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我看来，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大势就是“工业化”，顺此大势就是正确的，除此以外什么主义都是假的。因为只有工业化的中国才不会重陷绝境，不用以血肉长城去抵抗钢铁洪流，不用为裹腹口粮徒劳地深耕日削益瘠的耕地……而在历史迷局中的当事者已经为“工业化重要和困难”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国府无视了“重要”，土共轻视了“困难”，我们回顾、研究这段历史时依然犯同样的错误就太不应该了。
但是，在对红松实木家具的价格望洋兴叹的今天，确无法想象当年的“老解放”居然是用三寸厚的上好红松板做货厢，原因仅是因为钢材缺乏；在担心果蔬农残的今天，也无法想象看到整片整片庄稼被铺天盖地的粘虫（或蝗虫或稻苞虫或……）吃得精光，却只能手捉脚踩木板拍，原因仅是因为没有农药。在追捧不用化肥的有机食品的今天，也无法想象当年最主要的水稻病害竟是因缺肥缺水引起的胡麻叶斑病……
所以，某些人最常犯的错误就是以现在的情况去揣测当年，以事后孔明的心态去指点江山，仿佛工业化可以神赐天降，似乎庞大但落后的“无法对外竞争”的工业就毫无意义，好象“世界主流是和平发展”我们睡着也能和平发展。
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之1——工业化的重要
不提国防军事、独立自主、殖民经济、抽血贸易这些“高大上”的东西，只谈小民之天——粮食。
根据《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余也非著http://wenku.baidu.com/link?url=BsjQ7rckwPWIxvdGzZG8-XFuGA9txx7l4dsjmVYtUBpOEMG3QIooQI6Y2W6ARC7XZG8CTCFjgy6ny4EAr1bUy6yDrbMcepKgjhRKjiwbYKS），我国历代粮食亩产最高是明清时期，北方平均亩产为1.302市石（小麦，折65.1公斤），南方平均亩产为2.604市石（水稻，折130.2公斤）。考虑到北方耕地远多于南方的情况，数千年以来，全国平均亩产一直远低于100公斤。
而且明清时期的这个“高产”是在全国人口约1亿多，耕地总量不超过10亿亩，人均耕地尚在5亩甚至10亩以上，仍有大量山林草地未开垦的情况下取得的。
为什么我要提示这一点，因为仅以作物最重要的3种生长元素之1——氮计算，每生产100公斤稻谷约需吸收纯氮2.2公斤，100公斤玉米约需纯氮2.5公斤，100公斤小麦约需纯氮3.0公斤；折中取2.5公斤，相当于人或猪粪尿（标准腐熟肥）500~600公斤，或牛粪尿腐熟肥约1000公斤，或绿肥腐熟肥500~1000公斤（约不施肥的2亩绿肥产量）。而这分别大约是2个成人，或0.2头猪，或0.2头牛全年的“产量”（折为标准腐熟肥）。同时应注意到，虽然在“提供”肥料的能力方面，猪牛等大牲口远高于人，但是1头牛需20~30亩的草地或耕地（秸杆）提供饲料。所以，在小农经济下，农户养殖猪牛等大牲口数量是有限的；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能挤出来种植绿肥或保留为提供饲料的山林草地面积也是有限的；所以农业社会的农户“获得”肥料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
换而言之，在农业社会，以自耕农最为理想的情况：人均5亩耕地，每户6人30亩耕地60亩柴草山，饲养10头猪2头牛，而粪尿收集、腐熟、贮存、运输、使用过程中的遗失、流失、挥发等损失仅以50%计算（实际仅贮存过程中不加盖密封就将挥发损失约40%的氮），其“提供”的纯氮也仅能维持3200公斤的粮食产量。即使能精耕细作每年挤出1/3耕地轮休种植一季绿肥，最多也就3700公斤粮食产量。而农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物质的输入和输出应该平衡，否则系统就要退化、崩溃，表现为土壤退化板结，地力下降，减产甚至绝收。所以在化肥问世之前，无论有多好的水利、良种、良法，木桶效应就决定了农业不会有高产。也就是说在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盛世”，在保留必要的柴草山（约24亿亩）后受限于“合理耕地”的总量（约12亿亩），全国粮食总产极限为：1.2亿吨，合理供养人口为：3亿人。
而在“盛世”之后，必将因人口指数性增长导致人均耕地急剧减少，进而导致大牲口减少使土壤肥力得不到必要补充而下降，再进而导致亩产下降；人口增加亩产下降又必将导致耕地不能轮休反而必须连作、间套作，甚至出现围湖造田、毁林开荒等行为，竭泽而渔的后果是短期内粮食总产能有所提高，但必将进一步加剧土壤肥力下降的速度……这种饮鸩止渴的恶性循环，在工业革命以前是个无解的局。人口在指数性增长，人均耕地却日削益瘠，最后一旦“四海无闲田”，就必定“农夫犹饿死”，饥荒、瘟疫和战乱成为必然和残酷的“解决方案”。
近代又如何？
虽然有所谓的“黄金十年”，但重工业的凋零让工业化的光明依然与中国农村农业无关。
《民国年间山东平原区的耕作制度变迁http://www.xzbu.com/4/view-2289714.htm》一文在谈耕作制度变迁的同时也谈到了30年代（民国工农业生产最高时期）北方农业水平最高，战乱最小的山东的单产水平。“民国《馆陶县志》载：包谷，上等地亩产130斤”最肥沃的土地也只能亩产玉米65公斤。《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载“邑中地土膏腴”“山东省最富裕的县之一”的桓台县小麦“水浇地每亩收量，至少一百六七十斤，有收至四百斤者……非水浇地每亩收量百余斤”，平均单产约80公斤。
《河北省面粉产业发展概况http://www.bjlsj.gov.cn/zcfg_zcwj/hprajw8fnhtvf5nfqsokva8800353172203002.shtml》载：“1949年，全省小麦产量90.1万吨，占粮食总产量的19.3%，平均亩产只有37公斤。”
向称“湖广熟天下足”的湖南，《第一章 粮食作物-岳阳市情网http://www.yysqw.gov.cn/Html/9/0/6/2/1/0069462.html》载：“民国25年，稻谷丰产，共产稻谷60多万吨，除平江只能自给外，其余各县均有稻谷输出（华容15250吨，岳阳13910吨，临湘275吨），尤以湘阴为多（3.5万吨），湘阴县年输出量在全国居第三位，华容县居第八位。民国时期，华容县注滋口，湘阴县南大膳、白马寺、铁角嘴，岳阳县城陵矶、新墙、黄沙街、筻口等地是稻谷的主要集散地。1949年，水稻播种面积296.27万亩，总产稻谷546460吨，亩产仅184公斤。”
鱼米之乡的苏州地区，1948年《淀湖区主要农作物产量调查》记载：“石浦乡种植水稻16740亩，单产111．35公斤，小麦2530亩，单产37公斤，大麦1060亩，单产30公斤，油菜10790亩，单产37公斤，蚕豆560亩，单产38.1公斤。”
《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引用国民政府农林部统计手册数据，列明民国粮食亩产1936年最高，稻355斤，麦151斤，玉米194斤。
民国时期以县为单位的大面积水稻单产最高时也不曾高于200公斤，全国粮食平均单产最高时也不曾高于100公斤。
农业发展的4个基础：基本完善的重工业体系、完善的农科技术研究推广体系、完善的农田水利体系、集约化和适度规模化经营，最终都只能依靠工业化来实现。中、印这样的大国，不可能依赖进口别人的工业化成果来解决粮食问题、农业和农村问题。
当中国人口增长到了10亿，连绝大部分柴草山都已开垦为耕地后人均耕地也不足2亩，作物秸杆既不能还田也不能做饲料而只能成为做饭的柴火的时候，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中国已经走到了万劫不复的绝境。
这不是危言耸听，光、热、水、土资源均好于中国的印度，在进口1000多万吨化肥后2011年平均单产100公斤（来源:http://news.163.com/11/0720/13/79DK8HOK00014JB6.html)。如果中国现在只有这个单产水平，粮食总产将不到2亿吨，人均口粮只有140公斤，即使再多的“反对党和自由媒体”，最公平最理想的粮食分配方案，最慈悲最无私的外国援助也阻止不了大饥荒的发生！
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之2——重工业之重
1、什么是“工业化”？
首先“工业化”不是农业社会的手工作坊，也不是买一些机器开工就是工业化，而是有充分的计划组织和系统管理，并达到一定的规模，进行按照工业化生产规律的系统生产，形成社会化“有组织的机器体系”才是“工业化”。
“工业化”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包括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包括对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破坏和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建立。它以工业发展为基础却又不仅局限于工业发展，所以工业化提升的是整个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和社会。
例如：在经济结构上，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1949年为1：2，1978年变为3:1，现在为5：1。在税收比例上，农业直接税占比1950年为39%，1979年变为5.5%，现在几乎为0%。在就业人口上，以城乡划分就业人口，城市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1952年12.0%（2486万人）；1980年24.8%（10525万人），较1952年增长323.4%；2010年较1980年再增长229.6%达到34687万人。以三次产业划分就业人口，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1952年7.4%（1531万人）；1980年18.2%（7707万人），较1952年增长403.3%；2010年较1980年再增长183.4%达到21842.10万人（这已是有史以来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人口）。
这就是工业化。
百度百科：“工业化通常被定义为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或第二产业产值（或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工业发展是工业化的显著特征之一，但工业化并不能狭隘地仅仅理解为工业发展。因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
2、对于一个独立的大国而言，工业化核心——重工业体系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可惜在1949年以前，中国自己的民族工业在此方面基本是一片空白。最大的出口居然是猪鬃、桐棬油和钨矿石，仅有的规模工业是机制面粉、火柴和棉纺业……至于什么“官府号巨轮”之类的神话最好不要提，这种美国提供图纸、材料、器具、工程师，中国提供船台和苦力的“制造”是真正的制造？更关键的是在此之后，真正的工业化应该有两个特征，1、量的喷涌而出，2、质的持续进步。不同于“跃进号”之后有“东风号”“长风号”及众多的“风”字号万吨级散货轮、有“远望2号”、有“向阳红10号”……“官府号巨轮”却是“下面就没了”，这样的“制造”能证明什么？证明中国1920年之后就不需要巨轮了？就不屑于学造巨轮了？
3、1949年中国产钢15.8万吨（人均300克），连全国每户一把锄头也满足不了；产化肥0.6万吨，全国每亩耕地只有4克，比一盘菜的味精用量还少；这样的工业基础加上水利工程失修等原因直接造成了全国平均单产仅70kg。
到1980年，仅以抗旱排涝所用的农用抽水机为例，全国已拥有258.3万台农用排灌电动机289.9万台农用排灌柴油机，合计520多万台（国家数据http://data.stats.gov.cn/index）。如果全部进口，给个良心价大中小均价100美元，至少需5亿多美元。
5亿多美元！
我用这笔钱的1%来建厂自己造不更好？这东西到70年代连社队企业都在生产，既解决剩余劳力问题，又工农业全面发展。
不过这也有个前提，就是国家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否则原材料哪来？技术工人哪来？运输物流怎么办？别的不说，520多万台抽水机，至少需硅钢等各种合金材料共50多万吨，这已是超过民国“黄金十年”产钢量10年总和或1949年产钢量的3倍！如果依靠进口以粗钢计价也是约2亿美元。
4、推而广之，化肥等农资同样如此。1949年中国化肥人均产量仅为“几乎夷为平地”的日本的1/700。在1973年“四三方案”整厂引进合成氨工艺以前，国产氮肥确实质量差成本高，但也一步步的积累扩张达到了年产上千万吨。关键是如果没有前期的技术积累和特种钢工艺的突破，“四三方案”不能自建配套设备的话，至少要多花50亿美元，也更谈不上80年代因合成氨工艺的仿制、扩散成功，氮肥和粮食产量连年增长的大好形势了。
《尿素合成塔制造工艺》（来源：http://www.docin.com/p-383296716.html）第二页就谈到“我国从一九六五年开始制造尿素合成塔，起初为双套筒的结构，一九六八年开始制造Φ800mm内衬Cr-Mn-Ni（A4）双相不锈钢小型尿素合成塔，生产能力为80吨/天。一九七０后全国建有33个这样的尿素厂，全部由国内自行设计和制造。一九七五年以后，从国外开始引进13套年产48~52万吨的大型尿素生产装置，尿素合成塔的内径为Φ2100mm~Φ2800mm不等，从一九八三年开始，我国也开始自行设计和制造大型尿素合成塔，并对原有的中小型尿素合成塔进行改造……”
此外，化肥生产还需消耗2~5倍于产出量的海量石油、天然气、HCl、H2SO4、HNO3、NaOH、Na2CO3等基础化工原料，而农药生产工艺更为复杂，所需的一甲胺、苯、氯乙酸甲酯等基础原料多达数百种，消耗量甚至可达产出量的10倍以上。
中国1949年化肥产量0.6万吨（折纯）粮食总产1.1亿吨，30年后上升到化肥产量1269.40万吨（折纯）粮食总产3.2亿吨，再30年后上升到化肥产量5704.24万吨（折纯）粮食总产5.7亿吨。请各位自行估算一下这几个数据背后所代表的3个时间段的工业能力。
依靠一步步的技术积累，一步步的规模扩张，1980年中国钢产量终于从连每户一把锄头也保障不了的15.8万吨增长到了3712万吨，并以此为基础，化肥、农药产量数年内先后超过苏、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而现在已经占世界总产近50%。
数千年来的小农经济从不曾有100公斤以上的平均亩产，仅凭“包产到户的积极性”是不可能把粮食平均亩产从1949年的70公斤提高到2013年的350公斤以上。这实际是得益于在建国初就勒紧裤带流着血汗搞工业化，得益于因工业化而来的7亿吨钢6000万吨化肥（折纯）200万吨农药（原药）1250万吨的良种，400多万吨农膜。
民以食为天，重工业之重，莫过于此。
5、再推而广之，轻工业同样如此。都说战后的日本“几乎夷为平地，物资限量供应”（《日本经济白皮书》：“配给的实绩，比如火柴1人1天只有4支，肥皂1人1年1个”），可是中国1949年人均仅有日本人均硫酸产量的1/280、人均烧碱产量的1/70、人均钢产量的1/140、人均化肥产量的1/700……决定了中国如果不大力发展重工业，将不仅没有国防工业，而且也没有真正自己的轻工业，将继续使用“洋火”、“洋胰子”、“洋钉”……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依赖进口海量的硫酸、烧碱、钢铁等原料来实现工业化。无论是抽水机、化肥、农药、自行车及各种工业品和工业原料……
稍有眼光的人都应知道，即使不谈什么战略、安全等，仅从长远经济效益出发，中国巨大的消费规模就决定了只要没有技术和政治因素的阻碍，经济模式绝对只能是“租不如买、买不如造”
轻工业必须以重工业为基础，所以“租不如买、买不如造”就必须大力发展重工业，但在仅有15.8万吨钢、4万吨硫酸的当年也就只能勒紧裤带。因为，而宝贵的外汇只能用于关键技术设备原料的进口，所以要造化肥就只能“肥皂火柴限量供应”，要造炼钢炉、铁路、尿素合成塔就只能限制“低技术高利润的自行车”等生产……在重工业基础未初步建成前不可能放手发展轻工业，甚至只能压制轻工业，尽量让重工业的产品（如钢、化工原料等）专用于重工业的自我壮大。
如果把工业体系看作一棵果树，重工业可视为果树长大长高的“营养生长”，而轻工业就是开花结果的“生殖生长”。国民要从果树获益，只能收获“生殖生长”而来的果实，但是在幼树初植时，忍一时饥渴，让幼树“营养生长”更快更好肯定是明智之举。
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之3——工业化的困难
大国工业化的核心是重工业，而重工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要等民间自发地发展重工业，即使是在没有外来干预破坏的情况下也将是极漫长的过程。如英国，1733年工业革命以纺织工业开始，到因纺织工业的扩张、纺织机械的改进和对运输的需求开始驱动重工业大发展却要半个多世纪以后了，直到进入19世纪后英国的钢铁产量才出现迅猛增长。如果后发工业国家都象英国这样等待重工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只能是等到花儿都谢了，大家永远只能跟在英国人的屁股后面吃灰。
所以，在中国、日本、韩国、德国、苏联这样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初期都无一例外地以国家为主导“超前发展”重工业，人为加快工业化进程。
如德国的克虎伯，其生产、发展一直在德皇威廉二世视野中，甚至其家族继承也要亲自安排。
再如现代日本产业支柱的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日本对其的称呼是“政商”，它们的起源就是官营的兵库造船所、长崎造船所和日本邮船会社，全是国家投资建成后以几乎白送的价格“卖”给财阀，再以优惠政策扶持，甚至直接以国家力量协助其从中国、朝鲜和国内掠夺而成长壮大。例如八幡制铁所《寄生于中国的日本八幡制铁所-财经-凤凰网http://finance.ifeng.com/news/hqcj/20110705/4228193.shtml》
工业化主要的困难有：
1、资金问题。
重工业投资巨大，仅一个钢铁厂就动辄数百万美元，还要配套铁矿、煤矿、电厂、铁路、港口……
例如，汉阳铁厂用白银500万两（时约折300万美元），是当年清政府年收入（约0.77亿两）的6.5%。日本设计指标年产6万吨钢的八幡制铁所，耗用1920万日元（折合白银1280万两或860万美元，甲午赔款），占当时日本政府正常年收入的24%。通常建设每万吨钢产能需100~300万美元(1910年美元），但因我国铁矿石品质差，绝大多数矿山为30%以下的贫矿（美、澳、印多为60%以上的富矿），且共生复合矿石多、矿体复杂，不利于开采和冶炼，不邻海交通不便等原由，单位投资远高于正常情况。如攀钢的建成就是以成昆铁路和钒钛磁铁矿冶炼工艺研制成功为前提。前30年结束时，我国1980年3712万吨的钢产能至少须投资100亿美元(1910年美元），或800亿美元(1980年美元），仅此一项就占前30年GDP总和（以当年汇率折算为2.80万亿美元）2.9%。以政府财政收入占GDP平均比例30%估算，也就是说占到了前30年财政总收入近10%。（这可能也证明了当年的GDP因统计、计算方式、“冬修”“民办”等无偿低偿劳动和各种原因存在被低估的现象）
重工业的建设资金之庞大，以倾国之力尚有不足，真的不是谁都投资或能下决心投资的。
而且，即使汉阳铁厂能以最理想的情况：顺利投产并年产1万吨钢，能以进口钢铁的售价出售（时价每吨30余两白银约折20多美元），以23两白银的成本计，也需60多年才能收回投资。
如此巨大的投资和漫长的资金回笼时间，极易受时政影响的特点，都决定了普通私人资本在毫无政治背景和经济、技术基础的情况下不可能进入重工业。
即使以国家而言，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工业化所需的天文数字般的资金，在时间紧迫，却既不能靠外援，也无法殖民掠夺，工商自行扩大再生产能力极弱小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同样是大难题。
2、技术问题。
刚从农业国起步时，技术问题只能通过海量的投入来解决，引进-消化-积累-研发-创新，循序渐进、时间漫长而且绝无捷径。这就必须由国家来解决两个问题：扶持和保护。
工业化初期的产品必定是技术落后、价高质劣，让蹒跚起步的幼稚产业不经积累和成长就贸然“面对外部竞争”完全是天真无邪的想法。即使90年代以前的韩国也是高度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独裁、外援、血汗-韩国经济奇迹的前世今生-凤凰财经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508/12291348_0.shtml》。
旧中国唯一能在重压之下成长的重工业企业——永利铔厂，其基础是技术（侯氏制碱法等）领先世界，但是，作为农业国的中国初创的重工业能有几个领域有这种领先世界的技术？
事实上即使到了1949年，依然是“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4页，表3及下方文字）。全国5.4亿人中，大学生不过14万人（其中文科生约占80%），各种技术人员不足5万人（含见习生），工业（含土木工程）科研机构不过区区32个（归并后共21个），甚至远不及当时美国一个“托拉斯”雇佣技术人员的数量。
所以，在这样一个农业社会的基础上，中国的汉阳铁厂、日本的釜石田中制铁所和八幡制铁所初建时都屡屡失败，经数年至十多年的改造方能勉强产钢，但依然价高质劣。
20世纪初在进口钢铁每吨售价30余两白银的情况下，汉阳铁厂的钢铁因质量太差，以低于成本的每吨23两白银出售都无人问津，生产陷入困境，到“黄金十年”甚至已不能产钢，沦为日本八幡制铁所的廉价原料基地。而日本，釜石田中制铁所最初生产的釜石铁同样被评为“品质恶劣，价格又高”100磅重的价格2元30钱，而进口铁只有1元左右。以至于大阪炮兵工厂用于海岸炮的炮弹铸造材料时，不得不加一道精炼工序，称为“釜石再制铁”。即使这样日本政府依然坚持采购，直到八幡制铁所建成后并入国营的日本制铁。
后发国家工业化初期的产品如果没有国家违反“市场规律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循私”采购和庇护，重工业的发展必定举步维艰。
事实上，正因为北洋及国府的不闻不问，汉阳铁厂很快就深陷衰败亏损之中；最终在“兵荒马乱”的一战和“黄金十年”（钢价涨至每吨100美元以上）这本应是钢铁业利润最丰厚的时期，却被日本以国家力量巧取豪夺，沦为八幡制铁所的廉价原料产地；这充分证明了国家扶持和保护对重工业的重要性。1921年，中国产钢7.7万吨，为北洋时期最高年产量，当年日本86.5万吨。1934年，中国产钢5万吨，为国府主政时期最高年产量，当年日本384.4万吨。
3、对原有的农业社会基础进行彻底大改造，使其能为工业化提供市场和具一定文化的劳动力更是大难题。
现代工业是一个庞大完整的体系，较农业社会其产业关联链的长度和紧密度完全是天壤之别，其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特性要求必须对原有的农业社会基础进行彻底大改造。
明朝民营冶铁厂年产百吨“大厂”已是经营扩张数十年的成果，而现代钢铁厂一炉就有此数。一年生产数十万吨钢铁打锄头、菜刀肯定是用不完，小农经济的田野上突兀出现的孤单工厂结局只能是倒闭。所以要等重工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所需的时间是极为漫长的，根本不可能实现日本20世纪初和中共执政后20多年内钢产量200、300倍的增长。所以必须由强势政权大力“殖产兴业”，破坏封闭保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有计划有步骤地把整个国家纳入工业体系之中，规划好、建设好轻重工业的上游和下游的比例和配套关系，把新增加的产能用于新的钢厂、铁路、汽车厂、船厂、及农业的发展……
对原有农业社会基础进行改造和工业化进程，是互为基础，相互促进的关系。如果对原有的农业社会基础的大改造不成功——也就是说，如果依然是封闭保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工业原料基地没有建设，农资相关技术没有推广，农村的市场没有建立，农村基础教育没有普及不能提供具一定文化的大量劳动力——工业化就不可能推进。
楼主：春过雪消 时间：2015-01-04 08:39:17
归根结底，资金、技术、市场、具一定文化的劳动力，这是中国要尽快工业化所必须提供的4个要素，而民间工业力量的柔弱幼稚、工业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特性，和时间紧迫性决定了我们和其它后发工业化国家一样，只能依靠国家来代替“民间自发”解决其无法逾越的困难。
毫无疑问，以国家为主导“超前发展”人为加快工业化进程，肯定有种种“并发症”。各国最为普遍的是一定时期内重工业比例过高，盘剥过度，诱发大跃进、米骚动、大罢工等等，及重工财阀在经济危机中为了市场和利润绑架国家“军国化”，苏联也因未及时配套发展轻工业而崩溃。
但是，“超前发展”并不是“拔苗助长”，当其造成“超前”的欠缺因素（如生产力和科技素质）可以在新机制下较在旧机制下更好更快地成长，“超前发展”就是可取的，正如明治维新。而“并发症”也并非不治之症，完全可以通过及时追加配套轻工业、调整积累/消费比例来根治，果树长大长高到一定程度就应该开花结果了。
更何况，没有谁的工业化进程可以在康庄大道上唱着歌开始，都只能以无数血泪和挫折在黑暗和荆棘中摸索前进，英法美德俄日……概无例外，区别仅是能否让殖民地“帮着”流血。
最关键的是，历史已经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和选择余地。受限于自然环境，当年的中国竭尽全力地开荒，围湖造田，围海造田，毁林造田……依然无法遏制人均耕地的急剧下降。在前30年中，中国只有两条道路：
一种是“无为而治”什么也不干就不会犯错误；“与民争利、盘剥农奴”肯定是招人骂的事，在耕地潜力未尽前不“瞎折腾”肯定大家都可以宽舒几年，有了余钱时再办厂修堤赈下灾，然后轻松写意地沉醉在小农经济的田园牧歌中，然后人均耕地越来越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另一种是最大限度压缩消费和最大程度地盘剥农业，把资金集中起来，冒着犯错误背骂名的危险，勒紧裤带，流着血汗，在人均耕地降至2亩（1974年）以前尽快工业化，至少要有最基础的重工业体系。
后面这条道路在提高了工业化速度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工业化的难度，对执政团队从核心到中层到基层的凝聚能力、策划能力、掌控能力、号召能力、组织能力、执行能力、应变能力等，乃至国民素质都有极高的要求，稍有偏差不慎即是大错（如大跃进），这也是二战之后新成功的工业化国家廖廖无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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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后沙没光 时间：2015-01-04 10:49:40
这个帖子我看过,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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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铭浩风 时间：2015-01-04 11:32:48
写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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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xhcy 时间：2015-01-04 12:25:47
感觉楼主坠入了另一种魔障：
因为工业化很重要，所以只要是打着工业化的招牌，就可以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只要当政者是主观上在推动工业化，不管在这个过程中犯了多少错误、造了多少孽、甚至客观上拖慢了工业化的进程都是可以理解和应该体谅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跟楼主讨论了几次，请楼主先明确一点：我们从一开始的分歧就不在于要不要工业化，而在于用什么模式去实现工业化起步。我一开始是反对人民公社这种模式的，后来有所动摇，认为人民公社有其必要性。
即使是认同人民公社这种模式，也不等于认同毛附加上人民公社模式之上的所有手段和他其他倒行逆施的作为。
请楼主先扪心想一想，比如三年大饥荒等等灾难，是不是工业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在推行人民公社的过程中，能够参考其他人的正确意见，比如反冒进、彭黄张周，工业化的进程是不是可以更快，可以不用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如果毛不瞎折腾，政治清洗运动一个接一个，工业化是不是可以顺利些，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