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迟志强？三个字怎么写？”提问题的是南京市档案馆一位年轻的女孩。
她甚至没听说过迟志强的名字，她不知道这个帅气的影视小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走红程度，绝不亚于如今人尽皆知“艳照门”主角陈冠希。
从演艺轨迹来看，迟志强和比他小二十多岁的陈冠希有着惊人的相似：年少成名，大红大紫，却在事业的高峰因个人的生活问题迅速坠落。
陈冠希因“艳照门”成千夫指尚可全身而退，而二十多年前的迟志强则为自己的年少轻狂付了两年半的牢狱光阴。
2008年2月26日，记者来到南京市档案馆，查阅了这份尘封已久的刑事档案。
当这份名为“84刑一字8182号档案”出现在记者面前时，牛皮纸外壳上“案由”一栏里的“流氓”二字显得格外醒目，时间一下子被定格在了上世纪80年代。
当红影视小生被“严打”
1983年9月，正值全国“严打”之际。
24岁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迟志强正在河北完县拍摄电影，这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席卷全国的“严打”风暴会和他有什么关系。
那个时候的迟志强是中国最红的男演员之一，“电影院每个月都有我的戏，《大众电影》上月月有我。”迟志强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走红程度。
人生之路却意外地拐弯了。
这一天，拍戏之余，迟志强正和同事在宾馆房间打牌，完县当地曾协助他们拍戏的派出所干警来敲门，平时和蔼客气的干警，此时完全换了一种态度。
“因为跟这个警察平时很熟悉的，我还开玩笑，咋了？谁得罪你了？他也不搭茬，只说，你出来一趟。我还没出门，就这么一探头：一走廊的公安局警察！齐刷刷的蓝制服红领章一大排！这是干什么？我脑子一下子闪现到南京。果然，干警告诉我，他们接到南京方面的电话：拘捕迟志强。”
“当天就把我投到完县看守所：一个小土房子，里面已经关了两个人，地上都是草，一个戴着手铐，另一个在地下坐着，到处都是臭烘烘的。我从那么高档的宾馆，一下子就被投到这里。他们俩一看见我很兴奋：迟志强！你不是迟志强吗？你怎么进来啦？！你都可以想到我当时多丢人。我再一问，这两个人：一个偷看女厕所，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一个，强行搂抱了一个女青年，叫猥亵，判了4年。”
和这样的人关在一起，迟志强有点窝心，但也有点恐慌。“他们还没跟女的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呢就这样了，那我还不得死罪枪毙啊？”
几天后，南京来人了，几个持枪武警将迟志强押回了南京。
迟志强对南京并不陌生，几个月前，他刚刚在这里拍完电影《月到中秋》。
但在拍电影之余，他还做了一些事情，一些让他悔恨终身的事情。
他误入歧途
我们从发黄的档案卷宗中去寻找迟志强当年在南京的行踪。
当记者打开档案卷宗，赫然看到的就是一张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一共有8名被告人(女性被告一名)，年龄在22岁至29岁之间，迟志强位列第三，除他以外，其他7人均居住在南京。
判决书中指出：“上述被告人因流氓一案，由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不公开审理。”
被告人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王某，27岁，捕前系江苏省级机关某车队驾驶员，他是这起流氓团伙案的主犯，也是迟志强最终身陷囹圄的关键人物。
在判决书的文字表述中，迟志强的犯罪行为都是和王某联系在一起的。
“1983年4月某日晚，王某伙同被告人迟志强及曹某(已判刑)在双门楼宾馆分别与女流氓刘某(另案处理)进行流氓淫乱活动；同年3月某日晚，王某驾驶小轿车伙同迟志强邀女青年陶某乘车兜风，两被告在车内分别与陶某进行流氓淫乱活动。”
“被告人迟志强还在1983年元月至1983年5月间，先后与女流氓陈某、徐某(均另案处理)、刘某以及女青年曹某，进行流氓淫乱活动。在此期间，通过王某认识并猥亵了女青年王某。
迟志强后悔自己的行为
据记者了解，迟志强在南京拍电影期间，就是王某为他开车，两人年龄相当，很快就混熟了。
迟志强事后回忆说：“我在南京拍电影的过程当中，认识了一些‘铁哥们’、‘铁姐们’，在我的业余时间，我就跟他们在一起玩。但是后来的发展，就出问题了。”
高干子女的小圈子
有一次，迟志强的几个朋友从外地来南京演出，演出结束要走的时候找迟志强帮忙弄几辆车送一送。“他们人多，有去机场的，有去车站的。那时候没私车，我上哪给他们整车去啊？可是我这人又热情，重朋友，就一口答应了。”迟志强于是找到王某，但是一辆车肯定不够，于是王某介绍他认识了一个南京军区的朋友。
“是一个比我大10岁的老大姐，据说是部队领导的女儿，营职军医，大高个。”迟志强回忆说。老大姐很爽快，帮他落实了一辆红旗轿车，一辆上海轿车，两辆面包车，气气派派地把人送走了。我特别感谢老大姐，要请她吃饭，老大姐也很豪爽，说认识你迟志强，很荣幸！大姐请你！拉着我和司机到她家吃饭，我们3个人，喝了一整瓶洋河大曲。 我是个特别不能喝酒的人，但是逞强，也是为了表达谢意，这就喝多了。老大姐是离过婚的人，家里就她一个，看我喝得也实在是走不了，就不让走，非留我住她家。她把我扶到她的房间，我只记得司机朝我挤眉弄眼半天，他先走了。我也没多想，眯眯瞪瞪就睡着了。谁知道没多久，老大姐钻我被窝里了。”
就这样，迟志强得以进入到高干子弟的小圈子里。
“他们有一伙人经常在一起跳舞，都是一些高干子女。那时候的风气还不允许公开搞舞会，但他们经常跳，而且还是贴面舞，今天他家明天你家，到了就说：‘跳舞吧。’音乐一放，窗帘一拉，邓丽君的《甜蜜蜜》就飘了出来，就跳上了。
“后来我听说邻居的举报里把我们说得很难听，说我们一大堆男男女女拉着窗帘，乱搞男女关系、跳光屁股舞等等。但我发誓，我们只是跳跳贴面舞。
“还有一次，我们3个男青年一块儿，开着红旗轿车，到紫金山，一人带一个姑娘，都是跳舞时认识的舞伴，牵着手，抱上车，在红旗轿车里，一人腿上坐一个。不过是坐了一下大腿——这就是后来报纸渲染成的‘聚众淫乱’。”
获刑四年
不管迟志强如何觉得委屈，但法律是无情的，更何况是处于“严打”高压政策下的特殊时期。
和他混在一起的哥们儿、姐们儿也都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作为流氓团伙案的主犯，王某被法院认定为“利用其驾驶的公用小轿车多次勾引妇女，姿意进行流氓犯罪活动，危害特别严重，已构成流氓罪。”
判决书中对他描述称：“被告人王某自1981年至1983年间，驾驶小轿车，先后在本市大方巷、夫子庙、大行宫、工艺美术大楼、军人俱乐部、察哈尔路等处，以乘车观夜景、兜风为名，勾引并奸污了女青年刘某、查某、宋某；勾引并猥亵了女青年徐某、蒋某、李某、方某、陈某、龚某等人。”
而迟志强和其他被告人也被认定为“各自采用不同手段进行流氓犯罪活动，情节恶劣，均已构成流氓罪”。但法院认为迟志强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应给予轻判。
1984年5月24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三条、第五十二条和全国人大《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对迟志强等人进行了判决：王某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其他被告则分别被判刑一到五年不等。
迟志强因犯流氓罪获刑四年，刑期自1983年10月18日至1987年10月17日。
至此，他的明星路戛然而止。
迟志强：唱了25年《铁窗泪》
18日，迟志强在山西太原。
“蒙朋友照顾，来这里参加两个商业演出。”他说，“唱的还是《铁窗泪》和《愁啊愁》。”
二十多年了，人们依然喜欢听这两首歌。
这是迟志强万万没有想到的。
如同他当年，以“流氓罪”被逮捕、送进监狱一样。
小红旗和艺术团
迟志强说，“当初被逮捕，第一个觉得对不起的人就是当时的女朋友。”
她是个空姐，漂亮、大方。
“我们谈了很长时间，都快要结婚了，拍完《夕照街》，就有人给我礼钱，我都收了。”
迟志强被判刑到江苏省十七劳改支队后，女朋友提出了分手，这让他有了轻生的念头。
劳改队的同志一看情形不对，直接把他送到了江苏花山煤矿，希望大量的体力劳动不再让他胡思乱想。谁知，他第一次到码头卸煤时，不知道谁把消息放了出去，居然引来当地群众的围观。
迟志强跟所有的犯人一样，光着肩膀走向了船舱，围观的人群立刻骚动起来：“看吧看吧，那就是迟志强！那个强奸犯！”
“人们有的朝我吐口水，有的朝我扔石子……”迟志强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况。
他承认，这都是惨痛的代价。
“当然，也有很多很多人给我来信。他们一边觉得我相当可惜，一边鼓励我振作起来。”
迟志强知道，他应该积极改造，只有这一条路。
“我被分配到大田三组干农活，那个地有几百米长，没有机器，一天就要干完。还有就是把几吨重的石头用大锤砸碎，弄成垫路基的小石块，敲得虎口都震裂了。”
只要回去后，看到自己的名字下有小红旗，迟志强就不觉得累了，“小红旗多了就能减刑”。
半年后，春节前。
支队指导员希望迟志强能够排演几个文艺节目。
“指导员叫张德太，人真的非常好。他说花山要成立一个‘犯人新生艺术团’，过年给犯人和家属表演。”
迟志强负责组建，并担任“团长”职务。
“虽然我是电影演员，但是排个相声啊、三句半啊、小品、小短剧、歌舞啊，还是不在话下。当时花山因为严打被抓进去的演艺圈里的人也不少，杂技团的、会翻跟头的、跳舞的，都有。”
他带领着这些人自编自演了四十多个节目，服装、舞美、造型都由他全盘负责。
有一个节目是迟志强的诗歌朗诵，配音乐，狱里有一个体操运动员，迟志强让他编了一个舞。
“‘妈妈，过去我是你的骄傲，今天我是你的耻辱，看着你蹒跚的背影出现在铁窗前，我无言以对……’诗歌朗诵出来非常好听，配上舞蹈，背景是铁栏杆，一个老太太的形象，追光剪影。我要求那个会翻跟头的演员在这里直接一个腾空翻，双膝跪地，咣当，砸地，静止。‘妈妈，我一生无法弥补给你的创伤！’”迟志强声情并茂地描述着。
“哎呀，那个效果真是太好了，当时他‘咣当’一声从空中直接砸地跪下的时候，台底下许多人惊呼，然后就是静止——‘哗哗’长时间的鼓掌！”
迟志强又一次听到了掌声，他和“犯人新生艺术团”名声大振。
因为这个艺术团，迟志强先后3次获得一等功。他4年的徒刑减刑一年六个月，1986年4月17日提前出狱了。
在迟志强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有着他当时的心情写照。
“不知道怎么搞的，临要刑满，我却害病了。开始是感冒，接着发烧……最近常常失眠，过去的我简直就是一个傻小子，倒在床上就能睡着，现在不行咯，要翻几十个身才能稀里糊涂地混过去，可能是精神负担太重了……我和爸爸商量好，叫家里不要来接我，一是路远，二是家人来接太难为情……想想4月17日，心里又喜又怕，不知是一种什么心情驱使我心中一阵地狂跳，简直快发神经啦。社会是什么样子？人是什么面貌？”
出狱那天，面对着众多媒体和前来接自己的人，迟志强茫然得不知该怎么办了。
“出狱后去哪里？当时，哪个单位敢接收这样一个劳改犯？”这是他的心声。
剃光的头发还没有长起来，背着一只破包，迟志强回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
无法恢复过去的编制，他不能拍电影了，只能去打杂。
他服务的对象是厂里所有的职工，工作内容是一切杂事，包括给员工维修房子、拉泥、运煤甚至端茶倒水，而一起干活的工友就是以前为他服务的、他从来没有正眼看过的杂工。
“有一次，一位职工家的下水道堵住了，我和一位姓王的临时工一起去疏通，看到搭档速度太慢，我习惯地催促道：‘快点！’没想到，小王也是直性子，眼睛一翻便扔了扳手，说：‘你以为你还是当年的电影演员吗？要快，你一个人干去……’”
更让迟志强难受的，是来自原来相熟的朋友，宋晓英、郭凯敏、陈佩斯这些老朋友怕他难堪伤心，遇到他总是绕道而行。
但是整个长影厂就那么大，总有相遇的时候。
有一次，他在大门口遇到了宋晓英，宋晓英拉着他的手叫了声：“强子……”
他顿时泪如雨下。
此后，迟志强戴起了大墨镜。
逐渐地，他改正错误的虔诚态度，重新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1986年底，著名编剧张笑天写了电影剧本《天鼓》，找到迟志强出演主角。
“厂长让我马上买机票到成都，去西藏拍这个片子。那时候我没有哭，但是那个兴奋呀。虽然隔的时间不长，才4年。我感觉失去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又回来了。”
迟志强知道机会的来之不易。
剧组行程1万多公里，从青藏高原一直拍到上海吴淞口，他没有一句怨言。在青藏高原时，由于严重的高原反应，他6天6夜吃不下东西，仍然坚持拍戏……
遗憾的是，这部作品最终没有公映。
“因为刚拍完中宣部就有一个通知，说长江漂流的事情就不要宣传了。那是我出狱后的第一部戏，挺可惜的。”
这次经历，重新唤起了他对艺术的渴望。
因为工作时迟志强嘴里老是哼哼以前在狱中自己作词作曲的歌“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被当时的《电影世界》主编赵子明听见了。
赵子明饶有兴趣地说：“我们给你录歌，出盘磁带吧！”
“我还有点心虚，说这不登大雅之堂吧。结果对方说，没事，改改歌词。”
“苦命啊苦命啊我真苦命，为什么我命运这样凄惨，外面的生活多美好，我却在牢中受折磨。”
最后一句，被迟志强改成了“我却在牢中想外面”。
1988年8月，《铁窗泪》专辑整理录制完后就投入市场，没想到反响竟然空前的好。
特别是其中的《铁窗泪》和《愁啊愁》两首歌。
有的人在相亲时，有的人在商店开业时，有的人在过生日时……嘴里居然都唱着“愁啊愁，愁得白了头”。
这种情景，连迟志强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本来是去打鸟，最后弄了只老虎回来！”
“《电影世界》创刊35年，活动在沈阳体育馆举行，我，阎维文，毛阿敏，蒋大为……众多的歌星都去了，倪萍主持。当报幕员报出：下面是大家久违了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迟志强的时候，万人体育馆开锅了，红旗、彩旗，连钱都往台上扔，大学生打出横幅‘迟志强我们爱你’！馆长说，沈阳体育馆只有两次这么欢呼过，一次是郎平女排在这里五连胜，再一次就是你迟志强。”
与此同时，铺天盖地的批评也从天而降。
很多人认为，迟志强还没有走出“监牢”的阴影，他把一种畸形的、反常的甚至不健康的情绪带到了社会上；还有人认为，迟志强完全是在卖弄自己的苦难骗取听众的同情……
迟志强委屈不已。
一番思考之后，迟志强做出了再次离开舞台的决定。他觉得，“自己要想真的从头再来，要想忘记过去的阴影，一定要走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
为了家人重新振作起来
就这样，1988年年底，他又一次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姓同音的老婆和旭日南升的儿子
其实，迟志强是远赴杭州，和一个名叫池代英的女孩结了婚。
说起和她的相识，迟志强笑称这是美妙的缘分。
那是1987年迟志强还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打杂的时候，池代英当时是杭州华日电视机厂的会计。两个看起来根本不会碰到一起的人，因为长春无线电厂牵了红线。
华日电视机厂和长春无线电厂有业务往来，池代英去无线电厂出差。而长春无线电厂就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对面。
无线电厂的张美爽(音)是负责接待池代英的，而张又是迟志强同事的好朋友。
一天，长春电影制片厂放电影，迟志强同事送了两张票给张美爽和池代英。
迟志强也拿到了票。
在去看电影的路上，迟志强就觉得前面两个女孩，总是望着他，还叽叽喳喳地议论。
“我也习惯了，很多人都喜欢对我指指点点的，反正我戴了大墨镜，也无所谓。”
谁知道，进了电影院，那两个女孩就和迟志强紧挨着坐。其中一个，就是池代英。
两个年青人就这么认识了。
接下来池代英在长春的时间，都有迟志强陪着。但是，池代英对于迟志强的过去只字不提。
回到杭州后，池代英写信鼓励迟志强：“希望你能早日重返银幕。”不久，接到迟志强的回信后，池代英特地回到长春去看望迟志强。
就这样，两人相爱了。
为了告别过去，能够彻底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迟志强决定倒插门，做了杭州女婿。
新婚后，迟志强开始挣钱养家。
当时适逢下海成风，有几个朋友便拉迟志强入伙，“下海玩玩”。后来，6个人一起出资，在迟志强的老家哈尔滨开了一家酒店，取名叫“金事达酒店”。
当时，凡是有客人来，一定点名叫迟志强作陪。
要求多的客人，要他陪着唱歌；要求少一点的客人，就请他签名合影；最多的是要他陪酒……
不管哪一桌，凡是来吃饭的，一定要在中途把迟志强喊去敬酒。
有一次，两桌客人同时喊迟志强，他先去了离自己近的一桌，没想到惹怒了另一桌的客人。对方先是大声叫骂，看迟志强还没过来，就纷纷敲起了桌子。等到迟志强过去的时候，他们已经非常不耐烦了，其中一位客人发怒地把剩汤泼到了迟志强脸上，骂道：“不就一个烂歌星吗？太不识相了！”
池代英十分心疼：“钱没赚多少，再这样你就‘交代’了。”
无奈，夫妻俩只得撤资，从此一直定居在杭州。
1989年，儿子出生了。
迟志强给儿子取名为“旭南”，“旭日在南方升起。”作为一名有过坎坷的北方人，希望在南方能够重新发散身上的光和热，这是迟志强的愿望。
为了儿子，迟志强又做起了生意。
不久，他看中了河北秦皇岛这一旅游胜地，和妻子商量之后，他和朋友合伙在秦皇岛开了一家小酒店，起名“名门酒店”。
这一次，迟志强再没有用自己的名气做什么宣传，更多的时候，他完全像一个普通员工那样给妻子和朋友打起了下手；有时候服务员太忙，他还要亲自端茶倒水……
渐渐地，他不再被“坐过牢”的阴影笼罩了，变得自信起来，摘掉了自己的墨镜，能够平心静气地跟任何一个客人像普通朋友那样聊天了。在这种普通的生活里，他有段时间相当满足。
但还是有很多地方来请迟志强唱歌、演戏。
“蒙朋友照顾，别人想听，别人想看，咱就上吧。”迟志强也透露，那些商业和戏剧演出的报酬并不算高，很多都是意思性质的，但是他却乐在其中。
他说，这就是他的命，怎么都离不开这个圈儿。
记者手记
迟志强的语频非常快，像机关枪一样，不仔细听，真怕前后连不上。
整个采访过程，他的情绪十分高涨。
听到是南京的媒体，他说：“我和南京渊源深啊……”
听到记者的声音，他忙喊了声：“好妹妹。”
提到《铁窗泪》，他还不忘在电话那头现场唱了几句。
直到提到迟旭南，迟志强才逐渐冷静下来。
“我儿子，现在19岁，个子都比我高啦，比我年轻时都帅，他们学校同学都喊他‘校草’。”
“他今年高考，不想考表演学校，想考个综合型大学。”
“他十分懂事，从没有提过我的过去，只说我的歌唱得棒。”
“他把我当成了他的偶像……”
迟志强的最后这一句，每个字发音都出奇的清晰。
国家一级演员马军勤：我和弟弟迟志强不得不说的故事
南京，1983年，这座城里曾发生过什么或许早已忘却，但对于迟志强，他永生难忘。那年的南京城，成了他的“伤城”。
迟志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三年牢狱生活下来，很多人、很多事，我看出了他们的本性。但南京的军勤姐，是一个能让我感恩一生的好人。”
迟志强口中的“军勤姐”，全名叫马军勤，是和迟志强“同一代”的国家一级演员，她在《乌龙山剿匪记》里扮演的田秀姑被人们所熟知。
从没见过面，却第一个帮他说话
迟志强全神贯注地看着“妈妈”的表演，他想起自己给陈老师的信：“……过去我心灵污浊，可是，当我的灵魂经受了巨大的冲击后，对人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这一过程是痛苦的。可是从今以后我决心要做一个真正的人。但愿人们能够理解一颗正在觉醒的犯罪的心！”
——摘自周末报《狱中的迟志强表示追悔》，作者 马军勤。
通信前，马军勤从没见过迟志强真人，对其印象也只是停留在他演过的那些电影上。马军勤说：“电影里的第一印象，是他在《小字辈》里的形象，积极向上，充满朝气，有着阳光般笑容。”
当年，“迟志强事件”在南京发生，全国轰动。在南京市话剧团的马军勤听到此事后很震惊，随后又感到“很惋惜的，这么一个有天赋的演员就给毁了”。马军勤回忆，在当时，几乎所有的舆论媒体一致把迟志强定性为“强奸犯”，众口铄金下，她也觉得“这年轻人挺坏的，怎么能干这种事啊”。
几个月后，马军勤对迟志强的印象发生变化。话剧界的老前辈陈琳，曾在《彩桥》里和迟志强搭档演出了母子，有着不错的交情。
“陈老师说，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一件错事，就把他肆意地歪曲、彻底地否定掉，很多媒体对迟志强是歪曲报道，他现在心理压力很大，你看能不能写一篇客观点的稿子，消除大家对迟志强的误解。”
马军勤的文笔不错，她一口答应了下来。
1985年1月19日，一篇讲述“迟志强入狱事件”的稿子，发在了《周末》报的头版头条上。马军勤很是骄傲，她说：“我是在迟志强入狱后，全国的媒体都在说他坏话时，第一个写报道为他‘正名’的人。”
报道出来后，反响很大，电视剧《大宅门》的导演郭宝昌当时也看到了这篇文章，当时他在深圳电视台工作，因为和迟志强合作过两部影片而成为朋友。为了帮助常喊他“老大哥”的迟志强，郭宝昌写了封信给马军勤，感谢的同时，还请她“伸出友谊之手，多帮助迟志强”。
善良的马军勤应允了，她尝试着给迟志强写了第一封信，鼓励之词，充满薄薄的几页信纸。
几日后，收到信的迟志强被这位“从没见过面，却勇于帮他说话”的好心人感动。从此，两人书信不断。
出狱的他第一个想见的，是我
今年的“十一”快到了，我们中队准备排练几个节目，矿里还发了“歌咏比赛”的通知，我们只好暂停话剧，改排歌咏形式的合唱，初步设想是以朗诵、独唱、颂唱、合唱为主，中间加四重唱。九首歌，半个小时。我们准备拿第一名呢，哈哈，我先吹出去啦，你不笑我吧。
志强 1985年9月1日
在马军勤给记者展示的几十封信里，开头称谓的变化十分有趣——前几封是“小马”，后面是“军勤”，再后来是“军勤姐”。 马军勤笑着解释：“写信的时候，我一直没说年龄。后来通信时间长了，迟志强也慢慢了解我，看信的内容就知道我比他大，称呼就这么慢慢地开始‘长’起来。”
马军勤回忆，迟志强刚进监牢的时候很不适应，有时候还被其他犯人暗中欺负。
“你也知道，他年少成名，现在成天都和那些素质较差的人生活在一起，落差太大。这时候，他就很渴望与外面的人交流。”
两人的“信件友谊”频繁到一星期一个来回，马军勤慢慢成了迟志强的精神支柱，“有时候我拍戏比较忙，稍微迟回了几天，迟志强就写信过来催我——怎么还没回信呢？”
监狱里写信有时间限制，每到“通信日”，迟志强都会收到一大批来信，朋友的、同事的、影迷的……这么多信里，迟志强会去找他熟悉的笔迹，每每此时，马军勤的信件让迟志强都不会落空。
不仅如此，马军勤怕迟志强牢房的生活单调，还特意挑选了很多有关影视文艺的书籍给他寄去，鼓励他继续学习。
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深。1986年4月1日，离迟志强刑满出狱还有十几天时，迟志强感冒发烧，为了让马军勤放心，他还是趴在桌上，一笔一画地写起了信。
那封信里，迟志强把他出狱的时间告诉了马军勤：“我4月17日乘花山至南京中央门的早班车，在花山发车是早上7：00，到中央门大约是10：20，不知那天你能否抽空在中央门汽车站接下我，或我到你家中找你”。
遗憾的是，当时马军勤正在外省拍戏，没能赶回南京，也错过了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马军勤回忆说：“当时他在监狱收到的来信中，我给他写的信最多，他当时也非常信任我，所以出狱那天，他第一个想见的，应该是我。”
他的两首歌，光版税就拿了20多万
可盼来你的信啦，我在高呼万岁的同时，心中又充满着委屈，我怎么会没给你写信呢？！往外景地写过信，往南京家里写过信(要知道，只有你忘记我，我是不会忘记姐姐的)。我一直在苦恼中，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我很想念你，特别从花山回到南京时，应该见到你而没见到。
我目前一切均好，春节后就可以回演员剧团上班啦，前一段时间参加一些配音工作。我住在演员剧团楼下的一个房间，吃在集体食堂，很好。同志们对我也很好，刘世龙常出外拍戏，我和他常常提及你。
盼有机会再次来长影上戏，我也在努力争取实现！！
志强 1987年1月22日
1986年4月17日，迟志强跨过了监狱那道白灰画成的警戒线，“咔咔”作响的铁门在他的面前开启,又在他的背后关上。
迟志强出狱了。
来接他的，是陈琳老师帮他介绍的笔友，是上海的。
之后在陈琳的带领下，迟志强又去过马军勤家。
马军勤的母亲至今还记得那位“鞠躬的小光头”，她笑着说：“门一开，看到一个小光头在门外就开始朝我弯腰鞠躬，说感谢军勤姐这几年对他的关心和鼓励。赶紧把他让进门后，小伙子非要认军勤做姐姐。”
得知马军勤不在家，迟志强一脸失落，很快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距离的再次拉开并没能妨碍两人信件的交流，很多时候，马军勤继续扮演着“知心姐姐”的角色，帮这位历经坎坷的弟弟照亮前行的道路。
那段不光彩的经历让迟志强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在给马军勤的信中，他写道：“刚出来那天就有些不适应，连南京城东西南北都不认识，姐姐会笑我吗，我那时可是个十足的‘傻老帽’，回到哈尔滨也是一样……”
马军勤说：“当时我就安慰他，让他慢慢来，努力重新振作起来。我还对认识的影视圈中的朋友推荐迟志强，让他们帮忙，看能不能演上戏。”
军勤姐无私的帮助，迟志强记在了心上，他想最好的回报办法就是拿出成绩，证明军勤姐没有帮错人。
1987年，迟志强的机遇来了。
根据监牢里的生活，迟志强创作并演唱了《铁窗泪》《愁啊愁》等歌曲，顿时风靡大江南北，迟志强被称为“囚歌之王”。
1991年，重回影坛后的迟志强终于得到报答姐姐的机会——邀请马军勤去四川的乐山，在电影《大围捕》里扮演他的妻子。
就在乐山市汽车站出站口，马军勤第一次见到前来接她的迟志强。
“当时我们都愣了下，然后一切尽在不言中了，认识了6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我们就像天天在一起的老朋友。”马军勤说，“接到我后，迟志强拉我去吃饭，我感觉他很快又适应了这个社会。迟志强很灵活，嘴巴甜得不得了，我和朋友开玩笑说他长了双桃花眼，这种人到哪都会有人喜欢。”
此时马军勤眼中的迟志强，也已经不再是那个“愁啊愁，菜里没有一滴油”的落魄小伙了，他成了富翁，而且还是“富得流油”的那种。
“当时我们在剧组一起拍戏，休息时聊天，迟志强告诉我，《铁窗泪》《愁啊愁》的歌曲光版税就拿了20多万。”马军勤的眼睛一下变大，“20万！那个时候南京城里一幢别墅才卖几万元钱啊！”
在拍摄期间，马军勤亲口认了迟志强这个“早就存在的弟弟”。一个多月后，马军勤戏份完成，迟志强把她送回了南京。
“从91年的那场戏以后，电话普及开来，我们的书信里的姐弟情谊就这样结束了，”马军勤有些感慨，“后来志强越来越忙，我们的联系也相对少了，不过这份情谊依旧还在，我永远都是他的军勤姐。”
江苏人艺老演员陈琳：我儿迟志强
如果陈琳没有认识迟志强，她说自己会少太多操心，少太多牵挂。
上一次见面，是在3年前。
迟志强到南京来演出，专门把陈琳一家接到了南京著名的饭店“红泥”做客。
那顿晚饭，他一口一个“妈妈”，比陈琳自己的儿子叫得都亲热。
“从1982年我们合作演出《彩桥》开始，无论戏中戏外，他都叫‘妈妈’，十分热情！”已年过七旬的老人陈琳，面容姣好，精神矍铄，讲话字正腔圆，“多个儿子固然好啊，但也没少费神啊。”
老人喝了口茶，叹了口气，开始慢慢叙述起她和迟志强的故事。
嘴甜的俊小伙
“第一次见迟志强，哟，这小伙子，长得真是俊俏，个子又高，条儿又好，是块做演员的料。”陈琳对迟志强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
那是1982年年初，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厂办办公室。
《彩桥》的导演金音介绍两个人认识了。
“啊，您就是这次戏中演我妈妈的陈老师啊，妈妈，妈妈。”迟志强一下搂住了陈琳，亲热地叫起妈妈来了。
“可能因为这孩子是东北人的缘故，十分热情，而且，嘴还真甜。”
陈琳在剧组里算年龄偏长的，迟志强遇到人就说：“陈琳是我妈妈，你们可要照顾她啊。她是南京人，不知道能不能吃惯西安菜，我要为她去找南方菜去。”迟志强上街找了不少饭店，给陈琳带去了诸如鸭血粉丝之类的爽口菜。
陈琳非常感动，“当时的感觉，这孩子真是贴心啊。”
陈琳的亲儿子当时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学员，因为金音是他的老师，他也便在剧组里学习帮忙。
“说实话，很多人都觉得迟志强比我的亲儿子都要亲了。我儿子性格比较内向，和迟志强是个鲜明的对比。”
迟志强不光对陈琳热情，对陈琳的儿子也非常热情，他逢人便说：“这是我弟弟，我亲弟弟，大家要照顾着他点。”
说实话，在来《彩桥》剧组之前，陈琳并不太知道迟志强的名气。
后来才知道，已经凭《小字辈》走红的迟志强，当时已经有很多女粉丝来探班。
“主要都是女孩儿，又是送吃的，又是送玩的。迟志强对他们态度也不错，只不过会把东西分给我们吃，比如水果什么的。”
当时，迟志强的女朋友也来剧组探过班。
“那女孩儿挺漂亮的，个子高、皮肤白、嘴也甜。迟志强让她叫我‘妈妈’，她也就跟着喊‘妈妈’。”
对于迟志强的私生活，陈琳几乎不过问，“年轻人嘛，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我干吗去干涉呢。”
就这样，在剧组的两三个月里，迟志强和陈琳几乎天天在一起。
戏一结束，他们就各自有了新的任务，还没有多么发达，他们也再没有了联系。
直到1983年，他们又进了同一个剧组《月到中秋》。
变了个人
“再见迟志强，完全变了个人。他穿着时下最流行的喇叭裤，还戴了副墨镜。”时隔一年再见迟志强，形象的改变让陈琳心中吃了一惊。
虽然在同一个剧组，但迟志强和陈琳这次并没有对手戏。
迟志强先进的组，他到南京后，执意要来看看“妈妈”陈琳。
“当时他坐的就是辆红旗，司机就是后来也被判刑的那个小王。这个小王个子不高，相貌平常，一点都不会引人注意。”陈琳特别留意了和迟志强一同前来的司机。“人还没有上楼，‘妈’的声音已经飘上来了。唉，还是老样子。”
其实，在此之前，陈琳已经有所耳闻迟志强的一些行为。
“那也是道听途说，说什么的都有。我也不太好过问，只是随口问了问他，女朋友还好吗？这小子回答得倒也干脆，‘挺好的，她快要来南京探班了，我让她一起来看您。’”这句话让陈琳没好再问下去。
那天，迟志强和小王还在陈琳家吃了饭。
戏拍完，剧组也散了。可过不了多久，迟志强就出事了。
陈琳如何得知的，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
演员马晓伟和陈琳是忘年交，他给陈琳打来电话说：“陈阿姨，你儿子是不是被抓起来了？”
陈琳一阵纳闷，儿子在家呢，怎么回事？
原来马晓伟口中的“儿子”是迟志强。
陈琳本来在迟志强刚入狱的时候就想去看他，但是因为手中剧务繁忙，一直被耽搁了。
“我也托去看过他的朋友带信给他，要好好改造。争取好的表现，早点回社会，做个有用的人。”迟志强也托人给她带回了信件，“陈老师，我多想喊你一声妈妈啊，可是我没有这个勇气，我会亵渎这个称呼……”
“人生与事业是美好的，可是我自己放纵低下的情趣，已被生活所抛弃，这是自食恶果……追悔使我痛不欲生，我的罪行，给社会带来不安，给自己和别人的家庭带来痛苦……”
“人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在痛苦的时候回忆美好的往事。失去了的东西才感到珍贵，我失去了多么可贵的东西啊……”
时间到了1985年，陈琳所在江苏省话剧团(后改称江苏省人民艺术剧院)，排演了由陈琳担任女主角的话剧《道口》。
其内容是反映劳改犯刑满释放后，重新面临严峻生活十字路口时的抉择。
由于这出戏的教育意义，被安排到南京附近监狱、劳教所进行演出，其中包括迟志强所在的花山。
介绍笔友
“眼前的迟志强，早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风华。穿着囚衣，头发剃成了小平头。”陈琳清晰地记得在花山和迟志强见面的样子。
陈琳既替他惋惜，也十分心疼。
花山的领导也非常重视，政委和指导员都陪同了这次见面。
迟志强一开始，便低着头说：“我对不起你，我很惭愧！”
陈琳说当时自己真的是热泪盈眶，她回忆了当时说的话：“你为什么不叫我妈妈？你犯了罪，可还是我的儿子。作为母亲看见你今天的处境，我当然很伤心。可我需要你的不仅仅是惭愧，更希望看到你振奋起来。你还年轻，人生的旅途刚刚开始，千万不能因为跌了跟头，就失掉了勇气，更不能失掉志气。”
陈琳在《道口》里，扮演的就是囚犯家属。
“当天晚上，话剧在花山煤矿的大礼堂进行。迟志强就坐在台下，我刚上台就一眼找到了他。”陈琳接着说，“这是我一生的演出生涯中，最激动的一次。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我觉得我的台词，不是剧中的角色说的，而是我自己作为母亲，向坐在台下的儿子说的。”
演出结束后，迟志强托指导员告诉陈琳，“他说他非常感动，谢谢妈妈能来表演。”
因为和迟志强的关系，有很多人想通过陈琳认识迟志强，希望能够鼓励他重新站起来。
陈琳抱着对迟志强负责的态度，进行了认真的挑选。
最后她只选择了一个人，来自上海的普通工人张和祥。
是张和祥先联系陈琳的，这个和迟志强年龄相仿的技术工人，人非常憨厚。在陈琳的帮助下，他和狱中的迟志强开始了书信来往。
1986年4月17日，陈琳得知迟志强出狱，想去花山接他。
但由于身体原因不能成行，陈琳事先联系了张和祥，让他从上海赶过来，去接的迟志强。
“迟志强一到我家，进门就喊了声‘妈’。我啥都没有说，只是说，‘快洗手吃饭吧。’”
在饭桌上，迟志强和陈琳谈到了未来的问题。“妈，我在花山就听说，我们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可能还会要我，过不了多久，我就要回长春了。”
走的那天，迟志强特意来和陈琳告别，他声情并茂地说：“我回长春了，这些年多亏您的照顾，我不会忘记您的，我回去会好好做人。”
陈琳说，打那以后，她和迟志强就没有怎么见过面。
只是逢年过节，这个儿子都会打电话来向她汇报近况。
“我就是听说他结婚了，听说他生子了，听说他又唱歌了，听说他又演戏了，听说他又过上好日子了……” (本文来源：南京《周末》 作者：孙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