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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1906-1947），原名诗微，河南省潢川人，作家，因文惹祸被错误地处决，时年41岁。
基本信息 个人概况 姓名：
王实味
别名：
诗微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出生地：
河南省潢川
出生日期：
1906年
逝世日期：
1947年
个人背景 职业：
作家
毕业院校：
北京大学
其他信息 其他成就：
《政治家，艺术家》
其他作品：
《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散文通讯集《休息》等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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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介绍
2 生平介绍
2.1 人物解读
3 相关介绍
3.1 因文获罪
3.2 妻子守望四十年
3.3 冤案平反内幕
3.4 李克农的遗憾
3.5 事件意义
基本介绍 编辑本段
中文名： 王实味
别名： 原名诗微王实味
出生地： 河南省潢川县
性别： 男
民族： 汉族
国籍： 中国
职业： 文学 作家
毕业院校： 北京大学
重要事件： 因文招祸，被康生下令逮捕后遭处决
代表作品： 《政治家，艺术家》
生平介绍 编辑本段
王实味十七岁时（1923）考取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一年后因为经济所迫考取邮务，又一年后（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院预科，年底发表书信体小说《休息》，表示：“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
在北大参加了党组织活动，很快因为热恋李芬而离开了党组。1927年再次因为经济所迫辍学，并且因为政治的原因无处安身。1930年在上海跟李芬的战友刘莹结婚。多年流徙奔走，不满当局，忧虑时事。1937年10月只身抵达延安。
王实味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王实味的津贴是四块半，比当时边区主席林伯渠多半块，比毛少半块。在工作中跟陈伯达意见不合颇有嫌隙。在延安王实味和自己以前在开封女中的学生薄平有一次短暂的婚姻。 王实味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事直言指责，得罪人很多。鲁院与文抗之间有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派别区分，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因为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人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政治家 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认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当时他已经料到了这类文章会被国民党利用，但是他说“（敌人）……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当时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思潮，与延安热烈的时代氛围形成了一种极不和谐的冲撞。
毛亲自指出：“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在整风高级干部总结会上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在另一场合说：“《野百合花》有文章。”事后在1945年七大时毛说：“他（指王实味）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1942年6月起展开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批判并且不断升级扩大。康生的插手使得这件事情向一个更加恶劣的政治事件演变。后又被定为托派分子，并与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其他4人，一起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1942年被开除党籍。1943年被逮捕关押。1943年4月1日被康生下令逮捕，1946年重新审查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请示对于王实味的处置办法，王震将军亲自批复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四十一岁。
北大同学、妻子刘莹没有王实味的确切消息，一直盼望一家团聚的日子。1978年刘莹从广播中知道王实味于1947年作为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被处决。刘莹当时已经七十二岁高龄，断然肯定这是政治诬陷，人为地千古奇冤。1983年夏只身南下来到北京申诉。1984年当时的知情人李维汉逝世，将王实味的平反问题托付给与王一起工作过的温济泽。1986年透过层层纱幕，王实味的头上只剩下一顶托派的帽子。1990年12月宣布对王实味的平反决定，其子已经五十五岁，泪流满面。
同时有很多历史事实和研究表明，当时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被国民党利用是对王实味残酷批判后的事情了。
著有散文通讯集《休息》等。
人物解读
根据熟悉他的许多人的回忆，现实生活中的王实味并不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物。他的性格狂傲、孤僻、偏执、吝啬，似乎缺乏中国人所推崇的“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度”。他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自我封闭的精神世界里，除了“冬天搬把躺椅在门前晒太阳”以外，没有其他业余爱好，日常生活单调而缺乏情趣。他对别人参加跳舞、唱歌等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他在与他人交往时，往往取一种居高临下、屈尊俯就的姿态，一旦意见不合，便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因此，他一生几乎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也不是一个十分称职的儿子、丈夫、父亲和情人。他具有一种强烈的向往革命的冲动，这或许与他的出身和早期经历有关。他出生于河南潢川一个破落乡绅家庭，因为家庭贫困，曾经从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北京大学两度辍学，从十八岁开始就不得不自食其力。为了谋生，他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足迹遍布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先后从事过邮政局实习生、中小学教师和政府机关低级科员的工作，也曾经在上海亭子间里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个人生计长期没有任何保障，饱尝世态炎凉、社会不公和战争离乱之苦。他早年发表的几篇小说，既记录了一个充满纯真理想的青年踏入复杂的现实社会以后的种种主观感受，也揭示了他由不满现实到投身革命的思想根源。
他曾经两度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入党是1926在北大读书期间。但是他的革命意志和组织观念十分淡薄，而“小资”情调却十分浓厚。不久就因为追求党内女同志，与工作方法简单生硬的学生支部领导人发生龃龉，被指为“入党动机卑鄙”，最终被北大党组织开除。这件事显然造成他对组织的某种不满。目前尚无史料显示在1930年前后，作为一个无党派文学青年，他在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人士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文化人士之间的主观价值取向，但他显然与“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的陈源、徐志摩等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受到他们的器重。他的小说作品多经由陈源、徐志摩之手发表于《现代评论》、《晨报副刊》和《新月》等刊物。因此，他1937年再度入党，奔赴延安，其历史背景和思想动机值得进一步探讨。
他并不是一个性格坚强、有坚定信仰的人。尽管在延安整风初期，他因发表杂文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曾经提出“退党”要求，但当他觉察到局势不可扭转的时候，又自动跑到中央组织部痛哭流涕，要求组织上宽大处理；在1943年夏末“大后方”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的时候，他积极配合党组织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周瑜打黄盖”，可是回到监所后，他又捶胸顿足，后悔不已……因而，他与组织的最终决裂，实乃在于党内某些领导人的褊狭和无情，而非他个人具有某种决绝殉道的精神。
他的思想形态十分驳杂，缺乏理论上的系统性和一贯性。虽然他第一次脱党后与自由派知识分子有过一些接触，但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对自由主义观念的接纳至多限于一般个人道德伦理的范畴，而与国家政治方面的内容无涉。他在延安发表的论文和杂文也谈不上深刻的理论性。他的《文艺民族形式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一文，因立场偏激而独树一帜，然而他的那些文艺观点能否站得住脚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他在《野百合花》等杂文中所表达的理想诉求，归结起来无非是“平等”、“民主”和“人道主义”。而且，他对这些理想诉求的理解也是十分质朴和大众化的，它们主要建筑在对具体事实表象观察的基础上，而非建筑在对制度框架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上。这似乎是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一类激进知识分子的共性思想特征。而自由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等概念，只有被放置到自由主义的国家政治理论建构中，才能得到合乎其本意的理解和诠释，否则，关于“自由”的理解，就会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关于“民主”的理解，就会带有民粹主义的倾向。因此，如果真要从思想属性上进行分类，我倒宁愿将王实味归类于原教旨马列主义者的行列。毕竟，他在上海时就曾经为托派翻译过一些苏共中央政治文献，而在延安马列学院和中央研究院担任特别研究员的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所翻译的马列主义文献达到两百万字以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延安最高当局将他定性为“托派分子”似乎也勉强可以成立（至于“托派”概念是否可以与“国民党探子、特务”和“反革命”之间划等号，是否应该被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彻底消灭，那是另一个问题，在此不赘）。
王实味的可爱与可敬之处，在于当他觉察到边区的特权现象和官僚主义等问题时，没有像绝大多数人那样保持缄默，而是诚实、率性地将自己的不满公开地表达出来。
相关介绍 编辑本段
因文获罪
1942年3月，延安，马列著作翻译家、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王实味实味，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杂文《野百合花》，文章中回忆了他在北大的女同学李芬，回湖南邵阳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壮烈牺牲的情景后说：“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的影子汲取力量。”接着，分四个部分，对他感到不满的现象边述边议，提出批评。
应该说，这篇杂文的出发点并不坏，但错误也是明显的。作者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举办的文艺晚会，说成是延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现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说成有个“干部服小厨房阶层”；把在战争环境下偶尔发生的“青年学生一天只得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视为普遍现象；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到处乌鸦一般黑”。
毛泽东从报上看过《野百合花》后，托胡乔木转告王实味：这篇文章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不能容许的。
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国民政府利用王实味的文章，编成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四处散发，作为政治上“讨伐”中国共产党的檄文。。在小册子的按语中说：“中共……歌颂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国民党的御用文人还出了专刊，标题为《从〈野百合花〉看延安之黑暗》。
当时，中央研究院是培养党的高级理论干部的地方。作为该院的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野百合”中的思想观点，在党内引起很大的混乱，并且还得到许多来延安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
为了消除不良影响，使延安整风走上正轨，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起，以“党的民主与纪律”为题，召开全院座谈会。
康生当时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长，在这次整风中，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来指导整风运动。康生是总学委的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毛泽东日理万机，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做。”
座谈会持续了16天，前4天，还是把王实味作为思想错误来进行批评与帮助，但在康生的“指导”下，座谈会很快变成王实味的斗争会。第5天，升级为政治问题；第6天，有人揭发他说过“托派理论有些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还有人说他1930年在上海与托派分子有过往来，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又过了3天，会上就有人称王实味为“托洛茨基分子”。
而王实味的态度呢？虽然会上批评，会后党委派人轮流谈心，但他始终不肯反省。
这时有人举证，成全、王里夫妇一起到中央研究院看望过潘芳、宗铮夫妇，因潘、宗夫妇就住在王实味隔壁的窑洞，两对夫妇又一起拜访过王实味，后来5人又来往了几次，还在一起吃过饭。以此为据，就把他们5人说成是“托派关系”，把他们的来往说成是“托派组织活动”，最后把他们定为“反党五人集团”。在康生指使下，中央研究院党委于1942年10月作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决定中说他“从1929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有停止过托派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1943年4月，康生下令将王实味逮捕。关押期间，又查出王实味1927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过3个月文书。于是，王实味头上除“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外，又加戴一顶黑帽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
王实味在延安的遭遇，他的妻子刘莹全然不知。
妻子守望四十年
王实味刘莹，长沙人，1926年考进北大文科预科班，与李芬同住一个宿舍。经李芬介绍，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与王实味同在一个支部。1930年他们结为伉俪。
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将抗日救亡的声浪传向全国。当时他俩正在王实味家乡河南开封，两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商定，一起奔赴延安抗日。然而，当时他俩已有儿女，而且刘莹的肚子又一天天大起来。得马上堕胎，但两付打胎药下去，没有解决问题。王实味等不及，自己先去了延安。刘莹回到长沙，实行剖腹手术终止妊娠。身体基本康复可以去延安了，这时日军占领武汉等地，堵塞了去延安的几条通道。
长沙解放后，刘莹一面欢快地工作着，一面打听着王实味的消息。有人说王实味可能在东北，1950年4月吉林来湖南招聘教员，刘莹远离故土来到吉林，边教书边寻夫。
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刘莹打开中央电台的广播，忽然听到王实味的名字，她屏住呼吸细听，文章中竟说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而且早被处决。一阵天旋地转之后，刘莹人事不知。守候了40年，已经72岁的老太太怎能经受如此大的打击？
刘莹追根究底，方知她丈夫的死，仅凭康生的一句话。1947年3月中旬，25万国民党军在胡宗南统领下，进犯延安。社会部的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大队，撤离延安去晋西北兴县，王实味随队同行。王实味到达兴县后，被送押到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6月中旬，兴县遭敌机轰炸，晋绥公安总局请求处决王实味，得到康生的“口头批准”。7月1日，蒋军又一次狂炸兴县，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被炸塌。包括看守所在内要立即搬家，为减轻负担，当天晚上将王实味处决。
1979年，刘莹与儿女不断给中央写信申诉，多次到北京上访。1981年，李维汉向中央组织部提出复查王实味的建议。此后，压在王实味头上的三顶“黑帽子”先后被揭下。1982年2月，中组部作出决定，否定“五人反党集团”的存在。
1991年春天，公安部的两位同志来到刘莹家，时年85岁的刘莹看到复查决定中王实味恢复了“同志”的称呼，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公安部同志将1万元慰问金送给她时，她坚决不要，把慰问金全部捐献给当地文联，作为青年文学奖励基金。
冤案平反内幕
72岁的刘莹从广播中知道王实味已于1947年被处死之后，她断然认定这是政治诬陷，认为自己的丈夫清高自负，刚烈耿直，说话口无遮拦，但绝不会当特务，不会是托派分子，更不会反党、反革命。
1983年，他来到北京，找到当时的知情人李维汉申诉。根据李维汉的建议，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于1982年2月，作出了《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即成全）、王汝琪（即王里）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彻底否定，为王实味案平反提供了契机。
1991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经过长期取证后，终于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指出：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于平凡昭雪。
蒙冤半个世纪，王实味案终于有了个公正的说法。王实味被恢复了“同志”的称呼，这已是他被错误处决后的第44年了。
李克农的遗憾
起初，李克农对“王实味案”还是持谨慎态度的。李克农认为，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着眼于批评教育，“治病救人”，目的是使干部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强调多调查研究，多了解情况。康生发动“抢救运动”后，李克农受到康生的“左”的错误的影响，在西北公学内召开抢救运动大会，作了报告，号召学员坦白，对被审查干部施加了一些压力，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历史上未弄清的问题，怀疑成政治问题以至于反革命问题。但是随着“抢救运动”的逐步升级，大批干部被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他对康生的一套主张和做法逐渐产生怀疑。解放后，约在1954年，李克农曾对秘书提起过康生，说：在社会部，康生一人说了算，开会时就他说话，是家长作风。又谈到抢救运动，李克农说“他说他的，我做我的”。
但是李克农负责的这方面审查工作，又直接受康生领导，因为康生是中社部部长，又是整风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央领导审干工作的主要人物。康生在代表中央领导审干工作中犯了“左”的错误。他夸大敌情，批评审干人员在对敌斗争中的自由主义态度，特别是掀起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出现严重的偏差。王实味对康生那一套“逼、供、信”式的审讯方法也无招架之功，最终承认自己是托派，而且还是个“自命天马行空、半狂的托派英雄”。
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将王实味正式逮捕。
“抢救运动”结束后，作为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主持了甄别工作，因为甄别对象太多，按照轻重缓急的次序，王实味的问题被排在了最后。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种种主客观原因，最终，李克农于1946年也作出了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认定王实味到延安来是有目的的，即进行有组织的“托派活动”。
8月31日，作为社会工作部副部长的李克农就王实味问题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检讨，主动承担了王实味案的责任，并请求中央处分。在报告中，李克农首先肯定了整风运动取得了积极成果，继而指出了运动的一些不足之处，认为主要是方法、方式上的一些失误；李克农着重指出了在“王实味案”中暴露出来的党的工作方法上的一些漏洞，并坦承对“王实味案”负全责，请求中央给予处分。李克农勇于面对错误的风范由此可见一斑。
9月1日，毛泽东批示：“有所声明即够，不必议处。”并请中央书记处及有关同志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彭真、饶漱石、聂荣臻、贺龙等都在报告上画了圈。
李克农的报告中，只字未提康生。而康生呢，也一声未吭，更没说过要担负责任的话。
李克农是中共的“特务王”。毛泽东曾经说过：“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李克农作为中共情报和特务机关的首脑，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我党长期以来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人物。1955年国庆前，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共和国的将军，却在临终前也对王实味的妻子刘莹坦承“王实味案”是纠缠他多年的一段心痛。
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在北京病逝。逝世后，各界公祭，周恩来主祭，极尽哀荣。
事件意义
“王实味事件”中最令人震撼的悲剧性因素集中表现在：他提出那些尖锐的批评，主观上完全出于响应上级号召的动机，他所揭露的问题也都有客观的事实依据，结果却被定性为“别有用心的”“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批判、监禁和杀害；他用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观点批评边区的等级特权制度和官僚主义现象，结果却被冠以“小资产阶级意识”和“自由化”的罪名。我们看到，正是在批判王实味、丁玲等人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极端民主化”主张的同时，一种新的革命伦理被悄然建构起来。这种革命伦理与我们所熟知的那些长期以来受到人们广泛认同的道理价值判断之间存在着某种莫名其妙的张力。“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斩断了世俗伦常的亲情和友情，“党性”与“人性”似乎变得水火不相兼容，来自上级的批判斗争不论对错与否，都被视为对革命者革命意志的一种考验。结果，革命队伍中固然涌现出一批像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人那样的理想人格典范，但同时等级制度、特权思想、集权主义、个人崇拜等消极因素也不断发展蔓延。
王实味事件背景
1938—1939 年后，延安的社会气氛和精神生活领域开始出现重大的变化：
一、康生在延安营造“肃托”精神恐怖，青年知识分子无端失踪的事件时有所闻。伴随“肃托”阴影的扩大，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逐渐升温，延安各学校原有的自由讨论的学习活动渐渐转变为对毛报告的歌颂，广大知识青年的主动性逐渐消失，自赎意识与沮丧感日益蔓延。
二、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逐步完善，新老干部的冲突逐步表面化。在任弼时的督导下，1940 年延安的大、中、小三灶制度正式在全党推行，舞会成为延安高级干部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领导干部的安全保卫工作已制度化。各单位的领导多由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担任，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受到严厉的指责，批评知识青年的词汇，诸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愈来愈经常出现在报刊和领导干部的口中，成为笼罩在青年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低气压。
三、恋爱自由逐渐受到限制。“杯水主义”现象显然与差序等级制度相违背，作为一种“时尚”它在 1939 年就告结束，而代之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的、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
到了 1941 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忽然发现，他们已从青年乌托邦理想国的主人，一下子跌落至“等级差序”制度下的最底层！
作为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面对这一切，王实味感到不平，有如骨鲠在喉。他似乎十分怀恋 1937—1938 年那段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岁月，但他毕竟又信奉马克思主义，知道“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于是王实味申明自己也属于“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放言直谏绝非为争个人利益。他甚至对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表现出最善意的理解，认为“对那些健康上需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只是处在当前“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许多人都失去最可宝贵的健康的时期”，为了“产生真正铁一般的团结”，“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共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
王实味确实太书呆子气了。他毕竟未亲身经历过 1927—1937 年的“现代农民革命战争”，他不知道他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对于某些出身于农民的高干实在是强人所难。斗转星移，中共虽然还未打下天下，但已有几块相对稳定的地盘，一些人已做不来与群众“同甘共苦”、“吃一锅番瓜汤”那类事了！虽然从总体上讲，在四十年代初的延安，干部物质待遇的差别还不是十分明显：大、中、小三灶伙食供应制度和斜纹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级服装供应制度，如果和 1949 年后的高干特供制度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但为何王实味竟感到“大人物”有如“异类”呢？
真正使王实味以及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产生疏离和异己感的是以“食分五等，衣着三色”为特征的、与高干地位相联系的干部特殊待遇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干至上”的浓厚的社会气氛： 延安的重要高干的家里一般都有组织分配专门照顾首长孩子的保姆，保护首长安全的警卫员，以及照顾首长生活起居的勤务员或公务员（负责为首长打洗脸水和洗脚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有的首长的勤务员也由警卫员兼任，另有“伙夫”、“马夫”各一人。在范围不大的延安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和他们的家属沿着延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们也不难看到首长派来接爱人回家度周末的警卫员已早早守候在各学校、机关的门口。
甚至连孩子们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辆由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救护车，是“毛主席的汽车”。至于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枣园戒备森严，明哨、暗哨密布，非邀不得靠近，这更是公开的秘密。1942 年春，毛泽东派李卓然登门邀请塞克到其住处谈话，被塞克拒绝，理由是“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直到毛泽东吩咐撤去岗哨，塞克才在邓发的陪同下去见了毛泽东。
这一切在王实味和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的眼中，全都成了背离革命道义原则的有力证据，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义愤和不平等感。
最令人心悸的是作为一个书生的王实味竟敢从抨击“食分五等，衣看三色”的现象进而试图剖析产生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
王实味看到的“革命圣地”绝非是纤尘不染的共产主义殿堂，在延安的阳光下，不仅存在着浓重的阴影，还有人“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证据之一，即是有人以“发扬民族美德”为等级差序制度辩护——而这类“民族化”言辞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王实味是一个十分敏锐的知识分子，他亲自体验了 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在延安逐步深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感受到在社会气氛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他不会忘记 1940 年延安理论界所发生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正是随看这类讨论的展开，在“民族形式”的掩护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价值被堂而皇之地引入到中共的理论及其实践中。终于，王实味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专制主义的旧传统已严重侵蚀了中共的肌体，即使在延安，“旧中国的肮脏污秽也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而旧传统一旦与以“必然性”面目出现的俄式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等级差序制度的理论基础。
王实味质问道，难道我们可以用“了解国情”，“尊重国情”作借口，迁就、迎合中国的落后传统吗？难道因为“黑暗面”存在有其必然性，就欢迎、保护黑暗吗？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
王实味在 1942 年所发出的这番“危言耸听”的预测，终于事隔四十九年后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原先称作“社会主义祖国”）─苏联和东欧、蒙古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应验，苏联甚至都已不复存在。
只是，王实味当时还指望毛泽东警醒，以求防患于未然，但是王实味再一次失望了：“‘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指防止黑暗面的滋长——引言注），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
尽管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不着急，王实味却忧心如焚。他为防止“革命的天塌下来”，向全党贡献出他的药方：重振共产主义的理想之光，在革命道义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使共产革命充满永久的动力。
王实味饱含激情，无限感怀地回忆起为实现主义而牺牲了生命的李芬烈士，企图用追忆殉道烈士的方式来唤起人们胸中已沉寂的理想主义，用烈士滚沸的热血来涤荡革命队伍中已经形成的带有专制色彩的人身依附的现象。王实味更期盼借早期共产主义者身上的圣洁之光，重振革命者已渐丧失的自豪感、自尊感和自信感。王实味梦想中共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首先实践关心人、尊重人、重视人的人道主义准则，让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成为“新社会”的自觉原则。
王实味热情歌颂青年的“纯洁、敏感、热情、勇敢”，呼吁当政者万勿因延安的青年由于得不到“爱和热”而发出“牢骚”就厌恶、嫌弃他们。王实味不无沉痛地说：“延安的青年已经够老成的了” ，若再打击他们（例如某个在墙报上写文章的青年，遭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疯狂状态”），那么这个世界就太“寂寞了”。王实味甚至“超现实主义”地做起类似武者小路实笃笔下的“一个青年的梦”，以为凡为人者，皆存一颗温暖友爱的同情怜悯之心。他写道：
我底理性和良心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为“炊事员同志”（尽管在延安称伙夫为“炊事员同志”有些讽刺意味，因为即使不反对平均主义，也不会有“半个伙夫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
从抨击延安“歌舞升平”的景象到剖析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进而再开出一付“民主”、“博爱”的疗救药方，王实味的论调在延安领导人听来，的确太刺耳了，甚至听来有如托洛茨基的“工人国家蜕化论”。在这里，他们的判断并不错，王实味的思想确实和毛泽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王实味鼓吹的“平等”、“博爱”观念，从根本上说，和建立在政治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领袖至上”观念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从王实味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必然引发出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而确立“领袖至上”的观念的首要条件就是削弱乃至消灭人的自主性，使人成为“齿轮和螺丝钉”。1942 年的毛泽东正全力追求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将全体党员改造成“党的（也即是毛的）驯服工具”，如果听任王实味“蛊惑人心”的言论继续扩散；势必严重抵消毛的努力。因此，王实味及其思想就成了毛泽东不得不予以清除的障碍。
王实味呼唤平等，抨击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也直接侵犯了毛泽东和享受等级制度之惠的老干部的利益，至于王实味言论中渗透的对革命的幻灭感，若从毛的角度看，则有可能“侵蚀”并危及毛“打江山”的伟业。
1927 年后，作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主体的农民，已成了中共革命的主要动力，尽管因受俄式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这场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农民革命战争”增添了许多新因素，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模式仍对中共武装革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不少参加这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农民看来，“打江山”的意义就在于“排座次，坐江山”，尤其随着毛泽东在三十年代中期控制了中共军队后。这场“农民革命战争”的俄式共产主义因素就逐渐被烙有毛个人印记的民族化共产主义因素所置换。深受农民造反传统浸润的毛泽东，极为重视利用农民的感情、行为和愿望为自己“打天下”的伟业服务，毛在马列主义的术语范围内，转换概念，引进大量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语汇和行为，使得中共军队既是苏联红军式的军队，又是一支具有浓厚中国传统农民起义军色彩的队伍。作为适应战时环境的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分配方法，和体现“论功行赏”传统原则的延安等级差序制度就是这样一种新旧杂揉的混合物。这个制度一经建立就受到农民出身的军队高级将领的普遍欢迎和敬重，至于受过俄式教育的中共高级文职干部，也因它夹杂斯大林等级制的因素，而对其采取“欣然接受”的态度。如今王实味放肆攻击被他们视为是未来革命成功后将要实行的权力与财富再
分配制度的先期象征符号，怎能不遭致高干们共同的愤怒？于是当某军队高级将领破口大骂王实味“反党”时，那些具有留苏背景的高级文职干部，也纷纷口诛笔伐，声讨王实味“反列宁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