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战略”一词，原为军事用语，是指“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与策略”。后该词运用于其他领域，一般喻为“决定全局的策略”，是指在总结历史，把握与洞察当前、发展趋势与环境的基础上，对未来行动的一种选择。也可以说，是某类组织或人，基于未来环境的分析，确定要达到的一定目标，并策划完成此目标的一系列手段、方法与策略的组合。简言之，是目标与策略的集合。
一、为什么要研究？
今天，中国为什么要研究金融战略？
过去的1978-2008年，中国13亿人口的大国，以GDP年均9.8%的速度，保持了连续30年的高增长，创造了被世人公认的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
然而，已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尽管30年改革开放成绩骄人，但是在进一步迈向全球化经济征途中，迄今的“内修”功夫仍差人意，经济、金融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其多样性和复杂性是30年来从未见过的。
回顾过去，中国金融从30年前的一家中国人民银行，经营简单的存、放、汇业务发展到今天，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金融租赁、QDII、QFII……股票、理财、股指期货、金融衍生品、ETF……同业市场、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产权交易市场、收益率曲线……货币乘数、汇率浮动、SDR份额、人民币国际化、次级债、拨备覆盖率……等等，分别体现金融机构、产品、市场、调控监管不断创新的金融名词不断涌现，说明中国的金融体系已是相当的丰富。
但是，伴随市场的发展，同样带来一系列问题与矛盾的空前多样性。在鼓励金融机构充分商业化运作的同时，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否继续鼓励发展？在支持金融创新中，如何评论信贷规模调控下对“高杠杆率”产品的限制？一边是M2过多、流动性过于充裕，一边是“三农”金融、中小金融、创新金融的资金需求，嗷嗷待哺。支持金融机构引入外资和金融机构“走出去”，是时代大势，但此过程中风险怎么控制？加强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党企关系”、“政企关系”又如何妥善处置？侧重于加快汇率浮动，短期内不利于就业与增长，侧重于汇率的过度干预，长期内不利于结构问题的解决，那么什么又是真正合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防范巨额纸币美元为主的储备贬值风险，鼓励在海外多元化运用、资源型投资，遭遇海外多种阻力，如果快速减持美元，到头来又损人不利己，怎么办？等等。举不胜举的各种金融问题与矛盾，无不表明，在中国现实金融生活的背后，市场与政府干预的矛盾、创新与监管的矛盾、融资结构的矛盾、计划与市场的转轨矛盾、经济与政治的矛盾、短期与长期的矛盾、内外经济的矛盾，大量的问题与矛盾，同时存在，混杂交织，困绕着政府的决策。
伴随市场的发展，也同样带来一系列问题与矛盾的空前复杂性。要人民币国际化，自然要求放开资本管制，但资本管制完全放开，当今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必然守不住，怎么办？要坚守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由于国内结构调整迟缓，国内流动性过多，资产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压力又怎么解决？强调商业金融机构竞争原则，应消除政府隐性担保，必然会出现金融机构倒闭破产事件，在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之前，又必然产生群体性事件和社会的不稳定，因此要维持目前严格的机构准入限制。而维持过于严格的限制，民营资本难以介入，为“三农”金融、中小金融服务的机构与机制自然被压抑或被扼杀，怎么办？等等。关于当前中国金融问题与矛盾的空前复杂性，其例子同样举不胜举。
上述一系列的金融问题与矛盾，错综复杂，互相交织，处理中孰前孰后、孰轻孰重、孰短期孰长期、孰国内孰国外？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一切，迫切要求决策部门，尽快统筹大局，运筹帷幄，就中国金融发展的方向、原则、不同时期的发展内容、不同政策措施的先后衔接配套，有个明确的答案，有个清醒的判断与安排，即必须要有一个金融发展的总体战略（尽管内容可以不公开）。因为与过去的30年毕竟大不相同，当今的中国金融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把分析的视野进一步扩展到外部经济，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发生的重大变化，同样要求中国金融必须要有系统的战略思考。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元霸权地位相对被削弱。同时中国经济已挤入世界大经济体行列，尽管国人仍然可保持东方特有的清醒和谦和，可以强调若干宏观指标被13亿人相除后的“人均”意义，但是客观上巨大的经济体量，其一举一动，已不能不影响世界经济。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到“中国责任论”等等各种舆论，无非反映了世人从不同角度表示的不理解、关注、责备、害怕，甚至个别组织从自身利益出发仇恨中国的态度。当然也有“得中国者得天下”的拥护态度。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可以说，当今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已不是过去30年特别是前10年那样，几乎可在旁人不关注的情况下独自发展。今天的中国，就如挤上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自己再加小心，仍会不由自主地踩上或者碰着旁人的脚。随着经济总量扩大而不断增大的资源、能源进口需求量，自然会引起旁人的议论（何况在节能减耗方面中国仍有不及他人之处）。2.6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稍有举动，为国际市场所关注、担心。同样，鉴于转轨、新兴国家的开放教训，中国实行正常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也会带来他国的舆论压力甚至是保护主义的制裁。理应，中国可以鉴于自身状况采取金融渐进开放的态度，但是过去未曾有的、现在对世界又有如此影响力的中国实力，还在持续壮大，必然会引起国际上一些势力集团对中国金融要求加快开放的压力。而且在经济全球化中，由于中国金融政策的变化，通过国内实体经济传递到全球实体经济、进而传递到有关国家，反馈其新的政策信号，这同样又会影响、制约我国的金融政策。这些政策自然包括汇率、利率、外汇储备多元化、主权财富基金、人民币离岸业务、资本账户管理等。这一切，决定了中国巨大经济体的不断发展、壮大，在金融全球化下，中国政府必然会面临从来没有料到、也是不愿意看到的一系列动态反馈。这迫使中国政府需要系统思考，其未来各项金融政策的孰前孰后、搭配衔接的问题。
总体上说，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在日趋激烈。特别是这轮美国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力量组合变化的形势更趋复杂化。世界经济正处于又一个“二百年大变局”的转折时代。其中，人类经济史上中国的又一次伟大复兴，正成为世界关注和研究的全球性重要议题之一。中国的未来，走向举世注目。特别在美国当今，有关涉及中国崛起的研究文献几乎每天翻新，出现各种遏制言论不可避免。因此，作为一个长过程而言，中国如何、中国能否与世界的转型和睦相伴而崛起，迫切需要有金融战略的谋划。这已是关乎一国贫富、兴衰、存亡之大事。因此，我们既要继续奋进，谋求不断的突破，在参与构筑新的时代大势中，维护自身的发展大业。又要在发展中国大业的同时，顺时代大势、追求世界和谐，其中不乏包括适当的、临时的妥协和委屈，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国际摩擦，实现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不使国际货币体系崩溃，不使全球化趋势中断甚至倒转。一筹莫展，不求国家的上进，非国人精粹的传承。简单的“愤青”，只图短期情感的宣泄和痛快，同样非国人精粹的传承。厘清中国金融长远发展的应有逻辑、谋划好今后的具体部署，这既是中国经济伟大复兴中极为重要的关注点和精妙之处，也是让当今世界“中心货币”国家及其它国家能够接受中国历史性复兴所必须要做的“中国宣示”。
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第一个30年，中国的金融，是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孤儿”。“大一统”的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职能为一体，是财政的“出纳”。中国当时几乎无市场意义上真正的“金融”，自然也无从谈起金融战略。1978—2008年的第二个30年，历经伟大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金融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事实求是地说，在世界金融的棋盘中，中国仍只是一只棋子，更多的时期是在不自觉地“下棋”。30年前，我们并没有明确的、并被以后历史不断验证的战略规划（当然体现阶段性策略的五年规划并没有间断过）。下一个30年，由中国不断壮大的经济地位所决定，以及危机后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将显著不同于过去的30年，中国要谋求经济的持续发展，已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可以“闭门”发展自己，而是必须事先要有系统思考与战略谋略。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事务协调由G7转变为G20机制的时代，意味着正是中国必须确立战略利益的重要时期。中国更需要未雨绸缪，有备无患，为与世界经济发展做出共赢的、务实的选择。
或者形象的说，当中国经济、金融还只是一条小河时，我们可以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但是当这条小河已变成大河，与外面的大海相连，甚至自身已成为大海的一部分时，就不能仅靠“摸石子”过河跨海了，而是需要学习造船、造桥技术，只有通过驾船、搭桥才能过河跨海了。
二、研究什么？
当人们一讨论起现实金融问题时，面对的是大量具体的国内、国际问题、各国不同的金融模式、以及争论不休的各派金融理论，往往会使决策者举棋难定，影响其判断与定夺。因此，战略制定中的理论澄清、理论导向，尤为重要。而在以“华盛顿共识”为典型特征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笼罩下，转轨、发展中国家崛起的金融战略理论是什么？可以说，仍是一片空白与困惑。好在美国的金融危机了，主宰世界主流学术的美国学术界也在呼吁：要反思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要重新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值此机会，人们能否思考、如何思考主流、金融学在指导实践中存在的缺陷？一个与成熟、发达经济体不同的转轨经济、非世界储备货币国家的发展中经济，在已经全球化的金融框架下，如何理解现实的货币、金融特质？如何把握货币、金融的发展理论？
世界著名金融学权威兹维?博迪和罗伯特?C?莫顿教授，从“职能透视”角度所定义的金融概念及其释义框架，确实高度概括了一个成熟经济体内的一个成熟金融体系的内容与功能。但是这能否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发展中、转轨、非中心货币、大国经济体”诸特征的国家对金融发展的思考？即“发展中”：人均收入仍处于全球较低的水平，自然决定了金融发展的初始水平是低水平的；“转轨”：经济运行包括金融运行，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是一个非成熟的市场经济体；“非中心货币”：其一国货币为非国际储备货币，也未进入某一货币区，在国际浮动汇率体系下，其对外一切经济金融活动仍严重受制于世界大国中心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大国经济体”：尽管具有“发展中”、“转轨”、“非中心货币”国家的非成熟市场体的特征，但其经济总量却又名列世界前茅，其一举一动又是深刻影响了世界经济。
简言之，这是一个既是过渡、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同时又是一个对世界经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的非一般经济体。因此能否用指导成熟经济体发展的金融理论，简单指导“过渡”经济体，帮助其完成由“不成熟”向“成熟”的飞跃？特别是在一个国家间利益博弈的世界里，对一个正在影响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国家而言，答案也许是否定的。这决定了，必需对金融发展战略理论要有新的视角。那么，又应该从哪几个角度把握？这是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处理国内金融各项复杂的问题、对外金融中的汇率、资本管制、人民币国际化、国际金融秩序重建诸问题时的急迫需要。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战略发展理论的指导。所以，本书在讨论全部战略内容前，专设一章，首先进行指导理论的探索，重点帮助人们了解，现实世界纷繁复杂金融现象背后的货币金融特质到底是什么？与主要拥有国际货币、成熟经济体大国不同的中国，其金融战略制定的理论基础又应该是什么？可以说，这是统领全书战略内容的灵魂和核心（第二章内容）。
从形式看，研究一国金融战略，必然涵盖战略方向的确定、围绕战略方向所要实现的目标，由目标所指向的重点任务、以及为完成这些任务所涉及的行动纲领，包括一系列政策制度的调整与改革。
从内容看，应研究什么？作为战略内容的选择，首先应该体现具有时间上的前瞻性、着眼于世界经济力量变化的未来格局中，与中国金融发展相关的重大内容。其次，这些内容必然涉及金融相关困难决策中的重要问题，即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针对性。再其次，这些内容是必然涉及战略性意图，是体现一个统一战略意图下不可或缺的方面。最后，自然必须具有战略实施中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内容。
由此看，本书开宗明文指出，战略是对未来行动的一种选择，那么在“选择”之前，全书必须先搞清楚“未来”是什么？或者说在本书特指的到2020年前后的“未来”是什么？金融是依附于、服务于经济。要回答“未来”是什么？首先就要回答未来经济的明显特征是什么？作为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全球化中，一切经济活动已离不开全球经济。因此，思考未来中国经济，又必须从相关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抽象全球经济的特征，然后才能回答，这些特征对未来中国金融意味着什么？自然，这一“未来”的环境分析内容，是全书金融战略研究的起点（第三章内容）。
相对于一定的未来环境，出于一国经济民富国强的最高目的，制定金融战略，必将涉及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因此，在此之前必须明确，“金融要干什么，金融能干什么？”即必须明确统领、贯穿于整个金融战略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主要目的和核心逻辑是什么？大道至简见真理。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金融事务中，一个好的战略，必须能够以极其简洁、明了的战略话语，纲举目张，统领整个金融发展的方方面面内容。这是确立全部战略内容之前必须明确的。战略不是诸多改革开放措施的罗列与堆积。缺乏清晰的战略方向核心意图，不可能构成一个好的战略（第三章内容）。
战略理论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对一个较为封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要发展，首先面临的是金融要开放。开放意味着一国金融与世界金融的融合。由一国货币衍生的各类金融活动，要与世界金融的融合，本质是一国货币与他国多种货币的融合，是一国经济、金融体系与他国经济、金融体系的融合。在非金本位时代，各国货币、金融间的融合，主要表现为各主权信用货币的比价或汇率。当今世界的金融秩序又是基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国际浮动汇率时代。因此，转轨中的中国要开放，直接面临的是，走“两极论”之一的固定汇率或者浮动汇率？还是另选“中间道路”？不同类型的国家在以往汇率由固定走向浮动的转化中，教训是什么？世界货币史上难道仅是固定汇率一定与金融、经济危机有不解之缘，还是另有其他？汇率的“中间道路”是否就是死路一条？若非“死路一条”，其根据、其利弊、其需要的其他政策配套又是什么？这一切，在理论上（当然，未必主流理论就是真理）、实证上有否根据？这是研究中国金融战略许多具体内容前，绕不过去的首要问题。所以，首先探讨大国经济崛起中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第四章内容）。
从本书第四章分析可知，一定的资本管理政策其实是汇率政策的一种补充。因此在中国目前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局面下，理所当然，仍应继续维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而放松资本管制又事关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参与金融全球化的大局。放松管制是大势所趋。问题是，这一管制如何逐渐放开？管制的放开，与中国具体案例中的人民币国际化、汇率制度的动态变化又如何衔接？这是该问题的关键。这也是在讨论汇率这一战略内容时必然的逻辑衍生（第五章内容）。
当今的中国，已不同于一般的转轨国家，也不同于一般的小国经济体。从人类近几百年货币史看，伴随一个大国经济体地位的确立，出于本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利益和稳定全球经济的双重需要，大国经济体的货币国际化问题，既是世界经济发展和大国兴衰周期过程中内生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新生大国经济体必须正视的问题。因此在确立金融战略或确定人民币区域化中具体的政策之前，必须回答：一般意义上说，一国货币国际化对一国经济到底有什么好处？中国战略研究中，为什么一定要涉及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尽管人民币在未来10年内成为世界主导国际货币的前途渺茫，但能否成为区域货币？从历史看，国际货币权力不会是由他国自动让渡的，那么中国又应通过什么政策措施去努力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其中间目标、其最后前景又会是什么？这是当今讨论中国金融战略必然要涉及的一个大问题（第六章内容）。
在当今全球经济失衡、再平衡的较长调整过程中，不管以往的失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全球范围内对此的争论仍在继续），现在中国一个国家已经拥有亚洲各国官方外汇储备的46.6%，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30.24%，且增长态势仍不减。如此惊人的巨额储备又主要为主权信用货币（美元纸币）。这种状况决定了，除了通过政策调整纠正国际收支失衡外，巨额储备如何正确使用？主流教科书所说的外汇储备管理原则是：“安全、流动、保值”，此教条是否适应中国当前的特殊情况？要不要明确修正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管理原则？巨额外汇储备是否、能否运用于追求国家的战略性利益？那么哪些是“战略性利益”？如果修正此管理原则，则在管理体制调整上有否必要及时跟进？另外，全球正热议、关注中的增持黄金储备问题，在从黄金本位到纸币本位、从英镑霸权到美元霸权的历史变迁中，能启示中国什么等等，这是在研究中国金融战略中，不可能回避的一大问题（第七章内容）。
以上各段落的介绍，均是从中国金融与外部金融的联系层面进行的不能回避的战略性思考。未来的十年，中国的金融体系能否适应以上各项战略性抉择？能否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基础仍在国内金融。那么现实中国金融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本书指出，可概括为“金融弱国”与“金融滞后”两大问题。解决这两大问题，自然是金融战略的题中之义。然而，要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金融弱国”，在中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国内严重的“金融滞后”。这又如何解决？目前重要的，不是去反复阐明经过改革后应形成什么样的状态，不是向人们进行口号式、空洞式的改革理想描述和“彼岸”是什么的情景告示，而是应该解决“桥和路”的问题。因此，深刻分析为什么中国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老是得不到解决？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由此才可能找到问题解决的动力与原则。这是本书想特别告诉读者的一个答案（第八章内容）。
中国在崛起中，拥有既具“一国两制”、“境外国内”特征、又在地理上紧邻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这是当今世界各大经济体所没有的。保持香港的持续繁荣，是中国政府的职责。到2020年，把上海建成与人民币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中国金融战略规划中的重要“一招棋”。中国内地在金融战略过渡期内，资本项下实行有限的开放，香港应否、香港能否成为中国金融开放的“桥头堡”和风险“隔离区”？在此过程中，沪、港能否合作互利？未来的远景又是什么？这恐怕是中国研究金融战略研究中的一个特殊问题，自然也构成本书必然要回答的重要问题（第九章内容）。
当然，在G20时代，从研究大国经济体金融战略出发，自然不能排除对国际货币体系重建、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等重要问题的思考。由于本书关于战略的思考，重点贯彻“以我为主”式的思考，因此与此相关的内容，主要散见于其它金融主题的讨论中。
以上介绍，基本回答了本书金融战略制定中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如果从战略制定后的战略落实、操作层面看，自然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提纲挈领的工作规划。即包括在一定的战略方向之下的目标、任务、实施原则等一系列行动纲领，这对实际管理部门同样是非常的重要。对此的阐述，构成了本书第十章的内容。也是对全书的一个小结（第十章内容）。
三、怎么研究？
在一些转轨或发展中国家，以往人们思考与确定一国金融战略规划时，往往容易陷入这样一种情景：按照现成的经济、金融理论，通过简单对照成熟市场经济的国家，又主要是英美两个“市场导向型”国家，而不是德日两个“银行导向型”国家（而后者分别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同样创造了经济奇迹）的，所谓最前沿、最先进的金融制度或金融技术，找出自身发展的不足之处，提出改善本国金融体系的一系列具体指标。中国在某些时期、某些方面也不例外。这固然有其合理的成份，但其明显的不合情理之处，读者也是不言自明的。
本书作为金融战略研究方法的重点，除了作为结论，最后要指出今后“工作指标”意义上，要“干什么”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基于理论逻辑和国内外现实的出发点，指出“为什么”要这么干。这是明确“干什么”的基础。也就是说，要去努力寻求体现中国金融未来历史的、理论的一致性、必然性及其唯一性。这不仅是为了赢得专家学者对本书战略、策略观点在理论上的赞同，更主要的，是为了克服战略制定中自身可能的局限性和主观随意性，增强理论指导的自觉性。这是“怎么研究”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战略的制定必须要有理论指导。
那么，什么是理论？理论是人们对实践活动的本质抽象。进而言之，现实生活中已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各种金融理论，是在对过去各种金融现象因果关系的分析中，设定假设条件，去伪存真，舍象揭示理论本质所不需要的非主要相关的各种因素后抽象而成的。有时，这些因素还包括非金融的各种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即理论形成的过程是一个抽象的过程。然而，现有主流货币与金融学理论又是发源于西方工业化国家，形成于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崛起过程，抽象和解释于较为成熟的市场机制经济体。
因此，今天当人们把前人抽象的理论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指导具有“转轨、发展中、非中心货币且又是大国经济体”这样特征的中国，可以想象，要使这一理论真正具有指导意义上的真理性，自然要考虑上述特征因素对过去形成理论的干扰影响，同时，又要注意把当初西方在形成理论中曾被抽象掉的非主要相关因素，重新相应放进现实实践中，即要有其他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的“还原”。否则，就会出现该理论解释当今中国实践时的“走样”现象，就会出现为什么对中国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骄人成绩，始终存在有些西方金融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
其实，对上述理论其“相对真理性”的看法，从历届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的分别贡献看，同样可以得到印证：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不是最后完整的、成熟的理论体系，是在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从早期较多表彰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数量经济学，到后来又开始表彰货币主义、非信息对称理论、博弈论、制度经济学这一变化看，表彰内容在不断变化，说明理论在不断的发展。正如已故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所说：从来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纯粹的市场经济。经济学是一门动态的科学。经济学往往似乎是在无穷无尽地处理新的困惑、问题和两难困境。正因为当今的经济与金融理论仍处于动态的、不断的发展中，因此若用动态的、不完全成熟的理论来简单指导非成熟市场国家——特别像中国这样具有转轨、赶超战略特性的国家——更要小心。
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德怀特?铂金斯在告诫中国学者时曾说：“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特别对于接受过西方博士项目培训的经济学家来说，主要的挑战在于如何将书本上的知识应用到对中国至关重要的实际问题中。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思考什么是对中国真正重要的问题，而并非什么是当时在西方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如果你根据在美国的经验认定你所应该做的解释，照搬哈佛经济学或麻省理工经济系最有名的五位经济学家的模型，那就错了。当然你可以这么做，而且这也有可能为你博得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但也有可能意味着你的研究对中国就不会那么重要了……中国经济学家想要这么做也不是不可以，但它本身对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是不会有重大贡献的。”对照中国30年的金融实践，由一位美国教授而非中国学者来阐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太有说服力，太生动了，既精辟又浅显。尤其对于研究中国金融战略而言，一个对推动金融发展实践有用的理论，绝对不可能是国际学术期刊转载次数最多的理论。
那么，在中国由“金融弱国”走向“金融强国”的过程中，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理论？此理论应该能解释与指导与一般国家不同的（转轨、发展中、非中心货币又是大国经济体）的中国的金融发展（一定意义上可称为金融战略理论）。过去30年的中国金融实践同时证明，此理论必须能充分体现本书在第二章对金融所定义的“四维系统”含义，即金融系统是一个由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金融、与涉外金融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只有基于“四维”系统性的思考，才有可能再结合上述中国特征，予以理论的创新。美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金融曾定义：“金融以其不同的中心点和方法论而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基本的中心点是资本市场的运营、资本资产的供给和定价。”具体讨论的是：有效的市场、风险和收益、期权定价、公司金融四个方面。不管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S?米什金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托马斯?梅耶，还是其他著名教授撰写的风靡美国高校的货币金融学教科书中，对金融体系的介绍也主要都是从市场结构、市场工具、中介机构、市场的调控监管四个方面进行正面的功能描述。
但是，中国当前急需的是什么理论？需要的不仅仅是承认、肯定以上各位教授对成熟金融体系所作的客观的理论描述，而是对“如何尽快形成”成熟金融体系有指导性的理论。因此，这一理论必然是结合中国“转轨、发展中、非中心货币且大国经济体”特征的理论。严格说，这个理论肯定是“发展过程”的理论与方法。尽管这些理论与方法在战略过渡期结束后、在中国金融真正完全融入“彼岸”成熟市场体系后，回过头看，也许已经过时，但是，对中国未来特定的10年来说，对一个由“金融弱国”向“金融强国”的推进过程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是“怎么研究”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必须创新对中国金融发展有用的理论。
研究中国金融战略，除了要搞清楚“为什么”这么干的理论必然性之外，在“怎么干”的制度设计层面研究上，也不能简单迷信“华盛顿共识”。研究中国金融战略的出发点是什么？就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体而言，金融发展与开放的更大意义，是促进实体经济持续稳定与健康的发展，是服务于民富国强的最高目标。因此，金融战略的目标内容可以着眼于金融自身，但是必须落脚于经济发展。发达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对一国而言，可能意味着经济的发展，但一味单纯追求扩大金融资产数量、金融机构数量、金融工具的复杂性和金融的开放度，并不意味经济必然能保持稳定的增长。因此，长期看，一切不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金融发展战略，不是一个好的战略。
其次，战略既然是基于对未来的一种选择，但在可以预见的进一步全球化中的未来的不确定环境中，客观上既存在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环境”因素，同样也存在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负环境”因素，譬如有缺陷的国际货币体系等。正是各种正、负环境因素的汇聚，体现为世界经济、金融运行的现行制度体系，核心又体现为由“中心货币”国家主导的、长时间历史沉淀的所谓“成熟的、国际通行的”金融制度体系。因此，发展中国家要研究金融战略，如果是简单模仿、抄袭和沿袭体现“中心货币”国家经济发展“结果”的、“成熟的、国际通行”的金融制度，在某些方面，往往会引发更多的不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负环境”因素。
特别是对于一个大国经济体来说，要实现由“金融弱国”转化为“金融强国”的“赶超”型战略，更不应简单奉行“拿来主义”。绝对不能以人家的“结果”，作为达到自己战略意图的“策略与手段”，简单一味维护现行有缺陷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绝对不能不问时间与条件，拿人家“成熟机器”中的零部件“硬性”塞入自己“不成熟机器”中；绝对不能从已被近40年历史所证明的、现行以美元为主导的有欠缺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寻找简单模仿全球金融世界里最新出现的“时髦”制度与技术（自然包括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简言之，不能陷入“华盛顿共识”的陷阱。但是，静而视之，在我们政府部门相关的金融发展规划中，往往“目标内容”的成份重于“制度机理”的探究与描述，缺乏“赶超”型战略目标实施中，对“负环境”因素的抵制与防御的制度安排。
因此，从正面说，在战略讨论涉及的汇率、资本管制、一国货币国际化、黄金储备、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国内诸项改革中，西方现代金融理论中几乎已都有相应现存的答案，但未必都简单适合中国的发展需要，如资本管制的理论应如何适应汇率渐进改革的意图？一国金融开放与一国货币国际化能否同时追求？当全球储备相当多份额集中于一国的情况下，如何处理与该国汇率改革、货币国际化和国际货币体系改善的关系？一国货币国际化中内外金融市场能否相对分割又同时利用的问题？等等。也就是说，中国未来发展所需的理论指导必须要考虑以上诸项改革开放的内容，在渐进推进过程中的相关性，即注意各项制度的配套与衔接。各项制度设计需要有总的战略意图和方向，讲究内在逻辑的一致性。这是“怎么研究”要回答的第三个问题：战略设计要体现战略方向上的内在逻辑性、整体性。
研究服务于中国经济崛起需要的中国金融战略，既要在顺应与支持世界力量与格局重新组合大势中，维护抓住符合世界经济发展利益的中国金融发展机遇，又要尽可能避免未来“全球化趋势”的突然中断，在尽快发展中国金融实力的过程中，与相关各国齐心协力，努力促成在世界力量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实现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有序重建，这是研究中国金融战略的世界意义。
从历史上看也是如此。反映人类有效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则，如供求曲线，是永恒的，但是在人类社会当处于大国兴衰、更替的漫长的历史转折时期，影响各国间经济力量剧烈变化的，已不仅仅局限于一些最基本的经济规则（当然最终决定力量必然是经济因素），个别事件的发生、偶然因素的累积，同样不可忽视。面对未来动荡的外部环境，各国政府特别是大国政府间的博弈政策，将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加上不同国家民主力量、民主政治推进程度的不同，其博弈后政策偏离经济规则的不确定性也越大。就此意义讲，研究一国金融战略的难点，是研究国与国之间政策博弈中各种复杂组合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说，在世界力量发生重大变化和重组的大变革时期，迫切需要的不仅仅是体现现代经济学的主流理论，而是需要能适应世界经济力量发生变化，同时能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的指导理论，需要的是能反映大国兴衰、更替的政治经济学。这一点正如前面所述，其需求客观性，其实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时期盛行的主流流派的变迁中，同样可以得到折射。
国人有幸的是，在中国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已经完全不同于19世纪1840年的时代，也不同于上个世纪的任何一个年代。当今中国经济实力明显壮大，既有国际需要、也已具备一些初步条件，能与亚洲、“金砖四国”等新兴国家以及世界上一切愿意维护和平、民主的国家和力量一起，共同寻求修补现有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理论与方案，确保人类经济活动的稳定发展。
本书的谋局布篇，出于为赢得各类读者的需求，即既要得到专家学者的信服，又能满足决策者需要和一般阅读者的兴趣要求，自然全书要有基本理论与实证角度的分析，又要有从制度的比较分析到战略目标、任务和行动纲领的阐述。但是，这只是写此类书的一般常理要求，也是必须的。然而，对研究一个正处于转轨、崛起的大国经济体的金融战略而言，更具特殊需要的是，必须回答其战略的特殊性和策略性，即在追求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如何顺应世界经济力量和格局的变化，维护全球包容性增长中的全球化趋势不被中断。因此，在研究“后起之秀”国家其经济、金融“赶超”战略理论时，既应符合传统实证经济学（是什么）和规范经济学（应是什么）的研究方法，又不完全是传统实证和规范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这是成功研究中国金融战略的关键，也是最艰难之处。
战略未必一定是敌对的。战略是制定方为谋取某种利益的计划，它同样可以在基本不伤害他者、寻求和谐的情况下实现，如历史上的英国、上世纪70年代前的美国，其经济发展同样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今天，在世界对中国可能于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未知”、“不安全”猜疑太多的状况下，中国更需要以清晰的和谐金融战略昭示天下。这是“怎么研究”要回答的第四个问题：中国金融战略的设计，同时要着眼于维护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全球包容性增长的命题。
本书给出了什么答案
——第2至10章内容摘编
1.中国经济未来：四大机遇与四大挑战
金融战略服务于经济。中国经济的未来是什么？从哲学意义上讲，当今存在的一切只是客观现实，对未来而言，并不是绝对的机遇，也不是绝对的挑战。机遇与挑战，只是从人们眼前出发，相对于有局限的认知水平而作出的一种判断。当今判断的机遇，最终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机遇，判断的挑战，又会在多大程度上构成挑战，取决于一国政府的战略构想及各国政府间的政策博弈结果。
归纳国人目前的判断，多数学者都承认，中国未来经济仍能保持相对较高速度的稳定增长，但对增长机遇的分析，仍有不同的看法。作者认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存在以下四个主要的机遇：一是高储蓄率。纵观人类历史，大国的经济崛起，往往是与高储蓄率相联系。尽管中国的人口在老龄化，但从人口平均年龄看，我国正从20世纪80年代的28岁逐步提高到2050年的46岁左右，该年龄段正处于收入——储蓄较高的时期。因此中国整体储蓄率仍处于相对高峰阶段。二是工业化、城镇化。世界经济史上一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往往都与工业化、城镇化或全球化相伴随。我国的重化工业过程尚未最终完成，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展空间更是甚大。城镇化率仍低于东南亚平均水平，仅相当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水平。三是全球化。人类千年经济史上的两次全球化，明显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但在第一次（1870—1913）中，中国几乎是全球化的被抛弃者，导致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直线下降。由1820年的32.9%占全球最高，下降到1900年仅占6.8%。在第二次全球化的前30年（1950—1980），也没有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1979年改革开放，又加上“人口红利”因素，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的收益，中国占全球贸易和GDP的份额，分别由1978年的0.8%和1.7%，上升到2007年的7.7%和6%。目前，世界上尽管在美国危机后出现了对全球化的反对声和“杂音”，但在世界民主力量逐渐上升的历史时期，主导世界经济周期的主要发达国家仍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享受者和推动者，加上一批正在崛起的新生市场国家同样是这轮全球化利益的享受者和推动者，决定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仍可维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对于目前正积极投身于全球化的中国经济来说，正是谋发展的大好机遇。四是体制改革的空间。30年的改革“奇迹”，制度、体制的改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TEP）上的明显提高。今后政府管理职能、财税及金融等方面改革压力和空间仍然巨大，制度与体制的深入改革，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动力。
同样，中国经济未来要继续保持相对较高速度的增长，也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广泛而言，挑战来自于各个方向，如大国地缘政治问题，领土统一与主权安全问题，气候变化与碳排放问题、国内收入分配不公和腐败问题，民主政治改革和软实力问题，以及其他一系列内外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这里，如果就纯经济增长的长趋势分析，关键性的挑战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人口老龄化。过去30年经济奇迹的取得，与我国的人口结构相对较年轻有相当大的关系。目前该优势正出现消退势头，未来会构成增长的约束与潜在的负担。而且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之快，跳过了西方国家曾经历的建立庞大中产阶层的漫长过程，带来了西方不曾遇到过的挑战。二是资源、环境制约。此问题的严重性已无需更多的阐述与数据例证。三是经济结构的失衡。也是人们常说的中国经济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结构问题，有影响总量增长的出口与消费结构问题，有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等投资结构问题，也有收入分配结构等问题。体制与机制问题是以各种扭曲的经济结构形成得以表现。解决好此问题，将涉及中国发展中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特别是在国民经济从过去高速增长转向未来相对次高速增长的阶段中，集中表现为艰难的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四是国际金融秩序重建中的动荡。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对过去一个时期世界经济不平衡的一次强制调整，表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金融制度正在逐步积累、孕育着相反的力量。从历史趋势看，趋于国势式微的美国，为继续保持过去的荣光与地位，肯定会以更大的力量，运用美元其特殊地位，维护从自身利益出发的美元政策意图，必将引起美元主导地位衰落后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更加不稳定、大国货币汇率更趋动荡的不确定性，全球化趋势噪音增多、贸易投资摩擦加大，这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的稳定发展，将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2.未来环境对中国金融的需求是矛盾的
四大机遇与挑战，对金融意味着什么？
从机遇看，在未来一个历史时期内，高增长的动力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仍是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及中国改革的“制度红利”（不过人口红利因素在减弱）。高储蓄率又为未来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金基础。这一切，既给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又要求现实的中国金融，必须加快推进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以进一步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在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效率。一句话，要求中国金融应尽快全球化。
从挑战看，作为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巨大体能的进一步发展，渴望资源、原材料，渴望全球市场，从而渴望最大限度地减弱资源、原材料对未来增长的约束；随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养老资金的逐步积聚，在下一轮经济趋于次高速的增长下，未来全球第一的庞大的中产阶层巨大的养老金池和金融资产，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高投资利益；同时经济结构的再平衡，需要金融的进一步催化等等。这一切，同样迫切要求发加快展新型金融机制，加快金融全球化进程，以提高金融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效率。但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崛起之机，不同于“四小龙”甚至是德、日两国经济崛起之时。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世界经济一个新历史时期的开始。在面对国内上述一系列挑战的同时，将国际金融秩序重建中一系列新的不稳定因素，尽管世界经济事务的协调机制已被迫由G7过渡到G20。客观而言，当今世界还没有出现二战后取代英国的那样的国家，没有出现一个与美国综合实力相当的国家和集团替代美国，来主持重建公正的国际货币体系规则。因此不稳定的世界金融秩序，对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对已是巨大经济体，同时资本账户又未彻底开放、本国货币还不为世界所接受的中国而言，想经济全球化，又必须时刻防范金融全球化中的风险传递。陷于外部负面效与正面效应同存、且有时前者大于后者的窘境，特别是随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展，随之而来的负面“反作用力”可能会更大。
这意味着，面对外部并不稳定的环境，只要在本国金融体系未充分发展和完善之前，金融的全球化绝对不能操之过急，仍需要保持必要的“风险隔离”和“减震”装置。
这进而也意味着，汇总未来的各种环境因素，对中国金融的客观需求不得不是矛盾的：既要金融的全球化，又必须是有限的金融全球化。
3.现实的金融供给：“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
以上针对中国经济未来环境对未来金融发展的分析，是需求分析。如果能进一步指出现实中国金融是什么？对未来经济又能供给什么？再综合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的因素，未来中国金融战略的应有指向就更容易明确。
30年的中国金融如同中国的经济，同样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同时，相对于中国经济目前和未来的需求，中国金融的现实供给，其不足之处也是世人公认的。这些不足可以概括为“金融滞后”与“金融弱国”两大特征现象。对于前者，人们还容易接受；对于后者，也许有些人不赞成。
关于“金融滞后”，可以从多视角分析。学术界更多地是从比较成熟市场经济体的金融结构指标进行阐述。如金融市场的发展（市值/GDP）、企业融资结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比）、产品多样化程度（信贷、证券、衍生工具之结构比）、机构多样化程度（银行、非银行机构之比），等等。这些分析有其合理之处。然而，中国正处于改革的艰难过程之中。正因为如此，本书不想简单从金融改革的“结果”层面，而是从金融应发挥的功能“机理”层面，寻找改革的轨迹与内容，以推动改革。如果由此分析中国金融相对于实体经济的关系，可以发现，中国金融的滞后现象很多很多，集中归纳，表现为三大矛盾特征。一是投资不足与产能过剩严重并存，金融优化配置功能明显不健全。一方面表现为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三农”、中小企业、创新企业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嗷嗷待哺。二是货币供应过多、“货币迷失”与资本化不足、金融抑制严重并存。中国M2/GDP高达151%（2008年），明显列世界前茅，流动性严重过剩，但同时企业外部融资占GDP之比始终很低，长期徘徊在17-18%左右，内部发展基金积累缓慢，非国有企业的资本化问题长期难以解决。三是对外的巨额金融投资（外汇投资）与较高水平FDI的严重并存。直接表现是我国对外净资产收入占对外净资产之比仅为1.8%，日本和德国分别是6.4%和3.9%。意味着在国际资金大循环中，中国总体金融效率是严重的低下。
关于“金融弱国”的提法，作者是在2007年提出的。关于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同时又是一个“金融弱国”的思想，主要是基于在国际比较中，一国金融制度及其运行机制是否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占“上风”，即是影响旁国还是被旁国所影响进行的思考。若就此出发，毫无疑问，可列举一系列特征性现象：人民币汇率不敢自由浮动；人民币远不是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这是“金融弱国”的主要标志；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如一国宏观调控受制于他国的“原罪”现象等弱机制问题；在国家层面存在严重的“货币错配”；从大宗原材料、能源定价的话语权看，中国第二大经济体还只是一个“跛足巨人”；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深度与广度，仍属刚刚起步，海外资金尚不敢让其自由进出；加上国内金融的一系列行政管制，导致中国表面热闹的“金融的发展”、“骄人的成绩”，还只能属于初步的、浅层次的“自娱自乐”阶段。
限于篇幅所限，以上只是概略的描述。能否对中国金融目前阶段的“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是直接事关中国金融未来一个历史时期战略方面能否正确的选择。
4.战略方向的唯一选择：充分的市场化和有限的全球化
基于以上四大机遇与四大挑战对未来金融的需求分析，同时基于“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对未来金融的供给分析，理论逻辑和现实决定了，当今中国没有其他选择。在未来一个历史时期内，或者说在到2020年前后的战略过渡期内，作为金融的总体战略方向，只能选择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和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
所谓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是指，中国经济面对稳定增长的挑战，中国金融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从市场准入、资金价格、微观治理到金融运行，实现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资源要素配置。所谓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是指，在汇率、资本管理、一国货币国际化等核心问题上，未必能一步到位，按成熟、发达经济体的惯例或主导的制度运行。如果过快打开“金融国门”，全面融入金融全球化，不仅在方向上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
今天的中国既不是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国内战火纷飞，经济、金融实力势单力薄状况下研究中国金融战略，也不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世界上美元霸权地位刚刚确立、美国经济正处鼎盛时期研究中国金融战略。而是在中国经济以市场为导向，雄心迈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崛起“国运”正旺、美国经济以这轮危机为标志，开始出现衰落之征兆、同时美国不管从国际政治、军事、经济、技术与金融等方面看，又仍处于绝对大国地位的时期，研究中国金融战略。因此，面对不同的时代特征，决定了要制定一个好的金融发展战略，必须顺势而为，要有新的思维。
在这一时期，美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及美元仍主导着世界经济的周期。近五、六十年的世界金融史表明，不受国际社会硬性约束的美元这一“中心货币”和其他“非中心货币”交织而成的世界货币体系，影响着世界各国货币间汇率的起伏跌宕。过去几十年的相关国家金融危机史已证明，在美国等“金融强国”的制度优势惯性下，对小国、转轨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而言，若全面、过快地参与金融全球化，放松各项金融管制，收益与风险明显并存。弄得不好，将招惹金融危机或经济动荡（若加入美元货币区，则另需分析）。同时当年中国，既不是不被人关注的小国经济体，也不是对世界经济无所作为的经济体，但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国内结构等问题又甚为严重，这决定了可以有所作为，又不能太有作为。在自身未做好充分的制度准备情况下，全面放松国内的一切金融管制，一时间也许会享受金融全球化的好处，但也会难免发生有些国家曾经历过的“灭顶之灾”。难免形成中国只能被迫为国际市场资源调节的对象，难以实现“以我为主”地引导世界资源配置为我所用的局面。特别是今后国际金融秩序重建中现在难以预料的矛盾与冲突，往往会引致“中心货币”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可能采取过激政策，引致世界新的不稳定因素，更容易对全面、过快融入金融全球化的国家带来不必要的外部冲击。同时又需看到，在中国未来一个历史时期，完全有可能出现的事实是，如果自身加快市场导向的国内金融改革，充分利用好城镇化、工业化、国内高储蓄率以及合理利用好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源，中国经济在尽可能趋向市场可能性边界及外移边界本身的过程中，仍存在巨大的潜能与空间。因此，如何抓住自身发展机遇，在参与金融全球化、享有金融全球化好处的同时，力避因自身条件不具备而可能引致的金融全球化中的风险？如何“鱼与熊掌”兼得？在认清世界时局大势，亚洲、“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的“国运”正旺、美国经济“国运”正衰，世界力量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之期，维护好这个势头，发展好这一势头，在不使历史趋势突然中断的过程中，获得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利益，这正是确立中国金融战略核心意图的出发点。
具体分析，中国金融战略的核心内容有四项：人民币汇率、资本账户管理、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内金融改革。在这四项内容中，国内改革是其他三项的基础和条件。缺乏国内金融（包括经济）的进一步改革，一切金融开放活动都难以推进。因为要与全球化金融全面接轨，基本条件是国内金融充分的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国经济崛起的显著标志，因此也是中国金融战略所谋求的核心内容。只有围绕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渐次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和资本管制的放开，才存在不偏离中国经济利益的最后追求。但是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资本管制的基本放开为前提。而资本管制是汇率政策的一种配合，汇率政策既是推动国内经济结构改革和稳定发展的杠杆，又是国内经济、金融逐步改革的结果体现，是一个不断演变的适应过程，同样离不开其他三项内容因素的制约。因此，整个战略的实施，关键是要处理好上述核心内容在政策操作上力度搭配和先后次序。例如，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需要有国内改革汇率进一步趋于弹性和资本管制放开的配合，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的加快推进，又可减轻汇率弹性的要求压力。汇率的逐趋弹性，既需要国内改革的配合，又给放松资本管制减轻了压力，给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创造了条件，等等。由此可见，“有限的全球化”，是指在汇率、资本管理、人民币国际和国内改革方面，分别逐步推进、相互配合促进中的一种交错发展，是一个逐步逼近全面参与金融全球化的动态过程。
“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可以说，“有限的全球化”是战略过渡期内的无奈选择。是为了趋利避害，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发展自己，打好金融强国的基础，为金融更大的开放作好充分的准备。如果用近似中国中医学的语言来表述该“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战略的核心意图，即为：“与虚避邪、以虚固本、固本扶虚、以虚制虚”。这里的“虚”字，更多的喻义为“金融”，“本”字更多的喻义为“实体经济”。
与虚避邪。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推动者，又是收益者。中国未来要进一步享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必须参与金融全球化。但是在以美元为主导的有欠缺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多端，在参与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又要尽可能避开、防范市场动荡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冲击，即参与金融全球化是有一定的“防火墙”隔离的、是有限的金融全球化。
以虚固本。通过有限的金融全球化，提高我国的金融体系效率，以支持经济结构的调整，壮大实体经济的实力与竞争力。
固本扶虚。在壮大实体经济实力与竞争力的过程中，进一步给金融体系的发展创造出更多的需求，也可给金融体系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以扶植、培育中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竞争力。
以虚制虚。在通过参与金融全球化，壮大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竞争力，实现更大范围的金融开放，逐步形成“金融强国”实力，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改善国际经济、金融的新秩序。
5.现实的金融世界远非西方主流教科书所能概括
金融战略方向的选择，需要有理论的支撑。既使战略方向确定后，在涉及一系列具体金融行动策略的选择时，又会面对众多金融理论讨论，同样存在各派理论谁对谁错，难以分辨的问题。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已引发国际上一批经济学家正在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此，作者相信，在各个具体金融问题上，如果不被貌似正确的理论所迷惑、所纠缠，如果不是限于教条，也不是从西方学术界公认权威的辞书、词典出发，而是从一系列问题的现象出发，将金融本质所衍生的各种现象性业务，再回归金融本源，追根寻源，反而可能是“大道至简”。然后，再结合中国金融的需求与供给，探究中国未来的金融是什么，答案自然能“水到渠成”。
作者认为，不管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分析，任何金融问题，要真正把握其现象背后的实质，或者把握相对于经济系统内其他子系统的金融系统功能的实质，必须把握以下四个方面：
1）必须理解金融系统自身是一个大系统的概念。由货币衍生的一系列金融产品，不管其形态、功能如何复杂，其实质是“人类之间的一种信任”的表达。失去其信任，该产品、功能自然不复存在。这已为人类金融史所不断证明。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照样不管以任何眼花缭乱的形式出现，其“信任”的存在或者功能的实现，都首先存在于自身的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的具体特征：
第一，是个四维的系统。理解一个具体的金融体系（体系内的某一个金融产品也同样）是否稳定、健康，都离不开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金融行为和金融开放（涉及汇率、资本流动等涉外金融内容）四个要素。一国金融体系的具体状态，也是由该四要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四要素分别的作用力不同，可以衍生出各种复杂的组合、体现为金融体系不稳定的各种景象。转轨、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发展中呈现的各种金融不稳定景象，可以从四要素因不同的组合而找出具体原因。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同样充分引证了此判断的正确性。只是美国官方经济学不会承认货币政策的原因，多在监管、微观金融行为上找原因。即不承认危机的根源，是美国利率政策的长期失误，造成信用过度膨胀，引发了全球性危机。
第二，金融系统的正常功能能否有效发挥，有赖于与实体经济恰到好处的结合。作为结论性话语，这里须关注、明确，在金融史上争论不休的三项内容：（1）“金融抑制”不行，“过度发展”同样也不行。客观上，当一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金融运行形态是具有显著的差异要求。因此对于处在特定发展阶段的一国经济，世上所谓最优的金融系统模式，未必是最好的、唯一的。（2）一国金融系统以金融市场为主导还是以银行中介为主导，既有一定的路径依赖，也与一国当时经济本身结构有关，不存在绝对的谁优谁劣的问题。历史上的货币霸权国家，往往采取金融市场为主导的模式。因为该国金融系统的稳定运行，需要尽可能将世界其他国家纳入其主导的市场体系中，如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其后的德国和日本，尽管已跨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在国际金融市场已有的路径依赖下，只能惯性地被罩在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模式和纽约金融市场影响下，注重于发展银行中介主导的模式。并不是日、德两国不想尽快拓展本国金融市场与本币的国际化。（3）同理，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也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如何合理对待，要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上的金融四要素中结构平衡的需要。同时不排除在不同时期会出现分业和混业经营重点的循环。美国从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到1999年《美国现代金融服务法案》，再到不久前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是对混业、分业经营持偏见人的理论的最好讽刺。
第三，是一般经济学家所不易和不愿承认的，但是又是被几个世纪来的各国金融历史所证明的，即金融体系功能的正常发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政治决策架构和民主力量的发展。即不要过高估计金融政策这一单项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稳定作用。远在19世纪公民投票权受限，央行的优先目标可以在维护金本位下的钉住汇率制而不受任何挑战。20世纪相关国家工会主义和议会工党的兴起，货币政策则不能不考虑起充分就业的目标，不能不放松资本管制。今天，不以中国为例，就以危机中的美国为例，议会力量同样决定了美国未来金融的特征及对经济走势的影响。
第四，作为逻辑的衍生，既然金融自身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因此金融系统中出现的任何一种信号，反映的应是金融系统的全息信号。只是不同的信号在不同时期，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重点、兴奋点不同而已。如果由此理解“三元悖论”，西方论及的仅是“角点解”，是的“固定汇率”、“完全的资本流动”。现实经济世界中的各种制度释放的信息却并非如此。在“并非如此”下，可以说“三元悖论”并没有给出什么明确的解。仍以汇率为例，确实金融系统中的价格信号变动，会引起系统内资源的变动。然而，价格决定机制变化是否有效，不仅取决于价格变动之本身，还需要整个金融系统乃至经济系统的调整才能加以适应。
2）金融“天生的”内在不稳定性和扩张性，是理解金融系统的第二个明显特质。导致此特质的原因：一是货币的“公共物品性”与金融使用中的“私人性”，两者的结合一定会产生“公地悲剧”，形成道德风险。二是货币金融该种“公共物品性”，是以“普通信任”这一相对较为脆弱的、无形的心理因素为基础，表现于基于脆弱基础上的风险与收益的权衡。三是责任和义务的不对称，容易引起货币金融的过度膨胀。四是金融系统服务的对象——实体经济——本身具有内在周期性和结构性的扭曲。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容易引发金融的不稳定性和扩张性。
3）金融系统是一个动态演进的系统。对此的判断，不是局限于哲学意义上一切事物是运动的解释，而是基于金融系统“天生的”内在不稳定性和扩张性的理解。因为存在“天生的”不稳定性和扩张性，自然会引发经济的动态波动，从而需要不断寻找金融系统改善的方案以纠正经济的动态波动。指出这一点，既有助于理解系统变革（改革）与既定宏观政策之间的关系，也特别提醒了转轨国家的人们，一切改革与开放的举措，都不是一国金融史坐标上的零点。因此在改革开放中，不要疏忽了原系统内正处于渐变到质变变化过程中某个维度的细微变化，及其对系统内互为联系体的“本质”的影响。也就是说，一项新制度的转变过程，实质上是在破坏原系统的平衡向新平衡中的转换过程，是一种新旧因素的重新组合方式。人们往往容易重视“重新组合”中的新因素，忽视旧因素是否或者如何仍在起作用的情形。更需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又是在人的头脑指挥下进行。由于人们认知“偏见”的绝对性，或用乔治?索罗斯的“反射理论”说，历史事实本身存在由于人的认知“偏见”的影响，因此迄今的理论永远只是对历史本质和实践的一种近似的、不精确的反映。这一切，决定了金融系统不可能不是一个动态的演进系统。
4）结构主义或非平等性，是理解现代金融系统的第四个显著特质。全球的金融，是各国多种货币、多种金融系统同存的世界。在这大系统中，各国货币、金融系统分别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由于金融系统具有自我强化（或弱化）的特性（存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或网络效应）的特性，自然，“中心货币”及“中心货币”国家的金融，存在“领先”优势和大国主导优势。该“中心货币”往往在给本国金融发展提供了境外空间的同时，还引导、决定着“非中心货币”国的货币与金融的制度及走势。这在金本位时代也是同样。指出这一特质，特别对正处于转轨、“非中心货币”地位的国家，在制定一国金融对外开放战略时（主要是汇率、资本管理政策），尤须予以充分的关注与小心。
以上金融系统的四大显著特质，是对以下各章复杂、具体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简要抽象。由于“导论”篇幅有限，尽管这些逻辑性结论文字不多，但是作者仍是认为，这是指导中国金融战略、策略和政策制定的统领性理论。是理解其它多个具体金融理论的基础。偏离此，则不易把握一些具体金融问题的实质。同时，指出这些特质，也不是给“阴谋论”提供任何理论根据，只是想告诫善良的人们，现实的金融问题及金融系统是复杂的，绝对不能天真的、书呆子式的，就某一具体的金融问题而论金融问题，应持有系统的、动态的认识视角。而且尽管如此，由于人类的认知局限，人们还可能只是在逐渐逼近金融的本质。
6.西方迄今关于宏观审慎管理的理论框架是不全面的
在厘清有关金融的基本理论之后，正确认识当今全球正讨论的“宏观审慎管理”问题，同样也是中国金融战略理论研究和具体战略措施制定中不能忽视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后经国际清算银行行长安德鲁?科罗克特（AndrewCrockett）在2002年9月首次界定的“宏观审慎管理”概念，时下正成为危机后时代全球热门的话题。什么是“宏观审慎管理”？目前体现全球大多数国家共识的《巴塞尔协议Ⅲ》，核心是通过进一步上调资本充足率、增设留存缓冲资本和反周期缓冲资本等指标，以降低银行扩张信用的杠杆，维护银行的稳定运行。美国议会新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也设计了系统性风险防范、消费和投资者保护、高管薪酬限制、监管体制完善等广泛内容。但在核心的系统性风险防范方面，不管是“沃尔克法则”，还是衍生品监管改革、信用证券化产品风险留存的要求和提高银行资本标准等内容，一一仔细琢磨，也是通过各种措施，防范信用膨胀与银行风险。因此总体上说，新近各国的改革方案，基本上都是落脚于“微观监管”，落脚于微观金融企业的“杠杆”限制，从而解决顺周期等问题。
难道这是从美国金融危机中应吸取的最大教训？这涉及到对美国金融危机根本原因的判断是什么。对此，时下全球还在争论，不同的利益者也许永远不会统一在相同的观点上。作者自2008年底来反复强调，监管不力是危机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并曾几次冷嘲：若日本、德国、中国监管不力，能惹成这样“百年一遇”的世界大危机？显然不可能。那又为什么？有人又说，原因是全球经济失衡。作者认为，那也只是经济现象、是各国政策的结果。根本原因是美国政府错误判断（或说利用）这一轮全球化形势，长期推行低利率政策，刺激了信用膨胀。其他劳动力便宜、资源等出口主导国家，在享有全球化收益中客观上不自觉地助推了美国错误政策的执行。而美国此错误政策之所以能推行，客观的、深层的制度基础，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制度。即这场危机与世上许多次金融危机一样，本质是货币现象。因此仅仅抓住监管不力的教训，远不能避免今后世界不再发生类似的危机。这一道理可用小学生算术题举一不当例子：货币、信贷、资产、信用，是由货币衍生的、表示货币购买力不断放大的金融概念。如果以信用膨胀所拟地表示货币供应量。西方教科书指出，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货币乘数。眼下宏观审慎管理的对策，集中解决的是微观金融企业的高杠杆效应，相当于货币乘数效应，央行的低利率政策相当于放大基础货币的效应。如果原来3*3=9，即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广义货币，如果经这一轮对货币乘数监管的改善，但对国际货币这一基础货币投放仍得不到约束，则还是可以出现5*2=10，最后，仍难免信用的大膨胀。
所以，西方迄今关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框架，是不彻底的、不全面的。只要世界对美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形不成一定的约束（这又谈何容易），就会出现如西方一些有识之士感叹的：再一次危机仍不可避免！因为目前出现的系统性风险，不是单个国家的风险，是现存国际货币制度下的全球性风险。何况，美国还只是提出系统性风险问题，对于具体如何识别、防范？新通过的法案，还并不清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指出：“将监管放在识别和遏制系统风险上是徒劳的。由于我们缺乏完善的风险动态模型，且全球金融系统时刻处于复杂的变化中，因此，察觉风险要么不可能，要么错误百出。”
面对上述状况，发展中国家、非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特别是正在制定金融战略的中国，应采取的态度只能是：一是基本赞同危机后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框架；二是不能满足于监管层面的治理，而是应以更积极的姿态，呼吁并参与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系列行动，寻求大国货币间的汇率稳定机制；三是在认识到目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不全面的情况下，如果一国势单力薄，只能好自为之，尽可能处理好对外经济政策，继续去努力构筑防范外部冲击的“防火墙”。必须认识到，目前关于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框架，是权威的，但未必是全面的，是针对自己国家所需要的。
7.战略过渡期内必须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汇率问题既是当前经济生活中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又是中国金融战略制定中首先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汇率是什么？教科书上有标准的、从两国货币比价角度的解释。本书想进一步揭示，本质上汇率制度只不过是反映不同国家金融体系的一种交换，是不同货币价值的一种比较。一国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制度，是从属于一国货币稳定机制的选择，是一国货币稳定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才涉及到资本流动管理等政策的选择。因此，一旦确立了某种汇率制度，自然会对货币政策、资本流动管理产生不同的效应。
人们基于布雷顿森林解体后危机频频发生的情况，往往把固定汇率与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研究。本书从历史的、实证的、理论的角度再一次证明，其实不管是在浮动汇率制（金本位下）还是固定汇率制下，都曾发生过危机。危机不是固定汇率制的专利，只是同一种信用膨胀的原因在不同汇率制度环境下导致危机的不同表现而已。同时，大量的实证分析表明，世上并没有出现过危机显著集中于单一种汇率制度下的现象。
至于一国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在寻找与本国最优的货币区边界。其中，大国、小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此的选择，又会有不同的利益视角，也不存在理论上的唯一性。因为大小不同的经济体，对整个世界的供求产生的冲击完全不一样。大国经济体在一个货币区内无法“搭便车”。从历史角度看，大国经济体同样存在汇率制度的选择。不过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出于内外平衡的要求，对汇率制度的选择，实际上是在决定着当时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特征。不论是在金本位时期，还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抑或在当前的浮动汇率体系时期，其拥有的是更多的“坐庄”式的货币稳定机制。相反，由于货币的网络和规模效应，决定了小国特别是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小国，在汇率制度选择上的灵活性空间并不大，不得不将自己置身于在大国所设定的国际货币、汇率体系中，选择相对适应本国情况、种类有限的某一汇率制度。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因为市场大势的作用，市场投机力量和国际合作往往都支持大国“中心货币”的基本稳定。对处于“外围货币”的小国，不但较难获取货币合作，甚至投机努力也是顺周期的。因此，对小国货币来说，往往需要通过汇率以外的额外稳定机制（如资本账户管理）来保证宏观经济体系的稳定。而且，相比发达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分工的不利地位、自身市场的不完善、货币错配和“弱币”的地位，更是决定了汇率选择中的困境。无奈，作为对汇率制度的一种补充，往往实行资本账户一定程度的管制。
因此，固定、浮动汇率制度到底谁主沉浮？历史上，西方学者分别以金德尔伯格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两派争论，始终难有定论。现实中，两派理论在世界上的不同国度内使用，也是各有利弊，需要视条件而权衡。恰恰在世界现实金融中，大量存在的是中间汇率制度，是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组合。对此，全球现存的各种汇率理论中，没有任何理论能否认，一个国家不能实现波动幅度适中的目标区汇率制度（Krugman,1991）；也没有任何理论能说服，任何一种汇率制度适合所有国家的所有时期（Frankel,1999）。Williamson的研究也表明，角定汇率制度（货币局和浮动汇率制）同样难以避免危机的形成。
在明确了汇率选择理论后，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一定汇率制度的选择是否合理、有否风险？不仅仅取决于被选汇率制度本身是否合适，还取决于选择前的汇率制度向被选汇率制度的转换过程本身。因为国际上已发生的大量货币危机证明，危机发生的原因不是汇率制度本身，往往由于汇率制度转换过程中的其他政策的不协调。
大量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制度，确实是个复杂的问题。中国未来的5年、10年内，到底选择什么汇率制度？从根本上，应选择适合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经济体可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货币政策框架。作为结论而言，如果简单选择钉住某个货币的严格固定汇率制度，或者选择完全浮动的汇率（“两极论”中的任何一个），都不符合中国利益。因为钉住他国货币的固定汇率，不符合大国崛起的战略需求。从长期看，与我国经济规模相当且经济结构雷同的国家几乎没有，人民币不适合完全加入国际上现有的某一货币区。且从上世纪90年以来，我国经济波动独立性增强，外在的波动影响逐渐减小，以他国货币政策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名义锚，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而我国的宏观调控能力及市场的发育程度也不支持采取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同时，海外许多文献研究表明，鉴于亚洲国家在贸易关联度、经济周期的相似性，在中长期内，亚洲具有设立独立货币区的潜在利益，而且人民币能在其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但是在当前阶段，人民币直接充当亚洲关键货币的条件又尚不具备。
因此，在战略过渡期内，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是中国利益的所在。其好处：第一，尽管美元政策并非完美的政策，但其在国际上的信任度仍是世上任何一种货币难以比拟的（尽管在危机复苏中仍存在短期的贬值风险）。人民币与美元保持相对的稳定（注意：是指相对），“搭便车”、借助美元区的信任，既可以“进口”美元的管理能力，又可以“借船出海”，让国际社会有机会认识人民币，使用人民币，并在这过程中逐步脱离美元，成为世界能接受的独立货币。第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有助于及时释放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这一既体现“有管理”，又体现“浮动”的汇率制度，是基于中国经济未来仍具有较高潜在增长率下实际汇率升值的需要。第三，选择这一汇率制度可给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以提供适当的条件和时间。特别对中国这样一个既是大国经济体，又是处于复杂的转轨期的经济体来说，汇率制度的选择的谨慎性和渐进性更显重要。第四，即使是选择这一制度，在未来美国危机后时代，对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所需的配套政策，仍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及时的制度安排。
当然，本书指出的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具体含义是雷同于但又不完全雷同于现行的政策内容。本书强调的汇率制度内容包括：1.要确立一定时期的中心汇率，但可以不公开。同时，不排除可适时、主动进行若干一次性的调整。2.“一篮子货币”的内容，先期应以美元为主，视情况发展，调整“篮子”内容权重。随着时间推移，当调整到一定程度后，也就无所谓中心汇率了，而是逐步逼近实际有效汇率。3.在实行中心汇率制度过程中，必须择机、逐步放大汇率的浮动区间。通过逐步地、不断地放大浮动区间的过程，慢慢弱化中心汇率一次性调整的频率。4.上述操作过程与细节，同时必须要与人民币区域化过程相配合。只有在此配合中，才能加快放松资本项下管制，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空间。5.在整个逼近有弹性的浮动汇率过程中，作为“弱势”人民币的崛起，应始终保持微弱的升值压力，起码是币值的基本稳定态势。
8.中国必须仍然坚持资本账户渐进开放的原则
既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资本账户管理是汇率制度的一种补充，则在中国汇率制定走向完全浮动之前，如何明确资本账户管理原则，是中国金融战略研究中继汇率问题之后，必须说清的一个重大问题。
国际上大量学者通过的实证研究，比国内一些学者更坚定地认为，资本账户开放确实能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这是有条件的。如果假定条件不成立，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同样是不确定的。从上世纪70年代来各国货币、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机理看，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形成并延续至今的国际货币、汇率制度，是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从危机国家的内部政策看，没有处理好汇率、资本账户开放和国内经济、金融改革之间的关系，恰恰是危机发生的重要的内在原因。资本账户开放与危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促进”或者“阻止”的关系。但是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危机有一定的催化作用。
IMF调查回顾了35个经济体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教训，在发生危机的24个国家中，有13个在危机前的5年内完成了资本账户自由化过程。又对其中14次发生严重危机的国家进行进一步考察，发现9次危机中，净资本流入在危机前2-4年内是大幅增加，超过了GDP的3%的关口。当然，资本账户管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国际资本流动的异常发生，有助于应对因金融部门脆弱而造成的各种风险。在一国经济结构或深层次机制存在扭曲的情况下，汇率制度与资本账户开放的不同组合，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各不相同。因此，汇率制度的选择，往往需要将资本账户开放状况作为重要的经济背景或特征进行考虑。从国际经验看，总体而言，凡是在完全开放资本账户前实行灵活汇率制度的国家，所获得的中期效果较好。而在汇率严重失调的环境下，资本账户管制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或者说，在汇率失调严重而套利收益足够大时，资本管制的有效性会迅速下降。上世纪80年代的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委内瑞拉和90年代的泰国、印度的案例，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印证了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其实，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相关国在采取浮动汇率制之中，美国、加拿大、瑞士三国的资本开放时间较早，其他发达国家都是在长时间浮动汇率经验积累之后才逐步开放的。日本是1980年、德国1981年、澳大利亚1983年、新西兰1984年，瑞典1989年，法国1989年、意大利1990年、西班牙1992年、冰岛1995年。
在中国未来，必须坚持资本账户的开放，那是因为我国的经济全球化需要金融全球化的配合；我国未来面临的经济、金融发展中的重大挑战，需要放在国际金融市场环境中解决，如环境、资源的约束、居民财富高积累后的投资回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需要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的配合；以及随市场开放度的扩展，资本账户管制有效性下降后不得已的选择。同时必须看到，我国资本账户充分自由化的各种条件又没满足。简单地扩大市场边界，并不能给本土市场带来效率。如果不坚持“以我为主”原则，有可能被迫融入别人市场，不但不会提高本土市场效率，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坚持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是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核心原则。这一核心原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1）在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扩大到一定的幅度，并在基本达到市场均衡汇率水平之前，仍宜保持对资本流出入的一定规模的控制。
2）资本账户开放一定要与国内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相衔接。具体包括：要素价格机制改革、服务领域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税制的改革以及金融业充分的市场化改革，使得把包括金融市场内在的由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外部性，尽可能控制在市场可承受的范围内。
3）资本账户的开放应结合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虽然资本账户开放不能以人民币区域化为单一目标，但可以沿着人民币区域化这一主线，相互配合，逐步实现。在未来几年内，资本账户开放既可以在外币为主的环境中实现，也可以在逐渐以人民币为主的环境中实现。这也许是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区别于一般转轨国的显著特点。原则上，今后凡是允许以外币进行的资本跨境流动项目，也应允许人民币进行。在管制的放松上，若情况相同，人民币跨境交易的开放应先于外币计价交易的开放。
4）资本账户开放要与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提高宏观调控的灵活性相适应。具体讲，面对逐步开放后的巨额跨境资本流动以及可能产生的巨大套利压力，往往会出现原来以数量、行政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有效性直线下降的现象。因此，必须作好充分准备，推行宏观调控手段转向以价格、间接（以激励约束机制为基础）工具调控为主。
5）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资本跨境流动，应采取不同的管制思路。其中，对非法及因政治因素的资金流出入，不是以通常的资本流动管理方式进行管理，而应通过反洗钱的方式解决。
9.大国经济体的崛起，必然要求加快人民币区域化进程
对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或转轨国家，在讨论国家金融战略时，往往可以不去讨论本币的国际化问题。但对于今天中国这样一个正在进一步崛起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多年来是借助相对盯住美元，壮大了经济实力。今天，美国经济问题日益严重，给全球第一的中国官方美元储备带来了巨大风险，同时也给中国进一步融入金融全球化增添了许多新的变数。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探讨金融的发展，不得不讨论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
世界著名国际货币权威、美国LeffreyFrankel和MenzieChinn教授曾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得出以下的预测结果：如果美国今后不收缩其宠大的军费开支，不能很好地处理贸易和财政“双赤字”问题，美元有可能丧失霸权地位。到2020年或者更早的时期，欧元将取代美元的霸主地位，人民币在10年后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30年后它将跃入主要储备货币的行列。从世界上的大国兴衰史看，大国的更替，也必然伴随货币霸权的更替。
人们常引用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著名论断：“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20年也曾从另一个角度指出：“要颠覆现存社会的基础，再没有比搞坏这个社会的货币更微妙且更保险的方式了。这一过程引发了经济规律的破坏性一面中隐藏的全部力量，它是以一种无人能弄明白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
如何理解这些观点？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到底对货币发行国的经济意义是什么？国内一些学者在分析此问题时，往往开宗明义，首推铸币税意义。其实，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不仅是铸币税收入，因为该收入相对于货币国际化的其他收益是微乎其微。重要的是，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可以拥有其他更广的政策空间与经济主动权。
一是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用本币进行各种形式的融资和投资。本币金融市场在市场边界、参与主体上的扩张，容易形成世界性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便利一国本币的融资和投资。同时便利国际商品定价主要受本币金融市场的供求影响。其结果，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也越容易符合该国市场的需要，一国经济调整的成本，也会部分地在全球范围内，由外国承担。
二是与此联系，一国的宏观调控的空间，也能从本国扩大到其它国家，本质上增加了短期内在全球进行财富再分配的能力。世界储备货币是世界存量财富的表现形式。世界储备货币的价值波动，则意味着世界存量财富在全球不同主体之间的重新分配与转移。当然，这一调控过程体现了国家间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如果是一意孤行的调控，往往也会落入其他国家和集团反调控的尴尬境地。但是一个成熟老道的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政府，当在本国和他国利益发生矛盾时，往往是从本国利益出发。此时，其汇率、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通过其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已不局限于本币的流通，会渗通、传递到非本币流通的国度内。
三是由于拓展了本币金融业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潜在空间，自然本国金融机构能获得相对较多的优势。因为本国金融机构在从事本币业务时，有天然的优势。而且该国货币、金融越全球化，该国金融机构进入他国金融领域的动力越强，能量越大，发展越快。慢慢的，金融服务业对一国经济的贡献度就会越来越大。过去的英国曾是这样，今天的美国也是这样。
四是人们常说的铸币税收入。
当然，从世界货币史看，一国货币最后能否国际化，需要一定的条件。它是该国综合国力的反映，是经济一体化和市场自发选择（被世界广泛认可）的结果，而不是相反。然而，一国政策上的积极推动，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如何及时、充分地将本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用本币固定下来并不断加以强化。历史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在其成为世界经济霸主时，由于没有有效推动，因此丧失了本币的国际化，最终其霸主地位轻易被他国所取代。日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实力已为世界第二，但因多方面原因，日元国际化步履维艰，受美元汇率波动影响，最后陷入泡沫破灭和经济的长期低速。恰恰美元是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进而加上马歇尔计划、石油美元、粮食期货交易等一系列政策的推动，在上世纪中期，彻底取代了英磅的霸主地位。
当今的中国，如果面临世上存在一个稳定的国际汇率制度，存在一个平等、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未必一定要去刻意追求人民币这一主权货币的国际化。问题是，当今的金融世界并不太平，问题太多。要避免现实金融世界对中国发展的负面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化是迫不得已的追求。当然，人民币要实现完全的国际化，即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基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的长趋势需求，从现在开始仅是着手启动，则应为中国今后10年金融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一着棋。
其意义，第一，我们可以不去攀比当今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上述的四点功能意义。就中国而言，当前追求人民币的国际化，为的是满足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维护世界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需要。因为维护经济全球化，各国货币间汇率的稳定是一项基础性条件。面对美国经济的严重问题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世界在呼吁，必须改善国际货币体系。在美元霸权这一现状下，如何改善？不可能寻找到最优解。因此，寻求多元的国际储备体系，是全球经济今后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的无奈选择。正是在这一世界呼吁背景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仍在快速增长，贸易额全球第一，在逐步成为世界经济“主要驱动力”的亚洲区内，区内中国贸易更是惊人发展，且人民币币值稳中略升，这一切自然告诉历史，如果人民币能够国际化，则是稳定经济全球化的一种期盼，也是亚洲经济的一种福音，因此也是全球经济利益之所在。这是中国当今在追求人民币国际化中，要向全世界宣示的首要意义。
第二，中国经济要保持均衡、持续增长，同样需要人民币国际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资金的短缺，因此出口导向，积累外汇，是经济起飞的必需。其后，国力壮大中的兴奋、成长中的经验不足和增长轨迹的惯性，中国经济因为政策的疏忽或者说不自觉地被卷入美国政府错误政策所引起的前20年全球经济的“过度繁荣”中，积存了大量美元，扭曲了结构的均衡，带来了大量隐患，表现为中国及世界增长的不可持续。另一方面，面对已形成的中国巨大产能、以及危机后美国过度消费的中断，中国要想继续维持相对高速的增长，尽可能实现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对世界经济增长多做贡献，则必须通过人民币对外投资、买方信贷、人民币清算等方式，适度扩大中国政府发挥在全球范围内的政策调控影响力，把巨大的产能释放、分配到亚洲、非洲等新兴国家，培育这些国家新的投资、消费能力，才可能稳定亚洲及世界经济的增长。此角色，雷同二战后不久的美国及美元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三，追求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全面提升中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人民币国际化，要求中国金融必须进一步对外开放，这会强烈促使中国金融业改变中国金融“金融滞后”与“金融强国”的现状。历史已经证明，这一切意味着，会倒逼、促进中国金融的改革与开放，会加速提高金融效率。
第四，从人类金融史看，大国经济体崛起的本身，迫切需要与本国经济开放度、国际影响力相一致的国际化货币的支持。历史上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其货币往往成为国际货币。特别是在信用货币时代，没有本币的国际化，所谓大国的崛起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完全的。
第五，追求人民币国际化，也是经济运行风险的迫切需要。面临当今美元主导的有欠缺的国际货币体系，人民币国际化起码有助于防范大国经济运行中的三个风险：一是流动性风险，因为中国政府毕竟是人民币的“最后贷款人”；二是货币错配下市场价值波动的风险。因为以外币表价的资产风险，本质上是将本国部分金融市场的调控权让渡给了外国政府；三是定价权风险。因为拥有基本不受货币发行约束的发行国，在资金上拥有相对的优势，短期内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摆脱世界市场相关交易的定价权被人掌握的风险。
第六，间接的意义，人民币国际化也是有助于应对当今国际货币体系欠缺的有力手段。当前美元发行不受约束，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诸多缺陷，因此，全球在纷纷呼吁，要改造国际货币体系。从未来世界货币体系演变看，建立“超主权货币”自然是最理想的。但是在建立这一模式之前，恐怕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把人的私欲放大到民族、国家，还真不知道该模式何时能建成？也许是人们永远憧憬的理想。因为“整个货币史的一个共同主题是，最重要的金融大国拒绝对国际货币进行改革，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因为改革降低了自己货币的垄断力量”（RobertMundell）。因此，较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形成实力相当的多种国际货币，在互相竞争中，形成有制约的均衡格局。而人民币已成为世界上相关国际组织和专家所期盼、所预测的一种制衡因素。
除了以上必要性的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同样存在现实的紧迫性和可行性。紧迫性姑且不论，可行性更多的是体现为漫长的历史进程。但是尽管如此，今年内亚洲区内贸易的中国逆差，人民币边贸中的流通额扩大，跨境贸易结算的快速发展，人民币对外投资和买方信贷以及境外香港人民币交易的兴起，部分国家已决定将人民币作为官方储备的决定等等，这一切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同样存在巨大的潜在发展空间与诸多的机遇。尽管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在当前，人民币已具备“区域化”的初步条件。在距离2020年的战略过渡期内，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首先是追求区域化目标。区域化只是表明国际货币使用中地域的局限，并不意味国际货币在功能上有任何质的差异。
如何区域化？作者自2009年以来在反复宣传，关键是落实三条思路：一是先要想尽办法让人民币走到境外，如采取人民币境外投资、买方信贷、对外援助、央行互换计划、QDII中增加人民币额度等。二是鉴于中国资本项下未完全放开的现实，可以先让人民币在境外像其他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开展存款、贷款、结算支付、资产管理、汇率避险等全方位业务，在境外形成一定的自我循环规模。三是要让境外机构和自然人愿意持有、投资人民币，必须要做到，让境外持有人能享受或部分享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收益。这就需要打通境内金融市场与境外金融市场在有控制前提下的“管道”。如允许境内机构与企业在境外发行债券、QFII中增加人民币额度、允许境外人民币基金投资境内实体、债券市场等等。基于人民币既要区域化，资本项下又未完全打开的现状，开通境内外市场的“管道”，只能是有限的、逐步的实现。因此，在战略布局上，可在中国政府可控的境外的香港，形成人民币离岸市场，成为这是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支点。这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当然，也是在“有限全球化”这一金融战略方向下的迫不得已的选择。
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如果是既想享有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又想防范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产物，自然，是一个矛盾结合体，会给中国政府带来新的问题与苦恼。如境内外汇率、利率的不一致，会形成套利的冲击。这要求中国央行在金融逐步开放的新形势下，加快探索货币政策调控的新工具、新方式。
最后，同样需要关注的是，既然人民币国际化是修补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措施之一，因而，对于现在世界上一切有利于此目的的其他动向，中国政府应以同样的战略眼光，给予充分的关注与支持。辟如，IMF的改革、SDR中的人民币份额的增加、其他地区“区域货币”、“货币同盟”的探索、亚洲金融诸内容的合作，等等。
10.必须抓紧修正外汇管理的原则
当今中国近2.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几乎世人皆知。特别是鉴于美国危机后全球结构平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中国政府对此要要作好充分的政策准备。
长期以来，受西方主流教科书及中国过去长期外汇匮乏的历史影响，外汇储备的运用，一直强调“安全、流动、保值”的原则。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目前面临中国坐拥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这一原则是否仍然正确？要否要修正？从国民总体福利角度出发，这要回答，一是中国是否存在“超适度”的外汇储备问题？二是这些“超适度”的外汇储备能否用于与上述原则不相吻、但属于体现国家战略性利益的方面？三是如果可行，又何为战略利益？如何实现？相应的管理体制也应否作出配合？
对于第一个问题，在美国金融危机、美元存在贬值风险压力下，几乎已不存在争议。
对于第二个问题，尽管中国政府其实已在部分的实践，但仍有相当多的人，存在不少的犹豫与不同意见。认为外汇储备是央行通过向市场投放货币买来的，是央行的资产，“不能动”。殊不知，既然是央行投放货币买来的，为什么市场（包括政府）如果再用人民币（包括发债筹人民币）向央行购回，就不可以？就不能称为合理的市场行为？何况，如果市场主体用人民币向央行购汇，用于进口和境外投资，还可减少境内货币供应过多压力，提高国民净福利和企业竞争力，并不妨碍央行对资产负债表风险的控制。有人甚至担心，动用国家外汇储备，会危及国家金融安全。什么叫金融安全？其实对超适度外汇储备进行合理的战略性使用，不仅不会危及金融安全，相反，运用得当，有助于宏观结构的平衡，提高实体市场的竞争力，恰恰是有助于提高我国整体的金融安全水平。而且用于战略性的外汇，仅仅是整体外汇储备在保持充足流动性需求的前提下，对一部分“超适度”外汇进行的再使用。
为此，作者曾提出，要修正我国外汇管理的原则，应重新明确外汇运用的具体顺序：首先，保持必要的外汇流动性，以满足平衡国际收支的需要；其次，用一定的外汇干预外汇市场，满足汇率调节的需要；再次，服务于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获取战略性利益（包括提高国民福利水平）；最后，再有多余的外汇储备，可用于获取相对较高收益的金融投资。这里，把类似目前“中投公司”增值投资的业务，列为最后一项，是因为必须看到，前三项外汇用途，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和战略性。当然，不排除也许中投公司目前的投资项目中，已部分包括了满足上述第三项目的的使用。这也恰恰证明，我国外汇储备管理原则必须进行重新修正与明确。
那么，什么是外汇储备运用中的战略性收益？作者认为，只要是有利于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增长和国民福利提高的关键性、长期性、重大性因素，均可视为战略性利益。具体说：
（1）有利于解决国民经济中多年积累的突出结构问题，如用汇购买国外先进的技术和重大设备。
（2）有利于解决困扰我国的环境、资源问题，如用汇购买关键性资源。支持国内企业参股、并购海外能源性企业、关键性原材料企业，用汇进口治理环境污染的重大设备与技术，提供排污、治理土地沙漠化等公共产品。
（3）有利于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崛起和成为金融强国打基础的外汇运用，如大力培育跨国的、关键性的金融机构，通过外汇支持在境内外实施兼并、或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从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战略出发，不断择机增持黄金储备。
（4）有利于防范外部动荡对中国经济的意外冲击。例如，通过加强亚洲金融合作，谋求国际储备体系改善中的国家战略性利益，包括通过货币互换等方式，用外汇支持亚洲、非洲，“上合组织”成员国，维护其经济、汇率的稳定。这不仅可防范其可能发生的风险向中国的传递，同时中国可实现在与这些国家一体化经贸活动中的稳定收益。追求国家战略性利益，还包括用美元储备支持亚洲融资市场和亚洲实体经济发展，减弱亚洲及中国的美元储备不断回流美国，造成美国短期资金跨境频繁进出亚洲各国的频率，以减轻虚拟经济和资产泡沫的形成压力，削弱美国“双赤字”政策下过渡膨胀的虚拟资产规模对世界经济带来的不稳定影响。还包括用外汇储备谋求在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战略性利益。通过购买IMF的债务，完善IMF的融资实力，扩大中国在IMF的份额和力争人民币进入SDR的篮子。以上这一切，都有利于中国经济进一步崛起中所需的汇率稳定环境的形成和连续。只要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是稳定的，而且是尽可能长时期的稳定，对未来汇总过经济而言，就是赢者。
（5）有利于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外汇支出。如包括作者早先提出的，用少量的外汇支持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或直接进口改善居民医疗水平等的重大医疗设备（作者在写作期间，听说中国一些地方政府仍在接受美方的大量美元贷款，以购买重要的医疗设备），以投资入股等方式下划有关单位，有偿经营。
在强调外汇储备战略利益的同时，必须另外强调两点：
第一，首先要处理好官方巨额外汇与“藏汇于民”的关系。尽管我国官方外汇储备近几年一直为世界第一，但同时与出口大国的日本、德国相比，在一国对外净资产持有额中，2007年末，官方对外净资产（主要是外汇储备），日本与德国分别为44%与14%，中国却高达150%。这种状况决定了，一是因央行大量购汇而形成了国内货币供应的巨大压力，二是增加了国家集中持有巨额外汇的风险。因此，改变我国目前外汇储备官方为主的结构，发展与丰富国内金融市场，“藏汇于民”、“由民用汇”，应是修正我国外汇管理原则和寻求战略性利益过程中或过程之前，必须要解决的另一个重大政策问题。如何发展和丰富国内的金融市场，由“藏汇于朝”部分转向“藏汇于民”，具体的政策调整在本书第7章有详细的阐述。在这样的政策调整中，决策者要相信，经历多年市场化历练的民间力量，在用汇收益上，并不亚于官方。而且，这一历史性的一步，是早晚必须迈出去的。同时，民间用汇的过程，又有利于国内货币供求的平衡和国际收支的平衡。其储备风险分散在各经济主体，也有利于减轻国家集中承担风险。
第二，要认真重视不断增持黄金储备这一中国崛起中的战略意图。简单恢复金本位这一不可能的浅显公理，众人知晓。地球上16.3万吨左右的黄金存量中，可交易黄金仅占17%，远不能满足当今世界贸易金融交易的需求。增持黄金的意图，也不是出于黄金比较美元、欧元等信用纸币，何种资产增值或贬值的短期相对利益的思考。增持黄金主要是从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战略思考。在漫长的国际化过程中，一国信用货币要从国内货币走向国际货币，生产能力、贸易规模、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币值稳定等因素固然重要，但是一国是否具有相当数量的“最后清偿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基础条件和不可或缺的保障。从历史上大国货币兴衰的角度看，不管是早先的英镑，还是后来的美元，在其崛起之初，无不都在努力创建作为最后清偿力的黄金基础。本书图标显示，伴随英镑的衰落，黄金占英格兰银行发行的英镑纸币的比例呈直线下降，由1914年的148%下降到1919年的21%。同时伴随美元的崛起，美国黄金储备占美元纸币的比例，却是在直线上升，由1914年的0.59%上升到1939年的278%。就是在美国爆发“百年一遇”金融危机的今天，财政、经济形势如此困境，美国政府仍是不愿采取割爱一盎司黄金的措施，而是不断通过发纸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出路。可见，黄金在战略保证的重要意义。因此，中国政府在黄金等贵金属态度上，绝不能短视，绝不能仅从三年五载的短期经济利益出发。
要实现以上外汇储备的战略性利益和真正的多元化运用原则，中国当今的外汇行政管理体制也必须予以调整。长期以来，由于外汇匮乏，央行（外管局）作为外汇管理的唯一机构，不存在任何的不妥。但是，随着外储的不断增加，一是国内的货币调控越来越难，二是面对仍在不断增长的巨额外储，从国家整体利益和战略利益出发，为满足上述外储运用的四项“顺序”内容，显然，继续有专责宏观调控的央行（外管局）一家机构负责，同时兼负大量日常、复杂的普通投资和战略性操作职能，明显力不从心。2007年“中投公司”设立后，应该肯定其在外汇多元化运用方面进行的大胆实践和探索。但是，根据上述四项“顺序”内容中第三条战略性业务的操作，涉及石油、资源、重大设备与技术等国民经济多行业、多领域、多个管理部门。外汇如果仍由单一行政部门操作，已明显难以实现国家战略的布局谋划和具体的部署实施。因为在“中投公司”内，多为金融、投资等金融人才，存在以下显著缺陷：一是人才偏窄，经验不够，力不从心；二是多元化运用中，部门间协调乏力，效率低下，会错失良机。为此，有必要迅速在国务院下，成立国家海外资源投资委员会（不是仅限于能源的、2009年成立的国家能源委员会），由国务院下属相关部门参加，统一研究、谋划巨额外储用于第三项目的总额度，以及确定分别用于石油、其他矿藏资源、重大设备、技术等领域的具体额度及调整的原则。并在该委员会下，分设不同行业投资组，吸收相关企业、机构参加，负责情报信息的搜集分析、规划协调前期的投资事宜与部署外汇资金的具体筹集事宜等。
整个外汇储备在渐次满足上述前三项目的后，剩余的外汇再运用于上述第四项目的，即继续由“中投公司”为代表，负责、寻找更高的金融投资收益。
11.必须以从未有的积极姿态重视“另一条战线”的金融事务
讨论汇率、资本管理、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更多的是与中国金融直接相关的事务。中国金融战略取向分析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基于改善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未来世界经济、金融的不确定性。因此，同时解决好这一问题，是有助于减弱中国金融开放的外部压力，极大的有利于中国金融战略的顺利推进，因此同是中国金融战略中的另一项重要任务。而且此项任务之挑战性、长期性，是过去30年改革开放所未遇到过的。特别是面对中国经济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经济增速可能明显放缓的局面，中国更须以过去从未有过的注意力，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金融市场间的资金配置。对开放的目标，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像过去那样仅局限于多吸引些外资、多学习些西方金融市场操作技巧之类的低水平思考，而是必须思考与顺应历史大势，未雨绸缪，主动出击，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事务，努力去营造、合作、互利的外部经济金融环境。
此主动、积极态度，并不意味在承认G2机制倡议的情况下，中国想主导世界经济，而只是为了维护全球化趋势，通过改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更多的代表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利益，推动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相反，若不持主动、积极态度，到头来恰恰是会影响中国金融战略的实施。
归集散见其他各章的相关内容，本书告诉我们：“另一条战线”的金融事务应包括以下几点：
（1）应始终如一地支持IMF的改革，力争人民币进入SDR的篮子，支持IMF和联合国有关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的SDR方案等议案。
（2）支持各区域货币、“货币同盟”的研究和发展。
（3）以各种方式，支持亚洲金融合作（包括“上合组织”），实现区域性风险救助机制。
（4）以人民币跨境结算与人民币国际化为推动力，通过中国央行与各国、各地区央行的货币互换合作，以中国的经济实力，寻求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多种途径。
（5）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应投入更大的精力，牵头组织、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亚洲经济是全球最具增长潜力的地区，亚洲又是高储蓄、外汇储备最多的地区。通过发展亚洲美元债券市场，推动亚洲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亚洲经济、对中国经济与金融战略的实现是有利的，而且可迂回制约主要国际货币滥发的现象。
（6）结合人民币“走出去”进程，用好中国对外的美元援助、美元贷款、用美元购买亚洲债券等活动，促进发展中国家和东盟国家的发展，寻求在进一步推助经济全球化、亚洲经济一体中的中国利益。
（7）支持国际组织关于全球“宏观审慎监管”和“全球金融监管治理”的制度措施，减少杠杆效应，稳定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同时要学会“以我为主”的思考，给中国经济发展多留些“空间”，不追求国际金融监管引领者的虚名。
一句话，在未来，“另一条战线”的金融事务，中国不能再是被动参加的“接招者”，而应是主动谋局的“出招者”；不能再是充当议题摆在眼前的匆促“答卷者”，而应是早已深思谋略的“出题者”。“另一战线”的金融事务，更不应是政府某个部门某个国际事务司局的“专利”事务，而是事事关乎金融战略大局，必须认真对待，相关部门紧密配合。
12.国内的金融改革要聚焦在两个战略视角
讨论中国国内的金融改革，是一个范围极广、内容极丰富的命题。如果即使不从作者前述的金融是一个“四维”的“大金融系统”概念出发进行讨论，而是仅从一般教科书所述的“金融体系”概念出发，金融——也是包括由各类金融机构所组成的金融机构体系、由各种金融产品工具在其中运行的金融市场体系，由主要体现为各种法律制度的金融调控和监管体系所构成。而且，如果进一步就某一子系统之中的各项内容再分别进行讨论，又将涉及一系列问题。因此，本节只能忍痛割爱，“避轻就重”，重点回答：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从战略视角看，中国的金融体系应达到一种状态？为什么要重点讨论这一问题？目的是为了国内金融诸项改革在确立重大原则时，不偏离方向。
面对中国经济未来的挑战与机遇，结合未来中国金融发展的需求和现实的金融供给——“金融滞后”与“金融弱国”——的两大特征，进一步的改革，必须聚焦与这两大特征。
现实中国金融的一系列问题现象，如果纯从国内事务角度看，可以归结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准入限制的市场化问题、中国金融市场体系的统一与完善问题、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建设问题、中国目前特定阶段政策性金融（包括“三农”金融）的扶植问题、国有金融资产的管理问题，市场不断开放条件下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宏观审慎性监管框架建设与调控监管部门间的协调问题等等。诚然，只有通过这一系列改革，才能改变目前“金融滞后”的状态。但是，鉴于过去30年改革的经验，尽管这一系列改革只能置于中国政治、社会、经济中复杂的矛盾关系下，统一考虑、稳妥推进，即要强调社会整体的稳定性。然而，不断追享经济全球化利益的未来中国经济，客观上迫切要求中国必须准备全面融入商品、资本自由跨境流动、汇率自由浮动为特征的充分市场化的全球经济。舍此，中国经济不可能崛起。因此，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原则，从最难推进的意义讲，必须在面对国内各种复杂的矛盾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市场导向的原则。这是中国金融改革始终回避不了的首要原则、核心准则，也是中国经济真正要实现历史性伟大复兴的要领。尽管在战略过渡期内的某一时期，在某些政策措施上，可以带有行政的、政策性的痕迹，但是必须认识到，这是暂时的、不得已的、过渡性的。中国金融改革这丝毫不应改变的方向，应是清醒的、是市场导向的。
“金融弱国”向“金融强国”转化的过程，将始终与本书指出的战略过渡期相伴随。因此，面对未来世界经济、金融的不确定和可能再次发生的剧烈动荡，中国在着手汇率更趋浮动、放松资本管制、人民币区域化等更为开放的改革中，必须始终关注外部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始终不忘构筑一个不断适应新环境、又能充分应对外部冲击的风险防范网。因为在中国成为“金融强国”之前，国内的货币政策影响及其他治理机制对外部风险的传递，仍是甚为敏感。这一风险防范网可以与当今西方金融强国所讨论的“宏观审慎性管理”框架相似，但又必须清醒认识，不能完全满足、等同于金融强国（以巴塞尔协议Ⅲ为代表）所讨论的内容。正如前面所述，西方金融理论讨论中，是不愿意承认现实的全球金融体系是非平等的或客观上存在的结构主义。正是由于非平等性或结构主义，可以让全球金融体系出现这样的现象：当世界主导货币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时，必然会影响非主导货币国家，而当后者发生危机时，未必会影响前者。而且，在动荡的世界经济中，如果世界非主导货币国家的政策稍有不慎，将政策风险暴露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将立刻遭受灭顶之灾。世界主导货币国家“稍有不慎的政策”，更多的时候，仅仅是反映在汇率及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和问题的积累上，谈不上“灭顶”危机之说。所以，作为转轨、发展中的中国来说，不管是国内的改革措施还是对外的开放措施（国内改革措施同样会影响对外开放措施的效应），何时采取、采取的力度有多大，必须始终警惕：是否有利于构筑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网？
13.重新审视若干国内改革的重大原则
在本书第八章中，作者把国内各项金融改革内容归纳为七大类，涉及到几十项内容。在本“导论”中想就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以战略的眼光进行重新审视，应该提出如何改革的指导性原则，而非具体的操作建议。
（1）关于准入的市场化问题
?在机构准入方面，中国要重视的不是美国“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恰恰是“小而不能到”的问题。因为许多“小也不能到”的问题，使监管部门要承担维持社会稳定的最后责任，自然其对二元经济结构急需的小机构的准入，采取了过于谨慎、阻碍发展的态度。解决的办法，未来的10年，中国必须尽快建立机构市场可退出的社会风险防范机制。这里，除要建立存款保险、投资保障基金、进一步严格机构审慎监管措施外，必须加强存款者、投资者教育，使整个社会能适应市场风险。
?在建立机构市场退出的社会风险防范机制后，应迅即全面梳理与修改相关制度，允许国内民营资本自由进入各类金融机构，取消亚洲金融危机后出于国内特殊背景下建立的一系列投资比例限制政策。但对境外资本仍须有一定的比例限制。此目的，一是充分遵循市场化导向，二是解决中国高储蓄率下社会资金投向的不合理结构。
?在金融产品包括创新产品准入方面，政府的重点，应是通过新闻、与社会力量，加强对监管部门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审批、核准、备案”所分别定义的内容，进行产品准入的监管。不允许监管部门变相或者暗中以各类实施细则的形式，实质性地违反国家规定进行金融管理。
?可以预期，中国存款利率的市场化不可能在某日宣布而突然降临的。肯定是与贷款利率上浮等其他渐进改革一样，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因此，包括其他在内的资金价格改革，应抓紧择机推行如存款利率先窄幅浮动的改革方式。同时，可通过不断推进理财市场，推动金融部分“脱媒”，加大传统金融业务压力，来减少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过度波动，使利率市场化“水到渠成”。
（2）关于完善金融市场问题
?市场统一，必然提高效率。解决长期未决中国债券市场的多头管理、市场分割问题，不存在任何理论上的争议问题。能否统一，取决于金融最高决策者的当机立断。
?各地各自为主的各类场外交易场所（包括产权交易所），其合并集中，同样不存在任何理论上、技术上的困境。关键是中央政府要下决心、指令明确，建立全国统一的场外市场。这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可节省大量的财力与人力。
?在完善信用评级资质管理中，鼓励投资人投资组建评级机构，是一个积极的探索。伴随境内、外人民币业务的开展，对中国重要的是，应尽快鼓励民间资金与亚洲相关机构合作，但建跨国合作的评级机构，评估亚洲债券，支持亚洲市场的发展。
?鼓励私募基金可按国家现行法规运作。法规不完善的，可以完善。但不宜出台予以行政审批管理这一倒退意义的“产业基金管理办法”。政府可以出台相关办法，主要用于约束用纳税人的钱投资私募基金的行为。
?继续坚持吸引外资的政策。但重点必须是引进有利于改变我国发展方式和提高竞争力的技术、管理、人才，而不是不问用途的纯粹的资金。在一个历史时期内，严格控制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包括商用地产），对此相违背的政策制度，应予以尽快纠正。
?战略过渡期内，培育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重点应放在拓展境内人民币市场的深度与广度，同时探索有控制的境内、境外人民币交易的通道。在向境外人民币持有者开放境内债券市场的基础上，探索向境外的外币持有者经兑换，对其开放境内债券市场的试点。
?对金融市场上面向境内交易者的各类制度创新，包括股票发行制度、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原则上，早开放、早主动；早试验、早收益。但对一切涉及放大信用杠杆的金融产品创新，应坚持“以我为主”、“以实践为主”的原则，结合宏观调控需要，通盘考虑。对于打通境内、境外市场通道的金融市场各类创新，不能“孤军深入”，必须视国家金融开放战略部署，实行有序的创新。
（3）关于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问题
?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首先是个系统工程。必须要有信贷、小企业、微企业界定中的税收、担保、工商、统计等各项政策的协同。
?按普惠原则，对于一切从事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微企业进行信贷支持的各类机构，给予同样的政策优惠，以更广泛的动员国内各种金融资源。
?严格设定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的服务对象和经营区域。金融监管部门不应以其经营业绩为激励、为引诱，鼓励该类机构升级、跨区跨经营，也不应轻易鼓励走全国连锁或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同样，对这类机构的投资人及投资比例限制，应尽快放开。
（4）关于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的问题
?金融支持“三农”问题，相当程度上存在政策性金融的含义。对此，除了要有各种财税政策优惠外，必须出台限制农村资金回流城市、鼓励城市资金流回农村的明确政策。
?鼓励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支持“三农”的关键，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经营，要真正尊重农民意愿，支持农民创造的各种经营方式，杜绝一切不应有的行政干扰。在监管上，要“往后退”，切忌照搬国际先进监管经验，将监管沿海发达城市现代商业银行的政策，简单套用到交通不便、信息滞后、贫穷落后地区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上。
?对一切涉农金融机构的业务，应享有同样的普惠政策。今后政策性业务可以公开招标，由普通商行承担，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但须单独到账，分别考核。
?正在崛起中中国的特殊历史时期决定了，政策性银行的业务不应缩减，而应进一步加强。
?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可以搞股份制，但大可不必搞股份制、公开上市，更不应该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政策性银行要坚持不以盈利为目的，但这并不意味放松对其的考核与监管。当前中国不缺一家商业银行，缺的是有实力的、经营得道的政策性银行。因此，不应鼓励政策性银行转化为商业银行，更不应鼓励转向兼有政策性业务和商业业务的综合性银行。
（5）关于国有金融资产管理问题
?当今中国，国有资本（包括国有企业）基本控股全国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这一局面是基于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金融秩序正处整顿的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这种现状是违背金融改革的市场化导向。同时，产融的密切关系，不利于市场竞争原则的充分体现；民间资金基本被排斥在外，也不利于中国高储蓄状态下经济结构的调整。
?应尽快明确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的原则。在现阶段，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不能一味追求“管理规模越大，增值越快越好”这一单一的商业原则。国家应该基于对不同类金融企业实行相对或绝对控股的战略目标基础上，实行股份有进有出、股份有增有减的方针。坚决杜绝简单的商业化原则
?中央和地方金融资产的管理，可坚持财政归属主体不同，管理相同的原则，纳入国家对金融资产管理的统一部署。地方管理的金融资产，多属中小类金融机构，在方向上，更应鼓励地方持股替换成民营资本，地方集中财力，以解决公共财政问题。
?理顺“党企”、“政企”的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控股企业董事长或管理层的职位属性问题。只要是政府委派，薪酬水平一律由非市场决定。反之，则相反，并有随时被解雇的风险。
（6）关于新开放格局下的货币政策体系
?新开放格局意味着，汇率、资本管理、人民币区域化这三项战略核心内容，更趋市场化、全球化。这要求中国货币调控的工具与机制，必须相应作出调整。方向是，逐步减弱信贷规模的控制，在汇率、资本管制逐趋市场化的配合下，真正探索以利率、汇率为主要导向的调控机制。
?要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主动的姿态，关注“另一条战线”的金融事务，寻求合作力量和制度支援，配合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执行。
?美国危机后有关国际组织热议中的宏观审慎管理和全球治理的趋势，总体趋势是收紧管理，而不是放松管理。对“金融弱国”来说，对此总体上应持积极支持态度。但是鉴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主义或非平等性”特征，全球治理中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仍难免有其不全面性。因此中国相应制度的确立，不能简单尾随和偏信成熟市场体主导的管理框架，仍应有独立的思考。时刻不忘在切实加强国内金融审慎性监管的同时，另一只眼始终盯着外部风险防范网的建立。
（7）关于金融监管与监管协调问题
?美国《新监管法案》和《巴塞尔协议Ⅲ》的集中意义，是降低杠杆率，防止因微观利润冲动而引起的信用膨胀。这对中国同样有意义。但是，中国是个潜在增速较高的国家，且是一个高储蓄率、资本跨境流动适当管制的国家，因此应注意发挥好金融功能对挖掘潜在增长能力的作用，不能作茧自缚。在国内结构调整暂时缓慢，社会流动性过多局面下，可以比《巴塞尔协议Ⅲ》更严格的标准要求中国的银行业，客观上有助于中央银行摆脱宏观调控的困境，然而切忌在解决短期问题上，用长期性的法律法规予以固化。在此问题上，更不必图求引领世界金融监管的虚名。
?同理，在国家信贷规模调控正处困难时期，对信托公司“银信合作”等理财市场规模，予以暂时性的控制，这是不得已的短期措施。但是同样不能用长期性的法规制度予以固化，更不能错误地将类似监管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办法，约束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基金公司的业务经营。
?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各有利弊。在金融创新活跃期，若在金融监管部门分设的情况下，必须设有部门间政策协调机制，需要将功能性监管，汇总、转换成对机构的监管，进行对口管理。对于实际执行某种金融功能的“影子”机构，需要根据“功能大于形式”的原则，应由有关监管部门备案监管。
?中国国土辽阔，要切实在提高金融监管水平中，促进不同地区经济，特别是落后地区、瓶颈行业的发展，关键是，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经济落后的地区、对现代化大商业银行和边陲落后地区的小金融机构，必须实事求是，分类处置，实施不同的监管标准。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简单套用国际监管标准和沿海发达地区的监管标准。
?中国目前金融监管协调的完善，不在于成立由多高职位领导领衔的机构，而在于以法律意义的制度，明确需要协调什么？健全的协调机制又是什么？如果仍是维持现在的组织架构，则包括文件会签的时限、部门不同意见表达的方式、最后协助最高决策者的智力援助如何形成等。解决这些问题，成立一专业的组织机构只是形式而已。
?监管部门与被监管企业人员之间调动，需要坚持一定的“防火墙”制度，监管部门不能直接违背《公司法》，任命、指派被监管企业管理层人员，这同样是提高金融监管效率与水平的重要制度。
最后，作为难以归属于上述7类问题中的另一个重大原则，即政府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当今中国金融改革的特点，已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上海，全国金融市场的制度框架已基本形成，全国的金融市场已深度统一，金融市场上任何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出台，往往是连结全国的。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在批准各地进行“综合改革试验区”之类的方案时，不宜再提“先行先试”之类的条款，不要再给政府的宏观调控另找麻烦。
14.提高中国政府的金融决策水平，是改变金融发展不足的关键。
进一步讨论，为什么中国金融长期难以摆脱“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为什么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在中国长期得不到解决，根本原因是什么？从纯金融领域分析，有人回答：是政府的管制与干预。现象确实如此。但要进一步发问：政府又为什么在某个时期部分放松管制与干预，而在另一时期严格管制与干预？什么是政府？是指最高决策者？还是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如果究其各种原因，进行一层一层的因果分析，可以发现，不管是在过去金融改革更多体现为“自上而下”的推动，还是在现在更多体现为“自下而上”的推动，一切都是在政府相对掌控的状况下进行。政府是什么？是由众多不同行政级别的人群所构成，按照既定的行事规则进行管理。因此首先可以说，政府对金融改革的认知和态度，直接决定了改革的进程。至于有人解释，政府已被部门利益所绑架。其实在中国，不存在根本难以克服的部门利益问题。在目前的行政体制下，只要最高决策层想竭力推动之事，执行部门是难以阻挡的。可能往往遗憾的是，最高决策层与市场中改革需求信息欠沟通、不对称，以及对执行部门的有效监督不力。当然，其中也不排除政府有关部门同样存在对改革的认知和态度问题。
影响认知和态度的，主要是两种思想倾向。
一是过度或片面强调金融体系的稳定。由于改革本身是个学习过程，政府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现代金融发展领域，缺乏经验，其他国家开放中的失败案例又随手可得。因此，出于谨慎之态度，或者对于谨慎的“度”，不好把握，或者根本难以把握，在避免了一些转轨国家曾出现金融风险的同时，失去了很多发展的机会。这是分析中国30年金融改革史中断断续续、不断存在的“滞后”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从具体的政策执行部门看，因多方面原因所引起的金融风险，以至引发群体性事件等社会的不稳定，该部门要承担最后的责任，所以往往也导致该部门对改革的谨慎为上，影响了金融的发展。
二是因一些人简单模仿和过分迷信所谓的“现代金融”，反倒影响了决策者的决策。这里有几种情况，一是中国金融30年是在先学日本、后学美国的金融模式中走过来。由于先是部门认知的偏差，导致该及时学习他国的没学习，该发展的没发展，只学了些“皮毛”或“形式”，引起事后决策者对部门新改革建议的“更为谨慎”。二是由于部门认知上的偏差，在引入金融“新零部件”时，与同事修缮旧经济体系“机器”的制度政策衔接不够，引起了宏观经济失衡。之后，反倒去质疑“新零部件”而不是去质疑新旧“制度衔接”，进而不敢加快引入“新零部件”，最终影响了金融的发展。三是在某一历史时期，由于金融发展中某些改革措施暂时因非金融原因的“水土不服”，导致了整体经济的不稳定，其后引起决策者的“矫枉过正”，泼水时干脆“连水带孩子都泼了出去”，立即停止执行某些改革措施，出现了金融发展的“倒退”和“滞后”。特别是近几年国际上对中国金融开放近乎迫不及待的鼓噪声，声音混杂，良莠难辨，决策者自然更是谨慎为上，有时也会造成对应纳谏的改革建议反而不敢轻易纳谏，贻误了金融的发展。
由此看，简单模仿和过分迷信崇拜所谓世上最先进金融体系的两种认知片面，在复杂的大国转轨经济体系中，往往会直接或间接会使中国金融的发展反而“欲速则不达”。
当然，现实金融生活中，诸多事项得不到发展，有些现象也表现为管理部门之间协调不力，迟迟得不到解决。又为什么？这里有协调过程中的效率问题，也有部门利益甚至“寻租”的影子，但还是如上面所述，这一切都是在最高决策者所能管控的范围内。问题仍在于，面对日益复杂的、专业化的、涉及市场发展具体技术细节的操作，如果均交由最高决策者决策，是部门间协调中的各方观点表述不清？还是各方观点清晰、决策者难以最后定夺？还是在中国目前行政管理体制下，决策者事务繁忙，难以有暇及时、面面俱到的顾及？这是要分析的实质。在这方面，美国大国的金融决策程序可以给予我们不少启示：处于市场信息瞬息万变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美国，在明确的法律约束和议会约束下，曾拍过53部电影的明星出身的前总统里根，为什么丝毫不影响其对世界大国货币、金融政策的决策与掌控？此现象值得深思！看来中国金融发展中的认知不足，重点不是提高个别人的认知水平，而是需要建立有制衡的、体现科学、民主决策精神的机制。这才能完全可以填补个别人的认知缺陷。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未来一个时期，解决中国“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的关键。
15.在国家金融战略下布局沪、港两地国际金融中心
在中国当今，讨论金融战略，似乎已绕不开沪、港两地国际金融中心的话题。
中国政府已宣布，到2020年，要将上海建成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继续繁荣以金融、航运、贸易为支柱的香港经济，又是中国政府应尽的责任。由此，沪、港两地金融如何布局谋划？
大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必然伴随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作为一个事实上的经济大国，同时又非金融强国地位的中国，告诉人们，在由“金融弱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化过程中，面对世界热议中的有缺失的国际货币体系与秩序，选择过渡性的汇率制度、逐步放开资本管制，同时为确保中国经济崛起利益不受更大的损失，需要追求与本国经济规模和金融开放相应的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今后十年过渡期内金融开放的三项核心内容。但是，三者同时实现，本身存在一定的矛盾与困难。这也是其他国家在金融转轨或发展中几乎从未遇到的，确实又是中国金融进一步成功发展所必需的。因此，能否将困境降到最低程度？能否将中国金融开放中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即在部分实质性地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同时，通过创设人民币离岸市场，在相对隔离人民币区域化过程中的风险向国内传递的同时，适时不断调整和扩大在岸与离岸两个市场的通道，稳步推进中国的金融开放步伐？这既是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设想与步骤，又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中重要的相伴物。如何形成？
香港，是一个“一国两制”、“国内境外”的特殊城市。其既是中国概念下现成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又是亚洲区内、中国边上典型的美元区。有着目前上海、深圳比不了的国际金融市场优势，又有着纽约、伦敦比不了的中国主权、文化、地理和特殊经济联系的优势。是最适合于在国家统一的金融战略下，方便于政府在金融开放中风险相对可控、隔离境外风险传递的场所。因此，自然是最适合发展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场所，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中的最好的相伴物。
对香港来说，借助人民币离岸中心的特殊角色之力，在继续繁荣香港经济的同时，可为香港未来经济结构的转型，赢得了准备时间。如果香港不依托于中国内地日益壮大的经济影响力，其发展轨迹不积极纳入国家有序开放的金融战略，孤军奋战，因循守旧，沿袭过去的发展模式或资本市场“内地化”的倾向，不仅有可能丧失经济持续繁荣的局面，同时对未来的经济转型，将失去更多的主动权和空间。
对上海来说，香港作为人民币的离岸金融中心，其发展速度与规模，既受益于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又受制于资本账户渐进开放的速度。上海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本质上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是本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延伸。同时，上海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国家金融战略之下政策调整演进的结果，是中国整个市场体系最后形成的重要标志。因此，在资本管制完全放开之前，上海人民币市场不可能成为世界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借助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桥头堡”和风险“缓冲区”的作用，不仅不会削弱上海未来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反而可以加速这个地位的形成。特别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后，上海如果不抓住机遇，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配合国家战略，加快人民币区域化进程，那么有可能错失这次危机为我国提供的难得的发展机遇，我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可能不得不经历更长的时期，进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也不得不经历更长的时期。
基于国家金融战略设想下的沪、港两地金融布局，是一种限于“过渡期”的定位。在2020年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主要定位于境内各种人民币资产的交易，香港主要定位于传统的金融交易业务和境外人民币的资产交易。简言之，两地分别主要定位于境内、境外人民币市场。随着资本管制的逐步放松，境内外跨境人民币交易量的扩展，两地的定位会从清晰走向模糊。临近战略过渡期末，境内的人民币能自由兑换交易，在境外市场上，不仅仅是香港的人民币，全球各地的人民币都能从事境内的各项金融交易，此时则意味着中国金融大开放时代的来临。两地也就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定位讨论了。
可以大胆预测，到2020年左右，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已逼近美国，中国总体金融资产数量与金融实力自然也位于世界数一数二。届时，随着中国金融大开放时代的到来，上海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规模，将必定无疑地超过香港，并与纽约、伦敦市场相媲美，成为世界级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16.战略的实施，需要有一系列的行动纲领与原则
战略不是一句空话，必须体现为有最终目标追求的一系列行动纲领。关于行动纲领，本书从政府工作层面的角度，概括指出了基于战略方向的四大目标、为达到这四大目标所必须完成的八项重大任务，以及为完成这些任务必须相应保障的一系列具体政策与措施。这些目标、任务、政策与措施，不是零碎的“文件语言”的堆积物，而是始终如一地贯彻战略的轴心——国内金融的充分自由化和对外开放的有限全球化。是一个体现制度不断演变和不断衔接的动态过程的载体。
在这一“动态过程”之初，从读者看来作为“纸上谈兵”的战略，最终能否变成现实，不仅依赖于对中国目前的事实与未来的正确判断、和全球经济内在发展逻辑基础上的制度选择，同样依赖于具体实施过程中相对正确的策略与方法。因为“历史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将随时冲破这种恰似清醒的分析……这些复杂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在历史关头扮演支配性的因素。”因此，本书特别指出，落实战略及行动纲领，方法原则同样至关重要。本书提出了实施未来金融战略必须遵守的四项重要原则。四项原则不是凭空的抽象。是基于中国金融30年转轨中的宝贵经验与深刻教训。是从现阶段中国“金融发展目的”（经济为本）、“金融内在特质”（放大功能）、“转轨金融本质”（制度配套）、中国金融“当前矛盾现状”（内外开放关系）这四层逻辑关系，依次分别就其主要矛盾关系进行的本质抽象。应该说，这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唯一性。
一是经济为本。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发展金融为了什么？加快金融改革与开放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同时，由于金融系统对经济系统存在内在的放大功能和不稳定性特征，决定了在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处理不好，同样会对国内经济稳定带来冲击。因此，把握金融发展的首要原则，不能为自身的开放而开放，也不能为自身的改革而改革。即在具体工作中，不宜脱离经济发展需求，对金融改革开放设定独立的具体目标。
在国际上，发展金融业，确实既可以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也可以相对独立发展，并构成一国GDP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对于一个既是世界大经济体又是处于相对其他国家存在持续高增长显著潜力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而言，实体经济仍是决定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因此，在战略过渡期内，必须始终清醒地坚持促使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发展原则。在具体发展过程中，应尽力避免单纯为了追赶世界其他金融中心城市或世界上“现代金融”中最新金融产品和技术而不顾实体经济的需求，进行简单的模仿与照搬。即使在强调当前我国金融总体发展不足或“滞后”的阶段，仍要警惕出现一些脱离实体经济需求，追求发展某些所谓前沿金融产品和技术的现象。例如，在贷款行政控制仍艰难实行的阶段，不讲条件的去加快推进某些高杠杆性产品等。
二是对“高杠杆”产品的引进，应谨慎为上。金融系统自身始终存在内在的扩张性和不稳定性特征。世界上多个国家金融改革开放的教训证明，在转轨时期，由于金融开放的节奏、次序把握不好或者政策部署衔接配合不好，在引进一项新的金融产品或金融技术时，往往反而导致货币调控的失控和宏观经济总量的失衡。这里，其实并非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技术本身有问题，而是往往由于一国政府对转轨、渐进改革复杂性的估计不足，对政策措施的衔接配合不够娴熟所导致的。
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引人深思：即使在一个市场经济高度成熟的国度内，宏观调控技术娴熟，然而由于放纵了大量“高杠杆”产品，同样惹成了大祸。因此，这里不是一概反对引进“高杠杆”产品和各种金融衍生产品，而是应该强调引进的目的、引进的时机，强调引进时国内是否存在相应的环境与土壤，而不是其他。众所周知，同一个金融产品和技术的引进，在中国过去30年中的前10年和后10年，其宏观效应会绝对的不一样。因此，对同一个具有杠杆放大效应的金融产品，在成熟市场已习以为常，但在一调控技术不娴熟、调控工具单一、市场广度与深度欠缺、经济正处于失控状态的国家，是否适合引进？其是与非，更是明明白白的。特别是，当一国货币调控正主要依赖于信贷行政规模控制时，因其他原因所致，货币与信贷又正处于失控局面时，此时如急于大量引进银行资产证券化产品，无疑不是对货币调控“火上浇油”？
另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国越是更大程度地参与金融全球化，其金融学意义上的货币、信贷、信用的决定参数也日益复杂化、国际化。从根本上说，高杠杆金融产品，本身不存在是与非的问题，无非在一定意义上，是扩大了货币、信贷、信用的放大效应，是纯技术的因素。但是对一国货币当局来说，当时的调控标的是货币、信贷、信用？还是利率、汇率水平？在不同的标的下，引进不同杠杆效应的金融工具，对一国宏观经济的冲击，会产生绝然不同的影响结果。在这方面，可以说正是全球经济学家在从美国金融危机中深刻反思中的苦恼，也是一个并没有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三是金融转轨中务必讲究节奏、次序和政策部署的衔接配合。对于我国目前而言，即使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仍是处于转轨阶段，即既带有过去计划经济遗留下的“痕迹”，又带有市场经济的新特征。经济总体仍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是带有转轨、渐进的经济特征。转轨、渐进带来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推行一项新的市场化政策措施，有时从单独看，从方向看，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在复杂的经济体系中，经济领域中有的领域改革快一些，有的领域改革慢一些，不同领域的市场化措施与非市场化措施，在行政推动下的融合，处理不好，就会造成宏观经济总量的失衡。另外，同样是推行一项充分体现市场化的金融改革措施，但由于整个金融市场结构或者金融体系自身的不尽合理，而非其他经济领域存在问题，同样也会对宏观经济稳定带来不利的后果。因此，金融改革开放中，讲究节奏、次序的合理和政策部署的衔接配合，是转轨经济的必然。
要把握好金融改革开放中合理的节奏、次序和政策部署的衔接配合，关键是对每个时期的金融，具体发展什么，要坚持从解决现实经济矛盾的原则出发。往往经济改革和发展所遇到的一系列矛盾，对金融体系提出的要求，是当时阶段最切实际的发展方向和内容。抓住当时的矛盾，参照国外金融工具特点来设计我国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的发展才最富有生命力。而不正视改革和发展中的难点，置现有的经济金融矛盾不顾，另辟战场“孤军奋战”，市场往往不可能持久发展。因此作者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改革者的口号应该是：当前能干什么而不是应该干什么。
计划运行机制与市场运行机制是两种并行不悖、难得兼容的机制，各有其不同的控制手段、反馈系统和内在制约力。改革必然会引起对原先计划运行机制的干扰，同时会使新生的市场机制“失真”。当然这本身不存在是与非的界定。只要宏观决策者清醒地认识这一点，认真研究其“咬合点”和“摩擦点”，就可以做到既不影响经济的发展，又推动了改革，在改革中发展经济。
因此，在转换时期，引进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项有效的金融工具时，同时考虑旧体制的适应度并做出些修改，或提出临时性的辅助性的限制措施，正是维系一项新金融工具在以特定货币政策运行体系中的有效运用，此时不必在乎持市场观点人的指三道四。我国正处在一边整理市场环境，一边又要不断推进金融市场发展的阶段，由此决定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既要照顾市场环境，更应重视适当改造市场经济机器的“零部件”并适时装在我国的转轨经济机器上，或者在改造“零部件”的同时调整原有的机器结构。缺乏任何一方条件的改善，整个机器都难以正常运转。
在今后10年的战略过渡期内，要把握好金融改革开放中合理的节奏、次序和政策部署的衔接配合，重点要突出关注新历史阶段金融开放中三大核心内容之间的动态协调，以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说：1、钉住以贸易伙伴国货币为主的一篮子货币，真正实现市场可信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是汇率机制改革的方向，但是从长趋势看，在小幅波动中始终保持人民币有微略升值的压力，是有助于快速推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而且，有利于降低企业在区域贸易内选择人民币作为计价和支付手段的汇率风险，有利于人民币逐步成为东亚区内货币的“锚”和东亚区的主导货币，使人民币能逐渐实现世界上具有价值储藏的功能。2、在完全放开资本账户管制之前实行灵活汇率制度的国家，所获得的中期效果比较好，而在汇率严重失调的环境下，资本账户管制的效果大打折扣。鉴于此，在汇率小幅波动和逐步扩大浮动区间的过程中，视经济发展动态，仍应不排除在必要时，选择较大幅度的、一次性的汇率调整，使汇率以基本反映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3、虽然人民币全面的国际化，需要以货币的完全自由兑换为前提，但是在初期，两者完全可并行、交替推进，在并行、交替发展中相互促进。即在资本账户存在一定管制的情况下，通过其他政策的支持，并不影响逐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同时，随着人民币区域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也给逐渐放宽资本账户管制下的资金进出通道提供了条件。4、资本账户管制的宽窄或松紧力度，是体现汇率政策的一部分，是汇率制度的一种补充。同时，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又可以减轻局部资本账户管制的一定压力。
四是金融对内开放要优先快于对外开放。一个好的、稳健的、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框架，首先是建立在一国对内充分的金融市场化，内部扭曲关系得以纠正的基础上。在中国当前，事实上，抑制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是国内的金融压抑而不是金融的对外开放。正是不适当的金融压抑才容易产生资源配置的扭曲，引起国内泡沫的生成和破灭，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增长。而且，目前国内金融业的“滞后”或者说发展不足，恰恰是制约了我国金融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主要因素。不管是汇率改革，还是资本流动管理，之所以不能以较快的速度推进改革，主要原因是国内经济、金融结构的不相适应。因此，在中国金融改革总体进程把握上，当前尤须强调金融的对内改革开放要优先快于对外开放。
特别是在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中，必须清醒认识到，时下国际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基本是由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国家所决定。而货币与金融运行具有规模、网络效应与惯性。中国如果不顾国内金融的开放程度，一味追究速度，完全按照已成习惯的国际市场规律运作，在参与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金融弱势国家是很难赶超金融强势国家。何况，尚存资本管制的人民币地位又决定了，在国际上，人民币的一切运作，很难跳出美元的主导局面。加上我国还存在其他大量的金融管制和扭曲，需要在规则层面进行不断的调整，人民币更难跳出美元主导的框框。因此可以说，中国金融的竞争力与西方国家相比，还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如果完全不考虑金融开放中的对内对外的孰前孰后问题，一味推动对外开放，只能产生不利于我国利益的效应。一句话，在金融开放次序上，要全面服从于我国基本的经济利益和长期的、赶超性的战略利益，不能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要求和压力所左右，必须要体现大国经济复兴的意图。
17.结束语：由经济到政治
作为“导论”最后部分文字不长的一段结束语，只要想告诉读者，作者确实是自信地从经济事实与理论逻辑的结合上，指出了中国金融未来10年应该如何发展的脉络。但是，这最终能否成为真实的历史？这如同对中国经济未来10年能否继续保持相对高速增长的问题一样，如果是从纯经济、金融因素出发，作者对此不抱有任何的怀疑。但是，相信真正了解中国经济、金融的人会同意以下的观点：今后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最大挑战，恰恰不在经济金融本身，而在此之外。“之外”为何物？期盼未来中国一个有效率决策体系的出现，拜托于民主政治制度框架的早日降临。
结束语
既然写一本书，特别是精心写一本关于战略的书，作者自然自信的认为，今后的历史，应该是如书中思考的那样。至于是否会“那样”，或者为什么会“走样”，那只能让后人去评说。因为毕竟在历史的长河中，受各种复杂的偶然因素交错、累积的影响，最后会将历史这一姑娘打扮成什么模样，今人难以卜测。
中国正处于相隔几百年的又一次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中国也正处于人类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在人口如此之多、国土如此之广袤的国度内，进行如此集中、频繁的制度大变迁时期。尽管过去的30年（1979-2009），中国13亿人口的大国、连续30年、GDP保持了年均增长9.8%，创造了人类经济史的“奇迹”，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一定成功的注脚。
然而，作者还是相信，从经济潜在增长、人口、全球化趋势等纯经济面预测，今后的10年、20年，中国要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当然20年中后10年的平均增速相对低于前10年，仍是正常的），经济本身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困难。正确的金融发展道路也是有“轨迹”可寻的。同时，相信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的人，会同意以下的观点：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挑战，其实不在经济本身，而在经济之外。“之外”为何物？作为赶超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其经济发展最大的福音，是期盼中国有一个有效率决策体系的出现，拜托于民主政治制度框架的早日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