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樊建川最早是靠经营地产发家的，他还记得，第一次上胡润榜的时候，他排名在200位左右，此后名次一路降至600多位。多年来，樊建川建立的博物馆群落吞噬了大量资金，尽管如此，建馆的计划仍在进行，他的目标是2011年要开满30个馆。樊建川估计“以后可能在胡润榜上看不到我的名字了”，但让他颇为自豪的是，他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产商”，“我有一万多张老地契。明代颁发的，清代颁发的，民国颁发的，汉奸政府颁发的，新中国颁发的。解放初期扩建天安门，我有张地契，五分地，价值顶天了。”
2008年，在中国收藏界十大人物中，对樊建川是这样描写的：“樊建川，收藏家、四川建川博物馆馆长，他是中国最大民间博物馆聚落的创建者，藏品超过两百万件。6月12号，距离汶川大地震发生仅仅一个月，中国第一个汶川大地震博物馆就落成开放，日记体的展览令观者无不震撼。他以对历史的尊重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在内地收藏界，樊建川是具备这样的实力的。汶川地震前，安仁古镇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就已正式开放了7个展馆，从而成为国内占地最大、藏品最多、题材最全、涵盖最广的博物馆群。有人说，在四川安仁镇的“庄园”内，“这里几乎所有的大产业都与樊建川有关，比大地主刘文彩当年的庄园要大很多倍”。
另类老藏家
2010年3月24日，樊建川在网上发出微博：“建设贪官博物馆很有必要。建设傻官博物馆更有必要。为筹建贪官、傻官博物馆，需评选百年百枚贪官、百年百枚傻官。欢迎推荐，欢迎提名。”这条信息在微博世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围脖”们纷纷跟进发表观点。有“围脖”表示：很有创意。估计其前途：1、搞不成；2、搞成后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有人担忧：“贪多少钱物算贪官？用权力为子女亲属作交换的隐性贪污，算不算贪官呢？”樊建川言辞铿锵：“因名额有限，要考虑品级。那就精选，贪中选贪！”
不过，更多人则质疑他是否为了沽名钓誉而故作讨好民众之举。就在微博发出三天后，人民网评论：“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比筹建一个两个‘贪官馆’更有效果。‘贪官馆’日后会不会变成个人累积财富的形象工程，也还不一定。”樊建川志在必得地表态：“汉奸馆已建，贪官也要有，最起码是有警示和威慑作用的。”
樊建川的想法绝非一时心血来潮。两年前，他第一次在拍卖会上收获贪官文强已经曝光的花瓶、价值数百万元的名画等赃物后就有了想法：“若能收集到300个贪官的300件赃物，放在博物馆里一定不得了。”自此，凡有拍卖贪官赃物会，樊建川必会光顾。2010年，他从库房中整理出淘到的大批“贪官文物”，仔细数来竟有几千件。与以往大众对收藏的理解不同，樊建川对收藏有自己的理解：“浅白地解释为‘收过来，藏起来’的意思。个人根据爱好把一件还有意义的珍爱之物收藏起来，是一种通常的行为，也是收藏的题中之意。”如此一来，收藏贪官赃物也并非稀罕之事。
早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一个月，樊建川便于国内做了首个“5.12”地震展。博物馆的各个展厅内，冲锋舟、大型挖掘机械、“背妻男”所骑的摩托车、扭曲变形的楼体……这些地震实物资料每日都会引来数量庞大的参观群。一日，范跑跑慕名来到博物馆，樊建川拦住他说想要一件文物。范跑跑从书包里拿出书说，“当时正在讲这本书，扔了就跑。”樊建说：“我还想要你的眼镜，全国人民都知道‘范跑跑’的黑框眼镜。”范跑跑说不行，没眼镜怎么回去。最后樊建川答应为他重新配一副眼镜。范最终配了一副两百多的眼镜，这个细节让樊建川有所触动。彼时，范老师逃跑事件正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对此，樊建川认为：“‘范跑跑’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思想观念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的产物，唐山大地震是没有的，有也被压制了。‘范跑跑’有胆怯的地方，有自己的盘算，但至少不是一个坏人。”
在樊建川搜集的汶川地震纪念物品里，范跑跑的眼镜意义非凡，而更为另类的是，他还收藏了活物。地震时，成都一村民家的大肥猪被垮塌的猪舍压在了半米高的空间内，救援队刨出这头猪时，它还坚强地活着。樊建川得知后，当即有一个想法：它已被埋了三十六天，不能再被斩杀了。于是，他花了一万多元将猪赎出。猪运下山后，有记者说：“你为它取个名吧。”樊建川未加思索：“大名猪（朱）坚强，小名三六娃。”当天见报它即姓“朱”。
在企业圈和收藏圈内，樊建川均属另类。在企业界，他是不务正业的人；在收藏界，他专注于其他收藏家不屑一顾的20世纪文物，是专收新东西的老藏家。尽管在收藏圈中，樊建川算不上最有才情，比不上马未都的文人范，也没有赌王何鸿枭一掷千金的气魄，但他说，“我耍的都是别人耍不了的，我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产商，一万多张老地契。明代颁发的，清代颁发的，民国颁发的，汉奸政府颁发的，新中国颁发的。解放初期扩建天安门，我有张地契，五分地，价值顶天了。”
几度沉浮
樊建川收藏的第一份藏品是他幼稚园老师的评语，“害羞，不爱说话，能保持衣服和手脸的清洁，能正确计算10以内的加减法，从1数到100。希望以后好好培养勇敢的精神，遇到困难不哭。”樊建川的收藏癖好与家庭和成长经历有关。父亲早年是老八路，成长岁月，正赶上文革，他先是目睹父亲被批斗毒打，然后自己也变成恶劣的红卫兵参与其中。某一日，他突然对这种浑浑噩噩的生活有了反思意识，于是，收藏文革旧物的冲动汹涌而来。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变革时期。人们追求新生活，大量丢弃旧物，制造了一场集体无意识的销毁记忆行动——“大搬迁”“大拆迁”。此时，樊建川拼命地捡“破烂”。何处有“文革”物品的消息，他便赶往何处。一次，樊建川在外地买了尊毛泽东彩瓷塑像，重200公斤，烧制工人证实，当年烧制了100多尊仅几尊成品。乘飞机过安检时，这类物品要求严格包装，樊建川抱着塑像安检，居然顺利通过。经过不懈努力，樊建川的“文革”藏品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国内无人能比：5万多件瓷器，10万枚毛主席像章及20多套像章制造原始模具，30多万张宣传画，5000多部电影等生活日用品。后来，张艺谋拍电影《山楂树之恋》时，全班道具均从樊建川这里借得。
事实上，任何人都会找到人生中关键的机遇。樊建川早年“插过队，当过兵，教过书”，而真正有实力搞收藏却是从辞官经商起。1983年，樊建川在任宜宾市常务副市长、并有望晋升市长时，出乎意料地辞职下海。通过招聘广告，他到一港资房地产公司应聘办公室主任，月薪3000元，而当时市长工资只有300多元。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房地产成为高回报率的投机产业，樊建川没有拒绝这种诱惑，因为“有钱可以更好地搞收藏”。当他在房地产业上赚到人生第一桶金后，毅然继续坚持经商，虽然中间几度沉浮，却最终有了自己的房地产开发集团。
在完成初始资金的积累后，樊建川开始整批买文物。90年代末，他的收藏网已遍布全国各地，乃至日本，他在京都、东京等城市已有了由留学生、日本文物商构成的供货渠道网。只要当地出现抗战时期的文物，樊的网络便会甄鉴、购买，并最终送到他的手中。这个网络的建立始于樊建川1996年在日本的一次旅行。在京都、奈良等地逛街时，他无意中发现当地文物店铺和地摊上竟有着大量的日本二战时期的军队杂志、画报等物，其中有不少与中国有关，包括《支那事变画报》等等。这让樊建川大为兴奋。于是他剩下的旅行没有再继续，而是从日本运回了上千本二战日本侵华史料。
2000年1月发生在日本的一件事，让这位平时低调的收藏者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日本老兵东史郎在他的日记里详细记载了他的分队长桥本光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虐杀中国人的情况，却被桥本光治以“不实”、“毁损名誉”为由告上法庭，看到报道后，樊建川第一时间从他的收藏品里找到了民国时期的《最近实测新南京市详图》，樊建川向媒体公布了这幅地图，从而提供了有利的证据，他收藏的抗战文物从此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我的理想就像生孩子
2000年以后，樊建川和一些有志者在北京、武汉、上海、成都、昆明等地收购抗战文物，激活了市场。原本不值钱的日伪传单、画报、照片等物品，因有合理的价格和收藏价值，不致再灰飞烟灭。
2000年9月，樊建川的《一个人的抗战》出版。在序言中他这样写道：“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地雷战》、《地道战》中认识‘皇军’的；而我的女儿已经不知道了，她正享受着日本先进的科技产品带来的舒适……”在补充和细化历史中，樊建川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他花了五年的时间，写成《抗俘》，“抗俘”是樊建川创造的新名词，“抗俘身受三重痛苦：敌方的残暴杀戮和残酷折磨，我方的深重鄙视和入骨误解，己方的无休自责和无穷懊悔。”然而，多年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传统观念，使俘虏备受屈辱，樊建川认为这种观念滞后了。一次，有人问他：“他们（抗俘）为什么不自杀？”樊建川反问：“你是不是觉得他们没有保持名节？”还有一领导两次追问樊建川：“赵一曼是战俘吗？”“是，两次被俘。”领导说：“赵一曼怎么会是战俘，我只知道她是民族英雄。”
抗战博物馆开张时，尚在的昔日国民党大佬曾一再请求出席开幕式，樊建川谨慎地拒绝，其中考虑到中国官方的原因。抗战系列博物馆的馆名等一系列项目都经过了艰难的改变而后才通过：“国民党抗战馆”被改为“正面战场馆”，馆内正对大门口的墙上，蒋介石发表庐山抗战演讲的巨幅照片，最终被胡锦涛抗战60周年讲话中对正面战场肯定的一段文字覆盖——这被樊建川认为是来得非常及时的“护身符”，经综合考量，樊建川的抗战博物馆遂获准生证。
距几个抗战博物馆不远有个广场，立着一组极具视觉震撼力的“中国壮士”抗战英雄群像，202人中既有赵一曼等英烈和毛泽东、朱德等将士，也包括了蒋介石在内的一大批国民政府人士，这在1949年以来的大陆实属前所未有。于是，广场最终被一圈草席围了起来。樊建川还购买了一座日本人留在天津的碉堡楼。他把这座巨大的水泥钢筋建筑切割成十几块，分装数辆卡车奔赴两千公里，运到安仁镇，最终，混凝块被立在抗战博物馆入口最鲜明的位置。
按照樊建川的规划，在博物馆内服务的工作人员制服一律仿古，管理员穿得像保尔柯察金，餐厅服务员穿得像电视剧里穿绿军服的孙俪——这些衣服都是樊建川拍板的，他坦诚自己有英雄情结，也有制服情结。除此之外，王保长客栈、阿庆嫂茶铺等多方面促进整个博物馆聚落的繁荣。用他的话来说，未来的博物馆聚落就是要像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样，从形式到内容都能有理由让观众乐此不疲地一遍接一遍地看，从而达到以馆养馆的目的。樊建川说，“这就是精神和物质相结合的崭新的博物馆概念，即‘博物馆超市’。
有记者曾问樊建川：“建博物馆这几年来，你和政府方面有矛盾与冲突吗？”樊建川说：“有，但这30年来社会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30年前如果我做的事与政府规矩有偏差，可以被枪毙；但现在不仅没被枪毙，还让你继续，说明这个社会已经翻了一个天。其实我们这儿代表了一条最高红线——也就是说到了官方允许的底线，是黄灯，再往前走就是红灯了。现在的政治气候是好的，我觉得自己的理想就像孩子，生下来就回不去了，会跌倒，甚至会瘫痪，但肯定会长大。社会也是一样，是倒退不回去的。中国人都难，但要有耐心，不能操之过急。”
野生博物馆也有春天
随着建川博物馆文物的增多和影响的逐步扩大，找樊建川要电影道具的导演多了起来。
2007年，陆川在筹拍《南京！南京！》时，第一次到樊建川的博物馆拜访。二人初次见面便顿生相见恨晚之感，陆川索性聘请樊建川做了电影总策划。2010年，冯小刚拍《唐山大地震》，单是道具，就运了两个集装箱。姜文筹拍《让子弹飞》时，樊建川努力帮姜文寻得了姜父上世纪50年代在军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并将原件相赠，姜文于是爽快答应回赠《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太阳照常升起》的电影道具。电影上映后，樊建川第一时间观看，他留下8个字的影评：飞出匪气，抢钱成功。樊建川与姜文是多年的老友，对于姜文，他的评价一直没变：他是个天才。
樊建川在电影圈游走几年，与电影人的交情颇为深厚，但他也毫不客气地评价道，“中国至今为止还没拍出一部可以传世的经典电影。”他最为推崇的电影是《辛德勒的名单》和《钢琴师》。樊建川把中国电影的症结归在土壤和气候上。“一棵树想要长成参天大树，树种要好，树苗本身要很努力，有肥沃的土壤，还得有适合的气候，我们也都很努力，可是土壤跟气候太拜金、太娱乐。”这正如他对《让子弹飞》的点评，“有些东西，不是姜文自己的选择，而是商业需要”。人家玩不好，那就自己玩，“将来要是有机会，我就自己拍电影，隔壁的刘文彩，就很好”。
“电影与收藏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记录生活，只要是过去的，能记录民生的都值得收藏。”中国60年文物展上，樊建川就用“最婆婆妈妈、最平淡”的方式做了一个回忆式的博物，包括邓丽君，喇叭裤，李谷一唱的《乡恋》。“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我会用一个股民的交易记录来表现；像三鹿奶粉，我们已经买回来了一袋。有良知的人，都会在某个地方被触动。”
建川博物馆建立之初，樊建川曾大兴土木，在馆内贴出大标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完成新建15馆任务”。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做法，“恐末日忽降，一堆设想，胎死己腹。于是，不顾常理，铤而走险。”他最终的目标是要造出与凡尔赛宫博物馆齐名的世界一流博物馆，并且在国内彻底拒绝竞争，“我挖了一个很大的沟，别人都不能靠近我。”虽然，国内各大媒体对这个博物馆聚落前景甚为担忧，但樊建川解释“当别人不懂我的时候，我就是正确的，未来的30年，公众将倾向于拿钱买体验，而“博物馆就可以补充人们的精神需要”。
樊建川曾在微博里这样写道，在中国办民间博物馆“苦不堪言”，他称自己的博物馆是野生博物馆。但仍相信同僚马未都所说的“现在是民间博物馆的春天”，而遇到的困难只是“成长的烦恼”。回忆起当初建馆，他说，“我当时做了5个博物馆，如果一开始社会完全不认可，评价很差，我就发财了。因为我有很大一块地，可以把这5个博物馆变成会所。国民党馆做会所，川军馆就做客栈。周围都修成别墅。但是，遗憾的是它却死不了，而且居然还创造一个世界奇迹，全世界没有一个博物馆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