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7月中旬聚会，老孙介绍艾晓明女士，50多岁，穿戴朴实，神态平静；我说久闻大名，风凰卫视上见过，05年，采访河南爱滋病人，外套摄影服，肩扛摄相机，变化真大。艾晓明问，有那些变化？我赶紧说，你电视中的形象很专业，现在比较随和。我想，千万不能说年龄和穿戴。
席间，众人回忆旧人旧事，讲时政、经济等，艾晓明很少发言，只是静静的听。我想起鲁氏在《仰天长啸》中，对她有描述，武汉图书馆，阳光中的阅览室，青春的少女情怀，交织着英雄主义崇拜，默默守望的眼光，火红年代的温暖记忆。
艾晓明不喝酒，带来一瓶茅台酒，请大家。她说不知酒好酒坏，要大家尽兴。我们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情意之间。
干小雄说，文革中有不少人告密，同辈相残，置人死地，应该承担良心上的责任，不能全部推脱给某某人。艾晓明说，我不同意这样说，不少人是身陷囹圄，情势危难，不能自己，被迫招供，情况比较普遍，要设身处地，为当事人想，不能用现在的眼光，英雄主义的观念，求全责备。
艾现在是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研究室的主任，博导，教授。网上的称谓是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人权教育工作者。
她说，我在国安局挂了号，电子邮箱常遭蔽屏，但心理上可以承受，国安局的人对我解释，监控主要是防止群体事件，稳定是压到一切的。
吾辈是过来人，平心说，知识分子现在的话语权是扩大了，原因是改革开放和自我争取。公共知识分子影响的扩大有三个阶段，80年代的话语空间是课堂，90年代话语扩大为新闻、报刊和著作方面；2000年以来，充分利用电视和网络，扩大人文影响，电视学术明星有于丹、易中天等，但有底线，一语中的话，是万万不行的，打插边球也要有分寸。
艾晓明是公共知识分子，有良心、良知，有社会责任，关心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关心爱滋病人（中原纪事），关心四川地振灾区的失学儿童。
有人问艾晓明，去年12月中旬的签名信有没有下文，艾说此事复杂，以后找时间细说。我未听明白，问其究里？柳教授解释，去年12月18日，知识界联名上书党中央，条陈政治体制改革，有1800多人签名，艾老师是其中者，我方才会意。
艾晓明的博客量比较大，说明她做人做事严谨、勤奋。博客的内容三部分：
一为通信。有指导学生如何开展学术研究，要充分收集资料。弄清“是什么”“为什么”，自己想清楚观念，不要在网上搬弄别人的观点。提出要概念，不要概念化《套用理论不可靠研究需要找史料》。与各类事件的当事人的通信，充满了人文关怀。如《北川生死书》——代一位父亲书写。
二为学术论文。如《叙事的奇观》（上、下）─论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等。随笔：《中国人为什么好吃？》（上、下）。
三为访谈。剖析自我，探索自我定位，重点介绍自己为什么要从事记录片工作。
2008年7月，台湾《天下》杂志采访艾晓明。
艾晓明说，文革对我的影响一言难尽。当时我在武汉，小学刚毕业那一年，十三岁。我父亲当时是英文老师，挨了批斗，再加上我的外祖父是国民党的将领（唐生智，抗战时南京保卫战最高指挥官），因此家庭一定受到冲击。对当时的小孩（自己）最大的影响就是被歧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对我的正面影响就是个性比较叛逆。其实现在也还不能说完全告别了文革，在很多地方我看到暴力、专制、践踏法律。
我比较关注公民权益的问题，人们怎么争取或是保护自己的权益，与这相关的问题我都会特别感兴趣。这些事情往往蕴含了尖锐的冲突，人们因此付出的代价也特别大
………每个问题都很具体，例如太石村涉及村民选举权、土地资源流向；天堂花园涉及针对妇女的暴力；但这些都只是一些概念，我们或许可以把纪录片归结为概念，但纪录片更重要的是捕捉、纪录与传达经历者的状态，我觉得这是纪录片的一个特殊功能。
你可以透过许多文字资料、新闻报导去了解事件成因，但重要的还有看见，看见村民的形象、他们的情感状态。直接面对人的喜怒哀乐，我们的情感受到激发，这促使我们去理解这些事情背后人们的内心、动机，理解他们的经历和感受。
我喜欢看纪录片，从中获得许多启发。如果缺乏视觉表达和记忆，我们对历史、社会的认识会流于概念化，因此也很容易忘记。缺乏感情的冲击，缺乏对痛苦的感同深受，我们的价值观也容易被其它概念所取代，不会特别珍惜一些价值。
记者问：你的纪录片主题政治性，社会性比较强，为什么？这是自觉的吗？
艾晓明:冲突性比较强，可以说是自觉的，但也不是我作为作者有意去激化矛盾。有些激烈场景并不是我希望看见的，更不是我的导演。我没有选择回避只是因为，突出的问题需要正视，应该被公众看见、了解和寻求解决之道………但在中国大陆，存在一个状况，很多问题被权力集团变成“禁区”，因此一些学人很自觉地不去触碰。他不是出于理性，认为这些东西不值得研究，而是出于恐惧，担心研究这些问题会失去自己的安定，陷入危险，我觉得可能是这个问题。
记者：面对中国大陆上这么多不该沉默的事件，许多人都保持沉默，也没有站出来，你怎么看？
艾晓明:我想没有这么简单，比如说恐惧，这不完全是一个人个性或内心强或弱的问题，它反映了制度性、结构的问题，这个制度采取了许多方式限制公民自由，并且有许多规训和惩戒的措施。这些惩戒措施使你很具体地失去亲人、朋友，毁坏你的家庭，身体遭受摧残、人格受到污辱。这种时候人们就可能会回避道德责任，选择保全安宁，不去挑战禁忌。我觉得这样的个人选择也不能说有多大的错，而是说我们没有一个好的制度。人们对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保有个人见解和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都是基本人权，我们不需要从态度上去评价别人做了或没做什么，需要关注的是我们的制度使人可以如何行使权力，而不是使人被迫顺从。
记者：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有什么转变吗？
艾晓明:当然在思想言论上的尺度还是比以前大了很多，此外，物质生活变化非常大。
记者：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有什么看法？
艾晓明:我没有预言的能力，我驾驭不了这些问题。不管中国社会怎么变，我还是会继续做我现在做的这些事，还是会努力去记录一些社会事件。其实再努力你也记录不了多少，你努力又能记多少？国家的变化、制度的改善常常超过一代人的生命，一代人的时间只嫌太短。但自己可以做什么，大体还是可以计画的。像我现在这样，能再工作多少年也不可测。因此只是做一步算一步，如果健康允许，可以把一部作品做好，而且做得从容、不粗糙，我觉得就很好了。我经常想的是这些具体的小事，而不是国家走向这种大事。
后排左三为艾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