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中国现代史上，一贯道是组织最严密、流传最广、信徒最多、活动最猖撅、危害最严重的一个反动会道门组织。会道门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产生的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邪教组织。建国之初，全国共有反动会道门300余种，其中一贯道是全国的第一大教门，信徒达1500万人。由于一贯道涉及面广，危害性大，活动猖獗，所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成为被打击的重点对象。对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斗争，对于巩固人民革
一贯道的发展和对社会的危害
一贯道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1877年，山东青州人王觉一脱离先天道创立东震堂，开始叫“末后一着教”。王觉一著书立说，为一贯道作了理论上的准备。1886年，由王觉一的徒弟同乡人刘清虚执掌东震堂，1905年正式改名为一贯道。后来经过路中一、张光璧、孙素贞的发展，到民国期间，已由原来只在鲁、豫、苏交界的农村活动的小教门，一跃成为流传全国的第一大教门，有信徒约1500万人，占当时全国300个秘密教门道徒总数的一半以上。
一贯道的最高首领称“师尊”、“师母”。其下为“道长”、“前人”、“点传师”、“坛主”，一般办道人员为“文牍”、“乩手”（分为天才、地才、人才，统称三才），道徒称“道亲”。一贯道在省市一级设总坛，下设分坛和家坛。各坛设点传师、正副坛主、三才和若干办道人员等。点传师负责办道，正副坛主负责全坛事务，“三才”专事扶乩。
一贯道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抗战期间，一贯道首领张光璧与日伪势力相勾结，充任汪伪政府外交部顾问。抗日胜利后，一贯道又同国民党上层官吏相勾结，千方百计地为己洗刷汉奸的罪名。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为巩固政权，开始着手解决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各种社会问题。
因人民政府此前尚无精力顾及解决会道门的问题。一贯道趁此之际，在人民政权初建、群众对政府政策尚不了解之时，猖狂进行了种种的破坏活动。一贯道的隐蔽活动与国民党特务活动勾结呼应，在解放初期国民党特务、土匪在各地组织暴乱时，一贯道即相为附和，与土匪、特务紧密联系，为了各自的利益，掩护特务入道，暗地里发展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一贯道抓住群众避祸求福的心理，大肆进行“道劫并降”、“老母救世”、入了道才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自渡之人共渡末劫”等诱骗宣传。建国初期，政府曾缴获过一份一贯道的内部文件《成全人之方针》，其中便要求各地点传师发展组织，简化手续，迅速发展道徒，“万勿粗心大意，随时随地不拘形式，切合目前情况，加紧成全道徒，对成全财施（骗取金钱），也要慎重注意”。
建国初期，一贯道组织发展十分迅速。以云南省为例，昆明纯一坛从1949年到1950年两年中，共发展道徒达32万人，为其历史发展总数的60%。加上以往固有的道徒共50.4万人，竟占云南全省总人数的8%。1952年12月，云南总道首殷成章被政府逮捕时，在他身上一个小包里缴获顺德成坛的一本账目，从中发现其全坛24个支线自1949年3月至年底10个月中，共发展道徒18万人。1950年又发展23.4万人，两年共发展道徒41.4万人。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冬天，一贯道在各地造谣说：“大劫已经来了，十月十五日血染鸭绿江，惹怒了美国，三次世界大战要打起来了。东北大杀三阵，父不能见子，子不能见父，哀鸿遍野。”为了进一步制造恐怖气氛，一贯道还派人在夜间进行有组织的化装搔扰。有的将捉到的麻雀或其他物品，涂上硫磺，点燃后投掷到群众的院子里，制造所谓“蓝火弹”；有的用红布包裹手电筒，在夜间打开乱照，说是“红火弹”；还有的布置人头戴假面具，手戴铁爪子，在深夜里到群众的窗户上乱抓乱喊乱叫，吓唬群众，胡说什么“妖魔出世了”。一些群众被谣言迷惑，一些地区一时间被搅得人心惶惶，气氛恐怖，正常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干扰。
北京一贯道势力的庞大和危害，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党中央决定定都北平。随着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迁入，北平从此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北平和平解放后，成立了军管会，主持稳定秩序、恢复经济、建设人民政权、肃清敌特残余、登记反动党团骨干、收容散兵游勇、清理社会闲杂人员等，积极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好各项准备工作。如何处理好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会道门问题，成了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在和平解放前，北平一直是各类会道门传播泛滥的重点地区，会道门基础深厚，成员众多。新生的人民政权对它们采取了非常稳健的步骤。解放后不久，北平市公安局就秘密开始了对会道门的侦察准备工作。由于此时一贯道等会道门已作好了应变安排，组织上化整为零，全部转入地下活动，在道徒中间又布置了一系列反调查的控制手段。而当时仓促间又难以在敌伪留下的档案中查到他们的系统情况，所以对一贯道的内幕一时无法弄清楚。市公安局遂抽调人员，组成专门小组，有重点地对一贯道展开系统深入的调查。事情很快有了进展。1949年8月，进驻东郊东坝镇派出所的调查组秘密拘捕了一位名叫高永周的一贯道“三才”，这是揭开全市一贯道内幕极为有用的一条关键线索。高永周在1946年以前曾给北平一贯道的总头子张五福当过七八年的乩手，对北京一贯道内的秘密都有一定的了解。在审讯人员的讯问下，他陆续供出北京一贯道总坛及各分坛的名称、坛址、坛主、主要点传师、三才，以及道产、职业点等重要情况。市公安局指示各分局采取秘密的方式，对高永周所提供的本地区一贯道组织及活动情况进行核实。各分局以此为中心，开始了多种形式的秘密核实与侦察工作。
此时，中央也正在酝酿有计划地分地区、分步骤妥善解决好全国的会道门问题。在1949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同公安部长兼北京市（新中国成立后，北平改名北京）公安局长罗瑞卿进行了谈话。当时兼任北京市长的聂荣臻说到，会道门问题全国各地都有，“特别是一贯道，其组织遍及东北、华北、华中，党徒甚众（例如东北即有50万），下层分子多为基本群众，上层分子多为地、富、特务，政治上坚决反对我们”。他提出要在一定时期条件成熟后，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一贯道和某些城市的帮会问题。罗瑞卿在这次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亦提出，今后治安工作在城市的步骤，第一步是搜捕特务以建立革命秩序，第二步进行反动党团登记，第三步则要依据情况解决帮会、会门问题，并说这个问题的解决主要取决于“群众情况、材料证据、主观力量”三个方面的准备是否充分。在年底召开的华北五省及山东省暨省属各市的公安工作会议上，罗瑞卿在开幕词中再次指出，解散取缔会道门组织要充分依靠广大群众，“大体须在群众有了初步或充分发动以后，这是一般的规律，不是绝对机械的，同时亦必须看出所有步骤之间的联系性”。
经过调查，北京市公安局对会道门的调查核实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初步掌握了北京市一贯道的活动特点、组织变化、人员变动等基本情况。1950年夏天，一贯道在北京盛传“天安门石狮流泪，鼓楼冒烟，天下将大乱”的谣言，一度闹得舆论大哗，人心惶惶。一贯道又利用美国出兵朝鲜的时机，到处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起来了”，“美蒋军要重来北京”等消息，妄图以这些手段来搅乱人民政府取缔之前的准备工作，挽救其行将覆灭的命运。
针对会道门重新猖獗的情况，北京市政府和市公安局一面开展专案侦察工作，揭露谣言，一面采取果断措施，于 1950年6月7日一举抓捕了刘燮元、穆肇增、白秀茹等11名罪行昭著的一贯道大头目，又成功破获了九宫道李懋五等阴谋组织暴乱的重大案件，狠狠打击了会道门的嚣张气焰。同时，市公安局加大了调查工作的进展，在1950年7月以后纠正了此前过分强调保密导致工作进度较慢的做法，开始发动群众，对一贯道进行大张旗鼓的普查，工作进度大大加快。到1950年10月，基本摸清了北京一贯道总坛和各本坛、分坛、家坛的情况，系统掌握了一贯道在北京的组织系统及大道首、二三等道首的名单和住址，对整个北京市一贯道的力量有了初步估计，并了解到一大批坛主、点传师的罪恶历史，为以后大规模的取缔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中央毅然对一贯道等反动会道发出取缔令
一贯道等会道门组织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许多地方的基层党政人员也都深陷其中，受其左右，从而不能不引起地方党政的严重不安。据华北局报称：“在会道门活动方面，河北发现有四百零一种，道徒无全省统计，仅石门六县即有各种道徒约六万四千人；山西一百五十种，仅一贯道即达八十一万多人：平原八十二种，道徒约三十万人；察哈尔五十余种，道徒约二十万；绥远二十余种；北京三十八种，仅一贯道即有道徒二十万人；天津十余种，一贯道、青帮、世界佛教会各约十万人上下。就全区说，以一贯道分布最广，也最反动，全区共约道徒一百五十万人，仅山西忻县地区即有一贯道徒约十九万，占该区人口的百分之十四点六，连其他会道门计算，则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七点七。崞县每村皆有一贯道，代县百分之七十四的农村支部，均有党员参加，在全县不到三千名党员中，有百分之十八参加了一贯道。察省雁北地委调查了九百个党员，即有五百个参加一贯道，其中一百个党员宁退党不退道。该道上层多为地主富农及国民党反动的旧军人，一般道徒则多为中贫农。这些会道门中的大多数，特别是一贯道和龙华会，已为特务组织所掌握和利用，成为反革命活动的有力工具。”
各种会道门组织的存在与活跃，不仅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成了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会道门坚持尊崇帝制、神权，反对政治进步，同时致力于用迷信的手段聚敛钱财，反对科学，已严重落后于正在发生重大变革的社会时代。加上会道门在解放前夕多投靠国民党及各地军阀，仇视人民政权，在全国各地不断举行武装暴动，从而严重危害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会道门组织当时已成为既为社会所不容、也为人民政府所不容的反动落后组织，对其进行取缔解散成了历史演进的必然。
对北京一贯道的调查情况，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加之全国其他地方的会道门问题也日渐突出，到1950年下半年，中央逐步加强了对会道门的工作力度。1950年10月，公安部转发了“关于山西代县重点取缔一贯道经验的通报”，以山西代县为例，指出“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是一件细密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10月2日，彭真在公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将打击会道门中的特务比喻为“肉中刺”，说“弄不好，就会伤了肉，同时要动员集中来搞，因为是个群众性问题，搞要特别准，要区别反革命与迷信问题”。在此期间，河北武安县黄灵道百余人发动武装暴动，毛泽东看了报告后批示：“应将俘虏详为调查会门内幕情况，使有更多收获”。刘少奇随后在公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到一贯道“参加的人不一定为了反革命，但你跟着造谣，跟着暴动，就是犯罪。……一定要正面反对，公开反对，抓他的头子”。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正式提出，对会道门问题，新老区要掌握好时机的成熟程度分别进行。他说：“会门是大量性普遍性的东西，……东北已打跨，华北已取缔，但潜伏势力仍然存在，一遇机会，即可再起。……对会道门要进行正面进攻，老区条件已成熟，即可开始工作，新区条件不同，暂不要慌，可先搞头子。”当时华北局在关于执行中央“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再三强调，“华北的一贯道和龙华会是最反动、破坏性最大的一个秘密会门，必须彻底加以取缔”，各省市人民政府应再来一次取缔行动，布告会道门为非法，明确宣布“任何人参加会道门，都是犯法的”。
10月19日，刘少奇专门给西北局写了一封长信，精辟分析了一贯道及其他类似秘密迷信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具体阐述了他对西北局广泛开展反对一贯道活动的意见，提出对一贯道要加以正面的有系统的反对，进行取缔、禁止和解散。这封信，在建国初期取缔会道门的决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反对一贯道的斗争开展以来，中央领导人系统地论述这场斗争的第一篇文献。
1950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取缔一贯道》，指出：“一贯道是被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匪帮所掌握与利用的反革命工具，是反动的封建迷信的组织，是欺骗与陷害落后群众的组织。其首要分子，多是汉奸、特务、流氓头子、反动地主、恶霸之流。他们利用这一组织，欺骗勒诈道徒，敛聚财物，以供自己挥霍；有不少道首，并奸污入道妇女，使不少受骗道徒人死财空。更主要的是他们进行反革命的政治破坏活动，甚至策动胁迫落后群众参加武装叛乱。基于一贯道的这种反革命性质，人民政府早就确定了严厉取缔的政策，藉以镇压少数首恶分子，并挽救受骗道徒。”这标志着镇压一贯道高潮的到来。我党在总结了长期与会道门斗争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了在对罪大恶极的反动道首严惩不怠的同时，对普通群众进行说服教育的策略。在此基础上全国各地因各自的具体情况不同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均取得了预期效果。
1951年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惩治反革命条例》出台。第八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这一规定为打击会道门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武器。据此天津市于1951年3月30日判处利用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头子王紫泉、王景等人死刑，立即执行。全市四至五月展开彻底摧毁会道门工作，共登记大小道首5743人，209480人退道，其中一贯道道徒占了三分之二以上。在全国各地处决了一大批罪不可赦的会道门头子之后，他们的领导机关几乎全部陷于瘫痪。在人民政府的强大攻势及威慑下，从1950年底到1951年初，全国形成了一贯道退道高潮。
北京对一贯道的斗争，为全国树立了榜样
1950年10月，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市委要求初拟了《北京市处理一贯道计划》草案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取缔一贯道布告》草案，提出了处理一贯道的基本方针和主要步骤。11月19日，北京市委正式向中央和华北局请示报告，提出要在年前处理一贯道问题，大体按照逮捕反动头子、公布罪状、开展群众性的反一贯道斗争、号召道徒登记退道这么四步进行。12月3日，北京市委再次向中央、华北局报告，决定对一贯道“予以彻底打击与消灭”。北京取缔一贯道的前期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一场特殊形式的战斗即将在首都打响。
1950年12月18日夜，北京取缔一贯道的行动开始。全市统一行动，一夜之间逮捕130多名一贯道首要分子。除了大道首孙素珍、张五福已潜逃外，包括重要道首王钟麟、米国权等人在内无一漏网。当场搜出大量罪证，其中有：国民党党旗、美国国旗、日伪和国民党特务证件、潜藏活动计划、反动乩语和谣言底稿、手枪、刺刀、短剑以及埋在地下、藏于密室的大量金条、银元等资财。19日早晨，北京市的大街小巷张贴了由北京市长聂荣臻、副市长张友渔、吴晗签署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取缔一贯道的布告。
按照政策，一贯道点传师以下、包括三才在内的家坛主以上的分子要向各公安分局登记，交出一贯道的组织关系、供具、道产等，并向政府具结悔过，停止一切活动。一般道徒只是声明退道，索回道费。为落实登记和退道工作，各区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于发布布告当日，分别深入各街道、村庄、矿区和工厂进行宣传动员，做到了家喻户晓。
中央和首都报刊积极配合，有重点地刊登一些一贯道罪行的资料：如《一贯道是什么东西》、《一贯道的罪恶史实》、《扶乩真相》等等，揭露了一贯道的丑恶内幕。各报刊还经常发表取缔一贯道的消息、通讯和评论文章，及时报道取缔的动态、进展和各界的反映。12月20日，《人民日报》又专版发表了《坚决取缔一贯道》的长篇社论。《新民报》同日以显著位置刊登社会各界和市农会负责人代表全市40万工人和40万农民拥护政府取缔一贯道的讲话。
1951年1月16日，在天桥小桃园戏院和吉祥戏院分别召开了千人大会，控诉罪行累累的一贯道恶霸坛主张承忠和恶霸点传师刘翔亭。受害道徒的血泪控诉，激起了群众对一贯道的仇恨。内一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一位觉悟了的女三才王淑清的控诉引人注目。她上台揭露了“顺天炉会”的黑幕，讲到炉会中“兔子出窝、拜月、黑狗钻圈、丢手绢”等把戏时，群众无不讥笑。接着王淑清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台上的控诉泣不成声，台下群众愤恨流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转播了这次大会的实况，收听者有百万余人。
对于无悔改表示、抗拒登记、破坏登记、登记后仍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北京市公安局采取了严厉措施。1951年1月9日公开逮捕了抗拒政府，坚决不登记并破坏登记工作的一贯道点传师郑采芹、薛泉等27人。《人民日报》刊登了消息，发表了短评，正告那些阻挠破坏登记退道的反动道首，“那些敢于继续作恶的人，人民和政府将以沉重的打击加在他们身上，直到彻底肃清一贯道为止。”
北京市取缔一贯道的行动，极大地震慑了各地区一贯道点传师以上大小头目，前往登记者显著增多，其中有不少是兼有国民党党、政、军、特身份的人员。全市登记和退道出现了高潮，并举办了展览。1951年1月14日开始在中山公园水榭举办一贯道罪证展览会，展览了一贯道师尊师母和道长手中诈骗来的财物样品。其中包括古玩、字画、金砖银锭、珠宝玉器、首饰以及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如画着春宫图的烟具等；一贯道勾结日伪、国民党特务和解放后进行现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证，其中有收发报机、枪支子弹、刺刀短剑、反动证件和谣言乩语底稿以及隐蔽潜伏计划。这个展览参观者竟达26.6万余人。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一贯害人道》电影，真实而又形象地揭露了一贯道罪恶。内三区有道徒说：“我全明白了。原来扶乩有扶机和玄机。玄机是上头放个盆，由盆底通过垂下一条老弦，吊着笔，一烧香笔就动，盘里就沙沙响。其实是盆里放个屎克螂，一烧香屎克螂呛得乱爬，弦就动，笔也随着动。这都是骗人的事儿！”过去，道徒们对张光璧敬如天神，见面只是磕头而不敢仰视，称张光璧“重瞳、双耳垂肩，有仙佛相”，看了展览后始知受骗。
取缔一贯道的最后阶段，是动员道徒索还道款、诈骗的财产。过去，道徒们有种种顾虑，有的假退道，或明退暗不退，以“应付魔考”。但是动员索还道款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道徒们争先恐后前往索还财物，他们索回的财物，少则几万元人民币（旧币），多则二三百万元，30袋面粉或2000多斤玉米面。有些道徒用追回的钱财捐献给志愿军，支援抗美援朝。
北京市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其做法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实行道首、道徒分别处理的政策，重点打击首恶。第二是以各种形式揭露会道门的罪行，动员群众起来控诉。第三是发动道徒向道首索还道款、诈款及被霸占的财产。第四是清理党、政府和各团体内的会道门成员。
由于党中央和北京市委在制定取缔一贯道的决策时采取了慎重的步骤，经过充分准备，认真总结了此前数年解放区取缔打击会道门的成功经验，保证了取缔行动的措施得力，善后工作落实，从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广大一般道徒的热烈拥护，并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1951年2月28日，中央在北京市委的报告上作了长篇批示，充分肯定了北京取缔一贯道的成绩，并将此役中总结出来的五项主要经验，批转全国各省市参考执行。中央认为：“关于推毁一贯道，北京的经验，是很成功的。（一）是长期侦察布置，不是仓促举行；（二）是临事向群众宣传，孤立道首；（三）是布置展览会；（四）是退道款；（五）是与反迷信分开。以上各项可作参考。一贯道在全国有几百万被欺骗的落后群众，各省凡有一贯道存在的地方，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须采取慎重和适当的态度。”以此为起点，此后全国各地取缔会道门的工作陆续进入新的高潮。
全国各地取缔一贯道工作取得重大成果
全国各地对一贯道正式进行取缔的工作，是从1950年冬天开始的。一般在全省范围内统一部署，县市级政府发布布告，分片分区，群众动员，大张旗鼓，大力取缔。
中央人民政府于1951年2月公布《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八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这一规定为打击反动会道门提供了强大法律武器。通过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一大批道首骨干遭到了法律制裁，成千上万道徒争相退道，会道门在社会上声名狼藉，风光不再。所有这一切标志着中国会道门开始步入衰亡阶段。
全国的取缔工作由上而下，由重及轻，由点到面地进行，采取了“打头、拦腰、挖根”的办法。
打头，是组织专门力量，通过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掌握材料，作好充分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首先及时抓获一批有影响、作恶多端的道首。仅山西省在第一次行动中，就发现地道密室93处，缴获9个支柜的密件，没收一贯道的商店作坊89处，黄金90两，银元11449元，白银4690两，粮食258．7万石等。
拦腰，是选择一贯道基础较深而掌握材料较全面的地区，作为典型，先走一步，取得取缔经验后，由点到片，由片到面地稳步进行。在取缔工作中，政府一面宣传政策，一面揭露一贯道的罪行，号召中小道首登记，参加集训，不少中小道首迫于形势压力纷纷表示悔过自新，登记退道，在一些地区占总数的70～80％。
挖根，在取缔工作中，普遍开展了发动受害道徒诉苦退道工作。运用已觉悟了的点传师、三才的现身说法，揭穿一贯道扶乩、借窍、仙佛赐丹、超拔亡灵等骗人把戏。这些是一贯道骗人入道、诓骗钱财、束缚群众思想的最重要的手段。如北京市用广播播放乩手米芝敏等讲话录音，刊登乩手高永周发表的坦白书，揭露一贯道扶乩骗人的内幕。这一系列骗局被揭穿后，广大道徒群众恍然大悟地说：“就是迷在这上头啦！原来都是他们搞的鬼名堂。”点传师们揭发的一贯道掠夺道众钱财的种种手段，令不少道徒听了伤心掉泪，愤恨地说：“怪不得入了道一天比一天穷，一贯道是填不满的坑啊。”
在全国各地采取措施对各反动道首予以严惩的同时，做好入道群众的思想工作使其自觉退道是此次打击一贯道的关键。一贯道在全国有几百万被欺编的落后群众，各省凡有大批一贯道存在的地方，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须采取慎重和适当的态度。因此对群众退道不能采取命令主义的强制态度。争取群众的关键在于弄清群众的入道动机。
由于对群众退道采取了正确的方法，从而使一大批心存侥幸的道首们在群众中没有了藏身之地，从而达到了根本取缔的目的。广西省自1952年12月至1953年底取缔会道门13种，3.9万人登记退道。1953年上海市共依法惩处反动道首3947名，登记办道人员9728名，32万名道徒自动退道。江苏省至1953年共取缔反动会道门61种，涉及道首、办道人员53011人，道众47万人。经过大规模的取缔工作，会道门的组织迅速萎缩，人数急剧下降，活动范围受到极大限制。由于反动会道门具有顽固性、神秘性和欺骗性，对会道门的取缔未能完全彻底。一些反动道首从大城市转入小城市，从小城市转入农村，开始复辟。1955年8月，全国公安机关统一部署、同时行动，坚决取缔了进行复辟活动的反动会道门。
对于建国初期以北京公开取缔会道门为序幕的全国性群众运动的重大意义，著名民主人士程潜曾予以高度评价。他说自己“开始对共产党夺取了天下能不能治理国家有怀疑。一是能不能解决反动会道门问题，二是能不能解决民族问题。这两个问题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包括蒋介石在内。现在你们把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我就完全信服了。”一位外国朋友说：“共产党是一把铁扫帚，一扫帚把妓院扫光了，又一扫帚把一贯道扫光了，真厉害。”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自农村到城市相继发生了巨大变革。机遇和挑战纷至沓来，情况瞬息万变。一些人信仰动摇，失去心理平衡而陷入惶惑之中，将目光投向神秘力量，神秘主义风潮悄然兴起，冥想气功、风水术、易卦占卜、鬼文化，给封建迷信大行其道以可乘之机，会道门乘机死灰复燃。中央对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十分重视，在1982年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明确规定，“已被取缔的一切反动会道门和神汉、巫婆，一律不准恢复活动。凡妖言惑众、骗人钱财者，一律严加取缔，并且绳之以法。”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对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进行违法犯罪的行为，予以定罪量刑。同会道门的斗争，将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