到了约3.4万项在国内实施电子监视的政府请求，其中只有11项请求遭到法院否决。其次，对该法院的裁决提出挑战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机密，而且是因为除了政府之外没有任何机构参与这些程序。最后，正如该法院新近解密的某些文件所示，除非迫不得已，政府对该法院的警告往往置之不理。
奥巴马政府最初声称国安局秘密活动在挫败54起反美恐怖主义密谋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暗示它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事出有因，这并不令人奇怪，但这是一个谎言。国安局局长基思·亚历山大(Keith Alexander)将军最终向国会承认他能够确认的只有一次，抓住了圣地亚哥的一名索马里移民及其三名同伙，他们曾向索马里一个恐怖组织捐赠了8500美元资金。
第二个故事涉及正当法律程序，这是美国宪法保护的核心，而且被看作是法治的支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传统的正当法律程序观念已经变得很可笑了，因为它适用于反恐战中所谓的敌方战斗人员。美国在“9·11”事件后在阿富汗和在其他地方开始围剿可疑的恐怖分子，同时布什政府就在关塔那摩形成了一个法律黑洞，而且强烈反对被拘留者为获得正当法律程序而作出的努力。
尽管奥巴马总统为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作出了努力，但此事仍悬而未决，而且继续是正当法律程序的一个泥潭。例如，在依旧被关押在那里的164名囚犯中，有84名囚犯在2009年被消除了嫌疑等着获释，却依旧被囚禁着。还有46名囚犯因证据不足无法起诉，但政府仍拒绝释放他们，因为他们被认为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这种武断的、前所未有的无限期拘留政策公然违反了美国正当法律程序的传统观念。
更糟的是，布什政府制定了臭名昭著的非常规引渡政策，有价值的囚犯被遣送到有着可怕人权记录的国家，将遭到拷问和审讯。而且中情局似乎也在欧洲的所谓黑屋以及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和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的监狱中拷打囚犯，这种行为显然违反了禁止酷刑的美国法律和国际法。
这种不光彩把我们带进了第三个故事。因为让奥巴马政府起诉或者释放被拘留者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对于捕捉新犯人并将之投入关塔那摩监狱进行无限期囚禁已经了无兴趣。相反，奥巴马已决定一旦发现嫌疑犯便就地杀死。虽然杀死相比永久关押也许较为容易，并且关塔纳摩的混乱已使美国政府饱受批评，但这项新政策的后果可能是更加有害的。
无人机在这项暗杀战略中起了核心作用。奥巴马有一份以“处置矩阵”出名的暗杀名单，而且每周二在白宫会议——被称为“恐怖星期二”——选出下一轮的牺牲者。奥巴马政府接受该战略的程度反映在无人机自2002年11月首次启用以来攻击次数的增加上。米卡·岑科(Micah Zenko)2013年5月在《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已经有“约425次非战场定点清除行动(由无人机实施的次数超过95%)，约有50次发生在布什总统任期期间，而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则有375次(而且次数还在增加)”。
这项暗杀战略给正当法律程序几乎未留下任何余地。事实上，中情局被授权杀死不肯定是恐怖分子、而仅仅行为可疑的年轻男性，也不管可能结果如何。要从数千英尺高空的一个平台清楚辨认出地面目标，这是很难的，因此，无人机击中无辜平民的大量事例就毫不奇怪。虽然很难获得确切数字，但很清楚的是，受害者中至少有10%～15%是平民。最后，在没有证据显示对美国构成紧迫威胁的情况下，奥巴马已用无人机蓄意杀害了一名在也门的美国公民。这一前所未有的行动引发了有关正当法律程序的根本问题，而且显示了一项干涉主义外交政策对核心民权所构成的危险程度。
中情局前局长迈克尔·海登(Michael Hayden)2012年的一则评论反映出奥巴马暗杀战略的误导程度：“现在除了阿富汗也许还有以色列，地球上再也没有一个政府赞同我们采取这种行动的法理根据。”
使得这些政策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执行并支持这些行动的国家安全精英狂热地信奉“美国例外论”。他们深信美国在道德上高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据说它是“世界之光”，山巅光明之城。正如玛德莱娜·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所言，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站得高看得远。这些精英显然没有对着镜子照照自己。要不然他们就会明白，为何世界各地的人都认为超级伪君子执掌着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为谋求全球统治地位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好处则几乎没有。这种情况在“9·11”事件后的几年里尤其真实。但外交政策机构在思考美国在世界的作用方面显然几乎没有变化。从右翼的新保守主义者到左翼的自由帝制拥护者，他们对干预世界各国的承诺并无实质性减少。
但美国公众对于充当世界警察已变得不那么热衷，尤其是当这意味着动用武力和可能卷入更多战争的时候。外交政策精英与公民之间的脱节直到2013年夏季才阻碍了追求全球霸权之举，当时奥巴马总统扬言要轰炸叙利亚。但大多数美国人很快表示强烈反对在那里动武。尽管奥巴马承诺进攻将是有限的，而且美国不会被拖入另一场战争，但如此明显的反对使得奥巴马看起来不可能获得国会的支持。正如专栏作家佩吉·努南(Peggy Noonan)所说，它是“这个国家与华盛顿之间、广大美国公众与华盛顿核心的支配性假设之间的一次战斗”。
实际上，公众说已经厌倦了美国的干预主义政策，现在是更加重视解决国内问题的时候了。根据《华尔街日报》和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2013年9月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有74%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对其他国家干预过多，现在是在世界各地少做事并更重视国内问题的时候了”。但愿对叙利亚的激烈反应是一个预兆，公众将会越来越多地对精英追求帝国使命的嗜好施加限制。
另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是，人们对美军攻打叙利亚几乎不抱什么热情。但愿高层领导和普通民众最终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于美国的安全毫无意义，既不值得一打而又必输无疑。限制军事指挥官对文职领导人及其政策的批评，这有着充分的理由。但眼下将军们却应该直言不讳。
这一切并不是说美国应该变成孤立主义者，或者应该忽略在全球力量平衡中的地位。相反，美国应该确保自己仍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核心战略利益受到威胁时，也应该动用武力。但华盛顿应该停止干预埃及和叙利亚等国的政治，并且更广泛地放弃干预主义全球统治战略，该战略已经造成了无休止的困境。随后我们就能开始恢复已遭玷污的自由民主原则，而自由民主原则曾使美国无以伦比，广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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