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杨尚昆家族：一门六革命，兄弟两英杰
胡锦涛：“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书写了为党和人民不懈奋斗的壮丽人生。”
邓小平：“他是革命的元老，他有资格担任国家主席这个职务。”
李鹏：“他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个饱经风霜、意志坚定的人。”
杨尚昆：云水襟怀，松柏气节
杨尚昆（1907－1998），号诚五，生于四川省潼南县双江镇（今属重庆）。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相信我的生平，中央会作出评价，我不必争这个高低。” ——杨尚昆
【经历】
革命启蒙——杨闇公是革命导师
靖国军攻打成都时，杨尚昆随家人避居重庆。1921年，他考入吴玉章任校长的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学校里进步的氛围使他的脑海中产生了蒙眬的救国思想。
这时，杨尚昆的四哥杨闇公和童庸生等人一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杨尚昆也参加了。他在读书会阅读的第一本书是《欧洲社会思想史》，初步接触到了共产主义学说。
1924年1月12日，杨闇公和吴玉章等20多人组建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创办了机关刊物《赤心评论》。杨闇公常向杨尚昆介绍进步书刊，引发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兴趣。
1925年夏天，杨尚昆毕业后回到重庆，为杨闇公的革命事业做一些刻钢板、发传单、分信件的工作。10月，他被吸收为中国共青团团员，翌年春，又在童庸生和张锡俦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共青团重庆地方委员会成立，杨闇公任组织部部长，他家便成了团组织的活动中心。杨尚昆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烽火情谊——彭德怀是救命恩人
1934年，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送走了原政委滕代，迎来了比他小9岁，刚从苏联留学回国，只有白区工作经验的新政委杨尚昆。两人互相欣赏，从此并肩作战，结下了一段深厚的友情。在那段烽火岁月中，彭德怀还曾救过杨尚昆的命。
那是红三军团在彭德怀的带领下，用自制的炸药攻破沙县后不久，红三军团奉命回师江西，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面对国民党的50万军队，掌握中央军委指挥权的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竟提出要“御敌于国门之外”，让红三军以简陋的武器和敌人的飞机大炮拼消耗，打阵地战。红三军团被迫在敌军主力和堡垒群中东拼西挡，伤亡很大。
广昌一役，李德不顾彭德怀的反对，下令红三军团固守在他督修的所谓永久性工事里。广昌地势平坦，敌人以飞机大炮轮番轰击，工事被毁，红三军团几乎全军覆没。
就在广昌阵地上，一架敌机向彭德怀和杨尚昆所在的地方俯冲投弹。杨尚昆一时没反应过来，好在彭德怀眼疾手快，一把将他推到坑道里，并牢牢掩护在自己身下，杨尚昆这才幸免于难。直到多年后，杨尚昆还常常向人提起：“彭老总还救过我呢！”
兴趣爱好——与毛泽东交换藏书
杨尚昆一生钟爱读书，藏书量极大。2007年，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向重庆图书馆捐赠了他生前的数万册藏书，其中的一套古装本《二十四史》，背后还有一段小故事。
杨尚昆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曾托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帮他找一套《二十四史》，还特意嘱咐道：“要最老、本子最大的。”
两个月后，田家英找到了。这套《二十四史》是最老版本的线装书，由一个四五米长、三米来高的大书柜装着。杨尚昆如获至宝，用卡车将其拖回了家，占了整整半边墙。
一天，毛泽东看到了这个书柜，爱不释手。他自己也有一个专门装《二十四史》的组合书柜，只是稍小些。他开玩笑说：“你的书柜比我的好，我们交换吧。”杨尚昆一口答应。
所以，这套捐赠给重庆图书馆的《二十四史》和装载它的这个由十五个小书柜组成的“七巧板”大书柜，实际上原属毛泽东所有。
改革工作——写信向李先念要钱
1979年1月19日，杨尚昆抵达广州，担负起了广东经济发展建设工作的重任。
面对广州长期缺煤、贫油、少电的情况，杨尚昆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开口向他要钱，问“能否给予五千万元贷款”。
李先念答复说：“尚昆同志，按照你的威望，按照你在广东的职务，我完全应该支持你。但是从现行的制度上，从实际力量上，我没有办法解决。”
中央不能解决，杨尚昆只能自己想办法。
当时，李嘉诚等六个财团组成的“新合成公司”拟在广州建宾馆，杨尚昆亲自出面洽谈，并成立羊城公司，还派专人出国考察。
不久，新中国大酒店、白天鹅宾馆、花园酒店等在广州纷纷拔地而起，不仅为招商引资和发展旅游事业创造了条件，而且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问题。
4月初，杨尚昆主持了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正式提出了试办出口加工区的想法，并申报中央。邓小平答复：“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吸引外商来投资，名称就叫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他还要求，“务必杀出一条血路来。”
4月23日，杨尚昆在广东省成立特区筹备组，接着又召开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提出把广州建设成“以轻工业为主，原料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科学文化、对外贸易和旅游事业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语录】
“这不是小事”
1988年4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六中全会上，杨尚昆正式当选为国家主席。
会场里响起热烈的掌声。许多人向杨尚昆祝贺道：“杨主席，祝贺您！”
杨尚昆笑着说：“不要称我主席，还是叫我尚昆同志！我觉得‘杨尚昆同志’比‘杨主席’听着顺耳啊！”
新当选的副委员长王汉斌说：“你当了国家主席，以后需要签字的事儿就多啦！”
杨尚昆笑着一指刚当选为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彭冲，诙谐地说：“干脆刻个图章放在他那里，我就省事多啦！”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时，一名记者对他说：“杨主席，请您今后一如既往地对我们的工作多加指导！”
“您怎么又叫我杨主席呢？我也希望你们像过去一样，称我‘尚昆同志’！”杨尚昆亲切地说。
记者说：“您是老领导人、老前辈，我们这些年轻人称您同志，心里总有点儿不好意思。”
“有啥子不好意思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倡在党内称同志，我们要带头响应号召。”杨尚昆郑重地说，“在我们党内提倡称同志而不称职务，是关系到党风的问题，也影响到社会风气。这不是小事！我们应当身体力行，在党内树立良好的风气！”
“还是尊重人家的习惯吧”
1991年10月，李鹏访伊三个月后，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抵达德黑兰，对伊朗进行了第二次外事访问。
与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会谈后，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提出要与杨尚昆见面。
哈梅内伊会见客人有个特殊的规矩——席地而坐。李鹏与他见面时为了表示尊重，就盘腿坐在地毯上，站起来时两腿都发麻了。
然而，杨尚昆已经84岁了。中国驻伊大使华黎民便建议他不予会见。
杨尚昆说：“还是尊重人家的习惯吧！试试看。”说完，便要钱其琛和华黎民搀扶着他“试坐”。可不要说坐，对于一位高龄老人而言，连蹲下都十分困难。
按照钱其琛的指示，华黎民找到伊朗总统府典礼局长，要求安排坐椅，可前后交涉了三次对方都没有同意。华黎民便说：“既然如此，这次就不见了。”这意味着，如此重要的会见就此取消。
典礼局长马上向伊朗外交部作了汇报，在外交部的干涉下，典礼局长对华黎民说：“可以考虑安排座位，但只有99%的可能性。”
华黎民回应：“如果出现了那1%的情况，主席最多握手、照相，就不坐下来谈了。”
会见当天，大厅内果然只有一块地毯。华黎民跟杨尚昆咬耳朵：“握个手照个相就完了。”
第二天，伊朗报纸登出了杨尚昆与哈梅内伊握手的照片，但是并没有两人坐下来交谈的画面，文字报道中更没有会谈的内容。这次会面成了外交史上一次特别的“三无”会见——没有会谈，没有记录，也没有座位。
“写林彪一定要实事求是”
1986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将三大战役拍成故事片，搬上银幕。中央军委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大决战》这部后来取得巨大成功的电影，自此正式启动。
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对此十分重视，多次召见剧本创作组的主创人员研究讨论，强调“剧本不好不拍”的原则。
作为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主要指挥员之一，林彪在戏中的分量可想而知。有人主张不写林彪，还有人主张把他写成反面人物。
杨尚昆对此作了重要表态：“剧中要有林彪！写林彪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他后来不好，就把这个人写成从头至尾都坏。”他的表态，对剧本真实反映林彪和三大战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作为曾经的战友，杨尚昆对林彪的感情可谓一言难尽。在《大决战》中扮演林彪的马绍信说：“杨尚昆在接见主要演员时，知道是我扮演林彪后，紧紧握住我的手抖了又抖，眼里充满了复杂的感情。”
“我已经三天没睡好觉”
1925年，杨尚昆离开家乡投身革命，没想到，这一走竟走了六十多年。直到1987年，为参加“三三一”惨案六十周年纪念会及杨闇公烈士陵园揭幕典礼，他才终于回到了故乡潼南。
下了车，杨尚昆说的第一句话是：“终于回到潼南了！我已经三天没睡好觉！”一句话就道出了他浓浓的思乡之情。
在当晚的文艺晚会上，川剧《两江情》落幕后，杨尚昆走上舞台，和演员们一一握手，高兴地称赞道：“演得好！谢谢你们！”然后又与大家合影。
当车行到杨尚昆的出生地双江镇时，他连忙下车，拱手抱拳向乡亲们问好。回到故居，他高兴地回忆着往事，可看到几间房屋空着，他又说：“房子空着太可惜了，应该让它为群众文化事业发挥作用，群众需要精神食粮。”
4月2日，杨尚昆挥笔写下“潼南奋进”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既表达了他对家乡成就的肯定，也寄托了他的殷切希望。
“不管怎样，要见见他”
1997年，邓小平逝世时，杨尚昆正在海南三亚度假，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立刻要求飞回北京。可专机有个零件出了问题，不能起飞。杨尚昆焦急地说：“今天不能飞就明天飞，你们今天必须把它修好！”
杨尚昆让秘书去了解邓小平遗体告别的时间，心里十分着急：“赶不上见小平同志最后一面了！不管怎样，要见见他！”
杨尚昆于2月21日飞回北京，还是错过了遗体告别，未能见上邓小平最后一面。他对儿子杨绍明说要给邓小平送个花圈，向卓琳表示慰问，还亲手写下了挽联。挽联上的字都是他先在报纸上反复练好了，才认真写上的。
邓小平的追悼会于2月25日召开，杨尚昆说“要选一套最庄重的衣服”参加，最后穿了一套西装。追悼会上，他站在最前面。致悼词的几个小时，要求全体起立，家人担心已90岁高龄的杨尚昆支持不住。警卫员被嘱咐“要好好保护首长”，但警卫员回来说，“首长根本不让保护”。
追悼会上，杨尚昆一直安静地站着，满脸悲痛，但并没有哭。
“这笔钱总算派上了用场”
1998年6月，杨尚昆被确诊患了白血病。
住院期间，他仍关注着国内外的大事，读报、看文件，看《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一样都不落下。随着病情的加重，报纸看不了，他就让工作人员读。
那年，两湖平原洪水泛滥，这引起了杨尚昆的高度关注。
疾病的折磨使杨尚昆日渐消瘦，原来的睡衣过于肥大，工作人员要给他换一件，他坚决不让，说：“现在南北闹灾，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要节约！你们替我把腰收收就行了。”
杨尚昆要求身边的每位工作人员都要给灾区人民捐款捐物。8月初，他得知灾区急需各种药品的消息后，让子女把他存在银行的两万元钱全部捐了出去。这笔钱是他和夫人李伯钊恢复工作后补发的部分工资。
杨尚昆感慨地说：“这笔钱存了二十多年了，今天总算派上了用场。”
【解密】
出生日期究竟是哪天
关于杨尚昆的出生日期，一说为1907年7月5日，一说为1907年5月25日。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写道：“出生的日子，原来模糊地记得是清朝光绪三十三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因此，后一种说法更为广泛。
可是2007年中央纪念杨尚昆诞辰一百周年时，提到的时间却是8月3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1991年，潼南县委副书记周勇曾四处寻找杨家的家谱，但没有找到。周勇不死心，又去寻访当地的老人，还发动各级干部在全县巡访，终于找到了八本《潼南杨氏族谱》，其中的六本刚好凑成一套。
族谱中写到：老五尚昆，号诚五，生于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六月二十五日吉时。
这个时间转换成公历计时，就是1907年8月3日。杨尚昆的生辰这才得以确定。
为何取名“尚昆”
杨尚昆在家中排行第五，因此号名诚五。
杨家是个大家族，以杨氏排行列号数班序，杨尚昆应为“尚”字辈，又取《晋书》中“犹桂林之一支，昆山之片玉”的“昆”字，故名尚昆，即“群玉中的佼佼者”的意思。
旧居“四知堂”如何得名
杨尚昆的旧居始建于清代同治中期，依山傍水，因门前百米一处溪流水急滩长而得名“长滩子大院”。
2006年，经中央批准，大院被正式命名为“杨尚昆同志旧居”。
旧居还有一个别称——“四知堂”。这是双江杨氏为纪念先祖杨震而特地命名的。
据传，杨震是东汉时期有名的清官，被誉为“关西孔子”。他做东郡太守时，曾有人半夜求见，赠以十金，并称“半夜无知者”。杨震拒不收受贿赂，怒斥来者：“天知、神知、子知、鬼知！何谓无知？”
双江杨氏后人深受杨震“遗清白于子孙，不亦厚乎”的清白家风的影响，便将所建居所称作“四知堂”。
毛泽东为何怒问“反对杨尚昆就算反对党吗”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民众提出批评建议。5月4日，中秘室开始整风运动，戚本禹、林克等人趁机贴出大字报，给中秘室负责人何载罗列了几个子虚乌有的罪名。中直党委、中办及中南海党总支对此表示反对，他们就喊出“踢开支部、总支、中直党委和中央办公厅闹革命”的口号。
刘少奇明确指出这种贴大字报的方法不妥。中直机关党委见刘少奇过问此事，经党委书记杨尚昆同意，向中秘室派出工作组，提出“问题严重，内部性质，批深批透，治病救人”的“十六字方针”，认为何载在工作上的错误可以批评教育，但不是敌我矛盾。
戚本禹等八人则坚持把何载定为右派分子，并将两种意见比喻成红黑旗帜，主张定右派的是举“红旗”，不同意的是举“黑旗”。
对此，杨尚昆认为“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他们对党不满，是向党进攻。林克、戚本禹都是反党分子，一定要严肃处理”。1958年3月，戚本禹等八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知道了这一情况，气愤地说：“想不到我身边也发生了‘八司马事件’！他们只不过对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要受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
返回北京后，毛泽东在5月3日召见了杨尚昆等中直党委干部和戚本禹、林克等人，听取两种不同的意见，批评中直机关党委和中南海党总支不该压制年轻人提批评意见。
如果这些干部当场承认错误，这件事也就过去了。但人事处长晓岚不服气，当面顶撞道：“他们攻击中直机关党委，反对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这还不算反党吗？”
毛泽东勃然大怒：“反对杨尚昆就算反对党吗？我看要成立调查组，查清后再处理。”
随后，中秘室80%的人受到错误处理，还有许多同志被牵连，直到1979年10月才得以平反。
为何“文革”中第一批被打倒
自1945年10月起，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这个岗位上耕耘了20年。他曾几次提出调换工作，但毛泽东一直不同意。
1965年11月5日，杨尚昆突然接到通知，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汪东兴接任中办主任。
11月8日，杨尚昆向汪东兴和中办副主任曾三、田家英、李质忠交代了工作。次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我在中办工作了20年，没有把工作做好，辜负了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期望，心情很沉重，也很惭愧。感谢毛主席和中央给了我这个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和改造的机会，今后我一定尽自己的努力，全心全意地把党分配的工作做好。在去广州之前，我很希望见见毛主席，得到主席的批评、指示。”
第二天，毛泽东接见了杨尚昆，对他说：“你在办公厅的工作做得不错，没有错误！你下去工作一段时期，锻炼锻炼！”
到广东后不久，杨尚昆又被降到肇庆任地委副书记，转任山西临汾地委副书记。1966年12月12日，他从山西被揪回北京，在工人体育场的12万人大会上，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同时被批斗，成为“文革”中第一批被打倒的当权派。
杨尚昆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找我谈话的那天，正是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日子，那篇文章实际上传达了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
对于被调职的原因，杨尚昆说：“毛泽东认为我是教条主义者，又和彭德怀的关系密切，如果不撤掉我，怕我成为绊脚石。所以，他首先拿我开刀。”
“录音事件”为何变成“窃听事件”
震惊中南海，让毛泽东震怒的所谓的“窃听事件”，最开始是这样的：
1961年春，毛泽东的专列停在长沙车站，一名通信兵在站台上见到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就模仿毛泽东的口音与她开玩笑，而他所说的内容，竟然是毛泽东在车厢内和张玉凤说过的话。
毛泽东调查后得知，杨尚昆根据政治局会议决议，要求罗瑞卿在车厢内安装窃听器，以便政治局成员及时了解毛泽东的指示并贯彻执行。
其实，对毛泽东的录音工作早在1958年11月就开始了。其目的是为了更加准确、完整地保存党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人在会议上的讲话等历史文献资料。毛泽东本人也认可这一做法，还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作出规定。然而，他十分反感未经过他允许的录音，曾两次公开批评这一行为。因此，“录音事件”让他大发雷霆。
1961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办机要室，并对各负责人做了相应处分。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
本来，这一问题也就到此结束了。不料在“文革”中，“四人帮”一伙儿又把“录音事件”炒得沸沸扬扬，并将其篡改为“窃听事件”，在杨尚昆的头上强加了一大罪状，还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干部。
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其中对“录音事件”的定性为：“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正式给“录音事件”扣上了“窃听”的帽子。
为何以手表报恩
“文革”期间，杨尚昆因“窃听事件”，被扣上了“特务”的帽子，送到监狱关押。由于屡遭批斗，又身陷囹圄，杨尚昆长期营养不良，患上低血糖，时常头晕目眩。他非常需要糖来补充营养。
铁窗外，一位长相憨厚的战士正在站岗。杨尚昆把自己的困难和要求向他低声诉说了一遍，战士默默听着，眼眶渐渐红了。
第二天上岗时，战士将一包糖悄悄送到了杨尚昆的手上。杨尚昆打开一本《毛主席语录》，在其中一页上匆匆写下战士的姓，田；翻过几页，再写下名字中的一个字，政；再翻过几页，又写下名字中的另个字，红。因为当时环境不允许，杨尚昆只记住了战士的名字叫田政红，没有将他的地址记下来。
田政红为“反革命”送糖的事暴露后，立即受到复员的处分，再也没露过面。
杨尚昆被“解放”后，向北京卫戍区寻求帮助，找到了田政红的详细资料。
田政红复员后回到农村，四处求人，才在铁矿上找了个烧锅炉的差事。他的妻子身体不好，又拉扯着孩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杨尚昆将田政红请到家中，向他表示真诚的谢意，并问他：“你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
“需要我办什么事吗？”
“不需要。”
杨尚昆望着这个憨厚的汉子，感慨不已。他从腕上取下手表，深情地说，“这块表不值什么钱，但跟了我多年，你留着作个纪念吧。”
田政红接过手表，热泪盈眶。
有何遗愿
杨尚昆患白血病住院期间，一直积极配合治疗，以91岁的高龄，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他说：“我的身体现在跟长江大堤一样，都很危险，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
杨尚昆对自己的病情十分坦然。每次医生检查完毕，他都要艰难地坐起来，向大家举手示意，表示感谢。对新来的医生和护士，他总要问问情况，忍着痛苦与他们拉家常、说笑话，缓解他们的紧张情绪。
为了恢复体力，身体感觉好些时，他便坚持在病房里散步，医生要求走八圈，他总是咬着牙多走两圈。
然而，病魔无情。极度虚弱的杨尚昆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1998年9月2日下午4时，他把家人召集到病床前，开了最后一个家庭会。接着，他向中央递交了一个报告，以表示自己的态度和遗愿：
“我在医院病床上开了家庭会议，人总是要死的，我叫他们不要太伤心，我现在很平静。在党内我也算是一个老同志，我相信我的生平中央会作出评价，我告诉他们不必争这个高低。关于我的后事，一是向中央表示要从简，今年遭了大灾更要从简；二是火化，火化以后送回我的老家潼南县，同杨公埋在一起。”
留下的特殊遗物是什么
杨尚昆过世后，留下了一件特殊的遗物——他的遗体火化后，家人在拾拣骨灰时，意外地在右腿部位拾得一块指甲大的弹片！
关于这块弹片的由来，得从60多年前，杨尚昆参加长征时说起。
1935年4月底，杨尚昆随部队进军到云南沾益县的白水镇，突然，七架敌机低飞而来，投下的炸弹一个个在杨尚昆身旁炸响。敌机飞走后，他站了起来，才发现右腿被炸伤了。
一个俘虏过来的军医给杨尚昆开了刀，取出两块弹片，但还有一块嵌进肌肉太深，当时没有足够的时间，更没有条件取出来，只好留在了腿里。
没想到，这一留就是整整63年。
【家族】
杨世绥：富甲一方的大盐商
杨世绥（？—1868），杨尚昆的曾祖父。出生于四川蓬溪县姬家坝（今潼南县新林乡）。开明地主，商人。
在杨尚昆的出生地双江镇，杨家是来自外省的移民。杨家远祖杨文秀，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相传是东汉太尉杨震的二十六世孙，南宋末年以进士授湖南永州府零陵县县令。宋亡后因不能归籍，他就在湖南辰溪县定居下来。
1696年，杨文秀的后裔，光字辈的堂兄弟三人，沿涪江北上，先后来到四川落户。其中，杨光基定居在蓬溪县涪江左岸的姬家坝，他的第四世孙杨世绥就是杨尚昆的曾祖父。
杨世绥为人精明，别人抢种熟地，他却雇人大量开垦荒地，凭借涪江水利和两岸适宜农耕的自然条件，变硗瘠为沃壤，若干年后，居然拥有土地五千多亩。他又结交官府，包揽了远销官盐的专利权，成了远近闻名的“杨三泰”大盐号的主人，从此显赫起来。
不久，杨世绥举家迁出姬家坝，在沿江右岸的双江镇大兴土木，营造宅第。
杨世绥一方面大量购买田地，另一方面大力进行“智力投资”，不惜重金送子女读书，七个儿子几乎都聘有家塾教师。同时，他又与文人学士、达官显贵联姻。
这些做法，不仅对杨氏家族进一步致富发迹和提高社会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把外界的新文化和新思想引进了当时较闭塞的双江镇。
杨宣永：支持子女献身革命
杨宣永（1868—1948），杨尚昆的父亲，号淮清，清同治七年出生于四川省潼南县双江镇（今属重庆）。曾捐了个“蓝翎候选巡检”的官衔。精通医术。
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杨氏家族逐渐分化出两派：一种继承了旧式家庭的衣钵，死守旧传统道德，在内部互相倾轧，争财夺利，沉醉于腐朽糜烂的寄生生活；另一种则受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影响，认清了旧社会的没落本质，要求“进新学、增知识、广见闻”，强烈追求光明的新生活。
杨尚昆的父亲杨宣永，便是后者的代表。
杨宣永开明进步，子女几乎全部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他还曾积极组织双江各界人士捐资抗战，为民族事业而奔波。
在双江镇的一次庙会上，杨宣永高呼“民族危亡，菩萨不能救国”，带头将关帝庙改为“抗日救国将士阵亡祠”，并亲手书写对联：“敌忾同仇集众思广忠义大中华不畏强暴，国家多故舍生命捣黄龙小日本何难征服。”
杨宣永精通中医，曾为刘伯承、吴玉章等革命人士免费诊病煎药。他还在双江老药房门前手书楹联一副：“两盏三杯酒幸助英雄抖擞精神殄倭寇，千方百病医学造名士洋洋奇术活人群。”
杨宣永深明大义。1927年，他的四子杨闇公壮烈牺牲，他在悲痛中写下祭文，其中的一句“睹尔之最后光荣样，知尔为国捐躯”，流露出他对儿子革命事业的理解与支持。他在双江的老家以及在成都、重庆租住的寓所，都曾作过地下党组织的工作联络站。
1948年，杨宣永在双江去世，享年80岁。由于生前深受乡亲们的爱戴，拥有很高的威望，他去世后，由32个老乡抬上山坡安葬。
杨闇公：头可断志不可夺
杨闇公（1898—1927），杨尚昆的四哥，原名尚述，号闇公，中共四川党组织主要创建者。1927年4月6日壮烈牺牲。
杨闇公短暂的一生，为革命赴汤蹈火，五次历险，万死不辞：
第一次，为讨伐袁世凯，18岁的杨闇公受命去上海秘密筹运军火，被巡捕察觉追捕。他穿弄堂、越屋顶、数变发型，终于脱险；
第二次，杨闇公在江苏教导团奉令策动江阴炮台官兵起义时，因计划被泄密而遭北洋军阀围捕，他机警脱险；
第三次，在日本求学期间，杨闇公参与组织的“留日同学读书会”因阅读了马列著作，被日本反动当局强行解散。杨闇公不服，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反遭日本当局拘留；
第四次，在日本为声援国内“五四”运动，杨闇公组织和参与了在中国驻日公使馆前举行的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因此遭到日本反动当局的军警镇压，他因营救受伤同学与军警搏斗而被捕，被判刑8个月；
第五次，1927年，为声援“南京惨案”，在杨闇公领导下的重庆地委在打抢坝召开了群众声讨大会，蒋介石勾结反动军阀对大会进行了血腥镇压。这便是“三三一”血案。
“三三一”前一天，反动当局曾捎信给杨闇公，说“明天大会将对你不利，若不去赴会，军座（刘湘）定有好音”。杨闇公对此嗤之以鼻：“哼！真是可笑，我杨闇公岂是恫吓得了的么？还是叫他们听我们的好音吧！”
“三三一”惨案发生后，同志们都劝他暂避一时，杨闇公声泪俱下地说：“敌人如此残暴，我岂能还顾个人的安危啊！”不久，在敌人的严密搜查下，他不幸被捕。
被捕后，有个反动警官对他说：“不要再干你的共产党了，跟着我们才有命。”
杨闇公愤慨道：“反动军阀全是一伙凶恶的强盗！无耻的卖国贼！屠杀工农的刽子手！你跟着他们作恶才没有命！”
敌人又威胁说：“难道你就不怕死么？”
杨闇公泰然答道：“只有你们才怕死！也必然死无葬身之地！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丝毫不能动摇我的信仰。头可断志不可夺！”
面对敌人的毒打，杨闇公大义凛然，痛斥军阀；敌人割下他的舌头，他依旧毫不畏惧；敌人砍去他的双手，他以目怒视敌人；敌人又剜掉他的双目……受尽各种酷刑，他依旧毫不畏惧，最后身中数枪英勇牺牲，年仅29岁。
李伯钊：红色戏剧的拓荒者
李伯钊（1909—1985），杨尚昆的夫人。原名李承萱，出生于重庆大梁子。戏剧家。1929年与杨尚昆结婚，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顾问，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歌剧《长征》、话剧《北上》等。
1921年，李伯钊考入了四川省立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在张闻天、杨闇公、肖楚女的影响下，开始投入反帝爱国宣传活动。
1926年冬，党组织派她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开始戏剧创作、演出。在此期间，李伯钊结识了杨尚昆，共同的革命理想很快就将两人的关系拉近了。1929年，他们在莫斯科结婚，并于1931年春回国，在上海从事秘密的工运工作。
1934年10月，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时，为避免敌人的袭击，部队决定过草地。李伯钊不仅要完成艰险的行军任务，还要为战士们唱歌打气。别人每天行军60里，她得走120里，她因此被称为“五万里的长征战士”。
1935年秋，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李伯钊调去红四方面军协助筹办文艺训练班。谁知她和宣传员们刚到总政的驻地阿西，突然来了一个连的人把他们扣留下来，李伯钊又被裹挟着回过头去，过了第二次草地。
不久，李伯钊带着工农剧社执行任务，途中遇到红二方面军中很早就熟识的任弼时、贺龙及关向应等同志，便希望调过去帮助培训宣传员。于是，她又第三次过草地。
草地本就人烟稀少，经过国民党的多番洗劫和红军的几次征粮后，当红二方面军进入草地时，已经完全断粮了！部队唯有靠挖野菜充饥。有的野菜有毒，李伯钊就带着宣传队采集野菜样品，四处向战士们宣传如何分辨。在如此艰难的状况下，他们还不时遭到敌袭。
有一天，李伯钊和一些战士在各处挖野菜，突然发现两三百名国民党骑兵向他们冲来。
李伯钊急中生智，对身边的一个小号兵说：“快吹冲锋号！”那小号兵忙举起号来，却一时慌乱，吹起了调兵号。没想到，随着他的号声，四面八方竟都响起了调兵号。敌人不知真相，生怕被围，掉头逃走了。
长征留给李伯钊的印象太深。她想把这悲壮的行程用歌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上世纪50年代初，歌剧《长征》轰动中国舞台。
这是第一次以艺术形式在文艺舞台上塑造毛泽东的光辉形象，是新中国戏剧创作中第一次意义非凡的勇敢尝试。
毛泽东捎信给李伯钊，谈到不要太扩大他个人的作用。于是，李伯钊准备将《长征》剧本进行修改。但还没动笔，“文革”开始了。
由于杨尚昆被打倒，李伯钊也受到牵连，被停职审查。在长期的幽禁中，她患了脑血栓，身体致残，但始终没有放弃修改《长征》的心愿。
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被幽禁在山西临汾的李伯钊看到了希望，她不顾身残多病，毅然握笔开始修改《长征》。由于没有底本和资料，这实际上是一次再创作。她说：“长征在我脑子里，革命印在我心上，稿子被抄丢了，我有条件再写。”
杨绍明：父亲是启蒙老师
杨绍明（1942—），杨尚昆次子。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新华社摄影记者。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会长、当代摄影学会主席。中国摄影界首次获得“荷赛”奖项的摄影家。
1954年的一天，杨尚昆突然拿着一个相机对杨绍明说：“我来教你照相吧。”12岁的杨绍明好奇地接过相机。没想到，这相机一拿起，他就再也没放下，成了他一生的事业。
杨绍明一开始学照相就是拍人物，先拍自己的父母，然后就拍住在中南海的领导人。虽说杨尚昆是他的启蒙老师，但毕竟工作繁忙。当时，中南海有个摄影科，都是新华社摄影部中央组的记者，杨绍明有空就向他们请教，摄影水平提高得很快。
不久，新华社到杨绍明就读的北京四中招摄影记者。杨绍明很想报名，但杨尚昆却说：“你现在还小，文化基础还没打好。你看李讷（毛泽东的女儿）上了北大历史系，你也要考进去。一定要到大学里接受高等教育，摄影将来再学也不晚。”
后来，杨绍明真的考入北大历史系。可紧接着，“文革”开始了。江青、康生带领“文革小组”到北大动员学生造反。康生挑拨说：“中央刚刚打倒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杨’就是你们同学杨绍明的爸爸杨尚昆……”此话一出，站在台下的杨绍明顿时就被学生们包围起来……
1968年，杨绍明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被送到驻张家口部队的农场种稻子，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尚昆恢复工作，他才得以平反，成为新华社广东分社的一名摄影记者，终于圆了当年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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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子女
长子杨绍军，曾任国防科工委某研究所所长。己故。
次子杨绍明，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会长、当代摄影学会主席。
三女杨李，总参谋部高级军官，中国友联会长助理。
女婿王小朝，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党组成员、董事、副总经理。
（编撰整理/纸鸢资料来源：《炎黄春秋》、《湘潮》、《人物》、《杨尚昆回忆录》、《红岩春秋》、《初读杨尚昆日记》等）
（责任编辑/施玉环）
此文刊发于《今古传奇》单月号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