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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年来，中国的人狂犬病有3个流行高峰和3个低谷。每年死亡人数的最大波动幅度在7037人（1981年）和159人（1996年）之间。
人狂犬病年度死亡人数的这种波动与狗群数量的波动密切相关（在其他国家，通常还与狗的疫苗接种比例有关），也与狂犬病毒自身流行规律有关，而与人群疫苗接种量关系不大（疫苗对当年人群死亡率的影响不超过30%）。
中国普遍存在低风险人群大量接种疫苗，而真正的高风险人群接种率却很低的情况。这就使得实际上狂犬病疫苗的绝大多数（99.99%）都被滥用或浪费掉了。据推算近期中国每年平均至少1万人份狂犬病疫苗才可挽救一条人命。而在1996年甚至需要超过6万人份疫苗才可挽救一条人命。
中国西部、西北部有些省区，多年狂犬病死亡人数为0或接近于0，但这些省区每年狂犬病疫苗的使用量也高达数万甚至数十万人份，其实际效用可想而知。
根据世界上已成功消除狂犬病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只有全面规划，将狂犬病疫苗接种重点由人转向狗，才能快速、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中国的狂犬病问题。中国完全有可能以不高于目前实际已付出的高昂代价，实现WHO倡导的在2020年前消灭狂犬病的目标。
1.60多年来，中国存在人狂犬病的3个流行高峰和3个低谷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狂犬病年度死亡率曾发生巨大波动。将相应数据随年度变化的情况绘制成示意图，可发现狂犬病在中国的流行先后出现了3个流行高峰和3个低谷，每年死亡人数在的波动幅度在169人和7037人之间，即存在35倍以上的波动幅度。
1950年－2009年中国人狂犬病年度死亡率示意图
从图中可见：3个低谷分别是1950年、1960年和1996年前后，年度死亡人数都在200人以下。
3个高峰分别是1956年、1981年和2007年前后，峰值分别为1，942人、7，037人和3，300人。
2. 与狂犬病流行相关的若干基本事实
2.1 人的狂犬病95%以上来源于狗，特别是流浪狗。狗的数量和狂犬病发病率是决定人狂犬病的发病率的最重要因素。人仅仅是狂犬病的偶然宿主，人与人之间原则上是不能相互传播狂犬病的，因此人群不能维持狂犬病的持续存在。而狗则是狂犬病的储存宿主，可维持狂犬病的持续存在。经验证明，只要消除了狗群中的狂犬病，人的狂犬病就自然消除了，正如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和其他地区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做到的那样。
2.2 狗的密度对狂犬病传播有显著的制约作用。不同国家、地域狂犬病持续传播的前提条件是有大量易感宿主－狗的存在，而且狗的空间分布不能太分散，群体密度必须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在非洲肯尼亚农村狂犬病传播的现场研究数据显示，只有在狗的群体密度超过4.5只/平方公里（km2）时，狂犬病才可能在当地的狗群中持续存在。
2.3 狂犬病也被称为热带病，主要在南方流行。非洲赤道周边的热带地区是全球狂犬病发病率最高的地区。无主的流浪狗在北方冬季寒冷地区很难生存、繁衍和相互传播狂犬病，狂犬病在北方的狗群中很难持续存在。而且在北方地区全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穿的衣服很多很厚，人被狗咬伤的机会较少，所以在北方地区狗和人的狂犬病在古今中外都非常罕见。所以在中国北方和西部高寒地区，基本无狂犬病存在。
2.4 狂犬病的发病率通常很低，主要为零星散发。狂犬病的致死率高达100%，是所有传染病中致死率最高的。对宿主过高的致死率对病毒自身来讲是进化上的一种严重缺陷，不利于狂犬病毒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由于该病毒会很快与宿主同归于尽，所以即使是在狗群中，狂犬病通常都只是零星散发，其发病率通常较低，而且会在总体的低水平下波动不断，因而经常会导致狂犬病毒的自然灭绝。事实上已有证据证明狂犬病毒在局部或全球范围内自然灭绝的事件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目前狗群中流行的狂犬病毒是大约一千年前再次从蝙蝠中传播过来的。
2.5 人狂犬病的发病率通常更低。人狂犬病的感染源主要是狗，与狗的狂犬病相比，人狂犬病的发病率通常更低，发病率的波动性更大。每一次人被狗咬事件的发生，都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因为人类毕竟是最智慧的动物。在欧美国家，在消除狗群中的狂犬病以前，狂犬病每年致死的人数通常仅为个位数（小于10）。像美国、日本、法国这样的人口和面积都较大的国家，每年狂犬病的死亡人数通常也只是两位数（小于100），仅美国偶尔曾超过100人。狂犬病永远成不了大气候，人狂犬病在历史上从来只是零星散发，从未明显改变各国的人口数量。它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实际上微乎其微，几乎可忽略不计。
2.6 狗的数量与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密切相关。现代狗的生存已离不开人类，狗如果离开了人类的食物供应，在野生环境下是无法生存、繁衍的。通常社会经济越发展，狗的数量呈逐渐升高的趋势。而在民不聊生的年代，狗的数量也会显著下降，会导致狂犬病的减少甚至消失。
3. 中国狂犬病年度死亡率巨大波动的原因
影响人狂犬病发病率波动的因素很多，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都有关。
在中国，狂犬病流行规模的巨大的波动幅度与狗群数量的波动密切相关（在其他国家，与狗的疫苗接种比例有关），也与狂犬病的自身流行规律有关，而与人群疫苗接种量关系不大（对当年人群死亡率的影响不超过30%）。
对各种波动案例的具体原因的研究还进行得不多。以下尝试对中国狂犬病年度死亡率巨大波动的原因进行初步分析。
3.1 中国60多年来3个流行高峰产生的原因：狗的数量大增又不打疫苗
3个流行高峰分别是1956年、1981年和2007年前后，峰值分别为1，942人、7，037人和3，300人。
造成这3次人狂犬病流行高峰的决定因素是由于社会相对稳定，人民生活水平处于上升状态，狗的数量显著增加，与此同时又未采取有效的狂犬病防控措施：狗的疫苗接种率非常低。
要控制或消除人狂犬病，最有效的措施只能是对狗的普遍疫苗接种。
这60多年中，报告死亡人数最高的年份是1981年，当年报告死亡7，037人。1981年及此前，国内的人用狂犬病疫苗还是原始的动物脑组织疫苗（暴露后需要接种14针以上，副作用很大），产量很低，最高年产量只有几万人份，对于全国的实际需求只是杯水车薪，在全国范围狂犬病疫苗实际挽救的生命并不多。所以可以认为，中国即使完全不打狂犬病疫苗，全国狂犬病的自然死亡人数也不会超过8千人。这是中国人狂犬病死亡率的上限。
3.2 3个流行低谷产生的原因
3个流行低谷分别是1950年、1960年和1996年前后，年度死亡人数都在200人以下。
1950年和1960年前后的两个低谷产生的原因很简单、明确：狗都被人吃光了。由于狗都没了，狂犬病自然也就销声匿迹了。
1950年是紧接着多年的战乱之后，全国的经济生活尚未恢复正常。1960年前后是全国性大饥荒年代，大量人口饥饿而死。中国数千年来本来就有吃狗肉的习俗。在战乱之后和饥荒年代，狗当然是优先被食用的对象。狗都被人吃光了，人的狂犬病自然也接近绝迹了。
1996年低谷出现的原因则比较复杂，甚至可能有不同的观点。
1996年，全国狂犬病的发病率曾降至159人，随后又逐年缓慢上升。从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中国每年人用狂犬病疫苗的使用量逐渐从500万人份增加到大约800万人份。从2000年到2010年，疫苗的使用量大体上是从800万人份增加到1500万人份（个别年份曾接近2，000万人份）。所以在1996年前后的十年中，中国的人用狂犬病疫苗使用量并无显著增加，比此后的十年使用量还要少一半以上。所以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这段时间发病率的下降与人类的努力，即人用疫苗的使用量多少并无直接关联。
而这段时间狗的数量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在逐渐增加，并未发生突然显著降低的情况，因此，推测此次狂犬病流行规模的突然急骤下降，可能是由于狂犬病毒流行有自身的特殊规律：在狗的数量不变或逐步增加的条件下，狂犬病毒的流行可能普遍会表现出明显的消长周期。目前对此还有待进行更系统、深入的研究。
4. 中国近十年来人狂犬病疫苗接种的比例和功效
据中国CDC监测系统最近十年的抽样统计，中国人群在狂犬病暴露后的疫苗接种复盖率平均只有12%，即有88%的人在被狗咬后并未接种狂犬病疫苗。特别是在那些属于较严重的3级暴露的病例中，大约有95%都未能得到包括接种疫苗在内的全面、规范处置。所以综合评估，每年中国被狗咬伤的人中只有大约1成的人接种了疫苗。考虑到抽样和统计误差，保守地估计中国每年被狗咬的人中有有1/3都接种了疫苗，只有2/3（而不是抽样统计的88%）未接种疫苗，即中国未接种疫苗的人数是接种疫苗人数的2倍。因此可推断：中国每年因接种狂犬病疫苗而生命得到挽救的人数不会超过当年狂犬病实际死亡人数的1/2。
特别是中国还普遍存在低风险人群（即城市和非疫区人群）大量、盲目、反复接种狂犬病疫苗的情况（甚至出现有号称一个人接种过100针、200针甚至更多的骇人听闻的纪录），而重点疫区（特别是偏远农村）有相当多应当接种疫苗的高风险病人却因经济等原因未能接种疫苗，中国近年每年死于狂犬病的约2千人主要都是这后一类人。
这就使得中国每年大量使用的狂犬病疫苗绝大多数都被滥用或浪费掉了，真正发挥挽救生命作用的病例所占的比例可能还不足当年狂犬病实际死亡人数的一半。
中国近年每年狂犬病死亡人数平均约2000人。按50%计算，中国每年因接种狂犬病疫苗而挽救的病人人数可能不足1000人。近期中国每年狂犬病疫苗的使用量大约是1000万人份，所以平均至少1万人份疫苗才可挽救一条人命。
1996年，中国统计狂犬病死亡人数为159人，按上述比例（50%）计算，当年中国的狂犬病疫苗挽救的人数可能不到80人。当年中国狂犬病疫苗的使用量大约为500万人份，所以当年至少6万人份疫苗才可挽救一条人命。
中国西部、西北部有些省区，多年狂犬病死亡人数为0或接近于0，但这些省区每年狂犬病疫苗的使用量也达数万甚至数十万人份，其实际效用可想而知。
但在狂犬病的疫区，面临狂犬病的威胁，尽管狂犬病的实际发病率很低，但一旦发病，其100%的病死率却是誰也不敢掉以轻心的。所以狂犬病对人类的精神威胁远远大于其所致的实际死亡率的威胁。
5. 启示：中国人用狂犬病疫苗滥用的程度惊人。
人用狂犬病疫苗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狂犬病问题。
已消灭狂犬病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证明，只要控制住了狗群中的狂犬病，人群中的狂犬病就能基本得到控制。关于中国的狂犬病防治，中国多年来一直在犯方向、路线错误。解决狂犬病问题主要靠兽用疫苗而不是人用疫苗。中国至今仍在承受此方向、路线错误的惨痛代价。中国目前是全球狂犬病疫苗的头号生产国和使用国，每年产销量均在1，000万人份以上，全世界超过80％的狂犬病疫苗都被中国人打了，相关总费用每年超过100亿元，但每年死亡人数仍一直维持在2千人左右。而一个鲜明的对比是：美国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每年人用狂犬病疫苗使用量仅为3万人份，却能保证每年狂犬病死亡人数在3人以下。
中国每年一千多万人份的狂犬病疫苗大量用于人而不用于狗，这是狂犬病疫苗的最大滥用。如果相关行政部门不迅速采取重大举措，将狂犬病疫苗接种的重点由人转向狗，我国在狂犬病防治上每年“投入一百亿，死亡两三千”的结果将长期不可能有根本改变。（参见博文：农业部的问题，请卫生部不要抢答，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47754-479068.html ）
本来，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就应当能解决消除狂犬病的问题。目前中国GDP已超过5，000美元，但中国狂犬病问题的解决却仍然遥遥无期。如果将防治重点由人转为狗，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制定合理的规划，并协调行动，中国完全可能只花人用疫苗费用的1/10（即约10亿元），用5年左右的时间就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狂犬病问题。
6. 中国能否实现WHO确定的目标：东南亚在2020年前消除狂犬病？
目前狂犬病对人类最主要的危害不是体现在死亡率上，而是体现在它将全球一半的人口置于随时存在的死亡威胁之中。全球每年用于狂犬病的花费估计总共为60亿美元，而全球共有30多亿人每天因狂犬病的威胁而不得不承受的沉重的心理负担是很难用金钱的数量来衡量的。
WHO已将狂犬病确定为被忽视的17种热带人兽共患病中应当最优先考虑的病种，并倡导东南亚地区在2020年前消除狂犬病。
中国完全有可能以不高于目前实际已付出的高昂代价，实现WHO倡导的2020年前消灭狂犬病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