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资料图片：1977年高考考场
资料图片：邓小平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合影
资料图片：清华大学1977级的学生在课堂上
【前言】
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这年的高考，积聚了太多的期望，这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渴求，是一个国家的时代拐点。
30余年来，这一“国考”深刻影响了3千余万人的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在成就国家中流砥柱的同时，也塑造了新的社会现实。
【导读】
决断：邓小平一言拍板恢复高考
1977年高考舞弊案：县文教局副局长改考生成绩
高考作文引发轰动：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故事：脱下工装拿起书本 抱着孩子上大学
高考30年嬗变：扩招后的迷惘
1977年5月24日，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发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暗示着被废除了10年的高考有重新开科的可能。
经过44天的争论，当年10月，教育部终于拿出可行性方案：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当年冬，500多万从十五、六岁到三十六岁的应考者涌进考场，在中断了十年后，大学的车轮重新滚动。
翌年，招生车轮加速转动，春、秋两季，各开一科。
各种评论亦如潮水——
“那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
“恢复高考并不是简单恢复了一个入学考试，更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是在全社会重新树立起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
今天看来，怎么褒奖当年的恢复高考之举，都不为过。
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新世纪》周刊选择了1978届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班级的几位同学作为样本，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个体的喜怒哀乐和命运转折。
当年的老三届、新三届，不管是否考上了大学，他们都构成了我们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悲喜，和共和国的命运，和共和国的悲喜，重叠在一起，令人分不清彼此，令人唏嘘，令人扼腕。来源：新世纪周刊
决断：邓小平一言拍板恢复高考
在历史低谷中断层了的高考在讨论和申辩中得以恢复，十年积压，使得1977的高考成为新中国教育史上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
本刊记者／李梓
“那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曾经的77级考生在他的著作《中国考试发展史》中这么总结。
“据说高考要恢复啦。”1977年的初秋，一股流言让回城知青们蠢蠢欲动，“觉得生命有了希望。”许多接受采访的知青，都喜欢用这句话去概括当时的感觉。
历史的低谷
“从某些方面看，1977甚至可以用国歌里的一句话来形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说，他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仅是纠正了十年文革的错误，更转变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对人才不重视的局面，从而为今天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7年，有一些数据表明，中国在世界领域的竞争中，比历史上的许多时刻大大退步了。在明朝鼎盛时期，有学者估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了世界的1/5。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世界的4%，而1977年，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世界的2%。
可以直接体现国力衰微的一个细节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由于报考人数过多，造成印刷试卷的纸张不足，最后，由中共中央拍板，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现在很多人把高考当做一件大事来纪念，我觉得更应反省为什么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没有高考，因为有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才是不正常的。”78级考生陈朝林说。为什么要恢复高考？因为中国的人才已经是一片空白。
中断高考
1966年4月6日～14日，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召开，座谈会明确提出：要采用新的办法，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同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传播了这次会议的精神，提出废除高考制度，“要彻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
为什么要“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呢？从当年的许多文件中可以直接读到原因。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
通过高考选拔人才的教育模式被定性为“培养了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之后，废止高考，将大学转变为“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的政治运动就开始了。从1966年6月开始，高等教育部连续发通知，暂停研究生招生工作和选拔派遣留学生工作。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新的办法”：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从此，“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就成了中国大学录取方法。但当时文革兴起，各地方政府职能陷于瘫痪，地方招生并未能按时开展，在1966～1971年间，中国大部分地区高校未能招生，空白了至少3年。1972年，大部分高等学校才陆续恢复“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这也是“工农兵学员”登上舞台的日子。
“工农兵”被推荐到大学，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这种本末倒置的指导思想，使大学教育走上了严重的形式化、政治化。而在“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指导思想下，所有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而推荐学员的最低文化要求仅仅是初小文化，也就是刚刚达到脱盲水平，许多大学为此不得不“大学变小学”。
周恩来为高考申辨
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两人的对话大部分成了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探索。李政道对中国实行的“中学毕业生要下放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推荐制”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周恩来对此点头同意，并且说：“学生应当以学习为主……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这番话在当时引起了社会震动，但在江青集团的反对下，并没有实现。
1974年5月，李政道再次回到中国，他在上海听到：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不需要脱产专门劳动两年，理由是跳芭蕾舞不能停。受到启发的李政道写信给周恩来：既然跳芭蕾舞不能停，学科技的学生也不应脱产专门劳动几年，应选择优秀青少年，使之早入大学，加以培养。周恩来指示：将李政道的来信用大字版排出，送毛泽东审阅。5月30日，毛泽东接见了李政道，表示赞同李政道提出的办少年班的意见。
然而，这些努力所起效果甚微。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教育部采取的折中办法仍是以贯彻周恩来1972年讲话的名义，要求各地在每年的招生中，分出1%～5%的名额给应届生。
邓小平的一言拍板
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复出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就抓住机会，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决议。
此前，已有很多细节表现出邓小平对于恢复高考的决心。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针对11大提出的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1977年8月4日，那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的教授包括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名师，还有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基本上都是坐在那里认真地听大家的发言，很少插话。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很快就变成对“推荐制”的批判。清华大学教授说，推荐来的学生，许多人甚至还要补习初中甚至小学的基础课程。邓小平说，那就不要叫大学了，改成清华中学好了。时为武汉大学副教授的查全性举手发言，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
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马拉松会议
1977年8月13日开始，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各方意见不统一，头绪太多，会议创造了一项开会时间的纪录——历时44天。会议的主要争论点，还是如何突破“两个凡是”。对此，焦急不已的邓小平在9月提出了他的招生标准：“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最后，马拉松会议终于在10月初得出一个可行性方案，这就是《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按照这个《意见》，招生对象为：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
由于当时各地还在沿用1966年下达的办法，采取各地自行招生，因此，1977年的高考还是由各省自行命题，沿用文革前文理分科的办法，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考虑到实际情况，有些考题相当简单，尤其是数学。
十年积压，使1977的高考成为中国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当时的报考人数是570万，录取名额为27.297万个，录取比例为29：1。这个比例在80年初期逐步下降，从6：1，降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3.5：1，直到现在的2：1。
“中断高考的影响，我觉得到现在仍然存在，比如，现在高校扩招后师资缺乏，直接显示当年的人才断档的后果。此外，中国在很多领域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世界，这需要以后长时间的追赶。最重要的是，它使中国几千年传承的文化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今天，人们正在想办法弥补这个断层带来的伤害，那需要很长时间。”储朝晖说。
“我考大学，没有豪言壮语，什么‘铁肩担道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不是那样想的，就是太脏、太累、太艰苦了，想要改变现状。”来源：新世纪周刊
1977年高考舞弊案：县文教局副局长改考生成绩
本报记者 陈璐 周益
【周末报报道】 编者的话：我们在探访“高考30年”的过程中，无意间在如山的资料里发现了这桩今天看来依旧是触目惊心的舞弊案。其影响之坏、手段之恶劣，令我们愤怒。可是，从处理的结果来看，给当事人最重的处分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用察看两年。似乎按现在的理解，处分过轻。可这才是时代的真实痕迹，要知道在那个打下“政治挂帅”烙印的年代，如此的处理结果，无疑是宣布了一个人在仕途上的“死刑”，这样的处分是最重不过的了。的确，在记者采访时，所接触到的相关当事人依旧讳莫如深，不敢畅言。显然，1977，对他们来说是永远抹不去的阴影；1977，也深刻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30年过去了，时间已经给了他们最大的熬煎，我们不愿再更深地刺痛他们，只是试图如实地还原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故以下文字中我们对当事人均使用了化名，希望读者理解。
但该记住的却不能遗忘。
“不管现在我是一名多么优秀的医生，都永远开不出‘后悔药’的配方。如果世界上真有这种药卖，花多大的代价我也愿意买。”江斌这么说，源自30年前那段痛苦的往事。
“批准《关于灌云县一九七七年高校、中专招生工作中严重违法乱纪事件调查处理的情况报告》，现决定通报全省，并在《新华日报》予以公开报道。……灌云县文教局副局长黎胥，文教局中教股副股长何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飞，省地驻灌云县招生工作组组长江斌等人，大量改动考生成绩，营私舞弊，弄虚作假，破坏了招生制度的改革，损害了党的声誉，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苏委发犤1978犦33号文件，详细地记录着这段历史。
这么多年来，江斌对此事不愿意回忆，也很少提及，可他的内心一直备受煎熬。
“十多年前，有一个当年被改低分数的学生家长，来我们医院看病的时候，偶然认出了我，她指着我的鼻子大骂，我没有说一句话……”
1977年发生的“灌云县在高校招生工作中营私舞弊，违法乱纪事件”给这个本已经十分特殊的第一届高考，抹下了灰暗的一笔。
改分“公开化”
11月28、29日，江苏淮阴地区灌云县高校、中专的高考初考如期进行，参加统考名单于12月16日公布后，陆续有人民来信，12月17日上午，龙苴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刘如山、公社党委组织委员李德学两同志打电报给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揭发招生工作中的问题。
淮阴地区招办于1977年12月19日进行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真相被一步步揭开了，其中的情节恶劣程度令人咋舌。
1977年11月29日，江苏省高考初考结束后，被抽调在灌云县运动办公室的文教局中教股股长常鑫，亲自找到县招办文考组组长、文教局中教股副股长何声，要何声对其孩子常亢多多关心，让其参加统考。
何声感到，我是外乡人，又是和常鑫在一个股里工作，这件事情办不好，以后工作上难配合，因而对常的儿子参加统考问题倍加“关心”。
开始录分的第一天下午，何声到录分室想了解常亢的初考成绩情况，当录分员单言看到常亢的数学考分只有6分时，就拿给何声和录分员历水看，这时，三人沉默了一会儿，负责登记录分表的单言问：“照写还是怎么办？”何声说“加点”，并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圈。单言问：“加零啊？”何声说：“行。”单言就在“6”字后面加个“0”字，变成了60分。
当晚，历水把何声指使人改分问题报告了文教局小教股股长、招生秘访组方雨，方雨于第二天上午报告了招办主任黎胥，黎胥听后未追究就算了。
这件事情很快在录分员中传开了。当时有的人为何声的做法捏了一把冷汗，但没有看到领导追查制止，也就不在意了。
于是，有的录分员就开始暗暗地把自己关心的考生分数改动了。更有甚者，黎胥亲自出马，明目张胆地把老首长、老同学、老部下托其关心的写在三张活页纸上的四十多个考生名单交给录分员历水，并作交代说：“如果他们分数不够的话，把他们提到分数线上。”
历水又把黎胥交的名单，按公社分别写成若干小纸条，送给各个录分小组，并把黎胥的说法作了交代。招生委员会副主任王飞已经发现录分表上有的考生分数被涂改，还没有意识到有人有意改分，不仅没有深究，还把县委一个负责同志小孩和卫生局一副局长两个小孩参加统考的问题，向录分员历水和程尚打了招呼，叫“给他们统考”。
驻县的招生工作组长江斌在录分室也发现录分表上有的考生分数被改动，却认为是因录错分数改动的，没有引起有人乱改分的警觉，未加追究。同时把工作组成员找其关心的14名考生分数，记在本子上拿回给工作组成员看。
这个时候，改分已经“公开化”了，参加录分的11个录分员，有10个人除替领导叫其关心的考生改了分以外，还把受人家委托和自己觉得该关心的考生基本上都改了分。文考组组长何声就亲自改了二十多个考生的分数，其中一个中考考生苏发是何声的内弟，总分由89分，改加到134分。就这样，除了替领导交代的考生改分，也把受人委托和自己“关心”的考生改了分数，总共改动分数的考生达273名(高校123名，中专150名)。其中，在分数线以下加分的229名，在分数线以上加“保险分”的44名。
打压合格考生
在评阅初考试卷的时候，灌云县所在的淮阴地区下达了评卷标准，但王飞等人却不执行，他在评卷教师会上说：“不要把分数压得过低，过低了我们县会吃亏，参加统考的人数少了，录取的人也会少。”
当黎胥到地区汇报初考成绩时，王飞又说：“不要先发言，听听别的县汇报后再说。要是第一个汇报，把及格率说高了，人家会笑话，要是报低了，参加统考的人就少了。”还有人也交待说：“不要先汇报，听听别县情况。多争取一些人参加统考。别的县分数高，我们如悬殊太大，也可以把分数适当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大量改分，他们就把该县初考合乎地区规定的分数线以上的考生857人，虚报为1176人，谎报了319人。
王飞、黎胥等人骗取参加统考的名额后，又擅自决定把一部分低分考生列入统考名单。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组令人惊讶的数据：
“属于总分在分数线以下，未改录分表直接参加统考的有198名(高校84名，中专114名)，占营私舞弊总数的42%，其中正副局长级以上干部的子弟和亲戚17名，文教系统的26名，其他干部的77名。”
如王飞，其姨侄女崔林，实考38分，也因为王飞打招呼，要录分员“关心关心”，而参加统考了。伊山公社考生焦南，政文5分，数学0分，也参加了统考。甚至还有一名只报名而根本没有参加初考的人，也被塞进统考方案，参加了统考。
黎胥等人，为了把不合格的低分考生塞进去，参加统考，竟胆大妄为地把实考总分在分数线以上的433名(高校176名，中专257名)合格考生，非法地不让他们参加统考。其中15名考生的总分，被改到分数线以下，失去了参加统考的机会。如四队公社高校文科考生孟庆礼，政文83分，数学55分，共138分，没有参加统考；白蚬公社高校理科考生邹法实得总分114分，录分表上被减少50分……
最后，由于黎胥等人大肆改分，非法参加统考的考生总数高达471名，占灌云县参加统考人数(1131名)的41.6%。其中高校207名，占高校统考人数(582名)的35.5%；中专264名，占中专统考人数(549名)的48.09%。不过，万幸的是，在调查组调查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对初考考分在分数线以下而参加统考的，宣布一律无效；对被非法剥夺参加统考权利的考生，进行了补考。
一份检讨书
在我们查阅这个事件相关资料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份夹在其中的检讨书，正是江斌的。
这封写于30年前的检讨书，透露了许多至今恐怕都不为人知的细节：
“……考试成绩的保密问题，省、地招办都很重视，地招办规定初考成绩(录分表)各县的省、地招生组中只有正组长能看，这本是组织上的信任，初考录分期间，我们招生组的其他四位同志要求我了解一下他们各自所需关心的考生成绩，当时我都同意了。并将其他所要了解的初考成绩的考生姓名，所在考区，准考证编号都一一写在我本子上，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我把成绩录在自己本子上，转告了招生组的其他四个同志，自己所关心的考生黄北、苏君的初考成绩也录在自己的本子上。高校录分结束时我把县里初考成绩在130分以上的考生，按公社录在自己的本子上，并给别人抄了，造成泄密。……
“初考后的录分期间，录分室人员复杂，而谁能接触录分表，谁能看录分表，招办领导在初考工作会议上都讲得很清楚，这些我都是知道的。但没有向有关领导提出，以至造成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在此期间我在录分室看分数表，发现少数成绩有涂改，如‘3’改成‘5’、‘8’，‘1’改成‘7’，有的涂掉以后重写等，当时我还用铅笔在录分表上帮助加了几个公社考生的总分，发现以上情况曾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询问，是1还是7，是3还是5等，自己把这些看作是录分人员工作中差错后的涂改，是难免的，并没有引起我的疑问，也没有提出叫录分员在涂改后的地方签上自己的名字。……
“伊山公社考生苏君(据说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民办教师)，是我同学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女儿，我11月27日与我同学一起到我的同学的朋友家玩，通过介绍才知道的，该考生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大学理科的，初考总分108分，因统考名单没有她，经我同学的朋友介绍来找我的，根据以上情况，自己又在我同学的朋友家吃了饭。还请代买了十元钱虾皮，面情难却，所以向李局长反映过，要求有名额的话给苏君参加统考，后来苏君在统考前一天办了有关手续参加了统考。……
“我与黄北素不相识，初考期间，我去看一个同学，在此期间听当地公社医院一位医生(考区保健医生)介绍说黄北学了两年医，有一定的医学基础，我提出让黄北参加统考的想法是该考生够分数线，又有一点医学基础，如果考上大学学医还是不错的……
“地招办派去的两同志第一次去灌云了解有关情况，发现三个考生试卷成绩明显不够分数线也上了统考名单，他们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当时我因喝酒后头昏睡了)，向何声股长讲了以上情况(因黎局长不在)，并提出要下。当时我也表示了同样意见，又隔了一天(已是统考前第二天了)，当我问到以上事时，黎局长说不准备一下，不好弄。因快要开会了，周围又有很多人，具体情况就没有多问。会后我又问到此事，在散会回招待所的路上，黎局长讲了真话：三个考生都是公社中学主任和文教助理的小孩，不好弄，就不下了，这些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由于自己放弃了原则，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几个不够条件的考生仍然参加了统考。”
在《关于灌云县一九七七年高校、中专招生工作中严重违法乱纪事件调查处理的情况报告》中，明确记录了对这些人的处理意见：黎胥在地区招办调查时，他又支持何声把录分表上改动明显的改回来，对此事件负主要责任，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用察看两年的处分；何声负重要责任，给予何声以开除党籍、撤消中教股副股长职务的处分；王飞也负重要责任，撤消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职务，留党察看两年；江斌同样负重要责任，接受请吃请喝，游玩
连云港，并托人购买猪油、食糖、虾皮和酒之类的物资，留党察看一年。
2000年广东电白高考舞弊案
编者注：高考事关重大，30年来，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高考出现“非常事故”的几率越来越小，但一旦“出事”，等待当事人的是严肃的党纪国法。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高考30年的成长和进步。
2000年高考，在广东电白发生一起有组织、有预谋、有分工的高考作弊案件。该团伙的组织者收买监考员，由监考员在考试开始后，将试题传给县教育局派到该考场的巡视员，再由巡视员交给团伙的组织者拿去复印，并组织高三的教师在学校的单身教师房间做答案，然后将答案用电话传到事先统一调好频道的BP机上。也有监考教师在分发试卷后，当场在考试室讲台做题，然后送给预先收取了好处费的考生。
事后33名经查实从BP机上收到答案并证实答卷雷同的考生被取消当年的考试成绩，且3年内不准报考。电白县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三罪，判处电白高考舞弊案始作俑者、电白县教育局原局长陈建明有期徒刑8年，并追究了其他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高考作文引发轰动：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1977年高考承载了太多的意义和重量，所以当时的高考作文更是形态各异、耐人寻味，当年参与北京高考阅卷的老师们有感于此，在改卷之余不约而同的将一些优秀作文抄了下来，当时共抄录150篇，而后又从中精选出25篇，配上一些知识和讲评，编了一本作文选评，并以当年的高考题命名为《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第十篇
淡红色的《工分手册》，记完了它的第十二页，算完分，又回到了我的手中。我的心情好象是在学校接过年终考试成绩单一样。不，不一样。因为它不仅记录了我的劳动天数，它还包含了我的多少汗水和贫下中农的心血呀！这上面有我的痛苦的磨炼，有战斗的胜利喜悦，还有我刚来的时候的小资产阶级狂热劲儿和后来的变化。现在想起来，这一年真是我战斗的一年，真让人难以忘怀呵！
翻开《工分手册》的第一页，我想起了五峪沟果花铺满山野的春天。我第一次兴高采烈地领来了这个小本，写下我的名字。我觉得从此以后，就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等着我。多有气派呀！要在这深山老峪里大显身手了。
呵！当一次沉重的水桶压得我一步三晃，腥臭的大粪味呛得我头晕眼花的时候，我的热情被山风刮散了。我第一次发现，生活是这样严肃呵。我开始觉得，山沟沟里的劳动是这样没意思，这样简单。我那本淡红色的《工分手册》也扔在那里，好几天，好几天地没人答理了。
对，是那一天，杏花刚落，嫩绿的小杏才有黄豆大，副书记刘淑香大姐要领我们几个去爬山。我累极了，望着灰蒙蒙的妙峰山顶，叹道；“唉，这么高呀，那儿就到了顶了！”刘大姐笑笑对我说，“小郭，多高的山也得一步一步的爬呀！你是不是总想长了翅膀飞上去？”话不多，可我的脸红了。刘大姐从书包里拿出我的《工分手册》，说：“小郭，别泄气，活儿得一天天地干，想爬到山顶可不能怕艰苦。”
我能怕艰苦吗？真是丢人。第二天，我就上工了。
《工分手册》填完了一页又一页，高梁玉米都灌满了浆，苹果红彤彤的，招人喜爱。我的双手也结了新茧，脸晒得黑红黑红了。这几个月，有好多事情给我震动，让我难忘。对门的赵大爷，是全县闻名的模范饲养员，好几次出席县里，市里的代表大会，还见过毛主席哪！我真佩服他。可是赵大爷就是那样不声不响的每天放猪，喂猪，剁猪食。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村东边的大婶张玉华，是社员们离不开的赤脚医生。她也很了不起呀，出色地完成了几次抢救病人的任务。可是刚开始的时候，我总觉得玉华大婶就象个老老实实的农村妇女”…
这些事，我知道的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觉得我自己变了。
那是在三伏夏锄的时候，夭气热得象个蒸笼。我和社员们一起抡起大锄，从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锄到太阳落。早晨露水把浑身打得透湿，等太阳出来晒干吧。嗬，太阳又照得人一身大汗；下午凉快了，小风吹得人真舒服。不过可别高兴，傍晚的一阵雷阵雨又把人淋个透。这一天天呀，我一点儿不觉得苦。社员们都劝我回家歇歇，我不，我要用汗水填满这一页的全部空格。
《工分手册》还填上了这样一页——做饭三十夭。我这个从小吃食堂的人，真不知道馒头该使多少碱，焖饭要披几勺水，真把我给难坏了。集体生活，哪能不会做饭呢？大伙从吃我的糊饼子到吃上香喷喷的焦黄的贴饼子，从吃我的成死人的炒萝卜，到吃上了菜团子，馅包子。有热心的王大妈教我，伙食越办越好。大伙高兴，我也高兴。回家后，妈妈也要高兴哪！
《工分手册》越来越旧了，数字也越来越多了。 在这一年里，我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还担任了大队的理论辅导员，我为公社广播站写了三十多篇稿。还教村里的大爷大妈识字，给他们念报纸，讲时事。
我在这一年里，学会了不少农话。从一个挑起水来一步三晃的娇学生，变成了泼泼实实的女社员，棒劳力。
日子真是越过越快，眨眼问到了年底。妈妈写信问我为什么一直没回家。我说，我在这里学习，我在这里战斗。在这里我得到了幸福，开始懂得了我的生命的意义。我舍不得放弃这些时间呀！妈妈能看看这本《工分手册》就明白了。
《工分手册》已经填完了一本。我还要准备填写新的一本。
在华国锋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战斗是无限幸福，无比充实的。我难忘这战斗的一年，这让我真正走上了生活道路的一年。
【讲评】
这篇文章比较全面，概括地记叙了作者一年来在党和贫下中农的教育，影响下，在劳动中锻炼成长的战斗历程。虽然选用的材料较多，又没有完整的情节，但是读起来并不感到芜杂散乱，相反却觉得紧凑集中，引人入胜。透过那些纯朴真挚的语言，我们看到了一个一年前刚刚离开学校，离开妈妈， “挑起水来一步三是的娇学生”，如今已经锻炼成为“双手结了新茧，脸晒得黑红黑红”的“泼泼实实的女社员、棒劳力”了。文章所以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主要原因之一是构思较有特色。
所谓构思，就是选择、组织材料表达主题的思路和线索。具体地说，就是考虑文章如何入手，-如何展开。 “文无定法”，组织材料的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对于表达同一个主题，不同的方法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单纯罗列材料，平铺直叙，泛泛而谈，千篇一律，必然使主题的表达苍白无力。要想文章有特色、有创新，生动有力地表达主题，必须努力选择最恰当的角度，最适宜的线索来组织材料，安排结构。用一种具体事物作为线索，把材料有机地串连起来，是写记叙文常用的结构方法之一。运用得好，可以使文章大为增色。我们说这篇文章构思有特点，就是因为它运用了这种方法。它以《工分手册》为线索，把一年来的所做所为所见所感串连起来，处处围绕《工分手册》展开叙述，描写，抒倚、议论， 《工分手册》记满了，一年的战斗历程也记叙完了。
采用这种方法组织材料、表达主题，选择好作为线索的具体事物是非常重要的。应当了解，不是随便什么事物都可以充当线索，只有在整个情节的开展中，象“纽带”一样能够贯穿全篇的事物才能胜任。这篇文章选用《工分手册》作为线索，就具备这个条件。它是劳动的记录，也是思想发展变化的记录，它的每一行每一页都印下了作者前进的足迹，它标志着作者已经开始从一个城市姑娘变威了一个新型的“女社员”。如果要了解作者这一年的战斗历程，正如文章所说。 “看看这本《工分手册》就明白了”。
围绕着一个线索组织材料，也还要解决一个如何叙述，如何结构文章的问题。一般说来，按照时间的推移，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结构文章，开展情节，是记叙支结构的基本方法。采取其他方法组织材料，住往也还需要以时间的推移为基础，也必须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本文在以《工分手册》为线索把材料组织起来以后，仍然是按照时间的推移来叙述这一年的战斗历程的。但又不是平铺直叙，不仅内容有波澜，而且行支也有变化，有起伏。一起笔先说“淡红色的《工分手册》记完了它的第十二页”，概述了一年的战斗历程，扣住题目。然后回过头来，翻开第一页，运用顺叙从春天说到被天。在讲到自己的变化时，又用两段比较生动的文字插叙了夏锄的战斗和做饭的经历。最后再回到“现在”作为结束：“《工分手册》已经填完了一本，我还要准备填写新的一本。。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在构思上的巧于用心。
此外，感情比较饱满，生活气息较浓，语言流畅生动，也是本文的优点。
文章仅仅在末尾点了一下一九七七年的形势，没有充分反映出“这战斗的一年”的时代气氛，没有把个人的锻炼庶长放在一九七七年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去表现，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不足。
第十九篇
再没有婴孩的第一声啼哭更能提醒你已进入中年了。这是个女孩，皱着眉头哭着。大概她也象门口那个护士一样，不相信这背着书包，满脸胡茬的人就是她的爸爸吧。
常言说：人过三十不学艺。而我象故意和年龄作对一样，日夜埋头在作十几年前应做的事，投考普通大学。当然啦，鼓励支持，冷嘲热讽，各种反映都有，但最激励我干下去的却是这样一件小事。
开春的时候，一些外国的技术人员和厂商要来修理一台进口的色谱仪。这台仪器已经好几年没有人动它，在角落里发着令人望而生畏的幽光。当它得以重见天日的时候，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日日夜夜，都无法使它正常工作。由于在保修期，根据合同请原公司派人来修。
经这些外国人几天的检修，机器正常了。而我们既不知道它怎么坏的，也不知道它怎么好的。在和这些外国人的座谈会上，在他们友好的外表下面，在他们彼此会意的眼神里，我们感到了他们无法掩饰的轻视，好象针扎一样。回家的路上我和老陈，我们的技术员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分手的时候，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惭愧呀！”我理解他的心情，作为祖国培养了这么多年的技术工作者，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在他的话里，不仅有内疚，更感到一种力量。从这以后，我们专业小组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一个钻研学习的热潮。我们的口号是：向“四人帮”讨还时间，为祖国争光。而我更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要在这一年里，拚命拿下本行的专业和外语。学习是困难的，眼前线路图象蜘蛛网一样，而单词忘得比记得还快。在深夜，当我眼睛发疼，头脑快要胀裂的时候，我也常想何必呢，快三十的人啦。但我一想到外国人眼睛里流露出的嘲笑，便感到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用冷水冲冲头，继续看到天色微明。半年的时间，我虽然能捧着字典看说明书了，但无法懂得它的原理。有时我想，如果我能在学校系统地学习一下多好啊！但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那是有门路的人的地方，再说，谁要你这个老学生呢？！
所以，你是可以理解的，当我知道象我这样三十岁的人，也可以有一次最后的机会考大学时，是多么的振奋！我拿起学生时代的课本，好象见到了久逢的朋友，当我用铅笔解题的时候，就好象以往老师站在背后盯着我，心里扑扑直跳。开始，我还不好意思把中学课本拿到单位去看，但我一想到那外国人的眼神，便一下抛掉了全部包袱。年纪大，水平低，并没有什么可羞，可羞的是关键时刻你拿不出东西来，丢祖国的脸。我很快瘦下去了。母亲，她是一个退休的教师，望着我深陷的眼睛摇着头。但她总是在半夜给我端上一碗热鸡旦汤面，轻轻地说：“别累坏了，哪能十年的功课，一下子……。”我感到她走了，却给我留下了难言的温暖和鼓励，她是支持我的，但心疼。
考试日期一天天近了。我的孩子也一天天快要出世了。如果不是别人在
图书馆找到我，别说孩子出世，就是孩子她妈住院了我都不知道。当我冲进病房时差点把阻拦的护士撞个跟头。我站在这婴孩面前的那种惊喜和惶恐的心情是每一个第一次作父亲的人都可以理解的。但我站在孩子和疲惫的母亲面前的另一种心情却是别人没法体会的。在这一年里，我干了什么呢？别说当个好丈夫，更不用说当个好爸爸了。我捏着自己油污的帽子，半天才说出一句：“我应该干点什么呢？“什么也不用你了”。她吃力地张开苍白的咀唇，“你去温书吧。”
当我回家摊开书本的时候，我回想起这一年，我感到尽管在家庭里我是这么不称职，但我是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着，坚实、‘有力。我想，亲人和这刚刚出世的姑娘会理解我的。不战斗，再年轻也已经衰老，战斗，再年老也会永葆青春。谁说人过三十天过午？我感到在自己身上正复苏着一股沉睡十年的新鲜旺盛的活力，我感到自己年轻了，朴实了，振奋了。这些平凡的有时往往是枯燥的学习不正是向那些政冶空谈家讨回青春的战斗吗？
【讲评】
本文思想内容深刻。这样说，不只是因为题材集中，能够较好地表现作者为摆脱落后与无知而奋发图强，为迎接四个现代化的时代使命而顽强学习这一主题，更重要的是作者对这一主题开掘得比较深。充分认识到为摆脱落后无知的状态。掌握先进技术，为祖国争光，这是一场向“四人帮”讨还青春讨还时间的不平常的战斗，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党根据时代的要求所赋予青年一代的战斗使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年届三十，“满脸胡茬”的作者才能焕发出革命的青春，激发出战斗的豪情，要奋发图强，刻苦学习，为迎接四个现代化的时代使命而顽强战斗。在行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使作者一直感到内疚和痛苦的“无法掩饰的轻视眼神”。已成为作者顽强战斗的一股刺激的力量。那过去生活中的老师的督促和期望，现实生活中曾是教师的母亲的关怀和照顾，勇于承担另一半职责的妻子的鼓励和支持，还有对以耍儿所代表的下一代的责任心，也都成了作者决心必须承担起时代使命的力量。这样写使读者既看到了作者要战斗的主观认识，又能看到了作者能战斗的客观条件。
叙述与描写、议论与抒情的紧密结合是本文在表达方法上的突出优点。作者从叙迹去病房看望妻子而听到第一声耍儿啼哭开始，联想到“三十不学艺”的习惯说法，从而提出自己偏要“学艺”的事。并从中引出追叙，交代了偏要“学艺。的具体原因，接着又叙述了自己奋发图强刻苦学习的情况，专心致志地为参加高考复习课程时受到的关怀照顾，去病房看望婴儿时所得到的鼓励和支持。这些叙述具体生动，有溃郁的生活气息。在这些叙述中又杂以描写，突出地表现在击病房看望时的心理描写和人物形象的刻划，以及寥寥几笔所展现的老师在背后的督促，母亲的关怀，妻子的支持等充满着浓郁生活气息的画面，使人感动，发人深思。这正是叙述和描写结合的艺术力量。文章的最后一段，以浓重抒情的笔调直陈了感情，表示了决心。在这里既是抒情也是议论，而且是满台哲理的议论，既有生活实感，又有思想高度。这种把抒情与议论融为一体的写法，是好的记叙文中常见的一种写法，是值得学习的。
本文语言形象生动的例子很多，读者可以从文章中仔细体会，这里不再引述。特别应该一提的是在议论中并非事事而谈，而是用了一些简练的警句，如“不战斗，再年轻也己经衰老！战斗，再年老也会永葆青春”。在自己身上正复苏着一般沉睡十年的新鲜旺盛的活力”等，确是发人深思的。
为了使文章的主题更突出，为了增强文章的生动性和形象感，上面几篇文章大都兼用了叙述，描写，抒情，议论多种表达方式。
叙述着重在于介绍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在于介绍人物的经历和事迹。叙述要清楚明白，详略得当。
描写则是用形象的语言，把人物或景物的状态具体地描绘出来，使读者对人物或事件的具体状态和细节特征有所了解。描写这个方法用得好不仅能栩栩如生地反映客观事物，形象地再现现实生活，增强作品的感染力，更重要的是能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因此，描写一定要为作品主题服务，描写必须符合生活的真实。这从上面的几篇文章乖本书中其它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抒情是作者的亲身感受和思想感情的直接抒发和表达，从上面的几篇文章看，它往往同叙述，描写特别是议论结合在一起。我们常见的间接抒情就是通过叙述、描写和议论的方式来抒发感情的。直接抒情与间接抒情不同，它是直抒胸蕊。
记叙文中的议论是在抒情过程中进行的。它是以具体的记叙为基础的。它不是抽象的概念和推理，而是饱含革命激情的评论。仔细阅读并体会上面几篇文章，便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故事：脱下工装拿起书本 抱着孩子上大学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田惠明推着一辆三轮车，眼巴巴地注视着从小白楼里进进出出穿着体面的科室干部，心里面有一种酸酸的羡慕的味道。
这一年，是1974年，从雁北“病退”回城的田惠明在北京市汽车靠垫厂做起了“弯管工”。这个工种的工作是，每天推着三轮车，从库房拉一车管子到工地，然后用电锯把管子锯成一段一段的，再把管子弯成一定的形状。
“这个活最脏最累了，我们既是弯管工，又是装卸工。”田惠明说，“防护措施又差，一身油乎乎、脏兮兮的工作服，戴着副大眼镜，顶着个大草帽，锯管子时迸出来的火星子，直往脖子里钻。”田惠明拿出一张当年的老照片，20几岁的小伙子，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瘦削的老头，青春气息荡然无存。
在库房和工地之间，有一栋小白楼。在那里面上班的人，是脱离生产一线的领导层，不用穿沾满污渍的工作服。每天，田惠明推着破车，在库房和工地之间穿梭，靠着对小白楼的仰慕和向往，支撑着过日子。
“所以，那时候有一种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愿望，而高考给了我一个契机。”田惠明说，“我考大学，没有豪言壮语，什么‘铁肩担道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不是那样想的，就是太脏、太累、太艰苦了，想要改变现状。”
下乡背砖险些要了命
田惠明不是没吃过苦，但工厂里的制度性压抑，让他感觉反倒不如在乡下背砖时自在。尽管背砖这件事几乎要了他的命。
田惠明是北京三中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毛主席的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启动了中国1700万知识青年大迁徙。田惠明和其他17位来自北京的男女学生下乡到了山西大同杜庄。
而今，坐在中国新闻社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回想起下乡插队的岁月，田惠明感觉有点荒唐，有点悲伤，有点怀念。
他们下乡插队的村子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千千村。这里环境优美，著名的桑干河离村口仅有4公里。远处是五岳之一的恒山，夏日里一片绿，冬日里一层白。“当时我们正值十七八岁的年龄，置身于清新的大自然中，中学生浪漫的情调油然而生。”田惠明说，他们时常结伴到村外杨树林中散步，到桑干河畔玩耍、看山、看水。
为了多挣几个工分，田惠明和几个知青壮小伙自荐去了砖窑。“那是最苦最累的活，”田惠明说，夏天，他们只穿一条三角裤衩，背上披一条很糙的老羊皮，走进尚带一定温度的窑里，把热乎乎的青砖叠成垛，然后背出来。“背一天窑，浑身上下，除了牙是白的，全是黑的。”1
970年的一个早晨，田惠明没能按时赶去砖窑，他起不来了。在土炕上躺了七八天，高烧不退，一天比一天恍惚。生产队决定，趁着还能走动，赶快送回北京去。
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医生为他做了检查，并告诉他，已经出现败血症前兆了，若再晚几天，命恐怕都保不住了。田惠明听了有些后怕。
最后的诊断是骨髓炎，医生在他的左腿上开一道很长的口子，敲开骨头，吸出有炎症的骨髓。半年后，田惠明才能扶拐下床。又过了半年，才甩掉拐杖。
身体痊愈后，田惠明又回到了千千村。这一次，他干不了重活了，在乡村小学做起了民办教师。他的课为乡村的孩子们带来了清新之气。“那段日子，挺让人怀念的。”田惠明说。
1973年，刮起了回城风。“当时有两个理由可以回城，一是困退，一是病退，但政策控制得很严。”虽说真是有病在身，但办起一道道程序来，田惠明也觉得胆战心惊。他觉得，有时候办一件正当的事，也不得不走一走人情路线。他去医院开证明，递给医生一盒烟，医生没有要；他去雁北地委知青办主任王守德家里，拿了一条烟，被王主任拒绝了。归心似箭的知青被并不是坦途的回城路折磨着。
因为身体缘故，回城后的田惠明没能很快找到一份固定工作，在社会上游荡了一年，打零工。他在卷烟厂做过装卸工，在展览馆剧场门前看过自行车。1974年9月，田惠明进到了北京市汽车靠垫厂，成为一名“弯管工”。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在严苛的打卡制度下，他等待着新的希望。
抱着孩子上大学
对于在工厂做工的田惠明来说，上大学，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还在初中时，每逢周末，经过北京学院路，看见八大学院的大学生三三两两地骑着单车在白杨树底下经过，田惠明的心里就充满了羡慕。多年以后，那幕美景还萦绕在他脑海中。但是经历了乡下的摸爬滚打和工厂里的艰苦岁月，这个梦似乎离他越来越远了。
1977年11月的一个傍晚，劳累了一天的田惠明脱下工作服，随手捡起地上的一张报纸把衣服包好，夹在自行车后座上，蹬着车回家。当他再次展开那张沾着污渍的报纸时，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版面，整版的表格。仔细一看，竟是各个高校的招生信息。田惠明算了一下时间，距离高考仅剩下20天。
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刊登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可是当田惠明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消息已发布了近一个月了。
除了领导让他到小白楼上班，似乎没有别的什么消息能够让他疲惫而麻木的神经兴奋起来。这一次，他被“电”到了。
“那种兴奋，不是因为别的，只是为了改变现状，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田惠明说，“而且那个时候，知识不值钱，所以考还是不考，也需要下很大决心。”他担心，若是自己脱产学习，单凭妻子那点微薄的工资，该如何度日。但妻子很支持他，因为那也是她一直以来的梦。
20天，时间太紧迫了。田惠明赶紧从旧箱子里翻出初中时代的教科书，又从街坊邻居那里搜罗了一些。“那个时候，书少得可怜，只有教科书，没有参考书，也没有复习大纲。”田惠明说。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啃书本，在工厂的水泥上画几何图形。
1977年12月11日至13日，田惠明在全国570万热血青年的人流中走进了考场。考试分四科，数学、语文、政治、史地，满分400分。田惠明考了315分。当年录取分数线是260分。田惠明参加了体检，满心欢喜地等待录取通知书，但是没有等来。这一次冬季高考，录取新生27.5万人，录取比例仅为4.82%。田惠明莫名其妙地落榜了。
1978年夏天，再度走进考场的田惠明终被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7
8级新闻系录取。田惠明不敢想像，这个即便是在梦境中也已远去的校园，如今自己竟置身其中了。“人大分校在北京西四丰盛胡同，由一所中学改造而成。两排平房，一个小操场，一座四层教学楼。”他说，虽然已时隔20多年，但一闭上眼，就能浮现当年简陋校园的场景。
可是，他上大学的情景却与初中时在学院路上看到的那一幕大相径庭。在他的自行车横梁上，多了一个儿童板凳。此时的田惠明已经是一个父亲了。
“每天早晨6点多起床，把小女儿从睡梦中唤醒，洗好脸，穿好衣服，把女儿放在自行车前梁的小板凳上，后架子上夹上书包，一路紧蹬。先是穿街走巷，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再飞似地朝学校的方向骑去。”田惠明说，每当这时，他就会想起学院路上大学生在白杨树底下骑单车的情景。只是，他永远不可能和他们一样了。
考试的时候很紧张。田惠明记得，晚上天热，小破平房的家中没有电风扇。他就拿个小板凳坐在路灯底下复习功课，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拿着书本。“有时候孩子尿了，我也不知道，孩子睡了，我也不知道。”田惠明说，“我经常陷入枯燥无味的国际共运史、政治经济学中，出不来，搞不懂。”
在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新闻系78届的40名学生中，只有两个是有孩子的。“抱着孩子上大学”，令田惠明有一种隐隐的尴尬。每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田惠明都要把自行车前梁上的小板凳卸下来，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藏好，下课后再装上，去幼儿园接孩子。
大学四年，田惠明的三口之家，靠着妻子微薄的收入，他每个月19.5元的助学金，艰难度日。“苦是苦点，但心里很充实。”田惠明说。
踩着稿纸做到副总编
毕业后，田惠明被分配到中国新闻社工作。从经济新闻记者做起，一步一步做到了新闻部副主任、主任，中国新闻社总编助理、副总编辑。
在新闻这条路上，田惠明走得很顺畅，他说自己是踩着稿纸做上来的。“这十几年耽误的时间太多了，因此不管是上学，还是工作，都是加倍努力，想做到最好。”田惠明说。而下乡插队、社会游荡、工厂做工，这些不堪回首的人世沧桑，在他工作后则显示出一种深厚的人生积淀，转化为他笔端流露出的特殊气质，“在新闻业务这方面，上路很快”。
二十几年来，他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呐喊，为中国新闻事业改革鼓呼，目击长江世纪洪水，策划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报道，创办《中国新闻周刊》，编撰业务书籍，钻研新闻理论，也曾随中央领导出访欧亚数国。
田惠明说：“除了下乡、进工厂，我一生从事的都是新闻事业，虽然没做过什么轰动的大事，没写过什么有影响力的大文章，但我常想，我曾为报道中国改革拼力鼓呼过，我曾为树立中国形象尽心尽力过，回首往事，问心无愧，足矣。”
高考30年嬗变：扩招后的迷惘
30年来，人们试图完善和修改高考制度以便能选拔出更多人才，却由于未能从基本理念上进行突破而止步不前
本刊记者／李梓
曾经有一位美国专家问教育学专家储朝晖，中国现在的高考是一种公平竞争吗？储朝晖回答说：不公平。“但是，我们还没有更好的、能取代高考的选拔人才机制，高考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不坏的一种方式。”
上世纪80年代：离开乡村
1981年参加高考的储朝晖把1985年前后看作恢复高考后的一个分水岭，这与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不太一致，大部分学者把上世纪90年代的到来看作一个分水岭。
“在1985年之前，中国的考试制度能够直接把一些最贫穷的人才选拔出来，而在此之后，高考就逐渐变成了个人的社会身份和家庭财力的竞争。高考不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储朝晖说。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教育部对高考做的主要改革是从试卷和教材入手，引进了美国的试卷模式，以取代原来相对粗糙的出题方式。而在广大的中国，城镇正在变化成一个巨大的吸盘，吸收更多的社会资源，以促进城市的发展。原先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开设在偏远地带的学校、工厂，由于凸显出资源利用的不合理而逐步搬迁到城镇。一些地处乡村的中学逐步向城市搬迁，直到今天，所有的重点中学都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这种搬迁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乡村的儿童就学成本升高。而在1985年以后，一些农村家长宁愿花上数千甚至上万块钱，也要把孩子的户籍变成城镇户口，其中主要的动力就是中学和高考。一些重点中学招收城镇户籍学生和农业户籍学生的
分数线相差很大，大部分大中专也是这样，格局就像今天北京户籍学生考北大和山东户籍学生考北大的分数差异一样，而从1
985年批准的双轨制中，其中自费生的那条轨道只对城镇户口考生开放。
上世纪80年代所具有的另一个特征是非应届生数量众多，这是当时的电影和小说里的讴歌对象。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这种情况大为减少，一是因为自考和电大等辅助形式已经普及，不用花那么昂贵的代价去搏高考，另一个原因是对参加高考的非应届生的条件限制和歧视增重，而这一切都更不利于乡村青年接受教育。
上世纪90年代初：双轨与并轨
1996年的并轨让中国的大学教育成本骤然增加，今天，许多人都在批评教育产业化，批评猛涨的学费。并轨源于分轨。中国的大学录取名额，采用的是国家计划的形式，各大学在各地的录取名额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能够得到的总录取名额将决定其录取分数线的高低。这种差异，使得一些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的大专录取分数线比另一些地区的本科线还高。
鉴于名额的难得，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一些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机关开始以“委培”的名义，额外增加一些录取名额以为自己用，这些名额在以后的时期渐渐流转到社会，出现了“公费生”和“自费生”的区别，而大学为了获得更多的经费，也乐意开这个口，高考渐渐演变成了“双轨”制，一条腿在计划的路上走，一条腿在市场经济的路上走。双轨制运行之中，实际上又造成新的不公平，一些没有社会背景的考生，被有背景的考生从平价生挤压到高价生，“走后门”成了高考中的一大热流。
双轨与并轨，其实是中国全面走向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嬗变，并轨之后，免费的午餐没有了，大学学费从此只涨不跌，成了家长的阵痛。同时，上世纪90年代也成了考试经济空前发达的年代，在上世纪90年代，最热门的一个与教育有关的词汇叫做：应试教育。高考已经形成一条龙的流水线，你要想子女在高考中脱颖而出，你必须从小就上最好的幼儿园，这样才能上最好的小学、中学，请家教开小班，然后才有升学率的保证，一路上去，直到你考上最好的大学。
对这种流水生产的批判，使得教育部开始大提一个词汇：素质教育。
21世纪：个性化、扩招与迷惘
1999年，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高考由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演变成相对轻松的1：1对决，但随之到来的就业问题冲淡了人们对于高考变容易的喜悦。
同时，对于全国重点高校生源本地化的质疑声音也越来越大，比如复旦大学在几年间，上海生源所占据的比例已经从20%上升到40%，而生源本地化的根本原因是各地方政府在投资大学教育的时候，将投资规模与本地招生名额挂钩。这种现象使大学资源进一步向大城市靠拢。
21世纪成了高考改革的年代，各地方自主出题，3+x不断变化，看上去，高考政策似乎每一年都在变化。对高考的改革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教育部几乎每年都有一些新政策出台，但这些“术”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到“道”，高考的筐里还是那些鸡蛋，有的只是数量和分布的变化。
“考试制度的基本假定是，通过单一标准就能把人才选拔出来，但这与现实的人才实际情况不符，现实中人才是多样性的，社会对人的需要也是多样性的。高考改了很多次，但选拔人才的基本理念没有改革，只对局部进行了改革。”储朝晖说。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李宝臣曾经对中国历朝的人才选拔制度进行比较，从汉朝的“察举”、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直到隋唐开始的“科举”，乃至我们今天的高考，他认为每一种制度在最先建立的时候，都“力求建立一个汇集各种现实可能的技术能量而力求公平的筛选机制，以求把社会最底层的人才发掘出来”，这些制度在实行一段时期之后，就会慢慢为社会的强势集团所用，从而产生各种新的矛盾，然后慢慢地被更先进的方法所取代。
在今天，改革已经成了高考的主旋律，呼吁统一录取分数，或者改革高考单一录取标准的呼声时有耳闻，但正如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所说的那样，没有绝对的公平。
对于那些亲历了1977年高考的人们来说，废除高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轻率提法，他们更提倡从改进考试的内容和方式着眼，来改革这一制度。“对于一个曾经以千万人的青春为代价、狂热地废除过考试制度的社会来说，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考试制度，并不断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趋完善。”曾经的“老三届”、学者雷颐这样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