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战国时，列国林立，诸侯争霸，割据战争频繁。各诸侯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纷纷采取“合纵连横”的策略。或“合纵”，“合众弱以攻一强”，防止强国的兼并，或“连横”，“事一强以攻众弱”，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张仪正是作为杰出的纵横家出现在战国的政治舞台上，对列国兼并战争形势的变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秦惠文君九年(前329年)，张仪由赵国西入秦国，凭借出众的才智．被秦惠王任为客卿，筹划谋略攻伐之事。次年，秦国仿效三晋的官僚机构开始设置相位，称相邦或相国，张仪出任此职。他是秦国置相后的第一任相国，位居百官之首，参预军政要务及外交活动。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外交和军事生涯。
张仪拜相后，积极为秦国谋划。他采用连横术迫使韩、魏太子来秦朝拜，并与公子华(桑)攻取魏国蒲阳(今山西隰县)。又游说魏惠王，不用一兵一卒，使得魏国把上郡15县，包括少梁 <今陕西韩城南)一起献给秦国。秦惠文君十三年(前325年)，张仪又率军攻取魏国的陕县(今河南陕县)。这样，黄河天险为秦所占有。随着秦国威势的不断增长，张仪辅佐秦惠文君于同年称王，秦国国势日益强盛。
秦惠文王更元二年(前323年)，秦国为了对抗魏惠王的合纵政策，进而达到兼并魏国国土的目的，张仪运用连横策略，与齐、楚大臣会于啮桑(今江苏沛县西南)以消除秦国东进的忧虑。张仪从啮桑回到秦国，被免去相位。三年，魏国由于惠施联齐，楚没有结果，不得不改用张仪为相，企图连秦、韩而攻齐楚。其实张仪的最终目的是想让魏国做依附秦国的带头羊。由于连横威胁各国，秦惠文王更元六年(前319年)魏国人公孙衍受齐、楚、韩、赵、燕等国的支持，出任魏相，张仪被驱逐回秦。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前317年)张仪再次任秦相国。九年，秦惠王接受司马错的建议，遣张仪、司马错等人率兵伐蜀，取得胜利，旋即又灭巴、苴两国。这样秦国占据了富饶的天府之国，有了巩固的大后方，为秦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前313年)秦惠王想攻伐齐国，但忧虑齐、楚结成联盟，便派张仪入楚游说楚怀王。张仪利诱楚怀王说，“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听信此言，与齐断绝关系，并派人入秦受地，张仪对楚使说：“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国的使臣返回楚国，把张仪的话告诉了楚怀王，楚怀王一怒之下，兴兵攻打秦国。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Z年)秦兵大败楚军于丹阳(今豫西丹水之北)，虏楚将屈丐等70多人，攻占了楚的汉中，取地600里，置汉中郡(今陕西汉中东)。这样秦国的巴蜀与汉中连成一片，既排除了楚国对秦国本土的威胁，也使秦国的疆土更加扩大，国力更加强盛。《史记·张仪列传》中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无疑张仪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
张仪诳楚之后，又于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年)前往楚、韩、齐、赵，燕等国进行游说，使得五国连横事秦。同一年，张仪因功封得五邑，封号为武信君。
张仪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外连衡而斗诸侯”，与秦国的耕战政策相配合，运用雄辩的口才，脆谲的谋略，纵横捭阖，游说诸侯，建树了诸多功绩，在秦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上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风云多变的险恶环境中，主要凭借外交手段，采用连横策略，“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使秦国的国威大张，在诸侯国中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孟子的弟子景春称赞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张仪使用军事和外交手段，使得秦国东“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这为秦国的霸业和将来的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年)，秦惠王卒，子秦武王即位。张仪素为秦武王不满，离秦赴魏，卒于魏。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据人考证，他约生于汉永嘉元年（公元一四五年），卒于建安十三年（公元二0八年）。这考证很可疑。因为《后汉书·华佗传》有华佗“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也有说他寿至一百五六十岁仍保持着六十多岁的容貌，而且是鹤发童颜的记载。据此，华佗可能不止活了六十四岁。华佗生活的时代，当是东汉末年三国初期。那时，军阀混乱，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王粲在其《七哀诗》里，写了这样两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这就是当时社会景况的真实写照。目睹这种情况，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为此，他不愿做官，宁愿捍着金箍铃，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
不求名利，不慕富贵，使华佗得以集中精力于医药的研究上。《后汉书·华佗传》说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人们称他为“神医”。他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但不能说，他的医学经验因此就完全湮没了。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吴普本草》的吴普，著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至于现存的华佗《中藏经》，那是宋人的作品，用他的名字出版的。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
华佗高明之处，就是能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的学说。中国的医学到了春秋时代已经有辉煌的成就，而扁鹊对于生理病理的阐发可谓集其大成。华佗的学问有可能从扁鹊的学说发展而来。同时，华佗对同时代的张仲景学说也有深入的研究。他读到张仲景著的《伤寒论》第十卷时，高兴地说：“此真活人书也”，可见张仲景学说对华佗的影响很大。华佗循着前人开辟的途径，脚踏实地开创新的天地。例如当时他就发现体外挤压心脏法和口对口人工呼吸法。这类例子很多。最突出的，应数麻醉术—酒服麻沸散的发明和体育疗法“五禽之戏”的创造。
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作为麻醉剂，在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不过，他们或者用于战争，或者用于暗杀，或者用于执弄，真正用于动手术治病的却没有。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又观察了人醉酒时的沉睡状态，发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据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的考证，麻沸散的组成是曼陀罗花一升，生草乌、全当归、香白芷、川芎各四钱，炒南星一钱。自从有了麻醉法，华佗的外科手术更加高明，治好的病人也更多。他治病碰到那些用针灸、汤药不能治愈的腹疾病，就叫病人先用酒冲服麻沸散，等到病人麻醉后没有什么知觉了，就施以外科手，剖破腹背，割掉发病的部位。如果病在肠胃，就割开洗涤，然后加以缝合，敷上药膏。四五天伤口愈合，一个月左右，病就全好。华佗在当时已能做肿瘤摘除和胃肠缝合一类的外科手术。一次，有个推车的病人，曲着脚，大喊肚子痛。不久，气息微弱，喊痛的声音也渐渐小了。华佗切他的脉，按他的肚子，断定病人患的是肠痈。因病势凶险，华佗立即给病人用酒冲服“麻沸散”，待麻醉后，又给他开了刀。这个病人经过治疗，一个月左右病就好了。他的外科手术，得到历代的推崇。明代陈嘉谟的《本草蒙筌》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中的一诗作了概括：“魏有华佗，设立疮科，剔骨疗疾，神效良多”。可见，后世尊华佗为“外科鼻祖，”是名副其实的。
“五禽之戏”，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的医疗体操。动作是模仿虎的扑动前肢、鹿的伸转头颈、熊的伏倒站起、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相传华佗在许昌（县名，在河南省）时，天天指导许多瘦弱的人在旷地上作这个体操。说：“大家可以经常运动，用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
华佗除系统地接受古代的医疗经验外，还能很好地重视和应用民间的医疗经验。他一生游历了不少地方，到处采集草药，向群众学习医药知识。在向民间找药的同时，还从民间搜集了不少单方，经常用这些单方来治病。有一次，华佗在路上遇见一位患咽喉阻塞的病人，吃不下东西，正乘车去医治。病人呻吟着十分痛苦。华佗走上前去仔细诊视了病人，就对他说：“你向路旁卖饼人家要三两萍齑，加半碗酸醋，调好后吃下去病自然会好。”病人按他的话，吃了萍齑和醋，立即吐出一条象蛇那样的寄生虫，病也就真的好了。病人把虫挂在车边去找华佗道谢。华佗的孩子恰好在门前玩耍，一眼看见，就说：“那一定是我爸爸治好的病人。”那病人走进华佗家里，见墙上正挂着几十条同类的虫。华佗用这个民间单方，早已治好了不少病人。
华佗由于治学得法，医术迅速提高，名震远近。他的同乡曹操，常患头风病，请了很多医生治疗，都不见效。听说华佗医术高明，就请他医治。华佗只给他扎了一针，头痛立止。曹操怕自己的病再发，就强要华佗留在许昌做自己的侍医，供他个人使唤。华佗禀性清高，不慕功利，不愿做这种形同仆役的侍医。加上他“去家思归”就推说回家乡找药方，一去不返。曹操几次写信要他回来，又派地方官吏去催。华佗又推说妻子病得厉害，不肯回来。曹操为此大发雷霆，专门派人到华佗家乡去调查。他对派去的人说：“如果华佗的妻子果然有病，就送给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要是“虚诈”，就逮捕治罪。”不久，华佗被抓到许昌，曹操仍旧请他治病。华佗诊断之后，说：“丞相的病已经很严重，不是针灸可以奏效的了。我想还是给你服麻沸散，然后剖开头颅，施行手术，这才能除去病根。”曹操一听，勃然大怒，指着华佗厉声斥道：“头剖开了，人还能活吗？”他以为华佗要谋害他，就把华佗关到牢里去准备杀掉。曹操的一位谋士请求说：“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宥”。曹操不听，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邪？”竟然把这位在医学上有重大贡献的医生杀害了。临死，华佗把在狱中整理好的医著交给牢头说：“此可以活人”。没想到，这个牢头害怕，不敢接受。华佗只好忍痛，“索火烧之”。
华佗被害至今已一千七百多年了，但人民还永远怀念他。江苏徐州有华佗纪念墓；沛县有华祖庙，庙里的一副对联，抒发了作者的感情，总结了华佗的一生：
“医者刳腹，实别开岐圣门庭，谁知狱吏庸才，致使遗书归一炬；
士贵洁身，岂屑侍奸雄左右，独憾史臣曲笔，反将厌事谤千秋。”
华佗还是一名能运用心理疗法治疗疾病的专家。一次，一位太守请他看病，华佗认为经过一次大怒之后，他的病就会好。于是他接受了许多财物，却不给他好好看病，不久又弃他而去，并留下了封书信骂他。太守大怒，让人去追，他的儿子知道事情的真相，便悄悄拦住了去追赶他的人。太守在极度愤恨之下，吐出了几升的黑血，病很快就好了。
关于华佗医术记载还有，他曾经替广陵太守陈登治病，当时陈登面色赤红心情烦躁，有下属说华佗在这个地方，后来他就命人去请华佗，为他诊治，华佗先请他准备了十几个脸盆，然后为他诊治结果陈登吐出了几十盆的红头的虫子，为他开了药，说陈登是吃鱼得的这个病，告诉他这个病三年后还会复发，到时候再向他要这种药，这个病就可以根治了，并且临走告诉了他（华佗家）的地址，那年陈登３６岁，结果果然陈登三年后旧病复发，并派人依照地址寻找，可是华佗的药童告诉陈登的使者说华佗上山采药还没回来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结果陈登３９岁时就是因为这个病去世的，其实华佗的医术是很好的，只是那个广陵太守运气不好，没能等到他采药回来，这是华佗医治的所有病人的唯一的一个例外．（依据见三国志*陈登传）
华佗还十分提倡导引养生。他创编了“五禽戏”，就是模仿五种动物的形态、动作和神态，来舒展筋骨，畅通经脉。五禽，分别为虎、鹿、熊、猿、鸟，常做五禽戏可以使手足灵活，血脉通畅，还能防病祛病。他的学生吴普桑用这种方法强身，活到了90岁还是耳聪目明，齿发坚固。
曹操患了头风病，每次发作都十分痛苦，闻得华佗医术超群，就把他召来，留在身边。每次发病时，华佗就用针刺他的鬲俞穴，头痛马上就停止了。但华佗心系百姓，不愿侍候王公贵族，便称妻子有病告假回家，又久不回朝。曹操十分生气，派人前去追查，发现他妻子无恙，便将华佗关进牢房，处以死刑。临刑前，华佗将一本书拿了出来，交给狱卒说：“这本书可以用来救人。”狱卒不敢收，华佗也不强求，便将书烧了。华佗被处死后，曹操头风病犯了的时候，无人医治，就越来越重，十分痛苦，但他仍在怨恨华佗，说华佗明明能根除他的病，却不一次治好，借此来抬高自己，就算不杀他，他也不会为自己治好病的。直到他的爱子仓舒病危时，才叹息道：“我后悔把华佗杀死了，否则我的孩子也不会死了。”
华佗是我国医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外科医生之一，他善用麻醉、针、灸等方法，并擅长开胸破腹的外科手术。外科手术的方法并非建立在“尊儒”的文化基础上的中医学的主流治法，在儒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主张之下，外科手术在中医学当中并没有大规模的发展起来。有些医史学家考证出，华佗所用的治疗方法在印度医学中有所记载，他使用的麻沸散中主要药物“蔓陀罗花”也是印度所产，因此他们提出华佗一生游历于中原各地，他很有可能是来自印度的天竺医生。这种说法虽不可考，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医外科并不是不存在，而且远在汉代，就曾经达到过相当高的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医学在理论和实践方法上的不断进步，大部分的疾病都可以通过针灸、药物等治疗方法达到治愈的效果，而这些痛苦大、损伤重、伤经断络的外科方法就渐渐被更加“文明”和“简便”的内治法取代了，这并不是一些人认为的中医的缺陷。相反，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造就的文明，中国特殊的文化氛围造就了中医学的特殊研究方法，在这种条件下，中医学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其它医学只能使用外科方法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却可以使用内治的方法达到同样的效果，不得不承认它超越的科学性和其理论的精妙深远。同时，这也是中医学一直以其理论凌驾于其他医学，经久不衰的根源所在。
医学家 神医华佗
麻沸散
提起华佗，人们并不陌生，都知道他是一位能治百病的医生。在我国著名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有一段专门描写华佗为蜀国名将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其实，华佗对人类的贡献远不止此，他在医学上的创见，领先于西方1000多年。
华佗生于我国东汉末年，距今有1700多年。他是沛国谯郡（现在安徽省毫县）人。他热爱医学，从小就钻研医术。他立志要做一名为人排忧解难的医生，曾经有人推荐他到官府做官，被他婉言拒绝了。他背起药箱，云游四方，为百姓们治病。由于他医术高明，很快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
有一次在行路途中，华佗见一群人围在路旁。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名车夫倒在地上。只见那车夫面色蜡黄，两脚蜷曲，双手捂肚，不住地发出难以忍受的痛苦声音。华佗见状，立即放下药箱，蹲在地上为病人检查。过了一会儿，华佗转身对围观的人们说：“他这是患了肠痈（阑尾炎），如果早些治疗，针灸就可以了。”“难道他现在无望了？”周围的人急切地问。华佗笑着摇了摇头说：“别急，别急，这点小病算不了什么。不过，我需要将他的肠子取出来治疗。”听说剖腹取肠，有的人吓得伸了伸舌头，还有的人情不自禁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他们想像不出剖腹将有多么疼痛。华佗自若地取出一包药末，叫人取些酒来，给病人冲服下。不一会，病人安静下来，又过了一会，病人竟酣然大睡进人了梦乡。华佗让人把车夫抬到附近的一个房子里，用手术刀，将车夫的肚皮划开，取出病人的肠子，切掉溃烂的那一段，缝合以后，敷上生肌的药膏。这一切工作完成以后，病人睡醒过来，睁开双眼，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肚子不再疼了。当他得知刚才发生的一切时，感激地拉着华佗的手连声说道：“您救了我的命，我真不知如何感谢您才好。您真是一位神仙呀！”旁人问华伦在手术前给病人吃了什么，使他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没有疼痛感觉。华佗笑着从箱里拿出一些粉末，说：“就是它，叫做 ‘麻沸散’。吃了它，任凭你做什么手术也不会感觉疼痛。”有个小伙子大声问道：“是哪位神仙下凡送给您的？”华佗微笑着指指众人，又指指自己，说：“说到神仙，那可多呢，我就是根据乡亲们的提示，自己加以总结以后配制而成的。”
几天以后，车夫的病完全好了，又和其他的人一样出现在大路上。华佗医术高明的消息不胫而走，“麻沸散”的神效功能也随着华佗的名字传遍了千家万户。
麻沸散是华佗制造的一种很有效的麻醉药，这种药如果和酒一起服用，则效力更大，能起到全身麻醉的效果。而医学上现代采用的麻醉药剂，仅仅有100多年的历史。很早以前，欧洲人作手术，用的是放血的方法使病人休克，然后再进行手术。用这种方法，非常危险，血放多了，病人就永远醒不过来。即使不发生危险，病人也因手术前大量失血，造成身体极度虚弱，对于恢复健康是很困难的。1842年，法国人黑克曼开始用二氧化碳作麻药，但这只能用在动物身上，而不能用于人。过了两年，美国人柯尔顿用一氧化二氮做麻药，效果也不太好。直到1848年美国人莫尔顿才开始用乙醚做麻药，今天西医还用这种药物。我国神医华佗使用麻沸散为病人做手术，至少比西方早1600年左右。但可惜此方失传，幸有史书记载了这一奇迹。我国历史文献《后汉书》中记载：“若疾病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即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可见，麻沸散的发明及其使用，不能不说是世界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五禽戏
古代的人们，由于科学不发达，错误地认为“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认为人们只能听凭老天爷的摆布。而华佗却不相信这一套。他认为，人完全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积极主动的作用，增进健康，抵御疾病。他赞成我国古代
“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重预防思想。
有一天，他对他的学生吴普说：“你懂得‘户枢不蠢，流水不腐’的道理吗？人得了疾病就是因为气血不流通造成的。如果人经常活动，让气血畅通，就可以增强体质而减少疾病。”
华佗自己就很注意锻炼，每天早晨，他都在院子里活动，然后再看书或给人医诊。每当他坐的时间久了，就停下工作，伸伸手臂，抬抬腿脚，顿时觉得精神清爽。他相信人的生命不在于天，而是在于运动。他一直想找出一个办法来，使人能够延年益寿。
有一天，华佗看见老鹰在天上翱翔，两只伸张开了的翅膀带动着躯体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飞。由此，他想起了草原上的鹿，山岭上的虎以及森林中的猿猴和狗熊，它们是那样的强健，又有各自的特点。如果我们能够取其所长，用于自身，岂不能像它们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地上吗？从此以后，华佗潜心钻研这五种禽兽的动作特点，然后根据医书上的穴脉原理，创造了一套医疗体操，称作“五禽戏”。五禽戏就是要求人们模仿虎、鹿、熊、猿、鸟做出各种动作，以促进血液循环，使全身关节和肌肉都能得到舒展，以达到增强体质预防疾病的目的。
华佗的“五禽戏”很受人们的欢迎，很快就在许昌一带普及开了。有许多体弱的人由于坚持做“五禽戏”，体质明显地得到了增强。有一个人胃口不好，经常泻肚。由于做了“五禽戏”，没有服药，三个月病就完全好了。华佗的学生吴普，依照这个方法坚持锻炼，活到90多岁，却仍然“卫目聪明，牙齿完坚”。
早在1700多年前，华佗就能把预防和治疗结合起来，把锻炼放在首要位置，这是对人类健康事业的一大贡献。他提出的“生命在于运动”的思想，至今仍对人类的保健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无视权贵
华佗生活的年代，正值我国东汉末年，当时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由于连年战乱，政府对农民的摇役、赋税不断增加，广大劳动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华佗对百姓的不幸非常同情，他发誓要为解除百姓痛苦贡献自己的一切。
华佗长年在民间行医，与广大劳动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只要遇见病人，他就热心地医治，从不计报酬。
有一次，华佗给一个船夫看病，经诊断是脾脏烂了。他给船夫喝了自制的麻沸散，打开肚皮，把溃烂的部分除去，然后缝合好伤口，又给他吃了点药，一个月左右病人就痊愈了。
又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咽喉阻塞病患者，病人吃不下东西，只是呻吟不止，十分痛苦。华佗看后什么也没说，走到路旁的一家铺子里，找主人要了一碗蒜泥加醋，经他调和，给病人灌了下去。不一会，一条长长的虫子从病人嘴里吐了出来，病人立即就好了。病人全家对华佗感激不尽，要重谢他。华佗再三推辞后，头也不回地赶路去了。
华佗给人看病，非常认真仔细，他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注意发病特点，做到对症下药，效果显著。一次，两个病人都来看病，二人都是头痛发烧。华伦一一检查了他们的病情后，给他们二人开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药。他让一个病人吃泻药，而让另一个病人吃发散的药。两人迷惑不解。华佗耐心地对他们说：“你二人虽然都是头痛发烧，但引起的原因不同。一个是伤食，吃得太多了；另一个是外感风寒引起感冒。所以你们的药就不一样哩！”说得病人解除了疑虑。他们按华佗的要求服了药，第二天果然全都好了。
东阳地区有个叫陈叔山的，他两岁的儿子患了病。华佗听说以后，连夜赶到那里。原来陈叔山的儿子患了痢疾，生命危在旦夕，幸亏华佗及时赶到，才挽救了他的性命。
华佗给人看病，不讲价钱，不怕路遥，不辞辛劳，广大劳动人民非常爱戴他，亲切地称他是民间医生。
当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称雄中原。有一天，他头疼如裂，派人去把华佗找来。华佗来了以后，仔细给他进行了诊断，确定他是偏头风病。他取出银针，在曹操的头上只扎了几针，头疼马上就止住了。曹操见华佗果然医术高明，就想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并许以高官厚禄。但华佗拒绝了曹操的要求，他不愿意留在许昌享清福，他要为天下广大百姓排苦难。为了脱身，他谎称自己的妻子病了。这一方法果然奏效，曹操放他回家照看妻子，要他妻子的病好以后立即返回。谁知华佗一走，许多天都没有回来。原来，他惦记着乡亲父老，惦记着他的病人。离开曹操以后，他又云游四方，为人民行医看病去了。
曹操哪肯罢休，气冲冲地派人把华佗抓了回来。此时，曹操的头疼病又复发了，他让华佗给他看病。华佗放心不下他的病人，请求给曹操治完病后立即放他回去，曹操没有答应。华佗一气之下拒绝给曹操针灸，曹操用死要挟他。华佗毫无惧色，大义凛然。曹操没有办法，将他打入了死牢。华佗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就托人拿来笔砚，把自己多年来行医看病的心得体会写了几本书，在临刑的前一天送给了狱卒，托他把这些宝贵的经验传下去，为人民免除病忧。谁知狱卒胆小怕事，不敢接受华佗的医书。无奈何，华佗只好眼含热泪，将这些材料扔在火中烧掉。第二天，曹操派人杀了华佗。一代名医就这样告别了人间。
华佗的被害，是我国医学界的一大损失。他虽然没有留下什么专著，但他的学生吴普、李当之等人，部分继承了华佗的经验和知识，编写了《吴普本草》、 《本草经》等医书，对祖国的医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梁山县
概况
粱山县总面积963平方千米。总人口72万人（2003年）。
县人民政府驻梁山镇，邮编：272600。行政区划代码：370832。区号：0537。拼音：Liangshan 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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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
粱山县辖9个镇、5个乡：梁山镇、小路口镇、韩岗镇、徐集镇、杨营镇、拳铺镇、小安山镇、馆驿镇、韩垓镇、马营乡、寿张集乡、黑虎庙乡、赵固堆乡、大路口乡。共7个居委会、709个村委会，861个自然村。总面积964平方千米，总人口717160人。（www.xzqh.org根据“济宁地名网”资料整理。估计为2004年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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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1985年12月，将梁山县的银山镇、斑鸠店、豆山、昆山、司里山、大安山乡及戴庙乡的32个村庄（含乡驻地），商老庄乡的23个村庄（含乡驻地），划入东 平县。东平湖由东平县统一管理。
1989年2月24日，撤销城郊、徐集、韩岗、小安山和小路口5个区。
1999年12月22日，撤销杨营乡，设立杨营镇（鲁政函民字[1999]39号）。
2000年5月11日，撤销拳铺乡，设立拳铺镇（鲁政函民字[2000]34号）。
2000年，粱山县辖6个镇、18个乡。总人口人，各乡镇人口： 675392 粱山镇 88703 小路口镇 16382 徐集镇 33113 韩岗镇 32739 杨营镇 22590 拳铺镇 30099 大路口乡 30568 郓陈乡 30043 赵蝈堆乡 26744 黑虎庙乡 28770 寿张集乡 32083 馆里乡 28352 马营乡 30009 前集乡 26112 后孙庄乡 13422 方庙乡 15682 信楼乡 22860 韩垓乡 29880 开河乡 23351 袁口乡 24147 王府集乡 16436 小安山乡 35465 馆驿乡 27855 李官屯乡 9987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单位：人）
2000年12月1日，撤销前集乡、后孙庄乡，将其行政区域并入梁山镇；撤销信楼乡，将其行政区域并入徐集镇；撤销袁口乡，将其行政区域并入韩岗镇；撤销方庙乡，将其行政区域并入拳铺镇；撤销馆里乡，将其行政区域并入杨营镇；撤销郓陈乡，将其行政区域并入小路口镇；撤销开河乡、韩垓乡，合并设立韩垓镇，镇人民政府驻原韩垓乡人民政府驻地；撤销馆驿乡、王府集乡，合并设立馆驿镇，镇人民政府驻原馆驿乡人民政府驻地；撤销李官屯乡、小安山乡，合并设立小安山镇，镇人民政府驻原小安山乡人民政府驻地（鲁政函民字[2000]73号）。
截至2002年12月31日，粱山县辖9个镇、5个乡。
元世祖
忽必烈（1215—1294） 成吉思汗之孙，蒙哥汗（宪宗）弟。名字全称孛儿只斤忽必烈，蒙古族，拖雷正妻唆鲁禾贴尼的第二子（总第四子）。元朝的创始皇帝，庙号世祖，谥号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蒙古语尊称薛禅皇帝。他也是第五代的蒙古大汗。1260——1294年在位。
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早在藩王时期就思“大有为于天下”，并热心于学习汉文化。曾先后召僧海云（宋印简）、僧子聪（刘秉忠）、王鹗、元好问、张德辉、张文谦、窦默等，问以儒学治道。先后任用汉人儒士整饬邢州吏治；立经略司于汴梁，整顿河南军政；屯田唐、邓等州。
蒙哥汗三年（1253）率蒙古军攻云南，四年灭大理国。九年，攻打南宋鄂州（今湖北武昌）时，得知蒙哥汗死讯，决策北还，争夺帝位。十年，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称汗，始建年号中统。其幼弟阿里不哥也在和林（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称汗。至元元年（1264）打败阿里不哥，后迁都燕京（今北京），改称大都。八年定国号为元。十六年灭南宋，统一全国。又进攻日本、安南、占城、爪哇等国。在位期间，注意选用人才，采用汉法，建立各项政治制度。地方建立行省，开创我国省制之端。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加强对边疆地区管理，开辟中外交通，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国家。把境内民众分成四等，民族压迫较重。
其兄蒙哥在1259年去世后，次年其弟阿里不哥在哈拉和林被选作蒙古帝国大汗，而忽必烈则在中原开平自立为大汗。于是阿里不哥与忽必烈开始争夺汗位。虽然忽必烈在这场斗争中获胜，但西方的四大汗国则因他违背大汗选举传统以及他的“行汉法”主张而纷纷与他断绝了来往，脱离了他的统治范围。至此，他的政权只包括中原地区、西藏和蒙古本土。
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正式即位为皇帝，并开始南下攻打南宋的计划。他的军队用了六年时间攻陷重镇襄阳，但以后的进展则相当顺利。1279年，在厓山海战中，陆秀夫背着8岁的小皇帝宋帝昺跳海而死，南宋亡，忽必烈统治全中国。
忽必烈确立中央集权政治，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采取一些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措施 ，让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从而边疆地区得到开发。全国统一，初步奠定了国家疆域的规模，发展了国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全国统一以后，忽必烈的保守、嗜利和黩武等消极因素也有了发展，采取汉法，改革落后旧制的工作陷于停顿。
忽必烈后来亦有派遣军队进攻一些其它国家和地区，其中以入侵日本的战事最有名，也最惨烈。元军两次进攻均以失败告终，一般认为台风（日本人称这两次风为“神风”）是造成失败的最大原因。
在位三十五年。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病逝。年80岁。有子11人。谥圣德神功文武皇
帝，庙号世祖。
元朝的创建者。拖雷正妻唆鲁禾贴尼的第二子。忽必烈为藩王时，便热心于学习汉文化。1251年，长兄蒙哥即大汗位，忽必烈以皇弟之亲，受任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南驻爪忽都之地。他先后任汉人儒士整饬邢州吏治，立经略司于汴梁，整顿河南军政，并屯田唐、邓，收到积极效果。1253年，受京兆（今陕西西安）封地，忽必烈又在这里任诸儒臣兴立屯田，兴复吏治，恢复农业，建立学校，进一步取得北方汉族地主阶级对他的拥护，为元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社会基础。
同年，忽必烈受命与大将兀良合台远征云南，灭大理国。1258年蒙哥兴师伐南宋，授命忽必烈代总东路军。1259年9月，忽必烈率师抵淮河，蒙哥在合州前线病逝的消息传来，忽必烈仍挥军自阳逻堡渡长江，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并以军接应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这时，得悉留守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擅自征兵图谋汗位，忽必烈立即采纳汉人郝经的献计，与宋约和，轻骑北返燕京。
1260年3月，忽必烈在部分诸王的推戴下，即汗位于开平，建元中统。在中央设中书省，以王文统任平章政事，在各地分设10路宣抚司，任汉人儒士为使。同年五月，阿里不哥也在部分留居漠北的诸王拥戴下，称大汗于和林。忽必烈以汉地丰富的人力、物力为依托，出兵击败阿里不哥。在与阿里不哥鏖战的同时，中统三年（1262）春，益都行省李乘机叛乱，被忽必烈迅速镇压。李的叛乱引起忽必烈对汉人的猜忌，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废除汉人诸侯的世袭制度，削弱这些家族的军权，在地方上实行军民分治等等，一方面以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则可严密对汉人的防范。此外，又在各级政权中引用色目人分掌事权，使与汉人官僚相互牵制。中统五年八月，忽必烈又改元为至元。经过从中统元年到至元初年的增改损益，新王朝的各种制度大体上确立下来。至元八年（1271），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次年，确定以大都为首都。中央集权政治的重新确立，恢复了正常的统治秩序，对人民的赋役剥削限制在一定的数额之内，并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措施，如立司农司、垦荒屯田、兴修水利、限制抑良为奴等。但是，这个政权也保留了大量的蒙古落后旧制。这些制度在元代始终保留下来，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元代的社会矛盾愈益激化。同时，忽必烈又积极着手消灭南宋的战争，至元十一年，命伯颜大举伐宋。十三年，下临安，十六年最后消灭了流亡在崖山的南宋残余势力，完成了全国的大统一。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王朝，它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
全国统一后，忽必烈的保守、嗜利和黩武等消极因素都有了发展。他重用回回人阿合马。阿合马从中统初便主管中央财政，多方搜刮，权势日重。后阿合马独擅朝政。十九年，大都发生了王著、高和尚刺杀阿合马事件。此后，忽必烈又先后任卢世荣、桑哥专理财政，都以失败而告终。同期，忽必烈接连派遣军队远征日本、安南、占城、缅甸与爪哇，都遭到失败。但抗击海都、笃哇等西北诸王的侵扰和平服东北诸王乃颜叛乱，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至元三十一年，忽必烈病逝。
元太祖（1162～1227） 即成吉思汗，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孛儿只斤氏，名铁木真。1206年，进位蒙古帝国大汗（皇帝），统一蒙古各部落。在位期间，多次发动侵略战争，征服地域西达黑海海滨，东括几乎整个东亚，为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之一。
出生于蒙古乞颜部贵族世家。 六世祖海都、高祖敦必乃、曾祖葛不律寒及族曾祖俺巴孩等都曾是蒙古部的显赫人物或首领；父也速该有拔都(勇士)称号。时漠北高原有百余部落，互相攻战。铁木真降生时，适逢其父在作战中俘获塔塔儿部首领铁木真，为纪念是役武功，故取此名。
9岁时,其父被塔塔儿部人毒死,部众离散,随寡母月伦艰难度日,曾被其他部落捉获,险些遇害，凭其机敏逃脱。稍长，依附蒙古高原最强大的克烈部首领脱里(后称王汗)，并尊之为父，得以收聚其父旧部；又与札答阑部首领札木合结为安答(义兄弟)，逐步发展势力。为报复蔑儿乞部抢妻之仇，求王汗、札木合出兵，合本部兵共数万，突然袭击蔑儿乞部，斩杀许多仇敌，夺回妻子。
金大定末年，移营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上游,独立建帐,广结盟友，选贤任能，宽厚待人，吸引许多蒙古部众和乞颜氏贵族来投，被推为可汗。约在金大定末年或明昌初，札木合反目为仇，率13部联军3万之众来攻，铁木真召集诸部兵3万，分13翼(翼，意为营或圈子)迎战，失利退兵，史称十三翼之战。因铁木真善于争取人心，致札木合部众纷纷叛附，反而壮大了力量。
承安元年(1196)，与王汗一起，配合金丞相完颜襄击杀塔塔儿部部长以下多人，被金朝封授札兀忽里(部族官)。再与王汗联兵，大败正在会盟的哈答斤等11部联军。
泰和元年(1201)，率军大破札木合组织的松散联盟。次年，遭乃蛮联军进攻，退入金边墙内,大败乃蛮联军于阔亦田(今哈拉哈河上游)之野，乘胜攻灭塔塔儿四部。因势力渐强,引起王汗嫉恨和敌视。三年，遭王汗突袭,败走班朱尼河(今呼伦湖西南)，以饮浊水与从者盟誓,共度难关。再转移至合泐合(哈拉哈)河中游， 收集溃散部众4600(一说2600)余骑,经过休整，逐渐恢复元气。后侦悉王汗骄怠不备，夜袭王汗大营，大溃其众。王汗只身败逃，被乃蛮人捕杀，克烈部亡。
四年，建怯薛(护卫军)。不久，乘乃蛮首领太阳汗来攻，巧布疑阵，擒杀太阳汗，征服其部众，迫哈答斤、朵鲁班等部来降。至成吉思汗元年(1206)，蒙古高原百余个大小部落先后败亡，塔塔儿、克烈、蔑儿乞、乃蛮和蒙古五大部均统一在铁木真的旗帜下。铁木真遂在斡难河(今鄂嫩河)之源举行大聚会，建立也客·蒙古·兀鲁思(大蒙古国)，被尊为成吉思汗(此号有“海洋”或“强大”的皇帝之义)。将怯薛扩充至万人，称大中军。以兵民合一的千户制编组民众,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命“四杰”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为四怯薛长。
成吉思汗立国后，势力益盛，开始对外发动大规模战争。经过二十余年的蒙夏战争，屡创夏军主力，迫西夏国王乞降，削除金朝西北屏障，得以顺利南下攻金。
六年，亲率大军进攻金朝，开始了为时24年的蒙金战争。首战乌沙堡(今河北张北西北)获捷；再战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西北)、会河堡(今怀安东南)，歼灭金军大量精锐；又战怀来(今属河北)、缙山(今北京延庆)，大败金军十余万；还重创金军于东京(今辽宁辽阳)、西京(今山西大同)、居庸关等地。后来不断改变战法，分兵三路攻掠中原腹地及辽西地区。九年三月，集兵中都(今北京)城下。料一时难以克城，遂遣使逼和，迫金朝奉献岐国公主、金帛和马匹，引兵退出居庸关。六月，以金朝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而“违约”为藉口，乘金国人心浮动及憋军哗变降蒙之机，遣部将三摸合拔都、石抹明安率军，会合降蒙乣军进攻中都，以围城打援和招降之策，于次年五月克城。
为适应攻城需要，成吉思汗采纳部将建策，逐步建立了炮军，攻城以炮石为先。后来攻城作战，一次用炮即达数百座，迅即破城。同时，重视吸取各民族的先进技术，广收工匠艺人，一城即得数万。随后建立工匠军，设厂冶铁制造兵器。在通信联络上创建了“箭速传骑/url]”，日速数百里，军令传递和军队调遣速度增快。善于发挥骑兵之长，使蒙古骑兵疾如飙至，劲如山压，有“蒙古旋风”之称。
十二年，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指挥攻金战争，自率主力返回蒙古准备西征。
次年，遣先锋将领哲别灭西辽屈出律势力，扫清西征障碍。
十四年,以西域花剌子模国杀蒙古商人和使者为由,以军事扩张和掳掠财物为目的，亲率大军约20万分路西征。数年间先后攻破讹答剌(在今锡尔河中游)、布哈拉及撒马尔罕等地。遣哲别、速不台率军追击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迫其逃至宽田吉思海（今里海）中小岛(后病死)。再命哲别、速不台继续西进，远抵克里米亚半岛；自率一军追击摩诃末之子札兰丁至申河(印度河)。十九年，班师返漠北。
二十一年，率军10万歼灭西夏军主力(次年西夏灭亡)。成吉思汗正欲集中全力攻金，于二十二年七月十二(1227年8月25日)在六盘山下清水县(今属甘肃)病逝,年66岁。临终遗嘱:利用宋金世仇，借道宋境，联宋灭金。其子窝阔台和拖雷遵此遗策，于窝阔台汗六年(1234)灭亡金朝。
成吉思汗戎马生涯近50年，施展雄才大略，依靠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和谋士，利用骑兵优势，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业绩。他善于治军,创建和统帅的蒙古军,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既善野战，又能攻坚。在众敌面前,善于利用矛盾,联此击彼,各个击破；在战法上,善于扬长避短，巧施诈术，避实击虚，多路出击，迂回突袭，速战速决。重视以战养战。其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成吉思汗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其本人及其子孙的军事征服活动，克服了当时东西方陆路交通的人为障碍，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在东方，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弭平了中国大陆自唐朝以后形成的数个政权分立对峙的局面，最终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版图。因此，毛泽东主席在他的词作《沁园春·雪》中，将成吉思汗的与汉民族武功卓著的帝王秦朝始皇帝、汉朝武皇帝、唐朝太宗皇帝、宋朝太祖皇帝并列。
张顺 （?—1272）南宋民兵将领，农民出身,绰号“矮张”。咸淳八年（1272年）,他和张贵应募率勇士3000,救援被元军久围的襄阳,战斗中受创牺牲。
骁勇虎臣 义气将军——卢公程知节（程咬金）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程咬金的三板斧”这两句俗谚，中国人耳熟能详。估计提起程知节，除研究历史的学者以外，肯定会面对茫茫然的脸，几乎没有人知道是谁。所以，通俗演义小说的民间力量，可以把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涂改（或美化或丑化）得与本来全非。
程知节，本名咬金，济州东阿人。他年青时就骁勇异常，善于马上击槊。隋末四海鼎沸，大乱之中，程咬金聚数百徒众，捍卫乡里。李密起兵，他前去投靠，署为内军骠骑。当时李密简选八千名勇敢异于常人的兵士，以四骠骑统领，号为内军，程咬金即四骠骑之一。李密常对人讲，“此八千人可当百万军”。李密与王世充交战时，程咬金领内马军与李密在北邙山指挥。王世充率众猛攻单雄信统领的外马军（单雄信也是隋唐之际大名鼎鼎的好汉），李密见状就命程咬金与裴行俨前去支援。裴行俨也是勇猛骑将，先行冲阵，行到中间被流矢所中，滚落马下。程咬金挺身而出，一骑先行，击杀敌人，王世充那些争前想斩大将人头的兵士望之披靡。程咬金下马把受重伤的裴行俨抱上马，两个人骑一匹马往回走。王世充又派骑兵追击，由于马上还有裴行俨这名伤员，程咬金的动作不如平时灵活，一根尖槊洞穿其身（估计不是胸部等致命处），这位大英雄牙关紧咬，回身生生把槊把折断，顺手一带把追刺他的兵士拉至近前，刀斩其头，后面追骑大骇，谁都不敢再近前，最终两个人平安归营。（裴行俨就是《隋唐演义》中第三条好汉裴元庆的原型。正史中，他勇猛善战，号“万人敌”，降于王世充后，心有不甘，想行刺未成，被王世充所杀。）
李密与王世充大小近百战，胜多败少，但洛水之战大败，败投李渊。程咬金、单雄信、秦叔宝等人不得已，归于王世充。这位隋炀帝宠臣、西域胡人出身的枭雄对这几位大将“接遇甚厚”，很希望他们帮助自己扫平天下。相处没多久，程咬金就对秦叔宝说：“王世充器量浅狭，平时胡乱妄语，喜欢诅咒发誓，迷信神怪，简直就是个跳大神的老娘们儿，根本不是拨乱济世之主！”不久，王世充与李世民战于九曲，程咬金等人列于战阵，忽然与秦叔宝等人拨转马头，面向王世充说：“蒙您接待，极欲报恩。但您性多猜疑，身边又多小人，不敢在您身边久留，今谨奉辞！”言毕，与左右数十人跃马而奔唐军。王世充身后数万兵马，但因惧怕程咬金等人的勇武，只得眼睁睁望着他们离去，无一人敢蹑追其后。
归唐后，程咬金“每阵先登”，随李世民破宋金刚，擒窦建德，降王世充，以军功封宿国公。高祖武德七年，太子李建成为了剪除秦王李世民左右羽翼，把程咬金外调为康州刺史。情急之下，武人出身的程咬金对李世民以言相激：“大王手臂今并剪除，身必不久。我冒死不走，请大王您也速下决心！”玄武门之变后，升为右武卫大将军。贞观年间，改封卢国公，是唐太宗至始至终的忠臣之一。
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程知节任葱山道行军大总管讨伐西突厥，击其歌逻、处月二部落，斩首千余级。十二月，程咬金引军至鹰娑川，遇突厥强兵四万骑，其前军总管苏定方师五百骑驰迎冲击，西突厥大败，追奔二十里，杀获一千五百多人，缴获的战马及器械，漫山遍野，不可胜计。副大总管王文度非常急妒苏定方的大功，对程咬金说：“现在虽说是获胜，但官军也有死伤，千万不要急追敌寇，应自结方阵，慢慢谨慎前行，敌则战，万全之策。”更出格的是，王文度还对人讲皇上有密旨给他自己，让程咬金及全军归他指挥，并下令军队不许深入追敌。可怜远道万里的唐军士卒终日骑行马上，严冬朔风，身被重甲缓缓而行，粮草不继，人马相继冻病而死。苏定方劝程咬金：“我们出师目的是为了歼敌，现在反而坐困自守，敌来必败，如此怯懦，何以立功！皇上以您为大将，怎么可能又密诏副手发号施令，其中肯定有诈。请下令把王文度抓起来，飞表上奏皇上弄个清楚。”英雄老矣，此时程咬金全无青壮年时代的锐气，摇头不从。
唐军至恒笃城，有胡人数千归降。王文度说：“这些人等我们离开，肯定又会反叛，不如全部杀掉，还能得大笔资财。”苏定方切谏：“这样干我们自己倒成贼了，怎能称得上是为国伐叛！”程咬金默许王文度。几千胡人被杀得干净，王文度“分其财，独定方不受”，史书虽未明讲程大将军也贪财宝，但“独定方不受”，已表明程老自己肯定也分了一大份儿。回师以后，事情败露，王文度因矫诏当死，特除名免职。程咬金因逗留不进及不努力追敌，减死免官。大英雄晚节不保，杀降利财，贪生怕死，令人遗憾。虽然不久又怕朝廷起用为刺史，毕竟气短，程咬金上表退休。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程咬金善终于家。赠骠骑大将军，赔葬昭陵。其后程咬金《隋唐演艺》中主人公之一，外号“混世魔王”，人如其名，干的混事数不胜数，曾为瓦岗寨大魔国国王，后投降李唐，凭小聪明和运气也立了不少大功。一生运气极好，活到一百多岁，历经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六朝，可以说是隋唐英雄中第一福将。（程咬金自幼就以勇武闻名乡里，尤其善于马上使枪，后投李密，统率李密最精锐的近卫军。李密兵败，程咬金成为王世充部将。但程不愿为王世充部下，遂说动秦琼等多员勇将一起叛逃，投入秦王李世民帐下。程咬金在李世民对宋金刚、窦建德、王世充的战争立下不少战功，被封为宿国公（后改封卢国公）。后遭到太子一党陷害，遂劝秦王先下手为强。玄武门之变后，历任高官。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统率大军征讨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但因屠杀降军，丧失人心，最终无功而返，因此被免官。但不久又被唐廷起用，此时咬金年事已高，遂向朝廷告老还乡。麟德二年（665年）病死（活得确实比较长），陪葬 昭陵）。
代下场都不错，次子尚公主，几个儿孙都为金吾将军这样的高级禁卫军将领。
初唐四杰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旧唐书·杨炯传》记张说与崔融对杨炯自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评论,《旧唐书·裴行俭传》说他们“并以文章见称”等，所说皆指文。《朝野佥载》卷六记“世称王杨卢骆”后,即论杨炯、骆宾王之“文”为“点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证为一文一诗,则四杰齐名亦兼指诗文。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代表作品如：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律）名文《滕王阁序》著有《王子安集>>
杨炯 《从军行》。
卢照邻《长安古意》。
骆宾王 〈在狱咏蝉》另有著名的《讨武檄》作品集为《临海集》。
从唐高宗到武后初年，中国诗坛上出现了四颗光辉闪耀的新星------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类似的人生经历，杰出的创作才华，功力近似的诗文创作，令四位新星的名字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被人称做“四杰”或者“四才子”，文学史上称他们为“初唐四杰”。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
“唐宋八大家”的称谓究竟起于何时？据查，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它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家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隐太子
史书记载李建成虽为太子，而其弟秦王李世民功绩卓著，人心所归。他清平刘黑闼的反叛，以求立功树威。后又与其弟李元吉合谋，加毒于世民酒中。世民于武德九年（626）六月，告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之罪，翌日李渊召二子入宫，同众大臣审核，至玄武门，建成被世民所杀。元吉为尉迟敬德所杀。世民继位后，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谥“隐”，史称“隐太子”。就这样，李建成以一个不光彩的失败者的形象，留在历史的长卷宗里。
实质上，建成作为唐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在唐王朝的建立与统一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主要在于鼎助李渊密谋反隋，统兵征伐，稳定后方，礼贤下士，广罗人才。因此，李建成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但，权利之争自古残酷，卷入其中的哪顾得上伦常，父子兄弟相残何其之多，又有谁双手清白！在这里正义最为廉价，不过都是胜者王侯败者寇而已！
汉唐盛世
西汉和唐代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国家统一、文化昌明、武功强盛、国威远播，是汉唐两朝的共同特点。但是，两个王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选择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路径。西汉王朝在汉初地方分权的背景下走的是中央集权化不断加强的
道路，唐王朝则在初期高度中央集权的背景下走的是地方分权化趋势不断增强的道路。
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化进程
汉代推进中央集权化进程的背景是西汉初期广泛存在的分封制和诸侯王国，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化进程实质上也是分封制不断被改造、诸侯王国权力不断被限制的过程。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争取胜利，曾先后分封异姓功臣七人为王。刘邦称帝后，又逐个清除异姓王，并先后分封了九个同姓王。这样，汉帝国的版图以朝廷直辖15郡为中心，形成了“诸侯比境，周匝三垂”的基本格局。汉初，一方面在部分地区推行由中央直接管理地方的郡县制，另一方面又在许多地区推行由中央间接控制地方的分封制和建立诸侯王国，造成了地方权力结构的复杂局面。郡县制体现的是中央对地方直接统辖和直接管理的关系，以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属于单一制的范畴。分封制体现的是中央对地方间接统辖和间接管理的关系，以地方分权为主要特征，属于复合制的范畴。汉初，诸侯王国的地域大于中央辖郡，地位高于中央辖郡，这表明汉初地方的基本性质是分封制为主郡县制为辅或曰复合制为主单一制为辅的地方分权制。这就是汉代推进中央集权化进程的历史背景。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西汉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曾采取过一系列改造分封制和削弱诸侯王权力的措施，如剪除异姓王、分封同姓王、“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平定吴楚七国之乱、颁布“推恩令”等。这些措施，人所周知，耳熟能详，笔者不拟重复，这里只想从诸侯王国政区性质变化这一侧面来谈西汉推进中央集权化的历史进程。
西汉诸侯王国政区性质的变化过程大约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在汉高祖初年分封异姓王时期，诸侯王国是一种高度自治的政区实体。诸侯王在本封国内具有完整的行政权，可以任免几乎所有的王国官员。王国向中央承担的义务似乎只有定期朝贡和不定期提供兵役。这一时期，在中央权力结构方面，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君主专制政体。在地方权力及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则是地方分权的分封制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结合而以地方分权为主。
在汉高祖分封同姓王至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以前，诸侯王国是一种基本自治的政区实体。诸侯王在封国内具有不完全的行政权，可以任免大多数王国官员，除中央代置丞相外，诸侯“得自除内史以下”、“自除御史、廷尉、宗正、博士，拟于天子”（《史记·五宗世家》）。这一时期中央虽然采取过“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策，某些封国的实力遭到削弱，但依然存在“夸州兼郡、连城数十”（《汉书·诸侯王表序》）的强大封国，诸侯王国的总体实力依然如初。因此这一时期汉代的政体性质基本类同前一时期。当然，中央集权因素具有某些量的增加。
在吴楚七国之乱以后至汉武帝前期，诸侯王国是一种有限自治的政区实体。诸侯王在本封国内只有部分决策权，可以任免部分级别较低的王国官员。《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载，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衡山王刘赐犯有过失，“有司请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许，为置吏二百石以上。”《史记集解》引如淳语：“《汉仪注》吏四百石以下，自调除国中。今王恶，天子皆为置之”，在此之前衡山王至少有除置四百石以下官吏的权力。这足证吴、楚乱后诸侯王仍有任免中下级王国官员的权力。这一时期，在地方权力及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比重基本是平分秋色。地方分权为主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汉武帝后期以后，诸侯王国完全失去了行政权。诸侯王“官职皆朝廷为署，不得自置”（《后汉书·百官志五》），官员的任免权完全被剥夺。“诸侯唯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汉书·诸侯王表序》）。诸侯王之号除了仅表示政治身份和获取经济利益外，已不再具有其他政治意义。从此，诸侯王国的自治实体色彩消失殆尽，尽管形式上仍与郡县制并存，但体现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的性质完全变成了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封国只是地方政区制度的一个特殊形式而已。至此，西汉王朝完成了推进中央集权化进程的历史任务，实现了地方政体由复合制向单一制的转变。
唐王朝的地方分权化趋势
与西汉的中央集权化趋势相反，唐代则呈现出明显的地方分权化趋势，即唐代初期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趋于弱化，地方拥有权力的范围和强度不断增强，形成了唐后期藩镇林立，叛乱频仍的局面，最后演变成为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唐代地方分权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政区“道”或曰藩镇（方镇）的形成，二是地方权力的扩大。
唐代的地方政区制度本来是州县两级制或郡县两级制（天宝年间以前为州县两级制，天宝年间为郡县两级制），但安史之乱以后又出现了凌驾于州郡之上的藩镇，当时的藩镇往往被称为“道”，因此道成为最高一级地方政区实体，唐代的地方政区制度于是由前期的州县两级制变成了后期的道州县三级制。
唐代前期的地方在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几乎没有什么权力。在人事权方面，不仅州县主要官员由朝廷任免，其他僚佐的任命也一概权在中央，西汉以来通行于魏晋南北朝的僚佐辟署制，在隋文帝时期早已废除，“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并出于朝廷，州郡无复有辟署之事”（《文献通考》卷39《选举·辟举》）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了唐前期。在财政权方面，由于唐朝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当时财税制度主体的租庸调制，无论是税种、税率，还是征税时间、输纳方式等等，全由中央制定，“国家税收由中央统收统支，地方政府只有依法征税、纳税和输税的义务，没有制税的权力和擅自支用国家税收的权力”（李治安等《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第40页）。在军事权方面，除了纳入地方政区序列的都督府、都护府具有一定权力外，地方在平时既无统兵权，也无调兵权，根本就没有置兵权。
到了唐后期，地方权力与前期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在人事权方面，且不说割据型藩镇“文武将吏，擅自署置”，即使非割据型的一般藩镇也拥有广泛的权力空间。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在西幸途中曾下令“其诸路本节度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资治通鉴》卷218），“任自简择”官属和郡县官虽是战争期间赋予地方节度使的临时权力，但实质上这种权力在战后仍得到相当程度的保留。藩镇节帅不但可以辟署幕僚，也可以通过差遣的形式任命管下州县的官吏，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16《潞磁等四州县令录事参军状》就称泽潞镇“缘地贫俸薄，无人情愿，多是假摄”。潞磁等四州的县令和录事参军“多是假摄”就是差遣，而且“以前并是积久之弊”，说明相沿已久。唐后期藩镇人事权的扩张于此可见一斑。在财政权方面，唐前期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也被打破，地方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赋税分割权。建中元年（780年）实行的两税法，以大历十四年（779年）为基准，确定各州府征税总数以及送使、留州的数量，启动了唐王朝建立中央与地方赋税分割制度的进程。至元和年间，唐宪宗“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新唐书·食货志二》），标志着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分割两税和中央对两税收支实行定额管理的新体制的全面建立。至于军事权方面，唐后期的藩镇，无论是拥兵一方军政自专的割据型藩镇，还是以向朝廷提供财源为主的财源型藩镇，或者是以防止边地少数民族骚扰为主要任务的御边型藩镇，以及以牵制对付割据藩镇为目标的防遏型藩镇，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常备军。有学者统计，唐后期全国军队近百万，藩镇军约占其中的80％，是当时武装力量的主要构成部分。藩镇的军事权构成了唐后期地方权力最鲜明的特色。
当然，唐后期地方权力的扩大并不限于以上三个方面，即便如此，从以上所述也足以看出在中央集权衰弱的同时，地方拥有越来越广泛的权力，在地方和国家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可以这样说，地方分权化是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运动的基本趋势。
汉唐两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选择的不同路径，对我们思考地方权力在两朝盛世形成、持续中所起的作用极富启发意义。我们知道，西汉盛世的顶峰是汉武帝时期，但被后代史家津津乐道的“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盛世局面，就主要出现在作为西汉盛世组成部分的“文景之治”时期以及汉武帝即位的初期，而此一阶段恰值汉代地方权力最为活跃和比较活跃的时期。我们还知道，唐王朝盛世的顶峰是唐玄宗时期，安史之乱导致由盛转衰，但唐王朝经济活跃、文化昌明、作为东亚文明中心和世界仰慕之国的地位继续保持了百年之久（直到黄巢起义以后才彻底衰弱），而此一阶段正是地方权力扩大而尚未失控的时期。所以，我们既要看到汉初地方分权曾经导致地方割据势力坐大、引发吴楚七国之乱等消极作用的一面，也要看到地方经济活跃带动整体经济繁荣，推动汉武帝鼎盛局面出现等积极作用的一面；既要看到唐后期地方分权化趋势最终造成了藩镇林立、叛乱频仍、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形成等消极作用的一面，也要看到地方权力扩大曾对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支撑中央权力、延续盛唐文明具有积极作用的一面。
政事堂
中国唐宋时期宰相议事的地方。政事堂会议是常设的，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唐初设政事堂于门下省。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原仅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是当然宰相。其后，皇帝又以他官参加政事堂会议，称为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以后逐渐统一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名），亦为宰相。唐中宗即位后，移政事堂于中书省。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改政事堂名为中书门下。但其后仍有称为中书政事堂或中书都堂。后晋时，又曾改名为政事厅。
政事堂后分列五房：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分理众事，供职者称为堂后官都是吏员，地位极为重要。
北宋前期沿唐制，以政事堂为宰相、参知政事议事办公处，设于禁中。政事堂囊括门下、中书和尚书三省的大部或主要职权，是最高行政机构。政事堂下设舍人院，有知制诰或直舍人院，负责撰拟诏旨。还设孔目、吏、户、兵礼和刑等五房，分曹处理事务。元丰改制，中书所辖职事，分属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宰相、执政的议事办公处，仍设在原政事堂正厅，改称三省都堂，通常只称为都堂。此后宰、执的办公处设于尚书省的都堂，有时也称之为中书或政事堂。
元、明、清时，不再设政事堂。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责任内阁亦置，为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及国务大臣议政之所，清亡即废。中华民国建立后，袁世凯于1914年5月3日改国务院为政事堂，以国务总理为国务卿，从而废除责任内阁制，使政事堂成为总统府的办事机构。1916年5月8日，袁世凯又改政事堂为国务院。
赵岳
赵岳，籍贯、字号、生平均不详。唐玄宗天宝三年（744）甲申科状元及第。该科进士二十九人，同榜岑参居第二。考官：礼部侍郎达奚珣
李光弼
(708～764) 唐中叶名将。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长，于武则天时附唐。光弼少善骑射，历任朔方(今宁夏灵武西北)、河西(今甘肃武威)将校。
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反，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次年，光弼被子仪荐为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节度使，又加河北采访使，领朔方兵五千出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收常山(今河北正定)，会合郭子仪军大破禄山将史思明，河北十亲郡复归唐。光弼欲攻安史巢穴范阳(今北京)，值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失守，长安陷落，乃返军据守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肃宗至德二载(757)，史思明、蔡希德以十余万众围攻太原。太原只有河东兵约万人，光弼鼓励士卒，多方备御，思明不能得逞。后安庆绪(安禄山子)杀父自立，思明归范阳，留蔡希德继续攻城。光弼乘其懈怠，出兵反击，大败叛军。乾元元年(758)，子仪、光弼等九节度使联兵围安庆绪于相州(今河南安阳)。二年，史思明自范阳来援庆绪，唐诸军战败并溃，唯光弼军不散。代宗命光弼代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入洛阳。时史思明已杀安庆绪，称大燕皇帝，遣军攻河南诸州。光弼以洛阳城大难守，遂撤出官吏百姓，弃空城，率全军扼守河阳三城(今河南孟县东南)。思明入洛阳，于河南掘沟筑月城，与光弼相持。次年，光弼大败思明于河阳，乘胜收复怀州(今河南沁阳)。上元二年(761)，宦官鱼朝恩、大将仆固怀恩奏称叛军不难扫除，肃宗乃促光弼速攻洛阳，光弼被迫进军，战于北邙(今河南洛阳北)，唐军大败，河阳、怀州均陷。光弼退守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入朝，肃宗不加罪责，命其以太尉充河南副元帅，都统河南等五道行营节度使，镇临淮(今安徽盱眙北)。此时，史思明已被其子史朝义所杀，朝义遣军南侵申(今河南信阳)、光(今河南潢川)等十三州，自领精骑围宋州(今河南商邱南)。光弼移镇徐州(今属江苏)，击败叛军，宝应元年(762)，进封临淮郡王。当时浙东袁晁起义，光弼遣军镇压。
唐代宗李豫即位后，信任宦官程元振、鱼朝恩，两人皆与光弼不协，力图中伤。光弼自镇临淮，二三年间不敢入朝。他历来治军严肃，发布命令时，诸将不敢仰视。至是，朝廷屡次征召，他皆迁延不至，诸将因此不听指挥，光弼羞愧成疾，广德二年(764)卒于徐州。
史朝义
(?-763)史思明庶长子。天宝十四载(755)史思明叛唐，以其留守冀州、相州等地。乾元二年(759)，其父称帝，封为怀王。骁勇、宽厚，下多附者，而无经略之才。上元二年(761)三月，杀其父，即帝位，改元显圣。洛阳一带，几经战乱，州县为墟，安禄山收将，亦不受其征召，泥陷困境。宝应元年(762)十月，唐将李光弼等配合回纥兵击之于洛阳邙山下，遂败走幽州。宝应二年(763)正月，在莫州(今河北任丘北)自缢死。
李白（公元701年—公元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李白是唐朝著名诗人，也是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ur]诗仙”之称。李白和杜甫合称“李杜”。
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隋末其先人流寓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青莲乡，二十五岁起 “辞亲远游”，仗剑出蜀。天宝初供奉翰林，因遭权贵谗毁，仅一年余即离开长安。安史之乱中，曾为永王璘幕僚，因璘败系浔阳狱，远谪夜郎，中途遇赦东还。晚年投奔其族叔当涂令李阳冰，后卒于当涂，葬龙山。唐元和十二年（817），宣歙池观察使范传正根据李白生前“志在青山”的遗愿，将其墓迁至青山。有《李太白文集》三十卷行世。
李白的诗歌今存990多首。有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非凡的抱负，奔放的激情，豪侠的气概，也集中代表了盛唐诗歌昂阳奋发的典型音调。李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多次以大鹏自比，「大鹏一日同风起，博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但李白在长安三年失意而归，使他激昂的政治热情，再受到现实的冲撞时，便转化为怀才不遇的悲愤狂歌，从胸中喷涌而出﹕「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 羞逐长安社中儿， 赤鸡白狗赌梨栗，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李白还以痛快淋漓的饮酒诗，来排遣怀才不遇的忧愁。《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与这种豪放奔涌，无所掩抑的感情气势相适应，李白的诗歌在艺术手法方面的显着特点是﹕想象神奇，变化无端，结构纵横跳跃，句式长短错落，形成了雄奇飘逸的风格。《梦游天姥吟留别》﹕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壑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邱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而当大梦初醒来，幻境消失，又引出了对人生世事的感慨﹕「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这种想落天外的特点，大大发展了庄子寓言，屈原初次的浪漫精神和表现手法，也融汇了道教的神仙意象，具有令人惊叹不已的艺术魅力，赢得了一代「诗仙」的赞誉。
李白的诗歌的题材是多种多样的。他的七言古诗（《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梁甫吟》等 ）; 五言古诗（《古风》59首）; 有句汉魏六朝乐府民歌风味的《长干行》，《子夜吴歌》等，七言绝句（《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等）都成为盛唐的名篇。李白在唐代已经享有盛名。他的诗作「集无定卷，家家有之」。为中华诗坛第一人。
早年
李白的祖籍是陇西成纪（在现在甘肃秦安东）。他于武则天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出生在西域的碎叶（位于今日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据《新唐书》记载其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皓）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实际上同宗。幼年时期，李白和他的父亲李客迁居到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县）青莲乡。他在青年时期开始在中国各地游历。其后李白曾经在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供奉翰林[/ur]。是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决定了他不能够为权贵所容，所以仅仅不到两年他就离开了长安。
中年
后来他在洛阳和中国唐朝另一位著名诗人杜甫相识，并且成为了好友。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在756年12月，李白为了平复叛乱，曾经应邀作为永王的幕僚。永王触怒唐肃宗被杀后，李白也获罪入狱。不久以后，他被流放到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在流放途中遇赦，此时他已经59岁。
晚年
李白晚年在江南一带漂泊。在他61岁时，听到太尉李光弼率领大军讨伐安史叛军，于是他北上准备追随李光弼从军杀敌，但是中途因病折回。第二年，李白投奔他的族叔、当时在当涂（今属安徽）当县令的李阳冰。同年11月，李白病逝于寓所，终年62岁。
作品
李白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流传至今的有九百多首。他的诗歌创作涉及的中国古典诗歌的题材非常广泛，而且在不少题材上都有名作出现。他所钟好的体裁主要是古体诗，包括古风和乐府诗，但他在近体诗体裁如律诗、绝句中往往也有绝唱留存。在唐代尚未普及的词，有两首被认为是李白的作品，即被南宋人黄升称为“百代词曲之祖”的《菩萨蛮》与《忆秦娥》。也有少数人怀疑它们不是李白所作。
考据
据《旧唐书》记载，李白，字太白，山东人，其父为任城尉。青年时期的李白显示了超凡的才能，并且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其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
又《旧唐书》记载，李白流放虽然遇赦，却由于途中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竟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
李白的生平和性格
李白（701—762）字太白，原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出生于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约五岁时，其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其父李客（或谓真名不详，“客”是对外来者的泛称），不求禄仕而家境富裕，所以人们猜想他可能是一位巨商。李白的青少年时期是在蜀中度过的，他自幼读书就广为涉猎，所谓“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年轻时仗剑任侠，《与韩荆州书》云：
“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魏颢说他“眸子炯然，哆如饿虎……少任侠，手刃数人”（《李翰林集序》）。崔宗之在《赠李十二白》诗中也以“袖有匕首剑”、“双眸光照人”这样的句子描述其风度。很久以后，他和朋友叙旧，还兴致勃勃地回忆当年杀出五陵恶少重围的往事（见《叙旧赠江阳宰陆调》）。
他还很早就向往游仙问道的生活：“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之五）十八、九岁时，李白曾隐居于戴天大匡山，并从赵蕤学。赵蕤是个以“王霸之道见行于世”（孙光宪《北梦琐言》）的学者，所著《长短经》十卷即主经邦济世的事功之学。李白二十岁遇到苏颋，又深得这位“朝廷大手笔”、文章巨公的赞赏。开元十二年（724）秋，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他从峨嵋山沿平羌江南下，到荆门、游洞庭，接着又到了金陵、广陵和会稽等地，不久回舟西上，寓居郧城（今湖北安陆）。当时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在江陵遇到他，夸许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大鹏赋·序》）。开元十五年，他娶故相许圉师孙女为妻。三年后，即开元十八年（730），李白由南阳启程入长安，这时他正好三十岁。
李白初入长安为期约三年。他隐居在终南山，广为交游，希望得到王公大人的荐引。那时唐玄宗之妹玉真公主别馆就设在终南山，常有文人雅士（其中包括王维、储光羲等名诗人）去作客。李白结识了这位公主，却未能如愿以偿，终于怏怏离去。开元二十年（732）夏，李白沿黄河东下，先后漫游了江夏、洛阳、太原等地。二十四年，又举家东迁，“学剑来山东”（《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他在寓居任城时，曾与孔巢父等人会于徂徕山酣饮纵酒，人称“竹溪六逸”。后又漫游河南、淮南及湘、鄂一带，北登泰山，南至杭州、会稽等地，所到之处，形诸吟咏，诗名远播，震动朝野，最后连天子也被惊动了。
天宝元年秋，由于玉真公主的荐引，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并待以隆重的礼遇：“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李阳冰《草堂集序》）命李白供奉翰林。李白应召入京时，颇为踌躇满志，《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有心作一番事业来报答玄宗的知遇之恩，但这位傲岸的诗人很快就遭到了宫廷权贵们的忌恨。一年后他就开始遭到谗毁，“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书情赠蔡舍人雄》），“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这些诗句都是他当时险恶处境的写照。天宝三载春，李白被放还乡。这一次他在朝中任职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却使诗人对社会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
李白离长安后，沿商州大道东行，至洛阳与杜甫相识，后又与杜甫、高适一起畅游梁、宋一带，过着饮酒论文、追鹰逐兔的放逸生活。翌年，在山东兖州，李白又与杜甫相遇，同游泗水、东蒙等地。随着天宝年间政治形势每况愈下，李白对国事的倾危深感忧虑和不安。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远别离》等诗中，对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擅权和诛杀异己公开表示抗议，对险恶的政局发出悲怆的呐喊。他四处浪游，飘泊在梁园、鲁郡和金陵一带，还到过幽蓟等地。一路上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李白避地东南，来往于宣城、当涂、金陵、溧阳一带。后隐居于庐山。当时玄宗之子永王璘率师由江陵东下，“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以复兴大业的名义恭请李白参与其戎幕，李白遂满怀热忱毅然从戎。不料肃宗李亨和永王璘之间又祸起萧墙，李璘军败被杀。李白也因此获罪下狱，不久被长流夜郎（今贵州铜梓一带）。当时诗人正陷于“世人皆欲杀”（杜甫《不见》）的危险处境之中，以至杜甫还误信了流言写诗寄托沉痛的哀思。李白溯江西上，至巫山时遇赦放还。这时他已年近六十，但仍壮心未已，上元二年（761），又一次踏上征途，准备参加李光弼的平叛军队，途中因病折回。宝应元年（762），李白病死于当涂族叔李阳冰家，结束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有《李太白集》。
李白生平浪迹天下，而大起大落的身世遭遇又使他广泛接触了生活的各个层面。他的鲜明的个性就是在充分吮吸时代气息的基础上形成的。李白自年轻时就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范传正《唐右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他具有很强烈的任侠作风：尚武轻儒，脱略小节，轻财好施，豪荡使气。年轻时“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接济之”（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喜豪饮纵博，又精于骑射。他不屑于走一般士子由科举入仕的常轨道路，而希望一举成就大业。他又不无虔诚地求仙学道，采药炼丹，独孤及说他出门的行装是“仙药满囊，道书盈箧”（《送李白之曹南序》）。甚至，他还从山东尊师高如贵受道篆，履行了正式成为道教徒的仪式。他对排难解纷的策士颇为倾心，有纵横家的气派，崔宗之说他“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分明楚汉事，历历王霸道”（《赠李十二白》）。《新唐书·文艺列传》也说他“喜纵横术”。总之，“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而上述各个方面，又正是盛唐时代社会习尚和文化精神的显著特征所在。因此，李白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当代人们所心仪的人伦风范。例如为了一瞻李白的丰采，任华、魏万不远千里追踪相从；“四明狂客”贺知章一见李白，惊呼为“谪仙人”，解下随身所佩的金龟相赠；门人武七则甘愿赴汤蹈火，越过安禄山叛军的占领区至东鲁接回诗人的子女，等等。李白的诗歌正是通过他的个性投影，折射出时代的风容神采，从而成为盛唐的最强音的。
时代理想的艺术升华
李白的诗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诗人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无论何时何地，总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追求充分地行事、立功和享受，对一切美的事物都有敏锐的感受，把握现实而又不满足于现实，投入生活的急流而又超越苦难的忧患，在高扬亢奋的精神状态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说，理想色彩是盛唐一代诗风的主要特征，那么，李白是以更富于展望的理想歌唱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李白的诗歌丰富和发展了盛唐诗歌中英雄主义的艺术主题。他和同时代的其他文士一样，具有恢宏的功业抱负，所谓“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就是他最执着的人生信念。李白是否具有在复杂的权力结构中从事政治活动的实际能力，也许是很可疑的，但作为诗人，这种信念更多地成为他追求和歌颂壮丽人生的出发点。他从无数古代英雄的风度、气派中吸取力量，把现实的理想投影到历史中去，从而在诗歌中建立起英雄性格的人物画廊。他歌颂崛起草泽、际会风云的英雄，如《梁甫吟》写太公望：“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八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歌颂视功名富贵如草芥的义士，如《古风》其十写鲁仲连：“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歌颂爱才若渴、礼贤下士的英主，如《行路难》其二中的：“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赞美傲岸不驯、坚持布衣尊严的名臣，如《梁甫吟》中的郦食其：“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他笔下的英雄大多是在动荡变乱的非常时期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且和抒情主人公打成一片，浑然而不可分。例如他在赠酬友朋的诗中说：“风水如见资，投竿佐皇极。”（《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在醉醒后自抒其志云：“傅说板筑臣，李斯鹰犬人。欻起匡社稷，宁复长艰辛。”（《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安史之乱起，李白视形势如楚汉相争，并以张良、韩信自况：“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朝过博浪沙，暮入淮阴市。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暂到下邳受兵略，来投漂母作主人。”（《猛虎行》）他入永王璘幕府后，又以谢安自比：“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直至他六十岁投军时，还以西汉大侠剧孟自许：
“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亚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
（《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生在盛世的李白而对乱世英雄致以礼赞，当然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因为通过这类人物，诗人更能够抒发自己“心雄万夫”的气概和热情，表现在历史中建立辉煌功业、积极创造自我价值的人生愿望。同时，这也成为时代理想的人格化写照。
李白把排难解纷的济世理想和纵放不羁的个性自由统一起来，以求得圆满的人生。他对人生道路的设计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是建立奇功伟业，如云：“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两龙争斗时，天地动风云。酒酣舞长剑，仓卒解汉纷。”（《送张秀才谒高中丞》）而功成之后，却又不贪恋富贵名位，而以“五湖”、“沧州”为家，向往自由的生活。他早年在干谒求仕期间不讳言这一点：“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旁。”（《玉真公主馆苦雨》）在仕途最得意时不放弃这一点：“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翰林读书言怀》）“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直到晚年，他仍矢志不移：“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赠韦秘书子春》）这种人生理想集中表现了诗人“羞伐其德”和热爱自由的意识：“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
“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这些诗句都是诗人心迹的自我表白。由于他的自由意识是如此强烈，当遇到现实生活中丑恶力量的阻梗时，他的愤怒和抗争也表现得格外强烈。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李白的个性之活跃和解放是少有的。
他一生不以功名显，却高自期许，以布衣之身而藐视权贵，肆无忌惮地嘲笑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批判腐败的政治现象，以大胆反抗的姿态，推进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
李白反权贵的思想意识，是随着他的生活实践的丰富而日益自觉和成熟起来的。在早期，主要表现为“不屈己、不干人”、“平交王侯”的平等要求，正如他在诗中所说：“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流夜郎赠辛判官》）“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他有时也发出轻蔑权贵的豪语，如“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等，但主要还是表现内心的高傲。而随着对高层权力集团实际情况的了解，他进一步揭示了布衣和权贵的对立：“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第十五）“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古风》第三十九）“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
（《鸣皋歌送岑征君》）并对因谄事帝王而窃据权位者的丑态极尽嘲讽之能事，如《古风》之二十四：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而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发出了最响亮的呼声：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个艺术概括在李白诗歌中的意义，正如同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在杜诗中一样重要。在天宝末日益恶化的政治形势下，李白又把反权贵和广泛的社会批判联系起来。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既为屈死的贤士仗义抗争，也表达了对朝廷的失望和轻蔑：
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在《书情赠蔡舍人雄》、《古风》第五十一、《登高丘望远海》等诗中，李白甚至借古讽今，对玄宗本人提出了尖锐的斥责。
总之，可以说他把唐诗中反权贵的主题发挥到了淋漓酣畅的地步。任华说李白“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杂言寄李白》），这种在权贵面前毫不屈服、为维护自我尊严而勇于反抗的意识，是魏晋以来重视个人价值和重气骨传统的重要内容，李白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秀传统而成为诗坛巨星的。
李白的诗歌充满热烈的人生之恋。他的诗往往于旷放中洋溢着童真般的情趣，如：“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袖长管催欲轻举，汉中太守醉起舞。手持锦袍覆我身，我醉横眠枕其股。”（《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落日欲没岘山西，倒着接蓠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襄阳歌》）生活如同馥郁的浓酒使诗人心醉，这当然不是说生活中没有悲哀和痛苦，但诗人的乐观精神足以使他超越和战胜忧患意识，所谓“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梁园吟》），“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襄阳曲》之四），就是他旷达心态的写照。他的《行路难》三首之一：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即使写失路的忧愁，也没有丝毫寒促蹇涩的危苦之词，诗中出现的黄河、太行、海上、日边等意象，以及拔剑四顾的雄姿，扬帆渡海的遐想，都具有着壮美的情采。他永不安于寂寞和孤独，如《月下独酌》其一：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只有充溢着生命活力的诗人才能发出如此的奇思妙想。他有一首《短歌行》，诗中构想道：“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富贵非所愿，为人驻颓光。”这里没有嗟老叹卑的哀惋，却用“劝酒”的天真想象表达了对人生的无限依恋之情。这些诗篇以其纯真的情趣，感召着被庸俗的生活所淹没了的美好的人性，并因此而获得永久的魅力。
李白对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感受力，他善于把自己的个性融化到自然景物中去，使他笔下的山水丘壑也无不具有理想化的色彩。他在《日出入行》诗中说：“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又说：“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
（《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李白具有英风豪气，又追求单纯高洁的心境，这些不同的性格侧面也就形成了他的山水意境的两大类型：一类是在气势磅礴的高山大川中突出力的美、运动的美，在壮美的意境中抒发豪情壮思；另一类则着意追求光明澄澈之美，在秀丽的意境中表现纤尘不染的天真情怀。例如他笔下的黄河、长江，奔腾咆哮，一泻千里：“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横江词》）。他笔下的山峰高耸峻拔，峥嵘奇峭：“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蜀道难》）；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梦游天姥吟留别》）。他用胸中之豪气赋予山水以崇高的美感，他对自然伟力的讴歌，也是对高瞻远瞩、奋斗不息的人生理想的礼赞，超凡的自然意象是和傲岸的英雄性格浑然一体的。同时，李白又写了许多具有晶莹透剔的优美意境的山水诗。例如“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寻阳送弟昌岠鄱阳司马作》）；“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山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金陵夜寂凉风发，独上西楼望吴越。白云映水摇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金陵城西楼月下吟》）等。这些诗以明朗纯净取胜。
李白的山水诗与其说是对自然形貌的逼真描绘，不如说是按诗人个性被改造和理想化了的图景。他只求把握整体的气势或氛围，凭倏来飙起的感兴泼墨写意，而略去具体的细节，甚至连观照景物的视觉转移的顺序也往往毫不在意。李白的山水诗又是无往而不抒情的，他善于把山水物色和特定的情绪渗透、交融在一起，在“景”的形势和“情”的特征之间有着“同构互感”的微妙的呼应关系。例如他初出蜀时写的《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诗人从豁然开朗的开阔处着笔，写出了一个初上征途的青年富于展望的情怀。而晚年遇赦获释后所写的《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则是从江流迅疾的速度着手，抒发了轻快活脱的心情。李白把汉魏以来诗歌中的典型意象和生活实感结合起来，娴熟地掌握了传统文化积淀的意蕴，在妙手偶得之间留下了令人咀嚼的隽永韵味。例如《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诗中的“浮云”、“落日”，既是眼前景，又是古诗中有着特定情感内容的比兴意象，意谓游子一去如浮云飘泊无止，故人惜别又似落日依依，缘情布景而不留凿痕。又如“云归碧海夕，雁没青天时。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首两句既点明了季节和时辰，又用“云”和“雁”的意象喻指离别和远行。此外如“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西辉逐流水，荡漾游子情”（《游南阳清泠泉》）等等，也无不在传统意象和生活实感的统一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李白自由解放的思想情操和具有平民倾向的个性，还使他能更深入地开掘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人情美。这里有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之情，如《子夜吴歌》其三：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有对劳动生活的赞美之情，如《秋浦歌》十四：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有心心相印，情投意合的爱情要求，如《夜坐吟》：
冬夜夜寒觉夜长，沉吟久坐坐北堂。冰合井泉月入闺，金釭青凝照悲啼。金釭灭，啼转多，掩妾泪，听君歌。歌有声，妾有情，情声合，两无违。一语不入意，从君万曲梁尘飞。
也有人物交往中的天真情态，如《越女词》其三：
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
他的纯真的友情，常常能摆脱等级意识的污染。如《赠汪伦》、《哭宣城善酿纪叟》等诗，所写的都是普通百姓。李白晚年所作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更集中表现了这一点：
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飡。
这位在权贵面前傲岸不羁的诗人，在一个普通的农妇面前却感动得难以进食。所有这些诗篇，都无不是以理想的光轮使日常生活题材焕发出诗意的丰采。
总之，李白是时代的骄子、盛世的歌手。他的诗歌以蓬勃的浪漫气质表现出无限生机，成为盛唐之音的杰出代表，从而出色地完成了初唐以来诗歌革新的历史使命。正如李阳冰所说：“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草堂集序》）李白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主要即在于此。
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在文学史上，从六朝到隋唐是审美观念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虽在曹丕就已提出“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钟嵘也提倡“自然英旨”（《诗品》），但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六朝的艺术趣味仍是更多地偏向于典雅文饰；至盛唐诗歌转以主体意兴的天才抒发和自然表现为鹄的，前人的这些审美理想才真正得到充分的体现。而李白在这方面又正是一个集中的代表。明代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以“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两句话概括李白诗歌的总貌，这一特点体现于李诗的艺术形象、抒情方式和诗歌语言等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他与众不同的鲜明的艺术个性。
李白对形象的捕捉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当诗人的澎湃诗情无法为寻常的形象所容纳时，诗人就展开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和幻想，以气骋词，来实现艺术的变形。这种变形的依据是诗人感情的强度，它使形象突破常规而染上了奇幻的色彩。
例如，诗人往往改变现实生活中事物大小、多少、轻重的比例关系，通过形体规模的变形来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他忽而化重为轻，如“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结袜子》），“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忽而又化轻为重，如“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江上吟》）。在这种对比关系中，诗人写出了他的愤激和自信。李白的写景诗又常常打破空间方位的拘限，把天上地下、四面八方任意安排，通过空间的变形展示出诗人宽阔的襟怀。例如他的《横江词》六首，本来是从“横江”（在今安徽和县）这一地点着眼的，但诗人的视角却没有限于这个局部的地段，它忽而跳到远在江宁城外的瓦官阁，甚至到了地处江宁县北、比瓦官阁更远的三山，忽而又跳到当涂西南三十里的天门，忽而又写了钱塘江的潮水。又如《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其三：
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诗人醉后竟想把君山削去，好让湘水一无遮拦地流泻，借以发挥他奔放的豪情。此外如写庐山瀑布的“初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海风吹不断，明月照还空”（《望庐山瀑布》之一），“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同题之二），也无不是在想象中变换空间，以壮大气势。李白诗中还可以依据情感的要求，改变时间的速度，出现了所谓的“主观时间”。例如《将进酒》里的“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把人的一生说成如朝夕之间的短暂；《寄韦南陵冰》“月色醉远客，山花开欲燃。春风狂杀人，一日剧三年”，又把一天放大为三年的时间。《长相思》则更奇妙地把某一瞬间凝固起来，诗中云：
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
诗中的女主人公要把对镜流泪的时刻封存起来，好作为日后的明证。这和六朝民歌《莫愁乐》的“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伸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借时间的变形烘托出女子的痴情。李白在更多的诗里，好以游仙、梦境或幻境来补充或组织画面，在虚拟的描写中更加恣肆汪洋地抒发自己的理想和感情。例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人开始时所作的描述就带有很大的虚拟成分，例如“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这些是诗人在写胸中丘壑，不能当作真山真水看待的。
从“云青青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以下，诗进入了神话般的世界，自在遨游的神仙激发了诗人追求自由的热情，终于迸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反抗呼声。诗人是通过幻想的境界来表现自己对权贵的决绝态度的。又如《梁甫吟》中的：
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
《古风》第十九首：
西上莲华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也都是在幻境中充分表现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或是不能忘怀苦难现实的拳拳之心。把丰富的现实生活感受寄托在幻境之中，在惝恍迷离的幻觉形象中表现出清醒的抗争意识和热情，这是对屈原诗歌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李白的“以气为主”，还表现为其壮浪纵恣的抒情形式。
在创作的过程中，诗人的感情往往如喷涌而出的洪流，不可遏止地滔滔奔泻，其间裹挟着强大的力量。因此，在诗体的选择上，他较少运用多有限制的律诗，而偏爱便于纵横驰骋、随意抒写的以乐府体为主的古诗，尤其是七言歌行。而且，这一类诗体在李白那里，比前人更为放纵自由。例如《蜀道难》大量运用长短不齐的杂言，劈头就用了独特的句式：
“噫吁嚱，
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接下去忽而五言，忽而七言，时而短至三、四字，时而又长至十几字，如：“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在句式的屈伸变化中把诗人的激情一步步推向高潮。李白诗歌的跳跃性也是极强的，往往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开阖动荡中袒露变幻无常的感情活动。贯穿在这些飞跃之中的，不是生活的逻辑，而是情感的踪迹。例如《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全诗仅十二句，可是诗人的情感活动却出现了几度跌宕起落。
首两句从忧愁落笔，但从三句开始境界忽然一变，诗人抖擞精神，情绪变得高昂起来，以至于想上青天，揽明月。“抽刀”两句又从天上跌回到人间，愁绪像回潮般再度袭来。但诗人不愿被这种消沉的情绪吞噬淹没，终于再次挣脱出来飞向自由的空间。诗人就在这样大起大落的飞跃之中，披露了其内心深沉的痛苦，也表现了他睥睨忧患的达观性格。
李白诗歌的语言风格，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他写有大量的乐府诗，几乎占全部诗歌的四分之一，是唐代写乐府诗最多的诗人。他最擅长的七言歌行，其渊源本起自乐府；而用为唐代乐府的绝句也正是李白所运用自如的。这一切都说明李白的诗具有接近于歌谣的特点，实际上也就是使诗歌语言更多地从新鲜活泼的生活语言中得到充实和丰富，并加以提炼、升华。乐府诗自初唐以来没有多大发展，李白则融古朴森茂的汉魏乐府和清新明丽的六朝乐府为一炉，以其俊逸的才气创造了新鲜的诗歌语言。
他有很多诗篇的用语就是直接从乐府民歌中点化而来的，如《静夜思》系从《子夜秋歌》“秋风入窗里”一篇化出；而他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又显然受到南朝乐府《西洲曲》里“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的启发。他的《上三峡》诗则是以古代民歌《三峡谣》为张本改造而成。歌谣原词为：“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李白诗云：“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还有许多诗篇，虽然不是直接由民歌改造而来，却在语言风格上保持了率真自然、明朗流转的风格，深得民歌韵味。如：
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宣城见杜鹃花》）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萝衣，白云堪卧君早归。（《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
但是，并不是说李白的诗歌语言局限在乐府民歌的范围，实际上，他也广泛汲取了前代文人诗歌的精华，形成通俗而又精炼，明朗而又含蓄，清新而又明丽的风格特色。他的“自然”并不仅仅是除去雕饰，浅显明白，而且是语近情遥，具有丰富的意味。总之，李白善于博采前人的成就而自成高格，堪称炉火纯青的语言大师。
李白之死
唐代诗坛巨星李白，于宝应元年（762）离开人间，卒于今安徽当涂，享年六十二岁。然而，李白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李白族叔、当涂令李阳冰《草堂集序》曰：“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暇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唐代李华《故翰林学土李君墓志序》云：“姑熟东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李白〕年六十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去李白殁时二十九年，作于唐德宗贞元六年（791）的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也说：“君名白，天宝初诏令归山，偶游至此，以疾终，因葬于此。全白幼则以诗为君所知，及此投吊，荒墓将毁，追想音容，悲不能止。”古代文献所谓“疾亟”、“赋临终歌而卒”、“以疾终”，都明白地告诉人们，李白是病卒的。
李白一生嗜酒成性是出名的，因有“醉仙”之称。玩读李白诗作，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酒味。诗人的《将进酒》有“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叙赠江阳宰陆调》有“大笑同一醉，取乐平生年”。《赠刘都史》有“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训岑勋见寻就元丹邱对酒相待以诗见招》有“开颜酌美酒，乐极忽成醉”。《月下独酌四》之三有“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这样，学人自然将李白的死因与醉酒致命联系起来，晚唐诗人皮日休曾作《李翰林诗》云：“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也即指出，李白是因醉酒致疾致命的，就连升天的灵魂都带着醉意。
现世学者郭沫若由“腐胁疾”得到启发，从医学角度进行研究推测，认为李白六十一岁曾游金陵，往来于宣城、历阳二郡间。李光弼东镇临淮，李白决计从军，可惜行至金陵发病，半途而归。此为“腐胁疾”之初期，当是脓胸症。一年后，李白在当涂养病，脓胸症慢性化，向胸壁穿孔，由“腐胁疾”致命，最终死于当涂。
李白爱酒，也爱月、爱狂，所以又有人把他的死因同“水中捉月”挂起钩来，这便产生了富有浪漫气息的“溺死说”。五代时王定保在《唐摭言》中云：“李白著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此后，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曰：“（李）白晚节好黄老，度牛渚矶，乘酒捉月，沉水中，初悦谢家青山，今墓在焉。”元代祝成辑《莲堂诗话》也说：“宋胡璞，闽中剑南人，曾经采石渡题诗吊李白：‘抗议金銮反见仇，一坏蝉蜕此江头，当时醉寻波间月，今作寒光万里流。’苏轼见之，疑唐人所作，叹赏不置。”那么，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持何看法呢？宋朝陈善《扪虱新话》记道：“坡（苏东坡）又尝赠潘谷诗云：‘一朝人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可见，李白醉入水中捉月溺死的说法古已有之，流传广泛。
当代富有诗人气质的学者安旗在《李白纵横探》一书中，神奇美妙地描绘了李白临终的情景，写道：“夜，已深了；人，已醉了；歌，已终了；泪，已尽了；李白的生命也到了最后一刻了。此时，夜月中天，水波不兴，月亮映在江中，好像一轮白玉盘，一阵微风过处，又散作万点银光。多么美丽！多么光明！多么诱人！……醉倚在船舷上的李白，伸出了他的双手，向着一片银色的光辉扑去……船夫恍惚看见，刚才还邀他喝过三杯的李先生，跨在一条鲸鱼背上随波逐流去了，去远了，永远地去了。”的确，多少年来人们宁肯相信这位才华横溢、命运多舛的唐代大诗人，是跨鲸背仙游羽化而去的。
看来，李白的死因与醉酒有关，那么究竟是病死的还是溺死的呢？清人王琦云：“岂古不吊溺，故史氏为白讳耶？抑小说多妄而诗人好奇，姑假以发新意耶？”也就是说，两种可能性都难以排除。再看唐代项斯《经李白墓》“醉死此江边”句，以及正史《旧唐书·李白传》的记载：“竟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似乎意在其中了。
李白的艺术特色
主观色彩 想象特色 意象类型与词语色调
在盛唐诗人中，李白是艺术个性非常鲜明的一位；在中国诗歌史上，他的作品的艺术个性也是独一无二的。
李白的诗歌创作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李白作诗，常以奔放的气势贯穿，讲究纵横驰骋，一气呵成，具有以气夺人的特点。如《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以大鹏自喻，并非庄子式的逍遥以自适的大鹏，而是奋飞以引起震动惊怪的大鹏。在这不凡的浩大气势里，体现的是自信与进取的志向和傲世独立的人格力量。李白诗之所以惊动千古者在此。如他在《江上吟》诗中所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
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又暴发强烈的感情，形成了李白诗抒情方式的鲜明特点。它往往是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地奔涌而出，宛若天际的狂飚和喷溢的火山。如《鸣皋歌送岑征君》抒写对于政治黑暗、是非颠倒的愤慨：
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蜓嘲龙，鱼目混珠。嫫母衣锦，西施负薪。若使巢、由桎梏于轩冕兮，亦奚异于夔龙蹩躠于风尘？
悲愤不平，慷慨激昂。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和节奏变换，追摹情绪冲动时情感喷发奔涌的起伏跌荡，让人直接感受到心灵的震撼。又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一开始便如行云流水般把浓烈激越的情怀抒写出来，接着便是抑制不住的感情浪潮的喷发：
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折杨》、《皇华》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由来贱奇璞。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
这种情感表达方式，完全是李白式的。
与喷发式感情表达方式相结合，李白诗歌的想象变幻莫测，往往发想无端，奇之又奇，如：“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十七首》其十五）“猿声催白发，长短尽成丝。”（《秋浦歌十七首》其四）“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 （《金乡送韦八之西京》）真是想落天外，匪夷所思。
他的奇特的想象，常有异乎寻常的衔接，随情思流动而变化万端。一个想象与紧接着的另一个想象之间，跳跃极大，意象的衔接组合也是大跨度的，离奇惝恍，纵横变幻，极尽才思敏捷之所能。
与作诗的气魄宏大和想象力丰富相关联，李白诗中颇多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壮美意象。他对体积巨大的壮观事物似乎尤为倾心，大鹏、巨鱼、长鲸，以及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等，都是他喜欢吟咏的对象，李白将它们置于异常广阔的空间背景下加以描绘，构成雄奇壮伟的诗歌意象。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声，白波九道流雪山。” 雄奇壮美的意象组合，给人以一种崇高感。又如《渡荆门送别》：“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意象亦极为阔大壮观。
但是，李白诗里亦不乏清新明丽的优美意象。如“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 （《清溪行》）。“绿水净素月，月明白鹭飞”（《秋浦歌》其十三）。“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别储邕之剡中》）。“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玉阶怨》）。这些由清溪、明月、白鹭、竹色、白露等明净景物构成的清丽意象，极大地丰富了李白诗歌的艺术蕴含。因此，李白诗的意象，便有壮美与优美两种类型。
李白在《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一诗中说：“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他对白色的透明体，有一种本能的喜欢，最感亲切的东西是月亮，其《月下独酌》云：“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月的形象在李白诗中反复出现。在李白诗里，用得最多的色彩字是“白”，其次是金、青、黄、绿、紫等。他天性开朗，喜欢明丽的色调，不喜欢灰暗色。李白诗歌的语言风格，具有清亲明快的特点，明丽爽朗是其词语的基本色调。他那些脱口而出、不加雕饰的诗，常呈现出透明纯净而又绚丽夺目的光彩，反映出其不肯苟同于世俗的高洁人格。
李白
[又名：白，李太白，诗仙] 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或曰山东人，或曰蜀人。白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初隐岷山，益州长史苏颋见而异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可比相如。”天宝初，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明皇，召见金銮殿，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酒徒饮于市，帝坐沉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颒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摘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永王璘都督江陵，辟为僚佐。璘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会赦得还。族人阳冰为当涂令，白往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遗召，而白已卒。文宗时，诏以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云。集三十卷。今编诗二十五卷。
诗人的来源
诗人一词，战国时就有了，何以为证，《楚辞.九辩》注释说："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正字通》注释说："屈原作离骚，言遭忧也，今谓诗人为骚人。"这便是诗人后一词的最早提法，从此以后，诗人便成为两汉人习用的名词。辞赋兴起之后，又产生辞人一词。杨子云《法言.吾子篇》说:"诗人之赋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用"则"和"淫"来划分诗人与辞人的区别，足见现汉代是把诗人看得很高贵，把辞人看得比较低贱。
六朝以后，社会上很看重辞赋，认为上不类诗，下不类赋，以此又创立了"骚人"一词。从战国而至盛唐，诗人、骚人的称号受人尊敬。
李白（公元701年—公元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李白是唐朝著名诗人，也是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李白和杜甫合称“李杜”。
蔡琰（177年-？），原字昭姬，晋时避司马昭讳，改字文姬，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是蔡邕的女儿，三国时期著名女诗人。
初嫁卫仲道，夫亡而无子，回归母家。后为董卓部将所虏，十二年流落匈奴，嫁南匈奴左贤王，生二子。建安十二年，曹操遣使以重金赎回，再嫁陈留董祀。后来董祀犯罪论死，蔡琰亲自向曹操求情，时值严冬，史载“蓬首徒行，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众皆为改容。”曹操最后同意为董祀赦免。
传世有《悲愤诗》二篇，一为五言，一为骚体，以及长诗《胡笳十八拍》一篇，叙述了文姬一生不幸的遭遇。
蔡琰（约177-？）：即蔡文姬，汉末著名琴家，史书说她“博学而有才辨，又妙于音律。”父亲蔡邕是曹操的挚友。
蔡文姬16岁时嫁给卫仲道，卫家当时是河东世族，卫仲道更是出色的大学子，夫妇两人恩爱非常，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卫仲道便因咯血而死。蔡文姬不曾生下一儿半女，卫家的人又嫌她克死了丈夫，当时才高气傲的蔡文姬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回到娘家。后父亲死于狱中，文姬被匈奴掠去，这年她才二十三岁，被左贤王纳为王妃，居南匈奴12年，并育有二子，此间她还学会了吹奏“胡笳”及一些异族的语言。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感念好友蔡邕之交情，得知文姬流落南匈奴，立即派周近做使者，携带黄金千两，白壁一双，把她赎了回来。这年她三十五岁，在曹操的安排下，嫁给田校尉董祀，就在这年爆发了著名的“赤壁之战。”
蔡文姬嫁给董祀，起初的夫妻生活并不十分和谐。蔡文姬饱经离乱忧伤，时常神思恍惚；而董祀正值鼎盛年华，生得一表人才，通书史，谙音律，自视甚高，对于蔡文姬自然有些不足之感，然而迫于丞相的授意，只好接纳了她，在婚后第二年，董祀犯罪当死，她顾不得嫌隙，蓬首跳足地来到曹操的丞相府求情。曹操念及昔日与蔡邕的交情，又想到蔡文姬悲惨的身世，倘若处死董祀，文姬势难自存，于是宽宥了董祀。
从此以后，董祀感念妻子之恩德，对蔡文姬重新评估，夫妻双双也看透了世事，溯洛水而上，居在风景秀丽，林木繁茂的山麓。若干年以后，曹操狩猎经过这里，还曾经前去探视。蔡文姬和董祀生有一儿一女，女儿嫁给了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为妻。
文姬一生三嫁，命运坎坷，丁廙在《蔡伯喈女赋》描述了她的婚姻：
伊大宗之令女，禀神惠之自然；
在华年之二八，披邓林之矅鲜。
明六列之尚致，服女史之语言；
参过庭之明训，才朗悟而通云。
当三春之嘉月，时将归于所天；
曳丹罗之轻裳，戴金翠之华钿。
羡荣跟之所茂，哀寒霜之已繁；
岂偕老之可期，庶尽欢于余年。
文姬博学多才，音乐天赋自小过人，她6岁时听父亲在大厅中弹琴，隔着墙壁就听出了父亲把第一根弦弹断的声音。其父惊讶之余，又故意将第四根弦弄断，居然又被她指出。长大后她更是琴艺超人。她在胡地日夜思念故土，回汉后参考胡人声调，结合自已的悲惨经历，创作了哀怨惆怅，令人断肠的琴曲《胡笳十八拍》；嫁董祀后，感伤乱离，作《悲愤诗》，是中国诗史上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当然也有人认为是伪作）。
相传，当蔡文姬为董祀求情时，曹操看到蔡文姬在严冬季节，蓬首跣足，心中大为不忍，命人取过头巾鞋袜为她换上，让她在董祀未归来之前，留居在自己家中。在一次闲谈中，曹操表示出很羡慕蔡文姬家中原来的藏书。蔡文姬告诉他原来家中所藏的四千卷书，几经战乱，已全部遗失时，曹操流露出深深的失望，当听到蔡文姬还能背出四百篇时，又大喜过望，于是蔡文姬凭记忆默写出四百篇文章，文无遗误，可见蔡文姬才情之高。
《三国志》是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六十年的历史。作者是西晋初的陈寿。
陈寿（233—297年），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待御史等职。280年，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陈寿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国志》便尊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是三国时人，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另外，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陈寿也可能舍弃了一些材料，如牵涉到司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写，只好舍弃了。
《三国演义》<英文名: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写了公元3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三国演义》全书出现以前，中国各类小说一般都篇幅短小，有些甚至只有几十个字。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国小说如何由短篇发展至长篇，这点我们要注意。原来宋代讲故事的风气盛行，说书成为一种职业，说书人喜欢拿古代人物的故事作为题材来敷演，而陈寿《三国志》里面的人物众多，事件纷繁，正是敷演故事的最好素材。三国故事某些零星片段原来在民间也已流传，加上说书人长期取材，内容越来越丰富，人物形象越来越饱满，最后由许多独立的故事逐渐组合而成长篇巨著。这些各自孤立的故事在社会上经过漫长时间口耳相传，最后得到辗转加工，集合成书，成为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集体创造。与由单一作者撰写完成的小说在形态上有所不同，很值得我们注意。这种源出众手的小说，后来还有神魔小说《西游记》和另一讲史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对后来的小说相信有一定的启导作用。讲史文学的源流，这部巨著本身的文学价值，以及它对后世的影响，都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三国故事在我国古代民间颇为流行。宋元时代即被搬上舞台，金、元演出的三国剧目达30多种。元代至治年间出现了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元末明初罗贯中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据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称“嘉靖本”，本书24卷。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辨正史事、增删文字，修改成今日通行的120回本《三国演义》。
罗贯中1330年一1400年之间，名本，号湖海散人，明代通俗小说家。他的籍贯一说是太原今山西，一说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不可确考。据传说，罗贯中曾充任过元末农民起义军张士诚的幕客．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他还创作有《隋唐志传》等通俗小说和《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戏剧。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今天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辩证的认识。尊刘反曹是民间传说的主要倾向，在罗贯中时代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
《三国演义》刻划了近200个人物形象，其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等人。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贤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具有近世济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作者还赋予他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曹操是一位奸雄，他生活的信条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既有雄才大略，又残暴奸诈，是一个政治野心家阴谋家这与历史上的真曹操是不可混同的。关羽“威猛刚毅”、“义重如山”。但他的义气是以个人恩怨为前提的，并非国家民族之大义。刘备被作者塑造成为仁民爱物、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君典型。
《三国演义》描写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构思宏伟，手法多样，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场场刀光血影的战争场面。其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战争的描写波澜起伏、跌宕跳跃，读来惊心动魄。
全书的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简洁明快，气势充沛，生动活泼。
《三国演义》带来我国历史小说创作的热潮，它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在我国已家喻户晓，妇而皆知。
《三国演义》的版本很多，主要有：明弘治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文字粗朴，内容平易；《三国志演义》，清毛宗岗增删评点本，约成书于康熙初年，该本在社会上流传最为广泛。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重印出版。
梗概
《三国演义》以各统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为内容；以蜀和魏的矛盾为主要线索开展全书情节，塑造了一大批王侯将相和政治、军事、外交上的英杰人物。其中主要的人物是诸葛亮、曹操和关羽。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是智慧的化身。在民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有这样一句俗话：“三个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足见他影响之深广。自诸葛亮初出茅庐之始，便立刻成为蜀汉——刘备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刘备曾说，得到诸葛亮“如鱼得水”，不仅对他言听计从，而且付以几乎全部的军中大事，在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实际上上成为蜀国的最高决策人。诸葛亮为报答刘备三顾茅庐之恩，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诸葛亮身上，集聚了许多政治家的美德和超人的智慧。他的智多谋更为人们津津乐道。像博望坡用兵，草船借箭。不仅如此，他还能随机应变，如“空城计”的运用。总之，诸葛亮是中国老百姓人人喜爱的人物。
《三国演义》全书通过错综复杂的预选斗争，提示了宫迁内部、集团与集团之间，同一集团的不同势力之间，以权术和机变为手段的政治斗争，以利欲和霸权为目标的军事争夺，再现了三国时期动荡不安的现实。书中描写了数百次大大小小的战争，描写的特点是侧重于表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战略战术的运用。赤壁之战是该书描写的十分出色的一次战争。
在赤壁之战中，周瑜、诸葛亮等人正确地分析了敌我双方形势，通过反间计、连环计、苦肉计等一系列有步骤、有计划的行动、，将己方的优势予以充分发挥，同时又巧妙而正确地确定和运用火攻等战术，最终以弱胜强击败了强大之敌。反观曹操一方，自恃兵力雄厚，目空一切，骄傲自大，盲目轻敌，决策指挥一错再错，使自己的优势逐步丧失，最终遭致惨败。
《三国演义》还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集团和派别，为达到一己私利，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使尽阴谋诡计，广泛地运用谋略权术，进行了激烈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这，贯穿全书的始终。
孙权为从刘备手中取回荆州，不惜以自己的亲妹妹为诱饵，使用“招亲”把戏，企图将刘备“赚来南徐……幽囚于狱中，却使人去讨荆州抽刘备”。此计被识破后，又谎称“国太病重”，欺骗孙夫人携带刘备幼子阿斗返回东吴，企图以阿斗为人质交换荆州。在关羽失荆州死亡之后，孙刘联盟破裂，孙权惟恐刘备起兵报复，遂派使臣送一封信给曹操，孙权在信中奉承曹操说：“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群下纳土归降矣。”孙权劝曹操废汉称帝的企图有二：一是可以引起刘备及其他拥护汉室势力群起反对曹操；二是转移刘备对东吴夺荆州、杀关羽一事的注意，用心十分险恶。难怪曹操说：“这小子想把我放在火炉上烧烤吗？”却使以仁义取天下的刘备也极善于玩弄谋略，当吕布被曹操俘获时，曹操询问刘备如何处置，刘备帮作沉思，随后提醒曹操说：“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致使刘关张三人合力方可击败的吕布顿时殒命。曹操煮酒论英雄时，他假托闻雷失箸，以掩饰自己的失态，竟然瞒过了一代奸雄曹操。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奋力救回幼主阿斗，刘备竟当赵子龙面掷阿斗于地，正如民间歇后语所说：“刘备摔阿斗——收买人心。”
鉴赏与评析
《三国演义》不仅是较早的一部历史小说，而且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小说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又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造上。小说最擅长描写战争，并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注意描写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辅助手段，使紧张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合作、诸葛亮、周瑜之间的矛盾，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准备等等，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在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或周围环境，表现其思想性格。如曹操的奸诈，一举一动都似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外不带有天真、莽撞的色彩；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可以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张飞“威震长坂桥”、“赵云”单骑救幼主”、诸葛亮“七擒孟获”、“空城计吓退司马懿”等更是流传极广的篇章。
《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1.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四百多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2.它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最为出色。对于决定三国兴亡的几次关键性的大战役，作者总是着力描写，并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3.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4.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鲁迅先生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
《三国演义》是古代历史小说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它广泛流传，魅力无穷，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人民生活中都有着难以估量的深影响。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性格与《三国志》中的人物真实性格也是有很大差距的。现举几个人物说明。
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刘备：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但他“折而不挠，终不为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描写成“仁”的代表，汉室皇权正统的继承者，因而对刘备的仁爱、宽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但在突出其“仁爱”时却又落入了“无能”一面，给人以“无能”和“虚伪”的感觉。电视剧中的刘备常常以泪洗面，哭与泪虽然表现了刘备的“仁”，但又给人以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印象，扭曲了刘备是“枭雄”、“人杰”的真实形象。
关羽：历史上的关羽为“万人之敌”一虎将，傲上而不悔下，恩怨分明，以信义著称，但“刚而自矜”，勇猛有余，智略不足。马超投降刘备后，封为平西将军。时关羽督荆州，修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答信时，称马超虽为一世之杰，但不如关羽的“绝伦逸群”，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是典型的有勇少谋的武将性格。但在《三国演义》中，因为他是刘备阵营中的人，又有讲信义的特点，所以，就被塑造成“义”的化身。他跟随刘备，不避艰险。下邳被俘，投降曹操，但心系刘备，只是有感于曹操待他甚厚，因而在离曹归刘前为曹操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解白马之围。但是《三国演义》中写关羽下邳投降时相约三事、曹操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厚礼待他等却是子虚乌有。总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是不惜笔墨，把关羽刻画成“义重如山之人”，因而其形象也被严重的扭曲了。
曹操：历史上的曹操性格非常复杂，陈寿认为曹操在三国历史上“明略最优”，“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生活节俭，不好华服。与人议论，谈笑风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但是，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品德中这些好的方面被忽略了，而对他残忍、奸诈的一面又夸大了。因此，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奸诈、残忍、任性、多疑的反面人物典型。
周瑜：历史上的周瑜“性度恢廓”，谦让服人，有“雅量高致”。刘备称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孙权则赞他有“王佐之资”。但在《三国演义》中，周瑜成了诸葛亮的垫底人物。写周瑜，是为了抬高诸葛亮。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气量狭小，智谋也总是逊诸葛亮一筹，根本不像苏轼所歌颂的周瑜“雄姿英发”，是“千古风流人物”。
鲁肃：如果说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的性格、形象虽被扭曲，但多少还有些根据的话，那么，鲁肃这个人在《三国演义》中除了名字外几乎就全是杜撰了。历史上的鲁肃“虽在军阵，手不释卷”，“思度宏远”，“有过人之明”。他初见孙权，就提出了建国方针：鼎足江东，北拒曹操，待机剿除黄祖，进发刘表，竟长江而有之，然后建号称帝以图天下。这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有相似之处。曹操大军南征荆州时，孙权部属都主降，唯独鲁肃主张抗曹，劝孙权召回周瑜，共商战守大计。赤壁战后，他又力主扶刘抗曹。在东吴历史上，鲁肃实为诸葛亮式人物，孙权对他也极为欣赏。吴国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上是按照鲁肃提出的政略、战略方针进行的。但在《三国演义》中，鲁肃成了诸葛亮与周瑜两人智斗的牺牲品，被愚弄、受欺侮的典型。
歇后语
·曹操下江南--来得凶，败得惨 ·张飞扔鸡毛--有劲难使 ·诸葛亮征孟获--收收放放
·曹操吃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张飞使计谋--粗中有细 ·诸葛亮弹琴--计上心来
·曹操遇蒋干--倒了大霉 ·张飞贩私盐--谁敢检查 ·诸葛亮的鹅毛扇--神妙莫测
·曹操作事--干干净净 ·张飞卖秤锤--人强货硬 ·诸葛亮三气周瑜--略施小技
·曹操杀华佗--讳疾忌医 ·张飞卖肉--光说不割 ·诸葛亮借箭--有借无还
·曹操用计--又奸又滑 ·张飞战关公--忘了旧情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顾全大局
·曹操战宛城--大败而逃 ·张飞吃豆芽--一盘小莱 ·诸葛亮要丑妻--为事业着想
·曹操杀吕伯奢--将错就错 ·张飞妈妈姓吴--(吴氏)无事生非 ·诸葛亮招亲--才重于貌
·曹操败走华客道--不出所料 ·张飞抓耪子--大眼瞪小眼 ·诸葛亮用兵--神出鬼没
·曹操败走华容道--走对了路子 ·张飞绣花--粗中有细 ·诸葛亮的锦羹--神机妙算
·曹操诸葛亮--脾气不一样
（比喻人不同，性格也不相同） ·张飞穿针--粗中有细 ·诸葛亮隆中对策--有先见之明
·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 ·草船借箭--多多益善
·阿斗当皇帝--软弱无能 ·关公开凤眼--要杀人 ·草船借箭--坐享其成
·董卓戏貂蝉--死在花下 ·关羽卖肉--没人敢来 ·草船借箭--满载而归
·貂蝉唱歌--有声有色 ·关云长卖豆腐--人硬货不硬 ·诸葛亮草船借箭--用的是疑兵计
·对着张飞骂刘备--找气惹 ·关帝庙求子--踏错了门 ·诸葛亮草船借箭--有把握
·蒋干盗书--上了大当 ·关公射黄忠--手下留情 ·诸葛亮吊孝--装模作样
·鲁肃宴请关云长--暗藏杀机 ·关公照镜子--自觉脸红 ·诸葛亮吊孝--不是真心
·吕布见貂蝉--迷上了 ·关公喝酒--不怕脸红 ·诸葛亮用空城计--不得已
·东吴招亲--弄假成真 ·关云长走麦城--大难临头 ·诸葛亮唱空城计--没办法
·司马懿破八卦阵--不懂装懂 ·关帝庙夫人--慌了神 ·诸葛亮当军师--名副其实
·周瑜讨荆州--费力不讨好 ·关帝庙里拜观音--找错了门 ·诸葛亮当军师--办法多
·鲁肃讨荆州--空手而去，空手而回 ·关帝庙里挂观音像--名不符实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比喻人多智慧多，有事情大
家商量，能想出好办法来）
·吃曹操的饭，想刘备的事
--人在心不在 ·关胜战李遣--大刀阔斧
·关云长刮骨疗毒--全无痛苦之色
·董卓进京--来者不善 ·关云长刮骨疗毒--若无其事 ·刘备三上卧龙岗--就请你这个
诸葛亮（比喻请的就是你）
·董卓进京--不怀好意 ·关云长刮骨下棋--若无其事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关公进曹营--单刀直入 ·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
（比喻来之不易）
·周喻打黄盖--装样子 ·关公赴会--单刀直入
（比喻直截了当，不绕弯子）
·周瑜打黄盖--两相情愿
三国成语
一手包办
【出处】三国志魏志典韦传：「韦一手建之」
一举两得
【出处】三国志魏志臧洪传：「将以安社稷，一举两得。」
一臂之力
【出处】三国演义第二十回：「愿助兄一臂之力，共诛国贼。」
一亲芳泽
【出处】曹植洛神赋：「芳泽无加，铅华无御。」
七步成诗
【出处】世说新语文学：「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三顾茅庐
【出处】诸葛亮前出师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下笔成章
【出处】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
不出所料
【出处】三国演义第三十一回：「丰在遇中闻主公兵败，抚掌大笑曰：『固不出吾之所料。』」
不由分说
【出处】三国演义第十三回：「李傕随后掩杀，郭汜兵退，车驾冒险出城，不由分说，竟拥到李傕营中。」
不知所云
【出处】诸葛亮前出师表：「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不容偏废
【出处】三国志蜀志魏延传：「不忍有所偏废。」
乘虚而入
【出处】魏志袁绍传：「将军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
五内如焚
【出处】蔡琰悲愤诗：「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
人生如寄
【出处】魏文帝善哉行：「人生如寄，多忧何为？」曹植仙人篇：「俯观五岳间，人生如寄居。」
仰人鼻息
【出处】后汉书袁绍传：「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鼓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
伯仲之间
【出处】曹丕典论：「傅说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
位极人臣
【出处】吴志孙綝传：「因缘肺腑，位极人臣。」
作奸犯科
【出处】诸葛亮前出师表：「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
偃旗息鼓
【出处】三国志蜀志赵云传注：「偃旗息鼓，曹军疑有伏兵，引去。
出言不逊
【出处】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此人出言不逊，何不杀之。」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出处】三国演义第一回：「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初出茅庐
【出处】据三国演义所载，诸葛亮初出茅庐，佐刘备用兵，观与张飞不服，行事诸多困难。
刮目相待
【出处】三国志吴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肃附蒙背曰：『吾谓大弟但非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危在旦夕
【出处】三国演义第二回：「天下危在旦夕，陛下尚自与阉宦共饮耶？」
危急存亡之秋
【出处】诸葛亮前出师表：「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出处】司马昭在曹髦在位时，为大将军，专管国政，自封为相国，不久封为晋公，昭还假装不接受。髦很生气地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名不虚传
【出处】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兵精粮足，名不虚传。」
同符合契
【出处】三国志吴志孙传注：「一与君同符合契，有永固之分。」
吴下阿蒙
【出处】三国志吴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肃附蒙背曰：『吾谓大弟但非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敝帚千金
【出处】曹丕?典论论文：「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见自见之患也。」
廊庙之器
【出处】三国志蜀志许靖传：「虽行事举动，未悉允当，蒋济以为大较有廊庙之器也。」
才高八斗
【出处】南史谢灵运传：「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享一斗。」
手不释卷
【出处】曹丕自叙：「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
指日可待
【出处】诸葛亮出师表：「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探囊取物
【出处】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我向曾文云长言，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
文思泉涌
【出处】文选曹植王仲宣诔：「文若春华，思若涌泉。」
旦夕之危
【出处】三国志蜀志孟光传：「旦夕之危，倒悬之急。」
明眸善睐
【出处】文选曹植洛神赋：「明眸善睐，靥辅承权。」
月明星稀
【出处】文选魏武帝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土崩鱼烂
【出处】陈琳?与魏文帝书：「焉肯土崩鱼烂哉！」
如入无人之境
【出处】三国演义第七回：「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
如鱼得水
【出处】三国志诸葛亮传：「先主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妄自菲薄
【出处】诸葛亮?出师表：「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意，以塞忠谏之路也。」
孑然一生
【出处】三国志吴志陆瑁传：「孑然无所凭赖。」
对酒当歌
【出处】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屈指可数
【出处】三国志魏志张合传：「屈指计亮粮，不至十日。」
周郎顾曲
【出处】三国志吴志周瑜传：「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顾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呼风唤雨
【出处】三国演义第一回：「角得此书，晓夜攻习，能呼风唤雨。」
品头论足
【出处】三国志魏志何晏传注：「晏方用事，自以为一时才俊，常为名士品目。」
回肠荡气
【出处】魏文帝大墙上蒿行：「感心动耳，荡气回肠。」
品评历史演义，感受三国风云——《三国演义》读后感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提起这首词，人们都会想到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全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明代文学家罗贯中编著而成的。由题目可知，这部小说是依据《三国志》写的，但是不向正史那样庄重，而是古代的白话文小说。与《三国志》相比，《三国演义》变得艺术性更强了。下面，我就从几个方面来点评一下这部66万字的名著。
一、真实与虚构
演义与正史的最大区别就是，演义不是全部真实的，演义是小说。人人都说《三国演义》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确是这样。但是虚构，使用艺术的手法进行虚构，而不是随便那段史实就可以拿来虚构的。比如，关公温酒斩华雄，史书上并没有写这件事。又如，关于单刀赴会见鲁肃，史书上写的是鲁肃单刀赴会见关羽。类似的例子当然是数不胜数。读过之后，稍做分析，可知这些虚构的情节，大部分是为小说描述的一个个人物作铺垫的。因为，如果仅仅是象正史中所说的塑造真实的人物，有些人物就和作者的政治思想观相违背了。而且，作者在虚构的同时，还注意到了情节的合理性、连贯性，而不是生硬的去虚构，这也就是为什么读过之后，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总之，作者在这方面的写作是相当成功的，而且这些情节也表现了作者的一部分主观愿望。
二、神化与丑化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并不完全是真实人物，而是正史经过加工后的人物，这其中就有被神化的人物和被丑化的人物。
被神化的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诸葛亮和关羽了。诸葛亮被神化的地方是“未卜先知”，关羽被神化的地方则是“忠”“义”。下面，我想简单比较一下作者为什么着重的神化这两个人。
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认为三国之中蜀汉是正统。而朱熹以前的观点，从陈寿开始大部分都是以曹魏为正统。自朱熹之后，君王、大臣、百姓也开始接受朱熹的观点，原因就是这种观点是符合儒家思想，并能被统治阶级所接受的。罗贯中也是同意朱熹的观点的。所以他神化的人物大多是忠于“汉室”的。这其中，作者又把诸葛亮写成了“智”的化身，把关羽写成了“忠”“义”的化身。这也就是为什么受《三国演义》的影响，道光年间的统治者曾给关羽长达三十余字的谥号了。
至于丑化，基本是对神化而言的。比如周瑜，历史上是英雄早逝，《三国演义》却把他描述成了一个忌贤妒能的人。丑化大部分都是为神化作映衬的。
三、人物与线索
《三国演义》的一大成功便是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比如：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忠肝义胆的关羽、粗中有细的张飞、忠厚老实的刘备、勇谋兼备的赵云、狡诈多疑的曹操、忌贤妒能的周瑜、恃才狂傲的祢衡等等。而作者正是用对细节的刻画，来体现人物鲜明的特点。如，写张飞，第七十回中，作者对张飞使了一个小心眼智败张郃的战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与描写，与此同时又加入了一段诸葛亮与刘备的对话，更显出了诸葛亮的智谋高超。
《三国演义》能够把繁多的人物以及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处理的恰到好处，就是因为作者在用笔上不仅有实写、虚写、详写、略写、插叙、倒叙，还有作者采用了沿线索来记叙的文学手法。《三国演义》的主线索就是蜀汉政权的建立以及灭亡直至三分归晋的过程，其中有穿插有支线索。如，赤壁之战时期，作者是从刘备、孙权、曹操三条线索来展开叙述的。而这三条线索有互有联系，不会在一个章节之中只叙述一条或两条线索，这样交织进行，就会让读者感到很连贯，而不是只读一条线索的冗长与乏味。
四、封建与王道
《三国演义》中表现的一个政治思想观就是倡导典型的儒家思想——王道与仁政。《三国演义》中的一大部分虚构故事情节都是为了表现这种思想。正是如此，作者才大胆的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忠”“义”的艺术形象。
首先是诸葛亮。《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诸葛亮，是“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是作者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
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然而，他之所以具有这些优势，就是因为它重视实践。如，在曹操攻占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操必败，正是因为诸葛亮在战争之前就已经对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弱点作了比较的缘故。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空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我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料知司马懿了解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然而，在更多的章节中，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如，诸葛亮的几次“夜观天相”，几次“锦囊妙计”。而在“七星坛祭风”，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类似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
关羽也是《三国演义》中着力描写的人物。在作者的笔下，关羽也从《三国志》中的一名与赵云、黄忠地位相同的武将，变成了《三国演义》中勇猛忠义的大英雄。《三国演义》如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了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三国演义》后，关羽就成为完全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关羽在民间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广。明、清的统治者曾经几次封其为“大帝”，到处为其立庙。这就清楚的说明，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
此外，也是为了提倡为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作者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写姜维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写孙夫人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节烈”。由此可知，《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
五、诗词与歌赋
《三国演义》的另一大成功便是引入了大量的诗词歌赋，虽然数量比《红楼梦》中要少，但是其中不乏精品之作。一部分诗词是为了表达情感而引入的，另一部分则是出现在人物的吟唱中或笔下。如，“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第三十七回），此乃文中诸葛亮所作。又如，“曹操奸雄不可当，一时诡计中周郎……”（第四十五回），此乃后人叹曹操中计误杀蔡瑁、张允之事。篇头词“临江仙”，气势磅礴，让读者感到一股浩然之气；读过之后，更有一种意犹未尽、引人入胜的感觉。篇尾诗“古风”，则把三国一个世纪的兴衰成败、长达66万字的文字概括成仅300余字的长篇叙事诗。虽然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它却像一片押韵的后记一般，带领读者重温三国风云。其最后几句，更是引发了作者对历史的思考与认识：“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想。
总而言之，《三国演义》可以说是四大名著中仅次于《红楼梦》的精品小说。虽然其中有些思想值得我们去探讨，但是它留给中华民族的意义是深远的。
三英战吕布的故事情节
却说八路诸侯连输数阵，申报袁绍。曹操曰：“吕布英雄，天下无敌，可会十八路诸侯一齐商议，共擒吕布。若诛了吕布，董卓易哉。”正议之间，有人来报吕布搦战，绍令八路诸侯攻吕布，布径冲公孙瓒。瓒自挥铁槊，直迎吕布。布睁目大叫，挥戟来战。战两合，瓒拨回马，速慌而走，吕布纵赤兔马赶来。那马行千里，飞走如风。看看赶上公孙瓒，布举画戟望后心便刺。旁边一将，圆睁环眼，倒竖虎须，挺丈八矛，飞马大叫：“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张飞在此！”吕布见了，弃了公孙瓒，便战张飞。飞抖搜神威，酣战吕布。八路诸侯见张飞渐渐枪法散乱，吕布越添精神。张飞性起，大喊一声。云长把马一拍，舞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来夹攻吕布。三匹马丁字儿厮杀，又战到三十合，两员将战不倒吕布。刘玄德看了，心中暗想：“我不下手，更待何时！”掣双股剑，骤黄骠马，刺斜里去砍。这三个围住吕布，转灯儿般厮杀，八路人马都看呆了。吕布架隔遮拦不定，看玄德面上刺一戟，玄德急闪，吕布荡开阵角，倒拖画戟，飞马便走。三个那里肯舍，拍马赶来，八路军兵喊声大震，一齐掩杀。吕布军望关上奔走，玄德、关、张随后跟定吕布。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但是，唐朝房玄龄等奉诏撰写的《晋书·陈寿传》，在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说“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晋书·陈寿传》关于陈寿索米的这条史料，只有少数几位史学家如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刘知几等相信，而多数的史学家则认为这条史料不合事实，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书》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指出：《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定《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由此可见，《晋书》贬陈寿之说，实为不实之词，不可尽信。
然而，《三国志》也有其不足之处，不可不注意。在叙事时，除了在某些人的纪和传中有矛盾之处外，其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曹魏和司马氏多有回护、溢美之词，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批评。另外，全书只有纪和传，而无志和表，这是一大缺欠。
《三国志》成书之后，由于叙事过于简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时，著名史学家裴松之便为其作注，又增补了大量材料。
裴松之（372—451年），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他为之作补注。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他注《三国志》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正如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失，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我们在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
魏、蜀、吴三书，原是各自为书，一直到北宋才合而为一，改称《三国志》。
廖化（大约公元190年？—公元264年），襄阳人，字元俭，本名淳，早年投靠刘备，曾经在关羽的手下作过主簿，一直跟随关羽镇守荆州。关羽被杀后，荆州落入东吴之手，廖化不得已投降了东吴。后来，廖化做出了一个同关羽一样千里走单骑的的精彩故事：廖化忠心于刘备，一心重回刘备身边，想出了诈死的计策，居然还计谋得逞，并骗过了所有的人，带上自己的母亲躲开吴兵的追捕，日夜兼程，赶往益州，终于在秭归遇上了东征伐吴的先主刘备。刘备见到廖化后非常高兴。立刻任命廖化为宜都太守。
《三国志·廖化传》记载：“廖化字元俭，本名淳，襄阳人也。为前将军关羽主簿，羽败，属吴。思归先主，乃诈死。时人谓为信然，因携持老母昼夜西行。会先主东征。遇于秭归。先主大悦，以化为宜都太守。先主薨，为丞相参军，后为督广武，稍迁至右车骑将军，假节，领并州刺史，封中乡侯，以果烈称。官位与张翼齐，而在宗预之右。咸熙元年春，化、预俱内徙洛阳，道病卒。”
关于廖化的事迹，《三国志》等史书的记载并不多，《三国演义》则对廖化作了较多的发挥。从《三国演义》对廖化事迹的描述：随关羽北伐时的一马当先、冲锋陷阵；失荆州走麦城时的奋不顾身、单骑突围；面对刘封见死不救时的叩头出血、大恸告求；上方谷单骑追司马懿时的威风凛凛、勇猛直前；辅姜维九伐中原时的尽忠竭力、勤勤恳恳，可看出作者对廖化本人的描写：本人并不具备显赫的才能，也不见其卓绝的功绩，但为蜀汉的事业付出了终生心血，体现了其忠贞不渝的可贵的品格。
廖化是蜀国后期将领，以勇敢果断著称。廖化最初为关羽主簿，兵败被吴国俘虏，但用计逃回，随刘备伐吴。后任广武督、阴平太守，多次参与北伐活动，晚年因功升至右车骑将军，随姜维防御魏将邓艾、钟会伐蜀。蜀国灭亡后，廖化被徙往洛阳，于半道病逝，享年七十余岁。
廖化本名廖淳，沔南冠族世家出身。
[219年]，蜀将前将军关羽兵败被杀，当时廖化任关羽主簿，也被吴国捕获。廖化思念蜀主刘备，于是诈死，当时人都相信了。廖化则带着老母昼夜西行，奔赴蜀国。
[221年]，刘备伐吴，在秭归遇到廖化。刘备很高兴，让廖化为宜都太守，跟随伐吴。
[223年]，伐吴失败，刘备病逝于白帝城，后主刘禅即位。廖化升任丞相参军，后来为广武督，又当过阴平太守，多次参与北伐行动。
[238年]，廖化攻守善羌侯宕蕈营，魏雍州刺史郭淮派兵救援，廖化击破南安太守游奕，射杀广魏太守王赟。
[248年]，凉州羌胡叛魏来降，廖化随姜维率军西迎，于成重山筑城留守，抵抗郭淮进攻，迎回胡王治无戴等部落。
[259年]，廖化升任右车骑将军，假节，领并州刺史，封中乡侯。
[263年]，魏将邓艾、钟会伐蜀，廖化同张翼、董厥等人率军前去抵抗。廖化前往沓中增援姜维，继而与姜维一同退守剑阁。后来，诸葛瞻被邓艾破于绵竹，廖化等人随姜维绕道退向成都，但在半路上就得到了后主刘禅投降的敕令。
[264年]，廖化被徙往洛阳，于半道病逝。
以上资料取材于《三国志》、《襄阳耆旧记》
多少年来，人们在形容一种情势的无奈时，往往用一句话来概括：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 这句话，含义多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句话的语素中，含有强烈的、明确的无奈因素。说白了，是否可以理解成为：这个蜀国真的找不出人来了吗！怎么连廖化这样的居然也当上先锋官了？！ 那么，廖化在三国风云中到底是何等样人？是不是真的如此的不值一提？为弄清这一点，我对比史书和小说，找到了一些资料，对于廖化有了一点新的认识，在此仅对众“三国”迷们发表一点浅见。 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对于廖化记述的很简单，只是寥寥百余字：
廖化，字元俭，本名淳，襄阳人也。为前将军关羽主簿，羽败，属吴。思归先主，乃诈死。时人谓为信然，因携持老母昼夜西行。会先主东征。遇于秭归。先主大悦，以化为宜都太守。先主薨，为丞相参军。后为督广武，稍迁至右车骑将军。假节，领并州刺史，封中乡侯，以果烈称。官位与张冀齐，而在宗预之右。咸熙元年春，化、预俱内徙洛阳道病卒。 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廖化的形象丰满了，多次出现在我们面前：
……且说关公来赶车仗。约行三十里，却只不见。云长心慌，纵马四下寻之。忽见山头一人，高叫：“关将军且住！”云长举目视之，只见一少年，黄巾锦衣，持枪跨马，马项下悬着首级一颗，引百余步卒，飞奔前来。公问曰：“汝何人也？”少年弃枪下马，拜伏于地。云长恐是诈，勒马持刀问曰：“壮士，愿通姓名。”答曰：“吾本襄阳人，姓廖，名化，字元俭。因世乱流落江湖，聚众五百余人，劫掠为生。恰才同伴杜远下山巡哨，误将两夫人劫掠上山。吾问从者，知是大汉刘皇叔夫人，且闻将军护送在此，吾即欲送下山来。杜远出言不逊，被某杀之。今献头与将军请罪……关公听言，乃拜谢廖化。廖化欲以部下人送关公。关公寻思此人终是黄巾余党，未可作伴，乃谢却之。廖化又拜送金帛，关公亦不受。廖化拜别，自引人伴投山谷中去了……（第二十七回） ……玄德曰：“吾与庞士元、黄忠、魏延前往西川；军师可与关云长、张翼德、赵子龙守荆州。”孔明应允。于是孔明总守荆州；关公拒襄阳要路，当青泥隘口；张飞领四郡巡江，赵云屯江陵，镇公安。玄德令黄忠为前部，魏延为后军，玄德自与刘封、关平在中军。庞统为军师，马步兵五万，起程西行。临行时，忽廖化引一军来降，玄德便教廖化辅佐云长以拒曹操……（第六十回） ……云长便令廖化为先锋，关平为副将，自总中军，马良、伊籍为参谋，一同征进……（第七十三回） ……杀至三更，正东上喊声连天，乃是关平、廖化分两路兵杀入重围，救出关公。关平告曰：“军心乱矣，必得城池暂屯，以待援兵。麦城虽小，足可屯扎。”关公从之……公问曰：“谁敢突围而出，往上庸求救？”廖化曰：“某愿往。”……（第七十六回） ……汉中王闻之，大惊，即与文武商议曰：“曹操已死，曹丕继位，威逼天子，更甚于操。东吴孙权，拱手称臣。孤欲先伐东吴，以报云长之仇；次讨中原，以除乱贼。”言未毕，廖化出班，哭拜于地曰：“关公父子遇害，实刘封、孟达之罪。乞诛此二贼。”玄德便欲遣人擒之……（第七十九回） ……却说司马懿被张翼、廖化一阵杀败，匹马单枪，望密林间而走。张翼收住后军，廖化当先追赶。看看赶上，懿着慌，绕树而转。化一刀砍去，正砍在树上；及拔出刀时，懿已走出林外。廖化随后赶出，却不知去向……（第一百三回） ……却说姜维传令退兵，廖化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虽有诏，未可动也。”张翼曰：“蜀人为大将军连年动兵，皆有怨望；不如乘此得胜之时，收回人马，以安民心，再作良图。”维曰：“善。”遂令各军依法而退。命廖化、张翼断后，以防魏兵追袭……（第一百十四回） ……却说辅国大将军董厥，闻魏兵十余路入境，乃引二万兵守住剑阁；当日望尘头大起，疑是魏兵，急引军把住关口。董厥自临军前视之，乃姜维、廖化、张翼也……（第一百十七回） ……乃迁后主赴洛阳。止有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郎却正等数人跟随。廖化、董厥皆托病不起，后皆忧死……（第一百十九回） 从上面的记叙，我们看到：
廖化的首次出现，是在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时候。
此时，该是官渡之战前后，那时，廖化还只是个落草为寇的少年将军，算来年纪也就十六、七岁。
廖化归于刘备帐下是在刘备进川的路上，演义对于廖化来归只用了简单数语，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国良先生的《三国志评话》则对此做了细致的描写，大意是——
曹操得知刘备进川，派徐晃等将假冒黄巾余党伏兵于宜都道，夜劫汉营，刘备措不及防单骑而走，在腾龙山下遇到五位占山的大王，杀退曹军，这五位在三国中均较为有名，即：廖化、王甫、赵累、丁立、白寿。
廖化、王甫、赵累回荆州成为关羽部下；丁立、白寿随刘备进川，后来，在诸葛亮的《出师表》中专门提到此二人。刘备进川在211年，孔明此时30岁，此时的廖化该是二十七、八岁左右的青年。 在诸葛亮的南征六次北伐中，廖化出场不是很多，我想可能是因为赵云、魏延、张苞、关兴、王平、马岱、吴班等大将尚在的缘故。在“五丈原”诸葛亮去世前的一场大战中，廖化单骑追司马，后者被杀得丢盔弃甲，算算，这时的廖化已经是五十岁的中年人了。 诸葛亮死后，姜维九伐中原，作为诸葛亮的旧将，姜维手下，不过廖化、张翼、张嶷等几人了，廖化做为复兴汉业的中坚力量，奋战在北伐的前线，直到蜀国灭亡。 蜀汉建国共43年，先主二年，后主四十一年，那么，蜀国灭亡时的廖化早已是鬓似雪、眉如霜八十多岁的老将军。 廖化的身份、才能、武艺与刘备手下的许多将领，如关、张、赵、马、黄、魏延、关平等等是无法相比的。他既不是刘备起兵时的老部下，也不是身名显赫的将军；他既没有出众的统兵才能，也没有卓绝的武功业绩。那么，是甚么让普普通通的廖化为蜀汉的事业付出了整个一生？我想，那就是做为一个人最为可贵的品质---始终不渝的忠诚！ 做为关羽的先锋官，在北伐的过程中，廖化一马当先、冲锋陷阵；关羽败守麦城，他单骑突阵赴上庸求救，面对刘封、孟达的见死不救，他痛哭失声、叩头出血；刘备伐吴，廖化力陈刘、孟二人的罪恶，指出造成关羽遇害的祸首。 关于荆州丢失后的廖化，《三国志》的记载则是这样的：关羽败亡后，廖化隐姓埋名被迫归属了吴国，日日想着回归先主，于是假称死亡，携奉老母昼夜向西，正好在秭归遇到东征的刘备，重新回到蜀营。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看到廖化的品格。 由此，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廖化是三国中经历了魏、蜀、吴整个兴衰过程极少数人中的一个；
他对关羽、对刘备的感情发自内心，情真意切；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原来历史上的廖化作先锋和后世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在蜀国亡国的前夕，就因为后主刘禅把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派上战场，能说明在蜀国没有什么人材吗？看来这个成语有点不妥。从廖化的年龄看，这还有点老骥伏枥的味道，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将廉颇有相似的地方，是值得称赞的一件事情，“廖化作先锋”和“蜀中无大将“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至于后世者常常以此来指责诸葛亮，看来是有点搞错方向了：如果说是因为廖化无能的话，从史料看，廖化还是有一定能力的，只不过没有姜维、夏侯霸那么出名；如果说是指廖化七十多岁还要被指派上阵杀敌，那和诸葛亮也没什么关系，这是刘禅的决定，这时候的诸葛亮已经死了29年了，而且这时候的廖化只是年老，却并非无能；如果说这是由于诸葛亮对蜀汉人才的培养不够，造成后来老廖化作先锋的话，更是有点牵强，又不是诸葛亮死后蜀汉就灭亡了，中间还隔着蒋琬、费祎等几代领导集体，单纯把责任都推到诸葛亮身上，有欠公允。以笔者看，象廖化这样的忠勇仁孝之士，又有领兵作战的经验，就算到了七十岁刘禅还会用他去作先锋，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也没准还是这个忠臣孝子自己自告奋勇、主动请战的呢。“廖化作先锋”只是个案，不用联想的太多。
我想，能不能这样理解：它所叹息的绝不是廖化的平庸与无能，而是在叹息----廖化这样的忠臣勇将已经是太少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