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上午，接媒体友人电话，说在湖北日报上（包括人民网等的转载）见到一篇写我的文章。记起不久前在欧洲游历时，文友宏量来邮件，说要写我，还是某官方机构的安排，我婉言谢绝，说官方媒体要登载关于我的文章，很多话怕不好说，比如退出三级作协，奉还所有我没有接受过也没有使用过的头衔，对文坛一些事儿的批评等等。友人好心，还是照办了。今天终于看到这篇文章面世，是数年来甚少见的一桩事。发在下面，毕竟是多年老友，写了一些我的另一面，算是我的一幅朦胧又温和的远照吧。
报上用的一张照片，是今年8月，在德国浪漫大道的一个小镇，莱茵河边。谢谢宏量。
胡发云的BLOGhttp://blog.sina.com.cn/hfylh
董宏量：有意味的男低音胡发云
2012年10月11日05:40 来源：湖北日报
胡发云，男，生于1949年。少年时爱诗，爱音乐，也爱玩，希望把生活过得比小说更有意味一些。近年的主要作品有《处决》、《老海失踪》、《死于合唱》、《隐匿者》、《思想最后的飞跃》、《驼子要当红军》、《媒鸟5》、《老同学白汉生之死》、《如焉@sars.come》等。
说起胡发云，有许多关键词：老三届、知青、男低音、诗人、动物保护者——是的，很难用一个词语来形容这个内涵丰富的男人，想来想去，还是写写他对音乐的爱好吧。
发云是六八届高中生，无书可读的文革岁月，造就了许多人的音乐才能，他显然是其中佼佼者，不仅会操弄乐器，还有一副低沉浑厚的好嗓子，唱起歌来声情并茂。多年来，他和董宏猷即兴演唱，是文友聚会不可或缺的节目。宏猷喜欢唱民歌，而他喜欢唱外国歌曲，如《三套车》、《伏尔加河船夫曲》等等，可见其浓厚的俄罗斯文学情结。而且他有气场，只要他往台上一站，全场都安静下来，听他深沉地唱出一种岁月的沧桑。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就因写诗与发云结识。那时他爱写朗诵诗，如《工人阶级的脚步》等等，富有音乐的韵律，常被电台播放，以至走在有高音喇叭的大街上，常会踏上他诗行的节奏。写这种洋洋洒洒的朗诵诗，也许是受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他也长得有点像马诗人，神情严肃，目光深邃，给人一种少年老成、洞察人生的感觉。这似乎很占便宜，当我们在文学前辈面前诺诺而退时，他却能与老师们平起平坐，谈笑风生。
是的，年轻的胡发云就显示出一种特立独行的气质，其口才不亚于诗才，喜欢阔论雄辩，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他由此因言论犯禁而被工厂专案组关押，也由此拥有了传奇般的爱情：省电台诗歌编辑李虹毅然走进他家照顾其老母，并飞蛾扑火般嫁给了落难诗人。最感人的情节，是他们隔着高墙约会，用寒夜中的呼喊来传递青春的柔情。后来，他们生活得相当幸福，培育了一个从事音乐的儿子，收养了一群残疾猫、流浪狗，让前来做客的朋友们与阿猫阿狗一起快乐地进餐。可叹李虹英年早逝，发云痛不欲生，一直把她的骨灰供奉在家中花瓶里，悼文曰：“哪怕凋萎，也看得见其中绵延不绝的风韵。”
说起来发云爆响文坛也来自一次传奇般的大病。他在外地参加笔会时心脏突然数次停跳，医生说没救了，他却奇迹般复活，从此悟透人生，佳作迭出，如《老海失踪》、《死于合唱》、《隐匿者》、《如焉》等等，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生活、人生和人性的洞察，都非常深刻犀利，引起文坛强烈反响。《死于合唱》便与音乐有关，仅看题目就令人玩味。
据说，歌手中的男低音十分难得，“男低音”作家胡发云也相当独特。或许是看淡虚名，孤傲自尊，他读了武汉大学作家班，却放弃了领取毕业证和学位证书，后来也不再参加高级职称评定。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认为文学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精神记录。
近年来，发云常在海内外开讲音乐，以音乐说文学、说时政，认为世上如果没有音乐，人类将更加粗鄙，更加麻木，也更加孤独。我觉得，如果把湖北作家群比作一个乐队，发云应是一把大提琴，很少在高音区出现，或炫耀什么华彩乐段，但一旦奏响弦音，便显得格外深沉，引人思索。他就是这样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以真诚的人文关怀和对历史、对人生的反省，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为静心写作，发云多年前就迁往市郊，有两套房子，一套住人，一套住阿猫阿狗。我们聊天时，可听见隔壁传来的狗吠猫叫，发云戏言，它们又在开音乐会。他就在这种天籁之声中敲击键盘，写累了还会和那些曾被人遗弃的动物们对唱一曲，亮亮自己浑厚的男低音。听说他又有长篇小说问世，不知是否与音乐有关。
(来源:湖北日报)
两篇评论之一：《迷冬》印象
(2012-10-14 22:48:15)
按：江南杂志本地的钱江晚报，近水楼台，先期登出了2篇评论。作为两种视角，或许可以给其他读者提供一点参考。下面贴出的是作者提供的未删节稿。
邢小群：《迷冬》印象
不久前，一位爱好文学的朋友和我闲聊，说到老三届都已步入花甲之年，但有深度地表现“文革”的长篇小说似乎还没有问世。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控诉文革的血泪之作曾经多如牛毛，但不过二十年的工夫，很快被人淡忘了，有人为遮蔽的因素，也因为当时的作品自身尚嫌肤浅，未能从深层次上透视文革的肌理，所以经不起时间的淘汰。多年来在宜粗不宜细的导向下，涉及文革的叙事作品大多表述为野心家——造反派得势，老干部——知识分子受害的善恶冲突。沿习这种逻辑，持续十年、八亿人狂热地卷入的文革，往往被简化为荒诞的闹剧。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政治、社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在文学作品中揭示得很少。经历过文革的有士之识，对此当然不满足。近几年，保存记忆的历史感，反思教训的使命感，促成了一批个人回忆录以不同的方式问世流传，历史学在民间悄悄地掘进。相比而言，小说似乎停留在80年代的水平上踌躇不前。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女作家筱敏的《幸存者》，这部回溯作者十年心路历程的长篇小说，优点是有一种冷峻清醒的历史理性和反思，缺点是人物和故事还显得单薄，其感性、诗性的叙述有艺术特色却欠缺与那个时代氛围相匹配的艺术概括力。还是不能满足朋友们的期待。
现在，我终于读到了胡发云的力作《迷冬》。虽然这只是他的三部曲的第一部，但已经让我得到某种荡气回肠的史诗感受。作者的追求，甚至有些雨果驾驭《九三年》、托尔斯泰驾驭《战争与和平》的意味。
《迷冬》的主要线索只是一个小小的“独立寒秋”文艺宣传队起起落落的过程，却呈现了一幅风云变幻的斑斓画卷。小说的背景是1966年冬天到1967年，虚构的湖城实际上是武汉。作者选择这样的时空固然是因为自己曾经生活在其中，，但客观上正好选择了文革时代最重要的舞台。毛泽东1966年7月16日在武汉畅游长江，第二年又在武汉亲历720事件，正是文革第一年到第二年的两个重要结点。前一个结点，标志毛泽东准备结束自己在中共中央的二线位置，毛刘之间的冲突即将在党内公开化。后一个结点，标志毛泽东号召军队支持革命左派的战略遭受空前的阻力和挫折，他只好调整文革的整体部署，强调两派无条件联合，即所谓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在文革中打头阵的王、关、戚不久便被他抛弃。这是当时真实的历史背景，但作者并没有正面呈现上层的争斗，而是聚焦在这个背景中活动着的一群文艺青年，以及他们的朋友和长辈，诉说着他们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让人感受历史中普通人命运的无常和无奈。毛泽东发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天下大乱，导致了各种政治力量、各个社会阶层令人眼花缭乱的重新洗牌。文革前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都被激活，遭到歧视的民国遗民，打入另册的右派诗人，在党内倾轧中失利的当朝官员，在文革初期遭受冲击的文臣武将及子女，他们在这场重新洗牌过程中，尤其在1967年初夺权前后，卷入其间，态度各异。小说不论对哪种人，都没有作漫画式的简单处理，而是在可靠的历史背景中，传神地描写他们的心理逻辑、行为轨迹和利益诉求。这种对历史脉搏准确性的把握，没有亲身体验根本做不到，没有诚实而深入的反思也达不到。在戏说历史成风的今天，胡发云登上了历史和艺术交融的精神制高点。
“独立寒秋”是一组鲜活生动的人物群像。一群颇有艺术才华的初高中学生，在青春的蹉跎与迷茫中，追求着他们的憧憬和梦想，体会着青涩的爱情和患难的友谊。主角多多在文革中不是趾高气扬的红卫兵，也不是抬不起头的“黑五类”，身份比较灰色，是一个多愁善感、艺术气质很强的文艺青年。他在文革初就边缘化了，所以看待这场革命的眼光相对冷峻，超然。我也经历过那个年代，以己度人，我也曾设问：“那时他就这么想吗？”联想到一些“出身不好”的人的回忆录，我有了一种理解：在阶级斗争调门越来越高的文革前，他已经开始自外于社会主流。主人公多多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他是独立寒秋文艺宣传队艺术上的灵魂人物。但在宣传队躲到造反派占优势的师范学院以后，多多却不能继续担任宣传队的领导。即使是反感“血统沦”的造反派，也不得不按家庭出身在自己的队伍中分成两个等级，出身好的成员发“红司红卫兵证”，出身不好的发“红司兵团证”，前者是革命的骨干，后者是革命的外围。多多由此而离开了文艺宣传队的领导机构“勤务组”。这一情节，表明了作者观察和记录文革政治逻辑的细致。
小说甚至带些昆德拉的味道。如写大串联：“两次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次挤掉一只鞋，一次尿了裤子，许多人都尿了裤子，因为十来个小时没法上厕所，天又冷，不出汗，再一激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林副主席说他能活一百五十岁是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羊子唧唧咕咕算了一下有些怅惘地说，到时候我们都死了他老人家还活着。” “整个城市都穿上了大字报的衣服——一个人均纸张消耗量几乎在世界之末、大部分成员还是半文盲的国家，打响了一场纸质的战争……人们在为数月后真刀真枪的全面内战积蓄着仇恨与激情。”
音乐形成了这部小说贯穿始终的艺术氛围。我和作者基本上是同代人。当我们开始接触艺术、陶醉音乐的时候，不幸地只能接受国家规定的单一的红色旋律。尤其文革开始以后，中国艺术被革命意识形态推向了极端，只允许高调颂圣，民族音乐传统、民间音乐元素、西洋音乐影响，都被当成封资修加以排斥。在这样的音乐氛围里还有没有人性和青春的存在？在革命宣传的坚硬外壳里，有没有少许异质的情调，在夹缝中寻求伸展？人的美好的、多元的天性，能不能在红色的大潮里寻求自己的小小空间？小说的妙趣正在这里。一群家庭背景不同、文化素养有异的文艺青年，在特殊的年代通过择优选拔的方式，聚集到一起，结成艺术社团，上演了这一代人的命运故事。也让人领会到作者神驰深远的音乐修养。他对宣传队某些人甚至这座城市外表市民化而骨子里的贵族气质的理解和表现，我也很喜欢。
小说对人物体验的挖掘可谓细致入微。不但重现了一代人扭曲的心灵史，也重现了一代人辛酸的艺术史。胡发云说，这些如果我不写，比我年长的写不动了，比我年轻的又写不出来。这是实在话。
当今的中国，从哪里走来，向何处走去？眼前社会的种种困扰，曾经在哪里萌芽，今后将如何发酵？这些大问题在胡发云心中始终挥之不去。《如焉》是他的一张答卷，《迷冬》是他的又一张答卷。我珍视这样的作家：他能够与民族共命运，共思考。
姜弘：真诚与虚妄的变奏——初读《迷冬》致胡发云
用了整整两天时间，匆匆读完了你的长篇小说《迷冬》。读的过程中我又一次进入了真正的文学欣赏的审美境界，动了感情，一次次地老泪横流，不得不停下来思索回味，在内心里和你笔下的人物一同回到那个动荡的年代，重新咀嚼其中的酸甜苦辣，重新辩识那不断颠倒旋转的舞台上的种种，它们的真假善恶美丑。
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你的这部小说促使我进一步确认了一些我早就想到而未敢确认的想法，即我对“文革”的某些看法，特别是对那一代青年人的看法。我是和他们，和你笔下的这些孩子们一起度过那段不平凡的岁月的。——用“孩子们”这一称谓，是因为我对他们存有深厚又复杂的感情，即使是对那些给我戴高帽子，责骂我“放毒”的学生，我也不怪怨他们，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批判的武器”，有的就是我教给他们的。从你提供的这面镜子里，我不仅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更窥见了他们的心灵，同时也看到了我自己，唤起了我的情绪记忆，从而进一步咀嚼、体认那些至今远未过时的敏感问题。你笔下的这一代年青人，如今都已年近或年过花甲，在他们的记忆里，那个遥远的年代应该是欢乐与痛苦、自豪与忏悔、经验与教训同在的。那种高调的“青春无悔”和低调的“不堪回首”，都是不真实也不恰当的。事实上，他们是被愚弄、被利用，又被抛弃的一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迷惘的一代，被牺牲的一代，因而也是应该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同情的。至于那一代人当中的两类特殊人物，一类是靠血统政治伦理而飞黄腾达者，一类是在苦难中觉醒而自我奋斗终于成材者。前者就不用说了，今日中国的种种问题大都与他们有关。后者当中的科学家我叫不出名字，我只知道人文学科中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历史学家高华。不幸的是，他们都已英年早逝，未能做出更大的成就。但就从他们已有的学术成果来看，显然都与他们当年所经历的苦难有关。——由此，我想到了你，你应该成为文学界的高华，承担起在文学作品里重现那场灾难的重任。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能不能写和怎样写的问题。我说的不是政治方面，是艺术表现方面。因为那一切太不正常，太离谱，官方文件称之为“浩劫”、“灾难”，在人们的印象里也主要是暴力、混乱，打砸抢，无法无天。鲁迅就说过，不是任什么都可以成为艺术描写的对象的，有人画苍蝇，画毛毛虫，却没有谁去画大便。单是暴露黑暗，专门揭发邪恶、肮脏的东西，是难以成为艺术的。晚清那些专门描写官场腐败和社会堕落的作品之所以被称为“谴责小说”，评价不高，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我曾怀疑是否能如实地描写“文革”那段生活，太不正常，太离谱的东西被如实地写进作品，就可能成为漫画，显得荒诞、虚假。及至读了你的《隐匿者》，我开始改变看法，觉得“文革”不但可以写，而且应该写。如今读了《迷冬》，这一看法就更明确了。不过，应该改变一种久已成为习惯的说法和看法，即“写”或“反映”哪段历史、哪个时代、什么事件的习惯说法。因为离开了人这一最主要的创作对象，历史、时代、运动等等都是抽象事件，不能成为审美对象。所以，能够写也应该写的，不是“文革”这场运动，这个事件，这段历史，而是那一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人，他们的思想感情，他门的灵魂和命运，一句话，那场灾难中的人，他们的感情、心理，他们的灵魂。
这牵涉到一个理论问题，一个流行了几十年的谬论——把文艺的内容和功能判定为对客观生活、社会历史的认识和反映，却忘记了或有意排除最重要的对象——人的感情、人的灵魂。正是这种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的文艺观，把文艺创作逼上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歧路，同时也败坏了、降低了人们的阅读鉴赏水平。正如波特莱尔所说：“假如艺术家使公众愚蠢，公众反过来也使他愚蠢。他们是两个相关的项，彼此以同等的力量相互影响。”——反过来也一样，真正的艺术作品与正常的艺术鉴赏力也是互相影响的。你的《如焉》引发的争议就起到过这种作用，《迷冬》的发表，也会有不同反应，起到同样的作用。
你没有正面写“文革”这一政治运动、政治事件本身，写了运动中的一群年轻人，还有他们的父母长辈，这两代人的性格命运，他们的感情心理。我匆匆读了一遍，就有二十几个鲜活的生命留在了我的心里，引起了我对他们的同情、关切和进一步的思考，思考造成这一切变化的原因——那一场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发现，你这部小说里没有反面人物，准确地说，你的笔下没有“歌颂与暴露”，人物难分正反面，而流淌在整部作品里的，是一股温情脉脉的情感之泉。有欢乐与痛苦，喜悦与愤怒，追求与希望，却没有仇恨，更不要说那种“你死我活”的血腥火药味了。即使对于那些满口恶言秽语，手挥铜头皮带的“红五类”，你好像也没有把他们当作“反面人物”而进行“暴露”、“鞭挞”。写他们的狂妄粗暴野蛮残忍，也只是略加勾勒，点到为止，因为他们毕竟是未成年人，他们心里的邪火，身上表现的恶行，都来自上面，他们的父辈。这些年轻人全都是1949年前后出生的，当时也不过十六岁上下，真的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学校、甚至同一个班级读书，本应亲如手足，情同姐妹，何以顷刻之间变成了“红与黑”对立双方，而且是一方居于主导地位，讨伐、羞辱、摧残另一方。——“文革”的导火线和中间反复颠倒的奥秘就在这里，就在“血统论”这把阴阳扇上。这把煽起阶级斗争的扇子的两面，分别写着“血统论”与“有成分不唯成分论”。先用这一面煽动红五类起来造黑五类的反，再用另一面煽起黑五类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存权，然后再反转来“清理阶级队伍”……。你写了早期红卫兵的恶劣形象，提到了他们那首野蛮腐朽的《鬼见仇》歌曲，却笔下留情，点到为止，大概就因为你把他们也看成受害者，受了阶级斗争邪说之害。
在这个问题上，老伴和我有分歧，她提出两点不同看法：第一：“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写得不够，实际上就是对“文革”罪行的淡化、回避。第二，“文革”爆发以前的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那一股股阶级斗争的寒风——国际上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国内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劳动人民有“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危险，这类说教对年青人的影响，是不应该忘记，不能忽略的。
对于第一点，前面我已经说过，这是暴露黑暗、丑恶的分寸问题。她显然是从“写”和“揭露”那场灾难的角度着眼的。实际上你已经写了，有节制地写了几个打人、逼死人的暴烈行动和场面，同时在主要人物的思想活动与命运的叙述中，都包含有受伤害凌辱的内容。读者进入作品的艺术境界，与人物之间有了精神感应，感情交流，自然会感同身受地体认到那场灾难的丑恶可怕。这是读文学作品与读新闻、历史资料不同之处，所以问题不完全在作品本身。倒是她提到的第二点，我觉得很有道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文革”爆发前那几年，是在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紧张气氛中度过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校园里课堂上，不断提到“突出政治”，强调“阶级路线”，这都是在为即将到来的那场大风暴做准备。你的小说从“大串连”开始，对前面的这种精神上的热身运动毫无铺垫和暗示，是忘记了还是有意跳过去的？
我最欣赏的是第51节的那个“触及灵魂的座谈会“。我不知道这是写实，有所本，还是你的想象虚构，反正是很有意思。那是一次很特别的“诉苦”，“忆苦思甜”，一次完全自发、自愿又自由的“交心”活动。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大胆“亮私”，交待自己父辈的历史问题，同时述说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之苦。他们在“文革”初期被打成“黑五类”、“狗崽子”，受到歧视、凌辱、摧残，有几个人都曾经在江边徘徊，想要投江自杀。是这个不讲出身成分的宣传队给了 他们希望并收留他们，使得他们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在这个不抓阶级斗争而重友情的小团体里从事文艺活动，并从中得到感情上的慰籍和精神寄托。所以，他们才如此热爱、珍视这个集体。——这些发言都是真诚的、深情的。这中间，你插入了一个看似突兀而我以为大有深意的插曲，这就是那个往往出言引人发笑的钱道强，五代贫农出身而且当时依然最贫困的真正的劳动人民子弟，他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感受，说他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有时曾想过，如果能吃饱穿好，他宁愿生在地主资本家家里。还说：“听了大家的发言，才知道你们生活得也很不容易，吃的是另一种苦。现在我们扯平了，以后要团结友爱，不要互相看不起。”——这段话使得在坐的人都觉得可笑又觉得有理。读到这里，我却想到了更多更深的东西：这不就是“阶级调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吗？换一个角度看，不就是消除“异化”的问题吗？物质极度匮乏，精神严重扭曲，都会使人不成其为人；同样，那些使别人不成其为人的人本身，也同样不成其为人，失去了人性，也就是人的“异化”。在这里，“红五类”与“黑五类”就同样处在人与非人，人性的丧失与回归的矛盾冲突之中。你的《迷冬》之“迷”，“狂欢与炼狱”的寓意，大概都与此有关。一边是“团结友爱”的健康成长和艺术训练，一边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正是从这里，我看到了“真诚与虚妄的变奏”。
小说是从一对初恋中的恋人在“文革”初期的分离与重逢开始的。以后的全部内容也都是以他们为中心，写一群少男少女在那场“大风大浪”中的沉浮、悲喜与安危。你没有写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写的是他们的性格命运，特别是心里和感情——他们之间的友情，那种同龄人和同窗之间的无私的友谊：男女生之间那种蒙胧而隐蔽的爱情；他们与家人之间的亲情，那种与生俱来的骨肉之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叫喊得最响亮的是“阶级情”，对党对领袖的似海深情。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感情，亲情、爱情和真正的友情，都是“无缘无故的爱”，是不计较利害得失的。阶级本来就是由物质利益、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形成的；所谓“阶级情”，自然离不开利害得失，因而必然是有条件的，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你写了何其亮、宫小华在政治上和父亲“划清界线”，而内心里的亲情却无法割断。同时，你也写了“保爹保妈派”的梁氏兄弟，他们原先对领袖充满“阶级感情”，“无限崇拜、无限热爱”，可是一夜之间就变了，变为怀疑、怨恨。你是在不经意间触碰到了这个人性、人情与阶级性的关系问题，引起了我的联想——上世纪中后期那些因“人性论”、“人情味”而遭批判的作品，多半未被真的“批倒批臭”，至今依然还活着。倒是那些专写阶级斗争、阶级情的作品，却大都被人忘记了。二者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反映生活”，而在于是否有真感情，发自人性本源的人类之爱，即“无缘无故的爱”。可见，鲁迅所说的“创作总根于爱”，实为至理名言。你的小说从《如焉》到《隐匿者》，到这本《迷冬》，全都是写情的。这个长篇更是自始至终贯穿着饱含感情的旋律。一开始是一对年轻恋人的蒙胧而纯真的爱情絮语，最后由乡情引发的各种感情的大爆发——久别故乡而长期被隔离在边远高原上的人们对故乡和亲人——包括亲友、师生、邻里等各种故旧的思念，那种包含着复杂历史内容而又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深情，汇成一片哭声，因为匆匆相见而又被迫立刻分离的难舍难分的悲情。正是在这里，我抑制不住流下了更多的泪水。
这些写情的内容，有许多涉及到了音乐。有人劝你删减这些文字，我曾表示不同意，这里就简单说说我的看法。我并不真懂音乐，年青时参与过多种音乐活动，后来也一直关心音乐，实际上也只懂一些皮毛。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各种艺术门类中，音乐是最直接、纯粹、充分表达人的感情的。所有艺术都包含有音乐成分，连书画雕刻都讲“节奏”，何况文学。所以诗人柯林勒律治说，“心灵里没有音乐，决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你这部小说的写情是与音乐的描写紧密相连的，所以删不得。这里，还有一 个问题应该提一下，这就是关于“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问题。我不知道你读过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没有，写于1942年的这本小书里，有一段谈《诗经》的创作与流传情形的文字：“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以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块垒；随时拣一支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这说的是文艺创作与艺术欣赏中的一个非常普遍也非常重要的问题，这里无暇细说，只说这部小说里的相关问题。你一开始就写到了这种现象，主人公多多在串连归来的轮船上即兴演奏手风琴，拉的是《流浪者之歌》，报节目时说的却是《达吉克人民热爱毛主席》。在那个只能歌颂领袖而绝不允许演奏“封资修”黑货的年代，他的这一招竟然满过了众人，获得了热烈掌声。演奏者与听众的情绪是完全两样的。正是这个既“复杂”又单纯，既“颓废”又有追求的年青人，为他那个中学生文艺宣传队命名时，选择了“独立寒秋”这来自毛泽东诗词的四个字，既符合潮流又另有寓意。他对节目所做的艺术处理，全都是为了更好地“浇自己的块垒”——表达他们的感情，他们的憧憬，与大局即上层路线斗争并无多大关联。正是从这里，凸显出这些年轻人的“独立”，他们的非红非黑“灰五类”——主要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有文化传承，所以“复杂”、“颓废”，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虽也站在某一派一边，却比较理性，温和，在那个火热的你死我活大风浪中，确实堪称“独立寒秋”，他们的真诚与虚妄。欢乐与苦难，均源于此。
你好像在追求、探索一种新的小说风格：结构上不分章只分节，一节短的千余字，长者近万言。描写少，叙述多，以散文笔调娓娓而谈。谈音乐令人感到音响满耳，说西域景色让人如身临其境。——听觉、视觉、意象，都有美感，这是在向“语言艺术”的文学的回归。
因为是初读，主要谈好印象。当然有感到不足的地方，主要是两代人的关系，几个长辈的插曲好像是外加的。另外，老伴那个看法还是有道理的：“文革”灾难写得不够，未经过那段历史的年轻人会像我这样受感动吗？我是被勾起了有关记忆，才老泪横流的。——匆匆阅过，信手写来，已经够啰嗦了，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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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长篇小说月报》第5期直面书写“文革”
来源：江南杂志社 | 时间：2012-10-15 |
六年前，一部20余万字的小说《如焉》以油印本的形式在北京街头悄然流传，很快就引起了读者热议。但众多文学杂志和出版社面对这样一本以SARS为背景，大胆揭露时弊的作品，却大多选择了沉默和观望。改版后的2006年第一期《江南》大胆首发《如焉》，首印11000册当即脱销，加印又卖到断货，缔造了地方文学期刊的销售奇迹，《江南》也自此在海内外声名鹊起。而《如焉》的作者胡发云，却转身离开了大众视野。沉寂六年后，胡发云再度出山，为读者献上一部35万字，直面书写“文化大革命”的厚重之作《迷冬》。本期《江南·长篇小说月报》，再度与有思考、有担当的作家胡发云牵手，首发长篇小说《迷冬》。
六年心血 化作一纸《迷冬》
近年来社会流行怀旧和反思，似乎走过那么多岁月，总是绕不过历史刻下的印迹。而对“文革”的叙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控诉”的血泪之作多如牛毛，但真正能透视“文革”肌理，且粉碎时间桎梏留存于心的却少之又少。在浮躁背景下，胡发云沉寂六年的心血之作显得难能可贵。
《迷冬》将时间背景定格在1966年冬天到1967年的湖城，以一支“独立寒秋”文艺宣传队的起起落落为切入点，塑造了那个特殊时期的一代年轻人，以及他们的家庭、亲眷、朋友和同窗，尤其传神地描写了背负各色身份的普通人在面对社会动乱时的利益诉求、心理逻辑和行为轨迹。小说以人物、故事、音乐交织推进，展现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波澜壮阔，磅礴大气。其对文革脉搏的准确把握，对故事叙述和音乐渲染的节奏把控，比之《如焉》又更胜一筹。
刊物尚未面世，编辑部就不断接到询问购买的的电话，刊物发行渠道商也迅速反馈加大了订数。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江南杂志社也增加了数千册的印数。目前本刊已如期上摊贩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