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根据史书的记载，徐惠因为才名远扬而被召进唐太宗的后宫，被册为正五品的才人。又因“其所属文，挥翰立成，词华绮赡”，不久便升为了正三品的婕妤，其父徐孝德也因此升了一级官，由从六品下的将作监丞被升为从六品上的礼部员外郎。继婕妤之后，徐惠又被晋为正二品九嫔中的第八级充容，这便是她在贞观一朝的最高封号了。
不过充容虽然位列九嫔，但仅为九嫔中的倒数第二级，只比最末一位的充媛高一级，也就说仍只算是个下嫔。想想贞观二年的时候，唐太宗听闻郑仁基的女儿“容色绝姝”便要聘为充华（即充媛），而郑氏的出身与资历比起徐惠并无任何特别之处，仅仅是因为容貌出众便能一举成为九嫔之一，反观徐惠在后宫十二年，凭借自己的满腹才华才一步步坐到了下嫔之位，也无怪乎徐惠自己也要感慨“一朝歌舞荣，夙昔诗书贱”了。
至于徐惠和唐太宗之间的关系究竟能亲密到何种程度，从李治与晋阳公主的事情中便能略窥一二。
众所周知，李治与晋阳公主自幼是被唐太宗亲自抚养长大的，特别是李治，直到被立为太子，唐太宗仍舍不得让他搬出自己的寝殿住到东宫去。所以即便是贞观十八年刘洎上疏，恳求让太子搬回东宫居住，唐太宗也不过是令其与岑文本马周等人“递日往东宫，与皇太子谈论”，却绝口不谈让李治搬离自己寝宫的事。一直到贞观二十年褚遂良再次上疏，唐太宗这才让李治每个月一半的时间住到东宫去。
若是徐惠到了能够常伴君王侧的程度，唐太宗又怎么会如此舍不得已经成年甚至都已经当了父亲的李治离开自己的身边呢？更何况如果徐惠真的与唐太宗的关系亲密无间到了一定程度，那么能够在唐太宗发怒时为大臣们徐徐辩解的，能够让朝中大臣多蒙其惠的，就不会是晋阳公主而应当是徐充容了。
而徐惠出众的才华虽然颇得唐太宗的赏识，与唐太宗之间的互动也看似不少，但基本上都是奉诏应和或是解围之作，比如《奉和御制小山赋》，便是徐惠与许敬宗等人在随同唐太宗游翠微宫时共同奉诏写下的作品。再比如徐惠在挥就《进太宗》一诗时，面对的是唐太宗召她前来觐见时等得十分不耐烦的情绪，所以“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这句诗的本质不过是徐惠为了解围而作。
而说到这首《进太宗》，则又是令人心生好一番感慨。
众所周知，历朝历代的后宫中同样以文采出名的嫔妃大有其人，比如晋武帝的左贵嫔左芬就是其中一例。只是左芬虽然才华横溢但长相丑陋，而晋武帝本人又十分好色，所以史官直白地记载了左芬因为“姿陋无宠”。
但就是这样一个“姿陋无宠”的左芬，光凭自己的文采，就做到了仅次于皇后杨艳和有着亚后待遇的宠妃胡芳的正一品贵嫔之位。而晋武帝纵然不过是个好色平庸的皇帝，但也经常亲自前去拜访左芬，主动到左芬的住处去，再反观唐太宗这里，不过是难得召见了徐充容一次，徐充容不过是稍微来得迟了点，唐太宗都要忍不住发火，以至于徐充容不得不急中生智，当场做了《进太宗》这首解围诗以化解这种难堪的境地。
再看那篇让徐惠名垂青史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这篇文章的出现，标志着徐惠已经达到了其一生中最为巅峰的时刻，因为无论是从文章的立论还是辞藻的修饰来看，能够出自一后宫嫔妃之手实非易事，所以无论是《旧唐书》还是《新唐书》，都不厌其烦地在徐惠的列传中大段大段乃至整篇收录了这份谏表，然而此文读罢之余又不禁令人为之叹息，这不仅仅是因为徐惠的谏言并未取得任何效果，更是因为从这篇谏疏中所得出的结论。
唐太宗的后宫中，能够大胆上谏的只有长孙皇后与徐惠二人，然而此时此刻看来，这二人又是有着极为明显的差距。长孙皇后的娓娓道来在徐惠这里变成了骈散相间的工整；长孙皇后的言简意赅演变成了徐惠的长篇大论。徐惠与长孙皇后同处后宫，明明可以像她和魏征一样直接进谏，却偏偏选择了同房玄龄那样上表谈论。房玄龄是因为病重无法面见皇帝才上表的，那么徐惠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了上表而不是直接面圣进言？
甚至徐惠在上书里重点提到的修建玉华宫一事，实际上唐太宗早在贞观二十一年七月就开始兴建玉华宫，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又下发了诏书反省自己应当更加节俭，而徐惠早不上疏晚不上疏，偏偏要等到唐太宗下诏反思后这才上书劝谏。如果徐惠只是为了劝说皇帝节省民力轻徭薄赋，为何不在唐太宗要建玉华宫时就上谏劝止，而是非要等到唐太宗自己开始反省了，这才跟风上书？
所以徐惠此举一出，更多的是让人感觉到她是意在表现自己的才华以借机搏取唐太宗的注意与赏赐，而徐惠精心挑选在这样时机向给皇帝上书，颇有刻意做作之感。
至于唐太宗对徐充容这篇奏疏的反应，则是毫不吝惜地表达了赞赏与赏赐，但随后唐太宗又丝毫不受影响地继续与皇太子李治及文武百官游玩起玉华宫来，甚至兴致还颇为高昂地亲自做了一篇《玉华宫铭》，并令大家应和。
而徐惠通过这样生硬刻意的上书方式进行劝谏，更加让人察觉到一种拘束与拘谨。这也恰恰说明了，徐惠到底还是没能真正地走近唐太宗，更无法以一种自然而亲密的姿态融入到唐太宗的生活中。
也正因为如此，唐太宗晚年的诗作中多有流露悲秋伤怀之情，倘若徐惠真能了解到唐太宗这种落寞寂寥的心境，以她的文采与聪慧心性不可能不加以宽慰，然而却不见其诗文中有任何的劝慰之作。
等到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徐惠身为无子嫔妃按照惯例被送进崇圣宫出家为尼，自此“山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事死如事生。不过这种再无出头之日的守陵生活对于正值盛年的才女徐惠来说打击太过沉重，于是又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徐惠在生了重病后拒绝服药，留下“得先狗马侍园寝”——在祭祀所用的狗马之前先去侍奉陛下的陵庙这样谦卑的遗愿后，病逝了。
尽管此时距离唐太宗的驾崩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而徐惠也并没有选择在唐太宗死后立即绝食的方式，而是渐渐等到生了重病后这才不喝药，但唐高宗李治依然将徐惠此举视为殉葬，并大加赞赏，不仅将其追赠为四妃之一的贤妃，还允许她陪葬昭陵石室。
不仅如此，徐惠的家人也就此飞黄腾达起来。徐惠的父亲徐孝德更是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越级提拔，被李治擢为了正四品上的果州刺史，连升6级，卒于任上时，李治还“优敕令官造灵举，别加赙物，具给傅乘，资送还京”。而徐惠的弟弟徐齐聃也被任命为沛王李贤的侍读，徐惠的妹妹徐氏同样因为才名出众被李治召进宫，封为正三品的婕妤。
纵观徐惠在唐太宗后宫中的境遇，可以得出的结论便是：对比唐太宗后宫中其他只因生子而被记载了一笔的嫔妃，因为出众的文采而拥有更多事迹的徐惠自然算是比较有存在感的。但即便不和宠倾后宫的武惠妃，礼数实同皇后的杨贵妃，嬖幸专房的独孤贵妃这些顶级宠妃相比，徐惠的“得宠”仍旧十分有限。
毕竟徐惠在唐太宗的后宫十多年，受封的最高封号也仅仅只是个下嫔，而徐家除了徐孝德因为女儿文采斐然被升了一级官外，再没有因为徐惠的进宫得到任何好处。直到徐惠在唐太宗驾崩一年多后病逝在了崇圣宫，徐惠本人及徐家的待遇这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所以就更不用说徐惠能对唐太宗有什么影响了，因为通观徐惠的列传以及留下来的诗文，都未见其对唐太宗的思想或决策产生过任何影响。更甚至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徐惠刚上疏劝谏过唐太宗要爱惜民力勤俭节约，唐太宗在两个月后就亲自下诏为爱妻长孙皇后建了一座被唐玄奘评价为“壮丽轮奂，今古莫俦”的大慈恩寺。这座宏伟富丽的大慈恩寺面积之大甚至占据了整个晋昌坊的半坊之地，总共修建了10多座院落，1897间房屋，云阁禅院，重楼复殿，十分奢华，与徐惠在上疏中所强调的节俭精神完全截然相反——所以又何来“影响巨大”一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