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阊门移民迁徙路线示意图 制图：李慧丹
阊门雄姿 摄影 王亭川
编者按
历时半年，我们完成了行程6000多公里的“阊门寻根”新闻行动。600多年前，刚刚建国的大明王朝，为何要发起大规模的移民，将江南数十万百姓强制迁往江北？而苏州阊门，何以成为来自苏松杭嘉湖五府的移民后裔们心目中共同的“根”？江南移民和他们的后裔们，又如何在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江淮平原上立稳脚跟、开枝散叶？600多年间，他们对当地的经济文化作出了怎样的贡献？今天起，“阊门寻根记”系列报道将陆续与读者见面。跟随晚报的“发现之旅”，一起去探索迷失的历史真相。
在扬州、泰州、淮安、盐城等地区，几乎所有的当地人都会把睡觉叫作“上苏州”或“上虎丘”。
同样，在这些地方大概有70%以上的居民，自称祖先在元末明初来自苏州阊门，他们之所以把睡觉叫作“上苏州”，是因为希望能梦回故土。
为什么江淮地区上千万人异口同声地说自己的“根”在苏州，而且精确到了一座城门？
在《明实录》和《明史》等官方资料中，没有找到确切答案。
历史的疑云，就这样在阊门的上空笼罩了600多年；阊门，承载着太多太多的乡愁。
迷雾重重的“洪武赶散”
曹树基教授，中国移民史权威学者、上海交大历史系主任。
1980年代，曹树基研究长江中下游地区移民史，他在苏北地区的10个县范围内展开了调查，结果让他吃惊：大丰发现的18种族谱中，有14种明确记载祖先于元末明初从苏州阊门迁入；宝应的“朱刘乔王”四大望族，皆自称是明初从苏州迁入的；民国《泗阳县志》记载，县内的席、唐、吴、朱四族，明初分别从苏州的东洞庭山、昆山、吴县枫桥等地迁入……“在纵横数百公里的范围内，大批的苏北人异口同声地说祖先来自苏州，这决不可能是集体臆想造假，我们可以推定，这些移民们即使不全是来自苏州，那至少也是来自苏州周边的江南地区，”曹树基说。
那么，为什么在元末明初，会有大批的江南百姓迁往江北？
苏北民间流传着各种神秘的说法——
有的说，当时江南有一种大马蜂（影射朱元璋，传说中他是麻子）蜇人，人被蜇即死，只有逃到江北才能避灾；有的说，明初在苏州阊门一带突然出现很多红头苍蝇，见人就叮，叮了就死，百姓纷纷逃往江北避难。有描述移民行进途中情景的，如说船行至江中，有江猪（谐“朱”）要吃人，常常将船掀翻，多亏船神保佑才顺利渡江，但江猪不死心，就在北岸挖掘，导致长江北岸的江堤经常坍塌。还有说移民后裔的两脚小趾甲有破痕或是灰趾甲等……
民间对明初这次大规模迁徙事件的称谓，通常是“洪武赶散”，或者“红巾赶散”，二者都和明太祖朱元璋有着直接联系：“洪武”是其年号；而“红巾”，则是他起兵反元的武装旗号。
但是，无论哪种说法，都没有对这场大规模移民的起因作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官方史料中，学者们也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起因：朱元璋报复张士诚？
学者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场官方组织的移民，而且是由皇帝直接下令进行的，“赶散”一词，则说明了移民的强制性。
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十四引凌兰孙《凌氏谱》：“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士诚兵败身虏，明主积怒，遂驱逐苏民实淮扬两郡。”这一说法认为，朱元璋是为了报复张士诚，而对苏州百姓实施了惩罚性移民。
朱元璋真的仇视苏州百姓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有可能。”长期研究“洪武赶散”的扬州学者黄继林介绍，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张士诚在泰州聚众反元，后来，其势力发展到了江南，将大本营设在了苏州。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自立为吴王。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在被徐达、常遇春围攻十个月后，张士诚兵败被俘押送至应天（今南京），自缢而死。
在割据苏州的12年内，张士诚先后实施过减少田赋、奖励蚕桑、兴修水利、疏浚白茆江等措施，苏州百姓对其感恩戴德。以致在大军围城时，张士诚得到了百姓全力支持，使得一座孤城能苦苦支撑十个月。而明朝建国后，苏州百姓仍时常怀念张士诚，谈论张士诚——“讲张”一词由此而来。“朱元璋对此十分忌讳，所以，不排除他对苏州百姓采取惩罚性的移民措施。”
然而，宏才大略的朱元璋，仅仅因为要惩罚拥戴张士诚的苏州百姓，就实施如此大规模的移民行动吗？曹树基认为，朱元璋下令移民，更多的是从巩固统治、发展经济等目的出发的。“元末明初，江南曾有一个富可敌国的商人沈万三，”曹树基介绍说，洪武三年，沈万三输粮京师，得到明太祖亲自召见，故名噪一时。修建南京城，他也承担了三分之一的工程款。后来，他要求出钱犒赏军队，这终于惹恼了明太祖：“匹夫犒天子之军，此乱民也，宜诛之。”经马皇后说情，沈万三免除了死罪，被发配云南。
沈万三只是江南豪强势力的一个代表，在京城附近，有这样一批拥有巨额财富的家族，明太祖焉能安榻？于是，他下令将大批的江南富民移往南京和他的老家凤阳，以瓦解地方豪强的势力。
再让我们来看看明初的淮扬二府。朱元璋攻下扬州城时，“居民仅余十八家”，局势平定后，城中土著居民也仅回升到“四十余户而已”；淮安“仅存槐树李、梅花刘、麦盒王、节孝徐等七家”……
从宋金对峙，到宋元对峙，到红巾起义，再到朱元璋与张士诚争霸，200多年间，惨烈的战争使江淮地区人口大量减少，经济文化趋于“归零”。所以，大明王朝的第一要务，就是尽快恢复生产。江南地区由于经济较其它地区发达，人口也较其它地区稠密，明王朝自然要把这里的居民迁往邻近人烟稀少的江淮地区。
移民们迁到江北后，大致主要分布在京杭运河以西、范公堤以东、淮河以南的范围内。
移民后裔心中的“根”
为什么现在苏北的人们都说自己的祖先来自阊门？明朝初年的阊门真的有那么多人口？
曹树基和黄继林推算，明初从江南迁往江北的人口，大约有40多万，“这么多移民不可能全是苏州人，更不可能都是阊门人。”两位学者认为，这些移民，应该来自苏州以及周边的松江、嘉兴、湖州和杭州。
黄继林说，阊门邻近京杭运河，是古代江南最重要的码头之一，在以水路交通为主的古代，从江南去江北，阊门无疑是非常理想的出发地点。而这样由官方组织、发放凭照川资、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组织者自然先要集中被迁之民，登记造册，编排队伍。由于阊门所处的交通位置优越，官方也就应该很自然地在阊门附近设立专门机构，办理有关移民的一切公务。而阊门外有寒山寺等几座大寺院，有条件和可能接待并临时安置来自苏松杭嘉湖五府众多的被迁之民，阊门一带也就很自然地成为移民的集中地。
“对于背井离乡的移民们而言，阊门是他们在江南的最后一站，这样，这座城门就成了故乡的象征，寄托乡愁的载体。”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认为，江南移民后裔都说自己祖籍阊门，这一说法“半真半假”，因为阊门的名气极大，很多不知祖籍何处的移民后裔们，便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集体附会“祖籍阊门”。
“不管怎么说，苏州阊门已经成为江南移民后裔心目中的'根’，这充分彰显了苏州文化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力，”葛剑雄说。
阊门寻根二:对话阊门移民后裔 盐碱滩上移民们建起“盐”城
盐城海盐博物馆内，展出的古代盐民劳作场面。网络资料图片
清代两淮盐场的文献资料
煎盐工具盘铁的一部分
煎盐工具鐅
1000年前，一个心忧天下的苏州人，在黄海之滨修建了一条捍海堰，“农子盐课，皆受其利”。这个苏州人名叫范仲淹，他修建的捍海堰，被后世称为“范公堤”。
600年前，一群背井离乡的苏州人，在先辈修建的海堤旁，从事着极其艰辛的盐业生产。这群苏州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有着一个共同的梦中家园——阊门。
“明代阊门移民和他们的后裔们，对苏北的经济，特别是对作为明清两朝国家财政命脉的两淮盐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在海边上'煮’出康乾盛世，”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古代移民史专家曹树基教授说。
盐碱滩上移民们建起“盐”城
“大丰是中国最年轻的县之一，1942年从东台划分出来，原名台北县，1952年改名大丰，1996年撤县建市。 ”
大丰市政协副主席王立功介绍，大丰是一座移民城市，现在大丰的74万人口中，绝大多数是明初阊门移民的后裔。目前大丰共发现了43种家谱，其中明确记载祖先系明朝初年由苏州阊门迁入的有29种。“明朝初年，范公堤以东地区还是一片荒凉的海滩，移民们来到这里后，基本上都是从事盐业生产的。 ”
盐城是名副其实的“盐”城。至今在盐城各地的地名中，仍保留着“场”、“团”、“灶”、“总”、“鐅”、“仓”等与盐业生产相关的名称。“场”，就是盐场管理机关驻地。“团”，是盐区生产组织，灶户“聚团共煎”的生产形式。每个盐场设几个团，每团设若干灶户，目前，大丰有西团镇，全市还有18个村、48个自然村组的地名与“团”有关。“灶”，是灶民煎盐的重要设施，因“灶”得名的有头灶、三灶、四灶等6个乡镇和85个村及368个自然村组.“总”，是盐场灶民聚居的单位。阊门移民来到荒芜的海滨烧盐，为了对散居在沿海的灶民实施管理，各场设总若干，以次为序，今天沿海乡镇地名中仍保留有一总、二总、三总等地名，境内还有7个村和37个自然村组以“总”命名。“仓”，即盐仓，以枯枝牡丹名扬天下的便仓镇当年就是伍佑盐场的便仓所在地。“鐅”是明后期及清代灶民煮盐的主要生产工具之一，盐城境内以“鐅”命名的乡镇，有东台的曹鐅镇、大丰的潘鐅镇等等。
“盐丁苦，终日熬波煎淋卤”
从明初开始，阊门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在黄海之滨从事了600年的盐业生产。
“严格意义上的盐民，消失于上个世纪50年代，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传统的制盐工艺了，”王立功说。
74岁的邹迎曦，当地的“末代盐民”之一。邹家也是阊门移民，世世代代煮盐。
邹迎曦介绍，旧时制盐，首先要在海边找一块地势较高的地方，铲除杂草，然后将地表磨平，“这就是制盐的盐场，由于长年被海潮浸泡，所以含盐量相当高。 ”
盐场筑好后，下一步工序就是“制卤”。每天早晨5点左右，壮劳力将没有完全烧透的草木灰挑到盐场上，每4个平方丈倒下一担，妇女老人们则跟在后面用木锹和扫把，将草木灰均匀地摊铺在盐场的每一个角落。
到了下午五点前后，草木灰已经从土壤中吸附了大量的盐分，盐民们将草木灰挑回去，倒进灰坑里。“灰坑呈倒屋顶型，但是只有三条边，有一面是开口的，底部开一条深15厘米宽10厘米左右的沟，用芦席盖在上面。 ”
这时，就该富有经验的老盐民出场了。老盐民要用脚板将草木灰踩平踩实，再用多出来的草木灰在灰坑开口的那一侧边上筑一条矮坝，“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技术含量的工序，因为接下来要在草木灰上面灌上10厘米深的水，让水均匀地渗入，溶解草木灰中吸附的盐分。要是踩得不实，水一浇上去整个就塌了；要是踩得太实，水又渗不下去。 ”
一夜过后，水完全溶解了草木灰中的盐分，成为盐卤，经过灰坑底部的芦席的过滤，渗入下面的沟槽，通过竹管流入卤井。
“现代科学证实，盐卤中的含盐量在27‰左右时，熬出的食盐含钠量最高，品相也是最好的。 ”过去没有精确的测量技术，盐民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土办法——一种是用“石莲子”，所谓“石莲子”，就是被鸟类吃下去、而又没有被消化吸收就排出的莲子，“将10粒石莲子投入盐卤，如果有8粒浮起，那么含盐量就是最适宜的”；另一种方法是将生鸡蛋投入盐卤中，如果鸡蛋有五分之一的部分浮在盐卤上面，那么含盐量也恰好是最适宜的。
“煮盐灶台是长条状的，从灶门到烟囱，依次安装着两口鐅和一口锅，”鐅是烧盐的专业工具，其形同铁锅，略比锅浅，直径三尺，深三四寸，“鐅和锅的高度是呈阶梯状分布的，灶门处的一口鐅最低，紧挨着烟囱的锅最高。 ”
烧盐灶台的长度一般人难以想象，仅火叉就有3米多长，为了灵活操作如此巨大的火叉，盐民们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名叫“烧火佬”的装置——从屋梁上吊下一根绳子，底下系住一个开孔的木块，火叉的柄穿在孔里，“其实，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杠杆结构”。
烟囱边上锅里的盐卤，属于“中间原料”，烧热后舀出来倒进鐅里。当鐅里的盐卤沸腾时，要加入一种特别的催化剂——皂荚，此时，白花花的食盐就产生了。
除了“鐅”，还有一种巨型的烧盐工具叫做“盘铁”。邹迎曦介绍，盘铁是明朝晚期之前盐民们使用的，“官府为了防止盐民私自烧盐，发明了这种工具。 ”盘铁类似于“拼图”，由9－13块组成，每一块都设计成不规则的形状，总重2500－4500公斤，每户盐民保存其中的一片，开火烧盐时，在盐官的监督下，盐民们将盘铁拼成一口“大锅”。由于盘铁厚大，难以烧灼，因此每举火一次，通常需要连续生产15 天左右，数家灶户集中轮流操作，团煎共煮。
“盐丁苦，食不充饥衣难补”
“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傍。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这是明末清初，安丰盐场的盐民诗人吴嘉纪写下的反映盐民生活的一首绝句。
据记载，明初有4万多江南百姓被迁徙到两淮盐区从事煎盐劳役。这些盐民们处于社会最底层，宋元明清四代，官府都用特殊的户籍制度管理盐民。这种特殊的户籍不能改变，盐民们只能世世代代积薪、晒灰、淋卤、煎盐，以致蓬头垢面、胼手胝足。
邹迎曦亲身体验过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说，烧盐时室内的温度达到70度，盐工们几乎是赤身裸体地工作。一昼夜一户盐民可以熬出2000斤食盐，这些食盐全部要送到盐包场，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官府。而盐民的劳动所得，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18岁之前，我从没有穿过布鞋。我们老家有句土话叫'熄火穷’，每年烧盐的时间只有几十天，只有这段时间家里才有收入，其他的时候，连温饱都难以维持。 ”
黄海之滨六百载沧海桑田
范公堤沿线众多盐场所生产的食盐，在层层盐官的严密监督下，通过连接各盐场的串场河运抵泰州，再由泰州通过长江水道运到仪征，最后到达扬州。
在扬州，盐民们含辛茹苦熬出的食盐，变成了盐商们手中白花花的银子，和他们歌舞升平、穷奢极侈的生活。 1813年，一个叫黄至筠的山西商人在扬州最繁荣的东关，修建了一座空前绝后的私家园林，叫个园。这座园林当时估计要耗费600万两白银，相当于整个江苏省当时一年的财政收入。黄至筠究竟有多少钱？谁也说不清楚，只知道他养了一个200多人的戏班子，他们家用人参喂鸡，每吃一个鸡蛋相当于吃掉1两白银。园子里有用白银浇铸的假山，每座重达千斤，因为无人能够偷盗，故称为“没奈何”。以黄至筠开始，类似这样的大的园林在扬州又先后建起200多处。
清乾隆年间，两淮盐商每年可上交盐税600万两白银以上，占全国盐课60％左右，是全国地方税收的第一大来源。不仅如此，国家每有重大军事行动，或天灾年荒，或河防工需，或巡幸典庆，盐商就捐输报效。两淮盐商捐输额高达3826.6万两……
600年的时光，就像倒映在串场河上的白云，悠悠而过。 600年间，阊门移民的后代们，早已融入这片盐碱滩，但他们的心中，始终牵挂着一个地方——阊门。“1956年，大丰的手工煎盐时代宣告结束，”末代盐民邹迎曦从当地政府机关退休后，潜心研究地方盐文化，现任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大丰最后的一座盐场，已于两年前停产搬迁，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出现一片新型工业区。
阊门寻根三:“姑苏世胄，渤海家声” 一副流传十二代的对联
夏宣家大门上的这副对联，已经流传了12代人.高戬摄
大丰市小海镇，明清两淮盐场之一小海场所在地。
据记载，明初的“洪武赶散”移民大潮中，4万余江南百姓由苏州阊门集中出发，被强制迁移到苏北沿海从事煎盐劳役。小海镇的居民中，多数是当年阊门移民的后裔。“姑苏世胄，渤海家声”——这是一副贴在阊门移民后裔夏宣家大门上的对联，这副对联，从明朝开始一直流传至今，400余年间，寄托着阊门移民们割不断的故乡情。
“迟到”的阊门移民
“小海的夏氏，就是阊门移民的后代。”86岁的夏宣，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口齿清楚。他家客厅的正中央，供奉着“天地国亲师”。
1999年，时年75岁的夏宣，续修了记载着小海镇夏氏源流的《夏氏长房支谱》，数万字的蝇头小楷，抄录得工工整整。
夏氏家族堂号“惜阴”——“珍惜光阴”之义。这个堂号，和大禹有关。《夏氏长房支谱》的序言中写道：“究我族始祖相传为禹王，以国为氏（大禹之子启为夏朝开国之君，其后裔遂以'夏’为姓氏），承袭繁衍，一代圣哲，先天下之忧而忧，为解脱万民困厄，治水洪荒，三过其门而不入，其献身精神，万世景仰；尤倡勤奋从业，寸阴是惜。 ”
在“阊门寻根”的行程中，我们发现大部分阊门移民家族的族谱上记载，其始祖由江南迁到苏北的时间是在元末明初，但小海夏氏的迁移时间却晚了不少，而且迁移的过程还不是“一步到位”的。
《支谱》序言中写道：“海上夏氏，始于会稽，播苏迁泰，旋徙小海，几经周折。一世祖文定公于明正统（明英宗朱祁镇的年号，公元1436年至1449年）自姑苏迁泰州东乡夏庄，第二世君全公、君友公仍住泰州。至三世，一脉迁至吕四场，即君友公之子三人；景旸公（讳鉴，君全公长子。生于明弘治辛亥年（1491年）正月十五日，卒于丙辰年（1556年）十月二十日）于明正德迁小海，辟草莱（杂草丛生的荒地）而通鱼盐之利；朝旸公之子均德公迁北张庄（今盐城北）。 ”
为什么小海夏氏会比其他苏北的阊门移民家族迁移得晚了数十年？夏宣解释说，移民并非只是洪武一朝的举措，而是贯穿明朝近300年历史的一项国策。对于江北地区而言，规模最大的是明初的“洪武赶散”，但此后，政府还屡次组织移民，“我们夏氏的祖先，可能就是第三次或者第四次移民时来到苏北的，”而且，移民们来到苏北后，还进行了很多“二次迁徙”乃至“三次迁徙”——很多家族先是在扬州、淮安、泰州等府城、州城暂时落脚，立稳脚跟繁衍壮大后，再逐渐分散，向沿海等更偏远的地区再度迁移。“我们这一带大部分人都说是从苏州阊门迁来的。但据我所知，绝不全是从阊门迁来的，比如姓宗的，他们是北宋抗金名将宗泽的后裔，宗泽葬在镇江，他的子孙中的一支遂留在镇江守墓，大概在元末明初的时候，从镇江迁到高邮，又从高邮迁到小海，宗氏家谱我亲眼看到过的。 ”
“姑苏世胄，渤海家声”
“辟草莱而通鱼盐之利”，夏氏家族在小海拥有田产，并从事盐业和渔业，因而家境殷实，人丁兴旺，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修撰了第一部家谱。
《夏氏长房支谱中》写道：“我祖以耕读为业，第四世滨海公师食兴化名儒韩乐吾，生子观澜、玉峰、澄源、少滨、凤竹、龙津、竹林七公，嗣后并列七房。 ”
小海夏氏的族谱，始于五世祖夏浩。“观澜公，讳号，滨海公长子，鸿才博学，笃行孝友，宗谱之设始于公。生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正月初八日子时，卒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亥时……”
夏宣家大门上的那副对联“姑苏世胄，渤海家声”就是五世祖夏浩在建立夏氏宗祠时撰写的，此后世代相传。夏浩还曾经写过一首诗“尚学光其祖，从天世可恒，允孚期久荫，积善必成名”，并以这20个字作为子孙后代的班辈排行，从第七世开始，夏氏族人就按照这些字辈顺序取名。夏宣属“允”字辈，为第十七世，目前夏氏家族已经繁衍到了第二十世“久”字辈。
夏氏宗祠，在小海镇上曾蔚为大观。“六世祖寅斋公于明万历自外地采办银杏树苗，分别培植于家祠（西寺）、戴恩阁（夏氏所创北斗坛）、东潮音寺、城隍庙等处。至民国30年，树高十余丈，干围五人合拢，浓荫复盖，廿里之遥清晰可见。”“由于祠产较丰，每年农历三月初一日、十月初一日，按例祭祖，即春秋两祀。届时合族人等（妇婴除外）均参与，并有早餐与午膳……”抗日战争爆发后，反扫荡中为坚壁清野，祠毁祭止。
夏宣介绍，六世祖寅斋公又为七房另立支堂名：长房曰“明德”，其他为“修德”、“懋德”、“树德”等堂名。民国三十二年，十六世锡蕃公创立《夏氏长房支谱》，原存正副两部宗谱毁于“文革”浩劫，唯有长房支谱幸免于难。
“穿草鞋的可入厅穿蒲鞋的不登堂”
家族世代从事盐业，夏宣对大丰沿海小海、草堰、丁溪等盐场的历史沿革非常熟悉。
夏宣说，本来小海场的场治不在小海镇，在草堰镇的南闸这个地方。草堰镇上原有两个盐场的场治：草堰场和小海场，而草堰场的场治本来也不在草堰，因为历史上一次大潮水将场部全部冲毁，后来就迁到了现在草堰镇的北闸。乾隆三十三年，小海场迁到了现在的小海镇。后来，丁溪场和小海场合并，小海场并入丁溪场。
“因为盐民聚居，所以小海等地以前叫灶区。而从明朝开始，盐民分为两种人，一种叫灶丁，相当于现在的劳改犯，政府将其发配到沿海地区烧盐做苦役，这种人有一种特殊的户籍叫'灶籍’，祖先是灶丁，那么世世代代都是灶丁，灶丁不具备完整的公民资格，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甚至没有人身自由，世代不能改行，只能烧盐，其地位接近于官奴”；另一种人叫灶民，虽然也是从事盐业生产的，但具备完整的公民资格，可以担任管理灶丁的低级官吏，也可以改行，还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夏氏家族，就属于“灶民”。
这种残酷的“灶籍”制度直到清朝才被废止。夏宣介绍，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政府下令为灶丁除籍，恢复了他们的公民权利，但是他们仍备受歧视，他们的生产工具都是盐商的，烧制的食盐全部交给主家。大丰沿海有一句老话“穿草鞋的可入厅，穿蒲鞋的不登堂”，就是灶丁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灶丁通常穿蒲鞋，他们去东家结算工资时，只能站在门房里面等候，不可以进入厅堂。而穿草鞋的佃户，社会地位则比灶丁要高，他们可以进入地主家的厅堂。
一直到新四军进驻盐阜地区，灶丁们才得到彻底解放。
灵魂深处的“阊门基因”
祖祖辈辈在黄海之滨的盐碱滩上生活了400多年，夏宣对故土有着无限的眷恋。“要不是怀念故土，说不定我现在就在台湾了。 ”民国年间，夏宣任江都县政府秘书。解放军挥师江南前夕，时任县长仓皇逃亡台湾，临行时要夏宣一起走，但他选择了留守，成为代理县长。他将县政府所有的档案、资产封存保管，完完整整地交给了解放军，为江都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而对自己家族的根——苏州阊门，夏宣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大门上的那副“姑苏世胄，渤海家声”的对联，是他亲手写的。“小时候，每年春节父亲都会写这副对联贴在大门上，我从20多岁时也每年贴这副对联，一直到现在，即便在文革期间也没中断过。 ”
在苏北，有一个妇孺皆知的传说——凡是阊门移民的后裔，其小脚趾的趾甲都是裂成两半的。也许是个巧合吧，笔者自身也是阊门移民后裔，始祖于明初从苏州阊门迁到淮安府高沟镇，小脚趾的趾甲恰恰是裂成两半的。而和夏宣谈到这个传说时，他说自己的小趾甲也是裂成两半的，这是阊门移民们共同的“遗传基因”：相传明初大移民时，江南百姓不肯离开故土，明太祖遂派出骑兵马队四处冲撞予以驱散，“赶散”一词由此而来，而裂开的小趾甲，则是被奔马踏裂的；另一种传说是，移民们在离开苏州时，忍痛在自己的脚趾上砍一刀，以作为将来认祖归宗的标记。
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已不可考，事实上，各地的移民后裔中都流传着关于小趾甲的传说。
可以肯定的是，移民后裔们的心灵深处，确实存在一些世代相传的“基因”，对于“洪武赶散”移民后裔们而言，这基因，源于阊门。
阊门寻根四:两树一花:见证洪武赶散的活历史
枯枝牡丹
古银杏树
古皂荚树
明初的那场大规模的移民行动，经过600余年岁月的荡涤，留在移民后裔们记忆深处的东西，除了家谱上片言只语的记载、世代口耳相传的故事，以及逐渐模糊的吴语的碎片，还有什么？
在盐阜大地上，除了这些，阊门移民后裔们还有一种寄托乡思的独特载体，一段活生生的历史——先祖们从苏州老家带去的两棵古树、一株奇花。
在黄海之滨贫瘠的盐碱地上，这来自江南沃土的两棵树和一株花顽强地扎下了根，历经了600年风雨沧桑依然枝繁叶茂，一如当年那群背井离乡的苏州人。
古皂荚树——十里八乡独一无二
“在整个青墩，只有这么一棵皂荚树！ ”
80岁的张玉清，盐城市亭湖区南洋镇青墩办事处龙碾村村民，包括张姓在内，龙碾村的人口较多的姓氏基本都是阊门移民的后裔。
张玉清已经说不清楚自己是张家的第几代子孙，但是从小就听说，家族的祖先来自苏州阊门，因“洪武赶散”而迁到苏北，而这棵皂荚树，则是当年的始迁祖从苏州带来栽下的。
这棵皂荚树高约10米，树干最粗的地方起码要三名成年男子才能合抱，在一马平川的苏北大平原上，十分醒目。
“在苏南地区，皂荚树并不稀奇，但在盐城是个稀罕的树种，而历史这么长、这么高大的皂荚树，绝对找不到第二棵，”《盐城晚报》副总编辑征跟东说。
张玉清的老家，就在皂荚树的边上，他家是张氏家族的长房，世世代代都是这棵树的主人。“皂荚树的用途很多，我小时候乡下没有肥皂，就从树上摘皂荚，捣烂后泡水洗衣服，去污垢的能力不比现在的洗衣粉差，还能用来洗澡，特别止痒。 ”皂荚还能用来熬盐，“以前自己家里吃盐，是用碱土熬制的，熬的时候就要加入皂荚泡出来的水，熬出来的盐又细又白。那时候，自己家里用不掉还卖给盐民。 ”此外，皂荚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能够治疗耕牛的腹泻，所以，旧时的兽医也来张家收购皂荚。
张玉清说，原来这棵树比现在要高大得多，“起码有现在的两倍高，七八里地之外就能看见了。 ”1950年代农村搞“大集体”时，有人把树干的上半部分锯了当柴火烧掉了，所以，这棵树就矮了一半。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某部曾在青墩一带活动，战士们对这棵高大的皂荚树十分好奇，“曾经有人用步枪对着树干射击，现在里面还嵌着弹头呢。 ”
张家的祖先来自苏州，张玉清本人也和苏州有点渊源。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苏州打过工，“那是解放前夕，我在苏州曹胡徐巷32号的纽扣社做纽扣，解放后就回来了。 ”而自那之后，张玉清再没去过苏州，但时隔60余年，他仍会说一些简单的吴语词汇，比如“再会”、“谢谢”。当地村委会干部介绍说，现在村里的年轻一代在苏州打工的很多，部分还在苏州成家立业了。
2004年，这棵皂荚树被盐城市绿化部门列为古树名木加以保护。
日常的维护管理工作，更多的由张玉清承担着。对于这棵老树，他就像对家族中的长辈那样爱护敬畏，冬天的时候，他经常倚着树干晒太阳，手里把玩着树上落下来的皂荚。暖暖的阳光下，一棵老树和一位老人，相对无言，只有如风的岁月，从身边悄悄流淌。
古银杏树——黄海之滨的“航标”
射阳县特庸镇，有一个叫大码头的地方，顾名思义，这里曾经是海边的码头，数百年沧海桑田，海岸线逐渐向东退去，码头早已荒废。
但当年码头边的“航标”还在——一棵高大的古银杏树。
和青墩的皂荚树一样，这棵银杏树，同样是明初“洪武赶散”的见证物。
当地文史工作者王万新介绍，明朝洪武年间，苏州一户姓张的人家举家迁徙到盐城东面沿海一个叫钓蛏洼的地方，张家的先祖为了给后人留下远离故土迁居异乡的纪念，从苏州城内带来了两棵银杏树苗，种在自己家的门前，其中一棵，因为不适应盐碱滩恶劣的自然条件而没有存活，剩下的那棵则茁壮生长了600多年，成为海上渔民行船的“航标”。
这棵银杏树长在一片名叫九里墩的高地上，类似的高地，在盐城沿海地区很多，当地人称之为“墩”，是当年的阊门移民们人工堆积而成的，移民们长年在海滩上烧盐捕鱼，经常遇到海潮来袭，故积沙成墩供紧急避险之需。银杏树主干高约两丈，粗约四人合抱，树冠枝繁叶茂，初冬时节在夕阳的余晖中，仿佛一个硕大的金灿灿的圆球。粗壮弯曲的树根露出地面，好似苍龙的脚爪。
在当地，这棵银杏树颇具神话色彩。“1931年我们这里发大水，”王万新说，当时方圆数十里白茫茫一片，平地积水一人多深，村子被完全冲毁，就是这棵银杏树救了村民们的命，人们从水中捞起木板在树上“构木为巢”，蛇、鸟、鸡也纷纷栖息在树梢上避难。从此，此树也被当地人称作“救命树”。
在抗战时期，这棵高大的银杏树又成了抗日军民们的“瞭望塔”。当地文史资料记载：1941年9月30日凌晨，日军30余人、伪军100余人由盐城出发，一路向大码头“扫荡”，追击新四军休养连。我哨兵在树顶上发现敌情立即通知地方干部，地方军民将计就计摆下“口袋阵”，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树顶上的哨兵发出战斗信号，激战一个多小时后，七名日军被击毙，伪军死伤十多人，其中日军正副队长三浦、山田均被击毙。此役之后，驻盐城日军不得不放弃在大码头建立据点的图谋，也不敢轻易以小股部队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扫荡”。
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黄百韬兵团也曾对盐城地区进行“梳篦式扫荡”，这棵银杏树再次发挥“瞭望塔”作用，敌人多次扑空。后来，狡猾的敌人使出毒计，派人身着灰色军装，伪装成我军战士潜入新洋港渡口，盐东县委书记、总队政委胡特庸，总队负责人程步凤不幸中计，上了敌军控制的渡船，胡特庸在跳水突围时中弹牺牲，程步凤被俘后在盐城遇害。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这棵银杏树所在的地方被命名为特庸，邻近的另一个乡镇被命名为步凤。
如今，这棵古老的银杏树已成为射阳县著名的景点，在它的周围，当地人们又栽植了大批的银杏树苗，古树“子孙成群”，不再寂寞。
枯枝牡丹——感知盛事的小镇奇葩
盐城市区东南约30公里处，有一个叫便仓的小镇。该镇毗邻古代淮南盐场的伍佑场，原为伍佑场的备用盐仓，因而得名。“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每年谷雨前后，这个平时默默无闻的小镇会突然游人如织，让人们如痴如狂的是该镇独有的一种奇花——枯枝牡丹。清代小说《镜花缘》记述道：“如今世上所传枯枝牡丹，淮南便仓最多。 ”被誉为花中之王的牡丹，历来荟萃于洛阳，为何便仓小镇却也生产牡丹？这其中，和苏州有着极深的渊源。
据当地史料记载，北宋末年，苏州枫桥人卞济之，曾任陕西参政公，为官清廉。靖康之变后，卞济之退隐江南，为避战乱，后又举家迁至东溟（今便仓），并携洛阳红、白两株牡丹植于园内，取其红者，以示报国忠心，取其白者，以示为官清正。
卞氏后裔中，有一个叫卞元亨的人，又和苏州产生了莫大的干系。卞元亨生于元末，随张士诚起义，张士诚称吴王后，拜卞元亨为兵马大元帅。朱元璋打败张士诚后，卞元亨退隐家乡。朱元璋闻卞元亨的才名，多次征召，但卞元亨隐居不出。朱元璋一怒之下，将他发配辽东边境。这一走就是十年，牡丹十年未开，十年后元亨得赦归来，牡丹再次开放。他百感交集，写下了《戎归》一首：丈夫志远遍天涯，一跨辽东忽到家，荒径尚存苍翠柏，故园尤有牡丹花。文章自古浑如梦，勇略于今谁共夸？回首风烟成往事，乐夫天命何复嗟！同时，有感于爱妾10年相守之情，又题咏牡丹两首：牡丹本是亲手栽，十度春风九不开，多少繁华零落尽，一枝犹待主人来；草唐松菊晚凋残，独有西园旧牡丹，自是枯枝存劲节，依依唯念故人还。
那么，世上的牡丹有数百种，为什么独有便仓的牡丹冠以“枯枝”二字呢？原来，便仓枯枝牡丹除了传奇的历史之外，还具有奇异的特色：枯而不朽！这里的牡丹，花朵美鲜润泽，不过，其枝条却形似枯朽，无论何时将其枝摘下，顿时就可点燃。关于这一点，在当地还有个传说：张士诚败亡后，卞元亨从苏州退隐故乡，将马鞭随手插入园中，就变成了枯枝牡丹。
更为神奇的是，正常年份，枯枝牡丹每朵花为12瓣，但是，每逢农历闰月的那一年，花朵则为13瓣。另外，本是春花的枯枝牡丹，曾多次两度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年，枯枝牡丹盛开在举行开国大典之日；国庆10周年时，枯枝牡丹两度开花；1972年，联合国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时，枯枝牡丹又在隆冬开放；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后，园内和园外散植的单瓣红白牡丹，再次开出若干无叶之花。枯枝牡丹难道能感应人事，为国之盛事而花开二度？个中奥秘至今无人知晓。
如今的卞氏旧宅，已成为闻名遐迩的枯枝牡丹园，园中小桥流水、亭榭楼台，恰如卞氏故里苏州城内的精雅园林。
阊门寻根五:先人牌位中隐藏着600多年前的家族秘密
吴元大的容貌神情，与张士诚十分相似
牌位夹层记载着“生姓吴，死姓张”
张士诚称王时发行的铜钱
“生姓吴，死姓张”的家族世系图
吴元大收藏的家族档案文书
吴元大请出祖宗牌位
姜堰市城北村村民吴元大正在酝酿着一个惊人的计划：带领全村吴氏家族的600多人，集体改姓张！“这将牵涉到公安、社保、工商、税务、房产等等众多部门，难度可想而知，但我们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吴元大说。
这个匪夷所思的想法，源自吴氏家族的一块先人牌位，牌位中隐藏着一个已经世代相传了600余年、和苏州有着莫大联系的秘密——城北村的吴氏家族，极有可能是吴王张士诚的后裔，张士诚兵败后，其后代逃出苏州流落苏北民间，从此隐姓埋名，并立下“生姓吴，死姓张，有朝一日认祖归宗”的祖训。
牌位之秘
吴元大是个私营印刷厂的老板，得知苏州“老家”有人来访，正在外面谈业务的他急匆匆地骑摩托车赶回来。
他从东厢房小心翼翼地双手捧出一块牌位，端正地摆在堂屋香案的中央，点上三炷香插在香炉里，恭恭敬敬地朝牌位三鞠躬。“请木主，是件很庄重的事情，”吴元大一脸虔诚。
“请木主”的仪式完成之后，吴元大将牌位从香案“请”到八仙桌上，开始详细地解说其中的秘密——
“那还是我读初中的时候，”吴元大说，当时自己的祖父在常州生活，但每年除夕，老人家必定要回姜堰老家祭祖，“有一次，我在请木主时，无意中发现上面写的名字叫张广文，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们家姓吴，怎么会有个姓张的祖先？”
祖父很严肃地告诉吴元大，这位姓张的，的确是家里的祖先，而且，村里的吴氏家族的人，死了以后写在牌位上的名字都改姓张。
为什么要“生姓吴死姓张”？答案就藏在这块牌位里面。牌位其实有三层，在正面和背面之间，夹着一块薄薄的木板，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
“凡木有本，水有源，人之谱系亦当返归本源。吾辈九世孙调查吴氏源流支派，实系世居海陵（注：泰州古称）东，张氏所出……由姑苏城立我始祖张士诚，□大明朱元璋得帝，与张征战以来，厥后迁移淮城之西，寄居外舅吴氏家，埋名改姓吴……今而后，知先主箕裘勿莫，使子孙纪念不忘，享千秋之俎豆，宴二社之鸡豚。自兹之后，凡我同姓，生姓吴死姓张……”
吴元大说，自那以后，他就对自己家族的来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发现家族中的所有先人都是“生姓吴死姓张”的，“木主夹层上这段文字中的'九世孙’，指的是张士诚的九世孙，这段文字，是这位先人在康熙五年写下来，从此就世代流传下来了。”
这块牌位是吴氏家族中现存的唯一的一块，“文革期间'破四旧’时，村里其他的祖宗牌位等都被当成'封建残余’给烧了，我们家的这块牌位是我拼了命保护下来的。”牌位上的人是吴元大的曾祖父，“破四旧”时，他用油纸将牌位包好，悄悄地埋在院子里，每年除夕祭祖时再挖出来，祭祀仪式完成后再埋进地下，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这块牌位才重见天日。
身世之惑
吴氏家族的九世祖给子孙后代立下了遗训：“自兹之后，凡我同姓，生姓吴死姓张，故作此以志之，原志者改正再立谱系与宗祠，予等有厚望焉。”
吴元大认为自己肩负着实现祖训的重任，“我今年已经61岁了，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我们这代人不去做，恐怕要实现认祖归宗就很难了。”
多年来，吴元大一直 在搜集有关张士诚的资料，盼望有朝一日解开身世之谜，认祖归宗再立谱系。在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他从泰州图书馆一类文物保护书籍《吴王张士诚载记》1至5卷中，找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资料、碑文与实物图片。此外，所有研究张士诚或者与张士诚有关的书籍、资料，只要能收集到的，他都收集了；从清朝到现代，家族中各种记载分家析产、过继子嗣等档案文件，他也收集了很多；张士诚在苏州称吴王期间发行的制钱，全套五枚他收藏了其中的四枚……“不谦虚地说，我也成了研究张士诚的土专家了。”
姜堰文物工作者窦亚平也多次到吴元大家中进行实地走访，通过对部分居民的调查，发现这里居民超度祭祀时，在商告（亦称申文，民俗中的一种公文）上确有生姓吴死姓张的表述。
但是，吴元大的祖宗牌位及家谱是唯一可探寻其身世的证据，而从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吴王张士诚在苏州城战败被俘到今天已有644年，而其家谱最多只能推算到康熙五年（1666年），即其九世祖立下“认祖归宗”遗训的那一年。
从元至正二十七年至清康熙五年近300年时间内，张士诚后代如何流落到姜堰城北村的？居住在这里的100多户居民为何改姓吴？这些问题却一直难以破解。
改姓之谜
泰州市谱牒学研究者张培元，研究张士诚谱牒及其家族史已有多年。认真察看分析了吴元大的家谱及祖宗牌位后，张培元说：“徐达、常遇春围攻苏州城时，张士诚看到形势不利，令其堂兄张士俊（又名张士骏）带着其一个儿子与其四弟张士信逃到兴化一带。张士俊等人逃到兴化后居住在西门仓巷及西水关涛沙巷一带，同时，秘密地在南观营（今兴化昭阳镇水产村）练兵，准备东山再起。后来，看到朱元璋江山日益巩固，这些张士诚的后裔及部分将领就逐步离散，部分做起了瓦工；部分则隐姓埋名，流落江湖，姜堰城北村的吴氏祖先有可能就是那时迁移过去的。还有一种可能：张士诚兵败被俘后，其两名幼子流落民间，吴氏祖先也可能是这一支张士诚后裔。”
张培元认为，吴氏家族若为张士诚后代，其改姓后姓吴有两种可能。其一，吴氏家族的祖宗牌位上记载：张士诚的后人迁移淮城之西，寄居外舅吴氏家，埋名改姓。张士诚可能有一个妃子姓吴，他的后裔最后逃到外舅家，为隐姓埋名，故改姓吴。关于这一点，吴元大自己说，这个姓吴的“外舅”家族，其实是高邮人，清朝的平西王吴三桂也是属于这个家族的。
另一种可能是：张士诚原称吴王，其后裔为了纪念他又避免被追杀，故改为吴姓。
张培元说，张士诚出生在泰州地区，也是在这里揭竿而起、发展壮大的，张士诚落败后，其后裔很有可能随明洪武初年的移民大潮逃到老家，为避人耳目，有的行走江湖，有的则隐姓埋名，从而会形成很多散落的家族分支，吴氏家族也许就是其中的一支。他认为，吴氏家族源自张士诚的可信度较高，因为在“成王败寇”的封建王朝，张士诚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人物，明朝政府曾到处追杀其后人，吴氏家族没有必要弄虚作假，在神圣的祖宗牌位上注明是张士诚的后裔，更没必要“生姓吴死姓张”。
吴元大家的堂屋中，挂着一幅张士诚的画像，每天他都会向这位自己心目中的先祖敬香。最近几年他多次给姜堰市政府写信，建议成立张士诚纪念馆，“现在，我们吴氏家族的100多个家庭的600多人，都迫切期待着改姓张，重新建立族谱，认祖归宗。”
阊门寻根六:姜堰状元村苏州移民后裔刘氏家族
刘荣庆当年使用的青龙偃月刀 高戬摄
始祖刘福春
大状元刘荣庆
三状元刘国庆
“苏州老家来人了！”在姜堰市桥头镇状元村，苏州阊门，仍被村民们当作老家——尽管，他们的祖先在600年前就离开了苏州，但到现在，这里人们仍把睡觉做梦叫做“上苏州”。
状元村，顾名思义，这里曾经出过状元，但苏州的“老家人”也许并不知道，他们的“远亲”们在这片土地上曾是怎样的显赫：在一个姓刘的家族里，曾经出过5个将军，其中弟兄二人同为武状元！《履园丛话》曾评：“泰州刘荣庆、刘国庆同胞兄弟为武状元，古今未闻，亦为熙朝盛事。”
弓马世家始于“靖难之役”
72岁的刘兆刚，曾任姜堰市文管办主任，刘氏家族从苏州迁往泰州后第25代孙。
“我们刘氏家族有两副对联，一副贴在刘公祠门口：一门五都督，三科两状元，”刘兆刚说，另一副贴在自己家的大门口“五百年衣冠旧第，十七世弓马名家”，小时候，祖父教自己认字，就是从对联上的“五百”和“十七”开始的。
“都督、弓马、状元，这三个词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我们刘氏家族的祖上都出了些什么人？家族是从哪来的？爷爷说，我们刘氏家族是从苏州迁来的，世代习武，出了五位将军和两个武状元！”
姜堰地处苏中水乡腹地，物阜民丰，民众多世代耕读，并不剽悍尚武，为何唯独刘氏家族成为“弓马世家”？
1989年，刘兆刚在博物馆看到自己家族的族谱，发现姜堰刘氏家族的始祖刘福春，原本世居苏州。《刘氏家乘》记载：刘福春字延泽，为明朝开国名相刘基之后，“吴陵姜堰初无刘氏，其有刘氏自延泽公始也……公为人伉直，笃于孝友，在苏州尝置田万亩，收恤（收容、救济）余党，以其实赒（接济）亲友，润贫乏，故乡里人推重有范氏（范仲淹）风……”
“延泽公曾任苏州指挥副使（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副司令），为明惠帝朱允炆的旧臣，”刘兆刚介绍，朱允炆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孙，太子朱标之子，朱标尚未即位就死去了，朱元璋遂立朱允炆为储君，引起了自己的四子燕王朱棣的不满；而朱允炆即位后，立即开展大规模的削藩行动，意欲夺取诸王的兵权，燕王朱棣担心自己遭遇不测，遂于建文元年七月起兵造反，号称“靖难”。建文四年四月，燕兵克南京，朱允炆于战乱中失踪，朱棣遂即皇帝位，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
“明成祖大肆诛杀建文帝旧臣，延泽公曾为建文帝效命，自忖不容于新君，于是举家渡江，迁往泰州避难。”
刘氏家族迁到泰州后，定居在现姜堰城西北的刘家埭。此后，又有分支迁往刘家埭西北角的雁子墩；百年之后，又有族人迁往雁子墩西约一里之外的孙家庄。
兄弟俊彦流芳二百余载
始祖身为武将，尚武的基因也传给了后世。“刘氏家族到了第十二代，出了一位刘凯歌，官至武显将军，他生了4个儿子，大状元，二举人，三状元，四贡生！”
大状元刘荣庆，字崇弼，生于清乾隆二十七年，刘凯歌长子，刘庚飏嗣子。乾隆四十二年入武庠，乾隆四十四年中武举，乾隆四十九年殿试一甲第一名。据记载，刘荣庆在殿试时，将一块重300斤的大石放在膝盖上，写下了“天子万年”四个大字，脸不改色气不喘。乾隆皇帝称赞道“文武天资，宜其大魁天下也”。
科举夺魁后，刘荣庆被授予殿前头等侍卫；嘉庆四年六月，升广州协副将，九月，擢江西南瑞镇总兵；嘉庆十年，授九江镇总兵；嘉庆十六年，授直隶宣化镇总兵；嘉庆十八年，授山东兖州镇总兵；嘉庆二十二年，调任山西太原镇总兵，旋调大同镇总兵；道光二年，升授贵州提督；道光七年，调广东陆路提督。
道光十二年，广东爆发瑶民起义，刘荣庆主张安抚，而两广总督李鸿宾主张清剿，后清军大营遭瑶民偷袭损失惨重，李鸿宾竟将责任全部推卸到刘荣庆头上，上奏朝廷称“刘荣庆不娴战阵，且年将七十，两耳重听，近又染瘴，以此年老无能岂复能胜专阃重任”。此时的刘荣庆，已到了“廉颇老矣”的境地，不久他就被解除职务，回京待罪，同年十二月，被谪戍新疆伊犁。
道光十四年，刘荣庆得到平反，获释回到故乡，道光二十二年辞世，享年81岁。
三状元刘国庆，字沐园，生于乾隆三十四年。相传刘荣庆中了武状元之后捷报传到泰州，乡里竞相到刘家祝贺，一老者看见刘国庆若有所思，便随口说道：“你文韬武略也不错，将来一定也能考中武科，做个武进士。”不料刘国庆听到老先生的恭维后很不以为然，说：“大丈夫应考，要得中，必当高中榜首！”
乾隆五十一年，刘国庆以第八名中武举；乾隆五十四年，会试、殿试连中两元，授殿前头等侍卫；嘉庆元年，擢福建邵武城守营参将；嘉庆五年，升任浙江乍浦营副将；嘉庆十九年，钦命贵州安义镇总兵；道光元年，调任山西大同镇挂印总兵；道光八年，记名以提督用。道光十三年，因长兄冤案，刘国庆忧愤卒于大同官署，享年65岁，后归葬泰州故里。“在中国历史上，兄弟二人同为武状元，而且只相隔一科，这是绝无仅有的！”刘兆刚自豪地介绍，自己的这两位先祖，为刘氏家族赢得了无上的光荣：刘荣庆、刘国庆兄弟曾多次被皇帝召见；刘荣庆的曾祖父母、祖父母、嗣父母、本生父母，都被诰命赠将军和一品夫人的头衔；刘国庆的父母被诰命赠都尉、淑人，兄嫂诰命封将军、夫人。
刘氏家族中，除了这两位状元郎，还出了武传胪（仅次于状元、榜眼、探花，殿试二甲第一名）刘梦金，武进士刘惟馨，以及不胜枚举的武举人、武秀才，但“既生瑜何生亮”，他们只能被两位状元的炫目的光环所遮掩。
状元故里期待重振门庭
状元村的村口，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刘状元府址遗迹”。2000年区划调整时，刘氏状元兄弟的故里孙家庄以及附近的两个村合并为“状元村”。“苏州来的？寻访阊门移民后代？咱们祖宗就是阊门来的。”村民们见到“阊门寻根”采访组，有些惊诧，随即又自豪地说：“咱们苏州老家出文状元，迁到泰州又出武状元，文武全才！”
刘兆刚把我们带到一个破旧的大院落前：“这里就是刘状元的府第。”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沧桑，当年的状元府已风光不再。大门门楼上的铁皮招牌锈蚀不堪，依稀可以看出“泰县孙庄粮站”的字样。状元府昔日五进十厢的高大房屋早已不知去向，但刘兆刚依然像走进自己家那样轻车熟路。
村子里一条东西向的小路，被当地人称作“马路”。“这可是真正的马路，当年两位状元郎就是在这条路上练习跑马射箭的，两位状元郎马如疾风，弓如满月，箭若流星……”刘兆刚说着做了一个弯弓射雕的架势，仿佛先祖们剽悍勇武的血液，正在自己周身的血管里沸腾。“马路”的西头有一个水塘，人称“饮马汪”，相传为状元郎饮马之处。村上的老人们讲了一个神话般的传说：刘荣庆考中武状元后衣锦还乡，一日家中大宴宾客，席间，有人指着饮马汪中的一个碌碡说：状元公，能否为我们露一手，从水中取出碌碡，做到鞋不潮、衣不湿？刘荣庆提刀跃马来到水塘边，但见他将大刀舞成一道光圈，塘里的水哗哗地向两边排开，露出碌碡，刘荣庆运起神力，刀尖挑起碌碡，呼地一声，数百斤重的碌碡就飞到了厅堂前！
在状元村的村委会，至今仍保存着状元府门前的一对石鼓，和两位状元当年用过的练功石。这块石头方方正正，高68厘米、宽34厘米、厚26厘米，两侧刻有凹槽供双手掇石用，正面刻着“官制丁卯科头号三百觔（斤）”，村里的两个成年男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将此石挪动了数尺。姜堰市博物馆里，也保存着刘荣庆用过的大刀，此刀柄已不存，但仅刀头就重约六七十斤，刘荣庆当年能挥舞此刀冲锋陷阵，其膂力之强可想而知。
刘兆刚介绍，姜堰市近年来大力发展苏北水乡生态文化游，地方政府正规划将状元村纳入旅游线路，“这条线路搞成之后，不仅能刺激村里经济发展，更能让刘氏家族的名声传得更远。”
每年的溱潼会船节，会船的队伍中，来自桥头镇的贡船船头会立着身着状元袍、威风凛凛的“刘氏兄弟”。贡船领着船队一路驶来，船上“战将”如云，帆樯林立，那场面，俨然古代水师出征。《刘氏家乘》中记载：“延泽公于伯仲行居次，长房福成公仍居苏州……”“姜堰刘氏始祖延泽公是老二，老大福成公的后人会不会还在苏州？如果能找到他们，续上家谱，那该多好啊！”刘兆刚说。
阊门寻根七:兴化四牌楼“江北小苏州”的风骨
郑板桥雕像
任大椿画像
郑板桥的书画作品
兴化出过多少名人？这个看似并不复杂的问题，实际上却很复杂，甚至连土生土长的兴化人一时也难以回答。
但当地人却有一个简便的方法：去看看“四牌楼”，数一数挂在里面的匾额。
始建于明朝的四牌楼，位于兴化老城正中央，四柱四门，四向皆通。四周檐下共悬挂着47块匾额，旌章兴化籍历史人物75人81人次，上自南宋，下迄民初——“五朝元老”高谷，状元宰相李春芳，《四库全书》编修官任大椿，“扬州八怪”郑板桥、李鱓……人文荟萃，群星灿烂。
顾颉刚曾说过“兴化人祖籍多苏州”，当地人自己也说，兴化是“江北小苏州”。和兴化四牌楼遥遥相对的，是苏州沧浪亭内的五百名贤祠。
走在这座河道纵横、散发着浓浓书卷气的江北水乡小城中，我们不难发现，兴化和苏州，不仅形肖而且神似。
“经训贻芳”：任氏祖孙学者
■“惟键户读书，不肯谒权贵”
——任大椿墓表
年逾古稀的任祖镛，兴化中学特级教师，从教51年，在国内中学语文教育领域颇有名气，在地方文史领域也颇有造诣。“四牌楼”里的一块匾额“经训贻芳”，说的就是任祖镛的两位先祖——任陈晋和任大椿。
任陈晋，清乾隆四年进士，官徽州府教授。任陈晋精于易学，其著作《易象大意存解》被收入《四库全书》。任大椿，任陈晋之孙，字幼植，一字子田，乾隆三十四年二甲第一名进士，历官礼部主事、《四库全书》纂修官、御史。任大椿为扬州学派的前期代表人物，毕生致力于考证名物制度及辑录小学、史书的研究，著有《弁服释例》、《深衣释例》、《小学钩沉》、《子田诗集》等。
这对被录入“四牌楼”的祖孙学者，乃是苏州移民之后。《兴化任氏族谱》中记载：“我族自元末宣公（系苏州功公之子）由苏迁兴，占籍几六百载，历世逾二十传，源远流长……”
这部族谱中，有一段奇怪的文字《太祖高皇帝招沂国公书》：“区区远在江表，引领中原，闻颍川王英声伟绩，令人起敬起慕，至于阁下未尝不想见颜色，菲礼将诚，勿却幸甚。”“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写给我祖先的一封招降书，”任祖镛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家族的源流——
兴化任氏的一世祖王宣，元末生于苏州，王宣的父亲本姓任，讳功，因入赘王家而改姓王。“王宣原来是个八品小吏，搞农田水利的，”元至正四年（1344年）五月，黄河决堤泛滥，王宣应召治河，在扬州招募了三万民夫，不料黄河决口刚刚堵上，就爆发了农民起义。于是，王宣手下的三万民夫就地改编成了“义军”，镇压农民起义。后来，王宣因为平叛有功，被朝廷任命为沂州地方官，累迁至淮南行省平章事，封沂国公。王宣的儿子王信也受到重用，拜山东行省平章事，知枢密院事，袭沂国公。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朱元璋消灭了张士诚的势力，十月，派徐达、常遇春率二十五万大军北伐中原。王宣父子镇守的山东首当其冲，于是，就有了那封《太祖高皇帝招沂国公书》。“朱元璋亲自写了招降书，王宣父子虽表面应付但仍忠于元朝，最后徐达攻破山东，王宣兵败被杀，王信逃到了兴化定居，后来，从王宣的儿子开始，又恢复姓任。”任祖镛介绍，由于始祖贵为公爵，所以以前家族祭祖时极为隆重，按古时“少牢”的礼仪进行。（注：古代帝王祭祀社稷时，牛、羊、猪三牲全备为“太牢”；诸侯祭祀用“少牢”，祭品为猪和羊）此外，任家“送灶”的日子也很特别——农历十二月廿四是民间的“送灶”日，但任家却在腊月廿三“送灶”。任祖镛解释说，明代时送灶讲究“官三民四”，就是说做官人家廿三夜送灶，民间百姓廿四夜送灶，后来官民也就不大分了，但任家祖上出了两位公爵，所以仍坚持“官三民四”的古礼。
任氏故居在兴化儒学街西，名“六十四以之堂”。任陈晋、任大椿读书著作的小楼今仍存。
任大椿一生，“惟键户读书，不肯谒权贵。”（施朝干《任侍御墓表》）因而政治上并不得意。32岁中进士授礼部主事，36岁以主事修四库全书，49岁迁员外郎，51岁迁郎中，直至52岁去世那一年方以郎中授陕西道监察御史。《兴化县志》说他：“天性淳朴，事亲能尽色养；非其道义，铢黍不苟取。”因此死时竟无钱下葬，他弟弟把他的藏书卖了，才得归葬故里。
任祖镛正在主持修订《兴化任氏族谱》，他介绍，苏州任氏的宗谱中，明确记录了兴化任氏的祖先任功、王宣和王信。“按苏州宗谱推算，兴化任氏的一世祖王宣是第六十一世；任陈晋是兴化任氏的第十四世，苏州任氏的第七十四世；任大椿是兴化任氏的第十六世，苏州任氏的第七十六世。我自己是兴化任氏的第二十世，苏州任氏的第八十世。”任祖镛说，最新版兴化任氏族谱估计今年即可付梓，如果苏州任氏宗谱还在的话，希望两地任氏子孙再次对接。
“才步七子”：“三绝”才子郑板桥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郑板桥《自题墨竹诗》
四牌楼内47块匾额中，有一块“才步七子”，匾额原物于“文革”中被毁，1990年重立，由著名的苏州左笔书法家费新我题写。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才子？能与汉“建安七子”、晋“竹林七贤”，以及明朝的“前后七子”相媲美？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扬州八怪”之领军人物、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
郑板桥，名燮，字克柔，以号行于世。兴化博物馆珍藏的孤本《昭阳书带草堂郑氏谱》记载：一世祖重一公，洪武年间自苏州阊门播迁兴化。长门十四世克柔公，讳燮，号板桥，生于康熙癸酉年（公元1693年）十月廿五日，殁于乾隆乙酉年（公元1765年）十二月十二日，寿七十三岁，葬于管阮庄；雍正壬子举人，乾隆丙辰进士，历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有《板桥诗钞》行。
从某种意义上说，郑板桥的名气，是兴化历代名人中最大的，甚至超过明朝的“五朝元老”高谷和“状元宰相”李春芳，虽然他所做过的最大官职只是七品县令。
郑板桥三岁丧母，后来他在《七歌》中催人泪下地写道：“我生三岁我母无，叮咛难割襁中孤。登床索乳抱母卧，不知母殁还相呼。”郑板桥六岁时，在父亲郑之本开办的私塾接受了启蒙教育。
郑家茅屋两间，天井里种着翠竹，零乱的竹影映在窗纸上，出现了一幅墨竹图。艺术悟性极高的郑板桥，小时候就临摹窗纸上的竹影，对画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同时他也对兰花和假山石产生兴趣。兰、竹、石成了郑板桥绘画的主要题材。
郑板桥30岁中秀才，40岁中举人，44岁中进士，其漫长的科举道路跨越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乾隆元年，郑板桥考取了进士。在兴化老家等待了足足五年后，乾隆六年秋，郑板桥应召进京，次年到山东范县（今属河南）出任七品知县，这一年，他已经50岁了。
乾隆十年，郑板桥因任期已满，请假回兴化探亲。乾隆十一年春，他来山东潍县（今潍坊市）上任。郑板桥关心百姓疾苦，作了一首自勉的题画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郑板桥上任伊始，正是潍县历史上连续五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他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捐廉代输”，把自己的养廉银捐献出来，代替输纳，救济灾民。二是“开仓赈贷”，在未向上申报前开仓放粮，争取时间，救命要紧。三是“积粟家，谕其平粜”，命令富人以平价出售余粮。这次放赈，给潍县百姓救了灾，郑板桥自己却捅了马蜂窝：三条措施中，第二条得罪上司，第三条惹恼本地富户，他的仕途前景不妙。果然，由于山东部分地方官隐瞒灾情，蒙过乾隆皇帝，郑板桥被记大过一次，他的七品知县就此做到头了。郑板桥离任潍县时，带了三头驴子：一头自己乘坐，加上简单行李；一头驮书；一头由衙役骑着做向导，回到了扬州。
罢官后，郑板桥在扬州重新开始卖画生活。这时，扬州出现了一批“另类”书画家，他们的风格与当时正统画派风格不同，具有叛逆性，这些人被统称为“扬州八怪”。其中最有名的是：兴化李鱓、郑板桥，安徽徽州汪士慎，浙江仁和金农，福建宁化黄慎，扬州高翔，通州李方膺，安徽歙县罗聘。
郑板桥以进士和原任知县身份在扬州卖画，而且才冠艺坛，自然成为“扬州八怪”的领军人物。他长期在扬州卖画，到了晚年才以家乡兴化为归宿。
在“扬州八怪”中，郑板桥艺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现代艺术大师徐悲鸿对郑板桥给予高度评价：“板桥先生为中国近三百年来最卓绝人物之一。其思想奇，文奇，书画尤奇。观其诗文及书画，不但想见高致，而其寓仁慈于奇妙，尤为古今天才之难得者。”
兴化东城外郑家巷，是郑板桥故居所在地。小小的院落，三间粉墙黛瓦的房屋，一丛幽篁，明月清风，四周的环境很安静，徜徉其中，游人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
阊门寻根八:兴化还是苏州？施耐庵籍贯之谜
兴化的名人，绝大多数在“四牌楼”的匾额上有所体现。
但有一位名人，没有进入“四牌楼”——因为此人虽然也是文化人，但他的著作不仅和“四书五经”无关，甚至被视作“倡乱妖书”而被官府查禁，这与古代文人士子的价值取向不符。
但他的名气，绝不亚于“三绝才子”郑板桥，抑或“五朝元老”高谷、“状元宰相”李春芳。
此人就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被金圣叹誉为和庄子、屈原、司马迁、杜甫并列的“第五才子”。
“兴化人祖籍多苏州”，那么，施耐庵的祖籍在哪？他是否也是来自苏州阊门？还是土生土长的兴化人？
这是长期困扰史学界的一桩谜案。
苏州说：写进族谱和祠堂
咸丰四年（1854年）陈广德（字懋亭）所撰《施氏谱序》云：
“吾兴氏族，苏迁为多，白驹场施氏耐庵先生生于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其第二世处士君，扬一鹤先生曾为作墓志铭。及于施氏之自苏施家桥来迁，即场之田庐复名以施家桥……清咸丰四年岁次甲寅处署后二日赐进士出身浩授奉直大夫户部主事加一级陈广德顿首拜撰。”
而咸丰五年，施耐庵的第十四世孙施峻峰在《施氏宗祠建立纪述》中也写道：“吾族始祖耐庵公，明初自苏迁兴，后徙白驹场。由一本而支分派别，传衍至今，五百余年矣……”
这两段文字说得都很清楚，施耐庵在明初洪武年间由苏州迁到兴化，然后再迁到白驹场。
因此，施耐庵祖籍苏州的说法就流传开来了。
赵伯英和奇林编著的《施耐庵年谱》中说：
“公元1296年秋（元成宗元贞二年岁次丙申）一岁，生于苏州城外施家巷，取名彦端，字子安，号耐庵。父名施元德，字长卿，母为卞氏。施氏是孔子弟子施之常的后裔。
公元1308年（元成宗大德十三年）十三岁，在苏州城外的浒墅关季氏家塾就读。
公元1311年（元武宗至大四年）十五岁，在季家继续就读。在季家就读的时间很长，此后季先生的女儿嫁给了他。
公元1314年（元仁宗延佑元年）十九岁，考中秀才，同季氏结婚……”
按以上各种说法，施耐庵不仅祖籍苏州，而且生于苏州长于苏州，还讨了苏州老婆，是个彻头彻尾的苏州人！
兴化说：明朝文献可以佐证
但近年来，施耐庵祖籍苏州的说法受到了学界的质疑，2003年，《苏州杂志》发表了黄俶成的文章《施氏祖籍辨正》，对施耐庵祖籍苏州的说法提出了商榷。
黄俶成引用了明景泰四年（1455年）淮南杨新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即施耐庵之子施让墓志铭）：
“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本望族也。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生以谦，少有操志。……景泰四年岁次癸酉二月乙卯十有五日壬寅立。淮南一鹤道人杨新撰，里人顾蘩书，陈景哲篡盖”。
黄俶成认为，这是涉及施氏祖籍最早、也是最直接的文献。
据悉，这篇《故处士施公墓志铭》载于较早版本的《施氏族谱》。该族谱是1952年才发现的，但不幸的是，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毁失了。
1962年6月，一个有关施氏源流的文物被发现了，兴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赵振宣在施家桥农民陈大祥家发现用于垫箩底的方砖上有字。经辨认，乃是施让“地照”（旧时迷信，人死后由其家属立“地照”向后土之神购得土地，一般刻在砖头或石头上，与死者灵柩一齐下葬）。此砖乃是1958年该村农民为了建猪圈，掘取墓砖时所得。后据文物部门发掘考证，这块“地照”上的施让，正是施耐庵的次子施让。
二十年后，在施让墓附近，又出土了一件轰动海内外的文物，这就是《处士施廷佐墓志铭》砖。据考，墓主乃施耐庵之曾孙，叫施廷佐，葬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尤其可贵者，墓铭中提到施廷佐的高祖叫施元德，曾祖彦端（即施耐庵）“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还）白驹，生祖以谦。……”施廷佐曾祖、祖父的名字、地望、年代均与前两次公布、发现的史料、文物符合。
这块墓志铭砖连同前引墓铭、地照，清晰地提供了施家五代世系，并首次透露施耐庵之父名施元德，也居住在兴化。黄俶成认为，这个世系以及所云“怀故居兴化”正是“鼻祖世居扬之兴化”的最有力的佐证、最明确的注释。
浙江说：既非兴化，也非苏州
施耐庵纪念馆的馆长窦应元说，施耐庵的祖籍既不是兴化，也不是苏州，而是浙江。
“施家宗祠里曾有一副对联：吴兴绵世泽，楚水封明湮”，窦应元介绍说，吴兴就是今天的浙江湖州，施耐庵的父亲施元德是搞水运的，有关史料中称其为“舟人”，后来施元德在兴化落脚，施耐庵就出生在白驹场。
窦应元认为，关于施耐庵的籍贯、科举、生卒年月等问题，一直迷雾重重，很多说法都需要进一步澄清。“比如，有一种说法称施耐庵在元至顺二年（1331年）考中进士，”但根据元朝的官方资料，至顺二年登科的进士中，找不到施耐庵的名字。“施耐庵属猴，在35岁时取得进士功名，而且活到了75岁，这些都没有什么疑问。但如果他在元至顺二年考取进士，以这个时间点往前后推算，则施耐庵出生在1296年，卒于1370年。但是，根据出土的文物资料，施耐庵的儿子施让是1373年出生的，难道施耐庵死了3年之后又生了儿子？”
那么，施耐庵的进士功名到底是怎么得到的呢？
窦应元认为，施耐庵的进士，不是通过元朝的科举考试得来的，而是张士诚封的。“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张士诚在高邮建立政权，国号大周，封了一批读书人进士功名，这其中，就应该包括施耐庵。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推算出施耐庵生于1320年，而这一年恰好就是猴年，与其生肖吻合，而且也破解了'死后三年生子’的悖论。”
窦应元说，施耐庵的很多活动与张士诚密不可分，在研究施耐庵时，应该将其和张士诚“捆绑”在一起，这样很多谜案即可迎刃而解。
施耐庵与苏州的不解之缘
施耐庵祖籍何处，对此学界见仁见智，尚无定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施耐庵与苏州有着极深的渊源。
在各种有关施耐庵籍贯的说法中，都提到了一个地方——白驹场，可以肯定的是，他曾在这里长期生活过。那么，白驹场又是一个什么地方？
白驹场，是古代两淮盐场之一，是张士诚的故乡，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在白驹场一带，张士诚率领“十八条扁担”造反抗元！
据记载，张士诚起兵后，敬慕施耐庵的文韬武略，再三邀请他为军幕，施耐庵抱着“经世济民”的想法欣然前往，为张士诚献了许多攻城夺地的计策。后跟随张士诚来到平江（即苏州），与其部将卞元亨来往密切，后张士诚居功自傲，独断专行，亲信佞臣，疏远忠良，施耐庵几次谏劝，张士诚都不予采纳，于是愤然离开平江，并作《秋江送别》套曲赠予同在张幕的鲁渊、刘亮等人。此后，浪迹江湖，替人医病解难。
根据这些史实，又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观点：施耐庵原籍兴化，后又跟着张士诚来到了苏州并逗留过一段时间，而张士诚败亡后，明朝官府四处侦查其旧部，施耐庵为了避祸，于是又回到了苏北老家。
有学者认为，施耐庵创作的不朽巨著《水浒传》，其题材与元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有关，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其实就是元末起义军将领们的影子。
施耐庵的墓地，位于兴化市新垛乡施家桥村，赵朴初手书“重修施耐庵墓记”的石碑立于墓前，邻近还有一绿岛，一条小河环岛流过，人在高处俯视，恰似狮子（施子）盘绣球，因而俗称“风水宝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张惠仁有诗赞之曰:隔岸白驹迷晓雾，盘球狮子沐晨阳。耐庵泉下泰然卧，评说由人论短长。
向东十余里，大丰市白驹镇境内（白驹原属泰州海陵县，明朝划归兴化，大丰建县后又划归大丰），建有施耐庵纪念馆。此地旧名花家垛，传为施耐庵当年著书之所。清流环抱，荻港萧萧，沙鸟低翔，渔舟缓唱，芦苇茂密，有着浓郁的《水浒传》里的气息，游人到此，会疑心真的到了梁山水泊。
阊门寻根九:“蒸发”400余年张居正后裔隐居兴化
以推行“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而名垂青史的明朝宰辅张居正，历仕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位极人臣，权倾天下。然其身后却十分悲惨：他死后，朝中大臣群起而攻之，被扣上“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等帽子，从一代明相一下子变成了十恶不赦的奸臣。
死后两年，明神宗万历皇帝下令抄没其家，他的6个儿子中，老大被逼自杀，老二、老三、老四、老五，或被发配到“烟瘴之地”，或被褫夺官爵，沦为布衣。
然而，张居正最小的儿子张静修却从此下落不明。
难道，这个张静修神秘地“人间蒸发”了？
从神童到首辅王朝的栋梁
张居正，湖北荆州江陵人，生于明嘉靖四年，字叔大，号太岳，祖籍安徽凤阳。
张居正天资聪颖，2岁识字，5岁入学，12岁考中了秀才，世称“神童”。13岁时张居正就参加了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当时的湖广巡抚顾璘有意让他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16岁中了举人，顾璘对他十分赏识。23岁中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隆庆元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隆庆时与高拱并为宰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
隆庆六年，明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驾崩。隆庆临危托孤，要内阁首辅高拱、次辅张居正等尽心辅佐幼主、年仅10岁的朱翊钧——明神宗万历皇帝。随即，张居正利用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除掉高拱,接任首辅。太后李氏遂即把辅佐、教导万历皇帝的重任一并交给张居正。
从此，张居正成了“摄政”宰相，主持裁决一切军政大事。在他当政的10年中，推行了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改革措施：
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加强内阁的行政和监察责任，提高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监察职能,极大地提高了内阁的权威，使权力集中于首辅，从而加强了号令天下的中央集权；下令裁减部院诸司冗官和各省司、府、州、县官，以提高官吏的素质和行政效率；
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史称“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南方少数民族叛乱。他还与鞑靼的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
张居正的这些改革措施，史称“万历新政”，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一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族关系领域的全面而较深刻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影响。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在张居正的努力下，终于重新获得生机。
从功臣到“奸臣”皇帝的复仇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为中兴大明王朝而鞠躬尽瘁的张居正病逝，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
张居正主政期间，因雷厉风行的改革措施和其张扬的个性，得罪了一大批朝臣。所以，他死后第4天，便有御史雷士帧等7名言官弹劾潘晟。潘晟者，乃张居正生前所荐之官也。于是，一场清算张居正的斗争开始了。
此时，有人呈进了前任首辅高拱的一份《病榻遗言》（高拱是被张居正和太监冯保赶下台的），既为申冤之作，也历数张居正之过。辽王妃王氏也上奏疏，说张居正诬陷辽王，霸占王府（张居正在老家江陵住所即为获罪的辽王之府），司礼太监张诚等人也纷纷出动，攻击张居正。
最为致命的是，张居正在扮演他的帝师角色时，曾对万历皇帝极其严苛。据传，一日万历读书，念到“色勃如也”时，误将“勃”读成了“悖”，张居正当场厉声呵斥：“这个字应该读'勃’！”有一次，万历喝醉了酒，无缘无故把两个小太监打得半死。这件事让太后知道了，马上把万历找来，狠狠地责备一顿，还叫左右拿《汉书·霍光传》叫神宗读。汉朝霍光辅政的时候，曾和太后联合废掉了无道昏君，现在的张居正的地位就像当年的霍光一样——万历想到这里，吓得浑身哆嗦，跪在太后面前求饶。后来，张居正做主，把一些引诱皇帝胡闹的太监全部赶走，太后还让张居正代万历起草了罪己诏。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此时，万历对张居正，已经从惧怕发展到怀恨了。
所以，当张居正死后，万历也开始向其“复仇”，给他加上了众多罪状：“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等。
万历十一年三月，神宗诏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再诏夺文忠公谥，斥其子锦衣卫指挥张简修为民；万历十二年四月，再“诏令查抄居正家产”。而执行抄家任务的张诚和邱橓，都是张居正生前的政敌，二人挟私报复，心狠手辣。四月抄家令到达江陵，曾经“视张宅如朝廷”的地方官员，立即亲自到张宅封门，张家子女，全部被赶到一个没有食物甚至连一口水也没有的空屋里，不得出门。直到五月初五，邱橓等钦差大臣才姗姗来迟，打开宅门之时，已饿死十余口人。然后，又是搜检，又是拷问。
但是，邱橓等人还不满意，重刑拷打，非要张家人招出寄存宅外的“子虚乌有”的200万银两。张居正共有六个儿子：敬修、嗣修、懋修、简修、允修和静修，张敬修不堪拷问，自缢而死；张懋修投井不死，绝食又不死，侥幸保一条性命。张嗣修、张懋修等被发配到人烟稀少、瘴气充溢之地而死。张允修亦几次寻死未成，几近疯狂……
从江陵到苏州幼子的逃亡
张居正的六个儿子，老大敬修自缢身亡；老二嗣修和老三懋修被发配；老四简修被削职为民；老五死于明末的农民起义。
那么老六静修呢？数百年间的历史资料均无记载，其身世连江陵的张氏族谱中也没有体现。有人曾推测，张静修在张府被抄家时已经饿死了，但这个说法也没有证据。“张静修的后代，至今仍生活在兴化！”兴化中学的任祖镛老师介绍，文革前，自己的姐夫张鸿庆将一本《昭阳百忍堂张氏宗谱》寄存在他家里，这是张鸿庆家族的家谱，张氏家族世居兴化县城张老娘巷。“当时我随手翻阅了一下这本家谱，无意中发现，兴化的这一支张氏家族，竟然就是张居正幼子张静修的后人！”后来，这本家谱被“红卫兵”抄走了，从此下落不明。
任祖镛清晰记得张氏家谱序言的大致内容，说张居正的后人被抄家后，张静修辗转流落到了苏州，在阊门附近以磨糯米粉为生，清朝康熙年间，其后人又迁居兴化。
张静修是怎么逃过那场劫难的？他又是怎么流落到苏州的？其后人为何又迁居兴化？“我就是张静修的后裔，”张培元，兴化市姓氏文化联谊会秘书长，一直潜心研究谱牒学。
张培元说，经多年来的考证研究，他基本弄清了张静修的身世：张静修小时候，父亲张居正就给他定下一门亲事，岳父名叫李幼滋，万历年间曾任工部尚书。李幼滋是荆州府应城县人，与张居正是同乡，两人又为嘉靖二十六年同年进士。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时，张静修年仅15岁，被李幼滋送到应城避难。后来，张静修与李家小姐完婚，生了个儿子名叫张士彦。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烽烟四起，张静修居家逃往苏州，投奔一个叫顾峻的人。顾峻何许人也？他就是张居正的恩师、湖广巡抚顾璘的幼子。顾璘是苏州府长洲县人，官至南京刑部尚书，退休后回苏州定居。相传，顾璘一天请张居正吃饭，特意把自己的幼子顾峻唤出来，指示说：“这是荆州的张秀才，将来是一定会做大官的，到时候你可以去见他，他会念及你是故人之子，而给予特别照顾的。”后来，张居正为了报答顾璘，对顾峻果然照顾有加。万历二年，张居正亲自帮助顾峻排解家族纠纷，使其顺利得到荫庇。万历四年顾峻应选，张居正又派官船供其遣使。所以，张家和顾家可谓世交。
为了回报张居正，顾峻妥善安置了张静修，还帮他在阊门外山塘街谋了一个舂米的差事以掩饰身份。
从苏州到兴化又一次“阊门移民”
清康熙元年（1662年），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官方移民拉开了序幕，清政府颁下“移民垦荒”诏，其中两湖、两粤、陕西、福建等十余个省的百姓被强制迁徙四川，这就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
这波移民大潮同样波及江南，苏州府也有一批“无业游民”被遣散到苏北。张培元说，在此次移民中，张静修的后人迁徙到了兴化。“我们的祖先来到兴化后，先是开荒务农，然后重操祖业，在县城开了舂米作坊，后来又开了米店，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殷实的家族。”
1988年，张培元首次远赴湖北荆州寻根觅祖，2010年8月，他再次和兴化的族人去了荆州，会见了三房张懋修、四房张简修的后人，“失踪”了数百年的张氏六房后裔，终于和老家的宗亲聚首。随后，张培元又前往北京，寻访张居正在任内阁首辅之前的居所——湖广会馆。
“世间已无张居正”（《万历十五年》第三章标题），张居正死后，他的改革措施被彻底废除，大明王朝颓势渐显。在他死后38年——天启六年，明朝政治的腐朽黑暗达到了顶点，这一年，苏州爆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反“阉党”的市民暴动，五位义士慷慨就义——苏州与兴化，由此而产生了另一段关联。
阊门寻根十:苏州义士与兴化的不解之缘
山塘街上的杨念如墓。王亭川摄
兴化缸顾镇庙会上的“五人墓”。顾晓中摄
“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与？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何故哉？”
一篇流传了近四百年的《五人墓碑记》，让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这五个名字，以及五义士为之而死的东林“后七君子”之一的周顺昌，一起被传颂了近四百年，他们让世人看到：苏州这座水城铁骨铮铮的脊梁，说着吴侬软语的苏州人的侠肝义胆。
这些名垂青史的义士们，让苏州与兴化继“阊门移民”之后再次产生紧密的联系——周顺昌和杨念如的后人们成为“政治难民”，先后逃往江北避祸，如今他们的后裔仍生活在兴化。
兴化“赛神会”上的“五人墓”
此“五人墓”就是明末苏州五义士
“赛神会”是兴化传统的民俗活动，旧时每年阴历五月十八日举行，而在“赛神会”上，“五人墓”又是一个传统的保留项目。
当地文化网站上介绍：头锣、二锣、三锣以后，蹦跳着的一对“大头娃娃”，一捧莲荷，一捧仙盒，满面堆笑，一团和气，这便是传统兴化庙会中必不可少的“和合二圣（仙）”，其手中道具“荷”与“盒”正是“和合”二字的谐音。相传，和、合二圣是苏州寒山寺寒山和拾得二位高僧的化身，他们祈求天人合一、六合相谐。用现代语言诠释“和合”就是“构建和谐社会”。兴化庙会中有着很多苏州文化元素，这是缘于明初“驱苏民以实淮扬”（移民），多数兴化人都是从苏州阊门（当时的移民驿站）迁至。
“五人墓”是兴化庙会的重头戏。任祖镛在《兴化五月赛神会》中写道：“五人墓”紧跟在香亭后面，由五个英俊的青少年，扮成五个犯人，光着上身，胸前系着红兜，穿红裤，围白裙，大绑腿，背上插“招子”，后面跟着两名“刽子手”，手提大刀。
身为高中语文教师的任祖镛，自然对张溥的《五人墓碑记》非常熟悉。兴化庙会上出现的“五人墓”和明天启六年苏州市民反“阉党”的暴动有关系吗？
经多方考证，任祖镛发现，兴化庙会上的“五人墓”，表现的正是明天启六年苏州市民反“阉党”暴动事件。庙会上的五个“死囚”，就是“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苏州市民暴动领袖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
周顺昌被害后葬在兴化？
竹泓镇曾有古墓“周氏坟”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五人墓碑记》的开头，就交待了苏州市民暴动的导火索——周顺昌被“阉党”逮捕下狱。
周顺昌（1584－1626年），字景文，号蓼洲，苏州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历任福州推官、吏部稽勋主事、文选司员外郎。周顺昌为官清正，在福州推官任上，反对矿监税使的掠夺，抓治过税监高采的爪牙。
天启年间中，宦官魏忠贤专权，他们网罗党羽，排斥异己，杀戮大臣，欺压人民，暴虐无道。当时以江南士大夫为首的东林党人，他们多次上疏弹劾魏忠贤，斗争非常激烈。周顺昌乞假归乡，在乡讽议朝政、针砭时弊，指斥魏忠贤无所讳忌。
天启四年，魏忠贤借题逮捕杨涟、左光斗、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魏大中六人入狱，史称这批被害的东林党人为“前六君子”。当魏大中被魏忠贤陷害逮捕时，路过苏州阊门，顺昌亲诣其船，要将女儿许配给大中之孙，还指着押解囚犯的旗尉破口大骂：“若不知世间有不畏死之男子耶？归语魏忠贤，我即故吏部郎顺昌也。”
天启六年，魏忠贤将周顺昌下镇抚司狱。东厂的缇骑赴苏州逮捕周顺昌时，苏州城乡数万人齐集，为之呼冤，两名东厂的缇骑被当众打死，巡抚毛一鹭为了保命竟躲进了厕所。后来，市民暴动的领袖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等，以“倡乱”的罪名被杀害。周顺昌被解至京城后，在狱中被打得牙齿尽落，把满口鲜血喷向主审官，仍痛骂魏忠贤，最后受酷刑而死。
周顺昌死后葬于何处？民国版《续修兴化县志》中记载：“吴人周顺昌，死在东厂狱，相传县东竹泓港永宁街沟北有古墓三冢，名'周氏坟’，其主即周顺昌墓。”
周顺昌为什么会葬在兴化？当地文史工作者认为，这和明初的“洪武赶散”不无关联，周顺昌家族中很可能有人在明初移居兴化，周顺昌死后，因魏忠贤尚未倒台，其后人遂投奔兴化宗亲，将周顺昌安葬于此。
2001年7月，竹泓镇建设板桥路时，发掘出周顺昌楠木棺柩。
杨念如后人也在兴化？
东林庵与魏忠贤生祠
兴化市林湖乡，有一个号称“兴化第一大庄”的魏庄，现有二千多户，万余人口，粮田万余亩，荒田3000多亩。
这个地处苏北里下河腹地的村子，竟和明末的政治斗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魏庄东北角的观音泊边，曾有一座叫作“东林庵”的寺庙。东林庵，得名于明末与宦官集团英勇斗争的“东林党人”。据传，此庵为明天启年间逃落到此的苏州声援东林党人的“政治难民”的后代和本地“江北南社”的参与者发起所建。
杨姓，乃魏庄一大氏族。据传，杨姓始祖也是在明朝洪武年间迁移过来的，而明末苏州市民反阉党暴动领袖之一杨念如被害后，其后人也逃到了兴化，投奔杨氏宗亲。
魏家庄的得名，也源自阊门移民，据传，最早在此地落脚的家族姓魏，村子因此而被命名为魏家庄。而魏家庄也曾和“九千岁”魏忠贤扯上关系。
据记载，明天启六年，魏忠贤残害了大批忠良，其势力如日中天，在皇帝的恩准下，江南盛行为魏忠贤活建生祠之风，各地官吏纷纷效尤。此风亦刮到魏家庄。庄上的魏氏家族为攀沾同姓的荣耀，抑制不住对红得发紫的魏逆的狂热。在地方胥吏的鼓动下，他们派人到杭州观瞻西湖边的魏生祠，请回沉香木雕就的五官四肢宛如活人的魏忠贤坐像一座，在观音泊边建了一座屋宇高大，气势恢弘，面积达三百多平方米的魏生祠。
天启七年八月，明熹宗驾崩，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十月，魏忠贤及其党羽遭朝臣弹劾。十一月，魏忠贤被免去司礼监和东厂的职务，谪发凤阳守祖陵，随即，崇祯皇帝又命锦衣卫擒拿魏忠贤治罪，魏忠贤行至途中，接到密报后上吊自杀。随即，崇祯帝下诏全国，剪除魏逆党羽，毁废魏氏生祠，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魏家庄的穷苦百姓和压抑已久的杨念如的后代等人，联合庄上的杨、瞿、王三个大姓，捣毁了魏生祠。
后来，反魏义士的后代及庄上几个“江北南社”的骨干倡议在魏祠废址上新建东林庵，得到魏庄群众的随缘乐助，庵前中院植有几株翠竹，象征着东林党人的高风亮节。
苏州的魏生祠被捣毁后，“激于义而死”的五位义士归葬于此；兴化魏家庄的魏生祠被捣毁后，建起了缅怀东林党人的东林庵——江南江北，遥相呼应。
“误入歧途”的意外发现,苏州“政治难民”屡次避难兴化
在寻访杨念如后人的过程中，笔者曾“误入歧途”，但最终有了意外的发现——苏州的“政治难民”并非只出现在明朝末年，早在明朝中叶，就有苏州的“政治难民”移居兴化。
据兴化牒谱研究者张培元介绍，他有一个叫杨健的同学，可能就是杨念如的后人。而笔者与杨健取得联系时，他说关于家族的身世，自己的伯父杨宝鑫最清楚。
87岁的杨宝鑫生于兴化，目前定居在郑州。“我的祖先确实是从苏州迁到兴化避难的，但不是杨念如。”老人的说法出乎笔者的意料。
杨宝鑫介绍，自己的祖先也姓杨，苏州人，是明武宗正德年间南京户部的官员，由于年代久远，且家谱在“文革”期间被毁，所以这位祖先的名字已不可考（本文中以杨某称呼）。
当时，正值大太监刘瑾把持朝政。刘瑾，陕西兴平人。本姓谈。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净身入宫当了太监，遂冒姓刘，侍奉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明武宗。他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深受信任。武宗继位后，他数次升迁，爬上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刘瑾一旦大权在握，便引诱皇帝沉溺于骄奢淫逸中，自己趁机专擅朝政，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他排陷异己，朝中正直官员大都受他迫害。
“杨某虽然户部挂职，但其主要是在工部工作，管理江南的织造事务。”杨宝鑫说，后来，杨某因为得罪了刘瑾而被害，其遗孤被南京户部代理尚书兴化人杨果收养，秘密送回兴化老家。由于都姓杨，“五百年前是一家”，杨某的遗孤后来遂成为杨果的义子，归宗兴化杨氏。
“我的祖先归入兴化姓氏家门后，杨果曾送给他一方'金星砚’，希望他今后能金榜题名，”杨宝鑫说，可惜自己的祖先没有成为读书人，而是做了铁匠，自己家族所住的地方，后来被命名为“铁匠巷”。
阊门寻根十一:九“龙”会聚鸭子湖畔
“这就是咱们唐家祖祖辈辈牵记了600多年的阊门？”
捧着“阊门寻根”采访组赠送的阊门照片，泰州高港区唐家庄90高龄的唐步衡老人，激动得双手有些颤抖，眼圈发红。
600多年前，唐氏家族的始祖带着一家五口，转身向阊门城楼投去最后一瞥，登舟北去。入运河，渡长江，最终定居在长江北岸一个野鸭栖息的湖泊旁。
600多年间，长江几度潮起潮落？鸭子湖畔，几度雁去雁回？如今的唐氏家族，已经从区区的一家五口，发展成为五千多人的望族。当年芦苇丛生的荒凉江滩，已成为一片欣欣向荣的投资热土……
一庄九“龙”护佑世代子孙
唐人家，原唐家庄中心小学校长，唐氏家族第二十一世孙，《唐氏族谱》第22次修订主编。
唐人家介绍，据族谱记载，始祖寿七公，名永泰，字以宁，号知几。元末曾在苏州阊门“以武略事”——所谓“以武略事”，通俗地讲就是“靠武力吃饭”，“当时寿七公在苏州具体是干什么的，是军官，还是衙门捕快？由于年代久远，已不可考证。”
元末“世衰道微，异端横起”，寿七公遂弃武隐居。明朝建国后，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行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春，时年60岁的寿七公被迫“奉旨迁移”，带着儿孙妻媳一家五口，雇了一条船离开了苏州。
“按照官府的安排，寿七公全家要迁往泰州城，”唐人家说，船渡江后进入了泰州通江官河，“北望江乡水国中，船帆十里满湖风”，一派酷似江南鱼米之乡的景色，船过庙湾镇，东侧出现了一条宽阔的港汊，水面上野鸭成群，“向岸边钓鱼翁打听，得知这里叫作鸭子湖。寿七公迁往江北意在务农，北去泰州城并非本意，遂令船夫掉转船头拐进鸭子湖，向东南方向数里后上岸。”
唐人家说，先祖最早落脚的地方叫张家庄，属扬州府泰兴县顺德乡二都，是一片土地肥沃的荒野。“寿七公稍微懂一些地理风水知识，在开荒时，发现一条高埂很像'龙脊’，于是找来专业的风水先生，风水先生一看大声叫好，说这里正是'龙脉’所在，”于是，唐氏先祖遂扎根于此，将此地命名为“龙埂”，后来还有“画龙点睛”之意，顺地形在“龙头”两边挖了两口井，在宅基地上种了一片桃林，寓意“龙蟠仙桃”。如今，当地还有“龙埂”和“桃园”的地名。
唐氏家族扎根张家庄百余年后，人丁逐渐兴旺，而当地的土著张氏家族则日益衰落，张家庄遂改名为唐家庄。
此后数百年中，唐氏族人在开垦疏浚的过程中，只要发现有“龙脉”迹象的地段，就按照先祖的做法小心翼翼地顺其地势浚理。至1950年代，村里共形成了9条“龙埂”和18口“龙井”。
“相传，祖先定居的那条'龙埂’，是一条'母龙’，所以，族人都在此居住，以求世代人丁兴旺；而村东面一条最长的'龙埂’，据风水先生考证是一条'公龙’，最适合先人殡葬安息，所以，就成了族人的墓园。”数百年来，唐氏家族墓园里栽满了银杏树，其中最大的一棵，树干约有3米高，其枝条向四周平行伸展，形成了一个东西直径约8米、南北直径约6米的椭圆形，酷似一张架在树干上的“床铺”，于是，族人遂认为这是“龙床”；而树下有一眼甘冽的清泉，则被说成是龙睡觉时流下的“龙涎”；更令人惊奇的是，在“龙床”南面不远处，还发现了几块不规则的田地，有的像靴子、有的像印章、有的像公案，于是，人们便产生了新的联想和推断，这条“龙埂”，当是唐家庄的九“龙”之首——龙王！后来，唐氏族人就在这里建起了一座龙王殿，每年农历二月十五还要举行龙王殿庙会。
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农田基本建设的推进，唐家庄里这些“龙”的痕迹逐渐消失，但有关“九龙十八井”的种种传说，仍在当地流传着。
唐氏“水龙”地方消防的先驱
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6年），经过170年的繁衍生息，到第八代时已有百余户人家，已成为当地的望族，经族人合议，决定与苏州分祠，修建北迁后的第一座宗祠。
唐人家介绍，宗祠原来建在东庄的“牛地”上，最早只有3间房屋。200多年后，祠堂已经不能适应家族人口发展的需要，也有损家族的形象，遂于清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经阖族公议，新建了一座8间房屋的宗祠，后排5间，东面两间为书房，西面三间供奉历代祖先牌位；前排3间为敞厅，悬挂“诗礼继世”匾额，意为要子孙读书明礼世代相传。
宗祠置有祠田，田间所产主要用于春秋祭祀，族中子弟教育和祠务开支，盈余部分用于慈善事业。
唐氏家族最有名的慈善事业，是在开创了当地的“消防队”。清光绪年间，迁善镇（今刁铺镇）设了水龙局，唐家庄陆续购置了铜水龙六支，大锣六面，存放在宗祠内，一旦发生火灾，村民鸣锣为号，出动水龙前往扑救。一时间，唐家庄的水龙名噪四邻八乡。
唐氏家族不仅有宗祠，还有家庙。家庙名曰“永庆庵”，与宗祠一同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二年。相传唐氏家族在筹建宗祠时，有一日忽然从鸭子湖上漂来一尊观音菩萨木像，于是族人将菩萨请上了岸，再建三间庙堂予以供奉。
乾隆五十五年，唐氏家族重建宗祠时，同时也重建了永庆庵，规模也为8间。在观音菩萨的两侧，还分别供奉着痘神、太阳太阴神、文昌神，和三官、武帝、虫八蜡神。永庆庵共有“山田”（僧人自给自足的田产）一百五十余亩，“山田”的收益也常用于慈善事业，如春荒季节开仓施粥，救济孤苦老人，清宣统三年，住持鹤亭大和尚还捐出20亩“山田”设义茔，收葬因兵灾、匪乱而倒毙路边的无名死者以及无力操办丧事的贫民。
1950年代，唐氏宗祠和永庆庵一同改成唐家庄小学。如今，小学也早已异地重建，宗祠和庵堂遗址上还遗留着几间房屋和几块碑石。
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唐氏族谱公修撰了21次。2006年，唐人家、唐步衡等老人再次修订族谱，经不完全统计，目前唐氏家族共有5400余人。
2005年，族谱付梓前，族人唐人斌作了一首《水调歌头》：
吾族溯源古，汾翼有陶唐。成公筚路蓝缕，尧裔奠家邦。联蔡合纵攻楚，终致期蒲覆庙，千里走苏阊。洪武徙闾左，无奈大流亡。
鸭子湖，六百载，屹唐庄。光前裕后，儿孙绵瓞谱华章。文武双全世泽，成就光荣业绩，历代铸辉煌。全面小康现，新纪岁丰穰。
落第“进士”激励后人三百年
在唐氏家族祖居地“龙埂”，至今仍保存着一座楠木敞厅，厅前，有一块雕琢精美的青石“上马台”。
“这两件古迹和唐氏家族中的一位落第'进士’有关。”唐人家说。
落第“进士”？这位“进士”到底有没有考取？若考取进士，怎么会说是“落第”？若未考取，为何又称之为“进士”？
唐人家介绍，这位“进士”名叫唐宗泗，康熙年间人。唐宗泗天资聪颖，少年时代即满腹诗书，不满二十岁就考中秀才。不料此后就运势不佳，连续两次乡试均未考中举人。他三十岁时，适逢康熙三十三年会试，他决意最后一搏，花银子疏通朝中关节直接参加会试。
启程进京前，唐宗泗特意在家门口建好“进士及第”的大门楼，还找人专门雕刻了一座“上马台”（因为此人以往骑马时，曾以板凳垫脚而摔跤惹了一身晦气，赴京赶考绝不能重蹈覆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唐宗泗满怀信心地来到京城，但此前他花银子疏通关节并未成功，朝中的大学士、尚书们没人胆敢冒着欺君的风险帮他科场舞弊。于是，落第“进士”只能灰头土脸地回到故乡，成为乡邻们的笑柄。
唐氏族谱中记载：宗泗，字汪度，邑庠生，生于康熙三年，殁于康熙五十五年。族谱中并未记载他考取过进士功名，“邑庠生”表明了其秀才身份。
“唐宗泗虽未求得功名，但并没有意志消沉，他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走上了讼师的职业生涯。”其所写颂词条理清楚，文采简练锋利，人称“刀笔”。为此他也受到了地方官府的器重，经常受邀旁听审案，且其为人耿直，不畏强不凌弱，因此当时在通州境内（泰兴县时隶属于通州）声名赫赫。唐宗泗逝后出殡时，千余人为其扶柩送行。
相传唐宗泗临终时，嘱咐后人有两件东西不可废。一是他亲手种植的“壁碧香”（一种气味芳香的灌木，具有提神醒脑的功效），意为警示后代待人处世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二是“上马台”，他认为自己虽未考取进士，但人生道路并非只有仕途一条，所作所为只要有益于乡里，同样也是“马到成功”。
时隔300余年，唐宗泗种下的“壁碧香”仍枝繁叶茂香气袭人，其“进士”旧宅也完好无缺地保存在原地；而唐家的后人，则世代遵照其遗愿，如今在医药、冶金、教育、工程、文艺、刑侦等领域，皆涌现出杰出人物。
阊门寻根十二:泰州三大望族皆是阊门移民
俞氏家族古宅。高松摄
泰州城内的古街巷。高松摄
在泰州，提起卢、俞、夏三大名门望族，稍微上了点年纪的人都耳熟能详。
泰州是京剧名家梅兰芳的故乡，三大家族中的卢氏和俞氏，都和戏曲有着不解之缘；而夏氏家族，则可谓中国现当代的“律政之家”，曾出过民国最高法院的院长，审判过周佛海等一批汉奸。
这三大家族的祖先均来自苏州，卢氏和俞氏迁移于明朝永乐年间；而夏氏则于清朝顺治年间迁入——泰州三大家族的渊源，几乎就是一部活生生的阊门移民史。
“南北卢”
梅兰芳唱戏卢文勤伴奏
清光绪《泰州志》载：“邑卢有南北之分，居城南者曰南卢，居城北者曰北卢……”
卢氏为何会有“南北卢”之分呢？
90岁的卢迈千是位退休教师，出自“南卢”，他是目前泰州卢氏后人中辈分最高的。
卢迈千幼时听祖父说，卢氏是明朝永乐元年从苏州迁入的，他的始祖是进士卢千驷。卢氏抵泰之初，在原绰子塆（现泰州市区南门高桥东南）垦荒。后又经商。家族日渐繁茂后，部分成员就迁到了稻河西侧的新华巷（旧称肖家巷），所以，泰州卢氏家族就出现了南北两支。
卢迈千的祖父卢求古，在光绪《泰州志》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官知府，有政声”，卢求古为官于“甘肃不毛之地”。
88岁的卢向忱晚卢迈千一辈，他出自“北卢”。
卢向忱说，卢氏后裔卢止庵是民国时期泰州知名乡绅，他热衷慈善，曾任泰州救济院院长。在陈毅与李明扬谈判期间，卢止庵曾与陆小波、吴云山等人会见陈毅，一起谈古论今。
中国四大琴师之一的卢文勤也属于“北卢”家族。卢文勤和卢向忱是儿时的玩伴。卢向忱说，卢文琴从小痴迷拉琴，由于父母反对，他竟然偷偷摸摸在被窝里拉。
1980年代初，卢文勤回泰州探亲时，和卢向忱再次会面。交谈中，卢向忱得知，卢文勤早年曾从事物理专业，同时又是位狂热的票友。上世纪40年代，梅兰芳蓄须明志期间，其跟梅过从甚密。梅练唱，他拉琴伴奏。由此，他走上了声乐理论研究的道路，后来，被誉为“中国戏曲声乐研究开拓者”。
卢文勤曾任上海戏曲学校教授、中国音协戏曲声乐研究会会长。他用科学的方法指导发声，成就了梅派青衣的代表性人物史依弘等。
“风流俞”
私家戏班首演《桃花扇》
“听长辈们说，我家先祖也是从苏州迁过来的。”73岁的俞惠英是泰州新华巷俞氏住宅中最年长的一位。
清道光《泰州志》记载：俞氏家族是明永乐年间俞兴一由苏州迁泰州北关外。
康熙年间，俞氏家族出了一位风流才子俞锦泉，曾候选内阁中书。俞锦泉是位昆曲爱好者，拥有私家戏班和庞大的歌舞船，经常去扬州、兴化等地演出。孔尚任曾有诗咏其家班：“俞君声伎甲江南”、“粉白黛绿不知数”。
俞氏本人精音律工诗，擅南曲、北曲，能司鼓吹笛。当时的文化名流冒襄、孔尚任等人均为其座上宾。其时孔尚任正留滞泰州撰写《桃花扇传奇》二稿，写作中，曾得俞氏指点，并由其家班首次试演。
昆曲发源于苏州。其前身是流传于昆山的昆山腔。明代嘉靖年间，昆山文士魏良辅潜心钻研，将昆山腔融入弋阳腔、海盐腔、北曲等其他声腔，合南北之所长，创造出全新的声腔，并加入箫管弦索乐器，使昆山腔演变为昆曲。
俞锦泉的儿子俞梅，也是清朝初年泰州城颇有名气的大才子。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分校《康熙字典》等书，著有《治河方略并图说》、《孔子家语订正》、《梦馀集》、《历朝诗雅》等。
康熙四十四年康熙皇帝南巡，驻跸扬州，此时俞梅因母亲去世而“丁忧”在家，特旨其父子召见。临别前，康熙赐俞锦泉“耆年贻彀”匾，赐给俞梅一把折扇，御笔题诗：“山径入修篁，深林蔽日光。夏云生嶂远，瀑水引溪长。秀迹逢皆胜，清芬坐转凉。爱看玉樽夕，归路赏难忘。”
“夏半街”
大法官夏勤判周佛海死刑
泰州夏氏系清顺治时夏日旺由苏州迁泰州北关外东大街。夏日旺曾在泰州为官。
泰州市气象局原高级工程师夏道球是夏日旺的第十世孙。夏道球说，夏氏在泰原有几十户，大多居住在东大街（东进东路）及其附近里弄内，当时的东大街有“夏半街”之称。
夏氏部分后人现散居美国、加拿大、香港、台湾等地，目前住在泰州的仅10户左右。
夏日旺的第九世孙夏勤是民国时期泰州人中任职最高的官员——民国最高法院院长。夏勤16岁考入北京国立京师法政大学堂，历任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官、高等审判厅庭长、大理院推事、总检察厅检察官、首席检察官、高等考试法官、考试典试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夏勤一直主张并实行司法独立、依法办案和司法不受外来干涉的原则。他不屈服权势压制，将周佛海等大汉奸判处死刑。
1948年4月间，夏勤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组建专门对付共产党人的“特种刑庭”，不久，蒋即派军统特务调查夏勤在泰州的产业，企图罗织罪名。夏勤获悉后，主动呈请辞职，当即被免去最高法院院长职务。次年三月，李宗仁任总统时，重新被任命为司法大法官。
夏勤的次子夏道泰曾任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远东法律部主任；三子夏道师为美宇航员，曾载入《国际名人词典》。
夏勤的哥哥夏惟默曾任国立法政大学教授。夏惟默的长子夏道隆国立北京法政大学毕业后，任苏俄新西比利亚中国总领事馆参事，后转任扬州等地方检察处任首席检察官等职。次子夏道成，国立暨南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为美国东南麻省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近代史博士。
夏勤的堂弟夏惟上毕业于朝阳大学，先后任辽宁、青岛、台北等地高级法院首席检察官。夏惟上的父亲则为精神学士、哲学学士、医药博士。
夏勤的后辈夏道行兄弟三人均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目前，定居美国。夏道行，国际知名的数学家，专于函数论、泛函分析与数学物理，在算子理论、线性拓扑代数理论及广义函数理论等研究领域都取得突出成就，并独创“夏道行函数”。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夏氏家族的辉煌，很大程度上与一位杰出的女性有关——夏勤的生母。夏母生有四子一女。夏勤的父亲去世时，夏勤的长兄13岁，夏勤仅8个月。夏母“事无巨细，必躬任之，其勤劳艰苦非人所堪”。
民国24年，夏母去世后，夏勤等兄弟四人书《先妣行述》：“儿时罔知力学（不知道好好学习），每嬉戏或有失（每当玩耍或犯下错误），先妣必苦口告诫，甚至流涕，而未忍加以挞楚（鞭打）……”
夏母下葬当天，包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人在内的一批高级官员，亲自到泰州吊唁。林森为夏母写了一首挽诗，赞她“淑慎温恭，蔚为女宗”。
泰州部分阊门移民氏族溯源
张宋末张三六（籍贯失考）迁居泰州。明初张福元由苏州桂花亭迁至泰州。清初泰兴张氏移居泰州南门外。清代张文纬由江都迁泰州。
徐元末徐大岗避兵由苏州迁于泰州北门外东坝坊。明初苏州徐氏迁泰州海安。
王元末王景隆由苏州迁泰州。
李元末李重八由苏州迁泰兴柴墟，后一支迁泰州鲍家坝。明末李彩公由苏州迁泰州。
陈明代陈贞由苏州迁居泰州城北西仓。
刘明嘉靖时刘华盛由苏州迁泰州。明代刘奉诚由苏州迁泰州。
夏清顺治时夏日旺由苏州迁泰州北关外东大街。
潘元时潘永临由苏州迁泰州。
朱明洪武初，朱通甫由苏州迁泰州。
袁明洪武时袁德先由苏州迁泰兴，十传至袁春华迁泰州。
仲明建文时仲子宣由苏州避兵迁泰州富安，后一支迁居城内。
卢明永乐元年卢千驷由苏州迁泰州。明初卢师孟由苏州迁泰州新城。
俞明永乐年间俞兴一由苏州迁泰州北关外。
宋明初宋道真由苏州迁泰州港口，后一支迁居城内。
管明初管全由苏州迁泰州东台场，八传至管栻迁居城内。
崔明初崔大亨避乱自苏州迁居泰州虎墩。
蒋明嘉靖时蒋君英由苏州迁泰州南乡，后一支析居城内。
万明末万士玮由苏州迁泰州。
石明末石盈山由苏州迁泰州。
彭清初彭振吾由苏州迁泰州。
沈清初沈有成自苏州迁泰州。
邓清初邓汉仪由苏州迁泰州。
阊门寻根十三:苏北“讲张”：张士诚的那些事
大丰丁溪古街上的庆丰桥。元末，张士诚的义军在此打了第一仗。高戬摄
吴语“讲张”一词，始于明初：朱元璋消灭了张士诚建立了大明王朝后，苏州百姓仍思念并谈论着张士诚的恩泽。
明代太仓人陆容的《菽园杂记》记载：“高皇（朱元璋）尝微行至三山街，见老妪门有坐榻，假坐移时，问妪为何许人？妪以苏人对。又问：‘张士诚在苏何如？’妪云：‘大明皇帝起手时，张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归附。苏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
发源于苏州的“讲张”一词，在今天的江淮方言中已经没有了，但有关张士诚的种种传说，仍在阊门移民后裔中广为流传，丝毫未因600余年岁月的荡涤而褪色。
无论在苏州还是在江北的民众心目中，张士诚都是个英雄。
庆丰桥边年年岁岁“狗屎香”
庆丰桥，大丰市草堰镇丁溪古街上的一座石拱桥，始建于宋淳熙年间，是盐城地区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一座宋代桥梁。“庆丰桥，是元末张士诚起义后的第一场重要战役所在地，”大丰市政协文史专家仓显说。“张士诚，小字九四，泰州白驹场亭人。”（《明史·列传第十一》）仓显介绍，张士诚年轻时以贩卖私盐为业，将食盐卖给当地的富户，而富户们经常凌辱他，还拿了食盐不给钱。当地盐场里有个叫丘义的弓箭手，尤其对张士诚百般欺压刁难。元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张士诚忍无可忍，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十八人于草堰场北极殿歃血盟誓，率盐丁起兵造反，杀了丘义和曾经欺辱自己的富户，史称“十八条扁担起义”。接着，又集灶丁数百人攻打丁溪，当地大地主刘子仁拼命阻击，张士义不幸中箭身亡。张士诚血战庆丰桥，击败刘子仁，进兵戴家窑，随后又攻占泰州、兴化、高邮等地。
传说张士诚起事，武器就是18条扁担。原来元朝政府害怕汉人造反，严禁民间持有兵刃，规定每十户人家，只许合用一把厨刀。张士诚来了一个鱼目混珠之计。一天夜晚，张士诚等十八条好汉，每人荷着一根扁担，又在扁担头上绑好又长又宽的带鱼，在迷茫的月色下，仿佛寒光闪闪的十八柄大刀。盐城的兵丁们看见这支威风凛凛的“大刀队”，纷纷夺路而逃。
次年正月，张士诚在高邮称王，建国号大周，自称诚王，以天佑为年号。至正十五年渡江南攻。次年初，攻占常熟、平江（今苏州）、松江、常州等地，并定都平江。
丁溪至今仍保持着一种与张士诚有关的民俗——阴历七月三十晚上烧“狗屎香”。“这香，其实是烧给张士诚的，”仓显说，“狗屎”是“九四”的谐音，明朝时，百姓们想祭奠张士诚却又不敢明言，遂说成“烧狗屎香”，并以七月三十是地藏王菩萨的生日为掩护。
不仅是在大丰，在扬州、姜堰、泰州、海安等地，也有烧“狗屎香”的风俗，而且都是假托地藏王菩萨的名义烧给张士诚的。这样的习俗，如今同样在苏州城内延续着。
有学者认为，烧“狗屎香”的风俗，很可能就是明初阊门移民们从江南带到江北去的；也有人认为，一批跟随张士诚起义的乡党渡江去了苏州，后来张士诚败亡后，这些乡党们又逃回了江北，将烧“狗屎香”的风俗带了回去。
泰州城内地藏王庙供“张王”
元至正二十五年二月，朱元璋已经彻底消灭了最强劲的对手陈友谅，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
朱元璋根据张士诚占领区南北狭长，中隔长江，南北兵力应援不便等弱点，制定了“先取通泰诸郡县，剪士诚肘翼，然后专取浙西”（《明太祖实录》卷十八）的战略方针。同年十月，徐达、常遇春率水步骑军，水陆并进，进攻淮东，迅速占领泰州、高邮、徐州等地。
一笔带过的历史，不会告诉后人战争是如何的残酷。
“相传大军出征前，军师刘伯温在徐达手中写了一个‘水’字，在常遇春手中写了一个‘火’字，”泰州文史专家肖仁介绍，后来，徐达果然采取水攻，掘开了洪泽湖高家堰大堤，湖水倾泻而下，席卷苏北平原，所以后世谚云“倒了高家堰，淮扬二府不见面”，而当时的泰州，“城内三尺水，坡子七人家”（注：泰州坡子街，为城中地势最高之处）；常遇春则火攻泰州城，战后泰州满城荒芜，荆棘丛生，从此，城内广种蔬菜，乃有东园、西园、南园之地名。
“张士诚兵败自缢后，家乡父老们十分怀念他，”肖仁说，有一次，一个泰州的船民夜间在大运河边停靠，突然听到水里有东西在撞击船舷，走到舱外一看，水面上漂着一个木雕人像，捞起来一看，正是泰州父老们日思夜想的“张王”。于是，这位船民恭恭敬敬地把“张王”请回泰州，并供奉于东山寺内。后来民间又将东山寺称为“地藏王庙”，实际上，在泰州方言中，“地藏王”与“祭张王”同音。
据地方文献记载，泰州东山寺原有张王殿，殿中供张王二像。前一尊龙目海口，身着龙衣，腰系玉带，手执纸扇，雄姿英发，气宇轩昂。此像在迎张王会时用，为“行像”，亦称“行坛”。后一尊在砖台上，容貌与前一尊相同，为“坐像”。像后砖台更高处有三尊女像，为张王的三个妃子——刘妃、郭妃、梁妃。清代泰州人张符骧《吴王张士诚传》谓：“明亡，有客姑苏者，王示之梦曰：‘我思返故乡。’客求得其像载以归，奉于州之八蜡庙。”
古溱湖畔“青蒲角上出皇娘”
自古美人配英雄，张士诚一代豪杰，岂无美人陪伴？在姜堰市溱湖一代，至今仍流传着张士诚和当地渔家女的一段美好的姻缘故事——“青蒲角上出皇娘”。
传说溱湖边上，曾有一古村名叫青蒲。张士诚在密谋造反之时，被盐场兵丁识破而遭到追捕，于是逃到青蒲庄，又累又饿昏倒在一户姓曹的渔家女门前，好心的曹姑娘救下了张士诚。
张士诚得救后，借住在曹姑娘的渔棚里，日子一长，两人就互生情愫。有一天晚上，两人在溱湖边上幽会，突然彩霞满天，空中出现了一条金龙和一只彩凤，当地百姓见状，无不下跪膜拜。
后来，在曹姑娘的帮助下，张士诚回到了泰州白驹场，率“十八条扁担”起义造反，干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话说张士诚渡江定都苏州后，仍对曹姑娘念念不忘，遂派人去溱湖边上迎娶。迎亲使者带去了凤冠霞帔，但曹姑娘就是不肯摘下头上的竹笠，使者只能强行取下她头上的竹笠，打算帮她戴上凤冠。摘下竹笠后众人大惊失色——这位标致水灵的美女，竟然是个秃头！
曹姑娘羞愧难当，但也只能沐浴更衣，不料在她洗头的时候，“当啷”一声，头上竟有一件物事掉在了地上——一只银碗，如瀑的青丝出现了。
在溱湖边上，还有一个叫开家庄（又名开阁庄）的地方，此地得名，据说也和曹姑娘有关。相传张士诚派人迎娶曹姑娘，因起驾匆忙，曹姑娘来不及梳妆打扮，只得在途中借了一大户人家小姐的闺房梳妆，而古时少女出嫁前梳妆叫“开脸”，此地遂被命名为开家庄。而附近的另一个村子的百姓听说王妃出嫁路过，纷纷敲锣打鼓欢送，所以，该村被赐名“锣鼓庄”。
兴化庙会“都天”不过四牌楼
旧时兴化，每年农历五月，都会举行三班民间庙会，即五月十二“城隍会”、五月十六“都天会”、五月二十“龙王会”。按习俗，庙会上菩萨的巡行路线，尽可能要经过闹市区以吸引人气，但唯独“都天大帝”，却避开了兴化城中最繁华的四牌楼等地，这有些令人费解。
张从义的《兴化都天庙会回眸与解读》解开了这个谜——
泰州、兴化等地对“都天大帝”历来持两种说法。一说“都天大帝”为安史之乱时期的名将张巡。然而，宋、元、明时期，兴化城并没有建供奉张巡的都天庙，兴化都天庙建于明朝灭亡后的清朝康熙年间。个中原因则来自另一说法，认为泰州、兴化及苏州一带供奉的“都天大帝”实为张士诚。
兴化作为张士诚的故乡，至今西城外仓巷内仍世代居住着张士诚及堂弟士骏的后裔，还有供奉张士骏、张士诚牌位的张氏宗祠。西城外教场河南有一块垛岛，为张士诚占领兴化时的“南官营”养马场。东城外“大码头”是张士诚攻下兴化城时的登陆码头，其西侧不远处的“晏王庙”为义军驻地兵营。都天会“都天大帝”出巡，兴化百姓用心良苦，特意让这位菩萨经过“仓巷”、“教场”和“大码头”，以期张王士诚魂归故里“回家看看”。由于“晏王庙”内驻过张士诚义军，徐达曾下令拆除，但因兴化百姓反对而末果。后来经过双方妥协，此庙今后败落，不得修复或重建。故至今兴化仍流传着“晏王庙——许败不许修”的民间歇后语。
此外，兴化城都天会之所以不经过商铺林立、热闹异常的“中正街”（今牌楼南路）、“四牌楼”、“东城内大街”四牌楼至八字桥段、“东城外大街”和“东寺桥东巷”，皆因中正街上建有明内阁大臣高谷的相府和为他竖立的“益恭坊”；“四牌楼”上悬有旌表明内阁大臣李春芳的“状元宰相”牌匾和旌表高谷的“五朝元老”牌匾；东城内大街（四牌楼至八字桥段）有李春芳的相府“元老府”；“东城外大街”上有为李春芳所立的状元牌坊；“东寺桥东巷”内有李春芳的“李家大书院”。显然，被朱元璋所害，与明王朝不共戴天的都天大帝张王士诚的菩萨驾，是不适宜从以上四个地段经过的。这一点，张王士诚家乡的百姓心知肚明。倘若兴化所供奉的都天大帝是张巡的话，上述忌讳是不存在的，菩萨驾从哪儿经过都可以。
阊门寻根十四:高邮王氏 200年难逾的学术高峰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像
郭沫若曾说过：中国的训诂学，到了王氏父子就基本告一段落，后人只能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
王氏父子是谁？他们以何能让郭沫若这样的学界泰斗作出如此之高的评价？
这对父子就是清朝高邮的王念孙和王引之，明初苏州移民的后裔，乾嘉学派的巅峰人物，他们的学术成就，迄今二百多年间，无人能够超越。除了博大精深的学术成果，他们还给后人留下了敬业清廉的政治品德，至今仍发人深省。
祖孙四进士一门两尚书
高邮县城西后街21号“高邮王氏纪念馆”，便是王氏家族的旧居。
王氏家族在高邮的名气，用“妇孺皆知”来形容毫不为过，就连在王氏纪念馆门前招揽生意的三轮车夫，都知道这个家族是研究训诂学的，虽然他并不知道“训诂学”这个名词的含义。
“因为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的名气实在太大，所以，人们都以为高邮王氏家族中只有‘二王’，而实际上，王氏家族在清朝连续直系四代都出了进士，其中三代翰林、两代鼎甲，两代尚书。”
朱延庆，高邮市政协前主席，曾任高邮师范校长，当地著名的文史学者，谈起王氏家族，他如数家珍——
王安国，字书城，号春圃。王安国从小精读四书五经，雍正二年殿试一甲二名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广东学政，左都御史兼领广东巡抚、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
王念孙，王安国之子，字怀祖，号石癯。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累官工部郎中、陕西道御史、山东运河道和直隶永定河道。
王引之，王念孙之子，字伯申，号曼卿。清嘉庆四年（1799）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升为礼部尚书，改工部尚书，并先后兼任实录馆副总裁、国史馆副总裁、武英殿总裁等职。
王寿同，王引之之子，道光二十四年进士，曾任湖北汉黄德道，后在武昌镇压匪患时殉国。
“这个大名鼎鼎的王氏家族，就是苏州移民的后裔。”朱延庆介绍，《高邮王氏遗书》中介绍王安国生平的文章中写道：“先世苏州人，明初始著籍高邮州”；王引之在《高邮湖西先茔记》中也写道：“昔我先人世居苏州，自明初迁于高邮……”
训诂学界父子双峰无人能逾
谈到王氏家族，就不得不提及训诂学。对于当代人而言，“训诂”或许是个陌生的名词，但在中国古代、特别是清代，这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从汉朝到清朝，历代都产生过许多著名的学者。通俗地说，“训诂”就是解释的意思，即用易懂的语言解释难懂的语言，用现代的语言解释古代的语言，用普通话解释方言。譬如，《说文》解释“渊”时就说：“渊，回水也”，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孔子的大弟子颜回为何又会被称为“颜渊”了。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就是清代最杰出的训诂大师。王念孙年轻时就潜心训诂，历时4年，极有成就，后来考取进士入朝为官，这一工作就停顿下来。到了67岁罢官后又重操旧业，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工作量，每天考证三个字，不管天寒地冻，日日坚持，大有收获。
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个成语叫“名列前茅”，没有人感到有什么不妥。而王念孙在考证时发现了问题：“名列前茅”的意思是高举在军队前的旗帜，军队旗帜怎么能用茅草呢？哪有一支军队是高举着茅草当旗帜浩浩荡荡地前进呢？王念孙经过考证，认为“茅”应是“旄”，“茅”和“旄”的音相同，但意思不同，“茅”是茅草，“旄”是旗帜，“旄”是正字，“茅”是借字，正确的写法应为“名列前旄”。
在王念孙之前，学者考证字义多从字形入手，这种方法叫做“形训”，但汉字在漫长的演变历程中，字形往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后世学者固守“形训”，难免出现讹误。比如“为”字，东汉许慎根据小篆的字形解释为“母猴”，但最终，罗振玉根据甲骨文的字形，才考证出这个字的本意是“役象”（驱使大象帮助干活）。而王念孙则非常重视“声训”，不仅从字形上，而且从字音上去考证字义，前面所说的“名列前茅”就是典型的例证。
王念孙治学严谨，殚精竭虑，为求证一字，常翻阅上百卷书，从67岁到去世前的89岁，没有一天不在孜孜不倦地考证文字。22年下来，他完成2万多汉字的考证，完成对82部著作的校正，今天的《汉字大词典》就有王念孙的贡献。他的研究成果最后汇编成《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两部煌煌巨著。
家学渊源，在父亲的教导熏陶下，王引之也成为一位训诂大师，相传王念孙八十诞辰，时已五十八岁的王引之回家祝寿，却因没能回答出父亲对学问的考查而下跪。王引之的学术著作主要是《经义述闻》和《经传释词》。《经义述闻》是一部从经学、小学和校刊学角度研究《周易》、《尚书》、《诗经》等中国古代经典的著作。其中约有一半是记述其父王念孙的关于经义的论说，故书名曰《经义述闻》，但也有不少是王引之自己的见解，内容大多为随经文所做的训诂和校勘。《经传释词》是王引之自己的原创，一部专门研究古代典籍中虚词的专著，后人评价认为，用训诂方法研究虚词所能达到的高度，王引之已经登峰造极。
王氏父子的四部巨著，是训诂学历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对于王氏父子，清代以及后世的学者们极为推崇——
阮元：“一家之学，海内无匹”；龚自珍：“古今奇作，不可有二”；郭沫若：“清代考证学之白眉，博洽精审，至今尚无人能出其右者”；王力：“中国语文学的里程碑”。
治水失败父子合赔国家损失
乾隆四十年（1776年），32岁的王念孙考中进士，散馆（见习期满）后任工部主事、吏部掌印给事中，以后当水利官员，在山东、河南、河北当河道（水利厅厅长）20余年，治水次次成功，威信很高。他每到治水工地，都是身先士卒，奖勤罚懒；他走遍了山东、直隶两省，遇到有关水利事宜，悉心记载，绘图成册。
66岁那年，也就是清嘉庆十四年（1810年），时任山东省河道的王念孙调任直隶省永定河道，相当于京城水利厅厅长。这一任命使他感到异常兴奋，因为京畿的永定河经常泛滥成灾，永定河成了一条经常改道的“无定河”，永定河道换了几任，没有一人能治愈水患，直隶总督陈大文亲自点将，将他调来治理永定河，得到嘉庆皇帝的批准。但他也清楚，赴京治水是临危受命，如不成功，一世英名将毁于一旦，而且会陷入极大的麻烦。
第二年春天，河北淫雨连月，上游洪水涌入永定河，引起河水暴涨。他吃住全在河堤，竭尽全力，一面清理下流河道，一面加高加固河堤，无奈上流来水实在过猛过快，河水漫过大堤，溢入两岸村庄。
按大清律例，凡是河道漫堤决口，主要官员要撤职查办，重则坐牢流放，轻则降职强制退休，同时还要赔偿损失的十分之四。担任永定河道的王念孙无话可说，只能承担责任。当时朝廷给他的处分一是治河失职，撤职退休，官职由四品降为六品；二是赔偿损失白银27000两。“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对于贪官污吏来说，27000两白银或许并不是一笔大数目，但王氏家族虽累世为官，却相当清廉，全靠合法的俸禄为生，按照王念孙当时的年俸，这笔钱他要赔上100年！于是，王念孙只好到处借钱，父债子偿，位居尚书的儿子王引之也帮他还了10多年，在王念孙82岁时，也就是他被授予举人功名60周年时，奉命参加“鹿鸣宴”，道光皇帝得知他还有7000多两银子没有还清，就下令免了。
王氏父子不仅清廉，而且敢于斗争权奸，父子俩联合扳倒了清朝最大的贪官和珅！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乾隆帝驾崩不久，王念孙就冒着满门抄斩的巨大危险，带着奏本参劾和珅。当王念孙决意写奏文时，因为不知嘉庆皇帝的态度，左右为难。和珅是乾隆帝的第一红人，现在先帝尸骨未寒，就查办其宠臣，新君怕不怕沾上不孝之名？时任翰林院编修的王引之在一旁提醒父亲说：“在罗列和珅罪状之后，再加上‘臣闻帝尧之世，亦有共驩，及至虞舜在位，咸就诛殛’。”王念孙听后连声叫好。这几句话好在何处呢？它好就好在把和珅比作尧舜时代的奸臣共工和驩兜，这一来，就顺理成章地把乾隆比作尧，把嘉庆比作舜。既然如此，惩办和珅，就既不影响乾隆的“威望”，也显示了嘉庆的“英明”，正可谓“三全其美”。王念孙的奏本正中嘉庆的下怀，正月十八，和珅被赐死。天下百姓拍手称快，称此事为“凤鸣朝阳”。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如今，高邮城内的王氏后裔已基本无人继承家学传统，我所知道的，有一个做木匠，有一个从事商业，”朱延庆说。
做木匠的，我们没有找到；从事商业的，名叫王缵世，王引之第五世孙，曾任高邮百货公司经理，退休后在社区工作。
王氏家族起源于苏州，如今的年轻一代又回到了苏州。王缵世说，自己的孙子目前在苏州的一家外企工作，这家企业属于新能源行业，生产风电装备。
阊门寻根十五:退休知府带头“上山下乡”
扬州西南新城一幢普通的高层公寓楼里，一位鹤发童颜的耄耋老人安静地颐养天年。
这位老人叫汤杰，宝应人，人称扬州文史界“导航仪”，著作等身。
他也是明初江南移民的后代，但是，“和传说中的‘赶散’不太一样，我的祖先却是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主动从苏州迁移到苏北的。”老人缓缓地打开记忆的闸门，向我们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官宦移民家族史。
南京古城墙上刻着祖先的名字
汤氏家族的家谱，在文革期间被毁了。家谱虽然被毁，但里面记载的内容，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汤杰的记忆里，这位老人的记忆力惊人，简直让人怀疑他的脑袋里是不是装着一个“生物硬盘。”
“我们家族的始祖名叫汤德，”老人介绍说，这位老祖宗在明洪武初年曾做过常州府通判，“明太祖登基后，开始营造南京的城墙，在古代，各级官府都非常重视工程质量，从建筑材料到施工，都有人层层把关。往往一块城砖上，要刻着几个人的名字，形成一个完整的质量监督体系。”
汤德，就是当时南京城墙城砖生产的把关者之一。汤杰介绍说，他曾在南京中华门一带的城砖上看到过汤德的名字。
这个说法得到了历史学者的印证。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夏维中在《洪武初期江南农村基层组织的演进》一文中，抄录了不少南京明城墙的砖文，其中就涉及汤德：
“常州府提调官通判汤德、知事彭源、司吏张廷圭，无锡县提调官县丞周炳、司吏高彦，总甲邓可仁、甲首李章、小甲冯进二，窑匠章裕、谢成，坯匠扬□□，造砖人夫陈长、张福一……”
这段砖文让我们看到了城砖生产的严密的质量体系：从烧砖的工匠，到乡镇小吏，到县级官员，最后到府级官员，一旦城砖出现质量问题，名字刻在城砖上的这些人，将成为“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逃脱不了干系。
“后来，汤德因为监造城砖有功，升任苏州府知府，”汤杰说，汤德主政苏州期间颇有清誉，后来，著名的苏州籍宰辅王鏊还专门为他写过传记。
致仕知府带头“奉旨迁移”
“汤德致仕后，明朝政府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移民。”汤杰介绍解释，“致仕”是古代的一个专用词汇，意思就是官员退休。“迁往苏北江淮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江南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地区，在苏州集中后，从阊门出发。而移民行动需要有人带头，于是，退休了的苏州知府汤德就做起了表率，主动携全家奉旨迁移。”
汤德全家渡江北迁后，先是在大运河边上一个叫“红花地”的地方落脚。“红花地”这个地名现今已不存在，据汤杰考证，此地应在宝应以南高邮之北。“后来又从‘红花地’迁到了宝应槐楼村，再后来，又从槐楼村迁到了宝应县城。”“到了明朝中期，我们家族的六世祖汤谟在县城开酒店，汤谟为人诚信，做生意童叟无欺，在宝应县城有口皆碑。有一年除夕打烊后，汤谟突然发现店堂的角落里有一个布袋子，捡起来掂一掂，分量不轻。”汤谟解开布袋一看，里面全是黄澄澄的金条！是谁这么不小心，丢了整整一袋子金条？怎么办？汤谟顾不得打烊吃年夜饭，在店堂里坐等失主，可是一直等到深夜，也没人前来认领。无奈，汤谟只能称好黄金的分量，封存起来。“几年之后的一天，一个许久没来的老常客突然出现在汤谟的酒店里。此人曾经非常阔绰，但不知何故几年之中突然杳无音信，再次出现时变得落魄不堪。汤谟询问这位客人为何落到这步田地，此人长叹一声，喝了一碗闷酒说，几年之前的一个除夕，自己丢了整整一袋子黄金，因此而家道中落。”“汤谟闻言大惊，赶紧问这位客人丢了多少黄金，黄金装在什么样的袋子里，客人一五一十地如实说了出来，原来，此人就是在酒店里丢失黄金的失主！”于是，汤谟立即取出原封未动的黄金，还给了这位客人。”“好人自有好报，归还黄金之后不久，汤谟就得了孙子，后来，这个孙子中了进士，做过长葛县令，所以，从那时起，我们汤氏宗祠的堂号就叫作‘还金堂’，大门上贴着‘还金世泽，宰葛贤声’的对联。”
从阊门移民到明朝遗民
有明一代，汤氏家族在宝应称得上名门望族，但到了清朝，却逐渐式微，个中有什么原因？“明末，我们家族中出了一个叫汤廷琏的才子，此人少年成名，恃才自傲。有一次，宝应县令刘逵拿了一篇自己写的文章给汤廷琏看，汤廷琏看了以后竟当面说文理不通，就此得罪了刘逵。”“后来，京城里一位高官家的门客与汤家的门客发生争斗，汤家门客失手打死了人。”刘县令早就对汤廷琏怀恨在心，于是借此机会将汤廷琏下狱问罪。“当时，冒辟疆、侯方域等四大公子联名为汤廷琏求情，但此案是由史可法最终定夺的，不可能轻易翻案，汤廷琏只好蒙冤入狱。”
不久，史可法兵败扬州，南下的清军打开监狱释放了囚犯，汤廷琏藉以恢复自由。但汤廷琏并不感激清军，反倒南下广东，投奔了桂王小朝廷，加入了抗清阵营，深受广东督师张家玉的赏识，被保荐为武兴军营监。后清军围攻广州时，汤廷琏在增城殉难。
明朝灭亡后，汤廷琏的两个弟兄虽然满腹诗书，但立志不做清廷的官，终身不参加科举考试。“从此，汤家的后人一直埋头读书却不应科举，结果越读越穷，家道逐渐败落。”
“清道光年间，宝应人王凯泰任福建巡抚，他的老师就是我的高祖汤兆麒。王凯泰去汤家登门拜访，延请汤兆麒的两个儿子做官，结果，老大以‘不忍见百姓受笞于堂下’婉言谢绝，而老二干脆躲在了厨房里不肯出来。”
眼前的这位老人，平静地讲述着家族600余年的荣誉兴衰，似乎这一切早已成为过眼云烟，却又仿佛刚刚发生在昨天。
汤杰简介
1920年出生于宝应县，1937年因为日寇入侵而从镇江中学到淮阴，随老师远赴设在四川重庆的江苏省立联合中学上学，毕业后考入重庆大学国文系。当重庆四联总处银行招人时，年轻气盛的汤杰放弃了学业，一考即中，并被派驻湖南常德中央银行，专门检查黄金收兑之事。建国后长期在企业工作，但一直笔耕不辍，潜心地方文史研究，在省、市、县发表的诗词已有300多首，文史作品和其他各类文章近300篇200多万字。
张士诚被俘后，一封信救了苏州全城百姓
“历史上有一个宝应人，值得苏州人尊敬，他的一封信，救了苏州全城百姓的性命！”
宝应“四大家族”之一刘氏后裔、文史学者刘金城介绍，元朝末年，苏州阊门穿珠巷（即专诸巷），有一个叫郑逵的人，郑逵的儿子叫郑得，满腹学问，与朱元璋手下的谋士刘基、宋濂非常要好。
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据苏州，慕郑得才名，三次邀请他出来做官，但郑得不愿出山，举家迁往宝应湖西。“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徐达、常遇春攻破苏州城，俘获张士诚。明太祖朱元璋怨恨苏州百姓群力支持张士诚，以致一座孤城久攻不克，遂欲屠戮阖城百姓，”刘金城说，后来郑得获知了这一消息，立即给刘基和宋濂写了一封密信，请二人劝驾，苏州百姓这才得以幸免。清代宝应学者范士龄在其《宝应耆旧传》中曾记述此事：“得与宋文宪、刘文成善，明太祖欲屠苏州，得致二公书，乃免。”
郑得著有《公余堂稿》，已佚，仅存《致宋学士》一首：“一畦禾稼一床书，晴捡芸编雨荷锄。却笑农人偏识字，悠然吾自爱吾庐。”洪武时曾罢科举，做官凭推荐，在宋濂的举荐下，郑得做了高州知府。
有明一朝，宝应、苏州两地的文人雅士来往密切。张居正的恩师——苏州人顾璘，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与宝应朱应登等为友，而文征明、徐祯卿、祝允明、汤珍、王宠、文彭等吴中名士，与宝应朱氏亦经常来往，经常聚会于朱氏泾上园，留下很多诗文和墨宝。
宝应部分阊门移民氏族
朱宝应城朱氏，先世为吴中著姓，在周为“邾”，唐有“孝友先生”，宋有“三修”为学官，徙徐州。元代有“宝臣”为将军，居苏州洞巴山。将军之后“八三公”由苏州始迁宝应，元末避乱于湖西衡阳，乱定复归故址。
界淘沟朱氏之先，本吴人，有武功显于元者，即靖宁王朱勋，靖安王朱烈、靖康王朱（缺名）赐田宝应界淘沟。
刘宝应刘氏有“东门刘”、“西门刘”。东门刘，明初自一世祖“寿”从苏州迁入宝应，传至二世“北海”，三世“贵”即“逸溪公”，后分继善、继美、继义三大支。
乔宝应乔氏始祖乔赫，由山西襄陵迁苏州阊门外，明初自苏州迁至宝应应柁沟，后迁入宝应县城。乔氏自乔份后为两支，一支在乔可仕，一支是乔可聘。可聘后分五支。
王宝应王氏先世居苏州，明季徙宝应白田。一世王乾（春湖公），业农。
“朱刘乔王”为宝应四大家族，明清两朝人才辈出。国学大师刘师培在《近儒学案序目》中写道：“淮南之滨有朱泽沄，于是有宝应学派”。特立“宝应方案”，列有王懋竑、朱泽沄、刘台拱三人。
梁《梁氏宗谱》记载，元至正戊戌年（公元1358年），梁氏家族300人为避乱，由苏州阊门迁至苏北射阳湖畔，在西安丰定居。
胡《胡氏宗谱》记载，宝应胡氏为明朝开国功臣胡大海之后，三世祖景年公奉皇命“南人北居”，由苏州阊门迁至盐城县鹅尚庄。
卢《卢氏家谱》记载，明初，一世祖湛公由苏州迁宝应。
郝《郝氏宗谱》记载，明初，贵四公由苏迁盐，居郝荣庄，四传宗常公于明成化年间移居曹甸。
阊门寻根十六:天下人皆服的“白头状元”
宝应“四大家族”中的王氏，先世居苏州，明季徙宝应白田。一世王乾，业农；二世王岩，嘉靖三十五年生，万历三十一年卒；三世王有容，顺治八年恩贡生，康熙三年选泰和县知县，有政绩；四世王凝鼎，康熙九年贡生；五世王式丹，康熙四十二年会试殿试皆第一，康熙钦定状元。
王式丹（1645－1718），字方若，号楼村，宝应历史上唯一的状元。王式丹59岁时中状元，是清代科举史上年纪最大的状元，所以人称“白头状元”。
少年才子老来“跃龙门”
王式丹生于书香门第，勤奋好学，少负文名，20多岁时其诗词就被当时人评价为“弘深清壮，沉郁顿挫，以为绝伦”。
但这位才子的科举道路却颇为不顺，早年屡试不中，而立之年才补上一名秀才。
康熙四十年（1701），已经57岁的王式丹，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岁末，王式丹为了糊口，在宝应县城街头摆了一张桌子为人代写春联，桌上有一手炉，炉上炖一壶研墨用的热酒，联句文采飞扬，书法铁画银钩。
恰好，江南巡抚宋荦微服私访，官船停靠宝应码头。宋登岸漫步，看到王式丹的书摊，遂上前招呼：“我有一上联，劳您对下联”，王式丹含笑点头。宋吟道：“壶中热酒翻花滚”，王脱口应对：“案上春联带草书”，提笔一挥而就。宋拍手叫绝，问清姓名交代几句，拱手而去。第二天，王式丹去衙门领取助学纹银，此时他方知道，昨天出上联者，乃是巡抚宋大人。后宋荦辑《江左十五才子诗选》，列王式丹为第一，王式丹顿时誉满江淮。
康熙四十一年，王式丹乡试中举，次年赴京会试，此时，他的名气已经远播京都。会试总裁官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熊赐履等人看了王式丹三场卷，评价极高，都称此考生必定是“宿学巨儒”，考官们一致推举他为会试第一。
不料，王式丹在殿试中遇到了麻烦。按照惯例，殿试时，会试第一、二名皆列一甲，而这次殿试读卷官却将王式丹卷列第五，这分明是将王式丹排斥在三鼎甲之外。所幸的是，在殿试时，康熙皇帝阅第一卷、第二卷毕，便指名要阅王式丹的卷子。阅后大加奖许，评为：“文字绝好，字亦去得。”
康熙问满朝大臣：“此卷作状头，天下人服否?”皆对曰：“无有不服者。”“皓首穷经”的王式丹就这样成为了状元。
康熙为什么这样特别关注王式丹呢?这还有一段前因。
康熙很重视人才，在南巡江浙时发现了王式丹。王式丹会试夺魁后，会试录到了康熙那里，康熙便向江南巡抚宋荦打探其人，宋荦竭力向康熙提荐：“臣尝见其诗。此江南志名士，天下久屈此人，臣敢以得人贺。”
登科后，王式丹被授予其翰林院修撰之职，深受康熙的恩宠。例如，王式丹入教习馆读书，康熙特谕免试；纂修《皇舆图表》又破例特命王式丹参与；武英殿设局纂修《佩文韵府》，康熙命孙恺大总其事，以王式丹及虞轩副之。曾有人言王式丹重听（耳聋），意在使康熙轻之，而康熙不以为然，说：“朕用王某处甚多，于耳无与也。”
王式丹在翰林院先后分修《一统志》及《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又分校二十一府诸书，康熙赐以松花砚及书籍多部，有《御制文集》、《朱子全书》及《群芳谱》等。眷遇之隆，于此可见。
十载翰林“勉为清白吏”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王式丹因为受到了皇帝的恩宠而遭到了朝中小人的猜忌和诋毁。
王式丹生性恬淡，不会溜须拍马，他的会试恩师熊赐履奉公出差，太太留在了京师，他遂与同僚赵某商量要不要去探望熊太太，赵某嘴上说不要，背地里却准备了厚礼单独前往熊府，而老实巴交的王式丹就没有去。熊因此对王式丹不满。后来，朝廷选拔各省乡试主考官时，熊赐履在皇帝面前就不提王式丹。
康熙四十三、四十四年，朝廷中发生了陈汝弼案。陈汝弼时任吏部文选清吏司郎中，给事中王原弹劾他受赃枉法，革职交刑部拘讯，定罪为“计赃论绞（绞刑）”。康熙察其不实，令议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赴刑部衙门会审，以舒辂为首的满大臣还是定“情真立斩”（情况属实，立即处斩），李振宇和王鸿绪等汉大臣则提出异议，舒辂因改“立绞”（绞刑立即执行）。课道主张监后绞（绞刑缓期执行），满大臣们都不应，总之，有些人要致陈汝弼于死地。
陈汝弼得罪了什么人而招此横祸？此事和王式丹不无关联。
原来，王式丹是陈汝弼的得意门生，康熙四十一年，王式丹乡试中举时，主考官就是陈汝弼。因为王式丹得到康熙的恩宠，致使群小生忌，百般诋毁，但这些人不便直接弹劾王式丹，就采用迂回战术从他的恩师陈汝弼入手。
弹劾陈汝弼的折里说他有“贪赃情弊”行为。那么这“赃”从何说起呢？这恰恰和王式丹有关。王的同年王令仪、吴元朗，以及王的同谱王同发都以县令例补课道官，可这三人性急想早点当上课道官，就一起找王式丹，让他给陈汝弼求个请。王式丹一时头脑发热，就写了个说情札给陈，而陈汝弼当场回绝了。
陈汝弼案发后，王式丹义不背师，以手书为之作证，陈汝弼得以免罪，王式丹却也因此被夺俸一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康熙也渐渐生疑，王式丹渐渐失去了恩宠，康熙五十一年四月，终于被罢官还乡。
王式丹被罢官，既是社会悲剧，更是性格悲剧。王式丹的侄儿王懋竑用“不合于时”对其进行概括评价，这一评价十分中肯。
王式丹做了10年翰林学士，只知潜心学问皓首穷经，他官位不高，又不懂得怎样敛财，俸禄只够日常开销，积蓄有限，回乡后竟然买不起房子。
然而他却对家乡子弟说：“吾本寒素诸生，声伎之奉，燕游之乐，所未尝有也。惟训诲后生子弟，庶几有所兴起。”他对族中晚辈谆谆教诲：“必勉为清白吏”。
宝应城西运河边，有一幢破旧的三间瓦屋，这就是状元王式丹的故居；而向东不远处，在宝应孔庙的“三鼎甲”匾额上，他的名字位列第一。
阊门寻根十七:六世杏坛古镇书香240年
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的顾家老宅，是白蒲最老的民居。高戬摄
如皋市白蒲镇，中国著名的长寿之乡。截至2010年3月，全镇8.2万人口中，百岁老人多达23位，位居全国乡镇之首；95岁以上的老人有116人，90岁以上的老人425人。
白蒲镇上有一条顾家老宅巷，巷子里有一座顾家老宅，宅子里住着一对年逾八旬的退休教师老夫妻——顾其昌和刘汝琴。
顾氏家族是明初阊门移民后裔。而从清乾隆朝起至今，顾家已经有连续6代人从事教育工作。
一脉书香，在这座古镇上世代绵延。
古镇古街古宅风雨六百载
白蒲镇始于东晋，隆安元年（公元397年）置蒲涛县，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建镇，为蒲涛县治。
白蒲镇的古街，名叫市大街，街道两边是密密匝匝的巷子，站在高处放眼望去，清一色的青砖墙和鱼鳞瓦，古风扑面而来。这里是一个明清建筑密集的历史街区——“葆春堂，始建于明成化年间”，“徐氏住宅，始建于明万历四十年”，“吴氏宗祠，始建于清顺治十年”,类似的铭牌，街头巷尾随处可见。
镇上最老的民居，位于顾家老宅巷5号。
顾家老宅巷位于白蒲镇市大街中心地区，据清道光《白蒲镇志》记载，此巷在宋代已经形成，巷之南为通州县，巷之北为如皋县，住户皆为顾氏后裔。自上世纪50年代起，多数族人搬迁他处，目前仅存顾其昌家一户，其住宅为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始建，至今保留完好。
这所住宅分为内外两大院落，外院为书斋和藏书楼，内院为明代建筑风格的堂屋和生活用房。
整个建筑群内有明代建筑堂屋三间、书斋三间、藏书楼二层四间。正屋地基比周边房屋提升一尺许，可防潮湿，中柱、金柱、檐柱垂直鼎立，据悉可抗六级左右地震。正梁下有子梁，按明代房税以正梁高低确定税额，加子梁可减税；内山墙均有扇形小过梁，柱础为木质，这些均为典型的明代建筑风格。
院子里有一口古井，名曰金屑泉。井中水质甘冽，经旱不枯，而井底为铜板，淘井取出的泥沙中有闪闪发亮的金属碎屑，故名“金屑泉”。
顾家老宅的大门上贴有一副对联“武陵世泽，吴郡家声。”
在历时半年的“阊门寻根”行动中，这是我们第二次发现在对联中标明自己家族的来历——第一次是在大丰小海镇，阊门移民后裔夏宣家门上贴着“姑苏世胄，渤海家声”。
而在这副对联中，上联中“武陵”毫无疑问是顾姓的郡望，下联中的“吴郡”，则表明该家族很可能与苏州有着很深的渊源。“白蒲的顾氏家族也是阊门移民后裔，”古宅的女主人刘汝琴说，始迁祖太乙公，于明初因“洪武赶散”而迁到白蒲，自己的丈夫顾其昌，是太乙公的第二十世孙，整个家族目前已经繁衍到了第二十七代。
书斋书香书声芬芳四甲子
“顾陆朱张”为江南传统的四大望族。顾氏迁到白蒲后，仍为当地一大望族，名人辈出。据清本《白蒲镇志》记载，有清一代，白蒲顾氏登科者有——
进士三名：顾人骥，字仲隗，号茨山，乾隆十三年戊辰科进士，福建上杭县令；顾駉，字牧园，号木原，又名沙苑，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进士，授广西平南县县令，湖北汉阳府同知、襄阳府知府；顾暄，清道光十一年壬辰进士，江西峡江县县丞，礼部主事。
举人八名：顾镕，清雍正七年己酉举人，宜兴县教谕；顾云，清乾隆九年甲子举人，文选司员外郎；顾金棻，清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举人，江浦县教谕；顾训学，清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举人，泰顺县知县；顾履厚，清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举人，霍山县教谕；顾万椿，清嘉庆九年甲子举人；顾地山，清嘉庆二十五年庚辰举人，上海县教谕；顾汝玉，清咸丰二年壬子举人。
贡生六名：顾渚、顾元、顾三余、顾恒学、顾钢、顾星楼。
白蒲顾氏文人辈出，很大程度上与家族的私塾有关。
顾家私塾，始创者为顾星楼。顾星楼（1715－1780），字安乐，清乾隆贡生。幼年受世代祖先影响，善读好学，聪慧过人，以诗书传家，而立之年中举，淡泊名利，不为官，终身从教。他的教学宗旨为“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顾其为法严而信，为道久而尊，诲人不倦，人才辈出”。弟子吴璜、吴熙春、姜鸿基、顾达，于乾隆丁未年秋月赠匾额，尊其为“文定先生”。
顾星楼之子顾地山（1741－1797），字承谦，清嘉庆举人。少承父志，勤奋好学，过目不忘，博学多才，中举后任上海县教谕、淮安府清河县训导。后因体弱多病，弃官回乡，承父业开馆讲学，弟子姜展、吴文凤、姜陶赠匾额尊其为“文静先生”。
“文定先生少年时代读书极为勤奋，”刘汝琴说，相传扬州府的一位学官去通州督考，官船停在顾家墙外，半夜时分被读书声吵醒，循声找到了一位秉烛夜读的少年，这位少年，就是顾星楼。“学官被顾星楼的勤奋所感动，记下了他的名字，勉励他金榜题名。”
顾星楼父子桃李芬芳，当时顾家私塾子弟黎明即起，书声琅琅，既昏不辍，秉烛夜读，蔚然成风，两代名师所育子弟中，有百余人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县任官。
顾星楼是顾其昌的高祖，从乾隆年间创立塾馆至今240多年间，顾家连续有6代人从事教育工作。
如今，顾家的书房仍按旧时的塾馆陈列，两位老人守着满屋的书香颐养天年。
阊门寻根十八:修家谱：三个老人的“长征”
在阜宁县施家庄，三个风烛残年的耄耋老者，凭两辆破旧的自行车和一支毛笔，历时3年，修成了四卷装帧朴实，甚至有些粗糙的《施氏宗谱》。
这部家谱中，记载着明初“洪武赶散”的真实历史，和一段鲜为人知的大明王朝外戚家族的传奇：盐阜地区的施氏家族，乃明初苏州移民后裔，而家族的一世祖，竟是明太祖正宫娘娘马皇后的亲戚。
皇亲国戚，为何也会被“下放”苏北？
两辆自行车骑遍黄海之滨
82岁的施问芝，阜宁施氏的第十七世孙。老人身体十分健朗，只是稍微有些耳背。
82岁的施则康和86岁的施则政，施氏家族第十八世孙，按辈分来说，他们是施问芝的侄儿。这三位老人在一起时，虽然年纪相仿，但长幼有别的古风尚存，施则康和施则政对施问芝颇为恭敬。
这三位老人，便是最新版《施氏宗谱》的主要编修者。“上一次修订家谱工作，是第十六世祖在民国壬戌年（公元1922年）完成的，”施问芝介绍说，按照惯例，一般家谱每30年就要增修一次，可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特别是“文革”期间，家谱成了“封建残余”的代表，“破四旧”的对象之一，几十年中，大量的家谱被焚毁，更别提增修了。
1991年，施问芝退休了，“当时，盐阜地区续修家谱的风气渐起，我和则康、则政商量了，觉得应该续修我们施氏的家谱，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还看过老的家谱，对家谱有感情，如果再拖下去，后辈们还有没有兴趣就难说了。”
1992年，《施氏宗谱》第七次增修工作正式启动，“三人编辑部”进行了分工：施问芝和施则政负责调查了解散布各地的同门族人；识文断字的施则康，则留守施家庄，负责整理文字材料。
根据自己的记忆和盐阜及周边地区的地名，施问芝和施则政发现：在阜宁、盐都、建湖、盐城市区、滨海、响水、射阳、涟水、淮阴等地，乃至无锡、上海，都有施氏族人居住。
揣着干粮、背着水壶，骑着两辆破自行车，施问芝和施则政开始了“长征”。
“我们完全是自费的，那时候退休工资也很低，”施问芝说，他们每次外出半个月左右，找到了同宗的族人，一般会受到热情的接待，起码能够提供食宿，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箪食瓢饮”，吃干粮喝白水，连吃碗阳春面都舍不得，夜里随便找个桥洞将就一宿。“有一次从涟水回阜宁，路上下起瓢泼大雨，”施问芝回忆说，那时候乡间都是土路，被雨水一泡就成了浆糊，两人的自行车轮子上沾满了烂泥，越骑越重，到最后车轮子完全被烂泥糊住了，索性不骑了，将自行车扛在肩膀上在烂泥地中步行。“扛着自行车在烂泥地里走了20多里路，过废黄河时天黑了，没法走了，只能找个地方投宿，找来找去，找到个破仓库，我们身上早就湿透了，冻得直哆嗦，好心的仓库保管员给了一床薄被子，我们叔侄俩靠在一起相互取暖，好不容易捱过了一夜……”
虽然没有舟马劳顿之苦，施则康的任务也很重，每次施问芝和施则政外出调查归来，他就要将带回来的资料详细整理，多方联系考证，然后以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
1993年，手抄版的第七修《施氏宗谱》面世。“那时，我们还不敢大张旗鼓地搞，还处于‘半地下’状态，族中同门集资，在外地找了一个印刷厂把家谱印了出来。”
施以马贵彰显国戚荣耀
施家庄，是盐阜地区施氏家族的祖居地，濒临古范公堤今204国道。施庄镇人民医院往东约100米处，便是施氏家族一世祖的墓地。在苏北乡间，施家祖茔绝对算得上气派，占地至少一亩，四周还建了琉璃瓦顶的院墙。
墓园“姓施”，不过，在墓园的大门上，“马”姓却位居“施”姓之上：明太祖马皇后侄女墓－施氏一世祖茔。
原来，施氏家族也是苏州阊门移民的后裔，而且，他们还是明朝的外戚，数百年间，整个家族一直以此为荣！
施氏祖茔的墓志上写道：先祖施公，讳千行一，世称千一公。千一公生于元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八月十六日辰时，娶马氏，明太祖马皇后之侄女，生于元至正元年八月二十七日亥时。
元末兵荒马乱，族属离散，公及太君由姑苏阊门避乱至本地，今施家庄大屋基，原名张公庄，落户安业。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太祖一统天下，金陵登基，马皇后位正中宫，与帝同德，佐理国事，社稷太平，民安乐业。每逢佳节，皇后倍思侄女，彻夜难眠。帝知其情，即召公至京。帝问公曰汝愿官乎，公虚心敬谢，力辞弗受，惟愿伏处海隅，垦戈为业。帝闻此言，甚佩，赐田数百顷，入庙湾场今阜宁八镇总灶定籍……
公终于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十一月初三日未时，马氏太君终于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5年）八月初四日申时，与公合葬……
而施氏家族来自苏州阊门，民国壬戌年版的谱序中也有所记载：溯考吾阜施氏，原籍姑苏，际明初甫播迁于庙湾湖之南岸，地名张公庄，嗣生齿渐多，累世守浑噩之风，历代务耕读之本……
大明开国皇帝皇后的侄女，为何嫁给了苏州的一个平民百姓，而且也卷入了“洪武赶散”的移民大潮？对此，施氏宗谱和祖茔墓志中均没有提及。施问芝说，家族中历代口耳相传，说明太祖起兵之时，马娘娘尚未贵为皇后，她的侄女也在兵荒马乱中流落到苏州，与千一公结婚成亲，后太祖登基，迁移江南百姓填补淮扬二府，堂堂皇后的侄女也随夫来到江北，“而当时，他们也不敢贸然去京城与皇家攀亲，直到马皇后想起这个侄女后，明太祖才派人查访，找到了已经在庙湾场定居的千一公夫妇。”
对于施氏为明王朝外戚的说法，当地文史学者认为比较可信：因为施氏祖茔的墓志中，对千一公夫妇的生卒时辰记载得十分详细，“况且，在封建王朝世代，冒认皇亲国戚可是灭族的罪名，施家根本没有必要、也没胆量去假冒。”
与时俱进女子烈士写入新家谱
明朝万历年间，施氏家族六世祖海侗公首修《施氏宗谱》，“从千一公播迁江北，施家六代没有分家，到了第八代，族中同辈弟兄25人，开始分为吉、祥、富、贵四大支族；到了清康熙六十一年，十世祖如纶公续修家谱，共刻印四部，分别交给四大支族收执。”
施氏家族在江北大地上已经繁衍二十一世，子孙已达上万人，遍及华夏。宗谱记载，明清两朝，考中科举功名者仅有四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则出了几百个大学生，其中还有一位是西安交大的教授。
与时俱进，最新版的《施氏宗谱》中要求族人“遵纪守法，积极纳税”，“热爱本业，奋发工作”，“婚姻自主，不得包办”，“结交朋友，择善而从……不得与流氓阿飞为伍”……
与旧时家谱最大的区别是：新版《施氏宗谱》贯彻男女平等的思想，将能够考证出的所有女子的姓名均记录了下来；另外，盐阜地区是革命老区，宗谱中专门设立了一个“忠孝科”：记录了族中四位抗日烈士和一位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先后负伤20余处的英雄。
阊门寻根十九:军事移民造就运河名城
明清两朝中央政府管理漕运的机构——设在淮安的总督漕运部院。
夕阳的余晖，洒过波光粼粼的京杭大运河，温暖地包围着淮安古城。
尽管这座古城已经在十多年前被改名为楚州区，但当地人至今仍习惯自称为“淮安人”，语气中透着自豪，因为这里曾经是运河边上一座繁华的大都市。
600多年前，从苏州阊门出发的江南移民们，由京杭大运河来到淮安府，开发了大片肥沃的荒野。同时，数以万计的军人也来到淮安驻防屯垦，世世代代镇守着江淮门户。
卫所军人和江南移民的后裔们，共同造就了这座和苏州、杭州、扬州齐名的运河名城的数百年辉煌。
一府四卫镇守江淮门户
“在明代移民史上，淮安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
淮安文史学者、吴承恩研究专家刘怀玉先生介绍，在明朝，淮安城不仅是大批江南移民的集散地，更是卫所密集的军事重镇，来自四面八方的官兵，成为移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谈及淮安的军事移民，我们首先要弄清明朝地方驻军的建制——卫和所，以及卫籍制度。
如今，在中国版图上，还有三个地方经常被称为“卫”：天津卫、威海卫和金山卫。《辞海》对“卫所”的解释是：“明初在京师和各要害地方皆设卫所，屯驻军队。数府划为一个防区设卫，下设千户所和百户所。大抵五千六百人称卫，一千一百二十人称千户所，一百二十人称百户所。其军官，卫称指挥使，所称千户、百户，各卫所分属于各省的都指挥司（都司），统由中央的五军都督府分别管辖。”而明朝政府为了保证军队有充足的兵员和粮饷，实行了“卫籍”制度——卫所的驻军，世袭为军，大部分屯田，小部分驻防，军饷的大部分由屯田收入自给。“通常，几个府才设一个卫，但明初淮安府境内有四个卫：淮安卫、大河卫、宽河卫和邳州卫，常驻军两三万人，”刘怀玉说，其中淮安卫和大河卫，驻地就在淮安府城山阳县（今淮安市楚州区），而宽河卫和邳州卫，后来则调防到辽东和邳州。
为什么明朝政府要在淮安府境内部署规模如此庞大的部队？这是淮安重要的战略、交通地位所决定的。
淮安古称淮阴，因地处淮河南岸而得名，而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的战略意义非比寻常，它是江南半壁的最后缓冲地带，因此，北宋灭亡后，抗金名将韩世忠、梁红玉夫妇才死守淮安，为康王赵构在江南重新建立大宋政权赢得了空间和时间，后来，宋金两国便以淮河为界。
对于一统天下的大明王朝而言，淮安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交通、经济动脉——大运河的管理中枢、漕运总督衙门驻地。《重修山阳县志》载：“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船，衔尾而至山阳，经漕督盘查，以次出运河，虽山东、河南粮船不经此地，亦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实属咽喉要地也。”当时，千万艘粮船衔尾而至淮安入淮北上，粮船卸载之后，再从河下装满盐运往南方各地，淮安成为漕运、盐运集散地。
因此，淮安两卫都直属中央（南京）的中军都督府，和一般卫指挥司不同，品级较高；此外，两卫还肩负着漕运的任务。
据记载，淮安卫辖6个千户所，总人数近7000人,实有军丁3301名，守城操练官兵828名，岁造式样军器6040件，屯田717顷90亩，年税粮10550石，拥有漕船223艘，年运漕粮7万石。大河卫辖8个千户所，人数近万人,实有军丁5000人，守城操练官兵1531人，岁造式样军器6400件,屯田969顷，年税粮14694石,拥有漕船336艘，年运漕粮10万余石。两卫都设造船厂、军械局、教场及卫学等。
从北宋末年开始，经过200多年的断断续续的战争和自然灾害，到元末明初时，淮安城仅存“槐树李、梅花刘、麦盒王、节孝徐”等七户人家。明朝两卫建立后，大量的军人及其家属的迁入，使得淮安城迅速恢复了生机，他们和江南移民一起，对淮安经济文化的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清朝初年，彼德·冯霍姆率领荷兰使团经过淮安，在旅行日志中称该城是中华帝国的第八大都市。
文武全才状元领兵抗倭
卫籍移民，构成了淮安府城人口的主体，许多人后来成了当地的望族，名人辈出。“淮安卫之周姓多勋爵，邱氏多闻人，大河卫之阮氏多达官（清朝杨庆之《书济堂先生文集后》）。”
在淮安府的卫籍居民中，最著名的是明朝状元沈坤。
沈坤，字伯生，一字伯载，号十洲，大河卫人，祖籍苏州府昆山县。明正德二年（1507），沈坤生于淮安新城一个半军半商的家庭。他天资聪颖，经史子乐、诸子百家无所不读，在诸生中出类拔萃。
沈坤和当时淮安的另一位大才子——《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为莫逆之交。据说为了沈坤能够集中精力安心读书，沈坤的父亲沈炜让他一个人在新城南门一个宅子里钻研学问，不许与外人随便来往，但只有吴承恩可以例外，只要吴承恩一到，沈炜就亲自到门口去迎接。因为吴承恩是他们家的邻居，年龄比沈坤大一岁，但肚子里的学问却很渊博。他与沈坤从小就是同学，后来他俩又一同进县学、府学，并“互拜其父母”，他是沈坤的良师益友。
嘉靖十年（1531），沈坤不负家人期望，刚二十五岁便考中了举人。嘉靖二十年辛丑科（1541），三十五岁的沈坤考中了状元。这是轰动全淮安的一件大事。因为自有科举制度以来，淮安人中状元这还是头一次。沈坤原籍昆山县的文人们，也把他中状元的事迹写进《昆山县志》，引为荣耀。
沈坤与明崇祯四年（1631）辛未科探花夏曰瑚、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科榜眼汪廷珍，被里人称为“河下三鼎甲”——一个镇上先后出现状元、榜眼、探花，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嘉靖年间，奸佞当道，沈坤为人耿直，不愿折腰事权贵，致使不被重用，长期任翰林院修撰，后改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三十六年，沈坤因母亡回家守孝。
当时，正值倭寇猖狂劫掠中国沿海地区，淮安是沿海重镇，其所属盐城、庙湾（今阜宁县城）都是海防前线。淮安又是漕运要道，因而成为倭寇骚扰的重要目标。每遇东南风，倭寇即飘洋而来，由庙湾窜犯淮安，奸淫杀戮，淮安人民受尽了苦难。而当时淮安、大河两个卫的兵力共一万三千余人，抵御这些小股倭寇，应该说是绰绰有余的。但因为政治腐败，又缺少应有的训练，这些部队战斗力极差，临阵一触即溃。淮安人民非常失望，希望能有一位英雄率领一支神兵来救国安民。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沈坤葬了父母以后，就变卖了全部家产，树起抗倭大旗。他招募了一千多名青壮年，亲自组织训练成一支英勇善战的抗倭乡兵，百姓称为“状元兵”。这比戚继光组建戚家军要早一年多时间。在沈坤的训导下，“状元兵”纪律严明，雷厉风行，英勇善战，打了许多大胜仗。
同治《山阳县志》卷二十一记载：（嘉靖三十六年初），“倭数千人自日照流劫至淮安，时邑人沈坤方家居，散赀募乡兵千余屯城外。倭纵火焚烧，官兵且却。坤率兵力战，身犯矢石，射中其酋，倭始退。”《江南通志》在这条记载后还说：乡兵乘胜追击，“城上望之，呼曰‘状元兵!’未几，倭以二十二船从泗而下，焚掠尤惨。坤极力会战。”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倭寇由吴淞流窜南通狼山，北犯山阳马逻，直至郡城东之樱桃园，惨杀军民无算。内有一酋，“身长九尺，头大如瓮，手挥双刀，骁勇异常”，官兵大河卫萧指挥、苏千户与之作战，皆败死阵前。后来状元兵增援上来，终于打退倭寇。其中有一支倭寇向淮安城西逃走，沈坤率状元兵紧追不放，一直追到金牛墩，终于将这股倭寇消灭。倭寇退据庙湾，复又向淮安窜犯，淮安全城官兵、百姓都非常恐慌，所有城门都日夜关闭。沈坤和官军联合，在倭寇来犯的必经之地姚家荡布下口袋阵。四月十九，倭寇果进入姚家荡伏击圈，从寅时战到申、酉时，斩杀倭寇四百七十八人。倭寇退到姚庄，明军纵火焚庄，又杀贼二百七十余人。倭寇又逃往陈庄，复追赶斩杀七十四人，余倭退守庙湾而去。明军水陆并进合围作战，终于在五月廿四日夜全歼余倭，北方倭寇从此平定下来了。
抗倭胜利以后，沈坤将姚家荡战场的倭寇尸体集中埋葬，上面筑起高墩，名之为“埋倭山”。
嘉靖三十八年春天，淮安的另一个才子丁士美也考中了状元，这是淮安历史上的第二个状元。当时有一首童谣，叫做“新状元入朝，旧状元入牢。”新状元是丁士美，旧状元难道就是沈坤?
抗倭结束后，为了表彰沈坤的功绩，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皇帝下达圣旨，任命沈坤为北京国子监祭酒。但是，沈坤还未及赴任，就吃了一场冤枉官司，被逮入诏狱，果应了童谣的预言。
沈坤组织状元兵抗倭，曾以军法惩治过几个不守军纪、打仗后退的乡兵，这几个乡兵一直心怀不满，暗地里散布流言蜚语，诽谤状元兵，攻击沈坤。此事被与沈坤不和的言官胡应嘉利用，借以弹劾沈坤。
监察御史林润接到弹劾沈坤的材料后，立即派人到淮安来复查。当时淮安府知府范槚也与沈坤有很大的矛盾，立即搜集了很多“莫须有”的旁证交给了林御史。林润得到范槚的“旁证”，立即上本弹劾沈坤，皇帝立即下令将沈坤逮捕，下诏狱听勘。沈坤入狱以后，又气又急，不久就生了病，因为受不了狱中的虐待，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三月十二日死于狱中，终年五十四岁。
淮安人民为了铭记这位保家卫国的状元郎，在他的老家河下镇竹巷建了一座“状元楼”，门口的对联写道“倚马成文，上马杀贼；国子师表，天子门生。”
阊门寻根二十:大明“龙兴地”范仲淹子孙忧乐600年
盱眙范氏家族始祖记述的“洪武赶散”资料
盱眙境内明祖陵神道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
流传了600多年的凤阳花鼓，其实和明初阊门移民有着极深的渊源。据史料记载，朱元璋击败张士诚后，即下令将大批的江南富民迁移到他的老家安徽凤阳府。而据考证，“凤阳花鼓”，则是旧时江南移民后裔们每年清明沿途乞讨回乡祭祖而编制的歌谣。
紧临安徽的江苏省盱眙县，大明王朝的“龙脉”——明太祖朱元璋的祖陵所在地，明清两朝为凤阳府的辖县。在这里，生活着大量的阊门移民后裔，其中，一支姓范的家族，就是范仲淹的后人。
安徽也有范文正公祠
“我们安徽也有个范公祠，供奉的就是苏州先贤范仲淹。”
范循青，安徽省明光市第二中学副校长、安徽省作协会员、世界范氏宗亲会常务理事、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
安徽也有范仲淹的后裔和范公祠？这和苏州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盱眙和明光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范循青介绍，盱眙建县始于秦朝，到了明朝，盱眙县属泗州。泗州，洪武元年（1368年）属临濠府，次年直属中书省，洪武四年（1371年），改属凤阳府。而明光，最早为汉代设置的嘉山县，为盱眙、淮陵二县地，属临淮郡，宋朝改为招信县，元朝并招信县入盱眙。民国21年，盱眙、滁县、定远、来安各划出部分辖区，合并新置嘉山县，1994年撤县设市，定名为明光市。“所以说，明光和盱眙本是一体的，明光的范氏和盱眙的范氏，也属于同一家族。”
范循青说，明光的范文正公祠，在今天的女山湖镇境内，该镇即为以前的招信县县治所在地，目前主体建筑仍保存完整。
明光的范文正公祠究竟为何而建？盱眙、明光两地的范氏家族，和范仲淹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他们是否确实就是范仲淹的后人？
这些问题，长久地困扰着范循青，直到本世纪初，他才解开了谜团。
他们的祖先就是范仲淹
2001年春节前后，范循青偶然间听说，盱眙县河桥乡三元村村民范广西家中，保存着一部范氏家谱，其中详细记载了盱眙、明光范氏家族的由来。于是，他立即与范广西联系，赶到他家里查看家谱。
这套家谱共两部四卷，分印刷本和手写本。印刷本家谱共三卷，大约200余面，毛边宣纸装订，为明朝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印制，由范韶编写。虽由于年代久远，已有相当部分破损，但主要部分尚可辨认。手写本家谱一卷，约八十页，大部分字迹工秀，并附一幅范氏“一源万派生生不已之图”，由范万丛等写成于清康熙乙巳仲春三日。
范循青从家谱中发现，明光、盱眙的范氏家族果然是范仲淹的后裔，其先祖是在明朝初年，奉旨迁到凤阳府盱眙县的。在手写本中，有一篇《始祖千五公自叙源流记》：“明逸民，讳光祖，字宗旺，号太初，文正祖八世孙，系忠宣房下士选之次子也（注：‘忠宣’即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官至尚书右仆射，谥忠宣），生于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秋八月十六日，行千五，因皇太祖初建金陵，察民居疏密，行填实之法……余遵圣旨，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填盱眙县唐兴乡第一都，乃与侄并吴下宗族于文正祖庙分别，至凤阳泗州盱眙招信县唐兴乡第一都居住。所来有船一只，男妇四口，惟官保阿奴时年尚幼，恐后无闻，亲至苏州吴江县家庙中，抄写家谱遗像集要诰勅，带至盱眙招信存为后念。遂以船易产，为子孙作贻燕计。余身居异域，举目萧索，止焚香抚琴烹茶扫地以自娱耳。每一念动，则至河口要道，探访吴下过客，捎书信与族人。及其逢年过节，不能拜堂扫墓，徒自望空遥奠，哽咽悲痛而已……”
“这篇文章写得十分感人，将我们祖先的思乡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范循青感叹道。
家谱中，还详细地介绍了从范仲淹到范光祖的源流关系。《小宗始祖记》云：“始祖千五公，系忠宣房下士选之次子也……公既士选之子，士选则系良史之次子，良史系公兴之子，公兴系直方之次子，直方系正思之长子，正思系纯仁之第三子，纯仁系仲淹之次子也。自仲淹以至士选凡七世，至公则八世矣。”
家谱中还记载了范仲淹的一些轶事。比如对范仲淹的身世，《宋史》记载：“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少有志操……”那么范仲淹是如何知道自己身世的呢？史书中语焉不详，但在家谱里却有记载：“公（范仲淹）二岁而孤，随母谢氏适淄州朱氏。年弱冠，朱氏昆弟安用赀，公数劝之，朱氏昆弟不乐，遂语公曰：'我自费朱家钱，何预汝事？公闻之莫知所以，遍询知识。有告者曰'公乃平江范氏之子也。父早亡，太夫人携汝适朱氏。'公闻之感愤，决欲自树立门户……”这些都是正史中无从查找的，十分珍贵。
皇封家谱族人持枪来“借”
据专家考证，盱眙的范氏家谱，不仅比在辽宁灯塔市柳河子镇上柳村以及江苏靖江等其他地方相继发现的范仲淹后裔家谱在撰写时间上更早，而且有一部还是皇封的家谱。
印刷本家谱中，有明朝嘉靖十二年（1533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对该家谱编者户部贵州清吏司郎中范韶夫妇及其父母下的诰命。范仲淹在家谱中初定了范氏支派世次字号：即“仲纯正直公，良士宗文伯，叔子西昌彦，友善可弥安。”同时，家谱还记载了“安”字辈之后的字号，即“君章徵显用，循迪广钦崇，存本宜充后，时遵道晋隆。”据此家谱推算，范广西则是第二十八世孙。
范广西介绍，在封建社会，有这种家谱的家族参加科举可以免乡试。清朝时期，招信、潘村地方的同族有人参加科举连续两次未考上，结果来借家谱，“但家谱哪能随便借呢，于是他们带了十几条枪来抢，最后我们祖先把家谱转移藏了起来。”范广西说，尽管自己的父亲范迪友没有文化，但生前对于祖宗传下的家谱一直视为命根子。每年都按祖宗规矩，在农历六月初六把家谱拿出来焚香祭晒。
对明光的范文正公祠，清光绪版的《盱眙县志》中也有记载:“范文正公祠在旧县镇（即明光市女山湖镇）。康熙志：公世籍苏州吴县，明洪武初，拨苏州富民四十万户填实凤郡，公子孙遂入盱眙，其后按范公曹公捐金置祠，仍选族人俊充弟子员主祭。”
如今，明光的范文正公祠已成为民居，祠堂中的画像、神位等物也早已在“文革”中被毁，但翻开范氏家谱，我们依然可以遥想当年的盛况。家谱中记录了祠堂中的几副对联：“父子两朝齐拜相，祖孙五代继封公”，“担当世道即在秀才时做出，联绵甲第每于义田中得来”，“胸藏数万甲兵胆落北辽西夏，宋朝第一人品烟肇淮水盱山”；还有清朝乾隆年间每年春秋二季祝文，家谱中还提到，当时盱眙县的知县都要参加范家的祭祀活动，可见范氏家族在当地的巨大的影响力。
这部历经了600年风雨沧桑、见证了江南移民真实历史的珍贵家谱，如今有了一个令人欣慰的归宿，2008年，范广西将它捐赠给了江苏省档案馆，修复后珍藏于该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