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1791年10月1日到1792年9月21日
立法议会与国王的最初的关系。——各党派概况：以中产阶级为支柱的福扬派，以平民为支柱的吉伦特党。——逃亡贵族和反抗派僧侣；对他们颁布的法令；国王的否决。——战争的预报——吉伦特党内阁；迪穆里埃和罗兰。对匈牙利及波希米亚国王宣战。——我军的失败；关于在巴黎驻屯两万后备军的法令；关于驱逐拒不宣誓的僧侣的法令；国王的否决；吉伦特党内阁垮台。——为迫使国王批准以上法令和要求大臣复职的6月23日暴动请愿。——君主立宪派的最后尝试。——不伦瑞克公爵的宣言。——8月10日事件。——拉法耶特反对8月10日事件起义者的武装暴动及其失败。——立法议会和新的市政府的分裂；丹东。——普鲁士军的入侵。——9月2日的大屠杀。——阿尔贡纳战役。——立法议会时期几个事件的起因。
新的议会于1791年10月1日开幕，当即宣布自己为国民立法议会。议会一开始就表示了维护新制度的决心和对法国自由缔造者的尊重。档案官卡睦由十二名年事最高的国民议会代表陪同庄严地将宪法全文呈交立法议会。立法议会全场起立、脱帽，接受了宪法，并在旁听席的掌声中根据宪法宣誓：不自由毋宁死。随后立法议会通过决议向制宪议会代表表示感谢，并开始议会的工作。
立法议会与国王的关系最初并不是合作的和信任的关系。当然，宫廷希望在立法议会时期恢复它在制宪议会时期失去的优势地位，这样它才能尽力运用这个还不稳固的、容易听人支配的、在当时还被认为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组织。立法议会派出一个六十人的代表团晋见国王，向他报告立法议会已经成立。国王没有亲自接见这些代表，只派司法大臣告诉他们，国王到第二天中午才能接见他们。这样一种欠考虑的推托，以及通过一个大臣间接与国民代表联系，严重地损害了代表团的尊严。所以，当代表团和路易十六会晤时，代表团团长迪夏斯特尔只是简短地对国王说：“陛下，国民立法议会已经成立，特派我们前来向您报告。”路易十六的回答更为冷淡：“我在星期五以前不能到你们那里去。”这样对待议会的态度是很不聪明的，对于调和人民对国王的感情来说是极不适当的。
议会对于代表团团长所表现的冷漠态度表示赞许，甚至立即采取了一种欠妥的报复行动。议会迎接国王的仪式，法律早有规定：给国王特设一把御座式的扶手椅，对国王的称呼仍用“陛下”和“主上”；国王莅临时，代表们须起立脱帽，并恭敬地随同国王一起坐下、戴帽或起立。有些看不惯的和火气大的人，认为这样卑逊是与最高权力机关的议会不相称的。议员格朗热纳夫建议以更合乎宪法、更为动听的“法国君王”代替“陛下”和“主上”的称呼。议员库东进一步建议只给国王设一把和议长座位完全一样的普通扶手椅。某些代表对这两点意见略有异议，但大多数代表热烈赞成。议员戈代说：“我相信，法国人民尊重国民代表议长的普通座椅，一定会远过于执政领袖的金交椅。先生们，我不再说‘陛下’和‘主上’了。立法议会今天还讨论是否保留这些称呼，我觉得奇怪。‘陛下’这个词是‘封建主’的意思，来源于封建制度，而封建制度早已不存在了。至于‘主上’这个词，只有在谈到上帝和人民的时候才能使用。”
有人要求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先决问题，但不十分坚决；当上述两种建议付表决时，以多数通过了。但是，由于这样的决议显然含有不敬之意，立宪派表示反对，并且斥为过分苛刻和偏离原则。第二天，提出这个先决问题的人又要求撤销前议。同时，风传如果维持原议，国王就不会出席议会，这项决议终于取消了。互相顾忌对方侵夺权利，使用高压手段，特别是使用诡计的两大势力之间的这种小争吵，这次就这样结束了。当路易十六来到立法议会的时候，嫌隙更已完全消除；路易十六在立法议会受到极大的尊重和最热烈的欢迎。
国王讲话的主旨是全面和解。他向议会指出了他所注意到的那些问题：财政、民法、贸易、工业和巩固新政权；他许诺要尽力整饬军队的秩序和纪律，使王国有自卫的力量，使欧洲对法国革命有一种能够相安一时的看法。他还说了下面这些受到热烈欢迎的话：“先生们，要使你们的重要工作和你们的热情产生预期的良好结果，立法议会和国王之间应有一种恒久的和谐与绝对的信任。不愿我们安宁的敌人将费尽心机地分裂我们；但是，让热爱祖国的思想把我们团结起来，让共同的利益把我们变成不可分离吧！这样，公共的力量将会顺利发展，行政将不会因一些无谓的纷扰而受到破坏，每个人的财产和信仰将有保障，任何人再也没有理由要离开他的各项法律得到实施、各种权利得到尊重的国土了。”不幸，在革命的外部还有两个不肯与革命妥协的阶级；它们在欧洲和法国国内都在不遗余力地阻碍这些睿智的、和平的言词的实现。一个国家，只要有不得其所的党派存在，就有党派之间的斗争，它们迫使别人对它们采取武力解决的方针。因此，拒不宣誓的僧侣在国内掀起的骚乱、逃亡贵族的武装集结以及反法同盟的进攻准备，不久就使立法议会走得很远，以至大大超出宪法的许可和它本身的预期。
立法议会完全由平民派组成。成员的思想是倾向革命的，宫廷、贵族和僧侣没有对选举产生任何影响。因此，这个议会同前一个议会不一样，其中没有拥护专制和特权的人。在制宪议会末期分开的左翼两派依然存在，但人数和力量的对比已经不同。在前一个议会中占少数的平民派，在这个议会中成了多数。这一结果是制宪议会议员不得连任以及必须选举思想卓越、品行高尚的人，特别是各俱乐部的积极影响所造成的。但是这样一来，各种不同主张和各个党派不久就都出现了。和制宪议会一样，立法议会中也有一个右派、一个左派和一个中间派，性质却完全不同。
由坚决的绝对的立宪派组成的右派成了温和派。主要人物有马蒂厄·迪马、拉蒙、沃布朗、伯尼奥等人。右派通过巴纳夫、迪波尔和亚历山大·拉梅特与宫廷有过若干接触，这些人曾是右派的旧日领袖，但路易十六很少采纳他们的建议，而多半是无保留地听信他的近臣。右派在议会外面有福扬俱乐部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国民自卫军、军队、郡的政务厅以及所有的普通权力机关都拥护右派。但是，称为福扬派而在议会中不占优势的这一派，不久就失去了巴黎市政府这个重要阵地，被政敌左派占据了。
左派组成的党叫做吉伦特党，在革命中它只是从中产阶级转向人民大众的一个过渡党派。它当时没有任何颠覆政府的企图；但是它主张用一切办法保护革命，这一点和主张只用法律保护革命的立宪派是不同的。这个党的主要人物都是吉伦特郡的著名演说家（吉伦特党即由此得名），其中有韦尼奥、戈代、让索内和普罗旺萨尔·伊斯纳尔，后者比前三人更有辩才。吉伦特党的主要首领是布里索，制宪议会时期，他是巴黎市政机关的官员，后来在立法议会中当了代表。布里索主张全面改革，他的见解，他在《爱国者报》、议会讲坛和雅各宾俱乐部所表现的伟大而敏锐的思想，以及他对于国外情势的明确而广博的了解，使他在党派斗争时期和对欧洲的战争那将爆发的时候取得了很高的威望。孔多塞则具有另一种威望，他以深谋远虑见称，有民主思想，在这个第二代的革命中起了和西哀耶斯差不多的作用。热情而果断的佩蒂翁是这个党派的活动家。他那得人信顿的态度、通俗的谈吐以及平民的作风，很快就使他担任了从前巴伊为维护中产阶级利益而担任过的市长官职。
议会的左派中还有更极端的一个小派别，其成员有夏博、巴齐尔和梅兰·德·提翁维耳，这些人在吉伦特党里相当于制宪议会左派中的佩蒂翁、比佐、罗伯斯比尔。这是激进民主活动的开始，这个小派别在议会外，作为吉伦特党的辅助组织，掌握着一些俱乐部和群众。这一派的真正领袖是：离开议会以后在雅各宾俱乐部建立自己势力的罗伯斯比尔；在科德利埃修道院建立了一个比雅各宾派更激进的革新者俱乐部（因为雅各宾派的俱乐部里还有资产阶级）的丹东、卡米尔·德穆兰和法布尔·德格兰丁，以及在群众力量所在的郊区有影响的大麦酒酿造商桑泰尔。这一派有整整一个阶级的支持，它希望建立自己的政权。不过，这一派只是以附属地位进行活动，他们要想获得胜利，只有在十分激烈的斗争环境中才有可能。
立法议会的中间派是衷心拥护新制度的。这个中间派与制宪议会的中间派几乎具有同样的主张和同样的温和作风；但是它的力量却小得多，它已不是一个基础稳固的、能依靠它来灵活有力地制服所有过激党派的阶级的领袖了。国家的危机使人再度感到需要有激励人心的主张和在野党派，因此中间派失去了作用。象在一切温和派的会议中那样，中间派很快就属于最有势力的党派一边，为左派所控制。
立法议会的处境十分困难，因为它的前身制宪议会给它留下了显然不能协调的一些派别。会议一开始，议会就不得不设法对付并压制这些党派。逃亡贵族的进攻使人震惊；两个王弟、孔代亲王和波旁公爵对于路易十六批准宪法一事曾提出抗议，也就是说，他们反对这种取得和解的唯一的方法。他们曾经说过，国王不能出让旧君主制度的权利。他们的抗议传遍全国，在拥护王权的人中间产生巨大影响。军官离开部队，贵族放弃他们的城堡，整连整连的官兵逃到边境去另外组成部队。对拖延不走的人就派人把他们接走，对不肯逃亡的贵族则加以威胁，说一旦贵族胜利归来，他们将被贬入市民阶级。在奥地利统治下的荷兰和毗邻边境的选侯领地，组织了所谓“流亡法国”。在外国宫廷的庇护甚至支持下，布鲁塞尔、沃尔姆斯和科布伦次等地都有人公开策划反革命活动。各国政府接待逃亡贵族的使节，而法国政府的使节不是被遣回就是受到冷遇，甚至遭到逮捕，象迪韦里埃那样。被怀疑有爱国行动和拥护革命的法国旅客或商人，在欧洲遭到驱逐。好几个国家，其中有瑞典、俄国和弗洛里达·布兰卡侯爵所领导的西班牙，都毫不隐讳地公开表示完全愿为逃亡贵族效力。同时，普鲁士军队已作好临战准备，撒丁和西班牙军队的警戒线已扩展到法国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区边境，古斯塔夫三世也集结了一支瑞典军队。
站在反对立场的僧侣想尽一切办法在国内为逃亡贵族作内应。费里埃侯爵说：“那些神甫们，特别是主教们，都在用各种狂热信仰的手段煽动城乡人民反对教士法。”主教们命令神甫不得与立宪派的神甫在同一教堂举行宗教仪式，以免把两个信仰和两种圣职混同起来。费里埃又说：“除了这些给教区司铎的教谕之外，他们还在乡村给人民散布一些指示。他们说，不能邀请没有资格的立宪派神甫办理圣事；凡是参加立宪派神甫举行的圣事的人都犯有大罪；举行婚礼，由没有资格的神甫证婚不能算正式婚姻，结婚人自己和子女都将遭到恶运；不准与他们这样的人和离开教会的人有任何来往；市政官员若任用了这样的人，也同样成为叛教者；在他们被任用时，教堂打钟的和管理教堂的都应辞职。……这种宣传狂信的文件产生了主教们所预期的效果：到处爆发了宗教骚乱。”
骚乱主要发生在卡尔瓦多斯、热沃当、旺代等地。这几个地方对革命没有什么好感，因为开明的中产阶级人数较少，而且民众当时还受着僧侣和贵族的控制。有所警觉的吉伦特党想对攻击新制度的逃亡贵族和进行反抗的僧侣采取严厉的措施。布里索建议逮捕逃亡贵族，他说，要放弃以前对他们的姑息政策。他把逃亡贵族分为三类：一是主要首脑，以两个王弟为首；二是擅离职守并策动同僚逃亡的官员；三是由于害怕丧生、仇恨革命或其他原因离开祖国但未进行武装叛国活动的个别人。布里索建议对前两种人要依法从严惩办；而对后一种人则应采取宽大政策。至于那些拒不宣誓和从事捣乱的僧侣，有些吉伦特党人主张只给予严格的监视；另一些人则认为对他们只有一个办法较为稳妥，只有把他们驱出国境才能终止叛乱思想的传播。性情急躁的伊斯纳尔说：“从今以后，任何调解的办法都没有用处；请问，以前一再宽宥，结果怎样？你们越宽大，敌人越猖狂；只有使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才会停止破坏活动。不是他们胜利，就是我们胜利，事情只能是这样，谁要是看不见这个明显的事实，我认为他一定是政治上的盲人。”
立宪派对所有这些办法都表示反对；他们不否认存在危险，但他们又认为这样的法律是专制的法律。他们说首先必须尊重宪法，此时只应限于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对逃亡者严加防范，对反抗的教士则等到发现确凿的阴谋罪证以后再行惩办，这样就够了。他们一再强调不要违反法律，即使对敌人也是一样；否则一旦开始这样做，以后就会不可收拾，致使革命也会同旧制度一样以自己的不公正而归于失败。但是，议会认为救国比严格遵守法律更重要，它已经看出犹豫就会发生危险，而且已经在感情上趋向于采取紧急措施，因此虽有上述理由也不予考虑了。10月30日，议会终于一致通过了关于国王的哥哥路易-斯塔尼斯拉斯-格扎维埃的一项法令。这项法令要求这位亲王必须在两个月内返回法国，届时不回，就取消其摄政权。可是，到了讨论关于逃亡贵族和教士的法令时，意见却不一致了。11月9日，议会决定：聚集在边境以外的法国人都有阴谋叛国嫌疑；如果这些人到1792年1月1日仍不解散，即以阴谋叛国论罪，可以处以死刑；经缺席判决以后，他们的财产的收益将由国家来处理，但不损及他们的妻子儿女及其合法债权人的权利。同月29日，议会对反抗派僧侣也作出了类似的决定：反抗派僧侣必须举行公民宣誓，否则取消其年金，并被认为违法作乱的嫌疑分子。如果他们再拒绝宣誓，即加以严格监视；在他们所在的公社发生宗教骚乱时，即将他们解到郡的首府；如果他们参加骚动进行反抗的宣传，即予以扣押。
国王批准了第一项关于王弟的法令，但否决了其余两项法令。不久以前他曾公开谴责逃亡贵族；写信给逃亡的两个亲王，召他们回国。他以法国的安宁的名义和对兄长对国王应有的情分与服从的名义，要求他们应召归来。他在信末这样写道：“如果我不须用我所宣布的坚持不变的决定来反对你们，我将毕生感激你们。”他的明智的呼吁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但是，路易十六尽管谴责了逃亡者的行为，却不肯同意对逃亡者采取的各种措施。立宪派和郡执政厅支持他拒绝批准这些措施。当路易十六在人民心目中已是逃亡贵族的共谋者，他已激起吉伦特党的不满，并且同议会闹分裂的时候，这种支持对他来说并不是没有用处的。既然国王援用宪法来写信谴责逃亡者，并又运用宪法赋与他的特权来反对革命者，他就本应同立宪派密切联合起来。国王只有真诚赞助第一次革命并以资产阶级事业为自己的事业，他的地位才能巩固。
但是，宫廷却不那样甘心于失败：它始终还在等待有利时机，这就使它的行动不能始终一贯，使它把希望寄托在所有的各个方面。宫廷继续和欧洲各国保持联系，它并不是始终准备抗击欧洲的干涉的；宫廷和大臣们密谋反对平民派，而且利用福扬派——尽管对福扬派也不很信任——来反对吉伦特党。宫廷这时候的主要依靠就是贝特朗·德·摩勒维尔的一些计谋；当时摩勒维尔领导国务会议，建立了一个供他驱使的“法兰西俱乐部”，收买议会旁听席的人鼓掌称赞，希望以这种革命的伪装战胜真正的革命，他的目的是玩弄各个党派，通过表面地遵守宪法来消除宪法的效果。
宫廷有了这一套作法，甚至贸然削弱了它本应加强的立宪派；宫廷不顾立宪派的损失，支持提名佩蒂翁为市长。由于前国民议会的漠不关心，所有在前国民议会时期担任过公职的人都相继退职了。10月8日，拉法耶特辞去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巴伊放弃了市长职务。立宪派推荐拉法耶特接替巴伊的这个可以说是第一等重要的职位——因为它可以掀起叛乱或防止叛乱，可以把巴黎交给占领巴黎的人。在这以前，拉法耶特一直是属于立宪派的，立宪派曾镇压过练兵场的群众运动。现在，立宪派失去了对议会的领导和对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他们又失去了市政府。宫廷把它所掌握的全部选票都投了吉伦特党的候选人佩蒂翁。王后曾对贝特朗·德·摩勒维尔说：“拉法耶特先生愿意当巴黎市长不过是为了不久以后当宫相。佩蒂翁属于雅各宾派，是共和派；但他是个蠢才，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党派的领神。”11月14日，佩蒂翁在一万零六百三十二票中以六千七百零八票的多数当选为市长。
这次任命对吉伦特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吉伦特党并不是只得到市长职位就满足的。法国也不能再长期处于这种危险和不稳定的状态中。一些旨在保卫革命的法令被国王否决以后，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代替的措施；内阁表现出一种反感，或者说一种显然的不关心。因此，吉伦特党指责外交大臣德莱萨尔在外交谈判中优柔寡断、软弱无能，认为有损国家的荣誉，不利于国家的安全。同时，他们也强烈谴责陆军大臣迪波塔伊和海军大臣贝特朗·德·摩勒维尔，说他们没有加强边防和海防。特里尔和美因兹的选侯以及斯皮尔的主教所表现的帮助逃亡者进行军事集结的敌对行动，更激起了全国的极度愤慨。外交委员会建议：应该向国王表明，国民非常希望国王出面要求国境上的亲王们在三个星期内遣散逃亡分子，希望他集中必要的力量来迫使这些人尊重国际法。人们还想通过这一重要行动使路易十六郑重保证，并向累根斯堡国会以及欧洲各国宫廷表达法国的坚决意志。
伊斯纳尔登上讲坛支持这个建议，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显出我们完全有能力完成我们的重大使命，我们要拿出应有的坚决态度对各部大臣、国王以及整个欧洲说话。我们要告诉大臣们，每个大臣以前的行为是不怎么令人满意的，他们今后是争取群众的拥护还是法律的惩罚，由他们选择，我们所说的负责任就是鞠躬尽瘁的意思。我们要忠告国王，他的利益所在就是维护宪法；他仅仅是受人民付托、为人民而实行统治；国民是他的最高主权人，他是服从于法律的。我们要告诉整个欧洲，法国人民一旦拔出剑来，就会扔掉剑鞘战斗到最后胜利，然后把剑鞘找回；各国政府如果一定要他们的帝王从事反对人民的战争，我们就一定要发动人民同帝王们决一死战。我们要告诉欧洲，人民在专制君主的命令下进行的一切战争……”说到这里，众人的掌声打断了他的话，他大声叫道：“不要鼓掌，不要鼓掌，请大家尊重我的热诚，这是酷爱自由的热诚！我们要告诉欧洲，人民在专制君主的命令下进行的一切战争，就象是无耻的阴谋家挑拨两个朋友在黑暗中互相厮杀。只要天一亮，两个朋友就会丢下武器，互相拥抱，并且惩罚欺骗他们的那个人。同样，当敌我两军交战时，一旦智慧的光辉照亮了人们的眼睛，人们就会当着被推下宝座的暴君，当着上天和大地，互相拥抱起来。”
议会热烈地一致通过了这项提案，并于11月29日派出一个代表团晋见国王。代表团的发言人是沃布朗，他对路易十六说：“陛下，立法议会对我国情势加以观察，发现目前全国仍然不得安宁，是由于法国逃亡分子的罪恶的备战活动所致。这种猖狂活动得到德意志王侯们的支持，这些王侯无视他们与法国签订的条约，仿佛已经忘记，那个保障了他们的权利与安全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是亏得法国才签订的。这种敌对的准备，侵略的威胁，使我们不得不化费巨款扩充军备，而这些款项本来是国家乐意用来偿还自己的债权人的。
陛下，现在应该由您来使他们停止这种敌对行动。只有您能够以合乎法国国王身分的言辞对外国说话，请您向它们说明，哪个地方有反对法国的备战活动，法国就认为哪个地方有敌人；我们将信守不进行侵略的誓言；我们要做它们的友好邻邦，作为一个自由的、强大的国家同它们保持始终一贯的友谊；我们将尊重它们的法律和习惯，尊重它们的宪法；但是，我们的宪法也应同样受到尊重。最后，请您告诉它们：如果德意志王侯们继续支持反对法国的备战活动，法国人民带给他们的将不是铁和火，而是自由！他们应该考虑一下各国国民的觉醒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路易十六回答说他十分重视议会的意见。过了几天，他亲临议会，说明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决定。这些决定是符合普遍愿望的。国王在掌声中说他将通知特里尔和其他地方的选侯，如果到1月15日，他们境内的法国逃亡分子的集结和备战活动仍不停止，就把那个国家视为敌国。国王还说要给皇帝写信，要求他以帝国首脑的权威来避免由于神圣罗马帝国中某些成员固执己见而引起的不幸。他说：“万一这些声明被置之不理，那么，各位先生，我不得不诉诸战争；一个曾经庄严地屏弃侵略的国家，除非万不得已是不会进行战争的，但是，当自身的安全和荣誉要求非战不可的时候，自由、勇敢的国民也必定会全力以赴的。”
国王同帝国各王侯交涉是有军事准备作后盾的。12月6日，陆军大臣迪波塔伊被撤换了。新任陆军大臣纳博纳是从福扬派中选任的，他年纪不大，活动力强，渴望以本派的胜利和保卫革命的功绩而出人头地。他就职后立即到国境线去。同时征集了五万军队。为此，议会批准了二千万里弗的特别费。又整编了三支军队，分别由罗尚博、吕克内和拉法耶特指挥。最后，对王弟殿下、阿图瓦伯爵和孔代亲王提出控诉，控告他们危害国家安全和违反宪法。冻结了他们的财产，由于以前规定的王弟回国的期限已满，剥夺了他的摄政权。
特里尔的选侯答应解散集结的逃亡分子，并保证以后不再容许发生此类事情。但这只是一种幌子。奥国命令本德尔元帅在选侯受到攻击时予以保护，并且批准了累根斯堡国会的决定，要求恢复在阿尔萨斯有采邑的王侯们的权利。奥国不同意用金钱赔偿他们失去的权利，它只许法国恢复阿尔萨斯的封建制度，否则诉诸武力。维也纳政府所采取的这两种行动当然不是和平的。奥军正向我国边境推进，这更加证明它不采取行动是不能置信的。在荷兰的军队有五万人；在布赖斯高有六千人；还有来自波希米亚的三万人。这支强大的警备部队随时可以变成进攻部队。
议会感到有必要赶快促使皇帝作出决定。议会把选侯看作皇帝的代理人，把逃亡贵族看作皇帝的工具；因为考尼茨亲王承认保护各王国安全和荣誉的君主联盟是合法的。吉伦特党因此主张要防范这个危险的敌人，不能给它以时间作更多的准备。吉伦特党要求这个联盟在2月10日以前明确表示对法国的真实态度。他们同时还控告了在战争时期将会靠不住的某些大臣。德莱萨尔的无能和贝特朗·德·摩勒维尔的阴险都受到攻击，只有纳博纳一人例外。吉伦特党有国务会议中两派的支持，国务会议中半数是反对革命的，以贝特朗·德·摩勒维尔、德莱萨尔等人为代表；另一半是立宪派，以纳博纳和内政大臣卡耶·德·热维尔为代表。意见和策略如此对立的人，是协调不起来的；贝特朗·德·摩勒维尔同纳博纳之间有严重分歧，纳博纳希望同党的人采取一种明确、坦率的行动，使议会成为国王的支柱。纳博纳在这一斗争中失败了，随着他的被免职，内阁也解体了。吉伦特党控告了贝特朗·德·摩勒维尔和德莱萨尔；前者进行了狡辩，未被定罪，后者则被送到奥尔良高级法院。
议会对国务会议成员所表示的愤慨，特别是控告德莱萨尔的决定，使国王感到惊恐，国王无法，不得不从胜利的党派中选用新的大臣。要想拯救自由和王位，只有同当前在革命中居支配地位的人结成联盟。这个联盟在议会、王权和市政府之间恢复了和谐一致；如果这个联盟能够保持下去，吉伦特党是可以和宫廷共同作出在分裂以后他们认为只能在没有宫廷的情况下才能做的事情的。新的内阁成员是：海军大臣拉科斯特；财政大臣克拉维埃尔；司法大臣迪朗敦；陆军大臣格拉夫（不久即为塞尔旺所代替）；外交大臣迪穆里埃，内政大臣罗兰。后两个人是国务会议中最杰出和最重要的人物。
革命开始时，迪穆里埃四十七岁，在这以前，他一直生活在尔虞我诈、风云诡谲的环境中，对于那个只能利用种种卑鄙手段来帮助大贵族而不能取而代之的时代，他记忆犹新。他的政治生活的前半部是追求显达，后半部则是保全禄位。1789年以前，他是宫廷近臣，在制宪议会时期他是立宪派，在立法议会时期他是吉伦特党，在共和时代他又变成了雅各宾派。他随着局势的变迁而改换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他具有上流人物的一切特点：性格果断，作风勤奋，目光锐利，沉着而开阔；他敢作敢为，对成就有信心；此外，他还显得豪爽、和蔼、精明强干，有智谋，有胆略，善于处理纷乱，能随机应变，待时而动。当然，他的这些长处也因为他有各种短处而大为减色。他需要经常活动和施展阴谋手段，因此不免有些冒失、轻率，思想和方法都反复无常。迪穆里埃最主要的缺点是没有任何政治信念。在革命时期，争取自由和争取权势一样，如果不参加一个党派，如果有抱负而无远见，如果进取心不比其他人更强，是任何事情也做不成的。以前有克伦威尔，以后有波拿巴，都属于这种情形，而迪穆里埃在充当了各党派的雇佣之后，认为凭借一些阴谋手段就可以战胜一切党派。他缺乏他那个时代的强烈的爱憎，而这是使一个人能弥补其不足，使自己成为支配者所必需的。
罗兰与迪穆里埃相反，他的性格完全适应自由的要求，仿佛就是自由陶冶出来的。他外表朴实，行为严谨，思想坚定；他热爱自由，不惜为自由贡献自己的一生，甚至死而无憾。他不愧为生于共和时代的人，但是在革命时期却无能为力，他不善于应付乱局和党争；他天赋不高，禀性有些拘谨，不能知人善用；他虽然勤奋、肯干、经验丰富，但若没有他妻子的帮助是不会引人注意的。他所缺少的一切：毅力、机智、雄心、远见，都由罗兰夫人弥补上了。罗兰夫人成了吉伦特党的灵魂。那些杰出的、勇敢的人物是以她为中心来讨论祖国的需要和危难的；她确切谁善于行动就鼓励谁去行动，她确知谁有辩才就把谁推上讲坛。
宫廷任命的这个内阁是在3月间组成的，称为无套裤党人的内阁。当罗兰违反礼制，穿着有带的鞋、戴着圆帽第一次进入王宫的时候，司仪官拦阻了他，后来又不得不允许他进入。司仪官指着罗兰对迪穆里埃说：“啊！先生，您看，他鞋上连个鞋袢儿都没有！”迪穆里埃非常冷静地回答他说：“啊！先生，一切都完了！”在那种紧要关头，宫廷还在考虑这样的事儿！新内阁所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战争。法国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欧洲各国的狼子野心是十分令人担心的。利奥波尔德死了，这件事正好促使维也纳宫廷加速作出决定。年轻的继承者佛朗茨二世不会象利奥波尔德那样和平慎重。而且，奥国正在集结军队，划分营地，任命将领，奥军已经侵入巴塞尔，并正在波朗特鲁韦设置了警备队，以便打开进入杜郡的道路。奥地利的企图不容再有什么怀疑了。科布伦次的逃亡分子又集结起来，而且人数更多了；维也纳宫廷为了预防比利时各省受到它还无力击退的进攻，暂时解散了集结在这些地方的逃亡分子；但这是虚有其表的；它甚至容许在布鲁塞尔建立一个穿军装、戴白帽徽的高级军官的参谋部。总之，考尼茨亲王对于法国要求解释的回答是绝难令人满意的。他甚至不肯亲自处理这些问题，却授命科本泽耳男爵作答，表示奥地利决不放弃它所提出的条件。以6月23日御前会议为基础恢复君主制度；发还教会财产；把阿尔萨斯的土地交还德意志王侯，同时恢复他们的一切封建权利；把阿维尼翁和沃克吕兹的领地还给教皇，这就是奥地利的最后通牒。这样，任何协商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再不能指望维持和平了。法国受到了威胁，它将遭受最近荷兰所遭受的命运，甚至可能遭到波兰的命运。整个问题是等待应战还是先发制人，是抓住激昂的民气加以利用，还是置之不理让它冷却下去。真正发动战争的人并不是宣战的人，而是强迫人们不得不奋起作战的人。
4月20日，路易十六由全体大臣陪同来至议会。他说：“先生们，我到国民议会来，是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应当引起国民代表们注意。现在由外交大臣向大家宣读他在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我国政治形势的报告。”于是，迪穆里埃发言，他历述了法国对奥地利的不满，曼图亚、赖亨巴赫和庇尔尼茨各次会议的目的，奥地利为反对法国的革命而组织的同盟；奥地利的扩充军备和公开庇护逃亡分子集团；奥地利在谈判中的骄横的言辞和拖延的态度，最后，他谈到了奥地利最后通牒中提出的不能容忍的条件；他根据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当时佛朗茨二世还未当皇帝）的敌对行动，根据法国国民所处的严重环境，根据法国国民所表示的不容许自身的权利遭受任何侵犯和破坏的真实愿望，根据法国的尊严和安全的受托人路易十六的荣誉和忠诚，申述了一系列理由，作出了对奥国宣战的结论。这时路易十六以一种稍为改变了的声音说：“先生们，你们方才听到了我同维也纳宫廷谈判的结果。报告中的结论是我的国务大臣们的一致意见，我本人也已同意。这些决定符合国民议会曾经多次向我表示过的愿望，符合王国各地多数公民的感情，他们每个人都是宁愿挺身一战而不愿见到法国人民的尊严和国家的安全再受到侵犯和威胁。我事先已经尽了维持和平的一切努力。今天，我根据宪法来向国民议会提出对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宣战。”对国王的讲话，会场里掌声不多，但当时那种严肃的气氛，那样重大的决定，却使每个人感到激动紧张，寂然无语。国王走后，议会决定在晚间召开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差不多一致地通过了宣战的决定。于是开始了一场对同盟国中主要国家的战争，这场战争延续了四分之一世纪，巩固了革命的胜利并且改变了欧洲的面貌。
整个法国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振奋。战争使已经躁动不安的人民更加活跃了。各区、市、各民众团体纷纷写了请愿书：有的人召募军队，有的人自愿捐献，有的人制造长矛，全国好象一致站起来，迎接欧洲的进攻或者进攻欧洲。但是，热情最终可以导致胜利，却不能在开始时代替组织。因此，战争开始时，在新召募的军队编成以前，只能依靠正规军。当时我军的部署情况是这样：从敦刻尔克到于南格的广大边境上分成三大军区，左翼是北路军，从敦刻尔克到菲利普维尔，约有步兵四万名，骑兵八千名，由罗尚博元帅指挥。拉法耶特指挥中路，有步兵四万五千名，骑兵七千名，部署在菲利普维尔和魏森堡防线之间。最后是来因军，这支军队由三万五千名步兵和八千名骑兵组成，由吕克内元帅指挥，配备在魏森堡防线和巴塞尔之间。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方面的边防，由孟德斯鸠将军负责，他的军队不多，但是这方面的危险也还不大。
罗尚博元帅主张采取守势，守卫本国边境。迪穆里埃却相反，主张象主动宣战那样采取主动进攻，以利用首先准备好的有利条件。他是很喜欢冒险的，虽然他是外交大臣；但由于他负责指挥军事，他就使他的计划通过了。这个计划是急速进攻比利时，比利时这个省曾于1790年试图摆脱奥地利的桎梏，取得一时的胜利，随后又被更强大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迪穆里埃估计爱国的布拉班人（比利时人）会把法军进攻看作解放自己的途径而予以支持。为此目的，他布置了三路进攻。在罗尚博元帅麾下指挥佛兰德方面战斗的两个将军，泰奥巴德·迪龙和比隆，一个奉命率领四千人从里尔向土尔内挺进，另一个奉令率领一万人从瓦朗西安向蒙斯挺进。与此同时，拉法耶特率领他的军队的一部分从梅斯出发，经斯特内、色当、梅济埃尔和吉维，以强行军向那慕尔推进。但是，要实施这个计划，要求军队有善于适应的素养，而他们没有；要求指挥官们密切配合，这也很困难。此外，为采取这样的作战行动，进攻的主力部队也不够强大。4月28日，泰奥巴德·迪龙的军队刚越过国境线和敌军相遇，就惊慌失措。有人在队伍中大喊“赶快各自逃命！”迪龙被部下带走并且杀死了。比隆的军队也在同样情况下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比隆不得不狼狈退回原地。这两路军队同样突然溃逃，应归因于军队缺乏作战经验的畏敌情绪，或军官所引起的怀疑，或者是怀有恶意的人在军队中大喊有人叛变。
拉法耶特经过几天艰苦行军，走了五十法里抵达布维讷，听到瓦朗西安和里尔方面失利的消息；他看出进攻的目的已无法达到，认为除了撤退没有别的办法。罗尚博对于给他下达的绝对命令非常不满，其中规定的措施既是鲁莽灭裂，又互相脱节。他不愿再充当一个被动的工具，而被迫把自己应有的指挥权交由大臣们随意支配，因此他辞了职。从此以后，我军又恢复了守势。整个边境就只分为两个军区了。从海滨至隆维的军区由拉法耶特负责，从摩泽尔河到汝拉山的军区由吕克内负责。拉法耶特把左翼交给阿尔杜尔·迪龙指挥，他的右翼与吕克内军相接，吕克内军在来因河方面的代理负责人是比隆。我军就是在这种部署下准备迎击反法联军的。
但是，最初的失败增加了福扬派和吉伦特党之间的不和。将军们把这些失败归咎于迪穆里埃的作战计划。而内阁则把失败完全归咎于纳博纳麾下的将军们——他们都是立宪派——执行计划的方式的错误。雅各宾派谴责反对革命的人，认为溃退是由于他们大喊赶快逃命引起的。反对革命的人毫不隐瞒自己的欣喜，他们希望不久就能在巴黎看到联军，看到逃亡分子卷土重来，看到旧制度复辟。他们这种欣喜和希望证实了人们的怀疑。人们认为，把国王的近卫军由一千八百人增加到六千人，把反革命分子编入近卫军的宫廷方面，是与联军沆瀣一气的。有人揭发有一个称为奥地利委员会的秘密组织。不过还不能证实。人们的怀疑达于极点。
议会立即采取了决定，开始进入了战争时期的体制，从此以后，议会必须主要以国家的存亡为重，而不再依照法律行事了。议会决定长期继续开会，它解散了国王的近卫军，并且由于教会制造的混乱日益严重，就颁布了放逐反抗派教士的法令，以免抗击联军和戡平内乱同时兼顾。此外，为了弥补最近战败的损失，并为国境线补充后备军，议会于6月8日根据陆军大臣塞尔旺的提议通过由各郡调集两万人，在巴黎附近成立一支后备军。另一方面，议会还尽力用革命的慰劳活动来鼓舞民气，开始用长矛作武器，来组织群众武装。议会认为，在这样的严重关头，动员一切力量参战并不算过分。
所有这些措施，在通过时都遭到立宪派的反对。立宪派反对建立两万人的后备军，他们认为这是一支党派军队，是用来反对国民自卫军和国王的。但是，国民自卫军的指挥部抗议这种说法，这支后备军队很快就在有利于执政党的情况下组成了。议会把长矛连队编入新的国民自卫军。立宪派对这项措施更为不满。因为这样就把下层阶级引进了他们的行列，在他们看来，这样做的目的是用平民代替资产阶级。最后，他们还公开谴责流放教士的法令，实际上这项法令只是一项驱逐的法令。
从某些时候以来，路易十六对他的大臣们更加冷淡了。大臣们对他的要求则更加苛刻了。大臣们迫使国王接见宣过誓的神甫，作出赞成“教士法”的榜样，同时也消除制造混乱的口实。国王坚持不同意，他决心不再在宗教方面作任何让步。最后的几项法令是他与吉伦特党最后的合作；他好几天对此保持缄默；也不表示他在这方面的决定。罗兰那封著名的关于国王对宪法的义务的信就是在这时候呈交的。罗兰催促他，为了安定人心和加强他的权威，要公然地作革命时期的国王。这封信更加刺激了路易十六，因为他已决心和吉伦特党决裂。国王得到了迪穆里埃的支持，迪穆里埃脱离了自己的党，并且与迪朗敦和拉科斯特在内阁中成立了一个分裂派，以对抗罗兰、塞尔旺、克拉维埃。迪穆里埃是个狡猾的野心家，他建议路易十六撤免异己的大臣，同时批准那几项法令，以笼络人心。他对国王说，关于教士的法令，是对他们有利的一种预防措施，驱逐会使他们避免可能更为惨痛的流放。他保证把两万名后备军随到随编入军队，不使他们引起革命性的后果。迪穆里埃就以这些条件出任陆军大臣，并且抵挡了他的党对他的攻击。但是，路易十六于6月13日把大部分大臣免了职，并否定了上述各项法令，迪穆里埃则因被人怀疑而到军队中去了。议会声明：国民对罗兰、塞尔旺和克拉维埃的被免职表示遗憾。
国王从福扬派中遴选新的国务大臣。西皮翁·商波纳任外交大臣；泰里埃·蒙泰尔任内政大臣；博利厄为财政大臣；拉雅尔为陆军大臣；拉科斯特和迪朗敦仍暂时留任司法大臣和海军大臣。这些人都还没有名望和威信，他们的党也已近于消灭。他们是在立宪的形势下进行统治的，可是立宪的形势正在逐渐转为革命的形势。一个合法的温和的党派如何能存在于两个极端的、互相敌对的派别——一个要从外部进攻，企图消灭革命，一个则要不惜一切保卫革命——之间呢？在这种情况下，福扬派就成了多余的东西。国王知道这些人软弱无力，就只想依靠欧洲，于是马莱-迪庞带着一项秘密使命被派到同盟国方面去。
但是，那些已被人民大众的洪流冲刷了的属于革命初期的人物，现在却联合起来支持这个不足取的倒退的运动。其中有王政派，这一派以穆尼埃和内克尔派的两个主要成员拉利-托朗达耳和马卢埃为首；有福扬派分子，他们过去是迪波尔、拉梅特和巴纳夫的三头政治领导下的人物；最后还有拉法耶特，他在立宪派中有很大威望；以上的这些人力图压制各俱乐部，加强法制和王权。在这段时期，雅各宾派特别活跃，势力也变得很强大，在平民派中居于领导地位。要想遏制这一批人，本可以利用资产阶级旧政党来反对他们，但是旧资产阶级政党已经瓦解，而且势力日就衰微。拉法耶特为了恢复它，曾于6月16日从莫伯日军营给议会写了一封信谴责雅各宾派，他要求取缔各俱乐部，要求立宪君主获得独立和巩固，他以他个人、他的军队和一切自由之友的名义，促使议会只能采取法律许可范围内的救国措施。这封大胆的信使议会中左右两派间展开了激烈争论。尽管写这封信的动机是纯正无私的，却令人认为它是少壮军人的一种克伦威尔式的行动；从这时开始，拉法耶特的一向被政敌顾全的名誉就遭到攻击了。而且，如果只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一行动是轻率的。从内阁中被排挤出来的、已不再能执行它的救国措施的吉伦特党，是无须更多地加以刺激的，拉法耶特更无需为本党的利益毫无所得地滥用自己的威望。
为了保全自己的党和保存革命，吉伦特党想用立宪派的力量再度取得权势。他们当时和以后的目的都绝不是推翻国王，而是企图把国王再拉到他们中间去。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曾利用群众紧急请愿的手段。从宣战以来，经常有群众手执武器到国民议会来请愿，主动要求去保卫祖国，他们还得到准许全副武装地在议会大会堂前游行。这样的纵容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它使禁止集会的法令失去约束力。但是，双方都处在特殊情况下，双方都采取了非法的手段，宫廷利用欧洲，吉伦特党利用群众。当时人民正处在异常昂奋的状态中。领导郊区群众的有议员夏博、桑泰尔、肉商勒让德尔、贡松、圣于吕格侯爵，他们用了好几天的时间，发动群众举行一次类似以前在练兵场发生的没有成功的革命行动。6月20日网球场宣誓周年纪念日快要到了。那一天，大约有八千人手执武器以举行公民庆祝活动和栽植纪念自由的五月桂为理由，从圣安东区和圣马尔索区出发涌向议会。
检察官罗德雷来向议会报告了这件事，可是，这时候起义者已经来到议会大会堂门前。几个领头的要求呈递一份请愿书，要求在议会前列队游行。右派和左派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右派不肯接见武装的请愿者，左派则根据某些惯例同意接见这些人。韦尼奥表示，议会准许武装群众进入会场是违反一切原则的；但是他解释了当时的情况，也认为请愿者提出以前已经准许过很多其他人这样做，不答应是不可能的。要抗拒这样人数众多、情绪激昂并且有一部分代表支持的群众的要求，那当然是不容易的。当议会决定在栅栏前接见请愿者的时候，人群已经拥进议会的走廊。代表团被引入议会。代表团发言人以非常强硬的语气讲了话。他说人民站起来了，人民根据人权宣言规定的反抗压迫的权利，准备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说如果议会中有人反抗，这种人就要被清洗出自由的土地，就要被送到科布伦次去。接着他说明了这次象起义似的请愿的真正目的，他说：“执政机构和您们不一致；这用不着找别的证据，爱国的大臣被免职就是证明。难道说自由人民的幸福就这样取决于一个国王的任性支配吗？这个国王，他不是只应当以法律的意志为意志吗？这是人民的要求，人民的头颅也和戴王冠的专制国王的头颅一样。人民是民族世系这棵大树的主干，纤弱的芦苇只能在这粗壮的橡树面前低头！先生们，我们对我军的按兵不动非常不满，我们要求诸位彻查原因，如果这是执政机关造成的，就应当撤销它！”
议会答复请愿群众说，议会一定考虑他们的意见；接着，议会要求请愿群众遵守法律和尊重现存的权力机关，允许他们在议会内列队游行。队伍总共约有三万人，其中有妇女、儿童、国民自卫军和手执长矛的人；他们举着革命的旗帜和标语，在桑泰尔和圣于吕格侯爵带领下，穿过议会大会堂，唱着“我们一定胜利”这首歌，高呼口号：“国民万岁！”“无套裤党万岁！”“取消否决权！”。队伍走出议会后，就向王宫进发，请愿者走在前头。
王宫外面的大门，奉国王的命令都打开了。于是群众涌入宫内，他们一直走到国王的寝宫。当群众用斧头劈门的时候，路易十六吩咐把门打开，然后出现在群众面前，只有少数几个人随侍在侧。前面的群众看见国王以后，停了一阵，但那些还在外面的人，没有因国王出现而止步，仍然不停地向前涌。宫中的人谨慎地把路易十六安置在一个窗口。在这极不愉快的一天当中，他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勇敢。周围有国民自卫军护卫着，把他与群众隔开，他坐的是一把放到桌上的椅子，一方面他可以呼吸得轻松些，一方面也可以让群众看见他。他始终保持沉着坚定的神色。群众齐声大喊，要求他批准法令，他总是回答说：“要我批准法令不应采取这种方式，也不应在这个时间。”国王虽然大胆地拒绝了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但又觉得不应对自己认为毫无意义而群众认为是自由的标志的表示置之不理，因此，当群众用长矛尖挑起一顶小红帽递给他时，他就接过来戴在头上。他这种屈尊随和的举动使群众十分满意。过了不多时，当他又热又渴、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一个半醉的工人递给他一杯水，他毫不迟疑地一饮而尽，于是群众向他热烈鼓掌欢呼。这时候，韦尼奥、伊斯纳尔和几个吉伦特党议员急忙赶来保护国王，向群众讲话，以便结束这个尴尬局面。议会刚刚散会不久，这时又匆匆复会。它听到群众冲入王宫的消息，十分恐慌，一连派了几个代表团去保护路易十六。最后，佩蒂翁市长也亲身赶来，他站到一把椅子上向群众讲话，要求群众安静撤退，群众照他的话做了。这些粗鲁、激烈的起义群众原是来要求批准法令和恢复大臣们的职位的，他们把国王侮辱和威胁了一通——可是也没有使他屈服——之后，就散去了。
6月20日事件激起了立宪派对肇事者的愤怒。侵犯王宫、对路易十六加以侮辱，在激烈的非法行动中呈递请愿书和武装游行，都使平民派受到强烈的责难。平民派不得不暂时采取守势；他们除了被控犯暴乱罪以外，也遭到了一次真正的失败。立宪派又采用了受到攻击的当政的党的口吻，恢复了优势；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他们并没有得到宫廷的支持。国民自卫军建议路易十六准许他们留在他身边；在鲁昂指挥军队的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想迎奉国王到自己的部队中去，因为这支军队是忠诚可靠的。拉法耶特则提议把国王带到贡比涅，由他去指挥自己的军队；但路易十六拒绝了所有这些建议。他认为这些肇事者会不满意上次尝试的坏结果。由于他指望6月20日事件会更加激动联军来解救他，他不愿利用立宪派，因为要利用他们就得和他们打交道。
这时，拉法耶特为保卫合法君主政体作了最后的努力。他把所部交给自己的司令部，收集了关于最近事件的抗议书，就动身前往巴黎，于6月28日出人意外地来到议会。他以个人及其军队的双重名义要求惩办6月20日的阴谋暴乱，解散雅各宾派。他的这一行动在议会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右派鼓掌欢迎，左派坚决反对。加代提议，要审查拉法耶特是否犯擅离职守和向议会发号施令的罪。为了顾全面子，议会没有接受加代的意见。经过一阵乱哄哄的争论之后，议会只准许拉法耶特参加会议，议会所能做的就止于此。拉法耶特于是去联系长期忠诚于他的国民自卫军，希望借助国民自卫军来查封俱乐部，解散雅各宾派，恢复法律赋予路易十六的一切权力，恢复宪法的作用。这时，革命派着慌了，他们对于这位镇压练兵场起义的胆大妄为和说干就干的敌人有些害怕。但是，宫廷担心立宪派取得胜利，主动地设法使拉法耶特的计划不能实现，拉法耶特本已下令举行一次检阅，宫廷却通过对保王派各营军官的影响把这件事也加以制止了。近卫军和猎兵是比其他军队更拥护拉法耶特的精锐连队，本应集结到他这里来，再从他那里向各俱乐部进军，但是实到的不足三十人。拉法耶特使宫廷和国民自卫军共同维护宪法和共同自卫的企图至此已成为泡影，他看到跑来帮助的那些人都舍弃了他，他当时仅有的一点威望和影响也已失掉，就回到自己的军队中去。这次尝试成了立宪派的最后一次挣扎。
法国的局势依然没有改变，议会自然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十二人特别委员会通过它的发言人帕斯托雷提出了一份令人担忧的关于各党派现状和分裂情况的报告。让·德布里以同一委员会的名义建议，为了使极为不安的人民群众保持镇静，应该宣布：一旦危机严重，议会就宣布祖国在危急中，这时就会采取救国措施。议会对这个重要的建议展开了讨论。韦尼奥的发言深深打动了整个议会，他描绘了祖国在这个时刻所面临的各种危机。他说逃亡分子是“以国王的名义”集结的，欧洲各国君主已经结成同盟，外国军队已经逼近我国边境，国内则到处发生骚乱。他谴责国王拒绝批准法令是压抑了全国的民气，是把法国拱手让予反法同盟。他引述了宪法中的这一条：在国王亲自统率军队以武力压迫国民时，或国王不依法制止以他的名义进行的类似活动时，应认为他已放弃了王位。韦尼奥假定路易十六是有意地不采取保卫祖国的措施，因此他接着说，我们不是有权对他这样说吗：“国王！你一定和暴虐的来山得一样认为诚实不如说谎，你一定认为应该象用小羊拐骨哄骗小孩一样用宣誓来愚弄人民。你伪装喜爱法律，只是为了保存势力，用以对付法律；你伪装拥护宪法，只是为了避免宪法把你推下王位；你需要留在王座上，是为了要破坏宪法；你想利用虚伪的保证来欺骗我们吗？你想利用你那套请求原谅的手法来麻痹我们的痛苦吗？用肯定要打败仗的劣势兵力来对付外国军队，这是保护我们吗？拒不实施加强内部力量的计划，这是保护我们吗？不惩办违反宪法的将军，而打击为宪法服务的人，这是保护我们吗？宪法让你任用大臣，是为我们的幸福还是为我们的灾祸？宪法要你任三军统帅，是为我们的光荣还是为我们的耻辱？宪法给你批准法律权，给你王室费用和那么多的特权，是为了让你利用宪法来破坏宪法和帝国吗？不！不！法国人民待你很宽大，没有使你有所感动，唯有对专制主义的热爱能使你动心。……对于宪法，对于人民，你已是一文不值，因为你已如此不正当地违反了宪法，如此不正当地背弃了人民！”
在当时的情况下，吉伦特党只能指望国王被废黜。韦尼奥的话诚然还只是以假定的语气说出来的；但是，在整个的平民派看来，韦尼奥口中的这些假定却是路易十六的真实情况。几天以后，布里索就更明显地指出：“我们所面临的是过去几个世纪从未有过的最大危机。祖国已陷于危急，不是因为缺乏军队，不是因为我军不勇敢，国防不巩固，资源不充足。……不是的。祖国陷于危急，是因为有人使祖国的力量瘫痪了。是谁呢？只有一个人，就是宪法规定的国家元首，就是卑鄙无耻的谋臣们使他变成祖国敌人的那个人！有人说要当心匈王、普王……我却要说，这些国王的主要力量就在宫廷，必须首先在宫廷击败这些国王。有人对你们说，要在全国各地打击反抗派的教士。……我却要说，打击杜伊勒里宫廷就等于同时打击了这些教士。有人对你们说，要惩治一切阴谋分子、暴乱分子、叛国分子。……我却要说，打击了杜伊勒里宫廷，这一切就会消灭。因为，这宫廷是牵线的中心，所有的阴谋活动都是从那里酝酿、从那里发动的！国民成了这个宫廷的玩具。这是我们当前局势的奥秘所在，是罪恶的根源，应该首先从这里下药。”
吉伦特党就是这样在议会中为废黜王位问题作了舆论准备，但是在这以前，议会讨论的是重大的祖国危难问题。三个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声言必须采取救国措施；因此议会于7月5日庄严宣布：“公民们，祖国在危急中！”所有职权机关立即处于长期戒备状态；凡是能够拿起武器作战和当过国民自卫军的人都动员起来。凡是有武器弹药的人都要呈报；给没有领到枪支的人发长矛。在公共场所办理志愿参军登记，志愿军在那里插起写着“公民们，祖国在危急中！”字样的旗帜，在苏瓦松建立了一座军营。所有这些必不可少的防卫措施，使革命的热情高涨，达于顶点。这种热情在庆祝7月14日周年纪念时表现得特别明显。那一天，巴黎群众和各郡结盟代表的感情完全迸发出来了。佩蒂翁成了群众崇拜的对象；他获得了结盟节的一切荣誉。不多几天以前，他由于6月20日的行动被郡的政务厅和郡参议会撤职，现在议会又让他复职了，人们在结盟节只喊一个口号：“誓死要求佩蒂翁复职！”国民自卫军中仍然对宫廷忠心耿耿的某些营队例如斐尔-圣托马营，都受到群众的蔑视和憎恨。在爱丽舍田园大街，有人在斐尔-圣托马营和马赛结盟军之间挑起了冲突，有数名自卫军受伤。战争危机日益逼近，主战派对于立宪派再也容忍不下去了。对拉法耶特的攻击日见其多。人们在报纸上控诉他，在议会中谴责他。敌对行动终于开始了。福扬派的俱乐部被封闭了，资产阶级的武装——国民自卫军中的警卫连和猎兵连被解散了。作战部队和一部分瑞士近卫军被调离巴黎，人们正在公开准备8月10日的事变。
普军的进逼以及著名的不伦瑞克宣言加速了这个时刻的到来。普鲁士和奥地利以及德意志各王侯结成同盟，共同反对法国。都灵宫廷也参加了这个同盟，因此它的力量是可怕的，虽然它并不包括最初准备参加的所有国家。古斯塔夫三世初时任反法联军统帅，他死后，瑞典就退出同盟；西班牙则由于谨慎温和的阿朗达伯爵接替了弗洛里达-布兰卡大臣的职务而未参加同盟；俄国和英国只是秘密支持联军的进攻，而未直接参与行动。在前面所述军事事件以后，双方互相观望，没有战斗。在这段时间，拉法耶特使自己的军队养成了服从纪律和忠于职守的良好习惯；在莫尔德的吕克内部下的迪穆里埃，则通过小规模战斗和日常训练锻炼了自己所统率的部队。他们就是这样训练出了一支优良的军队，而这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因为要击退不久以后的联军的入侵，良好的组织和充分的信心是不可缺少的。
指挥联军进犯的是不伦瑞克公爵。敌军兵力有普军七万人，奥军、黑森军及逃亡分子共六万八千人，主要归他指挥。他的进攻计划是这样：不伦瑞克公爵率领普军从科布伦次渡过来因河，沿摩泽尔河左岸向西推进，从最容易突破的中心点攻击法国边境，经隆维、凡尔登和夏龙向巴黎进攻。霍恩洛厄亲王率领黑森军和由一支逃亡分子组成的军队在不伦瑞克的左翼向提翁维尔和梅斯进攻；克莱尔费将军率领奥军和另一支由逃亡分子组成的军队攻击部署在色当和梅济埃尔前面的拉法耶特，越过马斯河，经兰斯和苏瓦松向巴黎进攻。就这样，敌人从中路和两翼，从摩泽尔河、来因河和荷兰一齐向首都进攻。至于其他敌军，则部署在来因河一带边境和诺尔省的边境，准备攻击这方面的我军，以策应中路主力的进攻。
7月26日，敌军从科布伦次发动进攻时，不伦瑞克公爵以皇帝和普王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宣言。他谴责那些篡夺法国政权的人扰乱了法国的良好秩序，颠覆了合法政府；谴责这些人对法国国王及其家族施加侮辱和不断侵犯；无理剥夺了德意志王侯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权利和领地，甚至向皇帝无理宣战，进攻帝国的荷兰诸省。他宣布：同盟各国的君主要联合进军，消除法国国内的暴乱，制止对国王和教会的攻击，恢复法国国王被剥夺的安全和自由，使法国国王能够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力。因此，他责成国民自卫军和地方当局于联军到达以前负责维持治安。他警告他们必须恢复过去的忠诚。他说，城市居民有敢于抵抗者按军法以叛乱罪严惩，夷平或烧毁其房舍；如果巴黎不给法国国王以完全的自由和应有的尊重，同盟诸王将亲自按军法对国民议会、郡、区、市和国民自卫军的所有成员判刑，决不宽贷；如果王宫遭受侵犯或侮辱，诸王将进行报复，以军事手段严惩巴黎，使它完全毁灭，并永远记住这个教训。另一方面，他向巴黎居民承诺，如果他们迅速服从联军的命令，同盟诸王将劝告路易十六宽赦他们的过错。
这个狂妄的、拙劣的宣言充分暴露了逃亡贵族和反法同盟的野心，对一个伟大民族使用了胁迫命令和极端蔑视的词句；它公开宣告了入侵以后的种种灾难，包括实行暴政和进行报复；正因为如此，这个宣言激起了全国的愤慨。它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加速了王位的倾覆，而使联军的阴谋不能得逞。整个法国只有一个愿望，只有一个呼声：抗战。谁要反对抗战就被看作对祖国不忠、对祖国独立的神圣事业不忠的罪人。平民派认为，要取得胜利，只有取消王权，而要取消王权，只有宣布废黜国王之一法。但是在这一大派中，为实现同一目的，却各有各的办法：吉伦特党希望利用议会的法令；群众的领袖们则希望通过起义的方式。丹东、罗伯斯比尔、卡米尔·德穆兰、法布尔·德格兰丁、马拉等人组织了一个在野党，这个在野党必须进行革命，通过革命使自己从群众中进入议会和市政府。而且，这些人都是正在形成中的新运动的真正领袖，他们打算利用社会下层阶级来反对中产阶级，即在主张和作风上都代表这一阶级的吉伦特党人。从这时候起，在主张只是按当时的情况取消宫廷的人们和主张把群众引入宫廷中的人们之间就发生了分裂。后者不满意那种拖延不决的讨论。他们内心燃烧着革命的热情，他们企图拿起武器来进攻，而且他们早就公开作了这种准备。
他们的行动曾决定又中止过好几次。当初决定在7月26日起事，但没有筹划好，被佩蒂翁制止了。当马赛的结盟军为前往苏瓦松军营而来到巴黎的时候，郊区的祥众应该同他们会合，然后一起出其不意地直趋王宫。这次起义也未能成功。不过，马赛军的到来，大大鼓舞了在首都策划起义的人，他们在夏朗东同结盟军的领袖举行了几次会议；准备推翻国王。各市区人心激动，摩康塞伊区首先发难，并且把这件事通知了议会。各俱乐部讨论了废黜国王的问题。8月3日，市长佩蒂翁代表市镇和各区向立法议会要求废黜国王。请愿书被转送到十二人特别委员会。8日，人们讨论了控告拉法耶特的问题。大多数人鼓其余勇，不顾危险，极力支持拉法耶特。拉法耶特被免予起诉。但是，所有投票袒护他的人在走出会场时都受到群众的呵斥、谴责和侮辱。
第二天，人们情绪激昂达于极点。议会收到很多议员写来的信件，得知昨晚会后议员们由于通过对拉法耶特免予起诉案受到侮辱甚至生命威胁。沃布朗报告，曾有一群人闯进住宅搜索他。吉拉尔丹更大叫大喊：“没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就不可能进行讨论。我向我的委托人声明，如果立法议会不能保证我的自由和安全，我就不再参加讨论。”沃布朗坚决要求议会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维护法律。他并且要求吉伦特党所支持的结盟军立刻调回苏瓦松。正当争论的时候，议长收到了司法大臣若利的一份通牒。其中说，暴乱极为严重，群众已被煽动起来，什么过激行动都可能做出来了。还报告了前一天晚上群众的非法行动，受到侮辱或威胁的不仅是议员们，还有许多其他人。这位司法大臣写道：“我已向刑事法庭控告了这些侵犯人身的罪行；但是法律无能为力，诚实和荣誉使我不得不向议会声明，如果立法机关不迅速设法补救，政府无法对此负责。”这时又有人报告：盲人院区已经决定，如果当天不宣布废黜国王，他们就要在半夜鸣钟，发出紧急集合的号令，攻打王宫。这项决定已传遍四十八个区，而且除了一个区以外其余各区都已同意。议会召来了郡检察官，他表示极愿效劳；又召来了市长，市长回答说，在各区已收回主权的这样一个时候，他只能对群众做说服劝告工作。议会没有决定采取任何措施就散会了。
起义者把攻打王宫的时间定在8月10日晨。8日，马赛结盟军携带武器、大炮和军旗，从布朗什大街军营转移到科德利埃。他们有五千发子弹，是各警察行政官下令发给他们的。起义总指挥部设在圣安东区。这天晚上，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雅各宾派列队来到圣安东区，这时起义行动已布置好了。人们决定推翻郡政府；把佩蒂翁禁闭起来，免除他职位上的一切义务和责任，最后以巴黎公社代替原市议会。起义的发动者们都同时来到各区，来到马赛结盟军和布列塔尼结盟军的军营中。
宫廷在不久以前已得到风声，作了防卫的准备。这时候，宫廷也许认为自己不仅能够抵抗，而且还能够完全恢复自己的权势。宫内有瑞士近卫军约八、九百人，还有解散了的近卫军的一些军官和一部分贵族和保王的武装，他们都是自带军刀、宝剑和手枪主动前来的。国民自卫军总司令芒达，也率领他的参谋部来保卫王宫。他命令最拥护宪法的营队准备战斗。大臣们也都在国王跟前。郡检察官奉国王命令在当晚迁入王宫，国王还把市长佩蒂翁召来，以便了解巴黎的情况，掌握实权，用武力击退武力。
到了夜半，警钟响了，人们发出紧急集合的号令，起义者集合整队。各区成员解散了市议会，成立了临时的公社，到市政厅去指挥起义。至于国民自卫军方面，各营队已开进王宫，和骑马的宪兵共同把守各宫院及其他重要岗位，炮兵架好大炮，据守在杜伊勒里宫大街上，瑞士近卫军和志愿军守卫在国王的寝宫。防卫布置是很完备的。
这时候，有几个被警钟惊醒的议员来到立法议会大厅，由韦尼奥主持举行会议。议员们知道佩蒂翁在杜伊勒里宫，认为他是被拘留，应该恢复他的自由。因此，议会召佩蒂翁到议会来报告巴黎的情况。佩蒂翁接到这项命令后离开了王宫。他来到议会时，正好有一个代表团也来议会要求释放他，他们认为他是被拘留在杜伊勒里宫的。于是，佩蒂翁同这个代表团一起回到市政厅，由新的市政机关派三百人保护他。在一片混乱的这一天，新的市政机关不容有其他权力机构，而只许由起义指挥当局来行使权力。大清早，它就把芒达总司令召来，问他宫内的情形。芒达对服从与否有些犹豫；但他以为市政官员没有更换，按他的职责应当服从这项命令，因此他应公社的第二次召唤来到市政厅。他走进市政厅，看见都是新人，吓得脸色苍白。人们控诉他曾经命令军队向群众开枪。他无话可说，于是决定把他送进阿贝义监狱，但当他走出市政厅时，起义者就在台阶上把他打死。公社当即将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授予桑泰尔。
这样，宫廷就失去了它的最坚决、最有威信的保卫者。要想使国民自卫军决心战斗，必须有芒达在场，必须是他奉有命令，于必要时使用武力。国民自卫军看到军队中有贵族和保王分子，士气陡然低落。芒达在动身到市政厅去以前，曾经徒劳地请求王后遣回这些贵族和保王武装，因为在他看来，这部分军队会引起立宪派人的怀疑。
将近早晨四点钟，王后把在杜伊勒里宫内过夜的检察官罗德雷召到面前，问他在当前情况下应怎么办。罗德雷回答说，他认为国王和国王的家族有必要到国民议会去。这时迪布沙日对罗德雷说：“你这是要把国王交给他的敌人。”罗德雷反驳说，六百名议员中，有四百人在两天以前还是赞同拉法耶特的，而且，他提出这个建议，只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危险少些。这时王后十分果断地说：“先生，我们这里有军队，我看，国王、宪法与乱党决定谁胜谁负的时刻终于来到了。”罗德雷接着说：“王后，我们看看防卫布置的情况吧。”在芒达不在时，国民自卫军是由拉舍内指挥的，于是把拉舍内召来，问他是否已经采取防止起义群众进攻王宫的必要措施，是否已经把卡鲁塞尔广场把守起来。拉舍内作了肯定的答复。随后他很激动地对王后说：“王后，我不应该不告诉您，宫院中满是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妨害防卫工作，使人不能自由地接近国王，这大大影响了国民自卫军的士气。”王后接着说：“这话不对。我对所有在这里的人负责。这些人当先锋，当后卫，在队伍中间，任由你调遣，只要用得着，他们准备担负任何任务。这些人是可靠的。”结果只派了若利和尚皮翁两个大臣到议会去告急，要求议会派委员来，并给予宫廷以援助。
当路易十六在早晨五点钟巡视王宫守军的时候，守军中已经发生了分裂。首先巡视了宫闱内部各个哨岗，认为布置得不错；随行的只有几个家属，他心情极为忧郁。他说：“我不能把我的事业和善良公民的事业分开；我要同他们同生共死。”然后，由几个高级将领伴随，巡视了各宫院。国王走到那里，那里就响起表示敬礼的军鼓。国民自卫军的行列里传出“国王万岁”的喊声，可是，炮兵营和红十字营却报以“国民万岁”。在这同一时刻，手执步枪和长矛的新的营队开了过来，向塞纳河岸的土台走去，他们经过国王面前时，高呼“国民万岁！”“佩蒂翁万岁！”国王继续巡视，但由于看到上述迹象不免忧心忡忡。他受到了把守宫沿土台的斐尔-圣托马营和佩迪培尔营的最忠诚的迎迓。在他穿过花园来巡视杜尔南桥上的哨所时，手执长矛的营队却向他喊：“取消否决权！”，“打倒卖国贼！”。国王回去以后，他们就离开阵地，转到罗亚尔桥附近，并把炮口掉转过来对准王宫。另外还有防守宫院的两个营也仿效了他们的做法，以进攻的姿态在卡鲁塞尔广场上建立阵地。国王回到宫中时，面色苍白，沮丧万分。王后也说：“一切都完了！这样巡视还不如不巡视！”
当杜伊勒里宫发生这些情况时，起义者正分数路纵队挺进。他们连夜集合，连夜编队。打清早起，就打开军械库，分发武器。圣安东区纵队约有一万五千人，圣马索区纵队约有五千人，都在早晨六点出动。在途中，群众又参加进来，壮大了他们的队伍。郡政务厅本已在新桥架好大炮，以防［塞纳河］两岸的进攻者在这里会务师；但是检察官马尼埃尔下令把这个阵地上的大炮撤走，因此，当时这座桥可以自由通行。这时候，由马赛结盟军和布列塔尼结盟军组成的各区的先头队伍已经冲过圣奥诺雷街，在卡鲁塞尔广场上摆好阵势，并且把大炮对准王宫。若利和尚皮翁从议会回来说，议会只有六十个或八十个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不能进行讨论，而且议会不听他们的建议。于是，只好由郡检察官罗德雷和郡行政官员出面和起义者接洽。罗德雷对起义者说，这样庞大的群众队伍不能到国王面前去，也不能到国民议会去。他要求起义者推举出二十名代表负责请愿。但起义者根本不听。于是，他援用一条法律，对国民自卫军说：在受到攻击时可以用武力击退武力；但是只有极少一部分国民自卫军准备这样做，而炮兵对他的全部答复却是把装进大炮的炮弹卸下来。罗德雷看到起义者到处胜利，他们已经占据了公社，掌握了群众，甚至也掌握了军队，就赶忙带领郡政务厅人员回到王宫。
这时候，国王正在同王后和大臣们商议。一个市政官来告急，说起义者的队伍已经逼近杜伊勒里宫。掌玺大臣若利问道：“是吗，他们想干什么？”市政宫回答说：“废黜国王。”大臣接着说：“那就让议会宣布废黜国王吧。”王后说：“废黜国王以后会怎样呢？”市政官低下头，不作声。就在这时候罗德雷走进来，他更增加了宫廷的恐慌，他说现在已危急万分，跟起义群众根本没法打交道，国民自卫军也靠不住。他气急败坏地对国王说：“陛下连五分钟都不能再耽搁了，陛下只有到国民议会去才能安全，郡政务厅的意见是应该立刻到议会去；各宫院没有足够的军队保卫王宫；这些人的意志也不坚定，炮兵一听到叫他们进行抵抗，就把炮弹卸下来。”国王先回答说，他并没有看到卡鲁塞尔广场上有多少人。王后接着又轻松他说，国王有力量保卫王宫。但罗德雷一再坚持，国王注视了他一会，起立转身对王后说：“我们走吧！”伊丽莎白夫人却向郡检察官说：“罗德雷先生，国王的安全你能负责吗？”罗德雷回答说：“我担保，我以我的生命担保，我马上去为陛下探路。”
路易十六率领他的宫眷、大臣、郡政官员走出自己的寝宫，向前来保卫王宫的人们宣布他要到国民议会去。他在被召来的两列国民自卫军的护卫下，走过了王宫和杜伊勒里宫苑。议会听说国王要来，就派代表团去迎接。代表团团长对国王说：“议会殷切希望保护您的安全，准备在议会中给您和宫眷一个安身的地方。”一行人于是上了路，但在通过福扬修道院门前时遇到了很多困难，那里有许多激怒的群众，有的破口大骂，有的作出威胁的举动。国王和他的宫眷费尽周折才到达议会大厅，坐在给大臣们预备的席位上。这时国王对议员们说：“先生们，我到这里来是为了避免一桩严重罪行，我想只有在你们这里我才能安全。”议长韦尼奥回答说：“陛下可以放心，国民议会态度坚决，议员们誓死保护人民的权利和已经建立的权力机关。”国王于是坐到议长身旁。但是，夏博提出：议会不能在国王面前进行讨论。路易十六于是又同宫眷和大臣们到议长身后的、可以看到和听到会场一切的记录室去。
国王走后，王宫里已经没有任何进行抵抗的理由。而且护送路易十六的国民自卫军离去以后，防卫力量也已减少。宪兵们喊着“国民万岁，”离开岗位。国民自卫军也倾向拥护进攻者方面了。但是，敌人出现了，尽管不存在战斗的原因，还是展开了战斗。起义者的纵队包围了王宫，最前列的马赛和布列塔尼的结盟军冲开了卡鲁塞尔广场方面的宫门，冲进了各宫院。为首的是一个以前的下级军官，名叫韦斯特曼，是丹东的朋友，是个很果敢的人。他把自己的部队排成战斗行列向炮兵前进，炮兵在他的号召下带着大炮转到马赛结盟军一边来了。瑞士近卫军却依然不动，守着王宫的各个窗口。双方对峙了一些时间，没有相互攻击。有一些进攻者甚至走上前去向他们表示和好，瑞士近卫军从窗口扔出一些枪弹，表示和平。起义者走到王宫的前廊下。那里有另外一些防卫王宫的人。双方只隔一道栅栏。战斗就是在这里开始的，也不知是哪一方首先开始攻击。这时瑞士近卫军向起义者猛烈射击，死伤多人，起义者被击散。卡鲁赛尔广场上荡然一空。但是，马赛和布列塔尼的结盟军不久就增加兵力进行反攻，瑞士近卫军被炮轰，被包围，他们一直坚守到国王下令停火。忿怒的起义者继续追击他们，并且给以血腥的报复。这已经不是什么战斗，而是一场屠杀。群众由于获得胜利，在王宫中肆意作出了种种过火行动。
这时候，议会极度恐慌。最初的几响炮声已使议会惊慌失措。炮火越激烈，议会越加不安。议会中的议员一度认为自己也要完结了。一个市政官员匆匆忙忙走进会议厅说：“大家坐好，立法议员先生们；我们被困住了！”有几位议员起立想走出会场，其他议员们说：“不要走，不要走，这里才是我们的岗位。”旁听席上立刻喊：“国民议会万岁，”议会则答以“国民万岁！”最后，他们听到外面有人喊：“胜利了！胜利了！”君主制度的命运至此已经决定了。
议会立即发表了一份公告，要求恢复安静，并请求群众尊重司法和法官，尊重人权、自由、平等。但是，群众和群众领袖掌握了全权，并且准备加以利用。新的市政府要求承认它的权力。它打着三面旗帜，上面分别写着“祖国、自由、平等”。他们的讲话十分严厉，最后要求废黜国王和召开国民公会。一些代表团相继来到议会，而且都表示了同样的愿望，说得更准确些，是来传达同样的命令。议会不能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议会不愿由议会来废黜国王。韦尼奥代表十二人委员会登上讲坛说：“我提议采取一项严厉的措施；不过，我相信，想到必须即刻通过这项措施，大家会感到很痛苦。”这项措施包括：召开国民公会，撤换各部大臣，停止国王的职权。议会一致通过了这项提议。吉伦特党各大臣复职；那几项著名的法令付诸实施；流放了将近四千名拒绝宣誓的神甫，派出了一些委员，对军队进行甄别。议会最初曾以卢森堡宫供路易十六作临时住所，现在掌握全权的公社以不能对路易十六的人身负责为理由，把他视同囚犯押送到丹普尔堡去了。最后，定于9月23日召开特别会议决定王权的命运问题。不过，正如7月14日是中等阶级反抗特权阶级和君主专制的起义日子一样，王权在事实上已经在8月10日群众反抗中等阶级和君主立宪的起义的日子被推翻了。从8月10日起，开始了革命的独裁和专权的时期。境况越来越困难，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正在进行，并且激起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是放纵的，因为它是群众性的，它使下层阶级的统治变得不安、残酷、暴虐。这时，问题完全改变了性质。要达到的目的已不再是争取自由，而是救国了。从1791年宪法制成到共和三年宪法规定建立督政府这一国民公会时期，只是一场长时间的反对各党派和反法同盟的斗争。事情可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呢？梅斯特写道：“革命运动一经奠定，就只有雅各宾主义才能拯救法国和君主政体。……我们的子孙将不会受我们这样的痛苦，他们将要在我们的墓地上跳舞，笑我们当日的无知；他们对我们所经历的、保持我们最伟大的王国的完整的激烈行动将感到欣慰。”
各郡纷纷响应8月10日事件。一向接受革命影响较迟的军队依然还是保王的立宪的军队；不过，由于军队是从属于党派的，当然也很容易接受主导的思潮。第二等的将领如迪穆里埃、居斯蒂纳、比隆、克勒曼、拉布尔多内等，都准备拥护最近发生的事变。他们还没有打定主意，希望这次革命能使他们晋级。两个总司令的态度却不是这样。吕克内在8月10日的起义和他的朋友拉法耶特之间摇摆不定，他称8月10日的起义是在巴黎发生的一件小小的意外事件。至于立宪派领袖拉法耶特，则始终信守自己的誓言，仍然企图维护已不存在的宪法和已被推翻的王位。他当时指挥着约三万名军队，这些军队都是效忠他的事业和他本人的。他的司令部设在色当附近。他在拟订维护宪法的抵抗计划时，曾同这个城市的市政当局和阿尔登郡的政务厅行动一致，建立了一个政治中心，使各郡可以和它联合。立法议会派到拉法耶特军中的三个委员——凯尔森、安托内尔、佩拉尔迪被扣留起来，并且押在色当的堡垒中。他采取这种手段的理由是：议会既然受到胁迫，担任这类使命的议员只能是挟持议会和国王的叛党的头领或工具。然后，军队和行政当局重新对宪法宣了誓。拉法耶特极力想以扩大军人暴动来反对群众的暴动。
这时候，拉法耶特将军也许是对过去、对法律和共同誓言考虑得过多了，以致忽略了法国当前的真正特殊情况。他只看到爱好自由的人们最宝贵的希望成为泡影，政权受到暴民和雅各宾派的无政府统治的侵夺；他却没有看出这些最后登上革命舞台的人必然胜利的形势，这种必然性对他诚然是不幸的。资产阶级在推翻旧制度和战胜特权阶级的时候曾经是相当有力量的，但是革命胜利以后他们就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看来他们是无力击退逃亡贵族和整个欧洲的。因此，这时候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动荡，形成了一种新的信仰，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斗志昂扬、如同资产阶级热中于7月14日那样，对8月10日事件不仅没有厌倦而且正是非常热爱狂热的阶级。拉法耶特是不能与这个阶级意见一致的。他曾在6月20日以前和以后，在制宪议会时期，在练兵场镇压过这个阶级。他不能继续干他的这个差使，去维护一个正确的但因事件的发生而宣告失败的政党的存在，否则就会损害国家的命运和他所竭诚拥护的革命的成果。如果他继续反抗下去，就会在国难当头、联合所有力量也不知是否足以对付外敌的时刻，引起了军队与人民之间的内战。
到8月19日，侵略军于7月30日从科布伦次出发以后，正在沿摩泽尔河上溯，向边境推进。各部队面临共同的危机，决心仍然服从议会指挥。原来附和拉法耶特的吕克内，这时改变了态度，甚至在梅斯市政局前痛哭流涕发誓表示改悔。拉法耶特也感到必须向更有力的命运低头。他一身承担了这次军事暴动的全部责任，然后就离开了军队。同时随他离开的还有步罗—德—蒲济、拉图尔—莫堡、亚历山大·拉梅特和参谋部的几个军官。他通过敌人的岗哨投奔荷兰，以便从那里到他的第二祖国——美国去。但是他被发觉并且和同伴一起被捕。一反国际法的规定，他被视作战俘，起初监押在马格德堡狱中，以后奥地利人又把他囚禁在奥尔莫乌茨。英国议会曾出面为他活动，只是后来到波拿巴的时候才根据康波福米奥和约把他释放了。在四年严酷的监禁期间，他历尽艰辛，对于自由和祖国的命运毫无所悉，但是他在前途绝望、身陷囹圄中表现了最大的刚毅。当释放他的时候，曾要求他有某些悔改，他的回答是宁可终身囚禁，不愿背弃他拥护过的神圣事业。
在我们的时代，象拉法耶特这样操守纯洁、气节高尚、声望历久而不替的人是很罕见的。他和乔治·华盛顿在一起保卫了美国的自由以后，也想以华盛顿同样的方式在法国建立自由。但是，这项崇高的任务可不可能在我们的革命中实现呢？一个追求自由的国家，当它没有内讧而有外部敌人时，它可以找到一个救星，可以在荷兰出一个奥伦治亲王，在美国出一个华盛顿。但是，一个国家如果违背本国人民的意志，又反对其他人民，而在党派纷争中追求自由，那就只能出现一个克伦威尔和一个波拿巴，在争斗中或者在各党派精疲力尽之后成为各次革命中的独裁者。拉法耶特作为危机的第一个时期的主角，曾热情地表示要为革命的成功而奋斗。他成为中等阶级的一位将军，在制宪议会时期指挥过国民自卫军，在立法议会时期统率过军队。他靠中等阶级起家，也同它一起消失。关于他，我们可以这样说：他尽管有某些立场错误，却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自由；他采取的手段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律。拉法耶特在青年时代从事于两个大陆的解放事业的态度，他的光荣的行为，那坚持不渝的恒心，将博得后世的尊崇。在后人的心目中，他不会象党争时代那样有两种评论，而必然赢得真正的荣誉。
8月10日事变的发动者们越来越分裂了，他们对于这次革命应有的结果意见极不一致。占据了市政厅机关的大胆而激烈的一派主张利用市政机关控制巴黎，利用巴黎控制国民议会，利用议会控制整个法国。他们在路易十六被转押到丹普尔堡以后，下令推倒历代国王的塑像，消除一切君主政体的标志。郡政务厅本来对市政府有监督权，他们把它取消了，以便使后者能够完全独立。根据法律规定，公民要具备一定条件才有选举权，他们也下令废除了这些规定，以便使群众能够参与国家的政事。同时，他们要求建立一个审判8月10日事变中的阴谋分子的特别法庭。议会当时还不那么顺从，还企图用布告使人民恢复和缓的、适中的情感，于是从市政厅发来了威胁的通知。公社的一个成员说：“我以公民和人民的官员的身分来告诉你们，今天半夜将要响起警钟，发出紧急集合信号。人民要复仇，他们再也忍不住了；你们要留心人民自己来实行制裁。”另一个成员说：“两、三个小时内，如果陪审委员会主任委派不出来，如果陪审委员会不能开始工作，巴黎就会发生很大的不幸。”为了避免新的灾难，议会被迫任命了一个特别法庭。这个法庭宣判了几个人，但是，在公社看来，这个法庭办案过于迟缓，公社所拟订的方案是非常可怕的。
公社的主要人物有：马拉、帕尼斯、塞尔让、迪普兰、朗方、勒福尔、儒尔德伊、科洛—德布瓦、俾约—瓦伦、塔利安等人。但是，这一派的主要领袖是丹东。他参与了8月10日事变，所起作用比任何人都大。在那天夜里，他从各区到马赛和布列塔尼结盟军的兵营，又从这些兵营到各市区奔走了一整夜。他以革命公社成员的身分领导了革命公社的工作，后来被任命为司法部长。
丹东是一个革命的巨人。在他看来，只要用得着，任何手段都是无可非议的。他的见解是：敢作敢为，无事不成。丹东被人称为平民中的米拉波，因为他和这位上层阶级的民主派政论家十分相似。丹东其貌不扬，但声音洪亮，举动激烈，讲话时慷慨陈词，有着一个宽大突出的前额。两人的缺点也是相同的。不过，米拉波的缺点是贵族特权阶级的缺点，丹东的缺点却是平民阶级的缺点。米拉波的大胆设想在丹东身上也能找到，不同的是在革命中的表现形式，因为丹东是另一个阶级和另一个时代的人。他有热情，生活上放荡不羁，挥霍无度，因而负债累累；有时随心所欲，任性而为，有时一心一意为他的一党一派效力；当他要达到一个目的时，他所采取的策略具有可怕的力量，一旦达到目的，又顿时涣散。这位有力的煽动政治家有他的短处，也有他的长处，两者混在一起，形成对比。即使在他以后卖身投靠宫廷、行为堕落的时候，仍然保留着共和思想的高傲气概。他有除恶务尽的性格，但对于群众并不冷酷无情，甚至可以说待人宽厚。在他看来，革命就是一场赌博，必要的时候，胜者可以赢得败者的生命。在他的心目中，自己的党派利益高于法律，甚至高于人道。这就说明他为什么在8月10日以后作出了那种暴烈行动，而在他认为共和已经巩固以后，却又表现得那样温和。
在这个时期，普鲁士军正在按照既定的入侵计划挺进，经过二十天行军，越过了国境。色当的军队处于无人指挥的状态中，无力抵抗这样力量强大组织严密的军队。8月20日，隆维被普军包围，21日被炮击，24日就陷落了。30日，敌军迫临凡尔登城下，并加以包围和轰击。凡尔登一旦失守，通向首都的大路就打开了。隆维的陷落，一个严重危险的临近，使巴黎陷入极度恐慌。由几位大臣组成的执政会议被召到国防委员会，来共同商讨应付危局的最妥善的对策。有人主张在首都城下迎击敌人，有人主张撤退到索谬尔去。轮到丹东发言时，他说：“大家都知道，法国就在巴黎；如果你们把巴黎交给外国人，就等于把你们自己和整个法国都交给敌人。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在巴黎维持住；我不能同意撤离巴黎的方案，另一个方案我认为也不好。要想在首都城下作战是不可能的，因为8月10日把法国分成两派，一派拥护王权，另一派主张共和。毋庸讳言地在政府中占极少数的共和派，是我们在作战时唯一可以依靠的一派。至于另一派，他们是不肯前进的，他们会在巴黎乘机作乱，策应敌人，而保卫你们的人则两面受敌，不得不奋起击退这些人。如果保卫者们失败了——我认为这是很可能的——法国的灭亡和你们的灭亡就一定难免。如果他们出乎意料地打败反法联军而胜利归来，对你们说来也是失败；因为这种胜利是要使人家付出无数宝贵的生命，而比你们人数更多的保王分子的实力和影响却不会损失丝毫。我的意见是：“为了粉碎他们的阴谋和制止敌人的进攻，应该恐吓一下保王分子。”国防委员会深知这种恐吓说法的用意所在，顿时不知所措了。“是的，我向大家肯定，”丹东又说，“必须恐吓他们一下。……”由于国防委员会用沉默和恐惧来反对这个可怕的方案，丹东就和公社去商量，他主张用恐怖手段来压制敌人，进一步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合作，使革命行动只能以胜利结束。
于是，组织了一个可怕的庞大的检察机构，进行住宅搜查；监禁革命派认为身分和言论上形迹可疑的一大批人。这些倒霉的被监禁者主要是僧侣和贵族两个反抗阶级中那些被控在立法议会时期进行阴谋活动的人。凡是达到当兵年龄的公民都在练兵场入了伍，于9月1日开赴前线。人们发出紧急集合信号，敲钟鸣炮。丹东到议会去报告为拯救祖国所采取的措施，他说：“大家听到的并不是告急的炮声，而是向敌人冲锋的步伐声。要想战胜敌人，打垮敌人，应该怎样办呢？大胆，再大胆，还是大胆！”9月1日深夜，传来凡尔登失陷的消息。巴黎人心惶惶，以为敌军已来到门口，公社便抓住这个时机来执行它那可怕的计划。又一次鸣放大炮，敲响警钟，各处栅门紧闭，大屠杀开始了。
卡尔默监狱、阿贝义监狱、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福尔斯监狱中的囚犯，在三天中，全部被一个由公社支持领导的、约有三百人的行刑队杀死。这帮人肆意杀人，而神态自若。他们把神圣的法律制裁变成了一场屠杀，一会儿充当审判官，一会儿充当执刑人。他们不象是在施行复仇，而象是以杀人为职业。他们毫不动心、毫不内疚地屠杀着，既有狂热信徒的信念，又有刽子手的服从。偶尔有某些特殊情况也使他们有所感动，使他们恢复人性、正义和慈悲，然而时间一过，便又故态复萌。就是这样，有几个人幸免于难，但这是极少数。议会想制止这种屠杀，但是无能为力；内阁也同议会一样束手无策；只有残暴的公社能够做到一切，指挥一切；市长佩蒂翁被免职了；士兵、狱卒，都不敢反抗这些杀人者，而只能听之任之。看来一些群众是与他们共谋的，或者是无动于衷的。其余的公民甚至不敢表示惊愕。人们如果不全面了解党派的狂热有过什么过错，不知道恐怖给人们带来了多少苦难，就会感到奇怪，这样严重、这样持久的罪行是怎样被策划、执行和容忍的。不过，对于这种滔天罪行的惩罚终于还是落到那些肇乱者的头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都丧生在他们自己掀起的风暴中，遭到了他们自己用过的同样的暴力手段。搞党派的人不落到他们加给别人的那种下场是很少的。
执政会议在军事方面是由塞尔旺将军领导的，它把新征集的军队派遣到国境上去了。它本想把最有经验的将领配置在最受威胁的地方，可是人选很难物色。在那些同情最近发生的事变的将领中，克勒曼看来只能担任次要的指挥，于是只让他接替不甚可靠的吕克内的职位。居斯蒂纳虽不缺乏作战经验，但他主要是长于突击作战，而不适于统领攸关全国命运的大军。至于比隆、拉布尔多内以及其他仍在原来岗位率领原有部队的将领，都没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余下只有迪穆里埃一人，对于他，吉伦特党虽然承认他有较高才干，可是对他仍然有些记恨，而且对他的怀有野心、有冒险作风和性格颇具戒心。但是，既然只有他一个人能出任这样的要职，执政会议也就把摩泽尔河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他。
迪穆里埃由摩尔德兼程赶到色当，并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的普遍意见是退守夏龙或兰斯，沿马恩河设防。迪穆里埃没有采纳这种危险的意见，因为这样会使士气沮丧，会把洛林、三主教区和香宾的一部分让给敌人，同时也敞开直趋巴黎的大道。迪穆里埃拟订了一个出色的计划。他认为应该大胆疾趋阿尔贡纳森林，认为在那里必定能阻遏敌人。这一带森林有四个出口：左边是谢纳—波浦勒，中间是克罗瓦—奥—布瓦和格兰普雷，右边是伊斯莱特。这四条路是法国的门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普军离这里只剩六法里了，而迪穆里埃要占领这一带森林还需要走十二法里，而且绝对不能泄露这个占领计划。他以非常勇敢而巧妙的方式执行这项计划。迪龙将军所部七千人开往伊斯莱特，占领了该地。迪穆里埃本人率领一万三千人在格兰普雷建立了阵地。克罗瓦—奥—布瓦和谢纳—波浦勒方面也派了一些军队加以占领和驻守。这时候他写信给陆军大臣塞尔旺说：“凡尔登已经失陷。我军正准备迎击普军。格兰普雷和伊斯莱特阵地是法国的德摩比利隘口，但是，我会比李奥尼达幸运些。”
在这个阵地上，迪穆里埃是能够在法国各地的援军到达以前阻遏敌人的。志愿军也都已开到国内各军营，稍加编练，就可以把他们派到他的军队中去。佛兰德边境的贝农维尔接到命令，应率领九千人于9月13日到达雷特耳，担任迪穆里埃的左翼。迪伐尔应率领七千人于7日赶到谢纳—波浦勒；最后，克勒曼须率领二万二千人从右方的梅斯来增援迪穆里埃。因此，只要争取到时间就行了。
不伦瑞克公爵占领凡尔登之后，就分三路越过马斯河。克莱尔费将军担任右翼，霍恩洛厄亲王担任左翼。不伦瑞克看到从正面进攻不可能使迪穆里埃放弃阵地，就想迂回进攻。迪穆里埃错误地把自己的兵力完全集结在格兰普雷和伊斯莱特，而在谢纳—波浦勒和克罗瓦—奥—布瓦方面的防卫却很薄弱，虽然这两个地方比较不那么重要。普军占领了这两个地方，眼看就要从格兰普雷阵地后面迂回过来迫使他停止抵抗。但是，迪穆里埃犯了这次使他几乎前功尽弃的重大错误之后，并没对自己处境感到绝望。9月14日夜，他秘密转移，渡过了敌人本可以阻止他靠近的埃纳河，和前此进军阿尔贡纳森林一样巧妙地把兵力集结到圣墨奥尔。他已经在阿尔贡纳森林延迟了普军的前进；他在行军中遇到恶劣的天气，就留在新阵地等待克勒曼和贝农维尔两支援军的会合，这一战役的胜利也因此有了保证。他的军队越战越强，在贝农维尔和克勒曼于9月17日到达以后，总兵力已近七万人。
普军紧紧地跟踪迪穆里埃的每一行动。20日，普军在瓦尔米攻击克勒曼，企图切断法军向夏龙的退路。双方展开激烈炮战。后来，普军以纵队进攻瓦尔米各高地，企图加以占领；克勒曼也把所部步兵组成纵队，严令不准射击，待敌人逼近时展开白刃战。白刃战的命令，他是以“国民万岁！”这个口令下达的。当全线一齐喊出“国民万岁！”的时候，普军比看到我军的沉着坚定还要惊慌。普军动摇了。不伦瑞克公爵下令退却。以后，炮战仍然继续到夜晚，敌军发起了一次新的攻击，但被击退。这一天成了我们难忘的日子，本属微不足道的瓦尔米的胜利，却对我军和我国舆论发生了取得全面胜利的影响。
从这时候起，敌军士气锐减，并且开始后退。普军进行这一战役，按照逃亡贵族的诺言，本来就只当作是一次行军漫游。他们不带弹药，又缺粮食。他们在一个开阔的地区，不断遭遇日益强烈的抵抗，再加上阴雨连绵，泥泞没膝，一连四天只能以麦粥充饥。含白垩质的水引起的各种疾病、物资缺乏、潮湿，给敌军造成了巨大混乱。普鲁士国王和逃亡贵族们仍企图冒险一战，占领夏龙，不伦瑞克公爵却与他们的意见相反，建议撤退。普鲁士君主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军人手中，万一战而不胜，就会变成全军的失败，因此不伦瑞克公爵的主张占了上风。于是，双方开始谈判。普鲁士人这时已经放弃他们最初提出的条件，只要求恢复君主立宪。但是，国民公会这时已经开始，并且宣布了共和，执政会议答复：在普鲁士全部撤出法国领土以前，法兰西共和国不能接受任何建议。普军于9月30日晚撤退。迪穆里埃命令克勒曼追击，使普军略感不安，他自己则回到巴黎享受胜利的荣耀，同时商讨进攻比利时的计划。法军收复了凡尔登和隆维；敌军经阿尔登和卢森堡，在将近10月底从科布伦次回到来因河东岸。
这次战役以法国全面获胜告终。在佛兰德方面，萨克森·特辛公爵经过七天不断的猛烈炮击之后没有结果，不得不撤退对里尔的包围。在来因河上，居斯蒂纳占领了特里尔、斯皮尔和美因兹。在阿尔卑斯山方面，孟德斯鸠将军进入萨瓦。安瑟将军进入了尼斯伯爵领地。我军在所有据点获得胜利后，展开了全线出击，保障了革命事业。
如果我们将一个摆脱了严重危机的国家的全貌描绘一下，而且这样说：这个国家有一个专制政府，它的权利受到限制；有两个特权阶级，他们丧失了特权；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在文化和智慧方面已经获得自由，只是还没有政治权利，并且由于要求政治权利遭到拒绝，不得不自己起来夺取；如果还这样补充说：这个政府在经过与革命对立以后，向革命低头了，而两个特权阶级则一贯反对革命——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事实作出以下的结论：
政府后悔了，人民表示不信任，而特权阶级则各以自己的方式来破坏新秩序。贵族阶级因为自身力量太弱不能在国内打击革命，竟流亡国外，煽动外国准备进攻革命。僧侣阶级在失去国外活动的手段之后，就留在国内，在国内寻找与革命为敌的人。至于人民群众，由于国外有威胁，国内有人破坏，由于他们对煽动外国的逃亡贵族、对破坏他们独立的外国、对在本国制造暴乱的僧侣阶级，都非常愤恨，所以他们把僧侣、逃亡贵族和外国一律看作敌人。他们首先要求监视反抗派教士，接着要求加以驱逐，要求没收逃亡分子的财产，最后，他们要求先发制人地向结成同盟的欧洲宣战。最初发动革命的人们谴责这些措施，认为是违反法律的，而革命的继承人认为这些措施是拯救祖国的；于是，在那些爱宪法胜于爱国家和那些爱国家胜于爱宪法的两种人中间就发生了分裂。国王在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感情和自己的意识支配下，是倾向于屏弃这种政策的，因而被认为与反革命势力相勾结，因为他的表现是庇护反革命势力的。革命者于是用恐吓手段争取国王。争取无效，就推翻了君主政体。
立法议会的历史是这样的：由于国内的变乱，它制定了反对僧侣的法令；由于国外的威胁，它制定了反对逃亡贵族的法令；由于外国的同盟，它进行了对欧洲的战争；由于我军的首次失利，它建立了一支两万人的后备军队。国王对于这些法令大部分不予同意，遂致引起了吉伦特党对路易十六的怀疑。立宪派企图以和平时期立法者的姿态出现，吉伦特党则企图以战争时期的敌人的姿态出现，两派的不一致导致了革命派的分裂。吉伦特党认为自由的问题决定于胜利，而胜利决定于法令。6月20日事件就是他们要使这些法令获得通过的一次尝试；但是，由于没有取得效果，他们又认为：若不放弃革命，就必须推翻王位，于是他们发动了8月10日的起义。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引起变乱的贵族逃亡，国王可能会接受宪法，革命者也可能不会想到建立共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