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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罗宗贤，1925年 9月生于河北省定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8年参加八路军。1968年2月8日病逝于北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活跃在冀中和晋绥部队的文工团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音乐研究室副主任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编导、创作员等职。1956～1958年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作曲。
罗宗贤自1943年开始音乐创作，至1949年前，已作有歌曲近100首,秧歌剧、歌剧及其他戏剧音乐作品十余部，其中以歌剧《刘胡兰》（与黄庆和等合作，魏风等编剧）影响较大。这部歌剧成功地塑造了女英雄刘胡兰烈士的艺术形象。剧中的《数九寒天下大雪》一曲流传至今，成为音乐会上经常演唱的曲目。他的主要代表作还有：歌曲《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时乐蒙参与合作）、《长江大合唱》（与徐迟合作）《桂花开放幸福来》、《岩口滴水》，以及歌剧《草原之歌》(任萍编剧)、音乐艺术影片《阿诗玛》（与葛炎合作）等。试想罗宗贤从1943年到1968年短暂生命的二十五年间创作歌曲近三百首，秧歌剧及其他音乐作品十几部，其中歌剧五部，音乐电影一部。从中国音乐史来看，他虽称不上是一位多产高产的作曲家，但无论拿出作曲家一生中的哪一件音乐作品，都可以说似乎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罗宗贤始终坚持深入生活,坚持学习民间音乐,特别重视亲自采集第一手的民间音乐资料，吸取其精华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他的作品质朴、明朗、开阔，特别是他的后期作品具有真挚的情感和浓郁的民族风格。其歌曲作品已辑成《罗宗贤歌曲选》、《罗宗贤音乐作品选集》。
有人说罗宗贤最成功的作品是他的歌剧《草原之歌》毋庸置疑，那么罗宗贤的第一部音乐艺术片《阿诗玛》更被音乐界视为第一部中国式的歌剧音乐电影。作曲家罗宗贤做人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可他的音乐作品却从不循规蹈矩墨守成规。
在为数不多的中国音乐电影当中，大家都很熟悉的还有另一部音乐片《刘三姐》，也许在许多观众的心里阿牛哥与刘三姐的对唱预示着《刘三姐》比《阿诗玛》在艺术上更胜一筹。单拿两部电影的影响力来讲《刘三姐》比《阿诗玛》会更适应观众的一般欣赏性，如果从音乐和艺术角度上看就非同两可了。《刘三姐》与《阿诗玛》的故事情节都建立在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之上，都是正义与邪恶的拼搏与抗争的艺术表现。《刘三姐》的音乐完全取材于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很流行的对唱山歌的形式，而《阿诗玛》则不同，音乐创作决不拘于民间音乐元素的表现形式，又不脱离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的音乐旋律，作曲家完全施展和运用了歌剧音乐的表现元素和理念，听起来感到音乐完全起源于民间音乐而又不去刻意对原始音乐元素的描述，使之升华展开才产生《阿诗玛》音乐美学价值与其扮演者杨丽坤恰似天生尤物般美丽并列的视觉和听觉效果。
其实早在解放战争的1947年，作曲家罗宗贤对歌剧音乐的才华和天赋就已经显现并暂露头角而名冠全国，这就是年仅二十出头的罗宗贤从事作曲生涯的第一部歌剧《刘胡兰》著名选段《数九寒天下大雪》。毛泽东“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题词和《数九寒天下大雪》的旋律一时间成为女英雄刘胡兰在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比喻。全国解放后，罗宗贤由原西南军区文工团调入总政文工团，作曲家相继创作了他的第二部歌剧《阿瓦山歌》，值得一提的是歌剧《阿瓦山歌》中的一段唱段竟与歌曲《阿瓦人民唱新歌》如出一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经罗宗贤日记和亲人查证，歌剧《阿瓦山歌》要早于《阿瓦人民唱新歌》若干年。时因种种原因《阿瓦山歌》只排演了几场并没有公开发表和正式上演，现罗宗贤当年创作的歌剧《阿瓦山歌》原稿仍收存与其亲属家中。新中国诞生十周年前夕作曲家罗宗贤与他的好友著名歌剧编剧家任萍在西藏草原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创作了他的第三部歌剧《草原之歌》，1959年正式上演并获得成功，后被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称为新歌剧。《草原之歌》充分利用西洋歌剧的咏叹调和宣叙调将歌剧唱段不断推向高潮，可以说歌剧《草原之歌》是新中国在民族歌剧与西洋歌剧之间一次可喜可贺成功结合的大胆尝试，正因如此歌剧《草原之歌》中的著名唱段《飞出这苦难的牢笼》被国家列为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正式教材。一个作曲家被国家将其音乐作品列为高等音乐学院的正式教材极为少数，而罗宗贤在他短暂一生中就有两部音乐作品被列为高等音乐学院的正式教材，这就是女高音抒情歌曲《岩口滴水》，著名歌剧《草原之歌》唱段《飞出这苦难的牢笼》，可见作曲家创作的成功之处。
董小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首任团长，著名歌剧《刘胡兰》创作者、导演，著名歌星苏小明的父亲，现为宁夏文化厅顾问，长住银川。
董小吾1920年出生于山东鱼台县谷亭镇一个农民家庭。抗战爆发后，正在山东滋阳乡村师范学校就读的董小吾怀着极大的爱国热情投身山东学生流亡演出队，南下徐州、南京等地宣传抗日，并亲历南京大屠杀，侥幸生还。从南京逃出后几经辗转于1938年9月1日来到延安，被安排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当年11月，参加陕北公学剧团。1939年6月，由陕北公学、抗大、鲁艺、工人学校、青年训练班组编的华北联大在罗瑞卿、成仿吾的带领下从延安出发，一路行军，开往敌后，开展抗日宣传。董小吾当时在华北联大文工团话剧组。1939年9月，部队过敌军封锁线时，董小吾因病被留在了贺龙领导下的八路军120师358旅政治部战线剧团社，任戏剧教员兼艺术指导。不久，日伪军连续向晋绥边区“扫荡”，战线剧社随部队转移，一面打仗，一面宣传。1942年7月，董小吾作为战线剧社副社长前往延安鲁艺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3年3月跟随战斗剧社回到前方。1943年6月，董小吾返回战线剧社仍担任副社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战线、战斗两剧社合并为战斗剧社（即“一野文工团”），董小吾担任副社长和一队队长（一队为歌舞话剧队，二队为京剧队）。1951年董小吾带领一野文工团来到重庆，与二野文工团合并组成战斗文工团，董小吾担任团长。1953年战斗文工团全团调入北京，充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董小吾任第一副团长兼当年5月23日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首任团长。在被任命为总政歌舞团团长之际，董小吾正在捷克斯洛伐克拍摄中捷合作电影——彩色记录片《人民一条心》。1953年8月他一回国，便马不停蹄地率团在青岛、开封、郑州等地慰问演出。1953年11月，他又率团赶往沈阳，参加以贺龙为团长的“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奔赴刚刚停战的朝鲜慰问演出。演出中贺龙曾自豪地向金日成介绍随行的董小吾：“这是我们用黑豆和小米喂大的艺术家。”从1939年到1966年，董小吾一直在贺龙的领导下，与贺老总交往甚密。战争年代，贺老总总让秘书随时掌握董小吾的行踪，关心他、教育他，在文艺宣传上倚重他。有了成绩鼓励他，有了困难帮助他，将他对人才、对知识分子的厚爱慷慨地给予了董小吾。解放后，不管贺老总在西安、成都还是北京，董小吾都像家人一样去看望，并亲眼目睹了老总与邓小平、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厚情谊。贺老总也是一如既往地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地关心和爱护他。就是因为和贺龙的关系，“文革”中董小吾被化为贺龙黑线，在甘肃平凉劳改了十多年。
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董小吾才被调至宁夏文化厅担任领导工作，他的艺术生命在沉寂了十多年后获得新生。他为宁夏执导的剧目《西安事变》、《救救她》、《血花》等都大获成功。1983年，在他主持下创排的大型回族歌舞剧《曼苏儿》更成为宁夏历史上第一台进京获奖剧目，并成为当时汇演惟一留在北京公演招待外宾的剧目。1989年后，已经离休的董小吾不顾年事已高，依然忙碌在宁夏的文艺舞台上，年过古稀还随宁夏话剧团大篷车到全国农村巡回演出。
如今已过米寿的董老5个女儿一个在北京，4个在国外，但他依然留在宁夏，这给了我结识董老的机会。当我问及他有没有离开银川的打算，老人的回答很朴实：“我在这边住惯了……”
老人年事虽高，目光却从没离开过中国艺坛。与董老的几次聊天让我倍感受益匪浅，不是晚辈聆听长辈的教诲，那是一位老人与孙女间的促膝而谈，是朋友间敞开心扉的交流。
雪：您一天正规的音乐学校也没上过，却干了一辈子的文艺工作。
董：是的。解放前我年轻，创作欲特别强，从抗战初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是我的创作高峰。那个时期，我创作和参与创作的作品很多，被广为传唱的有《刘胡兰》里的《数九寒天下大雪》、《百团大战》里的《阳方口小调》，还有《变工小调》、《民兵结合》、《姐妹们来呀》、《新旧光景》等歌。我那时创作速度很快，大家以为我是学音乐的，其实不是。我作曲完全是兴致所致，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但是我作的曲子就是好听，歌词也很通俗上口，群众传唱，专业剧团也唱。我那时是全五行，不光写歌，还排戏，我还说过相声，真是什么都干。贺老总就夸我：“这个小鬼能演、能导、能写，自己还能唱，嘴巴子还能讲。”我跟他无亲无故，只是他的部下，但他就是偏爱我。
雪：您姓董，您女儿姓苏，这是怎么回事？
董：苏小明是我最小的女儿，她妈妈叫苏明，她是随她妈妈了。
雪：上世纪80年代初，苏小明用柔美的声音诠释了《军港之夜》，一举成名。《军港之夜》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首没有浓重政治色彩、没有“火药味”的歌，人们喜欢她那种美声中带着点自然的本色的声线，洋腔洋调和土腔土嗓在这种温柔甜美的歌声中渐渐退出了主流。
董：1980年在首都体育馆，北京晚报等几个新闻媒体搞了一个晚会，邀请了一批国内刚刚涌现的通俗歌手演唱，因为有小明的演出，所以我也去听了。我也是第一次听她演唱。她特别受欢迎，连续唱了好几首。我心疼我的女儿，就说：“行了，有多好嘛，还要叫她唱。”旁边有个老太太不高兴了，冲我说：“唉，你这个同志，你要听什么，我最爱听她唱歌了！”咱们宁夏的一个演员赶紧帮我说话：“这是她爸爸！”那位老太太笑了，说：“哎呀，你这个女儿唱得好，我最爱听！”
雪：老人家都喜欢。
董：可不是。我当时就感觉到观众喜欢这种刚刚出现的通俗音乐，特别是这些歌手的演唱方法，发声的方法。我赞成这种音乐的发展，这是时代的需要。过去我们那种洋嗓子也好，土嗓子也好，总是跟观众有些距离，小明他们这批歌手的演唱像是在跟观众对话，他们把演员和观众的距离拉近了，给人一种亲切感。当然，文艺界也有一部分人反对得很厉害，有人就说：这是什么《军港之夜》？是《香港之夜》！我在1980年在沈阳召开的一个“全国轻音乐座谈会”上反驳了这种看法，但我同时强调，轻音乐——当时还不叫通俗音乐——必须健康。
雪：“通俗音乐”的说法应该是在80年代末才传开的吧？
董：对，当时还叫轻音乐。那个会上还有人反对我，说轻音乐就轻音乐，就是要放开，干嘛还要加个条件——健康。主持会议的部分同志赞成我的意见，把我的发言登在了《辽宁日报》上。虽然我对通俗音乐抱支持的态度，但后来的发展我也有些反感，那就是不讲音乐美，不讲艺术美了，有点儿走偏路。
雪：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从政治一统天下，到商业一统天下，中国流行音乐在表达形式丰富的背后，却面临内容枯竭的问题，空洞的主旋律外是千篇一律的爱情，作为老一辈艺术家，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董：我对此确有看法。首先要肯定通俗音乐是好的，应当支持她，因为她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个新生事物。但通俗音乐在中国发展的这20年，一是内容上不讲生活；二是把通俗歌曲庸俗化了。观众也是需要诱导的，特别是小青年，要用好的文艺作品提高他们的欣赏品味。我感觉小明他们那一时期的音乐要比现在的健康。
雪：那一时期的作品还比较有生命力。
董：对，因为那些老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比现在有的新歌要好要高。我认为任何艺术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属性——美。没有美感的东西无论如何不会被观众接受。
雪：最起码她的生命力不会长久。
董：就像糖果要有一定的含糖量，苦的人不愿吃，那是药。现在很多通俗歌曲不讲美——内容的美、形式的美、声音的美。
雪：现在追求的是标新立异、另类！
董：是这样的。小明的演唱还有一个好处——不是因为她是我女儿，我就偏爱她——她演唱的作风很好，台风也很朴素。在台上虽然没有那么多花哨的表演，却也同样受欢迎，他们那一批人都是这样的。
现在通俗歌曲的发展太商业化了。说老实话，现在从歌词到曲子到演唱，都在走下坡路。所以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老歌、喜欢老艺术家的表演。今年是“5·23”讲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六十周年，我觉得宣传力度太小，尤其是流行音乐这个圈子里，宣传力度不够。真正的年轻人很少知道这回事，他们没有经历过，也不能理解、不能体会，这是个问题，但我相信慢慢会好起来。
雪：作为名人，您和女儿各自影响了一代人，您的作品在当时昂扬了军民士气，而小明的歌则为中国改革开放送来一缕清新的海风，当时很多人就是听了她的歌去参加海军的。
董：我给你讲个故事，我在北京的时候，女儿们还小，她们要看戏、看电影跟我要钱买票，当时我在总政歌舞团当团长，艺术界的人都比较熟。她们看完戏后，把买票的钱又交了回来。我问为什么，孩子们说：剧院的人问我们是谁家的孩子，我们说“董小吾”。他们就说，“董团长的孩子呀，进进，不要票。”剧院的人给她们安排好座位，还买来冰棍。因此孩子们得出个经验：爸爸的名字就是票。那会儿她们是“董小吾的孩子”，现在我是“苏小明的爸爸”。（开心地笑……）
雪：您没有一点点的失落？
董：我们父女是各领风骚几十年，时代不一样了。
80年代以后，特别是苏小明她们这一批人确实开创了歌唱音乐的新领域。我们那一代人，包括我本人，经过抗日战争初期的宣传，特别是经过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创作出了以《白毛女》、《刘胡兰》等为代表的一批新的作品。我只是其中的一员，但我起到了我的作用。那也是时代的产物，因为我们当时不可能离开生活，当时你要是唱那些“我爱你，你爱我”的歌，群众都把你骂死了，而且那时人的思想非常单纯，就是“团结，斗争，争取胜利，减少牺牲”。我们是在那个时代的感召下创作出了这些作品。如果说我对中国革命还有点贡献的话，就是在这一时期。
那时我不仅参加《刘胡兰》的创作，还是这个戏的首导。我的导演思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从小就喜欢戏曲，再加上我又搞过话剧，二者糅合到一起，就是我的导演风格。实际上当时我也没看过西洋歌剧，我们完全是自创，包括音乐的处理。我在排《刘胡兰》时就充分运用了戏曲上的一些表现手法，效果很好。可以说《刘胡兰》的舞台形象是我的独创，我也没想到演出效果会特别好，当时战士们看完戏，就振臂高呼“为刘胡兰报仇”。每次演出前，我们都要反复强调这是演出，请同志们千万别激动。可还是有一次，一个战士看到胡兰子被铡时拉动了枪栓，幸好坐在他旁边的排长眼疾手快，一把按住，要不演大胡子的严寄洲就性命难保了。
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我们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杀刘胡兰的大胡子连长还没被抓住，所以我们这个戏是以开追悼会的形式结束的。观众感到十分压抑，反映怎么人死了就死了，要报仇啊，我们按照观众的感情要求把这个戏的结尾改了。后来这个大胡子连长被打死在战场上，我们这个戏在当时是超前了。
雪：在与网友的一次聊天中，有网友问苏小明：您的父亲对您的事业特别支持吗？”她答：“首先，父母就是搞文艺的，他们的职业可能对孩子会有一些影响，我从小就学习钢琴。当时我觉得学音乐并不是为了将来出名。”您认为自己对女儿的事业有过帮助吗？
董：如果说有帮助，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她小的时候我在总政歌舞团当团长，那时候就逼着她学钢琴，我把马蹄表放在琴上，规定半小时或四十分钟才能休息，她就不停的练，那会儿她也就三四岁。有时候我放一个苹果在琴上，告诉她弹完了才能吃，弹着弹着她就问：“到了没有，爸爸？”我说：“不行，还有20分钟。”过了一会儿她又问：“到了吧，爸爸？”我说：“还不到，还有15分钟。”最后，弹着弹着没声音了，我一看，她趴在钢琴上睡着了……
我所工作和生活的那个圈子和大环境对她的影响很大。她成名以后我和她之间的交流就少了，我只是经常鼓励她、提醒她。她的成功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努力。
雪：您来宁夏这么多年了，有没有打算过两年回北京去？
董：我在这边住惯了，这边朋友也多，我毕竟是为宁夏做过贡献的，对宁夏也有感情。我这一生挫折不少，对自己也有正确的评价，从我们那个时代一起走过的人中，我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