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024从“天下未乱蜀先乱……”看明朝和清朝的灭亡原因——写在 清朝为什么会灭亡

“昔者夏桀殷纣不任其过,其亡也忽焉;成汤文武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夫过而改之,是犹不过。故曰其庶几乎!”————([西汉]刘向:《说苑·君道》)

一、关于“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既治蜀后治”的问题
1898年,满清王朝形同衰老的病人,已呈现死亡前各种并发症丛生的“恶病质”状。本年,百日维新刚刚拉开帷幕就宣告了失败,慈禧太后大开杀戒,“六君子”被诛杀于北京菜市口;本年,四川爆发了余栋臣的反洋教的大暴动,这次暴动,搅得四川和满清政府坐卧不安;本年,清朝政府与华美合兴公司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肇始了后来震惊全国甚至引发辛亥革命的川汉铁路事件起因。
1898年某一天,四川军署衙门中的一个叫做“温遐龄”的浙江籍官员从朋友手中收集到了一本四川广安籍文人欧阳直著作的《欧阳氏遗书》文稿,他从中剪辑出了一篇“蜀乱”的章节,易名《蜀警录》出版,不久,这本经过温遐龄编辑的仅仅7000余字的《蜀警录》就广泛流传于世。《蜀警录》中的一句“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既治蜀后治”的名言,后来也就被许多中国人所熟知了。
笔者经过自己的考证,基本上可以断定,“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既治蜀后治”这句名言,要么,就是出于温遐龄这个在四川军署衙门中当差的浙江籍官员之口,因为,《蜀警录》中的按照堪舆学认为蜀地山水是导致蜀地多祸乱根源的原因,绝对不可能出于四川广安籍的欧阳直之口!也不符合蜀地山水乃天府之国的历史事实。要么,明末清初的欧阳直写作“蜀乱”时所说的“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既治蜀后治”,一定是针对宋朝初期的蜀地王小波、李顺的茶农暴动事件与宋朝末期的四川合川钓鱼城抵抗蒙古大军的特定事件而言的。
北宋开国仅仅30年,也就是宋朝皇帝才坐稳江山的北宋淳化四年,就发生了蜀地青城山茶农王小波和李顺高举“均贫富”的造反事件,这样的一个王朝刚刚开国就出现大规模造反的情况,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恐怕就是明末清初的蜀人欧阳直会说“天下未乱蜀地先乱”的原因吧。同样,宋朝末期,紧邻欧阳直家乡的四川合川发生了本地军民顽强抵抗蒙古军队进攻四川的大战,这场抵抗战争居然打了二十年之久,不仅仅四川军民在钓鱼城下射死了蒙古大汗蒙哥且导致了蒙古帝国的分裂,还使得蒙古大军后来因为无法攻破四川东大门的合川而一直无法进入四川腹地,一直到了1279年南宋将军陆秀夫抱着南宋幼儿皇帝在广东沿海地区中自杀跳海导致南宋彻底灭亡,钓鱼城的四川军民才不得已地开门投降元军,这,恐怕就是欧阳直说“天下既治蜀后治”的原因吧;紧邻四川广安的四川合川放弃对元军的抵抗时候,忽必烈已经在北京称帝16年了。
蜀地王小波、李顺造反,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西元1074年的宋熙宁七年,王安石变法,宋朝朝廷召开了专门会议检讨了北宋初期的这次蜀地造反事件的原因,史书记载说:“七年,帝与辅臣论及成都市易事。冯京曰:“曩因榷市物,致王小波之乱,今颇以市易为言。”安石曰:“彼以饥民众,官不之恤,相聚为盗耳。”帝问:“李□巳行邪?”安石曰:“未也。然保市易必不能致乱。”帝犹虑蜀人骇扰,安石谓:“已遣使乃遽罢,岂不为四方笑?”乃已。然其后竟罢□巳等详度。”(《宋史?食货志下八》
这就是说,一个王朝开国初期就出现农民造反,当时的宋朝官方并没有妖魔化王小波、李顺等人,而是在事后专门召开了国家高级会议去检讨王小波、李顺造反的原因,原因,就是宋朝官方在开国初期对四川茶农和农民搞统购统销,也就是四川官方垄断了茶叶和粮食市场,四川官方这样的与民争利作为,导致了农副商品交易梗阻,农民收入大大下降,以至于导致四川农民活不下去了,这才导致了王小波和李顺的造反。
同时,四川青城山一带本是中国道教和道家文化的发源地,此地长期有浓郁的平均思想,西汉时代的严君平和五代时期的谭峭,不仅仅长期在此地开办学校,他们还传播了许多均贫富的思想,这,也是为什么王小波、李顺首先在中国造反大军中高举“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宋史?樊知古传》)造反宗旨的原因!
后来有人说,陕西的李自成也高举过“均贫富”和“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造反大旗。但是,历史事实是,这个“均贫富”的造反宗旨,不是出于残暴和狭隘的李自成的思想,而是出于附庸于李自成的文人李岩。李自成,本是个屡屡杀害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债主和自己服兵役时期中的上司的残忍兵痞,他的造反,与历史上的那些为一已私利而动乱的绿林土匪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也与信奉“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的历朝历代的动乱枭雄是一样的坏人。
蜀地青城山的王小波、李顺所掀起的造反,最后虽然也被官方镇压了,但是,宋朝以降,王小波、李顺的造反警示,是官方们都必须深刻反思和谨慎对待的问题。
《蜀警录》,很可能是1898年的四川军署衙门已经预感到了满清王朝的摇摇欲坠和暴风雨即将来临的社会危机,他们这些官方官员为了警告世人不要参与社会动乱事件,便由四川军署衙门中的一个叫做温遐龄的文官参考了明末清初蜀人欧阳直的“蜀乱”文稿,由他杜撰出来的警世宣传文章,这从《蜀警录》中刻意回避了清朝军队在四川长期作战导致蜀地人口锐减的历史事实上,就可窥一斑!
明末清初,也就是1637年,李自成开始进攻四川,破蜀地数州县,由于李自成久攻成都不下,本年,他率军被迫撤出四川。也就是在1636年,满人皇太极立国“大清”。1640年的崇祯十三年,被明朝官军战败的两支造反军队张献忠与罗汝才合兵进攻四川,从此,张献忠利用蜀地山势与明朝官军玩弄起了“以走致敌”的游击战争把戏,但是,从此,蜀地老百姓就开始遭殃了。
张献忠于1644年11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1646年12月清朝军就进入四川与大西军队开战,本年底,张献忠就战死于四川西充县。之后,主要来自于川外的各式各样名号的政治势力武装和从陕西汉中一带勃兴且流窜入川的“摇黄”土暴子武装势力互相恶战,四川境内的几十年间中一直没有片刻清静。特别是1673年以降的吴三桂反清之后,四川再次沦落为清朝军队与吴三桂及其他军队互相大战的战场。这样长期的战争动乱和互相杀戮,导致四川境内的田土大量荒芜,全川的饥民四起,再加之当时在川的各路军队与四川老百姓争夺口粮而刻意去杀害老百姓,这,就应该是四川人口在明末清初锐减的原因!明末清初,四川人口从明朝万历年间的“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史·地理志》)锐减到康熙年间的60万人(见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全省人口的最低历史纪录》四川大学出版社)。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湖广添四川的缘由。
但是,今人如果要追究明末清初的四川人口之所以锐减的责任方究竟应该是谁?我们就必须先界定清楚导致四川人口在明末清初锐减的具体时间区间。只要我们界定清楚了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时间区间,应该是从李自成1637年入川——张献忠1644年入川——康熙皇帝消灭吴三桂叛军的1682年的这战乱45年,那么,今人只要把这45年之间在四川进行战争的各路军马占据四川的时间一一列出,自然就清楚了谁才是导致四川人口在这45年之中锐减的主要责任者了!只要对这段历史稍加了解的人们就应该知道,这45年之中,在四川境内的作战最多的,当然就是清朝军队了!因此,说清朝军队和清朝军队的战争作为才是导致了明末清初的四川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恐怕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很遗憾,在1898年由四川军署衙门官员温遐龄编辑出版的《蜀警录》中,我们今人是看不到清朝军队的恶劣作为的,我们只能够看到张献忠、摇黄土暴子和吴三桂等军队的胡作非为。
《蜀警录》中有一段话,引起了笔者高度的注意,其说:“按明之蜀乱,始于杨应龙口戈,然平播后边庭卧鼓数十余年,内地汔大康矣。逮天启之初,征兵援辽。土酋奢寅至重庆,勒兵不进,杀巡抚。徐御史自城中举兵屠重庆,趋成都,所过州县皆残破,大肆杀掠……”(《张献忠剿四川实录?蜀警录》巴蜀书社))
这就是说,不管《蜀警录》究竟出于什么人之手,但是,该文作者将导致明朝灭亡的导火索原因归咎于蜀地杨应龙动乱的说法,应该是历史事实,也很有政治远见!在这点上,笔者认为《蜀警录》作者的历史文化素养,要高于那些写作什么《万历十五年》、《朱元璋》、《明朝特务政治》及其《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

“杨应龙”事件的始末及其对今人的教训——从“天下未乱蜀先乱……”看明朝和清朝的灭亡原因(二)

二,“杨应龙”事件的始末及其对今人的教训
历史研究,与科技研究中的产品破坏性研究非常相似!科技研究中对产品进行寿命和性能研究,其中的重要研究程序是破坏性试验研究,就是研究人员要通过产品的超负荷运作,去发现产品中的哪个部件最先发生断裂裂缝,然后,再根据这个裂缝去分析断裂微因子的变化原因和规律,从而去寻找出导致整个产品破坏解体的最终原因是什么。
明朝的灭亡的最初“裂缝”,就是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的四川播州动乱事件,而这此事件的主人公杨应龙,就是导致明朝最终解体的那个“断裂微因子”!

杨应龙(西元1551年-1600年),四川播州世袭土司,杨氏地方政权的第二十九代统治者。
明朝时期,历史上一直属于四川管辖的汉中地区划归陕西,但是,唐朝政府肇始却又把现在的贵州遵义地区划归了四川管辖,史称“播州”。
遵义地区,历史上属于夜郎国,西元前129年,蜀人司马相如主帅开辟西南夷,司马相如大军通过和谈方式使得当地土著的夜郎国归附汉王朝,当时,汉王朝虽然将现在的贵州地区设立为益州牂柯郡,但是,由于此时的夜郎国还存在,因此,汉属的牂柯郡形同虚设。西元前27年的西汉汉成帝河平二年,已经归附汉朝的夜郎国内部发生战乱,蜀地临邛人将军陈立率领汉军平叛,因时制宜地斩杀了夜郎国国王兴,一举消灭了夜郎国,从此,贵州地区归有了名副其实的汉属牂柯郡,首任名副其实的牂柯郡太守就是陈立。所以,蜀人将军陈立应该是使得现在的贵州和云南地区真正和彻底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功勋人物。
杨应龙的祖先杨端本是唐朝的山西太原人,唐朝时代,南诏国侵略播州,杨端随唐朝军队征伐播州,随后,杨端留驻播州且与当地苗人通婚,在宋元时代,杨氏就已经成为播州苗人的世袭统治阶层的土司。明朝万历年间的杨应龙,是播州第二十九代苗人土司。
中国与西方的部族,最大的不同点,就是部族之间不但没有婚姻隔绝习俗,相反,还有非常古老的和亲习俗。这个不同部族的和亲习俗,导致中国各部族之际形成了“铁打的部族流水的族人”的情况!这样的情况,是外国历史国家文明中所没有的!这,也是中国为什么会成为“大中国”的根本原因之一。
比如,秦汉以降的匈奴人中,有大量的汉人血统者,他们都是各个历史时期中汉军归降匈奴的汉军将士后裔或者被匈奴人劫掠到草原上的汉民后裔。同时,秦汉以降,特别是五胡乱华时期中,大批北方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回鹘人等游牧民族者进入中原成为了汉人。这个杨应龙,很可能就是鲜卑人的后裔。山西太原地区,是南北朝时代的北朝中心地区,当时,山西一带的许多鲜卑人都在北魏政府的鼓励下改易汉姓,其中,许多鲜卑人改姓为“杨”。或者说,自南北朝以降,中国淮河以北的许多中国人,可能都是北方草原部族与中原汉人的混血后裔。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新汉人”虽然可能从姓名和籍贯,都已经是汉人。但是,他们的血统中还是有不少草原部族的许多固有的习俗,比如他们好拉山头,好搞个人领袖崇拜,好搞暴动。这个杨应龙的家族,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杨应龙的祖先,本来已经是正经的唐朝军人,但是,他们一旦进入贵州地区,他们血统中的好拉山头和好搞豪门士族及其好搞个人崇拜的恶习就再次复发,这样,杨应龙家族就成为了播州一带的土皇帝了,杨应龙家族的这种统治方法,显然不来自于贵州和四川的文化传统!因为,蜀地是汉国家文明文化的发源地,而贵州地区早在西汉王朝时代就已经成为中国益州的一个行省了,土著的夜郎国也早就成为了过去以往的历史。但是,鲜卑人血统的杨应龙氏族一旦进入贵州地区,他们就延续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氏族的习俗,搞起了一方称王称霸的土皇帝权力制度。由此可见,中国北方人中的狄蛮血统和早期草原部族的割据习俗问题,的确是造成中国自南北朝以降之所以屡屡在北方地区中出现社会造反、暴动和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土司制度,肇始于唐朝,在明朝时代被当时的中央政府广泛使用。明朝之所以搞土司制度,主要是希望各少数民族能够区域自治,但是,历史无情证明,这个土司制度却是造成国家屡屡发生动乱的重要原因!其中,尤其以明朝后期的杨应龙事件最为典型!
明朝的土司制度是什么样的呢?以杨氏世袭土司的政策看,史书记载说:明朝洪武“七年,中书省奏:“播州土地既入版图,当收其贡赋,岁纳粮二千五百石为军储。”帝以其率先来归,田税随所入,不必以额。已,复置播州黄平宣抚。播州江渡蛮黄安作乱,贵州卫指挥张岱讨平之。八年,铿遣其弟锜来贡,赐衣币。自是,每三岁一入贡。”(《明史·四川土司二》)
通过明朝开国年间的土司政策,今人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央政府不但实行了苗人区域自治,还不按照汉族地区的农业政策那样去要求少数民族地方交纳国家税赋,土司们只是三年向朝廷纳贡一次。这就是说,这样的过于优待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造成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与汉人地区的政策大不一样,这样,少数民族地区必然会出现“土皇帝、拥兵自重、对国家毫无义务交纳税赋徭役的责任意识”等一系列问题!
其实,国家中央政府如何处理民族区域问题,就犹如一个家长如何对待自己的儿女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过分优待其中的几个儿女,那么,这几个儿女就会越来越骄横跋扈!最后,你再要求这个儿女什么,这个骄横跋扈的子女不但对其他兄妹不尊重,他们甚至可能对自己的父母亲大打出手!
中国政府如何处理边疆少数民族问题,应该肇始于西汉王朝的汉武帝时代,西元前130年,唐蒙与司马相如首开西南夷,当时,唐蒙是主帅,他进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就大开杀戒诛杀少数民族酋长,逼反了不少少数民族部落,造成了当时西汉政府征服西南夷的行动大受阻碍。在当时巴蜀地方三老们的议会下,汉武帝后来很快就撤职了唐蒙,西元前129年,西汉王朝就易帅司马相如出任开西南夷的主帅。司马相如开辟西南夷的宗旨是蜀地的中和原则的,他采取了修建道路和通商的办法,使得现在的四川的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贵州、云南和广西大部地区都归附了西汉王朝!
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北方汉匈战争要晚于开西南夷,于西元前127年正式开战河南战役,也就是汉王朝军队在现在的宁夏河套地区和内蒙的临河地区开始了与匈奴大军的决战,这样汉匈战争一打,就是一百年,几乎打尽了西汉王朝的所有国力,最后,历史却无情证明,汉朝以降,匈奴人大批进入中国,这,就是五胡乱华时代的“北朝”!五胡乱华时期,昔日的西汉王朝的首都的长安再次出现“汉王朝”,但是,这个汉王朝则是匈奴人的政权了。
西元前129年司马相如和平开发西南夷,西元前27年蜀人将军陈立武力消灭了夜郎国。这,就是中国西汉王朝处理边疆的文武之道!历史证明,这样的一硬一软的文武之道,使得中国的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自南北朝以降一直就是中国的牢固的大后方!但是,相比之下,一味使用武力的卫青、霍去病等人的去残杀和镇压北方少数民族的开发边疆行为,却是收效非常不好!明朝的土司政策,又走向了另外一个软弱文治边疆的极端,这就是当时的明朝一味迁就一些少数民族中的土皇帝,事实上死灰复燃了陈立将军之前的夜郎国政治制度了!
西元1436年,朱祁镇即位,号明英宗,年号正统。就是从明英宗时代肇始,播州的杨氏家族就屡屡犯禁!“成化十年以播州贼赍果等屡岁为患,敕责川、贵镇巡官。正统末,苗蛮聚众寇边,土官同知罗宏奏,辉有疾,乞以其子爱代。帝命爱袭职,仍敕爱即率兵从总兵官剿贼。先是,辉奏所属夭坝干地五十三寨及重安所辖湾溪等寨,屡被苗蛮占据,乞令湖、贵会兵征之。”(《明史·四川土司二》)
俗话说:吵闹的孩子有奶吃,姑息养奸。明朝中期以后,杨氏土司家族在本地形成了完全独立的权力系统,他们压榨当地老百姓,并不断唆使人口不断增加的苗民向汉地武装进犯,甚至在境内驱赶和残杀汉人。这样,明朝政府就与播州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了。
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命数!司马相如于西元前129年开西南夷设立汉王朝的牂柯郡,却因为夜郎国存在并不名副其实!一直到了西元前27年,夜郎国国王兴也成为一方土皇帝造成夜郎国内部分裂,最后,夜郎国王家族反西汉王朝,造成夜郎国中大量归附西汉王朝的民众的不满夜郎国国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蜀人将军陈立才顺应夜郎国民意而一举消灭了夜郎国国王政权的。历史发展到明朝万历年间,杨应龙也开始犯禁了,他不仅残暴镇压播州一带的苗民,还屡屡侵犯四川汉人境地,同时,他还残暴诛杀了自己的妻子,可以说,此时的杨应龙,如同西汉王朝时代的夜郎国国王兴,他们都是四面楚歌。明朝政府此时理所应当效仿当年的陈立将军,一举顺应天时和民意去消灭杨应龙这个土皇帝,这样,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杨应龙之变了。
但是,历史却不是这样的,史书记载说:“应龙性猜狠嗜杀。数从征调,恃功骄蹇。知川兵脆弱,阴有据蜀志,间出剽州县。嬖小妻田雌凤,谗杀妻张氏,屠其家。用诛罚立威,所属五司七姓不堪其虐,走贵州告变。巡抚叶梦熊疏请大征。诏不听,逮系重庆狱。应龙诡将兵征倭自效,得脱归。复逮,不出。四川巡抚王继光发兵讨,覆于白石,应龙诿罪诸苗。朝廷命邢玠总督。值东西用兵,势未能穷治,因招抚之。应龙益结生苗,夺五司七姓地,并湖广四十八屯以畀之,岁出侵掠。是年二月,败官军于飞练堡,都司杨国柱、指挥李廷栋等皆死。已,复破杀綦江参将房嘉宠、游击张良贤,投尸蔽江下。伪军师孙时泰请直取重庆,捣成都,劫蜀王为质,而应龙迁延,声言争地界,冀曲赦如曩时。化龙至成都,征兵未至,亦谬为好语縻之。帝闻綦江破,大怒。”(《明史·李化龙传》)
通过史书,今人可以看到明朝政府有多么的迂腐!他们好像一点都不知道西汉王朝时代的陈立将军消灭夜郎国的事迹,在杨应龙残杀了他妻子以后,杨应龙妻子家族将杨应龙告发到朝廷中,再加之杨应龙在播州民愤极大,他且屡屡犯法明朝,这些,都是杨应龙死罪的前提。况且,当时的杨应龙已被朝廷逮捕到重庆受审,如果当时的明朝政府坚持西汉王朝时代的边疆文武之道政策,而立即下令处死杨应龙,恐怕就没有后来的一系列战乱了,也就不会造成后来李自成、张献忠这些乱世枭雄的乘机而暴动造反了,也就不会造成蜀地那么多人口的锐减了,恐怕区区二十万军队的清军也就不会灭亡大明王朝了!
091024从“天下未乱蜀先乱……”看明朝和清朝的灭亡原因——写在 清朝为什么会灭亡
但是,历史是不能够假设的!明朝万历二十年的1592年,正当朝廷在重庆会审杨应龙的时候,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朝鲜求救于明朝,明朝决定发兵救援朝鲜。杨应龙本来已经以为自己难逃死罪,他见此机可乘,他边请求朝廷放归他回播州组织兵员去讨伐日本军队。居然明朝朝廷就答应杨应龙了。这一答应,杨应龙回归播州不但不履行出征朝鲜的诺言,他还公开造反了,这样,就逼迫得明朝不得不一面去对付日本侵略军,自己还得派重兵讨伐已经公开反叛的杨应龙。由于杨应龙对本地地形非常熟悉,明朝官军数万人战败于娄山关。从万历二十一年,这场征讨杨应龙的战争打了八个年头,一直到明朝万历二十八年的1600年,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兼巡抚的李化龙率领几十万大军彻底剿灭杨应龙,杨应龙最终自杀,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才宣告结束。
但是,这次由杨应龙造反不规所引发的,再因为明朝官方处置不当造成的内战,明朝官军出动了上百万兵力和民夫,巴蜀两地战乱纷纷,造成中国粮仓的巴蜀农业严重受损,这又反过去造成明朝朝廷不得不加重了对中国其他地方的税赋和徭役的征收,这,就给予李自成、张献忠等老陕暴徒的造反,提供机会了!而李自成和张献忠等人的造反,再次造成明朝官军的两面作战,明朝官方一面要抵抗清军,一面还得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等暴动军队。明朝末期,当时的中国居然出现了这样的格局,清军在北方与明朝官军战争,中国中西部地区中,李自成、张献忠的军队也在与明朝军队战争,所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事实上是已经是在帮助清军消灭大明王朝军队!最终,明朝也是灭亡于这样的窝里斗格局!
笔者在考证杨应龙事件的时候,非常疑惑一个问题!即,当时的明朝官方为什么要那样处置杨应龙问题?杨应龙是苗民中的土皇帝,由于他残暴,苗民早就对他不满,再加之他像后来的李自成一样居然杀害自己的结发妻子,这样,杨应龙在家族中也丧失了威信和尊严。况且,杨应龙长期有反心,且屡屡举兵进犯和掠夺巴蜀汉人居住地。况且,明朝的四川和贵州官方上层人士,大多都是进士出身,他们不可能没有阅读过《汉书》,他们不可能对西汉王朝时代的司马相如开西南夷和陈立消灭夜郎国的历史事迹一无所知!而且,杨应龙犯案之地的播州,也就是现在的贵州遵义一带,就是当年陈立消灭夜郎国之地,陈立当年消灭夜郎国以后,先当了一段时间的牂柯太守,随后就出任巴郡太守,这个区域,几乎全部是四川播州的杨应龙犯案之地。那么,为什么当时四川贵州官方会屡屡对罪大恶极的杨应龙网开一面,甚至放虎归山,最终引发巴蜀和贵州一带的长期战乱,最终引诺米骨牌的连锁反应,最终造成了明朝末期天下大乱,最终导致清军以区区二十万军队就灭亡了一度十分强大的明王朝呢?
大家请看史书记载:“隆庆五年,烈死,子应龙请袭,命予职。万历元年给应龙宣慰使敕书。八年赐故宣慰杨烈祭葬,从应龙请也。十四年,应龙献大木七十,材美,赐飞鱼服,又复引其祖斌赐蟒例。部议,以斌有军功,且出特恩,未可为比。帝命以都指挥使衔授应龙。十八年,贵州巡抚叶梦熊疏论应龙凶恶诸事,巡按陈效历数应龙二十四大罪。时方防御松潘,调播州土兵协守,四川巡按李化龙疏请暂免勘问,俾应龙戴罪图功。由是,川、贵抚按疏辨,在蜀者谓应龙无可勘之罪,在黔者谓蜀有私暱应龙之心。于是给事中张希皋等,以事属重大,两省利害,岂漫不相关者,乞从公会勘,无执成心。十九年,梦熊主议,播州所辖五司改土为流,悉属重庆,与化龙意复相左。化龙遂引嫌求斥。盖应龙本雄猜,阻兵嗜杀,所辖五司七姓悉叛离。嬖妾田屠妻张氏,并及其母。妻叔张时照与所部何恩、宋世臣等上变,告应龙反。梦熊请发兵剿之,蜀中士大夫悉谓蜀三面邻播,属裔以什伯数,皆其弹压,且兵骁勇,数征调有功,剪除未为长策。以故,蜀抚按并主抚。朝议命勘,应龙愿赴蜀,不赴黔。二十年,应龙诣重庆对簿,坐法当斩,请以二万金赎。御史张鹤鸣方驳问,会倭大入朝鲜,征天下兵,应龙因奏辨,且愿将五千兵征倭自赎,诏释之。兵已启行,寻报罢。巡抚王继光至,严提勘结,应龙抗不出。张时照等复诣奏阙下,继光用兵之议遂决。二十一年,继光至重庆,与总兵刘承嗣等分兵三道进娄山关,屯白石口。应龙佯约降,而统苗兵据关冲击。承嗣兵败,杀伤大半。会继光论罢,即撤兵,委弃辎重略尽。黔师协剿,亦无功。时四川新抚谭希忠与贵州镇、抚再议剿,御史薛继茂主抚。应龙上书自白,遣其党携金入京行间,执原奏何恩诣綦江县。二十二年,以兵部侍郎刑玠总督贵州。二十三年,玠至蜀,察永宁、酉阳皆应龙姻媾,而黄平、白泥久为仇仇,宜剪其枝党。乃檄应龙,谓当待以不死。会水西宣慰安疆臣请父国亨恤典,兵部尚书石星手札示疆臣,趣应龙就吏得贳,疆臣奉札至播招应龙。时七姓恐应龙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窜匿其间,又幸龙反,因以为利,驿传文移,辄从中阻。玠檄重庆知府王士琦诣綦江,趣应龙安稳听勘。应龙使弟兆龙至安稳,治邮舍,储糒叩头郊迎,致饩牵如礼,言:“应龙缚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稳者,恐堕安稳仇民不测祸也,幸请至松坎受事。“士琦曰,“松坎亦曩奏勘地。”即单骑往。应龙果面缚道旁,泣请死罪,愿执罪人,献罚金,得自比安国亨。国亨者,曩亦被讦惧罪不出界,故应龙引之。士琦为请于玠,许之,应龙乃缚献黄元等十二人。案验,抵应龙斩,论赎,输四万金助采木,仍革职,以子朝栋代,次子可栋羁府追赎,黄元等斩重庆市,总督以闻。时倭气未靖,兵部欲缓应龙,事东方,朝廷亦以应龙向有积劳,可其奏,于松坎设同知治焉,以士琦为川东兵备副使弹治之。应龙获宽,益怙终不悛。寻可栋死于重庆,益痛恨。促丧归不得,复檄完赎,大言曰:“吾子活,银即至矣。“拥兵驱千余僧招魂去。分遣土目,署关据险。厚抚诸苗,名其健者为硬手;州人稍殷厚者,没入其赀以养苗。苗人咸愿为出死力。二十四年,应龙残余庆,掠大阡、都坝,焚劫草塘、余庆二司及兴隆、都匀各卫。又遣其党围黄平,戮重安长官家,势复大炽。二十五年流劫江津及南川,临合江,索其仇袁子升,缒城下,磔之。时兵备王士琦调征倭,应龙益统苗兵,大掠贵州洪头、高坪、新村诸屯。已,又侵湖广四十八屯,阻塞驿站。诇原奏仇民宋世臣、罗承恩等挈家匿偏桥卫,袭破之。大索城中,戮其父母,淫其妻女,备极惨酷。”(《明史·四川土司二》)

通过以上史载,可以知道,这个杨应龙并非不知道自己的罪大恶极,再加之他屡屡领兵作乱祸害巴蜀地区,且大败和诛杀明朝讨伐他的官军,连他自己都知道自己是死罪。但是,这个杨应龙非常善于应变,他对审理他的四川和贵州官方大肆行贿,也对朝廷交纳赎金和贡献大木,这样,他就屡屡被明朝官方放一马。明朝官方这样反复释放和宽大杨应龙,造成播州一些土豪认定杨应龙是个不倒翁,这样,归附杨应龙的播州土著豪强也就越来越多了。由此可见,不及时地去依法治杨应龙死罪,明朝官方屡屡放杨应龙一马,是造成后来大祸乱的根源!
那么,为什么当时四川和贵州的一些高级官员会屡屡放杨应龙一马呢?这,是今人应该发问的问题!因为,从史书记载上看,当时,几乎所有的明朝的四川和贵州官方人员都知道杨应龙罪大恶极,也知道宽大杨应龙会后患无穷,但是,他们又为什么要去宽大和有意放跑杨应龙这个逆贼呢?这之中,有什么奥妙吗?
中国的官员,那是有各式各样的为官之道的!明朝末期,吴三桂跟随洪承畴替清朝打下了云南以后,洪承畴回调北京,吴三桂请教洪承畴怎么样才能够让他坐稳云南王的位置,洪承畴教了吴三桂一个为官之道,他说,你要坐稳自己的地位,就要让云南一日不可无事!这就是说,要让皇帝不能不依靠你坐镇一方,那么,你这个地方高官就要刻意去放那些贪官污吏、强盗、逆反之贼,动乱之徒一马,故意让他们去捣乱社会,这样,你就可以不断启动和培植起自己的一系列打击对方的政治势力!也逼迫得皇帝不得不依靠你去坐镇地方。其实,这样的为官之道,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为君之道,一些中国帝王为了培植自己的国家强力征管强体系,他们就故意容忍一些人去制造社会动乱,甚至故意放跑一些他们的政敌,故意让这些政敌去境外反对他们,这样,他们就可以大搞权力斗争的把戏了!甚至借用打击动乱敌人的名义去镇压自己的反对派,他们甚至可以名正言顺地向老百姓大势征收钱粮和向上级伸手要官!
现在的中国人,普遍认为满清政府才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政策,从以上史载上知道,其实,杨应龙事件发生以后,明朝政府就已经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政策了,也就是取消了酿成了大祸乱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土司制度了。但是,这时,已经晚了,最终,土司杨应龙就像一个裂缝,造成了明朝后来的一系列崩溃和灭亡!
官方,不要为了一已私利就去玩火!边疆政治,无非就是文武之道,该和平的时候,就要像司马相如那样主要采取通商通路和互通有无的和平政策;该武力征伐的时候,就应该像蜀人将军陈立消灭夜郎国和诛杀夜郎国国王兴的那样异常的坚决!中国官方人员治理边疆,要多多学习司马相如和陈立,不要去学习卫青、霍去病和洪承畴、吴三桂这样的只会依靠武力和权谋的家伙!更不要像吴三桂那样为了一已私利去故意制造边疆事端。更不要像明朝末期的处理杨应龙事件的那些四川和贵州官方官员,为了一已私利屡屡放罪犯杨应龙一马,最终酿成了明朝的灭亡!

三,清朝末期的川汉铁路事件,为什么会导致四川最先在中国成立大汉政府?


杨应龙(1551-1600),,后因背叛明朝被杀。  明代时,在播州设立宣慰使司,驻地相当于今贵州遵义市。隆庆五年(1571),生性雄猜、阴狠嗜杀的杨应龙世袭了父亲杨烈的播州宣慰司一职。万历十四年(1586),杨应龙升任都指挥使,因从调有功,加封为瞟骑将军。万历十四年,因向朝廷进献大木美材七十棵,受赐飞鱼服与都指挥使职。  杨氏历代统治播州,势力盘根错结,早有不臣之心,他认为四川官军弱不经战,非常轻视,久欲占据整个四川,独霸一方,他的居所雕龙饰凤,又擅用阉宦,俨然是一个土皇帝。杨应龙为人狡诈多疑,好以诛杀立威,结怨甚深,所辖五司七姓不堪其虐,纷纷叛离。杨应龙听信宠妾谗言,杀妻及岳母,妻叔张时照向明廷告其谋反。万历十八年(1590年),贵州巡抚叶梦熊也上奏杨应龙不法诸事,力主勘问。此时,松潘地区动乱不安,播州壮兵不断受调到外地协防,四川巡抚李化龙奏请暂免勘问。黔蜀两省意见不一。万历十九年,叶梦熊重议勘问,奏请播州改派流官治理。李化龙与之相左,遭致怀疑与斥责。  朝廷诏命黔蜀两省会勘,杨应龙当然愿赴蜀而不赴黔。二十年,杨应龙赴渝受审,依法当斩。时倭人进犯朝鲜,杨应龙请求献金赎罪并带兵征倭,朝廷允准。继任四川巡抚王继光坚持严提勘结,杨应龙抗命不出,朝廷下令进剿。二十一年,王继光会兵进剿,抵达娄山关。杨应龙诈降,暗地遣兵据关冲杀,官军大败且死伤过半,王继光被革职。二十三年,兵部侍郎邢玠命重庆知府王士请令杨应龙至秦江听勘。杨应龙缚献黄元等12人抵斩,并请纳银四万两助采木赎罪。朝廷允准,以子杨朝栋代其职、次子杨可栋留渝作人质。不久,杨应龙闻次子死,拒缴赎金。二十四年,杨应龙派兵袭掠余庆、大呼、都坝,焚劫草塘二司及兴隆、都匀各卫,围黄平,戮重安长官家。二十五年,流劫四川江津、南川诸邑,袭击贵州洪头、高坪、新村诸屯,并侵扰湖广48屯,朝廷震怒。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贵州巡抚江东之等率兵3000进剿。杨应龙令其弟杨兆龙、子杨朝栋至飞练堡迎战,官军无一生还,江东之被革职。  此时,明朝援朝抗倭战事已经结束,万历皇帝决心平定杨应龙叛乱。同年五月,李化龙再度出山,奉命节制川、黔、湖广三省军务,主持平播战事。杨应龙于官军集结前率兵八万陷案江,纵兵血洗秦江城。万历二十八年(1600)初春,明军各路兵马陆续汇集播州附近。李化龙持尚方宝剑,主持讨伐全局,坐镇重庆;郭子章以贵州巡抚坐镇贵阳;湖广巡抚支大可移驻沅江。明军分兵八路进剿:总兵刘珽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每路兵马3万,共计20余万人。这种安排,足以说明神宗对于剿灭杨应龙的决心。  八路大军中,刘珽绰号刘大刀,是平倭名将,夙有威名,所部骁勇善战。綦江在播州的北面,杨应龙也以重点屯兵于此,以其子杨朝栋亲领苗兵数万进行防守。然而,苗兵畏惧刘珽,一听“刘大刀至矣”,往往不战而溃。罗古池一战,杨朝栋差点被俘。刘珽率军一直攻到了娄山关下。娄山关是杨应龙老巢海龙囤的门户,与海龙囤并称天险,易守难攻,但是,却被刘珽在四月至六月两个月内连续攻破。六月初六日,杨应龙见败局已定,与爱妾周氏、何氏关门自缢,儿子杨朝栋、弟杨兆龙被俘。战役前后历时114天,斩杀杨应龙的部队2万人。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二月,李化龙班师回朝,并将杨朝栋等69人押解到京师,磔于闹市。至此,平播一战以完胜结束。  平播之役宣告了割据播州,传位29代,于公元724年即已建立的杨氏世袭统治彻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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