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一次政变发生于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是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之间皇位继承权之争的总爆发。世民和建成、元吉同为高祖原配窦皇后所生，建成为长子，世民次之，元吉排行第四。在唐高祖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世民先参与策划了太原起事，而起事之后，在讨平群雄的战争中，他又立功最大。但因为世民不是嫡长子，按照传统习惯，皇位应由嫡长子继承，所以，唐高祖即位后，便立建成为皇太子。而由于李世民能征惯战，智勇兼备，已成为唐军事实上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武德四年，唐高祖特任命世民为“天策上将”，位在诸王之上，并兼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还诏令在秦王府中设置官属。世民自恃才能和显功，在府中开置文学馆，延揽四方文学之士，礼遇甚隆，这些人都成了世民的谋臣策士。此外，世民南征北讨，逐渐在天策府中网罗了不少勇将猛士。 拥有了如此众多的谋士与勇将，秦王世民的周围自然形成了当时政坛上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直接威胁到太子建成。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确保未来皇位的继承，就联合因同样有政治野心而对世民不满的齐王元吉，采取曲意联络唐高祖的妃嫔以为内助、加强自己的军力、收买世民的部下等策略来强化自己并削弱世民的势力，甚至发展到在召世民饮酒时在酒中下毒的地步。到了武德九年，建成、元吉和后官妃嫔更是常常在高祖耳边说世民的坏话，使高祖渐渐对世民产生了猜疑，局势对世民十分不利。秦王和僚属忧惧万分，遂定计发动政变。64日，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人经玄武门入皇宫，埋伏在临湖殿附近，突然射杀了准备入朝的建成和元吉，然后声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并派亲信“宿卫”高祖，迫使高祖接受了既成事实。三天后，高祖立世民为皇太子，诏令军国庶事一切委太子处决。八月，高祖传位于太子世民，自称太上皇。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这就是史称的“玄武门之变”。
第一次玄武门之变，表面上看是四个参与者，高祖、太子、秦王和齐王，但实际上背后的矛盾只有一个，那就是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储君之争。而作为皇帝和父亲的李渊在玄武门之变前后都持消极态度，齐王李元吉则站在太子一边。
由于矛盾只有一条线，所以当李世民闪电般的同时杀死李建成和李元吉后，这个矛盾就解开了，李唐王朝未来的继承者注定是李世民。除非想要推翻李唐建立新的政权，否则继续与李世民为敌已经毫无利益可言了，不仅是原先的太子成员，就是一心忠于李渊的人，也没必要得罪未来的主子。
说起来也好笑，玄武门之变中，伤亡最惨重的，既不是秦王府，也不是东宫和齐王府，而是驻守玄武门的屯营。太子和齐王遇袭身亡后，冯立和谢叔方分别率领东宫和齐王府护兵赶往玄武门营救，结果执掌屯营兵的云麾将军敬君弘与中郎将吕世衡在兵力尚未集结的情况下仓促出战，被打得一败涂地，等大队屯营兵赶来时，发现敬、吕二位主将已双双战死。最令人奇怪的是，时至今日，后人也没有搞清敬、吕二人为何参战。有人猜测他们早已为秦王所收买，不过如果他们事先得到消息的话，又怎会仓促出战以至兵败身死？敬、吕二人死后，形势一度危急，此时尉迟恭割下太子和齐王的首级示众，东宫和齐王府的卫士们见状散去，企图进攻秦王府的薛万彻部在接到李渊圣旨后也完全溃散。李世民趁势将李建成和李元吉各五子全部杀死，彻底消灭了竞争对手。
至此，李世民已然是万众归心，从第二天开始，原先太子身边的有识之士相继归降。武将中，在玄武门之变中率领东宫和齐王府卫士奋战的冯立、谢叔方和薛万彻等人，兵败后一度逃亡，不久陆续回来请罪，李世民一一赦免，并封以高官厚禄。除了薛万彻晚节不保，因为谋反被高宗所杀外，其余二人后来都被视为忠义之楷模。文官中，太子近臣魏征投降，最终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耿直之臣。魏征早年投奔瓦岗军，兵败后归唐，后被窦建德俘虏，又降了窦建德，窦建德兵败后重新归唐，成为李建成的近臣，李建成死后又归了李世民，算起来，他已经换第五个主人了。按说魏征不是怕死的人，所以他转投李世民应该很说明问题，类似他这样识时务的人很多。总之，转眼间太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也就不需要李世民清洗了。
参战人数，其实讨论这个意义不大，因为无论怎么算，秦王府的军事实力都处于绝对的劣势。李世民肯定是收买了玄武门的守将，不过究竟收买的是谁，目前还无定论。并且收买的原因是为了他的特种小分队能够顺利潜入进行埋伏，而不是利用玄武门的守军与东宫和太子的将士战斗。事实证明，屯营兵根本不堪一击。另外从“俟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这句话来看，敬君弘和吕世衡事先根本没有准备，连兵马还没有集结起来就仓促出击了。最终瓦解太子的是建成和元吉的头颅以及随后来到的李渊的圣旨，而这些都应主要归功于特种小分队的斩首行动。
至于天京事变，其背景远比玄武门之变复杂得多。天京事变中天王洪秀全（包括心腹陈承瑢和燕王秦日纲），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四方势力各怀鬼胎，彼此之间都有矛盾，为了争夺权力互相攻杀。他们时而联合，时而反目，直到永安五王的最后一位——翼王石达开在四川兵败身亡，这张矛盾网才最终被解开。天京事变中最大规模的屠杀是血洗东王府。这主要是因为韦昌辉野心大，势力小，如果不尽杀东王府部属，他无法在天京建立个人的统治。另外，杨秀清生前得罪的人太多，韦昌辉、秦日纲和陈承瑢等人在这次屠杀中也有公报私仇的意思。至于其余几次清洗，主要针对诸王家属，所以伤亡不是很大。
第二次政变发生在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一月，其时武则天称帝已经十四年，年老病重，一些久已对她的“武周革命”不满、希望恢复大唐社稷的官员，在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张柬之、崔玄暐的率领下趁机起事。张、崔与左羽林卫将军敬晖等带领左右羽林兵五百多人占领玄武门，并把太子李显从东宫迎来，然后一同闯入皇宫，直至武则天所寝的迎仙宫，斩杀了武则天宠任的麟台监张易之、春官侍郎张宗昌，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太子李显重即帝位，复唐国号。
第三次是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太子李重俊的政变。中宗李显复位后昏弱无能，而皇后韦氏强悍，她与武三思内外勾结，把揽朝政。韦后因太子重俊不是自己亲生，很不喜欢他。三思也很忌恨重俊，并纵容其子驸马左卫将军武崇训和子妇安乐公主时常陵侮重俊，甚至呼重俊为奴。崇训还教公主去对中宗请求废黜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重俊终于忍无可忍，于景龙元年七月联合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假称奉诏，率左羽林和千骑兵三百余人冲入武三思和武崇训的府邸，杀了三思和崇训，随即又发兵包围了皇宫，索要韦后和安乐公主。韦后闻变，挟持中宗登上玄武门门楼，调兵镇压。重俊率军攻到玄武门前，中宗对军士宣布重俊谋反，于是军士倒戈，杀了李多祚等，重俊的党羽立时溃散，政变一下子土崩瓦解了。重俊逃到终南山，被追获杀害。
第四次则是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李隆基的政变。其年六月，韦后和安乐公主等密谋毒死了中宗李显，立温王李重茂为帝。韦后想效仿武则天，于是在京畿要害部门安插韦氏子弟，广聚党众，准备废黜重茂自立，但又害怕相王、太尉李旦反对，故欲寻机杀之。相王之子、临淄王李隆基接到密告，即联合太平公主等先发制人，冲入羽林卫军，杀了韦后派来统领卫军的韦璿、韦播，占领了玄武门，随之纵兵闯入皇宫，斩杀了韦后和安乐公主。相王李旦和隆基父子二人掌握了军政大权，后来威慑少帝重茂让位，相王登基，是为睿宗。
这四次政变有个共同之处，就是各次政变成败的关键均在能否控制玄武门。在政变中，凡控制玄武门的一方即属胜利者，凡没能控制玄武门的一方最后都失败了。可见玄武门在唐代前期这四次政变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要明白玄武门为什么会在唐朝前期历次政变中具有决定成败的地位，就必须知道唐代皇宫的规制。在唐朝，都城的皇家宫殿是帝王居住和听政的主要场所，亦即政治权力中枢，所以太极、大明两宫和洛阳宫城的宫殿建筑格局完全一样，都是沿着南北向轴线对称排列，分为外朝、内廷两部分。外朝主要是皇帝听取朝政、举行宴会的宫殿和若干官署，内廷则是皇帝和后妃的寝宫和花园，是帝王后妃起居游憩的场所。而最关健的是，外朝位于皇宫南部，内廷则处在皇宫北部。因此，皇宫城墙北面诸门就对内廷的安全起着主要的作用，这其中，作为北面正门的玄武门，就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唐代皇宫城墙各门都由宫廷卫军把守，而玄武门外就设有两廊，宫廷卫军司令部驻在这里，称为“北衙”，有着坚固的工事和雄厚的兵力。据此，政变发生时首先控制玄武门的意义就不言自明了：因为控制了玄武门便可以控制内廷，而控制了内廷也就可以控制皇帝，从而控制中央政府，乃至整个国家。
唐朝玄武门历经五次政变
唐代的国都在长安，洛阳是陪都，两地的宫殿都有玄武门。从唐初至唐中叶，有五次的宫廷政变都与长安、洛阳的玄武门有关。
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李渊次子世民与太子建成争夺皇位继承权，世民先发制人，率比部郎中长孙无忌、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伏兵玄武门发动政变，世民射死太子建成，尉迟敬德杀建成的同党、李渊的另一个儿子齐王元吉，击败东宫和齐王的卫队，并杀死建成、元吉诸子。李渊遂立世民为太子，到八月传位给世民，是为太宗。渊自称太上皇。李世民发动的这次玄武门之变的玄武门为长安本极宫(又称西内)宫城北面正门，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旧城北。
神龙元年(公年705年)已82岁的武则天病势加重，她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俩想乘机谋反。正月。皇太子李显、宰相张柬之、崔玄韦与羽林将军李多祚、驸马都尉王同皎等率羽林军500余人闯入玄武门，当时圣神皇帝武则天在迎仙宫，张易之、张昌宗均在此，遂斩二张于廊庑下，二张的党羽全部收捕，把脑袋割下来，挂在洛阳天津桥南面。不久武则天传位给皇太子李显。李显于是从嗣圣元年(公元684年，也就是睿宗文明元年，则天后临朝兴宅元年)二月被废，至此复位。这次政变的玄武门是洛阳宫北面正门。故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
唐中宗李显的韦皇后认为太子重俊不是她的亲生子，就勾结上官婉儿、武三思，与一心妄想当皇太女的安乐公主准备废太子。景龙元年(公元707年)七月，皇太子重俊与羽林将军李多祚率羽林千骑兵300余人杀武三思、安乐公主之夫武崇训及其亲党十余人，又引兵肃章门入关，叩门索上官婉儿。中宗与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惊慌登玄武门楼避兵锋，重俊引兵到楼下，中宗用富贵利禄引诱千骑兵杀李多祚，余众皆散。重俊及百余人逃到鄂(今陕西省户县)，为部下所杀。
景云元年(公元710年)，中宗李显的韦皇后想效仿武则天临朝称制与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中宗，立中宗第四子重茂为少帝(也就是殇帝)，进封韦后为韦太后，韦太后临朝称制，引用其党羽分握权柄。不久，睿宗李旦第三子李隆基与朝邑尉刘幽宗、苑总监钟绍京率羽林军入玄武门杀韦太后及安乐公主，又杀诸韦、武党羽，少帝重茂让帝位于李旦，李旦从则天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登位改周号为周起，降皇嗣，至此复位。
宝应元年(公元762)四月，上皇李隆基死，肃宗李亨亦病危，张皇后与肃宗第二子越王系以闲厩使李辅国和飞龙厩副使程元振作乱为名，命内谒者监段恒俊选宦官有武力者200余人授甲长生殿。这里所说的长生殿是长安大明宫寝殿，而唐一般寝殿均称长生殿。白居易的《长恨歌》中“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长生殿是华清宫的长生殿(故址在今西安市临潼)。越王系授甲长生殿后召太子李豫进宫。程元振得知其阴谋在于害死太子，就与李辅国伏兵玄门武以西的陵霄门候太子到时立刻迎护到玄武门外面的飞龙厩，李、程率兵收捕越王系、段恒俊等百余人杀之，迁张皇后于别殿，等肃宗死后，太子李豫即位，是为代宗，不久杀张皇后。
李重俊、李隆基、李豫先后发动的玄武门之变的玄武门是唐大明宫(又名东内)宫城北面正门，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旧城北龙首原上，建于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http://www.hxlsw.com/History/shuitang/zt/2010/0409/52828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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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元626年奠定“贞观之治”的玄武门事变，我们今天的“正史”多来自宋代《资治通鉴》和《新唐书》里的记载，而非简单地依据《旧唐书》，这显然是从历史公正角度方面考虑的，毕竟《旧唐书》里的历史是李世民作为胜利者的历史。
“再三不彀”之疑
然而，无论从《旧唐书》或《资治通鉴》里，我们都注意到了事件中有“再三不彀”这样的字眼（《旧唐书》：元吉马上张弓，再三不彀......《资治通鉴》：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即便是《新唐书》里也是如此记录：元吉引弓欲射，不能彀者三。在新华字典中，“彀”者为“使劲张弓”，从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李元吉是还没有成功向李世民射出弓箭的，他是“三次拉弓都没有拉动，导致弓不上弦”，而非某些故事版本所传的“射了三箭都没有射中”。至于李元吉为何“再三不彀”，史料没有直接记载，后人猜测他是只是因为一时紧张失措、不够冷静而致，而李世民也简单地使用了“再三不彀”这描述，含糊掩饰了许多事情。
于是我们有了今天“玄武门事变”的通俗版本：李建成与李元吉经玄武门(唐内廷太极宫的北门)入朝，待走到临湖殿(玄武门外偏殿，为入朝必经之路，证明尚未进入玄武门)，李建成发觉不对头，正想拔马跑回东宫时，李世民在玄武门城楼下出现，对他喊了一声(内容不详)。李元吉正要拉弓射向李世民，无奈三次都没拉开，这短短瞬间里，李世民一箭射杀了李建成。随后，尉迟敬德等七十人自玄武门外两侧的“北衙”杀出，将李元吉射下马(尚未死)。李世民射杀兄长后一时失措没控制好战马，战马跑向西侧树林，树枝将李世民刮落马下，一时无法起来。李元吉赶了过去，夺过李世民的弓箭(他原来的弓箭因拉不开显然已丢下)，要以弓弦勒杀李世民。尉迟敬德赶到后，李元吉见势不敌，正想跑回附近的武德殿(即齐王府，玄武门外西侧的宫殿，为李元吉居所，与东宫相对应)，被尉迟敬德射杀。事变发生后，齐王府及东宫的二千援兵迅速赶到，在玄武门外城楼下与张公谨等人发生了战斗，尉迟敬德则跑去向李渊禀报“作乱”事实，让李渊下令制止东宫与齐王府护卫的抵抗。
至此，整个玄武门事变过程就大致水落石出了：事变发生在玄武门外，李元吉并没向李世民射箭。但李元吉“再三不彀”的悬疑也因此留了下来，只是一直没为史学家所重视。
在探究李世民为何能成功发动玄武门政变的过程中，史学家根据魏征的资料找到了常何这个人。当时，常何身为玄武门守卫中郎将，魏征作为李建成的人，知道这一职位的重要性，曾建议李建成将其收拢为麾下心腹。可是魏征不知道，常何出身瓦岗寨，他与李世民的交情岂能轻易就被贿赂抹杀？因此，常何扮演了玄武门事变关键角色已成史界定论了，因为没有他，尉迟敬德等七十人又何能埋伏于“北衙”护戌要地？当齐王府及东宫的援兵赶到时，张公谨等区区七十人又何能在紧闭的玄武门外与两千人混战良久？因此，常何的士兵肯定是参与了战斗的，直到尉迟敬德带来李渊旨意、以李建成、李元吉人头示众时，战乱才最后停止。同样地，若非常何这“自己人”的存在，李建成二人当天也不会大意入宫，他们俩显然也不知道常何的“瓦岗寨出身”，要知道瓦岗寨的人一直都是李世民的“死忠”。
常何在玄武门事变中的角色得到基本确认后，剩下的就是“再三不彀”之疑了，这是史学界之前从未探讨过的。
常何的“北门之寄”与李元吉的箭艺
最先确认常何参与玄武门事变的史学家是陈演恪，他在巴黎图书馆发现了常何的墓志铭记录“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见陈演恪《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因此首次有了常何参与政变的史料例证。但“北门之寄(应理解为寄托其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谋划中要完成的任务)”里面又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呢？墓志铭里没有细说，陈演恪也仅研究至此而已。可是我们别忘了，我们还有“野史”，一旦野史结合这些正史例证后，往往就能揭开许多谜团。
常何墓志铭里记录的内容显然是他临死前才透露的，而且写得也很简单含糊。不过既然曾经“透露”过，就肯定会有更详尽的内幕留存下来，而这些内幕自然只会来自他的家人，或者包括墓志铭的撰写人李义府。根据常家后人流传在民间的说法，我们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推论。
原来，常何的确一直是李世民的心腹，李世民身为秦王的时候，他刻意将常何安放在玄武门就很有长远深意－－常何是出身瓦岗寨的人，若非出于“棋子”考虑的话，正常情况下，李世民早就会给他安排升迁了。在玄武门事变之前，李世民经过仔细谋划后，曾经夜访常何，夜访的内容自然就是有关如何安排伏兵的事。但李世民与李元吉一起长大，他不会不知道，李元吉是“善射”的暴虐之人，自小就经常以射杀移动中的俘虏为乐，而弓箭正是他身上随影随离的武器。从这角度上说，李世民心里应该清楚，他自己的箭术是不如这位弟弟的。为了以策完全，李世民利用常何作为太子宫心腹成员的身份，在那天夜里同时给他交代了另一任务，就是偷换李元吉的弓。弓箭不象宝刀佩剑，通常没有固定配备专用的，常何知道李元吉的习惯，经常是出门前随手抓上一把弓就走了。于是在六月初四事变前夕，他利用自己的心腹身份偷偷更换了齐王府及太子府武器架上的弓箭，将其换成了经过伪装的大膂力弓－－表面上无法分辨，即使被李元吉发现了也构不成危险。所以，玄武门事变中，李元吉“再三不彀”就顺理成章了。
我们再分析李元吉其人的性格。以他自小射人为乐的习惯看，拉弓引箭应该是他习以为常的动作，又岂会因一时紧张“拉不动”呢？而且是“连拉三次都拉不动”，这显然就是弓本身有问题，所以在事件中无暇细想的情形下，他干脆将其丢在了当地(勒杀李世民时他身上已没有弓)。再分析他当时与李世民的关系，基本上是“恨不得杀之而后快”的心理，试想他这样的暴虐之人又岂会在机会来临时“一时慌张”呢？如果说李世民在射杀李建成后一时慌张失态，这还说得过去，但同样的状况套到暴虐的李元吉头上就有些说不通了，他完全有能力象射杀移动中的俘虏那样射杀李世民。
所以，《旧唐书》里一直简单地以“再三不彀”描述当时状况，既反映了许多人都看到的事实，又掩饰了“为何拉不开弓”的问题，李世民在审查史官记录时自然也乐意通过，至于后人如何去想已关系不大，“一时慌张”应该是李世民很愿意看到的分析结果。
假如李元吉之前的“首发制人”成功，玄武门事变的一切谋划将会“一子落空全盘皆败”。李世民如此了解他的弟弟，以他的谋略智慧来说，如此生死一决的计划是不可能不考虑到李元吉的射箭本领的。只有事先知道李元吉这射箭高手的威胁已去，李世民才能如此从容沉着地一箭命中李建成，依此推断，常何后人流传的“野史”不但可信，而且很有说服力。“再三不彀”实际上是玄武门事变中的关键之关键，而相关的“换弓事件”才是常何最重要的“北门之寄”。总的说来，常何关闭玄武门大门、让守城将兵参与“平叛”，这些都是事变中人人均可看到的表面现象，而只有“换弓”这样的背后悬疑，才会令常何终生缄默，仅在死后才含糊透露出这“北门之寄”－－因为它才是“玄武门事变”存在储心谋划的铁证。
李世民是否在隐瞒“北门之寄”？
此外，常何在玄武门事变五年后依然是“中郎将”(贞观五年，中郎将常何荐马周)，有人因此怀疑常何并无参与玄武门事变，否则他早该被一向赏罚分明的李世民加官进爵了。不过我却不这么认为，相反，我觉得这正是李世民一反常态的“欲盖弥彰”做法。他这么做正是为了让人觉得常何并无刻意参与事变，“玄武门事件”并不存在事前谋划，玄武门守将参与“平叛”战斗仅是本职所在而已。“常何荐马周”之后，李世民也只是奖赏了常何“锦帛三百匹”，似乎很有刻意淡化其功勋之疑，因此常何在临终前透露此事亦可算作“不满之举”吧。如此一来，《唐书》里不存在常何参与事变的相关记录就很正常了，因为李世民肯定要刻意隐瞒“储心谋划”这一事实的。另一论证是，公元626年为初唐时期，常何肯定只是刚升中郎将不久，为官一任十年八载是常事，如果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马上就给常何升官，这等于是向世人透露：玄武门守将常何参与了事变，事变是经过策划的。这就能理解，为何到贞观五年时常何还是中郎将了。李世民正是利用了人们对他”有恩必赏“的印象，以“反其道而为”的做法淡化了常何与玄武门事变之间的联系。
至于有人以“常何墓志铭”为小人李义府所撰为由否定它的真实性，我看此为多虑。正因那李义府乃笑里藏刀的阴诈之人，李世民极力掩盖的事情，他会不择手段一一揭露再正常不过，何况该墓志铭成于武则天时代，且有常何后人在场，他也没弄虚作假的必要。
对于玄武门事变，今天的我们不应以是否存在“储心谋划”去褒贬李世民，因为这事件中他无论从政治及道德角度都无可选择。我们只需要看到，作为皇帝，李世民已交足他的功课并拿了高分，这就足够了。
http://hxghju.lingd.net/article-2903817-1.html
唐朝八大疑案之一：玄武门之变
还原唐初玄武门事变的历史真相
http://news.banbijiang.com/zawen/lishi/2012/0202/95111.html
伤心玄武史——凡是提到中国历史不会不提到唐朝，而提到唐朝不会不提到玄武门事变，玄武门事变在整个唐朝乃至中国封建史当中都有着重大而特殊的意义。
公元618年，李渊带领着他的几个儿子和一班文武干臣建立了大唐王朝。气象万千，仁风郁郁，遐迩赫赫的一个全新的封建王朝就此拉开了序幕，但任凭你是什么盛世，如何伟人，在封建时代，一旦和政治政权扯在了一起，就不可避免的和阴谋、血腥、卑鄙、流氓、阴险等等天底下最丑恶、最肮脏的内容融进了同一个时空隧道，由于政治（权力）的空前稀缺和严重不足，在它面前，所有的道德、伦理、正义、亲情、信诚乃至廉耻都脆弱的不堪一击，仿佛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妙龄少女落在了一群毫无人性的强盗面前，可以被任意强暴和侮辱，而这种最血腥、最野蛮、最没有人性的政治游戏，常被冠以最晚诶大、最神圣的字眼，使芸芸众生稀里糊涂，身不由己的顶礼膜拜，奉若神明，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任何一部官修史书，都是一次完美的政治造假工程，如此结论或许有过分之处，但绝不是胡说。
其实玄武门事变的过程是十分的简单的，公元626年7月2日（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在宣武门发动突然袭击，将时为太子的哥哥李建成及弟弟李元吉杀死，遂被立为太子，并“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为太子处决，然后闻奏。”两个月后，李渊传位于太子。“太子固辞，不许，甲子，太宗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由于李世民当皇帝期间政绩不错，又有“贞观之治”可以炫世，颇得史学家好评，因此玄武门之变便成了主旋律当中的一章，与当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说法颇有几分相似。虽然我们现有的资料还无法证明这段历史的某些部分一定是做了颠倒黑白的处理，但有一点是绝对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作为胜利者的李世民一定会不惜血本的美化自己，而另一方则被妖魔化以后打入道德地狱的最底层，这就是胜则王侯败则寇，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
细厘历史，不难发现，从太原起兵之日起，李氏兄弟围绕着政权和日后或可预见的帝位就没有停止过明争暗斗，作为太子，李建成在权力的争斗中可以说占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据《旧唐书?建成传》中记载：“高祖忧其不政术，每令习政事，自非军国大事，悉委任之。”显然希望他在朝廷的政权中有胜任的重要担当。在讨伐刘黑闼的战役中又被授予了“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分，得以便宜行事。”的特殊权力，通过这次出击刘黑闼“结交了河北李艺，并从李艺手下拣选了战士扩充到东宫的卫队中来，大约是两千人，号称长林兵，将军薛万彻也成为李建成的重要武将。”（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如果没有玄武门之变，那么接替皇位的一定是李建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不需要着急,只需要不犯错误的耐心等待便可。凡事总有否定性存在与自卑之中，太子随位列国储，是封建国家内定的皇帝接班人，也正因此，他不可能经常统兵外出征战，更多的时候是留守京师，而率兵靖难，建功立业的事多由其兄弟担纲，所谓“君之阀嫡，不可以帅师。”李世民正是通过几次大的征战（如武法元年征薛举，武德二年至三年破刘武周、宋金刚，武德三年率元吉讨王世充，五年破刘黑闼等）逐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特别是在经略山东的过程中“更是放手吸引人才，培植私党”（黄永年语），不仅如此，颇有用心的李世民还在武德四年消灭窦建德，王世充后，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组织了以杜如晦、房玄龄为首的十人学士班子，日夜聚论，为其出谋划策，并在长安天子脚下暗藏了一支八百人的精锐部队，其用意不言自明。
同为皇子的李元吉，在太原起兵时仅为十五岁，虽因多有战功，终因年龄的原因，在政权的较量当中与两位哥哥相比，略显分量轻了些，他本来可以中立，静观两边博弈，坐受渔翁之利或是趁火打劫，但他却主动投入了李建成的怀抱，二人结盟以对抗李世民。《资治通鉴》上说：“齐王元吉劝太子建成除秦王李世民。曰：'当为兄手刃之’李世民从上（皇上）幸（来到）元吉第，元吉伏护军宇文宝于寝内，欲刺世民，建成性颇仁厚，遽止之（马上制止他）。元吉愠曰：'为兄计耳，于我何有。’至于元吉为何是和建成而不是李世民结成联盟，《旧唐书?建成传》给出的答案是“同恶相济”即一对恶人抱团来对付一个正人君子，黄永年先生对此的理解是“李世民以平定山东而威权日盛，当然使身为太子的李建成感受压迫，元吉也有自己的打算，不甘屈居于李世民之下。于是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李世民。”（黄永年《唐史十二讲》）。
而孟宪实先生则把二人的结盟看成是李元吉的谋略并作了细致的分析“这个谋略对李元吉而言，有如下一些有利因素，第一，李建成地为正统，联合李建成就是联合正统，可以获得名正言顺的效果。第二，当初李渊带领李世民在外面做官，李元吉其实一直跟大哥，估计两个人的感情比较好。第三，李元吉与李世民地位相似，无法联合。而且两个人有过冲突，就是尉迟敬德与李元吉的比武事件。两人都擅长用长矛，尉迟敬德三次将李元吉击败。当时，李世民求生心太切，让齐王输的太惨，而一向对自己的武功很自信的李元吉受不了这个打击（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
孟先生的分析很到位，但有两点却只得再推敲。①二人的结盟是李元吉的谋略还是建成的需要？②元吉和世民的地位相似，无法联合。既然是联合，那就和地位相似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至于说李建成承诺自己继承王位之后封李元吉为“太弟”，则极有可能不是历史事实。在权力争夺上是没有亲情可讲的，别说是兄弟，就是父子、母女照样兵戎相见，决不手软，对阵双方应该是各怀心腹事，原无正义与非正义，高尚与卑鄙之分，但因最终一定有人胜出，于是历史记载常常变得耐人捉摸。
在《旧唐书?太宗本纪》中关于玄武门事变只是一句话带过，所有的过程和原委都一律省略，这似乎有些不太正常。而在《资治通鉴》中，我们看到的又全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和阴险毒辣、步步紧逼和李世民的忠勇醇厚、与被逼无奈和最后的自卫反击，特别是，李元吉曾经和高祖李渊有这样一番对白：“元吉秘请杀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著，何以为辞？’元吉曰：'秦王楚平东都，顾望不还，散钱帛以树私恩，又违敕命，非反而何？但应速杀，何患无辞。’上不应。”对手已欲“但应速杀，何患无辞”，李世民还在犹豫“骨肉相残，古今大患，吾诚知祸在朝夕，欲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但手下的人不干了，房玄龄、长孙无忌等精心策划并极力鼓动其立即下手，尉迟敬德说得跟明白“王令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此大王素所畜养八百余人，在外者令入宫，甲持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己乎。”如此，李世民早已作好了准备，于是“率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门。”而作为皇帝的李渊对马上要到来的手足相残的血雨腥风竟毫不知情，时正泛舟海池，又诏裴寂、陈书达等一起公断李建成三人的是非曲直。建成元吉来到“临湖殿附近，感到形势不对，欲拔马便逃，但为时已晚”；“世民从而呼之”射杀建成“左右射元吉坠马。。。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时东宫、齐府二千多精兵火速赶到玄武门，欲与李世民的人做殊死一搏，“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宫府兵遂溃。”李世民去见李渊，不知为什么竟“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旋将李建成和李元吉各五子全部斩首，“乃绝属籍”这就是政治，细细思之，会觉得十分有趣，无所谓真假，无所谓对错，无所谓大义，无所谓廉耻，甚至无所谓强盗伟人。上世纪一位老人曾告诫我们：“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面对历史，真的能分清谁在光明正大，谁在搞阴谋诡计吗？我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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