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何香凝(1878——1972)女。号双清楼主，广东南海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一，廖仲恺夫人。早年参加同盟会，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妇女部长，国共合作破裂后辞去一切职务。1947年与李济深等筹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国后任全国人大党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等职。著有《何香凝诗画集》、《双清文集》。
我生长在香港。父亲是农民出身，他在澳门创了商业，在香港成了相当大的资产家、地产家。我自小生活优裕，社会接触少，20岁与廖仲恺结婚。我们家里有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人，我自小即常常听到别人谈到反清的事。结婚之后，我又听仲恺常常谈及时事，逐渐加深了我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认识。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干下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事，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此甚为愤激。
戊戌政变之后，有志青年赴日留学，一时成为风尚。仲恺也很想去日本留学。原来仲恺一家都是华侨出身，仲恺生在美国，仲恺的父亲死在美国，仲恺的亲兄亦在美国长大。仲恺的亲兄懂得—些英文，当上了清政府的外交官员，但是他不答应给仲恺到日本留学的学费。仲恺自己要筹一笔赴日旅费，钱也不够，为此常常对我叹息。
为了成全他这个志愿，我就把结婚时娘家给我陪嫁的珠玉首饰卖掉，抛弃我一向过惯了的优裕悠闲的生活，同到日本留学。在仲恺到了日本之后两个多月 (即1902年的冬天)，我也东渡日本，开始了去国离家、独立学习的另外一种新生活。
1903年初，我入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入学之后，我觉得口文程度不够，听课有困难。当时的日本女子大学校长成濑寅藏，就请学校的舍监及舍监夫人帮助我学日本语文。成濑寅藏对我的学习问题十分关心，多方帮助，是我至今仍然感谢的。这个时候，我除了每日在寄宿舍加紧学习日本语文之外，有时也和仲恺一起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各项活动。
当时，孙中山先生宣传推翻清朝、号召革命的名声，在日本留学生中早已传播开了。我们也十分仰慕，可惜的是还没有会面的机会。就在190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和仲恺到神田神保町的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留学生的聚会，在会场上初次看见了知名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真是喜出望外。但是，当时留日学生的思想十分分歧，参加那次会议的有革命青年，有保皇党，也有清政府的暗探和忠实走狗，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
孙先生在那次聚会上谈得并不多，只泛泛地谈到了中国积弱太甚了，应该发愤图强，彻底革命。我们都听得入了神，不知不觉就到了散会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个偶然的机会，打听到孙先生寓所的地址，预备以后再去拜访，听他多谈些革命道理。
几天以后，我、仲恺和另一个留日青年学生黎仲实，一起按地址到小石川的一间“下宿屋”拜访孙先生。在一个面积不大、陈设简朴的小房间里，孙先生亲切地接见了我们。正像一般年青人之间的会面一样，我们没有客套，话题马上从中国政治问题上开始了。
这一次孙先生谈得很多，从鸦片战争谈到太平天国，谈到戊戌政变，谈到义和团，谈到清政府腐败无能，所以一定要进行反清革命。我们听他说到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道理，很是佩服，十分同情。后来，我和仲恺又再到那“下宿屋”去见孙先生两次，对他表示我们也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孙先生指示我们先在日本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此后，我们积极参加“革命同盟”的各项活动，在留日同学中展开广泛接触，进行联络宣传工作。
1903年夏秋之间，孙中山先生离日本经檀香山赴美洲宣传革命。孙先生一向都是十分重视武装斗争的，他接受了在兴中会、华兴会时期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十分注意训练军事人才。他在离开日本之前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在留学生中组织学习手枪、步枪射击等等初步的军事知识，为将来发动武装斗争作准备。
那时我已由寄宿舍迁出，在牛込区租赁房子居住。廖仲恺、黎仲实和苏曼殊等人便组织了住在込区的留日青年学生，成立义勇队。为了避免外人知道，义勇队员每天清早秘密聚合到大森练习射击。黄兴懂得军事知识，由他给义勇队教授枪法。与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寓所里的义勇队员约有二十多人，我每天都先行起床，照料烧水煮饭的事情，为他们管理家务。
清政府驻日公使馆一向对我们的聚会极为注意，并且勾结了日本警察，经常侦查我们的行动。义勇队的青年都很热心学习军事，练习射击的事也很秘密，本来我们是可以继续练习下去的，但是由于其中一个队员仅仅为了谈恋爱，结果出了问题，被敌人找到了破坏的机会。
一个和我们同住的青年义勇队员和日本女子闹恋爱，日本警察指使那个日本“女中”假装怀孕，到我们寓所来吵闹。我们只好变卖家私杂物，筹钱赔给那个“女中”并且搬了一次家，搬到小石川居住。在牛込区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义勇队练习射击的事，因此无形中等于停止了。
1904年初，孙先生作环球旅行，由美洲经日本前赴欧洲考察。他到日本之时，我正怀着身孕，预备回香港分娩。孙先生特意叫我带一封信给在香港的陈少白，我因此在香港第一次与陈少白认识。我由东京先到横滨候船回国，知道孙先生当时在横滨山下町已设有秘密的通信联络的地点。
我在香港生下了梦醒，恐怕在日本一面读书、一面做些革命宣传工作，生活流动无定而又紧张，照顾小孩很不方便，于是独自返回日本。梦醒虽然是我初生的第一个女儿，但是我也只好将她留在我娘家托人抚养。而她那远在千里海外、正在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同时从事联络革命青年工作的父亲－－仲恺，则直到一年多以后回到香港筹款，才第一次与他自己的女儿梦醒会面。
本来，在兴中会和同盟会时期，很多日本朋友都曾热心帮助孙先生进行革命工作。山田良政在第一次惠州之役就被清政府逮捕后牺牲。此外，宫崎寅藏兄弟、犬养毅、菊池、萱野长知、寺尾亨和山田纯三郎等人也曾尽力帮助过孙先生。我们至今仍纪念着他们。
原来日本政府的对外方针是根据日英同盟的政策办事，而英国是大力支持清朝的，因而日本政府当局与清政府互相勾结，对于中国革命党人在日本进行的活动，多方设法制止和阻挠。所以不少日本朋友帮助我们一个时期，另一个时期又不敢同我们多所来往，就是受了日本政府的限制。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在日本进行留学生中的工作，也不是容易的。
1905年孙先生由欧洲回到日本，积极筹备组织同盟会的工作。他的活动范围更广泛了，方式更多样了。他这次在东京一间名叫“高阳馆”的旅店居住。那些一贯与清政府相勾结、向来对于孙先生的行动深为注意的日本警察，又常常看见孙先生收发很多书信，会见很多客人，聚众宣传，高谈阔论，当然把孙先生的革命活动完全报告上去。孙先生的行动因此时常受到干涉。
孙先生为了以后能够继续顺利地多做些革命工作，想找一个可靠的人，借他的寓所作为开会及收信地点，以便掩护。因为我和仲恺参加“革命同盟”的活动已经不少日子，而我们夫妇又是自己租赁房子居住，孙先生觉得在我家开会及收信极为合适，就叫黎仲实来找我谈。
黎仲实转达了孙先生这个意思，我十分赞成，孙先生还特别提到严守秘密的重要，希望我不要雇用日本女中。我都一一答应了。为了保守秘密，我还特意去找一间合适的房子。几天以后，搬了一次家，由本乡搬到神田。连女中也没有雇，每天下课以后亲自操持家务。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学会自己洗米、生火、烧饭等等家务劳动的。
自此以后，我家就成为通讯联络站和聚会场所。
那里，酝酿正式成立同盟会的工作已经相当就绪。而这时候仲恺回香港筹借留学费用，不在日本。就在孙先生叫黎仲实来和我谈借房子开会的第二天晚上，我在我的寓所里办了加盟手续，那时我还住在本乡。
我清楚地记得我举着右手在孙先生的领导下读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有始有终，如或渝此，任众处罚”的誓言。我虽然早已参加了“革命同盟”的活动，并且早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口号作为我革命奋斗的目标，但是现在我又正式办理加盟手续了，再想到我们献身的革命事业有了越来越多的人拥护，势必越来越加快发展，我当晚兴奋激动得彻夜难眠。
和我同时办理入盟手续的还有黎仲实、马君武以及日后刺杀仲恺的真凶胡毅生等人，这就是孙先生在日本发展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我们这几个人和稍后入盟的廖仲恺、朱执信，后来都成为中国同盟会的骨干。
我搬到神田居住以后，孙先生每星期召集同志在我家里开会两三次，经常在我家计议和筹划各种革命工作。按照日本规矩，进门要脱鞋，人如果来得多了，都脱下鞋子，很多鞋子就会堆在门口，是会引起日本警察和清政府的走狗侦探怀疑的。因此，当孙先生每次开会的时候，我除了做好看门开门、照料茶水的工作以外，还专门做收藏鞋子的工作。
孙先生收发信件也很多，有时还用假名。寄来邮件中有写“中山”、“高野”、“逸仙”、“孙宅”收的书信，我都收妥，交给孙先生。由于孙先生的正确领导和同志们的积极努力，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决定将来成立的新国家称“中华民国”。当时加盟者已有数百人，盟员，籍贯遍及中国十七省。只有甘肃因为还没有留学生到日本，所以还没有甘肃省籍的盟员。及后不到年余，加盟的已过万人，国内各省都成立支部，从此革命风潮，日甚一日。
在我入盟以后大约两个多月，仲恺方才回到东京。同船抵达的还有胡汉民夫妇，胡汉民夫妇寄寓在我的家里。仲恺有志革命很早，当晚孙先生来到我家，仲恺在晚饭后即行宣誓加盟。但是，胡汉民为了“平均地权”四个字与孙中山先生辩驳了差不多一个通宵。胡汉民认为不宜于在那个时候提出“平均地权”的口号，孙先生向他解释说：“你参加反清朝帝制，这很好，但是解决民生问题，也是我们革命目的之一，而要解决民生问题，首先就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我记得那天夜里我在床上醒了又睡，睡了又醒，还听见他们在隔壁房间争论不休，一直辩论到深夜三时以后，胡汉民方才勉强加盟。可见胡汉民后来反对改组中国国民党，反对实行三大政策，是早有原因的。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孙先生当年组织同盟会提出的口号，它初步概括地体现了孙先生当时的苹命理想。这四句口号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也不应该分割。那个时候虽是革命浪潮汹涌，有志青年纷纷趋向革命，同盟会发展迅速，固然出人意表，但是每一个加入同盟会人，在加盟时都要宣读这四句誓言，把这四句话作为服膺奋斗的南针。
可惜的是在全体同盟会员之中，只有一部分的同盟会员对这四句口号是真心拥护到底的，有一部分同盟会员仅仅在表面上接受，实际上心里面是不接受，或者并不是完全接受的。所以后来革命阵线内部一再发生分歧，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已经预伏远因了。
自从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以后，清朝政府发觉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活跃非常，便加紧勾结日本当局，设法制止日本留学生中革命思想的蔓延。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发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清廷驻日公使汪大燮是从中做过相当工夫的。取缔规则中规定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言论自由，禁止集会结社，检查书信，强迫青年遵守清朝法令，以镇压革命思想。
当时留日学生分为两派：一派胆小怕事，主张妥协；一派主张坚决反抗。这次“反抗取缔规则”的斗争，也无例外地考验了我们留学日本的每一个同盟会会员。我和仲恺，还有很大—部分同盟会员都坚决主张同盟罢课，以示抵抗。
我们在斗争中团结了广大青年学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很多青年学生就在这次斗争中受到启发和教育，由靠拢我们进而直接参加到同盟会的组织中来。
中国同盟会的活动，不但没有因此而受到打击，反而更加活跃发展。但是，也有一部分同盟会会员在这次斗争中暴露了他们的本性。即如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当时都还没有考入正规大学，只是混在政法学校的速成班里学习，恐怕罢课对他们不利，恐怕拿不了清朝的官费，恐怕会被学校开除，为自身计，他们是主张妥协不罢课的。汪精卫还在当时的所谓“维持会”上签过名。
当然，要说全体留日中国学生都罢学回国，不特实行起来颇有困难，而且大批同盟会员回国之后也有被清政府一网打尽的危险。孙先生不赞成留日学生全体回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那时的斗争中，革命党人主要的是应该和大家团结一致，共同行动，坚持斗争，争取胜利，而汪精卫与胡汉民恰恰就是根本没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的。
1905年10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投稿的多为同盟会会员，他们所写宣传革命的文字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当时发表在《民报》上的文章和一般参加同盟会的人思想状况，也明显地反映了同盟会会员内部存在的思想分歧。，这些文章上表达出来的和一般的思想动态，可以分为三类。
其中第一类人仅有推翻清朝的单纯民族主义思想，至于推翻清朝以后中国往何处去，思想上还是完全模糊的，甚至还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接触到这个问题。这一类的代表人物是章炳麟等。
第二类人则在推翻清朝以后，要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欧洲或日本式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代表人物就是胡汉民、汪精卫，后来成为西山会议派的邹鲁、居正也是属于这一类人物。
第三类人则接受了当时已经在日本青年学生中开始流行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并试着把那种尽管还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来。他们在翻译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时候，把资产阶级译作“豪富”，把无产阶级译作“细民”。他们在《民报》上宣传“细民”与“豪富”的斗争，也就是反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类的代表人物就是朱执信和廖仲恺。仲恺在《民报》上用的笔名，叫做“屠富”。我记得仲恺那时候曾同我开玩笑，说：“你的爸爸是个大资本家，也是将来要在打倒之列的，你不怕么?”
当时中国同盟会参加者存在的这三类思想，都在《民报》的文章上反映出来。中国究竟往何处去?问题是提出来了，也有过争论：可是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得到解决，而彼此的见解也极不一致。辛亥十月武昌起义成功，清朝皇帝就退位了。辛亥革命是没有明确的思想准备作为基础的。当时武装斗争是抓得紧，而思想建设就比较松了。
后来的历史可以充分证明：第一类人和第二类人中的一部分在刚刚推翻清朝、袁世凯上台的时候，就完全倒过去了。第二类人在改组中国国民党的时候，也完全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而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又不幸在1925年因病去世。朱执信又牺牲在先。自始至终一心一意跟随孙先生，忠心耿耿地想把中国建设成为比较进步的，自由、平等、独立、富强的国家的国民党人，便只剩了廖仲恺等少数人，仲恺后来又被往日的老朋友、国民党中的反革命分子暗杀牺牲。政权落到蒋介石、汪精卫等投降帝国主义的反动派手中，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因而被推迟了20多年。
同盟会正式成立大约一年之后，我们遵照孙先生的指示，宣传反对保皇党，并与当时的改良主义者及君主立宪派展开激烈的斗争。当时，保皇党害怕革命，他们提出“革命会招致列强瓜分中国”的论调。孙先生对此极为愤慨，就口述意思，叫人写了—篇文章，指出“中国除彻底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别无出路。革命绝不会招致列强瓜分中国”，严词驳斥了保皇党的反动论调，得到当时有志青年的拥护。
孙先生还叫廖仲恺、朱执信和我联名写信给海外美洲等地华侨，向他们宣传推翻清朝帝制的必要，深得海外华侨同情。不久也有华侨加入同盟会，并寄了款来，赞助革命。在这期间，我虽然只会讲广东方言，还不会说普通话，但是通过笔谈，也在留日同学中交接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都是从事革命的好青年。同盟会的著名女盟员秋瑾和后来在黄花岗之役牺牲的千叶医学科学校留学生方声洞，就是我在这个时候结识的。
1906年秋天，我结束了女子师范预科的学习，再考入目白女子大学博物科攻读。半年之后，因患胃病停学，在家休养。那时我们住在大久保。病好不久，又怀身孕。1908年生下了承志之后，改入本乡女子美术学校高等科学绘画，端管紫川先生就是教我绘画的老师。我同时也是日本帝室画师田中赖章的学生。我每星期到他家里学两次画，我学画老虎、狮子就是跟田中赖章先生学的。
那个时候，日本文化界也很重视中日文化交流，教画的老师知道我是中国留学生，又见我是个女的，都很重视，都很热心教导我。这一段时期，我一面学习美术，一面一直都为孙先生照料秘密集会和通讯联络机关。为了筹划革命党人的起义事宜，很多准备工作都是在我家里部署的。起义部队所用的旗帜符号，有一些就是我在孙先生的指导下描绘和刺绣缝制的。
我在留学日本而又进行革命工作的整个期间，生活都比较俭朴清苦，娘家给我的钱统统都给我花用在这上面了。为了准备起义，孙先生要派同志回香港购运军火，我们大家都帮忙筹措旅费。我这样做，还完全不敢告诉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及亲戚，因为当时革命叫做“造反”，被清政府知道，是会株连九族的。
为了使中国革命取得国际正义人士的同情和赞助，孙先生曾派仲恺到天津与法国社会党人联络。当时，仲恺正在早稻田大学学经济，还没有毕业，但是仲恺为了革命需要，立即停止学习，奉命回国，完成任务以后再回日本，转入中央大学三年级继续学政治经济。那已经是1908年的事了。由于国内起义几经失败，孙先生注意到，如果要起义成功，除了筹募足够的经费以外，还要做好敌人内部的策反工作。当时，中国南方起义已经失败了几次，孙先生想改在北方筹划起义。
1909年，他再派仲恺到营口及吉林秘密做策反的地下工作。那时仲恺已在中央大学毕业，他经由天津转到东北进行秘密工作，并以在吉林巡抚陈昭常幕下做翻译作为公开职业来掩护。仲恺与林伯渠同志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吉林时常过从的。
1910年至1911年间，国内几次武装起义失败，革命转入低潮。为了积极筹划再行发动武装起义，孙先生一方面派人到香港，另一方面又亲到南洋各地筹款支持革命。1911年春，我已在本乡女子美术学校毕业，也回到香港娘家居住。
1911年3月29日广州起义之前，香港就是革命党人的联络接头地点。我虽然没有亲身参与这次战役，但是这次起义的准备事宜，我都有些预闻。这次起义是孙先生指示黄兴领导进行的，朱执信也参与了此役。牺牲的七十二烈士都是我们同盟会的优秀同志，都是当时革命的中坚分子，方声洞、林时爽等就是留学日本的有为青年，还有一些南洋华侨。
这次震动中外的黄花岗之役虽然失败了，却激励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动摇了清朝统治的基础。
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孙中山先生正在海外宣传革命，募集革命基金，其他革命党人也很分散，革命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军阀、官僚、政客、立宪党人乘机夺取革命果实，许多宣布独立省份的军政大权都落入他们的手中，政权由封建帝王转入地主、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的手里。
孙中山先生12月从海外回到上海，当选为临时大总统。而同盟会自根据宋教仁的提议改组为国民党后，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土豪劣绅都参加进来，其中有不少人根本就反对孙先生的革命主张，甚至有的手上还沾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这些人加入国民党完全是一种政治投机，目的不外想钻进来升官发财，根本谈不上实现同盟会的革命思想，更谈不上采取各项革命措施了。
这样，国民党就渐渐失去了他的革命性。当时有国民党中的极右派分子劝孙先生：“中国弱，不宜于过激地反对列强，中国穷，也不宜于过激地反对资本家。”孙先生听了这些谬论很愤慨，在一次演说中驳斥他们说：“如果我不反对列强，我就不用这样辛苦革命了。”又感慨叹息说：“现在国民党人，多已丧失革命锐气，一味只知贪图富贵荣华，今后恐难有大作为。”
这时候，袁世凯凭借他的地位和武力，已经做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进攻革命的新工具，并且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革命发动了进攻。袁世凯一面指挥军队攻击革命军，另一面试探议和，甚至伪装他也同情革命。袁世凯的这种反革命的两手，对当时革命内部的许多人发生了很大的威胁和欺骗作用。甚至不少人被袁世凯所收买，成为他在革命内部的坐探和代理人。
孙先生是十分反对和议的，他认为“革命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孙先生提到的所谓反对列强就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意思，平均地权就是削弱封建主义的基础，节制资本就是想避免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些爱国而又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当然不是当时国民党内外的封建买办分子所能接受的，而一些对帝国主义还存在敬畏心理和抱有幻想的分子，当然也不会真正赞成这些激进主张。封建、买办势力特意制造出一种“非袁莫属”的论调来打击孙先生，帝国主义者更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袁世凯。
在国民党内占优势的右派分子都一致主张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而往日同盟会员中也出现了为袁世凯说话的人，汪精卫就是其中的一个。真正信仰孙先生的革命主张的，真正拥护他的领导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而且广大的人民群众又没有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
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兼迫之下，孙先生在当选三个月之后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表明他革命的目的决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权位。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至此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之下迅速落入窃国大盗袁世凯手中。
但是，孙先生以及忠实于他的革命理想的同志并没有向反革命势力屈服，而继续组织革命力量同袁世凯进行斗争。
我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因胃病加重，遵照医生建议完全停止工作。
为了争取当时的议员反对袁世凯，仲恺奉孙先生之命来到北京做运动议员反袁的工作。可惜后来仲恺的活动都被袁世凯密探知道了，在他们预备捕人的黑名单上就写有廖仲恺的姓名。就在袁世凯发动对革命党人大搜捕的前夜，仲恺得到友人密告消息。虽然形势已经极为危急，他幸而能够只身离开北京去天津，平安回到广州。而当时与仲恺时相过从的议员伍汉池，则在这次大搜捕中被捕，惨遭杀害。
1912年4月，胡汉民回广州复任广东都督，仲恺掌理财政，朱执信任核计院院长。这时候革命派只直接掌握了很少数的武装力量，以前一时投机依附革命的军阀都同袁世凯勾结起来，反戈进攻革命政权，广州革命政府就是在内无群众基础、外受军阀龙济光的威胁的形势下而垮台的。广州革命政府瓦解之后，我和仲恺分头仓卒离开广州去香港。英国当局视我们为政治犯，不许入境，限我们48小时离开。老牌的英帝国主义，一向就是这样敌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我们迫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亡命日本，在东京千驮谷安下家来。
孙先生深知国民党人革命精神泯然无存，反袁定难成就，痛心之余，决定到日本另行组织中华革命党，重新号召进行反袁工作。那时，我们已先在日本。孙先生积极革命，早已深为袁世凯所忌。袁世凯通过当时中国驻日大使馆；想组织暗杀团在孙先生抵达日本时加以暗害。幸得犬养毅、宫崎寅藏、头山满等告诉了我们消息，除此之外，他们还临时组织了“刺客击退团”，及早进行防范。当天，犬养毅、头山满等亲自同我一起赶到火车站迎接孙先生，孙先生安全下了火车。我们就在孙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在日本积极筹备反袁工作。
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我和仲恺、邓仲元、陈其美都参加了，仲恺并任中华革命党的财政部次长。黄兴、汪精卫都始终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朱执信确实是稍后参加的。我记起来了，是孙先生示意叫他劝汪精卫做些工作，因此故意延缓一下。当时，我们居住在涩谷附近的青山七丁目，孙先生与孙夫人则住在青山四丁目。
1915年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已有百余人，党内各项事务开展，又专门在青山六丁目设立了中华革命党的事务所。在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时期，有几个日本朋友也直接参加了一些中华革命党的活动，从现在还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的照片中，还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经常和我们在一起的几个日本朋友。
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深厚的。但是，日帝国主义执政当局却完全无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和睦相处的善良愿望，不断侵略中国。当完全丧失民族气节的、出卖国家权益的卖国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当局签订二十一条丧权辱国条约的消息传到日本东京的时候，我们都一致表示坚决反对。我过去一向在日本留学生中做宣传联络的工作，这些年我自己虽然已经结束了留学生的生活，但是为了反对卖国政府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我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上还演讲过几次。有一次当我激动地讲到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我忍不住流下泪来，座中留学生苏君，曾为此劝我不要太激烈，因为在日本居住，不宜过于激烈地反对日本政府。但是，我觉得我即使住在日本，也应该以祖国利益、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1916年1月，袁世凯僭称皇帝，蔡锷为首在云南起义，宣布反对袁世凯，要求袁世凯退出皇帝位，成立了护国军，朱德同志也就是护国军的一个少壮军官。西南各省，纷纷响应。袁世凯皇帝没有做成，6月死在“新华宫”。这时，我们都还在日本。孙先生本来希望推翻袁世凯之后，中国能够真正出现统一共和的局面，不料各省军阀不听调度，各自勾结帝国主义势力，盘据一方，大好中国被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人民生活十分痛苦。
孙先生由于自己没有军事力量，不得不利用军阀的军队，以保护民主主义的旧约法为名，进行革命斗争，是以有护法之举。可是，这些军阀官僚却利用孙先生的名义专去扩大自己的势力，发展到一定时期，又排斥孙先生。在这个期间，孙先生已经深深感到如果没有比较进步的武装来支持革命力量，是没有办法可以顺利进行革命的。所以孙先生一面不断和军阀进行斗争，一面不断研究摸索中国革命在下一步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孙先生后来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思想，恰恰就是在他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和军阀作斗争当中，一次又一次地得以不断加深和巩固起来的。
袁世凯倒台了，可是革命依然没有成功。段祺瑞企图操纵国会，依然继续北洋军阀统治的局面，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当中，根据美国、日本帝国主义的意旨，表示要对德宣战，实际上是将德国在中国的影响排出去，而代之以美国、日本的势力。为这样做，段祺瑞组成督军团，后来终于引出张勋出台，演出了一幕复辟的丑剧。
当时，孙先生对是否对德宣战，是另有明确主张的。朱执信在广州就曾经根据孙先生的意思，写了一本小册子，严格主张中立，说明世界大战参战双方，都是列强争夺世界霸权，既无什么正义可言，又没有中国必须参与一方的义务。这本小册子在当时是发生了很大影响。
在这种情况之下，孙先生再次提出了“护法”的口号，反对北洋军阀，因而再次回到上海主持工作。
孙先生深深觉得没有武装力量，不足以与北洋军阀对抗斗争，无由贯彻救国救民的宗旨。所以他几次与当时在上海的海军总长程璧光磋商，希望海军也参加护法的行列。仲恺协助孙先生运动北洋海军军官彭春源等南下护法，我则被分配做北洋海军的妇女家属工作。我在哈同路的寓所里接待一些海军家属，对她们讲解护法的必要，配合做些说服动员工作。
7月中，孙先生亲率肇和、永丰两艘炮舰南下护法，我们也相随到了广州。孙先生在到达广州黄埔之时，曾在欢迎大会上说到“中国共和已有六年，国民未有享过些共和幸福，这不是共和这个制度不好，而是共和国的执政人，用假共和的面孔来行真专制之手段的原故。”自孙先生率海军南下，伍廷芳、章炳麟、唐绍仪等人和一些国会议员亦响应护法号召，到达广州。
8月，到达广州的议员已差不多有100多人。这虽然未满议会法定人数，但在非常事变发生期间，可以开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成立军政府。标榜护法、目的在打倒北洋军阀的军政府在广州成立了。军政府组织大纲憎爱明文规定，在临时约法的效力末完全恢复之前，中华民国的行政权，由军政府大元帅行之。又规定了军政府组织大纲，至临时约法的效力完全恢复，国会及大总统的职权完全行使时才宣告废止。
9月，孙先生被选为大元帅并就任大元帅职。财政部长为唐绍仪，外交部长为伍廷芳，内务部长为孙洪伊，陆军部长为张开儒，海军部长为程璧光，交通部长为胡汉民。仲恺协助管理财政。
但是，在广州的议员们、部长们却未能洞察美日帝国主义的阴谋，终于表示对德宣战。唐绍仪毫无问题是亲美亲日的。这样，对德宣战的布告，是经过军政府及非常国会决定后发出来的。这就形成非常奇怪的局面：北洋军阀对德宣战，而反对北洋军阀的广州军政府也对德宣战。段祺瑞就利用对德宣战的口实，预备趁机对护法各省用兵力解决。冯国璋为了扼制段祺瑞不使段的势力再扩大，一度高唱和议。但是，孙先生为了维护共和体制的尊严，坚决表示除恢复国会和约法之外，无磋商余地。和议不成、又打起来。湖南、湖北都有激战。
孙先生在当时一度发表文告，坚决表示对北洋军阀作战到底。孙先生这回出兵，却是他自己军政府内部勾通北洋军阀的、顽恶成性的桂系军阀陆荣廷等人所绝对不会赞成，或者是说绝不愿意赞成的。当时陆荣廷、唐继尧等人虽然在军政府中被选为元帅，但他们始终不肯就职。他们虽然口头反对段祺瑞，却奉冯国璋为大总统。他们本来就是因为个人要求不遂，才与段祺瑞对抗的，并非真心来参加护法，并非真心为打倒北洋军阀而斗争。孙先生坚决与倪嗣冲、曹锟、吴佩孚、张敬尧等南犯的北洋军阀—再对抗作战，陆荣廷等都是很不满的。
孙先生南下护法，组织军政府，比较可靠的力量是海军和国会中的一部分人。1917年广东省长朱庆澜想交20营兵给陈炯明，以便将来编练改为护法北伐的武装。那时广东兵权操在桂系之手，桂系军阀当然不希望军政府除了拥有一些海军之外，又有直属的陆军部队，因而一再从中阻挠。最后几经曲折，才勉强同意将20营兵交与陈炯明。孙先生就以陈炯明为总司令，邓仲元、许崇智为副司令，20营兵全体奉命开赴福建。部队内部有很多革命青年，如邓演达、李章达等，士气充沛，不久队伍开到漳州。
不过，这批军队一向受桂系军阀歧视，饷械给养，均受桂系军阀控制。仲恺曾经几次遵照孙先生的意思，多方设法筹款接济他们。孙先生在上海的房子就因此由仲恺经手抵押过两次，一次得款二万元，一次得款二万五千元，都由仲恺亲自带到漳州交给这批驻闽粤军了。孙先生满希望这批军队将来可以成为比较进步的革命武装力量。可是，这批粤军回粤以后，其中邓仲元固然成为孙先生在军事方面很得力的助手，而陈炯明却在1922年利用孙先生苦心帮助他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背叛了孙先生。
桂系军阀在军政府内部制造纷争，当时还曾经一度集中在所谓省长问题之上，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当时，广东人不满任用桂系人物的省长，想叫胡汉民当省长。桂系军阀又表面上叫当时的海军总长程璧光做广东省长及督军，程起初也是不愿就任的。程璧光是北洋政府阁员之中南下护法的唯一始终拥护军政府的人。他后来被陆荣廷派凶手暗杀了，凶手是在程璧光乘艇横过珠江、刚抵海珠对岸码头之时向他开枪的，程璧光死后，拥护军政府的人，又少了一个。
由于孙先生的提倡号召，非常国会已着手准备制定宪法。当非常国会召集宪法会议起草的宪法稿已到第二读将告完成之时，桂系军阀与政学会的人恐怕有了宪法，与北方调和更无希望，因而阴谋运动与他们相接近的议员阻止宪法完成。陆荣廷与唐继尧等，曾经屡次想牺牲护法以求议和，只是碍于军政府在孙先生领导之下坚持护法，不得遂愿。他们要想另行组织各省联合来对抗军政府，却又苦无根据，于是变通作法，以非常国会改组军政府，把元帅制改为总裁制。 1918年7月，军政府改设总裁制，非常国会举出孙先生及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林葆悍、岑春煊等七人为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孙先生知道他们改组的宗旨，完全为了和北洋军阀妥协议和，不是为了护法，当然不肯参加。
七总裁之间意见也各不相同，他们既不愿反对列强侵略，也不喜欢用国民党的人，连伍廷芳也在被排斥之列。孙先生的革命主张不能实行，立即放弃总裁职，再赴日本。
反袁护法二次革命的结果，中国仍然又落到军阀盘据的混乱局面。那时我们已先到日本，住在东京九段。我与朱执信得知孙先生抵日，曾同赴神户迎孙先生到东京。从“革命同盟”的时候起始终与孙先生忧患与共的廖仲恺、朱执信，至此仍然追随在孙先生的左右。这时候孙先生备受了几次惨痛教训，于是一转而着手宣传革命主张的工作，同时在最穷困的情况下接济在福建的革命部队，准备夺取一块适合地盘，再向北洋军阀进行斗争。
1919年孙先生又回上海，在环龙路44号建立事务所，从事《建国方略》的著作，创办建设杂志》，继续作反对军阀的工作。我们亦回到上海。那时林伯渠同志在环龙路44号事务所帮孙先生工作，我们时常见面。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正如警钟一样，唤醒了世界上被压迫人民。孙先生感到利用军阀，终非长久之计，因而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下决心仿效苏联。那时孙先生与列宁之间，开始有函电来往，起草来往稿件的工作，多由孙夫人及廖仲恺、朱执信等帮忙。
孙先生还想派人到苏联学习，特意叫仲恺、朱执信、李章达先学俄文，请了一位俄文教师每日到长滨路民厚里我们的寓所来教俄文。这时学习俄文变成很时髦的事了，甚至连陈璧君这样的人，也加进来一起学俄文。孙先生觉得那时中国正处在军阀各自割据的时期，要推行革命措施，势必受到很大阻力；而进行革命，就非要根据地不可。
那时北京是北洋军阀窝子，打不进去。上海是帝国主义的保垒。武汉更是吴佩孚的地盘，等闲取不得。这样，唯一的理想根据地仍只能是军阀统治最薄弱的环节广州了。要取得广州，配合在福建的武装力量的反攻，就必须布置广州的内应工作。
孙先生决定先派朱执信到广东去策动民军和农民起义，做反对桂系军阀的工作。可是，桂系军阀却在虎门布置了陷阱，以虎门要塞部队可能起义的假消息诱骗了朱执信，朱执信因此在虎门要塞附近被暗杀牺牲。朱执信的牺牲，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损失，也是国民党左派的一大损失。如果他还健在，他很可能是坚决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孙先生在这期间又多次派仲恺到福建漳州驻军那里做动员联络工作。
1920年冬，原驻漳州的邓仲元、陈炯明、许崇智等广东部队打回广东，收复了广州之后，不久孙先生和我们也回到广州去了。第二次收复广州，在北京的国会议员又南下集中到广州。广州成了革命根据地了。
1921年，孙先生在广州经过国会一致通过，就任临时大总统职。陈炯明为陆军部长，邓仲元为参谋长，陈绍宽为海军部长，伍廷芳为外交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次长，唐绍仪为财政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次长，胡汉民为广东省长。同年，中华革命党又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又有很多人参加进来。
1921年桂系军阀残余陆荣廷等盘据广西反对革命，很多广东军队都出发广西，征讨桂系军阀。孙夫人和我集合广东妇女界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孙夫人任会长，我任总干事，会址设在总统府，办理慰劳讨桂军队事项。我并且和慰劳队工作人员一起到过广西，慰劳讨伐桂系军阀的部队。这就是中国妇女界为了慰劳义师第一次办起来的慰劳会组织。
1922年，孙先生决心彻底扫除军阀势力，决意北伐。苏联已经先派马林前来与孙先生联系，鲍罗廷也曾先来过广州一次，初步谈判，略有进展，联俄计划正预备逐步实行。但是，早有阴谋野心的陈炯明看到政府履行革命政策对他自身不利，更增加了他的叛心。虽然孙先生对他优容宽大，情感理喻，同志们对他解释劝告，希望他心回意转，但是他总是不听，继续密谋反革命，并和北洋军阀有所勾搭。孙先生北伐的时候，参谋长邓仲元留守后方，仲恺管财政，筹措军饷，不遗余力。陈炯明的人先下手为强，使人在广九车站暗杀了邓仲元。
在邓仲元被刺后不久，有一天邓仲元夫人来找我，他说：“陈炯明现在又想反对孙先生了，不要闹出事来才好。”我说：“陈炯明不赞成孙先生的主张，这样下去，我也很担心。”邓仲元夫人即时对我透露：“我听说陈炯明不敢来参加邓仲元的追悼会，意思是怕孙先生会不利于他。”我立即表示：“孙先生不会这样的，我可带子女作人质，如果孙先生不利于他，可以由他杀我一家。”我还预备约邓仲元夫人一起去石龙，劝陈炯明回心转意。岂料就在 6月14日，陈炯明给仲恺打来一封电报，假意说请仲恺去惠州领款，并说：“有事相商”。仲恺也想见见陈炯明一并做些挽救工作，就在那天到惠州去，甫抵石龙，即被陈囚于石井兵工厂。陈炯明还说：“这一次就把‘孙大炮’的荷包给锁住了。”陈炯明自以为这样就可以将邓仲元、廖仲恺两根“眼中钉”拔去，于是在两天之后(6月16日)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公然背叛孙先生。
当晚，有人秘密来向孙先生报告，孙先生当时悲愤得竟欲以身殉职。一直延至11时，孙先生左右的人见形势实在危急，都力劝孙先生先行离开总统府。孙先生的意思，本来想相孙夫人一同离开。但是孙夫人以为孙先生责任重大，避难宜急，她若同行，不惟要慢些，还容易被认出来，故仍请孙先生先行，勿以她为念。孙先生于是才离开总统府。
午夜一时，火烧观音山，孙夫人在马湘副官的护卫下，也冲出了总统府。当时从孙先生住宅到总统府，是要经过一个天桥的，那里有几千陈炯明的军队包围着，又放了火。驻在总统府的守军陈可钰、李章达部队已向陈炯明部队开火，孙夫人当时冲出来的危险情形，可想而知。她这种为顾全大局，不顾个人危险，勇于牺牲个人的精神，真令人感动。
我怕陈炯明加害于小孩子，先把梦醒、承志打发去香港。我一个人留在广州奔走，找孙先生和仲恺的下落。
我终于在陈炯明开会的地方找到陈炯明的部下，要他们让我去找孙先生孙夫人，他们推三阻四。我起先向他们取通行证，他们不答应。我就向他们说：“孙先生就任大总统职的时候，你们不都是去庆贺过的吗?为什么现在又来反对他呢?”他们还是不答应。我接着又说：“你们应该追念孙先生是推翻清朝、手创中华民国的人。你们不都是由于孙先生倡导革命，以及黄花岗等各次战役烈士们流血牺牲，激发起全国同胞共同奋斗，推倒清朝，成立了中国华民国，才有中华民国的官做的吗?你们今天饮水思源，不应该这样对待孙先生。”他们仍然不答应。
我看提起孙先生说不动他们，便又换了一种理由和他们说：“你们纵不让我去找孙先生，也必须让我去找孙夫人才行。你们应该还记得，孙夫人是我们慰劳会的会长，当去年你们讨伐莫荣新、沈鸿英等的时候，她不是和我发起出征军人慰劳会，募了十几万款慰劳你们吗?你们总该容我去找她呀!”他们还不答应，并以危险来吓我。我说我不怕。后来，洪兆麟来说：“你这样忠心”，就派给我两个卫兵(其实是监视我)，叶举又给我车子，另一个军官杨某又派一个副官带口令跟我一起去，这样我们才出来。这些人，我都慰劳过他们的，他们对我尚有好感。
我们一行出发，但是沿途实在太危险了，派来的卫兵曾经对我说：“停车吧，那边又开枪、开炮了。”我说：“如果你怕危险，就请你回去吧，我是不需要人来警卫的。”他们当然不敢回去。我们又继续到处找，直到后来司机看实在太危险了，就停下来。
我们在树荫之下，停了两个钟头。卫兵问我口渴不渴?我说有点口渴，他就去拍老百姓的门，要去取茶。我立即对他说：“这样抢老百姓的茶，抢来我也不吃的，要人家情愿给我，我才能吃。”卫兵后来就拿出两分钱铜币，给那家老百姓，叫老百姓泡一壶茶来喝，并亲手递了一杯给我。所以兵是好的。
这天找不到，要第二天再找，我回家之前，告诉那个副官，请他给我口令，我好带了口令第二天再找。最后才打听到孙夫人在她同学的家里暂住，我在岭南大学一所小房子里找到她，孙夫人在途中小产了。我们谈到陈炯明这次叛变，都很伤心。
后来知道孙先生在永丰舰，我马上去找他。因为天热，孙先生已经晒得很黑了。孙先生在船上任了这几天，也很辛苦。孙先生问起外边情形怎么样?我说：“我已找到孙夫人。仲恺则被陈炯明扣留，不明生死。现在人人都跑了，只剩下我一个了。”孙先生也很痛心。我见孙先生的衣服被汗污了，也没有替换的，回来之后，想到古勷勤身材与孙先生相同，就去古家找古太太(古本人亦已离开)借一件古勷勤的衣服，送去给孙先生。我这样先后来往送信息送衣物与孙先生，共去永丰舰上三次，每次都是以大义责骂守卫的士兵，他们才让我通过的。士兵们对我也是很好的。
在仲恺被囚后的第十天，我找到陈炯明部下一个军官熊略，说动了他，他借给我电汽船到兵工厂去看仲恺。我到了兵工厂，戒备极为森严，在一个楼上，我见到了仲恺，但是被禁止说话。他身上被三道铁链锁起来－－手上一道，腰间一道，脚上一道，都系着很长的铁链子，锁在一张铁床上。我走到他近前一看，才知道他身上还是十天前冒雨到石龙去的时候穿的夹衣，已经汗污得不成样子了。他住在房间又是朝西的，天那么热，再穿下去怎么得了?可是他全身锁着，脱也没有法子脱。
我第二次去见他，带了一件衣服给他，也只好用剪刀把脏衣服从背后替他剪下来，才换上另一件衣服。我后来又打电话给陈炯明部下的熊略、钟寿南等人，要他们设法替仲恺开锁。过了几天，他们得到叶举的允许，才替仲恺开了锁。
我在这一段日子四处奔走，真是心力交瘁，适巧又患痢疾，医生说要天天打针，迫得进医院医治，和伍廷芳同一个医院。火烧观音山之时，外交部长伍廷芳也住在总统府，他因晚上火警，惊慌过度，病在医院。伍廷芳死，我也是亲见的。
就在这个时候，陈炯明的同宗兄弟陈达生在香港被人暗杀。据说布置行刺的人透露出口风，说是因为陈炯明囚禁了仲恺，所以一定要杀陈炯明的人云云。陈炯明和他的部下因此决定再过几天就要枪毙仲恺。我本来正在医院治疗痢疾，但一听到传闻陈炯明想加害于仲恺的消息，我也顾不得等病好，又再出来奔跑。
那时我拖着痢疾的病体，天天要去医院看病，又天天要出外奔跑，精神、肉体均痛苦不堪。这两个月，我是很痛苦的，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不尽力做，谁去做呢?就是苦也没有法子，一定要去做的。
我第三次去看仲恺的时候，陈炯明要杀害他的这个消息，仲恺本人也知道了，他作了一首诀别的诗给我。那首诗是这样的：
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
我身虽去灵明在，胜似屠门握杀刀。
又：
生无足羡死奚悲，宇宙循环活杀机，
四十五年尘劫苦，好从解脱悟前非。
还有一首是给孩子们的：《诀醒女、承儿》
女勿悲，儿勿啼，阿爹去矣不言归。欲要阿爹喜，阿女、阿儿惜身体! 欲要阿爹乐，阿女、阿儿勤苦学。阿爹苦乐与前同，只欠从前一躯壳，躯壳本是臭皮囊，百岁会当委沟壑。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 尚有一言须记取：留汝哀思事母亲。
我这次去看他，有五个卫兵看守，不许我近前与他谈话，并用枪拦住我。我与仲恺相隔一两丈，但见他示意有一张纸要递给我，我要去拿，被卫兵用枪拦住。我气极要用手去抢那支枪，并且大声说：“你们放枪吧!放枪吧!我是不怕的。”他们被我吓住了，就松了手。我马上赶紧去伸手把诗接过来。卫兵也许是看到我那个样子，有点良心发现，也说不定。所以我说兵是好的。
也就在这个我为孙先生和仲恺到处奔跑的时候，—天夜里，一个陈炯明手下颇为得力的师长洪兆麟来对我说：“现在永丰船天天向我们打炮。我们知道你几次来往永丰舰都没有事，是否你肯再去永丰舰一次，我们派两三个人跟你去，叫孙先生今天晚上不要打炮。如果你都能做得到，我们明天就放廖仲恺。”
本来放仲恺是好的，但派两三个人跟我去永丰舰，假如他们加害孙先生，又怎么办呢?我不能为了仲恺而加害孙先生。我就对他说：“你们叫我这样，我会对不住人民，对不住孙先生的。我是不会离开广州的，你们想什么时候派人来抓我，我也不怕。”我明白那时我已经是半俘虏了。但我看陈炯明也不敢真的来抓我。如果他真的抓我，我大不了拼却一死，他反而成全了我的志愿；而他自己叛徒的臭名，却一定传扬得更远，所以我是不怕的。洪兆麟很扫兴地走了。
当时，据说陈璧君、伍朝枢、古勷勤等人在香港，预备筹措收买绿林人物去劫狱。起初，托人带密信来给我，我不赞成。因我去探视仲恺三次，见警卫森严，重重把守，足有一营兵力，仲恺个子矮小，眉毛有痣，人家很容易认出来，藏在哪里呢?他们叫朱执信夫人来和我谈，我也照样向她解释，拒绝了。
后来陈璧君自动自香港回到广州，住在广州市沙面维多利亚酒店(解放后改名为胜利大厦)。她叫朱执信夫人来告诉我：“我们已经决定今晚劫狱，不管你赞成不赞成，我们也决定这样做，现在留在广州的只有你一个人，事成之后，怕陈炯明再危害于你，所以盼你今日到旅馆来谈谈，商量一切。”我就去了，我还是坚持我的主张，极力反对劫狱。
当天我就留在这个旅馆。这是一间专门租给外国人居住的旅馆，我们住进去都是很秘密的。来往维多利亚旅馆的人多是海员，海员对我和仲恺都很好。在旅馆我看到报纸登载以前邓仲元的部下梁鸿楷第一师发生兵变，有一部分人加进了陈炯明派。我看了报，叹气说：“糟糕，北伐军要失败了。”我本来是希望北伐军胜利，孙先生就可以得救的。但陈璧君却说：“北伐军一定不会失败。”我说：“现在会失败的。”她跳起来说：“你想北伐军失败，仲恺可以出来罢了。”我说：“我怎么亏心，也不会希望孙先生死而仲恺能够出来呀。”我真气极了，一巴掌打到她脸上。陈譬君胆小，但是为人奸狡。她也不气，也不吵，却连声陪不是。过了两三个钟头，她就跑回香港去了，我也不留她。我早知道她靠不住的。我想不如回家吧，但又怕陈譬君把我的踪迹说与外人知道，当晚就先不敢外出，仍然留在旅馆里。
当天晚上，叩门声响了。我警惕地去开门，一看进门的是一个日本人，我竟一下子认不出是谁，心里十分诧异。只听见那个人开口说：“我就是日本山田良政之弟山田纯三郎，我是化了装来见你的。你现在也很危急，如果你想离开广州，我们日本朋友有船就在这里珠江附近，我可以帮助你找船去香港。”我答他：“现在孙先生还在永丰舰，仲恺又被囚禁，我除非等到他们都安全脱险之后，我是不离开广州的。我一个人留在这里，还可以替孙先生送信送衣物，我现在其实已经是个半俘虏了。在孙先生和仲恺还是生死未定的时候，我是决心不离开广州的。”谈到孙先生和仲恺的情形，我伤心流泪，山田纯三郎也流下泪来。日本朋友在危难当中对我们这样真诚相助，对比军阀陈炯明对孙先生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的行为，真使我感慨万分。
所谓劫狱也是假的，这已经在我意料之中了。第二天，我就回家去。
对待在危难中的孙先生和仲恺，三种人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生活常常就在这样的关键问题上严峻地考验了每一个人。
在军舰上被困50多天之后，孙先生因为北伐军南下的计划由于梁鸿楷所属部队投降陈炯明而归于失败，永丰舰孤立作战已无意义，所以他就回到上海去了。
8月里，有一个以前在日本留学的龙荣轩来看我。他从小在日本认识我们，他在日本学军事，当过武官。他说：“明天陈炯明总司令在白云山开会，我要去参加，廖先生现在怎么样呀?”我说：“我只听说要枪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他说：“我明天见陈炯明，去给他说说吧!”我说：“说也无效，倒不如你去的时候，我坐你的汽车一起去吧!”这本来是犯法的，但他也答应了。
8月18日，我去白云山是乘龙荣轩的汽车去的。到了山下，天色阴沉沉地，也叫不到轿子，我就走上山去。正走在山道上，忽然天下起大雨来，我又没有带雨伞，淋着雨爬山，心里更是着急，不意一脚不稳，滑到山沟里，弄得满身是黄泥，头发衣服全湿得不成样子。正巧碰着洪兆麟上山开军事会议，他就领了我上去。
这时陈炯明正在开军事会议，军官很多，桌上还摆了茶点。我站在门口没有进去，陈炯明拿了一张藤椅给我坐，递了一杯白兰地酒给我喝，并说：“廖夫人，你身湿了，喝点酒吧，不然要受寒。”我喝了酒，但还不进去。后来陈第三次来见我说：“叶举有家眷在此，你换一件干衣服吧。”我说：“雨湿有什么要紧，我今次来，还打算血湿呢。我问你，仲恺有什么对你不起?你们说仲恺帮孙先生筹款，要把孙先生的荷包锁起来，就囚禁了仲恺。但仲恺何尝不在民国九年之时帮助你们呢?你们在漳州两年多，把孙先生在上海莫利爱路的房子抵押了三次来帮助你的不也是仲恺吗?难道只有帮助你才对，帮助孙先生就不对了吗?同一样都要帮助，帮助孙先生更要紧，我们没有对你不起。这些远的事不说，就拿眼前的一件事来说吧，不久以前，邓仲元夫人到我家里来说：为仲元开追悼会，想请你到广州参加怕孙先生会不利于你，问我的意见。我听了她的话，我就大拍胸脯地对她说：‘我相信孙先生绝不会对他不利的，你尽管请他出来好了，我可以带子女到惠州去作人质，来担保他的安全。’这件事你可以打电话问问邓仲元夫人的。我今天来到，我也不打算回家，你把我砍成肉酱我也不怕。仲恺是杀是放，你今天一定要回答我。雨湿有什么要紧?”
陈炯明就拿了一封电报给我看，表明“这都是部下做出来的，详情我不知道”。他又假意写了一个条子叫我和龙荣轩去兵工厂，把仲恺押到白云山。
我拿起条子看了—眼，觉得他是意在敷衍我，并无即刻释放仲恺的意思，我把条子掷还他。我就又厉声地对他们说：“我今天来，是没有打算回去的。人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你们就把我斩成肉酱，我也不怕。今天我死虽然轻于鸿毛，但我相信将来会有价值的。对于廖先生，我也不一定要你们放他，但是，我一定要你们今天给我一个决断地答复，就是放他或者杀他。”边上的人都说我脾气太大，然而我那个时候的心情，的确又是激愤又是悲伤，也实在忍不住了。
在这时候，陈炯明一个部下马玉航走来劝我说：“把廖先生放到白云山来就是放他的了，你为何对总司令还发这么大的脾气?”我就对他说：“这是明放暗杀，要放他就让他跟我回家去，要杀他就留他在白云山上。”他把我的话对陈炯明说了，陈又来问我的意思要怎样办，我就直截了当和他说：“你作事要磊磊落落，要杀仲恺就随你的便，要放他就叫他和我一同回家，不要解到白云山来，押上白云山是明放暗杀。”
陈炯明也自知理屈，而且他觉得那时孙中山先生已离广东，原在韶关的北伐军亦已离开粤北，革命势力对他的威胁已经暂时解除；他又觉得以前留驻漳州的那批粤军干部对仲恺还有好感，也不敢遽尔杀害仲恺。踌躇再四之后，便下令释放了仲恺，并派龙荣轩、缪培南两人送廖仲恺回家。龙、缪二人便陪我到兵工厂接仲恺。
仲恺回家时天色已经很晚了。我们谈起这次事件，我的主张是立刻离开广州，因我觉得今天陈炯明之所以这样放仲恺回家，只是一时良心冲动，明天又不知会不会变卦了。但仲恺还是愿意留下，总说要处理执信学校的事(因传闻执信学校有女生在陈炯明火烧观音山之时，被兵强奸)。我对他说：“只要留有生命，回来可以再办学校。”争论之后，我们就在半夜三时乘船离广州到香港，然后由香港再转到上海去。那时孙先生早已抵达上海了。果然，在我们离开广州后，第二天早上10时，陈炯明又派军队来我们家里重新逮捕仲恺。可见那夜立即离开的主意，是没有错的。
这次仲恺被困，虽能幸免于死，也不过多活了三年零两个月，但是总算多做了一件事，即多做了帮助孙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联俄、确定三大政策这一件大事，多一个贡献，也是好的。
孙先生脱险到达上海之后，更坚定了他联俄的决心，更坚定了他反帝反封建的志向。快到九月重阳的时候，苏联派来的代表越飞已经来到中国，正要开始与孙先生谈判，就被上海英租界特务跟踪，只好改去日本。适巧孙先生因事需要留在上海，只得改派仲恺到日本与越飞接谈，仲恺的哥哥是北洋政府派驻日本的公使，我们虽然利用了公使馆的有利条件来掩护，可是和越飞的谈判还是被日本东京的“特高课”发觉了，又只好各找借口到热海温泉会合。
越飞先以治疗足疾为名，先行到达热海，那时我因奔父丧已由日本回香港，梦醒身体较弱，仲恺便借口携带女儿梦醒养病，也来到热海。仲恺与越飞就这样在热海共同研究中苏联合、反抗帝国主义的初步意见，为后来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先行研讨了细节，做好技术性的准备工作，准备了双方交换意见的基础。为了保证苏联代表的绝对安全，为了谈判进行顺利成功，我们在日本的行动极端秘密，连很熟的日本朋友也避开没有会面。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中苏友好会谈，就是这样曲折艰险地穿插着与英、日帝国主义走狗特务的斗争而进行的。
但是实现这些理想，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孙先生直接掌握下的武装力量又非常微弱，1922年底，孙先生只好利用广西、云南的军阀刘震寰、杨希闵的军队打败了陈炯明，我们才算又回到了广州。1923年，孙先生抵达广州，开始商议改组国民党。
当孙先生一提出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时，马上遭到那些早在同盟会时期就想把中国引上资产阶级民主道路的胡汉民、胡毅生、邹鲁、居正之类以及稍后参加进来而又抱有同样类型思想的冯自由、张继、邓泽如等各式各样右派人物的激烈反对。因为冯自由反对改组，我亲耳听见孙先生驳他：“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孙先生又说：“你们不赞成改组，那就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张继反对改组最为激烈，孙先生当时甚至想开除张继的党籍。
有一天晚上开会，张继无理取闹，孙先生叫卫士长马湘把张继带出会场，软禁了一晚。在正式公布改组的时候，邓泽如和林直勉二人联名上书孙先生，极力对改组表示不满。孙先生以为邓、林二人仅是思想糊涂，所以在信头上一一批示解释，希望能使他们明白。但是邓、林二人是另有意图的。他们非但不听孙先生的解释，反而趁国民党海外代表齐集广州开会的机会，发起所渭“组成一会，为救党准备”，甚至连章程也指定由邓泽如、谢良牧、林直勉等人起草。在章程已经写好，他们那个组织也将要成立的时候，有人把这件事报告孙先生，孙先生立即命令邓泽如召集海外代表到他家里，严加责备。这件事才停止进行。
不过右派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决定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争夺代表席位，希望把持大会。当时右派之中，运动争夺代表席位的，除了邓泽如、林直勉等人外，还有古勷勤也在其他方面秘密进行。他们双方还彼此照应，认为“殊途同归，将来必要之时，可以互相联络”。
当时中国共产党办的刊物《向导》很受欢迎，宣传力量很大。右派也预备办一种报纸来宣传他们的主张，以示和中国共产党所办的《向导》相对抗。他们预备在必须与共产党决裂之时，就利用这个报纸来攻击共产党，攻击国民党革命派，这个报纸就是后来在孙先生死后出版的、经常刊登反苏反共言论的《国民新闻》。
当时公开反对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固然大有人在，但也有些表面随和而实际对孙先生抱阳奉阴违态度的人，比如邹鲁、胡汉民、许崇智、吴铁城、伍朝枢等人。他们本来也是不赞成改组国民党，不赞成三大政策的，但是他们在当时革命形势节节向前推进的情况下，只有在暗中反对，消极怠工，却不敢公开说反对的话。这批右派当时虽然还不敢明目张胆地进行公开活动，但他们的罪恶阴谋，却在孙先生逝世以后，在企图推倒廖仲恺的右派反革命大联合的多次集会中，全部暴露无遗，全部明朗化了。
斗争激烈尖锐地展开了。孙先生和他领导下的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方面和公开反对他们的国民党中最反动的一派，一方面又和只在暗中反对他们的国民党新右派不断斗争，排除万难，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孙先生的支持下召开了 会上发表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正式决定改组中国国民党，将总理制改为委员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些革命措施，仲恺和我都极赞同。仲恺并且自始至终积极参加了筹备策划工作。国民党改组之后，仲恺被选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农工部长。
黄埔军校创立，仲恺任党代表。为了办好黄博军校，仲恺也不断和当时把持广东财政的军阀杨希闵等作斗争。他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烟的烟床旁边去等杨希闵签字，然后才能领到款来，送去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几百学生的学费、宿费、伙食费，甚至连服装费、书籍文具费用，都是政府供给，而这些钱就是这样子辛苦筹来的。
孙先生和仲恺之所以这样苦心孤诣地创办黄埔，就是深知军阀终不可靠，一定要成立一支进步的、与民众相结合的革命武装力量，才足以反抗帝国主义，并最后消灭封建军阀的反动武装。这就是为什么军阀杨希闵把持了广东财政，始终百般阻梗一切革命措施，特别是对筹措黄埔军校的经费处处留难；同时也是为什么孙先生和仲恺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形下，也坚持一定要把黄埔军校办下去的原因。
当时在广东或到过广东的中国共产党员有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李大钊、彭湃、苏兆征、杨匏安、周恩来、董必武、蔡畅、邓颖超、林伯渠、李富春、吴玉章、聂荣臻、萧楚女、熊雄、熊锐、恽代英、邓中夏、杨殷、刘尔崧、阮啸仙等，仲恺始终和他们真诚合作。谭平山当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之一，他和仲恺关系是很密切的。中国共产党员对开展农工部的工作，是给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的。
我当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兼管广东妇运工作。在孙先生领导下，又得蔡畅同志、邓颖超同志协助，妇女部出版《妇女之声》月刊，举办妇女运动讲习所，筹款设立女工学校、贫民医院等文教福利事业，开展妇女群众运动，加强反帝反封建宣传，联络争取有志革命的青年女学生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与法西斯派的妇女组织展开斗争。
当时广大的工农群众和革命分子都齐心一意地投身到革命风暴中来。广东到处都洋溢着蓬勃的革命气息。但是在国民党中，也有一些企图在孙先生已经改组国民党，已经公布实行三大政策之后，仍然想把中国革命扭向右转的人。戴季陶就是这类人中的典型。汪精卫当时是自行标榜为“左派”的，但那是假左派。所以没有多久，他就公开坏了。
戴季陶本来在日本参加同盟会活动的时候，曾经接受过当时流行于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他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本来与朱执信、廖仲恺同时，同是属于介绍传播早期社会主义思想那一类型的。他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变节退出了。他也不赞成改组国民党。本来当戴季陶背叛共产党的时候，他曾向孙先生提出过改组国民党的事，但他所以提出这个主张，有他个人的野心和目的，纯然不是为国家为人民设想。孙先生看穿了这一点，当时就没有答应他。
1923年要决定改组国民党的时候，戴季陶不忘前事，别有用心，对改组国民党极力反对，百般中伤，态度恶劣，至为无耻。在改组的初期，戴季陶迟迟不肯前来广州，一直蹲在上海。他还竟然提出“为什么以前说要改组国民党，孙先生不肯采纳，而现在要联俄、联共才实行改组国民党呢?”这样荒谬绝伦的问题。
他在上海还写了一封信给仲恺，特别提到联合共产党的事。他在信中写道：“叫共产党参加起来，只能把他们作为酱油或醋，不能作为正菜。”就因为戴季陶早有这样的思想，所以在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以后，北代那一年，我们到了庐山，戴季陶还和我说过这样的话：“你看外面正下大雪，国民党要亡了，大雪正像给国民党戴孝。蒋先生待我这样好，我只好殉友了。”虽然我当即以“为什么要殉友呀?我要就殉国，不能殉友”这样的话来警告他，他还是不知改过。戴季陶就这样在以后一直到他死之日，还跟着蒋介石走背叛人民、背叛革命的道路。
在国民党改组完成之后，孙先生为明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曾先后对党员发表多次演讲，反复阐述唤起民众的必要，指出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我也按时每天前去听讲。
孙先生在百忙之中，亲自来抓党员的思想建设工作，就是希望党内全体同志都有正确的革命思想目标，希望党内的右派人物会认识错误，回心转意，赞成三大政策。很多同志都在这个时期接受了孙先生的教导，如柳亚子、彭泽民等，后来成为国民党左派的骨干。可是头脑顽固、思想反动透顶的右派人物，虽然孙先生反复理喻，却转变不多，或则表面随和，实际阳奉阴违，甚至有的死硬反对到底，终于变成革命事业的敌人。
国民党改组完成，广州革命政府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立即迅速展开。由截留关税余款，抗议英帝国主义派遣炮舰进行威胁，直到消灭了帝国主义直接支持下的商团武装，经过了一系列斗争，广州革命政府的影响日益扩大了。
1924年冬，孙先生北上，以“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向朝野上下宣传。他绕道经过日本、天津，然后抵达北京。
北洋军阀政府深怕孙先生一系列的宣传活动，会恼怒了东交民巷的“洋大人”，得罪了帝国主义，所以都认为孙先生过激。
孙先生在广州尚未北上之前，就不很健康。在不利于航行的冬天，又经过日本、天津，然后到达北京，身体更觉不支。到了12月，他的病已经很重，医生都劝告他，假如再不摒除一切，切实休息，怕是很难治的。可是，孙先生是巴望我们中国人民快快得到解放、革命早早达到成功的人，怎么能够片刻把他的工作放开呢?于是他的病只有一天天的沉重下去了。
我记得是1925年1月3日那天，仲恺对我说：“孙先生的病恐怕难治了。孙夫人很忙，我现在因党务、政事、军需又都不得脱身，第一次东征的军事行动，都要我亲自参与策划，不如你到北京去帮忙一下吧。”我对于孙先生的病本也着急得很，仲恺这么—说，我就匆匆整装于4日北上了。到了上海，又接着电报，说是医生认为孙先生的病已经十分严重了。我到达北京，即住进铁狮子胡同，先到那里侍病的，已有几十人。
北洋军阀段祺瑞那时正在北京。我们从广东来的这一些人到了北京，都是由他们接待的。他一方面对我们接待得很好，多方笼络，希望我们同情他的“不要过激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另一方面又先派许世英见过孙先生，劝孙先生说话要和平一些，不要太过激烈，免得引起“列强交涉”。孙先生听了很气愤地说：“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
那时孙先生的病更沉重了。我看孙夫人日夜地待病，从没有正常睡过，真使我感动。
我初到北京的时候，孙先生尚在协和医院里医治，孙夫人也是住院陪伴着的，因为病总不见起色，后来张静江、李石曾等主张请中医诊治，大约在1月20日左右便迁回铁狮子胡同。可是服了中药，也并无多大效果。
当时大家因为孙先生病得很沉重，整日环侍左右，时时商议医治的办法，大家都很巴望孙先生能够多活几年，继续领导我们建设这个他亲手所建立的国家。
不过那时候孙先生的病总是一天天加重，服用药物很少有效。大家眼看着孙先生的病势，想念着革命的前途，人人心里都感觉惶急，生怕他的病万一治不好了，将来怎么办呢?因此，迫不得已才和孙先生婉言请示以后的事。他本是学医的人，也知道自己的病势厉害，他点头答应了。记得是1月22日，我们和孙先生谈立遗嘱的事，到24日，遗嘱已经全写好了。预备的遗嘱共有三个，一个是国民党开会常念的那个，由孙先生口说，汪精卫在旁笔记的；还有一个是写给苏联政府的，由孙先生用英文说出，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笔记的。
本来孙先生口述的遗嘱是：“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汪精卫因知道许世英曾经来说过不要得罪列强，就改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样写好之后，张继、邵元冲、胡汉民等还是反对，甚至连汪精卫和陈友仁所改写的比较模糊的语调，也认为“过左”，所以对江、陈二人也不满。
这三个遗嘱，在1月24日都已写好，本来当天下午孙先生就要签字，但是将要签字的时候，孙先生听见孙夫人在隔壁房间很伤心，他为了安慰孙夫人和周围一同伤心难过的人们，便表示暂不签字。那时我们也就安慰孙先生说：“你是一下不会离开我们的！”可是，孙先生因为立遗嘱伤感得很厉害，当夜就睡不着，病又加重了许多。
后来，大家怕添了孙先生的病，再也没有敢提这件事了，只是每天每夜想法子怎样可以医治好孙先生的病。而他的病状，也有时好，有时坏，没有根本好转。
记得是3月11日早晨8点钟，我到孙先生的房间去看他，一见他的情形，我心理就很难过，原来孙先生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了。我就赶紧出来，对汪精卫讲：“孙先生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了。”并叫汪精卫拿遗嘱去签。陈壁君听见了，十分不满。她还骂我：“还说签?就是因为汪先生写了遗嘱，人人都骂汪先生，现在又叫汪先生叫他签遗嘱，将来不是别人更骂汪先生吗?”我只得又对宋子文、宋霭龄他们说，他们赶忙入内细看，也都觉得应该签了。提大家一起到孙先生床前，请孙先生遗嘱上签字。在动手签字时，孙夫人流泪如雨，大家也不禁哭起来。那时正是中午快要吃午饭的时候。
为什么我那天那么着急呢?因为孙先生联俄、联共的政策，即使在孙先生未死之时，也有很多人公开反对，假若再不签了致苏联的遗嘱，以后国民党右派的人一定会更明目张胆来反对了。
3月11日的下午，孙先生情形更不对了，他说话的能力渐渐退减。但他看着我们，还很悲慨地说：“我死了，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很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为敌软化。”汪精卫答他：“要怕敌人，我就不革命了。”汪精卫后来投降帝国主义，就是恰恰为敌人软化了。孙先生这一段话专门对汪精卫说，可见不是偶然的。
后来孙先生又喊我：“廖仲恺夫人……”，喊了两声，便咽哽舌僵，不能作声，但又像还要说什么。本来在平时，孙先生都是用日本话喊我“巴桑的”(“巴桑”是日本话，即老太婆的意思，是日本人呼叫年纪稍大的女服务员时用的)，当时我一听到他那样郑重地沉痛地叫我“廖仲恺夫人”，我就很伤心地掩泪和孙夫人一起走到孙先生的床前说：“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然尽我的力量来爱护。”当时孙先生一听我的话，就潸然握住我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他握住我的手，有十分钟才放开。
弥留的时候，孙先生又支撑着精神挣扎地喊出“和平……奋斗……救中国”。
在第二天早晨9点10分，这位革命领袖，便永远离开我们而长逝了。这里我还要追记的是：孙先生当时对于他的遗体和葬仪，他也明白吩咐过。关于遗体，他叫送给协和医院作医学解剖研究。至于葬仪和棺材式样等等，他也吩咐都仿照苏联的殡殓办法，也要任民众瞻仰遗容。孙先生灵柩移到碧云寺那天，民众参加的，多至二三十万人。
由于广大群众对孙先生不幸逝世的沉痛哀掉，我有一个预感，我觉得民众已经跟着我们起来了，中国革命一定会成功的。
自孙先生逝世以后，经过殡殓、移灵，丧事算是大定，我们准备动身南下时，光阴已过了一个多月。我陪着孙夫人先到南京勘察一下墓地，然后再去上海。当我们南下到浦口时，南京的同志约有一二百人结队到江边迎接我们，里边青年同志占多数，也有不少女同志。
后来南京举行孙先生的追悼会，我和孙夫人、孙科又都去参加。追悼会会场在秀山公园(后来改名为“中山公园”)，是南京学生联合会和我们的同志主办的，规模很大，追悼刊物和其他宣传品很多，凡到会的都分发一份。会场内的挽联、标语，触目皆是。当我们进会场时，南京的大学、中学、小学的学生们，也正一队一队的来祭。记得那天午后，正下着大雨，我以为到会人数不会太多，岂知出我意外，到会的人多得很。我那天穿着布鞋，踏着泥水，被引进会场，那里已挤得满满的，站了几百青年男女。
轮到我登台讲演的时候，我说的广东官话，许多人听不懂，会场的主席又用国语替我扼要地翻译一遍。我说完之后走下讲台，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慰，我发现我们革命的思想，在南京很多青年男女的心里生根滋长了。
参加南京追悼大会之后，回到上海停留了不多几天，我便回到广州。我一踏到广州的地面，觉得气氛比我离开的时候不同得多了。在到处张贴的标语里，在市民的眉宇间，在黄埔学生和士兵的气概上，处处都可以看得出我们革命的精神又发扬光大了。可是到家里见了仲恺，他在这几个月里又憔悴多了。自从孙先生逝世，仲恺更领导着同志群众，加倍努力工作，弄得眠食失常，真可以说是拼着命干。我一方面对于当时蓬蓬勃勃的气象高兴，另一方面又为仲恺的健康担心了。
1925年6月初旬广州革命政府决定以迅速行动，解决了云南广西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反动武装。6月23日，继上海五卅惨案之后，广州沙基惨案爆发。接着爆发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广州的革命气氛更高涨了。
当时仲恺与国民党右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已经面对面地展开。如果说，在孙先生未死之前，国民党右派的矛头，是指向坚持改组国民党、坚决执行三大政策的孙中山先生的话，那么，在孙中山先生死后，右派的矛头，就转而指向遵照孙先生的遗志、贯彻孙先生主张的廖仲恺等人的身上。
7月初，右派在胡汉民家里开会。，参加的人有孙科、邹鲁、伍朝枢、邓泽如、傅秉常、吴铁城、林直勉、胡毅生、林拯民、余和鸿等人。在这会议上，右派集中攻击仲恺。他们污蔑仲恺“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又说“仲恺挑拨各方恶感”，又说“为防止仲恺为共产党利用，一定要把持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要在大会中做一些工夫”。所以他们运动把他们那一派的人选入执行委员会做秘书长，把持会务，并且制造口实，诬蔑海陆丰共产党“刑人掠产”，广事宣传。同时还决定向苏联代表鲍罗廷表明态度，甚至还具体指定专人去和鲍罗廷代表谈。他们为着更便于实现他们的野心，对于把总理制改为委员制一点，也是不赞成的。孙科也参加这些会议。不过孙科却说了这样的话：“倒廖仲恺的台是要的，但是万万不能采用暗杀手段。”由此可见当时这些会议讨论的是什么内容了。当时仲恺正是各种工作都又参加，自然成为右派的众矢之的。右派密谋反对廖仲恺的会议，接连开了11次之多，每隔数日即开一次，参加的都是这十几个人，商量的事，大多与第一次集会时所谈者相同。
右派除了开秘密会议，阴谋伤害仲恺，阻挠革命事业之外，还经营了一间类似俱乐部性质的“文华”，专门做聚会的地方，大事聚赌吃喝的勾当。右派常常在那里纠合随从，公然大放厥词，辱骂仲恺和他的执政主张，其中骂得最厉害的，有胡毅生等人。
他们的目的，不单是要暗杀仲恺，不单是要把仲恺这样一个人除掉。他们显然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国民党全体右派人物联合起来，企图使廖仲恺倒台从而企图全盘推翻三大政策的反革命军事政变阴谋了。
在右派这样猖獗的进攻中，仲恺丝毫不为所动，仍然毅然决然、孜孜不倦地做他认为应该做的工作。
当时真心拥护孙先生遗志、拥护仲恺坚守孙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的主张的人，还有徐廉、彭泽民、柳亚子、经亨颐等人，此外还有以省港罢工委员会为组织的广大工人群众，在农民方面的有农民协会，学生方面的新学生社和黄埔军校中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些革命的群众组织，都是仲恺在执行孙先生遗志的一系列工作中的、坚强有力的支持者。
但是反革命右派也在群众组织中展开了他们的拉拢拼凑活动，他们在黄埔军校中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在学生中也发展法西斯派的组织，就是当时所谓“士的党”。这些组织，都是反对三大政策的。我们革命的群众组织就和他们对抗斗争。
当时的国民党右派也是依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他们以国内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的利益为利益，以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为利益。右派不独反对我们发动省港大罢工，而且对于孙中山先生截留关税余款，平定商团之乱，都是不赞同的。他们生怕开罪了外国帝国主义，生怕开罪了资产阶级、买办阶级。仲恺极力支持和协助这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省港大罢工，遭到右派和外国帝国主义的联合反对，更是势所必然的了。
正如仲恺生前所说：“凡是为占人口中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造福的，就是革命派。”仲恺是一个革命派，他当然不会做有利于右派、有利于外国帝国主义而不利于工农大众的事。所以仲恺是绝对不合右派的胃口的，也绝对不合外国帝国主义的胃口的。
在出事前几天，我们本来也曾经接到过密报，据说搜到一个法西斯派的学生有一封信，里面写着“黑衣领袖有奖励”。我们当时还莫名其妙，不知道黑衣领袖指的是谁，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指法西斯党的领袖莫索里尼。
就这样，大概在仲恺未遇害之前一个星期的光景，我们就晓得有人暗算他，而且想要加以谋害的还不止他一个人。
反革命这样宣传他们的行刺的计划，无非是希望仲恺听到这些，就会退却。可是，他们的威胁宣传，一点也没有用处。
当这个消息传到我们那里的时候，我便和仲恺商量着说：“既然有人阴谋行刺，你也该多加两个卫兵防备一下才是。”他听了很不以为然。他回答：“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团体去开会或演说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想要谋杀我，很可以装扮着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下手的。我生平为人作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众的地方。中国如果不联俄联共，就没有出路。他们如果安心想来暗杀，防备也是没有用处的。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
他说的自然很有道理，但我心里总觉得还是防备一下好些，到底又派了一个便衣卫士随从他，并知会当时的公安局长吴铁城。谁知，吴铁城也是参加反对仲恺那伙的。
8月19日夜晚，仲恺又忙于替黄埔军校筹款，到家已经很晚了。第二天8月20日的早晨，刚过8点，又有人来向他请示公事，等他把公事交代完毕，已经是8点多钟差不多快 9点了，仲恺还没有吃早餐。因为我们预先接到通知说是9点开党中央的常务会议，我催他说：“快点吧!开会的时间到了。”仲恺于是匆匆忙忙地只吃了几口白稀饭，就和我一起上车出门。唉!现在想起来，也真像催他去死一样。
车子向着惠州会馆(当时的中央党部)开去，在路上遇着陈秋霖同志，他正要上我们家里商量事情。仲恺一看见就招呼他说：“你是找我吗?”陈同志说“是的。”仲恺说：“那就请上车一同到中央党部去吧!”陈同志便登上车了。
汽车开到中央党部门前停下，我们先后下车。我刚一下车，抬头看见一位女同志，就止住脚步向她说：“停20分钟我就到妇女部，我有事情和你们商量，请等着我。”正在这说话的时候，我就听见“啪啪、啪啪、啪啪啪”地好像放爆竹的声音，我心里还以为谁在放爆竹呢。可是，一转过脸来，看见仲恺已倒在地上。陈秋霖同志痛楚地挨着两步，也倒下去。在我身边的卫兵，也已受伤躺着了。四人同行，三个男的都中枪了。
我这才意识别有人行刺。一面大喊捉人，一面俯身抚着仲恺，当时仲恺已不能回答。当我刚刚低下头去抚仲恺的时候，又是一阵枪声。头上嗖嗖地有枪弹飞过，我头皮还感觉到热气。那时我若不是弯身去抚仲恺，一定也是完了。在我大喊“快些捉人呀”的时候，就有五六个凶手从中央党部门前“骑楼”底下的石柱后面窜出来，原来凶手是预先躲在中央党部门前的。平时中央党部总有警察站岗，但那里却迟迟不见有警察来捉人。只有一个在妇女部工作的女同志刘家桐从里面跑出来帮助我。邓泽如那天早已到了中央党部，他就始终躲在楼上，没有下来。
把仲恺架了起来，只见满地殷红。他衣服上的鲜血，还点点往下滴。那时我的心里，说不清是悲痛还是愤恨，但没有惧怕。到了医院，仲恺已是不救了。大概是在路上就绝了气。陈秋霖同志也在负伤后几天牺牲了。
事发之后，有凶手陈顺因头部被我们的卫士打伤，眼睛也打坏，当场被我们逮捕。在他身上搜出一些单据，按日期顺序，早几天的是当衣物的当票(证明这个人本来很穷)，后几天的是分钱的单(证明那个人后来收到人家分给他的钱)。那个陈顺在临死之前，还供出：“香港有200万元打共产党。”
陈顺又供出：“有几十万元打‘猛人’”(猛人是广东方言，意即有名声、有权势的人)。间他，“猛人是谁呢?汪精卫够‘猛’吗?”陈顺答：“不。猛人是廖仲恺、谭平山。”可见当时是有入主谋打击国民党革命派，打击共产党。
从这些零星的细节看来，我们不难看出谁是杀害仲恺的幕后真正的凶手了。
仲恺被暗杀之后，苏联顾问鲍罗廷立即提出非常正确的主张，要把胡汉民、胡毅生等有嫌疑的人逮捕起来，但是立刻遭到右派喽啰的反对。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就坚决不赞成，甚至以辞职相威胁。这就是后来出现了所谓胡汉民出国游俄的这样一幕戏，以及许崇智、梁鸿楷全部武装之所以被缴械的由来。当时和帝国主义勾结的国民党右派集团，不止办有报纸，把持了武装，还有公开的政治活动，居然召开密谋反革命的会议，可见他们是有组织、有行动的。
当时广州的公安部门掌握在吴铁城的手里，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那天中央党部开会，而门岗并没有一个守卫的警卫人员。仲恺当时身中四枪，三枪伤口较大，查明是口径大的枪打的。但有一枪伤口小，应该是口径小的左轮手枪打的，而当天被捕的凶手却没带左轮手枪的。可见当时除了在中央党部门口的凶手开枪打仲恺之外，一定还有一枪是从党部里面打出来。那天本来是9点钟开会，一贯公开反共的邓泽如却很早就来到中央党部，预先蹲在楼上。所以这一枪，我很怀疑就是“邓泽如的卫士”打的。
还有一件事也足以充分说明这个反革命政变是多么的阴险毒辣。所有参与这个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的人，都是仲恺的十多二十年的老朋友，在暗杀仲恺的事件没有发生之前，他们还是朝夕见面的。而这个阴谋已经进行了这么久，布置得这么机密，以致我们当时并没有发觉。这件事，直到现在想起来，也还是值得我们深为警惕的。
被捕的凶手供出，这次行刺事件。是朱卓文一手布置的。据说朱卓文以前做县长曾因办事不力，被仲恺免职，所以结怨于仲恺。由此我们又查明主谋暗杀仲恺的，还有胡毅生、魏邦平、梁鸿楷、林直勉、赵公璧(胡毅生的妻舅)等人。
然而就在对这些人的通缉令发出之前，胡毅生、魏邦平、朱卓文三个人便偷偷离开了广州，逃到香港去了。梁鸿楷在他的部队缴械之后也逃到香港，被捕的就只有林直勉一个人。
中国共产党党员杨匏安，他是很积极认真地追查廖案凶手的。直接审讯凶手的还有周恩来总理。
廖案发生之后，虽然捉了凶手，我还是觉得很怀疑，因我听说吴铁城很优待凶手。
有一天，蒋介石来看我，我说：“廖案吴铁城是有责任的。因我在廖案发生之前，到公安局找过吴铁城，我说过有人要暗杀廖先生，请你注意。中央党部本来应有警察守卫的，但是那天却恰恰没有。而且这次朱卓文漏网没有捉到，显然是有人放走了朱卓文，放走朱卓文，吴铁城是有份的。”我又问蒋介石，“吴铁城那么优待凶手，你又为什么这样优待吴铁城呀?”蒋问我：“吴铁城不好，李章达好吗?”后来蒋委任李章达做公安局长。李章达扣留过吴铁城，不久，吴铁城又被蒋介石的人放走了。后来李章达又被蒋介石免职了。
从仲恺遇害的那一天起，我哀悼死者，并忧伤将来，精神体力都有些支持不了，几天没有出家门。等我到外面一看，虽然仍然忍不住我的眼泪，可是一切气象，都使我感奋极了。在每个追悼会上，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总都是充满着悲愤之情与坚毅果敢之气。“我们要替廖党代表报仇!”(国民党改组之后，仲恺任黄埔军校的党代表)这些呼喊的声音，到处洋溢，充满人人的耳鼓。
仲恺出丧的那一天，参加的同志有黄埔军校的学生、农民、工人、学生、妇女和市民群众共有20多万人，行列之大，阶层之广泛，情绪之热烈、严肃、悲壮，在广州来说，都是空前的。我这才深深感觉到：仲恺所流的赤血，已变作了革命的火花。我何曾孤单?我们有了这么伟大的队伍，－－广州已经都是我们的革命力量了呀!我流着感奋的热泪，望见了革命胜利的前途。
周恩来同志当时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在仲恺任黄埔军校的党代表期间，他们二人一起合作共事，亲密相处，真诚无间。仲恺不幸去世，周恩来同志特别为仲恺写了篇以《勿忘党仇!》为题的纪念文字。
文中大意指出：“廖先生一生为党为国，现在又在秉承孙中山先生遗志，努力图谋统一广东军政财政，以便进一步发展国民革命的时候不幸牺牲。可以说，廖先生是为承继孙中山先生的遗志而牺牲的。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最显著的革命势力，便是革命军的组织和工农群众之参加国民革命。这两年伟大事业的做成，大部分的功绩要属于廖先生。廖先生因此而愈加见忌见恨于反革命分子。而且，最近几次反帝国主义运动，廖先生更是唯一的急先锋，当然会招致帝国主义之忌，尤其是招致香港政府之忌。廖先生一向为反革命分子所忌视，为帝国主义者所忌视，现在又终于为反对帝国主义、为推动革命运动、为推动工农运动而被暗杀牺牲，我们一定要为廖先生报仇。”
仲恺的去世，使当时的革命事业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失，使当时刚刚开始在南方蓬勃发展的工农群众运动和反帝运动也受到了一些波折。由于仲恺生前爱护工农群众，致力民族解放运动，所以仲恺出殡的时候，各地工会、农会送来了挽联，简朴的言词，表达了革命群众对仲恺的深切爱戴。
仲恺死后，我为纪念仲恺一生爱护农工、扶助农工的意志，特出国到南洋卖画筹募款项，于广州市河南建立仲恺农工学校，内分农艺、蚕丝两科，不徒鹜高深学理，而注重实验，以训练中级技术人才。
我还写了一首悼亡诗怀念他：
辗转兰床独抱衾，起来重读柏舟吟，
月明霜冷人何处，影薄灯残夜自深，
入梦相逢知不易，返魂无术恨难禁，
哀思惟奋酬君愿，报国何时尽此心。
我决心把悲痛化为力量，在蒋介石等反动派统治中国的20多年里，始终继承孙中山先生和廖仲恺的未竟遗志，坚持反帝、反军阀，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民党右派、法西斯分子斗争到底。
伟大的辛亥革命过去50年了，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先生逝世也有了36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极其艰巨、复杂、曲折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和成就，我国的国际地位蒸蒸日上，我们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居于重要地位，为世界的和平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革命先辈为之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的，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且远远超过了。现在，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那种不怕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来更好地建设我们的伟大祖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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