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下兑泽上离火－火泽睽卦）
睽，小事吉。
大意：睽，音奎，乖违背离之意。睽卦上卦是离，是火，而火往上走，下卦是兑，是泽，而水往下流，所以二者背道而驰，所以是象征性格目标利益等等都各异，这就是睽，也就是乖违背离之意。小事吉是说以柔处事为吉，或含小心行事为吉之意。小在《易经》体系中一般有阴柔之意。
传统解释：
序卦传说：治家失败必然分离散伙，所以必然是睽。一般说来，家之睽都是由于妇人造成的，因为家人卦二阴（六二，六四）都得正位，睽卦二阴（六三，六五）都失正位（即阴爻居阳位），所以睽卦卦象为家人卦中女不正的结果，女不正则家道乖，导致家人背叛。
睽卦象征背离散伙.卦旨揭示如何化分为合。总的原则是：在解决背离对立的棘手矛盾时、须小心翼翼，谨慎行事，后果会是吉祥的。事情虽已处于离异状态，我们却要看到，其中必有可合之点、可同之处，求同存异，委曲周旋，因势利导，终究可以化解前嫌，把分离变为合作，化干戈为玉帛。睽卦六爻虽然都处于睽分之中，但没有一爻是久分不合的，各爻都通过曲折之途走进分而再合之门。
小事吉也可以解释为：凡事物或人事背道而驰，同床异梦，反目成仇，背叛散伙等等扯皮打架情况出现，必须以柔和平顺的方法来处理，小心寻求其中可合之处，求同存异，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感化融化，不为已甚，徐徐转移，才能转冲突背叛为和谐，若果一味刚断强合，急于求成，必难济睽。
但是想大事吉，则必须志同道合。
彖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大意：《彖传》说：睽卦象征乖违背离之意，以上下卦而言，上卦离，是火，往上走，下卦兑是泽，水往下流，二者目标相反，利益相违，个性本异。
在《易经》系统中，离卦又是中女之象（二爻是阴），兑卦又是少女之象（三爻是阴），二女共居一家，理应志同道合，但是随着成长，年龄不同，对结婚要求不同，结婚对象也不同，必然产生背离情况。
从卦象看，下卦兑有和悦的意思，上卦离有光明或太阳的意思，是能和悦而附丽于光明，为处睽有道之象。六五爻柔顺居中，而上居尊位，下应于九二阳刚居中，所以能柔和平顺以接物处事，因此称小事吉。
天在上、地在下，相互背离（睽违），但是他们化育万物之功则相同。同样男女阴阳有别，交感求合之志则相同。万物群分类聚，各有不同，但得天地的滋润而生则相同。所以当乖睽之时，要旨就是求同存异，和合而可用事，所以合的功用是极其广大。
传统解释：
睽卦由下卦兑上卦离组成，兑为泽，水往下流；离为火，火苗向上，泽本已在下更向下流，火本已在上更向上腾，所以说这是二者相违相离之象。
而兑卦上爻为阴，称为少女；离卦中爻为阴，称为中女。合为一卦，犹如二女同居室，然而这是长不了的，必然同居而志异，她们都志在各自成家，总是要嫁到不同的人家，总是要分离的。所以从卦象看，离散之事在必行的。（其实《易经》中二女同居之卦很多，但是单单只有睽卦和革卦有说法，是因为皆非长女。儒家认为：凡家有长嫡，则有所统率而分定，其不同行、不相得，而至于乖异变易者，无长嫡而分不定之故耳）
睽卦虽然呈分离之象，伹从卦理上分析，其中仍包含着重新会合的因素。睽卦下兑上离，兑有喜悦之意，离为日，是光明的象征。而且六五得位，九二相应，这意味着，在下位者满怀喜悦地去依附在上位的光明之主（说而丽于明），这是有合作可能的迹象。
从在上位的睽卦主爻六五（第五爻皆为主爻〉来分析，六五其有柔进、得中，应刚三大特点，符合小心谨慎行事的特点，而其相应的九二阳刚得中，谦恭自抑，这时上下和衷共济的象，所以六五九二能够在样和之气中同心协力。
睽违对立或背离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是必不可少的，天地对立，才能孕化万物：男女对立，才能繁衍人类。万物差异，才能成这个和谐的宇宙和世界。有睽才有合，有对立面才有统-体，对立统一才能使万物生生不息。没有对立，就没有天地间的万事万物。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大意：《象传》说：睽卦上卦是离，是火，下卦是兑，是泽，所以有上火下泽之象。而火的特性是火苗往上，水的特性是水往下流，两相乖违背离，所以称之为睽。
君子观察睽卦火苗往上，水往下流，两相乖违背离之象，感悟到解决睽违问题，合睽之理是谋求事物的大同，并保存不可同的小异。（同而异，求同而存异）
传统解释：
君子观察到泽与火虽然都能利人，却由于润下和炎上的不同性质而分散背离，因而领悟到应该求大同，存小异的道理。古人说：天下无不可同之理，而有必不可同之情，情出于理则同之，涉于俗者，不能茍同。
没有异的同，是不可能的，就算初期存在，也是最终会湮灭的，就像一言堂（例如邪教就是如此，坚持一说，强人同于己，不允许质疑，不允许不同，否则就是异端，必然群起而怨怒攻击）。所以同正是以异为前提的。所以在合作中，不仅要异中求同，和衷共济；还要同中求异，保持自己的主见。《论语》的“和而不同，周而不比”，《中庸》的“和而不流”都是一样的道理：既和睦团结，又不要处处随人俯仰、人云亦云，失去自己的个性。既然大同之中必有小异，我们在服从多数的同时，也该尊重少数。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大意：初九处在睽卦之始，就像刚刚与人乖违扯皮散伙，而且地位低下，力量不足，再加上上面没有相应帮助的人，本来是应当有悔倒霉的，但是初九阳刚得正，而且处于兑卦之初，能心存悦道，所以能够与人合志，所以能无悔。而且初九处睽有道，就像丧失其马，知道一味追逐寻求是不可复得的，所以能“勿逐”，静待其“自复”，则睽自消。又如对待与己对立之人，能和颜谦顺接见，待其改过迁善，则睽亦可消。所以初九能谦退勿动，居易俟命，则乖睽自消而无咎害。（见恶人，逊顺以接见与己对立之人）
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
大意：《象传》说：初九能和颜谦逊以接见与己对立之人，就能避免乖睽日渐激化的咎害。
传统解释：
初九居睽卦之始，地位卑下而阳刚上进，以刚动于下，力不从心，而且上无正应（九四在上也是阳刚）应该有悔倒霉，之所以悔亡，是在睽离时，初九九四自然同类相合，所以虽非正应，而同德易与同心（也就是处于艰难之时，就算是同性相斥的竞争对手，也要同舟共济）。
初九是背离之始，矛盾刚刚发生。这时还有不少回旋的汆地，只要处理得当，完全可以化解矛盾，改善关系，导致悔恨之事可以消亡。人际关系处理是很微妙的，不必急于求成，就像失马逐之，则愈逐愈远，恶人激之，则愈激愈睽，要静心等待事态的发展变化。而且在化解矛盾的过程中初九更不必过于主动，否则会使人怀疑动机是否真诚，是否在无原则巴结讨好，人家反而会提防你。
当睽之时，小人乖异者极多，若都弃绝不理，则将仇视于你，而祸咎必至，所以必须“见恶人”，以辟怨咎，并感化众人。圣人之所以能化奸凶为善良，革仇敌为臣民，就是这样。
从卦象看，九四居离卦初爻，急躁，所以象恶人。初九处兑卦之初，刚正而且明悦，所以能够不计前嫌，不立同异，自异而不异，不强其同，恶人与本人异，我不以异类视之，往者不追、来者不拒，善于处睽，所以无咎。
黄寿祺先生说：初九处睽之道有二：一是和同，即孔颖达所谓“和光同尘、不标显自异。”二是守静，即何楷所谓“静以俟之，逊以接之，泊然若不见其睽”者。夫惟不见其睽，而后睽可合。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大意：九二阳居阴位不得位，当睽之时，失位不安，本有咎害。但是因为其阳居阴位，是守谦顺时，谦恭自抑之象，又处在中位，行不失中道，不会急于求成，急功近利，所以终能于不期然之间，与所应的六五于巷道相遇，睽违消失，和合一体，同心协力，所以无咎。（遇，无心而会。主，指六五，居尊应九二）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大意：《象传》说：九二于不期然之间，与所应的六五于巷道相遇，说明九二虽失位，却未失其济睽之道：持中求正，不急不躁。
传统解释：
九二是阳爻，处于二这个阴位，阳居阴位，刚而能柔。九二又处于下卦之中位，能守中道，这些都是九二的优点，与九二对应的是六五，这两爻正好是一阴一阳相应，又都处于中位，这形势也是很有利的。六五处于上卦之中的尊位，是主，九二与六五相应就是遇主，所以必然无咎。
但是九二却也有不利因素，九二以阳爻处居阴位，虽然有守廉顺时的优点，伹这毕竟是失位（不当位），是不利的处境。加之与它相应的六五是阴居阳位，也不当位，有职无权，也需要找同党相助，但是由于处于背离分散的睽的状态，其交非固，乖戾不合，所以即使是相应关系，也只能是暗中相应，只能委曲求全，经历若干曲折，出门同趣，不期而遇，在小巷中私下与主人遇合。《春秋》：礼不备曰遇。
《易经》认为，只要为了正大光明的目的，而不是为了私利而走后门，这样，即使在小巷子里秘密相遇，也是不失正道的。孔子说：遇主于巷，未必谓失道也。
黄寿祺先生说：九二济睽之道，在于刚而能柔，行不失中，所谓不强求合睽，其睽自合，足见其济睽，既小心又顺理。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大意：六三阴柔失正，夹于两阳之间，危险之极，就像一辆大车，后有九二拖曳着车座，前有九四按着牛角，进退不得，处境困难。又象将遭受刑黥额和割鼻刑罚的罪人，心生疑虑和恐惧。但是六三虽处境困难，睽违不堪，因为他能专情于上九，不受九二九四的牵制控制，最终能与上九欢合，所以说“无初有终”。（曳，音易，拖曳、拖累。掣，音撤，牵制。天，黥额，古代在罪人额上刺字的刑罚。劓，音义，古代割鼻的刑罚）
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大意：《象传》说：六三犹如一辆大车，进退不得，处境困难，是因为阴柔失位，又夹于两阳之间，居位不当。但是六三能专情阳刚上九，有应于上九的愿望不是九二、九四所能挑拨离间和阻止的，所以虽然起初处境困难，但最终还是能与上九欢合。
传统解释：
六三与上九正应，居九二九四二阳之间，后为九二所曳，前为九四所掣。而当睽之时，上九又猜狠方深，所以并不容易相合。六三虽然阴柔，但是其阴居阳位，处刚而志行，所以能够奋勇上进，但终究是阴柔之质，力量薄弱，心有余而力不足，—时无法与九二、九四的阻力抗衡，付出了重伤代价（即所谓“天且劓”），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但是既然与上九正应，必然邪不胜正，终必有合。开始为九二九四二阳所阻，是“无初”，后必与上九有合，是“有终”。
从卦象看，六三不中不正，处于上卦离火下卦兑泽相睽之间，想应于上九，而九二毁于后，九四阻于前，前曳后掣，进退维谷，黥其面使不得上仰，割其鼻使气不得上通。但是睽到了极点，必然是合。六三终将与相应的阳刚上九遇合。
所以只要坚持不懈，都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黄寿祺先生说：爻辞“天”字，各家释义不同：一、马融曰：黥凿其额曰“天”。二、胡瑗曰：天当作“而”字，古文相类，后人传写误也，汉法有罪髠其鬓发曰“而”。三、俞樾曰：天当作“兀”字，以形近而讹误也，刖足曰“兀“。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大意：九四处离卦之初，孤立无应，三、五两阴虽上下近比，但各有专主相应，所以九四独显其睽孤之象。而九四不强求阴阳相应，适逢初九也独处失应，当睽之时，两刚则引为同志，相交以诚，所以虽有乖睽之厉，终能无咎。（元夫，大丈夫。指初九。元，阳大称元）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大意：《象传》说：九四与初九因都有求同存异之心，所以能相交以诚，所以最终能无咎，使他们的济睽之志得以履行。
传统解释：
九四正好与六三相反，以一阳处于两阴之间，两阴又各有专主(六三与上九相应，六五与九二相应），所以九四倍感孤立，再加上与九四对应的元夫初九也是阳爻，其间并无阴阳相应关系，九四陷入无援绝境。
元夫是指本卦中的第一个阳爻初九，初九正处在与九四对应的位置,当此之时，初九和九四都孤独无应，处境危厉，两个孤刚终于在危境中相逢，二者皆是阳刚，其本性原是互不相容、互相排斥的；但是当下二者处境相似，都需要摆脱困境，于是九四毅然地与初九合作，真诚地与之交往，终于在危境中避免了灾涡。同志相得而无疑就叫“交孚”。（现实中竞争对手强强联合，共度危难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国共合作救亡图存）
古人说：不孚则疑，疑斯睽矣。故合睽之道，莫如“交孚”（互相不信任，就会猜疑，猜疑必然导致睽违背离散伙。所以解决睽违的办法，莫如交心信任）。
但是九四与初九的合作，不过是权宜之计，是险恶环境所逼，是九四和初九经过审势度时，权衡利弊的结果，当然这两刚也有合作的先天基础：九四居于阴位，刚而能柔；初九处于下位，阳而能让。二者都具备刚柔相济的品格，所以能诚信相交，同心协力，终于化危厉为无咎。
黄寿祺先生说：初九处下位，阳而能退，九四居阴位，刚而能柔，两者皆秉谦和之德，求同而存异，交相孚信，终能化睽为合。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大意：六五阴居阳位，不得位，本来有悔，但是柔顺居尊，下应九二阳刚，而九二正以柔顺平和的济睽之道，期待遇合，所以得以无悔，所以六五往应九二，必无咎害。（厥宗，指九二，九二阳应于六五之阴，所以为六五宗。厥，其；宗，宗亲，阴以阳为宗。噬肤，比喻平和柔顺的济睽方法，肤，肉易噬吃的柔脆肥美部分）
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大意：《象传》说：九二以柔顺平和的心态处理睽违，并期待与六五的遇合，而六五与九二是正应，迟早都会得以两相聚合。所以六五去遇合九二，必有喜庆。
传统解释：
六五以阴柔居尊位，得位不正，力不从心，又处于睽离之时，必然有悔。但是由于下有九二这种阳刚中正，谦恭自抑，柔顺平和的贤才与之为应，以辅翼六五度过睽违背离难关，六五自己又“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于刚”，也就是六五柔进、得中、应刚，也就是说，六五为阴性，所以处事柔顺，顺势而为，而且身居阳位，必然上进进取；居于中位，所以能够掌握中道，不急不躁，不偏不倚；而与九二阴阳相应,是能够得刚中之臣相助，所以一定能够排除逆境，逢凶化吉，使睽离转化为和合，所以“悔亡”。
厥宗，其党，其亲，也就是说六五与九二正应，相互成党。噬肤，形容噬啮其肌肤而深入的情况，因为当睽违背离之时，大家互相都有猜疑戒心，不能深入结合了解，是不可能合作的。（古代，从天子到士族，祭毕天地祖先，都有“噬肤”之事，也即，聚其宗族，一边喝酒吃肉，一边联络感情，凝聚民心。所以“厥宗噬肤”也有疏者亲，散者聚的意思。在睽之时，经常是疑往而不合，所以提示没有问题，不必猜疑）。
六五虽然是阴柔之才，但本质文明（离卦的中爻），柔进而上行（阴居阳位之象），有柔中之德，下应九二刚中之贤，辅以阳刚之道，就能刚柔互济。臣尊其君，君亲其臣，得贤臣以济睽，所以六五往去与九二相遇是有喜庆的事情，不会有过咎。
黄寿祺先生说：六五之所以悔亡，不但在于能与九二相应，更在于九二能小心寻求平和柔顺之道，期待遇合，因此往必有庆，得以两相欢聚。彖传曰“得中而应乎刚”，正与此合。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又说之弧（壶）；匪寇婚沟，往遇雨则吉。
大意：上九阳刚失位，处睽卦之极，本与六三爻正应，但是由于睽离太久，长期孤独烦躁，以致妄生猜疑，心中产生种种幻觉，有时见六三变成丑猪奔驰于路途中，欲污上九；有时又见六三用大车载着一车鬼，欲作祟害上九。有时又觉得六三像举起弓箭要射上九，后来又脱去弓箭不射（或谓：变成像端着酒壶来诱惑上九）。然而当上九幻觉消失，猜疑既消，知道六三不是寇敌，而实为良配，若能前往相应，则阴阳和合，必可获吉。（说之弧或说之壶，这里有两种解释，张弧是疑寇欲射我，说壶是疑寇之欲诱惑我。说，同“脱”，亦同“悦”。遇雨，形容六三、上九阴阳相应，终可和合。古人以为雨是阴阳二气交和之物）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大意：《象传》说：上九在处睽之极而群疑纷生之际，最终能心平气和，柔顺疏通，就能群疑皆消，六三、上九就能实现阴阳和合而而获吉祥。
传统解释：
曾国藩说过：凡睽起于相疑，相疑起于自矜明察。
上九位居暌卦之末，意味睽违之极，徬徨于外，与之相应的六三分离至久，产生深深的孤独感，在孤独的境地是容易生疑的，所以遂成眩惑，怪生于心，妄生于目。
上九的个性特征是以阳刚之爻处于最上位，刚极则暴躁，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它所处的位置是上卦离的极位，离为明，在离极位位意味或者过分聪明或者察察为明，这样的人很容易神经过敏，妄生猜疑。这样一种粗鲁暴躁而又神经过敏的性格类型，处于长期分离、自感孤独的境地中，难免要疑心生暗鬼，甚至对自己的亲党六三（六三与上九位置相对、阴阳相应，是亲密的正应关系）妄滋疑端，产生误会，它先把六三当成一头肮赃，可厌的猪，后来又以为是恶鬼，这都是疑忌丛生而导致心理变异，造成荒唐的幻觉（这些都是形容其睽孤之象）。古人说：睽极则拂戾而难合，刚极则暴躁而不祥，明极则过察而多疑。
上九突然疑虑顿消，发现来来者并不是恶鬼一般的强盗，而是来迎接他的亲家。由于上九六三毕竞是阴阳相应的关系，所以就能化解所有的猜疑和误会，重归于好。
上九其实有六三的正应，并不孤独，但是因为其处于睽违之极，才性如此，，这种人虽有亲党，而多自猜疑，妄生乖离，虽处骨肉亲党之间，也会常孤独的。所以说九四之孤是因无应而上下皆阴爻而孤独，上九之孤独是自闭孤独，因为心生猜疑而孤。
黄寿祺先生说：从心理学分析，人的睽违与猜疑，恶梦与苦恋，往往有一定的关联。马其昶指出，“今见道涂之间，豕负涂、鬼乘车，皆是疑极所生之幻觉。”上九既有此状，而六三之舆曳、牛掣，身遭髠、劓，亦未必不如是。当此睽极群疑纷生之际，唯能心平气和加强了解，以“柔道”缓缓疏通，才能消疑合睽，复相亲和。六三之“无初有终”，与上九之“遇雨获吉”，正体现此一道理。
小结：睽卦旨在揭示如何化分为合的道理，总的原则是卦辞中所指出的小率吉，小心行事，可获吉祥。
睽卦的内卦三爻所述的睽分状态，到外卦的相应三爻中都化分为合，初爻“丧马勿逐”，至四爻“元夫”；二爻委屈在小巷求遇，至五爻“厥宗噬肤”；三爻“舆曳”“牛掣”，至上爻“遇雨则吉”。所以没有一爻是久分不合的，都会分分合合。
二、牵强附会－－同床异梦必然反目成仇
但是并不是所有睽违背离都能和合，在根本利益不一致，根本目标错位情况下，必然反目成仇，最好的例子就是当年的同志加兄弟的中越关系。
因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把东南亚当成自己的战略缓冲区，为了国家安全，绝对不许在这里出现一个独霸的势力，更不允许一统天下；而越南为了扩张民族生存空间，必须在东南亚扩张，独霸中南半岛。所以这个矛盾是绝对不可能调和的，翻脸是必然的，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事实上，中国与越南矛盾，一开始就存在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中，有一个悖论。从意识形态上说，按照国际共运的原则，无产阶级无祖国，应该无条件地支持各民族的解放运动。但就民族国家利益而言，支持了别的国家解放，就有可能对本国利益造成损害。如果不支持，又有损害他国民族解放之嫌。实在是进退唯谷。中国和越南就是这样。
《日内瓦协议》在中越关系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钉子。中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让越南暂时牺牲掉了国家统一的机遇，尽管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共高层多次在公开场合高度评价中越两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合作成果，但私下里却是相当不满的。后来成为越共总书记的黎笋，当时是南方局领导人，对于来自中国的压力非常愤怒。
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劝说北越接受北、南暂时分治，是为了中国能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建设，主要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
1950年代中后期，北越想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以武力实现国家统一，中国出于国家利益考虑加以阻止，让急于统一祖国的北越深为不满。《日内瓦协议》的时代背景是：当时情况对越共方面极为有利。法国为了打印支战争，将“马歇尔计划”给他们的战后经济重建援助全赔了进去，前后花了十六亿法郎，结果打了败仗。法国内阁倒台，新总理顺应民意决定通过和平谈判结束战争。越共方面，奠边府大捷带来士气高涨，希望立即统一越南，而且游击队已经渗透南越一方，几乎是稳操胜券。
六月三十日周恩来与法国新总理会晤后，去广西柳州去看北越领袖胡志明。劝说他暂时忍耐国家分裂的局面，越南的统一“时机与条件均不成熟”。胡志明听到自己最信得过的中国也如此说，十分痛苦和勉强的表态：“我可以再等几年，才收回我的另一半国土，但统一是绝对不能改变的”。“会的，”周恩来承诺：“到时候，中国将是你最信得过的朋友。”
七月十五日，越南共产党在河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胡志明在报告中表达退让的立场：“美国正企图将战况拖延，我们必须做相对的让步，否则将会受到国际友人的孤立。”
周恩来七月十日重返日内瓦，立刻会见北越代表，传达其领袖胡志明同意妥协的圣旨。北越代表只好遵从，接受“两个越南”，提出以北纬十三度为界，法国则建议以北纬十八度为界，最后双方同意以北纬十七度为界，但十七度线以南的越共游击队必须撤回十七度线以北。这一下，周恩来与许多北越的军事将领结下了深仇大恨，认他是出卖越南人利益的罪魁祸首。
到了1960年代初中期，随着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介入日趋严重，中国又转而支持和支援北越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这是因为中国国内出现政治斗争，要高举反帝大旗，以国际促国内。在北越看来，美国介入越南不只是阻止越南统一，更是在围堵中国。这样越南就成为了保卫中国的前线，中国出钱出枪支援越南进行武装斗争是理所当然，越南在替中国打仗，不存在什么感恩。黎笋、长征、范文同等人到北京要援助要得理直气壮，弄得周恩来是非常无奈（据有的记载，为应付越南人的援助要求，周恩来连续三十多个小时没合眼、刮胡子晕倒在洗手间。强打精神与北越总理范文同会谈，越方不停地提条件，不时又在出尔反尔，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他向服务员要湿毛巾擦脸提神，一次又一次，不断要求提高毛巾的温度，一边听范文同讲话，一边用烫毛巾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会谈从夜里两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
1960年代末，北越和美国都打得有些力不从心，便开通了政治解决的渠道。这时苏联介入，牵线搭桥，越美苏三方一同搞起了缓和。中国则非常愤怒，强烈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和绥靖主义，斥之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又指责越南中了苏联的计，对美国搞妥协投降。实际上当时中国想拉住北越与美国人打下去，目的无非是与美国有讨价还价本钱，为中美华沙秘密磋商提供筹码。对此北越人既无奈又气愤，认为日内瓦会议的时候中国阻止北越乘胜解放南方，现在又阻止北越与美国和谈，反来复去道理都是中国的，拿越南利益作交易的倒正是中国。
即使如此，中国的态度仍然是越南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几乎整个60年代，中国都坚决反对越南与美国和谈，这对越南的外交政策产生很大影响。直到1968年初，由于越南在“春节攻势”中遭到重创（越南一直希望通过一次大规模战役，就像奠边府之战一样，毕其功于一役，迫使美国退出越南，越南的这种战略思想得到毛主席的赞同。1968年1月31日，越南发动“春节攻势”，以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为主的近10万兵力同时进攻南越大部分城市，包括首都西贡。解放武装力量遭到重创，阵亡约32000人，被俘5800人，而美军和西贡政府军只损失了3000多人，民族解放阵线的基层组织在南越也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30%的基层干部在“春节攻势”中伤亡，还有很多人被俘、退出或叛变），这才促使河内最终下定决心，不顾中国的反对，与美国展开谈判。
1968年4月3日河内于发表声明，同意与美国谈判。4月13日，周恩来在会见范文同时说，河内的声明是妥协退让，解决了美国的困难，“在世界人民看来，你们妥协了两次”，“越南同志太容易妥协了”。周恩来还要越南对和谈不要抱有幻想，“我们完全相信你们的作战经验，但说到怎么与美国人谈判，我们的经验大概要比你们多一些。”周恩来向范文同强调，越南要准备打三年，即1968～1970年，要取得彻底胜利，“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进行规模性战役”。在两天后的会谈中，周恩来再次指出越南妥协退让，要放弃革命。范文同态度强硬地表示，越南会考虑中方的意见，然而，“毕竟是我们在与美国战斗并正在打败他们。我们对我们的军事和外交行动负责”。5月7日，周恩来在会见参加和谈的越南代表团团长春水时，又以朝鲜为例，再次告诫越南不要对和谈抱有幻想，甚至表示当初不应该签署日内瓦协议。
中国的反对并没有改变越南的决定。5月13日，越南与美国在巴黎举行第一次公开会谈。美国不愿承认民族解放阵线，所以要求召开双方会谈：美国、南越为一方，越南与民族解放阵线为另一方。而越南先是拒绝与南越谈判，继而试图迫使美国、南越承认民族解放阵线的合法性，竭力要求召开四方会议：美国、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南越各为一方。为此，双方展开了冗长而激烈的争执，谈判毫无进展。由于公开谈判效率低下，美国和越南在瞒着南越的情况下，于1968年9月8日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秘密谈判，而且越南对中国也隐瞒了很多。
为了促使谈判取得进展，10月3日，越南外交部部长阮维桢指示越南代表团采取灵活政策，但10月13日，黎德寿就接到河内较为强硬的新指示：只有在美国停止对越南的一切军事活动，承认民族解放阵线，而且南越政府改变政策的情况下，越南才会同意召开四方会谈。
河内为何突然改变指示？是因为河内受到中国态度的影响。为了鼓励越南继续战斗，中国同意给予越南多项无偿援助。6月26日，中国同意给予越南南方价值7000万元人民币物资的无偿援助。7月23日，中越双方签订援助协定，中国给予越南价值7.7亿元人民币物资的无偿援助，其中7.2亿元于1969年支付。接着，9月30日，中国同意1969年给予越南南方2500万美元外汇。此外，中国继续表达反对和谈，要求越南继续战斗的意见。9月2日，周恩来在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为庆祝越南独立23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上表示：越南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争，反对投降妥协，就一定能够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10月6日，周恩来就越南要求派代表团访华一事，亲自起草致中国驻越南代办陈叔亮的电报，要他立即约见范文同，“告以中国党政负责人在十月因国内事忙，不可能接待越南党政代表团”。10月9日，周恩来在接见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时再次表达了上述意见。
陈毅于10月17日会见了越南巴黎谈判首席代表黎德寿，向他转达了周恩来根据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指示而提出的个人意见。陈毅说，越南接受四方会谈是再次失去主动权，是承认西贡政府而使民族解放阵线丧失合法性，“这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你们是在加强敌人的立场，削弱我们的立场”。“我们认为，你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接受了苏联修正主义提出的妥协和投降的建议。所以，中越两党和两国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中国反对越美和谈的强硬立场并未对河内的政策产生根本性影响。黎德寿返回越南，就是为了说服河内改变其10月13日的指示。河内很快便要求重新在谈判中坚持灵活性。10月20日，河内向越南代表团发出新指示：只要美国同意停止轰炸越南，就可以同意召开四方会议。
经过10月21日、26日的会谈，在31日的会议中，美国同意于当晚宣布停止对越南的轰炸，越南则同意于11月6日之后举行四方会谈。春水还在会谈中宣称，越南一直要求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而美方的宣言没有附加条件，因此，美国实际上已经同意无条件停止轰炸。
虽然考虑到中国的态度，越南特别强调美国是无条件停止轰炸，但其政策已经有所变化。经过磋商，第一次四方会谈于1969年1月25日举行。
对于越南的做法，中国很无奈。11月13日、15日与17日，周恩来与率领越南代表团访苏回国途经北京的范文同举行了三次会谈。11月14日，周恩来向毛主席汇报了与范文同会谈的情况，毛主席表示：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17日，毛主席会见范文同。在会谈中，毛主席表示，很难通过谈判方式解决越南问题，“要把它（美国）谈走也很困难”。他要越南不要只看到自己的困难，还要看到美国的困难。随后，毛主席又提到了中国援越部队，“你们考虑一下，哪些可以留，哪些不要留，对你们有用的就留，现在没有用的就撤，等到将来又有用了再去。”尽管毛主席说“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但是在他看来，谈判与打仗一样，“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此后，中国从1968年底开始分批撤回援越部队，到1970年7月，全部援越部队都已回国。
但是1969年3月2日，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两国关系完全破裂。3月15日，毛主席在听取珍宝岛事件等情况汇报时提出，“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苏联来，南方各省要准备美国来。”一切都发生变化。
珍宝岛事件之后，毛主席甚至做出最坏的打算：放弃大片领土，实行战略收缩，以空间换时间，发动人民战争。“要准备苏联占沈阳。把沈阳、哈尔滨、长春都让给它，我们准备住乡下……让给他们东北、华北、西北，让他们都去占领。给他们一点面子，要他们多进来一点，多占领一些地方，进来就好打了，然后慢慢地把他们吃掉。”当然，中国领导人并不愿意出现这种最坏的情况，在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开始转变思路，寻求与美国缓和，以对抗苏联。因此，中国逐渐对巴黎谈判采取不干涉态度。1969年9月2日，胡志明去世。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于9月4日抵达河内吊唁，周恩来会见参加胡志明葬礼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表示：“关于越南问题，越南继续抗战也好，搞巴黎会谈也好，这完全是越南党自己的事……至于巴黎会谈，我们从来不过问，一则由于越南是主人，再则苏联插手了，我们更不愿参与。会谈进行快慢，我们不予注意。”从周恩来的谈话中不难看出，中国已不再直接反对越南与美国和谈。
而在珍宝岛冲突发生前几天的2月28日，周恩来在接见几内亚政府代表团时，仍然认为谈判无法解决越南问题。周恩来说，巴黎谈判是谈不出结果来的。在战场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在谈判桌上解决是不可能的。
3月18日，朗诺在美国的支持下在柬埔寨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政权。3月21日，范文同秘密访华，周恩来与他举行数次会谈，讨论柬埔寨与印度支那问题。在会谈中周恩来表示，中方对西哈努克表示谨慎的支持。3月25日，周恩来就柬埔寨问题和印度支那局势致信毛主席、林彪，告知西哈努克提出柬埔寨、越南、老挝三国四方发表反美联合宣言，中国准备借广州或南宁供他们召开会议。毛主席表示同意。
柬埔寨问题暂时转移了中越之间的矛盾，中方的意见得到越南的支持。而且为了表示抗议，中国连续两次推迟了中美华沙会谈。
而且由于与美国磋商的进展和与苏联对峙，此时的中国政府已经不希望战争继续下去。5月11日，黎笋访苏后途径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自1964年以来，这是毛主席首次接见黎笋。黎笋的态度十分恭敬，他说：“我们所以能把工作做好，也是按照毛主席以前对我们讲到的三点去做：第一，不怕，不怕敌人；第二，要各个击破；第三，要长期地打。”对此，毛主席表示：“你们要准备打持久战，但是如果打短一些不是更好吗？”毛主席接着说：“美国人就是怕打，他们没勇气。你们可以谈判，我不是说你们不能谈判，但是你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打上。”
7月23日，周恩来会见越南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代表团。在会谈中，周恩来不再完全否定日内瓦协议，而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评价，他说：“签订日内瓦协议有好的一面，但也有缺点的一面。好的一面是越南北方取得了暂时的安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缺点是南越的战士撤到北方……当时我们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签字；一种是美国不签，我们也不签。但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商量，认为签字好。后来毛主席提到也可以考虑不签字。胡志明主席、黎笋、范文同同志都说还是有好处的一面多。现在看来，越南人民受了一段苦难，但也有好处，教育南越人民自动起来进行战斗，完全自力更生打出现在的局面。”
越南觉察到中国态度的变化。9月17日，阮氏萍在“三国四方”会议上宣布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八点和平计划，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在1971年6月30日之前撤离南越；在西贡建立没有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阮文绍时任南越总统，阮高其为副总统，陈善谦为政府总理）的政府。
就在阮氏萍提出八点建议的当天，周恩来在北京会见范文同。范文同特别解释了越南的外交斗争问题，他说，越南总是认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外交斗争是有效的。对此，周恩来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表示要加强中越合作，中共会尽量帮助越南。9月19日，周恩来再次与范文同会谈，这一次周恩来明确表态：“据我们观察，你们从外交斗争中赢得了经验”，他还赞扬了春水在秘密谈判中的表现。周恩来的讲话表明此时的中国已不再反对越美和谈。9月23日，毛主席接见范文同时表示，世界大战不太可能爆发。对于巴黎谈判，“我看你们能够指导外交斗争，而且你们做得很好。谈判已经持续两年了。一开始我们有点担心你们会落入圈套。我们不再担心了。”“你们在战场上打得非常好。你们的外交斗争政策是正确的。我们一定要给你们想要的。”此外，毛主席还说：“美国人仍想到北京谈。这是他们提议的。他们说华沙不合适，而我们答复说，如果他们想来北京，就来吧。后来，他们不敢来。”这是毛主席在暗示中国与美国有可能进行更直接、更高层次的谈判。
为了消除越南对中国转变态度的疑虑，中国进一步加大了无偿援越的力度。10月6日，中越双方签署援助协定，中方同意在1971年无偿援助越南价值12亿元人民币的物资与成套设备以及6000万美元的外汇。（援助数额大大超过了1969年、1970年）。
来自中国的压力消除之后，越南并没有因急于结束谈判而做出很大让步，反而在谈判问题上犹豫起来。谈判进展缓慢迫使尼克松不得不降低要求。10月7日，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首次公开宣布，美国接受原地停火。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1970年提出的原地停火的决定暗示了1972年的解决方案。停火建议暗示了越南军队会留在南越”，但尼克松的建议遭到越南的拒绝，和谈再度陷入僵局。一直到1971年5月底之前，越美没有再举行任何谈判。越南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受到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
中苏关系的破裂与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给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这迫使中国领导人转变思路，重新审视中美关系。而美国的战略收缩也使得中美缓和成为可能。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在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时，请他转达中国欢迎尼克松访华的态度。而后，周恩来借助“乒乓外交”之机，于1971年4月21日正式写信邀请尼克松访问中国。
在与美国接触的同时，中国政府在原有无偿援助的基础之上，1971年2月15日，又与越国签署了1971年补充援助协定，中国向越南提供价值4亿元人民币的无偿补充援助。周恩来也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于3月5日访问越南，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正义斗争。
中方的举措并没有弥补中越间的裂痕，双方在对美政策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在3月7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对黎笋、范文同说：“毛主席同志曾对黎笋和范文同同志说过，越南同志知道怎么打仗，怎么谈判。我也对春水同志和阮氏萍同志讲，谈判进行得很好。我以前也有一些谈判经验，但现在我要向你们学习。”对此，河内并不满意。
3月25日，黎笋率领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访苏途经北京。5月10日，代表团返回北京。黎笋在北京期间，周恩来表示，中国支持越南提出的美国全面撤军、美国撤军时间表以及不得重组阮文绍政府等要求。如果美国不同意，“我们会坚决战斗”。但中方的做法并没有打消越方的疑虑。对于中美之间的接触，越南方面有自己的解释：“之前，中国不同意越南同时进行边打边谈的政策，是因为中国自己内部有困难。既然已经实现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权力得到巩固，而且有越南这张王牌，中国就想正常化与美国的关系。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考虑它自己的利益；美国向越南施加新程度的压力；现在，在更困难和更复杂的条件下，只有越南不得不继续与美国的战争。”
在美国的提议下，越南同意于5月31日举行秘密会谈，但河内显然没有诚意。对中美缓和充满疑虑与不安的态度的越南担心美国打中国牌，更担心中国为了缓和中美关系而背叛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越南以恢复秘密谈判为掩护，开始策划另一场规模庞大的攻势：1972年初的“复活节攻势”。
但是“复活节攻势”再次以失败告终。这迫使越南重新与美国谈判，并最终通过谈判结束了越南战争。在这一过程中，中越两国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到珍宝岛事件之前，中国一直反对和谈，强调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越南问题，并希望越南站在中国一边，反对苏联，但这最终并没有阻止越南与美国谈判。
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逐渐改变了原先的立场，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越南问题。
中国前后两种立场都引起越南的强烈不满。从事实来看，中国在中美关系缓和、鼓励越南和谈的同时，已经在极力寻求国家利益与对越国际义务之间的平衡。在中美缓和与越美谈判的进程中，中越关系却不断恶化，为以后双方的冲突埋下了隐患。对于越共来说，因为中国干涉越南内政，阻碍了“国家统一”，对中国极端愤怒不满。
然后随着1972年基辛格、尼克松的先后访华，中美共同发表《联合公报》，美国拉中制苏的策略显露矛头。
这个消息对北越震动极大，在党内掀起了一股谴责中国的浪潮，周恩来去河内解释尼克松访华的事，就遭到了黎笋的猛烈质问，奚落挖苦，任周如何解释，终归无济于事。
在北越看来，中国与越南的仇敌握手，完全是一种背叛，是大国牺牲小国的卑劣行为。从此对于中国再也不能信任，反而要加紧防范。
而美国在越南撤退之前，为了在谈判桌上争取更多的利益，加强了对北越的军事打击。这更让北越相信，正是因为中国的背叛，才让美国人如此肆无忌惮。
而随着随着越南入侵柬埔寨妄图统一东南亚，搞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威胁到中国国家根本安全利益。
而且从1976年起，越南违反中越之间的协议，开始强迫华侨加入越南国籍，在政治上歧视、迫害华侨，在经济上对华侨进行剥夺。国内舆论上则煽动仇华情绪，又在中越边境各省推行所谓“净化边境地区”计划，驱赶当地华侨回中国。直至发展到在全国各地掀起驱赶、迫害华侨的浪潮，没收当地华侨所有财产，辱华、排华事件层出不穷。到1979年，共有20多万华侨和华裔越南人被强行赶入中国境内，还有30多万人被逼出海逃亡。
也开始排斥和歧视中国在越南的派驻机构和援建人员。不得已之下，1978年7月，中国召回了880名援越专家，并停止了对越南所有的援助项目。
1977年开始，越南也开始侵占中国边境地区，甚至喊出了口号：“不光这里是我们的，连广东、广西也是我们的，凡是有木棉树的地方都是我们的！”
1978年11月3日，《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在莫斯科签字，双方规定了在发生战争时要互相支持，越南将南部港口金兰湾租借给苏联，使苏联海军终于可以南下印度洋。该条约的第6款内容如下：“签约双方保证在涉及双方重要利益的所有国际问题上保持磋商。如果任一方受到攻击，双方应立即协力消除攻击一方，采取合适和有效的办法来确保两国的安全和和平。”通过这个条约，越南彻底倒向了苏联。
至此，中国长达20多年的援越努力终于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敌人。
以后中越关系不断进一步恶化，直至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
俗语说：“敌人会很快被忘记，但会记住沉默甚至背叛的朋友”。能够最好解释中越关系。
当然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不但打破了越南统一东南亚的梦想，也为我们赢得了20年战略缓冲区稳定的时间。同时还有一个副产品：与西方改善了关系，相当于一份融入国家社会的投名状。例如79年战争打响后，卡特政府先说正在考虑推迟时任美国财长的布鲁门塞尔对中国的访问以示对中国入侵越南的不满，但是由于国内反对力量太过强大，连这点姿态也没有办法摆出来，财长如期访华。
布鲁门塞尔访华签署了处理历史上的美国资产案及中国资产在美冻结案协定，使中美经贸关系走向正常化。然后两国之间文化、贸易、科技交流迅速增加，1979年8月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和中国签了一个援助修建水电站协定和五年内提供20亿美元的出口信贷协定。蒙代尔在北京大学演讲中说：“虽然我们制度不同，但是我们有共同的利益，为此，我们将坚定的和你们站在一起。任何企图在世界舞台上孤立和削弱你们的力量也有悖于美国的利益。”
从此西方世界开始对中国的开放，投资、技术陆续进入中国，中国产品开始出口全世界。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利益，例如使得当年主要防备中共为主的半军事同盟“东盟”对中国关系解冻，东盟各国陆续和中共建交。
随着前苏联克格勃、苏军总参谋部和苏联驻河内大使馆的档案逐步解密，苏联在越南下的大力气慢慢浮出水面。例如1973年前苏联驻河内给外交部的关于度越南形势的报告就已经明确说越南在《巴黎协定签订》倒向苏联，抵消中国的影响。报告中苏联本年度对越的援助有：减免十亿美元的债务，一千万卢布的物资援助，一亿卢布的货款，大约七百万卢布的赠款。在1975年的报告里，已经开始密切配合的表述。
再例如一份苏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奥加科夫签字的报告中，完全倒向苏联的有总书记黎笋，总理范文同和国防部长武元甲，还有南方局书记范雄，副总理黎清毅，而与苏联进一步密切关系的阻力则来自：政治局委员黄文欢、长征，巴黎谈判越方代表黎德寿及外交部长阮维桢。
在1976年12月召开的越共第四次大会上，苏联档案揭示在越南决策层完全消灭了亲华派（1976年12月越共四大选出了14位政治局委员和3位政治局候补委员，其中黎笋、范文同、范雄、黎德寿、阮维桢、陈国环、文进勇、武志公、朱辉珉、素友等人都持鲜明的亲苏反华态度，在中央政治局中占了绝对上风。在中央委员中，负责外交的阮基石，军队的黎仲迅、黎德英，国会常委会的春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黄国越等人也是亲苏反华派。也就是说，越共中央的党、政、军、宣传、组织等部门都已经被亲苏反华派所把持）。所以苏共派出以政治局委员，意识形态主管苏斯洛夫率领的高级别代表团与会。
其实就算是最亲华的胡志明也依然对中国深有戒惧，例如在越南抗法战争之初，在危险关头，胡志明提出过中国直接出动人民解放军入越作战的要求，但当战局稳定后，胡志明的心态就转变了，反而不愿意中国更深程度介入越南。他在越共高层内就说过：“宁可暂时闻着法国人粪便的味道，也比什么都吃中国人的强。”“不要让中国人来，上次他们就呆了一千年才走。”所以对胡志明这种亲华者而言，越南民族国家的利益仍然是放在第一位的。
实际上越南对中国的防范和戒心是一直持续不断的，例如2009年4月，98岁的武元甲大将上书越共中央，反对中铝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越南西原铝土矿建设工程：“宿命使我们国家与北方大国中国为邻，此国虽然地域辽阔，但多高山峻岭、咆哮江河，余下地域或干旱大漠，或水乡泽国。此国人口稠密过度，生民贫困乃因无地可耕！此国统治者自古至今自封‘天子’，奉天之命统治天下，开疆拓土！它的整个历史，无论是哪朝哪代，打的都是侵占我国领土的主意。。。。。。我们的民族意识稍微淡化，北方的侵略马上就来到。。。。。。”。
现时国家民族利益永远大于什么“同志加兄弟”的政治投机，黎笋本人就曾说过：“在打败美国人以后，我们保留100万部队严阵以待，使得苏联同志问我们：同志们，你们保留这么大的一支现役军队，是准备和谁打仗呢？我说：以后，同志们，你们就会理解了。我们保持这样一支现役军队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对越南的威胁。”
其实中国倒也不必过于痛恨越南忘恩负义，当年新中国的工业体系还是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建立起来的，周恩来去莫斯科要东西那也是狮子大开口，甚至连原子弹样品赫鲁晓夫都答应给了。结果中苏反目后中国也是把赫鲁晓夫骂得狗血淋头，连带苏联的辛苦援助也不提了。国际关系中需要的时候是互相利用，不需要的时候一拍两散。
所以，在今后20年内，中越再次发生武装冲突是可能的，甚至发生中国以彻底消灭越南全部海空军力量为目标的战争也是很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