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海洋
中国民族报2011年12月30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2db0370100vp3x.html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执政者对不同民族的主要政策是承认“中国五方之民各有性也”，需要“能其志达其欲”，所以主张“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实际上就是树信去疑，团结包容，相互给吃“定心丸”。新中国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同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这个道理。
当今中国无人不知国家需要创新转型，也无人不晓创新转型的目标是通过改革来实现科学发展，使中国增强国际话语权，使中华文化更有国际影响力。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因此强调要推动文化创新和建设，刘云山同志因此讲中国要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
今日中国最应防止少数人把民族关系搞混乱，当今中国学界的一种不好的表现就是浮躁。民族研究领域里的这种浮躁就表现为总有些精英学人吃准了“站着说话不腰疼”和“言者无罪”的好处，因而总在不尊重、不学习、不理解、不承认历史国情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基于私衷浅见怂恿国家顺风扬土，推翻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治理框架，另起炉灶，主张对少数民族“去信树敌”来挑战中国本来就很稀缺的共和宪政和诚信底线。
《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原刊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两位作者是清华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这篇文章公开主张中国实施他们倡导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其目标就是搞民族关系“大跃进”。且不论此文的语病以及参考文献使用的随意，现在我们只看它的背景和盲点：
第一是背景。如果与此前类似的一些文章所阐述的主张并置阅读，就能看出3个趋势：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这有助于本领域脱敏脱冷僻，实现公开化和正常化；二是越来越多的学科参与民族研究，说明这个领域不仅精深博大，而且有着重大的政治经济权益纠结；三是主流学者仍然不肯把民族文化多样性和民族认同意识当成中国的正面资产，仍然要把它当成国家的负资产来处理。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经过后现代反思，都把文化多元主义当成建构国民认同之本的背景下，他们这种落伍见识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中国的学界政界精英都是国民教育的精品。但这个体制和内容却是21世纪的东方摹写19世纪西方现代化的产物，所以他们才跟20世纪初的西方精英一样不知道如何欣赏民族文化多样性，总想用“加强一体化”的名义在少数民族身上做“社会工程”，讲些莫须有的“国家分裂危险”，进而发出一些大而无当的“必须要…、一定要…、一是要…、二是要…”之类的呓语。这篇文章的要害是在国民中全面地“去信树敌”，即把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国民当成敌对势力，进而把“大开发”中的西部变成理所当然的维稳战场。一些精英这种“只问利害不问是非”，责备受害者的做法会给中国民族关系带来什么后果？答案只能是加剧囚徒困境和公地治理悲剧！
中国早已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保持和促进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构建良好民族关系的政策法规体系。其目标之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三是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其基本制度始终是在共和宪政的体制保障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只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官员不谙国情事理，总是想在民族地区“建功立业”，一些企业为富不仁，总是想用不正当手段在西部从少数民族手里攫取资源，因而才感到中国所剩无多的地方居民权益，即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承认和实行的自治制度碍手碍脚，因而才拿出民国时期的“变天账”来向国家卖“后悔药”，甚至不惜编造和曲解一些西方国家的民族政策。例如，他们明知道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针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法规在过去60年里经历了从“排斥”到“熔炉”又到“拼盘”、“萨拉盘”或“马赛克”3阶段演进，却睁着眼睛说全球各国的主要治理范式就是“大熔炉”与“大拼盘”两个选择。他们明知道中国上世纪50年代制定的“民族平等加区域自治”的政策在国际上具有领先性，却主张返回已被所有发达国家唾弃的“大熔炉”。他们从来不问新疆、西藏为什么能和平解放，只是一心要通过折腾“第一代”来达到撕毁和废除国家宪法条文的目标。
他们截取胡锦涛同志倡导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段讲话，却置胡锦涛同志关于“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执政党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中国政治优势不容削弱的“三个不容”置若罔闻。这“三个不容”虽然听起来是取守势，但体现的却是党和国家给国民吃定心丸和“树信去疑”的决心，因而也符合《晏子春秋》所讲“星之昭昭不如月之翳翳，小道之行不如大道之废，君子之过贤于小人之是”的道理。
本文无力全面分析《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一文的败笔和败德之处。只想说的是，政策法规的生命力不在“代际排他”，而在与时俱进充实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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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胡鞍钢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建言
论民族团结是中国立国之本而共和宪政是国民共识底线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洋
2011-12-2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执政者对不同民族的主要政策是承认“中国五方之民各有性也”，需要“能其志达其欲”，所以主张“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实际上就是树信去疑，团结包容，相互给吃定心丸的政策。新中国强调各民族“平等团结，两个共同”，同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这个道理。这是一条人性的光明大道。由于中国的历史特别长，背离这条大道或“主旋律”的人和事，说法和做法全都有过。例如岳飞在《满江红》里有极端话语，清朝入关之初对汉人有过“留发不留头”的“强制”和“改造”。但这是小道。
当今中国无人不知国家社会需要创新转型，也无人不晓创新转型的目标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共和宪政协商民主，使中国增强国际话语权，使中华文化更有国际影响力。中共十七届六会因此要推动文化创新和建设。刘云山同志因此要讲中国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张维迎教授因此要讲防止“多数人无知少数人无耻”导致更多灾祸。张教授这个论断听起来逆耳但想起来没错，所以我们称其为“中国病根”。
今日中国最应防止少数人把民族关系搞得更坏更混乱。那么中国病根在当今中国学界的表现就是浮躁。少数民族研究领域里的这种浮躁表现就是总有些精英学人吃准了“站着说话不腰疼”和“言者无罪”的好处，因而总在不尊重、不学习、不理解、不承认历史国情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基于私衷浅见怂恿国家顺风扬土，推翻建国《共同纲领》和《国家宪法》规定的治理框架另起炉灶，总之是主张对少数民族“去信树敌”来挑战中国本来就很稀缺的共和宪政和诚信底线。
例如本网站今天转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刊登，清华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合办《国情报告》内刊2011年第31期、北京大学《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11年11月30日第100期转载的这篇文章，就公开主张中国实施他们倡导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其目标就是搞民族关系“大跃进”，但措辞更加三俗：要用对少数民族强制和改造的“集中营逻辑”来“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
文章的两位作者是清华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教授还是中国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和“国情研究中心主任”。《百度百科》词条称他“撰写的国情报告是中国高层的必读之物，多次应中国政府有关部委邀请参与国家长远规划制定和部门咨询”。这样的作者加上首刊此文的新疆师范大学，争相转载此文的清华北大“两校”，足以代表主流社会的问题意识、研究水准、成果导向和政策主张。这篇文章信口开河语病连篇，严重冒犯各民族尊严，参考文献使用极其随意，且有至少两处引文全然歪曲作者原意，硬把人类道德情操的作者亚当.斯密和倡导多元文化主义的威尔.金里卡拉来垫背，而地处中国民族关系最敏感地区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和号称中国顶尖的“两校内刊”对此浑然不觉且争相登载和转载。这使人不能不怀疑本文的主旨根本就不是学术研究而是要以“国情研究机构”的名称来为某种政策主张“投石问路”，搞“火力侦察”。
由于本网站转载的这篇文章把话讲得极为直白，其中很多观点令人心寒齿冷地想到二战前的德国，所以笔者在其中插了一些斜体评注而不再援引。现在我们只看它的背景和盲点：
第一是背景。读者把此文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大正教授10年前在王乐泉授意下推出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社会科学院潘志平教授兴味盎然的“反恐反东突”和北京大学马戎教授苦心孤诣的“去政治化”主张并置阅读，就能看出三个趋势：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中国关注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这有助于本领域脱敏脱冷僻，实现公开化和正常化，是为功德；二是越来越多的学科参与民族研究，说明这个领域不仅精深博大，而且有着重大的政治经济权益纠结，是为见识；三是主流学者仍然不肯把民族文化多样性和民族认同意识当成中国的正面资产，仍然要把它当成国家的负资产来处理，是为业障。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经过后现代反思，都把文化多元主义当成建构国民认同之本的背景下，他们这种落伍见识给人一种只有读东方不败“为炼神功引剑自宫”时才有那种悲怆苍凉感。
中国学界政界精英都是国民教育的精品。但这个体制和内容却是21世纪的东方摹写19世纪西方现代化的产物，所以他们才跟20世纪初的西方精英一样不知道如何欣赏民族文化多样性，却总想用“加强一体化”的名义在少数民族身上做“社会工程”，讲些莫须有“国家分裂危险”，进而指出一些大而无当的“必须要…一定要…一是要…二是要…”之类的呓语。本文的要害是在国民中全面地“去信树敌”，即把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国民当成敌对势力，进而把“大开挖”中的西部变成理所当然的维稳战场。中国主流精英这种“只问利害不问是非”，助纣为虐责备受害者的做法会给中国民族关系带来什么后果？答案只能是加剧囚徒困境和公地治理悲剧！
中国共产党早有用“三大目标一项基本制度”来保持和促进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构建良好民族关系的政策法规体系。其目标之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三是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其基本制度始终是在共和宪政的体制保障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只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官员不谙国情事理，总是想在少数民族地区“建功立业”，一些企业为富不仁，总是想用不正当手段在西部从少数民族手里攫取资源，因而才感到中国所剩无多的地方居民权益，即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承认和实行的自治制度碍手碍脚，因而才拿出民国时期的“变天账”来向国家卖“后悔药”，甚至不惜编造和曲解海外主要国家的民族政策。例如，他们明知道美国乃到整个西方针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法规在过去60年里经历了“排斥”、到“熔炉”又到“拼盘”、“萨拉盘”或“马赛克”三阶段演进，却睁着眼睛说全球各国的主要治理范式就是“大熔炉”与“大拼盘”两个选择。他们明知道中国1950年代制订的“民族平等加区域自治”的政策在国际上具有领先性，却要哄骗国家返回已被所有发达国家唾弃的“大熔炉”。他们不问民国时期的旧中国何以失去外蒙古而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何以能保持住内蒙古，也从来不问新疆、西藏为什么能和平解放，只是一心要通过折腾“第一代”来达到撕毁建国《共同纲领》和废除《宪法》条文的目标。
他们截取胡锦涛同志倡导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段讲话，却置胡锦涛关于“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执政党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中国政治优势不容削弱的“三个不容”置若罔闻。这“三个不容”虽然听起来是取守势，但体现的却是给党和国家给国民吃定心丸和“树信去疑”的决心，因而也符合《晏子春秋》所讲“星之昭昭不如月之翳翳，小道之行不如大道之废，君子之过贤于小人之是”的道理。
本文无力全面分析“两胡”文章的败笔和败德之处。目前仅试用“全球村”和“中国村”两个模型来说明中国何以必须对少数民族“树信去疑”而不能“去信树敌”。这里的“信”仍用其两个最根本的义项：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疑人。
全球村：全球化时代的地球是个全球村，联合国就是村委会。中国是这个200来户村子里的华大户。现在村委会立下乡规民约，要各大户不能再对少数民族强制改造同化，同时也要求各个少数民族也不要再闹分家，否则也不给立户。目前包括加、澳、美、欧和巴西、印度在内的各大户都接受并贯彻这个后现代村约。只有华大户家几个读过洋书的孩子喊叫不仅不能承诺信守这个“普村价值”，还要把华家56个兄弟平等的“家规”也坏掉，以便对少数民族进行强制改造同化。这就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华大户家里总是传出吵架哭闹的不和谐声音，搞得口碑不太好，发展前景不太妙。二是华大户家在积累的一些投资影响力也发挥不出来，挣不到村里的话语权。
中国村：中国自身则是一个多姓村。多姓村不如单姓村整齐划一，例如光是宗祠就要建50多座，还有一些小姓人家讲的是韩大户一家听着不太懂但感觉不太对的方言。但多姓村的好处其实更多。例如姓氏多了村外的亲戚就多，不仅生意好做，而且节日仪式也丰富，甚至饮食花样儿都比周边的村子多出许多。因此，中国村的人走到哪儿很受待见，都有人来认亲，至少认他是本村哪位远亲的老乡。中国村因而就显得可大可持续，所以早年虽然穷过，却积累了不少的根器和声望。过去百年间，韩大户家几个孩子到外村留学，看到世界上还有一些单姓村、移民村和殖民村，于是就犯了红眼病，回村就鼓吹多姓村不如单姓村，嚷嚷着要撕毁村约，对小姓实行“去姓氏化”，还要把韩家话当成标准村话，还说小姓人不讲韩家话、不跟韩家姓、甚至不肯跟韩家通婚都是想分村卖村，因此就要对他们防范和强制改造，以加快一体化进程。中国村里的邻里平等和谐关系因此就要被打破。与此同时，这个老韩家的人还把爱占小便宜和好为人师的毛病带出村外，结果搞得外村人觉得老韩家不仗义，因此就不愿再跟中国村打交道。老韩家孩子对此浑然不觉，反而拿出两套数据，说哪条街上的GDP增长超过了外边几个穷村多少，小姓人如何跟着韩大姓家粘了共同富裕的光。但小姓人家虽然户多人少，却不缺心眼儿，他们认准两条最简单的道理：
一是街道发展跟家户发展不能划等号儿，关键是要搞清为什么韩家发展快而小姓发展慢。为什么老韩家用了小姓人家的资源就是搞“开发建设”，小姓人家用资源换来一点儿钱就是受援助，还要感恩。
二是他们说村委会近些年除了韩大户家人之外，小姓人家能当管事儿村官儿的人越来越少了。与此同时，做班房、失业和流动的人却越来越多了
老韩家的人说谁当村官都是给全村干事儿，谁计较这些就是破坏村名村风，因而就是变相“分村”。但小姓人家又说出如下三条理由：
一是小姓不出村官儿影响各家光宗耀祖，也影响他们在外村亲戚面前扬眉吐气；
二是小姓村官儿多时，各家孩子受穷受气坐班房难就业的少，现在却反过来了；
三是小姓人家也不想要特殊待遇，只是要村里按照建村《共同纲领》和《村宪》恢复信任和权益，落实小姓街坊自治制度，还要求老韩家不要动不动就派人来讲“反分村”这类没影儿的话。他们说“分村卖村”这种事儿小姓哪有资格？还说分村的真正危险不在小姓，而在于韩大户总是纵容没教养的孩子们满街喊叫“小姓要发展，孩子先姓韩”，“小姓如果爱村，先跟韩家能婚”。他们认为这是有谋有计无法无天，是干涉小姓婚姻自由。他们还说再这样搞下去中国村就要变成二战前迫害犹太人的德意志村了。
老韩家孩子又争辩说外边有一个移民村两个殖民村都这么搞单姓化，结果村民皆大欢喜。又有几个纵容小姓搞自治权益的联姓村，结果都分村了。小姓人家说，你们那几个好村都已经能过后现代反思改革创新了。你们夸的那个印村为姓氏之争杀过一个圣雄两个总统呢，还霸占着咱村一块地呢。你们不敢去要地却敢收拾小姓，那将来光凭老韩家去要那块地别人会认账吗？再说印村为低贱小姓保留了村长地位，中国村为什么不学学？至于分村，我们首先要弄清那大苏联村究竟是毁在大姓腐败还是小姓分村手里？是光头领袖闹垮的还是政变军人跟酒鬼政客闹垮的？老韩家读书人怎么不讲瑞村、加村、澳村联姓制和多元文化主义在村里搞和谐社会的经验呢？再说咱中村的港澳台几条街还实行着一村两制。你们这样践踏村约不讲信用，不讲公道收拾小姓，那几条街还怎么跟我们一块儿开会？中国村的规矩不是“无信不立”吗？
这个“两村模型”可能失之简单，但它至少能说明中国现行民族政策法规的合理合法性。本网站同时转载明浩先生发表在《中国民族报》展现中国民族政策国际影响力的一篇文章，以说明中国创新转型的潜力的抓手所在。政策法规的生命力不在“代际排他”而在与时俱进充实完善。政策没落实不是制度不合理。观念没拎清不是“别人不爱国”。做民族研究和民族关系不能无知更不能无耻。对待国民我们要讲“无信不立”，对待官员学者我们要讲“知耻近乎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