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作（上）
作者：王佳菲
一部资本主义的成长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经济危机史。从摇篮时期到蹒跚学步，再从意气风发到年迈垂暮，资本主义体系的血液中自始至终流淌着清除不掉的危机基因，因而不得不忍受它反复地兴风作浪。自17世纪早期开始，各种不同形式的投机泡沫和金融恐慌就开始侵扰着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从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每隔一段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就要陷入经济危机的轮回。
美国有一位潜心研究金融危机史的专家金德尔伯格，统计出了1618至1998年间的大大小小危机共计38次[ 参见金德尔伯格著，朱隽、叶翔译：《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第四版），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附录二（第277—285页）。]，其中1825年至1998年间有25次，平均每7年一回。他列出的长长榜单上，最后一个记录是1997~1998年发生在东南亚和俄罗斯的金融危机；而我们知道，这后面至少还应当加上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泡沫，以及这一次的美国金融危机。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始终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这种状况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改变。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直观上看无疑是频度在增加——近二十年以来，日本、墨西哥先后被击中，接着是上面刚提到的三次危机，一共出现了五次之多！在每一次危机过后，人们都会痛定思痛、总结教训，修补监管制度，调整政策方向，完善技术体系……然而，反反复复地亡羊补牢，却依然无法阻止危机的再次发生。
历史总是一再重演。走进《资本论》，读者可以找到一些诸如下面这样对当时发生的经济危机的描述：“我们记得，1857年发生了一次大危机——工业周期每一次都是以这种危机而告终。下一个周期是在1866年到来的。由于棉荒把许多资本从通常的投资领域赶到了货币市场的大中心，这次危机在真正的工厂区域已经打了折扣，因而主要带有金融的性质。这次危机在1866年5月爆发，这是以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破产为信号的，继这家银行之后，无数在金融上进行欺诈的公司也接着倒闭了。……现在，一种可怕的反作用发生了，而且直到目前，1867年3月底，还在伦敦其他工业部门继续发生。”[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69—770页。]
这段话道明了两个事实：首先，在当时大约每隔十年会爆发一次较大的危机，这种危机标志着一个工业周期的结束，而下一次周期必将再度到来；其次，1866年那次危机已经展露出了与本次美国金融危机共有的规律性现象，即由于资本大量从产业投资领域涌入投机领域，因而危机首先在投机的金融领域爆发，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产为信号，进而反作用到工业等实体经济部门。
限于所生活的时间跨度，马克思只有幸目睹到了大约十次发生在各国的大小危机，但这并不妨碍他像一个伟大的预言家一样，毫无犹疑地宣判了资本主义这一宿命式规律，准确无误地描述出危机频发的态势——“工业周期每一次都是以这种危机告终”。
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危机的火种究竟埋藏在何处，为何平时毫无觉察，转眼间就四处蔓延？这究竟是谁施加于人类社会的恶毒诅咒？事实上，《资本论》已经揭示出了“危机藏身于何处”的科学答案：当代经济的元素形式——商品，其内在二重性矛盾就已经潜伏着危机产生的可能性，而整整一系列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及其运行机制，使得危机的产生成为现实。
一般意义上说，只要存在私有制和商品生产，就有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商品细胞包含着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萌芽。“一切商品对它们的占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占有者是使用价值”，“商品在能够作为使用价值实现以前，必须先作为价值来实现”。[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这就是说，商品的生产者所制造的，是他们自身消费不需要的东西；而需要消费这些商品的人，必须用货币到生产者那里去购买。商品只有经过这样一个买卖过程（即作为价值实现），才不会积压在生产者手中，而被消费者所消费（即作为使用价值实现）。商品与货币的这种对立，实质上是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二者矛盾发展起来的外部表现。
货币充当流通手段，让商品的买和卖在时空上分裂为两个相互独立的过程，形成了部分商品卖不出去的可能性，即危机第一种形式上的可能性。马克思形象地形容道：“商品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商品占有者发现：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分工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因而使它转化为货币成为必然的事情。同时，分工使这种转化能否成功成为偶然的事情。”[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简单地说，分工使得每一个生产者都必须卖掉他们手中的商品，但能不能卖掉，却不是他们能够决定的。如果卖不掉，或者只能亏本卖掉，生产者就会陷入困境。如果普遍地出现了这样的困境，就会发生商业危机。
随着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发展，货币充当支付手段，形成了危机第二种形式上的可能性：商品买卖愈来愈多地采取赊购赊销方式，在商品生产者之间逐渐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债务连锁关系。如果一些债务人在债务到期时不能支付，还不上债，就会影响到其他一连串的生产者也无法还债，从而可能使整个信用关系遭到破坏，由此发生危机。
这样看来，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这个矛盾中已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而已。“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136页。]这一系列关系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们既存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之中，也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制度环境之内。由此说来，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危机，那是不可避免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商品流通经济，本身就蕴含着危机的可能性，区别只在于避免这种可能性发展为现实，而规避、防范危机的秘诀就在于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经济制度。
不难想象，作为一个孕育出人类高度工业文明的空前复杂的社会有机体，资本主义社会包含的各种经济关系该是怎样纵横交错。要把它们全都梳理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必须首先抓住最主要、最核心的关系。正如《资本论》中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有三个主要事实：
1、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不再表现为直接劳动者的财产，而是相反地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尽管首先表现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些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受托人，但是他们会把从这种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实装进私囊。
2、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从这两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私有财产和私人劳动扬弃了，虽然是在对立的形式上把它们扬弃的。
3、世界市场的形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页。]
这几段话勾勒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矛盾剧烈激化的结果就是经济危机。这一基本矛盾，在经济领域中又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盲目性），以及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趋势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生产与消费的对立），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与斗争。有道是“纲举目张”，把握了这个基本矛盾，也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
实际上，在前两讲当中，我们就是沿着其中一条主要线索——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引发并激化了生产与消费的对立，试图来理解美国金融危机。这一“消费不足说”，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体系中最为人们熟知的，也是能很好地解释现实的一个思路。不过，只理解这一点还是不够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深刻地渗透在经济运行的不同层次。
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
为了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资本家必须尽可能地扩大再生产，为此就要不断进行生产性投资，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这叫作“资本积累”。利润率是他们能否实现其积累目标的关键，但是越积累，这些精明的人反而越难以获得充足的利润去支持积累。“就总资本的增殖率，即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因为资本的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惟一目的）来说，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利润率的下降在促进人口过剩的同时，还促进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和资本过剩”。“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 页。]一句话，“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 页。]。
为什么会这样呢？马克思论证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每一个资本家都想多赚钱，都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办法就是让每个工人平均使用更多的生产工具、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于是，就出现了生产资料的物质量与雇佣劳动力人数之间的比率提高，用《资本论》中的术语来说，即“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生产资料物质量的增长将会导致对生产资料投资的增长。所以，生产资料投资的增长必将快于对劳动力投资的增长，这意味着从“资本价值构成”来看，不变资本的增长快于可变资本的增长。这两个方面的综合表现就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它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 关于资本构成的定义，读者可参阅《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07 页。]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说明生产力水平在发展；然而，只有雇佣劳动力是整个体系的唯一价值源泉。如果投资增长快于劳动力的增长，那么它的增长也必然快于劳动力（即利润的源泉）所创造的新价值的增长。简单地说，资本投资的增长快于利润源泉的增长。其结果，是对利润与资本的比率（即利润率）产生一个向下的压力。这时，要想更多地获利，就只能靠更多地投入资本了。
这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单个资本家为取得竞争优势而想方设法提高生产率，这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却并不是什么好事。生产率的每次提高，都会使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去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平均劳动量（马克思称为“社会必要劳动”）下降，而商品的价格正是取决于此。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如今的电脑、手机和各种数码产品不断升级换代，同样的钱所能买到的东西性能越来越先进，或者说同样性能的产品价格持续下降。比如说，500万像素的数码相机在三五年前还是售价高达数千元的高档产品，现在则几乎被像素更高、售价更低的产品淘汰出局了，连内置500万像素照相机的名牌手机也不过几百元。这类迅速贬值的产品，正是来自那些由新技术引起生产率快速增长的产业。当然，单件商品的利润量和商品总额的利润率虽然下降，但只要销量足够多，商品总额的利润量还是会增加的。
另一方面，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促使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同时，“必然有某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在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消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因此，我们也就把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叫作趋向下降。”[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 页。]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剩余价值率提高），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相对过剩人口，对外贸易的存在等因素，都会起到阻碍作用。
如果这些力量的扰动比较小（比如说剩余价值率不能有较大提高），那么处于激烈竞争中的资本就必须一决雌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利润率不是由于资本的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竞争而下降。而是相反，因为利润率的下降和资本的生产过剩产生于同一些情况，所以现在才会发生竞争斗争。”[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 页。]既然总的利润量是有限的，那么，每多一个资本进场，利润率就会下降一点，这种情况叫做“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现在就看新资本和旧资本谁能把谁排挤走，夺得地盘。好了，“抢椅子”游戏开始上演，总要有抢不到位子的失败者黯然退出，对资本来讲是被剥夺了执行资本职能的权利，称为资本闲置，通常表现为企业的倒闭破产。这事实上已经是比“竞争”更加残酷的“斗争”——“在一切都顺利的时候，正如我们在研究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时已经指出的那样，竞争实际上表现为资本家阶级的兄弟情谊，使他们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共同分配共同的赃物。但是，一旦问题不再是分配利润，而是分配损失，每一个人就力图尽量缩小自己的损失量，而把它推给别人。对整个阶级来说，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每个资本家要分担多少，要分担到什么程度，这就取决于力量的大小和狡猾的程度了，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也就变为敌对的兄弟之间的斗争了。”[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282 页。]
这种冲突解决起来别无他法，“在任何情况下，平衡都是由于一个或大或小的资本被闲置下来，甚至被毁灭而得到恢复”[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页。]。闲置或毁灭不仅使资本在实物形态上没法再起作用，而且在价值形态上也会大打折扣，商品和生产要素价格下降，连股票也跟着贬值，万一信用制度再崩溃了，更是雪上加霜。“由于价格的普遍下降，再生产过程就陷入停滞和混乱。这种混乱和停滞，会使货币的那种随着资本的发展而同时出现的并以这些预定的价格关系为基础的支付手段职能发挥不了作用，会在许许多多点上破坏一定期限支付债务的锁链，而在随着资本而同时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由此崩溃时，会更加严重起来，由此引起强烈的严重危机，突然的强制贬值，以及再生产过程的实际的停滞和混乱，从而引起再生产的实际的缩小”[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页。]。
有意思的是，这时候主动压低利润率，变成了资本间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危机时期，当大资本家要在市场上夺取地盘，排挤小资本家时，他实际上就是利用这个办法，即有意识地压低自己的利润率，以便把小资本家挤垮”[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奥妙，只要积累起巨额资本，即便在很低的利润率下也依然能维持一定的利润量，从而取得角斗的胜利。
根据《资本论》的论证，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那么，本次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到底跟这个规律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不妨一起来看看美国的利润率是如何变动的吧。
图 美国经济增长率及利润率的变动（1961~2008），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www.bea.gov）
观察最近四十年来美国利润率的变动趋势，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印象：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利润率是下降的；从80年代初期起，利润率开始部分地恢复，但到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又曾有所下滑。
对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表现出的利润率下降，一些学者经过认真研究得出了结论：这并非工资上升的结果，而是受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影响。[ 因为这个时期美国实际工资开始下降，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部分实际工资仍未能恢复。米歇尔、莫斯利、沙克和坦奈克、伍尔夫等学者都认为，资本与劳动比率的上升是利润率下降的一个因素。参见［英］克里斯·哈曼著，丁为民、崔丽娟译：《利润率和当前世界经济危机》，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0期。]资本家进行“资本密集型”投资，意在提高自身竞争力和收益率，但后果却是整个经济中的利润率下降。由此，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得到了证实。
那后来为什么利润率又恢复了呢？影响因素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是剥削程度加剧，提高了剩余价值率；一个是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的突飞猛进与普遍运用，这虽然逐渐结束了自身行业的高利润时代，却加速了其他行业中现有资本（即原有生产设备）的贬值，因而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有所减速，各路资本都忙着更新设备、加速积累；再就是上世纪80年代掀起了大规模的破产潮，大批企业倒闭，把一些过剩的资本驱逐出了生产领域。所有这些因素，都在阻碍着利润率的下降。
临近上世纪90年代末，利润率再次显露出趋向下降的迹象。这时，既有的技术进步潜力几乎已消耗殆尽，产业升级触到了天花板，过度投资带来的是产能过剩、利润下降。此时，美国的生产流通资本一方面流向了新兴市场国家，一方面流向了国内资本市场。2000年网络经济泡沫的破裂已经敲响了警钟，并清除了一部分过剩资本；但是，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又再次诱使过剩资本从生产部门和股市流入了房地产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用一个新的更大的泡沫去掩盖上一个泡沫带来的创痕。奈何这些肥皂泡即便再五光十色，也没能安然渡过“七年之痒”，金融危机终于如约而至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