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面对来自西方的压力，日本早在1868年实施的明治维新是主动适应国内外局势的政治改革，而与之相对应的中国清朝的戊戌变法却是在屡次战败后于1898年进行的。明治维新使日本成长为亚洲乃至世界强国，而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却演变为政治动乱，从而引发导致清朝灭亡的辛亥革命，以及其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国内战争。今天的亚洲局势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那时国际关系的延续，所以探讨这段历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非发思古之幽情。
上部：日本的明治维新
虽然中日之间有甲午海战、抗日战争以及眼下的钓鱼岛争端，我相信我国的绝大多数民众对日本历史都不了解，所以在叙述日本的明治维新前，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其先前的历史。说实话，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对日本的历史也不甚了了。为了这篇文章，我网购了三本有关日本的图书：[日]坂本太郎所著的《日本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英]肯尼斯·G·韩歇尔所著的《日本小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和《菊与刀大全集》（中国华侨出版社）。这三本书，一是日本人自己写的本国历史，可以代表日本人对自己的看法，另一本则是西方人写的，代表了西方人的观点，而第三本则是合集，既有西方人也有中国人还有日本人对日本文化的观点。所以选择这三本书来研究日本历史是合适的，本文关于日本的叙述和观点就是研读这三本书的结果。
明治维新前日本政治的沿革
日本人自称是大和民族，这个名称来源于日本天皇家族兴起的地方，即本州岛奈良盆地一块叫作大和的地区。大和先是作为国家的名称（“日本古时自称国号为大和，这是把统一全日本的核心部族居住地的地名，加以扩大的。”——《日本史》第41页），“大化元年（645年），在给高句丽和百济使节的诏书中明确使用了日本这一称号”。（《日本史》第42页）
正像西欧蛮族的早期历史是罗马人记录的一样，日本早期历史在其未发明文字前需要从中国的史书中了解。在中国史书中，第一次提到日本的是《汉书》，称日本人为倭。“据《汉书》记载，前汉时，倭分为百余国，定时与汉通交。……到后汉时，光武帝中元二年（57），倭奴国向后汉派遣使节，光武帝赐予印绶，这事见于《后汉书》。……总之，公元57年，应该是倭国中的一国与汉开始通交的确切年代。此后还有安帝永初元年（107）倭国中的一国前往贡献的记载。但到了恒帝和灵帝时（147—188），倭国大乱，攻占不已，其间自然杜绝了与汉的通交。”（《日本史》第32-33页）由此可见，至公元二世纪初，日本还处在部落联盟与纷争时代。“许多部落首长与邻近的部落缔结同盟，组成了无数的小王国。”（《日本小史》第18页）
其后，我国史书《三国志·魏书》中的《东夷传》再次记载了日本的状况。238年，邪马台王国派遣朝贡团到魏国；240年，魏使臣出使邪马台王国。邪马台国王是一个未婚女子，叫作卑弥呼。名为女王，却只负责宗教事务，行政事务由她的弟弟全权负责。据说，卑弥呼女王的王宫由一百名卫士守卫，服侍她的女婢有一千名，还有一个男侍负责与外界沟通。从这里我们似乎就能发现日本政治的特点，宗教领袖是国家首脑却不负责行政事务，而且为了保持神秘性不与臣民见面。王国与七个盟国组成的是一个部落联盟，“部落国家依然以原来的形式继续存在”（《日本史》第34页）；除了其中一个不能确定地点外，其他六个都在北九州；有一个叫作伊都的王国，其王位是世袭的。但邪马台王国的位置却不能确定，有人认为在九州岛，也有人认为在本州岛的畿内地区。邪马台王国并非当时日本的唯一政治势力，据说还有斯马、已百支等21国，也就是说那时的日本尚未统一。在女王国南面有个狗奴国，国王是男性；在女王国东面隔海还有倭人国。247年，卑弥呼女王遣使到魏国，申诉与狗奴国的战争情况。翌年，女王死。一些人拥立一位男子继承王位，引起内乱，遂改立其宗女十三岁的台与为王。女王台与也遣使向魏朝贡，这种关系持续到266年（晋武帝泰始二年）。
我国史书又一次提到日本是在147年之后的公元413年（东晋安帝义熙九年），但此时到我国朝贡的是奈良盆地大和地区的国王。那么在这段历史空白期，在日本列岛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日本史》作者坂本太郎依据朝鲜好太王墓碑文字和日本古代神话推测说（说明：好太王墓碑是朝鲜高句丽国长寿王在414年为其父亲好太王所立，因墓碑风化严重，拓本文字有辨认不清的地方，所以对碑文的解释存在争议；《古事记》成书于712年，《日本书纪》成书于720年，前者主要记录天皇家谱和事迹，后者相当于官史）：在4世纪中叶，生活与奈良盆地大和地区的部落征服了出云和九州的部落，成为日本南部发达地区的政治盟主，369年和391年，这个新兴的部落国家两次入侵朝鲜半岛。但《日本小史》作者认为，“《日本书记》将任那视为日本的殖民地，但这是不可能的。《日本书记》记载，4世纪的神功皇后入侵新罗，这同样也不太可能。”（引自该书第25页）
大和部族的征服过程虽不可知，但历史学家通常认为其征服手段并非战争而是威胁和劝诱。《日本小史》作者说：
“他们不仅采用单纯的军事对抗，而且极度依赖谈判与说服，无疑也使用威胁与高压。他们偏爱的方法似乎是吸收那些在弥生时代已经建立地盘的地方首领，在大和国家里给他们官位。大和朝廷使用官阶与头衔，让那些可能制造麻烦的人在皇室体制中有个人地位。”（引自该书第21-22页）
《日本史》作者也持上述观点，而且他认为，邪马台的卑弥呼女王也是以这些手段建立起部落联盟的。由此可见，大和部族所采用的策略是当时建立霸权的通行做法。而且，在《日本小史》作者看来，今天的日本人依然惯用劝诱的策略：
“可能的话，与其直接面对强大的威胁，毋宁加以吸收；与其单纯地尝试摧毁潜在对手的力量，不如借用其力量；这样的策略在今日日本仍普遍为人们所偏爱。在日本历史的早期阶段这一策略就已被确认，可见这一传统的源远流长。”（引自该书第22页）
那些不愿向大和称臣的部族战败后，其领地或者直接归天皇所有，或者分给皇族和贵族；而那些愿意向大和称臣的部族，就可以继续享有自己的领地。这种示范效应或许会让更多实力弱小的部族向大和部族称臣，所以大和部族的霸权主要是建立在其他部族承认其政治权威的基础上。过去的部族首领如今变成封建领主，他们被称作“国造”。《日本史》作者说：“至少被称为国造的人许多是原来小国的首领，是其地位得到天皇承认的外族大名那样的人。据《旧事本纪》载，国造的总数有144个，但计算这一数字的时间不明确，因此很不可靠。然而可以想象，这个时代的国，要远远多于后世固定的六十余国，因而其地域也很狭小，并散在各处。”（引自该书第46页）百十来个封建领主对天皇应尽的义务就是纳贡，除此之外他们拥有自己的军队和领地上的司法、行政和税收权力，无论是天皇还是领主，他们的权利都是世袭的，因此日本这个时期的大和国，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看，与我国商朝相当。
公元6世纪末期，苏我氏家族与物部氏家族发生争斗，皇族和其他贵族也都卷了进来，造成一场摇撼上层社会的大规模内乱。“内乱的结果，苏我氏获胜，加强了大臣（注：臣是姓，大臣是这个家族的首领）苏我马子的独裁权力，最后终于发展到弑杀当时的天皇崇峻天皇。”（《日本史》第63-64页）苏我马子拥立崇峻天皇的异母妹妹继位，是为推古天皇（592—628年在位）。次年，又拥立用明天皇（585—587年在位）的次子厩户丰聪耳（574—622）为摄政王和太子，是为圣德太子。因为圣德太子的母亲来自苏我氏，让其主政有利于苏我氏家族。
天皇不理朝政，摄政王代行皇权，这在大和朝廷历史上却是第一次出现。虽说苏我氏在大和朝廷中的势力特别强大，但是也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取代天皇自立的程度。苏我马子拥立一位女性成为天皇、安排18岁的少年为其皇位继承人和将其推上摄政王的高位，都是为了实现自己控制朝政的举措。因此，圣德太子推行的政治举措恐怕都是苏我马子的主张。
《日本史》作者说：“圣德太子所施新政的具体内容很多，主要看归纳为弘扬佛教、制定官位、颁布宪法、对隋通交和编修国史五件大事。”（引自该书第65页）
当时以及其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大陆文化的发展水平都远高于日本，大陆文化向日本传播通常是通过朝鲜半岛进行的，所以朝鲜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当时大和国家中有很多贵族就是朝鲜移民的后裔，苏我氏家族就是其中一支。（《日本小史》作者说：“像当时许多贵族家族一样，苏我氏是朝鲜人的后裔”。——第24页）苏我氏不但利用联姻方式加强其对朝政的影响力，而且把发展佛教作为巩固其政治地位的手段，早在用明天皇时期，他们就说服皇室接受了佛教。现在，圣德太子要求民众皈依佛教，显然是表达了苏我氏的政治主张。当然，日本弘扬佛教具有广义的文化概念，并不仅仅是接受一种宗教，而是接受大陆的文化和思想，其中也包括儒家思想，从这一点来看，对发展日本的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日本史》作者说：“所谓制定冠位就是把群臣的官职重新规定为十二等，授以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等职称，分别授予紫、青、赤、黄、白、黑颜色的冠以作标识。授位的标准不是根据门阀家世，而是根据个人的才能、功勋，因而只限一代，不能世袭，在一生中，可以依次升晋。”（引自该书第67页）坂本太郎显然只是从概念上来评论制定冠位的意义，但是任何政治措施都有具体含义和指向。苏我氏要利用这一举措来削弱对手实力的意图十分明显，掌握实权的苏我氏不以门阀家世来封官授爵正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因为所谓才能和功勋的大小以及擢升都由他们来确定。另外，从官位的名称上——德、仁、礼、信、义——我们也能看出，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圣德太子的新政有助于苏我氏家族的势力扩张，因为“苏我氏的独裁势力急遽增大，皇室的权威受到威胁”（《日本史》第73页）。642年，皇位之争再起。苏我入鹿（苏我马子之孙，其父为苏我虾夷，因晚年身体不佳，让位于其子）反对山背大兄王（圣德太子的嫡子）出任天皇，他有意拥戴亲苏我氏的古人大兄皇子，于是举兵袭击王宫，迫使山背大兄王自杀。有意思的是，苏我入鹿逼死山背大兄王后，却也没有实现当初的意图拥立古人大兄皇子，而是改立皇室女为皇极天皇。645年（皇极天皇四年），舒明天皇的儿子中大兄皇子、世袭祭祀神祗职位的中臣镰足（藤原氏，614-699年）与苏我同族的仓山田麻吕三人密谋宫廷政变，他们在皇宫太极殿杀死了苏我入鹿，并迫使其父苏我虾夷在家中自杀，然后拥立孝德天皇取代皇极天皇，中大兄成为皇太子，藤原家族也因此成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支配日本宫廷的生活。
正是在这一年，大和朝廷开始建立年号，名为大化元年（645年）。中大兄皇太子也和圣德太子一样开始革新朝政，不过这次政治改革比上一次要大得多，所以日本史上称这次改革为大化革新。
“大化革新的各项事业，是在诛灭苏我氏的第二天就开始了。这一天，孝德天皇取代皇极天皇即位，立中大兄为太子，废除以往的大臣、大连制，设左大臣、右大臣、内臣等官职，并设国博士作为最高顾问，由唐朝归来的僧昊和高向玄理担任此职。……不过，在大化元年时，基本上还是处于准备阶段。新政的主要内容，则是在大化二年（646）正月朔日贺正典礼结束时公布的四条革新诏书中发表的。其第一条是废除贵族所拥有的一切土地和人民，归属于国家。……第二条是整修京师，确定畿内制度，并设置国司、郡司、关塞、介侯、防人、驿马、传马等的地方制度；首次制定了国防、交通制度。第三条是制定户籍、计帐和班田授法。第四条是改革税制，规定田调、户调以及官马、兵器、仕丁、采女的贡纳等等。”（《日本史》第76页）
《日本小史》没有讲解大化革新的具体内容，相比之下，《日本史》的介绍稍微多些（参见该书第75-78页）。仔细研读之后我认为，所谓大化革新其本质就是确认封建体制和完善国家制度。 待续，201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