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当年明月，最后更新：2009-3-17 9:25:33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绝顶的官僚
取胜之道
和稀泥的艺术1
和稀泥的艺术2
游戏的开始1
汤显祖
王锡爵
混战
东林崛起
谋杀
不起眼的敌人
萨尔浒
东林党的实力
小人物的奋斗
强大，无比强大
天才的敌手
一个监狱看守
毁灭之路
道统
杨涟
袁崇焕--犹豫的人
决心
胜利 结局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绝顶的官僚
☆绝顶的官僚
在万历执政的前二十多年里，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他祖上留传下来的，也只能算是个烂摊子，而蒙古、宁夏、朝鲜、四川，不是叛乱就是入侵，中间连口气都不喘，军费激增，国库难支。
可是二十年了，国家也没出什么大乱子，所有的困难，他都安然度过。
因为前十年，他有张居正，后十年，他有申时行。
若评选明代三百年历史中最杰出的政治家，排行榜第一名非张居正莫属。在他当政的十年里，政治得以整顿，经济得到恢复，明代头号政治家的称谓实至名归。
但如果评选最杰出的官僚，结果就大不相同了，以张居正的实力，只能排第三。
因为这两个行业是有区别的。
从根本上讲，明代政治家和官僚是同一品种，大家都是在朝廷里混的，先装孙子再当爷爷，半斤对八两。但问题在于，明代政治家是理想主义者，混出来后就要干事，要实现当年的抱负。
而明代官僚是实用主义者，先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混。
所以说，明代政治家都是官僚，官僚却未必都是政治家。两个行业的技术含量和评定指标各不相同，政治家要能干，官僚要能混。
张居正政务干得好，且老奸巨滑，工于心计，一路做到首辅，混得也还不错。但他死节不保，死后被抄全家，差点被人刨出来示众，所以只能排第三。
明代三百年中，在这行里，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混到惊天地、泣鬼神的，当属张居正的老师，徐阶。
混迹朝廷四十多年，当过宰相培训班学员（庶吉士），骂过首辅（张璁），发配地方挂职（延平推官），好不容易回来，靠山又没了（夏言），十几年被人又踩又坑，无怨无悔，看准时机，一锤定音，搞定（严嵩）。
上台之后，打击有威胁的人（高拱），提拔有希望的人（张居正），连皇帝也要看他的脸色，事情都安排好了，才安然回家欢度晚年，活到了八十一岁，张居正死了他都没死，如此人精，排第一是众望所归。
而排第二的，就是张居正的亲信兼助手：申时行。
相信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个结论，因为在明代众多人物中，申时行并不是个引人瞩目的角色，但事实上，在官僚这行里，他是一位身负绝学，超级能混的绝顶高手。
无人知晓，只因隐藏于黑暗之中。
在成为绝顶官僚之前，申时行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具体点讲，是身世不清，父母姓甚名谁，家族何地，史料上一点儿没有，据说连户口都缺，基本属于黑户。
申时行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如今天我和谁说了话，讲了啥，他都要记下来，比如他留下的《召对录》，就是这一类型的著作。
此外，他也喜欢写文章，并有文集流传后世。
基于其钻牛角尖的精神，他的记载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然而奇怪的是，对于自己的身世，这位老兄却是只字不提。
这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而我是一个好奇的人，于是，我查了这件事。
遗憾的是，虽然我读过很多史书，也翻了很多资料，依然没能找到史料确凿的说法。
确凿的定论没有，不确凿的传言倒有一个，而在我看来，这个传言可以解释以上的疑问。
据说（注意前提）嘉靖十四年时，有一位姓申的富商到苏州游玩，遇上了一位女子，两人一见钟情，便住在了一起。
过了一段时间，女方怀孕了，并把孩子生了下来，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申时行。
可是在当时，这个孩子不能随父亲姓申，因为申先生有老婆。
当然了，在那万恶的旧社会，这似乎也不是什么违法行为，以申先生的家产，娶几个老婆也养得起，然而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那位女子不是一般人，确切地说，是一个尼姑。
所以，在百般无奈之下，这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被送给了别人。
爹娘都没见过，就被别人领养，这么个身世，确实比较不幸。
但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个别人，倒也并非普通人，而是当时的苏州知府徐尚珍。他很喜欢这个孩子，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徐时行。
虽然当时徐知府已离职，但在苏州干过知府，只要不是海瑞，一般都不会穷。
所以徐时行的童年非常幸福，从小就不缺钱花，丰衣足食，家教良好。而他本人悟性也很高、天资聪慧，二十多岁就考上了举人，人生对他而言，顺利得不见一丝波澜。
但惊涛骇浪终究还是来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时行二十八岁，即将上京参加会试，开始他一生的传奇。
然而就在他动身前夜，徐尚珍找到了他，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其实，你不是我的儿子。
没等徐时行的嘴合上，他已把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和盘托出，包括他的生父和生母。
这是一个十分古怪的举动。
按照现在的经验，但凡考试之前，即使平日怒目相向，这时家长也得说几句好话，天大的事情考完再说，徐知府偏偏选择这个时候开口，实在让人费解。
然而我理解了。
就从现在开始吧，因为在你的前方，将有更多艰难的事情在等待着你，到那时，你唯一能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
这是一个父亲，对即将走上人生道路的儿子的最后祝福。
徐时行沉默地上路了。我相信，他应该也是明白的，因为在那一年会试中，他是状元。
中了状元的徐时行回到了老家，真相已明，恩情犹在，所以他正式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归入徐家。
辛苦养育二十多年，而今状元及第，衣锦还乡，再认父母，收获的时候到了。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的父亲拒绝了这个请求，希望他回归本家，认祖归宗。
很明显，在这位父亲的心中，只有付出，没有收获。
无奈之下，徐时行只得怀着无比的歉疚与感动，回到了申家。
天上终于掉馅饼了，状元竟然都有白捡的。虽说此时他的生父已经去世，但申家的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地把他迎进了家门。
从此，他的名字叫做申时行。
曲折的身世，幸福的童年，从他的养父身上，申时行获取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经验，并由此奠定了他性格的主要特点：
做人，要厚道。
然后当厚道的申时行进入朝廷后，才发现原来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很不厚道。
在明代，只要进了翰林院，只要不犯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几年之后，运气好的就能分配到中央各部熬资格，有才的入阁当大学士，没才的也能混个侍郎、郎中，就算点背，派到了地方，官也升得极快，十几年下来，做个地方大员也不难。
有鉴于此，每年的庶吉士都是各派政治势力极力拉拢的对象。申时行的同学里，但凡机灵点的，都已经找到了后台，为锦绣前程做好准备。
申时行是状元，找他的人自然络绎不绝，可这位老兄却是巍然不动，谁拉都不去，每天埋头读书，毫不顾及将来的仕途。同学们一致公认，申时行同志很老实，而从某个角度讲，所谓老实，就是傻。
然而事情的发展证明，老实人终究不吃亏。
要知道，那几年朝廷是不好混的，先是徐阶斗严嵩，过几年，高拱上来斗徐阶，然后张居正又出来斗高拱，总而言之是一塌糊涂。今天是七品言官，明天升五品郎中，后天没准就回家种田去了。
你方唱罢我登场，上台洗牌是家常便饭，世事无常，跟着谁都不靠谱，所以谁也不跟的申时行笑到了最后。当他的同学纷纷投身朝廷拼杀的时候，他却始终呆在翰林院，先当修撰，再当左庶子。中间除了读书写文件外，还主持过几次讲学（经筵），教过一个学生，叫做朱翊钧，又称万历。
俗语有云，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一晃十年过去，经过无数清洗，到万历元年，嘉靖四十一年的这拨人，冲在前面的，基本上都废了。
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到了申时行的面前，对他说，跟着我走。
这一次，申时行不再沉默，他同意了。
因为这个人是张居正。
申时行很老实，但不傻。这十年里，他一直在观察，观察最强大的势力，最稳当的后台，现在，他终于等到了。
此后他跟随张居正，一路高歌猛进，几年内就升到了副部级礼部侍郎，万历五年（1577），他又当上了吏部侍郎，一年后，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的爹死了，虽说他已经获准夺情，但也得回家埋老爹。为保证大权在握，他推举年仅四十三岁的申时行进入内阁，任东阁大学士。
历经十几年的苦熬，申时行终于进入了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
但是当他进入内阁后，他才发现，自己在这里只起一个作用——凑数。
因为内阁的首辅是张居正，这位仁兄不但能力强，脾气也大，平时飞扬跋扈，是不折不扣的猛人。
一般说来，在猛人的身边，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当敌人，要么当仆人。
申时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很明白，像张居正这种狠角色，只喜欢一种人——听话的人。
申时行够意思，张居正也不含糊，三年之内，就把他提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从一品）。
但在此时的内阁里，申时行还只是个小字辈，张居正且不说，他前头还有张四维、马自强、吕调阳，一个个排过去，才能轮到他。距离那个最高的位置，依然是遥不可及。
申时行倒也无所谓，他已经等了二十年，不在乎再等十年。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不用等十年，一年都不用。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了。
树倒猢狲散。隐忍多年的张四维接班，开始反攻倒算，重新洗牌，局势对申时行很不利，因为地球人都知道他是张居正的亲信。
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第一次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混功”。
作为内阁大学士，大家弹劾张居正，他不说话；皇帝下诏剥夺张居正的职务，他不说话；抄张居正的家，他也不说话。
但不说话，不等于不管。
申时行是讲义气的，抄家抄出人命后，他立即上书，制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还分了一套房子，十倾地，用来供养张居正的家属。
此后，他又不动声色地四处找人做工作，最终避免了张先生被人从坟里刨出来示众。
张四维明知申时行不地道，偏偏拿他没办法。因为此人办事一向是滴水不漏，左右逢源，任何把柄都抓不到。
但既然已接任首辅，收拾个把人应该也不太难，在张四维看来，他有很多时间。
然而事与愿违，张首辅还没来得及下手，就得到了一个消息——他的父亲死了。
死了爹，就得丁忧回家，张四维不愿意。当然，不走倒也可以，夺情就行，但五年前张居正夺情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考虑到自己的实力远不如张居正，且不想被人骂死，张四维毅然决定，回家蹲守。
三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此时，老资格的吕调阳和马自强都走了，申时行奉命代理首辅，等张四维回来。
一晃两年半过去了，眼看张先生就要功德圆满，胜利出关，却突然病倒了。病了还不算，两个月后，竟然病死了。
上级都死光了，进入官场二十三年后，厚道的老好人申时行，终于超越了他的所有同学，走上了首辅的高位。
一个新的时代，将在他的手中开始。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取胜之道
☆取胜之道
就工作能力而言，申时行是十分卓越的，虽说比张居正还差那么一截，但在他的时代，却是最为杰出的牛人。
因为要当牛人，其实不难，只要比你牛的人死光了，你就是最牛的牛人。
就好比你上世纪三十年代和鲁迅见过面，给胡适鞠过躬，哪怕就是个半吊子，啥都不精，只要等有学问、知道你底细的那拨人都死绝了，也能弄顶国学大师的帽子戴戴。
更何况申时行所面对的局面，比张居正时要好得多：首先他是皇帝的老师，万历也十分欣赏这位新首辅；其次，他很会做人，平时人缘也好，许多大臣都拥戴他；加上此时他位极人臣，当上了大领导，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不过，只是似乎而已。
所谓朝廷，就是江湖。即使身居高位，扫平天下，也绝不会缺少对手。因为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会缺，就是不缺敌人。
张四维死了，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而这个敌人，是万历一手造就的。
张居正死后，万历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没人敢管他，也没人能管他，所有权力终于回到他的手中。他准备按自己的意愿去管理这个帝国。
但在此之前，他还必须做一件事。
按照传统，打倒一个人是不够的，必须把他彻底搞臭，消除其一切影响，才算是善莫大焉。
于是，一场批判张居正的活动就此轰轰烈烈展开。
张居正在世的时候，吃亏最大的是言官。不是罢官，就是打屁股，日子很不好过，现在时移势易，第一个跳出来的自然也就是这些人。
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御史丁此吕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当年科举中第，是走后门的关系户云云。
这是一次极端无聊的弹劾，因为张嗣修中第，已经是猴年马月的事，而张居正死后，他已被发配到边远山区充军。都折腾到这份上了，还要追究考试问题，是典型的没事找事。
然而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事实上，这是一个设计周密的阴谋。
丁此吕虽说没事干，却并非没脑子，他十分敏锐地察觉到，只要对张居正问题穷追猛打，就能得到皇帝的宠信，
这一举动还有另一个更阴险的企图：当年录取张嗣修的主考官，正是今天的首辅申时行。
也就是说，打击张嗣修，不但可以获取皇帝的宠信，还能顺道收拾申时行，把他拉下水，一箭双雕，十分狠毒。
血雨腥风就此而起。
申时行很快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他立即上书为自己辩解，说考卷都是密封的，只有编号，没有姓名，根本无法舞弊。
万历支持了他的老师，命令将丁此吕降职调任外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这道谕令的下达，才是暴风雨的真正开端。
明代的言官中，固然有杨继盛那样的孤胆英雄，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团伙作案。一个成功言官的背后，总有一拨言官。
丁此吕失败了，于是幕后黑手出场了，合计三双。
这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李值、江东之，羊可立。在我看来，这三位仁兄是名副其实的“骂仗铁三角”。
之所以给予这个荣誉称号，是因为他们不但能骂，还很铁。
李、江、羊三人，都是万历五年（1577）的进士。原本倒也不熟，自从当了御史后，因为共同的兴趣和事业（骂人）走到了一起，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成为了新一代的搅屎棍。
之所以说新一代，是因为在他们之前，也曾出过三个极能闹腾的人，即大名鼎鼎的刘台、赵用贤、吴中行。这三位仁兄，当年曾把张居正老师折腾得只剩半条命，十分凑巧的是，他们都是隆庆（1571）五年的进士，算是老一代的铁三角。
但这三个老同志都还算厚道人，大家都捧张居正，他们偏骂，这叫义愤。后来的三位，大家都不骂了，他们还骂，这叫投机。
丁此吕的奏疏刚被打回来，李植就冲了上去，枪口直指内阁的申时行。还把管事的吏部尚书杨巍搭了上去，说这位人事部长逢迎内阁，贬低言官。
话音没落，江东之和羊可立就上书附和，一群言官也跟着凑热闹，舆论顿时沸沸扬扬。
对于这些举动，申时行起先并不在意：丁此吕已经滚蛋了，你们去闹吧，还能咋地？
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几天以后，万历下达了第二道谕令，命令丁此吕留任，并免除应天主考高启愚（负责出考题）的职务。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政治信号。
其实申时行并不知道，对于张居正，万历的感觉不是恨，而是痛恨。这位曾经的张老师，不但是一个可恶的夺权者，还是笼罩在他心头上的恐怖阴影。
支持张居正的，他就反对，反对张居正的，他就支持！无论何人、何时、何种动机。
这才是万历的真正心声，上次赶走丁此吕，不过是给申老师一个面子，现在面子都给过了，该怎么来，咱还怎么来。
申时行明白，大祸就要临头了：今天解决出考题的，明天收拾监考的，杀鸡儆猴的把戏并不新鲜。
情况十分紧急，但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却表现出了让人不解的态度，他并不发文反驳，对于三位御史的攻击，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
几天之后，他终于上疏，却并非辨论文书，而是辞职信。
就在同一天，内阁大学士许国、吏部尚书杨巍同时提出辞呈，希望回家种田。
这招以退为进十分厉害，刑部尚书潘季驯、户部尚书王璘、左都御史赵锦等十余位部级领导纷纷上疏，挽留申时行。万历同志也手忙脚乱，虽然他很想支持三位骂人干将，把张居正整顿到底，但为维护安定团结，拉人干活，只得再次发出谕令，挽留申时行等人，不接受辞职。
这道谕令有两个意思，首先是安慰申时行，说这事我也不谈了，你也别走了，老实干活吧。
此外，是告诉江、羊、李三人，这事你们干得不错，深得我心（否则早就打屁股了），但到此为止，以后再说。
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然而之后的发展告诉了我们，这一切，只不过是热身运动。
问题的根源，在于“铁三角”。科场舞弊事件完结后，这三位拍对了马屁的仁兄都升了官：江东之升任光禄寺少卿，李植任太仆寺少卿，羊可立为尚宝司少卿。
太仆寺少卿是管养马的，算是助理弼马温，正四品。光禄寺少卿管吃饭宴请，是个肥差，正五品。尚宝司少卿管公章文件，是机要部门，从五品。
换句话说，这三个官各有各的好处，却并不大，可见万历同志心里有谱：给你们安排好工作，小事来帮忙，大事别掺和。
这三位兄弟悟性不高，没明白其中的含义，给点颜色就准备开染坊。虽然职务不高，权力不大，却都很有追求，可谓是手攥两块钱，心怀五百万，欢欣鼓舞之余，准备接着干。
而这一次，他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打算捏软柿子，将矛头对准了另一个目标——潘季驯。
可怜潘季驯同志，其实他并不是申时行的人。说到底，不过是个搞水利的技术员，高拱在时，他干，张居正在时，他也干，是个标准的老好人，无非是看不过去，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成了打击对象。
话虽如此，但此人一向人缘不错，又属于特殊科技人才，还干着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
可是李植只用了一封奏疏，就彻底终结了他。
这封奏疏彻底证明了李先生的厚黑水平，非但绝口不提申时行，连潘技术员本人都不骂。只说了两件事——张居正当政时，潘季驯和他关系亲密，经常走动，张居正死后抄家，他曾几次上书说情。
这就够了。
申时行的亲信，不要紧；个人问题，不要紧；张居正的同伙，就要命了。
没过多久，兢兢业业的潘师傅就被革去所有职务，从部长一踩到底，回家当了老百姓。
这件事干得实在太过龌龊，许多言官也看不下去了。御史董子行和李栋分别上书，为潘季驯求情，却被万历驳回，还罚了一年工资。
有皇帝撑腰，“铁三角”越发肆无忌惮，把战火直接烧到了内阁的身上，而且下手也特别狠，明的暗的都来。先是写匿名信，说大学士许国安排人手，准备修理李植、江东之。之后又明目张胆地弹劾申时行的亲信，不断发起挑衅。
部长垮台，首辅被整，闹到这个份上，已经是人人自危，鬼才知道下个倒霉的是谁。连江东之当年的好友，刑科给事中刘尚志也憋不住了，站出来大吼一声：
“你们要把当年和张居正共事过的人全都赶走，才肯干休吗（尽行罢斥而后已乎）？！”
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在这片狂风骤雨之中，有一个人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面对漫天阴云，申时行十分之镇定，既不吵，也不闹，怡然自得。
这事要换在张居正头上，那可就了不得了。以这位仁兄的脾气，免不了先回骂两句，然后亲自上阵，罢官、打屁股，搞批判，不搞臭搞倒誓不罢休。刘台、赵用贤等人，就是先进典型。
就能力与天赋而言，申时行不如张居正，但在这方面，他却远远地超越了张先生。
申首辅很清楚，张居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务天才。而像刘台、江东之这类人，除了嘴皮子利索，口水旺盛外，干工作也就是个白痴水平。和他们去较真，那是要倒霉的，因为这帮人会把对手拉进他们的档次，并凭借自己在白痴水平长期的工作经验，战胜敌人。
所以在他看来，李植、江东之这类人，不过是跳梁小丑，并无致命威胁，无须等待多久，他们就将露出破绽。
所谓宽宏大量，胸怀宽广之外，只因对手档次太低。
然而“铁三角”似乎没有这个觉悟，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他们再一次发动了进攻。
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给万历修建陵墓，申时行前往大峪山监督施工，本打算打地基，结果挖出了石头。
在今天看来，这实在不算个事，把石头弄走就行了。可在当时，这就是个掉脑袋的事。
皇帝的陵寝，都是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要保证皇帝大人死后，也得躺得舒坦，竟然挑了这么块石头地，存心不让皇上好好死，是何居心？
罪名有了，可申时行毕竟只是监工，要把他拉下水，必须要接着想办法。
经过一番打探，办法找到了：原来这块地是礼部尚书徐学谟挑的，这个人不但是申时行的亲家，还是同乡。很明显，他选择这块破地，给皇上找麻烦，是有企图的，是用心不良的，是受到指使的。
只要咬死两人的关系，就能把申时行彻底拖下水。而这帮野心极大的人，也早已物色好了首辅的继任者，只要申时行被弹劾下台，就立即推荐此人上台，并借此控制朝局，这就是他们的计划。
然而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却有两个致命的破绽。
几天之后，三人同时上疏，弹劾陵墓用地选得极差，申时行玩忽职守，任用私人，言辞十分激烈。
在规模空前的攻击面前，申时行却毫不慌张，只是随意上了封奏疏说明情况，因为他知道，这帮人很快就要倒霉了。
一天之后，万历下文回复：
“阁臣（指申时行）是辅佐政务的，你们以为是风水先生吗（岂责以堪舆）！？”
怒火中烧的万历骂完之后，又下令三人罚俸半年，以观后效。
三个人被彻底打懵了，他们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归根结底，还是信息工作没有到位。这几位仁兄晃来晃去，只知道找地的是徐学谟，却不知道拍板定位置的，是万历。
皇帝大人好不容易亲自出手挑块地，却被他们骂得一无是处，不出口气实在说不过去。
不过还好，毕竟算是皇帝的人，只是罚了半年的工资，励精图治，改日再整。
可还没等这三位继续前进，背后却又挨了一枪。
在此之前，为了确定申时行的接班人选，三个人很是费了一番脑筋，反复讨论，最终拍板——王锡爵。
这位王先生，之前也曾出过场。张居正夺情的时候，上门逼宫，差点把张大人搞得横刀自尽，是张居正的死对头，加上他还是李植的老师，没有更适合的人选了。
看上去是那么回事，可惜有两点，他们不知道：其一，王锡爵是个很正派的人，他不喜欢张居正，却并非张居正的敌人。
其二，王锡爵是嘉靖四十一年进士，考试前就认识了老乡申时行，会试，他考第一，申时行考第二，殿试，他考第二，申时行第一。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基于以上两点，得知自己被推荐接替申时行之后，王锡爵递交了辞职信。
这是一封著名的辞职信，全称为《因事抗言求去疏》，并提出了辞职的具体理由：
老师不能管教学生，就该走人（当去）！
这下子全完了，这帮人虽说德行不好，但毕竟咬人在行，万历原打算教训他们一下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可这仨太不争气，得罪了内阁、得罪了同僚，连自己的老师都反了水，再这么闹腾，没准自己都得搭进去，于是他下令，江东之、李植、羊可立各降三级，发配外地。
家犬就这么变成了丧家犬，不动声色之间，申时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和稀泥的艺术1
☆和稀泥的艺术
对申时行而言，江东之这一类人实在是小菜一碟。在朝廷里呆了二十多年，徐阶、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混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万历五年出山的这帮小喽罗自然不在话下。
混是一种生活技巧，除个别二杆子外，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人类发展，该混就混，该干就干，只混不干的，叫做混混。
申时行不是混混，混只是他的手段，干才是他的目的。
一般说来，新官上任，总要烧三把火，搞点政绩，大干特干，然而综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就会惊奇地发现，他的大干，就是不干。他的作为，就是不作为。
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是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
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毫无理由反攻倒算。
但申时行就这么干了，因为这样干，是正确的。
考成法，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工作指标层层落实，完不成轻则罢官，重则坐牢，令各级官员威风丧胆。
在很长时间里，这种明代的打考勤，发挥了极大效用，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
但张先生并不知道，这种考成法，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
比如朝廷规定，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分配到浙江，是三十万，这事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正五品），由其监督执行。
浙江司接到命令，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齐。
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立马召集各级知府，限期收齐。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限期收齐。
知县大人虽然官小，也不会自己动手，回衙门召集衙役，限期收齐。
最后干活的，就是衙役，他们就没办法了，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
明朝成立以来，大致都是这么个办法，就管理学而言，还算比较合理，搞了两百多年，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考成法一出来，事情就麻烦了。
原先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执行，就算执行不了，也好商量。三年一考核，灾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齐，不要紧，政策灵活掌握，明年努力，接着好好干。
考成法执行后，就不行了，给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短斤少两自己补上，补不上就下课受罚。
这下就要了命了，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收不齐，连累知府，知府又连累布政使，一层层追究责任，大家同坐一条船，出了事谁也跑不掉。
与其自下而上垮台，不如自上而下压台。随着一声令下，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不问理由，不问借口，必须完成任务。
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县，知县压衙役，衙役……，就只能压老百姓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上级压下级，下级压百姓。一般年景，也还能对付过去，要遇上个灾荒，那就惨了，衙役还是照样上门，说家里遭灾，他点头，说家里死人，他还点头，点完头该交还得交。揭不开锅也好，全家死绝也罢，收不上来官就没了，你说我收不收？
以上还算例行公事，到后来，事情越发恶劣。
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评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也敢往大了报，反正自己也不吃亏。
可是朝廷不管那些，报了就得拿钱。于是挨家挨户地收，收不上来就逼，逼不出来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这些人，就叫流民。
流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人离开家乡，四处游荡，没有户籍，没有住所，也不办暂住证，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到万历中期，流民数量已经十分惊人。连当时的北京市郊，都盘踞着大量流民。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都是家常便饭。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来扫一次，十分难办。
而这些情况，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
于是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成法，并开辟了大量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缓解。
废除考成法，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虽然是改革，却不用怎么费力，毕竟张居正是死人兼废人，没人帮他出头，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
但下一次，就没这么便宜的事了。
万历十八年（1590），总兵李联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遭遇埋伏，全军覆灭。下黑手的，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扯立克。
事情闹大了，因为李联芳是明军高级将领，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所以消息传来，大臣们个个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非打不可了，堂堂大明朝，被人打了不还手，当缩头乌龟，怎么也说不过去。而且这事闹得皇帝都知道了，连他都觉得没面子，力主出兵。
老板发话，群众支持，战争已是势在必行，然而此时，申时行站了出来，对皇帝说：
“不能打。”
在中国历史上，但凡国家有事，地方被占了，人被杀了，朝廷总就是群情激奋，人人喊打，看上去个个都是民族英雄，正义化身，然而其中别有奥秘：
临战之时，国仇家恨，慷慨激昂，大家都激动。在这个时候，跟着激动一把，可谓是毫无成本，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还能落个名声，何乐而不为。
主和就不同了，甭管真假，大家都喊打，你偏不喊，脱离群众，群众就会把你踩死。
所以主战者未必勇，主和者未必怯。
主和的申时行，就是一个勇敢的人。事实证明，他的主张十分正确。
因为那位下黑手的扯立克，并不是一般人，他的身份，是鞑靼的顺义王。
顺义王，是当年明朝给俺答的封号，这位扯立克就是俺答的继任者。但此人即不顺，也不义，好好的互市不干，整天对外扩张，还打算联合蒙古、西藏各部落，搞个蒙古帝国出来和明朝对抗。
对这号人，打是应该的。但普鲁士伟大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打仗说穿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话，如果有别的方法能达到目的，何必要打呢？
申时行找到了这个方法。
他敏锐地发现，扯立克虽然是顺义王，但其属下却并非铁板一块。由各个部落组成，各有各的主张，大多数人和明朝生意做得好好的，压根不想打仗，如果贸然开战，想打的打了，不想打的也打了，实在是得不偿失。分化瓦解才是上策。
所以申时行反对。
当然，以申时行的水平，公开反对这种事，他是不会干的。夜深人静，独自起草，秘密上交，事情干得滴水不漏。
万历接到奏疏，认可了申时行的意见，同意暂不动兵，并命令他全权处理此事。
消息传开，一片哗然，但皇帝说不打，谁也没办法找皇帝算帐。申时行先生也是一脸无辜：我虽是朝廷首辅，但皇帝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仗是不用打了，但这事还没完。申时行随即下令兵部尚书郑洛，在边界集结重兵，也不大举进攻，每天就在那里蹲着。别的部落都不管，专打扯立克，而且还专挑他的运输车队下手，抢了就跑。
这种打法毫无成本，且收益率极高，明军乐此不疲，扯立克却是叫苦不迭，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得率部躲得远远的，就这样，不用大动干戈，不费一兵一卒，申时行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恢复了边境的和平。
虽然张居正死后，朝局十分复杂，帮派林立，申时行却凭借着无人能敌的“混功”，应对自如，游刃有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自己能混，还无私地帮助不能混的同志，比如万历。
自从登基以来，万历一直在忙两件事，一是处理政务，二是搞臭张居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
因为张居正实在太牛了，当了二十六年的官，十年的皇帝（实际如此），名气比皇帝还大，虽然人死了，茶还烫的冒泡，所以不搞臭张居正，就搞不好政务。
但要干这件事，自己是无从动手的，必须找打手，万历很快发现，最好的打手，就是言官和大臣。
张居正时代，言官大臣都不吃香，被整得奄奄一息，现在万历决定，开闸，放狗。
事实上，这帮人的表现确实不错，如江东之、李植、羊可立等人，虽说下场不怎么样，但至少在工作期间，都尽到了狗的本分。
看见张居正被穷追猛打，万历很高兴，看见申时行被牵连，万历也不悲伤，因为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轻微的副作用，敲打一下申老师也好，免得他当首辅太久，再犯前任（张居正）的错误。
他解放言官大臣，指挥自若，是因为他认定，这些人将永远听从他的调遣。
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因为就骂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只有一个区别：大妈是业余的，言官大臣是职业的。
大妈骂完街后，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言官大臣骂完这个，就会骂下一个。所以，当他们足够壮大之后，攻击的矛头将不再是死去的张居正，或是活着的申时行，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对言官和大臣们而言，万历确实有被骂的理由。
自从万历十五年（1587）起，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经常是“偶有微疾”，开始还真是“偶有”，后来就变成常有，“微疾”也逐渐变成“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总而言之，大臣们是越来越少见到他了。
必须说明的是，万历是不上朝，却并非不上班，事情还是要办，就好比说你早上起床，不想去单位，改在家里办公，除了不打考勤，少见几个人外，也没什么不同，后世一说到这位仁兄，总是什么几十年不干活之类，这要么是无意的误解，要么是有意的污蔑。
在中国当皇帝，收益高，想要啥就有啥，但风险也大，屁股上坐的那个位置，只要是人就想要，但凡在位者，除了个把弱智外，基本上都是怀疑主义者，见谁怀疑谁，今天这里搞阴谋，明天那里闹叛乱，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悬，几天不看公文，没准刀就架在脖子上了。
万历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他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工于心计的政治老手，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实，却无人察觉背后隐藏的奥秘：
在他之前，有许多皇帝每日上朝理政，费尽心力，日子过得极其辛苦，却依然是脑袋不保，而他几十年不上朝，谁都不见，却依然能够控制群臣，你说这人厉不厉害？
但言官大臣是不管这些的，在他们的世界观里，皇帝不但要办事，还要上班，哪怕屁事没有，你也得坐在那，这才叫皇帝。
万历自然不干，他不干的表现就是不上朝，言官大臣也不干，他们不干的表现就是不断上奏疏。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一直在干同样的事情。
万历十四年（1586）十月，这场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当时的万历，基本上还属于上朝族，只是偶尔罢工而已，就这样，也没躲过去。
第一个上书的，是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按说第一个不该是他，因为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祀，级别又低，平时也不和皇帝见面。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上书提意见，他之所以不满，不是皇帝不上朝，而是不祭祀。
卢洪春是一个很负责的人，发现皇帝不怎么来太庙，又听说近期经常消极怠工，便上书希望皇帝改正。
本来是个挺正常的事，却被他搞得不正常。因为这位卢先生除了研究礼仪外，还学过医，有学问在身上，不显实在对不起自己，于是发挥专业特长，写就奇文一篇，送呈御览。
第二天，申时行奉命去见万历，刚进去，就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
“卢洪春这厮！肆言惑众，沽名讪上，好生狂妄！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着实打六十棍！革了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
以上言辞，系万历同志之原话，并无加工。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和稀泥的艺术2
很久很久以前，这厮两个字就诞生了，在明代的许多小说话本中，也频频出现，其意思依照现场情况，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从这家伙、这小子、到这混蛋，这王八蛋，不一而同。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字不是好话，是市井之徒的常用语，皇帝大人脱口而出，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卢洪春的那篇奏疏，你看你也急。
除了指责皇帝陛下不该缺席祭祀外，卢主事还替皇帝陛下担忧其危害：
“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之疾，皆非今日所宜有。”
年纪轻轻就头晕眼黑，确实是不对的，确实应该注意，到此打住，也就罢了。
可是担忧完，卢先生就发挥医学特长：
“医家曰：气血虚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
气血虚弱，肝虚肾虚，症状出来了，接着就是分析原因：
“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
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
所谓衽席之娱，是指某方面的娱乐，相信大家都能理解，综合起来的意思是：
皇帝你之所以身体不好，在我看来，是因为过于喜欢某种娱乐，不知收敛保养，如此下去，问题非常严重。
说这句话的，不是万历他妈，不是他老婆，不是深更半夜交头接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是一个管礼仪的六品官，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上书，且一言一语皆已千古流传。
再不收拾他，就真算白活了。
命令下达给了申时行，于是申时行为难了。
这位老油条十分清楚，如果按照万历的意思严惩卢洪春，言官们是不答应的；如果不处理，万历又不答应。
琢磨半天，想了个办法。
他连夜动笔，草拟了两道文书，第一道是代万历下的，严厉斥责卢洪春，并将其革职查办。第二道是代内阁下的，上奏皇帝，希望能够宽恕卢洪春，就这么算了。
按照他的想法，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有交代。
事实证明，这是幻想。
首先发作的是万历。这位皇帝又不是傻子，一看就明白申时行耍两面派，立即下令，即刻动手打屁股，不得延误。此外他还不怀好意地暗示，午门很大，多个人不嫌挤。
午门就是执行廷杖的地方，眼看自己要去垫背，申时行随即更改口风，把卢洪春拉出去结结实实地打了六十棍。
马蜂窝就这么捅破了。
言官们很惭愧。一个礼部的业余选手，都敢上书，勇于曝光皇帝的私生活，久经骂阵的专业人才竟然毫无动静，还有没有职业道德？
于是大家群情激奋，以给事中杨廷相为先锋，十余名言官一拥而上，为卢洪春喊冤翻案。
面对漫天的口水和奏疏，万历毫不退让，事实上，这是一个极端英明的抉择：一旦让步，从宽处理了卢洪春，那所谓“喜欢某种娱乐，不注意身体”的黑锅，就算是背定了。
但驳回去一批，又来一批。言官们踊跃发言，热烈讨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说白不说。
万历终于恼火了，他决定罚款，带头闹事的主犯罚一年工资，从犯八个月。
对言官而言，这个办法很有效果。
在明代，对付不同类别的官员，有不同的方法：要折腾地方官，一般都是降职。罚工资没用，因为这帮人计划外收入多，工资基本不动，罚光了都没事。
言官就不同了，他们都是靠死工资的，没工资日子就没法过，一家老小只能去喝西北风，故十分害怕这一招。
于是风波终于平息，大家都消停了。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对此，申时行有很深的认识。作为天字第一号混事的高手，他既不想得罪领导，又不想得罪同事，为实现安定团结，几十年如一日地和稀泥，然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他逐渐意识到，和稀泥的幸福生活长不了。
因为万历的生活作风，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事实上，卢洪春的猜测很可能是正确的，二十多岁的万历之所以不上朝，应该是沉迷于某种娱乐。否则实在很难解释，整天在宫里呆着，到底有啥乐趣可言。
说起来，当年张居正管他也实在管得太紧。啥也不让干，吃个饭喝点酒都得看着。就好比高考学生拼死拼活熬了几年，一朝拿到录取通知书，革命成功，自然就完全解放了。
万历同志在解放个人的同时，也解放了大家。火烧眉毛的事情（比如打仗，阴谋叛乱之类），看一看，批一批，其余的事，能不管就不管，上朝的日子越来越少。
申时行很着急，但这事又不好公开讲，于是他灵机一动，连夜写就了一封奏疏。在我看来，这封文书的和稀泥技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文章大意是这样的：
皇帝陛下，我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好，经常头晕眼花（时作晕眩），对此我十分担心。我知道，您这是劳累所致啊！由于您经常熬夜工作，亲历亲为（一语双关，佩服），才会身体不好。为了国家，希望您能够清心寡欲，养气宁神（原文用词），好好保重身体。
高山仰止，自惭形秽之感，油然而生。
对于这封奏疏，万历还是很给了点面子。他召见了申时行，表示明白他的苦心，良药虽然苦口，却能治病，今后一定注意。申时行备感欣慰，兴高采烈地走了。
但这只是错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药到病除的药只有一种——毒药。
事实证明，万历确实不是一般人。因为一般人被人劝，多少还能改几天，他却是一点不改，每天继续加班加点，从事自己热爱的娱乐。据说还变本加厉，找来了十几个小太监，陪着一起睡（同寝），也算是开辟了新品种。
找太监这一段，史料多有记载，准确性说不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万历同志依旧是我行我素，压根儿不给大臣们面子。
既然不给脸面，那咱就有撕破脸的说法。
万历十七年十二月，明代，不，是中国历史上胆最大、气最足的奏疏问世了！其作者，是大理寺官员雒于仁。
雒于仁，字少泾，陕西泾阳人。纵观明清两代，陕西考试不大行，但人都比较实在。既不慷慨激昂，也不罗罗嗦嗦，说一句是一句，天王老子也敢顶。比如后世的大贪污犯和珅，最得意的时候，上有皇帝撑腰，下有大臣抬轿。什么纪晓岚、刘墉，全都服服帖帖，老老实实靠边站，所谓“智斗”之类，大都是后人胡编的，可谓一呼百应。而唯一不应的，就是来自陕西的王杰。每次和珅说话，文武百官都夸，王杰偏要顶两句，足足恶心了和珅十几年，又抓不到他的把柄，也只能是“厌之而不能去”（清史稿）。
雒于仁就属于这类人，想什么说什么，从不怕得罪人，而且他的这个习惯，还有家族传统：
雒于仁的父亲，叫做雒遵，当年曾是高拱的学生，干过吏科都给事中。冯保得势的时候，骂过冯保；张居正得势的时候，骂过谭纶（张居正的亲信），为人一向高傲，平生只佩服一人，名叫海瑞。
有这么个父亲，雒于仁自然不是孬种。加上他家虽世代为官，却世代不捞钱，穷日子过惯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怕罚工资，不怕降职，看不惯皇帝了，就要骂。随即一挥而就，写下奇文一篇，后世俗称为《酒色财气疏》。
该文主旨明确，开篇即点明中心思想：
“陛下之恙，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
这段话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说皇上你确实有病，什么病呢？你喜欢喝酒，喜欢玩女人，喜欢捞钱，还喜欢动怒耍威风，酒色财气样样俱全，自然就病了。
以上是全文的论点，接下来的篇幅，是论据，描述了万历同志在喝酒玩女人方面的具体体现，逐一论证以上四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比较长，就不列举了。
综观此文，下笔之狠，骂法之全，真可谓是鬼哭狼嚎。就骂人的狠度和深度而言，雒于仁已经全面超越了海瑞前辈，雒遵同志如果在天有灵，应该可以瞑目了。
更缺德的是，雒于仁的这封奏疏是十二月（农历）底送上去的，搞得万历自从收到这封奏疏，就开始骂，不停地骂，没日没夜地骂，骂得新年都没过好。
骂过瘾后，就该办人了。
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按照规矩，内阁首辅应该去宫里拜年。当然也不是真拜，到宫门口鞠个躬就算数。但这一次，申时行刚准备走人，就被太监给叫住了。
此时，雒于仁的奏疏已经传遍内外，申先生自然知道怎么回事，不用言语就进了宫。看到了气急败坏的皇帝，双方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以下言语，皆出自申时行的原始记录）
万历：先生看过奏本（指雒于仁的那份），说朕酒色财气，试为朕评一评。
申时行：……（还没说话，即被打断）
万历：“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即著名的郑贵妃），朕只因郑氏勤劳……何曾有偏？”
喘口气，接着说：
“他说朕贪财……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又说朕尚气……勇即是气，朕岂不知！人孰无气！”
这口气出完了，最后得出结论：
“先生将这奏本去票拟重处！”
申时行这才搭上话：
“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说到此处，又被打断）”
万历大喝一声：
“他就是出位沽名！”
申时行傻眼了，他在朝廷混了几十年，从未见过这幅场景，皇帝大人一副吃人的模样，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横飞，这样下去，恐怕要出大事。
于是他闭上了嘴，开始紧张地思索对策。
既不能让皇帝干掉雒于仁，也不能不让皇帝出气，琢磨片刻，稀泥和好了。
“他（指雒于仁）确实是为了出名（先打底），但陛下如果从重处罚他，却恰恰帮他成了名，反损皇上圣德啊！”
“如果皇上宽容，不和他去一般见识，皇上的圣德自然天下闻名（继续戴高帽）！”
在这堆稀泥面前，万历同志终于消了气：
“这也说得是，如果和他计较，倒不是损了朕的德行，而是损了朕的气度！”
上钩了，再加最后一句：
“皇上圣度如天地一般，何所不容！”（圆满收工）
万历沉默地点了点头。
话说到这，事情基本就算完了，申时行定定神，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一件极为重要的事。
他决定趁此机会，解决此事。
然而他正准备开口，却又听见了一句怒斥：
“朕气他不过，必须重处！”
万历到底是年轻人，虽然被申时行和了一把稀泥，依然不肯干休，这会回过味来，又绕回去了。
这事还他娘没完了，申时行头疼不已，但再头疼事情总得解决，如果任由万历发作胡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关键的时刻，申时行再次展现了他举世无双的混事本领，琢磨出了第二套和稀泥方案：
“陛下，此奏本（雒于仁）原本就是讹传，如果要重处雒于仁，必定会将此奏本传之四方，反而做了实话啊！”
利害关系说完，接下来该掏心窝了：
“其实原先我等都已知道此奏疏，却迟迟不见陛下发阁（内阁）惩处（学名：留中），我们几个内阁大学士在私底下都互相感叹，陛下您胸襟宽容，实在是超越千古啊（马屁与说理相结合）。”
“所以以臣等愚见，陛下不用处置此事，奏疏还是照旧留存吧，如此陛下之宽容必定能留存史书，传之后世，千秋万代都称颂陛下是尧舜之君，是大大的好事啊！”
据说拍马屁这个行当，最高境界是两句古诗，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我看来，申时行做到了。
但申先生还是低估了万历的二杆子性格，他话刚讲完，万历又是一声大吼：
“如何设法处他？只是气他不过！”
好话说一堆，还这么个态度，那就不客气了：
“此本不可发出，也无他法处之，还望皇上宽恕，容臣等传谕该寺堂官（即大理寺高级官员），使之去任可也。”
这意思就是，老子不和稀泥了，明白告诉你，骂你的这篇文章不能发，也没办法处理，最多我去找他们领导，把这人免职了事，你别再闹了，闹也没用。
很明显，万历虽然在气头上，却还是很识趣的，他清楚，目前形势下，自己不能把雒于仁怎么样，半天一言不发。申时行明白，这是默认。
万历十八年的这场惊天风波就此了解，雒于仁骂得皇上一无是处，青史留名，却既没掉脑袋，也没有挨板子，拍拍屁股就走人了。而气得半死的万历终于认定，言官就是混蛋，此后的几十年里，他都保持着相同的看法。
最大的赢家无疑是申时行，他保护了卢洪春、保护了雒于仁，安抚了言官大臣，也没有得罪皇帝，使两次危机成功化解，无愧为和稀泥的绝顶高手。
自万历十一年执政以来，申时行经历了无数考验，无论是上司还是同僚，他都应付自如，七年间，上哄皇帝，下抚大臣，即使有个把不识趣、不配合的，也能被他轻轻松松地解决掉，混得可谓如鱼得水。
然而正是这一天，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在解决完最为棘手的雒于仁问题后，他的好运将彻底结束。
因为接下来，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臣等更有一事奏请。”
虽然雒于仁的事十分难办，但和申时行即将提出的这件事相比，只能说是微不足道。
他所讲的事情，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以及大明王朝的国运，而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有个专用名词：“争国本”。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游戏的开始1
☆游戏的开始
在张居正管事的前十年，万历既不能执政，也不能管事，甚至喝酒胡闹都不行，但他还有一项基本的权力——娶老婆。
万历六年（1578），经李太后挑选，张居正认可，十四岁的万历娶了老婆，并册立为皇后。
不过对万历而言，这不是个太愉快的事情，因为这个老婆是指认的，什么偶然邂逅，自由恋爱都谈不上，某月某天，突然拉来一女的，无需吃饭看电影，就开始办手续，经过无数道繁琐程序仪式，然后正式宣告，从今以后，她就是你的老婆了。
包办婚姻，纯粹的包办婚姻。
虽然是凑合婚姻，但万历的运气还不错，因为他的这个老婆相当凑合。
万历皇后王氏，浙江人，属传统贤妻型，而且为人乖巧，定位明确，善于关键时刻抓关键人，进宫后皇帝都没怎么搭理，先一心一意服侍皇帝他妈，早请示晚汇报，把老太太伺候好了，婆媳问题也就解决了。
此外她还是皇帝的办公室主任，由于后来万历不上朝，喜欢在家里办公，公文经常堆得到处都是，她都会不动声色地加以整理，一旦万历找不着了，她能够立即说出公文放在何处，何时、由何人送入，在生活上，她对皇帝大人也是关怀备至，是优秀的秘书老婆两用型人才。
这是一个似乎无可挑剔的老婆，除了一个方面——她生不出儿子。
古人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虽说家里有一堆儿子，最后被丢到街上的也不在少数，但既然是古人云，大家就只好人云亦云，生不出儿子，皇后也是白搭。于是万历九年（1581）的时候，在李太后的授意下，万历下达旨意：命令各地选取女子，以备挑选。
其实算起来，万历六年两人结婚的时候，万历只有十四岁，到万历九年的时候，也才十七岁，连枪毙都没有资格，就逼着要儿子，似乎有点不地道，但这是一般人的观念，皇帝不是一般人，观念自然也要超前，生儿子似乎也得比一般人急。
但旨意传下去，被张居正挡了回来，并且表示，此令绝不可行。
不要误会，张先生的意思并非考虑民间疾苦，不可行，是行不通。
到底是首辅大人老谋深算，据说他刚看到这道旨意，便下断言：如按此令下达，决然无人可挑。
俗话说，一入候门深似海，何况是宫门，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送进去，就好比黄金周的旅游景点，丢进人堆就找不着了，谁也不乐意。那些出身名门、长相漂亮的自然不来，万一拉上来的都是些歪瓜裂枣，恶心了皇帝大人，这个黑锅谁来背？
可是皇帝不能不生儿子，不能不找老婆，既要保证数量，也要确保质量，毕竟你要皇帝大人将就将就，似乎也是勉为其难。
事情很难办，但在张居正大人的手中，就没有办不了的事，他脑筋一转，加了几个字：原文是挑选入宫，大笔一挥，变成了挑选入宫册封嫔妃。
事情就这么解决了，因为说到底，入不入宫，也是个成本问题，万一进了宫啥也混不上，几十年没人管，实在不太值。在入宫前标明待遇，肯定级别，给人家个底线，自然就都来了。
这就是水平。
但连张居正都没想到，他苦心琢磨的这招，竟然还是没用上。
因为万历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就在挑选嫔妃的圣旨下达后，一天，万历闲来无事，去给李太后请安，完事后，准备洗把脸，就叫人打盘水来。
水端来了，万历一边洗着手，一边四处打量，打量来，打量去，就打量上了这个端脸盆的宫女。
换在平常，这类人万历是一眼都不看的，现在不但看了，而且还越看越顺眼，顺眼了，就开始搭讪。
就搭讪的方式而言，皇帝和街头小痞子是没什么区别的，无非是你贵姓，哪里人等等。但差异在于，小痞子搭完话，该干嘛还干嘛，皇帝就不同了。
几句话搭下来，万历感觉不错，于是乎头一热，就幸了。
皇帝非凡人，所以幸了之后的反应也不同于凡人，不用说什么一时冲动之类的话，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不过万历还算厚道，临走时，赏赐她一副首饰，这倒也未必是他有多大觉悟，而是宫里的规定：但凡临幸，必赐礼物。
因为遵守这个规定，他后悔了很多年。
就万历而言，这是一件小事，皇帝嘛，幸了就幸了，感情是谈不上的，事实上，此人姓甚名谁，他都未必记得。
这个宫女姓王，他很快就将牢牢记住。因为在不久之后，王宫女意外地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万历那里，他非但不高兴，反而对此守口如瓶，绝口不提。
因为王宫女地位低，且并非什么沉鱼落雁之类的人物，一时兴起而已，万历不打算认这帐，能拖多久是多久。
但这位仁兄明显打错了算盘，上朝可以拖，政务可以拖，怀孕拖到最后，是要出人命的。
随着王宫女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知道这件事的人也一天天多起来，最后，太后知道了。
于是，她叫来了万历，向他询问此事。
万历的答复是沉默，他沉默的样子，很有几分流氓的风采。
然而李太后对付此类人物，一向颇有心得。当年如高拱、张居正之类的老手都应付过去了，刚入行的新流氓万历自然不在话下。既然不说话，就接着问。
装哑巴是行不通了，万历随口打哈哈，就说没印象了，打算死不认账。
万历之所以有持无恐，是因为这种事一般都是你知我知，现场没有证人，即使有证人，也不敢出来（偷窥皇帝，是要命的）。
他这种穿上裤子就不认人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李太后，于是，她找来了证人。
这个证人的名字，叫内起居注。
在古代文书中，起居注是皇帝日常言行的记录。比如今天干了多少活，去了多少地方，是第一手的史料来源。
但起居注记载的，只是皇帝的外在工作情况，是大家都能看见的，而大家看不见的那部分，就是内起居注。
内起居注记载的，是皇帝在后宫中的生活情况。比如去到哪里，和谁见面，干了些什么。当然，鉴于场所及皇帝工作内容的特殊性，其实际记录者不是史官，而是太监。所谓外表很天真，内心很暴力，只要翻一翻内外两本起居注，基本都能搞清楚。
由于具有生理优势，太监可以出入后宫，干这类事情也方便得多。皇帝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当然，不宜太近），皇帝进去开始工作，太监在外面等着。等皇帝出来，就开始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来到某后妃处，某时进，某时出，特此记录存入档案。
皇帝工作，太监记录，这是后宫的优良传统，事实证明，这一规定是极其有效，且合理的。
因为后宫人太多，皇帝也不计数，如王宫女这样的邂逅，可谓比比皆是。实际上，皇帝乱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乱搞之后的结果。
如果宫女或后妃恰好怀孕，生下了孩子，这就是龙种，要是儿子，没准就是下一任皇帝，万一到时没有原始记录，对不上号，那就麻烦了。
所以记录工作十分重要。
但这项工作，还有一个漏洞，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只有皇帝、太监、后妃（宫女）三人在场。事后一旦有了孩子，后妃自然一口咬定，是皇帝干的，而皇帝一般都不记得，是不是自己干的。
最终的确定证据，就是太监的记录。但问题在于，太监也是人，也可能被人收买，如果后妃玩花样，或是皇帝不认账，太监也没有公信力。
所以宫中规定，皇帝工作完毕，要送给当事人一件物品，而这件物品，就是证据。
李太后拿出了内起居注，翻到了那一页，交给了万历。
一切就此真相大白，万历只能低头认账。
万历十年（1582），上车补票的程序完成，王宫女的地位终于得到了确认，她挺着大肚子，接受了恭妃的封号。
两个月后，她不负众望生下了一个儿子，是为万历长子，取名朱常洛。
消息传来，举国欢腾，老太太高兴，大臣们也高兴，唯一不高兴的，就是万历。
因为他对这位恭妃，并没有太多感情。对这个意外出生的儿子，自然也谈不上喜欢。更何况，此时他已经有了德妃。
德妃，就是后世俗称的郑贵妃。北京大兴人，万历初年进宫，颇得皇帝喜爱。
在后来的许多记载中，这位郑贵妃被描述成一个相貌妖艳，阴狠毒辣的女人。但在我看来，相貌妖艳还有可能，阴狠毒辣实在谈不上。在此后几十年的后宫斗争中，此人手段之拙劣，脑筋之愚蠢，反应之迟钝，实在令人发指。
综合史料分析，其智商水平，也就能到菜市场骂个街而已。
可是万历偏偏就喜欢这个女人，经常前去留宿。而郑妃的肚子也相当争气，万历十一年（1583）生了个女儿，虽然不能接班，但万历很高兴，竟然破格提拔，把她升为了贵妃。
这是一个不详的先兆，因为在后宫中，贵妃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妃嫔——包括生了儿子的恭妃。
而这位郑贵妃的个人素养也实在很成问题，当上了后妃领导后，除了皇后，谁都瞧不上，特别是恭妃，经常被她称作老太婆。横行宫中，专横跋扈，十分好斗。
难能可贵的是，贵妃同志不但特别能战斗，还特别能生。万历十四年（1586），她终于生下了儿子，取名朱常洵。
这位朱常洵，就是后来的福王。按郑贵妃的想法，有万历当靠山，这孩子生出来，就是当皇帝的。但她做梦也想不到，几十年后，自己这个宝贝儿子会死在屠刀之下。挥刀的人，名叫李自成。
但在当时，这个孩子的出生，确实让万历欣喜异常。他本来就不喜欢长子朱常洛，打算换人，现在替补来了，怎能不高兴？
然而他很快就将发现，皇帝说话，不一定算数。
吸取了以往一百多年里，自己的祖辈与言官大臣斗争的丰富经验。万历没敢过早暴露目标，绝口不提换人的事，只是静静地等待时机成熟，再把生米煮成熟饭。
可还没等米下锅，人家就打上门来了，而且还不是言官。
万历十四年（1586）三月，内阁首辅申时行上奏：望陛下早立太子，以定国家之大计，固千秋之基业。
老狐狸就是老狐狸，自从郑贵妃生下朱常洵，申时行就意识到了隐藏的危险。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学生想干什么。
凭借多年的政治经验，他也很清楚，如果这么干了，迎面而来的，必定是史无前例的惊涛骇浪。从此，朝廷将永无宁日。
于是他立即上书，希望万历早立长子。言下之意是，我知道你想干嘛，但这事不能干，你趁早断了这念头，早点洗了睡吧。
其实申时行的本意，倒不是要干涉皇帝的私生活：立谁都好，又不是我儿子，与我何干？之所以提早打预防针，实在是出于好心，告诉你这事干不成，早点收手，免得到时受苦。
可是他的好学生似乎打定主意，一定要吃苦，收到奏疏，只回复了一句话：
“长子年纪还小，再等个几年吧。”
学生如此不开窍，申时行只得叹息一声，扬长而去。
但这一次，申老师错了，他低估了对方的智商。事实上，万历十分清楚这封奏疏的隐含意义。只是在他看来，皇帝毕竟是皇帝，大臣毕竟是大臣，能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此即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但一般说来，没事上山找老虎玩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打猎，一种是自尽。
话虽如此，万历倒也不打无把握之仗，在正式亮出匕首之前，他决定玩一个花招。
万历十四年（1586）三月，万历突然下达谕旨：郑贵妃劳苦功高，升任皇贵妃。
消息传来，真是粪坑里丢炸弹，分量十足。朝廷上下议论纷纷，群情激奋。
因为在后宫中，皇贵妃仅次于皇后，算第二把手。且历朝历代，能获此殊荣者少之又少（生下独子或在后宫服务多年）。
按照这个标准，郑贵妃是没戏的。因为她入宫不长，且皇帝之前已有长子，没啥突出贡献，无论怎么算都轮不到她。
万历突然来这一招，真可谓是煞费苦心。首先可以藉此提高郑贵妃的地位，子以母贵，母亲是皇贵妃，儿子的名分也好办；其次还能借机试探群臣的反应。今天我提拔孩子他妈，你们同意了，后天我就敢提拔孩子。温水煮青蛙，咱们慢慢来。
算盘打得很好，可惜只是掩耳盗铃。
要知道，在朝廷里混事的这帮人，个个都不简单：老百姓家的孩子，辛辛苦苦读几十年书，考得死去活来，进了朝廷，再被踩个七荤八素，这才修成正果。生肖都是属狐狸的，嗅觉极其灵敏，擅长见风使舵，无事生非。皇帝玩的这点小把戏，在他们面前也就是个笑话，傻子才看不出来。
更为难得的是，明朝的大臣们不但看得出来，还豁得出去。第一个出头的，是户部给事中姜应麟。
相对而言，这位仁兄还算文明，不说粗话，也不骂人，摆事实讲道理：
“皇帝陛下，听说您要封郑妃为皇贵妃，我认为这是不妥的。恭妃先生皇长子，郑妃生皇三子（中间还有一个，夭折了），先来后到，恭妃应该先封。如果您主意已定，一定要封，也应该先封恭妃为贵妃，再封郑妃皇贵妃，这样才算合适。”
“此外，我还认为，陛下应该尽早立皇长子为太子，这样天下方才能安定。”
万历再一次愤怒了，这可以理解，苦思冥想几天，好不容易想出个绝招，自以为得意，没想到人家不买账，还一言点破自己的真实意图，实在太伤自尊。
为挽回面子，他随即下令，将姜应麟免职外放。
好戏就此开场。一天后，吏部员外郎沈璟上书，支持姜应麟，万历二话不说，撤了他的职。几天后，吏部给事中杨廷相上书，支持姜应麟，沈璟，万历对其撤职处理。又几天后，刑部主事孙如法上书，支持姜应麟、沈璟、杨廷相，万历同志不厌其烦，下令将其撤职发配。
在这场斗争中，明朝大臣们表现出了无畏的战斗精神：不怕降级，不怕撤职，不怕发配。个顶个地扛着炸药包往上冲，前仆后继，人越闹越多，事越闹越大。中央的官不够用了，地方官也上书凑热闹，搞得一塌糊涂，乌烟瘴气。
然而事情终究还是办成了，虽然无数人反对，无数人骂仗，郑贵妃还是变成了郑皇贵妃。
虽然争得天翻地覆，但该办的事还是办了。万历十四年三月，郑贵妃正式册封。
这件事情的成功解决给万历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自己想办的事情，是能够办成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然而此后，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万历确实消停了——整整消停了四年多。当然，不闹事，不代表不挨骂。事实上，在这四年里，言官们非常尽责。他们找到了新的突破口——皇帝不上朝，并以此为契机，在雒于仁等模范先锋的带领下，继续奋勇前进。
但总体而言，小事不断，大事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依旧。
直到这历史性的一天：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
解决雒于仁事件后，申时行再次揭开了盖子：
“臣等更有一事奏请。”
“皇长子今年已经九岁，朝廷内外都认为应册立为太子，希望陛下早日决定。”
在万历看来，这件事比雒于仁的酒色财气疏更头疼，于是他接过了申时行刚刚用过的铁锹，接着和稀泥：
“这个我自然知道，我没有嫡子（即皇后的儿子），长幼有序。其实郑贵妃也多次让我册立长子，但现在长子年纪还小，身体也弱，等他身体强壮些后，我才放心啊。”
这段话说得很有水平，按照语文学来分析，大致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先说自己没有嫡子，是说我只能立长子；然后又讲长幼有序，是说我不会插队，但说来说去，就是不说要立谁；接着又把郑贵妃扯出来，搞此地无银三百两。
最后语气一转，得出结论：虽然我只能立长子、不会插队，老婆也没有干涉此事，但考虑到儿子太小，身体太差，暂时还是别立了吧。
这招糊弄别人可能还行，对付申时行就有点滑稽了，和了几十年稀泥，哪排得上你小子？
于是申先生将计就计，说了这样一句话：
“皇长子已经九岁，应该出阁读书了，请陛下早日决定此事。”
这似乎是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但事实绝非如此，因为在明代，皇子出阁读书，就等于承认其为太子，申时行的用意非常明显：既然你不愿意封他为太子，那让他出去读书总可以吧，形式不重要，内容才是关键。
万历倒也不笨，他也不说不读书，只是强调人如果天资聪明，不读书也行。申时行马上反驳，说即使人再聪明，如果没有人教导，也是不能成才的。
就这样，两位仁兄从继承人问题到教育问题，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闹到最后，万历烦了：
“我都知道了，先生你回去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只好回去了，申时行离开了宫殿，向自己家走去。
然而当他刚刚踏出宫门的时候，却听到了身后急促的脚步声。
申时行转身，看见了一个太监，他带来了皇帝的谕令：
“先不要走，我已经叫皇长子来了，先生你见一见吧。”
十几年后，当申时行在家撰写回忆录的时候，曾无数次提及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以及此后那奇特的一幕，终其一生，他也未能猜透万历的企图。
申时行不敢怠慢，即刻回到了宫中，在那里，他看见了万历和他的两个儿子，皇长子朱常洛，以及皇三子朱常洵。
但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并非这两个皇子，而是此时万历的表情。没有愤怒，没有狡黠，只有安详与平和。
他指着皇长子，对申时行说：
“皇长子已经长大了，只是身体还有些弱。”
然后他又指着皇三子，说道：
“皇三子已经五岁了。”
接下来的，是一片沉默。
万历平静地看着申时行，一言不发。此时的他，不是一个酒色财气的昏庸之辈，不是一个暴跳如雷的使气之徒。
他是一个父亲，一个看着子女不断成长，无比欣慰的父亲。
申时行知道机会来了，于是他打破了沉默：
“皇长子年纪已经大了，应该出阁读书。”
万历的心意似乎仍未改变：
“我已经指派内侍教他读书。”
事到如今，只好豁出去了：
“皇上您在东宫的时候，才六岁，就已经读书了。皇长子此刻读书，已经晚了！”
万历的回答并不愤怒却让人哭笑不得：
“我五岁就已能读书！”
申时行知道，在他的一生中，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机会，去劝服万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上前几步，未经许可，便径自走到了皇长子的面前，端详片刻，对万历由衷地说道：
“皇长子仪表非凡，必成大器，这是皇上的福分啊，希望陛下能够早定大计，朝廷幸甚！国家幸甚！”
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日，在愤怒、沟通、争执后，万历终于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万历微笑地点点头，对申时行说道：
“这个我自然知道，其实郑贵妃也劝过我早立长子，以免外人猜疑，我没有嫡子，册立长子是迟早的事情啊。”
这句和缓的话，让申时行感到了温暖，儿子出来了，好话也说了，虽然也讲几句什么郑贵妃支持，没有嫡子之类的屁话，但终究是表了态。
形势大好，然而接下来，申时行却一言不发，行礼之后便退出了大殿。
这正是他绝顶聪明之处，点到即止，见好就收，今天先定调，后面慢慢来。
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次和谐的对话，不但史无前例，而且后无来者。“争国本”事件的严重性，将远远超出他的预料，因为决定此事最终走向的，既不是万历，也不会是他。
谈话结束后，申时行回到了家中，开始满怀希望地等待万历的圣谕，安排皇长子出阁读书。
可是一天天过去了，希望变成了失望。到了月底，他也坐不住了，随即上疏，询问皇长子出阁读书的日期。这意思是说，当初咱俩谈好的事，你得守信用，给个准信。
但是万历似乎突然失忆，啥反应都没有，申时行等了几天，一句话都没有等到。
既然如此，那就另出新招，几天后，内阁大学士王锡爵上书：
“陛下，其实我们不求您立刻册立太子，只是现在皇长子九岁，皇三子已五岁，应该出阁读书。”
不说立太子，只说要读书，而且还把皇三子一起拉上，由此而见，王锡爵也是个老狐狸。
万历那边却似乎是人死绝了，一点消息也没有，王锡爵等了两个月，石沉大海。
到了四月，包括申时行在内，大家都忍无可忍了，内阁四名大学士联名上疏，要求册立太子。
尝到甜头的万历故伎重演：无论你们说什么，我都不理，我是皇帝，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但他实在低估了手下的这帮老油条，对付油盐不进的人，他们一向都是有办法的。
几天后，万历同时收到了四份奏疏，分别是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王家屏四位内阁大学士的辞职报告。理由多种多样，有说身体不好，有说事务繁忙，难以继任的，反正一句话，不干了。
自万历退居二线以来，国家事务基本全靠内阁，内阁一共就四个人，要是都走了，万历就得累死。
没办法，皇帝大人只好现身，找内阁的几位同志谈判，好说歹说，就差求饶了，并且当场表态，会在近期解决这一问题。
内阁的几位大人总算给了点面子，一番交头接耳之后，上报皇帝：病的还是病，忙的还是忙，但考虑到工作需要，王家屏大学士愿意顾全大局，继续干活。
万历窃喜。
因为这位兄弟的策略，叫拖一天是一天。拖到这帮老家伙都退了，皇三子也大了，到时木已成舟，不同意也得同意。这次内阁算是上当了。
然而上当的人，只有他。
因为他从未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留下来的，偏偏是王家屏呢？
王家屏，山西大同人，隆庆二年进士。简单地说，这是个不上道的人。
王家屏的科举成绩很好，被选为庶吉士，还编过《世宗实录》，应该说是很有前途的，可一直以来，他都没啥进步。原因很简单，高拱当政的时候，他曾上书弹劾高拱的亲戚，高首辅派人找他谈话，让他给点面子，他说，不行。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搞非暴力不合作。照常上班，就是不靠拢上级，张居正刚病倒的时候，许多人都去祈福，表示忠心，有人拉他一起去，他说，不去。
张居正死了，万历十二年，他进入内阁，成为大学士。此时的内阁，已经有了申时行、王锡爵、许国三个人，他排第四。按规矩，这位甩尾巴的新人应该老实点，可他偏偏是个异类，每次内阁讨论问题，即使大家都同意，他觉得不对，就反对。即使大家都反对，他觉得对，就同意。
他就这么在内阁里硬挺了六年，谁见了都怕，申时行拿他也没办法。更有甚者，写辞职信时，别人的理由都是身体有病，工作太忙，他却别出一格，说是天下大旱，作为内阁成员，负有责任，应该辞职（久旱乞罢）。
把他留下来，就是折腾万历的。
几天后，礼部尚书于慎行上书，催促皇帝册立太子，语言比较激烈。万历也比较生气，罚了他三个月工资。
事情的发生，应该还算正常，不正常的，是事情的结局。
换在以往，申时行已经开始挥舞铁锹和稀泥了，先安慰皇帝，再安抚大臣，最后你好我好大家好，收工。
相比而言，王家屏要轻松得多，因为他只有一个意见——支持于慎行。
工资还没扣，他就即刻上书，为于慎行辩解，说了一大通道理，把万历同志的脾气活活顶了回去。但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一次，万历没有发火。
因为他发不了火，事情很清楚，内阁四个人，走了三个，留下来的这个，还是个二杆子，明摆着是要为难自己。而且这位坚持战斗的王大人还说不得，再闹腾一次，没准就走人了，到时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可是光忍还不够，言官大臣赤膊上阵，内阁打黑枪，明里暗里都来，比逼宫还狠，不给个说法，是熬不过去了。
几天后，一个太监找到了王家屏，向他传达了皇帝的谕令：
“册立太子的事情，我准备明年办，不要再烦（扰）我了。”
王家屏顿时喜出望外，然而，这句话还没有讲完：
“如果还有人敢就此事上书，就到十五岁再说！”
朱常洛是万历十年出生的，万历发出谕令的时间是万历十八年，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再敢闹腾，这事就六年后再办！
虽然不是无条件投降，但终究还是有了个说法，经过长达五年的斗争，大臣们胜利了——至少他们自己这样认为。
事情解决了，王家屏兴奋了，兴奋之余，就干了一件事。
他把皇帝的这道谕令告诉了礼部，而第一个获知消息的人，正是礼部尚书于慎行。
于慎行欣喜若狂，当即上书告诉皇帝：
“此事我刚刚知道，已经通报给朝廷众官员，要求他们耐心等候。”
万历气得差点吐了白沫。
因为万历给王家屏的，并不是正规的圣旨，而是托太监传达的口谕，看上去似乎没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有深刻政治用意的举动。
其实在古代，君无戏言这句话基本是胡扯，皇帝也是人，时不时编个瞎话，吹吹牛，也很正常，真正说了就要办的，只有圣旨。白纸黑字写在上面，糊弄不过去。所以万历才派太监给王家屏传话，而他的用意很简单：这件事情我心里有谱，但现在还不能办，先跟你通个气，以后遇事别跟我对着干，咱们慢慢来。
皇帝大人原本以为，王大学士好歹在朝廷混了几十年，这点觉悟应该还有，可没想到，这位一根筋的仁兄竟然把事情捅了出去，密谈变成了公告，被逼上梁山了。
他当即派出太监，前去内阁质问王家屏，却得到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
王家屏是这样辩解的：
“册立太子是大事，之前许多大臣都曾因上疏被罚，我一个人定不了，又被许多大臣误会，只好把陛下的旨意传达出去，以消除大家的疑虑（以释众惑）。”
这番话的真正意思大致是这样的：我并非不知道你的用意，但现在我的压力也很大，许多人都在骂我，我也没办法，只好把陛下拉出来背黑锅了。
虽然不上道，也是个老狐狸。
既然如此，就只好将错就错了，几天后，万历正式下发圣旨：
“关于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的事情，我已经定了，说话算数（诚待天下），等长子到了十岁，我自然会下旨，到时册立出阁读书之类的事情一并解决，就不麻烦你们再催了。”
长子十岁，是万历十九年，也就是下一年，皇帝的意思很明确，我已经同意册立长子，你们也不用绕弯子，搞什么出阁读书之类的把戏，让老子清净一年，明年就立了！
这下大家都高兴了，内阁的几位仁兄境况也突然大为改观，有病的病好了，忙的也不忙了，除王锡爵（母亲有病，回家去了，真的）外，大家都回来了。
剩下来的，就是等了。一晃就到了万历二十年，春节过了，春天过了，都快要开西瓜了，万历那里一点消息都没有。
泱泱大国，以诚信为本，这就没意思了。
可是万历二十年毕竟还没过，之前已经约好，要是贸然上书催他，万一被认定毁约，推迟册立，违反合同的责任谁都负担不起，而且皇上到底是皇上，你上疏说他耍赖，似乎也不太妥当。
一些脑子活的言官大臣就开始琢磨，既要敲打皇帝，又不能留把柄，想来想去，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替代目标——申时行。
没办法，申大人，谁让你是首辅呢？也只好让你去扛了。
很快，一封名为《论辅臣科臣疏》的奏疏送到了内阁，其主要内容，是弹劾申时行专权跋扈，压制言官，使得正确意见得不到执行。
可怜，申首辅一辈子和稀泥，东挖砖西补墙，累得半死，临了还要被人玩一把，此文言辞尖锐，指东打西，指桑骂槐，可谓是政治文本的典范。
文章作者，是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除此文外，他还写过另一部更有名的著作——牡丹亭。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汤显祖
汤显祖，字义仍，江西临川人，上书这一年，他四十二岁，官居六品。
虽说四十多岁才混到六品，实在不算起眼。但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早在三十年前，汤先生已天下闻名。
十三岁的时候，汤显祖就加入了泰州学派（也没个年龄限制），成为了王学的门人，跟着那帮“异端”四处闹腾，开始出名。
二十一岁，他考中举人。七年后，到京城参加会试，运气不好，遇见了张居正。
之所以说运气不好，并非张居正讨厌他，恰恰相反，张首辅很赏识他，还让自己的儿子去和他交朋友。
这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可问题在于，汤先生异端中毒太深，瞧不起张居正，摆了谱，表示拒不交友。
他既然敢跟张首辅摆谱，张首辅自然要摆他一道，考试落榜也是免不了的。三年后，他再次上京赶考，张首辅锲而不舍，还是要儿子和他交朋友，算是不计前嫌。但汤先生依然不给面子，再次摆谱。首辅大人自然再摆他一道，又一次落榜。
但汤先生不但有骨气，还有毅力，三年后再次赶考，这一次张首辅没有再阻拦他（死了），终于成功上榜。
由于之前两次跟张居正硬扛，汤先生此时的名声已经是如日中天。当朝的大人物张四维、申时行等人都想拉他，可汤先生死活不搭理人家。
不搭理就有不搭理的去处，名声大噪的汤显祖被派到了南京，几番折腾，才到礼部混了个主事。
南京本来就没事干，南京的礼部更是闲得出奇，这反倒便宜了汤先生。闲暇之余开始写戏，并且颇有建树，日子过得还算不错，直到万历十九年的这封上疏。
很明显，汤先生的政治高度比不上艺术高度，奏疏刚送上去，申时行还没说什么，万历就动手了。
对于这种杀鸡儆猴的把戏，皇帝大人一向比较警觉（他也常用这招），立马做出了反应，把汤显祖发配到边远地区（广东徐闻）去当典史。
这是一次极其致命的打击，从此汤先生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万历这辈子罢过很多人的官，但这一次，是最为成功的。因为他只罢掉了一个六品主事，却换回一个明代最伟大的戏曲家，赚大发了。
二十八岁落榜后，汤显祖开始写戏。三十岁的时候，写出了《紫箫记》；三十八岁，写出了《紫钗记》。四十二岁被赶到广东，七年后京察，又被狠狠地折腾了一回，索性回了老家。
来回倒腾几十年，一无所获。在极度苦闷之中，四十九岁的汤显祖回顾了自己戏剧化的一生，用悲凉而美艳的辞藻写下了他所有的梦想和追求，是为《还魂记》，后人又称《牡丹亭》。
牡丹亭，全剧共十五出，描述了一个死而复生的爱情故事，（情节比较复杂，有兴趣自己去翻翻）。此剧音律流畅，词曲优美，轰动一时，时人传诵：牡丹一出，西厢（《西厢记》）失色。此后传唱天下百余年，堪与之媲美者，唯有孔尚任之《桃花扇》。
为官不济，为文不朽，是以无憾。
史赞：二百年来，一人而已。
总的说来，汤显祖的运气是不错的，因为更麻烦的事，他还没赶上。
汤先生上书两月之后，福建佥事李琯就开炮了，目标还是申时行。不过这次更狠，用词狠毒不说，还上升到政治高度，一条条列下来，弹劾申时行十大罪，转瞬之间，申先生就成了天字第一号大恶人。
万历也不客气，再度发威，撤了李琯的职。
命令一下，申时行却并不高兴，反而唉声叹气，忧心忡忡。
因为到目前为止，虽然你一刀我一棍打个不停，但都是摸黑放枪，谁也不挑明。万历的合同也还有效，拖到年尾，皇帝赖账就是理亏，到时再争，也是十拿九稳。
可万一下面这帮愤中愤老忍不住，玩命精神爆发，和皇帝公开死磕，事情就难办了。
俗语云：怕什么，就来什么。
工部主事张有德终于忍不住了，他愤然上书，要求皇帝早日册立太子。
等的就是你。
万历随即做出反应，先罚了张有德的工资，鉴于张有德撕毁合同，册立太子的事情推后一年办理。
这算是正中下怀，本来就不大想立，眼看合同到期，正为难呢，来这么个冤大头，不用白不用。册立的事情也就能堂而皇之地往后拖了。
事实上，这是他的幻想。
因为在大臣们看来，这合同本来就不合理，忍气吞声大半年，那是给皇帝面子，早就一肚子苦水怨气没处泻，你敢蹦出来，那好，咱们就来真格的！
当然，万历也算是老运动员了。对此他早有准备，无非是来一群大臣瞎咋呼，先不理，闹得厉害再出来说几句话，把事情熬过去，完事。
形势的发展和他的预料大致相同，张有德走人后，他的领导，工部尚书曾同亨就上书了，要求皇帝早日册立太子。
万历对此嗤之以鼻，他很清楚，这不过是个打头的，大部队在后。下面的程序他都能背出来，吵吵嚷嚷，草草收场，实在毫无新鲜可言。
然而当下一封奏疏送上来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错了。
这封奏疏的署名人并不多，只有三个，分别是申时行、许国、王家屏。
但对万历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因为之前无论群臣多么反对，内阁都是支持他的。即使以辞职回家相威胁，也从未公开与他为敌，是他的最后一道屏障，现在竟然公开站出来和他对着干，此例一开，后果不堪设想。
特别是申时行，虽说身在内阁，时不时也说两句，但那都是做给人看的。平日里忙着和稀泥，帮着调节矛盾，是名副其实的卧底兼间谍。
可这次，申时行连个消息都没透，就打了个措手不及，实在太不够意思，于是万历私下派出了太监，斥责申时行。
一问，把申时行也问糊涂了，因为这事他压根就不知道！
事情是这样的，这封奏疏是许国写的，写好后让王家屏署名，王兄自然不客气，提笔就签了名，而申时行的底细他俩都清楚，这个老滑头死也不会签，于是许大人胆一壮，代申首辅签了名，拖下了水。
事已至此，申大人只能一脸无辜的表白：
“名字是别人代签的，我事先真不知道。”
事情解释了，太监也回去了，可申先生却开始琢磨了：万一太监传达不对怎么办？万一皇帝不信怎么办？万一皇帝再激动一次，把事情搞砸怎么办？
想来想去，他终于决定，写一封密信。
这封密信的内容大致是说，我确实不知道上奏的事情，这事情皇上你不要急，自己拿主意就行。
客观地讲，申时行之所以说这句话，倒不一定是耍两面派，因为他很清楚皇帝的性格：
像万历这号人，属于死要面子活受罪，打死也不认错的。看上去非常随和，实际上极其固执，和他硬干，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所以申时行的打算，是先稳住皇帝，再慢慢来
事实确如所料，万历收到奏疏后，十分高兴，当即回复：
“你的心意我已知道，册立的事情我已有旨意，你安心在家调养就是了。”
申时行总算松了口气，事情终于糊弄过去了。
但他做梦也想不到，他长达十年的和稀泥生涯，将就此结束——因为那封密信。
申时行的这封密信，属于机密公文，按常理，除了皇帝，别人是看不见的。
可是在几天后的一次例行公文处理中，万历将批好的文件转交内阁，结果不留神，把这封密信也放了进去。
这就好比拍好了照片存电脑，又把电脑拿出去给人修，是个要命的事。
文件转到内阁，这里是申时行的地盘，按说事情还能挽回。可问题在于申大人为避风头，当时还在请病假，负责工作的许国也没留意，顺手就转给了礼部。
最后，它落在了礼部给事中罗大纮的手里。
罗大纮，江西吉水人。关于这个人，只用一句就能概括：一个称职的言官。
看到申时行的密信后，罗大纮非常愤怒，因为除了耍两面派外，申时行在文中还写了这样一句话：惟亲断亲裁，勿因小臣妨大典。
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你自己说了算，不要理会那些小臣。
我们是小臣，你是大臣？！
此时申时行已经发现了密信外泄，他十分紧张，立刻找到了罗大纮的领导，礼部科给事中胡汝宁，让他去找罗大纮谈判。
可惜罗大纮先生不吃这一套，写了封奏疏，把这事给捅了出去，痛骂申时行两面派。
好戏就此开场，言官们义愤填膺。吏部给事中钟羽正、候先春随即上书，痛斥申时行，中书黄正宾等人也跟着凑热闹，骂申时行老滑头。
眼看申首辅吃亏，万历当即出手，把罗大纮赶回家当了老百姓，还罚了上书言官的工资。
但事情闹到这个份上，已经无法收拾了。
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申时行，终究在阴沟里翻了船。自万历十年以来，他忍辱负重，上下协调，独撑大局，打落门牙往肚里吞，至今已整整十年。
现在，他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万历十九年（1591）九月，申时行正式提出辞职，最终得到批准，回乡隐退。
大乱就此开始。
申时行在的时候，大家都说朝廷很乱，等申时行走了，大家才知道，什么叫乱。
首辅走了，王锡爵不在，按顺序，应该是许国当首辅。可这位兄弟相当机灵，一看形势不对，写了封辞职信就跑了。
只剩王家屏了。
万历不喜欢王家屏，王家屏也知道皇帝不喜欢他，所以几乎在申时行走人的同时，他就提出辞职。
然而万历没有批，还把王家屏提为首辅。原因很简单，这么个烂摊子，现在内阁就这么个人，好歹就是他了。
内阁总算有个人了，但一个还不够，得再找几个。搭个班子，才好唱戏。说起来还是申时行够意思，早就料到有这一天，所以在临走时，他向万历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时任吏部左侍郎赵志皋，另一个是原任礼部右侍郎张位。
这个人事安排十分有趣，因为这两个人兴趣不同，性格不同，出身不同，总而言之，就没一点共同语言，但事后证明，就是这么个安排，居然撑了七八年，申先生的领导水平可见一斑。
班子定下来了，万历的安宁日子也到了头。因为归根结底，大臣们闹腾，还是因为册立太子的事情，申先生不过是帮皇帝挡了子弹，现在申先生走了，皇帝陛下只能赤膊上阵。
万历二十年（1592）正月，真正的总攻开始了。
礼部给事中李献可首先发难，上书要求皇帝早日批准长子出阁读书，而且这位兄台十分机灵，半字不提册立的事，全篇却都在催这事，半点把柄都不留，搞得皇帝陛下十分狼狈，一气之下，借口都不找了：
“册立已有旨意，这厮偏又来烦扰……好生可恶，降级调外任用！”
其实说起来，李献可不是什么大人物，这个处罚也不算太重。可万历万没想到，就这么个小人物，这么点小事儿，他竟然没能办得了。
因为他的圣旨刚下发，就被王家屏给退了回来。
作为朝廷首辅，如果认为皇帝的旨意有问题，可以退回去，拒不执行，这种权力，叫做封还。
封还就封还吧，不办就不办吧，更可气的是，王首辅还振振有词：
这事我没错，是皇帝陛下错了！因为李献可没说册立的事，他只是说应该出阁读书，你应该采纳他的意见，即使不能采纳，也不应该罚他，所以这事我不会办。
真是要造反了，刚刚提了首辅，这白眼狼就下狠手。万历恨不得拿头撞墙，气急败坏之下，他放了王家屏的假，让他回家休养去了。
万历的“幸福”生活从此拉开序幕。
几天后，礼部给事中钟羽正上疏，支持李献可，经典语言如下：
“李献可的奏疏，我是赞成的，请你把我一同降职吧（请与同谪）。”
万历满足了他的要求。
又几天后，礼部给事中舒弘绪上疏，发言如下：
“言官是可以处罚的，出阁读书是不能不办的。”
发配南京。
再几天后，户部给事中孟养浩上疏，支持李献可、钟羽正等人。相对而言，他的奏疏更有水平，虽然官很小（七品），志气却大，总结了皇帝大人的种种错误，总计五条，还说了一句相当经典的话：
“皇帝陛下，您坐视皇长子失学，有辱宗社祖先！”
万历气疯了，当即下令，把善于总结的孟养浩同志革职处理，并拉到午门，打了一百杖。
暴风雨就是这样诞生的。
别人也就罢了，可惜孟先生偏偏是言官，干的是本职工作，平白被打实在有点冤。
于是大家都愤怒了。
请注意，这个大家是有数的，具体人员及最终处理结果如下所列：
内阁大学士赵志皋上疏，被训斥。
吏科右给事中陈尚象上疏，被革职为民。
御史邹德泳，户科都给事中丁懋逊、兵科都给事中张栋、刑科都给事中吴之佳、工科都给事中杨其休，礼科左给事中叶初春，联名上疏抗议。万历大怒，将此六人降职发配。
万历终于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如果加上最初上疏的李献可，那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他就免掉了十二位当朝官员。这一伟大记录，就连后来的急性子崇祯皇帝也没打破。
事办到这份上，皇帝疯了，大臣也疯了。官服乌纱就跟白送的一样，铺天盖地到处乱扔，大不了就当老子这几十年书白读了。拼个你死我活只为一句话：可以丢官，不能丢人！
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礼部员外郎董嗣成、御史贾名儒、御史陈禹谟再次上疏，支持李献可。万历即刻反击，董嗣成免职，贾名儒发配，陈禹谟罚工资。
事情闹到这里，到底卷进来多少人，我也有点乱。但若以为就此打住，那实在是低估了明代官员的战斗力。
几天后，礼部尚书李长春也上疏了。对这位高级官员，万历也没客气，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谁知没多久，吏部尚书蔡国珍、侍郎杨时乔又上疏抗议，然而这一次，万历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实在骂不动了。
皇帝被搞得奄奄一息，王家屏也坐不住了，他终于出面调停，向皇帝认了错，并希望能够赦免群臣。
想法本是好的，方法却是错的。好不容易消停下去的万历，一看见这个老冤家，顿时恢复了战斗力，下书大骂：
“自你上任，大臣狂妄犯上，你是内阁大学士，不但不居中缓和矛盾，反而封还我的批示，故意激怒我！见我发怒，你又说你有病在身，回家休养！国家事务如此众多，你在家躺着（高卧），心安吗！？既然你说有病，就别来了，回家养病去吧！”
王家屏终于理解了申时行的痛苦，万历二十年（1592）三月，他连上八封奏疏，终于回了家。
这是一场实力不对等的较量，大臣的一句话，可能毫无作用，万历的一道圣旨，却足以改变任何人的命运。
然而万历失败了，面对那群前仆后继的人，他虽然竭尽全力，却依然失败了，因为权力并不能决定一切——当它面对气节与尊严的时候。
王家屏走了，言官们暂时休息了。接班的赵志皋比较软，不说话，万历正打算消停几天，张位又冒出来了。
这位次辅再接再厉，接着闹，今天闹出阁讲学，明天就闹册立太子。每天变着法地折腾皇帝，万历同志终于顶不住了。如此下去，不被逼死，也被憋死了。
必须想出对策。
考虑再三，他决定去找一个人，在他看来，只有这个人才能挽救一切。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王锡爵
万历二十一年（1593），王锡爵奉命来到京城，担任首辅。
王锡爵，字元驭，苏州太仓人。
嘉靖四十一年，他二十八岁，赴京赶考，遇见申时行，然后考了第一。
几天后参加殿试，又遇见了申时行，这次他考了第二。
据说他之所以在殿试输给申时行，不外乎两点，一是长得不够帅，二是说话不够滑。
帅不帅不好说，滑不滑是有定论的。
自打进入朝廷，王锡爵就是块硬骨头。万历五年张居正夺情，大家上书闹，他跑到人家家里闹，逼得张居正大人差点拔刀自尽。吴中行被打得奄奄一息，大家在场下吵，他跑到场上哭。
万历六年，张居正不守孝回京办公。大家都庆贺，他偏请假，说我家还有父母，实在没有时间工作，要回家尽孝，张居正恨得直磨牙。
万历九年，张居正病重，大家都去祈福，他不屑一顾。
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反攻倒算开始，抄家闹事翻案，人人都去踩一脚，这个时候，他说：
“张居正当政时，做的事情有错吗？！他虽为人不正，却对国家有功，你们怎能这样做呢？！”
万历十三年，他的学生李植想搞倒申时行，扶他上台，他痛斥对方，请求辞职。
三年后，他的儿子乡试考第一，有人怀疑作弊，他告诉儿子，不要参加会试，回家待业，十三年后他下了台，儿子才去考试，会试第二，殿试第二。
他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
所以在万历看来，能收拾局面的，也只有王锡爵了。
王大人果然不负众望，到京城一转悠，就把情况摸清促了。随即开始工作，给皇帝上了一封密信。大意是说，目前情况十分紧急，请您务必在万历二十一年册立太子，绝不能再拖延了，否则我就是再有能耐，也压制不了！
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万历没敢再随便找人修电脑，专程派了个太监，送来了自己的回信。
可王锡爵刚打开信，就傻眼了。
信上的内容是这样的：
“看了你的奏疏，为你的忠诚感动！我去年确实说过，今年要举行册立大典，但是（注意此处），我昨天晚上读了祖训（相当于皇帝的家规），突然发现里面有一句训示：立嫡不立长，我琢磨了一下，皇后现在年纪还不大，万一将来生了儿子，怎么办呢？是封太子，还是封王？”
“如果封王，那就违背了祖训，如果封太子，那就有两个太子了，我想来想去，想了个办法，要不把我的三个儿子一起封王，等过了几年，皇后没生儿子，到时候再册立长子也不迟。这事我琢磨好了，既不违背祖制，也能把事办了，很好，你就这么办吧。”
阶级斗争又有新动向了，很明显，万历同志是很动了一番脑筋，觉得自己不够分量，把老祖宗都搬出来了，还玩了个复杂的逻辑游戏，有相当的技术含量，现解析如下。
按老规矩，要立嫡子（皇后的儿子），可是皇后又没生儿子，但皇后今天没有儿子，不代表将来没有。如果我立了长子，嫡子生出来，不就违反政策了吗？但是皇后什么时候生儿子，我也不知道，与其就这么拖着，还不如把现在的三个儿子一起封了了事，到时再不生儿子，就立太子。先封再立，总算对上对下都有了交代。
王锡爵初一琢磨，就觉得这事有点悬，但听起来似乎又只能这么办，思前想后，他也和了稀泥，拿出了两套方案。
方案一、让皇长子拜皇后为母亲，这样既是嫡子又是长子，问题就解决了。
方案二、按照皇帝的意思，三个儿子一起封王，到时再说。
附注：第二套方案，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使用。
上当了，彻底上当了。
清醒了一辈子的王大人，似乎终于糊涂了，他好像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跳入了一个陷阱。
事实上，万历的真正目标，不是皇长子，而是皇三子。
他喜欢郑贵妃，喜欢朱常洵，压根就没想过要立太子，搞三王并封，把皇长子、三子封了王，地位就平等了，然后就是拖，拖到大家都不闹了，事情也就办成了。
至于所谓万不得已，采用第二方案，那也是句废话，万历同志这辈子，那是经常地万不得已。
总之，王锡爵算是上了贼船了。
万历立即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并命令王锡爵准备执行。
经过长时间的密谋和策划，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二十六日，万历突然下发圣旨：
“我有三个儿子，长幼有序。但问题是，祖训说要立嫡子，所以等着皇后生子，一直没立太子，为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特将皇长子、皇三子、皇五子全部封王，将来有嫡子，就立嫡子，没嫡子，再立长子，事就这么定了，你们赶紧去准备吧。”
圣旨发到礼部，当时就炸了锅。这么大的事情，事先竟没听到风声，实在太不正常，于是几位领导一合计，拿着谕旨跑到内阁去问。
这下连内阁的赵志皋和张位也惊呆了，什么圣旨，什么三王并封，搞什么名堂！？
很明显，这事就是王锡爵办的。消息传出，举朝轰动，大家都认定，朝廷又出了个叛徒，而且还是主动投靠的。
所有人都知道，万历已经很久不去找（幸）皇后了，生儿子压根就是没影的事。所谓三王并封，就是扯淡，大家都能看出来，王锡爵你混了几十年，怎么看不出来？分明就是同谋，助纣为虐！
再说皇帝，你都说好了，今年就办，到时候了竟然又不认账。搞个什么三王并封，我们大家眼巴巴地盼着，又玩花样，你当你耍猴子呢？！
两天之后，算帐的人就来了。
光禄寺丞朱维京第一个上书，连客套话都不说，开篇就骂：
“您先前说过，万历二十一年就册立太子，朝廷大臣都盼着，忽然又说要并封，等皇后生子。这种说法，祖上从来就没有过！您不会是想愚弄天下人吧！”
把戏被戳破了，万历很生气，立即下令将朱维京革职充军。
一天后，刑部给事中王如坚又来了：
“十四年时，您说长子幼小，等个两三年；十八年时，您又说您没有嫡子，长幼有序，让我们不必担心；十九年时，您说二十年就册立；二十年时，您又说二十一年举行；现在您竟然说不办了，改为分封，之前的话您不是都忘了吧，以后您说的话，我们该信那一句？”
这话杀伤力实在太大，万历绷不住了，当即把王如坚免职充军。
已经没用了，什么罚工资、降职、免职、充军，大家都见识过了，还能吓唬谁？
最尴尬的，是礼部的头头脑脑们，皇帝下了圣旨，内阁又没有封还，按说是不能不办的。可是照现在这么个局势，如果真要去办，没准自己就被大家给办了。想来想去，搞了个和稀泥方案：三王并封照办，但同时也举行册立太子的仪式。
方案报上去，万历不干：三王并封，就为不立太子，还想把我绕回去不成？
既然给面子皇帝都不要，也就没啥说的了。礼部主事顾允成，工部主事岳元声，光禄寺丞王学曾等人继续上书，反对三王并封，这次万历估计也烦了，理都不理，随他们去。
于是抗议的接着抗议，不理的照样不理，谁也奈何不了谁。
局面一直僵持不下，大家这才突然发觉，还漏了一个关键人物——王锡爵。
这事既然是王锡爵和皇帝干的，皇帝又不出头，也只能拿王锡爵开刀了。
先是顾允成、张辅之等一群王锡爵的老乡上门，劝他认清形势，早日解决问题。然后是吏部主事顾宪成代表吏部全体官员写信给王锡爵，明白无误地告诉他：现在情况很复杂，大家都反对你的三王并封，想糊弄过去是不行的，
王锡爵终于感受到了当年张居正的痛苦，不问青红皂白，就围上来群殴，没法讲道理，就差打上门来了。
当然，一点也没差，打上门的终究来了。
几天之后，礼部给事中史孟麟、工部主事岳元声一行五人，来到王锡爵办公的内阁，过来只干一件事：吵架。
刚开始的时候，气氛还算不错，史孟麟首先发言，就三王并封的合理性、程序性一一批驳，有理有节，有根有据。
事情到这儿，还算是有事说事，可接下来，就不行了。
因为王锡爵自己也知道，三王并封是个烂事，根本就没法辩，心里理亏，半天都不说话。对方一句句地问，他半句都没答，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了：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岳元声即刻回答：
“请你立刻收回那道圣旨，别无商量！”
接着一句：
“皇上要问，就说是大臣们逼你这么干的！”
王锡爵气得不行，大声回复：
“那我就把你们的名字都写上去，怎么样？！”
这是一句威胁性极强的话。然而岳元声回答的声音却更大：
“那你就把我的名字写在最前面！充军也好，廷杖也好，你看着办！”
遇到这种不要命的二愣子，王锡爵也没办法，只好说了软话：
“请你们放心，虽然三王并封，但皇长子出阁的时候，礼仪是不一样的。”
首辅大人认输了，岳元声却不依不饶，跟上来就一句：
“那是礼部的事，不是你的事！”
谈话不欢而散，王锡爵虽然狼狈不堪，却也顶住了死不答应。
因为虽然骂者众多，却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到他的死穴。
这事看起来很简单，万历耍了个计谋，把王锡爵绕了进去，王大人背黑锅，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王锡爵先生，虽然人比较实诚，也是在官场打滚几十年的老油条，万历那点花花肠子，他一清二楚，之所以同意三王并封，是将计就计。
他的真正动机是，先利用三王并封，把皇长子的地位固定下来，然后借机周旋，更进一步逼皇帝册立太子。
在他看来，岳元声之流都是白颈乌鸦，整天吵吵嚷嚷，除了瞎咋呼，啥事也干不成。所以他任人笑骂，准备忍辱负重，一朝翻身。
然而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有聪明人的。
庶吉士李腾芳就算一个。
李腾芳，湖广湘潭人（今湖南湘潭）。从严格意义上讲，他还不是官，但这位仁兄人还没进朝廷，就有了朝廷的悟性，只用一封信就揭破了王锡爵的秘密。
他的这封信，是当面交给王锡爵的，王大人本想打发这人走，可刚看几行字，就把他给拉住了：
“公欲暂承上意，巧借王封，转作册立！”
太深刻了，太尖锐了，于是王锡爵对他说：
“请你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李腾芳接下来的话，彻底打乱了王锡爵的部署：
“王大人，你的打算是对的。但请你想一想，封王之后，恐怕册立还要延后，你还能在朝廷呆多久？万一你退了，接替你的人比你差，办不成这件事，负责任的人就是你！”
王锡爵沉默了，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计划蕴含着极大的风险，但他仍然不打算改正这个错误。因为在这个计划里，还有最后一道保险。
李腾芳走了，王锡爵没有松口，此后的十几天里，跑来吵架的人就没断过。但王大人心里有谱，打死也不说，直到王就学上门的那一天。
王就学是王锡爵的门生，自己人当然不用客气，一进老师家门就哭，边哭还边说：
“这件事情（三王并封）大家都说是老师干的，如此下去，恐怕老师有灭门之祸啊！”
王锡爵却笑了：
“你放心吧，那都是外人乱说的。我的真实打算，都通过密奏交给了皇上，即使皇长子将来登基，看到这些文书，也能明白我的心意。”
这就是王先生的保险，然而王就学没有笑，只说了一句话：
“老师，别人是不会体谅您的！一旦出了事，会追悔莫及啊！”
王锡爵打了个寒战，他终于发现，自己的思维中，有一个不可饶恕的漏洞：
如果将来册立失败，皇三子登基，看到了自己拥立长子的密奏，必然会收拾掉自己。
而如果皇长子登基，即使他知道密奏，也未必肯替自己出头。因为长子登基，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犯不着感谢谁，到时，三王并封的黑锅只有他自己背。
所以结论是：无论谁胜利，他都将失败！
明知是赔本的生意，还要做的人，叫做傻子。王锡爵不是傻子，自然不做。万历二十一年二月，他专程拜见了万历，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撤回三王并封。
这下万历就不干了，好不容易把你拉上船，现在你要洗手不干，留下我一个人背黑锅，怎么够意思？
“你要收回此议，即无异于认错，如果你认错，我怎么办？我是皇帝，怎能被臣下挟持？”
话说得倒轻巧，可惜王大人不上当：你是皇帝，即使不认错，大家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我是大臣，再跟着淌混水，没准祖坟都能让人刨了。
所以无论皇帝大人连哄带蒙，王锡爵偏一口咬定——不干了。
死磨硬泡没办法，大臣不支持，内阁不支持，唯一的亲信跑路，万历只能收摊了。
几天后，他下达谕令：
“三王都不必封了，再等两三年，如果皇后再不生子，就册立长子。”
可是大臣们不依不饶，一点也不消停，接着起哄，因为大家都知道，皇帝陛下您多少年不去找皇后了，皇后怎么生儿子，不想立就不想立，你装什么蒜？
万历又火了，先是辟谣，说今年已经见过皇后，夫妻关系不好，纯属谣传，同时又下令内阁，对敢于胡说八道的人，一律严惩不怠。
这下子王锡爵为难了，皇帝那里他不敢再去凑热闹了，大臣他又得罪不起，想来想去，一声叹息：我也辞职吧。
说是这么说，可是皇帝死都不放，因为经历了几次风波之后，他已然明白，在手下这群疯子面前，一丝不挂十分危险，身前必须有个挡子弹的，才好平安过日子。
于是王锡爵惨了，大臣轰他走，皇帝不让走，夹在中间受气，百般无奈之下，他决定拼一拼——找皇帝面谈。
可是皇帝大人虽然不上班，却似乎很忙，王锡爵请示了好几个月，始终不见回音。眼看要被唾沫淹死，王大人急眼了，死磨硬泡招数全用上，终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十一月，他见到了万历。
这是一次十分关键的会面，与会者只有两人，本来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出于某种动机（估计是想保留证据），事后王锡爵详细地记下了他们的每一句话。
等了大半年，王锡爵已经毫无耐心：
“册立一事始终未定，大臣们议论纷纷，烦扰皇上（包括他自己），希望陛下早日决断，大臣自然无词。”
万历倒还想得开：
“我的主意早就定了，反正早晚都一样，人家说什么不碍事。”
不碍事？敢情挨骂的不是你。
可这话又不能明说，于是王大人兜了圈子：
“陛下的主意已定，我自然是知道的，但外人不知道内情，偏要大吵大嚷，我为皇上受此非议深感不忿，不知道您有什么为难之处，要平白受这份闲气？”
球踢过来了，但万历不愧为老运动员，一脚传了回去：
“这些我都知道，我只担心，如果皇后再生儿子，该怎么办？”
王锡爵气蒙了，就为皇后生儿子的破事，搞了三王并封，闹腾了足足半年，到现在还拿出来当借口，还真是不要脸，既然如此，就得罪了：
“陛下，您这话几年前说出来，还过得去，现在皇子都十三岁了，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从古至今即使百姓家的孩子，十三岁都去读书了，何况还是皇子？！”
这已经是老子训儿子的口气了，但万历同志到底是久经考验，毫不动怒，只是淡淡地说：
“我知道了。”
王锡爵仍不甘心，继续劝说万历，但无论他讲啥，皇帝陛下却好比橡皮糖，全无反应，等王大人说得口干舌燥，气喘吁吁，没打招呼就走人了，只留下王大人，痴痴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谈话是完了，但这事没完，王锡爵回家之后，实在是气不过，一怒之下，又写了一封胆大包天的奏疏。
因为这封奏疏的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威胁：
“皇上，此次召对（即谈话），虽是我君臣二人交谈，但此事不久后，天下必然知晓，若毫无结果，将被天下人群起攻之，我即使粉身碎骨，全家死绝，也无济于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和你谈过话，别以为大家都不知道，如果没给我一个结果，此事必将公之于天下，我完蛋了，你也得下水！
这是硬的，还有软的：
“臣进入朝廷三十余年了，一向颇有名声，现在为了此事，被天下人责难，实在是痛心疾首啊！”
王锡爵是真没办法了，可万历却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地对着干，当即写了封回信，训斥了王锡爵，并派人送到了内阁。
按照常理，王大人看完信后，也只能苦笑，因为他虽为人刚正，却是个厚道人，从来不跟皇帝闹，可这一次，是个例外。
因为当太监送信到内阁的时候，内阁的张位恰好也在。这人就没那么老实了，是个喜欢惹事的家伙，王锡爵拆信的时候，他也凑过来看。看完后，王锡爵倒没什么，他反而激动了。
这位仁兄二话不说，当即怂恿王锡爵，即刻上疏驳斥万历。有了张位的支持，王锡爵浑似喝了几瓶二锅头，胆也壮了，针锋相对，写了封奏疏，把皇帝大人批驳得无地自容。
王锡爵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举动，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因为万历虽然顽固，却很机灵。他之所以敢和群臣对着干，无非是有内阁支持，现在王大人反水了，如果再闹下去，恐怕事情就没法收拾，于是他终于下圣旨：万历二十二年春，皇长子出阁读书。
胜利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来临了，王锡爵如释重负，虽然没有能够册立太子，但已出阁读书。无论如何，对内对外，都可以交代了。
申时行没有办成的事情，王锡爵办成了，按说这也算是个政绩工程，王大人的位置应该更稳才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明代的大臣很执着，直来直往，说是册立，就必须册立。别说换名义，少个字都不行！所以出阁读书，并不能让他们满意，朝廷里还是吵吵嚷嚷地闹个不停。
再加上另一件事，王锡爵就真是无路可走了。
因为万历二十一年（1593），恰好是京察年。
所谓京察，之前已介绍过，大致相当于干部考核，每六年京察一次，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官员（含五品），包括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以及京城的京官。
虽然一般说来，明代的考察大都是糊弄事。但京察不同，因为管理京察的，是六部尚书之首的吏部尚书。收拾不了内阁大学士，搞定几个五品官还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每隔六年，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就要胆战心惊一回。毕竟是来真格的，一旦京察被免官，就算彻底完蛋。
这还不算，最倒霉的是，如果运气不好，主持考核的是个死脑筋的家伙，找人说情都没用，那真叫玩的就是心跳。
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这次京察，就是一次结结实实的心跳时刻。因为主持者，是吏部尚书孙鑨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
孙鑨倒没什么，可是赵南星先生，就真是个百年难得一遇的顽固型人物。
赵南星，字梦白，万历二年进士。早在张居正当政时期，他就显示了自己的刺头本色，一直对着干。张居正死后获得提升，也不好好干，几年后就辞职回家了，据他自己说是身体不好，不想干了。
此人不贪钱，不好色，且认死理，此前不久才再次出山，和吏部尚书一起主持京察。
这么个人来干这么个事，很明显，就是来折腾人的。
果不其然，京察刚一开始，他就免了两个人的官，一个是都给事中王三余，另一个是文选司员外郎吕胤昌。
朝廷顿时一片恐慌。
因为这两个人的官虽不大，身份却很特殊：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家，吕胤昌是孙鑨的外甥。
拿自己的亲戚开刀，意思很明白：今年这关，你们谁也别想轻易过去。
官不聊生的日子就此开始，六部及地方上的一大批官员纷纷落马，哭天喊地，声震寰宇，连内阁大学士也未能幸免。赵志皋的弟弟被赶回了家，王锡爵的几个铁杆亲信也糟了殃。
赵志皋是个老实人，也不怎么闹。王锡爵就不同了，他上门逼张居正的时候，赵南星也就是个小跟班，要说闹事，你算老几？
很快，几个言官便上疏攻击吏部的人事安排，从中挑刺。赵南星自然不甘示弱，上疏反驳，争论了几天，皇帝最后判定：吏部尚书孙鑨罚一年工资，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官降三级。
这个结果实在不值得惊讶，因为那段时间，皇帝大人正在和王锡爵合伙搞三王并封。
但王锡爵错了，因为赵南星先生，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人。
事实上，他之所以被拉到前台，去搞这次京察，是因为在幕后，有个人在暗中操纵着一切。
这个人的名字，叫顾宪成。
关于这位仁兄的英雄事迹，后面还要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可以确定的是，万历二十一年的这次京察，是在顾宪成的策划下，有预谋，有目的的政治攻击。关于这一点，连修明史的史官都看得清清楚楚（明史·顾宪成传）。
事实印证了这一点，前台刚刚下课，后台就出手了。一夜之间，左都御史李世达、礼部郎中于孔兼等人就冒了出来，纷纷上疏攻击，王大人又一次成为了靶子。
关键时刻，万历同志再次证明，他是讲义气的，而且也不傻。
奏疏送上去，他压根就没理，却发布了一道看似毫不相干的命令：
吏部尚书孙鑨免职，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削职为民。
这条圣旨的意思是：别跟我玩花样，你们那点把戏我都明白，再闹，就连你们一起收拾。
应该说效果十分明显，很快，大家都不闹了。看上去，王锡爵赢了，实际上，他输了，且输得很惨。
因为孙鑨本就是个背黑锅的角色，官免了也就消停了。赵南星就不同了，硬顶王锡爵后，他名望大增，被誉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代表人物。虽然打包袱回了老家，却时常有人来拜访，每年都有上百道奏疏送到朝廷，推荐他出来做官。而这位兄弟也不负众望，二十年后再度出山，闹出了更大的动静。
王锡爵就此完蛋，他虽然赢得了胜利，却输掉了名声，在很多人看来，残暴的王锡爵严酷镇压了开明的赵南星，压制了正直与民意。
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因为这一切，都似曾相识。
十六年前，年轻官员王锡爵大摇大摆地迈进了张居正首辅的住所，慷慨激昂，大发议论后，扬长而去，然后名声大噪。
十六年后，年轻官员赵南星向王锡爵首辅发起攻击，名满天下。
当年的王锡爵，就是现在的赵南星，现在的王锡爵，就是当年的张居正，很有趣。
有明一代，所谓的被压制者，未必真被压制，所谓的压制者，未必真能压制。
遍览明代史料，曾见直言犯上者无数，细细分析之后，方才发觉：犯上是一定的，直言是不一定的。因为在那些直言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混战
申时行在的时候，大家都说朝廷很乱，但等申时行走了，大家才知道，什么叫乱。首辅走了，王锡爵不在，按顺序，应该是许国当首辅，可这位兄弟相当机灵，一看形势不对，写了封辞职信就跑了。只剩王家屏了。万历不喜欢王家屏，王家屏也知道皇帝不喜欢他，所以几乎在申时行走人的同时，提出辞职。然而万历没有批，还把王家屏提为首辅，原因很简单，这么个烂摊子，现在内阁就这么个人，好歹就是他了。内阁总算有个人了，但一个还不够，得再找几个，搭个班子，才好唱戏。说起来还是申时行够意思，早就料到有这一天，所以在临走时，他向万历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时任吏部左侍郎赵志皋，另一个是原任礼部右侍郎张位。这个人事安排十分有趣，因为这两个人兴趣不同，性格不同，出身不同。总而言之，就没一点共同语言。但事后证明，就是这么个安排，居然撑了七八年。申先生的领导水平可见一斑。班子定下来了，万历的安宁日子也到了头，因为归根结底，大臣们闹腾，还是因为册立太子的事情，申先生不过是帮皇帝挡了子弹，现在申先生走了，皇帝陛下只能赤膊上阵。万历二十年（1592年）正月，真正的总攻开始了。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东林崛起
首辅走了，日子却还得过，原本排第二的赵志皋应该接班，但这人实在太软，谁都敢欺负他，上到皇帝，下到大臣，都觉得他压不住阵，于是皇帝下令，由大臣推荐首辅。于是幕后人物顾宪成出马了。顾宪成，字叔时，江苏无锡人。万历四年（1576年）参加乡试，考中第一名解元。三年后去考了进士，成绩平平，分配到户部当了个主事。当官后，最不喜欢的人是张居正，平日怎么别扭怎么来。比如张大人病重，大家都去上疏祷告，他不去。别人看他不上路，帮他署了名，他知道后不肯甘休，非把自己的名字划掉，那是相当执著。不过这也没什么，当时和张大人对着干的人多了去了，不缺他一个。等到张居正死了，他就去了吏部，但也没升官，还接着当六品主事（正处级），这中间还请了三年假。总之，这是个并不起眼的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京察时，孙是吏部尚书（正二品），赵南星是考功司郎中（相当于司长，正五品），而顾宪成只是个考功司员外郎（副手，从五品）。
万历八年（1580年）进入朝廷，就当六品主事，混了十三年，才升了一级，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但就是这么个说不过去的人，却是这场风暴的幕后操纵者（实左右之），不服都不行。更为神奇的是，事情闹大了，孙撤职了，赵南星回家了，连王首辅都辞职了，他却是岿然不动。非但不动，还升了一级，当上了吏部文选司郎中。之前说过，文选司负责官员人事选拔，是吏部第一肥差。根据史料的记载，顾宪成大致属于性格顽固，遇事不转弯的人，如此个性，竟然能捞到这位置，实在有点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当初孙刚被免职的时候，吏部没有部长，王锡爵打算趁机换人，推荐自己的亲信罗万化接班。顾宪成反对，推荐了右都御史陈有年。最终任命结果：吏部尚书陈有年。你要知道，王锡爵大人此时的职务，是内阁首辅、建极殿大学士，领吏部尚书衔兼太子太保，从一品。而顾宪成，是个刚提拔一年的五品郎中。王锡爵的后面，有万历撑腰。顾宪成的后面，什么都看不见。第一把手加第二把手，对付一个小小的司官，然而事实告诉我们，顾宪成赢了。因为在顾宪成的背后，是一片深不可测的黑夜。
我认为，在那片黑暗中，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很快，事实就将再次验证这一点。当万历下令大臣推举入阁人选的时候，顾宪成先生又一次冒了出来，上疏推举人选，虽说这事的确归他管，但奇怪的是，如此重大的政治决策，吏部的几位侍郎竟然毫无反应，尚书陈有年也对他言听计从，史料上翻来覆去，只有他的光辉事迹，似乎吏部就他干活。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内阁的几位元老全部死光，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就此踏上这个舞台。七年前，王锡爵辞职，朝廷推举阁臣，顾宪成推举了王家屏，但有一点必须说明：当时，顾先生推荐的，并非王家屏一人，而是七个。这七个人中，王家屏排第一，可是万历不买账，把顾宪成赶回了家。然而事实上，对顾先生的眼光，皇帝大人还是有所认可的，至少认可排第四的那个。南京礼部尚书沈一贯。沈一贯，字肩吾，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算起来，他应该是赵志皋的同班同学，不过他的成绩比赵大人要好得多，当了庶吉士，后来又去翰林院，给皇帝讲过课。和之前几位类似，他跟张居正大人的关系也相当不好，不过他得罪张先生的原因，是比较搞笑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沈一贯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了帝国的决策层。很快，他就展示了他的异常之处，具体表现为，大家都欺负赵志皋，他不欺负。凭借多年的混事技术，沈先生游刃有余，左推右挡，皇帝信任，大臣也给面子，地位相当稳固，然而在历史上，沈一贯的名声一贯不佳，究其原因，就是他太过滑头。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讲，朝廷首辅就是背黑锅的，国家那么多事，总得找一个负责的，但沈先生全然没有这个概念，能躲就躲能逃就逃，实在不太地道。而当时朝廷的局势，却已走到了一个致命的关口。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皇长子十九岁，虽然出阁读书，却依然不是太子，而且万历办事不厚道，对教自己儿子的讲官十分刻薄，一般人家请个老师，都要小心伺候，从不拖欠教师工资，万历却连饭都不管，讲官去教他儿子，还得自己带饭，实在太不像话。相对而言，皇三子就真舒服得多了，要什么有什么，备受万历宠爱，娇生惯养，啥苦都没吃过，且大有夺取太子之位的势头。这些情况大家都看在眼里，外加郑贵妃又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蠢人，丝毫不知收敛，极为嚣张，可谓是人见人恨。
久而久之，一个父亲偏爱儿子的问题，就变成了恶毒地主婆欺负老实佃户的故事。问题越来越严重，舆论越来越激烈。万历是躲一天算一天的主，偏偏又来了这么个首辅，要知道，大臣们不闹事，不代表不敢闹事，一旦他们的怒火到达顶点，国家将陷入前所未有的骚乱。然而动乱没有爆发，因为这个曾经搞倒申时行、王锡爵、王家屏等无数政治高手，看似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竟然被解决了。而解决它的，就是为人极不地道、一贯滑头的沈一贯。说起来，这是个非常玄乎的事。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八月，沈一贯向皇帝上疏，要求册立太子，其大致内容是，皇长子年纪大了，应该册立太子，正式成婚，到时有了孙子，您也能享子孙满堂的福啊。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封内容平平的奏疏，立意不新颖，文采很一般，按照以往的惯例，最终的结局应该是被压在文件堆下几年，再拉出去当柴禾烧。可惊喜总是存在的，就在第二天，沈一贯收到了皇帝的回复：“即日册立皇长子为太子！”我不知道沈一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我想了。万历并不愚蠢，事实上，从之前的种种表现看，他是一个十分成熟的政治家，没有精神病史，心血来潮或是突发神经，基本都可以排除，而且他的意图十分明显——立皇三子。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了这个经历十余年的痛骂、折腾，却坚持不懈的企图？翻来覆去地审阅沈一贯的那封上疏，并综合此事发生前的种种迹象，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万历从来就不想立皇长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疑问在于，他知道希望很渺茫，也知道手底下这帮大臣都是死脑筋，为何还要顶着漫天的口水和谩骂，用拖延战术硬扛十几年？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皇帝大人是不会吃这个苦的。
十几年来，他一直在等待两件事情的发生。然而这两件事他都没等到。我曾经分析过，要让皇三子超越皇长子继位，修改出生证明之类的把戏自然是没用的，必须有一个理由，一个能够说服所有人的理由，而这个答案只能是：立嫡不立长。只有立嫡子，才能压过长子，并堵住所有人的嘴。但皇三子就是皇三子，怎样可能变成嫡子呢？事实上，是可能的，只要满足一个条件——郑贵妃当皇后。
只要郑贵妃当上皇后，皇后的儿子自然就是嫡子，皇三子继位也就顺理成章了。可是皇后只有一个，所以要让郑贵妃当上皇后，只能靠等，等到王皇后死掉，或是等时机成熟，把她废掉，郑贵妃就能顺利接位。
可惜这位王皇后身体很好，一直活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这一年万历驾崩），差点比万历自己活得还长，且她一向为人本分厚道，又深得太后的喜爱，要废掉她，实在没有借口。第一件事是等皇后，第二件事是等大臣。这事就更没谱了，万历原本以为免掉一批人，发配一批人，再找个和自己紧密配合的首辅，软硬结合就能把事情解决。没想到明代的大臣却是软硬都不吃，丢官发配的非但不害怕，反而很高兴。我相信，在他下定决心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不详，但应该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之后。有一天，李太后和万历谈话，说起了皇长子，太后问：你为何不立他为太子？万历漫不经心地答道：他是宫女的儿子。太后大怒：你也是宫女的儿子！这就是活该了，万历整天忙里忙外，却把母亲的出身给忘了，要知道这位李老太太，当年也就是个宫女，因为长得漂亮才被隆庆选中，万历才当上了皇帝，如果宫女的儿子不能继位，那么万历兄是否应该引咎辞职呢？万历当即冷汗直冒，跪地给老太太赔不是，好说歹说才糊弄过去。这件事情，必定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皇后没指望，老太太反对，大臣不买账，说众叛亲离，丝毫也不过分。万历开始意识到，如果不顾一切，强行立皇三子，他的地位都可能不保。在自己的皇位和儿子的皇位面前，所有成熟的政治家都会做出同样的抉择。现实生活不是电影，坏人总是赢，好人经常输，而像朱常洛这种老好人，应该算是稳输不赢。可是这一次，是个例外。事实证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被册立为太子，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两年后，麻烦就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大到国家动荡，皇帝惊恐，太子不安，连老滑头沈一贯都被迫下台。但有趣的是，惹出麻烦的，既不是朱常洛，也不是郑贵妃，更不是万历，事实上，幕后黑手到底是谁，直至今日，也无人知晓。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一篇文章在朝野之间开始流传，初始还是小范围内传抄，后来索性变成了大字报，民居市场贴得到处都是，识字不识字的都去看，短短十几天内朝廷人人皆知，连买菜的老大娘都知道了，在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当年，传播速度可谓惊人。
之所以如此轰动，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内容，实在是太过火爆。此文名叫《续忧危议》，全篇仅几百字，但在历史上，它却有一个诡异的名字——“妖书”。在这份妖书中，没有议论，没有叙述，只有两个人的对话，一个人问，一个人答。问话者的姓名不详，而回答的那个人，叫做郑福成。这个名字，也是文中唯一的主角。文章一开始，是两个人在谈事，一个说现在天下太平，郑福成当即反驳，说目前形势危急，因为皇帝虽然立了太子，但那是迫于沈一贯的要求，情非得已，很快就会改立福王。这在当年，就算是反动传单了，而且郑福成这个名字，也很有技术含量，郑贵妃、福王、成功三合一，可谓言简意赅。之所以被称为妖书，只说说皇帝太子，似乎还不合格，于是内阁的两位大人，也一起下了水。当时的内阁共有三人，沈一贯是首辅，另外两人是沈鲤和朱赓。妖书的作者别出心裁，挑选了沈一贯和朱赓，并让他们友情客串，台词如下：问：你怎么知道皇帝要改立福王呢？郑福成答：你看他用朱赓，就明白了，朝中有这么多人，为什么一定要用朱赓呢，因为他姓朱，名赓，赓者，更也，真正的意思，就是改日更立啊（佩服，佩服）。这是整朱赓，还有沈一贯同志：问：难道沈一贯不说话吗？郑福成答：沈一贯这个人阴险狡诈，向来是有福独享，有难不当，是不会出头的。
闹到这个份上，作者还不甘心，要把妖书进行到底，最后还列出了朝廷中的几位高官，说他们都是改立的同党，是大乱之源。更为搞笑的是，这篇妖书的结尾，竟然还有作者署名！落款者分别是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四川道御史乔应甲。这充分说明，妖书作者实在不是什么良民，临了还要耍人一把，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相当有版权意识，在这二位黑锅的名下还特别注明，项应祥撰（相当于原著），乔应甲书（相当于执笔）。这玩意一出来，大家都蒙了，沈一贯当即上书，表示自己非常愤怒，希望找出幕后主使人，与他当面对质，同时他还要求辞官，以示清白以及抗议。而妖书上涉及的其他几位高级官员也纷纷上书，表示与此事无关，并要求辞职。最倒霉的人是朱赓，或许是有人恶搞他，竟然把一份妖书放在了他的家门口。这位朱先生是个厚道人，吓得不行，当即把这份妖书和自己的奏疏上呈皇帝，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说我今年都快七十了，有如此恩宠已是意外，也没啥别的追求，现在竟然被人诬陷，请陛下让我告老还乡。朝廷一片混乱，太子也吓得不行，他刚消停两年，就出这么个事，闹不好又得下去，整日坐卧不安，担惊受怕。要说还是万历同志久经风雨，虽然愤怒，倒不怎么慌，先找太子去聊天，说我知道这不关你的事，好好在家读书，别出门。然后再发布谕令，安抚大臣，表示相信大家，不批准辞职，一个都别走。稳定情绪后，就该破案了，像这种天字第一号政治案件，自然轮不上衙门捕快之类的角色，东厂锦衣卫倾巢而出，成立专案组，没日没夜地查，翻天覆地地查。万历原本以为，来这么几手，就能控制局势，然而这场风暴，却似乎越来越猛烈。首先是太子，这位兄弟原本胆小，这下更是不得了，窝在家里哪里都不去，唯恐出事。而郑贵妃那边也不好受，毕竟妖书针对的就是她，千夫所指，舆论压力太大，每日只能以泪洗面，不再出席任何公开活动。内阁也不得消停。沈一贯和朱赓吓得不行，都不敢去上班，待在家里避风头，日常工作只有沈鲤干，经常累得半死。大臣们也怕，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平时争个官位，抢个待遇的没啥，这个热闹却凑不得，虽说皇帝大人发话，安抚大家不让辞职，可这没准是放长线钓大鱼，不准你走，到时候来个一锅端，那就麻烦大了。总而言之，从上到下，一片人心惶惶。很多人都认定，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有很深的政治背景。确实如此。
这是明代历史上一件著名的政治疑案，至今仍无答案，但从各种蛛丝马迹之中，真相却依稀可辨。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应该与郑贵妃无关，因为她虽然蠢，也想闹事，却没必要闹出这么大动静，把自己挤到风口浪尖受罪。而太子也不会干这事，以他的性格，别人不来惹他就谢天谢地，求神拜佛了。作案人既不是郑贵妃，也不是太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作案者，必定是受益者。在当时的朝廷中，受益者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精神受益者，大致包括看不惯郑贵妃欺压良民，路见不平也不吼，专门暗地下黑手的人，写篇东西骂骂出口气。这类人比较多，范围很大，也没法子查。第二种是现实受益者。就当时的朝局而言，嫌疑人很少——只有两个。这两个人，一个是沈一贯，另一个是沈鲤。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沈一贯请求辞职，得到批准。有意思的是，这位仁兄走之前，竟然还提了一个要求：我走，沈鲤也要走。恨人恨到这个份上，也不容易。而更有意思的是，万历竟然答应了。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因为沈鲤很有能力，又是他的亲信，而沈一贯虽说人滑了点，办事还算能干，平时朝廷的事全靠这两人办，万历竟然让他们全都走人，动机就一个字——烦。沈一贯和沈鲤走了，内阁只剩下了朱赓。这一年，朱赓七十二岁。朱赓很可怜，他不但年纪大，而且老实，老实到他上任三天，就有言官上书骂他，首辅大人心态很好，统统不理。可让他无法忍受的是，他不理大臣，皇帝也不理他。内阁人少，一个七十多的老头儿起早贪黑熬夜，实在扛不住，所以朱赓多次上书，希望再找几个人入阁。就这样，朱老头一边等一边干，一个人苦苦支撑，足足等了一年，既没见到助手，也没见过皇帝。这一年里朱老头算被折腾惨了，上书国政，皇帝不理，上书辞职，皇帝也不理。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朱赓忍无可忍，上书说自己有病，竟然就这么走了。
皇帝还是不理。终于走光了。内阁没人待，首辅没人干，经过万历的不懈努力，朝廷终于达到了传说中的最高境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自明代开国以来，只有朱元璋在的时候，既无宰相，也无内阁，时隔多年，万历同志终于重现往日荣光。而对于这一空前绝后的盛况，万历很是沉得住气，没人就没人，日子还不是照样过？但很快，他就发现这日子没法过了。因为内阁是联系大臣和皇帝的重要渠道，而且内阁有票拟权，所有的国家大事，都由其拟定处理意见，然后交由皇帝审阅批准。所以即使皇帝不干活，国家也过得去。朝廷陷入了全面瘫痪，这么下去，眼看就要破产清盘，万历也急了，下令要大臣们推举内阁人选。几番周折后，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三人成功入阁，班子总算又搭起来了。
但这个内阁并没有首辅，因为万历特意空出了这个位置，准备留给一个熟人。机密信件这个人就是王锡爵，虽说已经告老还乡，但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之前共背黑锅的革命友谊，给万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派出专人，去请王锡爵重新出山，并同时请教他一个问题。王锡爵不出山。由于此前被人坑过一次，加上都七十四岁了，王锡爵拒绝了万历的下水邀请，但毕竟是多年战友，还教过人家，所以，他解答了万历的那个疑问。万历的问题是，言官太过凶悍，应该如何应付。王锡爵的回答是，他们的奏疏你压根儿别理（一概留中），就当是鸟叫（禽鸟之音）！我觉得，这句话十分中肯。此外，他还针对当时的朝廷，说了许多意见和看法，为万历提供了借鉴。然后，他把这些内容写成了密疏，派人送给万历。这是一封极为机密的信件，其内容如果被曝光，后果难以预料。所以王锡爵很小心，不敢找邮局，派自己家人携带这封密信，并反复嘱托，让他务必亲手交到朝廷，绝不能流入任何人的手中，也算是吸取之前申时行密疏走光的经验。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次，他的下场会比申时行还惨。话说回来，这位送信的同志还是很敬业的，拿到信后立即出发，日夜兼程赶路，一路平安，直到遇见了一个人。当时他已经走到了淮安，准备停下来歇脚，却听说有个人也在这里，于是他便去拜访了此人。当万历收到此信时，绝不会想到，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信件的内容，而其中之一，就是远在无锡的普通老百姓顾宪成。
这件事可谓疑团密布，大体说来，有几个疑点：送信人明知身负重任，为什么还敢主动去拜会李三才，而李三才又为何知道他随身带有密信，之后又要篡改密信呢？这些问题，我可以回答。送信人去找李三才，是因为李大人当年的老师，就是王锡爵。非但如此，王锡爵还曾对人说，他最喜欢的学生，就是李三才。两人关系非常的好，所以这位送信人到了淮安，才会去找李大人吃饭。作为凤阳巡抚，李三才算是封疆大吏，而且他本身就是都察院的高级官员，对朝廷的政治动向十分关心，皇帝为什么找王锡爵，找王锡爵干什么，他都一清二楚，唯一不清楚的，就是王锡爵的答复。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既然李三才是王锡爵的学生，还算他的亲信，李三才同志为什么要背后一刀，痛下杀手呢？因为在李三才的心中，有一个人，比王锡爵更加重要，为了这个人，他可以出卖自己的老师。万历二年（1574年），李三才考中了进士，经过初期培训，他分到户部，当上了主事，几年之后，另一个人考中进士，也来到了户部当主事，这个人叫顾宪成。这之后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史书上没有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惊奇地发现，顾宪成和李三才在户部做主事的时候，他们的上司竟然叫赵南星。联想到这几位后来在朝廷里呼风唤雨的情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谈论的应该不仅仅是仁义道德、君子之交，暗室密谋之类的把戏也没少玩。李三才虽然是东林党，但道德水平明显一般，他出卖王老师，只是因为一个目的——利益。而只要分析一下，就能发现，李三才涂改信件的真正动机。当时的政治形势看似明朗，实则复杂，新成立的这个三人内阁，可谓凶险重重，杀机无限。
王锡爵走了，朝廷再也没有能担当首辅的人选，于是李廷机当上了首辅，这位兄弟不负众望，上任后不久就没顶住骂，回家休养，谁叫也没用，基本算是罢工了。而异类于慎行也不争气，刚上任一年就死了。就这样，叶向高成为了内阁的首辅，也是唯一的内阁大臣。对手被铲除了，这是最好的结局。必须说明的是，所谓李三才和顾宪成的勾结，并不是猜测，因为在史料翻阅中，我找到了顾宪成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木偶兰溪、四明、婴儿山阴、新建而已，乃在遏娄江之出耳。”“人亦知福清之得以晏然安于其位者，全赖娄江之不果出……密揭传自漕抚也，岂非社稷第一功哉？”我看过之后，顿感毛骨悚然。这是两句惊天动地的话，却不太容易看懂，要看懂这句话，必须解开几个密码。第一句话中，木偶和婴儿不用翻译，关键在于新建、兰溪、四明、山阴、以及娄江五个词语。这五个词，是五个地名，而在这里，则是暗指五个人。新建，是指张位（新建人）、兰溪，是指赵志皋（兰溪人）、四明，是指沈一贯（四明人），山阴，是指朱赓（山阴人）。
所以前半句的意思是，赵志皋和沈一贯不过是木偶，张位和朱赓不过是婴儿！而后半句中的娄江，是指王锡爵（娄江人）。连接起来，我们就得到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赵志皋、沈一贯、张位、朱赓都不要紧，最为紧要的，是阻止王锡爵东山再起！顾宪成，时任南直隶无锡县普通平民，而赵、张、沈、朱四人中，除张位外，其余三人都当过首辅，首辅者，宰相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这个无锡的平民，却在自己的文章中，把这些不可一世的人物，称为木偶、婴儿。而从文字语气中可以看出，他绝非单纯发泄，而是确有把握，似乎在他看来，除了王锡爵外，此类大人物都不值一提。一个普通老百姓能牛到这个份上，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第二句话的玄机在于两个关键词语：福清和漕抚。福清所指的，就是叶向高，而漕抚，则是李三才。叶向高是福建福清人，李三才曾任漕运总督，把这两个词弄清楚后，我们就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知道叶向高能安心当首辅，是因为王锡爵不出山……密揭这事是李三才捅出来的，可谓是为社稷立下第一功！”没有王法了。一个平民，没有任何职务，远离京城上千里，但他说，内阁大臣都是木偶、婴儿。而现在的朝廷第一号人物能够坐稳位置，全都靠他的死党出力。纵观二十四史，这种事情我没有听过，没有看过。但现在我知道了，在看似杂乱无章的万历年间，在无休止地争斗和吵闹里，一股暗流正在涌动、在沉默中集结，慢慢地伸出手，操纵所有的一切。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谋杀
疯子王锡爵彻底消停了，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叶向高正式登上宝座，成为朝廷首辅，此后七年之中，他是内阁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人，史称“独相”。时局似乎毫无变化，万历还是不上朝，内阁还是累得半死，大臣还是骂个不停，但事实真相并非如此。在表象之下，政治势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新的已经来了，旧的赖着不走，为了各自利益，双方一直在苦苦地寻觅，寻觅一个致对方于死地的机会。终于，他们找到了那个最好、最合适的机会——太子。太子最近过得还不错，自打妖书案后，他很是清净了几年，确切地说，是九年。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一个人写的一封报告，再次把太子拖下了水。这个人叫王曰乾，时任锦衣卫百户，通俗点说，是个特务。这位特务向皇帝上书，说他发现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有三个人集会，剪了三个纸人，上面分别写着皇帝、皇太后、皇太子的名字，然后在上面钉了七七四十九个铁钉（真是不容易），钉了几天后，放火烧掉。这是个复杂的过程，但用意很简单——诅咒，毕竟把钉子打在纸人上，你要说是祈福，似乎也不太靠谱。这也就罢了，更麻烦的是，这位特务还同时报告，说这事是一个太监指使的，偏偏这个太监，又是郑贵妃的太监。于是事情闹大了，奏疏送到皇帝那里，万历把桌子都给掀了，深更半夜睡不着觉，四下乱转，急得不行。太子知道后，也是心急火燎，唯恐事情闹大，郑贵妃更是哭天喊地，说这事不是自己干的。大家都急得团团转，内阁的叶向高却悄无声息。万历气完了，也想起这个人了，当即大骂：“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人怎么不说话？！”（此变大事，宰相何无言）此时，身边的太监递给他一件东西，很快万历就说了第二句话：“这下没事了。”这件东西，就是叶向高的奏疏，事情刚出，就送上来了。奏疏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陛下，此事的原告（指王曰乾）和被告（指诅咒者）我都知道，全都是无赖混混儿，之前也曾闹过事，还被司法部门（刑部）处理过，这件事情和以往的妖书案很相似，但妖书案是匿名，无人可查，现在原告被告都在，一审就知道，皇上你不要声张就行了。这段话再次证明了一点：叶向高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叶向高的表面意思，是说这件事情，是非曲直且不论，但不宜闹大，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一审就行。这是一个不符合常理的抉择，因为叶向高，是东林党的人，而东林党，是支持太子的，现在太子被人诅咒，应该一查到底，怎能就此打住呢？事实上，叶向高是对的。
久经考验的叶向高同志识破了圈套，危机成功度过。
但太子殿下一生中最残酷的考验即将到来，在两年之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黄昏。太子朱常洛正在慈庆宫中休息，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他被封为太子，住到了这里，但他爹人品差，基础设施一应俱缺，要啥都不给，连身边的太监都是人家淘汰的。皇帝不待见，大臣自然也不买账，平时谁都不上门，十分冷清。但这一天，一个特别的人已经走到他的门前，并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问候他。他手持一根木棍，进入了慈庆宫。此时，他与太子的距离，只有两道门。第一道门无人看守，他迈了过去。在第二道门，他遇到了阻碍。一般说来，重要国家机关的门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就算差一点的，也有几个保安，实在是打死都没人问的，多少还有个老大爷。明代也是如此，锦衣卫、东厂之类的自不必说，兵部吏部门前都有士兵看守，然而太子殿下的门口，没有士兵，也没有保安，甚至连老大爷都没有。只有两个老太监。于是，他挥舞木棍，打了过去。众所周知，太监的体能比平常人要差点（练过宝典除外），更何况是老太监。很快，一个老太监被打伤，他越过了第二道门，向着目标前进。目标，就在前方的不远处。然而太监虽不能打，却很能喊，在尖利的呼叫声下，其他太监们终于出现了。接下来的事情还算顺理成章，这位仁兄拿的毕竟不是冲锋枪，而他本人不会变形，不会变身，也没能给我们更多惊喜，在一群太监围攻下，终于束手就擒。当时太子正在慈庆宫里，接到报告后并不惊慌，毕竟人抓住了，也没进来，他下令将此人送交宫廷守卫处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件小事。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将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我发现了另一段史料，一段截然不同的史料：开头是相同的，郑贵妃去向万历哭诉，万历说自己没办法，但接下来，事情出现变化——他去找了王皇后。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举动，因为皇后没有帮派，还有威望，找她商量是再合适不过了。皇后的回答也直截了当：“此事我也无法，必须找太子面谈。”很快，老实太子来了，但他给出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此事必有主谋！”这句话一出来，明神宗脸色就变了，郑贵妃更是激动异常，伸个指头出来，对天大呼：“如果这事是我干的，我就全家死光！（奴家赤族）”这句话说得实在太绝，于是皇帝也吼了一句：“这是我的大事，你全家死光又如何？！（稀罕汝家）”贵妃发火了，皇帝也发火了，但接下来的一句话，却浇灭了所有人的激情：“我看，这件事情就是张差自己干的。”说这句话的人，就是太子朱常洛。虽然几秒钟之前，他还曾信誓旦旦地要求追查幕后真凶。于是大家都满意了。为彻底平息事端，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二十八日，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先生终于露面了。他召来了内阁大臣、文武百官，以及自己的太子，皇孙，当众训话，大致意思是：自己和太子关系很好，你们该干吗就干吗，少来瞎搅和。此案是张差所为，把他干掉了事。就此定案，谁都别再折腾。太子的表现也很好，当众抒发父子深情，给这出闹剧画上了圆满句号。一天后，张差被凌迟处死，十几天后，庞保和刘成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刑部大牢里，就杀人灭口而言，干得也还算相当利落。轰动天下的疯子袭击太子事件就此结束，史称明宫三大案之“梃击”。梃击是一起复杂的政治案件，争议极大，有很多疑点，包括幕后主使人的真实身份。因为郑贵妃要想刺杀太子，就算找不到绝顶高手，到天桥附近找个把卖狗皮膏药的，应该也不是问题，选来选去就找了个张差，啥功夫没有，还养了他三年。这且不论，动手时连把菜刀都没有，拿根木棍闯进宫，就想打死太子，相当无聊。所以有些人认为，梃击案是朝廷某些党派所为，希望浑水摸鱼，借机闹事，甚至有人推测此事与太子有关。因为这事过于扯淡，郑贵妃不傻，绝不会这么干。但我的看法是，这事是郑贵妃干的，因为她的智商，就是傻子水平。对于梃击案，许多史书的评价大都千篇一律：郑贵妃狡猾，万历昏庸，太子老实，最后老实的太子在正义的东林官员支持下，战胜了狡猾的郑贵妃。这都是蒙人的。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郑贵妃是个蠢人，万历老奸巨猾，太子也相当会来事，而东林官员们，似乎也不是那么单纯。所以事实的真相应该是，一个蠢人办了件蠢事，被一群想挑事的人利用，结果被老滑头万历镇了下来，仅此而已。之所以详细介绍此事，是因为我要告诉你：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你将逐渐发现，许多你曾无比熟悉的人，其实十分陌生；许多你曾坚信的事实，其实十分虚伪；而这，不过是个开头。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不起眼的敌人
以上，就是万历同志执政四十余年的大致成就。具体说来，就是斗争、斗争、再斗争。先斗倒张居正，再斗争国本、妖书、梃击，言官、大臣、首辅轮番上阵，一天到晚忙活这些事，几十年不上朝，国家是不怎么管了。山东、山西、河南、江西及大江南北相继告灾，文书送上去，理都不理。而更滑稽的是，最大的受害者不是老百姓，而是官员。在万历年间，如果你考上进士，也别高兴，因为考上了，未必有官做。一般说来，朝代晚期，总会出现大量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摊派剥削。但我可以很负责地讲，万历年间这个问题很不严重，因为压根儿就没官。
万历年间的真相大抵如此，一个政治纷乱，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生机勃勃的世界。然而这个世界，终究被毁灭了。毁灭的起因，是一个人。这人的名字，叫李成梁。不世之功臣李成梁，是一个猛人，还不是一般的猛。他出生于嘉靖五年（1526年），世袭铁岭卫指挥佥事，算是高级军官，可到他这辈，混得相当差劲，家里能卖的都卖了，非常穷，穷得连进京继承官职的路费都没有。他本人也混得很差，直到四十岁，还是个穷秀才。后来找人借钱，好歹凑了个数（继承官职，是要行贿的），这才捞到官位，还真不是一般的惨。但此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当时的辽东很乱，虽然俺答部落改行做了生意，不抢了，但其他部落看俺答发了财，自己又没份，更不消停，一窝蜂地来抢。什么插汉部、泰宁部、朵颜部、王杲部，乱得一塌糊涂，以致十年之内，明朝竟然有三位大将战死。然后李成梁来了。然后一切都解决了。打仗，实际上和打麻将差不多，排兵布阵，这叫洗牌，掷色子，就是开打。战况多变，就是不知道下一张摸什么牌。而要想赢牌，一靠技术，二靠运气。靠死运气，怎么打怎么赢，所谓福将。靠死里打，怎么打怎么赢，所谓悍将。
李成梁，应该是福将加悍将。自从李大人出马后，土蛮就从没舒坦过。从万历元年（1573年）起，李成梁大战五次，小战二十余次，基本上是年年打，月月打。总打仗不奇怪，奇怪的是，李成梁每次都打赢。其实他的兵力很少，也就一两万人，之所以每战必胜，大致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技术问题，他属下的辽东铁骑，每人配发三眼火铳，对方用刀，他用火枪，明明白白就欺负你。其次是战术问题，李成梁不但骁勇善战，还喜欢玩阴招，对手来袭时，准备大堆财物，摆在外面，等蒙古人下马抢东西，他就发动攻击。此外，他还不守合同，经常偷袭对手。靠这两大优势，十年之内，他累计斩杀敌军骑兵近五万人，把土蛮折腾得奄奄一息。
看到这段史料，再回忆起他儿子李如松同志的信用问题，不禁感叹：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土蛮歇了，泰宁也很惨，被打得到处跑不说。但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一个人已经点燃了火种，燎原冲天的烈焰，终将由此而起。他是觉昌安的孙子，他是塔克世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做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接受了所有的一切，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然后，他召集了族人，杀死了一头牛，举行了祭天仪式，拿出了祖上流传下来的十三副铠甲，宣布起兵。收了赔偿金再起兵，和收了钱不办事，似乎是异曲同工。但无论如何，努尔哈赤向着自己的未来迈出了第一步。这一年，他二十五岁。按照许多史料书籍的说法，下面将是努尔哈赤同志的光荣创业史：先起兵杀死尼堪外兰，然后统一建州女真，打败海西女真最强的叶赫部落，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统一女真。最后是基本类同的几句评价：非常光辉、非常励志、非常艰苦等等。本人同意以上评语，却也要加上四个字：非常诡异。据说努尔哈赤从小住在林子里，自己打猎、采集蘑菇，到集市上换东西，生活艰苦，所以意志坚定；渴了喝泉水，饿了啃人参，所以身体强壮；天赋异禀，无师自通，所以极会打仗。有以上几大优惠条件，所以十三副铠甲起兵，便不可收拾。这绝不可能。努尔哈赤起兵时，他的武器是弓箭，不是导弹，他带着十三副铠甲，不是十三件防弹衣，在当时众多的女真部落中，他只不过是个小人物。然而这个小人物，只用了三十多年，就统一了女真、建立了政权，占据了原本重兵集结的辽东，并正式向明朝挑战。于是，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得到了帮助。而帮助他的这个人，就是李成梁。我并不是阴谋论者，却惊奇地发现，无数的清代史料书籍中，都详细描述了祖父觉昌安的惨死、李成梁的冷漠残酷、努尔哈赤的无助，却不约而同地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是李成梁的朋友。
据某些笔记的记载，努尔哈赤和李成梁之前很早就认识了，不但认识，努尔哈赤还给李成梁打过下手，他们之间，还有一段极为神秘的纠葛。据说努尔哈赤少年时，曾经因为闹事，被李成梁抓回来管教。不久之后，努尔哈赤被释放了，不是李成梁放的。放走努尔哈赤的，是李成梁的老婆（小妾），而她放走努尔哈赤的理由也很简单——这人长得好（奇其貌，阴纵之出）。至于他俩有无其他纠葛，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相关的说法还有很多，什么努尔哈赤跟李成梁打过仗，一同到过京城，凡此种种，更不可思议的是，据说努尔哈赤和李成梁还是亲家：努尔哈赤的弟弟，叫做舒尔哈齐，这位舒尔哈齐有个女儿，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做妾。而种种迹象表明，勇敢而悲痛的努尔哈赤，除了会打仗、身体好外，似乎还很会来事儿。他经常给李成梁送礼，东西是一车车地拉，拍起马屁来，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明史学者孟森语）。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努尔哈赤和李成梁家族，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联系。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萨尔浒
努尔哈赤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作为一名没有进过私塾，没有上过军校，没有受过系统军事训练的游牧民族首领，努尔哈赤懂得什么是战争，也懂得如何赢得战争。他的战役指挥水平，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二月二十八日，明军先锋杜松抵达抚顺近郊。为了抢头功，他命令士兵日夜不停行军，但由于路上遭遇女真部队阻击，辎重落后。三月一日，他终于停下了脚步，就地扎营。他扎营的地点，叫做萨尔浒。
死战此时的杜松，已经有点明白了，自他出征以来，大仗没有，小仗没完，今天放火明天偷袭，后勤也被切断，只能扎营固守。多年的战争经验告诉他，敌人就在眼前，随时可能发动进攻，情况非常不利。部下建议，应撤离此地。但他并未撤退，却将手下六万人分为两部，分别驻守于吉林崖和萨尔浒。
杜松并未轻敌，事实上，他早已判定，隐藏在自己附近的，是女真军队的主力，且人数至少在两万以上。以自己目前的兵力，攻击是不可能的，但防守还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没有撤退的必要。应该说，他的判断是准确的，只不过埋伏在这里的，并不是女真部队的主力，而是全部。四路大军出发的时候，努尔哈赤已经明确，真正的主力，是杜松的西路军。所以他即刻动员全部兵力，向抚顺前进，寻求决战。当然，在决战之前，他还要玩点老把戏，摸哨、夜袭、偷粮食之类的活没少干，等到杜松不堪骚扰，在萨尔浒扎营的时候，他已然是胜券在握。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已无悬念。
三月二日，努尔哈赤发动八旗中的六旗，共计四万余人，猛攻明军萨尔浒大营。明军寡不敌众，全军覆没。站在吉林崖大营的杜松，亲眼看到了萨尔浒的覆灭。他一言不发，穿上了自己的盔甲，集合了剩余的士兵，准备迎接最后的战斗。努尔哈赤再次发动了进攻，这一次，他带齐了八旗的全部兵力，向吉林崖发动了总攻。面对绝对优势的敌人，杜松毫无畏惧，他率领明军拼死作战，激战直至夜晚，重创敌军。然而实力就是实力，勇猛无畏的杜松终究还是战死了，和他一起阵亡的，还有上万名宁死不屈的士兵。西路明军就此全军覆没。其实无论是决策错误，还是指挥错误，都已经不重要了。作为一名勇敢的将军，杜松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因为，他是战死的。最先知道西路军覆没消息的，是马林。因为此时，他距离萨尔浒只有几十里。作为一个文人，马林没有实践经验，但再没经验，也知道大祸就要临头。关键时刻，马林体现出了惊人的理论天赋，他将所部两万余人分为三部，互相呼应，并且挖掘壕沟，加强防御，等待着努尔哈赤的攻击。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作为第一次上战场的将军，有如此表现，就算不错了。可是不错是不够的。
一天之后，努尔哈赤发动了攻击。事实证明，马林的部署给他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六万多人打了半天，一点进展都没有。努尔哈赤没有办法，竟然带了一千亲兵上阵冲锋，才打开突破口。但马林同志的表现也就到此为止了，毕竟他面对的，是三倍于他的敌人。而作为文人，他的观念也有点问题，最后关头抛下了两个弟弟，自己先跑了。北路马林军就此覆没。西路军完了，北路军也完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辽东。但东路的刘却对此毫不知情，因为他连路都没找到。刘的运气相当不好（或者说是相当好），由于他的行军道路比较偏，走后不久就迷了路，敌人没找着他，当然，他也没找到敌人。但这种摸黑的游戏没能持续多久。努尔哈赤已经擦掉了刀上的血迹，开始专心寻找刘。三月初四，他找到了。
此时，刘的兵力只有一万余人，是努尔哈赤的四分之一。胜负未战已分。然而还在山谷中转悠的刘并没有听到震耳的冲杀声，却等来了一个使者，杜松的使者。使者的目的只有一个：传达杜松的命令，希望刘去与他会合。此时，杜松已经死去，所以这个使者，是努尔哈赤派人假冒的。但是刘并没有上当，他当即回绝了使者的要求。不过他回绝的理由，确实有点搞笑：“我是总兵，杜松也是总兵，他凭什么命令我！”这下连假使者也急了，连说带比划，讲了一堆好话，刘才最终同意，前去与杜松会师。然后，他依据指引，来到了一个叫阿布达里岗的地方，这里距离赫图阿拉只有几十里。在这里，他看见了杜松的旗帜和军队。但当这支军队冲入队列，发动攻击时，他才知道自己上当了。寡不敌众、深陷重围，必败无疑，必死无疑。但刘仍然镇定地拔出了刀，开始奋战。之后的一切，史书上是这样介绍的：阵乱，刘中流矢，伤左臂，又战。复伤右臂、犹鏖战不已。内外断绝，面中一刀，截去半颊，犹左右冲突。歼数十人而死。用今天的话说，大致是这样：阵乱了，刘中箭，左臂负伤，继续作战。在战斗中，他的右臂也负伤了，依然继续奋战。身陷重围无援，他的脸被刀砍掉了一半，依然继续奋战，左冲右杀。最后，他杀死了数十人，战死。这就是一个身陷绝境的将领的最后记录。
这是一段毫无感情，也无对话的文字，但在冷酷的文字背后，我听了刘最后的遗言和呼喊：宁战而死，绝不投降！刘战死，东路军覆灭。现在，只剩下南路军了。南路军的指挥官，是李如柏。因为他的部队速度太慢，走了几天，才到达预定地点，此时其他三路军已经全军覆没。于是在坐等一天之后，他终于率领南路军光荣回朝，除因跑得过快，自相践踏死了点人外，毫发无伤。就军事才能而言，他是四人之中最差的一个，但他的运气却实在很好，竟然能够全身而退。或许这一切，并不是因为运气。因为许多人都依稀记得，他是李成梁的儿子，而且他还曾经娶过一个女子，可这位女子偏偏就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无论是运气太好还是太早知道，反正他是回来了。但在战争，尤其是败仗中，活下来的人是可耻的，李如柏终究还是付出了代价。回来后，他受到了言官的一致弹劾，而对于这样一个独自逃跑的人，所有人的态度都是一致的——鄙视。偷生的李如柏终于受不了了，在这种生不如死的环境中，他选择了自尽，结束自己的生命。萨尔浒大战就此结束，此战明军大败，死伤将领共计三百一十余人，士兵死伤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人，财物损失不计其数。消息传回京城，万历震怒了。我说过，万历先生不是不管事，是不管小事，打了这么个烂仗，实在太窝囊。
觉得窝囊了，自然要找人算账，几路总兵都死光了，自然要找杨镐。杨镐倒是相当镇定，毕竟他的关系搞得好。自他回来后，言官弹劾不绝于耳，但有老上级兼老同党方从哲保着，他也不怎么慌。可这事实在是太大了，皇帝下旨追查，言官拼命追打，特别是一个叫杨鹤的御史，三天两头上书，摆明了是玩命的架势。那边努尔哈赤还相当配合，又攻陷了铁岭。几棍子抡下来，实在是扛不住了。不久后，他被逮捕，投入诏狱，经审讯判处死刑，数年后被斩首。责任追究完了，但就在追究责任的时候，努尔哈赤也没歇着，还乘势攻下了全国比较大的城市——铁岭。至此，辽东北部全部被努尔哈赤占领，明朝在辽东的根据地，只剩下了沈阳和辽阳。看上去，局势十分危急，但事实上，是万分危急。萨尔浒之战后，明军陷入了彻底的混乱。在很多的史书中，万历中后期的历史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皇帝老休息，朝政无人管，大臣无事干。前两条或许是正确的，但第三条是绝对不正确的。
隐藏在平静外表下的，是无比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主角，是东林党。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东林党是道德与正义的象征，一群胸怀理想的知识分子，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怀揣着抱负，参与政治，并曾一度掌控政权，却因为被邪恶的势力坑害，最终失败。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一群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知识分子，是如何掌控政权的呢？正义和道德是值得景仰的，值得膜拜的，值得三拜九叩的。但是，正义和道德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服穿，更不可能掌控朝廷。因为掌控朝廷的唯一方式，就是斗争。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东林党的实力
道德文章固然有趣，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应该是顾宪成。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那次京察中，吏部尚书孙——撤职了，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回家了，首辅王锡爵——辞职了，而这事幕后的始作俑者，从五品的小官，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升官了（吏部文选司郎中）。升官了还不说，连他的上级，继任吏部尚书陈有年，也都是他老人家安排的，甚至后来回无锡当老百姓，他依然对朝廷动向了如指掌。李三才偷看信件，王锡爵打道回府，朝廷的历任首辅，在他眼中不是木偶，就是婴儿。这是一团迷雾，迷雾中的一切，似乎和他有关系，又似乎没有关系。
拨开这团迷雾之后，我看到了一样东西——实力。顾宪成的实力，来自于他的官职。在吏部中，最大的是尚书（部长）、其次是侍郎（副部长），再往下就是四个司的郎中（司长），分别是文选司、验封司、稽勋司、考功司。但是，这四个司的地位是不同的，而其中最厉害的，是文选司和考功司，文选司负责人事任免，考功司负责官员考核。这两个司的官员向来无人敢惹，升官还是免职，发达还是破产，那就是一句话的事。相对而言，验封司、稽勋司就一般了，一般到不用再介绍。有鉴于此，明代的吏部尚书和侍郎，大都由文选司和考功司的郎中接任。而顾宪成先生的升迁顺序是：吏部考功司主事——考功司员外郎（副职）——文选司郎中。这就意味着，那几年中，大明的所有官员（除少数高官），无论是升迁，还是考核，都要从顾宪成手底下过，即使不过，也要打个招呼，就不打招呼，也得混个脸熟。此外，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宪成大人也是比较会来事的，因为一个不开窍的书呆子，是混不了多久的。
在这个世界上，实力和道德，经常是两码事。东林之中，类似者还有很多，比如李三才。李三才先生的职务，之前已经说过，是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凤阳，兼漕运总督。都察院佥都御史多了去了，凤阳是个穷地方，不巡也罢，真正关键的职务，是最后那个。自古以来，漕运就是经济运转的主要途径，基本算是坐地收钱，肥得没边。普天之下，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只有盐政。坐在这个位置上，要想不捞外快，一靠监督，二靠自觉。很可惜，李三才不自觉。从种种史料分析，他很有钱，有钱得没个谱，请客吃饭，都是大手笔。至于监督，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位李先生本人就是都察院的御史，自己去检举自己，估计他还没这个觉悟。作为东林党的重量级人物，李三才在这方面的名声，那真是相当的大。大到几十年后，著名学者夏允彝到凤阳寻访，还能听到相关事迹，最后还叹息一声，给了个结论——负才而守不洁。列举以上两人，只是为了说明一点：东林，是书院，但不仅仅是书院；是道德，但不仅仅是道德。它是一个有实力、有能力、有影响力、有斗争意识的政治组织。
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很道德，强大之后，就变成了你不道德。工作方针，原先是党同伐异，强大之后，就变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总而言之，不是我的同党，就是我的敌人。这种只搞单边主义的混账做法，最终导致了一个混账的结果：在东林党人的不懈努力下，齐、浙、楚三党终于抛弃了之前的成见，团结一致跟东林党死磕了。他们的折腾，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回报：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叶向高退休回家。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京察开始，主持京察的，分别是吏部尚书郑继之、刑部尚书李志。郑继之是楚党，李志是浙党。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但凡是东林党，或者与东林党有关的人，二话不说，收包袱走人，这其中，还包括那位揭发了梃击案真相的王之。萨尔浒之战前，朝廷斗争情况大致如此，这场斗争的知名度相当小，但在历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对明朝而言，其重要程度，基本等于努尔哈赤+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因为这是一场延续了几十年的斗争，是一场决定明朝命运的斗争。因为在不久之后，东林党将通过一个人的帮助，彻底击败浙、齐、楚三党。然后，土崩瓦解的三党将在另一个人的指挥下，实现真正的融合，继续这场斗争，而那时，他们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阉党。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的京察，标志着东林党的没落，所谓东林党三大巨头，顾宪成已经死了，邹元标到处逛，赵南星家里蹲。两大干将也全部消停，叶向高提早退休，李三才回家养老。此时的首辅，是浙党的方从哲，此时的朝廷，是三党的天下。对东林党而言，前途似乎一片黑暗。但新生的机会终会到来，因为一个人的死去。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不行了。
明光宗朱常洛虽然几十年来，万历都不喜欢自己的长子朱常洛，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将皇位传给了这个久经考验的儿子。担惊受怕几十年的朱常洛终于熬出头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一日，朱常洛正式登基，即后世所称之明光宗，定年号为泰昌。由于此时还是万历年间，按照惯例，要等老爹这一年过完，明年才能另起炉灶，用自己的年号。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年号，竟然没能用上。因为朱常洛活了三十八年，明光宗却只能活一个月。一个撑了三十八年，经历无数风雨险阻到达目标的人，却在一个月中意外死亡，是很不幸的。导致死亡与不幸的罪魁祸首，是郑贵妃。
郑贵妃经过深思熟虑，她想出了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一件礼物。
十天之后，她将这件礼物送给了朱常洛，朱常洛很高兴地收下了。光宗皇帝的性命，就丢在了这份礼物上。这份礼物，是八个美女。对于常年在宫里坐牢，哪都不能去，啥也没有的朱常洛而言，这是一份丰厚的礼物。辛辛苦苦、畏畏缩缩了几十年，终于可以放纵一下了。古语有云：一口吃不成胖子，但朱常洛应该算是不同凡响，他几天就变成了瘦子。在史料上，含蓄的文言文是这样描述的：“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还要辛勤工作，身体吃不消，实在是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于是不久之后，朱常洛就病倒了。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十日。计划的第二步即将开始实现，四天之后。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十四日。皇帝的身体依然很差，身体差就该看医生，于是崔文升出场了。崔文升，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前面曾经讲过，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可是这人来，并不是要给皇帝写遗嘱，而是看病。因为这位崔兄多才多能，除了能写外，还管着御药房，搞第二产业。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第二产业是不能随便乱搞的。诊断之后，崔大夫胸有成竹，给病人开了一服药，并且乐观地表示，药到病除。他开的这服药，叫泻药。一个夜晚辛勤工作，累垮了身体的人，怎么能服泻药呢？所以后来很多史书都十分肯定地得出了结论：这是个蒙古大夫。无论动机如何，结果是肯定的，明光宗已经奄奄一息，一场惊天大变即将拉开序幕。但这一切还不够，要达到目的，这些远远不够，即使那个人死去，也还是不够。必须把控政权，把未来所有的一切，都牢牢抓在手中，才能确保自己的利益。于是在开幕之前，郑贵妃找到了最后一个同盟者。这位同盟者的名字，不太清楚。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她姓李，是太子的嫔妃。而这位姓李的女人，是选侍，所以在后来的史书中，她被称为“李选侍”。李选侍应该是个美女，至少长得还不错，因为皇帝最喜欢她，而且皇帝的儿子，那个未来的天才木匠——朱由校，也掌握在她的手中。正是因为这一点，郑贵妃找上了她。就智商而言，李选侍还算不错（相对于郑贵妃），就人品而言，她和郑贵妃实在是相见恨晚，经过一番潜规则后，双方达成协议，成为了同盟，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现在一切已经齐备，只等待着一个消息。所有的行动，将在那一刻展开，所有的野心，将在那一刻实现。
小人物目标就在眼前，一切都很顺利。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同党越来越多，帝国未来的继承人尽在掌握之中，在郑贵妃和李选侍看来，前方已是一片坦途。然而她们终究无法前进，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明光宗即位后，最不高兴的是郑贵妃，最高兴的是东林党。这是很正常的，从一开始，东林党就把筹码押在这位柔弱的太子身上，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坚定地站在这一边。现在回报的时候终于到了。明光宗非常够意思，刚上任，就升了几个人的官，这些人包括刘一、韩、周嘉谟、邹元标、孙如游等等。在这群人中，有内阁大臣、人事部部长、法院院长，部级高官，然而，在后来那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们只是配角，真正力挽狂澜的人，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杨涟。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湖北）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任常熟知县，后任户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这是一份很普通的履历，因为这人非但当官晚，升得也不快，明光宗奄奄一息的时候，也才是个七品给事中。但在这份普通履历的后面，是一个不普通的人。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小人物的奋斗
八月二十三日。内阁大学士刘一、韩照常到内阁上班。在内阁里，他们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李可灼，时任鸿胪寺丞，他来这里的目的，是要进献“仙丹”。此时首辅方从哲也在场，他对这玩意儿兴趣不大，毕竟皇帝刚吃错药，再乱来，这个黑锅就背不起了。刘一和韩更是深恶痛绝，但也没怎么较真，直接把这人打发走了。很明显，这是一件小事，而小事是不应该过多关注的。但某些时候，这个理论是不可靠的。两天后，八月二十五日。明光宗下旨，召见内阁大臣、六部尚书等朝廷重臣。此外，他特意叫上了杨涟。
此前的三天里，光宗的身体丝毫不见好转，于是在这一天，他再次召见了首辅方从哲等朝廷重臣。光宗同志这次很清醒，一上来就直奔主题：“寿木如何？寝地如何？”寿木就是棺材，寝地就是坟，这就算是交代后事了。可是方从哲老先生不知是不是老了，有点犯糊涂，张口就是一大串，什么你爹的坟好、棺材好，请你放心之类的话。光宗同志估计也是哭笑不得，只好拿手指着自己，说了一句：“是我的。”（朕之寿宫）方首辅狼狈不堪，然后他听到了皇帝陛下的第二个问题：“听说有个鸿胪寺的医官进献金丹，他在何处？”对于这个问题，方从哲并未多想，便说出了自己的回答：“这个人叫李可灼，他说自己有仙丹，我们没敢轻信。”他实在应该多想想的。因为金丹不等于仙丹，轻信不等于不信。
正是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导致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好吧，召他进来。”于是，李可灼进入了大殿，他见到了皇帝，他为皇帝号脉，他为皇帝诊断。最后，他拿出了仙丹。仙丹的名字，叫做红丸。红丸此时，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明光宗服下了红丸。他的感觉很好。按照史书上的说法，吃了红丸后，浑身舒畅，且促进消化，增加食欲（思进饮膳）。消息传来，宫外焦急等待的大臣们十分高兴，欢呼雀跃。皇帝也很高兴。于是，几个时辰后，为巩固疗效，他再次服下了红丸。下午，劳苦功高的李可灼离开了皇宫，在宫外，他遇见了等待在那里的内阁首辅方从哲。方从哲对他说：“你的药很有效，赏银五十两。”李可灼高兴地走了，但他并没有领到这笔赏银。方从哲以及当天参与会议的人都留下了，他们住在了内阁，因为他们相信，明天，身体好转的皇帝将再次召见他们。六个时辰之后。凌晨，住在内阁的大臣们突然接到了太监传达的谕令：即刻入宫觐见。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当他们尚未赶到的时候，就已得到了第二个消息——皇上驾崩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九月初一，明光宗在宫中逝世，享年三十九，享位一月。皇帝死了，这十分正常，皇帝吃药，这也很正常，但吃药之后就死了，这就不正常了。
明宫三大案之“红丸案”，就此拉开序幕。没有人知道，所谓的红丸，到底是什么药，也没有人知道，在死亡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阴谋。此时向乾清宫赶去的人，包括内阁大臣、各部长官，共计十三人。在他们的心中，有着不同的想法和打算，因为皇帝死了，官位、利益、权力，一切的一切都将改变。只有一个人例外。杨涟十分悲痛，因为那个赏识他的人，已经死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此时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查出案件的真相，找出幕后的黑手，揭露恶毒的阴谋，让正义得以实现，让死去的人得以瞑目。这就是杨涟的决心。但此时，杨涟即将面对的，却是一个更为复杂、更为棘手的问题。
在杨涟的护卫下，朱由校终于来到了文华殿。在这里，他接受了群臣的朝拜，成为了新的皇帝，史称明熹宗。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强大，无比强大
万历明宫三大案就此结束，东林党大获全胜。局势越来越有利，天启元年（1621年）十月，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回来了。这个人就是叶向高。东林党之中，最勇猛的，是杨涟，最聪明的，就是这位仁兄了。而他担任的职务，是内阁首辅。作为名闻天下的老滑头，他的到来，标志着东林党进入了全盛时期。内忧已除，现在，必须解决外患。因为他们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沈阳失陷。沈阳是在熊廷弼走后，才失陷的。熊廷弼驻守辽东以来，努尔哈赤十分消停。因为这位熊大人做人很粗，做事很细，防守滴水不漏。在他的管理下，努尔哈赤成了游击队长，只能时不时去抢个劫，大事一件没干成。出于对熊廷弼的畏惧和愤怒，努尔哈赤给他取了个外号：熊蛮子。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不但对敌人蛮，对自己人也蛮。熊大人的个性前面说过了，彪悍异常，且一向不肯吃亏，擅长骂人，骂完努尔哈赤，还不过瘾，一来二去，连兵部领导、朝廷言官也骂了。
这就不太好了，毕竟他还归兵部管，言官更不用说，平时只有骂人，没有被人骂，索性敞开了对骂，闹到最后，熊大人只好走人。接替熊廷弼的，是袁应泰。在历史中，袁应泰是个评价很高的人物，为官廉洁，为人清正，为政精明，只有一个缺点，不会打仗。这就没戏了。他到任后，觉得熊廷弼很严厉，很不近人情，城外有那么多饥民（主要是蒙古人），为什么不放进来呢？就算不能打仗，站在城楼上充数也不错嘛。于是他打开城门，放人入城，亲自招降。一个月后，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沈阳守将贺世贤拼死抵抗。关键时刻，之前招安的蒙古饥民开始大肆破坏，攻击守军，里应外合之下，沈阳陷落。贺世贤战死，七万守军全军覆没。这一天，是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十二日。袁应泰没有时间后悔，因为他只多活了六天。局势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所以，不能用的人，也不能不用了。
固守？荡平？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熊廷弼前往辽东。在辽东，他遇见了王化贞。他不喜欢这个人，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因为他发现，这人不买他的账。熊廷弼此时的职务是辽东经略，而王化贞是辽东巡抚。从级别上看，熊廷弼是王化贞的上级。角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会不会抢戏。——小品演员陈佩斯王化贞就是一个很会抢戏的人。因为他有后台，所以他不愿意听话。关于这两个人的背景，有些历史书上的介绍大概如此：熊廷弼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是阉党支持的。最终结局也再次证明，东林党是多么的明智，阉党是多么的愚蠢。胡扯。不是胡扯，就是装糊涂。之前半年，努尔哈赤听说熊廷弼来了，所以他不来。后来他听说，熊廷弼压根儿没有实权，所以他来了。实践证明，王巡抚胆子很大，脑子却很小。惊天动地，力挽狂澜，由此开始。“夫攻不足者守有余，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这句话，来自于一个人的传记。
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因为这句话，出于《明史》。说这句话的人，是清代的史官。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认定，在清代，这是一句相当反动的话。它的隐含意思是：如果此人一直在任，大清是无法取得天下的。在清朝统治下，捧着清朝饭碗，说这样的话，是要掉脑袋的。可是他们说了，他们不但说了，还写了下来，并且流传千古，却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任何惩罚。因为他们所说的，是铁一般的事实，是清朝统治者无法否认的事实。与此同时，他们还用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此人的崇敬。在长达二百二十卷、记载近千人事迹的明史传记中，无数为后人熟知的英雄人物，都要和别人挤成一团。而在这个人的传记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孙。这个人不是徐达，徐达的传记里，有常遇春。不是刘伯温，刘伯温的传记里，有宋濂、叶琛、章溢。不是王守仁，王守仁的传记里，还搭配了他的门人冀元亨。也不是张居正，张大人和他的老师徐阶、老对头高拱在一个传记里。当然，更不是袁崇焕，袁将军住得相当挤，他的传记里，还有十个人。这个人是孙承宗。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举世无双，独一无二。在获得上述头衔之前，他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一个讨生活的教师，一个十六年都没有考上举人的落魄秀才。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天才的敌手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孙承宗出生在北直隶保定府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生在这个地方，不是个好事。作为明朝四大防御要地，蓟州防线的一部分，孙承宗基本是在前线长大的。
很快，他就见到了那个打上级小报告的人，他与此人彻夜长谈，一见如故，感佩于这个人的才华、勇气和资质。这是无争议的民族英雄孙承宗，与有争议的民族英雄袁崇焕的第一次见面。孙承宗非常欣赏袁崇焕。他坚信，这是一个必将震撼天下的人物，虽然当时的袁先生，只不过是个正五品兵备佥事。事实上，王在晋并不是袁崇焕的敌人，相反，他一直很喜欢袁崇焕，还对其信任有加，但袁崇焕仍然打了他的小报告，且毫不犹豫。对于这个疑问，袁崇焕的回答十分简单：“因为他的判断是错的，八里铺不能守住山海关。”于是孙承宗问出了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应该选择哪里？”袁崇焕回答，只有一个选择。然后，他的手指向了那个唯一的地点——宁远。宁远，即今辽宁兴城，位居辽西走廊中央，距山海关二百余里，是辽西的重要据点，位置非常险要。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宁远很重要，很险要，但几乎所有的人也都认为，坚守宁远，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因为当时的明朝，已经丢失了整个辽东，手中仅存的只有山海关。关外都是敌人，跑出二百多里，到敌人前方去开辟根据地，主动深陷重围，让敌人围着打，这不是勇敢，是缺心眼。我原先也不明白，后来我去了一趟宁远，明白了。宁远是一座既不大，也不起眼的城市，但当我登上城楼，看到四周地形的时候，才终于确定，这是个注定让努尔哈赤先生欲哭无泪的地方。因为它的四周三面环山，还有一面，是海。说宁远是山区，其实也不夸张。它的东边是首山，西边是窟窿山，中间的道路很窄，是个典型的关门打狗地形，努尔哈赤先生要从北面进攻这里，是很辛苦的。当然了，有人会说，既然难走，那不走总行了吧。很可惜，虽然走这里很让人恶心，但不恶心是不行的，因为辽东虽大，要进攻山海关，必须从这里走。
此路不通让人苦恼，再加个别无他路，就只能去撞墙了。是的，还会有人说，辽东都丢了，这里只是孤城，努尔哈赤占有优势，兵力很强，动员几万人把城团团围住，光是围城，就能把人饿死。这是一个理论上可行的方案，仅仅是理论。如果努尔哈赤先生这样做了，那么我可以肯定，最先被拖垮的一定是他自己。因为宁远最让人绝望的地方，并不是山，而是海。明朝为征战辽东，在山东登州地区修建了仓库，如遇敌军围城，船队就能将粮食装备源源不断地送到沿海地区，当然也包括宁远。而努尔哈赤先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要知道，他的军队里，没有海军这个兵种。更为重要的是，距离宁远不远的地方，有个觉华岛，在岛上有明军的后勤仓库，可以随时支援宁远。之所以把仓库建在岛上，原因很简单，明朝人都知道，后金没有海军，没有翅膀，飞不过来。但有些事，是说不准的。
应该说，孙承宗所做的这些工作非常重要，但绝不是最重要的。十七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才。天启二年（1622年），孙承宗已经六十岁了。他很清楚，虽然他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为了大明江山，为了百姓的安宁，为了报国的理想，做了一辈子老师的孙承宗决定，收下最后一个学生，并把自己的谋略、战法、无畏的信念，以及永不放弃希望的勇气，全部传授给他。他很欣慰，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袁崇焕。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一个监狱看守
关于东林党的覆灭，许多史书上的说法比较类似：一群有道德的君子，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一群毫无道德的小人，最终失败。我认为，这个说法，那是相当的胡扯。事实上，应该是一群精明的人，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另一群更为精明的人，最终失败。许多年来，东林党的失败之所以很难说清楚，是由于东林党的成功没说清楚。而东林党的成功之所以没说清楚，是由于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这不是顺口溜。其实一直以来，在东林党的兴亡之中，都隐藏着一些不足为人道的玄机，很多人不知道，知道的人不说。凑巧的是，我是一个比较较真的人，对于某些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不足为人道的玄机，有着很难说清楚，不足为人道的兴趣。于是，在查阅分析了许多史籍资料后，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东林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强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过于强大。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在杨涟、左光斗以及一系列东林党人的努力下，朱常洛顺利即位，成为了明光宗。虽然这位仁兄命短，只活了一个月，但东林党人再接再厉，经历千辛万苦，又把他的儿子推了上去，并最终控制了朝廷政权。用正面的话说，这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意志顽强，坚持到底。用反面的话说，这是赌一把，运气好，找对了人，打对了架。无论正面反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东林党能够掌控天下，全靠明光宗死后那几天里，杨涟的拼死一搏，以及继任皇帝的感恩图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绝不是唯一重要的原因。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一般而言，只要皇帝说话，什么事都好办，什么事都能办，可是明朝实在太不一般。明朝的皇帝，从来不是说了就算的，且不论张居正、刘瑾、魏忠贤之类的牛人，光是那帮六七品的小御史、给事中，天天上书骂人，想干啥都不让，能把人活活烦死。比如明武宗，就想出去转转，换换空气，麻烦马上就来，上百人跪在门口痛哭流涕，示威请愿，午觉都不让睡。闹得你死我活，最后也没去成。换句话说，皇帝大人连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你让他帮东林党控制朝政，那是不太现实的，充其量能帮个忙而已。东林党掌控朝廷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打败了朝廷中所有的对手，具体说，是齐、楚、浙三党。众所周知，东林党中的许多成员是没有什么博爱精神的，经常耍二杆子性格，非我族类就是其心必异，什么人都敢惹。搞了几十年斗争，仇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三党，前仆后继，前人退休，后人接班，一代代接茬上，斗得不亦乐乎。这两方的矛盾，那叫一个苦大仇深，什么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只要是个机会，能借着打击对手，就绝不放过，且从万历十几年就开始闹，真可谓是历史悠久。就实力而言，东林党势头大，人多，占据优势，而三党迫于压力，形成了联盟，共同对付东林党，所以多年以来此消彼长，什么京察、偷信，全往死里整。可由于双方实力差距不大，这么多年了，谁也没能整死谁。万历末年，一个人来到了京城，不久之后，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他加入了其中一方。他加入的是东林党，于是，三党被整死了。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然而，正是这个小人物的到来，打破了几十年的僵局，这个人名叫汪文言。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那是正常的，如果你了解，那是不正常的。甚至很多熟读明清历史的人，也只知道这个名字，而不清楚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的东西。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不起眼了。汪文言，安徽人，不是进士，也不是举人，甚至不是秀才，他没有进过考场，没有当过官，只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对于这位老百姓，后世曾有一个评价：以布衣之身，操控天下。汪布衣小时候情况如何不太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看，是个很能混的人，他虽然不考科举，却还是当上了公务员——县吏。汪文言的官场生涯，是从监狱开始的，那时候，他是监狱的看守。作为一名优秀的看守，他忠实履行了守护监狱、训斥犯人、收取贿赂、拿黑钱的职责。由于业务干得相当不错，在上级（收过钱的）和同僚（都是同伙）的一致推荐下，他进入了县衙，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开展自己的光辉事业。
值得表扬的是，此人虽然长期和流氓地痞打交道，不光彩的事情也没少干，但为人还是很不错的，经常仗义疏财，接济朋友。但凡认识他的，就算走投无路，只要找上门来，他都能帮人一把，江湖朋友纷纷前来蹭饭，被誉为当代宋江。就这样，汪文言名头越来越响，关系越来越野，越来越能办事，连知县搞不定的事情，都要找他帮忙。家里跟宋江一样，经常宾客盈门，什么人都有，既有晁盖之类的江洋大盗，又有李逵之流的亡命之徒，上门的礼仪也差不多，总是“叩头就拜”，酒足饭饱拿钱之后，就甘心做小弟，四处传扬汪先生的优秀品格。在无数志愿宣传员的帮助下，汪先生逐渐威名远播，终于打出县城，走向全省，波及全国。但无论如何，他依然只是一个县衙的小人物，直到有一天，他的名声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
这个人叫于玉立，时任刑部员外郎。这位于员外郎官职不算太高，但想法不低，经常四处串门拉关系，他听说汪文言的名声后，便主动找上门去，特聘汪先生到京城，发挥特长，为他打探消息。汪先生岂是县中物，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准备到京城大展拳脚。可几个月下来，汪文言发现，自己县里那套，在京城根本混不开。因为汪先生一无学历，二无来历，档次太低，压根儿就没人答理他。无奈之下，他只好出钱，去捐了个监生，不知找了谁的门路，还混进了太学。这可就真了不得了，汪先生当即拿出当年跑江湖的手段，上下打点，左右逢源。短短几月，上至六部官员，下到穷学生，他都混熟了，没混熟的，也混个脸熟。一时之间，汪文言从县里的风云人物，变成了京城的风云人物。但这位风云人物，依然还是个小人物。
因为真正掌控这个国家权力中枢的重要人物，是不会答理他的，无论是东林党的君子，还是三党的小人，都看不上这位江湖人士。但他终究找到了一位可靠的朋友，并在他的帮助下，成功进入了这片禁区。这位不计较出身的朋友，名叫王安。要论出身，在朝廷里比汪文言还低的，估计也只有太监了，所以这两人交流起来，也没什么心理障碍。当时的王安，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人物。虽说是太子朱常洛的贴身太监，可这位太子也不吃香，要什么没什么，老爹万历又不待见，所以王安同志混得相当不行，没人去答理他。但汪文言恰恰相反，鞍前马后帮他办事，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除了女人，什么都给了。王安很喜欢汪文言。至于他搞了什么小动作，我确实很想讲讲，可惜史书没写，我也不知道，只好省略，反正结论是三党被搞垮了。此后的事情，我此前已经讲过了，方从哲被迫退休，东林党人全面掌权，杨涟升任左副都御史，赵南星任吏部尚书，高攀龙任光禄丞，邹元标任左都御史等等。之所以让你再看一遍，是要告诉你，在这几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是一个沉默的男人。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毁灭之路
这就是东林党成功的全部奥秘，很明显，不太符合其一贯正面光辉的形象，所以如果有所隐晦，似乎可以理解。东林党的成功之路到此结束，同学们，现在我们来讲下一课：东林党的失败之路。在我看来，东林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自大、狂妄，以及嚣张，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如果要在这群人中寻找一个失败的代表，那这个人一定不是杨涟，也不是左光斗，而是赵南星。虽然前两个人很有名，但要论东林党内的资历跟地位，他们和赵先生压根儿就没法比。关于赵南星先生的简历，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从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时代开始，他就是东林党的领导，原先干人事，回家待了二十多年，人老心不老，又回来干人事。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最高领导人（或者叫精神领袖），是三个人，他们分别是顾宪成、邹元标以及赵南星。
顾宪成已经死了，天启二年（1622年），邹元标也退休了，现在只剩下了赵南星。赵先生不但在东林党内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在政府里，也占据着最牛的职务——吏部尚书。一手抓东林党，一手抓人事权，换句话说，赵南星就是朝廷的实际掌控者。但失败之根源，正是此人。天启三年（1623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这一年，是京察年。所谓京察年，也就是折腾年，六年一次，上级考核各级官吏，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万历年间的几次京察，每次搞得不亦乐乎，今年也不例外。按照规定，主持折腾工作的，是吏部尚书，也就是说，是赵南星。赵南星是个很负责的人，经过仔细考察，列出了第一批名单，从朝廷滚蛋的名单，包括以下四人：亓诗教、官应震、吴亮嗣、赵兴邦。如果你记性好，应该记得这几位倒霉蛋的身份：亓诗教，齐党首领，赵兴邦，浙党骨干、官应震、吴亮嗣，楚党首领。此时的朝政局势，大致是这样的，东林党大权在握，三党一盘散沙，已经成了落水狗。很明显，虽然这几位兄弟已经很惨了，但赵先生并不甘休，他一定要痛打落水狗。这是一个很过分的行为，不但要挤掉他们的政治地位，还要挤掉他们的饭碗，实在太不厚道。更不厚道的是，就在不久之前，楚党还曾是东林党的同盟，帮助他们掌控政权，结果官应震大人连屁股都没坐热，就被轰走了。这就意味着，汪文言先生连哄带骗，好不容易建立的牢固同盟，就此彻底崩塌。赵大人在把他们扫地出门的同时，也不忘给这四位下岗人员一个响亮的称号——四凶。为此，他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四凶论》，以示纪念。跟着这四位一起走人的，还有若干人，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身份：三党成员、落水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既然赵大人不给饭吃，就只好另找饭馆开饭了。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在他们面前，体贴地对他们说，在这世界上，赵南星并不是唯一的饭馆老板。据史料记载，这个人言语温和，面目慈祥，是个亲切的胖老头。现在，让我们隆重介绍：明代太监中的极品，宦官制度的终极产物，让刘瑾、王振等先辈汗颜的后来者，比万岁只差一千岁的杰出坏人、恶棍、流氓地痞的综合体，魏忠贤。
混混的幸福魏忠贤，北直隶（今河北）肃宁县人，曾用名李进忠。对于魏公公的出身，历史上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贫苦农民，另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街头玩杂耍的。说法是不同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无论农民或杂耍，都是穷人。家里穷，自然就没钱给他读书，不读书，自然就不识字，也没法考取功名，升官发财。小孩不上学，父母又不管，只能整天在街上闲逛。就这样，少年魏忠贤成为了失学儿童、文盲、社会无业游荡人员。但这样的悲惨遭遇，丝毫没有影响魏忠贤的心情，因为他压根儿不觉得自己很惨。
多年前，我曾研习过社会学，并从中发现了这样一条原理：社会垃圾（俗称混混）是从来不会自卑的。虽然在别人眼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人渣、败类、计划生育的败笔，但在他们自己看来，能成为一个混混，是极其光荣且值得骄傲的。因为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在混，对于这些人而言，打架、斗殴、闹事，都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抢小孩的棒棒糖和完成一座建筑工程，都是人生意义的自我实现，没有任何区别。做了一件坏事，却绝不会后悔愧疚，并为之感到无比光辉与自豪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坏人，一个纯粹的坏人，一个坏得掉渣的坏人。
魏忠贤，就是这样一个坏人。根据史料记载，少年魏忠贤应该是个非常开朗的人，虽然他没钱上学，没法读书，没有工作，却从不唉声叹气，相当乐观。面对一没钱、二没前途的不利局面，魏忠贤不等不靠，毅然走上社会，大玩特玩，并在实际生活中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性格（市井一无赖尔）。他虽然是个文盲，却能言善辩（目不识丁，言辞犀利），没读过书，却无师自通（性多狡诈），更为难得的是，他虽然身无分文，却胸怀万贯，具体表现为明明吃饭的钱都没有，还敢跑去赌博（家无分文而一掷百万），赌输后没钱给，被打得生活不能自理，依然无怨无悔，下次再来。混到这个份上，可算是登峰造极了。然而混混魏忠贤，也是有家庭的，至少曾经有过。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就给他娶了老婆，后来还生了个女儿，一家人过得还不错。但为了快乐的混混生活，魏忠贤坚定地抛弃了家庭，在他尚未成为太监之前，四处寻花问柳，城中的大小妓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家里仅有的一点钱财，也被他用光用尽。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终于翻然悔悟，经过仔细反省，他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还有个女儿。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卖掉了自己的女儿，以极其坚定的决心和勇气，还清赌债。能干出这种事情的人，也就不是人了。魏忠贤的老婆受不了了，离家出走改嫁了，应该说，这个决定很正确，因为按当时情形看，下一个被卖的，很可能是她。
原本只有家，现在连家都没了，卖无可卖的魏忠贤再次陷入了困境。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再次翻然悔悟，经过再次反省，他再次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事实上，还多了件东西。只要丢掉这件东西，就能找一份好工作——太监。这并非魏忠贤的个人想法，事实上在当地，这是许多人的共识。魏忠贤所在的直隶省河间府，一向盛产太监。由于此地距离京城很近，且比较穷，从来都是宫中太监的主要产地，并形成了固定产业，也算是当地创收的一种主要方式。混混都混不下去，人生失败到这个程度，必须豁出去了。
经过短期的激烈思想斗争，魏忠贤树立了当太监的远大理想，然而当他决心在太监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原来要当一名太监，是很难的。一直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做太监，是迫于无奈，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我要严肃地告诉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太监，是一份工作，极其热门的工作，而想成为一名太监，是很难的。
事实上，太监这个职业之所以出现，只是因为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因——宫里只有女人。由于老婆太多，忙不过来，为保证皇帝陛下不戴绿帽子（这是很有可能的），宫里不能进男人。可问题是，宫里太大，上千人吃喝拉撒，重活累活得有人干，女的干不了，男的不能进，只好不男不女了。换句话说，太监其实就是进城干活的劳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工作地点是皇宫。既然是劳工，就有用工指标，毕竟太监也有个新陈代谢，老太监死了，新太监才能进。也就是说，每年录取太监比例相当低。有多低呢？我统计了一下，大致是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而且哪年招还说不准，今年要不缺人，就不招。对于有志于踏入这一热门行业，成为合格太监的众多有志青年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事实。因为这意味着，在一百个符合条件（割了）的人中，只有十到十五人，能够成为光荣的太监。事实上，自明代中期，每年都有上千名符合条件（割过了），却没法入宫的太监（候选）在京城等着。
要知道，万一切了，又当不了太监，那就惨了，虽说太监很吃香，但归根结底，吃香的只是太监的工资收入，不是太监本人。对于这类“割了”的人，人民群众是相当鄙视的。所以众多未能成功入选的太监候选人，既不能入宫，也不能回家，只能在京城混，后来混得人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京城社会治安的稳定。为此，明朝政府曾颁布法令：未经允许，不得擅自阉割。我一直相信，世事皆有可能。
太监之所以如此热门，除了能够找工作，混饭吃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权力。公正地讲，明代是一个公正的朝代。任何一个平凡的人，哪怕是八辈贫农，全家只有一条裤子，只要出个能读书的，就能当官，就能进入朝廷，最终掌控无数人的命运。唯一的问题在于，这条道路虽然公正，却不平坦。因为平凡的人是很多的，且大都不安分，要想金榜题名，考中进士，走着上去是不行的，一般都得踩着上去——踩着那些被你淘汰的人。明朝的进士，三年考一次，每次录取名额平均一百多人，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能进入朝廷，看见皇帝大人尊容的，只有三四十人。而决定所有人命运的，只是那张白纸和几道考试的题目。同一张纸，同一道题目，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不同的脑袋，不同的手。
能否出人头地，只能靠你自己，靠你那非凡的智力、领悟力，以及你那必定能够超越常人，必定与众不同的信念。所以我一直认为，科举制度，是一种杰出的、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杜绝了自东汉以来，腐败不堪的门阀制度，最大地保证了人才的选拔，虽然它并不完美，却亦无法取代。当然，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因为当你考上了进士，脱离了科举体系，就会发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全新的体系——文官体系。在那个体系中，你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员，还要熬资历、干工作、斗智斗勇，经过几十年的磨砺之后，你才能成为精英中的精英，并具备足够的智商和经验，领导这个伟大的国度继续前进。这就是于谦、李贤、徐阶、张居正、申时行等人的成功之道，也是必经之道。虽然他们都具有优异的天赋，坚韧的性格，坎坷的经历，但要想名流千古，这是无法逃避的代价。在那条通往最高宝座的道路上，只有最优秀、最聪明、最有天分的人，才能到达终点。
但许多人不知道，有些不那么聪明，不那么优秀，不那么有天分的人，也能走到终点。因为在通往终点的方向，有一条捷径，这条捷径，就是太监之路。太监不需要饱读诗书，不需要层层培训，不需要处理政务，不需要苦苦挣扎，他们能够跨过所有文官体系的痛苦经历，直接获取成功，只需要讨好一人——皇帝。皇帝就是老板，就是CEO，就是一言九鼎，总而言之，是说了就算的人物。而太监，就在皇帝的身边，所以只要哄好皇帝，太监就能得到权力，以及他想得到的一切。这就是有明一代，无数的人志愿成为太监的全部真实的原因。但现在摆在无业游民魏忠贤面前的，不仅仅是个录取名额比例，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难点——阉割问题。魏忠贤当政以后，对自己以前的历史万般遮掩，特别是他怎么当上太监，怎么进宫这一段，是绝口不提，搞得云里雾里，捉摸不透。但这种行为，就好比是骂自己的儿子王八蛋一样，最终只能自取其辱。他当年的死党，后来的死敌刘若愚太监告诉我们，魏公公不愿提及发家史，是因为违背了太监成长的正常程序——他是自宫的。我一直坚信，东方不败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杰出，也最有可能的自宫者。
这绝不仅仅因为他的自宫，绝无混饭吃、找工作的目的，而是为了中华武学的发展。真正的原因在于，当我考证了太监阉割的全过程后，才不禁由衷感叹，自宫不仅需要勇气，没准还真得要点功夫。阉割的技术，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阉割是个技术工作。想一想就明白了，从人身上割点东西下来，还是重要部位，稍有不慎，命就没了。很多年以来，干这行的都是家族产业，代代相传，以割人为业，其中水平最高的，还能承包官方业务，获得官方认证。一般这种档次的，不但技术高，能达到庖丁解人的地步，快速切除，还有配套医治伤口，消毒处理，很有服务意识。
所以说，东方不败能在完全外行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复杂的手术，且毫无后遗症（至少我没看出来），没有几十年的内功修养，估计是白扯。魏忠贤不是武林高手（不算电影电视），要他自我解决，实在勉为其难，于是只好寻到上述专业机构，找人帮忙。可到地方一问，才知道人家服务好，收费也高，割一个得四五两银子，我估算了一下，合人民币大概是三四千块。这可就为难魏公公了，身上要有这么多钱，早拿去赌博翻本，哪犯得着干这个？割还是不割，这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没钱。但现实摆在眼前，不找工作是不行了，于是魏公公心一横——自己动手，前程无忧。果不其然，业余的赶不上专业的，手术的后遗症十分严重，出血不止，幸亏好心人路过，帮他止了血。成功自宫后，魏忠贤决定去报名，可刚到报名处，问清楚录取条件，当时就晕了。事情是这样的，宫里招太监，是有年龄要求的，因为小孩进宫好管，也好教，可是魏忠贤同志自己扳指头一算，今年芳龄已近二十。这可要了命了，年龄是硬指标，跟你一起入宫的，都是几岁的孩子，哪个太监师傅愿意带你这么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纯粹浪费粮食。魏忠贤急了，可急也没用，招聘规定是公开的，你不去问，还能怪谁？可事到如今，割也割了，又没法找回来，想再当混混，没指望了，要知道，混混虽然很混，也瞧不起人妖。宫进不去，家回不去，魏公公就此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具体情况他本人不说，所以我也没法同情一下，但据说是过得很惨，到后来，只能以讨饭为生，偶尔也打打杂工。万历十六年（1588年），穷困至极的魏忠贤来到了一户人家的府上，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份佣人的工作。他的命运在这里改变。
一般说来，寻常人家找佣人，是不会找阉人的，魏忠贤之所以成功应聘，是因为这户人家的主人，也是个阉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孙暹，是宫中的太监，准确地说是太监首领，他的职务，是司礼监秉笔太监。这个职务，是帮助皇帝批改奏章的，前面说过很多次，就不多说了。魏忠贤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他起早贪黑，日干夜干，终于有一天，孙暹找他谈话，说看在他比较老实的份上，愿意保举他进宫。万历十七年（1589年），在经历了无数波折之后，魏忠贤终于圆了他的梦，进宫当了一名太监。不好意思，纠正一下，是火者。看起来是差不多了，毕竟魏公公都五十多了，你要告诉他，别灰心，不过从头再来，估计他能跟你玩命。但拯救他的人，终究还是出现了。许多人都知道，天启皇帝朱由校是很喜欢东林党的，也很够意思，继位一个月，就封了很多人，要官给官，要房子给房子。但许多人不知道，他第一个封的并不是东林党，继位后第十天，他就封了一个女人，封号“奉圣夫人”。这个女人姓客，原名客印月，史称“客氏”。邪恶的结合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姓氏，估计这辈子，你也遇不上一个姓客的，而这位客小姐，那就更特别了，可谓五百年难得一遇的极品。进宫之前，客印月是北直隶保定府村民侯二的老婆，相貌极其妖艳，且极其早熟，啥时候结婚没人知道，反正十八岁就生了儿子。
她的命运就此彻底改变。因为就在同一年，宫里的王才人生出了朱由校。按照惯例，必须挑选合适的乳母去喂养朱由校，经过层层选拔，客印月战胜众多竞争对手，成功入宫。刚进宫时，客印月极为勤奋，随叫随到，两年后，她的丈夫不幸病逝，但客印月表现了充分的职业道德，依然兢兢业业完成工作，在宫里混得相当不错。因为这个看似普通的乳母，一点也不普通。按说乳母这份活，也就是个临时工，孩子长大了就得走人，该干吗干吗去。可是客小姐是个例外，朱由校断奶，她没走，朱由校长大了，她也没走，朱由校十六岁，当了皇帝，她还没走。根据明朝规定，皇子长到六岁，乳母必须出宫，但客印月偏偏不走，硬是多混了十多年，也没人管，因为皇帝不让她走。不但不让走，还封了个“奉圣夫人”，这位夫人的架子还很大，在宫中可以乘坐轿子，还有专人负责接送。要知道，内阁大学士刘一，二品大员，都六十多了，在朝廷混了一辈子，进出皇宫也得步行。
某些胆大的大臣先后上疏，要求客氏出宫。这事说起来，确实不大光彩，皇帝大人迫于舆论压力，就只好同意了。但在客氏出宫当天，人刚出门，熹宗就立刻传谕内阁，说了这样一段话：今日出宫，午膳至晚未进，暮思至晚，痛心不已，着时进宫奉慰，外廷不得烦激。这段话的意思是客氏今天出宫，我中午饭到现在都没吃，整天都在想念她，非常痛心。还是让她回来安慰我吧，你们这些大臣不要再烦我了！
傻子都知道了，这两个人之间，必定存在着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客氏就是这么个人物，皇帝捧，大臣让，就连当时的东厂提督太监和内阁大臣都要给她几分面子。对年过半百的魏忠贤而言，这个女人，是他成功的唯一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于是，他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一定要争取这个人。而争取这个人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她成为自己的老婆。你没有看错，我没有写错，事实就是如此。虽然魏忠贤是个太监，但他是可以找老婆的。作为古代宫廷的传统，太监找老婆，有着悠久的历史，事实上，还有专用名词——对食。对食，就是大家一起吃饭，但在宫里，你要跟人对食，人家不一定肯。历代宫廷里，有很多宫女，平时不能出宫，且没啥事干，且不能嫁人，长夜漫漫寂寞难耐，闲着也是闲着，许多人就在宫中找对象。可是宫里除皇帝外，又没男人，找来找去，长得像男人的，只有太监。
没办法，就这么着吧。虽说太监不算男人，但毕竟不是女人，反正有名无实，大家一起过日子，说说话，也就凑合了。这种现象，即所谓对食。自明朝开国以来，就是后宫里的经典剧目，经常上演，一般皇帝也不怎么管，但要遇到凶恶型的，还是相当危险。比如明成祖朱棣，据说被他看见，当头就是一刀，眼睛都不眨。到明神宗这代，开始还管管，后来他都不上朝，自然就不管了。但魏忠贤要跟客氏“对食”，还有一个极大的障碍：客氏已经有对象了。其实对食，和谈恋爱也差不多，也有第三者插足，路边野花四处采，寻死觅活等俗套剧情。但这一次，情况有点特殊。
因为客氏的那位对食，恰好就是魏朝。之前我说过了，魏朝是魏忠贤的老朋友，还帮他介绍过工作，关系相当好，所谓“朋友妻，不可欺”，实在是个问题。但魏忠贤先生又一次用事实证明了他的无耻，面对朋友的老婆，二话不说，光膀子就上，毫无心理障碍。
但人民群众都知道，要找对象，那是要条件的。客氏就不用说了，皇帝的乳母，宫里的红人，不到四十，“妖艳美貌，品行淫荡”，而魏朝是王安的下属，任职乾清宫管事太监，还管兵仗局，是太监里的成功人士，可谓门当户对。相比而言，魏忠贤就寒碜多了，就一管仓库的，靠山也倒了，要挖墙脚，希望相当渺茫。但魏忠贤没有妄自菲薄，因为他有一个魏朝没有的优点：胆儿大。作为曾经的赌徒，魏忠贤胆子相当大，相当敢赌，表现在客氏身上，就是敢花钱，明明没多少钱，还敢拼命花，不但拍客氏马屁，花言巧语，还经常给她送名贵时尚礼物，类似今天送法国化妆品，高级香水，相当有杀伤力。这还不算，他隔三差五请客氏吃饭，吃饭的档次是“六十肴一席，费至五百金”。翻译成白话就是，一桌六十个菜，要花五百两银子。
五百两银子，大约是人民币四万多，就一顿饭，没落太监魏忠贤的消费水平大抵如此。人穷不要紧，只要胆子大，这就是魏忠贤公公的人生准则。其实这一招到今天，也还能用。比如你家不富裕，就六十万，但你要敢拿这六十万去买个戒指求婚，没准真能蒙个把人回来。外加魏太监不识字，看上去傻乎乎的，老实得不行，实在是宫中女性的不二选择。于是，在短短半年内，客氏就把老情人丢到脑后，接受了这位第三者。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道统
入宫三十多年后，魏忠贤终于走到了人生的高峰。但还不是顶峰。战胜了魏朝，除掉了王安，搞定了皇帝，但这还不够，要想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必须面对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敌人——东林党。
走狗成为东厂提督太监后不久，魏忠贤经过仔细思考、精心准备，对东林党发动攻击。具体行动有，派人联系东林党的要人，包括刘一、周嘉谟、杨涟等人，表示自己刚上来，许多事情还望多多关照，并多次附送礼物。此外，他还在公开场合，赞扬东林党的某些干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更让人感动的是，他多次在皇帝面前进言，说东林党的赵南星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工作努力认真，值得信赖，还曾派自己的亲信上门拜访，表达敬意。除去遭遇车祸失忆，意外中风等不可抗力因素，魏忠贤突然变好的可能性，大致是零。所以结论是，这些举动都是伪装，在假象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魏忠贤想跟东林党做朋友。有必要再申明一次，这句话我没有写错。其实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一向是比较复杂的，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能凑合就凑合，能糊弄就糊弄。向上追溯，真正执着到底，绝不罢休的，估计只有山顶洞人。魏忠贤并不例外，他虽然不识字，却很识相。他非常清楚，东林党这帮人不但手握重权，且都是读书人，其实手握重权并不可怕，书呆子才可怕。
自古以来，读书人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叫文人，另一种叫书生。文人是“文人相轻”，具体特点为比较无耻外加自卑，你好，他偏说坏，你行，他偏说不行，胆子还小，平时骂骂咧咧，遇上动真格的，又把头缩回去，实在是相当之扯淡。而书生的主要特点，是“书生意气”，表现为二杆子加一根筋，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认死理，平时不惹事，事来了不怕死，关键时刻敢于玩命，文弱书生变身钢铁战士，不用找电话亭，不用换衣服，眨眼就行。当年的读书人，还算比较靠谱，所以在东林党里，这两种人都有，后者占绝大多数。形象代言人就是杨涟，咬住就不撒手，相当头疼。这种死脑筋、敢于乱来的人，对于见机行事、欺软怕硬的无赖魏忠贤而言，实在是天然的克星。所以魏忠贤死气白赖地要巴结东林党，他实在是不想得罪这帮人。这世道，大家都不容易，混碗饭吃嘛，我又不想当皇帝，最多也就是个成功太监，你们之前跟王安合作愉快，现在我来了，不过是换个人，有啥不同的。对于魏忠贤的善意表示，东林党的反应是这样的：上门的礼物，全部退回去，上门拜访的，赶走。魏忠贤明白，坚持理想的东林党，是绝不可能跟他合作的，要想继续好吃好喝混下去，就必须解决这些人。现在，他准备摊牌了。但想挑事，总得有个由头，东林党这帮人都是道德先生，也不怎么收黑钱，想找茬整顿他们，是有相当难度的。考虑再三之后，魏忠贤找到了一个看似完美的突破口——汪文言。作为东林党的智囊，汪文言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左推右挡来回忽悠，拥立了皇帝，搞垮了三党，人送外号“天下第一布衣”。但在魏忠贤看来，这位布衣有个弱点：他没有功名，不能做官，只能算是地下党。对这个人下手，既不会太显眼，又能打垮东林党的支柱，实在是一举两得。所以在王安死后，魏忠贤当即指使顺天府府丞绍辅忠，弹劾汪文言。
要整汪文言，是比较容易的。这人本就是个老油条，除东林党外，跟三党也很熟，后来三党垮了，他跟阉党中的许多人关系也很铁，经常来回倒腾事儿，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底子实在太不干净。更重要的是，他的老东家王安倒了，靠山没了，自然好收拾。事实恰如所料，汪文言一弹就倒，监生的头衔没收，还被命令马上收拾包裹滚蛋。汪文言相当听话，也不闹，乖乖地走人了，可他还没走多远，京城里又来了人，从半道上把他请了回去——坐牢。赶走汪文言，是不够的，魏忠贤希望，能把这个神通广大又神秘莫测的人一棍子打死，于是他指使御史弹了汪先生第二下，把他直接弹进了牢房里。魏忠贤终于满意了，行动进行极其顺利，汪文言已成为阶下囚，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下面……下面没有了。因为不久之后，汪文言就出狱了。而且这位仁兄出狱之后，名声更大。赵南星、左光斗、杨涟都亲自前来拜会慰问，上门的人络绎不绝，用以往革命电影里的一句话：坐牢还坐出好来了。更出人意料的是，不久之后，朝廷首辅叶向高主动找到了他，并任命他为内阁中书。所谓内阁中书，大致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主任，是个极为重要的职务。汪文言先生连举人都没考过，竟然捞到这个位置，实在耸人听闻。而对这个严重违背常规的任命，魏公公竟然沉默是金，什么话都不说。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战胜这个神通广大的人。于是，魏忠贤停止了行动，他知道，要打破目前的僵局，必须继续等。此后的三年里，悄无声息之中，他不断排挤东林党，安插自己的亲信，投靠他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党羽越来越庞大，实力越来越强，但他仍在沉默中等待。因为他已看清，这个看似强大的东林党，实际上非常脆弱。吏部尚书赵南星不可怕，佥都御史左光斗不可怕，甚至首辅叶向高，也只是一个软弱的盟友。真正强大的，只有这个连举人都考不上，地位卑微，却机智过人，狡猾到底的汪文言。要解决东林党，必须除掉这个人，没有任何捷径。这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魏忠贤不喜欢冒险，所以他选择等待。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包括魏忠贤在内。天启四年（1624年）吏科给事中阮大铖上书，弹劾汪文言、左光斗互相勾结，祸乱朝政。热闹开始，阉党纷纷加入，趁机攻击东林党。左光斗也不甘示弱，参与论战，朝廷上下，口水滔滔，汪文言被免职，连首辅叶向高也申请辞职，乱得不可开交。
但讽刺的是，对于这件事，魏忠贤事先可能并不知道。真正让魏公公极为愤怒、痛下杀手的，是另一件事，准确地说，是另一笔钱。其实一直以来，魏公公虽和东林党势不两立，却只有公愤，并无私仇。但几乎就在阮大铖上书的同一时刻，魏公公得到消息，他的一笔生意黄了，就黄在东林党的手上。这笔生意值四万两银子，和他做生意的人，叫熊廷弼。希望大家还记得这兄弟，自从回京后，他已经被关了两年多了，由于情节严重，上到皇帝下到刑部，倾向性意见相当一致——杀。事到如今，只能开展自救了，熊廷弼开始积极活动，找人疏通关系，希望能送点钱，救回这条命。七转八转，他终于找到了一位叫做汪文言的救星，据说此人神通广大，手到擒来。汪文言答应了，开始活动，他七转八转，找到了一个能办事的人——魏忠贤。当然，鉴于魏忠贤同志对他极度痛恨，干这件事的时候，他没有露面，而是找人代理。魏忠贤接到消息，欣然同意，并开出了价码——四万两，熊廷弼不死。汪文言非常高兴，立刻回复了熊廷弼，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以及所需银子的数量（很可能不是四万两，毕竟中间人也要收费）。以汪文言的秉性，拿中介费是一定的，拿多少是不一定的，但这次，他一文钱也没拿到。因为熊廷弼拿不出四万两。拿不出钱，事情没法办，也就没了下文。但魏忠贤不知是手头紧，还是办事认真负责，发现这事没消息了，就好了奇，派人去查，七转八转，终于发现那个托他办事的人，竟然是汪文言！过分了，实在过分了，魏忠贤感受到了出奇的愤怒：和我作对也就罢了，竟然还要托我办事，吃我的中介费！拿不到钱，又被人耍了一把的魏忠贤国仇家恨顿时涌上心头，当即派人把汪文言抓了起来。汪文言入狱了，但这只是开始，魏忠贤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他，把东林党人拉下水。但事实再一次证明，冲动是魔鬼。一时冲动的魏公公惊奇地发现，他又撞见鬼了，汪文言入狱后，审来审去毫无进展，别说杨涟、左光斗，就连汪先生自己也在牢里过得相当滋润。
抓汪文言时，魏忠贤并没有获胜的把握，但到了天启四年（1624年）五月，连东林党都不再怀疑自己注定失败的命运。因为魏公公实在太能拉人了。几年之间，所谓“众正盈朝”已然变成了“众兽盈朝”，魏公公手下那些飞禽走兽已经遍布朝廷，王体乾掌控了司礼监，顾秉谦、魏广微进入内阁，许显纯、田尔耕控制锦衣卫，六部里，只有吏部部长赵南星还苦苦支撑，其余各部到处都是阉党，甚至管纪检监察的都察院六科，都成为了阉党的天下。对于这一转变，大多数书上的解释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品质败坏等等等等。其实原因很简单，就两个字：实在。魏忠贤能拉人，因为他实在。你要人家给你卖命，拿碗白饭对他说，此去路远，多吃一点，那是没有效果的，毕竟千里迢迢，不要脸面，没有廉耻来投个太监，不见点干货，心理很难平衡。在这一点上，魏公公表现得很好，但凡投奔他的，要钱给钱，要官给官，真金实银，不打白条。
相比而言，东林党的竞争力实在太差，什么都不给还难进，实在有点难度过高。如果有人让你选择如下两个选项：坚持操守，坚定信念和理想，一生默默无闻，家徒四壁，为国为民，辛劳一生。或是放弃原则，泯灭良心，少奋斗几十年，青云直上，升官发财，好吃好喝，享乐一生。嗟乎！大阉之乱，以缙绅之身而不改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五人墓碑记几年来，杨涟一直在看。他看见，一个无比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在明代历史上，从来不缺重量级的坏人，比如刘瑾，比如严嵩，但刘瑾多少还读点书，知道做事要守规矩，至少有个底线，所以他明知李东阳和他作对，也没动手杀人。严嵩虽说杀了夏言，至少还善待自己的老婆。而魏忠贤，是一个文盲，逼走老婆，卖掉女儿，他没原则，没底线，阴险狡诈，不择手段，已达到了无耻无极限的境界。他绝了后，也空了前。当杨涟回过神来，他才发现，自己身边，已是空无一人，那些当年的敌人、甚至朋友、同僚都已抛弃良知，投入了这个人的怀抱。在利益的面前，良知实在太过脆弱。但他依然留在原地，一动不动，因为他依然坚持着一样东西——道统。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杨涟
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写就上疏，弹劾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在这篇青史留名的檄文中，杨涟历数了魏忠贤的种种罪恶，从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杀害无辜，可谓世间万象，无所不包，且真实可信，字字见血。由此看来，魏忠贤确实是人才，短短几年里，跨行业、跨品种，坏事干得面面俱到，着实不易。这是杨涟的最后反击，与其说是反击，不如说是愤怒，因为连他自己都很清楚，此时的朝廷，从内阁到六部，都已是魏忠贤的爪牙。按照常理，这封奏疏只要送上去，必定会落入阉党之手，到时只能是废纸一张。杨涟虽然正直，却并非没有心眼，为了应对不利局面，他想出了两个办法。
可惜，杨涟同志寄予厚望的天启皇帝，是靠不住的。在被无情地拒绝后，魏忠贤丢掉了所有的幻想，他终于明白，对于自己的胡作非为，东林党人是无法容忍，也无法接纳的。正邪不能共存，那么好吧，我将把所有的一切，都拉入黑暗之中。魏忠贤立即找到了另一个人，一个能够改变一切的人。在皇帝的面前，魏忠贤表现得相当悲痛，一进去就哭，一边哭一边说：“现在外面有人要害我，而且还要害皇上，我无法承担重任，请皇上免去我的职务吧。”这种混淆是非，拉皇帝下水的伎俩，虽然并不高明，却比较实用，是魏公公的必备招数。面对着痛哭流涕的魏忠贤，天启皇帝只说了一句话，就打断了魏公公的所有部署：“听说有人弹劾你，是怎么回事？”听到这句话时，魏忠贤知道，完了。他压住杨涟的奏疏，煞费苦心封锁消息，这木匠还是知道了。对于朱木匠，魏忠贤还是比较了解的，虽不管事，绝不白痴，事到如今不说真话是不行了。于是他承认了奏疏的存在，并顺道沉重地控诉了对方的污蔑。但皇帝陛下似乎不太关心魏公公的痛苦，只说了一句话：“奏疏在哪里，拿来给我！”
这句话再次把魏公公推入了深渊。因为在那封奏疏上，杨涟列举了很多内容，比如迫害后宫嫔妃，甚至害死怀有身孕的妃子，以及私自操练兵马（内操），图谋不轨等等。贪污受贿，皇帝可以不管，坑皇帝的老婆，抢皇帝的座位，皇帝就生气了。更何况这些事，他确实也干过，只要皇帝知道，一查就一个准。奏疏拿来了，就在魏忠贤的意志即将崩溃的时候，他听到了皇帝陛下的指示：“读给我听。”魏忠贤笑了。因为他刚刚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皇帝陛下，是不大识字的。如果说皇帝陛下的文化程度和魏公公差不多，似乎很残酷，但却是事实，天启之所以成长为准文盲（认字不多），归根结底，还是万历惹的祸。万历几十年不立太子，太子几十年不安心，自己都搞不定，哪顾得上儿子，儿子都顾不上，哪顾得上让儿子读书，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把天启折腾成了木匠。所以现在，他并没有自己看，而是找了个人，读给他听。
魏忠贤看到了那个读奏疏的人，他确定，东林党必将死无葬身之地。这个朗读者，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他的死党，王体乾。就这样，杨涟的二十四条大罪，在王太监的口里缩了水，为不让皇帝大人担心，有关他老婆和他个人安危的，都省略了，而魏公公一些过于恶心人的行为，出于善意，也不读了。所以一篇文章读下来，皇帝大人相当疑惑，听起来魏公公为人还不错，为何群众如此愤怒？但这也无所谓，反正也没什么大事，老子还要干木匠呢，就这么着吧。于是他对魏忠贤说，你接着干吧，没啥大事。魏忠贤彻底解脱了。正如叶向高所说的那样，正义和道德是打不倒魏忠贤的，能让这位无赖屈服的，只有实力。而唯一拥有这种实力的人，只有皇帝。现在皇帝表明了态度，事件的结局，已无悬念。天启四年（1624年）十月，看清虚实的魏忠贤，终于举起了屠刀。同月，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皇帝下旨，训斥吏部尚书赵南星结党营私，此后皇帝又先后下文，批评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最后索性给他们搞了个总结，一顿猛踩，矛头直指东林党。可以肯定的是，皇帝大人对此是不大清楚的。他老人家本不识字，且忙做木匠，考虑到情况比较特殊，为保证及时有力迫害忠良，魏公公越级包办了所有圣旨。大势已去，一切已然无可挽回。同月，心灰意冷的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纷纷提出辞职，回了老家。东林党就此土崩瓦解。只剩下一个人——叶向高。
东林党失败了，败得心灰意冷，按照以往的惯例，被赶出朝廷的人，唯一的选择是在家养老。但这一次，魏公公给他们提供了第二个选择——赶尽杀绝。因为魏公公不是政治家，他是无赖流氓，政治家搞人，搞倒搞臭也就罢了，无赖流氓搞人，都是搞死为止。杀死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人，这就是魏忠贤的品格。但要办到这一点，是有难度的。大明毕竟是法制社会，要干掉某些人，必须要罪名，至少要个借口，但魏公公查遍了杨涟等人的记录，作风问题、经济问题，都是统统的没有。东林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点：他们或许狭隘、或许偏激，却不贪污，不受贿，不仗势欺民，他们的所有举动，都是为了百姓的生计，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什么生计、未来，魏公公是不关心的，他关心的是，如何合理地把东林党人整死：抓来打死不行，东林党人都有知名度，社会压力太大，抓来死打套取口供，估计也不行，这帮人是出了名的硬骨头，攻坚难度太大。
于是，另一个人进入了魏忠贤的视线，他相信，从此人的身上，他将顺利地打开突破口。虽然在牢里，但汪文言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世界已经变了。刘侨走了，魏忠贤的忠实龟孙，五彪之一的许显纯接替了他的位置，原先好吃好喝，现在没吃没喝，审讯次数越来越多，态度越来越差。但他并不知道，地狱之门才刚刚打开。魏忠贤明白，东林党的人品是清白的，把柄是没有的，但这位汪文言是个例外，这人自打进朝廷以来，有钱就拿，有利就贪，和东林党熟，和阉党也熟，牛鬼蛇神全不耽误，谈不上什么原则。只要从他身上获取杨涟等人贪污的口供，就能彻底摧毁东林党。面对左右逢源、投机取巧的汪文言，这似乎不是什么难事。天启五年（1625年），许显纯接受魏忠贤的指示，审讯汪文言。史料反映，许显纯很可能是个心理比较变态的人。他不但喜欢割取犯人的喉骨，还想出了许多花样繁多的酷刑，比如用铁钩扎穿琵琶骨，把人吊起来，或是用蘸着盐水的铁刷去刷犯人，皮肤会随着惨叫声一同脱落。所谓审讯，就是赤裸裸的折磨。在第一次审讯后，汪文言已经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但许显纯并不甘休，之后他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审讯，十几次审下来，审到他都体力不支，依然乐此不疲。因为无论他怎么殴打、侮辱、拷问汪文言，逼他交代东林党的罪行时，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始终重复一句话：“不知道。”无论拷打多少次，折磨多少回，穷凶极恶地质问，丧心病狂的酷刑，这就是他唯一的回答。当汪文言的侄子买通了看守，在牢中看到不成人形的汪文言时，禁不住痛哭流涕。然而汪文言用镇定地语气对他说：“不要哭，我必死，却并不怕死！”
许显纯急眼了，在众多的龟孙之中，魏公公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实在是莫大的信任，为不让太监爷爷失望，他必须继续拷打。终于有一天，在拷打中，奄奄一息的汪文言用微弱的声音对许显纯说：“你要我承认什么，就说吧，我承认就是了。”许显纯欣喜万分，说道：“只要你说杨涟收取贿赂，作口供为证，就放了你。”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一个微弱却坚定的声音响起：“这世上，没有贪赃的杨涟。”混社会的游民，油滑的县吏，唯利是图，狡猾透顶的官僚汪文言，为了在这丑恶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他的一生，都在虚伪、圆滑、欺骗中度过，他的每次选择，都是为了利益，都是妥协的产物。但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做出了最后的抉择：面对黑暗，绝不妥协。付出生命，亦在所不惜。许显纯无计可施，所以他决定，用一种更不要脸的方式解决问题——伪造口供。在这个问题上，许显纯再次显示了他的变态心理，他一边拷打汪文言，一边在他的眼前伪造证词，意思很明白：我就在你的面前，伪造你的口供，你又能怎么样呢？但当他洋洋得意地伪造供词的时候，对面阴暗的角落里，那个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人发出了声音。无畏的东林党人汪文言，用尽他最后的力气，向这个黑暗的世界，迸发出愤怒的控诉：“不要乱写，就算我死了，也要与你对质！”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天启五年（1625年）四月，汪文言被害于狱中，他许显纯想让他死，但他必须找到死的理由。拷打如期进行，拷打规律是每五天一次，打到不能打为止，杨涟的下颌脱落，牙齿打掉，却依旧无一字供词。于是许显纯用上了钢刷，几次下来，杨涟体无完肤，史料有云：“皮肉碎裂如丝”。然“骂不绝口”，死不低头。在一次严酷的拷打后，杨涟回到监房，写下了《告岳武穆疏》。在这封文书中，杨涟没有无助的报怨，也没有愤怒的咒骂，他说：“此行定知不测，自受已是甘心。”他说：“涟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国家大体大势所伤实多。”昏暗的牢房中，惨无人道的迫害，无法形容的痛苦，死亡边缘的挣扎，却没有仇恨，没有愤懑。
只有坦然、从容，以天下为己任。在无数次的尝试失败后，许显纯终于认识到，要让这个人低头认罪，是绝不可能的。栽赃不管用的时候，暗杀就上场了。魏忠贤很清楚，杨涟是极为可怕的对手，是绝对不能放走的。无论如何，必须将他杀死，且不可走漏风声。许显纯接到了指令，他信心十足地表示，杨涟将死在他的监狱里，悄无声息，他的冤屈和酷刑将永无人知晓。事实确实如此，朝廷内外只知道杨涟有经济问题，被弄进去了，所谓拷打、折磨，闻所未闻。对于这一点，杨涟自己也很清楚，他可以死，但不想死得不明不白。于是，在暗无天日的监房中，杨涟用被打得几近残废的手，颤抖地写下了两千字的绝笔遗书。在遗书中，他写下了事情的真相，以及自己坎坷的一生。遗书写完了，却没用，因为送不出去。为保证杨涟死得不清不楚，许显纯加派人手，经常检查杨涟的牢房，如无意外，这封绝笔最终会落入许显纯手中，成为灶台的燃料。于是，杨涟将这封绝笔交给了同批入狱的东林党人顾大章。顾大章接受了，但他也没办法，因为他是东林重犯，如果杨涟被杀，他必难逃一死。且此封绝笔太过重要，如若窝藏必是重犯，推来推去，谁都不敢收。更麻烦的是，看守查狱的时候，发现了这封绝笔，顾大章已别无选择。他面对监狱的看守，坦然告诉他所有的一切，然后从容等待结局。短暂的沉寂后，他看见那位看守面无表情地收起绝笔，平静地告诉他：这封绝笔，绝不会落到魏忠贤的手中。这封绝笔开始被藏在牢中关帝像的后面，此后被埋在牢房的的墙角下，杨涟被杀后，那位看守将其取出，并最终公告于天下。无论何时何地，正义终究是存在的。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许显纯开始了谋杀。不能留下证据，所以不能刀砍，不能剑刺，不能有明显的皮外伤。于是许显纯用铜锤砸杨涟的胸膛，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然而杨涟没有死。他随即用上了监狱里最著名的杀人技巧——布袋压身。所谓布袋压身，是监狱里杀人的不二法门，专门用来处理那些不好杀，却又不能不杀的犯人，具体操作程序是，找到一只布袋，里面装满土，晚上趁犯人睡觉时压在他身上，按照清代桐城派著名学者方苞的说法（当年曾经蹲过黑牢），基本上是晚上压住，天亮就死，品质有保障。然而杨涟还是没死，每晚在他身上压布袋，就当是盖被子，白天拍土又站起来。口供问不出来倒也罢了，居然连人都干不掉，许显纯快疯了。于是这个疯狂的人，使用了丧心病狂的手段。他派人把铁钉钉入了杨涟的耳朵。具体的操作方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铁钉入耳的杨涟依然没有死，但例外不会再发生了，毫无人性的折磨、耳内的铁钉已经重创了杨涟，他的神智开始模糊。杨涟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于是他咬破手指，对这个世界，写下了最后的血书。此时的杨涟已处于濒死状态，他没有力气将血书交给顾大章，在那个寂静无声的黑夜里，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他拖着伤残的身体，用颤抖的双手，将血书藏在了枕头里。结束吧，杨涟微笑着，等待着最后的结局。许显纯来了，用人间的言语来形容他的卑劣与无耻，已经力不从心了。看着眼前这个有着顽强信念和坚韧生命力的人，许显纯真的害怕了，敲碎他全身的肋骨，他没有死，用土袋压，他没有死，用钉子钉进耳朵，也没有死。无比恐惧的许显纯决定，使用最后也是最残忍的一招。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二十四日夜。许显纯把一根大铁钉，钉入了杨涟的头顶。这一次，奇迹没有再次出现，杨涟当场死亡，年五十四。伟大的殉道者，就此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杨涟希望，他的血书能够在他死后清理遗物时，被亲属发现。
然而这注定是个破灭的梦想，因为这一点，魏忠贤也想到了。为消灭证据，他下令对杨涟的所有遗物进行仔细检查，绝不能遗漏。很明显，杨涟藏得不好，在检查中，一位看守轻易地发现了这封血书。他十分高兴，打算把血书拿去请赏。但当他看完这封血迹斑斑的遗言后，便改变了主意。他藏起了血书，把它带回了家，他的妻子知道后，非常恐慌，让他交出去。牢头并不理会，只是紧握着那份血书，一边痛哭，一边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我要留着它，将来，它会赎清我的罪过。”三年后，当真相大白时，他拿出了这份血书，昭示天下：“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唯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
周顺昌是南直隶吴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苏州，周顺昌为人清廉，家里很穷，还很讲义气，经常给人帮忙，在当地名声很好。东厂特务估计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又觉得苏州人文绉绉的，好欺负，所以一到地方就搞潜规则，要周顺昌家给钱，还公开扬言，如果不给，就在半道把周顺昌给黑了。可惜周顺昌是真没钱，他本人也看得开，同样扬言：一文钱不给，能咋样？但是人民群众不干了，他们开始凑钱，有些贫困家庭把衣服都当了，只求东厂高抬贵手。这次带队抓人的东厂特务，名叫文之炳，可谓是王八蛋中的王八蛋，得寸进尺，竟然加价，要了还要。
这就过于混账了，但为了周顺昌的安全，大家忍了。第二天，为抗议逮捕周顺昌，苏州举行罢市活动。要换个明白人，看到这个苗头，就该跑路，可这帮特务实在太过嚣张（或是太傻），一点不消停，还招摇过市欺负老百姓，为不连累周顺昌，大家又忍了。一天后，苏州市民涌上街头，为周顺昌送行，整整十几万人，差点把县衙挤垮，巡抚毛一鹭吓得不行，表示有话好好说。有人随即劝他，众怒难犯，不要抓周顺昌，上奏疏说句公道话。毛一鹭胆子比较小，得罪群众是不敢的，得罪魏忠贤自然也不敢，想来想去，一声都不敢出。所谓干柴烈火，大致就是这个样子，十几万人气势汹汹，就等一把火。于是文之炳先生挺身而出了，他大喊一声：“东厂逮人，鼠辈敢尔？”火点燃了。勒索、收钱不办事、欺负老百姓，十几万人站在眼前，还敢威胁人民群众，人蠢到这个份上，就无须再忍了。短暂的平静后，一个人走到了人群的前列，面对文之炳，问出了一个问题：“东厂逮人，是魏忠贤（魏监）的命令吗？”问话的人，是一个当时寂寂无名，后来名垂青史的人，他叫颜佩韦。颜佩韦是一个平民，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所以当文特务确定他的身份后，顿时勃然大怒：“割了你的舌头！东厂的命令又怎么样？”
他穿着官服，手持武器，他认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颜佩韦会害怕，会退缩。然而，这是个错误的想法。颜佩韦振臂而起：“我还以为是天子下令，原来是东厂的走狗！”然后他抓住眼前这个卑劣无耻、飞扬跋扈的特务，拳打脚踢，发泄心中的怒火。文之炳被打蒙了，但其他特务反应很快，纷纷拔刀，准备上来砍死这个胆大包天的人。然而接下来，他们看见了让他们恐惧一生的景象，十几万个胆大包天的人，已向他们冲来。这些之前沉默不语，任人宰割的羔羊，已经变成了恶狼，纷纷一拥而上，逮住就是一顿暴打，由于人太多，只有离得近的能踩上几脚，距离远的就脱鞋，看准了就往里砸（提示：古人穿的是木屐）。东厂的人傻了，平时大爷当惯了，高官看到他们都打哆嗦，这帮平民竟敢反抗，由于反差太大，许多人思想没转过弯来，半天还在发愣。但他们不愧训练有素，在现实面前，迅速地完成了思想斗争，并认清了自己的逃跑路线，四散奔逃，有的跑进民宅，有的跳进厕所，有位身手好的，还跳到房梁上。
说实话，我认为跳到房梁上的人，脑筋有点问题，人民群众又不是野生动物，你以为他们不会爬树？对于这种缺心眼的人，群众们使用了更为简捷的方法，一顿猛踹，连房梁都踹动了，直接把那人摇了下来，一顿群殴，当场毙命。相对而言，另一位东厂特务就惨得多了，他是被人踹倒的，还没反应过来，又是一顿猛踩，被踩死了，连肇事者都找不着。值得夸奖的是，苏州的市民们除了有血性外，也很讲策略，所有特务都被抓住暴打，但除个别人外，都没打死——半死。这样既出了气，又不至于连累周顺昌。打完了特务，群众还不满意，又跑去找巡抚毛一鹭算账。
其实毛大人比较冤枉，他不过是执行命令，胆子又小，吓得魂不附体，只能躲进粪坑里，等到地方官出来说情，稳定秩序，才把浑身臭气的毛巡抚捞出来。这次事件中，东厂特务被打得晕头转向，许多人被打残，还留下了极深的心理创伤，据说有些人回京后，一辈子都只敢躲在小黑屋里，怕光怕声，活像得了狂犬病。气是出够了，事也闹大了。东厂抓人，人没抓到还被打死几个，魏公公如此窝囊，实在耸人听闻，几百年来都没出过这事。按说接下来就该是腥风血雨，可十几天过去，别说反攻倒算，连句话都没有。因为魏公公也吓坏了。事发后，魏忠贤得知事态严重，当时就慌了，马上把首辅顾秉谦抓来一顿痛骂，说他本不想抓人，听了你的馊主意，才去干的，闹到这个地步，怎么办？魏忠贤的意思很明白，他不喜欢这个黑锅，希望顾秉谦帮他背，但顾大人岂是等闲之辈，只磕头不说话，回去就养病，索性不来了。
魏公公无计可施，想来想去，只好下令，把周顺昌押到京城，参与群众一概不问。说是这么说，过了几天，顾秉谦看风声过了，又跳了出来，说要追究此事。还没等他动手，就有人自首了。自首的，是当天带头的五个人，他们主动找到巡抚毛一鹭，告诉他，事情就是自己干的，与旁人无关，不要株连无辜。这五个人的名字是：颜佩韦、杨念如、沈扬、周文元、马杰。五人中，周文元是周顺昌的轿夫，其余四人并未见过周顺昌，与他也无任何关系。几天后，周顺昌被押解到京，被许显纯严刑拷打，不屈而死。几月后，周顺昌的灵柩送回苏州安葬，群情激愤，为平息事端，毛一鹭决定处决五人。处斩之日，五人神态自若。沈扬说：无憾！马杰大笑：“吾等为魏奸阉党所害，未必不千载留名，去，去！”颜佩韦大笑：“列位请便，学生去了！”遂英勇就义。五人死后，明代著名文人张傅感其忠义，挥笔写就一文，是为《五人墓碑记》，四百年余后，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嗟夫！大阉之乱，以缙绅之身而不改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五人墓碑记颜佩韦和马杰是商人，沈扬是贸易行中间人，周文元是轿夫，杨念如是卖布的。不要以为渺小的，就没有力量，不要以为卑微的，就没有尊严。弱者和强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只在信念是否坚定。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袁崇焕--犹豫的人
在东林党里，有一个特殊的人，此人既有皇帝的信任，又有足以扳倒魏忠贤的实力——孙承宗。在得知杨涟被抓后，孙承宗非常愤怒，当即决定弹劾魏忠贤。但他想了一下，便改变了主意。孙承宗很狡猾，他明白上书是毫无作用的，他不会再犯杨涟的错误，决定使用另一个方法。天启四年（1624年）十一月，孙承宗开始向京城进发，他此行的目的，是去找皇帝上访告状。对一般人而言，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朱木匠天天干木匠活，不大见人，还有魏管家帮他闭门谢客，想见他老人家一面，实在难如登天。但孙承宗不存在这个问题，打小他就教朱木匠读书，虽说没啥效果，但两人感情很好，魏公公几次想挑事，想干掉孙承宗，朱木匠都笑而不答，从不理会，因为他很清楚魏公公的目的。他并不傻，这种借刀杀人的小把戏，是不会上当的。于是魏忠贤惊慌了，他很清楚，孙承宗极不简单，不但狡猾大大的，和皇帝关系铁，还手握兵权，如果让他进京打小报告，那就真没戏了。就算没告倒，只要带兵进京来个武斗，凭自己手下这帮废物，是没指望的。魏忠贤正心慌，魏广微又来凑热闹了，这位仁兄不知从哪儿得到的小道消息，说孙承宗带了几万人，打算进京修理魏公公。为说明事态的严重性，他还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一旦让孙大人进了京，魏公公立马就成粉了（公立齑粉矣）。
魏公公疯了，二话不说，马上跑到皇帝那里，苦苦哀求，不要让孙承宗进京，当然他的理由很正当：孙承宗带兵进京是要干掉皇帝，身为忠臣，必须阻止此种不道德的行为。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皇帝大人毫不慌张，他还安慰魏公公，孙老师靠得住，就算带兵，也不会拿自己开刀的。这个判断充分说明，皇帝大人非但不傻，还相当之幽默，魏公公被涮得一点脾气都没有。话说完，皇帝还要做木匠，就让魏公公走人，可是魏公公不走。他知道，今天要不讨个说法，等孙老师进京，没准就真成粉末了。所以他开始哭，还哭出了花样——“绕床痛哭”。也就是说，魏公公赖在皇帝的床边，不停地哭。皇帝在床头，他就哭到床头，皇帝到床尾，他就哭到床尾，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皇帝也是人，也要睡觉，哭来哭去，真没法了，只好发话：“那就让他回去吧。”有了这句话，魏忠贤胆壮了，他随即命人去关外传令，让孙承宗回去。然而不久之后，有人告诉了他一个消息，于是他又下达了第二道命令：“孙承宗若入九门，即刻逮捕！”那个消息的内容是，孙承宗没有带兵。孙承宗确实没有带兵，他只想上访，不想造反。
所以魏忠贤改变了主意，他希望孙承宗违抗命令，大胆反抗来到京城，并最终落入他的圈套。事实上，这是很有可能的，鉴于全人类都知道，魏公公一向惯于假传圣旨，所以愤怒的孙承宗必定会拒绝这个无理的命令，进入九门，光荣被捕。然而他整整等了一夜，也没有看到这一幕。孙承宗十分愤怒，他急匆匆地赶到了通州，却接到让他返回的命令。他的愤怒到达了顶点，可是他没有丝毫犹豫——返回了。孙承宗实在聪明绝顶，虽然他知道魏忠贤有假传圣旨的习惯，但这道让他返回的谕令，却不可能是假的。因为魏忠贤知道他和皇帝的关系，他见皇帝，就跟到邻居家串门一样，说来就来了，胡说八道是没用的。然而现在他收到了谕令，这就代表着皇帝听从了魏忠贤的忽悠，如果继续前进，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跑路是最好的选择。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回去睡觉，老老实实待着。二，索性带兵进京，干他娘一票，解决问题。孙承宗是一个几乎毫无缺陷的人。政治上很会来事，谁也动不了，军事上稳扎稳打，眼光独到，且一贯小心谨慎，老谋深算，所以多年来，他都是魏忠贤和努尔哈赤最为害怕的敌人。但在这一刻，他暴露出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弱点——犹豫。孙承宗是典型的谋略型统帅，他的处事习惯是如无把握，绝不应战，所以他到辽东几年，收复无数失地，却很少打仗。而眼前的这一仗，他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他放弃。无论这个决定正确与否，东林党已再无希望。
希望已经断绝，东林党垮了，孙承宗走了，所谓关宁防线，已名存实亡，时局已无希望。很快，努尔哈赤的铁蹄，就会毫不费力地踩到这片土地上。没有人想抵抗，也没有人能抵抗，跑路，是唯一的选择。有一个人没有跑。他看着四散奔逃的人群，无法控制的混乱，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是宁前道，必与宁前共存亡！我绝不入关，就算只我一人，也要守在此处（独卧孤城），迎战敌人！”宁前道者，文官袁崇焕。袁崇焕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因为在会面中，袁崇焕确定了一个秘诀，四年后，努尔哈赤就败在了这个秘诀之上。离开京城之前，袁崇焕去拜见了熊廷弼。熊廷弼当时刚回来，还没进号子，袁崇焕上门的时候，他并未在意，在他看来，这位袁处长，不过是前往辽东挨踹的另一个菜鸟。所以他问：“你去辽东，有什么办法吗？（操何策以往）”袁崇焕思考片刻，回答：“主守，后战。”熊廷弼跳了起来，他兴奋异常，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这个人已经找到了制胜的道路。所谓主守后战，就是先守再攻，说白了就是先让人打，再打人。这是句十分简单的话。真理往往都很简单。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决心
努尔哈赤决定，要把眼前这座不听话的城市，以及那个敢调侃他的无名小卒彻底灭掉。他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已确知，这是一座孤城，在它的前方和后方，没有任何援军，也不会有援军，而在城中抵挡的，只是一名不听招呼的将领和一万多孤立无援的明军。六年前，在萨尔浒，他用四万多人，击溃了明朝最为精锐的十二万军队，连在朝鲜打得日本人屁滚尿流的名将刘，也死在了他的手上。现在，他率六万精锐军队，一路所向披靡，来到了这座小城，面对着仅一万多人的守军和一个叫袁崇焕的无名小卒。
胜负毫无悬念。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努尔哈赤以及他手下的四大贝勒，还是明朝的高第，甚至孙承宗，都持相同观点。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袁崇焕是相信光明的，因为在他的手中，有四种制胜的武器。第一种武器叫死守，简单说来就是死不出城，任你怎么打，就不出去，死也死在城里。虽然这个战略比较，但很有效，你有六万人，我只有一万人，凭什么出去让你打？有种你打进来，我就认输。他的第二种武器，叫红夷大炮。
努尔哈赤不了解袁崇焕，袁崇焕却很了解努尔哈赤，他早摸透了这招，便组织了除奸队，挨家挨户查找外来人口，遇到奸细立马干掉，并且派民兵在城内站岗，预防奸细破坏。死守、大炮、坚壁清野，但这还不够，远远不够，努尔哈赤手下的六万精兵，已经把宁远团团围住，突围是没有希望的，死守是没有援兵的，即使击溃敌人，他们还会再来，又能支撑多久呢？所以最终将他带上胜利之路的，是最后一种武器。这件武器，从一道命令开始。布置完防务后，袁崇焕叫来下属，让他立即到山海关，找到高第，向他请求一件事。这位部下清楚，这是去讨援兵，但他也很迷茫，高先生跑得比兔子都快，才把兵撤回去，怎么可能派兵呢？“此行必定无果，援兵是不会来的。”袁崇焕镇定地回答：“我要你去，不是讨援兵的。”“请你转告高大人，我不要他的援兵，只希望他做一件事。”“如发现任何自宁远逃回的士兵或将领，格杀勿论！”这件武器的名字，叫做决心。我没有朝廷的支持，我没有老师的指导，我没有上级的援兵，我没有胜利的把握，我没有幸存的希望。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不会后退，我会坚守在这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即使同归于尽，也绝不后退。这就是我的决心。所以在正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战争即将开始之前，袁崇焕召集了他的所有部下，在一片惊愕声中，向他们跪拜。他坦白地告诉所有人，不会有援兵，不会有帮手，宁远已经被彻底抛弃。但是我不想放弃，我将坚守在这里，直到最后一刻。然后他咬破中指写下血书，郑重地立下了这个誓言。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胜利 结局
正月二十五日以前有个人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只要你不放弃自己，上天就不会放弃你。绝境中的袁崇焕，在沉思中等来了正月二十五日的清晨，他终究没有放弃。于是，他等来了奇迹。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二十五日，改变历史的一天。努尔哈赤怀着满腔的愤怒，发动了新的进攻。他认为，经过前一天的攻击，宁远已近崩溃，只要最后一击，胜利唾手可得。然而他想不到的是，战斗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形式开始的。场，什么遗体告别，追悼会都省了，但凡抢回来的尸体，往里一丢了事。烧完，接着打。努尔哈赤已近乎疯狂了，现在他所要的，并不是宁远，也不是辽东，而是脸面。起兵三十年，纵横天下无人可敌，竟然攻不下一座孤城，太丢人了，实在太丢人了。所以他发誓，无论如何，一定要争回这个面子。不想丢人，就只能丢命。面对蜂拥而上的后金军，袁崇焕的策略还是老一套——大炮。要说这外国货还是靠谱，除去这起安全事故外，整体情况还算正常，大炮不停地轰，后金军不停地死，然后是抢尸体，抢完再烧，烧完再打，打完再死，死完再抢、再烧，死死烧烧无穷尽也。直至那历史性的一炮。到底是哪一炮，谁都说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寒冷的一天，漫天的炮火轰鸣声中，有一炮射向了城下，伴随着一片惊叫和哀嚎，命中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到底是谁，至今不得要领，但可以肯定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一个不重要的人，不会坐在黄帐子里（并及黄龙幕），也不会让大家如此悲痛（嚎哭奔去）。对于此人的身份，有多种说法。明朝这边，说是努尔哈赤，清朝那边，是压根儿不提。这也不奇怪，如果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在一座孤城面前，对阵一个无名小卒，被一颗无名炮弹重伤，实在太不体面，换我，我也不说。于是接下来，袁崇焕看到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景象，冲了两天的后金军退却了，退到了五里之外。很明显，坐在黄帐子里的那人，是个大人物，但按照后金的道德标准，死个把领导也不是什么大事，这实在是件相当奇怪的事情。第二天，当袁崇焕站在城头的时候，他终于确信，自己已经创造了奇迹。
『 | 章节目录 | 加入书架 | 推荐本书 | 打开书架 | 返回书页 | Top↑ 』
注：CHM版全文电子书适用于在PC电脑中阅读，TXT版全文电子书适用于在掌机、PDA、商务通、手机中阅读。
章节阅读开通用“← →按键进行前后翻页阅读”的功能，“按回车[enter]键”可以直接返回作品首页。
Copyright © 2007-2009 Dukeba.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读客吧小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