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为何别长沙？ 三一恨别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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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稳根剖白三一迁都隐情：行踪被监视会议被监听

2012年11月29日12:42《环球企业家》杂志



《环球企业家》封面图。

三一恨别长沙

梁稳根的内心独白

间谍、绑架、阴谋、诽谤、300亿元融资告吹??是什么样的作恶力量，让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被逼出走长沙？梁稳根向本刊独家剖白多年来的内心隐忍和愤怒

本刊记者 岳淼 创意 张彪

在应付无聊诉讼、个人毁谤问题上，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过去数年的做法是以德报怨，他一直对是非敬而远之—不解释，亦极少公开抱怨。不过，眼下他决定摆脱这一切。“结束这一切，只有靠良知回归，可人性之恶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梁稳根愤怒地对《环球企业家》说。在11月23日的早餐会上，绝望之下梁在内部宣布将公司职能总部迁离长沙。搬迁将在两个月内完成。

这一想法由来已久，至少在一年前，一些高管曾在董事会上秘密向梁如此建议。不过，这一建议屡屡被梁否决，理由是“不给省里添乱”。迁走对湖南的震动显而易见。根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统计，湖南在全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排位跃居第一，主营收入占全国工程机械的比重接近1/3。梁稳根一手创建的三一集团拥有超过5.8万名员工，2011年营收高达802亿元，上交利税超过160亿元—这一数字在湖南省仅次于湖南中烟工业公司，旗下两家上市公司(三一集团、三一国际)合并市值超过1500亿元。受惠于三一的样板效应，2011年，机械装备工业完成增加值占湖南省规模工业的比重超过25%，利润比重则超过40%。

在财富之外，梁稳根亦收获盛名。早在数年前，梁稳根就已是中央候补委员的热门人选—在旁观者看来，如此荣誉显然足以让梁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在中国商业环境里游刃有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一直身处于长期被有组织的不实举报、谣言和负面报道的冲击之中。诸如“资金链断裂”、“携款潜逃”、“关联交易非法谋利”、“企业涉黑”、“侵占土地”、“偷税漏税”、“公开行贿”、“偷窃技术”等等不绝于耳，甚至有人攻击称其早已病入膏肓，时日无多。“在对手那里，三一除了贩毒、卖淫几乎坏事都做绝了。”梁说。

如此局面难免令梁稳根心生倦意。2012年7月10日至12日，梁稳根参加中组部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举办的“提升企业家影响力”专题研讨班时，就曾两次向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提及希望将三一交给国家。“别人发展是靠利益，我们是靠道义，道义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呢？我不知道。你以为我有钱，牛，能呼风唤雨吗？可事实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啊。”梁稳根说。

11月5日，三一再度曝出“间谍门”事件。中联重科(7.95,0.05,0.63%)称其采用技术手段窃取竞争对手的商业机密，还从湖南农业大学等本地高校物色情报人员。三一一名员工被抓，一名员工被监视居住。这一切令梁震怒不已。“他一直在忍，忍到最后有点灰心丧气了。”三一集团董事梁林河说。

16日，梁稳根乘火车前往江苏昆山秘密召集董事会，各位董事则由长沙等辗转而来。会议地点舍近求远，之所以选在千里之外的昆山而非长沙，如此行事乃是迫不得已—梁确信自己的行踪一直被监视。在董事会上，三一董事个个怒火中烧，梁稳根揶揄地说：“受欺负不丑，作恶才丑，三一要学会唾面自干，别人唾在脸上不要自己擦干，而应让风自然吹干。只有这样，对手才能解气。”

梁稳根曾在内部公开宣称三一在长沙已无任何秘密可言。由于担心被监听，他通常不在公司召开任何重要会议，实在迫不得已，会选择在办公室外长长的露台上或者三一园区内一处池塘中央的亭子内开会。“只要有电器的地方，他都不敢开会。”梁林河说。

这并非耸人听闻。2012年8月15日，梁稳根曾秘密会见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王宜林，商议双方共同研制海洋工程装备一事。其行程及会谈内容均极度保密，知晓者仅三一重工[微博](8.15,-0.01,-0.12%)总裁向文波、梁的贴身秘书等寥寥数人。但令人吃惊的是，第二周网络即大规模曝出其会谈内容，其对细节之了解令梁稳根本人也叹为观止。为此，三一内部曾进行长达数月的自查并未发现任何马脚。如此细节究竟如何泄露，梁稳根至今不得而知。

此事并非孤案。9月初，三一内部高层营销会议曾遭泄密。该会议由梁林河主持，其讲话被秘密录音，随后被整理成文字材料邮寄至各大媒体。攻击者称其9月混凝土泵车销售量仅为15台，其营收出现“断崖式下降”，而事实上，这一销售数字为200余台。为了澄清事实，三一曾不得不发布紧急公告。

凶狠打击

对于接二连三的攻击，梁稳根起初并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可控制竞争风险。但在一年多以前，他终于意识到这次再也不堪其扰了—2011年4月19日，同城竞争对手一手炮制的“行贿门”事件，令三一H股上市融资计划告吹。

依照此前计划，三一重工[微博]拟于2011年4月20日上市聆讯发行约15.4亿股H股，三一将实现在港交所上市，募集资金达300亿港币。

《环球企业家》获悉，梁稳根曾在2010年4月即启动预案，其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的前置申请文件就达四项，正式申请文件则多达28项。

鉴于此事重大，三一被迫将此行贿案件向长沙市公安局报案。事后公关机关经侦查确认该扫描件系伪造，并抓获犯罪嫌疑人。2011年7月15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向中国证监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港交所出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网帖举报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行贿调查情况的函》(湘政函[2011]181号、185号)，澄清称：“三一重工不存在匿名举报材料所述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的违法事实。”

但公函发布为时已晚，行贿门曝出的次日—2011年4月20日一天之内，三一股价跌幅就高达4.30%，创下2011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成交量高达28.18亿，亦创下当日沪深两市之首，三一市值蒸发近60亿元。

另一个受害者天山股份(7.22,0.28,4.03%)亦遭株连，20日当日，天山股份股价下跌4.46%，创下2月以来该股最大单日跌幅，天山股份单日市值蒸发7.08亿元。风波还不仅限于此。被伪造的行贿证据中，共涉及三一全国28个省市的318家客户、共计470人，不少人纷纷被带走调查。“这不是一般新闻事件而是法律事件，这是历史上对三一打击最为凶狠的一次。”三一集团总裁向文波对《环球企业家》说。

攻击者的手法之繁多令人称奇。在三一参与江西宜春公路设备投标的过程中，宜春公路局甚至收到精心伪造的江西省纪委函件，该伪造函件继续捏造所谓三一行贿的情况，要求“各单位”严格控制与三一的业务往来。

三一重工财务总部副总经理刘华透露，“行贿门”曝出后，花旗银行、中信证券(10.01,0.21,2.14%)等中介机构要求对三一开展独立的尽职调查，其质询范围涉及三一会计师制度、业务模式、分公司往来信息、费用开销、公司内控机制、风险评估体系等诸多问题。为了最大限度控制风险、保障投资者及股民权益，双方为此成立了近百人的调查小组展开内部清理彻查，审计师甚至对2009年至2011年间每一张票据凭证的真实性、准确性、正当性逐一核对，经手审查的票据数以百万计。

由于H股融资失败，仅经纪佣金、证监会交易会费、香港联交所交易费三项，三一新增开销就高达数亿元。

更多的花费还包括律师费、审计费用、调查人员酒店差旅费用等，其数字亦有千万之多。一些远在新疆的业务人员和客户亦被迫辗转来长沙面对律师、会计师质询。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内，有关行贿门的彻查波及几乎全国所有省区，三一各职能部门被迫疲于应付此类检查。这一过程整整持续三个月，面访员工超过千人。

尘埃落定之后，三一重启H股IPO已是2011年8月末，期间恰逢欧债危机恶化及标普下调美国主权评级影响，全球股票市场大幅下跌，香港恒生指数仅在三一管理层路演期间即累计下跌超过7%。由于H股发行黄金窗口期已过，梁稳根被迫取消该计划。

梁稳根坦言三百亿H股融资告吹是三一创业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这一数字相当于三一2011年营业额的37%。向文波向《环球企业家》透露，若融资成功，三一每年即可节省银行利息超过15亿元。

受此影响，三一涉及128.8亿港币的营销布局、海外产能扩充、新产品线上线、新项目立项等均被迫搁置或延后。投资达83亿港币兴建新的生产厂房及扩充挖掘机、起重机等生产线；19亿港币的零部件产能提升计划；投资达12亿港币用于兴建新加坡、秘鲁两处海外物流中心，美国、德国等6处配件服务中心，澳大利亚、法国等4处海外培训基地；4亿港币用于海外包括泰国、南非、罗马尼亚、俄罗斯等地的6S销售中心等全球网络拓展计划；10亿港币用于工程机械重大科研项目；投资达7620万港币用于巴西三一工业园的兴建计划等等。

三一还错失海外并购的黄金窗口期：受欧债危机的影响，大量优质的欧洲工程机械行业公司正在以低廉的价格出售，但三一只能望而兴叹。

受此拖累，三一内部被迫将2015年营收实现人民币3000亿元的经营目标延期至2020年。

对于三一来说，噩梦还不仅如此。在IPO关闭之后，三一总裁向文波及三一重工财务总部副总经理刘华等人曾被迫前往香港、新加坡、伦敦、波士顿、纽约、旧金山等地逐一向券商、投资者、基金经理对“行贿门”事件进行辟谣。“在路演期间，我们回答问题几乎都与'行贿门’相关，而对于三一的运营情况反而很少提及。”刘华对《环球企业家》说。

知情者称，行贿门事件涉及人员之广、影响之大史无前例，遂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曾亲自批示要求彻查。最终在中纪委干涉之下，公安机关才得以查明此案系中联重科唆使其员工所为，但令梁稳根不解的是，两名涉案人员抓捕数天后即被释放，至今仍然逍遥法外。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湖南省纪委经办此案的负责人竟是中联重科高管家属，此人并未主动要求回避，反而越权接手此案，在三一提出异议后，此人也未遭撤换。几经周折，此案最终告破，中联重科共三名员工涉案，其中一人在逃。行贿门真相并未得到有力澄清，此案亦不了了之。

更令梁稳根始料未及的是2011年4月，此案调查小组进驻三一之后，公然违抗湖南省委主要领导的明确指示，强行以调查之名对涉及三一客户资料、经营数字等企业绝密文件的电脑进行扣押。一年零八个月之后，这些电脑至今仍被查封。

贴面之战

在市场上，双方亦短兵相接。形势更利于中联重科。2011年以来，工程机械行业普遍陷入周期性低迷，但中联重科凭借既往融资的200亿元真金白银利用激进式的赊销模式(即信用销售)大幅提升销量。在工程机械行业，受经济大环境不利影响，通过低首付方式进行销售(通常为20%至30%不等)已是行业惯例，但中联重科在赊销上的激进程度却远超同行—免首付、四年融资租赁、前三年免息。

此策略迅速帮中联攻占市场。2011年上半年，中联应收融资租赁款为86.11亿元，而今年年中，该数字被改写为155.9亿元人民币，同比大幅增长80%以上。杰富瑞(Jefferies)驻香港的分析师曾在今年4月到江苏省考察混凝土市场。这些分析师估计，中联重科今年一季度售出的混凝土机械中，有一半以上甚至根本未投入使用。买家们储备这些机器，唯一的目的是希望它们能带来现金，以使自己能够支付工人工资、电费和购买原材料。

迫于中联重科零首付的步步紧逼，三一曾在1月至3月份在泵车等产品线上短暂实施零首付，但这一政策很快被取消。原因在于融资失败的三一无力以同样的做法跟进市场。梁稳根在内部要求三一坚持20%的首付款，否则宁可不做。随之而来的是销量大幅下滑，以往三一与中联的泵车销售比为1.4:1，受此拖累这个数字最近降至1.07:1。

对客户的争夺也日趋白热化。三一发现中联曾故意安排员工在机场接机时混迹于三一客户群中。七月初，三一一名司机前往机场接待来访客户，之后负责客户接待的工作人员发现客户人数与计划不符，随即打电话给客户所在地的业务人员，最终发现一名混迹其中的中联重科的员工。类似的案例在9月亦有发生，在三一召开的一次客户座谈会上，数名中联重科的员工混迹其中，最终被查出。

关于客户争夺最著名的一次战斗发生在2009年。当年12月，印度桑微公司董事长C.P.Sanghvi

前往三一考察，桑微是印度最大、全球第八大吊装公司，在印度市场占有率超过60%。自其下飞机起，三一客户部门就紧密跟随，为了避免中联打探其行程，三一甚至包下了他下榻酒店所在楼层的所有客房，所有打入房间的电话必须经三一高层确认后才可接入。即使如此层层设防，中联重科最终还是联系上了Sanghvi。在拜访途中，Sanghvi曾要求见见“中联重科的老朋友”。梁稳根指示派遣奔驰车将其送往中联总部。不过，中联最终并未能打动Sanghvi，后者与三一签下购买56台履带起重机共计超过4亿元的超级合同。该单也是全球最大的吊装设备销售合同。

在建筑竞标市场，情境亦类似。争夺的焦点之一即为样板工程。广州第一高楼高达432米的东塔即为其中一例。此前，在广州西塔项目上，三一与中联曾有一场恶战，中联以480万低价投标，三一的报价则是980万，最终中联以低价胜出。

此后围绕东塔的竞争就愈发激烈了，中联甚至以整个工程一元钱、预埋件一元钱、免费人工服务的低价投标，三一则坚持四百万的报价。获益于三一既往强大的施工经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在建的400米以上摩天大楼有14座，三一泵送设备参与了其中9座大楼的建设，占全国超高层建筑的近70%。国内50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则全部都是由三一设备负责建设，东塔承建方中建四局最终仍选用了三一的设备。

“这种局面只能逼迫我们把产品做到独一无二，这是规避恶性竞争的唯一办法。”梁林河说。

围绕最新款泵车C8所展开的争夺又是一例。数月前，三一研发工程师在三一试验场对C8进行测试时，发现中联重科调用了一台汽车起重机，在围墙之上不时进行跟踪拍摄。三一为此不得不对围墙进行加高并在其上加了三至四米的彩光板，结果仍无济于事。迫不得已，三一最终选择报警。

这种互相窥探的格局很快愈发失控。10月17日，三一企业控制中心主任钟文红冲入梁林河的办公室，告诉梁：GPS显示，一款在长沙被用于建筑商实地测试的三一52米最新型泵车正在中联的厂区被拆解—三一内部在其制造的所有泵车的GPS中，将中联厂区设定为报警区域，只要一驶入该区域，泵车就会远程报警并锁机。梁林河当即要求测试车辆开回，8天后，三一才将此车召回。

中联重科拒绝了本刊的采访要求。

阴谋与绑架

令梁稳根不堪其扰的还不限于经营事务，更致命的是对其家人的戕害。

知情者称2012年3月6日，梁稳根之子梁在中的助理曾接到星沙国际邮局的通知，要其前去领取梁在中的国际包裹。其助理在国际邮局领取邮包时被误认为是梁在中本人，早已布控在场的3名自称是长沙海关缉私局的工作人员，以包裹有问题为由将其带回海关，并进行长达6个半小时的审讯。在审讯室，其助理被当做嫌犯控制起来，指控其有走私行为。

这一执法过程疑点颇多—在海关执法过程中，审讯室旁边甚至已提前安排大量媒体记者，对逮捕过程全程拍照。

实际上，海关所查的包裹内并无违禁的物品，其目的在于“搞臭”三一。“这些人不仅派人四处抓捕梁在中，还到梁稳根董事长家中及三一总部进行搜查。”三一重工高级副总裁袁金华对《环球企业家》说。事后，梁稳根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直接跑到梁的办公室难过地哭了，并在湘雅医院住院长达半月之久。

为了躲避这场无妄之灾，梁稳根的妻子不得不陪同儿子辗转于武汉、海南等地。此后，由于担心手机被无端监听及私人信息泄露，梁在中只能长期呆在北京。“我觉得他挺可怜的，这场变故改变了他的性格。以前他挺开朗，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现在他几乎不去任何有陌生人的地方。”梁在中的朋友陈立军对《环球企业家》说。

这种“莫须有”式的搜捕与调查并未打垮梁稳根。事后，他宽慰儿子说：“这是一件好事，让你知道这个社会的复杂，好好锻炼下意志和品格。”

梁稳根甚至未向向文波提及过这场巨大家庭变故。他曾希望公安机关对此有个说明，但未得到任何解释。

事后，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提醒梁在中“有人”一直在监控其银行账户及消费记录。“公安机关一直在找任何可疑的罪证，时刻欲将你置于死地。”一位朋友对梁在中说。

对于死亡，梁在中曾经有过一段恐怖经历。2010年7月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计划视察三一宁乡产业园，梁在中清晨驱车前往宁乡，参加此次的接待工作。车行至星沙地段之后，他被一辆精心伪装的假警车尾随，装扮成警察的歹徒上前将其车拦下，并密谋将其绑架。

幸运的是这一计谋被梁在中的司机识破，在遭遇辣椒水、催泪瓦斯等袭击后梁得以侥幸脱逃。

该案最终告破，不过，主犯在抓捕过程中蹊跷自杀，此案因此被蒙上一层阴影。后来梁在中得知，绑架者曾在其车内秘密安装GPS定位系统，绑匪曾尾随伺机作案达数月之久。

梁稳根的担心与日俱增。他担心这种不安全感可能会对儿子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创伤，只好被迫中止其子的接班人计划。彼时，梁在中正担任泵送事业部总经理，该部门为三一贡献了超过37%的营收，取而代之的是游学计划。“这个安排是一种无奈，作为父亲，他也只能竭力避免儿子身处漩涡之中。”袁金华对《环球企业家》说。

变本加厉

在袁金华看来，上述事件并非个案，在过去几年间有预谋对三一进行的恶毒攻击比比皆是。“梁董事长的头发都白了。”袁金华说。

战斗伴随着中联重科的改制成功而愈发白热化。2006年中联重科大股东完成改制，其管理层通过长沙合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和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完成曲线MBO。今年3月16日，中联重科宣布挂牌出售旗下最为优质的资产长沙中联环卫机械有限公司80%的股份。此举被广泛质疑为国有资产流失，其意在稀释国有股权最终实现私有化。

这场秘而不宣的私有化改制在一片质疑声中顺利闯关，知情者称这获益于幕后得利者的特殊背景。数名前当地主要领导的亲属均在中联重科长期担任高管。这场私有化改制的最大的获益者是詹纯新本人，其家世非同一般，其父曾担任湖南省高院院长，岳父则曾任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

“私有化之前，两家的竞争还比较理性，参与改制后，个别主要领导的子女成为中联的利益合伙人之后，竞争关系就变得非常复杂。对三一的打击都动辄利用公检法等国家公器来进行。三一没法在这里立足。”向文波说。

2008年8月，有人就曾密谋在长沙市某邮局一次发出800多封匿名信，向政府、银行、券商、行业组织、客户等虚构事实诋毁三一。信中称：“极低的土地产出，极高的银行负债，极差的经营质量和极端的个人财富，融合在三一和梁稳根于一身。其逻辑合理性的根本，就是成功者能够最大程度的占据公众资源，最大力度的利用外部经济成本。”

类似的攻击还包括三一靠窃取中联技术起家。这个故事梗概是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将混凝土机械技术学成之后，即被三一偷走。

而事实却是1994年，三一进入混凝土机械行业时，国内仅湖北一家名为楚天的厂商能生产类似的产品，不过由于其性能不佳，难以与国外产品竞争。为此，三一花费数年研发出国内首台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全液压换向开式系统”和“集流液压阀组”的管阀拖泵。该产品在1996年在首都机场建设比武中夺得国内第一名—当时国内高压力、大排量托泵的泵送压力仅有10兆帕，而三一则高达16兆帕，遥遥领先于同行。而中联直到数年后才研发出类似的产品。

2009年，中联重科就曾炮制的三一重工“间谍门”事件，将企业间普遍存在的经营信息收集活动上升为间谍活动。这是三一与中联的第一次剧烈交锋。“我们中了中联的圈套，这个故事搞得像无间道一样。”梁林河说。在此事曝出数月前，一位市场部副部长建议梁林河在三一外部单独设立信息搜集部门，如此方便撇开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该下属还建议购买摄像机等微型监控设备—这些事后均成为三一间谍案的罪证。极富戏剧性的是设备购回的第二天，警方就对三一市场部展开搜捕查封。

中联重科称三一“通过采用间谍工具与手段，利诱、收买同行企业要害部门、关键岗位员工，非法获取了包括中联重科在内的34家同行企业数以千计的商业秘密”。公安部门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该市场部副部长竟拥有中联的集体户口。“我买东西签字的手续都在中联手上。后来我们得知被抓的人事后还去了中联任职。”梁林河说。三一重工市场部因此被“抄家”，其市场研究系统最终陷于瘫痪，用于保存经营数据及各类分析报告的电脑至今被查封仍未归还。事后，梁稳告诫下属：“要走大路，不能走歪门邪道。”

攻击矛头更多的时候直接指向梁本人。2012年7月，中组部曾多次收到匿名信件，称梁稳根涉嫌虚假宣传、骗取国有土地、关联交易、偷税漏税等。湖南省委组织部曾责成长沙市委组织部进行调查核实。

2012年8月，省统计局某处长莫名要求进驻三一调查公司经营统计数据，并要求三一解释统计方式。三一事后了解到，该处长的子女就职于中联重科，并担任高管职务。在向文波看来，这些调查均是有目的而来：“如果不是三一的经营数据真金火炼，类似的事件极有可能成为另一起虚报销售额的'造假门’事件。”

类似的攻击层出不穷，有时甚至达到匪夷所思的境地。在刚刚结束的十八大会议期间，中联重科称三一在湖南农业大学等本地高校物色商业间谍，警方随后直接前往三一总部进行跨境抓捕，具体由常德市汉寿县—詹纯新家乡的公安部门实施。而对此案件，湖南省、长沙市等公安部门却一无所知。事后，湖南省主要领导获知此事后批示要求放人。

席散

在层层紧逼之下，梁稳根最终决定反击。10月初，梁在张家界(7.37,0.08,1.10%)会议上重申“一要三不要”原则：“要追求盈利和盈利能力，不要盲目追求规模、不要盲目追求座次、不要盲目追求市场占有率”。在会上，梁声称自己正在研究博弈论。他分析三一与中联的两种博弈格局，一种是死斗到底，两败俱伤；一种则是放任中联成为业内规模之王，而三一则实现利润最大化。梁稳根选择了第二种方案。此后不久，梁稳根本人就将《耐力制胜—企业如何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保持活力》一书的作者，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教授迈克尔·库苏马诺(MichaelA. Cusumano)请到三一讲课，并组织所有高管进行学习。

梁稳根决定以“迁都”改变紧张的竞合关系，“我们肯定百分之百迁走。”梁稳根说。在三一向湖南省委提交的一份《关于将三一总部迁往北京的请示》里，三一称：“两年来，中联重科不断捏造针对三一的荒诞传闻，不断组织针对三一的负面报道，不断发出针对三一的不实举报，迫使三一投入大量精力接受调查、举证澄清，而始作俑者却丝毫未损”；“处于这样的非理性恶意竞争环境下，三一不可能获得长远发展，产业理想更无从实现；中联也不可能将精力和智慧放到正常经营上来，成长为真正的优秀企业。”

一个常被梁稳根津津乐道的榜样是卡特彼勒—卡特彼勒与三一之间从不攻击对手，亦从不非理性竞争。

2007年前后，梁曾受邀前往美国皮尔利亚市参观卡特彼勒的发动机工厂—这几乎是两家公司为数不多的非竞争领域。梁稳根受到了热情欢迎，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卡特彼勒甚至为他单独准备了中餐。在长沙，三一与中联的竞争早已水火不容，梁至今未参观过中联的工厂，詹纯新亦如此，两人从不来往，形同路人。

这种紧张局面原本应该有所改善。去年9月13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曾召开“携手共进，实现湖南工程机械产业新跨越座谈会”，会上，梁稳根与詹纯新罕见地相邻而坐，两人共同签署《湖南省工程机械行业公约》，这是工程机械行业内以省为单位所签署的第一个自律性公约。

但恩怨并未就此了结。今年6月末，前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前往长沙进行考察，在这次高规格宴会上，梁稳根与詹纯新再次聚首。知情者回忆称，那个夜晚堪称中国商界最尖锐、最奇特的对抗之夜。饭局上，气氛降至冰点，梁对詹直言不讳地说：“你把我搞惨了。”詹则坦承事情是下面人搞的。梁又说：“中联想把三一的资金链搞断，这种思维是不行的，三一的资金是搞不断的，中联的资金也是搞不断的。如果像三一中联这样的企业资金都断裂，中国还有企业嘛？”詹则否认，称这是谣传。梁又说：“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把两家企业搞成世界级品牌。”詹则说：“我倒是没想那么大。”

“我们是不是该两个人牵头好好研究下统一政策环境和市场秩序的问题？”梁说。

“你还管得这么细致吗？”詹反问。

双方最终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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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29 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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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湖南三一走不到今天”

“这些年来，我们是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湖南省历届、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如果没有湖南，三一走不到今天。”向文波说。

据了解，“三一”企业诞生之初名称的“点睛者”就是湖南省前省委书记熊清泉。1989年春节梁稳根写了一幅对联贴在涟源焊接材料厂大门——“创建一流企业”，造就一流人才”，恰逢熊清泉视察涟源来到三一，他说可以加一个横批“做出一流贡献”。这一建议被梁稳根采纳，而“三个一流”最终成就“三一”之名。

正如熊清泉目之所及，三一蓬勃的生命力很早就进入湖南高层的视野。1991年，湖南四大领导班子曾一齐视察三一，给创业之初的梁稳根团队带来极大的鼓励。当时多位领导挤在简陋车间观看焊接新产品的老照片，至今仍保留在三一的档案馆里。

次年，三一实施“双进”战略——进入长沙，进军工程机械领域。彼时，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基本是外资品牌的天下，日后同样成长为中国工程机械龙头企业之一的同城企业中联重科，也于此时开始起步。

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一度给工程机械行业的前景蒙上阴影，给湖南“新型工业化”强省的目标也提出严峻考验。向文波回忆道：“时任湖南省省长的周强同志走访各地企业，第一站就到三一重工[微博]考察调研，表示政府要与企业携手共度难关。”随后，湖南省出台的一系列扶持措施，给逆境中的本土企业纾解困难。也正是这一年，穿越金融危机的三一，销售突破300亿元。

此后，随着本土工程机械企业的群体崛起，三一、中联均提出销售过千亿目标，湖南工程机械产业开始具备国际竞争力。省政府亦将其作为支柱产业加以培育和扶持，并对湖南经济的国际招商引资及“湖南制造”走向全球谋篇布局。

2011年6月20日，湖南省长徐守盛出席三一重工德国贝德堡产业园开业典礼，现场他表示：“湖南正好可以充分吸收和借鉴北威州(三一德国产业园所在地)的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而北威州以及德国、欧盟各国的企业家、投资者，也能通过三一德国产业园，更多地了解湖南、认识湖南，来湖南投资(3.74,0.06,1.63%)兴业。”

“湖南具备打造世界级企业的一切必备条件”

与三一快速发展同步的是，过去10年，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在全球行业所占销售额的比例增加了至少10倍。湖南这一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大省，孕育出三一、中联重科、山河智能(6.06,0.02,0.33%)三家工程机械上市企业，并非偶然。

在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看来，“湖南具备打造世界级企业的一切必备条件。”而早在六年前，向文波就曾大胆提出将长沙打造成为“工程机械之都”，并得到了政府认同，随后被列为湖南省优先落实的重点工作。

这一构想也正变为现实——2011年湖南工程机械主营业务收入达1853.56亿元，占全国工程机械的1/3强，首次超过江苏、广东，坐上全国工程机械行业“头把交椅”，“中国工程机械之都”之名当之无愧。

从事业草创到冲刺千亿，从涟源起步到长沙扎根，向文波承认三一是三湘四水喂养长大的“孩子”，与此同时，壮大的三一也给予这片土地丰厚的回报。2011年三一集团实现利税160亿，在就业方面，目前仅其星沙产业园，就吸纳就业超过3万人。

三一的发展及对国家的贡献，也获得了各级政府与领导的高度肯定。梁稳根连续当选为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当选为中共第十七届、第十八届党代表，向文波则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视察三一，给予三一极大的鼓励，温家宝总理更是三次来到三一，勉励三一人“把三一办成世界级企业”，“稳稳站在世界之巅”。

三一重工的企业宣传片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很难想象三一能够在板结力极强的计划经济土壤中破土而出。”直到今天，三一总部西大门远远就可以看到“创建一流企业，造就一流人才，做出一流贡献”的巨大标语，而走进三一在全国各地的产业园，“心存感激”四个大字同样引人瞩目。

“迁址为规避恶性竞争，也不想让省领导为难”

“其实，我们也不想离开湖南这块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但真的没有办法，竞争对手的恶意竞争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谈到为何要将总部迁往北京，向来以言辞犀利出名的向文波也露出少有的无奈，“同城对手采取的恶性竞争手段，与湖南各级政府营造的投资环境完全背道而驰。”

即使提及恶性竞争，向文波首先谈到的还是政府为纾解双方怨气做出的各种努力：“我们真的很感谢政府在这期间做的每一份工作，尤其是在三一遭遇'行贿门’、'间谍门’等诬陷时，省领导明确指示查明真相。也正是由于各级领导的大力协调，三一才能一次次渡过难关。我们这次总部迁址一方面是为了规避恶性竞争，同时也是不想让省领导继续为难。”

在采访过程中，向文波始终强调，三一如果会失败，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自己决策失误、管理混乱，自己打败自己。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麦当劳[微博]与肯德基[微博]都是竞争对手，但是因为理性，他们都取得了成功。如果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的竞争像三一和中联一样，那么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早就销声匿迹了。

对于很多人都关心的搬迁事宜，向文波也很明确：“此次搬迁只涉及总部少数部门和人员，泵送事业部、汽车起重机、路面机械以及在湖南的所有工厂和项目均不在搬迁之列，公司在湖南的产值、税收和就业均不受影响。湖南将继续是三一未来发展和投资的重点。”

“我生在湖南，老婆孩子都在湖南，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是湖南人。”向文波表示，三一的根永远在湖南。

中联重科怒斥虚假报道：三一观点并非事实真相

2012年11月30日 00:37 金羊网

11月29日，有媒体在其官方微博发表题为《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的博文在业界引起轩然大波，再次将同城同行业的三一重工[微博](8.15,-0.01,-0.12%)和中联重科(7.95,0.05,0.63%)推到风口浪尖。

中联重科发声明 要依法维权

29日下午，各大网站及主流媒体收到中联重科的《严正声明》，称：2012年11月29日，某媒体在网络发布了《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一文，此文对中联重科的描述严重违背事实。”

事实上，《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一文，是以独家专访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总裁向文波等人的形式进行的报道，在文章中描述大量中联重科采取非法手段进行竞争、以及湖南省政府公检法等核心部门违法违规的行为，但是从目前文章的表述来看，该刊记者并没有去采访中联重科或相关部门，进行必须且必要的求证。中联重科在其声明中也表示：“该媒体在没有进行基本调查的情况下，以专访三一集团梁稳根、向文波、袁金华、梁林河等高管人员的形式，对中联重科进行了大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虚假不实的报道。中联重科严正声明，从成立之日起，中联重科一直将诚信、守法作为企业经营的基本准则，文中所述，纯属无中生有、恶意中伤。”

中联重科声明称：“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中联重科一贯的立场，此文中大量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描述，已对中联重科的企业声誉和品牌形象造成了严重伤害，中联重科保留对上述恶意中伤者法律追诉的权利。”

三一重工[微博]深陷间谍门：未正面回应

此次风波的缘起于11月13日，一则关于“三一重工涉嫌派遣间谍和技术手段窃取商业秘密”的爆料帖子开始在天涯论坛、百度贴吧、东方财富(7.800,0.11,1.43%)网股吧、猫扑网、互动中国论坛等各大网站和论坛扩散。帖子的主角是三一重工，按照帖子描述，有确凿证据证明该企业分别于2009年、2011年和2012年，采取非法手段，窃取包括中联重科在内的多家国内外企业的商业秘密。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这份9608左右字的材料中，每一个细节似乎都显得十分“翔实可信”。“2012年11月6日，三一重工市场部情报人员黄镜明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2012年11月9日，三一重工市场部副部长刘兵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相继被案发地的汉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2年11月5日，同案的甘翰宇被案发地的汉寿公安局移交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监视居住，目前，此案正在调查中。”

中联重科在接受《中国经营报》采访时称：“这是中联重科发布在OA系统上的资料，是我公司的内部资料，在OA系统对全体员工发布，目的是强化我司广大员工的保密意识，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我司任意一名正式的员工登录OA系统，均可看到该资料。”

中联重科此举证明了爆料帖子的真实性。对此，三一重工方面并未正面回应，仅简单表示：“这是有人在恶意炒作，我们也在等待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在此之前，不方便透露任何细节。”

被逼出走，还是转移视线？

11月21日，三一集团计划将总部搬迁北京的消息以一种非官方的形式曝出，并引发系列连锁“反应”。三一重工未正面回应进一步让猜测升级，大众视线迅速由“三一重工采取非法手段窃取中联重科商业秘密”，转移到“是否中联重科逼走三一重工”，甚至连湖南的投资环境也遭受质疑。

三一重工多位不具名领导在接受不同媒体采访时表示：不胜对手骚扰。但是综合媒体报道，到目前为止，三一重工未能提供任何有力证据，证明中联重科对其实施违法行为；而三一重工也从未正式否认过其自2009年以来，多次采取非法手段，窃取中联重科商业秘密——由此看来，不胜其扰应该是中联重科，而非三一重工。

中联重科一位高层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正是湖南良好的投资环境才培育出长沙这个世界工程机械之都，也正是竞争才让同城的中联重科和三一重工迅速发展。“我们需要理性看待的是，竞争并非坏事，其正面效应大于负面，但不规范的竞争应当引起行业及企业的重视与反思。”

有业内人士指出，作为同行业且身处同城的两家企业，在行业低迷时理应合力过冬，积极寻求出路。如果一味地恶性竞争，非但对自身发展无益，对整个行业也将带来巨大伤害。

评论：梁稳根突然爆发或因红顶梦碎

2012年11月30日 14:39 一财网 评论

在短短一个多月内，三一集团和梁稳根不断出现在媒体报道中。从起诉奥巴马到“共产党员的老婆更漂亮”，从三一集团“迁都”北京到对媒体表示竞争对手全面监视监听，让人眼花缭乱。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或许，从梁稳根的一年内的仕途沉浮我们可以看出些许端倪。

梁稳根的“红顶之路”肇始于去年下半年。

在去年9月的报道中，《时代周报》称来自湖南省委组织部和长沙宣传部门的官员均证实：上级已完成了对57岁的三一集团董事长、掌舵人梁稳根的人事考察。报道称记者又分别向三一董事长梁稳根和总裁唐修国进行了当面求证，均得到准确回应。

《时代周报》记者当时注意到，会场的座次和名签安排也有些微妙变化。

在第一排座位的排序中，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坐中间，往右依次是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于来山，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长沙市市长张剑飞。按惯例，一般而言，梁稳根应坐于张剑飞的右侧。

当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于来山在最后发言结束时，还特意停顿了一下，看定梁稳根说：“我们也祝愿梁总登上新的高峰！”

此后，梁稳根将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序列的消息不胫而走，三一重工[微博](8.15)副总裁何真临甚至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如果梁稳根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对三一重工和民营企业家都将具有特别的意义。

但在去年11月举行的湖南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中，81人当选新一届省委委员，名单却中并无梁稳根的身影，而他的老对手詹纯新则赫然在列。当时便有分析称，梁稳根落选省委委员将对他的仕途蒙上阴影。

詹纯新是中联重科(7.95)董事长，有关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彼此角力、争锋在工程机械行业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相关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中联重科今年9月28日举行了20周年的庆祝会，众多行业大佬都到齐，独缺梁稳根。

詹纯新在工程机械行业的出道，源自其原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的出身。1992年至1996年，詹为该研究院副院长和长沙高新区中联建设机械产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目前，他担任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CEO、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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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本起三湘：梁稳根傅胜龙红色基因

2012年12月01日 03:25 中国经营报

樊海英

56岁的梁稳根和50岁的傅胜龙身上，有不少相似之处：都是而立之年放弃公职“下海”谋生，几经辛苦才成就一番事业；都是忠诚的中共党员，经常强调“致富不忘根本”；连他们的家乡涟源与邵阳，也一衣带水，不过咫尺之遥。

但他们又如此不同：当梁稳根以500亿元身家登上中国内地首富（2011年）之位，他统帅的三一重工[微博](8.15,-0.01,-0.12%)（600031.SH）因状告美国总统奥巴马而蜚声国际之时，保守估计身家也达80亿元的傅胜龙，仍带领旗下的大汉集团埋首于省内“百城开发战略”，足迹几乎不出湘境。

大路通天，各走一边。也许，这就是湘商的个性。

1 梁稳根“前史”

在今年6月拍摄的公益短片《人人皆可成才》里，梁稳根面对镜头从容不迫地说：“创业不会一帆风顺，立业也会历经风雨，从66米，到72米，再到86米，我们不断刷新泵车制造领域的世界纪录，挑战自己的高度，才能改变世界的高度。”

1986年3月与唐修国、袁金华、毛中吾三个歃血为盟的兄弟凑齐6万元钱，在一个地下室里，开发一种市场稀缺的有色金属焊料，正式走上创业之路前，梁稳根30年的前半生稳定而略显平淡：出身湘中农村，恢复高考后第二年，他考入中南矿冶学院（现为中南大学）材料系，毕业分配到国营企业兵器工业部洪源机械厂工作，不到两年即升任厂计划处副处长、体改办副主任。

但梁稳根天性好折腾。下海之前，他跟那个沸腾年代一些不甘寂寞的厂矿机关干部一样，卖过羊、卖过白酒，也倒腾过玻璃纤维，可惜都赔得一塌糊涂。最终他决定回归本行，筹资兴办涟源特种焊接材料厂，自任厂长。

起初凭着一股干劲开发的新产品“105铜基焊料”，因质量不过关遭客户全部退货。梁稳根急忙请来恩师翟登科教授现场支招，终于起死回生，收到第一批货款9000元。那年头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初战告捷，接下来的几年，他乘胜追击，业务不断扩充，工厂从老家茅塘乡搬进了涟源县城，每年收入过亿元，利润上千万元。

这时候梁稳根开始琢磨，为什么同在湖南的张跃、张剑兄弟的远大空调，起步比自己晚、起点比自己低（1988年以3万元资本在郴州创办），短短几年内营业额就能做到20多亿元？他的结论是：“做焊接材料这个行业花的精力太大，回报太小，就好比一个理发师，要理得非常好，必须耗费终生的心血，但最后也就是个顶级的理发师而已。”

1992年，在中国当代改革史上是非同寻常的一年，也是梁稳根人生事业中的转折之年：他提出“双进”战略，即必须进入大城市——长沙，必须进入大行业——工程机械。尽管当时公司内部质疑声不断，很多人认为机械行业是夕阳产业，只有国企在做，前景很不明朗。

后来的事实证明，梁稳根是对的。

2 宝庆帮后人

30岁前，傅胜龙走的也是一条典型的基层政工干部之路，在老家邵阳当过教师和团委书记。梁稳根满怀豪情走出涟源，走向长沙之时，已有10余年党龄的傅胜龙，拿着多年积攒的5万元辞职下海，从钢材贸易起步，创办了日后湖南百姓无人不晓的大汉公司。

邵阳旧称宝庆府，清朝中叶以来，宝庆商人运送大批木材，沿湖南“四水”之一的资水东下洞庭湖，辗转抵达华中商贸重镇汉口，几乎垄断当地竹木业市场，宝庆帮因此名扬大江南北（相关故事详见2012年10月29日本报D8版《汉口码头宝庆客》）。

20世纪80年代起，历经多年沉寂的原宝庆府所辖邵阳、邵东等地商贩，仍以商品流通业起家，把各类日用品生产和批发做到了极致。据说世界闻名的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最早多半是由邵阳、邵东人搞起来的。时至今日，湘黔铁路上邵东一带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论规模、数量和辐射力，仍是中南地区数一数二的。

继承了宝庆商人做生意天赋的傅胜龙，下海第一年，就实现了月钢材销售额800万元的“奇迹”，后来，更在1993年宏观调控导致市场转冷的不利局面下，创下了月销售额1900万元的纪录。此后，他涉足物流，继而进军房地产，像大多数搭上中国楼市超高速成长的地产商一样，业务蒸蒸日上，财富迅速膨胀。

经过近15年打拼后，2007年，横跨多个行业、拥有数十家子公司的大汉控股集团，年销售收入达75亿元，首次位列湖南民营企业500强前3名。

与傅胜龙共过事的人都说，他是他们所见过的最勤奋的企业家之一，事事亲力亲为，每天工作不下十五六个小时，有时约好了傍晚见上一面，居然要等到凌晨时分，才能看到他一脸疲惫地从外地匆匆赶回。

3 党员资本家

团委书记出身的傅胜龙，有一个外号叫“红色资本家”。他的大汉控股集团，是湖南省内第一家成立中共党委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傅胜龙以下，多达25名公司高层有过在大中型国企及政府机关里任职团委书记的经历，占到高管总数七成以上，其中至少15人分别出任集团下属各子公司的总经理。

傅胜龙重用“团派”的原因，据说是这些干部“社会责任心强，思想活跃，开放意识突出”。

与傅胜龙相比，贵为十八大“明星”代表的梁稳根，其“红色基因”更加清晰可辨。当了工厂老板的他，第三次向党组织“表决心”（前两次是上大学和任职机械厂时），不过当时对申请入党者有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的雇员不能超过7人。结局如何，可想而知。

苦苦追求进步20多年后，2004年，梁稳根终于得偿所愿。那时候，他早已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私营企业主，而是矢志实现“创建一流企业，造就一流人才，做出一流贡献”愿景的三一重工[微博]集团董事长，旗下拥有成千上万名员工，是名副其实的“大资本家”。

据熟悉梁稳根的人透露，他有个习惯，每当在公司中高层会议上遇到新面孔时，总会问一句：“你是共产党员吗？”三一重工不成文的规定是，干部提拔前必须递交入党申请书，否则没门。三一的员工都知道，梁稳根日常办公的那栋楼现在叫做“党委楼”，梁稳根的办公室一度就是三一的党员活动室，在三一厂内，每天早上响起的第一支歌是《歌唱祖国》。

与仍然兢兢业业埋首工作的傅胜龙最大的不同是，梁稳根已为自己设定了退休的底线——

他曾说过，“如果有一天三一重工真的做到世界第一，我就回涟源老家钓鱼去”。

三一迁都引发与中联口水战 湘官左右为难

2012年12月01日 03:03 中国经营报

王永强

11月21日，三一集团总部将搬离长沙迁往北京的消息爆出，此后不断发酵。11月29日，有媒体采访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董事向文波、袁金华等，更是大爆“内幕”：称三一已不堪忍受同城竞争对手——中联重科(7.95,0.05,0.63%)的恶性竞争骚扰。

报道中，除了此前已爆出的“行贿门”“裁员门”“间谍门”外，更包括梁稳根的儿子差点被绑架、绑架者离奇死亡等“事件”。

此报道未能获得中联方面的回应，但在通过微博和网络进行传播后，中联重科当日晚间发布声明：“文中所述，纯属无中生有、恶意中伤。”

但11月30日上午，向文波连发多条微博，表示报道“所写的事件是真实的。实际情况比这个更复杂”。

由此，三一、中联“罗生门”再次上演。

稍显蹊跷的是，作为两家企业总部所在地的湖南省和长沙市两级政府均未作出任何表态，《中国经营报》致电宣传部门，亦未获回应。

“省长和分管副省长均在海口出席第八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高层论坛。”长沙当地的知情者告诉记者。湖南省人民政府的官网验证了这一说法，湖南省长徐守盛11月29日下午在论坛上发表了主题演讲，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陈肇雄亦出席。湖南省官网报道称，论坛期间，湖南将“发布300多个重点项目寻求合作”。

一年多前的“自律公约”终究还是没能防止湖南省的工程机械两大巨头“后院起火”。

2011年8月30日，湖南省召开“携手共进，实现湖南工程机械产业新跨越”座谈会。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微博](8.15,-0.01,-0.12%)等31家企业共同签署了《湖南省工程机械行业公约》。徐守盛见证签约，并要求工程机械产业切实担当起历史责任，加强行业自律，实现和谐、健康发展，为“四化两型”建设再立新功。

“三一要搬迁，但第一，目前为止，我们还未收到正式的文字报告。第二，三一要国际化，可以全球各地有公司，但本部还是在长沙，所以不存在谁逼走谁的事。第三，企业竞争很正常，但三一和中联恶性竞争的事根本不存在，这不利于湖南经济，是媒体在炒作。”湖南省一位相关部门不愿具名的主管领导告诉本报记者。

这样的表态有其官方意义，但同时也受到湖南省政府面临换届之际的影响。

另一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湖南省内宣传部门早已下文，要求湖南省内媒体不报道三一、中联之争；同时，三一、中联有“积怨”，也素为业内所知。

情势非常微妙的是，三一“迁都”事件爆出之际，也正是中央组织部在湖南省委考查干部之时。诸多的不确定性，可能正是湖南方面官员尚未正式出面调解三一、中联双方一系列门事件的原因。

而分别作为湖南省国有和民营企业的两面“旗帜”，中联与三一规模相若，每年上缴的利税均逾百亿元。湖南省左右为难亦在情理之中。对于事件真相，本报将持续深度关注。

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同城同行争锋:业界公开秘密

www.eastmoney.com2012年12月02日 09:01



现价：8.15 涨跌：-0.01 涨幅：-0.12% 总手：228152 金额（万）：18570 换手率：0.32%

梁稳根：对手恶性竞争三一公告宣布总部迁京詹纯新：报道颠倒黑白中联重科(行情 股吧 资金流)指责恶意中伤

同城同行业的三一重工(行情 股吧 资金流)(600031.SH)和中联重科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三一重工昨晚就公司总部搬迁的报道发布澄清公告称，总部搬迁与湖南省投资环境没有任何关联，总部迁往北京的主要原因是规避恶性竞争；中联重科也发出“严正声明”，直指三一重工“颠倒黑白”。陷入舆论漩涡的三一重工，其股票昨日在二级市场表现相当淡定，收盘报8.15元，仅比周四收盘价下跌1分钱。

缘由

爆料帖子拉开“诚信危机”

此次风波缘起于11月13日，一则关于“三一重工涉嫌派遣间谍和技术手段窃取商业秘密”的爆料帖子开始在论坛、百度贴吧、互动中国论坛等各大网站和论坛扩散。帖子称，三一重工近3年来采取非法手段，窃取包括中联重科在内的多家国内外企业的商业秘密。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这份9608字的材料中，每一个细节似乎都显得十分“翔实可信”。“2012年11月6日，三一重工市场部情报人员黄镜明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2012年11月9日，三一重工市场部副部长刘兵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相继被案发地的汉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2年11月5日，同案的甘翰宇被案发地的汉寿公安局移交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监视居住……”

中联重科在接受《中国经营报》采访时称：“这是中联重科发布在OA系统上的资料，目的是强化我司广大员工的保密意识，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中联重科此举证明了爆料帖子的真实性。对此，三一重工方面仅简单表示：“这是有人在恶意炒作，我们也在等待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

●爆发

梁稳根“内心独白”谈隐情

11月29日，《环球企业家》发布封面文章《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一文，通过对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的专访，描述了三一为何要迁离长沙的隐情。

文章称，梁稳根透露三一之所以要迁离长沙，是无法继续忍受来自竞争对手的各种恶意竞争行为。报道称，梁稳根一直身处于长期被有组织的不实举报、谣言和负面报道的冲击之中。诸如“资金链断裂”、“携款潜逃”、“关联交易非法谋利”、“企业涉黑”、“侵占土地”、“偷税漏税”、“公开行贿”、“偷窃技术”等等不绝于耳，甚至有人攻击称其早已病入膏肓，时日无多。“在对手那里，三一除了贩毒、卖淫几乎坏事都做绝了。”梁稳根说。

报道还透露，三一内部会议细节两度外泄，使梁稳根因担心被监听，基本不在公司召开任何重要会议，为此将会议改在三一集团公共区域的凉亭里或者辗转到外地召开；而关于三一“行贿门”的报道，当地政府虽证实三一无辜，但H股上市计划已因此告吹；梁稳根儿子梁在中屡遭安全威胁，甚至差点被绑架，使梁稳根被迫中止其子的接班人计划。

昨日，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在其微博上连发6文，表示文章所写的事件是真实的。

中联重科称“独白”严重失实

中联重科前晚发布《严正声明》，称《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一文“对中联重科的描述严重违背事实”。“该媒体在没有进行基本调查的情况下，以专访三一集团梁稳根、向文波、袁金华、梁林河等高管人员的形式，对中联重科进行了大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虚假不实的报道。中联重科严正声明，此文已对中联重科的企业声誉和品牌形象造成了严重伤害，中联重科保留对上述恶意中伤者法律追诉的权利。”

三一重工“澄清公告”

●三一总部搬迁与湖南省投资环境没有任何关联。

●三一健康快速发展得益于湖南良好的投资环境、湖南省委省政府以及各级部门的关怀与坚定支持。

●三一总部迁往北京的主要原因是规避恶性竞争，加速推动公司国际化进程。

●此次搬迁仍然处于计划阶段，所有工作将按法定程序推进。

●此次搬迁只涉及总部少数部门和人员，泵送事业部、汽车起重机、路面机械以及在湘所有工厂和项目均不在搬迁之列。

●公司在湖南的产值、税收和就业基本不受影响。

梁稳根的三一集团

三一集团始创于1989年，是中国最大、全球第六的工程机械制造商。梁稳根是集团旗下三一重工主要创始人，现任三一集团董事长，2011年以500亿元的身家登顶，成为内地新一届首富。

詹纯新的中联重科

中联重科创立于1992年，湖南国资委持有16.19%股份，为第一大股东。公司目前在全球工程机械行业排名第七。詹纯新为中联重科董事长兼CEO，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新闻背景

同城同行争锋：业界公开秘密

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彼此角力、争锋在工程机械行业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在工程机械行业的出道，源自其原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行情 股吧 资金流)研究院的出身。1992年至1996年，詹为该研究院副院长和长沙高新区中联建设机械产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2001年至2005年则出任中联重科掌门。梁稳根则在1993年决意进军工程机械行业。早前詹纯新对混凝土机械产品的定位及定价都较高，让这个产业至今也存在进入的门槛，并且比其他机械产品享有更高的毛利率。两家公司的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中联重科在混凝土机械业务上的毛利率为36.22%。同期，三一重工在混凝土机械类的营业利润率为42.21%。

三一称搬迁无关投资环境 去年获补助达中联近5倍

www.eastmoney.com2012年12月03日 02:05王佑



三一重工600031.SH)和中联重科(000157.SZ)这对“同城德比”，并未因为三一“迁都”而了结恩怨，上周一篇宣称梁稳根内心独白的文章又激起千层浪。

可能是出于谨慎及各类担心，三一重工在12月1日突然对外公告，就湖南的投资环境专门作了澄清，公司称，总部搬迁与湖南省投资环境没有任何关联。

三一重工在最新的公告中还称：“三一总部迁往北京的主要原因是规避恶性竞争，加速推动公司国际化进程，而且这次搬迁也只涉及少数部门和人员，泵送事业部、汽车起重机和路面机械以及湘所有工厂和项目均不在搬迁之列，公司在湖南的产值、税收和就业基本不受影响。而此次搬迁也还属于计划阶段，所有工作将按照法定程序推进。”

中联重科副总裁郭学红昨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称，三一总部的搬迁，可能是有国际化的考量，但如果说是因“恶性竞争”而走，就有些牵强了。“即便你搬家到海外，竞争也是无处不在的。小松、斗山这些公司，总部都在国外，他们与中国的同行难道没有竞争？”

另一位中联重科的管理层告诉本报记者，三一重工要搬家的举动，可能是在释放“烟幕弹”，“一家公司若是总部要搬家的话，那么对财务、管理、税收等可能都会有影响。不过从三一重工的声明看，其财务及税收等也都不会因几个部门办公地址的变化而受到冲击。”

一位在湖南当地从事工程机械业务的公司管理层向记者介绍，湖南对三一重工的支持力度很大，这从补助金额方面就能看出。根据公司年报，2011年，中联重科获得政府补助为1.89亿元，三一重工获得9亿元，是前者的近5倍。

十多年来，三一和中联之间有着太多的纠葛和故事。梁稳根透露要将部分业务迁离长沙的最大心结，可能就是三一重工的“行贿门”案。

2011年4月，一份2011年客户春节公关费汇总表被泄露，三一重工分公司、经销商总计申报客户318家、470人，申报金额1385.5万元，初审应拨付502万元。而梁稳根等怀疑此次泄露与中联重科有关。

当时，正值三一重工H股上市前期，其拟集资数十亿美元。但正因这一事件的爆发，三一重工香港上市突然梦碎。据媒体说法，“梁稳根坦言上百亿H股融资告吹，是三一创业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除了“行贿门”事件外，彼此在客户争夺上也各有“建树”。有媒体称，中联重科人员曾混入到三一重工的客户群中，而且被三一重工查出；2009年12月，印度桑微公司董事长本是与三一联系的，但中联重科也联系到了这位大客户。

也有网友说：“中联重科也被三一害得很惨。中联(重科)的参展车半夜被三一重工破坏。中联重科的客户也曾在飞机上被三一重工给接走了。”

湖南省副省长：希望三一重工继续留在湖南发展

www.eastmoney.com2012年12月03日 04:29郑晓波



湖南省副省长韩永文昨日接受证券时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我们现在还在做工作，希望三一重工继续留在湖南发展。”

三一重工总部的迁址风波，使得外界质疑湖南的投资环境。对于三一总部迁址是否会影响湖南投资环境的问题，韩永文昨日未予答复。

不过，韩永文当日在第八届金博会“2012中国银行业年度峰会”上，花了近20分钟时间，向在座的金融机构负责人介绍湖南的投资环境。

他说，湖南地处中部，生态环境优美，文化底蕴深厚，接南联北、承东起西的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是商贸、物流、信息、资金等各类生产要素和金融资本、人才资源的交汇点。目前，湖南的工业在某些方面，在全国甚至在世界市场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如工程机械制造业等。“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使湖南在不久的将来形成一个产业结构比较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比较协调，工业和农业发展比较协调，城乡发展比较协调的富民强省。”韩永文说。

韩永文同时介绍了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实验区的发展现状。他说，湖南省按照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实验区建设总体构想和中央的要求，制订了长株潭城市群金融改革发展专项方案，实施了招商战略和改善内部发展环境。“今年，在中国保监会的支持下，湖南还成功挂牌一家寿险公司，下一步，还想争取得到证监会的支持，加快推进区域资本市场建设，加快发展三板市场。”韩永文说。

据了解，今年9月18日，韩永文在娄底开展“稳增长、促和谐”专题调研时，曾专程赶到位于涟源的三一中源公司考察。考察期间，韩永文认真听取了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对公司经营情况的汇报。当时，韩永文强调，三一的发展对湖南省稳增长的战略部署具有重要意义。

三一重工出走：同城德比的恩怨江湖

www.eastmoney.com2012年12月03日 08:50吴燕子

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于11月23号宣布将公司总部迁离长沙，远赴北京市昌平区。据《环球企业家》报道称，原因是三一重工(行情 股吧 资金流)在“间谍”、“绑架”、“受贿”等阴谋论的威逼下不得已而出此下策。对于背后的主谋，三一直指是老对手中联重工。

这两家重工业企业的恩怨由来已久，但这次可谓是矛盾的集中式爆发。

这两家企业同扎根于湖南长沙，对湖南GDP增长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西甲联赛中的豪门球队皇马和巴萨，交替夺得联赛冠军。在争夺全球第一的混凝土机械设备制造商的战争中，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行情 股吧 资金流)也是处处短兵相接，大有刺刀见血的意味。而混凝土机械以其30%以上的利润率，成为两家必争之地。

自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减速，房地产又备受打压，对推土机和挖掘机等机械设备的需求进一步放缓，销售业绩一度陷入低迷，再加上库存积压严重，迫使重工业企业打起了价格战。

在低迷背景下，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这两个重量型玩家开始打破原有的游戏规则。有消息称，自去年开始，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以低首付甚至零首付提供贷款，客户以极低的价格买走了数百万元的机器。分期付款和按揭贷款这类模式虽然提振了销售额，但也严重侵蚀了两家企业的资金链。

这两家企业不仅商业背景不尽相同，在行事方式上也风格迥异：

起跑线不同：中联学院起家，三一草根创业

中联重科的元老都出自于长沙建设机械(行情 股吧 资金流)研究院。1985年后研究院的运转资金遭缩减，作为建机院副院长的詹纯新带领7名员工，携50万元贷款于1992年创立了中联公司。成立后第二年，中联研制出了中国第一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混凝土输送泵，市场反应热烈，当年盈利创300万元；1994年第二代面世，并于年底实现1100万元利润。

中联在湖南国资委的保驾护航下，走的是外延式兼并整合道路。自2003年起， 中联重科相继并购了浦沅机械厂，湖南机械厂，华泰重工，湖南车轿厂。在2003至2008年的六年间总共进行了9次收购，且每次收购的企业都在今后为其带来丰厚的利润。

有数据显示，中国国产工程机械的收入占市场比达到了80%-90%，在国内市场饱和的情形下，拓展海外市场成必然趋势。

2008年，中联重科联同三家投资方，斥资2.71亿欧元，收购了全球排名第三的混凝土机械制造商意大利CIFA(赛法)公司100%的股权。2007年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销售收入仅有35亿元，但收购案之后中联的混凝土机械在2010年实现销售收入141亿元，而去年更是高达212.1亿元，成为其利润主体。

中联重科的高速发展和其所兼并的企业有极大的联系。而在这一些列并购案中，湖南国资委无疑扮演了关键角色。

行事风格迥异：三一高调激进蛇吞象，中联稳扎稳打资金足

最初梁稳根和他的几个创业伙伴做的是有色金属焊料的生意，但由于后期新材料行业变得不景气，开始进军混凝土机械行业。三一重工自1994年成立以来，每年50%的增长成绩让业界侧目。

期间，三一重工生产出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程机械产品，比如世界第一台全液压平地机，世界第一台三级配混凝土输送泵，第一台微泡沥青水泥砂浆车等等。1998年，三一研制出中国首台37米臂架泵车，打破国外品牌在长臂泵驾车的垄断局面。此后72米臂架泵车下线，成为世界起重力矩最大的“全球第一吊”。

2008年4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后，三一重工销售额突破了200亿元，此后更是一路高歌。由于需求强劲，2010年三一重工实现营业收入339.55亿元，同比增长了78.94%。到了2011年，其母公司三一集团2011年销售收入更是突破了800亿。其中，挖掘机事业部销售额突破100亿，这让三一重工的挖掘机市场占有率跃居国内第一。

激进的扩张加快了融资的步伐。2010年4月，三一重工首先启动H股上市计划，拟募资300亿港元。但在一波波“间谍门”，“受贿门”的干扰下，H股融资计划流产。这让三一资金开始吃紧。

进入2012年，营收账款高企，流动负债率高这些顽疾正在蚕食三一重工这架庞大的造血机。2012年上半年的财报显示，三一重工应收账款高达230亿，负债总计达471亿元，同比增长了约165亿元。截至上半年，三一的资产负债率高达66.52%。而中联重科去年全年的负债率为50.22%，较上一年同期的56.45%明显下降。

产品重叠度高，各有侧重

中联重科和三一重工在混凝土和挖掘局的竞争中厮杀最激烈。数据显示，两家企业生产的混凝土机械设备产量总计约占中国整个混凝土机械行业的80%。虽然产品重叠度高，但两家企业也各有侧重。

比如起重机械和环卫机械是中联重科的强项，而挖掘机械，混凝土机械，混凝土输送泵、混凝土泵车则是三一重工占尽了半壁江山。并且三一重工鲜少涉足中联的起重和环卫机械等项目。

从毛利率看，三一重工继续领先，2011年的年报显示，三一重工毛利率为36.48%，中联重科为32.54%。

三一宣布撤出长沙，这使其主场优势尽丧。迁址北京，避免了和中联重工的贴面交锋。

这场厮杀仍将持续，以现在的资金链和稳定度来看，中联重工先下了一局。

公司对比



湘商：宿命与使命

2012年12月01日 03:23 中国经营报

访北京湖南企业融资投资商会会长伍继延

樊海英，谭洪安

湘商崭露头角，不过近百余年事，既是后起之秀，它凭何精神特质自立于天下商帮之林？新世纪(8.56,-0.24,-2.73%)商业格局与商人气质发生剧变，包括湘商在内的传统商帮组织与文化，又如何自我更新，赶上潮流？

以身为“92派”（特指1992年小平南巡后集体下海的那代企业家）一员而自豪的湖南湘阴人伍继延，颇有其同乡前辈左宗棠“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遗风，近年来游走京湘两地，努力为湘商寻根认祖，助推地方商会建设。对上述话题，他自有一番见解。

《中国经营报》：近世湖南人擅长打仗，热衷政治，却似乎没有浓厚的商业传统，你怎么理解湘商的源起及其特点？

伍继延：近代湘商兴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西文化与制度发生激烈碰撞、国难当头之际，因此有两个鲜明特点：第一，大都“心忧天下”，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从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魏源，到兴办国内第一批近代官办工业的曾国藩、左宗棠，无一不是湖南人。影响所及，早期湘商大都是亦官亦商，或者既是革命家也是商人。而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投身慈善公益事业的“首善”，也都是湖南籍的成功企业家。第二，在追求创新上狠下工夫，早期如民族化学工业创始人范旭东，近期如三一重工[微博](8.15,-0.01,-0.12%)为代表的“工程机械湘军”，都是通过技术创新占领产业制高点，赢得世界声誉，此外还有近年来笑傲文化界的“出版湘军”、“广电湘军”，无一不是锐意创新的代表。

《中国经营报》：与各大传统商帮相比，湘商历史较短，根基尚浅，它有哪些比较明显的弱点呢？

伍继延：湖南人性格鲜明，他们的优点往往也是弱点。比如湘商过度的“心忧天下”，很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变得太关心政治，甚至会有些盲目。近来有位知名的共产党员民营企业家，公开说“我的一切随时可以献给党”，这跟党和政府当前对待民营企业的政策，明显背道而驰嘛。再说湘商喜欢创新，但如果一味求新求变，就很难沉得住气，而成熟的经济力量和商业文化，都要靠长期的沉淀和积累。还有一个词形容湖南人的性格，叫“霸蛮”，往好里说是坚韧不拔，往不好里说，其实就是不善于灵活变通，但市场瞬息万变，对商人企业家而言，这也算一个不可忽视的缺点吧。

《中国经营报》：你是湘商寻根的主要推手，又致力于湘商地方商会的建设，你怎么看待传统商帮文化与现代商会精神之间的传承与变化？

伍继延：在新的商业环境下，重建传统意义上的地域商帮是不现实的，我们倡导湘商文化，为湘商追根溯源，与这些年来国内兴起的“商帮热”一样，是对过去几十年泛滥的“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反拨，商人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能明白将会往何处去。这就是我们连续五年举办湘商大会，2009年发起洪江古商城“湘商寻祖”，以及不久前启动“2012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等一系列活动的初衷。

新一轮市场经济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一大批民营企业，他们没有主管部门，却拥有越来越强大的资本话语权，他们有自身的权利需要共同维护，有自身的诉求需要有效传达给外界，同时，他们也需要严格的行业自律。因此，传统商帮文化的基础上，建设拥有明确自治意识并得到制度保障的现代商会，是我们这一代商人的当务之急。

《中国经营报》：商会作为一种新兴的民间组织，如何面对政府监管这一敏感而又现实的问题？

伍继延：我相信，民间商会作为一种社会自治组织，是经济社会逐渐发育成熟的产物，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我们都意识到，“小政府、大社会”应是未来中国的必然趋势，政府应把一部分管不了、管不好的事，还给基层社会组织，拥有雄厚基础和经济力量的民间商会，正好可以发挥作用。首先，民间商会的非政府组织特点应得到尊重，它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政府的附庸；其次，现在各地民间商会相对于政府还处在明显的弱势地位，希望尽快出台《商会法》，既对商会活动加以约束、规范，又以法律保障来克服商会发展的制度障碍。

十分可喜的是，目前政府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包容姿态，面对民间商会等社会组织，释放更大的公共空间，如今年10月份刚刚公布的《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中规定：“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

我想，如果将来中国各地能有几千家运作成熟的各级商会，即可最大限度地消减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不稳定因素的冲击。历史已经证明：商会是最好的社会稳定器。

汉寿警方：三一重工“间谍门”管辖权限无问题

来源：华声在线-三湘都市报2012年11月28日10:18



近日，三一重工“间谍门”事件吸引了无数眼球。不过就在确认涉案人员被拘之后，又被曝出涉案人员已经取保候审，同时还对办理此案的汉寿警方的管辖权限提出质疑。那么三一重工“间谍门”到底还有何玄机？“间谍门”对牵涉其中的企业又有何影响？“间谍门”凸显企业情报战升级，那么这些年又有多少企业间的情报攻防战在看不见的战场上展开？■记者 李庆钢

【事件】 网帖爆出“间谍门”

一份题为《工程机械行业之耻：三一重工三爆商业间谍案》的网帖爆出了三一重工施之于同行业竞争对手的间谍行为，提到了三起分别发生于2009年10月、2011年6月和2012年11月的间谍案。网帖将这三起案件表述为：一，三一重工设立新洛普咨询公司，非法窃取中联重科等34家同行的商业秘密。其二，三一重工雇佣黑客组织，攻击中联重科OA系统窃取商业秘密。三，三一重工在本地高校毕业生中发展商业间谍，通过派遣间谍用技术手段窃取中联重科的商业秘密。

11月21日，负责侦办此案的常德市汉寿县公安局透露，案件中的部分相关涉案人员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和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经被依法拘留。

【回应】 管辖权限无问题

不过就在众人以为随着涉案人员被拘留，“间谍门”将逐步平息之时，又有爆料称，被拘留的涉案人员已经取保候审，同时还对汉寿警方的管辖权限提出质疑：两名涉案人员被抓地点均在长沙市，已超出了汉寿公安局的管辖范围。

为了证实这些疑问，记者致电汉寿县公安局网监大队。办理此案的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案件发生地处于中联重科汉寿工业园，因而汉寿警方来办理此案是没有问题的，不存在超出管辖范围的问题。不过对于涉案人员是否取保候审，该负责人未予证实。

【影响】 尚无法量化评估

“此事件给中联重科带来的影响是长期和持续的，目前尚无法量化评估。”中联重科品牌管理部负责人表示，企业的战略布局、产品研发计划、市场销售计划均属于企业自身的核心机密，如果被竞争对手掌握，那么对方就会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从而使企业在竞争中陷入被动。该负责人还指出，该事件也给行业带来了非常不好的影响，使整个行业的声誉都受到了损害。

【律师说法】 商业秘密受法律保护

湖南泓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海宾指出，只要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就是商业秘密。目前我国对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主要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的相关规定。不过陈海宾也表示，此次“间谍门”事件中是否涉及商业秘密还有待案件中更多信息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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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曝梁稳根第1桶金：与书记儿子合作卖废金属

梁稳根安抚员工情绪开全体会 确定两总部将迁北京

2012年12月04日 18:34 新浪财经 微博



图为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

新浪财经讯 4日下午，有消息称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在总部召开全体员工大会，称已正式向北京市政府申请将公司注册地迁往北京，但生产基地仍将留在湖南。三一迁都事宜已无悬念。

今日下午，消息人士向新浪财经透露，三一的注册总部和决策总部将搬到北京来，执行总部(各个业务部门)暂时不搬。员工大会主要是解释了搬迁的原因、安抚员工的情绪，并且承诺解决搬迁后员工遇到的生活等问题。

三一重工[微博](7.82,0.20,2.62%)宣传文化部副部长施亦青指出，三一重工[微博]从娄底搬到长沙，实现了一次跨越，此次从长沙搬到北京，将实现新的跨越。

相关背景

三一总部迁址纷争

11月29日，《环球企业家》发布了三一董事长梁稳根剖白三一迁都隐情的文章，梁稳根称因行踪会议都被同城竞争对手监视监听不堪其扰，因此欲将总部迁至北京并借此与国际化接轨。随后，中联重科发出严正声明称此说法严重违背事实。由此，两同城同行公司间的恶斗引起了公众的热烈关注。2日，湖南省副省长接受采访时称仍在做三一工作，希望其留下。

第一次“迁都”

20年前的1992年，梁稳根和他的创业团队曾经作出过第一次“迁都”决定，将总部由湖南省内涟源一个小乡镇搬迁至省会城市长沙星沙县，进军大行业，从事混凝土等工程机械的研发、生产、制造、销售和服务，此举开启了三一20年的腾飞历程。

11月10日，在京参加十八大的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表示，“三一将力图在2012年实现销售额达到1000亿的'五年目标'已经基本完成。10年后，三一的销售额至少实现3000亿元。”(邹忻)

三一重工总部搬往北京已无悬念 难避与中联重科恶斗

2012年12月04日 17:28 财经国家新闻网

事实上，三一将总部迁往北京，并不能完全解决其与中联重科恶斗的问题，毕竟双方仍然在同一市场中竞争，但三一总部搬迁，无疑会推进其国际化进程

财经国家新闻网记者 刘亮

尽管湖南省副省长韩永文近日表示：“我们现在还在做工作，希望三一重工继续留在湖南发展，但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三一重工总部搬往北京已经没有悬念。

三一重工的一位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包括董事长梁稳根在内的高管近日正连续开会，研究哪些部门、哪些人搬迁至北京办公，已经搬迁的具体步骤，而三一重工在北京昌平区的工业园，完全有能力接待总部入驻办公，并且能够解决相关工作人员的住宿问题。

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曾透露，之所以要迁离长沙，是无法继续忍受来自竞争对手的各种恶意竞争行为。湘财证券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师认为，事实上，三一将总部迁往北京，并不能完全解决其与中联重科恶斗的问题，毕竟双方仍然在同一市场中竞争，但三一总部搬迁，无疑会推进其国际化进程。

前述湘财证券的分析师告诉记者，此前自己曾在三一驻上海的一家机构从事投资并购等工作，但2009年，他所在部门搬往长沙，而他所在部门的大部分同事，都选择了从三一离职，留在上海。

梁稳根在十八大期间的一场集体采访时说，“国际化是三一的第三次创业。三一今年的国际化收入是100亿元，只占到销售总额的15%，我们希望五年以后，国外市场的销售额要占到三一销售总额的40%~50%。”

近年来，三一还加大了海外并购的力度。例如，今年7月，三一控股子公司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宣布，出资810万欧元收购Intermix GmbH公司100%的股权。Intermix GmbH公司，是欧洲第三大混凝土搅拌车以及特种搅拌设备生产商。

对于正在试图加快国际化发展的三一来说，将总部迁往北京，有利于其吸引具有国际视野的国际化人才加盟，将拓展其生存空间。

中联沉默应对三一迁都：此时说话对领导影响不好

www.eastmoney.com2012年12月05日 08:29



12月4日消息，据知情人士透露，三一集团当日下午在总部新食堂四楼召开职能总部全体员工大会，宣布迁都北京事宜。另据三一内部人士透露的搬迁方案显示，三一重工和三一集团的总部注册地将迁往北京，部分职能总部的办公地点迁往北京，产业与项目留在湖南，为湖南提供的就业税收不减少。三一目前已向湖南提交正式报告，并向北京进行了汇报。

自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11月21日在公司早餐会上宣布公司最晚在年底之前将总部搬迁至北京以来，业界内外对其突如其来的“迁都”之举便从未停止过关注及对背后原因的揣测。

而一周前一篇“三一恨别长沙”的文章更是将此事增加了些许戏剧化色彩，文称三一“迁都”是因为不堪同城竞争对手中联重科的持续骚扰，并以小说般的笔绘描述了三一遭遇的间谍、绑架、阴谋、诽谤、300亿元融资告吹过程中梁稳根的“隐忍和愤怒”。

凤凰网于近日亲赴湖南长沙了解当地相关各方对此事的评价，试图探究“迁都”背后是否另有隐情。通过与相关方的接触，我们明显感受到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在处理此事上的态度差异，三一方面极力撇清搬迁与湖南省投资环境及与省政府领导偏袒中联有关，坚定地将矛头指向中联重科。而中联重科、政府相关部门则对此事三缄其口，多以“不了解”或“不便评论”为由拒绝表态。

在12月4日召开的职能总部全体员工大会上，三一再度强调搬迁两原因：避免恶性竞争和使三一更好发展。并澄清三大猜测：三一搬北京不是湖南投资环境不好，不是湖南主要领导偏袒中联，不是所谓的因没当选中候委而赌气。三一搬迁北京是面对恶性竞争长期思考的结果，是有利于各方的解决办法。

但从当地业内流行的说法来看，尽管两家的同城交恶是其搬迁不可忽略的原因，但三一与省政府层面的微妙关系也常被人津津乐道，“省政府在某些事情的处理上肯定让梁不满意，但至于具体是什么事情，恐怕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梁跟上任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的关系比较好，在张调任新疆担任党委书记后，梁便很快在那边投资设厂。”“搬到北京后，中联在湖南省可调动的关系就动不着三一了。”这均是在当地律师界流行的一些说法，一位很久之前曾与中联重科有过法律业务方面接触的律师透露。

至于在三一搬迁的过程中，三一与湖南省政府的沟通内情如何，鲜有外界人士知晓，来自省政府层面的表态也仅仅是湖南省副省长韩永文12月2日的一句话：“我们还在做工作，希望三一重工继续留在湖南。”而据凤凰网与当地政府层面及最高法院等相关方的接触来看，该身份人士普遍回避谈及此事，甚至有均唯恐避之不及之姿。

对于搬迁的另外一层解读是在总部搬迁的过程中可使一些人被动离职，达到裁员目的。众所周知，自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减速，房地产备受打压，对推土机和挖掘机等机械设备的需求进一步放缓，工程机械企业销售业绩一度陷入低迷，库存积压严重，三一“裁员门”也曾一度引发舆论关注。尽管三一指责这是竞争对手的恶意攻击，但三一劳动人员的闲置状况却是不争的事实。

近期凤凰网在对三一的走访中发现，基层员工的工作时长今年起已有较大缩减，同时伴随了工资的下降，许多原来四人一间的宿舍现在只剩一人居住。同时据了解12月4日会议内容的三一内部人士透露，很多职能部门人员因为家在长沙，不愿迁往北京，部分人员在观望，要看搬迁到北京后的具体优惠措施。

对于三一搬迁一事，中联方面高层甚少公开评价，在凤凰网试图与其取得沟通的过程中，也均被其以“现在不便对外公开表态”、“领导在外出差，不方便接受采访”等理由拒绝。但从一位中联中层管理人员透露的信息中，或可窥见中联重科对此事的一致态度。该人士表示，中联对此的态度是沉默应对，希望此事能自己平息，“十八大刚过去，正逢换届之时，此时说此事对领导影响不好，再说口水战也没啥意义。”

对于三一与中联之间的恶性竞争，业内人士多见怪不怪，认为很多手段都是工程机械行业的潜规则，谁也不比谁过分多少。连三一重工一位从事零部件生产的最基层员工也明白“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而一位曾与中联有过业务接触的人也表示，“三一指责中联做过的一些事情，其实三一都针对中联，或者其他同行都做过。”

有第三方人士评论，三一跟中联两家的做事风格不同，“三一总是不按规矩出牌，并且在品牌宣传上面做得比中联强很多，湖南省外，很多人听说过三一重工，但没听过中联重科。”这或许与三一是民营企业，而中联重科的国有控股背景有关。

“湖南一直鼓励企业走出去，这次是真的走出去了。”有业内人如此调侃。

黄怒波谈民企掐架：企业家狗咬狗很悲哀应反思

2012年12月05日 13:14 人民网

黄怒波谈民企掐架：语言暴力是一把双刃剑

近日，黄怒波在与人民网[微博](35.15,2.00,6.03%)记者谈起这起纠纷时，他无奈地表示：“这个事情觉得挺悲哀的，企业家就是几条鲨鱼被关在一个笼子里，池塘里互相咬，今天早上起来，不得不跟这个人咬，明天又不得不跟那个人叫。”

人民网北京12月5日电(记者 曾亮)近期，国内几家企业之间的争斗厮杀纷纷登上了各家媒体的新闻头条。它们分别是复星国际与SOHO中国、中联重科(8.47,0.48,6.01%)与三一重工[微博](8.60,0.78,9.97%)、中坤投资与远大科技。

这些企业通过微博、媒体等传播平台，互接对方内幕的做法，吸引了一大批好事观察者，但也让它们在争斗中愈陷愈深，难以自拔。更加令企业负责人失望的是，争斗并未让企业捞到什么实际好处。

对此，黄怒波深有体会。黄怒波是中坤集团董事长，目前他所掌控的企业因为大钟寺中坤广场工程款的清付问题，正与总部位于长沙的远大科技集团有一场民事纠纷。

事情起源于远大集团北京总经理郭天馨通过微博发布消息称，大钟寺中坤广场拖欠其中央空调合作方远大集团数亿款项。然而，黄怒波则回应称，远大未履行合同内容，并拖欠中坤为其垫付的9000万资金。

一时，双方剑拔弩张。随后，中坤将远大告上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远大郭天馨不知出于何故，将其涉及双方争论的微博全部删除。

近日，黄怒波在与人民网记者谈起这起纠纷时，他无奈地表示：“这个事情觉得挺悲哀的，企业家就是几条鲨鱼被关在一个笼子里，池塘里互相咬，今天早上起来，不得不跟这个人咬，明天又不得不跟那个人叫。”

无独有偶，总部位于北京的SOHO中国与上海复星国际围绕着上海外滩地王8-1项目的股权争夺，在近段时间内，事件持续发酵，先后衍生出商战系列电影“无间道”与“罗生门”。

潘石屹[微博]频频利用自己的微博平台影响力，指责复星国际在外滩地王8-1项目的操作中“霸道且强势”，并称“复星根本没钱”；但在关键证据上，潘石屹却被无言以对。复星国际控诉SOHO中国在收购中绕开“母协议”，并利用汪先刚等“深喉”为其收购铺路。

此外，两家总部都位于中国中部省份湖南长沙的重型机械制造企业中联重科与三一重工[微博]，近期在微博及媒体上的对战，也引发了公众的持续关注。

两家公司的高管利用报纸和互联网微博等媒体平台上相互攻击、指责。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甚至在接受采访时披露：“已不堪中联重科其扰，将三一总部搬至首都北京。”

目前，尚不清楚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复星国际与SOHO中国巨头之间的最新争斗何时会结束。多位业内人士和律师表达了长期的争斗将对双方都是伤害。

黄怒波忧心忡忡地表示：“企业出现纠纷应该先谈判，，谈判不了走法律，法律也是谈判的一个过程，不建议使用微博甚至语言暴力来解决问题。语言暴力是一个双刃剑，你在说他，他也会说你，很公众化。”

为此，黄怒波已经将中坤与远大的工程款拖欠问题诉讼至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他说：“我希望从我带头，在企业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会谈判的心态，如果不行，我们或走法律程序。”

黄怒波还通过本网呼吁：“这一代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都应该反思一下。企业家无论如何不要给社会树立一个泼皮或泼妇的形象，要是给社会树立这样的形象，对企业家带来的打击是整体毁灭。”

“我希望尽早脱离商场，给我几年的时间，回到一个自然的状态，去全世界走，去写诗或者创作，反正不想这样的，太血淋淋了。”黄怒波最后甚至向本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隐退想法。

詹纯新回应三一迁都：欢迎机械龙头来长沙

2012年12月07日 01:29 第一财经日报

王佑

起诉美国总统奥巴马震惊全球，决定“迁都”震动三湘四水，下半年工程机械巨头三一重工(600031.SH)无疑赚足了眼球。

然而，因为一篇采访了三一集团高层、直接指向中联使用不正当手法竞争的文章，不得不把一向行事低调的中联重科000157.SZ)董事长兼CEO詹纯新拽了出来。中联方面澄清，并没恶意竞争并赶走同行，也将继续留在长沙发展事业。

近日，詹纯新通过FM1028湖南电台新闻频道首度回应称，中联目前运营情况良好，他强调“中联是立足于湖南、立足于长沙，形成以长沙为中心的辐射状产业发展形态。中联欢迎更多机械龙头企业来长沙”。

赶鸭子上架

不同于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的半路出家，詹纯新与混凝土机械的缘分可谓是从大学毕业那会就结下了。

从西北大学毕业后做了一阵子教师的他，1980年被分配到了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一干就是12年。1992年的一天，领导突然把他叫到办公室，想让其去做副院长，但交换的条件也很明确：既要抓科研，又要管企业。那时，研究院只有每年100多万元的事业费、不到300万元的科研转让费，行走艰难，迫于生计必须要有人愿意带一拨人闯一闯，将研发品实现产业化。

当时的院方科研处处长、曾任中联重科上市公司的董秘李建达也接到了詹纯新的一个任务，即到外面拉经费筹款，而詹纯新自己则去和其他几个同伴筹建公司并搞生产。

这种环境下，中联重科的前身中联建设机械产业公司的雏形也有了。

没有厂房怎么办？詹纯新租了一个几百平方米的地方，花了几千元买了一个台钻。当开发生产几台混凝土输送泵并获利数百万元时，因质量问题又被客户投诉。

这时，詹纯新决定停产整顿，并且加大研发力度。技术问题解决后，1996年的中联，实现年产值1.2亿元，实现利税4200万元。

恰恰那时，另一个名叫三一的公司正在梁稳根的带领下，成功开发并开始销售混凝土输送泵。詹纯新可能自己也没想到，彼此不仅成为了主要的竞争对手，而且这一相伴就持续了十多年。

一山不容二虎？

而在与三一的相处过程中，詹纯新反复对下属说，“我们不要太锋芒，不要去挑战别人，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别人有别人的做法，中联不是都要效仿。”

2008年中联收购CIFA前，三一高层也曾带信给詹纯新，希望购买并购资格，或者一起参与收购，但詹纯新婉拒了。

随后，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在一场行业会议上说，中联重科拿50亿去买20亿元的东西，并不值得。

“对于詹纯新而言，和竞争者就某个问题争执、吵架的意义并不大，他更在意的是，中联重科现有的国内市场布局是否完善；中联整合后，国际化战略该怎么走等这类问题。在涉及重大并购、重大融资等问题上。”一位中联管理层向记者说道。

2000年中联首轮上市被发审会否决后，詹纯新就很伤心。

坊间的一个传闻是，詹纯新曾对自己员工说，如果当时中联不上市，公司将很被动。那时的三一重工也已有规模，其上市后的发展，将大大超越中联。2003年7月，三一重工果然登陆了上证所。

而2008年金融危机时，詹纯新决定收购意大利CIFA公司后，一些人对詹的做法也感到吃惊与不解。毕竟中联不到40亿元的净资产，要拿出大量资金去并购一个规模性的欧洲公司是冒险之举，但詹纯新顶着压力还是完成了。

然而如今，中联的竞争对手迁址北京，曾经相互激励的局面必定会成为记忆，而独守长沙的詹纯新，又将有怎样的战略布局，就要拭目以待了。

传梁稳根未入中候委因对手在关键时点有意丑化

2012年12月08日 05:17 中国经营报

重工无间道：三一中联同陈往事互揭老底

三一、中联首度同时回应《中国经营报》，我们也由此揭开了更多此前一直隐藏着的“剧情”——

王永强

编者的话/一场总部搬迁的“暴风雨”，让三一重工(600031.SH)和中联重科(000157.SZ)之间的同城恩怨浮出水面。

11月29日，某媒体《三一恨别长沙》的报道开始在网上传播，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董事向文波、袁金华、梁林河等接受采访，直斥中联重科“恶性竞争”，但后者并未接受采访。

《中国经营报》记者此后就诸细节多次向双方求证，中联相关负责人直面本报表示，“公司法务部门已启动相关程序，(事件)总会有个说法，不会不了了之”。

但截至本报发稿，中联法务部的举措仍未可见；与此同时，三一集团却于12月4日下午召开了总部北迁入京的“全体员工大会”。

谁能借公众一双慧眼，揭开重工两巨头“无间道”般恩怨情仇？到底是什么原因激发了三一不再做任何遮拦的“吐槽”？本期报道将为您提供尽可能全面的参考。

12月2日下午，华北电力大学对面的某酒店内，三一重工某核心高管对《中国经营报》记者坦陈心迹。

“没什么可奇怪的，中联欺人太甚了。”他说，两家公司均设有市场调研部门，用于收集行业竞争对手的销售数据、客户信息等，这样做一方面便于指导公司进行有针对性的销售，另一方面方便公司内部对销售部门的业绩进行考核。“这也并非工程机械行业所独有，怎么到了那里(中联)就成了三一员工盗取商业机密？”该高管问道。

但是，中联的看法可不是这样。

导火索：“间谍门”引爆多年积怨

三一、中联双方自2008年以来的积怨不可遏制地燃烧起来。

在一份由中联重科内部OA(办公自动化)系统传出、长达9600多字的文件(下称《文件》，已经中联确认)中显示：“2012年11月6日，三一重工市场部情报人员黄镜明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2012年11月9日，三一重工市场部副部长刘兵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相继被案发地汉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2年11月5日，同案的甘翰宇被案发地汉寿公安局移交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监视居住。此案正在深挖中。”

“对方也太过分了，汉寿公安局越境至长沙抓人，竟然发生在十八大前夕。”前述三一高管还历数中联高管与汉寿县的人脉渊源，比如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祖籍即汉寿，而其父曾任湖南省高院院长等，以此揣度其间有人作局。

但来自中联方面的声音表示，三一员工获取数据的服务器放置在汉寿，在事发地报案并无不妥。最新消息是，刘兵、黄镜明目前已均被释，但尚未回到三一上班。三一和中联双方则都没有提及梁稳根此前被传作为中央候补委员人选的“符号”意义：早在2011年10月，梁稳根一度由全国工商联提名、并接受中组部考察，盛传其可能于十八大上以国内首位民营企业家身份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梁稳根最终没有当选。虽然原因很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三一认为，这是竞争对手在关键时点上有意丑化三一，自此双方自2008年争购CIFA以来的积怨也不可遏制地燃烧起来。

《文件》表明，早在2009年5月22日，三一重工成立了新洛普咨询公司，通过该公司掩护，非法获取中联商业秘密，该公司于2009年7月被公安机关查封。

“当年我在公安局，看到一份材料上写明，文成是中联重科的集体户口。”三一该高管说。对此说，中联相关负责人则明确予以否认。

文成是2009年“间谍案”中唯一被抓的员工，《文件》表示文成是“主要负责窃取中联重科商业秘密”的两人之一。《文件》还称，“从2008年8月到2009年10月案发，为了窃取中联重科商业秘密，三一重工共支付了其96300元。”

梁稳根向来出手阔绰。2007年三一重工年营收额突破100亿元，获得巨奖的已故研发高管奖金高达数千万元，20名当初跟随其创业的老员工也每人获得10万元。

以此金额揣度，文成当年似乎并未获得重大有价值信息。但文成神秘的多重身份也让双方的嫌隙就此深深埋下，而工程机械行业销售增速的下滑更导致竞争日趋激烈。

催化剂：“路条门”历久难绝

2012年中国经济开始危机转型后的“软着陆”，在蛋糕不再增大之下，如果要继续过此前的好日子，就必须一方面增加国际市场的营收；一方面从竞争对手手里切割“蛋糕”，提升市场份额。

当然，“间谍门”并非双方商业竞争日趋非理性的唯一诱因，2008年下半年，三一、中联争抢并购意大利CIFA以及此后引发的2011年“路条门”也是重要的催化剂。

2008年底，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中国政府果断推出“四万亿元”刺激计划，中国的工程机械市场因为基建项目的大举上马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行业年均增速超过50%。

但2011年，随着这一市场总量实现逾4000亿元、约占全球“半壁江山”，2012年中国经济开始危机转型后的“软着陆”，在蛋糕不再增大之下，如果要继续过此前的好日子，就必须一方面增加国际市场的营收；一方面从竞争对手手里切割“蛋糕”，提升市场份额。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1年底，全球混凝土第一巨头德国普茨迈斯特(业内俗称“大象”)准备向五家中国公司转让的消息，让业内气氛骤然紧张。

最终，三一赢得了大象的芳心，而中联却因其率先拿到了国家发改委的“路条”，大爆三一没有“路条”却违规收购的不利消息。

所谓“路条”，来自2009年6月国家发改委《关于完善境外投资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称：“有关企业在项目对外开展实质性工作之前，即境外收购项目在对外签署约束性协议、提出约束性报价及向对方国家政府审查部门提出申请之前，境外竞标项目在对外正式投标之前，应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项目信息报告，并抄报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在国家发改委收到项目信息报告后，对于报告内容符合规定要求的项目，在7个工作日内应向报送单位出具确认函，并抄送有关部门和机构。”

企业拿到的对外并购许可即是“路条”。

三一方面称，2011年12月22日，包括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在内的中国五家企业均与普茨迈斯特签署第一个相关协议，即“向包括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在内”的、对所有非谈判双方保密的协议。如果不愿意遵守上述条件，就没有资格参与收购谈判。

但中联重科的说法是，2011年12月22日，中联重科就向湖南省发改委提交文件进行了申报；12月23日凌晨，中联收到普茨迈斯特的正式邀标函，中联告知对方，公司已就收购事宜向省发改委及国家发改委提交申请，德方未提出异议；12月30日，中联收到国家发改委关于收购普茨迈斯特的批复，即所谓的“路条”。

“完全是胡说八道，没有与大象签署意向合同，中联如何向发改委提交材料？况且，中联此前已经并购了CIFA，而CIFA此前是全球排名第三的混凝土企业，按照欧盟的《反垄断法》，行业份额前六的企业合并均须进行反垄断审查，何况CIFA和大象分居第三和第一。中联明知可能无法通过反垄断审查，反而提前违约申请'路条’不是给三一设置障碍？”前述三一高管说。

“若不是省里协调这个路条，中联不会让给三一，三一怎么收购大象？”中联相关负责人说。

但三一很难承中联的“情”。因为早在2008年下半年，两家公司争购CIFA时，三一已经在湖南省发改委的劝说下，主动退出了竞争以避免抬价。因此，三一也获得了湖南省发改委的承诺——“下一次国际并购优先支持三一”。

没有想到的是，国家发改委有鉴于双方在并购CIFA中的举动，于2009年出台了“路条”规定，并进而在2012年初再次影响到两家企业对彼此的“不满”。

因为没有并购许可，三一与大象虽达成了意向，但合同却仍卡在那里，无法向国家发改委申请“路条”。

炸药桶：“行贿门”左右格局

真正让两家公司势同水火的关键还在于“行贿门”的影响，这一事件直接改变了两者的竞争态势。

如果只有导火索和催化剂，三一、中联的重工“无间道”怕也不会爆发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真正让两家公司势同水火的关键还在于“行贿门”的影响，这一事件直接改变了两者的竞争态势，并发酵至今。

“我曾是三一重工的一名员工，受到种种非人的虐待。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行贿改变世界，先送钱，后做事。”2011年4月19日下午5时左右，“行贿改变世界”首次出现在百度贴吧等论坛，旋即，爆料人将三一重工及其新疆分公司以“业务费”和“春节公关费”为名涉嫌行贿502万元的19份内部文件，公开上传至网络。(详见《中国经营报》之《三一重工贿赂门疑曝案中案 重工之战隐现暗门》)

三一提供的资料称，2011年7月15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向中国证监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港交所出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网帖举报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行贿调查情况的函》(湘政函[2011]181号、185号)，澄清称：“三一重工不存在匿名举报材料所述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的违法事实。”

“事实是澄清了，但影响却无可挽回。三一本来计划2011年4月20日港交所上市，募集300亿港元。但三个多月的时间内，受'行贿门’影响无法发行股票。全球和香港股市都在这三个月内不断下滑，三一再次准备好发行时，市场价格远低于股票价值，因此不得不取消发行。”三一前述高管说，正是因为中联此前在港交所融资而三一无法融资导致了竞争态势的变化，“中联混凝土和三一的市场份额差距越来越小。”在三一看来，“行贿门”作局者少不了中联。

双方财报显示，截至2012年6月30日，三一重工混凝土机械销售额约171.44亿元，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销售额约169.06亿元；而一年前，三一重工、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的这一营收额分别为158.43亿元、111.34亿元。

也即是说，一年内，双方原本相差逾47亿元的市场份额已然缩小至2亿元。

“中联能够迫近的关键就是其采取零首付的激进销售策略，我们在一季度曾试图跟进，但因为资金问题，必须要保证企业的稳健运营。你算一下，300亿港元，按6%的贷款利率算，三一一年因为融资失败需要多付银行的利息就要18亿港元。”三一该高管称。

对此，中联负责人表示，公司一直在监控企业风险，且始终以风险控制为主导，仅凭低首付不足以打动消费者。

但财务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中联应收融资租赁款仅为86.11亿元，而一年后，这一数字激增为155.9亿元，同比增长约81%。

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的整体营收差距也不断缩小。2011年上半年，三一重工以303.63亿元领先于中联重科的241.48亿元；但2012年上半年，三一重工营收约317.6亿元，中联重科亦达291.2亿元。两者差距由一年前的62亿元缩小为约26亿元。

同行是冤家，身处于同一城市的同行尤其是冤家，这自三一和中联身上看来颇为明显。但即便三一“迁都”北京，这种竞争便能消失吗？

传中联政府资源远超三一 詹纯新官二代身份曝光

2012年12月08日 01:36 经济观察报

隔壁的敌人 三一、中联那点事

中联重科原属国资、三一是民营，当地政府很难一碗水端平

严凯

在长沙市星沙经济开发区，三一集团总部坐落于此，与之毗邻的则是另一巨头中联重科工程起重机分公司(下称“中联工起”)。

长期以来，穿着不同制服的三一集团员工和中联工起员工互不往来。“公司有规定，不能与那边的人有来往，否则可能会被开除。”中联工起的一位员工说。

近10年以来，中联重科和三一集团之间的关系在经历一系列“短信门”、“行贿门”、“间谍门”等事件之后已经降至冰点。

12月初，三一集团正式宣布会将总部搬迁至北京昌平。本报获悉，湖南省政府正在做努力，希望三一总部能够继续留在长沙。

缘起“短信门”

2012年9月28日，在中联重科创立20周年庆典上，独缺三一的身影。中联重科品牌部部长刘小平透露，公司请了三一高层，但最后没有来。

中联重科(000157.SZ，01157.HK)成立于1992年，其前身为建设部长沙机械建设研究院。2000年和2010年，中联重科分别成功在深交所和港交所上市。

三一集团则始建于1989年。1994年，三一集团成立三一重工(8.87,0.27,3.14%)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三一重工”；600031.SH)，并于9年后成功在上海上市。

在成立初期的10年时间内，两家公司的竞争仅限于基层销售员工之间。中联重科一位中层称，工程机械行业是开放程度很高的行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员工之间难免会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手段。

对此，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也多次在内部表示，员工之间的竞争采取了一些手段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看企业的领导如何来把控。

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工程机械行业进入了黄金发展的10年。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在此10年间，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年均增速超过25%，行业规模也从400亿元上升到4300多亿元。

其间，中联重科的销售收入也从2000年的2.45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463.23亿元；三一重工的营收则从2004年33.8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507.76亿元。

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两家公司的领导层对下属的把控也渐渐放宽，二者在长沙市的“内斗”也开始从基层销售人员升级至中层干部以上。

中联重科上述中层人士称，在他记忆中，双方爆发全方面的矛盾是发生在2006年的“短信门”事件。

该人士1995年加入中联重科。据他介绍，在近20年的时间里，“短信门”事件让他印象深刻。“从这次事件开始，以后两方的矛盾开始公开化。”该人士说。

2006年8月20日，江苏的一台44米中联泵车发生泵架断裂。三天后，中联重科在全国范围内20多个省市自治区上百家客户均收到了有关泵车泵架断裂的短信息。

一位了解该事件的经销商说，此次事件经过查证，证据表明为三一重工的员工所为。在此事件后，不少客户开始远离中联重科，转投三一；而一些买了中联泵车的客户，则找到中联重科寻求解决方案。

之后，时任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营销公司总经理的胡立宏对外称，中联重科方面曾致电三一高层，但对方在20多天的时间内未给予任何解释。

内斗升级
三一为何别长沙？ 三一恨别长沙

“短信门”事件之后，三一和中联重科的“较劲”更多。

三一集团的一位中层干部称，三一跟日本的小松及巨头卡特彼勒之间都存在竞争，但都是理性竞争，而与中联重科的竞争从这时候开始变得非理性。

一位在北京市三一重机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三一”)工作长达7年之久的离职高管告诉本报，在他看来，三一与中联重科的矛盾开始升级应该是在2007年。“两家公司真正的较量应该是从2007年开始。当时中联重科已经完成了股份制改造，管理层实现了对公司的MBO，掌控了中联重科，开始全力抓经营。”该人士说。

2006年，中联重科通过MBO方式，长沙建机院和该公司管理层通过其所控制的公司从湖南省国资委手中回购了超过30%的股权，从而实现了对中联重科的控制。

中联重科的股权架构也从国有企业转变为仍有国有股份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目前，国资委的占股比例约为16%，为第一大股东。

在完成股份制改造之后，中联重科在业务拓展方面加快了步伐，其业绩差距也逐渐缩小并超过了三一重工。

2009年，中联重科的营收达207.6亿元，净利润23亿元；而当期三一重工的营收为164.95亿元，净利润为19.62亿元。这是中联重科2006年以来业绩首次超过三一重工。

在此期间，三一重工管理层之间的“内斗”逐渐削弱了其与中联重科的竞争优势。2009年底，三一重工发布公告称，该公司两位副总裁黄建龙、戴立新；三位副总经理周万春、毛建华、张树芳均辞职，“另有安排”。

上述五位高管都在三一工作多年，被外界称为元老级的人物。其中，周万春在1991年加入三一；黄建龙和张树芳于1992年加入。

北京三一离职高管告诉本报，当时三一集团的想法是将管理层年轻化。但新的领导人就位之后，三一内部不断有高管及员工辞职离开。“新领导人就职后，免不了排挤老员工。三一集团内部的很多中层及以上高管都在此时离开了三一。”该离职高管说。据他介绍，2010年，在三一重工宣布5名高管离职后，北京三一新总经理就位。当年，北京三一原有的34名管理人员中的32名辞去了职务。该人士便是其中之一。

在此轮内斗后，中联重科也看到了机会，挖走了不少离开三一的管理人员及员工。“尤其是一些技术人员，这些人等于是三一帮中联培养的。”该人士说。

中联重科的一位离职员工告诉本报，当年确实有不少三一的员工转投中联重科，他们来到中联重科后，公司给的待遇也更好，再加上对被三一“挤走”颇有怨念，因而比起中联的现有员工来说，更有赶超三一的动力。

此后，中联重科在研发能力上实力得到加强。在三一引以为傲的泵车技术上，中联逐步缩小了与三一的差距，泵车销售在今年有望超过三一重工。

全面爆发

2011年以来，受宏观经济低迷的影响，工程机械行业同样陷入低迷。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祁俊曾告诉本报，工程机械行业30%以上的高速增长期不会再现。

行业的低迷加剧了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两巨头之间的竞争，双方的矛盾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全面爆发。

2011年4月19日，三一爆出“行贿门”事件。当天，有关三一重工向“中字头”单位及重点客户企业行贿总额502万的细节在网上疯传，矛头甚至直指梁稳根之子梁在中。

此时恰逢三一重工上市关键时期。按照计划，三一重工将于4月20日上市聆讯发行约15.4亿股H股，公司也将登陆港交所，并计划募集300亿港币的资金。

由于“行贿门”的出现，导致三一重工登陆H股融资300亿港元的计划告吹。三一集团总裁向文波坦言，这是历史上对三一打击最为凶狠的一次。

三一将“行贿门”矛头指向同城对手中联重科。三一集团多位人士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直言，“行贿门”就是中联重科一手造的。“行贿门”对三一重工的打击沉重。由于未能成功融资，三一涉及128.8亿港币的营销布局、海外产能扩充、新产品线上线、新项目立项等均被迫搁置或延后。

“三一重工H股融资计划告吹是大的宏观环境影响所致，并非外界所说是由中联重科导致的。”中联重科品牌部部长刘小平说。

长沙当地一位企业人士称，这个事情其实很明显，不是竞争对手做的还会有谁，而且恰巧选择了这个时间点。只是三一方面苦于没有确凿证据。

2012年11月13日，三一重工再次陷入另一“门”——间谍门。“间谍门”事件同样是通过网络传播方式为大家所熟知。爆料网帖指出了三一重工市场部多位情报人员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并有员工被刑拘。

网帖矛头直指一家名为新洛普的咨询公司，并指出近3年来三一正是通过这家公司窃取中联重科的诸多商业机密。

本报多方获悉，此次“间谍门”事件实际上发生在2009年。三一集团的说法是，中联重科派遣了一位名为“文成”的员工潜伏到三一内部，并以收集信息的名义怂恿高层成立咨询公司。

三一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本报，文成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当三一准备购入一批器材(相机、录音笔)时，第二天便被公安搜获，并且当时只抓获了他一人。

对于此事，中联重科的相关负责人称，一切以法律为准。中联重科的高层人士则一直保持着沉默。“没有什么可说的。”中联重科品牌部部长刘小平说。

不过，“间谍门”后，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的矛盾更加激化。正是在此次事件之后，三一做出了将总部搬迁至北京的决定，梁稳根本人也通过媒体对外发表了恨别长沙的内心独白。

远离争端？

12月6日，三一重工发布公告，宣布对2533名员工实施股权激励，共散发约1.78亿份股权。三一集团品牌部副部长施亦青告诉本报，三一总部迁往北京的主要原因是规避恶性竞争，加速推动公司国际化进程，实现公司第三次创业。

此次股权激励被认为是为了安抚总部搬迁所带来的员工的情绪波动。由于总部大多数员工均系湖南当地人，多数员工不想搬离长沙，不少员工正在想办法转岗，以继续留在长沙。

施亦青告诉本报，此次搬迁只涉及总部少数部门和人员，不到1000人。泵送事业部、汽车起重机、路面机械以及在湘所有工厂和项目均不在搬迁之列。“总部的决策部门，即公司高管及办公室成员将会搬迁至北京，而执行总部，即各个业务部门，例如财务部等，将暂时不搬。”施亦青说。

在三一看来，搬离长沙实为无奈，逼走三一的“祸首”被指向了同城竞争对手中联重科。对此，中联重科相关负责人说，公司搬迁总部实际上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不知道为何要将矛头指向中联重科。

本报独家获悉，事实上早在2009年，三一就计划将总部部分职能搬离长沙。三一北京上述离职高管透露，三一曾在三年前在上海成立过华东总部。“当时长沙总部的部分职能部门已经搬过去了。但后来省政府官员找到了梁稳根，于是仅过了三四个月，搬到上海的部门又搬回了长沙。”该人士说。

对于此事，记者询问三一集团，相关负责人并未对此进行否认。

三一北京离职高管称，走出长沙实际上是三一的未来战略，国际化的需求也要求它有一天走出长沙，问题是什么时候走，是选择上海还是北京。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三一集团第一次搬迁。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三一集团创业起始于湖南涟源的一个偏僻乡镇茅塘，在产值规模将近1000万元时，梁稳根等几位创业元老作出第一次搬迁决定，将企业由偏僻乡镇迁往涟源的上级市湖南娄底市。

在娄底发展数年后，企业年产值规模上亿元时，梁稳根接受向文波的建议，在1992年进行了第二次搬迁，将企业总部搬至湖南省会长沙，并由焊接材料主业转向工程机械。“即便搬离了长沙，主要是两家公司都同处于一个行业，就难免会起争端。”中联重科的相关负责人说。

政府角色

三一希望通过搬离总部来避免恶性竞争，此举却使得湖南省政府十分为难。接近湖南省政府的人士告诉记者，湖南省政府依旧在努力，希望三一继续留在长沙。

当记者询问湖南省政府正计划采取什么措施来挽留三一时，湖南省委宣传部新闻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省政府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态度。

“三一是民营企业，因为国际化，要拓展业务，从而离开长沙，作为政府，只能挽留，也不好过度干预。”该负责人说。

在长沙当地，三一搬迁已经成为市民津津乐道的话题。出租车司机高桥(音)说，三一搬离长沙也对，因为在长沙三一没法跟中联重科竞争。

在湖南，中联重科的人脉关系深厚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三一长期以来激进的行事风格也颇受不少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不待见。

北京三一上述离职高管告诉记者，在涉及到需要政府出面的时候，三一往往吃亏。

“这与其股权结构有关。三一是纯民营企业，而中联重科原本就是国有企业，现在国有股份仍然为第一股东；它这种亦国亦民的身份决定了它比三一更有'竞争’优势。”三一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了解到，在政府层面，湖南省某些高层领导非常重视三一。不过，在基层政府部门，中联重科所拥有的人脉是三一所无法比拟的。资料显示，詹纯新系原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詹顺初的儿子；其妻子则为原湖南省第二书记万达之女万小丽。

湖南省委的一位人士也承认，中联重科不仅能够得到省委省政府高层的重视，在下面的执行部门方面，也非常“吃得开”。

“在几次事件中，中联重科总是能够通过执法部门获取到三一的一些信息。而三一却很难从执法部门那里获取信息。”三一内部员工说。

记者多方获悉，在中联重科并购CIFA(赛法，全球排名第三的混凝土机械生产厂商)，及三一并购欧洲排名第一的混凝土机械巨头德国普茨迈斯特中，湖南省政府都曾过问。

2008年9月，中联重科联合弘毅投资、高盛和曼达林三家私募基金，以2.71亿欧元收购意大利混凝土机械企业CIFA100%的股权。

CIFA在混凝土机械领域当时世界排名第三。在此次并购中，三一重工也曾参与竞购当中，但在湖南省政府的协调下，三一退出了竞争。“省里当时的意思是，等到有下次机会的时候，再轮到三一。”接近此次交易的人士说。

“下次机会”出现在四年之后。2012年年初，三一重工计划收购欧洲排名第一的混凝土巨头德国普茨迈斯特。

普茨迈斯特拥有“大象”之称。并购成功后，向文波对外称，是大象方面首先向三一发出收购邀请，并承诺不会再与其他公司接触。

本报从三一另一高层获悉，当初“大象”通过中介机构挑选买家，选定的企业包括三一、中联在内的五六家企业都有意收购，“大象”与这些企业签订了保密协议。但协议签订不久，中联重科就从监管部门要到了“路条”，这违背了保密协议，也直接导致三一收购“大象”被拖延了两三个月之久。

不过，中联重科并购大象却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对手明显是来搅局的。”三一集团内部员工说。

由于CIFA位列欧洲第三，大象位列欧洲第一，并且两个公司均属于同一个行业，按照欧盟的规定，同一家公司并购同一个行业两家前六名的企业时，将必须接受反垄断调查。

此后，湖南省政府再次出面协调。在具体的协调过程中，湖南省相关部门则提出，由于中联重科率先拿到路条，因而三一要想获得政府的审批，必须征得中联重科的同意。

对于此次收购，中联重科相关负责人则称，在收购大象的过程中，三一应该感谢中联重科，而不是总是去指责。

“我们先拿到路条，后来在省政府的协调下放弃，让他们并购。三一应该感谢中联，感谢政府，而不应该总是抱怨。”上述人士说。

湖南省委宣传部新闻中心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湖南省政府就像是拥有两个好邻居，但这两个邻居关系很不好，省政府只是夹在中间。

评论：三一恨别长沙俨然商战大片

2012年12月10日 07:44 中国青年报

崔丽

有关三一重工的话题不断升温。不久前，三一重工曝出将迁址北京的新闻，引起业界和媒体热议。起因缘于有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三一恨别长沙 梁稳根的内心独白》的文章，引据梁稳根之口，透露三一重工将总部迁址北京，并大力剖析梁稳根“恨别长沙”的内心独白，“间谍、绑架、阴谋、诽谤、300亿元融资告吹……”其“恶性竞争”矛头直指与其同处湖南的另一家大型工程机械企业中联重科。

舆论大哗。一边是三一重工悲情独白，大吐屡遭“恶性竞争”构陷的苦水，另一边是中联重科金刚怒目，斥责文章所述纯属“无中生有、恶意中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虚假不实”。

双方的口水战，惹来了外界对湖南投资环境的质疑。湖南方面迅速作出反应，副省长韩永文向媒体表态：“我们现在还在做工作，希望三一重工继续留在湖南发展”。

然去意已决。12月1日，三一重工发布澄清公告，首先声明“三一总部搬迁与湖南省投资环境没有任何关联”，并对湖南省委、省政府以及各级部门的关怀与坚定支持，“永远心存感激”。其次着重声明：三一总部迁往北京的主要原因是规避恶性竞争，加速推动公司国际化进程。

三一重工在公告中直言因“规避恶性竞争”而选择“走为上”，这如同一把扯下了一直以来罩在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头上明争暗斗的面纱，“间谍门”、“监听门”、“窃取商业秘密”等各种所为被一一提及，俨然商战大片。

不过双方均未拿出过硬证据，现在还只是隔空喊话，然而细细端详、品味这场发生在国内两大工程机械领域翘楚间的“罗生门”大战，无疑极为惊心动魄，更将企业创业环境这个话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一段时间以来，一幕又一幕同业间同室操戈、相煎太急的恶性竞争，刺激着人们的眼球和神经，考验着人们的心理承受底线。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0年至今，中国企业界公开的企业恶性竞争案例多达百起，集中出现在快速消费品及互联网行业。

2010年，360与腾讯大战，让人们见识了IT高智商族群的低端“械斗”。近的再看不久前，加多宝和王老吉，从官司的硝烟中一路厮杀，各有所归之后，又大打营销牌，打广告战、推销战，及至双方销售人员狭路相逢，互相殴斗。加多宝与王老吉酣战未退，由京东商城掀起的电商价格大战又激起一波热潮。除此，在传统行业的方便面市场、饮料、牛奶市场，新兴产业的太阳能领域、光伏领域，都充斥着黑公关、口水战、“水军”围剿、价格迷雾、技术屏蔽、短兵相接等恶性竞争的喧嚣杂音。

竞争，本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天然基因。企业之间通过产品、技术、服务、质量的竞争，从而降低成本，提升效益，推进产品创新和技术升级，使整个行业和企业得到发展壮大，从而建立起一种健康、公平、规范、有序的创业环境。

而恶性竞争、不择手段、打击对手，扰乱了行业的竞争秩序和规则，损害的是整个行业的声誉和公众信任，其结果是两败俱伤。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民企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事实上，人们对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创业环境，一直充满着复杂的心绪，爱之深、盼之切。多年来，舆论没有停止呼吁从制度体系、政策层面给予民营企业更多平等、公平竞争机会，提供更多发展空间。

然而，反观一些民营企业自身生存状况，不免令人有“恨铁不成钢”之感，同业恶性竞争态势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种“你死我活”、“捉对厮杀”的丛林式竞争，实在与现代商业文明、企业商道伦理以及现代企业家精神背道而驰。足见，体量上长高、长胖的民企，心智并未真正成熟、理性起来。

面对当下企业存在的不正当竞争态势，须从法律法规、市场化以及加强行业协会功能等环节多方发力，多管齐下，还企业一个清明、健康的发展环境。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专设一章，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详细列举，窃取、侵犯商业秘密，发布虚假广告，经营者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对这些行为都作了禁止性规定。对侵犯商业秘密者，不仅要受到经济处罚，更严重的还要受到《刑法》规定的刑事惩罚。遭受不正当竞争行为侵犯的企业，应以事实与证据为根本，及时通过法律渠道寻求权利救济。

行业协会的重要职能就是监督，即对本行业产品和服务质量、竞争手段、经营作风进行严格监督，维护行业信誉，鼓励公平竞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目前在我国，行业协会属于《民法》规定的社团法人，系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属非政府机构，又称NGO。一直以来，行业协会的设立需要挂靠单位，经政府审批。当前，行业协会的设立和其所起的作用未尽如人意。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称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命题。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破题之举是推动、壮大行业协会的设立发展，发挥其功能与职责。对于企业和经营者商业道德，凡是由政府不该管的，都交由行业协会来管，建立守法经营、信誉良好的企业名录，对恶意竞争、违反规则的企业进行公示警告，通过其加强行业企业间的自律、自我约束和协调、沟通功能，以培育现代的商业文化和行业伦理。

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表示，如果说对未来发展环境有什么期待，平等、秩序、法制，就是民营企业所期待的市场环境。

让法律该管的归法律，协会该管的归协会，并且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企业间的纠纷、冲突能够尽快获得求解之道，以厘清是非，正本清源。我们同样期待中国企业拥有行业的良性竞争与共同发展的创业环境，而不是在无端内耗、相互攻击中，自废武功，遍体鳞伤。

一位企业家说得好，一个企业的成功不在于打败你的对手和“敌人”，而是看清你的目标在哪里。那些只盯着对手使暗器、脚底下绊的企业，终究走不了多远，更成就不了世界一流企业的梦想。

三一重工或裁员节省成本 股权激励对象临阵离职

www.eastmoney.com2012年12月28日 07:37杜卿卿



现价：10.57 涨跌：0.20 涨幅：1.93% 总手：508650 金额（万）：53706 换手率：0.72%

近日，在中信建投2013年投资策略会上，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冯福章称：“前不久参加公司的股东大会，向总(三一重工总经理向文波)提出公司已经优化了30%的人员，如果按照他说的人均节省10万的话，16个亿的成本就节省出来了。”

三一重工证券事务代表也出席了此次交流会，《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会后向其询问16000人被“优化”的详细情况，她表示，这个数字还没有统计，具体数字要等到今年年报披露。

公司回应裁员

三一重工2011年年报披露，其在职员工为51827人。相比而言，“优化”16000人不是个小数目。事实上，从今年1月份开始，三一重工就被“裁员风波”缠绕，并不断发酵。

1月10日，有媒体报道“三一重工即将裁员30%，工资改革方案则砍了一半多的钱”。当晚公司即澄清称：“经核实，上述报道的相关内容严重失实。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主营产品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不存在裁员或降薪的情况。”

此后，一边是“裁员30%”的传闻一直未停止，一边是公司多位高层在多个场合公开否认三一重工裁员或变相裁员，然而在即将过去的这一直被质疑的一年中，公司并未书面披露更为详细的信息。

11月11日，向文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到现在为止所说的裁员风波，都是不存在的”。不过他承认，公司确实存在内部整顿调整。他解释称，比如说总部的人员大幅度精简，把这些人调到城市事业部去，这个过程中有的人就不愿意，要离职。“离职我们给他补偿，外面就有传言说三一裁员了，不是这样。”

员工眼中的裁员

上市公司往往谈“裁员”色变，三一重工承认公司人员有大的变动，但一直否认裁员。

不过，在员工口中描绘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1月1号老板(梁稳根)签发的命令，要求业务员全部转到经销商这边。”一位在三一重工工作7年的员工告诉记者，三一重工通过将员工转给经销商的方式“优化”了大批员工，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其中销售人员和售后人员、大修厂员工，全部转给经销商。”他补充道。

三一重工高层近日告诉记者，转给经销商员工数量有几千人，具体数字没有统计。

“公司要求必须与三一解除合同，与经销商签订合同，看上去都是自愿辞职的。”上述员工对记者说，“我干了七年，一分钱补偿也没有。”

而且，他介绍说去年自己有8万多奖金公司之前一直没发，后来他同意与三一解除合同，与经销商签订劳动合同。由于对低工资和没有发展前途的工作不满，他已经于今年4月从经销商处离职，他的8万多奖金在7月份终于拿到。

对此，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田勇律师告诉记者，因不满意单位调岗员工主动离职的案件中，用人单位依然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嫌疑。根据新劳动法，员工主动离职、公司提出且员工同意、公司提出员工不同意但强裁，三种不同的情形，公司需要支付的补偿差别非常大。田勇律师称，三一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员工与经销商签订劳动合同，这样的操作方法是合法的。“重新建立劳动合同，一切从头开始算，当然工作年限也是从头开始的。与经销商签订合同后员工再离职，补偿会特别少。”他强调说。

股权激励对象离职

12月21日晚，三一重工公布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结果，宣布审议通过了《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配套实施办法。

根据该草案，公司拟向2108位激励对象授予1.55亿份A股股票期权，其中首次授予1.39亿份，预留1549万份；拟向1408位激励对象授予2334.59万股公司限制性股票。本次获得激励的员工，总数达到2533人。

12月24日晚，三一重工公布的最新激励名单显示，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人调整为2068人，减少40人，授予股份总数减少135.91万份；限制性股票激励人数调整为1374人，减少34人，授予股票总数减少52.4万股。

“金手铐”刚亮出，激励对象就发生这样的变动。而这一变动，前后仅经历了三天。

对此，三一重工解释称，变动是因为部分激励对象发生离职，已经不再满足被激励条件，另有部分员工是自愿放弃获授部分或全部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不再作为激励对象。

三一重工总部搬迁未必顺心 梁稳根会否反咬北京

11月21日，三一集团创始人梁稳根在内部早餐会上首次透露“总部拟迁往北京”的决定。搬迁之举将涉及30多名副总裁及以上的高管和职能总部1000多名员工。据媒体报道，三一重工一位高管将公司上述决定解读为“出于国际化的需要”。但根据媒体多方了解到的情况，搬迁背后或另有隐情。

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三一重工的“愤懑”从何而来？

尽管三一重工高管将总部迁京的决定解读为“出于国际化的需要”。但媒体披露的“一位曾在三一集团工作多年的前员工'在国外能告奥巴马，在长沙只能当小媳妇’”的怨气还是暴露了三一重工迁京的真实心态——与当地政府在三一与其兄弟企业的长期“内斗”中“不作为”有关。

三一重工近年来屡屡出现公关危机事件，“行贿门”和“间谍门”等事件让三一重工的企业形象受损。三一和中联重科(行情 股吧 买卖点)的行业内斗也是公开的秘密，媒体亦有爆料称，“最近两年随着工程机械行业整体趋淡，无论在销售策略，还是企业形象方面，双方的争斗都有升级之势。而在此过程中，当地政府鲜有公开充当'和事佬’的时候。”

通过释放总部迁京信号，对湖南省和长沙市两级政府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三一集团的“出走”，目的就是为了让作为工程机械重镇的长沙感到失落。

然而，面对喊了多年的“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的口号，三一重工不检讨自己的言行，而将过错归咎于当地政府的做法让人觉得有些小家子气，“行贿门”和“间谍门”与当地政府毫无关联，企业间的竞争也不应该由地方政府插手出面解决，与同行搞不好关系，也当地政府也难以维持良好的关系，不具备良好的谈判技巧，期待通过“总部迁京”的方式反咬一口，认为是“湖南地方政府的不支持”自己是“受气小媳妇”而离家出走，达到混淆视听，转移“间谍门”的压力，不能不说也是一步“好棋”。

人挪活，树挪死。迁京后倘若不顺，梁稳根会否再反咬北京一口？

孟母三迁，为得是寻求好环境。三一重工两次迁动，却上演悲情，逃难而来。1992年，三一集团第一次搬迁，将总部从湖南涟源迁往长沙；20年后，它再次搬迁，将总部迁往北京。

三一“总部迁京”将自己摆在“受害者”的悲情角色上，湖南地方政府“不留爷，自有留爷之处”，中国经济网评论员胡乃军在谈到“三一搬迁”时曾表示，“三一集团的情况和英国汇丰银行的商业案例很类似，所以三一集团的搬迁举措很可能是借此向当地政府释放挽留信号。”湖南省副省长韩永文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现在还在做工作，希望三一重工继续留在湖南发展(行情 股吧 买卖点)。”

值得关注的是，三一集团在公告中反复强调“总部搬迁与湖南省投资环境没有任何关联”，并将泵送事业部、汽车起重机等业务部门留在湖南，仅搬迁少数部门和人员，以使三一在湖南的产值、税收和就业不受影响。此地无银三百两，三一重工在“总部迁京”一事上处处精心设计可见一斑。

一个企业因自身关系丑闻缠身，想要靠总部搬迁而达到危机公关的多重目的是可以理解的，“树挪死，人挪活”。但问题随之而来，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三一集团在湖南本地已经获得了最大化发展资源，当地政府的宽厚竟然成为梁稳根反咬一口的缘由。

梁稳根自己也曾媒体说过，“在对手那里，三一除了贩毒、卖淫几乎坏事都做绝了。”诸如“资金链断裂”、“携款潜逃”、“关联交易非法谋利”、“企业涉黑”、“侵占土地”、“偷税漏税”、“公开行贿”、“偷窃技术”等等不绝于耳，甚至有人攻击称三一重工早已病入膏肓，时日无多。三一重工如此树敌之巨之多，在中国企业中鲜有二例，即便空穴来风，子虚乌有，湖南地方政府也没有因此让三一重工关门大吉，还极尽挽留，三一重工的反应却是离湘赴京让人难以理解。

不难设想，一旦三一迁京后并不顺利，特别是在国际工程机械行业普遍陷入周期性低迷的情况下，依照梁稳根的个性，总会为自己的决定找出一个埋单的人，到时会不会反咬北京一口，北京政府又背负怎样的骂名呢？(中国经济网)

三一中联高管点名开骂 中联称向文波恬不知耻

2012年12月29日 12:26 新浪财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高辉微博截图



向文波：奇文！//@高辉_000157:有一种人叫“道貌岸然”，质疑地方政府，质疑司法公正，质疑改制，向大虾确有批判精神！受惠而不知感恩，背叛而委过于人，谎话连篇自以为乐，做人无品，做事无度，无敬畏这心，无是非之辨，误导公众，惟我独尊。送向文波四个字：恬不知耻！

向文波：国有企业是个很奇怪的东西，比如说：诸时健退休前分了一百几十万美元被判无期、女儿自杀，可谓家破人亡；有的人多发了点奖金、说是侵吞国资，被立案査处；有的把国企干成了自己的私企反而是改革楷模，名利双收！莫明其妙。

2012-12-28 00:23

2012-12-29 00:30来自新浪微博手机版

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

新浪财经讯 三一重工[微博](10.57,0.20,1.93%)、中联重科(9.29,0.10,1.09%)，这两家位于湖南长沙的全球工程机械巨头正上演火爆异常的商业大战，“间谍门”、“路条门”、“行贿门”等事件迭出不穷，两大公司高管在昨日凌晨开始点名“对骂”，中联重科称向文波“恬不知耻”。

12月28日凌晨00:23分，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发微博称“国有企业是个很奇怪的东西，比如说：褚时健退休前分了一百几十万美元被判无期、女儿自杀，可谓家破人亡；有的人多发了点奖金、说是侵吞国资，被立案査处；有的把国企干成了自己的私企反而是改革楷模，名利双收！莫明其妙。”

而后中联重科董事长助理高辉回应，称“有一种人叫“道貌岸然”，质疑地方政府，质疑司法公正，质疑改制，”，并且点名向文波“送向文波四个字：恬不知耻！”

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彼此角力、争锋在工程机械行业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有业内人士指出，在行业低迷时理应合力过冬，积极寻求出路。如果一味地恶性竞争，非但对自身发展无益，对整个行业也将带来巨大伤害。

梁稳根被指主旋律首富 回应称爱国是基本素养

2013年01月06日 09:25 中国新闻周刊



梁稳根。摄影/本刊记者 李强

提要：青年时，朋友视他为“老大哥”；在三一，他被奉为精神导师；他是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代表；从改革开放前的“走资户”之子，到2011年的中国首富 ，人生的诸多经历，最终塑造了一个多面的梁稳根。

“主旋律”首富梁稳根

青年时，朋友视他为“老大哥”；在三一，他被奉为精神导师；他是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代表；从改革开放前的“走资户”之子，到2011年的中国首富 ，人生的诸多经历，最终塑造了一个多面的梁稳根。近期，《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历时半个月，辗转北京、长沙、涟源多地，采访了梁稳根及其十数个同事、亲友，还原出一个颇具争议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本刊记者/陈纪英 (发自北京、长沙、涟源)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梁稳根力求低调而不得。

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说“2012年是三一很刺激的一年”。作为三一集团的主要创始人、三一重工[微博](10.39,-0.20,-1.89%)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重工[微博])董事长的梁稳根，和三一集团一起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2012年12月15日，在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三一产业园的办公室，梁稳根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

梁说话抑扬顿挫，不管谈话还是吃饭时，腰杆一直挺得笔直，儿子梁在中说他有一种“领袖”气质。

如同大部分公众人物一样，梁稳根并未幸免于被标签化、被误读的困境，加上他本人素来神秘低调、言语直率等，种种被外界生硬地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变得愈发难以撕去。

“十八大”期间，梁稳根接受采访时开玩笑说，党员的老婆一般要漂亮些——当时正是光棍节，梁这种稍显夸张的应景表述引发了现场记者的一阵会意笑声，但也再次把他置于舆论漩涡的中心。

当这些言论被片面截取上传网络后，中国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推测说，民营企业家梁稳根可能有一种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梁此举也许是为了抱“大腿”。

网友们的误读让梁稳根困惑。“难道爱国不是基本素养么？”他反问道。

当年和梁一块创业的袁金华解释说，梁这一代人亲身体验到了国家政治动荡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对国家对民族的命运尤为关切。另一方面，在涉及到政治制度层面时，这位从篾匠的儿子成长起来的2011年中国首富，习惯于从历史的纵深来做出判断———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的发展成果不容置疑，这和习惯于用横向比较思维的年轻人完全不同，后者更习惯于批评者的角色。

光荣与冒险

三一集团董事袁金华说，三一能做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有梦想。“人类因梦想而伟大”，现在是三一集团的第一信条。

梁稳根最初的梦想教育可能来源于他的高中班主任肖福清。肖经常鼓励成绩并不十分突出的梁稳根，“你只要努力，北大清华都能考上。”1978年，梁考入了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南大学。

他曾去问肖福清，为什么他没考上清华北大，肖的回复是，“如果我不这么鼓励你，你可能连大学都考不上”。

这种朴素的正向激励法，让梁意识到人有梦想是多么重要，他和肖的师生情谊一直持续至今。

2012年12月21日，涟源是个温暖的晴天，山间公路笼罩在早晨的雾霭中，路旁空荡荡的田野里只剩下灰黄色稻茬。屋顶露天的废弃老房子与崭新的贴满各色耀眼瓷片的楼房相依在一起，是乡村迅速致富的缩影。

茅塘镇道童村一栋贴满白色瓷片的二层小楼是梁稳根家。如果不是院子前半径约为20米的圆形停机坪，这所房子在村子里一点也算不上打眼。

留下梁稳根鲜明印记的还有与村庄遥遥相望的三一学校，学校由三一集团捐资3000多万元建立。梁稳根慷慨激昂的寄语被刻在了校门口的墙壁上。三一学校的愿景也是三个一流——“一流学校，一流教师，一流学生”，关于三一集团最新介绍的资料被展示在宣传栏里。

2003年三一重工上市的时候，梁稳根还捐资数百万元给村里修了一条水泥路。每年清明节回到村里祭祖的时候，梁稳根主动握手问好的热情让村民们觉得梁“没忘本”。

少年时期，梁家的境况并不好，梁的父亲在闲暇时刻是走街串巷做生意的篾匠，按照当时的政治语境，他被定性为“扰乱生产积极性”的“落后分子”，并因此遭遇了几次批斗。尽管编织活动被迫只能在夜晚“秘密进行”，但却解决了梁稳根一家九口人的生计问题，这可能是梁最初商业意识的萌芽。

家庭成分不好给梁带来了人生第一次比较大的打击。当时梁和村里的一位姑娘情投意合，对方父亲是娄底地区的一位官员，坚决逼迫两人分手。深受打击后，梁随后跟身边的亲友们说，他一定要考上大学成就大业。

大学期间梁稳根虽然学的是材料科学，却痴迷于各种管理学书籍，有同学叫他“厂长”。梁甚至一度想转学到管理学专业，因为英语成绩不好未能如愿。

大学毕业后，梁稳根被分配到了兵器部下属的洪源机械厂，这是位于深山中的一家国有军工企业。他在这里结识了后来的创业团队成员：袁金华、毛中吾、唐修国、向文波，而年龄最长、思想成熟的梁稳根是他们的大哥。

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上最流行的思潮是托夫勒的未来学。托夫勒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进入信息社会，穷国和富国将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洪源机械厂的大学生也被组织起来，去湖南省图书馆观看托夫勒的演讲视频。“看得我们热血沸腾”。袁金华说。

现实却令人失望。在当时主流的思想体系里，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但是“主人”一点也不爱工厂。机械厂有很多二手设备，“只要机器一出毛病停产，工人们帽子一甩，高兴得嗷嗷嗷嗷大叫，欢天喜地就下班回家了。”袁金华说。

这让梁稳根和袁金华等人备感失落，“国家还这么穷，这样子怎么能富强”，梁稳根、袁金华说他们那一代人天然有种家国情怀。袁金华读初中时，他哥哥有位同学是教育局长的儿子，家里订了份《参考消息》，谈起当时的国际局势头头是道，袁金华觉得这个人“神奇透了”。2012年12月12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当年的胡耀邦等人，54岁的袁金华忍不住红了好几次眼圈。

他们对工厂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意见。厂长王福全对这几个“不安分”的年轻人颇为赏识，工作一年多后，梁稳根就成为了机械厂的体改委副主任，属于副处级干部，唐修国等人同样也得到了被提拔的承诺。随后，梁提出能否承包一个车间，推行改革自负盈亏，这个建议并没有得到准许。

那时候，中国企业家的杰出代表是步鑫生和马胜利。熟读西方管理学著作的梁稳根觉得，步和马那一套非常粗糙。梁等人认为自己不比他们差，他们决心成为中国一流的理论家和一流的实践家。

按照梁稳根最初的想法，他们要了解十个行业、调研十个项目、存够10万元启动资金之后，才辞职下海。不过几个人准备辞职的风声已经传遍全厂，而他们的“出位”又被一些思想保守的老干部视为爱出风头的反面典型，辞职计划不得不提前落实，而风靡中国的下海大潮还要等到7年之后的1992年才到来。

梁把此次辞职下海定义为一场社会试验，“给后来者提供样本”。这种将个人选择赋予历史使命的光荣感和悲壮感，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失去了铁饭碗的恐惧。

接下来的离职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冒险。

梁和几个同事提出离职后，工厂方面扣押了他们的档案和户口本——当时要领到买口粮的粮票必须拿着户口本，没有户口本意味着他们连生存问题都难以解决。

梁本人并非莽撞之徒，他知道该找一位在涟源县有话语权的人寻求保护。1985年10月，他找到了县委书记阳花萼。2012年已经78岁的阳花萼只读过三年书，但是思想相当开放，自学上网。阳当年也属于改革派人物——为了鼓励县里的经济发展，他组织了一百多名县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落后分子”，让他们佩戴大红花在县城里游行了一大圈。

开明的阳花萼答应提供保护，免得他们被机械厂抓回去。

阳花萼还承诺，“干不成到县里当干部去”。但是梁稳根等人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后路，“如果失败了就去边疆支教度过一生”。

梁的父亲却对这场前途未卜的冒险出离愤怒，拿着扁担想把梁稳根赶回去，当初跳出农门时，梁曾是村民鼓励儿孙的榜样。

其他三人也向家人隐瞒了这一切。袁金华的母亲写给袁的家信寄到厂里，却以“查无此人”为由被退了回去。袁母以为儿子遭遇不测，从贵州一路哭着坐火车赶到涟源。

“压力很大，不敢跟家人说，以前的同学也都不联系了。”袁金华说，同学有的已经当了副县级干部，他自己却为吃饭发愁。

经过贩羊等一系列失败后，他们在1986年成立了焊接材料厂，当时乡镇企业的标准称谓必须挂上所在乡镇的名字，为了使企业名字听起来更有底气一点，他们找人去掉了“乡”字，“叫涟源县茅塘焊接材料厂，这样的话人家可能以为我们是县级企业。”袁金华回忆说。

在三一的历史上，这被认为是第一次创业。第二次创业是1994年的“双进战略”，进入工程机械领域，总部迁往长沙。第三次创业则是国际化。

“没想到啊没想到”。2012年12月23日，在三一集团位于娄底的生产基地办公室里，阳花萼连声说，他压根想不到当年那几个有些莽撞的年轻人“能干这么大”。

阳花萼把有关三一集团的所有新闻都放到了电脑的收藏夹里，他能随口说出三一最近几年的销售额，还推测三一起诉奥巴马赢面很小。不过，他话锋一转说，“这几个人啊，还是那么胆大，告奥巴马长志气。”

办公室外是喧嚣的生产基地，笨重硕大的银白色金属油缸，正被机器手轻巧地搬移到下一道工序处，这是混凝土机械的关键部件之一。如今，三一集团的混凝土泵车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0%以上，连续多年产销量居全球第一。三一集团也成为中国最大、全球第六的工程机械制造商，并成为造富工厂。2011年，梁稳根先后登上胡润与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之顶，首次成为中国首富，三一其他多位高管也入围榜单。

老大哥

值得一提的是，从1986年创业开始，四位创始人就从未分开过，这在中国企业界非常罕见——在逐渐做大的蛋糕中，他们如何保持了利益的平衡？

梁在创始团队之中一直扮演着老大哥的角色。唐修国、袁金华等人在私下或者公开场合都不掩饰对梁超出兄弟情谊的敬仰。

第一次分蛋糕，是在“双进战略”实施之后。1994年，梁稳根召集兄弟开会，明晰两个公司的产权，当时，是向文波刚刚加入三一集团的第三年。梁稳根提出的方案是，涟源材料厂的股权，梁、唐各21%，毛、袁各20%，其他高管分享剩下的18%。当时，主业为工程机械行业的长沙三一还处于亏损状态，梁稳根占50%出头一点，唐修国9%、袁金华、毛中吾、向文波分别占8%，随后梁还把一些股权分给了后来的高管。“当时涟源材料厂是赚钱的，梁总占50%都不为过。他不计较涟源厂的股份，长沙这块的股份就更没人计较了。”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道。

这场分家产会议上还达成了一个原则，以后三一集团涉足的新领域中，谁作的决策谁占大股，而长沙三一进入工程机械行业，是梁稳根最终拍的板，所以梁稳根占大头理所当然。

创始人团队的团结稳定，也是三一集团快速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几位创始人如今都是三一集团董事，袁金华50多岁去开辟巴西市场，在三一海外投资项目中第一个盈利。唐修国是三一管理第一人，向文波是三一战略第一人，后来加入的易小刚则是首席科学家。

因为现实和梦想有差距，完美主义者梁稳根也常常感到挫败感，但他一向以乐观示人。1986年刚创业的时候，因为产品不合格对方拒绝打货款。梁稳根在橘子洲头的大桥上来回走了好几个小时，袁金华一直跟在后面。据梁后来说，当时压力最大的是，他有些怀疑带着兄弟几个扔掉铁饭碗是不是值得，但是这些压力梁多数时候一个人扛了。

在另外一些时候，梁又非常细心，公司里200多名高管，只要生日都会接到梁稳根的电话祝福。三一集团一位总裁助理还记得，当时他接到梁稳根的电话祝他生日快乐，他还以为是谁冒充梁和他开玩笑，确认对方就是梁稳根时，这位高管“高兴了足有半个月”。

对于阳花萼、王福全、肖福清等曾经的“恩人”，梁一直没有忘怀。

王福全70岁生日的时候，梁邀请了100多名老同事到长沙给王福全祝寿，参加那次祝寿的老同事每个人拿到了5000元红包。

退休后的阳花萼曾在几年前去长沙三一集团参观，公司里挂了长长的红色标语欢迎他，那待遇如同迎接国家元首。2011年阳花萼去长沙，梁稳根让司机开着700多万的迈巴赫送他回娄底，“那个车敞亮，舒服得很”，阳现在回忆起来还笑眯眯的很开心。

精神导师

在三一集团内部，梁则承担了类似精神导师的角色。

梁是三一集团下属的上市公司三一重工董事长，但是媒体却经常误报梁为三一集团董事长。事实上，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梁不能同时担任三一重工和三一集团的董事长，所以三一集团董事长一职一直空缺——这可能是因为，除了梁稳根，没有人能再担任集团董事长一职，而梁稳根则是实际意义上的集团董事长。

“他在公司的重大决策上的把握上超出我们。他的能力和人品为大家所敬仰”。唐修国特意强调他“一点没夸张”。

三一集团“三个一流”的愿景的主要内容就是梁稳根刚在创业时提出来的，到现在基本没有变。“品质改变世界”的三一使命也是梁稳根确定的。

创立至今，三一集团经过了数次转型，梁稳根说情势很复杂，但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走正道”。

1991年前后，公司已经改名为三一集团，但是营收却一直徘徊在亿元左右。几个创始人一讨论，认为焊接材料行业比较小，而且供应过剩导致利润微薄，必须进入新的行业。

高管会上，有人提出要进入利润丰厚的保健品行业，梁稳根反问了一句，“做出的保健品你会让你自己的儿子吃吗？如果不会，那我觉得这个行业就不能进。”

梁认为，那种缺乏真正价值而靠营销取胜的产品，第一是违反了基本的商业道德，第二也很难可持续发展。

2004年前后，三一集团还曾考虑涉足房地产，但是经过调研发现，很多房地产企业通过潜规则低价拿地，而梁稳根不愿意做这种事，公司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现在，“不通过不正当关系换取额外利益”被写入到三一的公司章程之中。

对于那些怀疑他“抱大腿”的言论，梁稳根很不屑地斥责为“无聊”。

在三一集团的企业文化中，有一条叫张扬个性，这一条在传统的大公司中很少见。梁说传统的中国人觉得一言九鼎、控制住局面的人最有本事，而下面的人也习惯了事无巨细地服从上级，一股奴性做派。梁本人十分讨厌这一点，他认为好的组织应该是畅所欲言的，“生动活泼才是好局面”。

在三一集团，重大决策出台之前的讨论期，每个参会的高管们都可以畅所欲言。中证万融投资公司董事长赵炳贤曾经受邀参加过三一的高管会议，会议的开放气氛让他诧异，如同吵架一般，谁都可以打断梁稳根的发言。

不过，“这个事如果定了以后，谁再找梁总抱怨，那就是自讨没趣。”袁金华说。

三一集团的开放还体现在如何对待并购上。2012年初，三一重工收购了德国混凝土巨头普茨迈斯特，收购完成后，原有的高管团队几乎悉数保留。三一的混凝土泵车的销量全球第一，收购之后，在混凝土机械领域的全球海外市场，三一逐步退出，把市场和资源都交给了普茨迈斯特。

普茨迈斯特的创始人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卖出后品牌会不会消失，现在他完全打消了这个顾虑。普茨迈斯特CEO罗伯特·肖毅曾认为中国公司等级制度森严，后来他发现自己可以和梁稳根等“唱反调”。在如何发展普茨迈斯特品牌上，他得到了充分的授权。

三一德国公司曾经买了一块5000多平米的地，他们建议普茨迈斯特用此地建设一个油漆厂。但是做事谨慎稳健的普茨迈斯特高管却认为，1500米的油漆厂就够了，最终确定的方案听取了他们的意见。2012年，普茨迈斯特的利润预计是收购前的四倍左右。梁稳根对肖毅说：“肖毅先生，跟您的合作虽然有些费力，但却成果显著。”

现在肖毅是三一集团唯一一位外籍董事。“都是一家人了，不分你我”。12月20日，唐修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尽管身为“精神导师”，梁稳根却相对低调，他极少接受媒体采访，很多公开活动的邀请往往也是请集团新闻发言人向文波代劳。

唐修国说，这源于梁稳根本人并不愿意做魅力型领导。梁很推崇管理学名著《基业长青》，书中说，伟大的公司不需要眼光远大的魅力型领导，这种领导可能对公司的长期发展有害。这种思想对梁触动很大，他的低调正是“主动去魅”的选择之一。

尽管梁很低调，但是2012年梁稳根和三一集团是新闻焦点，其中起诉奥巴马被一些人视为高调之举。

但是袁金华却认为，这是三一全球化进程中绕不开的一步。

“如果你放弃美国市场，如果你不再搞全球化，那你就不用起诉奥巴马了啊？!早告晚告绕不过去那一步，这是交流的方式之一。”袁金华说。

引起争议的还有和竞争对手中联重科(9.20,-0.01,-0.11%)的矛盾公开化。一位三一高管说梁稳根在这个事情上采取的是不是唾面擦干而是唾面风干的态度。梁现在喜欢吃清淡的粤菜，他比年轻时脾气好了，也更愿意包容。

“人家吐到你脸上，你要是擦干了别人不解气，还是等着慢慢风干吧”。为这个事情，梁向高管们推荐了《商战》和《博弈学》，他认为两家企业恶斗对整个行业不利，而三一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应该避免类似事情发生。

这位高管认为，三一不是在和中联重科恶斗，而是在喊 “救命”。

不过，现在三一高管们已经不愿意再提此事，“一直说这个事，显得我们太不男人了吧”。

党代表

让梁稳根区别于其他大部分民营企业家的，还有他爱党爱国的一系列言论，这些话通过梁稳根的湖南口音对外表达出来，尤其显得激情澎湃。

12月15日中午，他敲着桌子，一脸困惑地反问，“爱国是基本素养，为什么有人要质疑呢？!” 上网只下象棋、也不用手机的梁稳根并不适应被网络恶搞。

中共“十八大”的新闻发布会上，梁说如果国家需要，他可以把三一交给国家。这样的表述脱离当时的语境单独摘录出来后，确实有点突兀，梁解释了他此番言论的背景：“我是在假设一种特殊情况，如果战争来了，国家紧急动员把三一征用了，我怎么会痛苦呢，我会感到光荣。”

一位在三一工作多年的老员工相信梁的真诚。她举了个例子：梁稳根的儿子叫梁在中，另有两位董事的儿子分别叫思龙、立桦，“你看这几个名字，中、龙、桦，不都跟中国相关吗？!”

梁在中前几年到英国著名学府华威大学读书，看到华威大学挂着很多国旗却没有中国国旗，就找到校方提了意见。

“十八大”刚刚结束不久，梁稳根还带领三一集团50多位高管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的展览，而两天之前，这里刚迎来了习近平等新晋政治局常委。梁和其他高管的参观照片以及相关新闻被放到了三一集团的官方网站上。梁要求高管们牢记产业报国的使命，每位参观的高管还被要求写一篇感想。

从2007年开始，梁稳根连续担任了十七届、十八届党代表。让梁稳根津津乐道的是，集团11名中国董事中，党员有7位。整个三一集团5万多名员工中，党员的比例约为10%。

在2012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梁稳根作为湖南省唯一的企业家代表受邀参加，习近平和李源潮也出席了此次会议。在那场大会之后只有十人参加的闭门座谈会上，梁和红豆集团党委书记周海江是仅有的两名企业家代表。

梁在上述北京的闭门会议上有一个发言。他说，第一年上大学他领到了19元助学金，“当时的感动与幸福，至今记忆犹新”。如果联想到梁稳根从一个被批斗的“走资户”的儿子，在改革开放后成为了中国的首富，也许就会理解梁的这番表述。

为了促进党建工作，2011年，梁还要求把相关条款写入三一集团人力资源管理条例之中，在三一要获得提拔，必须要递交入党申请书。2011年，三一集团有560名党员得到晋升，占到提拔干部总数的56%。

三一集团的员工们相信他们的董事长此举出于真诚。三一集团党群工作部负责人说，三一是改革开放受益者。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就说过，在中国，如果一个民营企业不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不可能做大做强。

同为金砖四国，巴西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落后，至今还没有一条全国性的拿得出手的铁路。三一巴西公司的财务总监是巴西人，他上学时的课本中就写到巴西要建铁路，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巴西还是没能建成一条像样的铁路，那个财务总监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含着眼泪说，他很羡慕中国能“集中力量干大事”。

“这个国家确实存在腐败不公，但是如果要搞什么革命，那民族会不会动荡，两害相权取其轻。再说，这么多年国家的复兴是真实存在的，谁能否认呢？!”袁金华提高了声调说。

向文波也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印度大使到三一参观，参观完叹了口气说，“印度在经济上，综合来说比中国要落后十五年。”目前，印度文盲的比例达到了40%，贫富差距甚于中国。

与巴西和印度不同，中国政府一直在基础设施领域投入了大笔资金、2008年还出台了四万亿的救市政策，工程机械行业的三一集团是直接的受益者。2003年，集团旗下的三一重工刚刚上市时，当年的销售额刚超过20亿元。2011年，三一集团销售额已经开始迈向1000亿元。

经济利益只是梁稳根家国情怀的形成原因之一。受益的企业并非三一一家。另一原因或许是梁稳根本人性情使然，在长沙三一行政楼左侧的墙壁上，“心存感激”四个大字非常醒目。

在12月15日的采访中，梁认为这还缘于湖南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他引用杨度的一句诗“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三一集团董事及其配偶子女，至今没有一个移民的。“为什么不移民，我们干净嘛，不干坏事不用给自己留后路。”梁自豪地说。

当年他准备辞职创业的时候，曾找到肖福清老师征求意见，肖问他万一中国再重回打土豪、分田地的老路他怎么办，梁说，既然中国都倒退了，民族没前途了，他个人命运又算什么呢？

梁这种毫不掩饰的感情在一些时候还被解读为他准备弃商从政的“信号”。2011年底，中组部官员确实曾到三一考察。但是12月15日梁澄清说，1986年，他辞去副处级干部的职位下海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选择，“我肯定不会丢下三一”。

三一集团的其他创始人也相信梁此生不可能离开三一。就连17岁就参加工作的阳花萼也说，如果他见到梁稳根，会建议他不要从政。“应该把精力花在让三一更上一层楼上，中国更缺好的企业家，从政后受到的制约会很多，可能不利于企业发展壮大”。

事实上，梁稳根可能曾经有过动摇，但那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在他把焊接材料厂做大以后，王福全曾经力劝梁稳根带着创业团队重回机械厂，并许以高位。当时梁曾跟几位兄弟讨论过此事，但是他们最终觉得，机械厂搞不好绝不是王福全无能，而是受限于国有企业僵化的体制。

对于梁上述言行是源于民营企业家缺乏“安全感”的猜测，梁身边的同事们并不认同。梁稳根说，他每次看总书记在党代会期间的报告，第一步就是先搜寻有关民营企业的内容。他发现，中国政府对进一步改革开放有着宗教般的崇拜，他就放心了。

梁现在更为操心的是三一集团的发展前景，按照规划，十年后三一集团的销售额将达到3000亿元。梁说他到时候回老家涟源钓鱼养老。创业时期，梁、袁、毛、唐四人还曾在河边洗过澡。不过，如今的小河边上已经筑起厚厚的水泥路，里面水草茂密鱼似乎不多。

危险重工：三一中联激战正酣 行业风险不断积累

www.eastmoney.com2013年01月06日 07:20

外面寒意渐起，梁稳根只穿了一件浅色衬衫，神情凝重。三一总部的数百名员工被召集至此，目的是向他们正式宣布“迁都”北京的消息及相关安排。在此之前，三一已经公开倾述过被迫迁都之痛。

并没有暴风骤雨般的反响。当向文波慷慨激昂地阐述《关于总部搬迁的内部通报材料》时，员工们中甚至还有笑声，向文波历数了同城竞争对手中联重科(下称中联)炮制的“行贿门”、“裁员门”、“间谍门”、“走私门”，乃至三一涉黑、梁稳根儿子遭遇绑架、中纪委收到有组织发送的针对梁稳根的800封举报信等耸人听闻的内容。

他称三一迁离长沙是为了弱化同城竞争关系、规避恶性竞争，“这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是三一发展历史上新的长征。”

此刻，自从11月份三一与中联撕破脸，双方在市场和舆论的争斗已至白热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位工程机械行业人士评价。

2011年9月28日是中联成立20周年，据说当时中联邀请了全国所有重工机械领域的“老大”参加庆典，也给梁稳根送了正式的邀请函，而最终三一一个人都没来。两家只有一江之隔、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企业，已到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境地。

在中国，同城恩怨并不稀有，华为与中兴、海尔与海信、蒙牛与伊利、雅戈尔与杉杉……无论哪一对企业都曾在市场上拼得刺刀见红。尽管如此，激化到如此尖锐和公开的地步还十分罕见。

“这一方面是因为地域原因。”上述人士说，更重要的是工程机械行业生态出了问题，这是一个不健康甚至有些畸形的行业。过去几年，许多工程机械企业每年都保持着50%-60%的增长速度，泡沫化非常普遍，2012年经济大幅减速则让业务高度重叠的三一与中联正面冲突越来越多。

激战正酣，行业风险也不断积累。2012年前三季度，三一应收账款达到史无前例的207亿元，成为行业内应收账款数目最大的公司；中联应收账款也不相上下，达到196.79亿元。而在33家A股工程机械上市公司中，合计应收账款达到1122亿元。

在向文波看来，如果说市场上的价格战、公关战情有可原，那中联这一次已然过界，行贿门、间谍门、裁员门等超越底线的抹黑与诬陷，让梁稳根最终忍无可忍才做出迁都的决定。

对此，中联品牌管理部部长刘小平的回击也毫不留情，“它就是一个炒作，它把这件事情夸大。走就走呗，还整这一出。”刘小平向本刊表示，三一爆的所谓猛料是一派胡言，“他们说的这些话，我们一告一个准儿。”

管中窥豹

“做混凝土(设备销售)是一条不归路。”12月初，坐在北京一处偏僻的咖啡馆里，前中联销售人员刘冰(化名)如此告诉《中国企业家》。刘冰是电力专业出身，两年前进入中联重科东北某销售部。

2012年下半年，就在三一、中联口水战日益升级，三一宣布迁都北京时，刘冰辞掉了中联重科的工作，独自到北京来闯荡。“我要远离这个行业，因为对这个行业感到绝望。”他说。

在他看来，三一、中联的恶性竞争并不新鲜，重要的是一线员工充当了战争的炮灰，而整个行业也过度透支了未来。持这个想法的并非他一人，他的同学与朋友中不断有人逃离这个行业。

最初，刘冰积极性高，压力也大，那个时候每天7点半起床，晚上7点半回家，中间吃不上一口饭，却能抽两包烟。但2011年底以来，刘冰感到这个行业销售人员生存越来越困难。

离职前刘冰手头有20个客户，他很不好意思地说，这20个客户没有一个客户能够按时还款，而如果一个客户每个月不能还款，那么公司要倒扣销售人员收入。2011年下半年以来，实施零首付等激进销售政策，可以说卖的越多越赚不到钱，因为对业务员来说除了首期之外，就要靠每期客户还款提成。

2010年刘冰刚进入公司时，发现混凝土产品销售对象层次还比较高，销售过程中，需要走访客户，看他的真正资产有多少，房子、汽车等都要拍照登记。而最近两年，在信用销售模式下几乎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成为客户，审查也不再那么严格，只要提供复印件就可以。

如果说高速发展期彼此还能良性竞争的话，市场的下滑就直接导致两家企业白热化争夺。刘冰说，两家的竞争有时神乎其神，到了什么地步？这边业务员刚把客户的购买意愿报到管理部门，对方就已经在下手了。

刘曾经费力攻一个客户，双方谈到一定程度后，突然有一天客户去了长沙，他一刻不停赶过去，说服客户在当地参观工厂，回来后为了不让对手刺探到信息，他把客户带到洗浴中心，双方准备早上就签合同，哪知早上一出门，对方业务员已经在客户的轿车旁等候多时，最后这个客户还是被抢了过去。

另外一个合同，双方谈到了半夜，老板已经下决心签合同，并直接把银行卡给了刘，打算第二天早上直接划账。结果第二天老板打来电话说已经与三一签约。这让他悔恨万分，后来他的很多合同都是半夜签，一分钟都不等，因为多等一分钟多一份风险。

刘冰说，大部分的情况是双方不断压价，到达自己的底线，这个时候总有一方即使是不赚钱也要把单子拿到手，这就要看哪家企业的底线更低。至于行贿，这更是潜规则，为了做成一单给客户送价值数万的相机、笔记本、电脑，这些招数都已经不稀奇。

一般来说，每年的上半年是工程机械销售的旺季，在很多行业这被称为开门红，工程机械行业1-3月尤其如此。在刘冰所在的分公司，前两年的情况是，开门红期间都会遥遥领先于三一，但后来可能有所放松，到年底一盘点，三一已经追上来了。

他们感到很奇怪，这么一个小小的县级市，就这样几家建筑企业，哪些人会买这些设备几乎是可以预见的，这样巨大的增量从何而来？后来他们发现，这些都是三一业务员一台一台卖出去的，而销售对象都是个人客户，如此积少成多。后来，中联的个人客户也越来越多，辞职前刘冰20个客户中只有一个勉强算是企业客户。

这样做的结果是，行业的客户资质和质量呈直线下降，一台车200万，过去首期要付100万，现在一二十万就可以买一台，所需的资金量越来越少，审核越来越松，无形中就扩大了客户的覆盖面。“它本来覆盖的是一小部分客户，但现在却扩大至个人，无论从品牌、销售方式、付款方式，单价如此巨大的设备已经与消费品无异。更严重的是，由于经济放缓，核心客户的需求在萎缩，只能靠扩大增量和客户群来提高销售收入。”刘冰说。

往年，刘冰年初都会回一趟长沙，开门红期间要提车根本没有，但2012年却完全不一样，4月前后，无论是中联还是三一，厂区内都停满了库存的机械设备，一排一排十分壮观，可见市场萎缩之严重。令人震惊的是，两个月后，他再回到长沙，两家企业积压的产品已经全部卖光，厂区又开始空空如也，这些产品都涌到了哪里？可以参照的一个答案是，2012年上半年正是三一和中联零首付做得最凶的时候。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双方开始收缩零首付，并完全停止这种激进的模式，这种方式暴露出来的风险两家企业的领导人也已经深深体会到。

在刘冰看来，这个行业最大的问题是，表面上看着很风光，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发展非常好，产品进步，企业做得大，但无论是一线的大部分销售人员，还是他的客户，目前都处于一种困境中，购买的混凝土设备就像一台赚钱机器，一个月没有工作，购买人就要承受巨大的还款压力。但2011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铁路和基建又下滑最快。

矛盾激化

三一与中联已成“世仇”，对于总结仇恨的来源和历程双方都各有一套说法。

刘小平第一次感觉到公开的正面冲突，是在2006年。这一年中联市场占比明显增加。而恰好在这一年，中联“经营状况出现了问题”，其一台设备在施工过程中断裂，“三一却把这个消息编成短信，满世界发给中联的客户。”刘小平说。

相对而言，三一最早的回忆则是其创业早期拖泵液压系统被对手灌沙子。而随着中联改制完成，双方矛盾不断升级。向文波说：“真正的问题发生在中联改制以后，从那时开始，竞争就变味了。之后有了2009年的间谍门 ，2011年的行贿门 。然后我们不断有门，比如说裁员门、资金门，两会期间我们梁总的儿子的走私门 ，最近又是什么间谍门 ，一个门一个门连接不断……”

尽管双方各执一词，但可以确定的是，真正进入高烈度的摩擦和对抗是2008年。这一年，金融危机笼罩全球，中国推出的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开启了国内工程机械行业超常规发展的序幕。

在国内磨砺多年后，双方第一战就是对意大利混凝土机械公司CIFA的收购。CIFA是闻名全球的混凝土机械品牌，谁能够收购便意味着将在这一领域拥有重大优势。向文波对本刊讲的故事是，由于政府出面干预，三一在最后一刻退出。“在这个案子成交的前一天晚上，我、梁总跟CIFA董事长在香港见面，对方明确讲，只要三一同意，就把这个企业卖给三一。”按照三一的说法，梁稳根的答复是既然CIFA和中联已经谈到了这个程度，且政府已经出面，只有在他们不成交的情况下，三一才可能介入，“政府也承诺，这次机会让给中联，下次三一优先。”而在中联的版本里，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故事，三一成为了搅局者，并且抬高了整体收购成本。

接下来便是2009年的间谍门。向文波表示，任何企业都有市场研究机构，比如市场竞争情报研究。三一也有，中联也有，其它企业都有，市场部就是进行市场信息和情报研究。三一和中联是同城竞争，实际上两个市场的研发机构的人互相认识，有时互相交换情报，互相也给对方一些好处，而这个情报也是完全可以公开的资料，并不涉及到技术机密。但这个事情被作为商业间谍抓了，“但抓的是我，没抓他。就这么简单个事，说一千道一万，所谓间谍案就是这个事。”

如果说争夺CIFA和间谍门还是在正常的商业竞争范畴内的话，2011年三一计划香港联交所上市前夕，一些非正常竞争手段开始粉墨登场。刘冰获得的一个未经核实的消息是，隐忍了很长时间的詹纯新决定要“打垮三一”，当时的背景是中联已上市并手握400亿现金，而三一正处于港交所上市的关键时刻。随后爆出的“行贿门”让三一倒在了H股上市的门口，接着媒体开始打击三一的痛点——资金，后来不断有三一资金链问题的报道出现，即使到三一收购大象时仍是如此。

三一内部人士说，对手是在有步骤地组织三一的负面新闻。2012年上半年市场不好，舆论将矛头对准三一的另一个痛点——裁员，形成“裁员门”，这让三一的市场形象、信誉受到很大影响，资本市场与投资者都认为三一是一家资金有问题、不负责任的公司。到了2011年下半年，“间谍案”再次发酵，直击三一在市场上比较凶悍的竞争情报工作，并抓了其两名员工，这让三一高层再也无法容忍。

一位行业观察者表示，客观地说两家企业背景与资源不同，市场竞争中所擅长的手段也不一样。三一善于事件营销，善于在市场上真刀真枪展开竞争，手法非常犀利。中联在品牌宣传及地方政商关系方面拥有非常强的优势，三一则在竞争情报收集方面投入较大。

一位熟悉三一的人士告诉本刊，就在几个月前“裁员门”时，三一有意与专业的公关公司合作进行危机公关，当时从三一德国返回的副总裁贺东东负责媒体与宣传，虽然其在德国与奥美公关等合作不错，有不少成绩，但显然很难适应国内媒体，事态控制得不是特别理想。后来，意识到严重性的三一高层决定由三一重工(行情 股吧 买卖点)总裁向文波和三一重工高级副总裁袁金华直抓宣传工作，三一开始寻找对手的弱点与痛点，组织反击。

除了宣布迁都北京，大爆中联种种超越底线的竞争手法外，三一找到中联的痛点有两处，一个是中联的原罪，也就是MBO过程中詹纯新将国有资产私有化。三一称，中联在MBO过程中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公司，实现了资产的转移，正常情况下这样的改制不会通过。

对此刘小平告诉本刊：“我们不是国企，我们是科研院所办的企业。因此我们的MBO也不是国企改制，而是科研院所改制。”

三一抓到的中联第二个弱点是，中联改制前后有大量官二代入场，成为其利益合伙人，以公权力干预市场竞争。按照向文波的说法，这并非国企与民企之争，而是不良企业利用公权力进行打压、造谣、抹黑一家一心产业报国的企业之争。

“两家企业互殴过程中，都在找各自的痛点与弱点，只不过三一开始了反击，并且决心离开争斗中心。”上述观察者认为，尽管三一迁离长沙充满悲情，并高调将原因归咎于竞争对手，但他分析真正原因仍然是基于长远发展和国际化需求。

他指出，三一的野心是成为全球企业，总部在长沙会有诸多不便，且无法超越对手的政商关系，但一直以来湖南省政府对于三一也给予了很大支持，中联的连续打压恰恰给了梁稳根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时机，“市场上存量的机械设备太多，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会消化存量并推动行业继续发展，已经不可能高速发展了，未来只有国际化。”他告诉《中国企业家》，三一认识得很清楚，迁都北京的想法也早已有之，一切只取决于“时也，势也”。

悬崖勒马

三一迁都震动业界，然而中联的镇定和不反驳却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中联在公关方面显然是有高人。”一位三一内部人士评价，对方很清楚，一旦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出面反驳，更多的炮弹会呼啸而去(另一种说法是湖南省政府要求中联不出面回应，到此为止)，从而陷入一场无休止的口水战。

“他们现在是嘴巴上不理性，市场上理性。”一位工程机械销售公司负责人告诉本刊，尽管三一、中联的争斗现在闹得沸沸扬扬，但实际上双方最激进的时刻已经过去。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两家企业都在加快回款速度，调整和控制自己的现金流，从而避免可能的风险。2012年三季度末，三一重工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已经由年中的-17.46亿元转为8.28亿元。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市场发展部副主任冯宝珊说，前几年他们将三一和中联，包括徐工、柳工(行情 股吧 买卖点)的报表拿来进行分析，如果从销售收入和应收账款来讲，比例还算在适度的范围之内，大概在30%左右，不是那么危险，“但2011年上半年很多企业应收账款比例超过了40%，而且以前市场特别好，回款特别方便，没有这种压力，现在行业里存在的风险比较大，尤其是下游建筑市场资金一出问题，就会传导至整个链条。”

以三一为例，由于2012年市场萎缩，回款困难，压力和风险骤增，其第三季度应收账款所占比例比年初提高了83%，资金链已经绷得很紧。“在解决危机方面，许多企业先是零首付，然后通过优惠赠送把设备卖出去，客户一旦还款出现问题可以申请延期还款，甚至能还多少就先还多少，机器让你继续用，哪一天就算借钱也无法还款，公司就把这笔交易移交到法务部门，视情况锁机或拖走，实际上是把客户吃干榨尽。”刘冰对本刊说，工程机械行业本来是B2B的行业，结果许多企业把资本品变成了消费品和投资品。

在这一点上，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应该有切身体会。由于已经在H股上市融资，资金实力强于三一，中联重科在零首付、低首付方面一度走得十分激进。多年前，由于还不上款的案例不断增加，各种各样的抵押物也纷纷出现，房子、车子甚至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甚至还有股票。刘冰遇到的一件事情是，某位客户因为还不上款，就说自己拥有某家公司的原始股，价值5000万，能不能抵债，这家公司未来会上市，所赚的钱要翻几倍，据说后来这个申请交到詹纯新那里，得到的答复是“这样的东西坚决不要。”目前，中联客户在还款时除非特殊情况只能使用现金。中联重科在2012年成为上市工程机械企业中唯一利润正增长的公司，这与其资金保障以及下半年对风险的控制有很大关系。

“重工机械行业是4万亿投资拉动政策的受害者。”冯宝珊认为，现在出现的行业困境最根本的原因是4万亿投资拉动政策的刺激，透支了重工机械行业的市场。投资拉动建设就要使用工程机械，4万亿刺激造成行业不理性地过度扩张，从而造成产能过剩。如2012年挖掘机的在建能力和现有能力大概是60万台，而能够销出去的仅为11万-12万台。

她认为，目前的时间点正好赶上政府换届，这对重工机械行业的发展也有不利影响。重工机械领域的项目一般周期都很长，这届政府会考虑是否还要投资某个新项目，很多项目到这个时候就停下来了。

更重要的是，工程机械这几年发展特别快，产品在市场上的流通量太大，且还没有报废，所以有什么项目的话，这些设备完全可以满足市场需求，新增的订货量不会增长很快。

好在这个曾经疯狂的行业已在冷却。上述工程机械销售公司负责人对《中国企业家》说，2011年9、10月份，工程机械企业连续开了几次会，主流企业已经在反思过去一段时间的激进策略以及行业的恶性竞争和商业伦理问题，“目前行业已经处于一个回归理性的状态，应该说三一、中联并不能完全代表行业以及行业的发展方向。”他说，过去行业竞争不讲规则、不择手段、缺乏商业伦理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必须改变。

他将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寄望于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以及逐渐松动的房地产市场。在他看来，由于过多泡沫的存在，工程机械行业的新一轮调整将不可避免，一是产品集中度的调整，二是更高层次的整合也可能发生。

对于三一和中联重科来说，“分道扬镳”之后竞争能否更加理性？这取决于企业的战略和企业家心态，但两家的争斗不会随着距离的拉开而停止。最近有消息说，中联收购的CIFA公司因经营不善而停产；几乎同时，中联重科宣布2012年年底将回购弘毅、高盛、曼达林持有的40%CIFA股权，2012年上半年CIFA的盈利已经达到2007年时的两倍。双方的较劲仍在持续。

“尽管中国企业已经收购了不少国外知名的工程机械企业，但在理念上和技术上它们距离国际化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上述销售公司负责人表示，国际化仍然是三一、中联未来的重要方向，两家企业也都非常有潜力。

“这个行业上半年在感冒，下半年浑身发抖，现在来看形势有些好转。”他说。

向文波影射中联重科私有化 双方火药味前所未有

www.eastmoney.com2013年01月07日 11:29



三一重工600031)总裁向文波并没有想到，一篇有感而发的微博竟然引来漫骂，开骂者为中联重科(000157)董事长助理高辉。这一次，中联重科一反其标榜的低调作风，以实名对实名的人身攻击，火药味前所未有。而去年12月28日凌晨的一则微博成为骂战的直接导火索。

点名开骂火药味前所未有

2012年12月28日00:23，向文波在其微博中写道：“……褚时健退休前分了一百几十万美元被判无期、女儿自杀，可谓家破人亡；有人多发了点奖金、说是侵吞国资，被立案査处；有的把国企干成了自己的私企反而是改革楷模，名利双收！莫明其妙。”

约11个小时后，上述微博收到一条认证为中联重科董事长助理高辉的评论，称，“有一种人叫'道貌岸然’，质疑地方政府，质疑司法公正，质疑改制，向大虾确有批判精神！受惠而不知感恩，背叛而委过于人，谎话连篇自以为乐，做人无品，做事无度，无敬畏这心，无是非之辨，误导公众，惟我独尊。送向文波四个字：恬不知耻！”

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的恩怨虽由来已久，但直接点名开骂，尚属首次。

一位法律人士对中联重科董事长助理跳出来骂向文波“恬不知耻”有些不解。他认为这起骂战缺少必要的逻辑。因为向文波的微博中，并不能直接看出丝毫与中联重科存有关联的地方，“向文波批判了国企存在的一些现象，但这并非空穴来风，现实中的确存在。”

三一重工某高层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甚至认为，没想到这则针对国企现象的言论引发中联重科高层如此激烈的反弹，“中联可能认为向文波是在影射自己，因为此前关于其私有化的质疑已不是秘密，今年中联管理层再度想将环卫机械MBO。”这位高层还称，中联重科上述举措有对私有化质疑“不打自招”之嫌。

向文波影射中联重科“私有化”？

在高辉开骂次日，向文波又在其微博中明确，自己不过是看了黃孟复(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编者注)谈国企有感而发：“褚时健将一破烂小厂发展成闻名于世的红塔集团却因退休前分了一百多万美元弄得家破人亡，我一朋友6年将国有资产増值百倍，因6年累计给职工多发1000多万元奖金被立案调查，而有人将国企干成私企(泛指)却是英雄，我说错了？！”向文波不仅指出前一天说法的来由，特别加上“泛指”二字，似正视听。

不过，高辉并无意收回其对向文波“恬不知耻”的看法，其表示，“本微博谨代表个人言论，与所供职公司无关，”并补充，“本人生性洒脱，嬉笑怒骂不拘，见不平事更是要说个痛快淋漓！”

“倘若向文波微博所言确与中联无任何关联，为何高辉要专门对此回应呢？”前述法律人士向记者表示，答案或许在于，高辉认为向文波的说法存有暗喻。

公开资料显示，早在六七年前，中联重科就已陷入私有化的多重质疑声中。2006年10月14日，湖南省商务厅批复长沙建机院的改制，同意将其持有的6.06%和18.04%的股权分别转让给另一投资方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和长沙合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由于受让方的幕后老板皆为中联重科管理层，此改制被指运作曲线MBO。次年3月，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澄清，表示经营者员工持股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中联重科此举并非MBO.

而针对外界称中联重科管理层实际控制股权可能超过30%，去年3月中联重科曾回应称不足20%。

然而，一波未平，被视为中联重科二次试图私有化的举动出现了。

去年3月16日，中联公告拟以1.65倍PB、5.11倍PE的作价，转让其旗下环卫机械资产予管理层，引发投资者不满。一位市场人士表示，以环卫机械的增长速度与市场地位，考虑行业前景，可用15倍动态PE来估值。

三一称中联重科言行相背

去年4月，三一重工副总裁梁林河与中联重科副总裁陈晓非曾因混凝土机械销售恶战打过一场“扩日持久”的口水战，直到7月才告一段落。现在看来，距离已不是问题——即便三一重工“迁都”北京，也没能改变这对工程机械巨头的明争暗斗。

颇具戏剧性的是，就在去年12月28日，中联H股发布“独立董事声明”，称近期公司因部分媒体报道'三一重工迁都一事’而被涉及其中，公司权益受损……我们赞成并支持公司管理层不参与'口水战’、敬畏法律、敬畏市场、敬畏股东、理性应对……并将依法独立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在必要时采取相应行动，以维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中联重科管理层如此'敬畏法律敬畏市场敬畏股东’？”前述三一重工高管向记者表示，在迁址事件中，第三方媒体曝出的种种真正内幕，已足以说明谁才真正的“小动作之王”。

中联重科又陷质量官司 需求遇冷加剧信用风险

www.eastmoney.com2013年01月06日 23:06



中联重科(000157)近日公告称，将实现对欧洲混凝土机械巨头CIFA的完全控股。不过，就在海外市场开疆破土之时，中联重科在国内却陷入了多起质量诉讼的泥潭。

5日，经济导报记者从上海至圣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下称“上海至圣”)获悉，该公司已将中联重科告上法院，质疑其生产的中联牌QUY1000履带起重机存在质量缺陷，索赔约2000万元。上述设备在2011年10月华锐风电项目施工中发生吊装设备倾倒事故，造成5死1伤。

宏源证券分析师于军华认为，工程机械行业诉讼多发，主因是需求市场冷清而引发的信用风险，买卖双方都想转嫁风险。

官方结论遭质疑

出事之前，双方曾有过短暂的蜜月期。QUY1000是中联重科首台千吨级履带起重机，上海至圣以5400万元的价格购买，并于2011年3月付清首笔1000万元货款后使用。作为首个用户，上海至圣还于当年5月参加了中联重科召开的盛大交车仪式。根据约定，中联重科将为上海至圣提供长达8个月的试验调试期。

就在调试期临近尾声的2011年10月10日，上海至圣参与了华锐风电项目风电机组的吊装。谁知在吊装过程中，吊臂发生断裂，起重机倾覆，造成5死1伤的事故。

甘肃省酒泉市政府发布的调查结果认定，“这是一起发生在作业场所、作业期间，由作业人员违章操作引发的较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起重机倾覆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路基板倾斜度超标，导致吊臂倾斜，在起吊过程中产生侧向屈曲变形。在累积损失的情况下，当回转操作时，受回转惯性载荷影响，瞬间侧向载荷超出起重机主要受力构件的强度极限，吊臂根部断裂，导致倾覆。

不过，上海至圣对这份事故责任认定并不买账。其代理律师傅莲芳表示，事故报告根据路基箱与地面倾斜度为13/1000认为路基板倾斜度超标，而事实上，起吊时，站位点车载水平仪显示起重机完全处于水平状态。

傅莲芳还认为，调查报告认定起重机吊装时斜拉的结论也失实。第一次试吊时，发现机舱、起重机及配重不在同一铅垂面后，司机及时停止作业并进行了处理，避免了歪拉斜吊。第二次起吊后，司机在起重机仪表显示正常的情况下进行起吊，没有出现斜拉情况。

“一年多过去了，设备目前还堆放在工地。”上海至圣总经理黄茵告诉导报记者，事故发生时，她就在作业现场，中联重科的两名技术人员、业主方和施工方都在现场陪同。

中联重科回应称，对于“10·10”事故原因，酒泉市政府组织成立的调查组和专家组均提交了事故调查报告和技术分析报告，酒泉市安监局依照法定程序作出处理并组织了听证，涉事单位当时均签字认可。

机构报告称

主臂焊缝未焊透

中联重科认为事故“与中联重科起重机质量无关”，依据的正是官方的事故责任认定报告。中联重科还称，上海至圣的诉讼不能改变对“10·10”事故属于安全责任事故的定性。

千吨级起重机被国内工程机械行业视为标杆性产品，此次断裂的QUY1000正是此级别，显然谁都不想把拳头产品与质量缺陷扯上关系。但是，如果上海至圣能够通过行政诉讼推翻此前官方对事故责任认定的结论，那么中联重科就难逃干系。起重机质量是否存在缺陷将成为判决关键。

傅莲芳称，事故调查组对起重机质量问题的调查仅局限在主臂主弦杆材料是否存在金属材料缺陷的事实上，并据此排除了起重机可能存在质量问题。但作为重大设备，起重机不光是材料和零件的单体合格问题，工艺、设计均是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权威机构的测定结果，事故起重机主臂断裂处的焊缝未焊透。”傅莲芳还向导报记者出具了中冶集团建筑研究总院焊接研究所的《QUY1000履带起重机基节主臂断裂处焊缝质量情况》报告，显示起重机断裂处焊缝存在多处未焊透及夹渣缺陷。

黄茵认为，当天是QUY1000起重机第二次使用，首次从事塔式工况作业，且距离其实际交付才半年，还在“三包”服务期限内。该设备是中联重科初次研发的精密特种设备，在设计、制造及工艺等方面都明显存在不足，中联重科应该对该缺陷造成的巨额损失负责。

三起官司案中案

事故发生前，中联公司标示的事故起重机的起重能力超过了国内外的所有同类型起重机，事故发生后，中联公司主动降低了其起重能力。傅莲芳认为，事故起重机产品质量明显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的规定。鉴于起重机存在严重的质量缺陷，上海至圣多次发函要求退回起重机，返还已支付的合同款及赔偿损失，但是中联重科未予理会。

于是，上海至圣于2012年10月在长沙中院向中联重科提起了产品责任民事诉讼，同时向酒泉中院提起针对酒泉安监局依据事故调查报告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已由甘肃省高院指定甘肃省张掖中院审理；民事诉讼在长沙中院立案两个月后，又于去年12月31日突然裁定由岳麓区法院管辖，目前黄茵正着手提起管辖异议。

长沙中院之所以将案件判给岳麓区法院管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联重科已经在岳麓区法院起诉了上海至圣，原因是其没有按期交付出事设备的第二批款项。

傅莲芳告诉导报记者，已经听说了诉讼，但还没有收到起诉材料。如果产品有缺陷，她们可以要求退货。就在昨(6)日，上海至圣已就管辖权裁定提出上诉，不同意两起案件合并受理。

6日，导报记者多次致电中联重科外联部、投资者关系部和起重机分公司，均无人接听。截至发稿时，中联重科也未就上海至圣的最新表态发布公告。

市场冷多发纠纷

近年来，工程机械行业因质量问题导致的诉讼官司呈现多发态势。本报此前曾多次报道中联重科济南断裂门车主的诉讼，至今仍悬而未决。此次又是上海用户的起诉。

于军华表示，工程机械行业这几年一直采用银行按揭、融资租赁等信用销售模式，在行业高速增长期有利于提振企业业绩 ，但在市场低迷时，则可能会出现较大的信用风险。尤其是下游建筑市场资金一出问题，就会传导至整个链条，先是施工企业，然后就会传到生产厂商。

慧聪工程机械网主编赵利祥告诉导报记者，市场形势好，用户忙着挣钱，会掩盖一些问题；一旦市场转冷，有些原本不突出的矛盾就会凸显出来。开工率上不去，挣不到钱，一些原本属于日常保养解决的问题也会牵扯进来。当然也有个别确实是设备本身存在问题，再加上不当操作，质量问题可能很快就显示出来。

“信用销售是目前市场最受欢迎的一种销售模式。”赵利祥说，零首付的激进销售模式并不可取，应该规定最低首付，就像房地产销售一样。

于军华表示，今年全国“两会 ”之后，城镇化建设有望全面启动，届时工程机械市场有望迎来复苏，有些纠纷或许会随着市场转暖而冰释前嫌。

中联重科今起临时停牌 遭举报财务造假

www.eastmoney.com2013年01月08日 09:30

深交所1月8日公告称，因媒体报道了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尚未披露的信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2.4条的规定，经公司申请，本所将于2013年1月8日开市起对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中联重科，证券代码：000157)进行临时停牌，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今日有香港媒体报道，中联重科被匿名举报财务造假，指其将部分未实际销出甚至是不存在的订单计入正常销售额内，有夸大利润表现，其中，中联重科仅华东地区的销售额按年增长幅度足足夸大了10倍。

这封匿名信对中联重科的财务表现提出质疑，该信指出，在2012年整个重型机械市场下滑的情况下，中联重科是重型工业机械生产商行业中唯一一家录得首三季纯利及营业额有双位数按年增长的公司，当中存在造假可能，中联重科前三季度营业收入391.0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7.77%，净利润 69.59 亿元，同比增长16.75%。

三一重工高管：谁逆行业大势就是行业大盗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13-01-09 04:29:06

与三一重工（600031）的纷争尚未平息，中联重科（000157）(000157.SZ；01157.HK)又卷入财务造假风波。

1月8日，中联重科A股和H股均临时停牌，因有媒体报道了这家公司尚未披露的信息。一位自称是国际投资者所发匿名信，举报中联重科财务造假，将部分未实际售出甚至不存在的订单计入正常销售额。仅华东区销售去年前3个月的销售按年增长,就由3.8%被夸大至34.8%。

昨日晚间，中联重科发布澄清公告，对财务造假等指控全盘否认。

不过，从去年前三季度的数据来看，中联重科在国内工程机械领域可谓一枝独秀，其销售收入和净利润增速均远远超过三一重工、徐工等同行。业绩增长的背后，中联重科采取的激进的销售政策，以及会计调整功不可没。

财务数据受质疑

报道显示，中联重科的华东地区业务成为匿名信关注重点。以去年前三个月为例，该区域正常销售额为20.55亿元，B类销售额为1.38亿元，C类销售额4.83亿元，只以正常销售额与2011年同期的19.84亿元作比较，按年增幅只有3.5%，但将三种销售额加起来，则按年增幅一下子跃升至34.8%。

根据见报解释，除正常销售外，B类销售是买家预期会购买但未有出货日期、未付款且产品仍放仓储的潜在订单，C类销售则是中联重科将一些旧有客户套上别家公司而虚构出来的订单。

这位国际投资者因此质疑，中联重科高速增长的业绩当中存在造假可能。

1月8日晚间，中联重科回应称，不存在财务造假以夸大利润表现的情况。“华东区去年前三个月的销售数据为13.19亿元，与2011年同期的10.02亿元相比，同比增长31.64%”。

此外，中联重科表示，该公司从未有分类销售政策，更不存在B类销售和C类销售，公司所有销售均为正常销售，不存在所谓“内部销售文件”。

但这些回应并未能让外界信服。

三一重工一位高管认为，在去年那种行业低迷的情况下，中联重科不可能做到如此漂亮的销售业绩，“谁逆行业大势就是行业大盗”。数据显示，同为行业龙头的三一重工去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下滑1.46%，净利润同比降23.42%。

实际上，在中联重科去年上半年业绩发布后，就有外界提出看法。“虽然我个人一直认为中联重科比三一要稳健一些，但真实的中联重科，上半年不可能挣到56亿，除非这个世界发疯了。”一位业内资深投资人曾公开表示，中联重科去年的中报业绩，有违常识和工程机械的客观现实。

同日，三一重工高管梁林河也在其微博上隔空呼应，“我早就说过会出事的，内蒙乾泰的200多台大挖不就是典型吗？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他还表示，“撒旦”的灭亡是因为自己，绝不是上帝。

激进销售

不可否认的是，相较其他同行企业，中联重科去年的业绩堪称一枝独秀，其中，前三季度营业收入391.0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7.77%，净利润 69.59 亿元，同比增长16.75%。

“我一直奇怪中联为何会逆势增长，难道众人皆醉他独醒吗？”前述三一重工的高管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本报记者对比发现，国内整个重型机械市场虽然不景气，但中联重科前三季度的净利和营业额实现双位数增长，成为国内10余家上市公司中唯一业绩正增长的企业。

中联重科在当日公告中表示，取得双位数纯利增长，主要是因为公司产品技术、质量和服务的进一步提升，使得产品订单增长，以及产品毛利率的提高、产品结构的优化。

但这种高速增长的背后，也与该企业以往的做法大有关联。

过去一年里，同在一地，同为巨头，三一重工、中联重科两家的明争暗斗从未消停，“间谍门”、“微博门”、“迁都门”等让二者的竞争推向白热化。而在销售模式上，双方也不乏精彩对决。

此前，中联重科除了缩减坏账的计提比例，还采用激进的赊销模式(即信用销售)，不惜以低首付、零首付销售产品，冲销量。中联重科早前成立的中联融资租赁公司更是派上用场，目前该公司在全国各地成立了12个分公司，有中联重科融资租赁(北京)有限公司和中联重科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两个平台。

这些促销手段迅速取得成效，不仅帮助其迅速扩大了市场，也不断提升其营业收入。

如今，这一销售模式开始给中联重科的未来埋下诸多隐患，其中之一就是应收账款激增。去年前三季度，中联重科应收账款197亿元，同比增长69%，反映现金流紧张状况不断加剧。

在上述三一重工高管看来，激进应该只是条件问题，至少有依据，但有些没有销售依据，那就是造假，“激进销售还没碰红线，尽管对行业破坏大，但还好，没造假那么恶劣”。

对于匿名信的来源，也有部分人认为是三一重工所为。

不过，三一重工的一位高管对本报记者表示，三一是躺着也会中枪。“三一忙着搬迁，哪有闲心。”

匿名举报再袭 中联重科否认分类销售指控

2013-01-31 04:21:58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热度字号小大

今年1月8日香港媒体爆出有国际投资者举报中联重科（000157）(000157.SZ，00157.HK)涉嫌销售“造假”。随后，中联重科否认上述指控。昨日，《第一财经日报》获得一份更详尽的举报材料，内容直指中联重科通过滚动式虚增销售作假的方式，华东市场高出正常销售的34%，涉嫌虚增利润20亿以上。

这位自称是国际投资者的爆料人称，举报材料“来源于中联重科的SAP系统”。

不过，1月30日中联重科副总裁孙昌军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再次对举报材料中提及的分类销售予以否认。他表示，中联重科去年业绩的持续提升，主要是靠技术，“半壁江山的利润来自新技术”。

销售真假

上述举报材料统计了近期中联重科的华东地区泵车销售情况，并附上了近10万字，多达2700条的《2012年发货明细》。

该举报人自称，所有材料完全真实，且数据“来自于中联重科的SAP系统”。该材料涉及几十万个数据、其中包括中联重科产品的主机编码、订单编号、合同及合同更改细节等，其中还有营销代表、客户名称等内容。

“中联重科业绩造假的手法是，与已有业务往来的客户通过'发货—退货’和'发货—退货—再发货’两种方式，先虚增销售，找到真实需求后，再从原有客户退货发给真实客户，这种滚动式虚增销售作假方式大量存在，却极其隐蔽。”

该举报人称，在《2012年发货明细》中，仅华东地区就有85台设备发生“发货—退货”的情况 (B类11台、C类56台，空白18台)，涉及48家客户单位。另外有72台发生“发货—退货—再发货”的情况(C类49台、B类6台、空白17台)，涉及80家客户单位。而大部分设备客户没有付款，设备也没有交接，物权和风险都没有发生转移，根本不具备构成有效销售的基本要素。

所谓B类和C类销售，爆料者称，B类销售则是提前销售，即可能有客户需求，但客户不明确，先做销售，等到有真实客户时再改订单；C类则是属于虚假销售，根本没有客户需求。

其还在文件中称，通过虚假销售的方式，中联重科全国涉嫌虚增销售额50亿元、涉嫌虚增利润20亿元以上，而虚假销售主要集中在高毛利的泵车产品。而去年10月底之前，中联重科的泵车实际销售额同比下滑了9.4%，“部分销售并不符合有效销售的确认条件，物权和风险并没有发生转移，属明目张胆的造假行为。”

尽管记者随机抽取和联系了众多材料中提供的若干客户信息，并采访证实大部分是中联重科客户。但记者目前尚未得到权威的证据证明该份材料的“完全”真实性。

1月30日，中联重科副总裁孙昌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再次对举报材料中提及的分类销售予以否认。“中联重科从来就没有所谓A、B、C销售方式，只有信用销售的几种方式，要么是全款，要么是信用销售。”

客户虚实

本报记者根据举报人提供的材料，对近20家公司、个人类涉嫌虚假销售的企业做了逐一核实。其中部分个人、企业并没有电话，而另有10个人中有6人接听了电话、4人的电话无法拨通。

一家被列为C类客户的江苏当地混凝土企业股东向本报记者说到，该公司与中联重科的合同是真实有效的。他表示，从2009年其与中联重科业务员合作，目前采购了中联重科的6台泵车、20台搅拌车，所有货物已通过中联重科发货到该公司内。“我们与中联重科签署的是融资合同，钱都打到对方账户上了。”该人士说道，他们采购了大概2000万元的产品，其中30%是首付款，而余下的两年内要支付产品的本金和利息。

对中联重科是否可能通过“发货—退货”、“发货—退货—再发货”等举报材料所列举的方式作假，该人士说，“假设中联重科将部分产品先放在我们这儿，再由我们卖给所谓的真实销售对象，我们哪有这么多的仓库帮它储存，而且我们如何管理这些并不是我们的设备？其中的交易过程太过复杂，我们不会去操作，至少我这里不会。”

而杭州的另一位C类客户向本报说道，他们在2012年签订了总计10台泵车，“这些合同都是我们自己需要的，是真实的订单。”

另两位被列入《2012年发货明细》的C类客户则说道，他们个人并没有经手这些产品，当其公司财务确认好合同后，他们只负责过目与签字，至于产品是否已经移交到他们公司后是否退货，这两位客户不能确认。

不过亦有部分客户透露出的信息耐人寻味。

举报材料显示，截至2012年10月，南京金海宁建材有限公司B类发货17台(主要产品显示为泵车)，退货5台，共计22台，涉及金额3885万元。而报表中的这些设备均未交付，并寄存在中联重科总部。

1月30日，这家公司人事部相关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其没有代理过中联重科的产品，“从来没有过正式的签约，我们企业今年才成立”。

中联重科最新的澄清公告强调，该公司不存在所谓“内部销售文件”。

孙昌军向本报记者介绍称，市场上的所有工程机械的需求，对用户来说都是公知的信息，企业对同一客户的竞争很激烈。“中联重科的财务口径是利用国际财务会计准则，非常严格，一切以审计和监管机构核查为准，不存在所谓三种销售方式。”

三一中联同城竞争恩仇录：因海外并购撕破脸皮

2013年01月15日 13:17 中国周刊



右为三一董事长梁稳根，左为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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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林河：混泥土设备竞争到了最后的疯狂，竞争对手“中～”开始在四川大范围锁机了，看来疯狂后的死亡开始来袭，我接手泵送事业部的第一要求是维护市场秩序，力挽行业危局，没有20%首付宁愿甩给“中～”，我真不知道詹老板和晓非先生想要干什么了，国有资产也是资产，股民的钱也是钱啊！经营要理性，不是赌气。

2012-04-14 14:21来自iPhone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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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林河：我剖析“中～”钱从哪来？先从股市融资几十亿，放到自已的融资租赁公司，然后放大几倍从银行融资，再给客户作0+5或5+5的融资租赁，告诉股民回款率百分之百，回款从哪来？股市加银行。泵车成为粉饰报表的道具，不再是商品。刚H股融了100多亿，又没钱了，要发美元债了。不信查查报表，按揭占多少比例？

2012-04-15 13:21来自iPhone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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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非--中联重科：近闻梁先生种种评论，无奈开博发声。中联混凝土机械连续半年超越，引得先生关注，实乃我之荣幸。三一在市场上的激进行为历历在目，同城兄弟，相煎何急。惜自律公约尚温，凿凿之言已至。盼林河先生勿将挖掘机行业之乱象引入我混凝土行业，先习做人，再思做事。

2012-04-16 22:28来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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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非--中联重科：好言相劝，奈何梁先生一意孤行，再三挑衅。说到谁在损害股民利益，三~频繁跑马圈地，得来的土地返还款是回了上市公司，还是入了集团腰包？三~重机、三~重装的买进卖出给集团带来了多少利润，又损害了多少股民利益？是非自有评论，公道自在人心。

2012-04-17 23:39来自新浪微博

三一中联兄弟恩仇录

三一重工[微博](10.35,0.29,2.88%)与中联重科(9.12,0.14,1.56%)就像一对恩怨兄弟。近20年来，两家中国工程机械巨头成长历程中上演的争斗戏，似乎成了中国式竞争的绝佳缩影。

中国周刊记者 闫小青 北京报道

寒冬里，两家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企业对峙在湘江两畔。

冷风让江景变得萧索，但弥漫着的火药味却让长沙这座城市不断升温。

刚刚过去的2012年，三一重工[微博]、中联重科这对冤家演足了戏码，间谍门、裁员门、微博门、行贿门不断冲击人们的眼球。

2012年底，三一重工突然爆出要在两个月内将总部迁至北京。一周后，一篇题为《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的报道适时出现，文中梁稳根“痛陈”与中联重科竞争的“辛酸故事”。

沉默了半个月后，中联重科在内部刊物上刊登告全体员工书，表示公司当前身处“精巧设局”之中，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正本清源。

局的真相究竟是什么？看惯两家机械巨头恶斗的人们可能反倒麻木了，它充其量是中国式商战兄弟恩仇故事中的一个小高潮。

同城不同路

20年前，长沙前后成立了两家不起眼的机械公司。

1989年，梁稳根等人筹资创立湖南省涟源市焊接材料厂，这是三一重工的前身。在一个村合作社废弃的仓库里，几个年轻人在里面拿着钢铁原料敲敲打打。1992年，三一将总部从涟源迁往长沙。20年间企业实现了飞速发展，三一重工于2003年7月3日上市，是中国股权分置改革首家成功并实现全流通的企业。

同在1992年，刚刚升任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副院长的詹纯新，带领7名科技人员，借款50万元，在长沙桐梓坡路的一块水泥坪上，挂牌成立了中联公司。之后，通过实现与市场、资本和国际化对接，中联也发展成为混凝土机械领军企业。

在脉络交错的轨迹中，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像一对小兄弟，慢慢成长为当地的支柱企业，也自然成为直接竞争对手。

然而，虽然同步发展，但这对兄弟选择的却是不同的路线。

三一重工的方式是孤身前行。

习惯于自主研发的三一很少去涉及并购或者扩充产业链。梁稳根曾说，“三一不去并购，不做房地产，是因为我害怕触犯'王法’，那将使三一的事业不能继续。”

在三一做大的那些年，出现过很多行业内国有企业的收购机会，结果，梁稳根总是选择在关键时刻鸣金收兵。在梁稳根看来，太多灰色交易，并不是三一这样的民营企业所能驾驭的。

国企中联重科路线刚好相反，他们的主旋律就是并购。中联重科创始人詹纯新给他的并购路线冠为“核裂变战略”。

“随着我的产业做大了以后，需要另外一个个产业了，因为这一部分也是属于我的一个商业链，有并购机会了当然就水到渠成了。”

在“核裂变战略”下，中联重科已完成了不下十次并购，其中既有湖南机床、陕西新黄工这样的地方国有企业，也有英国保路捷这样的国际公司。

其中有场并购不得不提，那就是2008年9月，中联全额收购了意大利全球知名的混凝土机械装备制造商CIFA的股份。这次并购看似没什么特殊，但此事为三一和中联的争斗由地下转入地上埋下了伏笔。

撕破脸皮

事隔两年后的2010年11月，中国工程机械代理商年会在武汉召开。在论及“企业海外并购之路”话题时，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表示，中国甚至世界工程机械行业大整合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时机也不成熟，海外收购成本很高。他没有指名却爆料称，一场收购“原本只需要20亿元的成本，最后花费了50亿元”。

虽然向文波没有直接点出中联重科的名字，但他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了同在场开会的中联重科的不满。当日下午的一个分会场上，中联重科副总裁郭学红说：“我对向文波总裁的说法不认同。今天希望与大家做个沟通，详细介绍并购内幕。”郭学红称，中联并购CIFA成本不到20亿元人民币，并非三一方面说的50亿，作为上市公司，这些有依据可查。

同时，郭学红又爆出让大家哗然的并购内幕：三一重工两年前就曾筹措收购CIFA，曾想出资1亿欧元，向中联购买并购资格，被中联拒绝，后来三一又找本地政府部门要了补偿。

“不是瞎说，有据可查，”郭学红说，“三一未果才将矛头指向中联重科。”

两个巨头在公开场合互相指责，这在中国重工机械发展史还是第一次。一位机械行业业内人士称，作为行业巨头，虽然竞争激烈，但在公开场合这样“互掐”，会给行业造成不良的影响。

而后，撕破脸皮的两兄弟便一发不可收拾。

据报道，两家公司争购CIFA时，三一在湖南省发改委的劝说下，退出了竞争以避免抬价，因此，三一也获得了湖南省发改委的承诺——“下一次国际并购优先支持三一”。

为规范境外投资项目管理，国家发改委于2009年出台了“路条”规定，要求境外投资项目须取得对外并购许可。

2012年4月，围绕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一般简称“大象”)并购的战火再度点燃。结果是，中联率先拿到了“路条”，但三一谈妥了“大象”并最终达成了交易。中联开始攻击三一没有“路条”却违规收购。

由此引发的三一重工副总梁林河和中联重科副总陈晓非的微博骂战也不断升级，围绕双方的营销风险，互相揭短。

微博成了双方过招的另一个场所。

2012年7月26日，署名为“梁林河”的新浪微博转发并评论了数条微博，“吐槽”中联重科为抢夺市场，采取过激销售策略。内容称：中联重科本应该交付给内蒙古一集团的200台挖掘机仍停放在其停车场里。

中联重科副总裁陈晓非则通过微博反击，希望对方“先习做人，再思做事”。

业内对于两家企业高管口水战的态度空前一致：毫无规则的环境下，暴露的是恶性竞争乱象。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价值观是模糊的。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健全的市场伦理和价值观并没有形成。

“罗生门”火拼

其实，三一和中联重科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息过，只不过最初是一些低端的“损招”。

2007年8月，中联重科的一台泵车发生泵架断裂。

随后爆发“短信门”事件，含有“中联违规操作导致事故”内容的短信发送到机械客户手机中，这条短信中的时间、地点、单位、影响写得十分详细。中联认为这是“某竞争对手”所为，其实直指三一重工。

之后还有扑朔迷离的“间谍事件”。

2009年到2012年，三一重工曾三次陷入针对竞争对手的商业间谍案。甚至有网帖将几年来三一重工的所谓间谍手段一一列举，其中包括雇佣黑客组织、发展高校毕业生窃取技术等，其中有些事实有待考证，但最确定的信息是，2012年11月，三一重工的员工黄镜明、刘兵分别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和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依法拘留，后又被保释。

而三一同样也称自己饱受间谍之苦。

在《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中，梁稳根称，由于担心被监听，他通常不在公司召开重要会议，实在迫不得已，会选择在办公室外露台上或者一处池塘中央的亭子内开会。“只要有电器的地方，他都不敢开会。”梁林河说。

有机械行业分析师认为，是竞争让两家公司成长了起来，但同时可以看出中国企业竞争的不择手段。《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看起来更像是一纸空文。

总之，双方都被抹黑了。

直到11月21日，突然传出消息：梁稳根宣布，三一将迁往北京，原因即在湖南不堪竞争对手之扰。

重要的不是距离

如果三一迁往北京，那就意味着本是同根生的两兄弟，将进一步分道扬镳了。

其实，詹纯新曾在公开场合意味深长地表示：“世界50强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有两家同在一个城市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但这不是一种现实的无奈，恰好，这是湖南工程机械的幸运。”

然而，现实并不那么“幸运”。在整个行业遇冷的冬天，三一和中联已无法选择合力过冬。

随着整体经济增速的调低，以及房地产调控等政策的影响，工程机械行业也面临着低迷的状态。自2011年始，三一和中联分别推出了低首付甚至零首付贷款购买的方式，若客户发生违约，公司将代客户偿付剩余的本金和拖欠的银行利息。

如此激进的销售策略让其他小企业叫苦连连。然而，三一和中联还互相指责对方首先采取如此激进销售方式。

“我国机械企业的销售风险来自于对买方资金能力的忽视，压低销售门槛，一味追求销售业绩，造成财务危机。”中投顾问机械行业研究员段嘉宣如是评价，“由于机械行业市场化不够、监管力度不足等因素，导致许多成长到一定程度的企业选择不符合规范、甚至违法的手段打击对手。”

就连“梁林河”微博也说：“这种行为无疑让混凝土机械行业风险加剧。”

有行业分析人员认为，迫于市场压力，三一和中联恶斗的下一站，将进一步发展到惨烈的价格战。

看来，三一迁址解决的只是两个兄弟的地理距离，争斗戏恐怕难以一时终止。

东南大学法学博士张马林发表评论称，“电影《月光宝盒》里的唐僧和尚确实曾骂死了小妖，但那是电影”，现实经济社会中的是是非非，最终还是要仰赖对竞争对手的尊重，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的敬畏，并习惯于用法律手段解决争端。

三一副总爆料：梁稳根称和中联纷争是耻辱

2013年01月21日 18:29 宁夏卫视

自动播放同城劫企业恶斗何时休（来源：宁夏卫视《头脑风暴》）

play同城劫企业恶斗何时休

同城劫：企业恶斗何时休？

“窃听门”“间谍门”“行贿门”“绑架门”，三一重工[微博](10.70,0.51,5.00%)被逼出走是真是假？特邀三一副总何真临：

何真临：我个人认为这是真实的，

何真临：我又没说这是中联干的，

我说这是无头案啊。

知名企业家、媒体评论员，现场能否雾里看花？

仇勇：这个事实让三一是特别的震惊和害怕。

马红漫：您觉得可信度有多少？

陈晓：我感觉50%以下。

苏小和：他们这些人就是放大对方假想敌的思维。

龙头企业德比大战，竞争文化为何变成江湖文化？

黄鸣：我是被别人斗，就像斗地主一样，

陈晓：严重到员工可以打群架，争抢一个门店，

余明阳：中国需要着什么样的场地，

到底是拳击比赛，还是百姓打架？

同城竞争是两全其美，还是两败俱伤？谁能否划出底线？

苏小和：黄总您的道德底线在哪儿？

刘春泉：只要你尊重法律，尊重市场规律，

完全可以站着把钱挣了；

陈晓：可以用市场机制去惩罚，

关键是市场这个机制在不在，

世界市场大舞台，商业文明，如何塑造？

石述思：财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

何真临：(三一中联)握手言欢，//

共造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第一的品牌和产业。

作者：王征 第一财经《头脑风暴》

同城劫：企业恶斗何时休？《头脑风暴》 正在播出。

马红漫：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欢迎来到今天头脑风暴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马红漫。在足球场上如果一个城市有两个球队的话，会出现一个叫做德比的现象，每次两只球队踢比赛的时候，都会非常地火爆，如果两家竞争企业在一个城市的话，也会出现市场竞争的德比现象。甚至有的竞争企业被迫是远走他乡。今天我们头脑风暴节目就来关注一下，中国的企业竞争为什么阴招这么多。什么时候光明正大的竞争，正正经经的商业文化能够在中国市场当中全面建立。

VTR1+嘉宾介绍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去年年底，一篇《三一恨别长沙》的报道，披露国内工程机械制造巨头三一重工准备将公司总部迁离长沙，其背后隐情，竟来自同城对手、另一家机械巨头中联重科的恶性竞争。多家媒体也总结数年来双方恩怨情仇，如大片般一 一曝光：

“窃听门”：《环球企业家》在《三一恨别长沙》一文中披露，三一董事长梁稳根行踪长期被监视，会议被监听，有电器的地方就不敢开会；中联重科则对此发布声明，称该文章严重违背事实。

“间谍门”： 据《中国经营报》等媒体报道，中联重科内部文件称，三一曾成立情报公司，窃取商业机密，还从湖南本地高校物色人员，到对手公司应聘，上演了一出无间道；三一重工方面则回应，“这是有人在恶意炒作。”并表示自己也曾被窃取产品信息。

“行贿门”： 2011年，一篇以“离职员工”的名义所发的帖子，大晒三一重工以“业务费”和“春节公关费”为名义涉嫌行贿近600万元。三一总裁向文波怒斥是造谣，但此事件令三一H股上市融资计划告吹。中联虽强调与该网贴毫无关系，可仍遭到外界质疑是幕后推手；

“迁都门”： 本月初， 三一重工发布公告显示，公司注册地由湖南长沙改为北京昌平。这意味着三一重工总部迁址北京已尘埃落定。

双方之争连微博上也火力全开：去年岁尾，三一总裁向文波发微博表示：“有的把国企干成了自己的私企反而是改革楷模，名利双收！”随即中联重科董事长助理高辉接招，点名向文波“谎话连篇”、“道貌岸然”、“误导公众”、“恬不知耻”。

针对三一、中联纷争，《人民日报》上月刊发评论表示，打铁还需自身硬，没有哪家企业，能够靠恶意攻击对手来成就自身的伟大。

那么，三一中联之争的背后真相究竟为何？

企业同城之殇，三一迁都是被迫的吗？

头脑风暴，特邀企业家嘉宾

何真临 三一集团副总裁 《我与首富梁稳根》一书作者；

陈晓 新沪商集团总裁

前国美集团董事局主席 永乐电器创始人；

黄鸣[微博] 皇明太阳能董事长；

媒体观察员

仇勇 《环球企业家》副主编 该刊《三一恨别长沙》一文，曝出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多年恩怨；

石述思

财经评论员

风暴评论员

余明阳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微博]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苏小和； 财经作家；著有《中国企业家黑皮书》等作品；

刘春泉

泛洋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商务部电子商务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风暴即将开始。

背后真相是什么？

观众：(鼓掌)

马红漫：何真临何总。首先问您一个问题，三一从长沙迁到北京，到底是不是被逼而走？

何真临：因为我们老板是个非常内敛的人，非常低调的人，像这些特别敏感的问题，是积淀在他心里的。连我们这些高管真是不知道，这次仇勇先生有幸能够接触我们公司四位董事，而且是特别高层的人，真是媒体的唯一的一次。所以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我们董事长不会说谎话，他们四位董事也不会说谎话。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真实的，

马红漫：就是三一恨别长沙这个报道还是真的反响蛮大的，看那个报道真的就像看一个谍战片一样。

仇勇：这篇报道其实是我们《环球企业家》最得力的一位记者岳淼他执笔写作的，我只不过做了一些幕后的工作，媒体的角色是客观公正地去进行报道，所以《环球企业家》在做这篇报道的时候，并不是站在三一的立场上来报道这件事情，我们只是来告诉大家一个部分的真相，为什么说是部分真相，因为这篇文章确实没有得到中联的回应，所以这篇文章当然是一个有遗憾的作品，我只能说我们了解到的事实，都在那篇文章中已经尽情展现了。

凡是有电器的地方，梁稳根先生都怀疑会自己被监听，所有他自己公司内部的董事会，要么在办公室外的长长的这个阳台上开，要么在他园区里面的一个小亭子里开，就像……

马红漫：这是他们自己的臆想呢，还是真的事实，有证据吗？

仇勇：三一内部给我们透露了两个事实，当这个梁稳根先生和这个一家企业的高管进行一个合同谈判的一个商务会谈的时候，第二周在网上就出现了全部的会谈的这些资料。那只有参加这会谈的少数的几个人才掌握这样的机密，所以说这个事实让三一本身他们是特别的震惊和害怕的。

马红漫：那也有可能是内部有奸细。

仇勇：那你可以用侦探小说的方法。

马红漫：我们可以打探去想像，

仇勇：第二个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觉得梁稳根说了很多，这次真的是内心的剖白，就包括说我在长沙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竞争对手对我的攻击，三一要学会唾面自干，别人把唾沫吐在你脸上的时候，不要擦去，这样别人不会解气，所以你只能让它，等它自然风干，这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觉得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家，在中国现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下，说出这样的这么悲情的话，近乎绝望的话，就是让人觉得近乎有点儿悲壮。

马红漫：这个绑架门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了解到的所谓的绑架门。

何真临：关于绑架的事我描述一番，这事我是知道的。我们公子(梁在中)从美国回来不久，在公司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有一班人神秘地跟踪了他很久，最后把他的出入的习惯什么的，车号什么的都了解了。有一天当我们梁公子开着车准备往我们工厂去的时候，这个突然走出来两个人拦住这个车，说我们是公安局的，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当时梁在中的秘书是有一定公安经验的，曾经在公安队伍里面干过的，他一下就识破了这个东西，他说请出示证件，结果这个人那种惶恐，他就看出来了。据说当时他就一拳把这个人击倒了，赶快跑。结果我们公子就跑了，这个事情不蹊跷，最蹊跷的是这个案子一直没破，很神秘，不知道是谁干的，

那么这个人呢，有趣的就是他胆大包天到竟雇佣这个社会上的这个闲散人员来参与了这个绑架，然后这两个人呢，

结果就到公安局去投案自首。他一投案自首，不知道怎么那边主犯就知道了，当公安部门去捉询这个主犯的时候，主犯跳楼了。所以这是个无头案啊。

苏小和：我说几句，因为我是湖南人，我对中联重科对三一都比较了解，您看您这话里面就有漏洞，我知道中联重科的老板他在湖南当地，非常有人脉，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您的话里面的漏洞就在于，如果他在湖南真的有人脉的话，他干吗要假冒公安呢，他完全可以直接用公安的名义去抓人。

何真临：我没有说这是中联干的啦，我从来没说啦。我又没说这是中联干的，我说这是无头案啊。

观众：(鼓掌)

何真临：我没有说关联到中联，各位。

苏小和：两个企业有共同的特点，第一两个企业的产权相对都比较清晰，第二都是做着完全竞争的产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两家企业的竞争一定会做大市场。

苏小和：他们这些人就是什么呢？就是放大对方假想敌的思维。

马红漫：就是他们有那个受迫害的幻想症。

苏小和：绝对是的。

何真临：我真没有半点意味这一定是中联干的。最近我出来一本书，叫我与首富梁稳根，在北京首发，首发的里面就写了一个章节，叫一山两虎，这个一山两虎我专门写了这两个同城的竞争，我完全是站在客观的角度，为什么呢？因为梁稳根是我的挚友，詹纯新同样也是我的挚友。

仇勇：我们做媒体来说，我们不是法官来评判谁对谁错，我只能说大家可以去看过去那个报道，凡是公安机关它最后出了证据证明的，都是有结论的。如果没有被证明，没有结论的，那就是没有证明。就是有些案件我们不能指责说是同城竞争那个对手做的，但是有一些公安机关是给了结论的，是可以证明是(有人)做的。

马红漫：其实新闻事实已经比较清楚的，很多的事情我们想像不到，跟我们正常生活没有关系的事情还真的发生了，窃听门，绑架门真的有，但是不能够完全指向是另外一方。

片花一

两大巨头隔空骂战，为何双方火力全开？

余明阳：他们都在一个锅里捞饭吃，所以竞争会特别激烈，

黄鸣：我听到这些后脊梁发凉。

石述思：别的该管这事儿的人哪儿去了？

三一高调迁址，同城德比谁受损、谁得利？

何真临：树挪死，人挪活。

陈晓：肯定是出于它的商业考虑。

仇勇：其实我觉得受损最大的其实是中国这样一个形象，

第二部分

三一迁都为哪般？

马红漫：所以各位你们听下来这些事情，你们的感觉会是什么。

苏小和：我的最大的感觉是我要批评我的朋友仇勇，这个稿子到今天为止是个媒体事件，不是个法律事件，所以你最大的失职在于没有采访到中联重科，他的说法跟他们的说法如果放在一块儿，这个事就全了你知道吧，所以这个时候所有对司法事件的一种分析我觉得都不靠谱。

马红漫：好的，石老师呢？

石述思：我觉得无比地痛心，因为这两个著名的企业家，我都曾经担任过他们的评委，CCTV年度经济人物，我还都投过他们俩的票。一个是2011年的中联重科的老总，一个是2012年梁稳根先生，年份还挨着。颇有一些PK的意思，两个这么有影响力的企业的PK，最后介入最深的竟然是媒体，当然还有伟大的互联网，双方的高管进行深夜骂战，围观效果极佳。别的该管这事儿的人哪儿去了？中国诞生过一部核心的法律，叫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个如果在法律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的话，至少这两个没有找法律，或者法律绑架案都是无头案，我们还有很多跟企业相关联的协会、组织，好像在这个过程中也缺位。同城劫怎一个晕字了得？

马红漫：陈总跟黄总你们都是企业家，你们听了这些企业恶斗的事情，你们的感觉是什么？

陈晓：我们从干企业的人角度讲，可能思考的是另外一方面了，假如我是三一的话，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我离开湖南肯定有更大的利益，那我何必一定在湖南，同时我感觉那么大的企业，中国有句俗话叫在早先的时候是人比人，然后是人挤人，最后是人捧人，到了这样一个状态，按道理我们的企业家不应该变成现在报道之中所说的那个状态，

马红漫：刚才提到这些所有的，在何总和仇总所理解的事实，您觉得可信度有多少，

陈晓：我感觉50%以下。

马红漫：好的，谢谢，黄总。

黄鸣：我听到这些后脊梁发凉。

黄鸣：也没办法去评价这里头到底真实多少，但是这种情况很多，我也没法说绑架案还有所受到的这些到底是跟谁有关，反正是有人。到底是同城还是不是同城啊？还是另外一个企业，或者另外一波人，我觉得一点不重要，我觉得到了这种严重恐怖的程度，这是最重要的，我也很赞同石老师的意见，就是说这些管事儿人到哪儿去了，另外最后怎么去有人阻止吗？有人出来，或者最后解决吗？看不见。

余明阳：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的很多的老总高管都是我们的学生，都是交大的学生，这个事情真的还不是真的，我没法判断，因为我了解的信息不多，但有一条可以肯定，同城之间的恶斗这一定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个存在当中最核心的原因大概是我认为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争政府资源，就是实际上如果大家运作都非常地透明、客观，没有必要去争政府资源的话，你的总部放在哪里都一样，但其实政府资源给谁，或者说给谁多一点，这个影响会很大。第二个产品高度同质化，因为他们都在一个锅里捞饭吃，所以这个竞争会特别激烈，第三个这个监管缺位和行为失范，那么这三个原因放在一起以后，导致中国的这个同城之间，同行企业的竞争显得特别的惨烈。

马红漫：三一跟中联这个事情，如果扩散开来讲，那最后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吗，

陈晓：从商业角度去看，今天三一从湖南到北京，一定是一个高招，但是不应该是同城劫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同城劫，它这里可能是引发了，但是它到北京去，肯定是出于它的商业考虑。

马红漫：仇勇在你看来，这两家企业掐成这样，打成这样，有人收益，有人受损吗？

仇勇：双方都受损，其实我觉得受损最大的其实是中国这样一个形象，会给很多的外国投资者，包括海外的观察家会觉得中国是一个法制还不够健全，企业恶斗何时休的这么一个市场，

马红漫：但问题是，对于三一来说他们迁址到北京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何真临：我个人认为除了这个原因以外，我们的老板们都已经说了，国际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三一啊，中国有一句俗话叫树挪死，人挪活。你说同城劫是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我相信我们董事长没有讲谎话的习惯，所以我相信是真的，但是我个人更重要的认为是国际化的需要。

马红漫：仇勇这边迁址到北京你觉得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仇勇：当然不是了，谁要说是了，才是傻子呢。

马红漫：为什么呢？

仇勇：很简单了，因为商业利益还在同样一个战场上。

马红漫：您觉得其实问题还没有解决？

仇勇：远远没有解决。

马红漫：所以接下来想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来做一个投票，我们尝试着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个答案，在大家看来，三一的迁址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个企业之间的阴招恶斗的问题，A双方应该能够解决，双方握手是告别内斗，B您的理解是惹不起躲得起，第三一个就认为是会更加激烈，大家拿起投票器来做一个选择，三二一请选择。

观众：(鼓掌)

马红漫：大多数的现场观众还是认为并不会因为三一的迁址就会让这个所谓的恶性竞争、阴斗的问题能够解决掉，还是会需要更多的、更合适的解决方法。其实跳开三一跟中联这样一个竞争关系之外，我们会发现类似于同城劫，类似于这种恶斗的问题在中国企业界从来都不少见。

片花二

龙头企业之争，竞争文化为何变成江湖文化？

陈晓：严重到员工可以打群架，然后争抢一个门店，

黄鸣：我是被别人斗，就像斗地主一样，

何真临：你们说这是假的，那你们就太天真了。

余明阳：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场地，到底是拳击比赛，还是百姓打架？

道德、法律、媒体监督，谁能划出企业恶斗的底线？

苏小和：那我请问黄总您的道德底线在哪儿？

陈晓：可以用市场机制去惩罚，关键是市场这个机制在不在，

刘春泉：只要你尊重法律，尊重市场规律，完全是可以站着把钱挣了；

仇勇：经得起多大的诋毁就受得起多大的赞美，

石述思：不是对善的惩罚，而是对恶的纵容。

同城劫：企业恶斗何时休？《头脑风暴》，广告之后更精彩！

第三部分 为何江湖文化肆虐？

VTR2:

“既生瑜何生亮”。类似三一重工、中联重科这样爆发于同一城市、同处业界领先地位的企业德比大战，在中国并不少见。来自内蒙的蒙牛与伊利、深圳华为与中兴、宁波的杉杉与雅戈尔(8.03,0.06,0.75%)、青岛海尔(14.13,-0.03,-0.21%)与海信[微博]。同城同业德比大战，是两全其美，还是两败俱伤？先看龙头企业之争，手段招数：

暴力牌：牛根生刚离开伊利创办蒙牛时，曾下“血本”购买了当时主要街道的灯箱广告。但一夜过后，所有的灯箱广告都被人打碎，此案最终也未告破；

广告牌：加多宝以2亿元再度拿下“中国好声音” 2013年第二季独家冠名权，它的同城兄弟王老吉[微博]则向央视、湖南卫视[微博]投入广告费高达5亿元。双方基层业务人员也不止一次促销过程中爆发流血冲突；

民族情绪牌：去年10月，方便面巨头康师傅声称，有关康师傅是“日系血统”和“抵制康师傅”的信息，在互联网上被大量传播，幕后的主使者直指竞争对手统一集团。

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对此类现象愈演愈烈而忧心忡忡：企业家狗咬狗很悲哀，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要学会反思。

同城劫：企业恶斗何时休？风暴，正在继续！

观众：(鼓掌)

马红漫：我们以三一和中联这样一个恶性竞争作为一个新闻由头，作为一个引子，但我们现场还有几位企业家，我们的黄鸣黄总还有我们的陈晓陈总，也想听一下两位企业家所经历的，或者你们所观察到的，类似于你觉得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竞争底线的一些事情。好不好。黄总？

黄鸣：八年前吧。

黄鸣：当时孙先红蒙牛的副总给我看了(竞争对手)一份策划案，屠牛、宰牛、围牛、困牛，一堆的牛。当时真是，跟今天听到的一样，脊梁骨发凉。据说是六百多万(公关费)。后来反过来可能听说，这个最近蒙牛又用同样的这种事情，两家斗成这样的。而且都是背后的，都是由公关公司策划的。

马红漫：您自己的经历呢？

黄鸣：我自己的经历，我觉得比起这个就差了不少了。

马红漫：您一下是不是参加完我们这期节目以后，你一下心胸开朗很多？

黄鸣：是啊。

观众：(鼓掌)

马红漫：好，陈总这边。

陈晓：企业成长初期，这种争斗应该说比较普遍，严重到员工可以打群架，然后争抢一个门店，包括有一些品牌的一线销售人员，品牌相互之间的销售人员打架。但我感觉这些行为，在企业的初创早期都是有可能的，企业到一定的程度，实际上你这些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和成本，比你得到的可能会更多，你失去的比得到的会更多。

马红漫：是不是您认为现在有所改善了？

黄鸣：没有改善，越来越厉害了，而且多元化，这个各种手段，文武全行全出来了，

黄鸣：不断的有皇明这个门，那个门，我给大家念念这个门，经销商门、辞职门、官司门、房地产门、泡沫门、多元化门、跑偏门，最厉害的就是省级干部贪腐门，土地廉价三千亩地廉价土地门，还有亲家门，偷税门，这些门都是一堆堆的。我们不是同城斗，我们甚至不是同行斗，因为我是被别人斗，就像斗地主一样的，根本就是没法儿……

观众：(鼓掌)

黄鸣：现在我跟你说六百万根本弄不起来门了。那么这种门这肯定是你们媒体的事儿，我告诉你，你们都跑不了。

马红漫：黄老师，淡定，淡定。

黄鸣：对吧。

观众：(鼓掌)

黄鸣：可是问题是你看看我的竞争对手，有哪一个被门过？

苏小和：如果说你的竞争触犯了法律，OK，打官司去。只要在没有触犯法律的情况下，所有的竞争手段都是可以的。

黄鸣：我强烈抗议。

苏小和：听我说完，我没说你。我就觉得您刚才一个最大的错误在于您把所有的媒体的对你的一种监督和表现……

黄鸣：监督吗？有媒体监督的吗？

苏小和：当然有，媒体有这个权力媒体第三权力你知道吗。

黄鸣：第三权力

黄鸣：如果犯法了，触犯法律可以去告，可以去法律打官司，没问题。我们坚决赞同，但是您回避了一个道德问题，我们现在中国的各行各业道德突破了那么多的底线，都是法律管不了的，你怎么办，你说道德问题没问题，除了法律有问题的，你可以解决，其他都没问题。这件事情是极端错误的，就是你们这些人误导了中国经济、中国社会。

观众：(鼓掌)

黄鸣：这是最大的错误。

苏小和：那我请问黄总您的道德底线在哪儿，您告诉我。

黄鸣：我的道德底线绝不做烂产品，绝不去坑人，绝不去搞别人。

观众：(鼓掌)

黄鸣：一切都明着来。

苏小和：那谁来监督你？

黄鸣：你来监督好了。

苏小和：OK，那不就得了吗。

黄鸣：你把我所有的监督，所有的这些人都把它当做监督，其中有监督，有诽谤，有无中生有，你为什么不把它分开。

刘春泉：今天好像到目前为止所有人都在讲法律，但是我觉得恰恰是我这个学法律的人没有抢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包括这次三一迁都北京，我个人看法我觉得这是个苦肉计，因为中国确实是有法律的，并不像石老师说的，我们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知识产权厅是一部经常用到的法律，而且判出了很多知名的案子。

石述思：举一个。

刘春泉：特别是里面的第二条，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时候经常拿出来用，这是非常多的。

石述思：你必须举一个。

观众：(鼓掌)

刘春泉：必须举一个，那也很多，因为很多知名的。

石述思：举一个，举一个，求你了。

观众：(笑)

刘春泉：叫我一下拿判例的话。

石述思：你一个判例都没有。

刘春泉：比如说携程和黄金假日，这个它就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判的。

马红漫：好了，回到这个主题上。

石述思：终于找到一个，谢谢。

刘春泉：多了，非常多。

石述思：非常多，我打死都不承认。

黄鸣：怎么处罚的，判了多少钱？

刘春泉：中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不是说没有问题，有问题的，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什么让各位企业家没有感受到它的威力呢，因为我们的判罚太少，所以你们都没有注意到。

黄鸣：判了等于没判。

刘春泉：那是另外一回事。

马红漫：所以刘律师我想现场来探讨这样的问题，你们如果说认为这些问题都有可能，我们说有可能是指向竞争对手的，为什么不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石述思：法律像广告，关键看疗效。

观众：(笑)

刘春泉：这个话我觉得可以讲，我举一个例子。最近有一个案子，比如说我们的反垄断法执法，国家发改委最近公布了一个案子，其实是用价格法来做的，罚了一个亿，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反垄断法很厉害，对不对？这是因为罚得多，但是我们说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什么各位都不知道呢，因为它判的钱实在太少了。

马红漫：所以刘律师，假如我们三一得这个企业代表人来找您，我把这件事情来给您，委托您去打这个官司，您觉得你愿意不愿意接这个活。

刘春泉：作为一个法律人来说，没有证据我是不能够完全相信你这些东西的，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来说，他不应该做法律判断，这不是他的工作，这是强人所难，就是我觉得梁稳根先生缺乏一个好的法律团队。

马红漫：您能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我们的权益？

刘春泉：可以，但是我正要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恰恰没有在法律上去做了，我这样跟大家讲，按照我的工作经验来讲，所谓的窃听门，包括在垃圾里面去找竞争对手的可能的商业机密，这种都是有的，在车里安装什么窃听器，这种在中国全世界一样，都有。但是问题差别在哪里？这个其实是你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通过法律手段把它进行防止流向……

马红漫：通过法律手段来找您来维护他们权益成功的概率有多大？

石述思：刘律师比我还傻还天真，请他具体参阅人民日报对这件事情的报道，有过一段对三一和中联重科的描述，你要知道像这么大一公司，不知道有刘律师说的法律，你可以侮辱他们的人格，你真的不能侮辱他们的智商啊。

观众：(笑)

石述思：人民日报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无比精彩的描述，两个肯定都有庞大的律师团做支撑的企业，但是在常年纠纷的过程中，他们没有找法律，为什么？因为牵扯到很多因素。在长期的一段纠纷的过程中，有一个角色替代了法律登场，别闹了，不就是一个大侄子，一个儿子吗，闹啥呀。喝顿酒，或者是分开喝顿酒，劝劝这个，劝劝那个，别打了，这样的常年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笼罩下的两个巨头，为了表面的和平，产生一个结果，有理的永远得不到伸张，没理的得到了纵容。这个时代最可怕的不是对善的惩罚，而是对恶的纵容。

马红漫：好，谢谢。

观众：(鼓掌)

马红漫：你觉得他说的是事实吗？

何真临：三一有一个庞大的法律团，三一本身的法务人员就有一百多人，哪有那么简单，上千亿的一个企业没有法律？

马红漫：但是为什么，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去做法律方面的维权？

何真临：刚才石老师已经讲了，另外有些斗争也不是马上能够找到，你比如说我们公子这事，不是死，他的绑架，这个人后来死了，你怎么搞？它有很多突发的情况，你们说这是假的，那你们就太天真了。因为这你们可以到长沙市去查吗，这个可以查的，对不对。所以你们说这个也是假的，所以有些我希望我们今天以平等的身份来谈，好不好？

马红漫：好的，谢谢。

观众：(鼓掌)

马红漫：来律师要补充一下吗？来补充一下吧。

刘春泉：首先第一我声明一点，我不认为在中国法律是万能的，这个我认可石老师的意见，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事情，商业的事情它应该遵守商业本身的规律，包括法律，刚才我也注意到何总说到说，说他们有多少个法务人员，但是我这样说一句，就是说一个企业它是否真正的重视了法律，很好使用了法律，不在于它的法律人员有多少。

黄鸣：关于法律问题，企业大和小第一时间就想到就是法律，但最无奈的也是这一块，刚才我那么多门，我诉谁啊，我不知道是谁，这些年我一直不知道是谁。我起诉了，等于第二次、第三次在我伤口上再撒盐，因为这些门已经弄了一次了，然后等着要平息了，我再起诉，而且这个案子一拖就是好多年，一次次地撒盐，我受不了。第二个很多都是网上的，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水军，我找谁去？

马红漫：好的，谢谢黄总。

观众：(鼓掌)

陈晓：我们同样是干企业的，黄总我刚刚听了你这个描述以后，我倒反过来跟你讲，因为你刚刚讲过，在你这个行业里面，别的品牌没有什么任何的门，只有你这个品牌有那么多的门，那这个是你必须要倒过来去反击它。

黄鸣：对，这都是很多很多社会的人问，为什么就你这么多门呢？无语。

(笑)

刘春泉：对于这些所谓的门，第一企业家要有胸襟和容量，这个时候的责任就是你的身份越高，责任越大，第二个我觉得这个企业家我觉得黄总这种也是一个悲情式的陈述，这个不是您的工作，这个工作应该交给专业的，您的法务部或者是外聘的专业机构去完成，这不是您的工作。

仇勇：第一句话送给黄总也送给三一，范冰冰说的好，经得起多大的诋毁就受得起多大的赞美，第二句话我们今天讲法律讲证据，这句话是送给我们这位法律专家的，我觉得首先你要讲重一个证据，是今天讨论的基础，其实是就是关于我们刚才披露的事实，都是在那篇报道中有了，但是听你刚才的发言，我觉得你没有看到那篇报道。

刘春泉：我看了。

仇勇：我觉得你没有看。

石述思：我觉得黄总一番话把今天的主题给改了，就是说相对于竞争对手媒体更可怕。

观众：(笑)

阴斗当下总难免？

马红漫：我们听到这些事件之后，总是希望能够通过法律手段，通过诉讼的手段来解决它，但是讨论结果好像感觉法律很无力，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在现阶段中国的企业的这种恶斗或者是阴斗很难避免，是不是这是我们一个我们必须要接受的无奈的结果呢。

余明阳：我们首先应该承认，这个现象一定是存在的，同城竞争存在的，那么接下来讨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存在，这个现象今后怎么来解决，

马红漫：竞争当中使用一些阴招，您觉得这个合理吗？

余明阳：这个当然不合理，但是它一定有，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它一定有它存在的某一种这个土壤。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很多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原罪。实际上如果企业运作一切都是很透明的，非常规范的，你再来披露也无所谓，它里面运作当中本身有很多的原罪的一些因素，所以它很多事情是经不起揭露的，即便这个节目做完，我想在未来的五年、十年当中，包括同城的竞争和恶斗甚至阴招，我想还会存在。但是我觉得把这个问题暴露出来，本身让它暴露在阳光之下本身就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最好的前提。

马红漫：好的，谢谢。

观众：(鼓掌)

刘春泉：我觉得今天这个讨论，东方企业家和西方企业家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当我遇到一个外国客户的时候，他总是在问我，中国法律是怎么规定的，然后我们这个事情在中国法律上该怎么办，我甚至可以说，我的法律意见可能会决定他这笔投资在中国做还是不做。当然我会根据我的律师职业道德。

马红漫：但是尊重法律能不能解决问题呢？

刘春泉：我认为尊重法律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但是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陈晓：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问题，这个同城劫，假如说这个事情是单项的，那么对方那个企业，它今天是个上市公司，从投资者的角度，这样的企业你该不该投资呢？不应该。该不该上市呢，不应该，该不该去买它的股票呢，不应该。假如咱们说假如啊，所以是可以用市场机制去惩罚，关键是市场这个机制在不在，假如这个机制在的话，我相信这个东西会有结果。

黄鸣：陈老师我再问你，我是所有的不去攻击别人，就是不做暗事，从来不做暗事，老被别人攻击，你投不投我呢？你可能不敢投我。

观众：(鼓掌)

陈晓：假如说这个行业之中只有你被攻击，没有别人被攻击，就不敢投了。

马红漫：水至清则无鱼。你也不能太干净。我们讨论到现在，好像听到两个让我们非常悲观的结论，第一个觉得法律无力，第二个觉得这个世界没好人，真正标榜自己是好人的人，反而不让人相信。

仇勇：所以我觉得今天讨论的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话题，也是接着陈总的话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对方使阴招，你除了比对方更坏的话，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做。

黄鸣：我有。

仇勇：请黄讲一讲。

黄鸣：现在我的结果是，也可能你不投我，投我的少了，但是买我的多了好几倍。

马红漫：好，谢谢。

观众：(鼓掌)

马红漫：小和跟余老师这边。

苏小和：这个我的观点很奇特的，我觉得不管是一个组织也好，是一个企业家也好，还是一个人也好，当他把那种美好的道德挂在自己脑门上的时候，我对他打一个巨大的问号，不管你是谁，比如黄总。

马红漫：小和这样，你不要切悲观了，没必要。小和这个对于现在来讲，

马红漫：我们这种现阶段的这种企业竞争演变成这种江湖文化或者恶性竞争，你觉得到底有没有可能避免？

苏小和：其实刚才陈总已经说了，这是一个过程，竞争它是个市场行为，我觉得今天的三一跟中联重科它竞争不管它是恶性的还是怎么着，它一定会有利于双方。不信你去无试。

刘春泉：我觉得今天谈的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市场化竞争的行业，在这个市场化的竞争行业当中，只要你尊重法律，尊重市场规律，完全是可以站着把钱挣了，所以我刚才说我觉得三一它是一个苦肉计，它是以这个为名头迁到北京，这个新的竞争环境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好处在哪里，就是北京、上海这样的法制环境那肯定是要好很多，这里面的人才环境，整个的社会的商业秩序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如果你再遇到问题，像过去一样那种思维的话，那可能就是行不通的了。我觉得石老师有点儿过于悲观了，你这种悲观对于我们很多兢兢业业地在做着审判工作的法官来说是不公平的，你可以看一下微博上我们这些法官关于很多案件的讨论，当然由于法律的原因，他们判出来的赔偿可能不高，但是大部分案件，特别是知识产权案件，我可以说应该还是得到了比较好的处理。

观众：(鼓掌)

黄鸣：苏小和老师不相信企业有善，我劝您耐心看，

余明阳：关键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场地，到底是拳击比赛，还是百姓打架？

马红漫：对。

余明阳：就是实际上在拳击比赛当中，出阴招也有，因为人打急红眼的时候，他也会有，这个时候有裁判。

马红漫：咬耳朵。

余明阳：这个时候有裁判，也有咬耳朵的，是吧。那么老百姓打架的时候你死我活的，那么实际上现在中国需要的是一种正儿八经的拳击比赛，所以这里面拳击比赛当中，打的时候出点儿阴招，实际上在发达国家当中也存在，那么关键是干预和人们的一种这个道德水准的提升。

马红漫：但是我们还想听一下现场的观众你们的看法，我们再做一次投票，就是在现场的观众你们看来，你们觉得我们中国的企业竞争，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的现阶段能否避免所谓阴斗、恶斗的问题。A是能避免，B是无法避免，C现在可能还是没办法避免，但是将来咱们还是能走出来的，好吧，我们来做一下，三二一，请投票。

观众：(鼓掌)

马红漫：尽管我们看到很多无奈的事实，但是现场的观众总体来说是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道路虽然有点儿曲折，但前途是光明的，所以在我们下面的讨论当中，我们尝试着去找这样一个所谓的光明的前途，

片花三

世界市场大舞台，一山能否容二虎？

陈晓：第一，我不和你玩阴的；

何真临：梁稳根说连华尔街都报道了中联和三一的竞争，这是我和詹纯新(中联董事长)的耻辱；

商业文明，如何塑造？

仇勇：让市场决定成败，让竞争选择赢家；

余明阳：要走得快，一个人走；要走得远，大家一起走。

石述思：财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

何真临：共造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第一的品牌和产业。

纵观全球商业世界，竞争企业共生共存现象并不少见；在日本，液晶面板三巨头东芝[微博]、日立和索尼，为应对韩国三星[微博]、LG的挑战，不惜抱团取暖，成立合资公司，发挥各自技术特长协同竞争；在德国，可以同时拥有奔驰、宝马、奥迪这样的世界级汽车品牌；在美国，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也曾怀有过“一山不容二虎”的心理，但最终还是通过理性竞争，与对手逐渐形成第一阵营，把其它对手远远抛在身后。

蒙牛创始人牛根生曾说：竞争最高境界是合作。

世界市场大舞台，能容得下两个中国巨头共舞吗？商业文明，如何塑造？风暴，正在继续！

商业文明 如何塑造？

马红漫：我想请我们在座我们的嘉宾写一下题板，在你们看来在中国要重树商业文明的话，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首先不违法。

陈晓：对。这个法还是一个最根本的。

马红漫：就是我们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可以吗？

陈晓：很多道德实际上还是比较抽象的，法是根本，只要不违法，什么事都可以做。倒回来讲，假如我今天是三一的话，我认为我做了一个很明智的决定，第一它很清楚，我不和你玩阴的，我也不玩阴的，它这个姿态很清楚。第二我走国际化了，第三一定还有其它的经济收益才会做出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它不是个小企业。

马红漫：希望大家能够都不违法，就可以保证基本的商业……

陈晓：商业秩序。

马红漫：商业文明。

能否上演将相和？

马红漫：何总吧，良性竞争，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很空的一句话。

何真临：不空，为什么不空呢？因为我又要爆一点料，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最大的爆料，董事长最近在一个高层的会议上，这样的自责过，他说连华尔街都报道了中联和三一的竞争，这是我和詹纯新(中联董事长)的耻辱，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很痛心这件事的。这是一个事，第二个因为我准备离开三一，老板跟我最后一次谈话的时候就问我，我们和中联的竞争如此的激烈，有什么办法解决。我说我们两家如果联起手来共同维护这个秩序的话。他说怎么联手啊，我说可以参股啊，他说这个事试过没有效果。知道吧？

马红漫：做过没效果。

何真临：做过没效果，但是到底怎么做过我就不知道了。

马红漫：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爆料。

何真临：恶性的竞争是两败俱伤，我并不是认为一定是三一就得了利，或者是中联就得了利，两败俱伤，我真是痛心疾首。

马红漫：何总您越讲我们觉得越凄凉，已经这么多人在中间当和事老了，最后都没和了，然后您在而呼吁一个良性竞争，它能解决吗？

何真临：我们董事长还讲了一句话，他说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如果可口可乐讲，百事可乐里面有致癌的，那完了，那么马上可口可乐又讲百事可乐里面那有致心脏病的，那不又完了吗，结果两家没有这种恶性的东西，而且两家都成为了世界的巨头。这就是我个人对我们董事长的解读，和我认为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有这种愿望的。

马红漫：好的，谢谢，谢谢。

刘春泉：我再补充一个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一个真实的案例，2006年的时候，可口可乐有三个员工拿了它的一些商业机密文件再加上一个新产品的样品，发了一封信给百事可乐，要卖给它，要多少钱。百事可乐接到这个之后，那按照我们中国现在很多企业的做法，肯定是买下来了。结果它的做法是向FBI(联邦调查局)进行举报，然后两家企业一起把这三个人给抓起来，最后都判了刑，而且判得很重，你看这是在我们商学院我觉得应该要尽量地推广这种案例，这是两个企业之间正当、良性竞争的一个典范。

何真临：对对对，所以律师的发言也佐证了我未来的商业文明一定会走向良性竞争。

观众：(鼓掌)

马红漫：但是我们从A走到B要走多久，怎么样走过去。黄总？

黄鸣：这是一个需要明战胜案。

马红漫：明战可以理解，胜案什么意思呢？

黄鸣：就是胜利的、成功的案例，比如说我这个案例，以后大家买得越来越多，然后攻击我越来越没用，以后大家都不攻击我了，以后大家都会学我了。

马红漫：好的，希望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开始买皇明，谢谢。

观众：(鼓掌)

马红漫：余老师。

余明阳：可口可乐跟百事可乐打了好几个事件，它是痛定思痛，打到最后，谁也打不动了。18世纪到19世纪期间，实际上美国包括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经历过数次屡屡出阴招的这个竞争，一直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西方出现一个扒粪运动开始，那个时候大量披露这个西方的这个运作当中的不规范。

马红漫：所以媒体的作用其实还很重要。

余明阳：对，很重要的。那么实际上，其实企业当中最后也感觉到，实际上再打下去的话，对谁也没好处。就是可口可乐死掉了，可乐整个这个行业整个就萎缩，百事可乐其实也是个输家，所以到最后它一定是个互胜的过程。但是我倒是建议，这种互胜过程也不能够把所有的把这种血腥全部抹煞掉了，如果真的大家互相全部联手垄断市场的话，这个对消费者和老百姓来说恰恰又是另外一个悲剧。

马红漫：是，所以我们在讨论如何去解决恶战的同时，也需要去讨论另一个问题，就是良战是什么样的概念。

余明阳：对，良战是要有的。所以痛定思痛，它一定要有痛的过程，中国(企业)现在还没有一个痛到底的时候。

马红漫：权力退出市场，权力遵守法治。

市场竞争交给顾客，违法乱纪交给法治，没有别的渠道，这样我们的良性竞争才会开始真正的启幕。你的律师才会有真正的尊严，你光表扬法官是没有用的。

仇勇：我的观点跟石老师的也有一定相似之处，厘清政商关系，就是政府资源不要变成企业竞争的一个非常大的可获取的一个优势， 18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朝鲜王朝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第一商人叫林尚沃，他的故事后来被写成了小说，也拍成了电视剧叫《商道》。在一次争夺这个人参交易权的时候，所有其他企业都是在贿赂朝廷的权贵，

当一个官员向你索贿的时候，你怎么拒绝他？林尚沃的答案是什么？说假如国家需要我，不管是救济、救灾怎么样，我可以把我的企业奉献给国家，但是如果您个人觉得要希望私相授予来谋取更大的利益来说，我认为这样做对大人您来说并不安全，并不好。当然可能电视剧有美化的成分，然后这个权贵其实后来放弃了这么一个索贿的过程。

马红漫：所以您的结论呢？

仇勇：应该让市场决定成败，让竞争选择赢家，不能和政府沾边的生意都是好生意，和政府不沾边的投入到市场中的都变成了红海。

石述思：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它会形成它想要的商道，韩国的商道书有十个字，非常的重要，财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

马红漫：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石述思：财上平如水，平，公平，直，正直，成为韩国的商道，日本的商道，外圆内方士魂商道。

马红漫：公平正直，好，谢谢。刘律师。

观众：(鼓掌)。

刘春泉：我说的一个是尊重法律与每个人有关，然后就是说要培养良性的竞争文化，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用法律的眼光去审视每一件事情，那我们就会对那些违反法制的事情进行批判，会形成一个舆论压力，会形成一个崇尚法制的这样一个环境，这个环境一旦形成之后，也就实际上就行了我们下面的这个良性行政的一个大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

观众：(鼓掌)

寄语中国企业家

马红漫：好的，到今天节目最后一个环节，我们针对类似于这样一些两个企业，同城企业，同城劫，假如有机会和啊它这些企业家进行沟通，你们会给一个什么样的话，像一个朋友一样来讲给这些企业家呢？

石述思：八个字好吗，远离权力，珍爱生命。

观众：(鼓掌)

余明阳：我会说这么句话的，要走得快，一个人走，要走得远，大家一起走。

马红漫：OK，谢谢。

观众：(鼓掌)

苏小和：我会对詹纯新说一句话，你现在是企业家，不是官员。我会对梁董事长说一句话，别想当官，好好做企业家。

马红漫：好，逻辑是一样的。

观众：(鼓掌)

刘春泉：我觉得呢我会讲就是说，向市场要效益，还是要用法制去营造企业长远的一个竞争环境。

马红漫：好，谢谢。

观众：(鼓掌)

陈晓：我想说的是三一离开湖南是明智的，到北京新的开始。

马红漫：希望它能一路走好。

观众：(鼓掌)

马红漫：黄总。

黄鸣：逃离红海竞争。

马红漫：找自己的蓝海去吧。

黄鸣：创造新的品类。

马红漫：好，谢谢。

仇勇：其实我想说我对这样的企业家说，我说你应该把你的故事告诉媒体，这不是因为我站在媒体的立场上说，大家可以看到当法律救济的渠道失效或者说没有起到作用的时候，告诉媒体是一种解决方案。有很多企业我相信即使做恶不敢轻举妄动，所以什么时候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不可能再恶化下去了。

马红漫：好的，谢谢。

何真临：其实我也有权利讲这这句话，

何真临：我会跟两位董事长说，

何真临：两位朋友希望回到良性竞争的轨道上来，握手言欢，共造中国工程机械的未来，共造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第一的品牌和产业。这是我要讲的。

观众：(鼓掌)

马红漫：好，谢谢。

马红漫：在今年的电影贺岁档上有一部大片，就是李安拍的这个少年派，在这个平静的大海上的时候，少年派跟他对面的孟加拉虎大家都想去把这条船给占下来。但是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合作才能够共同抵御住暴风雨。我们希望类似于三一这样一种出走的事情，对于我们的中国很多还处于阴斗、恶斗当中的企业来说，能够形成一场暴风雨，大家一起和谐，用良性的竞争来推动我们商业文明的建立，让我们一起去努力。

湖南省长谈三一事件：千方百计扶持其发展

2013年01月29日 03:13 21世纪经济报道

周慧

1月27日，湖南省省长徐守盛在读政府工作报告时，突然脱稿提到：“千方百计扶持以三一重工(11.37,0.22,1.97%)为带头的股份制经济的发展。”

然后重新念报告。

报告用两页篇幅阐述“谋好政府应谋的事，干好政府应干的事，管好政府应管的事”，强调开展发展环境优化年。

这是继三一重工总部搬迁至北京后，湖南省高层首次公开表态回应三一重工搬迁事件。会后，徐守盛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称，三一重工的发展得到了各级各方面的关心、关注和支持，三一重工奋力开拓……为中国人争了光，为湖南人争了气，很了不起。湖南将全力支持三一重工的发展。

2012年11月，三一重工集团董事长梁稳根宣布，将公司职能总部迁离长沙。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9.24,0.00,0.00%)两家企业，作为工业机械业界领头羊，每年为湖南省贡献数百亿GDP。

此后，关于三一重工各种“背井离乡”及地方投资环境的讨论一直未停歇。三一重工澄清称：总部搬迁主要是为了避免恶性竞争，与湖南省投资环境没有任何关联。三一重工的健康快速发展得益于湖南良好的投资环境、湖南省委省政府以及各级部门的关怀与坚定支持。

湖南省一位接近政府的人士称，虽然说跟湖南投资环境无关，但三一重工一直有怨气，提恶性竞争，即影射三一重工在和中联重科的同城竞争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实际上也是在说在三一和中联之间，政府有偏袒行为。这种政府行为，即投资环境。

2012年12月末的湖南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湖南省委书记周强讲话时，突然提高声调称：“有的把企业当成'唐僧肉’，随意向企业伸手，索拿卡要甚至敲诈勒索……我也时常接到有关经济发展环境问题的投诉信。”

当时，周强花了5分钟时间讲“改善发展环境”，他还提到，有些干部喝完了酒，吃完了饭，泡完了脚，屁股一拍就走人，什么事也不办，什么问题也不帮企业解决。

湖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肖毅敏提出，坊间关于三一离开以及投资环境的说法很多，这个事件本身引起湖南省政府最高领导重视，高层把三一和中联的矛盾，放在政府规范的这个高度来考虑，是政府对管理改革方面一个更高的要求，这也为规范政府行为，创作良好的经济环境提供动力。

肖毅敏还提到此前他到湖南某县做调研，发现职能部门对企业揩油现象非常严重，不少小民营企业规模可以做大，也要装穷，变成单干户。这种现象，在中国政府强大的管理和扶持下的市场经济背景下，非常普遍，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壮大和地方经济的做强。政府智能改革，“谋好政府应谋的事，干好政府应干的事，管好政府应管的事”，应该逐步提上日程。



三一中联同城冤家：省长见证握手仍未化解恩怨

2013年01月31日 02:09 第一财经日报

同城冤家“死结”何时解

金慧瑜 王恒利

窃听、间谍、行贿、绑架、举报、走私……用一部悬疑大片来描述中联重科(9.25,0.08,0.87%)和三一重工(11.51,0.20,1.77%)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恶战”，丝毫不为过。

事实眼花缭乱，真实性难以查证。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是，同处一城的两家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巨头为何在此时“巅峰对决”？是工程机械市场“蛋糕”的增量变小？还是产品结构的高度雷同？抑或是两家企业创始人的管理风格？

“同城冤家”

对湖南的政府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近日赶赴长沙，采访湖南省国资委、发改委、经信委等，大多三缄其口。不过，多位政府官员更愿意在私下与记者闲聊，透露政府主管部门的“所作所为”，并发表“个人见解”。

湖南省工程机械行业管理办公室(下称“行管办”)一位人士称：“三一和中联这种竞争是避免不了的。在市场紧缩、蛋糕变小的情况下，工程机械企业的规模却一天比一天大，于是有了比较激烈的竞争，在这过程中采用一些不当手段，是预料之中的。”

瑞银证券的数据表明，2010年和2011年国内工程机械产品销量接近18万台，2012年则预计不到12万台。而在市场需求萎缩的同时，目前主要工程机械制造商实现的产能已达到38万台以上。

上述人士介绍，湖南省政府早就注意到协调中联和三一之间的恶性竞争关系。“早在2011年8月，由省政府牵头，组织了一个签署行业自律公约的座谈会，在湖南省省长徐守盛的见证下，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和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的手握在一起。”

自律公约即由行管办起草，公约的内容包括各签约单位之间不得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散布侵害竞争对手商业信用和产品名誉的舆论；不得指使、授意、鼓动、暗示第三方机构、个人歹意攻打竞争对手等等。

握手并不意味着和解。次年夏天，三一重工副总裁梁林河和中联重科副总裁陈晓非在微博上掀起“论战”。前者指称中联重科为抢夺市场，采取过激销售策略；后者也做激烈反击，要求对方“先习做人，再思做事”。上述行管办人士承认：“公约其实是废纸一张。落实靠自律，没有处罚措施。”

此后，中联和三一之间的风波就没平息过。特别是去年年底的一篇“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的报道，更是将两家公司推到了风口浪尖。中联发布声明称将诉诸法律。不过据本报了解，法律程序实质上并未启动。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政府希望通过协调，来平息两家的矛盾，不希望将此事搞大。”中联内部人士也向本报承认，“政府方面不要让我们添乱。”

中联虽然实现了管理层持股，但国有股仍占主导地位，湖南省国资委持股比例，来自政府部门的意见，显然对中联重科的危机应对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三一在微博上的攻势不减，至今仍能在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梁林河的微博上，看到大量转载、评论关于中联的负面信息。而中联方面除了董事长助理高辉在微博上有过回应外，其他人均避而不谈，明显处于守势，隐忍不发。

中联内部人士表示：“公司高层指的是'董监高’，高辉目前并不是高层，他的发言属个人性质，不代表公司。”

关于中联造假的消息更是满天飞，这些举报来自自称“中联内部人士”或研究机构。如《香港经济日报》就曾收到一封来自浑水创办人Carson Block的邮件，但记者随后与 Carson Block 联系，对方称并未寄出这封邮件。是谁发出这封邮件，至今仍是迷。

“商业基因”

除了工程机械市场蛋糕增量萎缩导致竞争白热化原因外，还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恶斗”更像是企业文化，或者说是商业基因的对决。

出身农家的梁稳根，早年曾贩羊卖酒，1986年借款6万元创建涟源焊接材料厂，也就是三一重工的前身。1992年梁稳根将企业迁至长沙，进军工程机械行业。

同一年，时任长沙建筑机械研究院副院长的詹纯新也辞职下海，创办中联建筑机械产业公司。詹纯新为高干子弟，曾任大学教师。

创业初期，无论是梁稳根还是詹纯新都筚路蓝缕，吃尽苦头。2000年，中联重科登陆资本市场；3年后，三一重工在上证所挂牌。

梁稳根的张扬还有詹纯新的低调，这种商业基因深深地影响了两家公司的企业文化。

“梁稳根是涟源人，属于梅山文化，比较直爽好斗；而詹纯新是常德人，洞庭湖区的，那边很多都是移民，懂得变通，有心计。一个率性张扬，一个含蓄隐忍，企业文化也是类似的。” 北京湖南商会副会长伍继延向本报分析。

持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湖南一家国企的管理人员在私下中告诉本报：“企业文化和掌门人的风格相关。詹纯新是常德人，有商业头脑，被称为湖南的'犹太人’；而梁稳根是涟源人，梅山那边，相对比较粗放。”

“詹纯新私下告诉我，他认为，沉默才能掌握主动权。”一位与詹纯新熟识的当地国资系统官员告诉记者，“他是一个特别低调的人，对荣誉看得不重，这次的十八大代表，他让给搞科技研发的一个主管来当，在意大利他还获了莱昂纳多国际奖，至今只有两个中国人获得，但他从来不提这些事情。”

而三一的企业文化中，则充满了民营企业“野蛮生长”的案例。

记者接触的多名湖南当地商业和文化圈人士传递出了这样一个印象：三一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群人在战斗。

在当年三一阻击凯雷收购徐工的关键时刻，梁稳根本打算亲自上阵，准备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向人大提交一份关于凯雷徐工并购案的议案。而当时的三一集团前副总裁何真临则对其说：“这趟水很深。作为三一的主帅，你不宜亲自上阵。”后来，向文波成为了“高举民族大义之旗的斗士”。

而在某次央媒见面会上，被称作三一“技术第一人”的易小刚，将发言次序从原来的第四个改到最后一个。“他发言的时候，非常慷慨激昂，用了很多夸张手势，这也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一名业内人士认为，三一将“狼性文化”发展到了极致。

何真临在其《我与首富梁稳根：揭秘三一》一书中写道：“延续了近10年的狂飙突进，使三一感到不但在人才上，即使在管理上也难以支撑。三一的六西格玛为什么进展缓慢，甚至中途夭折，恐怕就是基础管理跟不上的原因。”

“双核”落单

对湖南地方政府震动最大的，莫过于三一决定将注册总部和决策总部迁址北京了。虽然企业的主要生产基地仍在长沙，对当地的税收影响并不太大。

“我们原本是想打造'世界工程机械之都’，现在三一将注册和决策总部放到了北京，也许目标将更改为'世界工程机械产业集群，’行管办人士告诉本报。

上述人士介绍，三一和中联对湖南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的拉动功不可没。“2002年湖南工程机械行业产值仅为36亿元，而去年达到1900亿元，增速也明显高于全国。之所以发展这么快，正是得益于三一和中联的'双核’运转效率。比起徐州、柳州、厦门'单核’运转的速度更快，这种竞争状态使得湖南整个行业更有活力。”

对于迁址的原因，向文波在微博上说：“……是规避恶性竞争，任何其他解读都是转移矛盾和焦点。”对此，湖南一家国企的管理人员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这是一种'逼宫’行为，事实上他们也的确起到了效果。”

1月26日，徐守盛在湖南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脱稿谈到，将千方百计扶持以三一重工带头的股份合作制经济的发展。这是湖南高层首度就“三一搬迁事件”作出正式回应。

更多的人士则认为，三一很早就说要建立“世界一流企业”，那么就要将一流城市作为总部，例如北上广。“选择北京，其实还是体现了一个'中央意识’，表露了它经营天下的雄心壮志。” 伍继延表示。

中联重科高层则向本报表示：“我想强调的是，他们搬迁有他们自己的考虑，真的和我们没有关系。”

总部的搬迁，能够弱化在全国市场的竞争关系吗？中联重科与三一重工这对“同城冤家”，何时才能解开这个死结？

中联重科销售造假 高增长引发多方质疑

2013-02-21 19:52:41 来源：新华网



中联重科销售造假真相调查

纽约举报材料牵出“未达终端客户”订单玄机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墙被推倒，入眼的真相让人难以置信。真相的主角，是位列深证100的蓝筹公司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重科，000157，SZ；01157，HK)。

截至2012年9月30日，中联重科去年前三季度业绩相当耀眼，营业收入和利润同比增幅双双超过15%，产品毛利率继续走强，是行业中唯一一家前三季度实现收入和利润双双增长的企业。

在经济不景气的2012年，这样的逆势增长曾一度引起过业界的质疑，后不了了之。

但是，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收到的一封举报信，大大增加了此前质疑的可信度。

上述举报信称：现在由我来解读中联的“业绩增长”的原因。我为曾帮助中联造假而羞耻。所谓逆势增长的功臣是“挑灯夜战”的财务会计，还有一批夜以继日、认认真真造假的一线业务人员。截至2012年10月27日的统计表中，以泵车为例，新华东大区正常销售泵车为404台，2011年正常销售为446台，销售台数减少9%，销售额减少9.4%；B/C(预期订单/虚构订单)类合计销售136台，B/C类销售虚增比达到34%；截至10月27日，B/C类销售总额为5亿元。按全国10个大区计算，保守估计就有50亿元B/C类销售，按照40%毛利估算就是20亿元的利润，也就是前三季度中联可能虚增50亿元销售，虚增20亿元利润。

记者无法证实举报人对中联重科 “三季度以前可能虚增50亿元销售，虚增20亿元利润”的结论，因为举报材料中仅提供了截至2012年10月31日自称来自中联重科内部SAP系统在新华东地区的发货明细表和未达终端客户明细表。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迅速启动了研究、核实和调查程序，并根据举报材料里提供的线索，在江苏、浙江、上海三地对客户、客户所在公司或搅拌站、中联重科在各地的保障中心进行了持续近十天的暗访和调查，调查结果可以确认，中联重科在华东大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的一线销售中存在大量造假。

事件起源

中联重科高增长引发多方质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近日收到了一份寄自美国纽约的U盘，里面有自称是关于中联重科财务造假的7份文件，其中2011年及2012年截至10月31日的发货明细表及新华东大区未达终端客户明细表引人关注。

风起于青萍之末。

1月8日，中联重科开盘前A股和H股双双临时停牌。

公司临时发布公告称，停牌原因是媒体报道了公司尚未披露的信息。

上述“媒体报道”，指的是当日香港明报刊登了一份自称是国际投资者所发的匿名信，举报该公司财务造假、夸大利润。

据该报道，中联重科被匿名举报财务造假，指其将部分未实际销出甚至是不存在的订单计入正常销售额内，以夸大利润表现。这封声称向香港证监会举报的匿名信所提供的材料显示，利用这种方式，中联重科仅华东区销售去年前3个月的销售增长就由3.8%夸大至34.8%。

举报信还称，该公司将销售分成三种，一种是正常销售，另外是B类销售及C类销售。正常销售是指已经与买家签订好，有确实出货及付款日期等的正常订单；而B类销售是买家预期会购买，但未有出货日期、未付款，且产品仍在仓储的潜在订单；至于C类销售，是中联重科将一些旧有客户套上别间公司而虚构出来的订单。

当日晚间，中联重科紧急发布公告对举报信的所有内容予以否认。

该公告称，传闻均不属实，不存在财务造假、夸大利润表现的情况；公司从未有分类销售政策，更不存在B类销售和C类销售，公司所有销售均为正常销售；公司并无机会见到报道中所称的内部销售文件，但公司不存在此类内部销售文件；华东区2012年前三个月的销售数据为13.19亿元，与2011年同期的10.02亿元相比增长31.64%。公司表现优于同行，有双位数纯利增长，主要是因为公司产品技术、质量和服务进一步提升，使得产品订单增长，以及产品毛利率的提高、产品结构的优化。

但造假的阴影并没有因中联重科的澄清公告而散去，反而呈弥漫之势。

平静近20天后，《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亦收到了一份寄自美国纽约的快件，快件里装着一个U盘，里面有关于中联重科财务造假的7份文件。

在这7份文件里，自称曾在中联重科工作过的举报人不仅提供了中联重科2011年及2012年截至10月31日的发货明细表，还附有新华东大区未达终端客户的明细表。

记者统计发现，2012年的发货明细表中有2413个订单，退订291个，其中A类退订101个，B类退订73个，C类退订117个。客户总数403个，另有A类退订客户数60个，B类退订客户16个，C类退订客户10个。此外，2012年发货明细表中，列出了客户名称、主机编号、订单号、客户编号、销售部门电话、销售代表、退货原因等。

材料中的EXCEL文件长达100多页，且是专为企业量身订做的SAP系统数据，并有中联重科销售时形成的订单号作为SAP系统中的销售识别号。

举报人称，这些资料来源于SAP系统，主机编号、订单编号、合同及合同更改等信息不可能伪造；“月度报表1031”数据庞大、数据关系严密、客户及主机编号等信息俱全，举报材料是完全真实的。

暗访客户

一个大客户的真假买卖：十余台泵车都在中联重科处

记者以某工程机械企业市场部工作人员的身份联系到了中联重科的大客户冯锋，对方言语中印证了举报材料的真实性，并称其合同购买的产品至今还在中联重科的仓库里。

冯锋是浙江绍兴市的个体户，从中联重科等企业买来搅拌车或者泵车，然后将车出租获利。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某工程机械企业市场部工作人员的身份约到了他，和他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对话。

举报人提供的“2012发货明细表”显示，中联重科在5月31日发给冯锋的15台泵车，型号为ZLJ5419THB52X-6RZ。在这份销售表中，这15台车全部被归为C类，且是以分期合同的条件销售，并没有进行银行按揭或其他融资方式。

举报人提供的另一份 “新华东大区未达终端客户明细”表中的信息显示，这15台车全部注明 “未交付”、“总部寄存”、“未使用”。而在“合同付款条件”一栏，这15台车全部备注为“零首付发货，于2012年7月30号前支付600万元，余款5400万元做18个月分期支付，即2012年8月至2014年1月，每月20日支付300万元。2012年9月20日备注合同更改：零首付发货，于2012年12月31号前支付600万元，余款5400万元做18个月分期支付，即2013年1月至2015年6月，每月20日支付300万元。”

在和记者的交谈中，冯锋确认了中联重科和他的买售关系，双方签订了合同。但他同时表示，这些泵车“没有买过来，是可以退的”，他只买了两台泵车用来出租，其中一台还是跟别人合伙买的，肯定没十几台。这些设备只是名义上放在他那里，但实际上是在中联重科那里。至于这些泵车具体放在哪里，他也不清楚。

冯锋进一步解释，“它(中联重科)给我，放在我这里，等于让我去推销，推销出去了，返给我两万块钱。”在销售过程中，中联重科的人可能也会出面。“比如你有意向了，他们给我的价钱是350万，你(只希望出)340万，我是没权利的，中联的人会出面，如果他们同意了，这两万块钱我照样有。”

据绍兴当地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的工程机械租赁生意并不好做，利润微薄。作为个体户的冯锋，不太可能一下消化单价200万元以上的十多台泵车。

不过《每日经济新闻》另一路记者于1月31日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中联重科园区，意外发现了2012年发货明细表中提及的2012年5月31日发给冯锋的15台泵车中的一台。这台泵车的主机编号为H016191112154，制造日期为2012年10月。

一位业内人士解释，主机编码就好像身份证，对这些泵车来说具有唯一识别功能。这台车的制造日期显示为2012年10月，而发货明细表中却显示5月31日已发货给冯锋，如果明细表中的资料属实，这不排除是另一种造假。

“2012发货明细表”还显示，2012年3月8日和4月27日，中联重科分别发货3台和4台型号同为ZLJ5256GJBGH的搅拌车给冯锋。据冯锋透露，2102年他的确与中联重科签订合同购入7台搅拌车，还有4台计划2013年提 (购10台送一台)。中联重科给他的购车条件非常优惠，零首付，只需出5%的保证金，分四年付款，且不收利息。

销售模式

“偷梁换柱”的销售游戏：客户集中采购后分批退货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中联重科存在向客户发货，继而这些货又被一台台退掉的情况。有公司内部人士称，中联重科为了冲销售，有些货可以先不付钱，且能开发票。

同在新华东大区的浙江片区，举报人提供的 “2012年发货明细表”中的另一个客户信息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个客户便是浙江建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表中显示，2012年3月29日，中联重科一口气向这家公司发货11台泵车；3月30日，中联重科再次向该公司发货2台泵车；3月31日，又发货7台泵车。

但几天后，这家公司却开始退货了。发货明细表显示，4月7日该公司退掉一台泵车。接下来，7月6日退掉一台，7月19日退掉两台，8月14日和8月30日又各退掉一台，8月31日退掉4台，同一天又买进一台，9月11日退掉一台，10月22日退掉6台。

在一季度末的最后3天集中购买了价值六七千万元的20台泵车，然后又一台一台地退掉。这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随后，记者从浙江建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内部人士处了解到了一些内情。

“他(中联重科)当时也是为了冲销售，放了十几台在我们销售的那个厂里。我问怎么放这么多，他(销售人员)说不要你们付钱，发票都可以开给你。”该内部人士说。

1月28日，记者再来到浙江建机，并见到了该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对于记者的出现，该负责人显得较为警惕，当话题转向其与中联重科的业务时，该人士就绕开话题，不愿透露更多的信息。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从表面上看，中联重科和这家公司签了合同，货已经卖给了它。待中联重科或者浙江这家工程机械公司找到真正的买家后，可能会表现为退货后再出售。

类似的案例并不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上海勤腾混凝土有限公司厂区里，见到了中联重科一台主机编号为H016186112230的泵车。车身落了不少尘泥，但未上车牌。该厂一位员工告诉记者，这台新车大概在2012年6月底到7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停放在公司厂区了，一直未使用。

记者在举报人提供的“发货明细表”中查找到了主机编号为H016186112230的泵车，发现这台车的购买客户的确为上海勤腾。但发货明细表同时显示，上海勤腾并不是这台车的第一个“主人”：中联重科曾于5月31日将这台车发货给了海盐安泰混凝土有限公司，6月26日，该公司把这台车退回了中联重科。6月30日，中联重科又把这台车转卖给上海勤腾。

记者曾联系海盐安泰负责人李简，询问该公司是否从中联重科购进了这台车，对方称不知道，并迅速挂断电话。

记者多方的调查显示，上述销售方式与举报人提供的发货明细表中显示的 “发货-退货”、“发货-退货-再发货”等两种滚动方式相吻合。

类似的销售方式在发货明细表中还有很多。2012年3月31日至8月31日期间，中联重科共发货给浙江衢州山河建材有限公司27台泵车，而从8月30日到10月29日期间，该公司又先后退掉了15台。一位知情人士从衢州山河建材董事长姜达清处了解到，这些车只是放在那里，双方并没有签合同。此外，浙江建机4月7日退掉的一台编号为H016096212338的泵车于4月12日发货给了宁波晨辉混凝土有限公司，7月6日退掉的一台编号为H016096212336的泵车于当天发货给了天峻金海建材有限公司……

举报信详解

举报材料透露的“秘密”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收到的举报材料中，有两张表极为关键：其中一张为截至2012年10月31日的发货明细表，另一张为《新华东大区未达终端客户明细表》。记者在华东三省市的暗访和调查结果显示，举报材料提供的信息均可以部分或完全得到印证。

通过对上述两张表的梳理与分析，可以看出中联重科销售的“秘密”：

其一，记者统计材料中的A/B/C类销售数据发现，截至10月31日，2012年中联重科新华东大区销售27.29亿元，较2011年同期增长23.58%，略高于中联重科上半年及前三季度20.59%及17.77%的增长率。但是，中联重科华东大区中存在巨额的B/C类销售，金额达5.38亿元，绝大部分B、C类销售产品未交付客户，回款率极低，仅为0.21%。如果剔除B、C类销售额，2012年前三季度中联重科华东大区销售额为21.91亿元，较2011年同期减少0.8%。

其二，B/C类销售波峰与财报时点高度吻合。

从上述两张表中反映的各月销售趋势看，2012年3月及5月为B/C类销售波峰，与季报及年报时点高度吻合。特别是各季度的最后几天，销量会大增，其中5月达3.8亿元，超过正常销售额。全年的销售趋势图与C类销售高度相关，华东大区的销售趋势基本取决于C类销售的变化。

其三，中联重科涉嫌虚假销售的主要手段与举报人透露的“发货-退货”、“发货-退货-再发货”等两种方式相吻合，B/C类销售中以C类为主，占比72.67%。

记者调查中，发现了多个案例与上述方式吻合：比如前文提到的，2012年3月29日中联重科向浙江建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发货11台泵车，3月30日，中联重科再次向该公司发货2台泵车，3月31日又发货7台泵车。这家公司在一季度末的最后3天集中购买了20台泵车，然后又一台台地退掉。

其四，中联重科涉嫌虚假销售的产品主要为毛利率较高的泵车。表格数据显示，B/C类泵车销售达5.02亿元，占B/C总销售的93.23%。

其五，B/C类主要销售方式为分期销售。

记者统计发现，中联重科B/C类分期销售额为5.08亿元，占B/C总销售额的94.34%；B/C类销售占分期销售比例的33.86%，其中C类销售产品未送达客户的金额高达总额的93%，未送达终端客户的产品基本上为泵车，B/C类销售占泵车未送达客户的97%，交付率极低。有业内人士指出，由于分期付款销售不同于融资或按揭销售，不需要银行等第三方的介入，所以销售造假的可能性更高。

其六，B/C类客户选取的集中度较高。

基于两张表的研究，记者发现，华东大区前十大客户共销售4.65亿元，占总销售额的17%。其中，C类销售3.26亿元、B类销售0.39亿元，B、C类销售占十大客户销售额的比例高达78%。

其七，付款条件多次延展，合同多次更改。

2012年1月28日，中联重科销售给“杭州格胜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一台编号为H016139211036的泵车“合同成交条件”栏内记录为“发货前付首付款20万元(即每台设备付款2万元)，设备一律停于我司杭州服务保障中心，每台设备需在付齐20%的货款后方可使用，可分批分次付齐20%的货款，余款80%自付齐首付款的次月开始在24个月内按月分期付款，即每月30日之前支付货款，直至付清。”2012年6月27日备注合同更改，整单将首付及分期款付款日期相应延至2012年9月开始。2012年9月20日备注合同更改，整单将首付及分期款付款日期相应延至2012年12月31日开始。”

有业内人士分析，此单为典型的虚假销售，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首付款不足(在整个表格中甚至个别订单为“零首付”)；二是设备停在“杭州保障中心”，设备控制权并未真正实现转移；三是合同更改了两次，每次更改都是对前次合同的否定，表明前次合同本身就是无效的虚假合同；四是最后一次合同延到12月31日付款，如果12月31日没有收到首付货款，就证明该订单在2012年不能确认任何销售收入。

千万级合同要素不齐 部分已售产品尴尬“寄存”

随着《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的深入，中联重科的实际销售情况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

暗访中联重科客户时，有客户告诉我们，其合同购买的产品至今还在中联重科的仓库里；也有客户说，中联重科为了冲销售，有些货可以先不付钱，且能开发票；还有客户提供了销售合同，这些合同显示，其与中联重科曾在一日之内签订金额数千万元的合同，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大幅“缩水”。

暗访中联重科客户的搅拌站，记者发现停放在某搅拌站里的中联重科产品仅有一台，这一数据获得了该公司多名员工的确认。但该公司总经理此前公开对当地媒体称，与中联重科的订单确有其事，采购中联重科设备金额约8000万元，与记者实地调查的情况相矛盾。

暗访中联重科多地保障中心，记者寻找到了举报材料中所述的多台处于“未交付、未使用、在总部或大区保障中心寄存”的设备，主机编号完全一致，这些设备至今仍停放着在中联重科的多个园区，未形成真正的物权转移。

类似这样的销售合同，如何实现真正的销售回款，并为公司创造利润，恐怕中联重科很难给出令投资者信服的答案。（每经记者 余晚平陈小天)

销售案例之一

南京恒晟：一天签约数千万 目前兑现仅一成多

记者获得了中联重科与南京恒晟的三份销售合同，但南京恒晟一位高管证实，其与中联重科曾在一日之内签订金额达数千万元的合同，然而这些合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大幅“缩水”，且多项关键内容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

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三的江苏省，是名副其实的混凝土销售大省。来自权威渠道的统计显示，江苏年产混凝土总量在2亿立方米以上，全省混凝土企业接近1000家，均占全国1/7左右，无疑是混凝土机械销售市场的必争之地。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连日来在南京、淮安、常州等地奔波、暗访调查发现，中联重科销售造假的情形让人难以置信。一个鲜活的例子是，去年下半年，中联重科曾在一日之内与南京恒晟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恒晟)签下价值数千万元的合同，但截至目前，其实际兑现的金额，不过几百万元。

“新华东大区未达终端客户明细”的举报材料显示，中联重科和南京恒晟于去年签订了分期付款方式的采购合同，但发货时间定于去年11月7日至11月30之间的3辆泵车、1辆车载泵和6辆搅拌车，仍处于“未交付、未使用、在总部寄存”状态。

尽管中联重科此前对举报材料一再否认，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暗访这家公司了解到的情况，却与“未达终端客户明细”透露的情况相吻合。

近日，一位接近南京恒晟的知情人士向记者提供了一份中联重科的《产品买卖合同》，这份合同显示，中联重科和南京恒晟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12年10月25日，交易的产品分别为1辆ZLJ5530THBK型号泵车，总价700万元；3辆ZLJ5417THB型号泵车，总价1080万元；1辆ZLJ5121THB型号车载泵，总价50万元；11辆ZLJ5310GJB型号搅拌车，总价550万元。该份合同总金额达到2380万元。

但记者注意到，这份总页数为4页的买卖合同虽然同时盖有中联重科合同专用章和南京恒晟的法人专用章，但却是一份极其简易的合同。除第一条中约定了买卖产品的名称、型号、数量、价款等项目，第九条约定了分期付款方式，其他多项重要信息并未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如：第七条运输费用由谁承担、第十一条交货验货地点、第十五条担保方式等，均未填写。

在分期付款一栏，合同写道：“买受人在本合同签订即日起10日内付定金7万元；64米泵车首付70万元后按订单生产发货，从2013年5月至2015年10月在每月25日前支付21万元，其他所有设备收定金7万元后锁GPS发货，2013年4月25日前付161万元，从2013年5月至2015年9月在每月25日前支付50万元，在2015年10月25日前支付62万元。”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进一步暗访发现，该份合同在执行过程中明显“缩水”。

南京恒晟一位高层对前来暗访的记者明确表示，的确与中联重科签订了上述合同，但目前 “只接了(中联重科)5辆搅拌车。”

记者几经辗转，获得了一张南京恒晟购买中联重科搅拌车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以发票上显示的每辆价税合计49.40万元的金额计，5辆搅拌车总价大约200多万元。这一“实际执行”的金额与上述买卖合同的数额相比，缩水近九成。

显然，上述合同签订的搅拌车产品总计11辆，如果“扣除”已经明确发往南京恒晟的5辆，还剩6辆“未发货”，而这在数量上与“新华东大区未达终端客户明细”的搅拌车数量完全一致。“未达终端客户明细”中显示，这6辆搅拌车的主机编号 分 别为H0180772120219、H0180772120220、H0180772120225、H0180772120227、H0180772120228、H0180772120229。

不仅如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拿到的材料还显示，同在去年10月25日，中联重科与南京恒晟还签订了另外两份买卖合同，但根据南京恒晟高管的描述，这两份合同截至目前也都未执行。

记者手中的材料显示，其中一份为搅拌站买卖合同。采购内容为2×HZSE180、HZSE180搅拌站各一辆，总价分别为456万元和230万元，总金额686万元。然而，这份合同除了约定第一条产品名称等内容，其余几乎都为空白，甚至连第八条付款方式及付款期限都显示未填写。

另有一份泵车买卖合同，买卖产品为中联重科ZLJ5270THBK、ZLJ5300THBK、ZLJ5400THBK型号的泵车各1辆，价格分别为204万元、248万元、360万元，总金额为812万元。合同中约定为分期付款，“买受人在本合同签订即日起10日内付定金3万元；2013年4月25日前支付首付款82万元(含定金)；支付定金后锁GPS发货，从2013年5月至2015年9月在每月25日前支付24万，2015年10月25日前支付34万即全部付清。”

对于上述3份合同，南京恒晟上述高管对前来暗访的记者坦承确有其事，但除已经收货的5辆搅拌车，这3份合同中提及的其他产品，到目前为止没有接收，也没有付款。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南京恒晟停车场暗访时，见到了新买的5辆中联重科ZLJ5310GJB型号搅拌车中的一辆，制造日期显示为2012年10月。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这辆搅拌 车 的 出 厂 编 号H0180772120223，与举报材料中提及的“未交付、未使用、在总部寄存”产 品 的 编号H0180772120220、H0180772120225等，仅是末位数不同，且接近相邻。

销售案例之二

金海宁：搅拌站现场仅一台中联泵车

记者实地走访该公司及搅拌站，发现停放在金海宁园区的中联重科产品，仅有一台。这一数据获得了该公司多位员工的确认，但该公司总经理此前公开对当地媒体称，与中联重科的订单确有其事，采购中联重科设备金额约8000万元，与记者实地调查的情况相矛盾。

在举报材料中，南京金海宁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宁建材)大量的进货与退货行为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发货明细表显示，截至2012年10月，中联重科向金海宁建材共发货泵车18辆，退货5辆；发货搅拌车55辆，退货55辆。

记者查询金海宁建材的工商资料发现：该公司法人代表庞小志，注册时间为2012年4月5日。这家成立不到一年的公司是否有能力在一年内消化18台泵车？

2月2日，记者赶到了位于南京六合区马鞍镇朱家山附近的金海宁建材。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是一个规模不小的搅拌站，工厂内停放着十余辆泵车及搅拌车。记者粗略统计，总计4辆泵车和13辆搅拌车。4辆泵车分为两种类型，红色臂架泵车3辆，车牌号分别为苏AC8339、苏AF1089，苏AC8369，记者查看后确认，均为徐工集团的产品；另外一辆是白色臂架的泵车，车牌为苏AC8533，则为中联重科CIFA产品。记者上前察看这台中联重科CIFA产品的泵车铭牌，发现是一辆臂架长度为49米的泵车，车辆识别代码为JALY9F5Y6C700779。

多位现场施工工人称，这座搅拌站是去年才建立的。“去年5月新建，7月投产，目前大约有上百名员工。我们有20辆搅拌车和5辆泵车。”工人李为贵(化名)说，还有一台泵车出去打混凝土了。但当记者问及是否向中联重科购买多辆泵车产品时，他表示不知。对李为贵的说法，记者随后得到了另外一位工人的确认。

随后，记者走进金海宁建材的办公室，在办公楼一楼楼梯口，张贴有一份公告，称“由于公司发展需要，于2013年1月22日，公司名称由'南京金海宁建材有限公司’更名为'南京金海宁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变更后，业务主体和法律关系不变。”

记者到达时，该公司总经理庞宾已经外出。但金海宁办公室一位员工证实了前述工人的说法，“我们算六合区(规模)最大的搅拌站，现有的设备是搅拌车20辆、泵车5辆。”

“这些车从哪里买来的？”记者问。

“车都是徐州来的。”

“我刚才看见一辆中联重科的泵车？”

“对，就这一台。”他表示，这台白色臂架的泵车，是从中联重科买来的。

记者发现，金海宁建材搅拌站里的中联重科产品与此前庞宾按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明显不符，也与发货明细表中的数据相差甚远。

在香港《明报》刊发中联重科财务造假的报道后，1月11日，南京当地就有媒体援引金海宁建材总经理庞宾的话称，与中联重科的订单确有其事。金海宁建材去年采购中联重科设备的金额约为8000万元，2012年6月那笔3000多万元的的订单应是执行的一部分。其并强调，“我们采购设备只有老板和总经理参与决策，其他人无法知晓。”

不过，记者查询资料发现，金海宁建材旗下在南京市江宁区江宁科学园还曾拥有鑫茂中联混凝土站，但现在，鑫茂站已经转让给了中国建材旗下的中联水泥。针对庞宾对媒体所说的与中联重科合作，是否其去年曾以鑫茂的名义与中联重科签约发货，目前不得而知。

就上述相关情况，记者试图联系庞宾欲作求证，但截至发稿，未有结果。

销售案例之三

华石：去年基本没新增设备

日前，记者以客户身份致电举报材料中提及的负责向华石建材销售泵车的中联重科业务员，他表示去年华石建材确实购买了新的中联重科泵车。然而华石建材一位高管却称，去年基本没有新增泵车设备。

记者在中联重科常州金坛工业园发现的这些“寄存”的新车，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呢？对照举报材料，我们或许能发现一些端倪。

2012发货明细表中显示，中联重科在2012年5月31日就将前述四台泵车发货给江都市鑫耀运输有限公司，但“未达终端客户明细”表中对应的上述主机编号的四台车却注明状态为“未交付、未使用、总部寄存”。表中还特别注明，“首付50万元停GPS发货 (编者注：GPS为制造商控制该机器的重要系统，不开通GPS不能作业)，余款3930万元分24个月平均支付，每月付款日为25日前，从开通泵车GPS时开始支付设备分期款。”

从上述合同付款条件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江都鑫耀这三台车至今仍“寄存”在该园区。

另外两个“采购方”海盐安泰混凝土有限公司和南京金海宁建材有限公司与上述公司的情况极为相似。

发货明细表显示，海盐安泰混凝土有限公司两台车的发货时间分别为5月29日和5月31日，而“未达终端客户明细”表中则显示，这两台车的状态为“未交付、未使用、总部寄存”，同时注明为零首付，没有银行按揭的分期合同；南京金海宁建材有限公司的发货日期为2012年6月30日，同样为“未交付、未使用、总部寄存”，注明为分期合同。

“采购方”华石建材的问题则更为严重。发货明细表显示，该公司2012年从中联重科购车的数量达到41辆，其中有40辆标注了为“C类销售”。而“未达终端客户明细”表显示，华石建材处于“未交付、未使用、总部寄存”状态的车辆高达31台之多。而记者在中联重科常州该园区见到的三台车就在31台之中。

在“未达终端客户明细”表中，这些车均在合同付款条件一栏注明——“零首付发货，停GPS，2012年8月付首付款，首付金额为总金额的10%即680万元，余款6120万元从9月开始分18个月分期支付，付款日期为每月25日前。2012年8月29日更改为，零首付发货，停GPS，2012年11月付首付款，首付金额为总金额的10%即680万元，余款6120万元从12月开始分18个月分期支付，付款日期为每月25日前。”

实际上，对华石建材从中联重科采购如此庞大的新车数量，早有人持怀疑态度。江苏一位长期关注华石建材的知情人士对记者表示，“据我了解，这家公司两年前就有20辆左右的泵车，以它年产(混凝土)量200万立方米的规模算，这些泵车足够用了。”

记者曾以客户身份致电举报材料中提及的负责向华石建材销售泵车的中联重科方面业务员谭某，他表示，去年华石建材确实购买了新的中联重科泵车，但具体数量和操作模式，是商业机密，无可奉告。

然而，1月31日，以谈业务名义前来的记者见到了华石建材一位高层，其对记者表示，2012年之前，他们就已有20辆左右的泵车，去年基本没有新增，“可能通过以旧换新的方式与中联重科置换了一两台”，但绝对没有几十辆。

“确认销售的财务准则有几条，其一，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其二，物权已转移到购买方；其三，售出方货款已收回或货款已确认有收回保障；其四，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其五，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一位财务人士告诉记者，而这些新车均寄存在中联重科的总部或区域保障中心里，显然没有真正形成销售。

销售案例之四

多地保障中心的“存货”

在实地的走访调查中，记者寻找到了举报材料中所述的多台处于“未交付、未使用、在总部或大区保障中心寄存”的设备，主机编号完全一致，这些设备至今仍停放在中联重科的多个园区内。

在举报人提供的 “未达终端客户明细”中，《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粗略统计发现，截至2012年11月30日，包括泵车、搅拌车、车载泵等产品共计约500台，绝大部分处于“未使用、未交付、总部寄存或大区保障中心寄存”的状态。

为了求证这一情况，记者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中联重科保障中心进行了暗访。

1月29日晚上，记者来到中联重科杭州保障中心。该保障中心位于杭州郊区，保障中心里面是中联重科的办公楼。记者径直走了进去，围绕庭院走了一圈，看见大约有十几台新旧泵车停放在里面，其中几台新车还没有上牌。

记者乘乱钻到车底，拍到了三台全新泵车的铭牌，铭牌上刻有车子的主机编号。记者发现，这三台车铭牌上标注的出厂编号分别是H016192112054、H016192112048和H016192112051，制造日期均为2012年10月。随后，记者从举报材料中查到了这三个主机编号，发货明细表显示，这三台车已于2012年5月28日发货给常州嘉华混凝土有限公司。

无独有偶。两天后，《每日经济新闻》另一路记者在连云港保障中心发现主机编号为H016192112071、016192112057的未上牌新泵车，这些主机编号在举报资料中显示的“采购方”亦为常州嘉华混凝土有限公司。

2月1日，记者致电该公司负责人于凤华，询问是否采购了中联重科的泵车，他言语含糊，称要问下其他人，接着挂断了电话。记者又试图向该公司副总经理胡彬核实情况，胡同样表示不清楚。

1月31日，另一路记者到达常州中联重科金坛工业园。

一位常州当地人向记者透露，中联重科在这里停放了多台泵车、搅拌车，实为“寄存”。“这个园区后面有个搅拌站，老板顾建明最初只是建这个搅拌站，后来想做中联重科的配套，从外面看去，这个工厂像是中联重科的，但实际上是顾建明的。”

公开资料显示，2011年底，顾建明旗下的常州联泰重工与中联重科签约成立了中联重科金坛工业园。在江苏元泰集团官网，常州联泰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等同于中联重科金坛工业园。

当日，记者“潜伏”进这个园区，对停放在这里的中联重科的新车进行了粗略统计，发现共存放着为14辆泵车和20辆搅拌车，均未上正式车牌。大部分新车的铭牌上，布满了厚厚的灰尘。

不过，记者最终从拍摄到的照片上确认，主机编号为H016191112155、H016191112156、H016191112157、H016191112158的泵车均出现在举报材料上，对应的“采购方”为江都市鑫耀运输有限公司；主机编号H016096212622、H016096212623在举报材料上同样有显示，对应的“采购方”为海盐安泰混凝土有限公司；主机编号H016192112020对应的采购方则为南京金海宁建材有限公司；主机编号 分 别 为 H016191112137、H016191112141、H016191112135则与“未达终端客户明细”表中发货给淮安市华石建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石建材)的3个主机编号完全吻合。

不仅如此，记者还从上述这些新车的临时车牌上发现了 “异常”，在多台新车上，都贴上或写上临时车牌，如湘A12684、湘A12431等，但截至目前，大部分临时车牌已过有效期。记者从湖南省当地的车管所查询得知，上述车牌在车管所系统中均没有记录。

事实上，除了常州，中联重科在南京、淮安等多地的保障中心也停放着多辆泵车和搅拌车新品。在淮安保障中心，记者看到了大约20辆新泵车，但由于安保严密，未能进入园区察看，而南京保障中心同样停放着十辆上下的新车。(每经记者余晚平 陈小天)

记者手记

浮躁的中联重科

中联重科被举报涉嫌财务造假的报道始作俑者为香港某报，1月上旬，该报道出炉后，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中联重科是位列深证100的蓝筹公司、工程机械行业排前两名的龙头企业，还排名“2012年50家最受尊敬上市公司”的第16位。

这样一家公司，怎么会铤而走险财务造假？

当晚，中联重科就发布了澄清公告，因此，这一线索一开始并未引起记者的足够重视。

然而，更大的风暴却在酝酿，1月中旬，《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接到来自纽约的一份长达100多页，由7份文件组成的举报材料，里面有中联重科在新华东大区2011年和2012年的发货明细表以及未达终端客户明细表。

这份来自专业为企业量身订做的SAP系统文件，似乎不是可以凭空捏造出来的材料，经过深入的研究与判断后，记者决定展开调查。

经过多天的调查，奔赴华东三省市的各路记者陆续反聩回来的信息让人震惊。

首先，举报材料中提供的线索和基本信息，记者在实地调查过程中都得到了印证；其次，在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多个城市对客户、客户所在公司或搅拌站、中联重科在各地保障中心的暗访结果，可以确认其在华东大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的一线销售中存在大量造假的情形。

比如，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中联重科与多家大客户之间出现“发货-退货”的销售关系；还出现诸多“发货-退货-再发货”的销售情形；此外，或许是由于中联重科手中持有曾在香港融资150亿港元现金的原因，其2012年的一线销售颇为激进，与客户签订零首付合同，分期付款合同的情况并不少见，价值几百万元的泵车首付1万元就可以发货，搅拌车首付2000元可发货……

中联重科的浮躁尚不止于此。

细翻报纸，近来可谓中联重科的多事之秋，尤其是产品质量问题频频被媒体揭露。2012年的最后一天，中联重科的塔吊在上海地铁施工现场坍塌，造成多人死伤，尽量上海方面尚未发布调查的结果，但中联塔吊已多次出事却是不争事实。

中联重科成长路径比较特殊，其依靠多次并购获得快速发展，崇尚轻资产的中联模式，主张研发外包、产品外包，目前尚不能判定其频曝质量问题是否与这种模式相关。

造成中联重科浮躁的根源，或许至少有如下两点：

其一，2012年是中联重科20周年庆，中联重科的管理层想在2012年交上一份靓丽的成绩单。

这并不是主观臆断。因为早在2011年10月起就有公告称，中联重科宣布变更坏账准备计提比例，“1年以内(含1年)”、“1~2年”的应收账款计提比例由5%、10%大幅下滑至1%、6%。略懂财务知识的人会知道，坏账计提比例的降低，就意味着利润的大幅提升，进而为业绩的靓丽锦上添花。

其二，被资本绑架。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中联重科的二股东(弘毅投资)和三股东中联管理层持股公司均于2012年上半年选择了减持。在中联重科业绩超过龙头三一重工的前夕，管理层股东的减持行为让人意外。

财报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6月30日，一方科技(中联重科管理层持股公司)仅有163314942股，减持74921829股；同时，作为中联重科仅次于湖南国资委的第二大股东，弘毅投资旗下控股公司佳卓集团减持363936856股，弘毅投资同样减持34904749股。

一位业内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达了这种反常，“中联重科2012年前三季度的财报显示其渐入佳境并已超越竞争对手，但股东特别是管理层股东的减持行为却让人不解，因为他们对企业的经营情况最为了解。”

中联重科“另类”造假 詹纯新或玩金蝉脱壳？

www.eastmoney.com2013年02月21日 13:12邹光祥





上帝欲让其灭亡，必定先让其疯狂。

尽管难以置信，但中国工程机械龙头企业之一的中联重科财务造假经由媒体报道后，让笔者颇为震惊。

一直以来，围绕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同城操戈”夺人眼球，却忽略了对相关企业的财务研究。

仔细研究中联重科最近几年的财务报告，结合媒体公开的报道，我们发现，在股东套现、追赶对手、被资本绑架等重重压力下，中联重科正走在一条粉饰报表、财务造假的道路上，笔者甚至听到业内传言，詹纯新行将退休之际，或许想借势玩“金蝉脱壳”的之计。

中联重科成长路径比较特殊，其依靠多次并购获得快速发展，崇尚轻资产的中联模式，主张研发外包、产品外包。对比发现，连续4年，中联重科以大比例领先同业而傲视群雄。2009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07.62亿元，净利润28.27亿元，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23.72亿元，同比增长55.88%，净利润率13.6%；2010年，公司营业总收入321.93亿，净利润54.16亿元，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46.66亿元，同比增长90.71%，净利润率16.8%；2011年，公司营业总收入463.22亿元，净利润96.02亿元，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80.65亿元，同比增长72.87%，净利润率20%；2012年年报尚未公布，从已经公布的三季报来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1.1亿元，同比增长17.8%，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69.6亿元，同比增长16.7%。

单纯看以上财务数据，我们不得不惊叹于詹纯新高超的企业管理和盈利能力，连续4年净利润率平均保持17%，净利润同比平均增长73%。在企业数百亿规模的庞大体量下，这样的业绩堪称世界工程机械史上的奇迹。

谁说中国制造业只是微利(通常大部分在3%-5%)？谁说700多亿市值的企业不能同比超过50%的增长？中联重科“神话”般的现实击碎我们所有的想象和可能。尤其是在全世界都遭受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这样的逆势强劲增长让人妒嫉和羡慕。

仿佛一个吃了兴奋剂的选手，中联重科一马当先，终于在2012年超越了同城竞争对手三一重工，并开始远远领先于徐工机械、柳工和厦工等同类企业。

不可思议的净利润率，不可思议的业绩增长。詹纯新应该庆幸于自己选择的工程机械行业，投资者也应该庆幸选择了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徐工等同行也应该感到羞愧和脸红。

当投资者还疑惑于中联重科与三一重工相互攻击与指责的口水仗时，2013年1月8日，有香港媒体率先披露中联重科业绩造假，随后，中联重科断然予以否认。而随着《每日经济新闻》长达半月，横跨华东三省市的缜密调查，上万字的调查报告揭开了中联重科神话的背后——触目惊心的造假：发货——退货、零首付，各种不同的销售政策，大玩数字游戏的目的均只有一个——虚增销售业绩，进而虚增利润，做出漂亮的财务报告。当然，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底下销售人员干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奖金和提升。

华东三省的调查只是一个样本，但笔者也听到一些业界传言——比如在福建等地，有离职员工举报类似的造假行业同样存在；而在长沙望城县的一个停车场，数百台的中联重科新车都堆放于此；意大利CIFA工厂目前只有一条生产线在生产，2012年上半年CIFA高达2.5亿美金的销售额也存在发水之嫌，诸此种种，不一一道明。

我们有理由据此认为，中联重科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销售都难以逃脱造假之嫌。根据媒体的调查与估算，中联重科利润造假近20亿元，占了2011年利润的20%以上。

尽管对媒体的调查报道，中联重科做出了澄清。称媒体报道中所提及的销售造假、财务造假说法全不属实，毫无事实根据，且有误导性，公司严格依法合规经营，不存在财务造假行为。但对于媒体报道中涉及的若干市场信息及客户信息，中联重科确认了其真实性，一位中联重科高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述信息在工程机械行业是公开、透明的”，但对于媒体报道中所提及的“中联内部文件”的真实性，该人士并未做出判断。

与第一次香港媒体质疑时的言之凿凿否认相比，中联重科这次明显底气不足，甚或有些心虚。针对再次被质疑财务造假，三一集团宣传部部长施奕青微博上调侃：某公司的两次声明真是耐人寻味：从全盘否认到部分承认。一个谎言是需要一百个谎言去掩盖！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调侃归调侃，质疑归质疑。真相和事实只有一个，我们吁请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在媒体提供的线索基础上深入追击，给投资者一个真实的交待和判断。由于中联重科是深交所和香港联交所两地上市企业，考虑到中联重科在湖南当地的影响力和背景，我们建议应该由中国证监会稽查局直接介入，香港联合交易所应及时跟进，独立调查，以免被地方势力所左右。而一旦调查核实，确存在财务造假行为，则必须给与最严厉惩处。

即便是行业陷入困局的2012年，中联重科业绩依然同比大幅增长。据透露，因为2012年是中联重科20周年，一个漂亮的业绩对“庆生”来说至关重要。

端倪早有显现，自2011年10月起，中联重科公告宣称变更坏账准备计提比例，“1年以内(含1年)”、“1-2年”的应收账款计提比例由5%、10%大幅下滑至1%、6%。稍懂财务知识的人会知道，坏账计提比例的降低，就意味着利润的大幅提升，进而为业绩的靓丽锦上添花。

在詹纯新雄心勃勃地提出千亿目标的同时，在中联重科保持大比例增长傲视业界的同时，股东们显然已经不愿意再等待，减持套现时机则难以理解。

2012年上半年，中联重科的第二大股东弘毅投资和第三大股东中联管理层持股公司均选择了减持。在中联重科业绩超过龙头三一重工的前夕，管理层股东的减持行为让人意外。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6月30日，一方科技(中联重科管理层持股公司)仅有163314942股，减持74921829股；同时，弘毅投资旗下控股公司佳卓集团减持363936856股，弘毅投资同样减持34904749股。

彼时的减持耐人寻味。2012年前三季度的财报显示，中联重科的经营渐入佳境并已超越竞争对手三一重工，但股东特别是管理层股东的减持行为却让人不解，因为他们对企业的经营情况最为了解，难道他们缺钱了？有“刚需”了？

笔者也曾听到一些流言，他们的确有“刚需”，因为中联重科优质的环卫机械资产正在挂牌出让，而詹纯新等管理层在磨刀霍霍意欲再度MBO，而30多亿的真金白银则对他们来说的确是一笔需急于融到的资金，因此，减持的行为不难理解。不仅如此，笔者尚听说一个新版本——詹纯新已到退休的年纪，有可能在2012年借势将中联重科的业绩扮靓，将股价做上去，乘此以其为首的管理层所持中联重科股份与环卫机械的资产对价受让，继而从中联重科“金蝉脱壳”，另享环卫机械资产的业绩盛宴。

实际上，詹纯新在中联重科“无心插柳”之苗头已显，近期，中联重科产品不断曝出质量问题，显示他们对企业内功的“无心”。

2012年12月31日晚，中联重科的塔吊在上海地铁施工现场坍塌，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的惨剧。尽量上海方面尚未发布调查的结果，但中联塔n吊已多次出事却是不争事实。

2012年12月27日，上海至圣将机械巨头中联重科告上法院，质疑其生产的中联牌履带起重机存在质量缺陷。2012年10月10日晚，在甘肃酒泉施工的1000吨履带起重机在作业中倾倒，造成5死1伤，而涉事设备是由上海至圣从中联重科手中以分期付款方式购得。

尽管酒泉市人民政府发布调查结果认定，“这是一起发生在作业场所、作业期间，由作业人员违章操作引发的较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上海至圣方面却对上述调查结果提出质疑。

上海至圣代理律师张婷称，调查报告的依据不准确，真正的原因没有调查。她认为，中联重科的产品设计是存在缺陷的。

有媒体报道，上海至圣提出了退货和索赔要求，但遭到中联重科拒绝。目前，上海至圣已经提起行政诉讼，由甘肃张掖中院受理。此外，上海至圣也在长沙中院提起民事诉讼。

高速成长的中联重科靠并购起家，其模式主要靠研发外包和产品外包。目前尚不能判定其频曝质量问题是否与这种模式相关。不过，如何管控质量将是未来中联重科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

中联重科遭遇信任危机的背后，是2011年二季度以来下行周期的行业困境。经历高速增长后的中国工程机械，需要更多务实与理性，也需要对投资者更透明。

犹如一列高速行驶的战车，由詹纯新驾驭的中联重科是否有必要放慢疾行的速度？此前，新东方的俞敏洪感叹于自己被资本绑架，不得不为了迎合资本而疯狂扩张，直到财务危机深度袭来。

现在，投资者需要监管部门公正的调查，以释惑财务造假嫌疑。对于中联重科言之凿凿的公告，我们有必要保持一份警醒。此前，那些被最终证明造假的公司，无疑不是如出一辙。

三一董事长梁稳根高调之外:被迫分手立志考大学

2013年02月26日 13:53 荆楚网-楚天金报 微博 我有话说(7人参与)

　　图为三一重工[微博](11.09,-0.21,-1.86%)董事长梁稳根。

楚天金报讯 三一重工[微博]，中国名企。奥巴马，美国总统。

23日，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更新微博：“三一起诉奥巴马案件取得重大进展，法官已正式决定受理该案件，这是美国司法史上的第一次！”

这是去年与中联重科(9.09,-0.10,-1.09%)矛盾重重闹出“迁都”事件后，三一重工的第二个重磅新闻。作为三一集团主要创始人、三一重工董事长，56岁的梁稳根力求低调而不得。

三一集团董事袁金华说，三一能做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有梦想。

篾匠儿子 被迫分手立志考大学

梁稳根的梦想，起步于湖南涟源市茅塘镇道童村。如今，一栋贴满白色瓷片的二层小楼是他的家。如果不是院子前半径约为20米的圆形停机坪，这栋楼房在村子里一点也不打眼。

梁稳根给村子带来了鲜明改变。三一集团捐资3000多万建立三一学校，2003年三一重工上市时，梁稳根还捐资数百万元给村里修了一条水泥路。每年清明回村祭祖时，梁稳根主动握手问好的热情让村民们觉得他“没忘本”。

少年时期，梁家境况不好，父亲农闲时是走街串巷做生意的篾匠。尽管编织活动被迫在夜晚“秘密进行”，却解决了一家九口人的生计问题，这可能是梁稳根最初商业意识的萌芽。可梁父还是被定性为“扰乱生产积极性”的“落后分子”。

当时梁稳根和村里的一位姑娘情投意合，对方父亲是娄底地区的一位官员。梁父被批斗后，姑娘被父亲逼迫分手。梁深受打击，立志考上大学成就大业。

高中时，班主任肖福清经常鼓励成绩并不十分突出的梁：“你只要努力，北大清华都能考上。”1979年，梁考入位于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材料科学专业。他曾问肖福清，为什么他没考上清华北大，肖回答说，“如果我不这么鼓励你，你可能连大学都考不上”。这种朴素的正向激励法，让梁意识到人有梦想是多么重要，他和肖的师生情谊一直持续至今。

1983年，梁稳根被分配到洪源机械厂。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的创业团队成员。

辞职之夜 喝酒吃鸡“桃园四结义”

“产业报国”的思想让梁稳根与袁金华、毛中吾、唐修国、向文波等人走到了一起，年龄最长、思想成熟的梁稳根自然而然成了“老大哥”。梁还在单身宿舍的墙壁上写下了“创建一流企业，造就一流人才”的豪言壮语。这离“创建一流企业，造就一流人才，做出一流贡献”的三一理念已十分相近。

工作一年多后，梁稳根等人提出一系列改革意见。厂长王福全对这几个“不安分”的年轻人颇为赏识。27岁，梁稳根当上厂里的体改委副主任(副处级)。随后，梁提出能否承包一个车间，推行改革自负盈亏，但没被准许。

1985年秋末，也就是向文波考取研究生与“同志们”离别几十天之后，梁、唐、毛、袁四人同时辞职，全厂哗然。劝导无效，厂里决定给他们除名。

在一个没有星星、没有月亮的晚上，这四个没了工作、没了户口的年轻人带着一瓶酒、一只鸡，来到工厂后山顶“桃园结义”：“今生今世，肝胆相照，患难与共，誓为民族工业的振兴而奋斗……”三一的故事就此开始。

1986年元旦，梁稳根得到消息，市场上一头羊可以赚20多元。

屡败屡战 求助恩师掘得“第一桶金”

于是，他们分赴湘西、常德、贵州这些产羊地，但等羊买回了才得知，看涨的行情是由于外贸部门取消了一个大合同，过了元旦羊价就会跌。贩羊以失败告终。随后做酒，也失败了；再做玻璃纤维，还是失败。

通过分析，梁稳根决定开发当时市场上一种很缺乏的有色金属焊料。1986年，梁稳根等4人凑了6万元，成立了湖南涟源茅塘焊接材料厂。经过许多的实验和失败，他们的第一个产品——105铜基焊料终于生产出来了，他们把它寄给辽宁一个工厂。结果对方退货，原因是质量不过关。梁稳根向大学时的老师翟登科教授求助。在翟的帮助下，105焊条的研制终于达标。1986年9月，梁稳根收到第一笔货款：9000元。从十里外的邮局取回“第一桶金”，他们兴奋得把装钱的黄书包抛向天空，看着张张钞票悠然飘落，这些年轻人抱成一团，一个个热泪盈眶……

1991年3月，梁稳根带领他的团队走出闭塞的茅塘乡，来到涟源市。看到重工制造领域巨大的市场潜力，梁稳根毅然决定冲入这个向来只有国企敢做的行业。同年，研究生毕业的向文波回到这个集体。1993年，梁稳根决定走出涟源，到长沙创立三一重工。

1995年，三一重工仅有一种产品混凝土输泵，性能不稳定，销售受困。

仅凭一面“搞定”首席科学家

偶然间，梁稳根听说有一个在北京的湖南老乡是行业里的专家。于是他托人安排，与向文波去了北京，见到了国家机械工业部下属研究所的易小刚。

易小刚1963年9月出生于湖南武冈市一个教师家庭，1985年7月从华中工学院毕业。他在北京有车有房，还有价值几百万的项目在手上。但他跟梁稳根只是见了一面，聊了一次天，到长沙三一的工地看了一次，就再也没回北京。

在首席科学家易小刚的带领下，三一重工的研发开始突破。1998年4月，三一拖泵在深圳赛格广场创下垂直泵送混凝土300.8米的世界纪录，赢得“中国泵王”的美誉。2011年3月福岛核泄漏发生后，日本想尽办法为核电站机组注水降温，购买了三一重工62米的泵车。

如今，三一集团成为中国最大、全球第六的工程机械制造商，并成为造富工厂。同年，梁稳根以700亿身家成为胡润榜中国内地首富。梁现在更为操心的是三一集团的发展前景，按照规划，十年后三一集团的销售额将达到3000亿元。他说他到时候回老家涟源钓鱼养老。

刺激2012

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说，“2012年是三一很刺激的一年”。

广受关注的是和同城竞争对手中联重科的矛盾公开化，三一重工由此传出“迁都北京”。

因为此事，梁稳根向高管们推荐了《商战》和《博弈学》，他认为两家企业恶斗对整个行业不利，三一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应该避免类似事情发生。他现在喜欢吃清淡的粤菜，比年轻时脾气好了，也更愿意包容。

起诉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引来“高调”的议论。

2012年9月28日，奥巴马曾签发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三一集团关联公司Rals在美建风力发电厂。其后，三一集团起诉奥巴马和CFIUS(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

梁稳根表示，起诉奥巴马是为寻求公正之道，洗刷不白之冤。“全世界都在那投资，很多企业都在那里建了分厂，唯独我们中国的三一建风力发电厂就影响了美国的安全，命令我们搬走，并且还只准美国人进去搬走，并且还不能转让。”

让股份 不计较

把自己的股份让给公司的其他人才，减少自己的“财富”总量，这是不多见的，但梁稳根做到了。也正是这种不斤斤计较的作风，使得三一重工有着高度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1994年，梁稳根召集兄弟开会提出，涟源材料厂的股权，梁、唐各21%，毛、袁各20%，其他高管分享剩下的18%。当时，主业为工程机械的长沙三一还在亏损，梁稳根占50%出头一点，唐9%、袁、毛、向分别占8%，随后梁还把一些股权分给了后来的高管。“当时涟源材料厂是赚钱的，梁总占50%都不为过。他不计较涟源厂的股份，长沙这块的股份就更没人计较了。”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说。

厌奴性 爱张扬

在三一集团的企业文化中，有一条叫张扬个性，这一条在传统的大公司中很少见。梁说传统的中国人觉得一言九鼎、控制住局面的人最有本事，而下面的人也习惯了事无巨细地服从上级，一股奴性做派。梁本人十分讨厌这一点，他认为好的组织应该是畅所欲言的，“生动活泼才是好局面”。

三一的高管会议如同吵架一般，谁都可以打断梁稳根的发言。

不移民 不从政

三一集团董事及其配偶子女，至今没有一个移民的。“为什么不移民？我们干净。不干坏事不用给自己留后路。”梁稳根自豪地说。

2011年，有传言称梁准备弃商从政。事实上，当年底，中组部官员确实曾到三一考察。但梁澄清说，1986年，他辞去副处级干部的职位下海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选择，“我肯定不会丢下三一”。关新闻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新年梦想：打败奥巴马梁稳根和他的三一重工梁稳根被指主旋律首富 回应称爱国是基本素养梁稳根：爱国际化但更爱国业内称三一迁址不简单 梁稳根有意贴近政治红色资本起三湘：梁稳根傅胜龙红色基因梁稳根曝三一迁都隐情：行踪被监视会议被监听梁稳根：希望有民营企业家能进中委三一梁稳根：与书记儿子贩废金属赚第一桶金

中联重科涉嫌财务造假揭秘 32亿收购助盟友撤退

www.eastmoney.com2013年04月09日 16:41陆步平

现价：8.07 涨跌：-0.12 涨幅：-1.47% 总手：295202 金额（万）：24046 换手率：0.47%

尽管大股东湖南省国资委通过“增持600万股”力挺，但深陷财务造假疑云的中联重科(000157.SZ)股价却一蹶不振。

截至4月8日，中联重科收盘价为8.18元，动态市盈率仅为8.6倍。在工程机械板块里属最低，低于竞争对手三一重工的9.7倍市盈率。

大股东象征性的增持难有作为，股价长期低迷正是投资者用脚投票的结果。聪明的投资者已不堪频频曝出的中联重科的财务乱象所扰，选择了离场观望。

然而，在笔者看来，一个“乱”字尚不足以形容中联重科的财务状况——年报数据异常、销售数据异常、CIFA财务数据造假及商誉未减值，说明这家公司已严重偏离正常发展的轨道上。

从3月29日中联重科公布的年报来看，与市场预期的一样，受欧洲债务危机及全球经济增速降低影响，其营收增速也在下降。该公司称，2012年实现营收480.71亿元，上涨3.8%；净利润73.30亿元，下滑9.12%。值得注意的是，其融资租赁业务毛利率提升至90%，而应收融资租赁款则从前年的80亿元升至100亿元。

该板块的亮点在于：毛利率高达90%(超越了该公司其他工程机械产品平均30%的毛利率)，融资租赁总成本也同比下降了47%。但是，2012年其应收的融资租赁款高达102.17亿元，同比2011年的81.61亿元增长了25%。而同期，该板块的营收只有1.1%的增幅，为16亿元。

由此可见，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增长，较之其营收的增幅，显然过快。

与此同时，其采取融资租赁销售方式所收取的客户保证金为7.34亿元。那么，该公司的融资租赁实际放款可能是94亿元左右(总应收款102.17亿元-7.34亿元).

由于融资租赁应收款的放大，截至去年年底，中联重科的应收账款也在不断增加。2010年到2012年期间，该公司的应收总额分别为70亿元、117亿元和189亿元，其中去年同比2011年的增幅高达61%。

2012年期间，中联重科未实现的融资租赁收益、融资租赁款减值准备分别是8.81亿和1.42亿元。

仔细对比中联重科2012年年报和其发布的一季报、半年报和三季报，我们还发现，其四季报颇为“异常”，比如净利润居然只有3.7亿元，不到全年净利润的零头，而这则发生在媒体对其销售大范围造假的调查报道刊发之后，说明中联重科存在“人为”调解的嫌疑。不仅如此，笔者发现，不少机构也在媒体刊发销售造假的报道后默契地将中联重科的2012年度每股收益从此前的1.15元下调到1元。但中联重科公布的年报更为糟糕，只有0.95元。

这说明，在媒体大规模质疑其销售造假的强大舆论压力下，中联重科无奈地脱去了皇帝的新装，洗尽铅华，选择将财务数据真实的一面示众。

如果中联重科确实使用媒体报道中披露的手段造假，则从会计数据上应表现为应收账款迅速增加，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增加。财务报告显示，中联重科的应收账款也在不断增加。2010年到2012年期间，该公司的应收帐款总额分别为70亿元、117亿元和189亿元，其中去年同比2011年的增幅高达61%。

如果中联重科确实造假，虚增的利润大概占多少？据媒体报道，有举报信称“前三季度中联可能虚增50亿元销售，虚增20亿元利润”，而中联重科前三季度税前利润为83.02亿元，以此估算虚增利润约占24.09%。

更令人震惊的是，媒体此前还揭开了中联重科4年前对意大利混泥土机械设备龙头CIFA高达32亿元的收购存在种种猫腻。这桩收购涉嫌高位接盘并帮助其PE投资者弘毅投资等实现完美套现——相关各利益方获得收益近3亿元。

媒体报道显示，CIFA在被中联重科收购前，业绩突发爆发性增长，增长2.31倍。这种增长既与当时的世界经济形势不符，也与欧洲实际情况不符，更与工程机械产业特点不符。彼时的共同投资方弘毅投资、曼达林基金、高盛集团在2008年参与收购CIFA时合计支付的总价为11.51亿元，四年过去后，三家公司所持有的香港CIFA38.55%股权(不含CIFA管理层持有的1.13%股权)卖给中联重科的价格则已达14.34亿元。换句话说，弘毅投资等3路资金“代持股”的回报，是净赚2.83亿元，收益率高达25%。相比此四年间意大利股市(富时MIB指数)接近50%的跌幅，毫无疑问是完美退场。

中联重科甘当“冤大头”背后疑点重重：一方面，中联重科2008年入主CIFA以来，超过17亿元的“首付”换来的是后者远不及预期的业绩，2011年，CIFA的业绩仅为预期的两成；但另一方面，此次把40.68%股权卖给中联重科的弘毅投资、曼达林基金、高盛集团等“盟友”，却在CIFA业绩惨淡、估值奇高中，净赚近3亿元全身而退。

以2011年为例，根据中联重科去年12月披露的收购公告显示，2011年度，CIFA实现营收2.98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60亿元)，仅为彼时预期的50.8亿元36.61%；实现净利润1628.5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01亿元)，仅为彼时预期的4.43亿元22.8%；净利率则只有5.43%，较预期下滑近四成！

显然，弘毅投资等共同投资方盈利离场的好戏，不仅“战胜”了期间意大利股市的暴跌，还“穿越”了CIFA远不及预期的业绩表现。

一切有如神助。我们不得不佩服弘毅投资、曼达林基金、高盛集团等深刻的洞见和远见。它们何来先见之明？

对中联重科而言，这是一次“离奇”的收购，也是一次“完败”的收购。我们认为，监管部门应该调查这次收购行为，对此交易进行合规性审查，并切查此间可能潜藏的利益输送和腐败行为。

更不可思议的是，CIFA在并购后利润大幅度低于预期的情况下，中联重科并没有对商誉进行减值。

在2008年的收购报告中，中联重科称，“本次购买资产形成约373,017.40万元商誉。另外，CIFA自身因2006年进行了一系列的并购整合尚有约9851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0,4617.62万元)的商誉，上述两项商誉合计为477,635.02万元。根据中国现行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一致)，商誉不需要在可预期的年限内进行摊销，而只需在每期对其进行减值测试，而CIFA公司按照意大利会计准则进行的商誉摊销在中联合并报表时也将予以冲回。”

中联重科同时承诺，“如果未来CIFA公司经营状况发生改变，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持续不能达到收购过程中设想的经营预期的情况下，需要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与经营预期的差异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结果如果需要提取数额较大商誉减值准备，将会对中联重科当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不利的影响，甚至可能发生较大额的亏损。”

以中联重科公布的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CIFA的数据来比较不难发现，与2008年收购时的预测相差十万八千里。但中联重科对收购CIFA所产生的商誉计提没有任何减值，如果以2011年实际的净利润与预计的净利润的偏差值来计算，那么商誉的价值偏差77%，也意味着要对其商誉同比例减值36.77亿元，该减值应直接扣减中联重科的利润总额。

财务专家马靖昊曾这样来比喻商誉减值，“女人婚前为了钓到金龟婿，除了略施粉黛外，也懂得制造浪漫暧昧气氛，因为她知道钓到一只金龟，相当于男人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自己的公允价值，在结婚并表时就能成功实现这部分溢价即商誉。可惜婚后她忘记了每年年末还要减值测试。”

对此，财务专家指出，中联重科在娶回CIFA后，显然是有意“忘记了”要对其进行减值测试。这明显是违背会计准则的，是严重的虚构利润，也是财务造假行为。

中联重科涉利益输送 回应PE退出CIFA年利仅8%

www.eastmoney.com2013年04月12日 00:08

“这个事情目前湖南发改委正在审核，估计很快就可以上报国家发改委批复。”4月11日，接近中联重科(000157.SZ)的资本人士向记者透露，中联重科收购香港CIFA公司其它股东股权之事，预计今年6月左右可以尘埃落定。

去年12月28日，中联重科公告，旗下子公司中联海外投资公司(下称中联海外)拟出资2.36亿美元，收购弘毅投资、高盛等股东持有的香港CIFA 40.68%的股权。

但市场对中联重科收购香港CIFA剩余股权亦不乏质疑之声，认为弘毅投资等“在CIFA业绩惨淡、估值奇高时高位套利”，中联重科有向相关股东输送利益之嫌。

“首先，弘毅投资等PE退出的年均回报率不过8%多一点，并不算高，其次，CIFA也并非经营惨淡，大家可以去看看CIFA去年1-6月的数据，已经全面超过金融危机之前。”中联重科董秘申柯如是回应质疑。

2008年10月，中联重科以旗下子公司中联海外为平台，联合弘毅投资、曼达林基金、高盛共同出资2.71亿欧元，收购CIFA100%股权，并据此成立香港CIFA，其中中联重科占比60%。

收购后各方约定，交易完成三年后，中联重科可从其共同投资方手中收购其余40%的权益。2009年，CIFA的5位管理层向香港CIFA增资310万欧元，香港CIFA股权变更为：中联海外59.32%、弘毅投资17.84%、高盛12.77%、曼达林8.94%、CIFA管理层1.13%。

2012年12月29日，中联海外拟收购弘毅投资等持有的香港CIFA 40.68%的股权。

不过市场对此提出质疑，中联重科在CIFA业绩惨淡之时向弘毅投资、高盛等昔日“盟友”收购股权，让后者净赚近3亿元(人民币)全身而退，有利益输送之嫌。

“弘毅投资等PE入股CIFA，到目前已经过去近5年了，比对一下，摊薄到每年的收益率也不过8.7%，这个收益率，谈得上利益输送吗？”申柯如是反问。

他透露，目前国际上PE的投资年回报平均水平大约20%，“况且当时收购CIFA也有风险，弘毅投资、高盛这次退出的收益其实并不算高。”

财报显示，2011年、2012年1-6月，香港CIFA营收和净利分别为2.98亿美元、2.5亿美元和1628万美元、4545万美元。

三一中联商战蔓延至武斗：中联称员工被打车辆被砸

2013年05月28日02:11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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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书琴

国内工程机械行业两大巨头中联重科(7.29,0.00,0.00%)与三一重工[微博](9.50,0.16,1.71%)硝烟再起，从“不正当竞争”之争蔓延到员工冲突。

5月25日，中联重科针对三一重工[微博]“新品泵车与其它泵车性能大比武”提出质疑，指责三一在新品上市推介中涉嫌不正当竞争，用其最新产品与中联的旧款比较，贬低竞争对手及其产品和服务。日前，中联重科已就此事向国家工商总局递交材料进行举报。

与此同时，25日，在三一重工苏州新产品推介会上，两企业员工发生冲突，据中联重科相关人士称，冲突现场有中联重科员工被打，并有车辆被砸。

三一重工相关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新品比武是应代理商和客户的要求，客户都是专业的客户，能比较的产品也确保有可比较性，并且比武现场对其他产品品牌标示都有掩盖，并不存在所谓的贬低竞争对手及不正当竞争。

三一重工副总裁梁林河则在微博表示，三一在苏州上述发布会时，竞争伙伴有些小动作，他呼吁不要再就苏州事件争论，两家湖南企业也不要再针尖对麦芒了，要联手应对市场下滑。

不正当竞争？

5月25日，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召开媒体沟通会，受中联重科委托，就三一重工在新品上市推介中涉嫌不正当竞争一事进行公开说明。

该律所介绍，自2013年3月初以来，三一重工在江苏南京、山东淄博、新疆乌鲁木齐、云南昆明、广州、山西太原、安徽合肥、辽宁沈阳等多地举办的新品上市推介会中，单方采取“新品泵车与其它泵车性能大比武”的推广方式，将该企业新款泵车与极易辨识为中联品牌的同级别旧款泵车进行现场比拼，并邀请数百位客户站在一百米外的位置观看。

山河律师事务所刘文卿称，“上述三一所组织的'大比武’，既不具有程序上和内容上的客观、公平性，又不具有手段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且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明确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中联重科方面认为，三一重工主观上单方采取比武的方式推广产品，用其最新产品与中联的旧款比较，而这种比武行为具有明显的贬低竞争对手或其商品、服务，削弱其市场竞争能力，借以抬高自身竞争优势的故意，而在客观上，三一重工比武活动宣传产品和服务本身既不客观，其宣传内容也失真，存在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行为。

中联重科已就此事向国家工商总局递交材料进行举报。中联重科要求三一重工积极消除给中联重科造成的负面影响，为中联重科及其产品正名，并承诺杜绝类似不正当竞争行为再次发生。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工程机械行业普遍低迷，企业间的竞争几近胶着，成为滋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温床，而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之间更是“罗生门”不断，从“间谍门”到“迁都门”等等一系列事件，都在不断敲响依法竞争的警钟。

冲突何时了？

中联重科公开指责三一重工涉嫌不正当竞争之日，在三一重工的苏州新品发布现场，两家企业员工则因此事发生正面冲突，并致中联重科相关员工被打。

据一位当天参会的不愿透露姓名的目击者介绍，25日下午三时许，太湖国际会议中心外围空地的围墙内，三一重工正组织新机械产品进行现场演示，突然站在围墙门口的多人直奔旁边草坪与两名身着工装的人厮打起来，后证实，两名身着工装者为中联重科员工。随后，苏州市公安局度假区分局经过审查，已对此事件立案。

中联重科副总裁陈晓非对此表示，“25日苏州事件，禁止我司人员远处观看，打人砸车，还要颠倒黑白”。

三一重工副总裁梁林河回应，各位不要再就苏州事件争论了，两家湖南企业也不要再针尖对麦芒了，要联手应对市场下滑，我建议三一各代理商再有比武，要邀请竞争伙伴现场观摩，并建议邓富义先生约曾鹏程先生共同举办一次比武，由各自挑选已售给客户的泵车，在一个共同认可的搅拌站心平气和地比试。

据了解，此次比武涉及的产品为三一重工与普茨迈斯特双方合作的第一款产品C8泵车，该泵车在浇注的精准度、泵送的稳定性、智能操作、节能等各方面，均比普通泵车有明显的领先优势，三一和普茨迈斯特双方对该款产品均寄予厚望。

三一重工相关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在比武现场，三一重工对其他产品品牌均有掩盖，并没有进行明显比较。（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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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VS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

[编者按]三一重工[微博](8.16,-0.15,-1.81%)与中联重科(6.61,-0.09,-1.34%)，原本与大众媒体远离的两个工程机械企业，却成了这半年以来财经媒体的主角，并有八卦化、妖魔化的趋势。 本文从以下几点进行讨论：

1、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高管财富差距巨大，主要是历史与体制造成，但高超财技功不可没；

2、三一中联财务直接作假可能性很低，但销售激进程度越来越高；

3、徐工十年前规模超三一中联之和，但八年前的舆论战让其改制失败元气大伤；

4、中联重科没有过真正的MBO；中联大股东进行改制，引入了员工参股；国有股始终是中联第一大股东；

5、2005-2007年年是三一的黄金时代；

6、2008-2012年是中联的反超；

7、2010-2012,年，三一投资大跃进，规模达240亿，远超同行，但同期香港上市失败，产能过剩与现金压力巨大；

8、2013年，是行业一个危险的开局。冬天来了，玩法变了，现金为王。消耗现金的增长不再可取；

9、在竞争如此白热化的行业，徐工应重新启动改制。

三一重工[微博]与中联重科，原本与大众媒体远离的两个工程机械企业，却成了这半年以来财经媒体的主角，并有八卦化、妖魔化的趋势。

我们相信，对于这样年销售额近500亿、净利润70亿左右的巨无霸上市公司来说，真正能够决定其命运的只有商业本身。在十年周期的历史视角下，探讨他们发展史上的关键步骤，分析他们在每个阶段的成功之道与博弈之术，可以看到，他们的成功都不是偶然，而挫折也源于自身。

数字不会说谎。让我们来考察这两家公司他们发布的十年来的年报数据、公告数据，根据当时的经济环境，来还原这段精彩的商战历史。同时，以另一家工程机械巨头徐工集团作为参照物。谁还曾记得，十年前，徐工集团的收入远超三一中联之和，是真正的霸主，如今已被对手双双超过。

特别声明：本文所引用的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徐工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港交所发布的年报和公告，均可公开验证。

一、 三一炼金术

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体量相当，但高管财富差距巨大。

三一集团有一个亿万富豪群。根据2013年新财富500富人榜，三一集团有5人入围，董事长梁稳根以380亿资产位列第五，梁稳根更是2011年的中国首富。2012年三一集团更是有八人进入500富人榜，创造同一家公司上榜人数最多的记录。

　　表1： 2013年新财富500富人榜中的三一高管

中联重科无论从市值、销售规模、净利润看，与三一重工都体量相当，但包括董事长詹纯新在内无一人进入500富人榜。以2013年第一季度披露的数据，中联重科高管通过两个持股公司总计持股5.49亿股中联股份计算，中联重科所有高管持股总市值最新市值36.8亿，不及唐修国、向文波、毛中吾中任意一人，更只是梁稳根的零头。

造成两者财富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历史与体制，三一一开始就是民企，而中联重科至今第一大股东仍是国资委。但三一集团的成功资本运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上市公司三一重工旗下曾经有两个资产先后转给三一集团，资产被转出去以后业绩随即出现暴增，数年后一块资产香港上市另一块资产又卖给三一重工，数年内三一集团及其股东获益超百亿百倍。

(1)三一重机

2003年6月，三一重工上市，上市仅一个月后，2003年7月31日，三一重工公告称将挖掘机资产以1782万元出售给三一新材料。三一新材料是三一集团控股98%的公司，即目前的三一重机。该关联交易的定价是以资产账面净值作为定价基础，账面净值为1783万元。

在挖掘机被转出三一重工后，三一重机继续无偿使用三一商标。三一重机一开始的目的是独立海外上市。2004年，三一集团董事会决定将三一重机海外上市(据2009年12月《三一重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最终，三一重机海外上市未果，还是回到上市公司三一重工。2010年1月，三一重工宣布定向增发方式向梁稳根、唐修国、向文波等人以增发方式收购三一重机，此时三一重机的交易估值是19.8亿。六年半，三一重机市值从1782万元增长到19.8亿，增值111倍。

(2)三一重装

2006年8月16日，上市公司三一重工召开董事会，决定将三一重型装备公司75%的股权转让给三一集团控股的三一香港集团，估值为8183万元价格。同步发布的关联交易公告称：”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煤机业务尚处于亏损状态”，“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业务尚处于亏损状态”。

三一重装在脱离上市公司三一重工后，发展迅速。仅仅三年之后，2009年11月，以三一重装业务为主体的三一重装国际(00631HK)在香港上市。根据三一重装国际的招股说明书，三一重装国际在2006年-2008年三年的净利润分别为1840万元、1.41亿元、2.12亿元，实现了惊人的跨越式发展。

2009年11月25日，三一国际挂牌，上市收益收盘约140亿港币。相较2008年8月，三年过去，三一重装市值从1.09亿增长到120亿左右，增值过百亿百倍。

二、 假账之谜

近半年以来，关于三一重工，中联重科销售造假的新闻不绝于耳，这两家公司也时而停牌澄清。我们认为，目前的报道都不能证明这两家公司造假。

媒体主要质疑的理由是：(1)将不存在的订单确认为收入，来做高收入和利润；(2)向经销商压货做高收入，然后经销商退货。

这两个理由并不充分。首先，冲高收入然后退货方式作假可能性不大，因为退货时要减记销售收入，销售收入也会下来。其次，如果将不存在的订单确认为收入，这样公司确认了收入但并没有收到相应的货款，会体现为应收账款的虚高。如果向经销商压货，经销商未能给钱的话，也会体现为应收账款。没人能虚增收入而毫无痕迹。

此外，这两家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都是大会计师事务所，原始凭证造假的难度极大，尤其是在风口浪尖之际，造假曝光频频，会计师的审计严谨程度会超过以往。最怕造假丑闻爆出的，不是上市公司，而是会计师事务所，他们会彻底关门。

因而，我们认为，不能随便就说谁在造假，只能通过一些数据来考察其收入和利润的含金量与销售的激进程度。这与造假完全是两个概念。应收账款是最能衡量财务水分和销售激进程度的一个指标。应收账款是一个累积数额。我们以每一个时间段的新增应收账款收入规模与该时间段对应的销售收入的比例来衡量，就可以看出这个时间段内该公司的销售的激进程度和收入利润的水分。

我们统计了2003年至2012年每个年度与2013年第一季度的数据，以新增应收账款/该阶段销售收入。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该指标在近年来明显放大并且公司之间差距变大。

　　图1：2003-2013年当期新增应收账款/销售收入

当年增加应收账款/收入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一季度

三一4.54%5.53%10.98%7.84%67.05%

中联6.66%5.82%10.17%15.07%33.66%

徐工6.80%8.21%17.82%24.80%39.94%

表2:：2009年-2013年当期新增应收账款/销售收入

从图1和图2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趋势，看到几家公司之间的博弈策略：

1、该指标在2011年突然成倍放大，尤其是2013年的迅速飙升，反映了行业生态的急剧恶化，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理解，为何现在几家公司之间的竞争如此激烈。这个指标的飙升几乎是各家公司同步的，是行业性的现象。

2、 可清楚看到各家公司之间尤其是三一和中联之间的博弈。销售政策并不是一个公司独立的行为，而是各个公司互相影响，是一种博弈。2011年三家公司该比例同时比2010年翻倍，是一个行业现象。

但在2012年，中联重科利用2010年A股增发和香港上市成功带来的180亿的现金优势，明显采取了更有进攻性的策略，该比例增加到15%，2012年中联的销售入也首次超过了三一重工。这一年，三一的该比例只有7.84%。

3、中联在2012年的进攻策略明显激起了三一重工强烈的反弹。2013年第一季度，三一重工该指标的比例达到了67%，这意味着每卖出去100块的产品，有67块没有收回来。这几乎是一个触及红线的危险比例。

我们统计了A股所有上市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的新增应收账款/销售收入，发现在扣掉了五家地产公司和重组公司后，三一重工的该比例是第18名，这其中还有几家工程类公司。对于传统的制造业企业来说，67%的指标是非常危险了。

富奥股份95.92%三聚环保70.77%

置信电气95.00%长亮科技70.52%

金谷源92.32%蓝盾股份70.36%

腾邦国际88.43%高德红外70.10%

华控赛格81.25%齐星铁塔69.79%

时代新材76.56%银之杰69.23%

福建南纺75.81%潜能恒信67.34%

梅泰诺75.46%新世纪67.16%

航天机电73.94%三一重工67.05%

表3:2013年第一季度新增应收账款/销售收入排名靠前的A股公司

4、徐工的情况也并不乐观。该指标基本比其他两家对手高，在竞争处于跟随状态。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指标。当期新增应收账款/当期净利润，来衡量净利润的含金量。

　　图2当期新增应收账款/当期净利润

当期新增应收账款/净利润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一季度

三一31.63%30.44%59.57%61.05%446.95%

中联37.46%36.93%67.81%62.12%310.62%

徐工82.25%70.92%173.87%323.14%567.43%

表4：2009年-2013年第一季度三一、中联、徐工当期新增应收账款/当期净利润

该指标过去三一中联基本一致，反应双方的利润质量相当。但在2013年，三一的新增应收账款是净利润的4.46倍，明显放大。至于徐工，历年数据远高于三一中联，竞争尽显颓势。

三、徐工往事

今天的工程机械行业已经渐有三一和中联双寡头称霸之势。可谁又记得，在十年之前，徐工是当之无愧的行业老大，销售额超过三一与中联之和。十年的时间，徐工已从绝对老大的地位走下。被三一中联甩开。徐工怎么了？

徐工十年发展最关键的一步没有迈过去，即2004-2005年的改制失败。其实，今天三一中联硝烟弥漫的舆论战早在八年前就上演过。那一次的主角是是三一与徐工。那一次的舆论战同样成为了社会焦点，徐工迫于舆论压力巨大，最终未能引入凯雷完成改制。

2003年起，徐州市政府开始启动徐工集团的改制，经过国内外众多潜在战略投资者的海选，最终锁定凯雷集团。2005年10月，徐工与凯雷签署协议，凯雷收购并增资共计44亿元持有徐工机械(9.30,-0.11,-1.17%)85%的股份。

三一集团总裁向文波随即以博客开战，连发40余篇博文，抨击并购方案，称徐工被贱卖，要保卫民族品牌，徐工并购案是欺骗政府的游戏。现在去搜索“三一徐工”，“向文波徐工”，仍到处可看到当年舆论大战的痕迹，烈度丝毫不低于今天的三一中联。

徐工并购案的交易时间被大大延长。2006年和2007年，徐工和凯雷两度调整交易结构，最终仍未通过审批，2008年7月23日，徐工凯雷宣布终止合作。一场持续了五年的改制大戏就此失败落幕。

一个有趣但又严肃的猜想是，今天深陷各种负面新闻之中的中联会成为当年的徐工吗？舆论的压力逐步传导到企业内外的各个层面，最终处处被动，彻底改变了行业地位。

改制失败对徐工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从如今三一中联的肉搏商战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竞争高度白热化的行业，国企并不适合这样的竞争环境，民企有先天的机制优势。在这样高度竞争的行业，人才是最重要的竞争力。民企能给出国企难以企及的高薪尤其是股权诱惑。改制的失败最终转化为徐工竞争力的缺失，行业老大被两个对手拉开了差距。

我们来对比2003年至2012年上市公司徐工科技每年的收入利润规模与三一中联的对比。先看第一阶段，徐工集团整体上市前：

徐工/三一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

收入167.35%141.83%121.56%53.01%35.72%24.40%

净利润35.94%19.85%-59.69%1.72%1.29%6.91%

徐工/中联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

收入297.81%111.45%94.07%55.87%36.40%24.76%

净利润50.58%16.97%-41.58%2.00%1.85%6.39%

表5：2003年-2008年徐工与三一、中联的收入利润对比图

通过数据对比可以看到，一直到2005年，上市公司徐工科技的销售收入基本都超过了三一中联，2003年徐工的收入是三一的1.6倍，中联的2.97倍。此时徐工集团并未整体上市，整个徐工集团规模更大，远超三一和中联之和。但是，在改制进入胶着状态以后，徐工的经营每况愈下。到2008年，五年之后，徐工的收入只有三一和中联的四分之一，利润只有它们的零头。 　　2009年，徐工集团整体上市。收入规模终于又赶上。但随后几年，又是被三一中联甩开距离。

徐工/三一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

收入125.48%74.26%64.93%68.61%

净利润72.25%47.35%36.09%41.02%

徐工/中联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

收入99.70%78.32%71.18%66.84%

净利润70.79%63.61%41.34%32.75%

表6：2009年-2012年徐工与三一、中联的收入利润对比图

从2003年-2012年十年的市值(12月31日数据)看这种对比，徐工与三一中联的距离和趋势更明显。



图3：徐工三一中联2003-2012年市值。单位：万元

我们在这里特别呼吁的是，工程机械行业的竞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徐工有深厚的基础，但如果再不改制，再不实现管理层激励，人才将继续流失，沦为机械行业里民营企业的培训基地。徐工的行业地位很可能继续下降！真正的政治正确，不是徐工的管理层不能拿股份，而是要让徐工这个伟大的品牌、伟大的企业重焕生机！

四、中联改制

与徐工改制几乎同步的，是中联的改制，也就是媒体通称的中联MBO。这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一个事情，但严谨的来说，中联重科从没有过MBO，

MBO即Management Buy-Outs，Buy out的意思即全面收购，核心是要实现对企业的控股控制，把对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统一。

对于中联重科来说：

(1) 所有的改制都发生在中联重科大股东建机院，并不是直接购买中联重科的股份；(2)无论是在建机院还是中联重科，改制前、改制后、至今，国有股始终是第一大股东，管理层只是购买了建机院30%的股份，实现了激励，根本没有实现对建机院和中联重科的控股。

从中联改制可看到思维惯性和语言的惯性对人们的思维和表述的影响有多大。严谨的说，中联重科从上市后就是一家公众公司，没有MBO也没有改制，改制的是中联的大股东建机院，实现了对建机院管理层的员工部分持股计划(30%)。但即使在本文，为方便起见，仍将中联和建机院的这一事件简称为“中联改制“。

2004年11月18日，中联重科公告称，第一大股东长沙建设机械(6.18,-0.01,-0.16%)研究院的整体改制方案获批，方案主要内容为：国有股持股比例为38%；员工持股比例为30%；引进的两名财务投资者持股比例为32%，单一财务投资者持有改制后新公司的股权将不超过总股本的20%。

2005年11月2日，中联重科再度公告称，根据相关国资管理部门文件，长沙建设机械5研究院经营者员工获准2005年兑现国有资产增值奖励3650万元。该部分国有资产增值奖励作为对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出资由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一方科技是建机院及其控股公司的管理者员工以国有资产增值奖励及现金出资设立的有限公司。至此，一方科技持有了建机院5.9%的股份。

2006年3月29日，长沙建机院8%和24.1%的股权在湖南省产权交易中心上市挂牌。2006年4月30日，湖南国资委将持其有的建机院6.05%和18.04%的股权分别转让给长沙一方科技和长沙合盛科技投资。合盛科技也是建机院管理层成立的公司。至此，一方科技和合盛科技分别持有建机院11.96%和18.04%的股份。同时，弘毅投资的智真国际收购了建机院8%的股份。

至此，建机院改制完成，管理层持股30%，财务投资者持股8%。

2009年，建机院注销，建机院的各股东直接持有中联重科股份，截至2012年底，湖南省国资委仍是中联重科的第一大股东，持股16.19%，中联管理层的两个持股公司合盛科技和一方科技分别持股5.02%和2.12%。

如果中联的大股东建机院没有成功改制的话，那它真可能会成为另一个徐工。今天工程机械行业的格局很可能就是三一独霸。我们始终认为，在高度竞争的行业里，拼的主要就是人才。无论国企民企，如果不能提供接近市场价格的管理层待遇，那最终会流失人才，最终在竞争中失败。

五、2005—2007年：三一的黄金年代

现在，我们来看它们2003年—2013年的商战史。探讨它们在各个不同阶段的成功之道与博弈之术。

2003年到2004年，整个经济处于宏观调控期，工程机械行业也相对低迷。三一、中联、徐工这几家企业都在积累力量。一手是资本，一手是产业。在资本上，2003年三一上市，徐工、中联也相继启动改制。在产业上，积极储备挖掘机、起重机等新产品。

2005年是一个关键转折点。这一年，工程机械行业开始复苏，从这一年开始，三一重工取得了爆发式的增长，成了2005年-2007年这三年最大的赢家。无论是收入还是利润增幅，都远超同行。这只是上市公司三一重工的数据。至2007年，三一重工的挖掘机业务和煤机业务已经转到集团公司，蓬勃发展。整个三一集团的发展速度更快。

2005年-2007年三一中联

收入增长260.41%173.68%

净利润增长781.19%328.72%

表7：2005年-2007年三一与中联收入与净利润增幅

在此阶段，三一的表现卓越，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齐聚。天时，是2005年-2007年,房价快速上涨,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加.工程机械行业高度景气。地利，是三一的产品保持了高毛利率,进而能够支撑比对手高出一倍的销售费用率，销售攻击力强悍。人和，三一的高管团队优势同时坐拥民企机制之利。与此同时，这个阶段中联和徐工都进入改制阶段，相当一部分精力在应对改制相关的事务，难以有大的产业动作。对于国企来说,改制相当敏感,一招不慎重，可能位置不保。

天时无需多言。无论是中联还是徐工，虽然增幅不同，在这三年里绝对值也在增加。让我们先来看在这三年里三一得天独厚的独特优势所在：

(1)高毛利率支持。

毛利率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

三一40.64%31.59%34.61%33.35%34.49%

中联35.86%26.21%25.86%26.43%28.31%

徐工14.07%12.69%8.48%10.12%7.26%

表8：2003年-2007年三一、中联、徐工毛利率对比

销售费用率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

三一11.11%8.67%12.72%11.67%9.65%

中联7.35%6.35%6.29%5.73%4.10%

徐工3.50%2.84%3.87%2.25%1.71%

表9：2003年-2007年三一、中联、徐工销售费用率对比

这是三一永远都很难再有的黄金时间窗口。在行业高度景气之际，两家主要竞争对手都是国企，都处于改制的敏感时期。我们以常识就可设身处地的去理解中联合徐工当时的处境：，在这样的敏感期，少做比做错要好太多。甚至可以极端的认为，这个时间段内的中联和徐工，是用一只手在跟三一竞争，另一只手是在跟各种战略投资者、国资委在博弈。

也在2005年-2007年这个阶段，已经从上市公司三一重工转到集团的三一重机、三一重装也在快速发展。整个三一集团的发展真的是蒸蒸日上。

工程机械行业是一个重资产重资本投入的行业。我们从三家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规模就可看出两家国企对手的守势。2003年-2007年，三一的投资规模基本在中联和徐工的2-5倍。其中，2003年-2006年，中联和徐工基本未有增长。2007年，中联改制已经完成，终于开始发力，跟上三一的投资增速，但徐工还在原地踏步，以至于2007年三一重工的投资规模达到了徐工的14.11倍。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规模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

三一554,554,660648,327,142456,780,368792,004,1062,644,266,325

中联314,191,371287,779,432245,398,514247,249,609780,342,903

徐工173,136,311115,468,95287,017,193158,919,275187,461,879

三一/中联1.772.251.863.203.39

三一/徐工3.205.615.254.9814.11

表10：2003年-2007年三一、中联、徐工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规模

2005年-2007年，在行业高度景气的背景下，三一重工毛利率大幅领先对手6—20个点，销售费用率是对手的2-5倍，投资规模是对手的2-5倍，更兼民企机制灵活决策迅速之便，一举成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老大顺理成章。如果不是中联改制成功，最终引发了2008年以来的行业巨变，三一的继续成功势不可挡。

六、2008—2012：中联反超

所谓博弈，从来不是独角戏。在进入2007年以后，中联开始发力。2006年下半年，中联改制成功完成，中联的管理层可以腾出双手来全力逐鹿行业老大的位置。以十年的周期来看，很明显的可以看到2007年起，中联有一种挣脱束缚的感觉。再加上一点运气，尤其是从2008年开始至今，中联的几大战略动作一气呵成简直如有神助的感觉，最终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

在2008年-2012年，中联实现了反超。以2007年数据为基准，无论是收入还是利润增速，中联全面超过三一。2012年更是在收入规模上以480亿超过了三一的468亿。此时的三一还已经是整体上市(除在香港上市的三一重装)。

2007年-2012年三一中联

收入增长412.09%435.70%

净利润增长215.39%465.62%

表11:2007年-2012年三一、中联收入利润增幅对比

中联能够实现这种反超，具有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人和。2006年底，中联大股东建机院完成改制。管理层通过持有建机院的股份而间接持有中联重科的股份，责权利开始一致。如果不是有了这种大背景的转换，很难想象，中联重科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大动作不断并且顺利实施。

其次是2008年收购意大利混泥土机械制造商CIFA。收购CIFA的意义极为深远，极其重要，怎么评价收购CIFA的战略意义都不为过。没有收购CIFA的成功，中联很难实现这种反超。今天很多人在讨论收购CIFA的得失时还是在纠结CIFA本身的财务数据。对于中联，CIFA本身盈利多一点少一点其实已经无关大局。CIFA收购成功不只是一城一地的得失，开始改变整个战略大局。

真正重要的是，通过收购CIFA之后获取的CIFA高端技术，在三一中联商战中最为关键一个指标开始出现变化。这就是毛利率。我们在之前分析过，高毛利率是三一最为重要的竞争优势之一，但这个优势已经被打破。

在收购CIFA之后的2009年起，中联重科的毛利率稳步提升，2012年小幅超过三一重工，2013年更是超过一个点。这种毛利率的反超对于两者的竞争格局的影响是极为关键的。

毛利率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第一季度

三一29.83%32.04%36.47%35.97%31.39%33.24%

中联27.12%25.20%29.79%31.83%31.75%34.92%

徐工7.80%18.97%21.35%20.32%21.28%21.22%

表12三一、中联、徐工2008年-2013年第一季度毛利率对比

中联收购的时机和运气也非常之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CIFA一下子陷入困境，整个行业看不清方向。但2009年起，中国推出四万亿投资，全球注入巨额流动性推动复苏，过了那个时点，可能CIFA就不会再出售或者不再以当时的价格出售了。在行业景气和预期明朗时，也注定会有一批产业饿狼疯抢CIFA，不一定轮到中联了。

CIFA的收购在当时是一个极其胆大的决策。随着收购CIFA的完成，中联的资产负债率大幅提升，在2008年和2009年达到了75%。这是一步险棋，如果2009年没有出现四万亿带来的工程机械行业的复苏，如果2010年中联重科增发和香港上市未能如期完成，如果整合和消化CIFA失败，CIFA成为资金黑洞，那么中联重科都将陷于资金链崩断的险境。

高资产负债率仅仅持续了一年多。2010年，中联重科A股增发和香港上市成功，带来获取180亿现金。资产负债率又一下子回到56%的安全水平。

图4：2003年-2012年三一中联资产负债率

而对手们的运气显然没这么好。无论三一还是徐工，香港上市都未成功。2010年，三一香港上市失败，据媒体报道称上市失败是因为行贿门。2011年，三一再度启动香港上市。但此时工程机械行业和资本市场都进入了萧条，上市最佳的时间窗口过去，最终上市还是未能成功。2011年，徐工集团的香港上市也因为市况不佳而暂停。而在2010年-2012年，三一重工投资流出现金规模高达240亿，加上香港上市失败，对现金造成极大压力。

所谓危机，对手的危就是自己的机。坐拥增发和香港上市带来的现金优势的中联，面对现金压力大的对手，2012年中联重科在销售上采用了较有进攻性的策略，如上述所分析的，2012年新增应收账款规模占当期收入比达到了15%，高于三一的7%，终于成为2012年的行业老大。

七、2010年—2012年：三一大跃进

据我们上述分析，中联重科在改制完成以后，自2007年起开始发力，在2008年之前，中联重科的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规模一直低于三一重工。但在2008年—2099年，中联重科的投资力度迅猛加大。2008年投资规模51亿，是三一的四倍，这主要是收购CIFA的缘故。2009年有所回落，但仍与三一重工接近，也与过去的投资力度形成鲜明反差。

有可能是被中联的进攻姿态的刺激，也有可能是2009年四万亿投资后的高景气度的鼓励，在2010年-2012年，三一重工的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规模迅猛增加，投资规模实现了大跃进。三年间的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规模达到了240亿，而中联这一数字三年总和是70亿。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规模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

三一1,392,648,1861,261,663,3097,838,992,2448,273,456,8337,877,781,000

中联5,128,694,1651,107,503,6151,996,103,1131,583,979,3123,472,060,000

三一/中联0.271.143.935.222.27

表13：三一中联2008年-2912奶奶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规模

从以下的走势可清晰看到，中联重科在2008年的突起，以及2010年-2012年三一远超同行的投资力度。三一在2010年-2012年的投资力度可谓大跃进，大大超越了两家对手。这势必会对现金流造成极大的压力。在三一原来的计划中，2010年实现香港上市应该是填补大规模投资现金流出的重要步骤。但最终上市失败。理解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三一对香港上市失败如此耿耿于怀，高管们多次称之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打击。



图5:2003年-2013年第一季度三一中联徐工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规模

2010年-2012年三一的巨大投资投向了哪里？从数字上看不出来。其中，有约30亿时用于对德国普茨迈斯特的收购。大部分应投向了产能的建设。但在高投入高投资之后，发现面临的是2011年-2012年市场的迅速转冷。至今未能复苏。这对巨大的产能和现金流都造成了严重考验。值得留意的是，2013年第一季度，中联的投资规模历史上第二次又超过了三一。　　无从知道行业与三一的产能空置率是多少。但可以从企业的在职员工数量看出一丝端倪。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员工数量与其产能规模应该呈高度正相关的关系。

图6:三一中联2003年-2012年员工数

在职员工数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

三一1665621598423675182734887

中联1868118511223562883331707

表14：三一中联2008年02912年在职员工数

我们不去探讨两家公司文化的差异。只讨论从在职员工数来衡量两家公司的扩张与收缩的力度。通过在职员工数可以看到，与三一2010年-2012大规模投资相匹配的是，在职员工数的迅速增加.2011年最高达到5.18万人，但在2012年大幅减少到3.48万人，约是2009年-2010年初的水平。有意思的是，中联的员工数增长曲线平缓的多，2012年员工数还增加了2874人。

八、2013：危险的开局

玩法变了。

对于整个工程机械行业来说，2013年是一个危险的开局，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过去的十年中，行业调整的周期通常只有一至两年。无论是2003年-2004年的宏观调控，还是2008年-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企业只要扛过去又是春天。谁在行业萧条时投资力度越大，在随后的复苏后回报也越大。

但现在，大气候变了，玩法变了。对于工程机械行业来说，2011年-2012年已经持续两年的萧条，2013至今未见有复苏的迹象。传说中的城镇化拉动至今未有实质性动作。一旦行业的萧条持续，对于现金储备低、投资力度过大的企业来说，将是严峻的考验。

再来看一下新增应收账款数据。通过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工程机械行业已经进入全行业的危险时代。回到本文图1的新增应收账款/当期销售收入比较，2011年之前，该数据一般在10%之下。但在2011年-2012年大幅提升，2013年第一季度中联徐工更是突破30%，而三一高达67%。这说明2013年的行业竞争激烈达到了历史最残酷的程度。正在爆发的舆论战、不正当竞争等等只是这种竞争的一个缩影。这几家行业巨头的处境尚且如此，行业的中小型公司更是艰难。如果行业不尽快复苏，可以预见的是，行业进入了深度的洗牌期。

这三家巨头在2013年这个开局，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中联和徐工明显采取了收缩战略，采取了守势，偏重控制现金流出。三一大幅拉开了与中联和徐工的距离。2013年第一季度销售达到了123.3亿，与中联徐工的总和125亿仅有一步之遥。三一重归销售老大地位，但付出的代价是新增了75亿的应收账款。



表15：2013年第一季度三一中联徐工销售收入与新增应收账款规模

重回行业老大地位的三一的处境比较尴尬。如果二、三季度要继续保持以大幅增加应收账款的方式来刺激销售，那现金流势必更加紧张；如果二、三季度大幅调整，收紧应收账款，那么二、三季度的环比销售收入增长速度可能会出现大幅回落。

今天，大气候变了。拼投入拚产能的年代可能已经一去不返。

九、关于行业的猜想

1、今天发生着的各种八卦的舆论战、营销战等等，只是经济大环境改变后，工程机械行业生态严重恶化后的表象。

2、过去是通过增长的增量来赚钱，今天是来抢存量，就是直接从对手碗里抢食，竞争势必会更激烈。

3、过去，靠的是增长红利，比谁更敢投钱更胆大；今天开始，比的是谁更精细化管理更谨慎；

4、如果行业不尽快出现复苏的话，工程机械公司的利润会被进一步压缩，会有亏损的大公司出现。

5、冬天来了，现金为王。现在比什么都要重要。消耗现金的增长不再可取。

6、坐拥庞大的产能，巨头们的国际化、多元化进程会加速。

7、徐工必须改制，实现管理层激励，否则它与对手的差距会进一步拉大。 (全景网/财经评论家范卫强)

中联重科回击三一重工：竞争对手全方位抹黑

www.eastmoney.com2013年07月17日 07:49刘翔

中联重科今年股价从9.25元一路跌至最低点4.97元，几近腰斩，市值蒸发超300亿元。不断有媒体报道称有人举报其财务造假。



现价：7.22 涨跌：-0.09 涨幅：-1.23% 总手：191541 金额（万）：13921 换手率：0.26%

现价：5.41 涨跌：-0.05 涨幅：-0.92% 总手：551614 金额（万）：30141 换手率：0.88%

面对不断的舆论攻击，中联重科开始出手反击。

16日晚间，中联重科在深港交易所同步发出公告，公布其独立董事委托独立第三方就有关事件进行的独立调查结果。其对一段时间以来不断的舆论报道作出回应，再度将公众视线引向了中联重科与同省兄弟企业三一重工的恩怨纠葛。

上述调查称，此前曝出的间谍事件、2012年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之子梁在中被绑架事件，以及2012年梁在中被海关稽查事件，均与中联重科无关。截至目前，三一重工方面并未对此作出回应。17日上午，经济导报记者致电三一重工公关部部长陈志婷，未获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独董调查。“对事件真伪不做评论，但此次独董调查是一种进步，标志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正日渐接轨国际惯例。”17日，国际财务管理师协会山东中心主任王陈接受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撇清传闻

去年11月，部分媒体曾刊发题为《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及《间谍门事件成总部搬迁导火索三一重工迁都背后真隐情》的报道，均或多或少指向中联重科，如中联重科被指安排间谍冒充员工混入三一重工；连续筹划2009年和2011年间谍事件等。报道还暗示中联重科设计筹划绑架事件及海关稽查事件。

此次独立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间谍事件为三一重工商务部员工文某贿赂中联重科员工张某，后者向文某出卖中联重科若干商业秘密，上述事项已通过司法机关查明。中联重科方面强调，文某从未与其建立过劳动关系。

2011年间谍事件是三一重工分析师杨某，通过韩某、付某、苗某及齐某搜集中联重科销售方面的机密资料。对于该案，中联重科称从湖南经济发展大局考虑，同意对4名嫌疑犯的行为予以谅解，且4名嫌疑犯有自首情节，被检察院免于起诉。

此外，2012年间谍事件是三一重工员工黄某及中联重科员工甘某涉嫌盗用中联重科员工账号，非法获取商业信息数据；另一嫌疑犯三一重工员工刘某，涉嫌掩饰隐瞒有关犯罪所得。

麻烦不断

除要应对与三一重工的“口水仗 ”，中联重科最近还陷入财务造假漩涡。

7月10日，一则实名举报中联重科财务造假的新闻，再次将这家企业推到风口浪尖。今年以来，中联重科已多次遭遇类似举报。

在上周五举行的证监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对于“是否收到关于中联重科的举报材料、目前处在哪一个步骤”的问题，证监会表示，“我会近日已经收到对中联重科的举报材料，正在按照相关工作程序进行处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证监会今年以来首次对中联重科“财务造假”事件进行表态。

在此之前，港交所方面也已收悉举报材料，并表示需进一步了解有关事宜，再考虑是否需要采取监管行动。

对于频遭举报，中联重科副总裁孙昌军公开回应称，中联重科没有财务造假的行为，“一连串的恶意举报是竞争对手有组织有计划地抹黑中联重科。”

屋漏偏逢连夜雨。中联重科在二级市场上也遭遇困境。自2月创下今年来新高10.44元/股后，中联重科A 股股价持续下跌至被腰斩。

三一重工也遭遇到类似问题。在工程机械行业低迷背景下，业绩持续大幅下降，三一重工股价持续下滑，并于近期创下近3年来的新低。

中联重科董助称新快报连发其负面 报纸称被诋毁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高辉的微博页面。



7月10日、11日，高辉连续发布微博公开诋毁新快报。

当中联重科的董事长助理高辉在他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上连续炮轰我的时候，我差点以为这是一个不雅的玩笑。

高总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以极尽毁贬的方式来攻击一个普通的记者，怎么看都像不雅的玩笑。

高总想表达什么呢？

把我的记者证贴在众目睽睽之下，是怕这份证件会跟某些公司的业绩一样造假吗？

把我的报道摆成个人展(必须承认这张图做得挺精致)，是想提醒“未完待续”吗？把我的称谓冠以各种触目惊心的贬义词，能改变中国资本市场去伪存真的大潮流吗？

拿一名普通记者作为攻击的对象，能掩盖那些藏于台面之下的客观事实吗？

恐怕高总忘了，5月27日停牌自查了两天的，是中联重科。

对高总耿耿于怀的“从未采访过中联”，我不得不纠正一下，贵公司的澄清公告我看到了，也遗憾地发现新的问题并发表了新的质疑。而不正面回应质疑的，似乎不是我吧？至于高总还介意我的采访对象没有他，坦白地说，我从未采访过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本人曾在报道中引用过向文波的微博内容，而之所以没拿高辉的内容，是因为我实在从中找不到任何新闻素材。

耐着性子翻了好几页高总的微博，我所看到的多是低俗的谩骂、谄媚的赞歌，即便反复确认，看清楚这个微博的确经过了新浪的实名认证，我也很难相信这会是在一家市值超过350亿元的上市公司中，已官至董事长助理的人所作所为。按常理，上市公司的用人体系不至于如此不堪吧？

当然，我宁可相信高总他自己还没意识到，自己的言行是公司形象的一部分(哪怕很小)。只是，不知道詹董事长知道身边有一名这样的助理，会作何感想？

以下为广东新快报社的声明：

严正声明

针对2013年7月10日、11日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高辉在其实名认证新浪微博(微博名为“高辉_000157”)上连续发布以“舆霸与打手”、“打手！阴谋，黑手，舆霸！”为题的微博内容，就我社有关中联重科的一系列新闻报道，对我社进行公开诋毁，并将报道记者陈永洲的记者证及身份信息在网络上公开。

在未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高辉蓄意将我社相关报道描述为虚假报道，企图混淆视听，陷我社于舆论不利位置。上述微博言论发出后，经多方转发，已严重损害了我社声誉，并且侵犯了报道记者的隐私权和名誉权。

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媒体，广东新快报社一直以追求公众知情权为己任，对社会新闻事件进行依法报道。高辉作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的高管，理应注意自身言行对社会的影响，我社对高辉上述言行深表遗憾。

为此，我社就高辉上述言行提出以下严正声明：自本声明刊登之日起，高辉应立即停止对我社的侵权行为，删除上述微博言论，并在微博及相关媒体中赔礼道歉，消除对我社的影响。否则，我社将保留进一步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广东新快报社

2013年7月12日

中联屡爆造假考验肖钢容忍底线

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7月10日称：证监会作为证券期货监管部门，直面市场，直面社会，直面亿万人民群众，必须贯彻群众路线，主动深入基层和市场一线，广泛听取意见建议，真实掌握市场情况，创新监管思维，把工作重点切实转到加强监管执法和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上来，努力建设让社会、市场和群众满意的监管机构。

肖钢这里所指的：加强监管执法和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毫无疑问应杜绝和追究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林林总总的行为。当然也包括被实名举报的上市公司。造假，特别是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权益，而且还有损监管者的形象，通常被认为监管是监而不管，保护的是上市公司而不是投资者的利益。肖钢动怒了，他此番说这话看似要扭转这一形象，准备拿财务制假者开刀。洪良国际造假上市遭香港证监会史上最严惩罚，也倒逼肖钢铁腕重击内地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投资者拭目以待这第一刀将剑指谁？

一直被匿名举报的涉嫌财务造假上市公司中联重科，这一次可谓升级成了实名举报。7月10日国内权威媒体南方都市报以《中联重科再遭实名举报》为标题(记者：刘杨)撰文称该报收到举报人邮件，举报人以前往香港联交所、香港证监会实名举报中联重科涉嫌财务造假一事，同时，己经前往中国证监会实名举报，并将掌握的中联重科去年业绩造假的证据移交给三大监管部门，目前已收到香港两家监管机构受理回复。中国证监会虽暂没立即回复，但接收了所实名举报的内容。实名内容指证了中联重科存在两大违法违规行为：1、涉嫌操纵利润以谋取不正当利益；2、涉嫌虚假陈述、误导投资者。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这次举报升级？从开始的一些人匿名到今天的另一些人敢于实名；从向香港监管机构到内地的中国证监会举报呢？现在看来原因有二：一是举报人手中确实掌握了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二是中联重科去年遭匿名举报后，中联重科不仅不着手整改，而是始终未能对业绩造假事宜给出实质性地回应，仅向公众发布了一份漏洞百出的公告，企图以谎言掩盖谎言。迫使新的手上握有真凭实据的知情人，不得不站出来实名举报了。

事实上，早在去年底，便有媒体连续曝出中联重科去年在华东存在大量虚假销售，将部分未实际销出甚至不存在的订单计入正常销售额内，以夸大利润表现，仅华东区去年第一季度销售增长就由3.8%夸大逾8倍至34.8%。质疑其华中等地区亦涉嫌业绩造假，针对造做一事，中联重科在5月29日发布公告进行了解释。公司解释为：2012年8月、11月，中联重科在华中地区累计销售订单9.08亿元，累计退货订单5.67亿元。2012年全年，中联重科在华中地区累计销售订单60 .88亿元，累计退货订单13.64亿元。对于上述高比例的退货，公司将原因总结为市场持续低迷且超预期、公司提高商务条款的条件及公司加强风险控制等。但是解释容易，事实却不易掩盖：公司要么继续掩盖事实，把财务造假进行到底，拿出一个漂亮的一季报；要么换个说法，如实公布财务状况。经过利弊权衡，公司选择了后者。中联重科2012年销售额达到900亿元，并于3月12日被长沙市人民政府授予2012年度“利税过100亿元企业”。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中联重科发布了2013年一季报，一季度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9.6亿元，同比下降48.6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9亿元，同比下降了71.67%。如此大的业绩落差，连不懂财务报表的普通投资者也能看出其中的猫腻，也让行业不景气市场持续低迷导致的“退货、换货”说再难自圆其说。

中联重科有没有财务造假？估计要不了多久就会水落石出。因为按照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7月10日的讲话：把工作重点切实转到加强监管执法和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上来。就凭这一番话，我们相信证监会面对实名举报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中联重科由于涉嫌财务造假导致业绩下滑股价只跌不涨，跌幅惊人，造成了成千上万中小投资者巨额亏损。既然香港两家监管机构都受理回复了实名举报，展开了调查，相信证监会也不会袖手旁观。

中联屡爆造假考验监管者容忍底线，投资者更希望监管者快刀斩乱麻，监管者这第一刀将剑指谁？我们似乎看到了端倪。当务之急，应该尽快提高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的惩罚力度，一经查实财务造假，就应引入民事诉讼，只有当中国股市开始严惩违规者、受害者能够获得诉讼赔偿、才是真正做到了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苏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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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警方回应新快报记者被拘：存在捏造事实

2013年10月23日19:46新华社



【《新快报》记者被刑拘事件追踪】23日，“《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刑拘”一事备受关注。记者的职务行为是否适用“损害商业信誉罪”、是否可以越过其单位直接对本人进行拘捕等问题引发热议。对此，中国记协相关工作人员称已知悉此事，并已介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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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记者承认收钱发表针对中联重科失实报道

2013年10月26日07:03新华网

陈永洲被刑拘（来源：央视《朝闻天下》）

受人指使收人钱财 发表大量失实报道 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新华网长沙10月26日电 “如果我还有机会重新从事新闻工作的话，一定会遵守新闻工作的基本操守，公正、真实、客观、全面去报道新闻，不受利益的诱惑。”日前，身处湖南长沙第一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向办案民警坦承，为显示自己有能耐、获取更多名利，其受人指使，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连续发表针对中联重科的大量失实报道，致使中联重科声誉严重受损，导致广大股民损失惨重。陈永洲对自己的涉嫌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深刻悔罪，向中联重科、广大股民和自己的家人道歉，告诫同行“要以我为诫”。

这是记者25日从湖南公安机关获悉的。目前，陈永洲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已被长沙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据介绍，2013年9月9日，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向长沙市公安局报案称，2012年以来，新快报连续发表多篇署名为记者陈永洲的文章，捏造事实对中联重科进行诬蔑诋毁，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商业信誉并造成重大损失。经初步调查后，长沙警方于9月16日正式立案侦查。在掌握大量证据的基础上，10月18日，在广州警方的协助下，长沙警方在广州将陈永洲抓获。

警方初步查明，犯罪嫌疑人陈永洲，男，1986年8月出生，2009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新快报社担任记者至今。自2012年9月29日至2013年8月8日，陈永洲受人指使，根据他人提供的现成材料，在未经核实、也未对中联重科进行调查采访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分析和主观臆断，编造中联重科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畸形营销、销售和财务造假等问题，在新快报连续发表署名文章10余篇，被互联网大量转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

办案民警介绍，2013年5月中旬，陈永洲接到中间人电话，要求以他的署名发表一篇关于中联重科广告费的负面报道，由于自己在出差途中，陈永洲便让中间人直接和报社联系予以安排。几天后，对自己发表过的文章从来不看的陈永洲对这篇署名报道却格外关注，原因是这篇题为《一年花掉5.13亿元广告费 中联重科畸形营销高烧不退》的报道发表后，引发极大反响，中联重科不得不发表声明予以澄清。他对照原报道和中联重科的声明后发现，报社此前发表的文章实在是断章取义。这篇报道将中联重科2012年度年报中发生额约为5.128亿元的“广告及业务费等”归类为“广告费”，称中联重科招揽许多“公关人才”搞不正常的营销。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湖南分所对中联重科2012年度财务状况进行严格审计发现，其中“广告及业务费等”发生额约为5.128亿元，该项费用除包含广告费以外还包括差旅费、市场推广费等，广告费仅占其中20%。

办案民警介绍，2013年5月27日，陈永洲无视两家正规会计师事务所对外公布的审计报告，在新快报发表题为《中联重科再遭举报财务造假 记者暗访证实华中大区涉嫌虚假销售》的报道，称中联重科华中区涉嫌虚假销售和财务造假。该报道给中联重科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中联重科A股被迫停牌两天，引起监管机构、股东、社会知名人士、广大股民对公司财务、管理、销售广泛质疑和批评，公司不得不发布公告澄清。司法鉴定结果表明，公司A股、H股在5月29日超过行业平均跌幅而减少的股价市值为13.69亿余元人民币，致使广大股民损失惨重。对此，他“当时感觉很担心，是不是捅了篓子”。

证据显示，在发表针对中联重科的失实报道期间，陈永洲多次收受他人提供的数千元至数万元人民币不等的“酬劳”。特别是2013年6月、7月，在他人授意和周密安排下，陈永洲先后赴香港、北京，向香港证监会、香港联交所和中国证监会实名举报中联重科。虽然中国证监会及时向陈永洲作出书面答复，称“经核查，未发现中联重科华中销售区销售财务造假，未发现中联重科澄清公告与年报数据矛盾情况”，但中间人认为负面影响已经客观形成，达到了预期目的，先后多次给陈永洲数十万元人民币和数千元港币作为“酬劳”。

据陈永洲供述，他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先后发表的10余篇中联重科负面报道中，只有“1篇半”是自己在他人安排采访下完成的，其余都是由他人提供现成文稿，自己只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加工，有的甚至看都没看，就在新快报等媒体上刊发。“我没有审核这些文章的真实性，只是在文章上做了小的修改，并使用了较多的模糊用语，以规避中联重科对我本人及我们新快报的追究”。此外，陈永洲根据他人授意，撰写了3条关于中联重科的负面评论，经他人审核后，发表在为此专门新注册的一个微博账号上，被大量转发。

对于自己的这些报道被新浪等知名网站大量转载给中联重科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和巨大经济损失，陈永洲承认，“我知道这些报道会对中联重科的信誉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没想到影响会这么大”。他自己很清楚“这个事情有风险，查到了都得死”。

陈永洲对自己的涉嫌犯罪行为悔恨不已，表示“主要是贪图钱财和为了出名才这样做的，我被利用了”“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违背了新闻操守”。他说：“我自己也在反思，这些事情是怎么出现的。对当前的新闻媒体来说，我可能不是孤例，整个新闻行业应该以此为戒。”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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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三一恶性竞争去年净利均降近5成 外企渔翁得利

2014年05月27日00:43中国经济周刊



恶性竞争致国内工程机械企业业绩“跳水”

卡特彼勒渔翁得利，中国区收入逆势增24.9%

中联、三一、徐工等集体“跳水” 卡特彼勒风景独好

2013年，全国工程机械A股14家上市企业合计应收账款为817.25亿元，占总营业收入的54.40%，其中河北宣工、山河智能、徐工机械等企业超过70%。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曹昌 见习记者 李永华 | 湖南报道

“需求低迷、行业萎缩、产能过剩、库存积压、风险增加、竞争加剧”，这是中国工程机械A股上市公司2013年年报共同的六大关键词。

继2012年业绩整体下滑之后，中国工程机械行业2013年“脸色”更加难看：排名第一的中联重科营收385.42亿元，同比下降19.82%，净利润38.39亿元，同比下降47.63%；三一重工紧随其后，营收373.28亿元，同比下降 20.29 %，净利润 29.04 亿元，同比下降48.94 %。

昔日“老大”徐工机械如今退居第三，营收269.95亿元，同比下降16.12%，净利润15.08亿元，同比下降38.11%；山推股份、常林股份等企业则出现较大亏损，厦工股份甚至曝出5.89亿元巨额亏损。

市场哀鸿遍野，行业竞争却在加剧。4月2日，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分会破天荒地抛出一份《关于中国挖掘机械行业市场不当竞争的警示函》(下称“不当竞争警示函”)，称：“部分率先的制造企业采取了降价、延长保修期、低首付的销售政策，有过度竞争倾向，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增加了行业整体的经营危险，影响我国挖掘机械行业安稳、理性、有序发展。”

走过高速增长的“黄金20年”后，中国工程机械似乎进入“血拼”时代。

产能过剩严重，企业却仍扩产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截至2012年底，中国工程机械主要设备保有量约为561万~ 608万台，其中，挖掘机保有量134.1万~ 145.3万台。“中国挖掘机生产企业规划产能约60万台，目前全国挖掘机保有量已经突破160万台。”该协会名誉会长韩学松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资料显示，2013年，中国挖掘机总销量11.47万台，基本与过去两年持平。2014年1—4月，国内挖掘机总销量3.4万台，预计全年销售12万台。业内人士预计，如果挖掘机制造企业不再新增产能，当前的产品产量能满足市场4年以上的需求。

混凝土机械亦如此。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混凝土机械分会名誉会长陈润余曾于2013年初公开警示，“中国混凝土机械行业，如果3年不生产新品，仍能满足市场需求。”

令人“眩目”的是，市场龙头的产能持续高歌猛进。2013年6月，三一重工上海临港的挖掘机基地建设落成，年产能4万台；2014年3月，全球最大工程机械制造商卡特彼勒在江苏徐州正式投产大型挖掘机，成为其全球最大挖掘机制造中心。卡特彼勒董事长道格拉斯·欧博赫曼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企业目前在华共有17家制造基地，另有9个正在建设之中，表明我们还将继续在华扩大产能，显示出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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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工程机械上市公司应收账款与营业收入比

应收账款激增

客户违约事件频发

为消化存量，争抢市场份额，一些企业在银行按揭、分期付款、融资租赁等“信用销售”基础上，不惜一再降低首付款比例来促销。

山河智能的一位高管称，“2008年以前，工程机械行业的首付比例一般是30%左右。2011年‘零首付’出现后，卡特彼勒的首付还在20%左右坚守了一段时期，而目前10%首付也开卖了。”

价格战愈演愈烈。据《中国经济周刊》获悉，今年3月，福建某工程机械企业将原价80余万元、22吨的挖掘机作价59.5万元出售。随后4月2日，“不当竞争警示函”从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协会挖掘机分会发至各相关企业。

伴随着上述促销手段，工程机械企业应收账款居高不下。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2013年，全国工程机械A股14家上市企业合计应收账款为817.25亿元，占总营业收入的54.40%，其中河北宣工、山河智能、徐工机械等企业超过70%。

肿大、虚胖的应收账款给工程机械企业的正常运营带来困难，甚至危及企业安全。“2012年以来，行业客户平均违约率已经超过了25%。”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祁俊透露。

厦工股份在2013年年报中称，应收账款规模增大，盈利能力下降，经营环境持续恶化。柳工则在2013年年报中坦陈，工程建设相关行业开工不足，部分客户因业务收入下降与资金不足，导致行业信用销售中的各类违约逾期还款量增加，造成了相关法律诉讼。

而以农业机械为主营业务的吉峰农机2011年高调进入工程机械行业后，2013年出现1.44亿元亏损，公司直陈，因终端用户违约，公司承担了工程机械产品的回购义务，严重吞噬了主营业务板块的利润。

在全球经济多年持续减速、国内面临诸多挑战、行业内逾期还款违约事件增加等背景下，工程机械生产企业进入“大收账”时代。“主流终端用户或代理商基本不会采购同一品牌的产品，是违你的约还是违他的约？”某业内知名企业的副总裁直截了当地称，对于企业收账，“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裁员减产难突围，恶性竞争仍持续

工程机械行业整体风险逼近失控边缘，诸多企业开始断腕求生。

裁员是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2012年以来，包括三一重工等企业均被曝出以优化员工、竞聘上岗、待岗、休假等方式大幅降薪或裁员的传言。裁员是件敏感事，相关企业三缄其口。年报显示，厦工股份2001年在职员工数6257人，2013年则显示为4923人，降幅21.32%；玉柴重工、中联重科、徐工机械等绝大多数企业都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有的企业则选择停产、减产或者减少投资规模。2010年8月，山河智能在天津设立北方研发制造基地，投资总额约45亿元。2012年12月，山河智能曾刊发公告，否认天津厂区停产传闻。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山河智能调整了在天津的投资规模，将一期投资中原计划6亿元的投资额减少至4亿余元。2013年，天津山河实现营业收入4200万元，净利润-2100万元。

“逆势做强全线产品”的相关词汇亦出现在不少上市公司2013年财报中。尽管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占领混凝土机械75%以上市场份额，徐工机械、山推股份、厦工股份、福田重工等纷纷加入混凝土机械市场拼抢行列；柳工希望在稳住装载机和挖掘机优势之时，培育叉车、推土机等新业务；厦工股份则提出了进入叉车、盾构机、道路机械等全新领域。

在一个深不见底的行业低谷期，中联重科和三一重工过去“全产业链”的成功模式，似乎将部分企业拖至小而全的起跑线上。国泰君安分析师闫伟认为，“工程机械企业的重合度已经很高，盲目扩张已影响到了行业安全。”

经过20余年的全球化扩张后，三一集团(三一重工控股股东)对待行业竞争乱局，则选择了降成本、控风险，同时摆脱对工程机械的依赖，强势进入海洋机械。而中联重科将未来产业版图规划为工程机械、农业机械、重型卡车、环境产业与金融服务等五大板块。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我们)要做装备制造业世界级企业，必须转型升级，爬全球价值链高端的这个‘坡’，过核心技术的这道‘坎’。”

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的非理性竞争，给了国际巨头可乘之机。在全球经济形势尚不明朗之时，今年4月《国际建设》杂志公布，2013年，全球最大的50家建筑设备制造商的销售额同比下降了10%，卡特彼勒全球销售同比亦下降了16%，但在中国区的销售收入却同比上升了24.9%。

2013年，我国14家工程机械上市企业总营收为1502亿元(约为241美元)，基本与卡特彼勒的工程机械板块相当。2013年，卡特彼勒全年营收556.6亿美元，而工程机械板块占比不到1/2。

卡特彼勒董事长道格拉斯·欧博赫曼将中国区的优秀业绩归结于团队、研发质量以及分销模式的成功。不过公司的降价策略显然为其中国业绩增长出力较多。2013年，卡特彼勒推出新品320D2GC挖掘机，终端市场售价不到100万元，而传统的320D液压挖掘机基本在110万至120万元之间，竞争优势显著。

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行业高速发展还是步入低潮，数十年来，国内工程机械行业内以关系资本为纽带的多层次、互补性的战略联盟没有形成，即便在一定领域、一定市场以及研发、生产、销售等价值链的阶段性合作也没有，恶性竞争局面仍在持续。

“一方面需要在产业链的横向上实现均衡发展，重点培育一批强、精、专的中小企业，加大对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和产业化进行有效投入，填补产业链上的空白；另一方面要秉着大装备制造成果共创共享的整体思路，做到共性技术共同受益。”詹纯新建议，以国家资本入股方式，以市场原则，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支持合适的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组建跨行业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和联盟，避免自我残杀，增强行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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