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5-01-25 刘仲敬 冬川豆
The Signing of North Atlantic Treaty in Washington, D.C., on 4 April 1949
美国得天独厚之处，在于它的自身利益和理想原则始终存在完美的和谐，它的政治家不难保持这种和谐。
国总统威尔逊（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拥有哲学博士头衔的总统，从政之前专注思想学术，有《国会政体》等著作。1918年威尔逊总统阐述了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把他关于民主、自决、公开协议和自由贸易等进步主义国内政策投射到国际领域，并成为战后凡尔赛条约和国联成立的基础。1920年由于他拒绝妥协，美国加入国联案没能在参院通过。后人所称的“威尔逊主义”，指他主张的美国应登上世界舞台来为民主、自由而战，主持建设世界新秩序、并决不妥协的理想国际主义。）出身长老派（长老会又称长老宗，基督教新教分支， 1560年由加尔文的学生约翰·诺克斯在苏格兰进行宗教改革时创立, 持守加尔文主义）世家，信仰和热忱浸透了他的私人生活和社区生活。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如果基督徒是大地上的盐（语出马太福音5.13，“你们是地上的盐。盐如果失去了味道，还能用什么来把它腌成咸的呢？它再也没有用处，只好被丢在外面，任人践踏”），美国就是世界的楷模；如果基督徒有义务将福音传遍黑暗的世界，美国就有义务用自由拯救万国和万民。用他的话说，“我相信，上帝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诞生。我相信，上帝赋予我们自由的观念。我相信，人们依据他们自己对天意和天命的追随而依次得救。因此，我不能剥夺自己的希望：我们已被选中，而且显然受命向世界各国显示通向自由的道路??美国享有完成其命运和拯救世界的无限特权。”
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
我们必须注意：在加尔文主义的观念中，上帝的拣选和恩典并不依赖于选民的美德、善行或其他优点。上帝赐予恩典，并不是用神的恩典交换人的善行。我们不能用儒家的道德楷模观理解美国，认为“修身”是“平天下”的条件、“霸道”是“王道”的对立面。其实美国最理想主义的时刻，就是它最帝国主义的时刻。世界秩序不是上帝赐予美国的奖品，而是上帝加诸美国的考验。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是一件可怕的事，约拿横渡地中海（约拿先知在接到神让他到尼尼微城布传警告的命令之后，因害怕工作的危险和艰辛而选择了逃避，并横渡地中海，此后在神的安排下，他在鱼肚中得到悔改，并回到尼尼微城完成使命）都没能逃脱上帝交付给他的使命。
美国1945年以后的全球政策体现了威尔逊价值观的“全面胜利”，“我们信赖上帝”构成反共十字军的终极理由。“柏林墙”的倒塌主要是基督教保守主义对世俗自由主义的胜利，后者在共产主义信仰面前是软弱无力的。殖民地解放和次生型国家建构的民族主义，则是威尔逊外交对霍布斯世界（完全理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规训产物。从威尔逊主义的价值根源看，美国不可能满足于听任世俗实证主义和社会工程学派的精英继承广大的中间层。许多中间层的精英，尤其是既反共又反帝的民族主义者，很容易认为美国是自己的天然盟友；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们的理念建构和国家建构都缺乏美国新教社会的根基。从长远看来，美国肯定会不断向中间层国家输出广义的新教价值观。更准确地说，这个国家及其外交理念都是16世纪以来宗教改革运动洪流当中的浪头。美国得天独厚之处，在于它的自身利益和理想原则始终存在完美的和谐，它的政治家不难保持这种和谐。许多次生型国家缺乏基督教-新教和日耳曼-封建的历史源流，其宪制形式和社会习惯彼此脱节甚至敌对。这样的国家注定会成为未来价值观战争的战场，美国直接或者间接输出的新教理念不会缺席。
The U.S. Joint Service Color Guard on parade at Fort Myer, Virginia in October 2001
“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一度公开将全球化纳入国家安全的范围。照弗里德曼的说法，这位总统将美国变成了“自由市场的先知和高科技的牧师”。在迈克尔·H·亨特（1942 -，美国政治学家，著有《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 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等）看来，这是伍德罗·威尔逊和亨利·卢斯（1898-1967，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出版商之一，曾先后创办《时代周刊》、《财富》与《生活》三大杂志，被称为“时代之父”。卢斯被英国首相邱吉尔称作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7个人之一，由于他首先提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0世纪50年代也因此被称为“卢斯的十年”。亨利·卢斯出生于中国，他的父母都是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这使得他一直有着很深的传教情节和中国情节）“美国天命论”的自然延伸。美国仍然要拯救世界，但经济繁荣和科技进步的领导作用只能算美国救世精神的末节。美国比罗马共和国、大英帝国和欧洲官僚国家更民主，而人民的道德感情总是比精英阶级更严肃。即使“9·11”事件没有发生，美国社会的基督教性质早晚也会以其他方式表现自己。上世纪90年代的“历史终结”欣快症昙花一现，小布什政府必须回答“他们为什么恨我们”（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记者法里德·扎卡利亚曾在《新闻周刊》发表文章——《他们为什么恨我们？》（Why They Hate Us?）。该文章认为阿拉伯地区的专政体制失败后，一些国家开始转向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并逐渐接受欧美文化，而这些国家的这些改变引起了阿拉伯极端民族主义者或极端宗教主义者的不满，而这些不满投射到了欧美国家的身上，从而引起了中东地区文化与西方价值观的对立与冲突。）的问题。答案只能是基本价值观。价值观战争一旦卷土重来，正邪不能两立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小布什向全世界呼吁，要求所有国家站在美国一方；因为美国不仅为自己而战斗，而是为整个文明世界而战。“自由与恐惧、正义与残暴永远处在战争状态，我们知道上帝不会在两者之间保持中立。”只有宗教战争不能容许中立，反恐战争本质上确是一次十字军之战。
打击暴政的辞令自“二战”和“冷战”有之，克林顿政府同样强调“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改善海外民主人权”的三位一体。布什主义的独特性在于：恐怖主义已经破坏了主权国家的国际规则，内政和外交的区别已经不复存在。预防性战争针对一切层次的行为主体，战场遍及全世界。反过来，预防性战争需要世界霸权。只有罗马才能在全世界打击海盗，只有美国才能在全世界打击恐怖主义。反恐战争的困难不在军事，而在宪制上。世界宪制必须允许美国铲除邪恶轴心，否则安全和贸易都得不到保障。预防性战争不是国与国的战争，而是价值观与价值观的战争。“自由和正义”等同于审慎辞令包装的美国价值观，其核心仍然是新教伦理。军事行动只是清除了观念市场公平竞争的障碍，“我们是谁”的战争只是刚刚开始。美国人绝不会怀疑，他们推荐的价值观才是最优秀的。欧洲世俗人文 主义者和中间层的非基督教世俗政权都不太喜欢美国的十字军精神，然而这恰好是美国格外强大的力量所在。
种子不死，一叶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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