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重庆，渝中。
七星岗金汤街64号，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内。
建筑物已经重新装饰，外墙贴上了现代的建筑材料瓷砖。
王缵绪，人称西充王。
【网摘】
王缵绪的生平简介
王缵绪（1885-1960）字治易，号庢园居士。西充观音乡大磉磴村人。幼年受业于举人，考取秀才。1906年考入四川陆军弁目学堂，后转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炮科。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王缵绪是职业军人，又数次从政，他一生热心教育，喜好书法、诗词和收藏。
1908年王缵绪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任新军第十七镇三十三混成协见习排长，后升任连长；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在“保路同志军”中，任四川陆军第二师二团一营营长；1918年调任第一师军官传习所所长；1919年调任二师第六团团长。
1920年川滇大战爆发，刘湘将所部王缵绪团划归杨森。时，杨任川军第九师师长，王缵绪为该师十八旅旅长，兼任川南道尹。任道尹期间，他“兴水利、重交通、改良监狱、奖励留学”；聘请卢作孚为道尹公署第三科（教育）科长，聘恽代英到川南师范学校任教。他推行的革新运动遭到地方封建势力强烈反对：1922年7月21日四川省议会发“快邮代电”抨击：“该道尹即在下川南伪造种种团体、种种印刷物，以为一己辩护，足证该道尹实能奉行野心家、阴谋家之政策……”，并“已咨请省公署撤任查办”。王的新政遭遇阻力，卢作孚、恽代英亦相继辞离。王弃道尹，携款到汉口买得“汉阳造”步枪2400支、重机枪6挺和一批子弹，运往夔府（今奉节）。在夔府，他派员广招兵马，很快汇集近3000人，建立2个团、一个营，王谓之“夔府成军”。
1924年2月9日杨森部攻入成都，任命王缵绪兼成都市政公所督办。王就任后着手扩宽春熙路、修少城公园；将城墙及城内大街辟为汽车站，建造公共厕所；实施义务教育，创办徒弟补习学校令各商店学徒入学；在少城公园内建公共体育场，在全省举办学生运动会。因业绩昭著，少城公园内曾有碑刻铭记。
1925年北伐呼声初起，杨森主张联合滇军袁祖铭攻打刘湘，以期武力统一四川，令王缵绪任北路总指挥，由遂宁向合川、重庆出击。
此前，四川省议会向全川将领发出“息兵御侮”通电，请求川军将领“勿以目前之地位为可久，勿以操戈同室为得计……，移内争之兵力，作外交之后盾……”。王知杨森之举必碍北伐之促成，乃于7月下旬在遂宁发出通电致双方各军，主张停战协商川局。杨森全线发生动摇，各部向乐山、宜宾撤退，试图入滇。唯官兵闻云南贫瘠，杨森无奈只身乘船出川，赴汉口投靠鄂军夏斗寅。9月23日，北京临时政府任王缵绪为陆军第十六师师长，驻防资中、内江、隆昌、荣昌等地，师部驻资中。在资中王继续推行新文化教育和交通建设。将“劝学所”改为“教育局”，统一管理全县公私立学校；聘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任教；又将北门外农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在校内附设民生工厂，学生半工半读，使贫家子弟能够入学；次年，又报请省政府将资州中学升格为“四川省立第六中学”，聘周能泮担任校长，到上海购置仪器和书籍，教师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大学毕业生及留学美、日、英的回国学生。范长江、曹荻秋、廖昂等均毕业于此校。次年，王在川主宫成立“资内马路局（资中、内江）”，请留学法国的土木工程师何庆延任坐办，集得股款20万元，征调民工修筑全长60公里、宽5米的资中至内江公路。还用“驻军护商款”培修西门外大堤，在马路局设立“蒙溪河浚导处”，以减少洪灾。
1926年8月21日，王缵绪等十三将领发出通电赞同讨伐吴佩孚。11月27日，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自此川军归附国民政府。王缵绪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第四师师长，次年任第五师师长，1928年第二十一军奉命裁军，王改任第二十一军第二师师长，移驻重庆。
1929年1月26日，王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所属陆海空军抚恤委员会委员（冯玉祥为委员长）。5月17日，王向刘湘呈请“辞去军职留学欧美”，谓“……夫血战终身，虽军人应尽职责，然非争国防与外交，牺牲者就何所为，长此屠刀在手，自杀宁有已时。故全国多一军人，即全国添一乱机，川军多一退伍，即川境增一良民。缵绪不幸，误入军籍，当此军阀末路，忍再作茧自缚；年愈不惑，时弗再来，觉悟嫌迟，改过宜勇。”王还对记者谈道：“……教育之根本，全在幼稚时代之教育为基础，然以我国而论，迄未本此原则实施。故余决心辞去军职，专赴各国考察幼稚教育状况……，逐一详细研究，俾他日归国，能取他人之所长，补我之所拙，以从事于我国国民基础教育之工作。”刘湘慰留再三，“给假三月，以资修养”，并向国民政府举荐王兼任四川盐运使。四川盐商“对新上任的运使例有一笔馈赠”，王用这笔资金购得张家花园旧址，开始实施其创办巴蜀幼稚园的计划。刘湘第一个出资捐助修建园舍（即巴蜀学校“湘院”）。1930年5月8日国民政府委王缵绪为财政部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
王还在重庆创办《巴蜀日报》，报社设商业场西三街26号（后迁入杨柳街72号），每天出版两大张，除新闻外，还有副刊。1929年11月21日发刊。“消息力求翔实敏活，持论一本公平直正”，报社总编辑黄绶（元贲），主笔王国源、江子愚、罗一龙，经理郭松年。该报出版四年零三个月后停刊。
1932年8月，“二刘大战”（刘湘对刘文辉）爆发，此次大战是四川军阀400多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王任刘湘部北路总指挥，助刘湘统一四川。
1933年2月，王创办重庆私立巴蜀学校。延聘周勖成、孙伯才、卫楚材等教育专家主持校务。学校教学仪器、教具、动植物标本、挂图及史地图籍，图书馆图书，皆从上海购来。巴蜀学校秉承“公、正、诚、朴”校训，坚持“手脑并用”教育目标、“儿童本位”教育原则及“教养兼施”教育模式，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千计莘莘学子，造就一代英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赐“成绩斐然”牌匾。
抗战期间，重庆屡遭日机轰炸，939年7月，王将巴蜀学校整体迁回西充，学校的教育教学设备、仪器装了整整十六条大木船经嘉陵江运至南充，又动用二千余民工运至西充大佛。留守重庆的巴蜀学校仍继续办学，到1949年底，巴蜀中学（西充）已经发展成为集幼稚、小学、初中、高中完整基础教育体系的完全学校。
1934年2月，中央军事委员会整饬军政，将全国军队重新编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改称“国军第二十一军”，王任第二师师长，辖第四、五、六三旅，驻防合川。同年10月至次年5月，王先后担任四川剿匪军第五路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和第六路总指挥，与红军作战。
1935年10月1日，行政院任命王为四十四军军长，辖三师、十六团，又十一独立营，军部设绵竹。10月8日，接手松潘至威州防务，在水口场、夹门关、名山、清江堰一线与红军对峙。1936年2月25日，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次年6月28日，王任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9月1日，王率第44军（时编入第23集团军）开赴前线，由川鄂大道出发东下，向宜昌集中，增援平汉铁路沿线。1938年1月，因战事需要，44军从第23集团军中抽出，与67军合编为第29集团军，王任该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1月22日，国府明令张群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次日王缵绪领35名留川将领致电蒋委员长，拥护中央决定。同日，留川部队以161师师长许绍宗领衔，六个师长同五个独立旅旅长联名电呈中央，要求“收回成命”，并且在成渝两地组织示威游行，情势趋于紧张。25日，王缵绪、郭勋祺奉蒋召飞汉；3月6日钟体乾、邓汉祥、王缵绪、潘文华、王陵基联名电呈蒋委员长、林森主席，表示拥护抗战，拥护中央。3月22日，王缵绪、王陵基再奉召赴汉，4月1日，王自汉口致电所属：“今日之势，我辈若舍去出兵抗战之一途，不惟国家民族无以生存，即吾川省格与乎小小团体，亦将难保。且现在后方军人，必深负亡国之罪，纵不被国人唾骂，亦无面目以见抗日诸将士。绪已抱定坚决之决心，不问一切机构，专以集团军名义，率部出川抗敌。即使七千万人拥我为主席，我亦不屑为，弃之若敝履。惟望兄等迅将本集团军各军师旅部队，调集相当地区，加紧整顿训练，积极准备出师。……切勿瞻前顾后，国家幸甚，团体幸甚！”
4月26日，行政院决议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次日，王缵绪致电蒋委员长，恳请收回代主川政成命。5月3日，蒋致电王：“成都王主席治易兄，感电悉，情殷抗战，具见忠怀，至深嘉佩。惟此次决定川中军政人选，以此最为相宜。吾兄向以中央意志为意志，应即遵令就职，勿再谦辞。”8日，王通电就任四川省政府代主席职。
王主川后，发布一系列新政：一、裁撤骈冗机关，节省公帑；二、整理财政，彻底清查过去账目，严惩贪污；三、减征田赋，决定二十七年度减为一年二征，二十八年度减为一年一征；四、地方附加亦将严为规定，俾得减轻人民负担。
1938年，抗战局势日趋紧张，四川民众出兵出钱担负亦日益加重，各种矛盾激化，群体冲突事件时有发生。王体念民苦，对群体事件采取“理喻式和平方法”予以化解。当年11月10日，“新都实验县乡民，受地方哥老及土劣之鼓动，集合团丁围城反抗，附近各县团丁，亦纷往参加。省府取消其实验县名义，撤换县长，事件始获和平解决”。当月22日，王以“国难当中，所有公务员应洁身自好，力除浮华，为民表率，通令昭示”。要求各级公务人员“凡因新职以及因公来省者，对于长官或同僚，概不准酬应；不准借婚丧庆寿大张宴席，收受礼物；在卸任人员当地士绅民众发起挽留或送万民伞，或送功德碑等类事件，应设法制止，决不可迁就”。
12月7日，“中江事件继起，乡民二千余人，包围县城。追查事件起因，为县政人员征兵征谷舞弊，引起人民公愤。经省府派人宣慰处理，亦幸获解决”。21日《新民报》发表时评：“……王主席很坦白的承认，所以会有此次中江的事变，主要原因，只在前此的政治不修明。这就等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担负自己应负的责任。基于此一点以推论王主席的精神，颇具有一个能够勇于负责的政治家的风度。……事变和盘托出，与全川父老及全国人士共见，这确然值得我们寄以深切的同情和欣慰！”1939年1月，王大力整顿吏治并通令全省：“各县区长、联保主任，均系秉承政府推行政令，直接领导人民之公务员，尤宜奉公守法，为民除弊兴利。乃近查各县区长、联保主任，自恃地位，对人民生命财产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以致怨声载道，若不严予制止，其何以正法纪而树风声。今特令各专员县长，转饬各区长、联保主任，务须奉公守法，对违法者并应切实检举，从严惩办。”3月，王亲到各县视察，除考察吏治、兵役、保甲、禁烟及地方建设外，对民间疾苦亦极关怀，尽量安排时间拜访入营壮丁的家属，并给予慰劳金。9月，王在全川推行新役政，亲制《县长守则》、《兵役科干部守则》、《常备队干部守则》。对县长提出六条要求。5日王兼任四川肃清私存烟土督办公署督办，宗旨在肃清私土，绝毒禁种。
王自担任省主席起，王便着力清理川省历史旧账。在全川财政整理委员会议上，王说：“……个人认为刘航琛任内支付各款，凡有甫公（刘湘）亲笔条令，数目吻合者，全川民众均应感于甫公为民为国之苦心，将其承认；若既无亲笔条令，及无其他可靠证据，即应彻底清查，究明真相，以便依法追赔。……此举全在铲除川省历年来财政上种种积弊，使之趋入正轨，以表现公开财政，昭示大信之精神，决不至如过去之敷衍了事。”当年有媒体报道说：“省主席短短一年零五个月时间里，因减征减少1400多万粮款收入，另外还偿还了一亿多的债款；交卸时，尚存余了1000余万的现款。这组数字，就是他在四川的政绩。”
王大力推行新政，尤其查办积案、撤换大批贪污官吏，触犯了地方实力派的利益。“此时抗战已入第三年度，川政推行已渐上轨道，惟自刘湘逝世后，川中军人觊觎川政者颇不乏人。王处事接物，亦时不免操切。8月6日，川军谢德堪、杨晒轩、彭焕章等七师长联电抨击王缵绪种种措施不当，促其辞职。9月19日，国民政府明令：“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志切抗战，请缨出川，恳辞主席职务，英勇卫国，殊堪嘉尚。王缵绪应准率部驰赴前方，悉力御侮。在出征期间，所有四川省政府主席职务，着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兼理。”
10月底，王驰临前线，在前沿阵地向官兵训话说：“各位官长、各位兄弟，莫要开口说四川，我们是中国人，努力抗战不单为四川争光，是为中华民族争生存。29集团军是信崇三民主义、拥护总裁的革命阵营，是国家的骨干，是民族的灵魂，决不是私人的武力。我们这个团体要使上官爱护，莫使上官厌恶。要配做一个革命军人，连营便是我们的家庭，抗战就是我们的生活。不畏难，不怕苦，见利不先，赴义恐后，既能流汗，又能流血，忠愤耿耿，精诚团结。民族独立的金字塔，决心先拿我们的骨肉去砌成。要达到这个目的，非一洗过去苟且偷生、争夺抢劫、分歧错杂、自私自利、虚伪奸巧、因循腐化种种恶习不成功。”
1939年冬，29集团军参加第五战区之冬季攻势，协力右集团军张自忠部，拒止北进之敌。12月中旬，于襄河东岸南下攻击钟祥洋梓敌人据点，占领王家店。
1940年1月，敌13师团增兵反攻，窜占长寿店、王家店，旋经友邻部队增兵逆袭，将王家店收复。王部乘势推进连续猛攻，形成对峙。至3月终，冬季攻势结束，29集团军推进鄂中京钟公路大洪山，在该区攻防作战。5月，王加任陆军上将衔。
5月初，日军分兵两路，北犯襄阳、双沟，西犯随县、枣阳。第33集团军张自忠部向襄阳转移后，敌即猛攻29集团军总部驻地张家集。王乃率部驻守大洪山西北要隘。张自忠于5月15日在宜城殉国后，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令王集中主力从大洪山北上尾追日军。6月初，日军两路兵力在双沟会师，迅即组成几个梯团南下。王固守大洪山要隘，敌部四面围攻大洪山，激战十余日后各要隘虽全部失守，却予敌以重大杀伤，且击伤敌第40师团长天谷直次郎。此后，王部利用山地隐蔽，与敌在大洪山一带旋磨打转，这就是轰动抗日前线的“大洪山老王推磨”。此役敌也伤亡惨重，仅敌将校即有10人被毙伤。
1942年3月，29集团军奉命自河南调往第六战区，王升任战区副司令长官，驻扎桃源，守备洞庭以西、长江以南的湘鄂地区。1943年2月，日军三万余人从岳阳、沙市、宜昌向29集团军守地进犯。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下令坚守阵地，不许出击。15日佛晓，日军轻易攻破六战区前沿指挥部“松滋要塞”，迫使29集团军67军之一部在百里洲被动迎敌。至2月底，阵地失而复得。3月上旬，敌全面向沙市以南滨湖各县进犯。王亲率独立第一团到安乡指挥作战，王身负重伤。敌我双方形成拉锯战，至下旬，敌退守于洞庭湖西岸和南岸据点。4月上旬，29集团军奉陈诚命停止攻击并退出防地，日军得以进至汉寿县境，大肆烧杀奸淫，无恶不作。
同年10月，日军纠集九个师团和大批伪军向常德、桃源进犯。新任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令余程万部死守常德，令29集团军在北面的滨湖各县节节抵抗，争取时间以待六、九两战区主力驰援。王命44军与敌鏖战20余日，阻敌前进，且有所缴获。另一路敌军强渡澧水上游，直奔常德，使44军被隔断于常德以东和以西地区。敌旋即迫近29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桃源。王率余部退至沅水以南的郑家驿，该军150师师长许国璋于是役身负重伤，自戕殉国。12月3日，余程万失守常德后，六、九两战区增援部队始陆续赶到，在太浮山地区击败敌军。44军击败桃源之敌后，奉命追击至藕池口。敌军退守注滋口一线，形成对峙，29集团军奉命集结澧县待命。
第29集团军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湖滨战役、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重大战役，大小战斗计2300余次。所辖44军和67军共6万6千余官兵，加上补充壮丁4万5千余，共打死打伤日本官兵4万余人。此时，集团军仅存不到2万人，壮丁力夫伤亡失散更是不计其数。1944年2月在南岳军事会议上，王自请撤消29集团军总部和67军建制，保留44军。经军委会批准，44军仍由王泽濬任军长，辖149、150、161、162四个师，调归第九战区指挥。王调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
1944年5月，日寇再发动对长衡攻势。6月7日，敌军第3师团窜抵古港附近，44军奉令于9日展开攻势，击破古港东门市之敌，斩获甚多。后敌军大量增兵，44军向浏阳撤退，敌68师团同116师团猛进争夺浏阳，44军喋血奋战九昼夜，终以战力不支，于14日退出浏阳。敌又继陷攸县，44军奉命赴茶陵南北地区迎敌。7月，敌军陷茶陵，8月又陷衡阳，直指桂林。44军留置湘粤边区，受第九战区长官部直接指挥。1945元月中旬，敌军一部由茶陵安阳南进，44军奉命迎击，敌未得逞。当月，日寇宣布投降。因王抗战有功，被国民政府授予胜利勋章。
1945年2月10日，王被委为重庆卫戍司令部总司令。上任即告诫部属不得欺压百姓。在辖区内分设若干军民合作站；整顿监狱，释放罪轻者，规定禁止肉刑，以养廉耻；视寒问疾，力求卫生；言行训育，化囚为民；经济公开，以谋温饱；严禁剥削，以维福利；贿赂绝迹，一洗贪风。并大力整肃重庆治安，捉拿大流氓雷鸣心。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6月重庆卫戍司令部奉令改组警备司令部，王任武汉行营副主任。1947年5月2日，蒋召王进京，行前王对记者说：“……首都卫戍总司令一职，中枢虽有意相委，但本人年事已老，不愿再任军职。此番赴京晋谒主席，除本一贯精神以在野之身翊赞中枢外，别无他项希求。因目前营谋官位者正多，本人实无此需要也。”王自京返回即赋闲居家，观弄书画，吟诗作赋，研习佛学。
1948年5月16日，王调任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副主任。同日，王出席国大。返渝后，公开表达对时局的担忧，“……政府与党意志之不齐一，已于此次国大会中，充分表露无遗。而政治改革之无实效，亦可于铲除豪门资本，举办救济特捐等例中概见。故欲挽回国事之颓局，非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并力去敷衍塞责之官僚作风，努力做出成绩。尤于铲除豪门资本，安定人民生活一点，非彻底做到，不足以压人心，挽颓局。”8月4日，行政院第10次会议委朱绍良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王缵绪、贺国光、杨森为副主任。
1949年3月4日，王致函毛泽东，感谢承蒙优待其子王泽濬（于淮海战役被俘），继称天道忌盈应适可而止。5月17日，王被推为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6月，王被委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6月13日，王再次向记者发表时局感言：“……我对政府，对国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说的是病的症结所在，民间的疾苦。三四年来，曾与总裁（因我素来称蒋总统为总裁，原注）上书不下七八万言，如政治之贪污无能；财政上无限制的发行钞票；党团的人员全在做官，不下乡工作；教育腐化；司法较过去的军阀还贪污，剥削平民；征兵尽是兵贩子；主张胜利后不能裁兵……，可是这一些办法都没有被当局采纳，千言万语等于石沉大海。……”
1949年12月7日，王被委为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14日，他授意新编44军代理军长周青廷发出起义通电；24日胡宗南所派成都城防部队撤离成都，王以“治总”名义接管成都。
25日，“治总”政工处长王乃鹤在成都广播电台向市民讲话称：“……王缵绪先生在虎口余生中以极艺术的政治手腕周旋于左右矛盾的冲突中，与反动派斗争，而奠定了成都和平解放的基础，更以战犯身份作到了中共目前所真正要求的一切，这是化戾气为祥和的重要基础。在今天通电起义自然很受人民欢迎，就是要反共，人民也不怕你。这次王缵绪先生如果起义了，势必受反动派迫害而离蓉，这条路不能使他负起成都和平解放的重任。因为王先生在佛法悲天悯人的立场与共党革命的基本方针相同，而在作风上又与中共的政策相配合，因此特宁为成都以及全川父老的幸福而牺牲自己，以战犯的身份出担重责。”
同日，王缵绪致函解放军四川军区委员会，表示“为了人民的和平愿望、父老的请求，不忍重苦人民，现在严率所部，勉维治安，静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改编调遣”。
1950年后，王缵绪历任川西文物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四川省文史馆馆员等职。1950年12月24日，王将创办十八年的重庆私立巴蜀学校无偿捐献给政府，邓小平指示“一切不变，只许办好，不许办坏”。1952年10月10日，又将其毕生收藏珍贵文物全部捐献，由西南博物院收藏。仅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保存文物中，王捐献的国家一、二级书画藏品达167件。
王缵绪个人最大爱好即书法、诗词和收藏。早年曾加入上海海上亭云书画社，有部分诗词、题字传世（资中永庆寺牌匾“令我见佛”、资中银山镇题“古银山县”、重庆巴蜀学校“诱诲堂”、“棫园”等）。他与文化名人交往甚密，如齐白石、梁漱溟、黄宾虹、黄炎培等。王说话幽默风趣，外号“笑和尚”。他“私德尚好，烟酒赌均不来，自奉亦简”。
王热爱乡里。解放前，西充地瘠民贫，“民食艰难，饿殍日多，草根树皮掘食殆尽”。王“每接乡讯，深恻于怀。虽以恭桑之谊勉竭绵薄，略谋赈济，而杯水车薪，终苦无所裨益”，1927年10月22日，会同鲜英等22人发起对川北旱灾给予赈济。1937年3月2日，王亲笔致函建设厅长卢作孚，求他“设法为敝县安置泥石工五千人，移民就食，以工代赈”。凡有西充人上门求他，都予以“打点。特别是灾荒年，每到部队开饭时，总有不少人找来说自己是西充人，王说：“是西充人就拿碗添饭。”有时人多了碗不够，部下向王报告，他说“没得碗就用瓢。”在西充，“拿碗添饭”这句话百姓流传至今。
1957年6月，反右派运动开始。王之故旧好友多被划为右派，王思想上引起极大震动，终至离境出走。11月15日晚9时，王在深圳边境被捕，拘押于成都文庙后街省公安厅内。1960年11月，病逝于四川省医院。
录自《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政府志》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