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视频 柴静新书《看见》：一个记者的十年记录，采访之间的生命
2000年时的柴静
“你疼吗？真的很疼吗？真的真的很疼吗？”底下哄笑，都认同是对我的漫画像。
陈虻开口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么？”
我二十三四岁，不知天高地厚得很：“如果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了。”
“我说的是家喻户晓式的成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他都气笑了：“你再说一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柴静全家合影
“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他开了口。
“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
他在烟雾里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你来吧。”
第一期节目就是惨败。陈虻在会上公开批评我。
年底晚会上，同事模仿我，披条披肩，穿着高跟鞋和裹腿小裙子，两条腿纠结在一起坐着，把垂在眼睛上的头发用手一拨，摸着男生的手，细声细气地采访：“你疼吗？真的很疼吗？真的真的很疼吗？”底下哄笑，都认同是对我的漫画像。
后来，史努比（同事）跟我说过，看我当时真是吃力，天天采访前挨个打四十分钟电话，每次采访都在本子上写一百多个问题。化妆的时候还斜着眼继续写，化妆师一边抖抖地画眼线，一边叹气：“我看人家别的主持人这时候拿本金庸的书来看，你怎么这么紧张？”到录的时候，我就照着本子上的问题往下问，听不见对方说话，只想着自己的下一个问题。
绳子越缠越紧。
大老杨是摄像，录完节目大雪里送我回家，他说姑娘你可得加把油啊，领导说扶不起来就不扶了。
当时“时空连线”首次使用连线的方式让三方嘉宾评论同一新闻事件，试图创造争论和交锋的空间。这个技术刚开始试，还没办法在演播室里实现三方在屏幕上同时出现，只能用电话采访，摄像在现场拍下他们说话的镜头，回来合成画面。在演播室里我盯着空荡荡的屏幕方向，只能在耳机里听到三位嘉宾的声音。
“往这儿看。”摄像引导我往黑暗里望，做出与三个嘉宾交流的眼神，“要有交流感。”我只好每个问题都配合点眼神儿，身体也跟着拧，装作在跟谁交流，营造一种气氛。光拧这个身子就能把我弄个半死。
摄像“咂”一声：“你眼里没有人。”
我不服气：“是，那些嘉宾的人影都是后期加上的，我根本看不见他们。”
“不是这意思。”对方摇摇头，没再说下去。
慢慢的，我已经不会写东西了，拿张纸对着，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再过一阵子，我连话都不会说了。在餐厅遇到“新闻调查”的张洁，他说他理解这感觉，说他拍过一个片子，白血病人晚期的治疗要把身上的血全抽出来，再换成新的。我血已流光，龇出一个纸一样苍白的假笑看着他。
央视南院食堂，每天集体吃饭时电视上正重播“时空连线”，陈虻吃完饭给我打个电话：“人家说，这人还是陈虻招的？你可别让我丢人。”说完把电话挂了。
他骂人的这个劲儿，史努比说过，让人轻生的心都有——因为他骂的都是对的。
“你关心的都是自己，你得忘掉自己。”他说。
我决定自己做策划和编辑，找找那个抽象的欲望是什么玩意儿。
我每天上午报三个选题，下午联系，晚上录演播室，凌晨剪辑送审。
就这么熬着，有个大冬天凌晨两点，人都走光了，没人帮机，我自己不会，盯着编辑机，心想，我不干了，天一亮我就跟陈虻打电话，去他的，爱谁谁。我在桌边坐着，恶狠狠地一直等到七点。电话通了，陈虻开口就问：“今天是不是能交片了？”
我鬼使神差地说：“能。”
我抱着带子去另一个机房，编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大衣锁在机房了，穿着毛衣一路走到电视台东门。我是临时工，没有进台证，好心的导播下楼来，从东门口的栅栏缝里把带子接过去。回到家电梯没了，爬上十八楼，刚扑到床上，导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要换，我拖着当时受伤的左脚，一级一挪，再爬下去。
大清早已经有人在街上了，两个小青年，惊喜地指着我，我以为是认出了我。
“瘸子。”他们笑。
浅青色的黎明，风把天刮净了，几颗小银星星，弯刀一样的月亮，斜钉在天上。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节目这么播了一期又一期，常被转载，也拿到一些奖，过得宽松点儿了。但我说不上来自己的感觉。默多克说，新闻人就是要去人多的地方。但我心里知道我不爱扎堆。
背后就是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身体不受控制，脚往后缩，想掉头就走。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七日，到“新闻调查”的第一天，晚上大概九点，我给制片人张洁打了一个电话：“我来报到。”
张洁说：“我们正在开关于非典的会。”
我说：“我想做。”
当天晚上开会还在说要采访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但谁也联系不上。大家说，那就去医院吧。那时候都没防护意识，也没有防护服，办公室姚大姐心疼我们，一人给买了一件夹克，滑溜溜的，大概觉得这样病毒沾不上。
去跟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人缠：“让我们进去吧。”
所有机器都不能带。
“那让我进去，我可以消毒。”我说，“给我别一个麦克，别在衣服里面。”
我们跟着一位流行病学调查员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胸科医院，穿了他们的防护服。病区不在楼里，是一排平房。玻璃门紧闭，没人来开。调查员走在我前面，手按在门上，用了下劲，很慢地推开，留了一个侧身进去的缝。后来主编草姐姐说，进门之前，我回头向同事招招手，笑了一下，她在编辑台上一遍遍放慢看过，但我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门推开的那一刻，我只记得眼前一黑。背阳的过道很长，像学校的教室长廊，那一凉，像是身子忽然浸在水里。过道里有很多扇窗子，全开着，没有消毒灯，闻不到过氧乙酸的味道，甚至闻不到来苏水的味儿——看上去开窗通风是唯一的消毒手段。
一进门就是病床的床尾，一个老人躺在床上，看上去发着高烧，脸上烧得发亮，脖子肿得很粗，脸上的肉都堆了起来，眼睛下面有深紫色的半月形，呼吸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水声。
我离他一米多远，想屏住，却在面罩后面急促地呼吸起来。口罩深深地一起一伏，贴在我的鼻子上，快吸不上气来。背后就是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身体不受控制，脚往后缩，想掉头就走。
到七二一医院的时候，我看到医生护士冲过来，飞奔着跑向卫生院的消毒车。一个四十多岁、戴金丝眼镜的男医生拍着车前盖，泪流满面：“政府去哪儿了呀？怎么没人管我们了呀？”
去消毒的是海淀区卫生院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他把手放在这个医生肩膀上，拍了拍：“拿桶水来。”小伙子把过氧乙酸沿着塑料桶沿慢慢倒进水里，打开背上的喷雾器，齿轮低声闷响，转动，他说：“让开一下。”喷嘴处无色的水破碎成细小的雾滴，被气流吹向远处。
“以后就这样用。”他说。旁边的人点点头，镇静下来。
但是重症病房他只能一个人去，我们的镜头也不能再跟。
我给他提了一下淡黄色的乳胶手套，往袖子上箍一箍——他的手套太小了，老滑下来露出一小段腕子。他看着我。我们不知道对方叫什么，都穿着防护服，只能看到对方的眼睛。
他说：“五一后才是高峰，小心。”
“嗯。”
他孤零零，背着喷雾器拐过一个弯，不见了。
五一前，能走的人都走了，因为传说北京要封城。还有人说，晚上飞机要洒消毒液。北京像一个大锅，就要盖上了。人们开始抢购食物。
好像“轰”一声，什么都塌了，工作停了，学校停了，商店关了，娱乐业关了，整个日常生活被连底抽掉。
我们只能守在急救中心，跟着他们转运病人。到哪儿去，运到哪儿，都不知道。
二十二号，突然通知有临时转运任务，开出两辆急救车。长安街上空空荡荡，交警也没有，司机周师傅开金杯面包车载着我们，跟在急救车后面开了个痛快。那年天热得晚，来得快，路上迎春花像是憋疯了，纯金的枝子胡乱抽打着往外长，衬着灰扑扑的荒街。老金杯在长安街上开到一百二十码，窗开着，外头没人，风野蛮地拍在脸上。我原来以为这一辈子，就是每天想着怎么把一个问题问好，把衣服穿对，每天走过熟悉又局促的街道，就这么到死，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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