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德国
战后60年来，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了全面和深刻的反省。通过反思历史和战争赔偿，德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从而走出了耻辱，走进了繁荣，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德国的反思是一个逐渐深入并体现在实际行动中的过程。
1、反思层层深入
战争刚结束的几年里，德国社会普遍存在“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心态，对二战的反思也主要局限在学术范围内。１９５１年９月，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发表声明说：“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无关。”阿登纳政府试图尽快甩掉历史的包袱。１９４９年９月和１９５４年６月，联邦德国议会先后两次通过大赦法案，连一些直接参与过大屠杀的纳粹头目也被释放，社会舆论很少揭露纳粹罪行。
６０年代，联邦德国开始了对战争的深入反思。１９６３年，在法兰克福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纳粹分子的审判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二战胜利２０周年之际，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日发表讲话，联邦德国开始打破对纳粹罪行的缄默，社会舆论开始广泛讨论大屠杀。年轻人开始问他们的父辈：什么是大屠杀？什么是集中营？你在战争中做了什么？你是不是纳粹党党员？１９７０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的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跪下，表达德国的道歉和对二战的忏悔。
经过公开和广泛的讨论，德国社会真正意识到了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责。转折性的标志是，在１９８５年纪念二战结束４０周年之际，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明确表态：“５月８日是解放之日，我们大家（在这一天）从纳粹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战败”到“解放”的认知转变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飞跃。
2、行动表明诚意
德国对二战的反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认罪、忏悔和道歉上，它在战争赔偿问题上态度也很明确，先后向波兰、俄罗斯、原捷克斯洛伐克等受害国家和受害的犹太民族进行了巨额赔偿。联邦德国成立后即开始退还纳粹没收的财产，赔偿受损失者。１９５６年，联邦德国议会通过了纳粹受害者赔偿法，４００万人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获得赔偿。２００１年６月，德国议会批准成立资金为４５亿美元的基金，用来赔偿纳粹时期被迫为德国企业卖苦力的劳工。６３００多家企业为这项基金提供了捐助。到２００２年，德国赔偿金额达到１０４０亿美元，它每年还继续向１０万受害者赔偿６ .２４亿美元的养老金。
随着岁月的流逝，二战浩劫的见证人越来越少。因此，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德国社会各阶层每年都要在集中营旧址、主要战场、博物馆、西方盟军和苏军的墓地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提醒德国人不要忘记和忽视纳粹犯下的罪行。同时，政府还采取积极措施，通过修订历史教科书等方式教育青少年。德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德国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内容的纳粹时期历史。根据这项法规，由各州文化教育部长组成的联邦文化部长理事会以决议形式制定全国历史教科书的基本框架。在这一基本框架下，各州在联邦教育部的监督下编写、审定及出版历史教科书。
１９９５年，德国政府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了“恐怖之地”战争纪念馆，专门揭露纳粹的种种暴行，今年又在柏林修建了大屠杀纪念碑和纪念馆。在德国境内的主要二战战场遗址，都有苏联红军、西方盟军的纪念碑和墓碑。每年德国领导人都会出席在这些地方举行的纪念活动，悼念当年在与德军作战中牺牲的英雄们。而希特勒及其助手们在德国成为骂名，德国领土上没有他们的坟墓，也没有他们的任何纪念物。
3、心诚自有回报
德国政府一直采取严厉措施，坚决打击新纳粹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其它极右势力。１９９４年，德国议会通过了《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在法律上限制了纳粹的死灰复燃。德国人的反思真正触及到了民族的灵魂。正如德国总理施罗德所说：“对纳粹主义及其发动的战争、种族屠杀和其它暴行的记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自身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德国的真诚反思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也为德国赢得了朋友。此间专家和学者们普遍认为，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如果不是德国对二战的认罪比较彻底，如果德国仍被认为构成军事威胁，美国、原苏联和德国的邻国当年也不会答应德国统一，统一至少要比现在艰难得多。德国为什么能够对二战进行彻底的反省？史学家们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争的元凶希特勒在战争结束之际自取灭亡，反法西斯同盟彻底摧毁了纳粹德国的军事、政治、司法等体系，德国完全“从零开始”，这是它能够彻底否定纳粹、完全认罪的基础。同时，战后盟军起诉德国战犯７万人，定罪３.６万人，对大批所谓胁从者则予以解职，对纳粹进行了较全面的清算。
4、德国历届总统的态度
（1）、早在1949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统的特奥多尔·豪斯在谈到纳粹对犹太人的罪行时就公开表态：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
（2）、二十一年后，有一个人把这耻辱独自抗了起来：1970年12月7日，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双膝跪在华沙的犹太人遇难者纪念碑前。为德国曾经犯下的罪行谢罪。媒体评论道：勃兰特跪下了，全体德国人彻底站了起来。
（3）、1995年6月，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再次下跪道歉，同时成立赎罪委员会，以向在二战中受德国侵略的国家赎罪。
（4）、“过去的历史我们已无法挽回，但我们能够从那段历史中，从我们国家刻骨铭心的那段耻辱中吸取教训。德国决不向试图忘却或不承认那段历史的任何企图让步。”2005年4月10日，德国总理施罗德低沉的话语在布痕瓦尔德纳粹集中营遗址上空回荡着。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首都
华沙犹太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代表德国请求得到战争受害者的宽恕。
2005年4月10日，在德国东部城市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旧址，德国总理施罗德为集中营遇难者纪念碑献花
对比德国和日本在两个问题上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其一，德国把纳粹德国政府的投降日定名为民族解放日，表明德国政府把纳粹德国的投降，视为德意志民族的节日。其二，德国政府和社会舆论在谈到战争给德国带来的巨大伤亡时，总是强调这是纳粹政权发动侵略战争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因此，要防止灾难再次发生，就必须杜绝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复活的一切可能。这就与过去的侵略史彻底划清了界限。反观日本。一方面，日本政要总是回避“投降”一词，而喜欢用“终战”一词，把日本的战败、投降视为一种耻辱。另一方面，日本的主流政要在谈及日本人民在二战中的生命财产损失时，往往强调日本人民也受到了原子弹攻击，仿佛日本的受害与被日本侵略国家的受害是一样的。这就模糊了侵略和被侵略的区别，就无法与过去的军国主义划清界限。
二、意大利
几年前《安妮日记》的出版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轰动，但最引人注目的反应来自德国和意大利。战后几年中，意大利政府试图教育国民认识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罪恶本质，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然而，安妮的日记却使他们大大震动了。当根据安妮的日记改编的剧本《安妮·弗兰克》在意大利众多城市上演后，意大利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与反省之中。安妮被埋葬在贝尔森集中营的万人坑。这里每天都有人前来举行悼念活动。一位17岁的意大利中学生的话代表了所有人的思想和感情：“安妮如此可怜地结束她的生命时，年龄比我们都小。她之所以死去，是因为有人决定灭绝她的种族。决不能让我们的人民中再出现这种非人道的仇恨。”现在，《安妮日记》是意大利中学生的必读书之一。意大利在二战和犹太人大屠杀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意大利人希望这一幕永远不再重演。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历史教科书也是政府预防这一悲剧重演的重要手段。出版社出版教科书必须经过公共教育部门的教材委员会审查，只有不违背历史和体现正确价值观的图书才能获准出版，只有符合这些条件才有可能被指定为教科书。教科书可以毫无忌讳地描述历史。在一本教科书中这样描写意大利法西斯侵略埃塞俄比亚，“经过长时间蓄谋策划，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制造事端，寻找借口侵占了埃塞俄比亚，并进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此举曾受到国际联盟的制裁。”
今年4月25日是意大利“全国解放日”60周年。那一天，意大利全国各地，从政府到民间，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年近85岁高龄的总统钱皮专程飞赴米兰，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纪念集会，他在会上特别强调，意大利的所有公民都要坚定不移地捍卫1947年通过的和平宪法。
战后，面对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这一页，同为战争罪魁祸首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历史态度，这不得不令人深思。正视战争的历史是为了维护今天的和平，而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人类必须正确对待历史，只有面对历史，汲取教训，才能真正面向未来，珍视和平，只有真正以史为鉴，才能找到连接历史、今天和未来的正确道路！
三、日本
在日本，有相当多的人不能正视历史本身，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轻描淡写。这些人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民族心理，即一个岛国的自卑与自大。他们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弱国，不承认中国战场是主战场，心理上认为被美国打败还说得过去。日本在战后销毁了大量战争档案，利用档案的不完整打造一种悲情。
东亚邻国与日本间的纷争，从修改教科书开端，扩展到日本海的独岛主权争议、韩国的反日示威，延烧到反对日本加入安理会、东海油田的纷争以及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反日示威。不仅韩国总统严词批判，中国方面亦是立场强硬，认为反日风潮的责任系在日本，不仅不需道歉，温家宝总理更是拒绝接见来访的日本外相町村信孝。新加坡亦提出对日窜改教科书等的批判，同时参加亚非高峰会的东南亚各国外相，几乎一致地表示难以认同日本的作法。
日本对二战的认知，从战后至今，面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态度，已可明了“从欧美帝国手中，解放身陷殖民地的东亚国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领导阶层教化并驱使人民，远赴战场的主要思维，亦是其对东亚国家与人民的贡献。此一目标虽因战败而无法达成，不等于其等没有相对的付出。的确，即使在二战之后，在许多东亚国家排除外来势力的过程里，仍有日本军事顾问团的踪迹，如越南驱逐法国势力，乃至于以“白团”为名，协助国民党对抗共产党保护台湾等。这些过程与成果，更强化了日本领导阶层对二战行为合理化的认知；是以，收回琉球、以该认知教育国民以及将外人眼中的A级战犯(其等眼中的民族英雄)牌位移入靖国神社并加以膜拜等，皆是必然且应该的作法。
然而，日本“进出中国、解放亚洲”的行为，却造成本国与邻国人民千百万人的伤亡，此种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苦痛，却非其“解放过程的必要之恶”，可以解释搪塞的。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认知差距，是日本至今仍无法如德国一般，取得邻国及民众谅解的重要因素。
1955年起日本五五年体制成形，以在野的社会党为主体的革新派与执政的自民党为主体保守派，两相对峙，亦即形成左右两派长期对抗的局面。保守的右派虽然占有过半数以上的国会议席，却也无法越过三分之二的修宪门坎，才使战后日本新宪法得以保留至今未曾修改。但随着冷战对立结构崩解，日本国内的意识型态对峙气氛亦随之淡化，象征左派势力的社会党与共产党等政治势力快速衰退，迫使社会党必须改名为民主社会党方得以维续，即使如此，左派势力仍如风中残烛一般。
相对地，日本政坛上的右派实力大增，不仅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已可预期，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案子，亦在积极活动中。教科书案已成为例行公事，首相与阁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更显示出日本国内右派主导的行事指标。
近年来中国快速崛起，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被取代的压力与中国快速提升中的军事力，再加上日本无法望其项背的中国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等，都让右倾的日本领导阶层神经紧张。对内加快宪法改造工程，期望在短时间内完成政经皆可完全自主的“正常国家”，不再受宪法第九条等的制约；对外则在美日同盟共同利益的催化下，加紧脚步欲取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国际重要组织的职位，以强化国际地位，增加发言权与影响力。日本对二战的认知与内外积极的步调，激化了与东亚邻国间自二战以来的恩怨情仇，烧旺了东亚的反日风潮。若持续下去必然损及日本的近程发展目标，因此日本内阁由强势转为温和的态势与小泉首相的致歉发言，俱为损害控制的对应方式。然而，日本若欲彻底化解恩怨，成为东亚的正常国家，还是必须从调整领导阶层的二战认知开始，以实际行动，经由政府间的协调化解，始有机会真正卸下日本国二战原罪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