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爱之杀--新书《抗战，中国特工在行动》代序上
汉俊这时过来，用枪顶着他的背后，开了一枪。他身体顿时软了下来。汉俊扶我站起来。我们一起下楼出了影院。
大家都先后回来了。事情虽然有些波折，但还算顺利。李如鹏知道我们胜利归来。就带来好多好吃的来慰劳我们。因为我们都还没吃饭呢！曾澈跟着也来了。听了我们的叙述，他马上就走。他说：他去打听后果。我的手破了，孙惠书拿些红药水和消毒的药膏帮我包紮一下，也没去医院。
第二天一早，我看见程逆的家门口挂了白纸条。这就是报丧的表示。报上说：第一个抱我的是个白俄，肠子被打穿了八个洞，送到医院。第二个是瑞士人，当场死亡。他已经买好船票，预备回国。只因多管闲事，意外身亡。这天我仍旧去上学。语文老师王则民把他在报上看见的这消息，再加上他绘声绘色地向全班同学讲述，使全班同学都欢欣鼓舞。我也和大家一起沉浸在胜利的欢愉之中。当我想到这是我把它带来的，这就使我内心感到无比欣慰。
袁汉俊这一枪，救了我的一条命，同时也纠正了我对问题的一些看法。过去我总以为伶俐、反映快、能说会道的人肯定是能干的。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更应该看到一个人在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再深入一些，还应看到一个人在处理公与私的这方面在他心里的矛盾。如果一个人的私心杂念总在作怪，这种人是绝不能委以重任的。还有一条，就是“沉着”。在任何情况下，自己不能乱了自己。袁汉俊就具备这方面的优点，他平时多沉默寡言，其实他总是在思考、观查。他比别人深沉得多。他也比别人能干得多。
六月份，曾澈通知我们参加刺程案的几人去重庆。他说这是重庆来的命令。因为这正是学期末尾，我们拖到放暑假才成行。七月，我们买到一条去香港英国货輪的船票，我们几个再加上沈栋和冯键美的母亲一起去了香港。孙惠书因她母亲关系不能走。到香港第二天又乘飞机到了重庆。在重庆戴笠接见了我们。他一直谈抗日的事情，也还带着些大道理。其实，我们这抗日情绪，与什么大道理无关，好像我们从娘胎出生来时就带来了。八月初，戴笠还带领着我们五个人去见了蒋介石。他没说什么话，只讲了“好，好”几个字。
8月15日，戴笠要我和袁汉俊到香港去自首。事因是这样：在天津有四个军统分子被英工部局逮捕。日本方面就要英租界当局把这四人引渡给日本，理由是因他们是刺程犯。英方说他们不是，所以不引渡。日方硬说是，英方仍说不是。于是就需要我和袁去自首，说我们才是刺程犯呢！我们自首时特别提出证据：（一）我们在那天和瑞士人搏斗时丢失了一支手枪，落在楼梯附近，是六轮手枪，里面有六颗子弹而且都是用过的空壳。手枪上有指纹，这指纹是祝宗梁的。（二），影院里找人的幻灯片上写“程经理外找”是祝宗梁写的，可从笔迹查证。（三），与瑞士人搏斗时，祝宗梁还丢了一只鞋，是右脚的，丢落在楼梯附近，可从气味查证。我们去自首前，戴笠向我们保证说：如果香港受理，我们可能被扣押，在香港也许在伦敦。无论什么地方，将来必定设法把我们救出来。为了避免日本对我们家属报复，所以将我们的父亲接到内地去。
英方香港当局没有受理我们的自首。在香港住了约三个多月后，我们就回重庆了。以后，袁汉俊去重庆大学读书，我去成都进了金陵大学学习。英日双方从此事后，争论了一年多。后因欧战爆发，英国向日本屈服。四个人被引渡了，英国还封锁了滇缅公路。
日方报道中关于抗日杀奸团在天津的活动纪录
1941年10月份，孙若愚在上海出事。他被炸药炸断了左臂，钱致伦眼部受伤，伤后还遭法租界工部局逮捕。袁汉俊知道这事后，就通知我到重庆去商量如何处理。我去后，我们决定一起去上海。沈栋在成都又介绍申質文、向传纬二人和我们同去上海工作。这时还有方佩萱、石月珍二人是从上海来的，她们也要求一起回上海。我们六人到11月底才成行。我们坐飞机到了香港，想乘轮船去上海，可是一直没船。又等了几天，突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时日军从陆地和海上南北两方面进攻香港。我们听说英国人要马来西亚人打第一线，要印度人打第二线，英国自己打第三线。马来西亚人不肯送死，日本人一来，他们就退。第一线败退，第二线跟着退，英国没打就退到香港一个孤岛，九龙地界全被日军佔领。这一仗，也只有十几天。接着日军又要攻香港。在九龙尖沙咀附近，有个大油库。那时候有许多大油罐建在那里。英军就向这些油罐开炮。日军向香港也开炮。终于油罐起火了。那时候，我们就住在尖沙咀的一个旅馆里。油罐大火的黑烟，把白天挡成黑天，晚上，火光又把黑夜照成和白昼。除了这些，还有炮火、还有的地方被烧着的火。还有炮声、机枪声隆隆不断。这就是战场，但我们没看见士兵。真是难得一见的场面。又没几天，也就是1942年以前，战斗就结束了。香 港的战争只用了二十天左右。
香港未沦陷前，军统的香港单位通知我们说：有飞机回重庆。要我们随时准备好，等待通知。只能人走，不可带行李。可是一直没等到。最后给我们一笔旅费要我们自己设法离开香港。（这件事后来听说，飞机不是没有，只是被孔二小姐把她的狗和家具用飞机运到重庆。留在香港的国民党好多大人物都没有离开香港。为此，各校大学生罢课，游行，要打倒孔祥熙。）我们觉得住在旅馆很不安全，就设法搬出去。后来找到一处空房，是英国人一家的住处。英国人逃走，把房子交给保姆看守。这保姆就租给我们用。就先把两位女同志安排在这里。男同志以后也陆续搬出来。日本佔领香港后，放假三天。这三天发生了什么事？没人报导，以后也没记录。我们后来听说，一天来了两个日本兵，到旅馆要找姑娘。万幸我们早走了一步。
我们怎么办？是等还是走，大家都没有主见。香港这时物价飞涨，粮、油、菜都贵的要命，而工业品又便宜得没人买。后来得到一条出路：香港的盗匪帮有人可以带我们离开这里，就是走。要走好多天，到内地的广东惠州。条件是我们要拿出一笔保护费。这一路他们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的行李，每人一件不可太大，可由他们运。这件事我们一起商量，各有不同想法，特别是要用腿走，女同志可以吗？最后决定：走。
1942年2月初，我们六人再加上在香港遇到的抗团同志，有吕乃灏、孙克敏、宋显德和宋的亲戚宋允泰，共计十人。走了八天到了惠州。这八天里，遇到一次抢劫，枪劫的是日本兵。那是路过封锁线的时候。这八天，我们是有什么就吃什么，晚上，有屋子就睡屋里，没屋子就露宿街头。半路上看到不少逃难的，也看到遇难的死人。总之，我们是平安地离开了香港。
在惠州正赶到春节，以后又乘了八天船。到了河源。又转乘汽车去韶关。在韶关才有政府的组织。我们得到通知，说：方佩萱和石月珍的身份泄露，不能再去上海，于是我们把她俩送到柳州。她们与宋显德等人去了重庆。我们转道去浙江金华。我们在乘汽车的路上，碰到广东百年不遇的大雪。有个广东人说他这辈子还第一次看到下雪。
在金华遇到从上海来的钱致伦。他和孙若愚被法工部局逮捕后，又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队。在敌人残酷的刑讯下，吃了不少苦。因为没有口供，被营救出狱。这时又值敌人发动浙东战争，金华不久沦陷。我们坐在拆除铁轨的最后一班火车离开金华，到了江山才与军统的单位相遇。这时抗团有个暑期训练班成立，要我回去参加。到这时我不得不和袁汉俊别离。同时，袁汉俊带着几位同志在军统的帮助下去到上海。我和钱致伦去暑训班。
1942年冬天，军统要我去上海为他们办一件事。1943年1月中旬，我到了上海。我见到申质文，他告我电台被破坏了，还说袁汉俊去了天津。我按着规定的办法给汉俊写封信，希望他回来。过了几天，天津的郑有溥来上海。这人我听说过，但未曾会过面。他和申质文、向传纬见面时，我也参加。我们正在一家饭馆吃饭时，突然许多便衣将我们包围。我们就被押送到四川北路日本宪兵队本部。我在被审讯时，我不承认我是祝宗梁。日本宪兵说有人都供出来了，他还把他的记录给我看。我在上面看到有“蔡世光”几个字，我知道了是郑有溥出卖了我们。不但我们上海出事，连天津抗团也出事了，袁汉俊也一定被捕。蔡世光是我和汉俊约定的我的名字，给天津的信就是用这名字写的。在以后的审讯中，我一口咬定我不是姓祝。因我有张身份证，名字叫张志宏，其实这是花钱买的。日本宪兵是相信他们的审讯方法，在拷打中是没有不招供的。经过三天的拷打，还用了灌凉水、火烧、泡在冷水里等，我始终说我是张志宏，他们把我弄错了。就这样他们就对我定了案。上海抗团这次有九个人被捕，其中包括我。申质文受刑最重。罗长光、向传纬也相当厉害。从前军统的毛森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他被敌人逮捕。他就投降成为日本宪兵队的特务队队长。专门帮助敌人逮捕共产党。与此同时，他暗中仍和重庆有秘密联系。三个多月后，申质文、向传纬、陈泽永三人被毛森保释，其他几个就教育释放了。
陈肇基在1942年从北平的敌人监狱里被释放出来，回到天津又准备把从前的抗团恢复。他做了些联系工作，但感到没有力量的支援，无法坚持很久。于是他去到界首，和抗团在界首的联络站的沈栋取得联系。沈栋当然热情支持，同时还说袁汉俊在上海，并将联络地址都交给了陈肇基。过去陈肇基就与袁汉俊相识，现在又是旧友重逢，他当然很高兴。他没回天津就去上海找到袁汉俊。经过他一说，袁汉俊就同陈肇基去了天津。就在他们恢复抗团组织的同时，遭到齐文宏、郑有溥的叛卖，以致全部被破坏。这两个叛徒，齐文宏是主谋，但他与抗团关系不深。郑有溥是他妹夫，曾在组织里担任一部分的责任。这次天津抗团大约有二十多人被捕。袁汉俊在香港自首时就有底案，敌人肯定饶不了他。自抗团开始，汉俊就是个骨干，他知道抗团所有的事。真不敢想象，他在敌人多么残酷的刑法面前，吃了多少苦。我们相信，他是坚决保护了抗团的机密，上海抗团只有九人被捕，这只是由郑有溥牵连到几个人，还有许多都没有出事。他不跟我一样把一切都赖掉，有那么多人都认识他，这都是人证。最后听说他在临刑前，他看到一位狱友冻得在那里发抖。他把身 上的皮衣给了他，他自己只穿了单衣走向刑场。
2009年9月
应该说，正是这段文字，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这些在敌后的抵抗者，是用怎样的英勇和机智，用他们的热血和赤诚，保卫着这个民族的生存。
在我所得的资料中，这些曾经奋起抗争的人们，来自完全不同的组织，有着完全不同的信仰，但是，他们有着完全相同的一点，那就是他们热切地爱着这片土地，爱着这个饱受欺凌的民族。
那么，用怎样的形象，才能描述我心中的那些勇士们呢？
用007是不贴切的，中国抗战的牺牲和残酷不是英国的浪漫可以容纳。
我想，就是袁汉俊烈士牺牲前被他的战友和亲人反复记忆的那一幕吧。那是极其朴素的文字 –
他在临刑前
他看到一位狱友冻得在那里发抖
他把身上的皮衣给了他
他自己只穿了单衣走向刑场。
一时间，有一种无言的冲动。
我们不是一个残虐的民族，我们不喜欢暴力和强横。
我们抵抗，我们反击，我们流侵略者的血，只因为我们心中有对一个民族，有对人类的不可磨灭的深爱。
在南京日本领事馆的酒宴上下毒，要为三十万死难同胞报仇的詹长林老人，在九十三岁高龄的时候面对记者，用拐仗使劲剁着地说：“我是诚心诚意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我要报仇呀！我要我的祖国呀！”
国破家亡之际，中国特工在行动，这就是大爱之杀。
萨苏 2010-4-15 于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