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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人帮”之中，王洪文最为年轻，也是身体最好的一个。但是，可能由于在“四人帮”中他的阅历最浅，心理承受力也最差，所以他在狱中显得非常苦闷，长吁短叹，愁眉苦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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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潮导语：在“四人帮”之中，王洪文最为年轻，也是身体最好的一个。但是，可能由于在“四人帮”中他的阅历最浅，心理承受力也最差，所以他在狱中显得非常 苦闷，长吁短叹，愁眉苦脸。沉重的心理压力，让王洪文一病不起。如今，王洪文的妻子和三个子女在上海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与王洪文的弟 妹们常通信，而且还多次从上海前往东北老家看望他们。
1977年7月中旬，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 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样“三副一长”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
“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叛徒江青、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四人帮’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1980年，王洪文的弟妹们曾经获准前往秦城监狱，探望王洪文。
王洪文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即王洪武、王洪双、王洪全、王桂兰。
王洪文的弟妹们，在王洪文飞黄腾达的时候，仍过着平常的生活，并没有沾大哥的光。正因为这样，在王洪文倒台之后，他们也依然过着平常的日子，没有受到牵连。
王洪文主持毛主席追悼会
王洪武、王洪全在长春老家农村务农：王洪武在长春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王桂兰在吉林市，家庭妇女。
王洪双在1958年参军，1962年转业到陕西省武功县飞机修配厂工作。
王洪文的弟妹们接到通知，赶往北京。他们在秦城监狱见到了长兄王洪文。见面的时间总共四小时──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
这是多年以来弟妹们与王洪文唯一的一次见面。
王洪文叮嘱弟妹们好好劳动，好好照料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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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底，“四人帮”终于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数亿中国人聚精会神，从电视荧光屏上观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的实况。
对于王洪文的审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王洪文概况表
日期被告人庭审主要内容
1980年11月20日“四人帮”宣读起诉书。
王洪文被带上法庭
1980年11月24日王洪文“长沙告状”。
1980年12月6日王洪文诬陷陈毅；
指使鲁瑛派记者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
干部的材料；
策划、指挥“上柴联司”武斗事件；
组织指挥上海康平路事件。
1980年12月13日王洪文组织第二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1980年12月20日王洪文法庭辩论。
1981年1月25日“四人帮”法庭宣判。
王洪文、张春桥与江青的合影
平心而论，在“四人帮”之中，认罪态度最好的要算王洪文；张春桥一言不发，瞪着三角眼，以沉默相抗；姚文元总是咬文嚼字，避重就轻，至多承认犯了“错 误”，不承认犯罪；江青则“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大闹法庭，以至写下《我的一点看法》相抗；倒是王洪文问一答一，问二答二，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早 已没有“造**司令”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对王洪文的起诉如下：
“被告人王洪文，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王洪文积极参与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1966年12月28日，王洪文参与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九十一人。1967年8月4日，王洪文组织、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关押和伤残六百五十人。
“1976年，王洪文伙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王洪文指使鲁瑛派人到一些省，按照他们的意图编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材料。
“王洪文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多次指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加紧发展‘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被告人王洪文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一条反革命伤人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1980年12月20日上午，王洪文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作最后陈述(摘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卷》)，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作了回答。就今天这个 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 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 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 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
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 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转变立场， 改造自己。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的机会。
王洪文和张春桥在列车上的合影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王洪文作如下判决：“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表示服从特别法庭的判决，并在最后陈述-
中申明了自己的态度。
关于王洪文为什么被判处无期徒刑，《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五期，发表伍修权撰写的长篇回忆录《回忆与怀念》中，透露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量刑和宣判的内情，其中涉及王洪文：
1980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公开审判。6月中央成立一个由彭真同志主持的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也叫领导小组)，作为中央对审判工作的党内指导机构。我被推选入这个领导小组。
审判“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是党和人民的一致要求。198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特别决定，宣布成立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在如何判刑的问题上，是经过不少的争论的。有人主张轻些，说将这些人养起来算了；有人主张重些，提出一定要判处死刑；也有人提出不轻不重的判 法。可当时到处都是一片杀声，这对我们也是一种压力。在全体审判员会议时，大家同样认为江青、张春桥等人死有余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开始都准备判决杀， 但反复考虑以后还是不行，一要顾及国内外的影响；二要设想后代人怎么看，不能以一种义愤情绪来决定。
我们充分陈述了自己意见后，很快得到了各审判员的支持，最后又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即将江青、张春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别的主犯则分别判以无期或有期 徒刑。王洪文还年轻，他自己就曾说过，十年以后再看分晓。对他判轻了可能还会出来起作用，他的地位也最高，罪行及影响仅次于江青和张春桥，所以将他判为无 期徒刑。姚文元本来也应该重判，后来考虑到他搞的宣传活动许多都是上面指示了叫他办的，对他判重了就不大公道了，所以判了个二十年徒刑。
1981年1月25日上午，第一庭和第二庭的十名主犯全部押到一起，听取对他们的判决。十名被告显得十分紧张，他们也急于想知道自己将受到什么样的惩处。 江青尽管平时装腔作势，这时也沉不住气了，当我念到“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时，还没等我念出“缓刑二年执行”，她就慌忙叫喊起来。待我宣读完对江青的判 决，法警立即给她戴上手铐，这时全场破例地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由于江青企图挣扎和还想喊反动口号，头发也散乱了。我看到江青正想捣乱，立即 下令道：“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当时我太兴奋了，竟少说了一句话，应该在下令前，先说由于江青违犯法庭规则、破坏法庭秩序依法将她赶下场的。当全部宣判 完毕，并由江华庭长宣布将十名罪犯押下去交付执行时，全场洋溢起欢庆胜利的声浪。
历时两个月零七天，开庭四十二次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公开审判胜利结束了！根据判决后的国际舆论来看，我们做得是正确的。
“死缓”二年以后怎么办？当时我们也有个初步设想。于1983年1月25日，对两案主犯宣判整两年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发表了一项“裁定”，宣布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江青、张春桥，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并说他们在“死缓”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其实， 还应该说“也无接受改造实际表现”，但为了给他们减刑，也只能那么说。
1981年，在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不久，他的母亲王杨氏因脑溢血在长春去世。
在“四人帮”之中，王洪文最为年轻，也是身体最好的一个。但是，可能由于在“四人帮”中他的阅历最浅，心理承受力也最差，所以他在狱中显得非常苦闷，长吁短叹，愁眉苦脸。沉重的心理压力，使王洪文病倒了。
据王洪文弟弟王洪双说，王洪文自1986年起，离开秦城监狱，住入公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他与张春桥住在同一幢病房大楼里，医疗条件不错。
1992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王洪文病逝电讯，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因患肝病，于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
王洪文五十八岁，于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于1986年患病后即被送医院治疗。
据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火化工段月忠说，王洪文死后，被送往八宝山火化。为王洪文送行的有王洪文的妻子和王洪文的兄弟。段月忠回忆说：“他兄弟跟他长得真像！”
至此，王洪文结束了他的一生。
如今，王洪文的妻子和三个子女在上海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与王洪文的弟妹们常通信，而且还多次从上海前往东北老家看望他们。
王洪文被捕后老家的房子被村委会强拆
核心提示：王洪文在北京被捕后，王家压力很大。王洪文刚被抓起来，村里就来人撵王家的人搬出家门，并拿着铁镐、二齿子把王家4间房子给扒了，扒下来的砖瓦木料全拉走了。
本文摘自：《家庭》杂志，1998年第12期，作者：吕树龙，原题：《王洪文胞弟谈家事》
1932年，王洪文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他的父亲叫王国胜，耳朵有点聋，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王杨氏，生性胆小，为人谨慎善良。王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小时候，王洪文同那个年代大多数贫苦农民家的孩子一样，没读过书，只念了3个月的《百家姓》。10多岁时，他就给地主家放猪了。小时候的他长得白、文静、会说话，是村里公认的好孩子，很得乡邻们的喜爱。17岁那年，他参军离开家，除转业那年（1958）回过家乡一趟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他参军的第3年，父亲王国胜因肺病去世。他被押进秦城监狱的第5年，母亲王杨氏因脑血管破裂去世。
王洪文是长子，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二弟叫王洪武。三弟叫王洪双，1958年参军，1962年转业到陕西省武功县飞机修配厂工作，现已退休了。四弟叫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当农民，1996年因肺结核去世。妹妹叫王桂兰，在吉林市做家务。王洪文的弟弟妹妹及其后代，都是普通工人、农民。
开源村是西新乡较大也较富裕的村子，站在村前，我想象不出王洪文童年时村子的原貌。现在的开源村风景很美。村口于两年前建起仿古村门，村门一侧是水塘，水塘外是小河；另一侧是泛着鹅黄色的稻田，村门内就是绿树红瓦的村庄了。
几经打听，我终于找到了王洪文的二弟王洪武的家。王洪武与大儿子住在一起。王家正在吃中午饭，饭桌上是一盆白米饭和两盘炒土豆片、几个咸鸭蛋，几个孩子争抢着咸鸭蛋吃。听说我是来采访的，王洪武和他的妻子放下手中的碗筷，让我坐在炕上。为了不影响他们一家人吃饭，我从屋里走了出来。
王家住在村子的西头，除了他家是土房外，前后左右是一幢幢村民或新或旧的红砖大瓦房，房子整齐、漂亮。看着他家破旧的、几乎要倒塌的土房和一眼就能看得出的贫困家境，想着当年王洪文在北京做党中央副主席时那副不可一世的样子，我心里竟涌起了一种历史感，仿佛听到了岁月的风声从耳边“嗖嗖”刮过。
“从大哥当兵离开家到死，我只见过他两面。”王洪武比王洪文小两岁，已经60多岁了。从脸形看，王洪武和王洪文很相像。王洪武的头发凌乱花白，脸上皱纹纵横，眼神有点发呆，说话有些木讷。王洪武的妻子是吉林省公主岭市大岭乡黄花屯人，瘦高，脸挺小，可以看出年轻时是很漂亮的。王洪武卷了一支叶子烟，吸了一口后，对我说：大哥“出事”后，家里很少来外人；前年有一个不知是什么身份的安徽人来我家里看看就走了，你是第二个来我家的外乡人。说过这些后，王洪武就简单地、面无表情地讲述王洪文的经历：王洪文入伍一个月便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卫国战争；回国后转业到上海棉纺织17厂当保卫科干事；“文化大革命”开始，王洪文造反，当上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8月中旬到9月上旬，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林彪杀害毛主席的阴谋败露，王洪文保卫毛主席，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彪死党；后来，毛主席把王洪文调到了中央；1976年10月，身为“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被逮捕了，关在北京秦城监狱；1992年11月，王洪文因肝病死在秦城监狱。
说过这些，王洪武抬起昏花的老眼，接着说：“其实，我对大哥的了解很少，从大哥当兵离开家到死，我只见过他两面。自大哥离家后，父亲一面也没见到他，母亲在他转业那年回来时见过他一面。当时正是大跃进，大哥回来没呆几天就走了。”1980年的一天，王洪武和他的弟弟妹妹突然接到可去北京看望大哥王洪文的通知。王洪武兄妹4人马上打点行装上路了。许多年来，王洪文很少和家里联系，也很少给家里写信，王洪文在北京的情况，王洪武和弟弟妹妹们基本上不知道。“四人帮”垮台时，听人传说，逮捕“四人帮”时开枪了，王洪文的胳膊被打断了，家人心里很害怕。因此，一路上，王洪武兄妹4人的心空悬着，谁也不说话。到北京后，他们和等在北京的大嫂见了面，然后一起去秦城监狱探望王洪文。
那次，他们和王洪文在一起呆了一天，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总共4个小时。那天，他们早早就等在秦城监狱的接见室里。王洪文被叫出来，坐在他们对面。王洪武初见王洪文时曾有一阵感到陌生，但觉得眼前的大哥和电影、电视里出现的没什么两样，只是瘦了些，脸色苍白，有些浮肿。后来，王洪武看见大嫂流泪了，心里也涌起了酸楚。他拉了一下王洪文的胳膊，说：“大哥，听说抓你时开枪了，你的胳膊给打断了，是真的吗？”王洪文举了举胳膊，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胳膊并没受伤，然后告诉他们，抓他时并没开枪，只是说开秘密会，不让带警卫员，去到会场就给抓起来了。王洪文叮嘱弟弟妹妹们要好好劳动，不要背包袱；叮嘱他们好好过日子，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母亲的身体。他说过这些后，话就很少了。
1974年9月，王洪武到大寨去参观，回来时路过北京，在北京住了一宿，想见见大哥。那天晚上，他在招待所里给大哥打电话，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打通了，是大哥的秘书接的。秘书说，王洪文没在，要想见王洪文得半夜以后。王洪武虽然十分想见大哥，但想到大哥那么忙，不忍再劳累他，于是打消了见他的想法，第二天就回长春去了。
在秦城监狱同大哥说话时，王洪武说起那年到北京想看他的事，王洪文眼里闪出了亮光，问了王洪武在北京给他打电话的具体日期，细算了算时间，然后对王洪武说，那天他在北京，可是秘书没告诉他说他弟弟来了。说完，王洪文眼神里流露出遗憾。
王洪武兄妹4人从秦城监狱看了大哥回来的第二年，即1981年，王洪文的母亲就因脑血管破裂去世了。
“我们没沾王洪文的光”
同王洪文的父亲一样，王洪武也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早些年在村里当过队长，后来又当了村里的治保主任。王洪文进了北京后，王家在当地成了旺族，王洪武也成了让人刮目相看的人物，常常有村里乡里的人来请他出去帮着办事。他到哪里，只要一说是王洪文的弟弟，想办的事立刻就办成了。那些年，他帮着村里乡里办了许多事，给乡里买过一台汽车，还买过其他便宜的农用、建筑用的生产资料等等。王洪文的母亲也受到了村里乡里人的尊敬，乡里有许多次开会，都把王洪文的母亲请去，让老太太坐在主席台的正中，上台下台、上厕所都让红卫兵搀扶着，一口一个“王奶奶”地叫着。
1974年，王家扒了旧房想盖新房，王洪武托人买来砖瓦、木料。房架子、门窗都做好了，村里说要帮着盖房子。王洪武的母亲做事小心谨慎，不同意村里帮着盖，怕有什么影响。可村里却非要帮着盖不可。为此，盖房的事就这么僵持着，一拖就拖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村里帮着给盖上了。
王洪文在北京被捕后，王家压力很大。王洪文刚被抓起来，村里就来人撵王家的人搬出家门，并拿着铁镐、二齿子把王家4间房子给扒了，扒下来的砖瓦木料全拉走了。
王洪文的母亲和弟弟
王洪武平时为人挺好，房子被扒了后，没了住的地方，村民们见状主动帮王洪武盖房子。王洪武已没钱再盖砖挂面的房子了，只好盖了3间土房。王家就在这3间土房里住了20多年，一直没有能力再盖新房。
因受王洪文的影响，王洪武的村治保主任的职务很快就给撤了下来。
曾听人传说：王洪文在北京当党中央副主席时，国家曾给过王洪文母亲一些钱。从市内到西新乡再到开源村的这条路也是因为王洪文的缘故而专门修的。采访时，我把两件事提出来问王洪武和他的妻子。关于修路，王洪武想也没想就回答说：“路是修了，当年不是柏油路，是用山皮土修的。但不是因为王洪文出生在开源村才修的，就算王洪文不在这个村出生，路也要修。”至于国家给王洪文母亲钱一事，王洪武的妻子说：当时听人传说国家给钱了，但我们没花着，没人把钱给到我们手里。
“大嫂回来过许多次”
王洪文的妻子叫崔根娣，是上海棉纺织17厂的工人。她家在上海，父亲、母亲都是工人。她同王洪文结婚后生有两男一女，大的是女儿，如今，3个孩子都在上海工作。
崔根娣跟王洪文老家的弟妹们格外亲。王洪文被押秦城监狱后，她多次给王洪文的弟弟、妹妹写信，还多次从上海回开源村。每次回开源村，她都从上海坐车到长春，再从长春到吉林市，先在王洪文的妹妹家住些日子，然后再回到长春市西新乡。那时，从西新乡到开源村的路不好走，没通车，三四公里的路程崔根娣要走一个多小时。
崔根娣最近一次回开源村是1995年夏天。她在吉林市、百家屯、开源村共住了3个月，在王洪武家时，崔根娣就住在西屋，她自己把凌乱的屋子打扫打扫就住下了。她不怕蚊子咬，不怕苍蝇多，与王洪武的妻子很谈得来。吃饭时，王洪武家吃什么她就跟着吃什么，只是不吃没做熟的菜。有时她还亲自动手和王洪武的妻子一起做菜做饭。
王洪武的妻子说：“大嫂在上海家里也不宽裕，她总想着到农村来住，还想在农村养猪、养鸡，或养些值钱的东西。”停了停，王洪武的妻子又说：“大嫂说她今年还回来，可是，现在快到9月份了还没回来，怕是不能回来了。”王洪武瞅着窗外的远方，那样子好像是在看大嫂回来了没有。
采访结束了，我问王洪武，家里有没有王洪文小时候的照片和他们母亲的照片，王洪武说没有。王洪武说：母亲去世时，本想给母亲照张相，但后来没照。王洪武送我出来时，我同他唠了几句家常话，知道他家种着10亩地，够吃用的了。王洪武还对我说，他大儿媳妇在乡里的绒布厂上班，一月下来可挣510多元。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被逮捕。华国锋当着王洪文的面，宣读了中央对他隔离审查的决定。宣读完毕，王洪文突然大叫一声，挣脱警卫员的手，伸开双手，扑向五六米外的叶剑英。就在他冲到离叶剑英只有一两米远的地方时，中央警卫局的战士猛冲上去，把王洪文扑倒，死死摁住，给他戴上了手铐。由于抓“四人帮”时，王洪文是惟一一个反抗的人，加上他年轻力壮，情绪急躁，所以，在被抓捕的人中，王洪文是惟一被戴上手铐的人。王洪文被捕后，对他的监管也最严。
当天，王洪文被押进中南海地下室，他的情绪很激动，口中骂个不休。后来，他也不骂了，一副沮丧的样子。不久，中央决定，将“四人帮”交给秦城监狱关押。从此，王洪文在那里渡过了16个春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重新审理“两案”即林彪反党集团案与“四人帮”反党集团案——笔者注)，由中纪委组成了三个审理组。“四人帮”一案由二组审理。王洪文接受正式的审讯，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此时，王洪文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愿意配合审讯了。
王洪文之所以能转而表现出愿意配合审讯，是因为他自知罪恶深重，害怕被判处死刑。他极力想要保住自己的一条命，因此在态度上表现得好一些。另外，他在“四人帮”中，虽然职务比另外三个人都高，是党中央副主席，但“四人帮”的核心人物是江青，王洪文也要听江青的，而且，“四人帮”中其他三个人都看不起王洪文，认为他胸无点墨，就知道吃喝玩乐。他在“四人帮”内部，是不被其他三个人所重视的。王洪文被捕后，便急于交待问题，把其他三个人的问题都交待出来，好为自己开脱。还有一个因素，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都曾经拉过王洪文，向他指出了江青的问题。毛泽东还对他说过：“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跌跤呢！”可惜，当时王洪文听不进去。现在被捕了，才想到毛泽东当时说得有理，后悔当初不听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现在为时已晚，上了贼船，就难以下来了。因此，他在心中对江青也是有一点怨恨的。在这个心理支配下，他把一切问题都往江青身上推，而对于自己的问题，就总是想回避。
据“两案”审讯组组长汪文风回忆，在审讯王洪文时，他“对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同伙的一般罪行和错误，谈得很细，很具体，竭力想表现出‘悔过自新’的样子。”见汪文风《从“童怀周”到审江青》，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王洪文也确实交待了一些问题。
王洪文交待的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1974年在人民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邓小平顶撞了江青，江青大发雷霆，张春桥攻击邓小平说“你又跳出来了”之后，他们四个人相约，去钓鱼台17号楼开秘密会议，作出了阻止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决定。当晚回去就寝时，他接到了好几个电话，然后密调三叉戟飞机飞到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毛泽东斥责了他，他因此心情不舒畅，没有按毛泽东的指示在长沙多住几天，而是买了许多桔子，就飞回北京，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海容、唐闻生一边吃桔子，一边发牢骚。王洪文对这个问题交待得很细，情节也对。王洪文交待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派他回上海组织民兵，他回到上海后，马上建立了第二武装，还突击发了枪支弹药，还对民兵头头动员说：要准备打内战。王洪文交待的这两件事，是十分关键的，因为这两件事足以证明“四人帮”结党营私，要篡党夺权，发动武装叛乱。这两件事，是对“四人帮”定性的关键问题。此外，王洪文还对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抢、挑动武斗等问题作了交待。
但是，王洪文对他反周恩来的事情不肯交待。这大概是因为周恩来的威信高，反对周恩来容易引起民愤，也因为周恩来生前曾经真心诚意地帮助过他，拉过他，可是他却反对周恩来，这在道义上是站不住的，因此，他不承认他反对周恩来。当问到他这个问题时，他就装聋作哑地说：“我去长沙提到周总理了吗？我会那样做吗？我好像只说了邓小平与江青吵架的事，没有说周总理的事。”当审讯人员问他：“那你去长沙之前为什么没有向周总理报告？”王洪文就故作吃惊地说：“哎呀！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忘记了呢？我怎么没去请示周总理呢？”当问他为什么回上海搞所谓“伍豪事件”(即“四人帮”诬陷周恩来叛变而搞的假材料)的材料时，王洪文发誓说：“我绝对没有搞诬陷周总理的假材料。”当审讯人员向他出示他亲笔批的字时，他大汗淋漓，口中喃喃自语地说：“这倒是我的字。”
王洪文入狱后，政府方面给他提供的生活待遇是很好的。当时党和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给“四人帮”定的伙食标准是每月30元，约是当时干部机关食堂伙食费的两倍。关押王洪文的地方，自然环境也很好，四周青山绿水，鸟语花香，还有泉水从山上流下来，汇到房屋前边的湖泊里，到处都是树林，花坛里一年三季(除去冬天)都开有鲜花。王洪文住的是楼房，生活设备、用具一应俱全。他每餐都是一荤一素一汤，每星期发二斤水果，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奶，吃一顿饺子，餐餐都供应大米饭、白馒头，任其挑选。王洪文刚入狱时，是很能吃的。他年轻，身体也好，所以吃得也多，对他的供应就更多一些。但是，后来他心事重重，饭量也减少了。监狱方面为了做王洪文的工作，除了开导他外，还对他格外关照，让他的妻子崔根娣来监狱探望他。王洪文见到他的妻子时，百感交集，对他妻子说了很多话。他告诉他妻子，要好好保重身体，教育子女好好学习。妻子来探望他以后，他的心情好了许多。
1981年，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理，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他母亲王杨氏得知消息，着急上火，得了脑溢血在长春去世。王洪文得到这个消息，内心很悲痛，加上他的刑期长，从此情绪低落，再也没有振作起来。王洪文毕竟阅历浅，心理承受力差，怎么开导也不起作用。他心情苦闷，长吁短叹，愁眉苦脸。沉重的心理压力，加上对其母亲的思念，使他于1985年患上了严重的肝病。他的病一开始自己也没有感觉，是经过例行体检发现的。发现后，狱方就给予及时治疗。后来发展得比较重，就被迁离秦城监狱，送到公安部所属的北京复兴医院住院治疗，与张春桥同住一个医院。这个医院的医疗条件是很好的，王洪文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但他病得太重了，不久就转入病危阶段。尽管医院对他进行了全力抢救，但仍然没有留住他的生命。1992年8月3日，王洪文在医院里病亡。
王洪文病亡后，有关方面为他处理了后事。为王洪文送行的，有他的兄弟、妹妹，他的妻子，他的三个子女。王洪文的兄弟和他长得很像，兄弟感情很深。兄弟们对于王洪文的病逝，很悲痛。王洪文无论是在上海当领导还是到中央任副主席，他们都没有沾到王洪文的光，而是继续在长春郊区当菜农。他们现在仍然在长春郊区当菜农。
《人民日报》于1992年8月5日刊登了王洪文病亡的电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因患肝病，于一九九二年八月三日在北京病亡。王洪文五十八岁，于一九八一年一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王于一九八六年患病后即被送医院治疗。”
本文摘自《党史纵览》2005年第1期，作者：霞飞，原题：《被捕之后的王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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