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纪念毛主席逝世三十六周年暨“秋收起义”八十五周年
“雄伟的井冈山，革命战旗红。开天辟地头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从无到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主席，伟大的毛主席。”
一曲《人民军队忠于党》的雄壮战歌，不仅唱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所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而且还更唱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样也离不开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毛主席所亲手缔造的人民子弟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在井冈山、在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所亲手创建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和由其发展而成的中国工农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不同于古今中外任何一支军队，就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无产阶级根本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党指挥枪的这条根本原则以及为人类求解放而实现共产主义的这个根本奋斗方向和根本任务。而所有这些，早在创建之初，毛主席就将其深深地根植于了这支军队之中，从而成为了这支军队的灵魂。所以，从工农革命军到工农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最后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诞生至今，尽管这支军队几易其名，但是由于这支军队的无产阶级的根本性质没有变，由于这支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没有变，由于这支军队的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没有变，由于这支军队的为人类求解放而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奋斗方向和根本任务没有变。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才会是永远忠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军队，才会是永远的人民子弟兵。
到今年的九月九日，毛主席离开他所热爱的中国人民已经整整三十六年了。三十多年来，中国也已经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特别是随着对毛泽东思想的虚化和毛泽东个人的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近年来，又有人以对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重新进行研究和个人历史揭秘的名义，试图篡改中国共产党的党史，试图篡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试图篡改中国人民革命的光荣历史，从而想以此来达到彻底改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本性质的目的。
今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八十五周年，而恰逢中国好似又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所以自今年春天开始，国内的一些媒体和互联网上就以打着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五周年的幌子而关于军队国家化的叫嚣，便再次甚嚣尘上起来。为此，党和军队的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党报和军报也纷纷刊登文章，以回击这些关于军队国家化的猖狂叫嚣。因而，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为了重申和强调人民军队的性质，《人民军队忠于党》的雄壮歌声，再次响彻在了神州大地的上空。
《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歌，曲调雄壮有力，催人奋进。歌词虽然只有简短的四段，但却不仅唱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本性质和根本任务，而且也更唱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无到有、转危为安和成长壮大的发展历程，唱出了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前进历程，唱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忠于党、永远忠于人民、永远听党指挥、永远继续革命和坚决实现共产主义的决心。所以尽管几十年过去了，但是只要听到这非常熟悉的旋律，立刻便产生了像列宁所说的“凭着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那样的感觉，似乎再次看到了当年毛泽东麾下的那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因此每当耳边响起《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歌雄壮的旋律的时候，都不免心潮澎湃。然而听过几次之后，却又不免心生疑惑，《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歌曲调虽然依旧，但歌词却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
《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歌的原歌词开篇便是“雄伟的井冈山，革命战旗红”。而如今这两句歌词却改为了是“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而后这首歌的第二段、第三段和第四段的歌词中，分别由原歌词的“红日照遵义，长征排万难”、“坚持持久战，打败侵略者。南征北战求解放，建立人民新中国”和“继续革命握紧枪，人民军队忠于党”，改动成了目前所唱的“两万五千里，万水千山”、“抗战八年整，打败侵略者。解放战争得胜利，建立人民新中国”和“保卫祖国做栋梁，人民军队忠于党”这样。粗略一看，改动后《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歌的歌词，似乎还保留了原歌词的大致轮廓。然而仔细想来，改动后的歌词与原歌词已经有了根本性的不同。如果说原歌词涵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宗旨和创立、成长、壮大的过程，涵盖了中国革命的历程。那么改动后的歌词也恰好概括了三十年来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泽东以及篡改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历史的大致经过。如第一段歌词中的“雄伟的井冈山，革命战旗红”到“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这样的改变，表面上看是在淡化毛泽东缔造了人民军队的这一伟大历史功绩，而实际上却是为了悄然地改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所把持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把每年的八月一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成立纪念日。随着中国工农红军成长壮大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月一日也就顺延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规定，以“八·一”这两个汉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组织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秋收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彻底与国民党划清界限，第一次旗帜鲜明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并组织工农革命军以武装反抗国民党残暴统治的一次起义。尽管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前进方向，然而由于敌强我弱，起义开始后便很快受挫。在危急关头，毛泽东决定避开强大的敌人，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继续开展武装斗争。此举不仅是为了保存革命火种，而且更是为了壮大革命力量。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经过了“三湾改编”后的号称是工农革命军的“秋收起义”的队伍，正式打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帜，挺进到了井冈山地区并很快在那里扎下了根，又先后建立起了宁冈、永新、茶陵和遂川等县一级的党组织和莲花特别支部等一大批党的基层组织和工农兵政府。从此，井冈山地区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武装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
从向井冈山进军途中的“三湾改编”到坚持井冈山斗争时期又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初期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毛泽东确立并完善了人民军队的一系列建军原则，确立了“党指挥枪”的这个根本原则和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根本宗旨，建立并牢固了“支部建在连上”和“成立士兵委员会”等一系列根本制度，采取了“官兵平等”和实行民主管理等一系列根本措施，并把“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确定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工作”。从工农革命军到工农红军，从工农红军到八路军和新四军，从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是一支战斗队，也是一支工作队和生产队，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从“三湾改编”和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那天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注定了应该是一支永远听党指挥的军队，应该是一支永远属于人民的军队，应该是一支永远继续革命的军队。
把八月一日与井冈山联系起来的，是由于朱德和陈毅、王尔琢所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后来也来到了井冈山。
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相继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开始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之后，中国共产党决定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反击蒋介石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澎湃、李立三、叶挺和朱德等人率领叶挺所部并策动了贺龙等部发动了“南昌起义”。但是，尽管“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打响的武装反抗国民党残酷屠杀的第一枪，然而“南昌起义”却不仅是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进行的，而且起义之后，起义部队仍然以贺龙为代总指挥的名义借用了国名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旗号。
“南昌起义”之后，由于找不到继续革命的正确方向，所以起义部队在蒋介石的国民党右派军队的围追堵截之下，主力很快便陷于了失败。而留在三河坝阻击追兵以掩护主力部队的八百余人在朱德和陈毅、王尔琢等人的带领下，先是辗转于湖南、江西和广东三省的交界处。后来朱德化名王楷，将这支编成一个团，混匿于朱德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的范石生的部队之中。
一九二八年年初，蒋介石发现了朱德所部的行踪，下令范石生解决朱德所部。只是由于范石生念及老同学的情谊，于是这才放走了朱德及其所部。
离开范石生的第十六军之后，朱德和陈毅、王尔琢等人又带领这支部队也打着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号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一日参加了“湘南暴动”。暴动发起之后，由于执行了一条极为幼稚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所以使暴动很快便陷于了失败。一九二八年四月，在毛泽东所率领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策动下，朱德所部和“湘南暴动”时组建起来的宜章农民军一同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所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汇合在一起，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的确，“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中华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人民的子弟兵。但是，这支子弟兵却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到雄伟的井冈山这一革命征途中开始亲手缔造的，与“八·一军旗”红不红扯不上任何的关系。南昌起义的余部以及后来的彭德怀所领导的“平江起义”部队能够成为战无不胜的人民子弟兵，完全是得益于他们后来也上了井冈山并接受了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和建军原则。
一九三0年二月，借毛泽东和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远征江西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之机，坚持左倾错误的留守井冈山地区坚持斗争的一些领导同志错误地杀害了身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袁文才和王佐。袁文才和王佐被错误地杀害之后，坚持井冈山斗争的其他军民人心离散，最终造成了坚持了两年多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彻底失守。
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三0年二月，在坚持井冈山斗争期间，八月一日既没有被定为工农革命军或是工农红军的建军节或是成立纪念日，“八一”两个字也没有成为工农革命军或是工农红军军旗的主要标志。然而飘扬在井冈山崇山峻岭间的一面面红色的革命战旗，虽然没有精美的图案、甚至没有任何的装饰和标志，但是红色的革命战旗却象征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所有指战员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一片赤诚，象征了工农红军顽强的战斗精神和不屈的战斗意志。再次回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过程和人民军队的建立与成长、壮大的历史才发现，从“革命战旗红”到“八·一军旗红”这三字之改不仅大有深意，而且还更为精妙，妙就妙在它与“集体智慧的结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近几年来，国内不仅再次出现了一股矮化、丑化和妖魔化毛泽东的妖风，而且还更是把矮化、丑化和妖魔化毛泽东的行为具体到了“朱德军政双优，教毛泽东打仗并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战”、“如果没有朱德，毛泽东有可能变成土匪”和“朱德最早总结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略的“十六字诀”。而后来毛泽东却利用其权力和影响，无耻地将其据为了己有等这样的细节上。
朱德早年就读并毕业于云南陆军武堂，而更在此期间加入了同盟会与参与了辛亥革命光复云南的“九·九起义”。辛亥革命之后，朱德曾任滇军的旅长和云南陆军宪兵司令、云南警务处处长等高官。后来为追求共产主义真理，朱德放弃了高官厚禄先到上海寻找中国共产党并又到德国留学，并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在德国柏林经张申府和周恩来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再后来朱德又到苏联的秘密培训班学习军事，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和八路军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具有卓越的军事造诣并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巨大的历史功勋，建国后又荣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之首等，这确是不争的事实。也正是由于拥有参与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和曾任军阀部队的高官与留法、留德以及留苏等这样令人艳羡的资历，所以后来朱德在天心圩站出来振臂一呼，才得到了虽然并非其曾经统领过但却有着中国人浓厚的崇尚权威与资历这种传统的八百多“南昌起义”余部的群起响应与拥戴。然而如果因此就说朱德能教毛泽东打仗并最早提出了游击战略的“十六字诀”和抗日持久战略等，那可就未免太过于荒唐了。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朱德和陈毅、王尔琢等人带领南昌起义的余部八百多人和“湘南暴动”期间由湖南宜章县农民所组成的宜章农民军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所部会师，并与毛泽东所率领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共同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组建起来之后，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并兼任由南昌起义余部所编成的第二十八团团长。
朱德所部与毛泽东所部会师并组成红四军之后，其所带上井冈山的南昌起义余部编成了第二十八团，宜章农民军编成为第二十九团。毛泽东所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编为第三十一团，原井冈山地区的袁文才和王佐所部编为第三十二团。然而两军虽然汇合在一处并共同编为了一个军，但却未能真正地实现领导与指挥的有效统一。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就在江西敌军准备大规模围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却携带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两封指示信来到井冈山，命令红四军向湖南进军。针对当时敌强我弱和其他的一些实际情况，毛泽东坚决拒绝了湖南省委的错误指示。然而朱德和陈毅等却拒不听从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认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无法坚守，于是便带领着由他们所带领上井冈山的部队所组成的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两团跟从杜修经下了井冈山向湖南进军。然而在朱德率领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两团下了井冈山之后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不仅没有获得相应的战果，反而还竟然发生了第二十八团二营哗变并且杀害了前来制止哗变的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的严重事件。而第二十九团的损失则更为惨重，全团哗变而只有团党代表龚楚领着肖克所部的二百余人跟了回来。就在由于军心严重涣散而且又处在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之下而部队陷入绝境的时候，毛泽东亲率第三十二团下井冈山来到湖南进行接应，再次将朱德及其所部引领上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就在毛泽东亲率第三十二团下山接应朱德以及所部的时候，留下来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十一团也在朱云卿与何挺颖的指挥下，打了一个漂亮的黄洋界保卫战，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次大规模的围攻。朱德听任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分子的瞎指挥并放任部队搞极端民主而却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亲率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两团向湖南出击却遭到了失败的这次行动，党史和军史上将其称之为是“八月失败”。
在朱德和毛泽东两部会和之后，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朱德和毛泽东两人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红军以及革命根据地如何发展壮大的分歧也开始显现出来。朱德不仅不赞同毛泽东为红军所确立的“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唯一能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的“三大工作”，而且还更不认同毛泽东所竭力坚持的党指挥枪和实行在党的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等根本原则，而却主张在部队中实行不要党的领导的极端民主。“八月失败”事件中，第二十九团的哗变和第二十八团的受挫，实际上不仅有坚决执行湖南省委错误的左倾路线的因素，而且更有朱德和陈毅放任部队搞不要党的领导的极端民主这一重要原因。然而“八月失败”的惨痛教训，却并没有为朱德和陈毅所领受。特别是后来他俩的四川老乡刘安恭的到来以及对朱德和陈毅的明确支持并强力反对毛泽东，则更是加剧了朱德和陈毅与毛泽东之间关于红军和根据地如何建设发展上的矛盾。所以，仅就这一阶段的党史和军史，就足可以轻松地戳破“朱德教毛泽东打仗”的这个都无耻到了极端程度的谎言。
“秋收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与“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齐名的三次著名的武装起义之一。这三次武装起义，就其当时的影响和对国内的震动来说，“秋收起义”可能不如之前的“南昌起义”和之后的“广州起义”。然而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对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对中国革命说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又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所无法比拟的。
“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不仅将“秋收起义”的队伍打造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第一支人民的子弟兵并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而且还更是创造性地开辟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秋收起义”的成功，是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和中国革命必须针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果。而“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失败，完全是精英路线和单纯的军事观点以及左倾盲动路线下的“城市中心论”的必然。所以，只有毛泽东所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和紧紧依靠群众的这条正确的革命路线，才是中国革命通往胜利的必由之路。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略的“十六字诀”能否是朱德最早所总结出来的？就朱德的个人履历来说，首创游击战略的“十六字诀”，似乎还有这样的能力。然而如果回顾朱德全部的革命生涯，却又绝不可能。
朱德能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以及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能够为中国革命立下不朽的功勋，既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蕴含着一定的历史的偶然性。
一九二二年三月，被朱德和顾品珍等驱逐出了云南的前云南都督唐继尧借滇军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出师北伐之机，卷土重来打回昆明，并对驱逐过他的朱德等人全部明令通缉。无奈之下，朱德只得逃离了昆明。在逃离了昆明之后，朱德先是来到重庆，在拒绝了刘湘和杨森开出的高官厚禄的诱惑之后，朱德来到了上海开始寻找共产党。初到上海时，由于一时找不到共产党，朱德去拜访了孙中山。对于朱德这位名震川滇的名将的到来，孙中山欣喜若狂，以十万元巨款相许，要朱德组织桂军和滇军去打陈炯明。然而由于朱德极为反感孙中山的这种利用一派军阀去打另一派军阀的做法，于是便直言拒绝了孙中山。在拒绝了孙中山之后，费尽周折，朱德终于结识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然而对于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陈独秀却婉言拒绝了，只是送给了朱德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被陈独秀拒绝之后，为了继续追求共产主义真理，朱德与好友孙炳文一同来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欧洲。在法国巴黎，朱德和孙炳文得知已经组织起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张申府和周恩来等人当时正住在德国柏林的消息，于是便马上到柏林找到了张申府和周恩来等。后经周恩来和张申府二人的介绍，朱德与孙炳文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九月，受党组织委派，朱德又到苏联接受了长达近十个月时间的秘密军事工作培训。一九二六年七月，朱德回国参加了北伐战争。
从苏联回国之后，朱德先是策动了四川军阀杨森归顺了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并任由杨森所部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一月，朱德又到由原滇军改编而成并由其在云南讲武堂时的老同学朱培德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工作。到第三军之后，朱德被朱培德任命为了军官教育团团长。第三军扩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后（辖第三和第九两个军），朱培德又任命朱德为第五方面军的总参议。一九二七年四月，在朱培德在被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江西省主席后，又任命朱德为南昌市的公安局局长。一九二七年六月五日，迫于蒋介石的压力，朱培德将包括朱德在内的在第五方面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礼送出境”。
被朱培德驱逐之后，朱德到武汉向周恩来进行了汇报。鉴于朱德对南昌的情况比较熟悉，尤其是朱德与驻防在江西地区的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的许多高级军官都有着深厚的同窗之谊。所以，在汪精卫也继蒋介石之后叛变了革命的情况下，党中央决定派朱德回南昌继续工作，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朱德赶到九江，准备策动他在云南讲武堂学习时的同学，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的金汉鼎。后见策动无望，朱德遂于七月二十一日秘密来到南昌，投入到紧张的武装起义准备工作之中。在“南昌起义”举行之前，朱德又给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写信，劝其弃暗投明。
“南昌起义”发动之前，尽管朱德没有能够入选作为起义领导机构的前敌委员会，但是在起义发动之后，朱德还是入选了以共产党人为核心而却以宋庆龄为首的由二十五人所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特别是为了扩大声势并希望借用朱德与滇军的旧谊，能够争取一部分驻扎在南昌附近的由原来滇军所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官兵参加起义。于是前敌委员会又任命朱德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时任第九军第二十八师师长的韦杵为第九军军长，朱德为副军长，朱克靖为党代表。从此，在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并在“南昌起义”后借用的由贺龙任代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序列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虚拟的第九军的番号。特别是后来由于韦杵不想前来就任，朱德又被任命为了第九军的军长。至于朱德本人在“南昌起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朱德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
“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南下到达广东省大埔县的三河坝之后，参谋团决定留下朱德率领起义部队的第二十五师坚守三河坝阻击追兵，以掩护主力部队继续南下。
第二十五师是叶挺的部队，与朱德素无渊源。而朱德之所以能够被参谋团选中留下并有效地指挥了这支部队，时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指导员的陈毅这样说到：“这时候，朱德同志才成为这支部队的领袖。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算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是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地位并不重要也无人听他的话的老同志，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却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自觉和历史的前瞻性。
在三河坝完成了阻击任务之后，主力部队失败的消息也传到了这里。为了避免被敌人所消灭，朱德和陈毅、王尔琢带领仅剩的一千余人辗转于广东和江西两省交界处的群山万壑之中。随着形势越来越危急，不仅普通士兵，就连包括师长周士第和党代表李硕勋在内许多高级干部也纷纷先辞后别或不辞而别。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部队来到江西省安远县的天心圩时，召开了讨论部队前途的军人大会，在会上，朱德首先站出来说到：“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为了证明革命是有前途的，朱德还专门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们今天革命就像俄国的一九0五年一样，俄国人一九0五年革命失败了，一九一七年他们就成功了。我们今天就是俄国的一九0五年，我们也有我们的一九一七年，现在是我们最关键的时刻。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但黑暗是暂时的，我们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
朱德的坚定信念像火焰一样，点燃和鼓舞了剩下来的干部和战士的信心，坚定了他们的信仰和革命意志。后来陈毅曾经这样讲说过：“朱老总讲了两条纲领，第一，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第二，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成为后来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这八百余人就在朱德激情和信心的鼓舞之下最后稳住了，由丧魂落魄者眼中的残兵败将变成了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种。”
在朱德的鼓舞下，部队不仅稳住了，而且更“由丧魂落魄者眼中的残兵败将变成了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种。那么接下来，便是应该考虑部队的下一步行动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了。
广东、江西和湖南三省的交界处，地广人稀，山高林密，是开展游击战的绝佳战场。朱德所统帅的这八百多“南昌起义”的余部，全都出自号称是北伐铁军的叶挺部队。其军官不仅大多都是共产党员，而且还多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军事学府----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不唯军官如此，就连士兵，也全都是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的能征惯战之士。故而其部队的战斗力，绝非是毛泽东麾下的那一千多既缺乏组织与训练，还更未经历过大的战阵的“泥腿子”所能够相比的。身处开展游击战的绝佳战场，麾下又有走出了后来位居共和国元帅第三与第六的林彪和陈毅以及位列共和国大将之首的粟裕等八百多能征惯战之士，如果朱德深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游击战之精髓，那么为何不通过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也开辟出一块革命根据地，反而却要隐身于范石生所部？为何还要千里迢迢地赶赴毛泽东所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呢？
在敌人重兵围困之下进行游击战，尤其是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层面上的这样高度，如果没有建在连上的党支部这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和凝聚核心与领导核心，如果部队的干部战士不会做群众工作或不愿做群众工作，如果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没有一个稳固的革命根据地，那么无论如何也是坚持不下去的。因此，把游击战上升为战略层面上的游击战争，只有与党的建设和根据地的建设以及人民军队的建设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在井冈山会师之前，朱德不仅没有开创出党指挥枪和支部建在连上等这些重要的建军原则和采用主力红军也要做艰苦细致而深入的群众工作等这样的具体工作方法，而且在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所部会师后，朱德还就就在部队中是实行在党的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还是实行不要党的领导的极端民主。还就主力红军直接去做艰苦细致而深入的群众工作，还是只支持地方党和政府的工作。还就如何建设与发展红军与革命根据地等诸多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重大的分歧并进行了多次的公开争论。就是由于朱德和毛泽东之间的这种分歧与公开争论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所以才导致在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代表大会上，撤掉了毛泽东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直到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一日，由于到上海找党中央汇报工作的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当选为前委书记的陈毅回到根据地，并且还带回并传达了被称为是“九月来信”的中共中央明确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以及在随后召开的后来称之为是“古田会议”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前委书记，朱德才停止了与毛泽东的公开争论。然而公开的争论尽管停止了，但是这种在不得不服从中央权威的情况下才停止的争论，却并不意味着朱德就因此而能够真正地认识到了毛泽东主张的正确并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所以后来在苏区中央局的代理书记项英和由任弼时与王稼祥、顾作霖等三人所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并多次错误地批判毛泽东、甚至错误地撤销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时，才出现了朱德很少支持毛泽东的这种情况。
朱德与毛泽东同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都成为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和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因此他们之间的争论，都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和具体方式及具体工作方法上的争论，而绝不参杂着任何的个人私心与私利以及个人的情感。而且不唯朱德，当时的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甚至包括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一些学识渊博、革命阅历和革命经验都非常丰富且又在党内深孚众望的领袖级人物，在当时也都未能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从而选择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反而还纷纷跑去追随王明。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由于过度服从共产国际的权威和过度迷信苏联那一蹴而就式的革命经验，之二可能就是因为惧怕有着深厚的表面上是共产国际而实际上却是苏联背景的王明等人惯常采用的“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这种党内路线斗争方式，第三可能就是由于在他们的身上绝难彻底根除掉的“远来的和尚好念经”的这种中国人顽固的心理习惯了。
尽管我国古代所产生的《经》、《史》、《子》、《集》浩如烟海，但是这些空泛的东西既不能抚慰人们的心灵，也更不能解决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所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尤其是我国还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民生多艰的社会，在长达近两千年的统一时间里，文景、贞观和康雍乾等多个盛世，加起来也不过只有二百多年的时间。民生多艰就必然又会导致社会问题的庞杂，而在传统的文化解决不了现有社会矛盾的情况下，人们也就无不盼望着能有新的文化和新的知识产生或传入。然而外部传入的文化或知识能否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就没有几个人去认真思考了，因而这才会出现为什么“远来的和尚好念经”这种现象了。远来的和尚为什么好念经，就是因为中国人好糊弄。
由于历史和儒家文化中缺少严密逻辑分析成分的原因，造成了中国人普遍缺少冒险的精神和习惯性思维里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不求甚解、不认真的这种意识以及在做具体工作的过程中又存在着只讲求基本上、差不多等这样的毛病。这些因素使中国人不仅对陌生的世界和陌生的事物普遍存在着畏惧的心理，而且在畏惧心理的基础上，更又产生了敬畏之心，因而中国人也就特别容易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上述这些因素再加上中国人“亲戚盼好，邻居盼倒，越是身边人也就越是嫉妒，越是身边人也就越是不信任”的不良心理，因此这才造成了“远来的和尚好念经”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嫉妒和不信任与存在着严重利益纠葛的身边人，因而也就极易相信与自己没有利益纠葛的外来人。所以，不是远来的和尚能把经念好，而是中国人普遍以为远来的和尚能把经念好。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因而土地也就成为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当生存问题解决了之后，发展也就必然会成为人们的另一个迫不及待的需要。由于土地的不可移动性，所以也就造成了中国人生存地域的相对稳定，故而传统的中国才会形成熟人社会的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在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发展实际上也就是对土地的掠夺。当人们对自然的掠夺达到了极限的时候，掠夺自然也就变成了人们之间的相互掠夺。特别是由于中国人生活的地域相对稳定，因此从身边人开始掠夺，也就成了绝大多数人的首选。这种现象，与赵匡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个流氓理论的产生，是出自同一种心理因素。就是由于每一个人都与身边人存在着严重的利益纠葛，每一个人的身边人都是自己觊觎的对象，所以中国人才会普遍形成形成“亲戚盼好，邻居盼倒，越是身边人就越是嫉妒，越是身边人也就越是不信任”的这种不良的意识。而也正是由于这种不良的意识再加上急切地盼望着能有新的文化或新的知识的产生或传入以解决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因而中国人又普遍形成了“远来的和尚好念经”的这样一种习惯性认识。当年的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就是由于相信了“远来的和尚好念经”，所以这才不相信毛泽东能在中国的山沟里创造出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信毛泽东能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所以这也才不仅心甘情愿地服从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而且更是争先恐后地位他们抬轿子，为他们吹喇叭。正是因为这些复杂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原因，所以不管是朱德，还是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以及当年那些许许多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尽管他们都曾经追随过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但这绝不是他们在故意犯主观上的错误，而是囿于当时绝大多数人还无法突破的历史局限性的限制。
当年，只是由于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远来的和尚好念经”这种习惯性认识的危害，结果轻信他人之言，因此就给中国革命带来了这么严重的损失。而今，在出现了有人在有意识地利用中国人的这种习惯性认识的情况后，又将给中华民族造成什么？二0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受有的中国人之邀，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美国人佐利克，带着彻底瓜分中国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题为《二0三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性的高收入社会》的详细计划，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经送给宝”。然而今天的中国不是当年了，因此还未等佐利克开始“布道”，一个名字叫做杜建国的青年民间学者，当众便戳穿了他的阴谋。
虽然对毛泽东的矮化、丑化和妖魔化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年，但是直到今天，“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句话对于大多数中国人，仍然还耳熟能详。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记述在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著述中，然而对于究竟什么才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大多数的党内理论家都将其解释为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及其所带来的双重压迫，造成了中国广大民众过着在全世界都到了极其罕见程度的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政治、军事、财政和经济命脉等完全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这一情况，严重阻碍了我国近现代的独立与发展。由于受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造成了当时我国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封建势力彻底腐朽，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等。上述的所有这些，确实是当时我国社会状况最主要的实际，但却绝不是当时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实践。按照物理学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当的原理，受压迫越深，反抗也就应该越强烈。而且毛泽东也曾经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重。”然而压迫和反抗，尤其是阶级的压迫与反抗，却绝不像物理学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间那样是自然而然的事。
革命就是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的反抗，总的来说，阶级的反抗行动是由个人的反抗汇集而成的。如果说阶级反抗的发生，主要是取决于被压迫阶级所处的外部客观条件。那么受压迫者个人的反抗行动，则主要是取决于受压迫者内在的心理因素，也就是性格。
英国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至理名言：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一个人的行动。而一个人的行动，又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同样是受压迫，而且还是程度不同的压迫，然而性格不同的人，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性格懦弱的杨白劳，面对女儿即将被抢走这样的压迫，却选择了喝卤水一死了事，因而地狱里只不过又多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冤魂；然而性情刚烈的许世友在军阀吴佩孚部队里当兵的时候，仅仅因为不满一个老兵对他的责骂，竟然一怒之下打死了这个老兵从而投奔了革命。所以后来的人民军队里也就多走出了一个威风八面的上将军。因此，中国国情的复杂和中国人人性的复杂，尤其是中国人性格的懦弱，才是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实践。中国人性格的懦弱，源自于认识问题能力的低下。而中国人认识问题能力的低下，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所造成的。所以，无论是李立三还是王明，尽管他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和革命的热情都非常高，但却惟独对本国同胞的心理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缺少足够的认识，故而才未能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这个最主要的实践。由于没有能够认清中国革命的这个最主要实践，而仅凭当时中国人受压迫非常深重的这个表面现象，所以便想当然地认为在当时的全世界受压迫都到了极其罕见程度的中国人应该最具有革命的要求和热情，因而这才先后犯下了左倾盲动和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而尽管既没有出国留过学，也没有到莫斯科去亲自请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经，但是由于深谙中国文化的毛泽东同时也更深深地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也更知道中国革命若没有人民群众、特别是占当时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参与，中国革命便绝难成功的这个实践。而若要动员人民群众广泛地参与到中国革命中来，那就只有经过广泛、细致而深入的宣传教育。因此，毛泽东才把宣传、教育和发动群众的工作，确立为了红军的“三大工作”之一。
纵观朱德全部的革命生涯，尽管朱德精通游击战之术并也曾将其付诸于了战斗的实践，但是由于朱德所开展的这种游击战与毛泽东所开展的游击战是有很大不同的，是没有与党的建设，没有与军队的建设，没有与根据地的建设结合在一起的游击战，故而这种游击战是无法持久坚持的游击战。所以，从朱德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离开三河坝到上井冈山之前这段时间所进行的游击战实践以及在上了井冈山之后还仍然主张四处游击的这些做法上看，朱德还并不具备将游击战上升到战略层面高度的这种能力。
在“遵义会议”上获得领导全党全军的权力之后，毛主席立即率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堂堂正正地高举起了了北上抗日的旗帜。在日寇步步紧逼而蒋介石虽然在拥有多达二百万人的大军却不敢反抗的情况下，北上抗日的旗帜一经举起，不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立即就在全国人民面的前站到了道义的制高点上，而且即使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内部，也一扫从根据地一路逃跑并受到蒋介石匪军几十万重兵一路追剿的沮丧心情，瞬间便增添了无产阶级崇高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所以，毛主席能够提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的战略构想，绝非是由于一时冲动的误打误撞，而是基于对中日两国以及整个国际局势的深刻认识与了解。当毛泽东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陕北的瓦窑堡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的时候，朱德还正被张国焘裹挟着，逡巡在长征的途中呢。
“红日照遵义”，长征排万难”。长征不仅排除了蒋介石匪军几十万重兵对工农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的这个北上抗日的万难，而且也更排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对党内的统治和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中国革命事业的严重干扰的这另一个万难。所以，“红日照遵义，长征排万难”和“两万五千里，万水千山”这新旧歌词之间，绝不是十个字与九个字的差别。“红日照遵义，长征排万难”所蕴含的深远意义，绝不是“两万五千里，万水千山”这样浅表的词句所能表达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为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所再立的新功，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抹杀的。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遵义会议”前所犯下的滔天罪恶，再枉费心机也是不能掩盖的。
“遵义会议”的正式名称，应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的召开，既是毛泽东坚持不懈地与博古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顽强不屈的斗争结果，也是搞党内斗争有术而对敌斗争却低能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由于蒋介石匪军穷追不舍地重兵追剿而导致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在即将陷入失败时的不得已而为之。同时更是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在惨重的失败面前，由于认清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分子的罪恶与低能，从而鄙视并唾弃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然而就在曾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小集团中骨干分子的王稼祥和张闻天经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尤其是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手造成的惨重失败这个事实的教育下而幡然悔悟，决意抛弃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并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彻底决裂的时候，某些“集体智慧”里的同志却仍然还在执迷不悟之中。
当年的中国革命之所以会如此的艰难曲折，这其中既有中国的国情复杂的因素，也还有中国人的人性复杂的原因。而且中国人的人性复杂，还更是造成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主要原因。也正是由于中国人的人性复杂，从而不仅使中国革命充满了艰难曲折，而且也更使毛泽东个人的革命生涯历尽了坎坷。
一九三0年十一月间，在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夺取党的最高领导权的六届四中全会（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的召开之前，项英受还未被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持的党中央的指派，只身一人离开上海前往毛泽东和朱德等率领英勇的工农红军亲手开辟的赣南革命根据地，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并负责筹组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项英来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与毛泽东和朱德会面并向毛泽东和朱德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然后组建了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担任了苏区中央局的代理书记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位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开创者却仅任副主席，而且朱德还位列毛泽东之前。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就在项英到达赣南革命根据地之后不久，由已经为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所把持的党中央的任命和委派，任弼时和王稼祥、顾作霖等三人组成的负责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改组后的情况并负有处理根据地所有各项工作全权的中央代表团，也来到了赣南革命根据地。
除了王稼祥一人之外，项英和任弼时、顾作霖三人都不是王明的那个“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核心集团中的成员。但是由于这三人也都先后靠上了王明集团而属于了同一阵线，故而在来到赣南革命根据地之后，不仅很快就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而且还更是一扫在上海滩的外国租界里做地下工作时的低眉顺眼，马上就开始趾高气扬起来。
与王稼祥和顾作霖这两个后起之辈不同，项英与任弼时不仅很早就都参加了革命，并且更是在为党和中国革命做了大量工作的同时，也为个人积累起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只不过由于他们此前一直是在城市里从事地下斗争和工人运动，所以他们积累起来的革命经验也都是从事城市地下斗争和工人运动的经验。由于以前所从事的革命工作不同，因而此时的项英和任弼时等还不仅没有为红军的创建和革命根据地的开创立下过尺寸之功，而且也更不具备军事指挥的能力，特别是还更缺少基本的军事作战指挥常识。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现实面前，项英等人却不仅没有一点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毫无尺寸之功的赧然，反而却对舍生忘死创建了中央红军并且更是开辟了赣南和闽西两处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横加指责。然而就在对毛泽东的指责之声未落的情况下，蒋介石匪军的二十万重兵却打上了门来。别看上述四人开展党内斗争有术，然而在敌人重兵压境面前，却毫无御敌之法。
一九三一年四月，蒋介石调集二十万重兵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大围剿。在敌人的重兵围剿面前，身为苏区中央局最高负责人的项英慌了手脚，由于不知如何御敌，因而也就只想着如何逃跑。于是仅凭斯大林曾经说过的“四川是中国革命最理想的根据地”这样一句毫无根据的话，项英便主张放弃中央苏区，而把红军拉到四川去。对项英的逃跑主张，毛泽东和朱德不仅进行了强烈地反对，而且还更是具体地提出了继续采用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表示完全有能力粉碎蒋介石匪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大围剿。
虽然还没有像项英准备跑到四川去的想法跑得那么远，但是任弼时和王稼祥、顾作霖等三人同样也由于畏敌而主张主力红军应该撤出赣南和闽西两处革命根据地以避战。在此紧要关头，毛泽东不仅耐心地对任弼时等进行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而且还更是提议召开了有第一方面军各军长、政委和参谋长等人参加的军事会议，来为中央代表团壮胆鼓气。在毛泽东的耐心说服教育和红军指战员的大无畏精神鼓舞下，任弼时等终于鼓起了勇气而放弃了逃跑的打算，终于否决了项英的建议并决定按照毛泽东所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计划在根据地迎击蒋介石匪军。
反第二次大围剿的作战方针和作战计划确定下来之后，从五月十六日在中洞和九寸岭地区以歼灭蒋介石匪军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的一个旅而打响了反第二次大围剿的第一枪起，到五月三十一日以突袭建宁并歼灭了蒋介石匪军第五十六师的三个团而告反第二次大围剿结束。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亲自指挥下，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半个月之内横扫七百里，接连取得了五战五捷，歼敌三万余人并缴枪二万余支的辉煌战果，粉碎了蒋介石集团对赣南和闽西两处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重兵围剿，从而不仅成功地巩固、而且还更是扩大了这两处革命根据地。为此，毛泽东曾第二次填词《渔家傲》一首以示庆贺：“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就在蒋介石匪军对赣南和闽西两处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大围剿被粉碎之后不久，蒋介石又开始布置对这两处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大围剿。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日，任弼时等撤掉了项英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并任命毛泽东继任而且还将职称改成了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而就在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主席一职之后的第二天，蒋介石也在南昌就任了围剿军总司令，调集三十万大军，以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从七月一日开始，发动了对赣南和闽西两处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大围剿。
面对蒋介石亲率三十万大军来犯，毛泽东仍然采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与敌人周旋了一个多月并将敌人四处调动开之后，从八月七日莲塘战役开始，毛泽东指挥主力红军突然向蒋介石匪军展开了战略反击。到九月十五日，再经良村、黄陂、高兴圩、老营盘和方石岭等五次战役，红军歼敌一万余人，俘虏一万八千余人，缴获步枪一万五千多支，机枪一百七十五挺，迫击炮五十五门和电台六部，彻底将蒋介石匪军打出了根据地。
在粉碎了蒋介石匪军对赣南和闽西两处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大围剿之后，毛泽东又率领红军马上转入了进攻，并先后夺取了石城、长汀、雩都、会昌、武平和寻乌六县，使赣南和闽西两处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央根据地。赣南和闽西两处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之后，范围达五万多平方公里，共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一日，鉴于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时的意见与任弼时等人相左，于是任弼时等人致电临时中央，决定撤销项英的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改由毛泽东接任。十月下旬，临时中央回电同意了任弼时等人的决定。然而由于毛泽东在处理“富田事变”的问题上与项英的意见基本一致，特别是由于在根据地土地政策问题上毛泽东与任弼时等人产生了严重分歧，所以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召开的史称是“赣南会议”的中央苏区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任弼时等人又按临时中央的旨意不仅狠狠地批判了毛泽东执行的是一条“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和“狭隘的经验论”以及“富农路线”等，而且更在军事指挥上开始排挤毛泽东。在十一月七日开始召开的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成立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仅把毛泽东举上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位。而却借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会，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取消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并任命朱德为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和王稼祥为副主席，从而不动声色地解除了毛泽东在军内的一切职务。而当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毛泽东自然也就又失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然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尽管千方百计地排挤毛泽东，可是当一九三二年三月周恩来和朱德亲率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攻打赣州遭到失败时，又不得不请毛泽东出来挽救败局。其后，为了借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又做出了一个既能借助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而让毛泽东以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参与指挥，但却又不给毛泽东任何的军内职务以继续打击毛泽东的无耻决定。对于这个使毛泽东蒙受了巨大个人羞辱的无耻决定，为了中国革命的革命事业，毛泽东默默地忍受着巨大的个人痛苦而承受了。直到后来在周恩来的力争之下，当年的八月八日，任弼时和项英等才同意恢复红一方面总司令和总政委职务的设置和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然而仅仅两个月之后，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召开有苏区中央局全体委员参加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改由周恩来接任。至此，毛泽东又被非常干净彻底地再次剥夺了能够指挥红军作战的最后那么一点点权力。
在得知有着深厚的莫斯科背景的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宗派集团全面把持了党中央之后，项英立即抛开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转而投入到了王明等人的怀抱，并在六届五中全会上被提升为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身为早年便投身中国革命的项英，虽然出身于工人阶级，但却缺少工人阶级应有的广阔胸怀；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项英多少还保留了一些内心世界的阴暗。就在红军长征的前夕，项英还向博古等人建议党中央和主力红军撤出中央苏区的时候，不要带走毛泽东，以防毛泽东会在路上给博古等人带来麻烦。
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果然还真的未出项英所料，主力红军刚刚度过湘江，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就逐渐为遭受到了重创之后的红军指战员以及王稼祥和张闻天等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集团的骨干分子所接受。惨痛的失败和蒋介石匪军穷追不舍的重兵围剿以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不仅使在惨痛的失败面前却仍然还执迷不悟的博古等人感到非常麻烦，而且还更感到非常苦恼。最后只得在“遵义会议”上灰溜溜地滚下了台。但是博古等人的下台却不是由于毛泽东找了博古等人的麻烦，而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遭到了中国革命和觉醒了的全党同志以及广大的红军指战员的唾弃。
长征固然是中国革命过程中最为惨重的一次损失，而且还差点就葬送了中国共产党，差点就葬送了中国工农红军，差点就葬送了中国革命。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衡量，长征也还是有着其非凡的重要意义的。这个非凡重要的意义就是用惨痛的事实教育了全党，教育了全体红军指战员，提高了全党同志和全体红军指战员的认识，从而使党和人民军队日益走向了成熟。
尽管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实践却是认识真理的有效途径。长征不仅证明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而且还更证明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幼稚、固执和低能。
一九三四年十月，当中央红军在中央苏区实在无法坚持下去了的情况下，仍然顽固坚持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最高“三人团”决定突围。但是直到此时已经是山穷水尽了的时候，最高“三人团”成员却仍然还执迷不悟。明明知道自己力不能及，却还是面无愧色地勉强为之。对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对关系到八万红军指战员生命的如此重大行动，最高“三人团”不仅不去广泛征求和听取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反而却以保守机密的名义，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制定出了一个突围方案。尽管最高“三人团”确实是保守了机密，但是对最高“三人团”所制定的这近似于小儿科的突围方案，蒋介石却早有所料，于是调集重兵，在湘西张网以待。
最高“三人团”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意志绝不容否定，但是他们智力低下的程度和固执的程度却也令后人吃惊。也正是由于智力低下，所以他们不仅不能为中国革命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不能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不能认识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而且就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却连一个正确的战略突围方向都选择不了，竟然制定出了到湘西去投奔远比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实力弱小得多的贺龙所部这样一个低劣的突围方案。后来如果不是由于毛泽东的拼死坚持而转向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和统治都相对薄弱的贵州。那么等待中央红军的，肯定会是全军覆没的悲惨下场。
突围开始后，虽然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所选定的突围方向是极其错误的，但是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广大指战员却是异常英勇的。因而这才以死伤五万多人的惨重代价，突破了蒋介石匪军精心布置的四道湘江防线。虽然红军以如此惨重的代价过了湘江，然而最高“三人团”可却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仍然还要直奔湘西。但是尽管最高“三人团”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可经受了惨痛失败教训的全体红军指战员却不愿在他们的瞎指挥下去白白地送死了。于是这才有了转向贵州，于是这才有了“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的召开。
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恶罄竹难书，而湘江之畔那五万多名红军将士的冤魂，却也最令中华民族梦牵魂绕。不用说亲身经历过那段不堪回首岁月的人，就是回顾过中国革命这段历史的人是否会产生过这样的疑虑，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固然低能，但是全党的其他同志是否也在认识能力上出现了障碍，否则为什么会让低能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统治全党长达四年之久呢？
中国革命的前途尽管光明，然而道路却必定曲折。人民军队的创立来之不易，人民军队和中国革命事业的转危为安以及成长壮大和茁壮发展，也更是充满了艰难曲折。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既创下了数不清的辉煌，也经受了无数的磨难。而中国革命能够成功，中国工农红军能够发展壮大成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直至最后发展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都与“遵义会议”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是为了肯定或是否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中国革命，无论是为了捍卫或是篡改、颠覆中国共产党党史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以及中国人民革命的光荣历史，“遵义会议”都是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遵义会议”的巨大历史功绩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抹煞的。
“两万五千里，万水千山”这段歌词，清晰地反映出了长征的整个过程。然而如果没有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后的力挽狂澜，红军早就被蒋介石匪兵消灭在半路上了。而红军一旦被蒋介石匪军所消灭，那么长征也就不仅不会有两万五千里之遥，而且就连长征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伟大的壮举，也必然没有人会以长征去为其命名了。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力挽狂澜，所以从总司令到每一个胜利到达陕北的普通红军战士这才都走完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全程。毛泽东走完了长征的全程，而邓小平不仅同样也走完了长征的全程，而且由于身矮腿短，所以迈出的步子肯定比毛泽东还要多。因此尽管都走完了长征的全程，然而每个人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却是不同的。
在与毛泽东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级人物中，除了毛泽东之外，中国人最应该敬佩的就当属是邓小平了。在邓小平晚年的时候，他的女儿曾经问他：“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什么工作？”邓小平毫不迟疑地实事求是回答说：“跟着走。”“跟着走”这三个字的坚定回答，说明了长征途中的邓小平要始终坚决地跟着红军的队伍走，说明了邓小平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表面要永远跟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走，而从没有自吹自擂，更从不为自己抬轿子。
今天，某些人篡改中国共产党党史和篡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以及篡改中国革命历史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为了矮化、丑化和妖魔化毛泽东，而更是为了彻底摧垮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和彻底摧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正确的历史观及价值观，从而达到他们彻底毁掉中华民族的罪恶目的。
从“红日照遵义，长征排万难”，到“两万五千里，万水千山”之改。不仅严重背离《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歌此段歌词的原意，抹杀了原歌词中所蕴含的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滔天罪恶的愤怒声讨和对毛泽东力挽狂澜的盖世之功的歌颂。而且由于把前后两句都是五个字的原歌词，改成了前五后四这样的句式，从而使歌曲唱起来也非常不流畅。但是由于有的历史真相不能不掩盖，因而也就只好勉强为之了。明知做不到而为了达到自己的丑恶目的却仍还要不顾颜面地去这样做，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了，今天的这些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泽东的丑类与当年的王明这个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实乃是一丘之貉。所以也必然是以反对疯狂地毛泽东为开始，而也一定是以无耻地叛国投敌当汉奸为结束。
以王明为首的这伙号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及投靠他们的那些人，不仅在政治上缺少共产党人应有的成熟，而且其胸怀也更缺少共产党人应有的广阔。所以在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持全党的时期，任何人不用说得到升迁，即使是想保住自己在党内、军内的原有地位，也必须附庸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然而由于为尊者讳的缘故，所以无论是在毛泽东的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之后，公开出版发行的党史和军史，都从来没有、或是很少涉及到某个人在这一时期的党内、军内职务或地位的升迁情况。而是只记述了毛泽东和瞿秋白以及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罗明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和古柏等少数几个人因遭受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打击而被撤职这件事。然而尽管由于为尊者讳的缘故而不得不抹去这段历史的记忆，但是在为了歌颂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巨大历史功绩而公布的他们的革命履历中，还是能够清晰地反映出他们在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持全党时期的党内和军内的职务或地位的升迁情况。如朱德就不仅在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持全党的期间里先后被任命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和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而且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上，还被增选为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也有资料表明为是政治局委员）而周恩来则不仅先是出掌了苏区中央局，而且后来还更是成为坚决执行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且又掌握全党全军最高领导权的“三人团”成员之一。不唯周恩来和朱德，其他如陈云和刘少奇等，也同样如此。尤其是陈云，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从一个普通的党员到政治局常委这样的蹿升，速度几乎等同于了王明等人。在一九三0年九月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一九三一年九月王明在决定自己到苏联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在上海重组中央临时政治局时，陈云被王明指定为政治局常委。历史虽然如此，但这却并不妨碍朱老总和周总理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成长为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而也正是由于能够真正地接受历史上的惨痛教训，所以在“遵义会议”后、尤其是在“延安整风”之后直到逝世，不管经历什么样的风风雨雨，朱老总和周总理才都能够始终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边。
如实地记述包括朱老总和周总理在内的任何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持全党时期的党内、军内职务或地位的升迁情况和日常表现，绝不是为了抹煞他们为中国革命所立下的巨大历史功勋，也更无损于他们的光辉形象，而只是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只有从真正的历史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经验和教训，才能真正地提高我们认识问题的能力。
正是由于具有为尊者讳的这样一种悠久的历史传统，所以不仅党史、军史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而且就连属于正史的《二十四史》，也并非都是未经修饰的全景照。
基于中国人悠久的为尊者讳的传统和浓厚的忠孝意识这种文化心理，在不违背大的历史架构的情况下，为尊者讳也无可厚非。然而如果彻底违反了历史架构，那就不是什么为尊者讳，而是讳莫如深了。这样的做法，即使不是出自于什么阴谋，那么也必然要为搞阴谋者所利用。三十多年来，那些矮化、丑化和妖魔化毛泽东的人，就是先利用了人民对周总理的深深爱戴，后又借用了朱老总的崇高威望，悄然且又超出他们想象地收到了矮化、丑化和妖魔化毛泽东的意外效果。
“坚持持久战，打败侵略者。南征北战求解放，建立人民新中国。”《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歌的第三段歌词，唱出了人民军队和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恢复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之后，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历程。
近现代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决定了中国的革命必须首先完成民族革命，必须首先争取到中华民族的彻底独立自由。然而积贫积弱的国情现实，又决定了中国的民族革命只能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现代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一次最为伟大的民族革命。而中华民族之所以在残酷的抗日战争中能够坚持整整的八年并且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下所坚持的敌后战场的抗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残酷程度都远远地超出了常人能够想象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战场的抗战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离不开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一光辉而科学思想的指引与鼓舞。如果没有艰苦卓绝的敌后战场的抗战，中华民族也不可能在残酷的抗日战争中坚持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开辟的敌后战场，不仅拖住并大量地消耗消灭了侵华日军的力量，而且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所开辟的十几块抗日根据地以及在沦陷区广泛开展的游击战，更为重要的作用就是使敌人不仅没有通过对沦陷区的占领从而得到力量的增长，反而还陷入了在毛泽东《论持久战》光辉思想的鼓舞和指引下而形成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持久抗战的设想，偌大的中国不可能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能够想得到。在中日两国的国力，尤其是军力悬殊而且日本的侵华野心又暴露无遗的情况下，只要中国选择抗战，尽管国力衰弱，但由于中国国土面积庞大、人口众多，且又山地纵横、江河交错、湖泊密布，所以只要中国自己不屈服，日本决不可能很快灭亡中国。因而抗日战争，也就必然是一场持久的战争。根据上述这些明摆着的因素，因此持久抗战的设想，也有可能会有他人先于毛泽东而提出。所以不仅朱德，而且就连蒋百里也都曾经预见到了抗日战争必定是一场持久的战争。然而持久的抗战，必须要建立在中国人自己不仅敢于抵抗，而且还必须坚决抵抗下去而不屈服的这个基础之上。如果中国人都像蒋介石和张学良那样的不抵抗，那么不用说进行持久的抗战，就连维护个人颜面的象征性上的抗战，可能都不会发生。
持久抗战的前提，是面对凶残日寇的疯狂入侵，中国人要敢于抵抗。而敢于抵抗，首先就要鼓起中国人敢于抵抗的勇气。而鼓足中国人敢于抵抗的勇气，首先就要让中国人看到抵抗可以取得胜利的这种可能。“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面对凶残的日寇，蒋介石和张学良之所以不敢抵抗，就是由于他们看不到抵抗可以取得胜利的这种可能。也就是由于没有理解敢与能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因而蒋介石和张学良才不仅在国土被肢解、人民被蹂躏、民族尊严被践踏，而且就连他们的个人荣誉也受到极大侮辱的时候，而不敢进行抵抗。
今天不管有人如何通过对《蒋介石日记》的研究，想从中挖掘出蒋介石写在日记里的一些豪言壮语来为蒋介石涂脂抹粉，也必然是徒然的。所以任尔枉费心机，蒋介石留中国历史上的卖国贼这个印记，却是无论如何也涂抹不去的。任何人都可能会在不经意间而说出一些豪言壮语，更何况是早有预谋的蒋介石了。就连阿Q在临刑前游街示众的时候，还虽然声音不小但却底气不足而又悲悲切切地喊出了一句“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呢。豪言壮语都是公开喊出来的，可大丈夫蒋介石虽然贵为党国的最高领袖，然而却只把他的豪言壮语写在了日记里。写在日记里的，只能是夏天悄悄过后的小秘密。因而由大丈夫蒋介石写下的小秘密，才会这样地非常地“感人”。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抗战、尤其是进行持久的抗战，中华民族就更必须要具有像毛泽东所说的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的顽强不屈精神及坚韧不拔的意志。而当时中华的民族要做到具有这样的英雄气概与顽强不屈的精神以及坚韧不拔的意志，则必须首先提高全民族的认识能力使之能够看到抗战取得胜利的这种可能。而也只有提高全民族的认识能力，才能理解敢与能之间的辩证关系。而提高全民族的认识能力，那就只有在富含丰富军事哲学思想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作用的完整系统的战略指导思想的指导下，才能形成。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光辉思想，就是这样富含丰富军事哲学思想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作用的完整系统的战略指导思想。
如同从来没有接触过女人的阿Q在临死的时候喊出了“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的这句豪言壮语非常违背逻辑一样，没有经过从抗战到最后必然获胜这样一个科学论证过程的抗日持久战略的提出，只能一个简单而空泛的设想，而并不能等同于富含丰富军事哲学思想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作用的完整系统的战略指导思想。而能够在抗日持久战这样一个简单而空泛的设想的基础上而形成富含丰富军事哲学思想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作用的完整系统的战略指导思想，却非毛泽东莫属。而也只有毛泽东，才能够将抗日持久战的这样一个简单而空泛的设想，总结上升为富含丰富军事哲学思想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作用的完整系统的战略指导思想。
在《论持久战》这篇光辉巨作中，毛主席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原理，通过大量地罗列中日两国以及国际上的关于日本侵略中国与中国反抗侵略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经过详细地论证，得出了抗日战争中国必然将取得最后胜利的科学结论。从而不仅让中国人充分地认识到了自己有能够战胜敌人的能力，而且还更要教会了中国人学会如何战胜敌人的具体方法。因此，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光辉思想不仅将人民群众牢固地凝聚在了一起，而且还更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认识、鼓舞了人民群众的信心、振奋了人民群众的精神、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勇气、顽强了人民群众的斗志，从而使全中国、尤其是沦陷区反而成为了“陷敌人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与将游击战上升为游击战争一样，持久抗战离不开敌后战场的开辟和长期的抗战。然而开辟敌后战场和坚持敌后战场的长期抗战，最主要的就是需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论述的那样“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人多力量大是任何人一个都懂得的道理，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动员起全国、尤其是动员起沦陷区的老百姓参加抗战，那就只有靠进行广泛而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以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了。因为做群众工作是毛主席亲自为人民军队制定的“三大工作”之一，每位干部战士经过了长期的锻炼和实践的磨练，不仅尤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而且还更由于拥有和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最为强大和锐利的思想武器，所以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很快地就被发动起来了。
毛泽东思想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续发展，而且还更是中华民族崭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以及抗日根据地形成了一个能量巨大的革命熔炉。中华民族在这个能量巨大的革命熔炉，振奋起了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培养出了顽强不屈的民族性格，磨砺出了坚韧不拔的民族意志，凝结出了同仇敌忾的民族气概，塑造出了无私奉献的民族品格，焕发出了崭新高尚的民族风貌，从而完成了中华民族艰难的重塑。
在坚持敌后战场的八年抗战中，尽管人民军队的名称有所改变，然而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每位干部战士却都始终不忘自己是人民的子弟兵，始终都保持着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始终都能自觉地严格遵守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核心内容的群众纪律，于是不仅很快变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而且还更是结成了军民之间鱼和水那样的紧密关系。通过广泛深入而细致的宣传教育动员，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族的这种崇高道义的感召下，在人民子弟兵以自己的切身行动的感染下，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得到了迅速的提高，从而不仅是全力支持抗战，而且更是人人参与抗战。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里，却竟然纷纷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人场景。正是由于有了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和广泛参与，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年敌后抗战才不仅能够坚持下来，而且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各解放区还更是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壮大。整整八年的敌后抗战，无论战争环境如何严酷，无论疯狂日寇对各抗日根据地所进行的扫荡多么残忍，但是不屈的抗日军民却始终没有被吓倒；由于有建在连上的党支部这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和凝聚核心及领导核心，由于每个干部战士都有着无产阶级崇高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由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始终保持着红军时代的“官兵一致同甘苦”的优良传统，所以无论战斗多么惨烈，而分别战斗在各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从来就都是一支支“打不垮、拖不烂”的钢铁队伍。抗日持久战绝不是一句空话，也更不是一个简单而空泛的设想。抗日持久战略不仅只能产生在人民战争思想的基础之上，而且还必须要形成富含丰富军事哲学思想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作用的完整系统的战略指导思想，还必须是宏观的科学理论指导与具体工作方法传授的统一。而这一点，古今中外，除了毛泽东，还有谁能够做得到？
在武汉和广州两大城市先后失守后，蒋介石也认识到了敌后战场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于是设想也将其麾下的国民党军的一部分留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国民党在地处湖南衡山怀抱中的古镇南岳筹备开办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由于国民党军没有游击作战的经验，于是蒋介石便向中共中央提出派人前来进行教学工作的要求。为了抗战这个中华民族的大业，毛泽东决定帮助蒋介石办好这个训练班，于是党中央派叶剑英等三十余名共产党人前去南岳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不仅承担起了敌后游击战的教学任务，而且叶剑英还担任了由蒋介石亲自担任主任的训练班的副教育长。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训练班开学，仅第一期便招收了一千零四十六人前来接受培训。从第一期开始到第七期结业后训练班关闭，该训练班共为国民党军培训了一万多名在军事素质上适合与敌后游击作战的干部和战士。经过培训之后，这些军事素质都非常合格的干部和战士分别率领部队或随同部队奔赴到敌后去开辟敌后战场。然而尽管这些国民党军的干部和战士都学会了军事上的敌后游击战术，但是由于阶级本质和军队的根本性质与党指挥枪和支部建在连上这样的根本原则等原因，这些国民党军的敌后抗战队伍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像八路军和新四军那样的“拖不垮、打不烂”。而且更因为不会通过做群众工作从而与人民群众结成鱼与水那样的紧密关系，因而也很难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由于缺少人民群众的支持，由于不仅没有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和凝聚核心与领导核心，而且更由于没有顽强不屈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所以没有坚持多久，蒋介石留在敌后或是派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的这部分军队，不是被日军消灭了，就是自行瓦解了。而更多的则是投降了日寇，成为了汪精卫汉奸政府伪军的一部分。
“坚持持久战，打败侵略者”展现的是抗日战争的真实场景，而“抗战八年整，打败侵略者”所反映出来的却是一段模糊的历史。因此。将《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歌的第三段歌词从“坚持持久战”改成“抗战八年整”的目的，就是为了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抗战对抗日战争能够坚持下所起到的决定性意义和作用作铺垫。坚持积极的持久抗战是八年整，躲在峨眉山里消极的抗战也是整八年。尽管同样都经历了整整的八年，然而性质和作用却是根本不同的。
从“南征北战求解放，建立人民新中国”到“解放战争得胜利，建立人民新中国”这样的更改，同样也是为了混淆解放战争的性质。解放战争是一场中国人民争取彻底翻身解放和中华民族争取彻底独立自由的战争，绝不是中国共产党不顾民族利益而与国民党进行的争权夺利的战争。“求解放”的这三个字，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解放战争的正义性质。而“解放战争得胜利”，则是大有混淆解放战争的性质之嫌。
解放战争不仅是一场中国人民争取彻底翻身解放的战争，不仅是一场中国共产党联合当时国内一切进步力量对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所进行的武装反抗，而且还更是一场中华民族争取真正的独立自由的战争。
就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呈现出了胜利的曙光而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蒋介石集团却与苏联签订了严重地损害了我国主权和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尊严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之协定》和《关于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附件。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苏联不仅继承了沙皇俄国的衣钵再度霸占了我国的大连地区和中长铁路，而且还更将外蒙古从我国成功地分离了出去。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集团为了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不仅答应美军在天津、秦皇岛、青岛和烟台等地登陆并入住北平等地以及允许战时来华的美军飞虎队继续驻扎在中国的要求，而且还请求美军出动飞机和军舰帮他运送远在印度和缅甸以及四川等大后方地区的军队到解放区以发动内战。因而，抗战胜利后满目疮痍的中国这才不仅接连就爆发了由国民党所制造的内战，而且还更发生了美国海军驻中国北平的陆战队士兵皮尔逊强奸中国女大学生沈崇的案件和驻汉口的美军军官集体强奸包括一些国民党政府高官的妻妾在内的中国名媛的“景明大楼事件”。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蒋介石集团为了争取美国对扩大他打内战的支持，与美国签订了纸面上平等然而中国却由于自身实力的原因根本就兑现不了美方在条约中的承诺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不仅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当时世界上真正的大国从也号称是世界上四大国之一的我国攫取了如此众多的权益，而且就连英国这个破落户不仅也重新霸占了香港，而且还更继续拥有其军用船只在我国内河任意航行的权力。以上这些，不仅表明了蒋介石集团已经彻底走向了反人民的历史反动，而且还更是丧失了保卫中华民族权益和捍卫中华民族尊严的能力，甚至是丧失了保卫中华民族权益和捍卫中华民族尊严的意识，已经根本不配再代表中华民族。因此，打倒了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解放战争，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然而在早已有人要刻意颠覆解放战争性质的情况下，一首如此严肃的主题军歌的歌词却也出现了这样的改动，尽管当初修改歌词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如此会起到颠覆解放战争性质的这种作用，但如今却最起码也为颠覆解放战争的性质提供了佐证。历史的规律就是如此，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之后，放出来的就只能是魔鬼。
“继续革命握紧枪，人民军队忠于党”。不忠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便不是人民的军队。也只有永远保持其人民性质的军队，才会永远地忠于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忠于党，首先就要忠于自己的光荣历史。而只有沿着毛主席所开创的工农革命军、工农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光荣的历史一路走来的军队，才是人民的军队。
“保卫祖国做栋梁”。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都是保卫自己祖国的栋梁。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却不仅只是保卫祖国免受外来侵犯的栋梁，而且还更是捍卫共和国颜色，永保人民江山的钢铁长城。因此，只有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根本性质，只有永远忠诚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只有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这一根本原则，只有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只有永远继续革命握紧枪，才能永葆人民军队的本色，也才能永远地忠于中国共产党。用“保卫祖国做栋梁”来取代“继续革命握紧枪”，实际上同样是在弱化人民军队的性质，是在弱化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在弱化党指挥枪的这一根本原则。
《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歌曲，是词作家张永枚和曲作家肖民合作创作于毛泽东还活着的一九六0年。在原歌词中，凡提到毛泽东名字的时候，都以毛主席相称。以毛主席代指毛泽东，绝不是为了神话毛泽东，而是遵从中国人不直接称呼他人名讳的习惯和传统。后来改动的歌词直呼毛泽东其名。从汉语的韵律来讲，这样的更改与上句歌词更为押韵，唱起来更为上口。所以，抛开其他，《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歌歌词的更改，唯有此处还算是有点可圈可点之处。
从三十多年前开始，在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以及还历史真相的名义下，不仅毛泽东思想逐渐被虚化，而且毛泽东本人也开始遭到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时至今日，就连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开始遭到全面的篡改和否定。而之所以连《人民军队忠于党》这样一首只有一百多个字歌词的歌曲也要进行如此地更改，就是因为说的终究没有唱的好听。
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武装斗争的胜利。没有武装斗争，既打不走侵略者，也消灭不了反动派。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不是仅凭毛泽东一人之力。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和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以及人民军队的广大指战员，尤其是那些没有看到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成千成万的革命先烈，都为中国革命出了大力；中国革命的成功，当然也不是毛泽东一人之功。不仅是周恩来和朱德，还有贺龙、林彪、徐向前、陈毅、任弼时、项英和叶挺等许许多多的人，甚至包括张国焘、陈昌浩等这些人在内，都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都为中国革命立下过大功。然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却完全是取决于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所开辟出来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正确道路，完全是取决于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制定的党指挥枪的这条根本原则，完全是取决于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根植的人民军队这一根本性质，完全是取决于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和中国人民依靠集体的力量，进行集体奋斗的结果。可毛泽东思想却是毛泽东一人为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贡献出的个人聪明才智，而绝不是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每一位中国共产党人和每一位人民军队的指战员都能为中国革命立下大功；而一旦背离了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所指引的正确方向，一旦背离，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不用说像张闻天、王稼祥和博古等这些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连周恩来和朱德、任弼时等这样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同样会铸下大错。所以就连像邓小平这样雄心勃勃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探索很多长的时间。”
历史告诉了我们，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进行武装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袖级的人物中没有谁都可以，但惟独不能没有毛泽东。对于毛泽东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当时的所有中国人，甚至是当时全世界的所有人，特别是中华民族的敌人看得最为清楚。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的许多人出于一种难以名状的心理，却极不愿承认这一点。所以反倒只有同盟会的元老且与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袖级人物都有着密切交往的民主人士柳亚子先生是这样由衷地赞叹到：“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族共骈阗。”
从“宁都会议”到遵义会议”，两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不仅遭到了博古和张闻天等人的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而且还更是遭到了除林彪、聂荣臻和杨至诚等几人之外绝大多数同志的冷落。而故意冷落毛泽东的，就包括后来变成了是“集体智慧”里的绝大多数同志。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呦。”尽管毛泽东思想绝不是像后来遭到某些人污蔑的那样是什么帝王思想，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可却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孤家寡人”。
在王明等人把持全党的四年时间里，“集体智慧”里的那些同志不仅没有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没有为坚持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做出过丝毫的贡献，而且还绝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且为了逢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故意冷落或打击毛泽东，拼命地为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抬轿子、吹喇叭，甚至是当打手。直到由于在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中陷入绝境，方才允许并支持毛泽东出来挽救危局。然而当红军到达陕北，革命转危为安而王明又衔共产国际之命回国来到延安并推行一条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集体智慧”里的一些同志，特别是那个可能身处“集体智慧”外的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最高领导人的项英，却又一头扎进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怀抱，追随王明开始大肆兜售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来。这些人的表现，比莫泊桑的著名小说《羊脂球》里的鸟先生和拉马东等人的做法，还要无耻和卑鄙。周恩来曾经说党的六大选出的总书记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然而那些先是追随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打击、冷落毛泽东，而后又追随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而讨好蒋介石的人，也就只能算是个政治婊子。就是由于顽固地追随王明所提出的那个“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所以项英才不仅抗党中央之命而却接受了蒋介石的批准杀害了新四军第四支队的支队长高敬亭，而且还由于始终对蒋介石抱有极大的幻想，更是最终酿成了“皖南事变”的惨剧。
项英杀害高敬亭的行为，不仅暴露出了这种摇摆于左右之间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内心阴暗，而且也更反映出了机会主义分子在革命战略问题上的短视和低能。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当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之后，高敬亭组建起红二十八军并独自在大别山地区坚持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七·七事变”之后，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经过高敬亭亲自出面与卫立煌等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红二十八军与属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协议达成之后，红二十八军接受了国民党当局授予的鄂豫皖工农联军的番号。但是尽管暂时接受了国民党当局授予的番号和任命，然而红二十八军却始终明确表示在思想和政治上只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及保留在军事和组织上的独立自主。
一九三八年一月，高敬亭所领导的红二十八军与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其他各省的游击队一同组建成了新四军，红二十八军改变成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由于高敬亭所部不仅单独地处江北，而且还更属于红四方面军的余部，在历史上与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后留下坚持斗争的项英等人从来没有构成过隶属的关系，所以尽管由于远离党中央的所在地陕北而被就近编入到了新四军的战斗序列，但是高敬亭却是被党中央直接任命为新四军四支队的政治委员兼司令员（后改称支队长）的。红二十八军改编成新四军第四支队后，全支队的兵力达三千一百余人。无论是人员还是武器装备，都是新四军全部四个支队中战斗力最强的支队。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日四支队首战蒋家河口歼灭日军一个小队起到一九三九年六月高敬亭被捕，由高敬亭担任支队长的四支队依托大别山共对日寇进行作战一百二十余次，歼灭日军一千七百多人，俘虏日军九人，歼灭伪军三千七百多人，炸毁日军汽车一百五十六辆，汽艇两艘。在对日作战取得辉煌战果的同时，四支队的自身也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壮大，到高敬亭被害之前，四支队已经发展到了一万人左右，并且还开辟并巩固了依托大别山的以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和巢县为中心的皖中抗日根据地。
对高敬亭的被害，历史上有多种多样的说法。然而其被害的真正原因，还是因为与项英等人在新四军如何发展与如何建设抗日根据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大别山地处鄂豫皖三省的交界处，往西连接桐柏山，向东止于张八岭，绵延二百七十多公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一块开辟为抗日根据地的绝佳之处。因此抗战八年期间，尽管安徽沦入敌后，但全省的六十二个县却只有十九个县为日寇所长期盘踞。不仅如此，北通中原、南连长江，东逼东南，西接关中的大别山的战略地位还更加重要。在高敬亭被害八年后的一九四七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挺进到大别山之后，尽管损兵一半外加丢弃了全部的重装备，但却不仅拖住了白崇禧的重兵集团从而减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略方向上的巨大压力。而且还犹如一把尖刀，牢牢地插在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中心，时时地威胁着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残酷统治。从毛主席命刘邓大军以宁可以损兵折将一半并损失了全部的重装备为代价也要抢占大别山的这一战略举措上，也足可见大别山战略地位之重要的一斑。
在新四军完成了组建并投入到对日作战之后，作为新四军最高领导人的项英不顾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根据王明的“我党不在大别山地区留一兵一卒”的指示，屡次强令高敬亭把四支队全部拉出大别山和皖中抗日根据地向皖东和津浦路一线东进，把大别山和皖中地区全部让给国民党的桂系军队。而高敬亭则基于对大别山重要战略地位的清醒认识，在自己提出的坚持在大别山和皖中地区继续抗战的反对意见不被项英采纳的情况下，便采取了拖延的方式。而这时又完全倒向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项英，却不仅未将他与高敬亭之间的这种由于在战略认识上的分歧才导致的高敬亭拒不服从上级领导的情况如实地向远在延安的党中央报告，反而却以“拒不执行军部命令”为由，请示蒋介石并未等党中央做出对高敬亭的处理意见的时候，便逮捕并根据蒋介石的批示，杀害了高敬亭。高敬亭被杀害之后，四支队被拆分成几部分并在经过教育整编后被调离了大别山地区和皖中抗日根据地。四支队开出大别山地区和皖中抗日根据地之后，国民党第五战区的桂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所部便乘机全部控制了本是革命老区的大别山地区并开始了长达八年时间的经营。国民党桂系的军队在大别山地区的长期经营并站稳了脚跟，所以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而且也给后来解放战争期间挺进到大别山地区的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地区的坚持斗争，造成了极大地困难。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毛主席在接到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的申诉信上批示到：“请汪（汪东兴）向了解此案的同志询问一下，以其结果告我。”十二月九日，在汪东兴的调查报告上毛主席批示到：“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由于毛主席的密切关注，高敬亭被冤杀一案终于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昭雪。
对于高敬亭被项英冤杀的事实真相，近年来同样也遭到了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歪曲。有人根据叶挺时任新四军的军长且又是直接逮捕和杀害高敬亭的人，于是便把杀害高敬亭的责任推到了叶挺的身上。逮捕和杀害高敬亭，确实是叶挺亲自所为。当时叶挺身为新四军军长也更是不假。但是尽管当时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然而由于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所以还是照样在严格地遵守并执行着党指挥枪的这个最高原则。而叶挺此时作为一个脱党十多年的一个党外人士，虽然身为军长但却掌控不了新四军。特别是高敬亭的被冤杀还并不是被当场射杀，而是在被逮捕并所部完全被新四军军部掌控且又报请了蒋介石更待蒋介石批复的二十天之后，被从容不迫地杀害的。因而像杀害高敬亭这样的新四军高级首长的如此严重行为，如果没有身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的项英这个新四军最高领导人的首肯，叶挺是根本做不到的。如此，歪曲高敬亭被冤杀一案的事实真相，其背后的目的还是为了丑化毛泽东。因为高敬亭的被冤杀，就是在毛主席的密切关注下，才得以平反昭雪的。
在高敬亭被冤杀一案中，除了项英负有不可推脱的主要责任，叶挺和张云逸与邓子恢等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还有一个人从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此人就是早在一九五二年就被开除出党并被毛主席批示永不启用的戴季英。
戴季英虽然早年投身革命，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但后来却也成为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中狂热的一员，曾在鄂豫皖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肃反”运动。
早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期间，任红二十五军政委兼七十四师政委的戴季英就紧随被王明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并担任了鄂豫皖省委书记的“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的沈泽民，掀起了残酷的“肃反”运动，并且冤杀了许多优秀的红军将领和党的干部。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开始了长征。在进行长征前的整编中。戴季英担任了红二十五军的政治部主任。长征途中，戴季英改任红二十五军的参谋长。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延川县的永平镇，与刘志丹和高岗等人领导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两军汇合。
红二十五、二十六和二十七三军汇合后，跟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的鄂豫省委和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及西北军事委员会在中共北方局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于九月十七日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红二十五、二十六和二十七三个军组成红十五军团，撤销鄂豫省委和西北工作委员会并组建中共陕甘省委以及改组西北军事委员会。新组建的陕甘省委和改组后的西北军事委员会分别由朱理治和聂洪钧担任书记和主席，而戴季英则担任了中共陕甘省委的常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政治保卫局的局长。
就在红十五军团和陕甘省委组建起来以及西北军事委员会改组不久之后，在戴季英和朱理治与聂洪钧等人的鼓动下，陕北革命根据地不仅马上就又开始了“肃反”，而且矛头更是指向了红二十六和二十七两军以及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高岗和习仲勋等。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两军会师后党中央及时发现了戴季英等人正在进行的“肃反”运动，遂马上予以制止。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戴季英等人并大声疾呼要“刀下留人”和“停止捕人”，随后立即派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王首道、刘向三和贾拓夫接管了受戴季英控制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并解救出刘志丹和高岗以及习仲勋等人。
抗日战争开始后，受党中的委派，戴季英到坚持在大别山地区进行游击战的高敬亭所部工作。后来在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的时候，戴季英则在高敬亭之下担任了该支队的副司令员。
戴季英与高敬亭不仅本旧识，而且还更是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时的战友。然而同许多机会主义分子一样，此时的戴季英已经由当初的疯狂追随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转而又积极地投入到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怀抱，在工作上处处追随项英而又处处对高敬亭进行掣肘。不仅认识不到高敬亭坚守大别山地区的重要意义，反而却坚决主张四支队应全部开出大别山地区而东进并最终促成了高敬亭的被冤杀。
也许是由于莫斯科距离斯德哥尔摩很近的缘故，因此当年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和很多从莫斯科归国的同志以及追随他们的机会主义分子，都患上了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由于患上了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再加上我国传统的亲戚盼好，邻居盼倒，越是身边人越嫉妒的小农意识。所以，“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中的绝大多数成员和许多从莫斯科归国的同志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机会主义分子，不仅非常惧怕共产国际和严厉奉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党内路线斗争方式的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王明，而且还更是非常嫉妒既没出国国、又没留过洋、更没去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圣地莫斯科，但却由于宁可以蒙受巨大的个人羞辱为代价也要严守“党指挥枪”这一政治伦理，从而才能够引领中国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毛泽东等。所以，从这真实的历史来看，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实在是过于的荒唐，实在是过于的违背历史。说出这句话的人除了能证明自己的无知和无耻之外，其他的什么也证明不了。至于王明本人，同样也由于惧怕共产国际而不仅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且比其他人还更为严重。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病症不仅由来已久，而且还更是古今中外共患的一种病症。对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病症，其实我们中国人早就有人发现。只是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只注重事物的浅表现象而缺少理性的逻辑分析，故而才只是将这一病症笼统地称之为是“贱皮子”，而未能科学系统地将其命名为是什么“综合症”。但是尽管古今中外对此病症的命名不一，但是该病症的表现却不仅是大致相同，而且由于我们中国人的病情反应还更为严重，所以才会非常看重“礼贤下士”和“知遇之恩”等这样上级给下级留面子的行为。
古今中外的所有患过“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患者，都会留下非常明显的后遗症。其后遗症的主要表现那就是一旦患上这种病之后，就不仅极难理喻、甚至是不可理喻，而且还更是难以治愈、以至于无法治愈。即使有人曾经在短期内治愈过，但是只要一遇到适当的条件，马上就又要旧病复发。所以，无论毛泽东如何挽救与挽留，王明最后还是更名为马马维奇而投入到了莫斯科的怀抱；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则在赫鲁晓夫提出了与帝国主义要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理论”之后，不仅也紧随其后提出了新中国与帝国主义要和，与国际修正主义要和，与国际上的反动派要和，而且还更加上了一个新中国对世界人民革命的援助要少的“三和一少”论调。
随着近年来主流媒体再次掀起的对毛泽东矮化、丑化和妖魔化的的高潮以及具体化，有些人根据“遵义会议”推举张闻天为党的总负责，周恩来是党内所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而毛泽东只是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并协助周恩来做军事工作的这一史实，于是又判定“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而后来关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之说，是篡改了党史和军史，是为了掩盖毛泽东篡党篡军的事实，是为了神话毛泽东。
“遵义会议”是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扩大到有红军各军团主要领导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的作用，就是否定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和错误的军事领导而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自王明等人把持了党中央并来到中央苏区之后，由于不仅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而且还更是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因此中央红军才未能粉碎蒋介石匪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在无法粉碎蒋介石匪军对中央苏区围剿的情况下，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才被迫撤出了中央苏区而走上了战略转移之路。然而在战略转移的路上，蒋介石的几十万匪军却仍然穷追不舍，必欲彻底消灭中央红军。所以在左倾机会主义分子都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却仍然不能率领中央红军摆脱几十万蒋介石匪军的穷追不舍而即将全军覆灭的情况下，“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接受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如果说当初全党同志除了毛泽东等少数人之外由于没有看清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真面目，所以才盲目地跟着他们走上了这样一条死路。可是当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全党同志和全军指战员却不能不另想出路了。就像电视连续剧《长征》中朱德在“遵义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如果继续这样领导的话，我们再也不能跟下去了”。
“遵义会议”上，为了保持党内的团结而更主要是为了挽救博古等人，于是这才推举了张闻天作为党的总负责人，推举周恩来为军事指挥上的最高负责人。而毛泽东只是作为党中央常委协助周恩来进行军事指挥。可是，尽管张闻天和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的党内和军内的地位仍然还高于毛泽东，权力还仍然大于毛泽东。但由于他们在红军陷入绝境的时候而提不出任何能够挽救党和红军的正确主张，因此，不用说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就是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不仅全党的同志和全体红军指战员，而且就连周恩来和张闻天本人，甚至还有那个在“遵义会议”上仍然还竭力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辩解并反对毛泽东的何克全（凯丰），也自觉自愿地走上了毛泽东开辟出的这条道路，走上了生的道路。
领导地位不同于最高地位，最高的权力也不等同于最强的能力。权力的实际作用，只能在被统治者与被领导者还能够接受的情况下，才将体现出来。尽管爬上了党内和红军中的最高地位，却不能表明自己的水平因此也就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拥有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力，但绝不等于同时也就具有了领导红军战胜敌人的能力。而之所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是由于当时除了少数的个别人之外，就连包括周恩来和朱德与张闻天在内的全党绝大多数同志和全体红军指战员，都开始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都能够自觉地服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广大红军指战员已经认识到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仅是一条将中国革命引向失败的道路，而且还更是一条将他们引向死亡的道路。在生死立判之际，即使由共产国际所指定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再大，尽管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开展党内斗争时手段再残酷，方式再无情，也不会有人由于惧怕他们而再跟着他们去白白地送死了。
当党和仅剩下的两万多红军在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陷入绝境的时候，能够领导全党和全军走出绝境的，靠的是能力而不是权力。自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支部起，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力便开始由共产国际所指定的人来掌握。然而尽管严守“党指挥枪”这一政治伦理的毛泽东等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接受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指定最高领导人的这一做法并自觉服从其领导，但是蒋介石却不认可这些。蒋介石只认中国共产党内谁有战胜他的能力，而从不在意谁掌握着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而共产国际虽然能够赋予王明和博古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掌管中国共产党和排斥并打击毛泽东的最高权力，却不能给予他们战胜蒋介石的能力。然而蒋介石可取清楚地知道中国共产党内谁有能够战胜他的能力，所以，不仅中央红军一直被蒋介石称之为是“朱毛红军”，而且就连蒋介石在为通缉共产党领导人和红军将领而开出的赏格中，毛泽东也同样是以十万大洋的赏格名列“榜首”，而周恩来和博古却仅或区区的五万元。至于张闻天，却竟然都“榜”上无名。敌手的称赞才是由衷的称赞，仅从这一点上看，周恩来和博古二人不仅难以望毛泽东的“项背”，甚至还低于了蒋介石给彭德怀和林彪开出的六万元大洋的赏格。
古今中外的历史莫不证明了，权力只有在有序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国革命的历史更是充分地证明了，权力只有在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挑起的党内斗争和玩弄权术以排斥异己的阴谋中才能生效。而战胜凶恶的敌人，却只能靠能力而不是权力。在蒋介石几十万匪军重兵布下的重围之中，劫后余生的两万多红军指战员人人生命难以自保，因此他们企盼的是谁具有领导他们突出重围并转危为安的能力，而绝不会再接受逼迫他们去白白送死的权力。而从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发展壮大到中央红军被迫放弃苏区而长征的过程也更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内只有毛泽东才具备领导全党全军战胜几十万蒋介石匪军的围追堵截从而挽救中国共产党和挽救中国工农红军以及挽救中国革命的能力；而中国人民在争取彻底的翻身解放和中华民族争取真正的独立自由的斗争中，也只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因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是历史的真实反映。生死攸关之际，最高地位或是最高权力在能够战胜敌人的领导能力面前，是毫无价值的。
“遵义会议”所确定的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确实分别是张闻天和周恩来，但这不过是全党全军尽人皆知的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而已而。位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地位或出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只能保证约束和与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自己而已，却丝毫不能保证战胜敌人。事实早就表明了，张闻天和周恩来二人根本就不具备领导全党全军战胜蒋介石的能力。如果他们具备这样的能力，那就根本不会出现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和“遵义会议”的召开等这样的事了。党中央在“敌兵围困万千重”的紧迫情况下召开“遵义会议”，既不是为了清算某些人的错误，更不是为了展示自己临危不惧的风采，而是为了解决如何才能突破敌人的重兵重围的问题。历史的经验告诉了全党同志和全体红军指战员，战胜敌人而突破重围，那就只有改正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对毛泽东的排斥而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因此，“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首先是指在思想路线上确立了毛泽东正确思想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其次才是指在组织路线上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然而思想路线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解决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和张闻天二人也还真的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中国人贵有自知之明的美德，由于他们自忖没有领导全党和全军突破几十万蒋介石匪军重兵包围从而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能力。所以在全党同志和全军指战员面前，不仅从不以党的最高负责人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自居，而且每逢遇到或需要解决问题、甚至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的时候，也总是要以“问计”的名义或方式，来向毛泽东汇报或请示。
任何一个人的能力，只有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才能够展示出来。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凶残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搞排斥异己有术而对敌斗争却低能，所以历史已经留给了当时中国的每一个人，尤其是留给了当时的那些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级人物以充分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和舞台。但是他们由于自身能力的原因，虽然获得了如此的大好时机和广阔的历史舞台，但也只能是在上面蹦蹦嗒嗒地跳几下，然后就灰溜溜地滚蛋了。这其中的原因是他们的错误路线使他们不仅必然要遭到历史的抛弃，而且他们的主要观众也是对手的蒋介石也不允许他们再继续胡闹下去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胡闹，尽管确实给蒋介石添了不少的麻烦。但却不仅没有能闹翻蒋介石的反动政权，而且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力挽狂澜，还只能闹得中国革命陷于失败。
在蒋介石的太过凶残面前，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仅暴露出了他们对敌斗争的低能，而且也更暴露出了他们内心世界的阴暗。然而如果不是由于蒋介石的太过凶残和后来的日寇太过强悍，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仅也不会让位于毛泽东，甚至都不会留给毛泽东一个为党和中国革命工作的机会。
一九三四年十月，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在秘密商定了撤出中央苏区之后，紧接着又决定了去留的人员。然而在决定去留人员的时候，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却不是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去着想，而是根据与自己的亲疏，尤其是与自己有无利害关系来考量。因此像何叔衡与瞿秋白这样年老体弱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国共产党曾经的最高领导人，才被留了下来。在主力红军尚在的时候，中央苏区还眼见不保而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而当八万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之后，苏区的沦陷那是注定之事。没有了主力红军的保护，像何叔衡与瞿秋白这样不仅没有游击作战的经验，而且还更是年老体弱。其今后的命运或是牺牲，或是落入敌手，也就注定了。在八万主力红军在中央苏区都坚持不下去的情况下，把像何叔衡与瞿秋白这样的老弱病残和虽然人数多达三四万但却大部分都是地方部队和县游击队留下来坚持所谓的斗争，其实无异于就是将他们送到了死神之手。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此举，即使不是想假借敌人之手来达到消灭党内反对他们错误路线的这些人的目的，那么也是为了自己的轻装逃跑而甩掉了这些“包袱”。不仅如此，比这种间接谋杀行为更为恶劣和无耻的是，在主力红军撤出中央苏区的前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等人还直接地秘密杀害了大批曾经反对过他们错误路线的同志。这部分人中，就包括了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领导举行了“宁都起义”的季振同和黄中岳等人。
许多人可能都曾经产生过这样的疑惑，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对敌斗争中软弱低能，而在开展党内斗争时却又不仅残酷无情，甚至有时还更是到了残忍的程？尤其是那个那个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于一九三一年三月派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西军分会主席的夏曦和一九三二年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央代表关向应，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
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湖南的反动军阀何健指使部下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前夕，时任中国湖南省委书记的夏曦被反人民的嚣张气焰吓破了胆，不仅让工会和农会的纠察队“镇静待缴”，而且还更是首先逃离了长沙，从而造成了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的自行解散。一九二八年五月，夏曦到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会后又到东方大学学习。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夏曦加入到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宗派集团。一九三0年夏曦回国后，先后出任了中共江南省委常委、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一九三一年三月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所把持的党中央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和后来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西军分会主席。夏曦一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便开始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并开始肃反。特别是当关向应作为中央代表于一九三二年初也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推举夏曦出任肃反委员会书记而自己亲自担任副书记并任命后查明是国民党特务的夏曦的亲戚江奇为肃反委员会委员兼政治保卫局局长之后，三人联手把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肃反运动推到了疯狂的程度。从一九三二年四月到一九三四年五月的两年多时间里，夏曦等先后在湘鄂西掀起了四次肃反运动的高潮。在肃反期间，夏曦等不仅杀害近四万名红军和地方的党与政府里的干部战士，这其中就包括红三军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段德昌、柳直旬和万涛等，而且夏曦等杀人的手段还非常残忍。段德昌被杀害前曾经请求由于红军得到一颗子弹不容易，在对他执行死刑时，可用刀砍。夏曦和江奇在执行段德昌死刑时，还故意挑选了一把钝刀，以增加段德昌临死时的痛苦。经过夏曦等两年多的肃反，湘鄂西的红军从原来的五万多人只剩下了四千人，以至于竟然出现了枪支比人多，战士不敢担任班、排长的这种情况。对此，贺龙曾经这样平说夏曦：“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当时的革命斗争，不仅条件异常艰苦，而且形势也更加复杂，所以革命队伍中混进一些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以及一些投机分子是在所难免的，因此进行肃也反是非常必要的。混进革命队伍的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以及一些投机分子的人数虽然不是很多，但是由于这些人都是在有组织的进行活动，故而给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害也非常巨大。
一九三0年十二月十二日，就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进行得最为紧张激烈的时候，红二十军第一七四团政委刘敌等人利用红一方面军政治部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在肃反的具体工作中存在着严重错误的机会，发动了兵变。兵变发生后，刘敌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人不仅把红二十军拉到了赣江以西脱离了根据地，而且还更是提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这样公开制造红军分裂的口号以及策动其他的红军部队反叛。尤为恶劣的是，刘敌等人还指使一个擅长模仿毛泽东笔迹的名叫从允中的死党，仿毛泽东的笔迹伪造了几封毛泽东写给红一方面军前委秘书长古柏的内容为毛泽东不仅叛变投敌，而且还命令古柏制造机会除掉朱德和彭德怀等人的信，然后又故意送到朱德和彭德怀等人的手中，以图在红军内部更大的内乱。
“富田事变”发生之后，毛泽东一方面指挥紧张激烈的反围剿作战，一方面决定对“富田事变”采取冷却处理的办法。一月十五日苏区中央局成立之后，马上就于成立后的第二天便以《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的方式，公开宣告要以解决党内矛盾的办法来处理“富田事变”。然而还未等苏区中央局着手对“富田事变”进行处理，已经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所把持的党中央却在得知“富田事变”的消息后于二月二十三日便给苏区中央局发来指示，告知对“富田事变”的处理，只能等由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三所组成的负责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和党中央于六届四中全会改组后的情况并负有包括处理“富田事变”在内的根据地所有各项工作全权的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之后，才能着手解决“富田事变”的问题。
四月十六日，由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赣南根据地之后。根据党中央的旨意，马上就召集了苏区中央局全体委员的会议不仅并推翻了苏区中央局原有的对“富田事变”的定性，认为其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事件，而且随后又采取了严厉地镇压措施。
“富田事变”是由肃反“AB团”发生了扩大化才引发的，当时承担在根据地党和政府以及红军中进行肃反重要职责的是红一方面军政治部所属的肃反委员会。而毛泽东作为的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书记，对肃反扩大化应该承担相当大的领导责任。但是在“富田事变”发生之后，毛泽东所采取的冷却处理的措施，却又无疑也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在项英到达赣南根据地并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并解散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之后，毛泽东在苏区的领导地位已经开始下降。尤其是当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后，毛泽东也就完全失去了领导肃反和处理“富田事变”的一切权力。一九三一年七月，就在毛泽东筹划紧张的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的时候，中央代表团却不仅武力解决了发动了“富田事变”的红二十军，而且还更是解散了红二十军并将该军副排长以上的干部大多数杀害而只脱逃了两人。在采取了严厉的措施解决了“富田事变”之后，任弼时等人更是变本加厉，在他们的操纵下，赣南和闽西根据地的肃反规模才越来越大。而此时的毛泽东却不顾个人的安危，多次提出了与任弼时等人在肃反的问题上相反的意见，以致于开始为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不容。
在针对“AB团”的肃反时期，毛泽东作为红一方面军的最高负责人，尽管在当时把他的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粉碎蒋介石匪军接连对赣南和闽西根据地发动的三次大围剿上，而并没有直接参与和领导肃反运动。但是后来毛泽东却不仅主动地承担了肃反扩大化的责任，而且还更是就此做了多次公开的自我检讨。毛主席逝世后，有人不仅把中央苏区由肃反“AB团”和处理“富田事变”而引发的肃反扩大化的责任完全推到了毛主席的身上，而且还更是全然不顾当时毛主席正在遭受着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排挤的历史事实。
近年来，尽管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揭秘形成了一股股的高潮，以至于出现了研究与揭秘者远远多过了被研究和被揭秘对象的程度，所以有的专家和学者由于没有研究和揭秘的对象，于是只好拿着政府提供的专项研究资金去研究《蒋介石日记》了。但迄今为止，却不仅还没有人发现了博古和陈昌浩、夏曦等人是打入共产党内部的国民党特务的证据，而且就连一点点的怀疑都不曾存在。由此可见，虽然他们都曾犯过严重的错误，但却仍然还都不失为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这些看起来意志都非常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会形成这种反差如此巨大的怪异性格？
造成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对敌斗争软弱低能而进行党内斗争却异常凶残的原因，普遍的原因就是他们既由于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后而形成的既崇拜强者而又鄙视弱者的这种病态心理，也更与他们曾经长期从事祸福无常的城市地下斗争活动而造成的都已经到了过敏程度的神经高度紧张有关。
中国共产党最初是在城市中诞生的，并且更是以开展城市中的工人运动为主要的革命方式。然而当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重心，也就转移到了由毛泽东所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武装斗争的道路上来。
到了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持了全党领导权的一九三一年，沿着毛泽东所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具体革命道路，全国不仅已经创建起了十几支分散作战的工农红军，而且还更是开辟出了十几处革命根据地，中国的革命事业因此而呈现出了一种蒸蒸日上的状态。然而就在中国革命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农村中的武装斗争上之后，可是作为中国革命领导中心的党中央却还仍然以地下的状态隐藏在上海滩的外国租界里，并以遥控的方式来领导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之所以会远离中国革命的重心，其原因就是党中央的某些领导人认为，尤其是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了党的领导人之后更是认为，党中央藏匿于上海滩的外国租界里，尽管他们个人生命的安全也要时时面临着一定的危险，然而这种危险比在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要时时面对真刀真枪的那种危险，毕竟要小得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就是一直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所把持的党中央以便于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借口，还是选择了留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中。藏匿于上海滩的外国租界里遥控中国革命，虽然个人生命安全的危险比在革命根据地真刀真枪的那种武装革命的危险要小一些，但毕竟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风危险。而长期地下斗争的危险，使那些从事地下斗争的人不仅神经高度紧张，而且更有甚者还出现了神经过敏。对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感到是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和组织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自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许多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不仅纷纷叛党，而且还更是愿效犬马之劳地充当敌人的鹰犬，反过来残害自己的同志。党员叛变的行为，给党，尤其是给始终在城市中活动的党的领导机关、甚至包括党中央都造成了极大地威胁和损害。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许多著名人物，包括一些领袖级的人物如罗亦农、蔡和森、陈延年和林育英等，都是因为叛徒的出卖才被捕牺牲的。因此，在无力对抗敌人的军警当局的情况下，清除党内的叛徒和有可能叛变的意志不坚定者，也就成了从事地下斗争活动的人保护自己和组织的一种有效手段。而在地下斗争的状态下清除叛徒和可能叛变的意志不坚定者，也就只能采取超常规，甚至是超残忍的方式和手段。
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尤其是由于事情紧急而造成的人的精神高度紧张的时候，往往也就最容易发生假想防卫的行为。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叛变之后，党中央的安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中央特科的领导人认为顾顺章既然已经叛变，那么他的家人也就存在着随他叛变的可能。尤为重要的是，顾顺章的家曾经作为党中央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活动据点，顾顺章的家人认识大部分在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于是中央特科秘密处决了顾顺章一家的八口成年人。
在党中央处于上海滩地下活动的状态的时候，叛徒是对党中央安全的最大威胁。由于对敌人的军警机构无可奈何，因而采用超常残忍的手段来清除叛徒和意志不坚定者来保护和纯洁组织，也就成为了保卫党中央的最好的措施。
一九三三年，在中央红军接连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之后，眼见红军的力量日益壮大，根据地日益巩固，在军事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武装保卫党中央安全的能力，因而身处根据地也就比藏匿于上海滩的外国租界里安全得多了，特别是这时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其追随者虽然已经完全实现了对毛泽东的排斥和对中央红军与中央苏区的掌控，但却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领导能力上的低能，给党在白区的工作造成了极大地损害，党中央藏匿于上海滩的外国租界中已经日益不安全。于是，把持了党中央并藏匿于上海滩而遥控中国革命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就顾不得什么便于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了，恬不知耻地以得胜者的姿态来到了中央苏区。然而尽管到了中央苏区，但是由于他们曾经患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与高度紧张的神经不仅很难在短时间内治愈和松弛下来，而且更是为了牢牢地把持已经篡夺到手的与他们的能力和革命阅历根本不相适应的党的最高权力，于是便把在地下斗争的这种特殊情况下所不得不采用的超常规并超残忍的斗争方式，带入到了党内的路线斗争之中来。因此，凡是对他们的错误路线或是对他们个人的领导能力产生或表示过怀疑的人，都遭到了他们的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
时光荏苒，到今年，红军长征已经是发生在七十八年之前的事了，绝大多数的当事人也都已作古。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的一次至关重要的事件，因此也给历史留下了太多的谜团，而这些谜团中最大的谜团，就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什么会选中项英作为留守中央苏区的最高负责人和在长征时为什么会带上他们的眼中钉毛泽东？
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离开中央苏区之后，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部队将接受更加残酷的军事斗争的考验。所以，留守的最高负责人，应该选一位具有超强的军事指挥能力和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的领导同志才对。可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毫无军事斗争经验而且军事指挥的才能也更是一般的项英来负最高的留守之责呢？这其中的真正原因，应该是项英在那些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核心成员的眼中，也不过就是一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但是由于他死心塌地地追随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以才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选中作为留守的最高负责人。如果项英能够将中央苏区坚守下来，那就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巨大成就。如果项英牺牲了，那么对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来说，也与事无损。在那些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看来，除了他们自己，任何人都可以、而且也是更应该为中国革命做出牺牲的。
在得知主力红军离开了中央苏区之后，蒋介石迅疾组织了追剿军并任命何健追剿军为总司令，薛岳为追剿军前敌司令，带领何健属下的刘建绪所部与周浑元和吴奇伟两个纵队紧追不舍，务求将红军消灭。在督促何健与薛岳追击主力红军的同时，蒋介石又命令汤恩伯负责对中央苏区的继续清剿。一九三五年二月，汤恩伯所部开始深入中央苏区进行清剿。瞿秋白与何叔衡在随同部队转移时，与二月十四日这天在福建省上杭县水口镇附近与蒋介石匪军遭遇，由于部队很快打散，瞿秋白被受宋希濂指挥的福建保安第十四团俘获并与当年六月十八日于福建长汀就义。而何叔衡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毅然跳下了悬崖。而项英、陈毅与贺昌等人则历尽千难万险，才突出重围于三月出来到江西和广东交界处的油山。并与陆续突围到达这里的三千多干部战士汇合在了一起。就是在这次突围的战斗中，贺昌英勇牺牲。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的三弟，时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的毛泽覃在率部与蒋介石匪军激战时，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英勇牺牲。
在留下坚持斗争的红军大部失败，中央苏区全部沦陷之后，汤恩伯所部撤出了中央苏区。而从一九三五年三月起，蒋介石又命余汉谋的第一军和和江西保安团等三、四万人对油山进行大规模的“清剿”。针对敌人大规模的军事“清剿”，尽管项英和陈毅等采取了小规模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与敌周旋并一直坚持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但是不仅中央苏区全部沦陷了，而且近四万人的留下坚持斗争的红军，到第二次国共合作还是时，也只剩下了几千人。
一九四一年一月五日，当新四军军部率所属部队九千多人在执行国民党当局的北进命令行进到安徽省泾县境内时，遭到了八万多蒋介石匪军的伏击。于是，在中华民族遭遇到有史以来最大一次劫难的抗日战争期间，同室操戈的“皖南事变”爆发了。“皖南事变”发生后，没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经验和能力的项英不仅拒绝了军长叶挺所提出的突围方案，而且在被八万蒋介石匪军团团包围而全军无法全身而退的情况下，项英再一次使用了金蝉脱壳之计，于一月九日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与参谋长周子昆率少数警卫人员丢下了部队准备单独突围。然而由于蒋介石匪军布置的包围网太过严密，项英和周子昆突围不成，于是只好又主动返回与大部队一同行动，而袁国平则因伤重自杀。在随同大部队活动几天之后，项英和周子昆再次带着少数的警卫人员离队。然而在皖南山区隐藏了两个月之后，项英和周子昆被叛徒刘厚总杀害。艰难异常的三年南方游击战争，项英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就在于他特别擅长使用金蝉脱壳之计。只是没想到，一生擅长金蝉脱壳之计的项英，最终却丧命于了金蝉脱壳之上。
金蝉脱壳之计，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所惯常使用的一种牺牲他人而保存自己的手段。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六日，当西路军的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将余部两千多人分成了三股，命令他们分散游击进行自救。然后便把这三股分散的部队丢给了李卓然、李先念和王树声等，自己则离开了部队。为了减小目标以便于隐蔽前行，陈昌浩在迫令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与他同行的同时，仅带上了作战参谋和警卫排长以及三十名身强力壮的负责保护他们安全的警卫战士。尽管迫于陈昌浩的权威，徐向前元帅不得不随他离开了部队，但是在部队陷入绝境的时候丢下了部队，丢弃了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对于这件事，徐向前元帅为之抱憾了终生。
陈昌浩不仅是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而且还更是王明的“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宗派集团中的一名重要成员。一九三0年十月，陈昌浩从苏联回国并于当年十二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后马上就担任了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在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夺取了党的最高领导权之后，一九三一年四月，陈昌浩和张国焘、沈泽民、张琴秋等人作为王明等人所把持的党中央派出到各根据地夺权的“钦差大臣”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先后出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与张国焘、沈泽民、张琴秋一道，全面把持了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各项权力。在全面把持了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之后，陈昌浩协助张国焘等为了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红四方面军中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展了血腥的肃反运动。红军第四方面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旷继勋和曾中生以及徐向前元帅的前妻程训宣等人的被冤杀，都与此人有着极大的关系。
暂且不去理会段德昌、柳直旬、旷继勋和曾中生等这些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最终却被自己非常信任、甚至是非常崇拜的代表党的上级冤杀时个人心情的委屈和愤懑，仅就中国革命的过程如果按照毛主席所主张的始终由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如果一直走在毛主席所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道路上，那么将会减少多少无畏的牺牲！那么将会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保留多少的精华！因此每个中国人每每回顾到这段党史，回顾到这段军史，回顾到这段中国革命历史的时候，在扼腕长叹并潸然泪下的同时，又不免难解心中疑惑。到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持了党中央以及其后不久便以派中央代表的方式到远离党中央的赣南与闽西和鄂豫皖以及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九三一年，毛泽东和朱德与贺龙、陈毅、周逸群、曾中生、许继慎、徐向前等，不仅通过自己舍生忘死的革命亲手缔造了已经拥有了十几万人的红军，而且更是通过与广大的红军指战员一道同甘共苦和浴血奋战，开辟出了赣南、闽西、鄂豫皖和湘鄂西等几处革命根据地。如果说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开辟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革命道路由于理论性太强，还一时令大量的红军指挥员和根据地的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难以认识的话，那么仅就毛主席等人创建工农红军和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巨大功勋，就足以使他们在广大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的党政干部中建立起崇高的威信，就应该受到诚挚的拥戴。可是几个受命于藏匿于上海滩外国租界里的党中央而来到根据地的初出茅庐的不用说对中国革命还未曾立下过尺寸之功，而且还没有多少革命斗争经验、尤其是没有丝毫的武装斗争经验的从莫斯科回来黄口孺子，却为什么不仅能夺了毛主席等对红军的指挥权和对根据地的领导权，而且还更能对毛主席等展开严厉地批判？夏曦等不仅能杀害湘鄂西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始人段德昌和柳直旬等，而且还曾经几次要“搞一下贺龙”。特别是张国焘和陈昌浩等，不仅同样夺了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根据地的领导权，甚至还在波澜不惊的情况下就杀害了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旷继勋和曾中生等。
对于中国革命为什么会充满了如此的艰难曲折，后来在总结这段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历史的时候，总是以当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成熟这样的一而概之来为此做出了笼统的回答。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由中国人所组成的信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当然是处在幼年的时期，但是组建中国共产党的那些中国人可并不是也处在幼年时期。党的不成熟，是由于绝大多数党员、尤其是党的领袖的不成熟。绝大多数党员的不成熟，是由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不成熟。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不成熟，表明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成熟。就是由于这一连串的不成熟，所以才造成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只有毛泽东一人去探索中国革命的独自道路，而且还更造成了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探索出来的独自的道路很少有人相信，还更造成了中国革命的过程充满了艰难曲折。而这一连串不成熟的主要表现，就是当时全党的绝大多数同志不仅不相信山沟里能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还更不相信他们非常熟悉的既没出过国，又没留过洋，特别是连莫斯科都没有去过的毛泽东，而却只相信那些到莫斯科喝过洋墨水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而这些人之所以会不相信自己非常熟悉的毛泽东而却惟独非常相信他们并不熟悉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由于在小农经济社会中浸泡了几千年和受缺少逻辑思辨内容的传统文化教育的中国人，大多都相信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而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又使大多数中国人普遍都养成了“傻子过年看隔壁”的这种直线型的习惯认识和“亲戚盼好，邻居盼倒，越是身边人越嫉妒”的这种不良心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看不到未来的中国送来的不仅仅只有仅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更给苦难深重的中国送来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并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强大的苏联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事实。而尤其是“十月革命”的一夜成功和迅速地战胜了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的事实，对在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长期熏陶下而养成了“傻子过年看隔壁”的这种直线型的习惯认识的中国人刺激更大。于是许多率先觉悟的中国人这才不仅要站在自己的家里看，而且还在形成了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共识之后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并更是纷纷跑到莫斯科去一探究竟。
就在毛泽东冒着血雨腥风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不仅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具体的正确道路，而且更是还亲手缔造了中国工农红军和开辟了井冈山、赣南和闽西等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到莫斯科一探究竟并取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经的同志也纷纷回来了。特别是这些人不仅取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经，而且还更是近距离感受到了苏联革命的具体方式并亲眼看到了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也正是由于这些取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经并近距离的感受过苏联革命的具体方式及其所带来的巨大成就，所以才不相信山沟里也能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才不相信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具体的正确道路，因而也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选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当时党内既不相信山沟里能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更不相信既没出过国、又没留过洋、特别是连莫斯科都没有去过的毛泽东所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同志，其实还不只是那些到莫斯科喝过洋墨水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更多的却是那些与毛泽东朝夕战斗在一起的生死与共的战友。而造成这部分同志既不相信毛泽东在中国的山沟里所创立的符合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独特的指导思想，也不相信他们亲自跟随毛泽东所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急于求成的心理和相信“远来的和尚好念经”的这种传统的习惯认识。既然远来的和尚好念经，那么从遥远的地方归来的海归和尚也一定能念好经，尤其是在这些海归和尚的背后，还站着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经送宝的米夫和李德等这些货真价实的洋和尚。因此当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满脑子里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经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到，在他们如簧的巧舌按照苏联的现实而为中国的未来所描绘一幅壮丽的前景的诱惑之下，许多原来与毛泽东朝夕战斗在一起的生死与共的战友马上就抛开了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而聚集在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竖起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旗帜之下。所以也就出现了像毛主席这样的绝大多数没有到过莫斯科的同志提着头在国内打天下，而像博古那样少数从莫斯科回来的梳着分头的人却不仅能来到根据地坐享其成地掌天下，而且还能把打天下的毛泽东等人一脚踢开、甚至是杀害的现象。然而这些从遥远的地方归来的海归和尚以及站在他们身后的洋和尚尽管能迷惑住自己的党内同志，但却迷惑不了蒋介石。虽然能够踢开毛泽东，但却赶不走围剿革命根据地的蒋介石匪兵。所以，战斗在中央苏区和鄂豫皖、湘鄂西等几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这才不得不先后都走上了长征路。
据今天揭秘的一些史料所载，在长征前夕，毛主席给党中央和当时的最高负责人博古写了一封信，要求率领表示愿意跟随毛主席留下来的几位一、三军团的领导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并欢迎中央再回来。而项英在此时也更是曾经向博古等人进言，长征时不能带上毛泽东，以防止虽然屡屡遭受打击和冷落但却从未停止不断向党中央提出正确建议的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会给博古等人带来麻烦。以后的历史证实了项英当初的所料果然不虚，但是毛主席在长征途中只是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并没有给博古个人带来什么麻烦。如果说因为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给博古个人带来了麻烦，那么这个麻烦也只是使博古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仅无颜面对历史，而且还更无颜面对因为他们的错误和无能而无谓地牺牲在湘江两畔和长征路上的五万多名红军战士的在天之灵，尤其是无颜面对由于他们在肃反过程中的丧心病狂而死去的党的优秀干部和英勇不屈的红军将士的冤魂。
在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着想，却只根据与自己的亲疏来决定战略突围的去留人选，而且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而将何叔衡与瞿秋白等人留在了中央苏区的情况下，为什么偏偏要带上他们眼中钉的毛泽东？据目前国内一位很有权威的党史和军史的研究专家考证，在接到毛主席的要求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信之后，博古不知如何是好，而周恩来则自告奋勇地来到了两年多“连一个鬼也不上门”的毛主席的养病之处，亲自找毛主席谈话进行劝说。与毛主席谈话回来之后，周恩来对博古说：“他同意跟着走了。”因此，如果没有周恩来与毛主席的这次谈话，也就没有后来的毛主席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中国革命。所以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周恩来居功至伟。至于周恩来是如何劝说的毛主席，由于当时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听到，而后周恩来和毛主席也未曾向任何人透露过谈话的内容，所以也就成为了千古之谜。那么当年周恩来找毛主席谈话是为了告诫毛主席如果不跟随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那就将面临季振同等人那样的下场。还是周恩来早就预料到了进行战略转移的主力红军必然会遭到失败，因而到某一个时候“遵义会议”将要召开，到那时需要毛主席来力挽狂澜。那就只能任人根据事物发展的自身规律去猜想了。总之，不管是留下来，还是跟随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毛主席都能挽救中国共产党，都能挽救中国工农红军，都能挽救中国革命。但是就像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所说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那样，虽然不管去留毛主席都能挽救中国共产党，都能挽救中国工农红军，都能挽救中国革命。然而对于一些人的个人命运来说，那可能就会有所不同了。由于毛主席最后终于随同终于主力红军进行了战略转移，所以后来也就不仅有了“遵义会议”，也就不仅有了毛主席的力挽狂澜，而且也更有了参加战略转移的许多人都活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都成为了开国元勋；而假如毛主席留在中央苏区，那么瞿秋白与何叔衡、贺昌、阮啸仙、李才莲及刘伯坚等可能就不会牺牲。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后来的共和国元帅的行列中，是不是将会少了一个刘伯承而多了一位刘伯坚呢？
从上了井冈山之后率领一千多“泥腿子”一刀一枪地开辟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到亲自指挥朱毛红军“横扫千军如卷席”。从“横扫千军如卷席”再到运筹帷幄，以“气吞万里如虎”之势发起“三大战役”直至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从战术、战役到战略，毛主席都足以堪称是无人可比的军事指挥大师。因此，不管是跟随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一直等到“遵义会议”的召开再来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中国革命，还是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工农红军、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毛主席都完全有能力率领人民军队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打出一个充满光明的新世界。
其实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之所以要带上毛主席一同进行战略突围的原因，绝不可能是为了要在军事上借助毛主席，更不可能要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后来力挽狂澜。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什么要带上毛主席？可能就是由于毛主席在给党中央和博古等人的信中所提到的 “欢迎中央再回来”的这句话，才促使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决定必须要带走毛主席。
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决定率领八万六千人的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同时，又决定留下拥有两千多兵力的主力红军第二十四师和多达一万多人的十一个团的地方部队以及各县的武装力量共计约四万人的兵力在苏区坚持斗争，以便拖住蒋介石匪军，从而减轻进行战略转移的主力红军的压力。而无论是跟随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战略转移的主力红军，还是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地方部队，其实都是在当初毛主席亲手缔造的红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只要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所把持的党中央一旦撤离了中央苏区，那么也就等于撤掉了压在毛主席头上的大山。到那时，无论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任命谁作为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最高负责人，都阻止不了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部队以及地方党政干部都肯定会自觉地听从毛主席的英明指挥和服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当初毛主席率领一千多“泥腿子”依托方圆不过百里，人口不满两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能开辟出面积达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多达二百五十多万的中央苏区，就能将红军的力量发展壮大到十几万人。而多达四万人的留下来坚持苏区斗争的红军，这是毛主席在指挥中央红军接连粉碎了蒋介石匪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一二三次围剿时都不曾拥有过的一支巨大力量。所以根据以往的历史事来看，如果留下来坚持斗争的这四万多人由毛主席来指挥，不用说保卫中央苏区，即使是再发展壮大红军和扩大革命根据地，那也是肯定的。也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事实和历史经验，所以毛主席也才会信心满满地说出“欢迎中央再回来”这样的话。从毛主席一生一世的所作所为来看，毛主席所说出的“欢迎中央再回来”这句话，绝不是在讥讽任何人，而是真心地期盼着每一位革命同志都能够通过这惨痛的失败教训而回归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上来。可是尽管毛主席是真心实意地欢迎中央再回来，然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却极有可能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所以不管中国革命的前景如何，为了不给毛泽东留下以其探索出来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再为中国革命立下新功来证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低能的机会，因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就只好在战略转移的时候带上毛泽东，以便继续利用党中央的权威压制毛泽东。只是令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没有想到的是，由于蒋介石的凶残所致使的主力红军的接连失败，从而使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所把持的党中央在全体红军指战员中彻底失掉了权威，于是这才给毛泽东创造了为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继续奉献出他的聪明才智的条件。
有些人在痛惜中国革命所付出的如此重大的代价的同时，也常常会产生这样的假设：如果由毛主席来指挥，那么是否能够继续粉碎蒋介石匪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的第五次围剿？从当时的历史情况看，答案是毋庸置疑的。
就像博古在“遵义会议”上为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和自己的无能狡辩时所说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敌人的力量太强大，敌我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也许是被莫斯科的洋墨水灌得混了头的缘故，也许是凡属狡辩就必然会违背逻辑。因此博古的狡辩，一定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第五次反围剿之前的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哪次不是在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的情况下取得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次反围剿，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中央红军都是以只有两万多到三万人这样敌我兵力对比在一比十左右的情况下，分别粉碎了的蒋介石匪军十万、二十万和三十万人的围剿。而到了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开始进行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尽管蒋介石匪军的兵力增加到了四十万人，但是中央红军由于有了“宁都起义”部队的加入，兵力也增加到了五万多人，特别是由于有了前三次反围剿胜利中的缴获，红军的武器装备已经有了极大地增强。因此在没有毛主席直接进行军事指挥的情况下，由于周恩来、朱德和林彪等继续执行了毛主席在前三次反围剿中采用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所以照样粉碎了蒋介石匪军的第四次围剿。所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人力量的强大并不在于其兵力的多少，而在于其所采用的“堡垒战术”上。
蒋介石在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针对自己的军队野战能力不及红军的这种实际情况，采用了由德国顾问提出的“堡垒战术”，从而避免了与红军进行野战。蒋介石匪军就是采用这种依托堡垒而层层推进的战法，迫使红军在无法发挥自己的野战优势但为了保卫根据地而又不得不进行自己并不擅长，而且更没有能力进行的阵地攻坚战。
对于蒋介石匪军的“堡垒战术”，其实只要采取毛主席一贯使用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跳到敌人堡垒的后面进行外线作战，就完全能够粉碎敌人的围剿。因此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尽管毛主席不仅失去了指挥红军进行作战的权力，甚至连一般的发言权也都失去了，但是由于为了对中国革命负责，为了对中国共产党负责，为了对红军指战员的生命负责，为了对中华民族负责，毛主席还是一次次地向把持了党中央和红军最高指挥权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建议，红军必须绕到敌人的堡垒的后面进行外线作战。
毛主席所提出的只有绕到敌人的堡垒后面进行外线作战才能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行性，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可能认识不到。扬长避短，不用说战争中的交战双方，就连打架的小孩都知道。然而即使明知道只有采取跳到敌人堡垒的后面进行外线作战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但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却也不能这么做。因为红军跳到敌人的堡垒后面进行外线作战，那就必须要短时期放弃苏区。然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分子清楚地知道，只要放弃了苏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就等于破产了。
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从无到有，都是毛泽东白手起家缔造和开辟的。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来到根据地后之所以不仅能够夺了毛泽东的权，而且还能够对毛泽东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就是由于他们获得了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并从而使毛泽东沦落为了“孤家寡人”。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又之所以能够获得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就是由于他们用如簧的巧舌所描绘出了一幅中国革命能像苏联的“十月革命”那样迅速取得胜利的无比壮观的前景，才骗取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干部群众的信任。而今革命不但没有取得迅速的胜利，反而还把毛泽东亲手开辟的革命根据地由他们给葬送了。这样一来，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岂不就在全党全军和全体根据地人民面前暴露出了他们不过就是些革命骗子的真面目。因此，即使是葬送再多的红军指战员的生命，不到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也是不会轻易放弃苏区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用他们这样的实际行动，清晰地告诉了中国人，什么才叫死猪不怕开水烫。而也正是由于过度地高估了自己的说谎和欺骗能力而自不量力地竟然轻易就敢执掌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也才使得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自己给自己背上了一个因为说谎和欺骗而形成的沉重的政治包袱和他们个人、甚至是他们的宗派小集团的荣誉包袱。就是由于始终背着这样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和荣誉包袱，因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就只能在明知道是错误的路上一直往下走了。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九十一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即将召开之年。在中国共产党以往召开的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是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用最大的，是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副作用和负面影响最恶劣并且给中国革命、甚至是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大损害的，则当属是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了。
在苏联首都莫斯科郊外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紧随其后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尽管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的性质以及革命的形式与党的任务的判断和确定是准确的，所制定的政治路线也是基本正确的，但是在对中国革命具体方向的认识和党中央的组成上，却存在着非常极大的问题，严重地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从而埋下了中国共产党一再犯左倾错误的祸根。特别是由于在莫斯科的召开，从而不仅为共产国际，也就是苏联全面控制中国共产党中央创造了条件，而且更为当时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迅速蹿升到党中央打开了方便之门。六大留给中国共产党最深刻的教训，就是中国革命的问题，必须要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来解决。
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必须要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来探索。中国革命的问题，必须要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来解决。不仅毛泽东，就连在大革命时期犯了严重右倾错误的陈独秀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六大召开之前，为了给陈独秀捎去了共产国际邀请陈独秀到莫斯科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口信，周恩来和王若飞专程前去拜访了陈独秀。然而出乎周恩来和王若飞意料的是，陈独秀却竟然以“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为什么要到国外去解决”这样直截了当地反问，当场便断然拒绝了周恩来和王若飞所转达的共产国际的邀请。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首都莫斯科郊外兹维尼果罗德镇的“银色别墅”如期秘密召开。此次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九十一年的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举行的代表大会。尽管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才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二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更是明确表示参加共产国际，从而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国内存在的正在争取国共合作的这一特殊情况，所以从参加共产国际到六大的召开，中国共产党在客观上多少还保留了一些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权力，从而也就给了毛泽东等人留下了一点独立思考如何进行中国革命的空间。然而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总体上来说不仅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而且更在思想上也完全受控于了国产国际，也就是苏联的实际控制。所以尽管六大所制定的政治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但却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统治全党和左倾机会分子把持全党打下了基础。幸亏在六大之前毛泽东就率领工农革命军就上了井冈山并从而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了一条具体的正确道路，否则，今天中华民族的命运肯定都不堪设想。然而尽管如此，六大、尤其是其后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还是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了灾难性的损失。因此，如果当时没有毛泽东这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历史巨人，六大以及其后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也就葬送了中国共产党，也就葬送了中国工农红军，也就葬送了中国革命，当然也就同时葬送了中华民族。
直到今天，那些非常推崇孙中山的人为了证明孙中山的伟大，在实在找不出孙中山的历史功绩的情况下，也就只得不断复述孙中山曾经说过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句话，来证明孙中山的伟大。自然世界中的潮流，是海潮和洋流的合称。而人类世界的潮流，就是人类世界的发展方向。在人类世界中，能够认识潮流的，一定是那些先知先觉者或是些聪明的人。能够跟上潮流的，一定是一些个人能很强的人。然而同自然世界中的潮流是要受到地球的自转和太阳与月亮的引力以及热辐射才能够形成一样，人类世界的发展方向，也必须要有人去推动与引领。而推动与引领人类世界的发展方向，却只有那些伟人才能做到或完成。从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到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个具体的正确前进方向并开辟出了一条具体的正确前进道路，从领导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共产国际暨苏联的实际控制到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从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到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到打破严重束缚了中华民族发展的“雅尔塔体系”的东方格局，从打破“雅尔塔体系”的东方格局大打破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时就开始了的大国控制世界的政治格局和政治伦理，从大破大国控制世界的政治格局和政治伦理到推动“三个世界”和“国家不分大小，民族不论强弱，一律平等”的这样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和新的世界政治伦理的形成，毛泽东不仅为中华民族，而且更是在马克思为全人类指出了共产主义的这个最终前进方向的基础上为整个人类世界开辟出了一条崭新的具体前进道路。毛泽东，真神人也！
今天人们根据毛泽东为中国革命、为世界革命、为中华民族、为全人类所做出的这些无以伦比的巨大贡献而得出毛泽东是神人的这个结论，根本就算不得是什么远见卓识。而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不到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却绝对是在认识问题的能力上出现了问题。其主要的表现，就是认识不清和不知如何处理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
当年的中国革命，的确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因而中国共产党人也就更应该具有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而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然而在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半殖民地这一社会性质上而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可却没有佛祖释迦牟尼那样的割肉饲鹰的法力。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目的，就是使中华民族从受奴役和受侮辱的殖民枷锁中挣脱出来，就是使中国摆脱受欺压和受剥削的半殖民地地位。然而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使本应由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来完成的争取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历史任务，却只能由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来完成了。为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就必须要在兼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的情况下，而主要从争取和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这样的实际情况，就是当年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主要具体实践之一。毛主席就是由于从中国革命这样的具体实践出发，才探索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才引领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而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却由于严重地超越了中国革命的历史阶段，只看到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却视而不见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只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有承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而却不知道中国共产党还更承担着争取和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历史责任。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不仅王明，当年的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如李立三等，才会犯下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正如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剖析王明等人为什么会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心理原因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王明错误的关键，就是替别人想的太多，替自己想的太少。”
《战国策·魏策四》里讲了一个《南辕北撤》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方向选择错了，那么任何的有利条件都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中国革命的方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博古和张闻天，包括陈昌浩等人的革命立场不可谓不坚定，革命的热情不可谓不高。然而由于他们选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所以他们的革命热情越是高涨，反而给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和损失也就越大。因此尽管他们也曾经为中国革命立下过一些的功劳，但是他们立下的这点功劳与他们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相比，简直就是微不足道的。战略上的错误，是任何战役上的胜利都弥补不了的。领袖的作用，主要在于选择方向和寻找道路，就是在事物还没有出现或是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看清了它将要发展的方向。就像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时的讲话所指出的那样“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当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防线。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更是促进了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形成了任何力量也不可抗拒的世界历史潮流。这个不可抗拒的世界历史潮流，冲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围堵，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发展的机会，从而使新中国在短短的二十几年的时间，就建设成了拥有了“两弹一星”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革命的胜利，引领了人类世界的发展潮流。人类世界的发展潮流，又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发展的机会。而强盛起来的中华民族，又引领着人类世界的潮流向着更高、更为光明的未来发展。而王明等人由于不懂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由于不顾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由于不顾当时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能力，只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没有中华民族的利益，因而才会犯下如此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事实上，只要中华民族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自由，就是中国革命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中华民族也只有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自由，才能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乃至为全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淘尽沙砾，始见沙底真金。与自然世界中的变化只能由自然的力量所完成同理，人类世界的发展也必须要由人来推动。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仰仗于毛主席为中国革命所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具体的正确革命道路，而且还更有赖于毛主席率领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与敌人面对面一刀一枪、一战一战的浴血拼杀。从打响了“秋收起义”的那第一枪起，毛主席率领着英勇中国工农红军，率领着英勇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率领着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蒋介石反动派。然而就在毛主席率领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在与蒋介石匪军面对面的浴血拼杀的时候，当时的党中央的那几个人，却在总书记向忠发的率领下，混迹于了上海滩的外国租界中。而且不管根据地如何艰苦，不仅从未向根据地提供过一枪一弹和一兵一卒的支援，反而还吃着喝着与普通的红军战士一样吃着红米饭、喝着南瓜汤、为了节约而只就着一根灯草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两篇对指引中国革命起来无以伦比的作用的鸿篇巨作的毛泽东等从牙缝剩下来的钱，甚至还有共产党员高文华卖掉自己唯一儿子的钱而缴纳的党费。穿着西装革履、长跑马褂，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特别是那个总书记向忠发，不仅吃着喝着党费，而且还花费了大笔的党费包养了一个名叫杨秀贞的妓女。在这一历史阶段，党中央在中国革命过程所起的作用，也不过就是一个共产国际错误指示的传声筒。即使偶尔也想发挥自己一下作用，例如给战斗在各根据地的红军写一封指示信什么的，也不过照样是荒谬透顶。特别是那个李立三，不仅左得出奇，而且其国际主义的胸怀，也更是宽阔得无边。“中东路事件”发生后，李立三却竟然认为这是一起帝国主义指使国民党进攻苏联的阴谋，于是公开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公开号召中国人去“武装保卫苏联”。中东铁路是沙皇俄国侵略我们中国时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是沙皇俄国侵略我们中国的证据，是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半殖民地时代的一个标志，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尽管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但是在极端民族主义的这一点上，继承的却是老沙皇的衣钵。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继续霸占着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中东铁路，不仅是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而且还更是深深地刺痛了爱面子、讲尊严的中国人的民族情感。让被刺痛了民族情感的中国人去保卫刺痛了中国人民族情感的苏联，李立三等人的这种做法，无异于是往中华民族被刺痛了的民族尊严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幸亏李立三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号召在国内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波澜，而且后来又有了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的坚决北上抗日这个壮举的弥补，才使得中国共产党没有在民族立场的这个问题上出现更大的纰漏。否则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可能就会变成另外的一种样子。李立三等人“武装保卫苏联”的此举，可能是另有深意。但是从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上，则更能看出毛主席始终坚持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这一做法，其谋国之深远、其某国之苦心。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当然不会只顾及本民族的利益而不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是像李立三等人这样站在苏联人的立场上所讲的单边国际主义，却实在是令中国人汗颜。因此文革期间红卫兵认为李立三有苏联特务的嫌疑时，李立三百口莫辩，于是只好一死了之。在党的早年，为别人想得太多而为自己想得太少的中国人，远远不止王明一人，最起码李立三也应该算是其中之一。而至于那个崛起于莫斯科的号称是“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宗派集团，实际上就是提线操控在莫斯科手中的木偶。所以在失去了莫斯科的操控之后，也就完全失去了任何的活力。所以“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些人回国后，不是自动退党，就是当了叛徒，而后来王明与其妻子孟庆树叛国而投奔苏联的行为，最起码也应该算作是汉奸。只有王稼祥和杨尚昆、张闻天、徐以新等少数几个人，回国后在毛主席的感召下，由于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于是很早便与王明和博古等人分道扬镳，因而后来也算是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一些贡献。
向忠发出身于工人阶级，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的。而像向忠发这样素质的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就是缘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工人阶级成分的强调。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不仅是在苏联共产党主导下的共产国际的主持下进行的，而且还更是在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召开的。因此参加此次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不仅都由共产国际来指定，而且还更是由苏联方面提供一切的费用。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尤其是当时大部分的党的主要领导在思想上都盲从于莫斯科。因而在国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示意下，这才选举了向忠发为党的总书记。就是由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工人阶级成分的强调，所以不仅向忠发成了党的总书记，而且就连像顾顺章这样确实属于工人阶级的上海滩的小混混和书店的小开等，也就都成了党的重要领导人。而后来对中国革命没有建立过尺寸之功的以王明为首的号称是“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左倾机会主义宗派集团在不为全党所熟知的情况下，仅凭一个共产国际的代表的支持，就能轻易地把持了党中央的原因，也就在于王明宗派集团崛起前的党中央的那几人与王明等人也没有什么两样，也同样都是提线操控在莫斯科手中的木偶。其实何止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就连由多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所组成的共产国际，由于所有的主要成员都居住在莫斯科，吃喝也都完全由莫斯科所提供，所以也就只能看苏联人的脸色行事了。因此到了一九四三年，由于和英美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需要，莫斯科一纸令下，于是共产国际马上也就灰飞烟灭了。
文革被结束之后不久，中国就开始出现否定毛主席的逆流。然而由于毛主席为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所创立的丰功伟绩早就写在人民的心里了。于是便有人要恶意地利用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衷心爱戴，而来否定毛主席了。为了分散毛主席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为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所创立的丰功伟绩，因此便有人不顾历史的事实而无限地夸大周总理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了矮化毛主席，于是便有人不顾现实的存在而去拼命地拔高周总理。但是由于实在无法回避周总理在文革时期坚定站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和与江青、张春桥等人密切合作的事实，于是便有人顺着某权威人物曾经说过的“周总理在文革中也说了很多违心的话，也做了很多违心的事”这句话，编造出了周总理相忍为党的这个无耻的谎言。其实，说周总理违心，纯粹是别有用心，纯粹是对周总理的最恶毒的侮辱。尽管在历史上周总理也曾经有过认识不清的时候，但是在文革中周总理却绝对是坚决地站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所以周总理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完全都是真心，从来都未曾说过违心的话，更从来未做过违心的事。而只有“永不翻案”的保证，才是真正的违心的话。
对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还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上的一场浩劫？由于目前仍然还有党中央的决议在那里，故而对于任何民间人士来说，目前也就只还有那么一点保留自己看法的权力，而根本就不具备重新公开评价的能力，因而如何认识文革的问题，可能还要留待更为遥远的未来了。
随着近年来国内政治领域的改革不断被深化，于是不仅目前推进中华民族的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还更有人把中华民族的民主化进程迟滞的责任也强加在了毛主席的头上。并把什么“家长制”、“一言堂”、“个人专制”、“暴君”和“独裁”等一盆盆脏水，一股脑地泼向了毛主席。岂不知，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真正的民主，只有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才出现过。而也正是毛主席用党指挥枪的这一原则，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民主之路的先河。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实现真正的民主都必须具备这样的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必须形成一种主旨文化或是主旨思想，二是必须能够切实有效地约束暴力。
民主只有在大多数的人中能够形成一种广泛的共识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而只有在一种主旨文化或一种主旨思想的主导下，人们才能够形成广泛的共识。一个国家的内部形不成广泛的共识，就实现不了民主制度。一个国家的内部同时存在着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生死对立的主旨文化或主旨思想，也更不可能建立起来民主制度。
专制制度是民主制度的天敌，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是专制制度的主要特征。而拥有暴力，又是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的产生基础。因此为了实现民主，那么仅仅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更要把暴力关进笼子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军队都是最强大的暴力机器，都是专制制度能够得以建立的最主要的基础。所以，建立民主制度，尤其是在有着深厚的“有枪就是草头王”的这种文化基础的我们中国建立民主制度，那么首先就必须把军队这一最为强大的暴力机器关进笼子里。然而如何才能将这一最为强大的暴力机器关进笼子里？毛主席为之找到了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由党来指挥枪。
中国共产党是由坚定信仰共产主义并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的人所组成的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共同的信仰必然会使全党形成一种同一的认识，因此也就奠定了实行党内民主的坚实基础，所以民主集中制也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不可动摇的组织原则。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党内具有这样坚定的民主制度，所以毛主席从缔造人民军队的第一天起，就不仅把党指挥枪的这一原则坚决地贯彻于了这支军队之中，而且还更是以自己的切身力行，把党指挥枪的这一原则升华成为了一种文化理念，升华成为了一种政治伦理并深深地根植于了人民军队中的每一名指战员的心中，从而实现了民主对暴力的有效约束。
许多人都曾经对王明等人在把持了党中央之后，仅派几个代表到毛主席所亲手创建的根据地就不仅能够夺了毛主席的权，而且还敢于公开指责、甚至是公开斗争并无情打击毛主席的这种情况感到非常不解。虽然当时毛主席在由王明等人所把持的党中央指定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中鲜有支持者，但是战斗在毛主席亲手所开辟的革命根据地的由毛主席亲手缔造的红军中的广大指战员，还是会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因此只要毛主席也像朱德和陈毅那样来一次大民主，把会议的参加人员扩大到红军的军团一级的领导人，那么支持毛主席的同志就会成为多数。特别是毛主席如果也像张国焘那样搞上一点小动作，那么周恩来和博古等人还敢到中央苏区来吗？还敢夺了毛主席的权并公开指责、甚至是公开斗争并无情打击毛主席吗？如果历史真的是这样，那么不仅毛主席个人将不会承受那么多的痛苦和蒙受那么多的屈辱，而且就连中国革命也都必将减少大量的损失并加快进程。其实这样的做法毛主席绝不可能想不出，但是毛主席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这么去做。党内的路线斗争，只能严格采取民主的形式和说理的方式来解决，而决不能将暴力引进到党内的路线斗争中来。这就是毛主席为什么始终严格恪守党指挥枪的这一原则并把它升华为了一种文化理念，升华为了一种政治伦理，而且还更是将其深深地根植于了人民军队中的每一位指战员心中的根本原因。因为毛主席更清楚地知道将暴力引进到党内路线斗争中的恶劣后果，那样做将不仅毁掉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更会贻害中华民族。因此不管个人承受多大的痛苦和委屈、甚至是耻辱，但毛主席都默默地承受了。在耐心地说服教育的同时，也在强烈地期盼着同志们能够尽快醒悟过来。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有着太深了解的毛主席早就认识到，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就是被在实用主义的引领下而形成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和“有枪就是草头王”这样的流氓理论害得太惨了。中华民族若想走向富强，若想走向未来，那么就必须彻底斩断这种在实用主义的引领下而形成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和“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流氓逻辑。中国人自己总是冤冤相报，那将何时是了？因此毛主席这才从自我做起，用以德报怨的做法，来感悟身边的同志，来改变中国人的这种习惯性认识，来改变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所以在党的“七大”和“八大”上，毛主席还给许多同志都做了思想工作，动员大家继续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限于当时国内的物质条件和具体的实际情况，于是只能暂时采取召开由民主党派和著名人士参与的政治协商会议的这种精英民主的方式。然而由于民主制度不仅是唯一能够保障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而且还更是体现并保障人民群众权力的唯一方式，因而就决不能等到普通人民群众每人都有一只金喇叭的时候再实行民主。于是尽管仍有不少的人反对，但毛主席还是为中国人民争取到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样最为直接有效的民主权力。
从生前早在红四军时期就被人指责为搞“家长制”，而逝世后又被扣上了“破坏民主与法制而搞个人独裁”的帽子，毛主席的一生为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不仅做出了无以伦比的贡献，而且也更承受了任何人都未曾承受过的而也更承受不了的冤屈。
“八七会议”后，毛主席顶着蒋介石和汪精卫制造的屠杀中国共产党人的血雨腥风，怀着要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具体的正确道路的宏愿，婉辞了许多同志希望他留在中央工作的要求，以新增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及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与新增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担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彭公达一同离开武汉前往湖南，去策动与领导反抗蒋介石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的湘赣边界武装起义。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秋收起义”首先在江西省修水县打响，紧接着湖南的平江、浏阳和江西的安源等地也随之响应。毛主席任起义领导机关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的总指挥，参加起义的几只主要力量共五千余人编为了由余洒度任师长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公开打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秋收起义”打响了真正属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反抗蒋介石和汪精卫血腥屠杀的第一枪，正式拉开了中国人民武装革命的序幕。
“秋收起义”在修水、平江、安源等几处分别打响后，由于敌强我弱，几处的起义都纷纷受挫，时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主席当机立断，决定放弃原定的几路起义军会攻长沙的计划，命令几路起义军到湖南浏阳的文家市集结。部队集结后，毛主席说服了大家，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九月二十九日晚，部队行进到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在这里，毛主席对起义军余部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然后带领经过改编的部队于十月下旬挺进到井冈山，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了第一个根据地。
就在毛主席为了给党和中国革命保存革命的力量而把“秋收起义”的余部带上井冈山之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做出的决议中认为毛主席和彭公达等在“秋收起义”中违背中央的政策，烧杀太少，放弃攻打长沙和转向井冈山是单纯的军事投机。为此，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将毛主席和彭公达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可是当一九二九年三月湖南特委派出的特派员周鲁到井冈山根据地传达这一决定时，却误传成了是开除毛主席的党籍。为此，毛主席以党外人士的身份，担任了一个多月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也就是在此期间，朱毛红军实现了会师。
一九二九年，千里转战于江西、广东和福建三省交界处的号称是“朱毛红军”的红四军虽然不断发展壮大，所开辟的赣南和闽西两处革命根据地也更是不断得以巩固。但是由于朱德和陈毅等人的放任，红四军内部弥漫着一种非常错误的极端民主主义情绪。朱毛争论公开化之后，尤其是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和签发的指责毛泽东搞“家长制”和“逃跑主义”并要毛泽东交出部队的指挥权到中央听命的“二月指示信”在红四军散布开之后，原本就极端民主主义情绪弥漫的红四军中更是出现了反对毛泽东提出并始终严格执行的党指挥枪这一原则而主张实行极端民主的情绪，更加高涨起来。由于极端民主主义情绪的高涨和对党指挥枪这一原则的反对，在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毛主席虽然再次当选为前委委员，但是长期担任的前委书记一职却被选掉了。然而尽管前委书记的职务被选掉了，可是毛主席在红四军中的崇高威望还在，而且支持者也更是大有人在，甚至有的红四军中的高级指挥员更对毛主席产生了个人感情上的依赖。为了避免在红四军中产生分裂主义情绪，为了避免红四军的分裂，于是毛主席主动要求离开亲手缔造的红四军，而去改作地方工作。
毛主席的离去，实际上也就等于放弃了党指挥枪的原则。由于放弃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并继续放任极端民主主义，于是红四军出现了群龙无首的状态并因此而严重影响了红四军的工作。对此，在“七大”上新当选的前委书记陈毅束手无策，于是只好潜行到上海向党中央求教。在听了陈毅的汇报之后，始终在藏匿于上海滩的外国租界里遥控红军的周恩来和李立三等才真正地了解到红四军中的实际情况并认识到了“二月指示信”的错误，于是便委托陈毅代表中央重新起草一封检讨中央的错误并充分肯定毛主席的给红四军的指示信。由于陈毅亲身体验了红四军在毛主席的党指挥枪的原则统帅下的发展壮大和在他与朱德推行的极端民主主义下屡受挫折的全部经过，因此以中央的权威，充分肯定了毛主席所提出并始终坚持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和毛主席无人可以替代的领导能力与领导作用。由于陈毅代中央起草的这封被称为是“九月指示信”或“九月来信”在红四军的传达，特别是红四军的广大指战员经过了两个多月时间的党指挥枪这一原则有无的对比，更是切身感受到了党指挥枪这一原则的重要作用。于是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召开的被称为是“古田会议”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再次选举毛主席为前委书记。从此，党指挥枪的这一原则在红四军中才得以彻底地贯彻。而到了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持了党中央的时候，由于他们代表了党，所以在顺延接过了毛主席所提出的党指挥枪这一原则之后，又开始打击毛主席。然而为了党的利益，为了红军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不管是来自党内的什么样的打击，毛主席都默默地忍受了。与那些为了矮化毛主席而故意拔高周总理的无耻小人所编造出来的周总理的那种“相忍为党”相比，毛主席的这种相忍，才是真的为党。而且如果换一种思维去认识，如果周总理的相忍为党确实是真的，那么周总理的相忍，也是在个人不忍也得忍的情况下才做出的。而毛主席却是在个人完全有条件可以不忍时，不仅做到了相忍为党，而且更是相忍为中华民族。因而只有像毛主席这样的相忍为党、相忍为中华民族，才更彰显了一个共产主义者胸怀的博大和情操的崇高。
公元一九二七年的九月九日，参加“秋收起义”的上千人的人民子弟兵，倒在了为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求解放的革命征途上；公元一九七六年的九月九日，中华民族、尤其是中国工农大众的守护神毛泽东永远地离开了他深深热爱的中国人民，永远地离开了他深深热爱的中华民族。失去了毛泽东的守护之后，才刚刚过去二十几年，工人就被工厂主赶出了工厂，农民就被开发商赶出了土地。工人农民既然都已经如此，那么等待中华民族的，又会是什么？九月九日，中华民族真正的国殇日。
今天，捍卫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和捍卫中国共产党党史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以及中国革命光荣历史的中国人，大多数都是身处社会底层的一介草民。由于既不能像那些专门去研究《蒋介石日记》以从中发现蒋介石的日记抗战和地图开疆以及震古烁今的专家、学者和教授那样，既能够事前拿到国家所提供的专项研究资金以便获取大量的史料而事后又能出书挣到一定数额的人民币的稿费或许还有数额不菲的美元的奖金，而且也更是由于为了捍卫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和捍卫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以及中国人民革命的光荣历史，所以也就更得不到国外美元的资助。因而在捍卫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和捍卫党史和军史以及中国革命的光荣历史的过程中，极为缺乏直接的史料。但是虽然如此，然而从那些专门篡改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在篡改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历史的过程中作为证据而提供的史料与事物发展自身规律之间的矛盾上，仍然能够洞悉历史的真相，仍然能够找到捍卫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和捍卫中国共产党党史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以及中国人民革命光荣历史的有力证据和武器。
在公元二0一二年的毛主席逝世三十六周年和“秋收起义”八十五周年之日到来之际，中华民族也再次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再次回顾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绝不是为了再听一次历史故事；再次怀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中华民族最为伟大的民族英雄毛主席，再次回顾八十五年之前爆发的那场轰轰烈烈的“秋收起义”以及当年中国人民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而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历史，绝不应该仅仅是为了表示我们还有一颗未泯灭的感恩之心，而更应该是从中接受教训、吸取经验、鼓舞勇气、增强信心、坚定意志、凝聚力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前后六十年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长达二十二年的浴血奋战的武装革命过程早就告诉了中国人民，当年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毛泽东的领导；今天保卫中华民族，更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因此，捍卫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捍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捍卫中国人民光荣的革命历程，就是捍卫真理。在当前中华民族再次陷入生死存亡之际，只有敢于坚持真理，才能捍卫真理。只有敢于捍卫真理，才能捍卫中华民族。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在主流媒体一片盛世的意淫声中，也有人在大声疾呼“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由于大多数怀念毛主席的中国人都是草民，所以自然也就等于是庸人。尽管庸人不仅参不透搁置争议和韬光养晦一百年不动摇的真谛，而且也更看不到盛世的光芒，但也惟愿“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的疾呼真的是庸人自扰。只是东海的钓鱼岛被日本霸占，南海的众多岛礁和油气田又遭到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诸国瓜分与抢夺，九万多平方公里的藏南领土尚未收复以及越来越猖獗的台独、藏独和疆独等这些问题和现象，也足以证明中华民族目前尽管还没有到最危险的时候，但最起码也应该是到了很危险的时候。因而身为社会草根阶级的工农大众虽然才疏学浅，但也确实感受到“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呐喊，绝不是什么庸人自扰。而当危险到来的时候，每个中国人，特别是那些身为社会草根阶级的中国人，也就不由自主地又想起了毛泽东，也仿佛再次看到了那曾经映红过整个中华大地的井冈战旗。
冯毅写在二0一二年的“九·九国殇日”到来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