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沈群[美]
人气指数： 114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9074291
积分倍数:1.0倍
出版日期：2010-08-01
广州购书中心：三楼，架位号：03010003
开本：16开
定价：32.00元
折扣：68%
网购价：21.80元
节省了：10.20元
说明：
著名主持人崔永元 作序
陈建功 崔希亮 曹文轩 王 朔 张颐武 姜 文 徐静蕾 曾子墨等30多位著名人士 联袂推荐
身在美国看美国，看得真实，想得深刻
以亲身经历展现美国社会诸多不宜被人觉察的“秘密”
与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刘瑜的《民主的细节》一样精彩
我和沈群在美国一起同住的那段日子里，我们曾一同感受和思考美国。而13年后，当看到他的这些文字时，让我止不住感叹，原来这些年来他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感受和思考!
此书中很多事件是非常值得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思考和品味的。——著名作家 王朔
这本书早该出，早出便可以早看。沈群是个感情丰富、条理清晰的人，这本书也是这样。大家不妨一看。反正我看。——著名导演、演员 姜文
这是一本非同寻常的书。它所蕴含的生存之道和生活哲学，于处在高度竞争中的我们而言，是极具启发性的，并且也是十分有效的。与此同时，我们通过本书的叙述，看到了一个具体的美国社会，而这个社会作为鲜明的参照，又使我们看明白了中国社会。 ——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曹文轩
这部书是对于美国的真感悟，真体验，是一个中国人从感性深入美国，以理性观照美国的成果。它既是个人生活的传奇，也是生命感悟的结晶，值得我们认真阅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评论家 张颐武
作者简介
沈群，北京人。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9年赴美留学，1991年获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研究生毕业后曾任教于美国著名私立大学Pomona College。现任美国尼森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美国)神哈特娱乐公司总裁。20世纪90年代起，致力于中美文化经贸交流，主持运营了“旧金山中国民间灯会”、共同策划举办了“中美电影节”(担任电影节共同主席)、策划创办了“中美企业峰会”(担任峰会主席)，均在中美两国引起较大反响。此外，作为国际制片人，还主持拍摄了跨国制作的多部电影、电视剧和纪录片。
著名主持人崔永元，1963年生于天津，父亲为军人，四岁时举家进京，曾就读北京良乡小学，北京丰台三小，北京第12中学。小学头三年就读于北京郊区一农村小学，至今记忆深刻，后以北京重点中学12中最低分数线考入该校。1981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85年毕业后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精力旺盛，不安于现状，先客串中央电视台策划东方时空等节目，1996年以《实话实说》主持人崭露头角，大受欢迎，1998年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传递出了多种声音。
崔永元对话沈群——美中两国谁更荒唐
http://www.dayoo.com/http://www.dayoo.com/ 2010-10-25 20:35来源： 广州日报
大洋网讯（广州日报记者柳建云）“我和沈群是80年代同在一个广播电台，一个足球队，都在足球队担当重要角色，他是主力后卫，我是正选守门员，所以那球队输球基本都是因为我们。后来去了美国，有很好的发展，因为我们见面不多，所以每次见面他都是报喜不报忧，直到看到这本书才知道美国让他受了多少罪。”在近日《美国也荒唐》北京新书发布会上，为该书作序的崔永元如此描述与作者渊源。
作为《美国也荒唐》作者沈群相交二十余年老友的崔永元花了一个通宵看完了这本新书，对于这本记录了这位美籍华人闯荡美国二十多年的切身见闻体会的作品，善于辨证分析的崔永元对于书名有了不同的理解，“美国也荒唐实际上也可理解为美国很讲理。”
相比美国的讲理，中国却有许多情况是不讲理，崔永元列举称，“装修豪华气派的大书店却难逃亏损的命运，最终只能依靠做房地产做钢材的老板支撑维持。”崔永元忧心地告诉记者，“当前中国老百姓对房价降、利率升持悲观态度，但我个人对中国人读书的态度比那两件事还要悲观，如果读书人越来越少，那么民族也没有什么希望，这是实话实说。”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均是古人教诲后人的重要措辞，崔永元认为，沈群真实将自己最不幸最真实的经历写入新书，正是该书值得看的地方，也是通过该书能够打破西方月亮比较圆的传说，从而更客观真实了解美国。
现场脱口秀：崔永元对话作者沈群
崔永元：书中谈到你在美国的第一个职业是在旅馆里放彩色录像带，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有幸从事这样的职业，别讲太细，因为还有未成年人。（现场笑）
沈群：我正在想分寸怎么把握。（现场笑）我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刚到美国，觉得特别新鲜，什么事都想试，也觉得都能胜任。从报上看到一则关于旅店经理的招聘广告，要求身强力壮、懂英文，去了才知道是一个按小时出租的酒店，这在美国只做两种事，吸毒和娼妓活动。当时本不想做，但一是因为北大人的自尊心，二是钱真多，小费加工资一个月相当于国内十年收入。工作的内容是管理16间房，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到点敲门提醒房客，二是放录像带不能停。
美国也荒唐实际上在说美国很讲理
崔永元：我说明一下，这个彩色录像带，香港叫毛片，大陆叫黄色录像带，但在美国是合法的，这是沈群第一次从国内电台辞职后进入美国影视圈。（现场笑）据说沈群最后不干也是因为工作要求敲门提醒房客，美国人都有枪，人家正忙着，你去敲门，很容易中枪。（现场笑）据说，书中还写了你因为被最好的朋友出卖，殴打了对方，在美国被劳改的经历。
沈群：是清洁高速公路，非常累，因为是在洛杉矶的马路边上捡纸屑和杂物，不间断的工作。
崔永元：除了这个，他还和黑手党打过交道，除了这个，他个人还破产过，在美国破产意味着什么？
沈群：破产意味着个人所有信誉都没了，在美国可以没有钱，但不能没有信誉，我在1998年破产前，信用卡额度达到13万美金，当时一套洛杉矶的房产价值大概28万，相当于直接刷卡可以交首付可以买下一栋房子，但破产意味着，所有银行都对你关上大门。直到两年后，我重新获得一张额度为600美金的信用卡，而且还需要34美金的年费，这对我而言，意义非凡，我至今一直保存着这张卡。
崔永元：沈群这本书叫美国也荒唐，但当我们把这本书看完后，我们会发现美国很讲理。美国人重视契约精神，处处规范，生活有章可循，其中大家很希望了解美国服务业的小费规则到底怎么回事。
沈群：美国人吃饭付小费区间在15~20%，给不给小费的权力在客人，衡量标准是服务是否到位，但中国的餐馆酒店收小费有些变样，不跟客人商量，强制收取。在美国可以将小费理解为光明的潜规则。
“美国买房同时买下了天和地”
崔永元：我看到有网友给你提的问题，有的是他们真的关心的，有的是党和政府应该关心的问题，他们一并给提出来了（现场笑），先说一个他们关心，党和政府也应该关心的问题，他们说‘沈先生，你在美国住的房子是自己买的吗，多大面积，多少钱，在中国能否买到同样面积的房子，这是隐私你说不说都行，反正。（现场笑）
沈群：这个我还真想说，（现场笑）大家都生活在北京，我觉得北京的房价（这么高）根本没有道理，我在美国洛杉矶的房子是在2000年买，距离市中心开车26分钟，如果不堵车，按照中国算法，带院子就超过3000多平米。有个西班牙风格的亭子，意大利式的游泳池，
崔永远：我去过，后院还有个山呢，山都是他的，
沈群：美国房子的房本面积不包括车库、附属的储藏间和院子。
崔永元：你有公摊面积吗？（现场笑）
沈群：没有
崔永元：自由女神没让你摊一部分？（现场笑）
沈群：2000年买时花34万美金，后来涨价，最高时大约接近80万，金融危机回到50多万，一共有4亩多地。
崔永元：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你是买的七十年使用权，还是？（现场笑）
沈群：在美国是终身，我也可以给儿女，如果有人强拆，我也可以招募人来继承当钉子户。
崔永元：你这个几亩地上面不是有天，有地吗，这天和地是不是也是你的（现场笑）
沈群：这天在一定高度是我的，往下地底下800英尺以内是我的，更深是国家的。
崔永元：也就是说，你家地下800英尺内发现石油煤矿，你就是股东了。（现场笑）我在美国开始听到时的也是一头雾水，我要天干嘛，哪天市政府高兴了，又该收天的钱。（现场笑）但实际上是在保护你的空间，如果天不是你的，那旁边可以建一个中央电视台那样的楼，现在天是你的，就可以保证没人在你家建“裤衩”，（现场掌声，笑声）
“纳税人可以不要市政府”
崔永元：在美国我也理解了国有资产的概念，当你处在这个州，这个州发现了大油田，你恰好又有这个州的居住权，你就跟着分红了，好比到中石油加油站，每人去加一回油，就分你一毛钱，这个我觉得才是国企的概念，国企的意思是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人，自然占有这个国家的股份。
沈群：在这本书的一个章节，我写到，当你是这个国家的纳税人的时候，你就是这个国家的股东。
崔永元：我们也在说纳税人，纳税人是什么概念，就是说你该交税了，或者说你偷税漏税了，为什么还不赶紧交呢，要罚你，纳税人的权利说的不多，在美国纳税人就能够体会到权利，比如一大帮纳税人就能决定这个城市要不要市政府，美国有没有市政府的市？又比如我找一大堆大款把你的社区周边买下来，是不是这个社区就是咱说的算了？
沈群：对，这个社区的所有法律，包括社区路修多宽，办什么样的学校，都是由居住这里的人投票决定的。
崔永元：那咱能成立一个市政府吗？
沈群：当然可以。随着华人移民的增多，就可以形成华人聚集区自己的法规，按照自己希望遵守的规则，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在美国，上至总统，下至市长议员，选民的权力非常大，我们在美国办中美电影节，中美企业峰会，我们能够得到市级政府的支持，本身因为我们就是选民，我们与他们交流非常的平等，因为美国政客不是终身制的，下来就下来了。
崔永元回应名人移民潮：杨利伟还上了月球呢
记者从有关可靠渠道获悉，崔永元已得到美国绿卡。当现场被问到如何看待近年来中国名人精英分子移民如潮的问题，崔永元淡定而风趣地回答，“天高任鸟飞，谁说移民就不爱国，杨利伟还上了月球，又如何评价。沈群就是美籍华人，也一样为中国争光，开辟了一条民间外交的路子，尽管他上路没有警察优待，但他做的工作效果不比大使差。”
对于时下的社会风气，以及90后存在附庸爱国精神等现象，还有多谈建设意见少抱怨的学者说法，崔永元当天义愤填膺的说，“很多人认为我是主持节目出名的，其实我是因抱怨出名的，我就是最爱抱怨，谁说抱怨就不是建设性的，治理国家，管理城市那是官员的事，群众抱怨北京堵车就是建设性的，难道还要群众告诉政府该如何治理吗？这些事是政府官员的事，领了国家的工资就该解决好为人民服务的问题。”
他坦言在央视这么多年，尽管节目播出有一大堆清规戒律，但在台内讨论是无话不能说的，也至今没有人给我穿小鞋，真有什么不满足的，跟你们说了也白说。（现场笑）
相关资料：
新书简介
作者通过自己独特而传奇的留学、创业经历，透视了当下美国社会的“荒唐”与文明，在惊心动魄的细节和娓娓道来的故事背后，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真实、思想的魅力。如“近距离看美国”和《民主的细节》一样，读后让人拍案叹息，茅塞顿开。透过这些朴素的文字，我们看到的是鲜活的人生、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和对美国文化的深切思考。
作者简介：
沈群（STEVEN SHEN）——2008中美电影节共同主席，美籍华人。20年来始终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8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而后在中央电视台工作。89年赴美留学，93年在美国洛杉矶创办美国尼森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与CCTV、BTV等多次合作。2001年创办（美国）神哈特娱乐公司，先后协助完成《荣誉》、《穿越西伯利亚》等多部影视作品。2007年开办‘中美电影节’
【沈群眼中的美国是如何的“荒唐”？】
1、 开枪杀人可以无罪
2、 公民的持枪权要被法律保证，即便每年都有不少死在抢下的无辜冤魂。美国公民的持枪权也是要被保证的。因为他们认为，当枪杀案发生时，错不在枪而在人。没有人扣扳机，枪是不会自己发射子弹的。
3、 在美国死刑犯人只需一人签字即可豁免——每个州长（三十多个有死刑的州）都有死刑的豁免权。
4、 下一级政府立法可以推翻上一级政府的法规——国会立法内华达州全州境内均可合法设立赌场，妓院，而地处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政府市政府立法，娼妓活动在该市非法。
5、 在美国公民结社，建党自由，但共产党员却不能合法移民美国。
6、 仅仅因为证人曾经有过不良记录，杀人犯就可以当庭被判无罪———不管证明有罪的证据有多确凿，如辛普森。
7、 城市建筑法规普遍实行“every one or no one”（要么每人都可以，要么没人可以）只要是对公众开放的场所，残疾人的轮椅不能上时，正常人也谁都别上。
8、 对于警察抓捕犯人通讯使用的特殊无线电频率，每个公民也都有权随时收听。否则就不叫新闻自由。
9、 州长可以不听总统的，市长可以不听州长的。
10、 法庭可以对一个活人判出有期徒刑150年的刑期！
11、 在美国总统可随时被弹劾也可随时被人质问
12、 在美国“种族平等”只在不合理的地方表现，如大学录取等社会活动要严格按种族比例执行。
13、 中国人“怕”事故，美国人“盼”事故
14、 中国孩子“圈养”，美国孩子“放养”
15、 中美电影身段不同，中国电影“教育人”，美国电影“娱乐人”
16、 在美国购物都是“傻大胆“，在中国购物都变“胆小鬼”
17、 中国陪审团只有“知情权”，美国陪审团享有“定罪权”
目录
崔永元序
作者自序
引子? 公关奥斯卡
第一章 我在美国那些事?
一、当上吸毒嫖娼旅店的经理
二、刻骨铭心的文明洗礼
三、“我有五个电台和两个电视台”
四、纽约经验：生活在规则之外，狭路相逢勇者胜
五、纽约之黑·黑吃“黑”
六、洋插队的快乐——钱藏在袜子里每一步走下去都充实
七、我已写好了“遗书”
八、跨越大洋的爱情：一张永远不会使用的支票
?第二章 美国也荒唐
一、美国冤案，要不要起诉美国警察局
二、遭遇裸体文化
三、第一桶金，寻找脱衣舞厅
四、我最好的哥们儿背叛了我
五、聘用每小时350美元的律师，与美国司法较劲
六、我在美国的劳改生活
?第三章 一夕致富的泡影
一、嗜赌成瘾——爱上拉斯维加斯
二、疯狂的发财梦
三、十面埋伏，与黑手党交锋
四、申请破产保护，起死回生
?第四章 “死神”帮我闯进好莱坞
一、致命车祸使我邂逅幸运之神
二、与好莱坞明星过招
三、“因为你策划的晚会，我可收到领导的批评了”
四、如何花上美国基金会的钱
五、策划中美电影节
六、姜文、王朔和白宫女助理
?第五章 不一样的美国人
一、父亲说：“把事当事，把人当人”
二、母亲说：“真不好意思，批了一辈子资本主义。”
三、“光知道不行，我是要来复查的”
四、“宁可放过一千，也不错杀一个”
五、我在美国患痛风
六、在美国农民家过圣诞节
七、层层向下负责的社会
八、随时随地上映的大片
?第六章 这就是美国
一、大学全奖申请诀窍
二、永远有一条路在等着你
三、与狗同睡的“杰出人才”
四、三级立法——州界线就是生死线
五、枪杆子里面出人权
六、种族不歧视，实力歧视
七、“金钱政治”为国家保险
八、当你成为纳税人，你就是这个国家的股东
跋
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作序 一代成群
我和沈群在一个足球队是上个世纪的事情。那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队，他是后卫，我是守门员，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对方进球后，他总是跑过来对我说，没事儿，再来！我沮丧地看着他满脸的土。那算得上是个纯真年代，我们干什么都当真，有机会描述自己的工作时喜欢添油加醋，那种描述既有现实的感觉也有理想化的装饰，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夸张。二十多年后我们重新见面，谈起以往还保留着这种情调，比如，他说他当年制作的电影录音剪辑是一种富有魅力的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他还说，再不会有邱岳峰那样的配音演员了。我很喜欢他现在的作派，通电话时总要开宗明义准备说几件事，面谈时随身带着本和笔，事情做成了会描述自己如何筹备的，没做成的事情不找托辞直接扛住。带我看他洛杉矶家中的泳池，绘声绘色地讲每周要如何打理，敢享自己挣来的福，吃饭时狼吞虎咽，总能发现苦孩子的痕迹。
至于他如何离开国家电台，出国，打工，冒险，遭罪，坚持，成功，都在这本书里了，大家放开手脚看，我不再描述。
我一直在想，我的朋友沈群身上那些发光发亮的优点，例如正直、坦荡、宽容、诚信，是家族传习的？还是北大教化的？亦或是中国传统文化培育的？还是美国文明熏陶的？那些优点于今天我们这个民族与社会的确异常稀缺，我们从内心又不愿承认洋人文明的优越，所以，我总会想起上个世纪的沈群，那个在足球场上英勇无畏又灰头土脸的样子，我希望那不是他的天性，而是这一拨儿年轻人的共性，尽管青春年华已过，仍然保证有一批中国人无论身居何处干着什么都在赢得人们的尊重。
——崔永元
第一章 我在美国那些事
最重要的宽容就是国家与社会对个人的宽容。为了确保个人自身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安全，国家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国家变成主体，个人却沦为唯命是从的工具，那么所有好的价值就全部丧失了。必须先砸碎磐石然后才能长出树木，必须先松土然后植物才能茁壮成长。
同样，只有在人类社会达到足够的开放水平，个人能够自由发展自己能力的时候，人类社会才能取得有价值的成就。——爱因斯坦
在促成我们国家的伟大方面，那些创造权力的人无疑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那些对权力持怀疑态度的人同样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他们决定了是我们利用权力还是权力利用我们。——约翰.肯尼迪
一、当上吸毒嫖娼旅店的经理
当一个旅店的所有客人都是按小时来租用时，你就会发现这些人只干两种事——吸毒和嫖娼。
1989年6月14日，我考取了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并获得全额奖学金。
到了美国，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所有的感觉凝聚成一个词——兴奋，遏制不住的兴奋。走在洛杉矶的大街上，鲜亮的阳光，透彻的蓝天白云，翠色欲滴的绿地，除了兴奋，我想不出任何一个词可以形容我的心情。
从这天起我将开始全新的生活，不再有单位的束缚，不再有父母的管教，不必恪守传统的观念，不必每天都生活在恐慌之中。
我的大学同学也是我多年好友的X在洛杉矶定居，他希望我能和他在洛杉矶会面，所以我并没有像许多留学生那样，从中国起飞就直接奔赴美国学校，而是把洛杉矶作为我赴美的第一站。也许正是这个缘分，使得我后来在洛杉矶开始了美国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在洛杉矶创办了第一个属于我的公司，在洛杉矶建立了我的家，并最终把洛杉矶定为我在美国的永久居住地。
由于X每天都要去餐馆打工，而我又遏制不住渴望接触这个全新世界的心情，便一个人冲到了洛杉矶街头，仔细品味这座“天使之城”。刚走过一个街角，就看到一个乞丐模样的白人慢慢地向我走来。我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第一个将要与我对话的美国人，心中窃喜：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对话多难得，这要在北京，外教一对一教授口语课得付多少钱啊？
他离我越来越近时，我却不知要说什么，心里也不禁开始发慌，发现自己语言竟如此贪乏。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终于开口了：“年轻人，我需要你的帮助。”语气与我以前见过的乞丐截然不同，我开始怀疑他的身份。
我迅速地搜刮着脑子里的英文词汇，对他说：“我也是穷人，帮不上你什么忙！”说话间，左手下意识地捏了捏兜里的零钱。
他的目光并没有从我脸上挪开：“帮一点儿也是帮。”
说心里话，我是看不起乞丐的。在美国这样一个富裕的国家，随便做点什么事都能赚到不少钱，维持一份有尊严的生活绝不是难事。于是我不客气地说：“你给我个理由，我为什么要帮你？”
“年轻人，也许有一天我会帮上你。”
我心中一愣！有哲理呀！这和我原来看到的乞丐是不一样的。印象中的乞丐一般都是脏乱的头发，破烂的衣服，让人不想再看第二眼，而且见到人就下跪，不给他钱就不让你走。可眼前这位美国乞丐多了一些尊严，多了一些从容。而且说话有内涵。给点钱值！花钱买道理。于是我拿出了两个25美分的硬币，放到他那有些干枯的手中。
“Godbless you！”（上帝保佑你）他右手抚在前胸，很虔诚地说。
每天X下班回来，都会清点当天赚来的大把大把的小费。而我当时在国内的工资一个月也才只有几美金，那些小费对我的诱惑绝不亚于金牌对运动员的诱惑。想着我离秋季入学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打工挣点盘缠应该是一件不坏的事。
听说美国的本土公司不会聘用没有工作许可证的人，而我当时还只是学生身份，所以只能到当地不守规矩的华人公司里找机会。于是，我买来了当地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看看能不能找一份直接挣现金的工作。检索了报上百余个招工启事，我的目光最终被一个小小的广告吸引了过去：招聘Motel经理，要求：会英文，身强力壮，底薪800美元，另有小费。我心一动，这倒是份不错的工作。“Motel”这词托福里有，就是汽车旅店。“身强力壮”是什么意思啊？这词跟经理这种白领工作好像不沾边啊，难道还要干很多体力活吗？不过800美金的月薪，相当于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十年的薪水了，即使干点粗活我也愿意。我摸摸自己的胸肌，想起了自己在田径队、足球场乃至曲棍球国家选拔队时的辉煌。这份工作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我暗想。别想那么多了，不然工作被别人抢走了。于是，我拨通了电话，约好了面试时间。
老板是一个又矮又胖，一脸横肉的台湾人，操着一口浓重闽南音的普通话，他坐在椅子上，斜着眼打量着我，“来美国多长时间了？”
“两天。”说完我就后悔了，我想缺少美国经验一定是我的软肋。
没想到他“嗯”了一声，似乎满意地点点头，“会讲英文吗？”
“会”，我很自信地说。
“我们招的是夜班经理，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晨8点上班。”
“没问题”，我没有任何疑问，只是担心他会问我有没有工卡。
“行。那你明天来上班。”
啊？这么简单就定了一个经理？真是慧眼识珠啊！我立刻对这位身高只有一米六几的伯乐充满了好感，这样想着他脸上的那堆横肉似乎也不那么难看了。
“我跟你说一下工作内容。旅店一共16个房间，每天晚上开始来客人，每个人来，你都要登记好房间号和开房时间，同时问清退房时间，记在这个本子上”，说着他递过来一个黑乎乎的本子，“然后随时查阅每个房间的退房时间。提前十分钟左右去敲门提醒客人退房时间已到，还有，所有付账一律用现金。”
怎么，酒店还要登记退房时间？难道每个客人的退房时间还不一样吗？没想到美国人做事这么严谨，这么人性化！
老板似乎看出了我的困惑，解释说：“大多数客人都只开一两个小时的房间。”
我更加疑惑了，住店还有只住一两个小时的？美国人真讲究效率！
“这些录像带你要一盘一盘接着放，不能让它停下来。”我还没来得及多想，老板又指着桌子上的一堆录像带说。
“这都是什么电影啊？”我一边说着，一边走到那堆得高高的几十盘录像带前。
“没什么可看的，都是成人片。”
“成人片？这不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毛片吗？”这时我已经能清晰地看到录像带的外包装了。这工作可太刺激了！国内可没那么开放，看这片都是犯罪啊。
“上面有个监视器，一出现雪花就说明带子放完了，你就马上再换一盘新的”，他指着头顶上的监视器对我说。
“知道了”，我连忙答应着，“对了，那我做经理，部下都是哪些人？”
“部下？”老板有点不理解地看着我，“噢，有一个Amigo（墨西哥助理），他专门帮你洗床单和被罩。每次客人离开，你负责把床单被罩取下，顺带检查是否有破损，然后扔到地上，剩下的就是他的事了。洗完后，他负责把床单被罩给你，客人开房前你给套上。”
啊？这哪叫什么经理啊？这不就是客房部服务员吗？我在心里抱怨着，不过一想到那800美金的月薪，心里就平缓了许多。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况且自己也没有工作许可，看在钱的面子上就别计较那么多了。
“对了，你看见那个房门了吧”，他向外指着，“提醒客人退房时，先敲门，告诉他们time is up（时间到了），然后身子从门前闪开，不要站在正门口。”
天啊！美国的培训工作这么细致，连动作都要求得那么具体。我对即将开始的这份工作，也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充满了好奇。
第一天上班，店里的情景就把我吓着了，这来住店的都什么人啊？应对起来真有些不知所措，可能说错一句话或办错一件事就会遭到一顿谩骂。
进店的全是黑人，没有一个白人，有时几个黑人一块儿进来，像一阵黑旋风一样压过来。
绝大部分客人是成双成对进店的，而且几乎没有人订房超过1个小时。看着这些男男女女的表情，你就知道他们开房间的目的。更有甚者，一个女人可以带着不同的男人来，甚至一晚上开三、四次房间。
工作的强度也是我无法想象的。从下午5点钟开始，客人就陆续进来，由于大部分客人都只开一个小时的房间，这就意味着一个小时内就有十几次的开房、退房，拆、装床单床罩等工作，而且这期间还要保证录像带不间断地播放。记得有一次，我正在低头算账，突然从一个房间里冲出一个身上只裹着一条毛巾的黑人男子，冲到我窗前，用手大力敲击着玻璃，疯狂地喊着：“为什么把我的录像停掉！我一分钱也没少付你。该死的！”
我一时有点蒙了，不知道这么大火来自何处，愣了一下，才想起应该关注监视器，抬头一看，上面已经满是雪花。我这才慌忙换上一盘新的带子。当画面上的男裸奴重复起那个动作时，黑人男子才惺惺离去。这次事件之后，我才清晰地认识了我这边的“影视工作”与房间里的“工作”的必然联系。
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要整整15个小时不停地工作。由于我一个人要处理所有的工作，所以一整个晚上都在不停的奔跑中做事，往往是一个房间的床单被罩还没换好，另一个房间的客人已需要去提醒，还有一个房间的客人要退房，连吃口饭的时间都没有。
夜里11点时，我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把带来的一包方便面放进锅里去煮。刚转过身，就看见又有客人在“梆梆梆”地敲窗，要定房间。这时，正在监督我工作的老板比敲窗户的黑人还凶，高声地冲我叫道：“煮什么煮，你不知道这种面的名字叫泡面吗？拿开水泡不就行了！”
这是我在美国第一次受到老板的训斥，心里特憋气——这都什么老板，怎么不把人当人啊？
当然，大部分时间里老板对我的工作效率和敬业精神还是满意的。他看出我虽然欠缺经验，但工作起来诚诚恳恳。而且，单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的速度来讲，恐怕也是他以前聘用的经理所不及的。而我，也因为这份工作练就了一身迅速撤换床单被罩的本领。时至今日，如果家里有换床罩的工作，我还乐意秀一把当年的技术。
这天，老板看到我基本可以应付局面后，便开车回家了。就这样，我咬牙挺过了第一天也是生平第一次15个小时的紧张工作。
早晨7：50接班的经理来了。我心中有些愤愤不平，这班排得也太不合理了。客人一般都是在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来，像他这一班，能有多少工作量？这个世界永远都是那么不公平，好事怎么都让他们这帮人占了？
寒暄过后，我才惊讶地发现，这位白班经理竟然也是北大毕业，1977年（1977年底恢复高考）入学。世界就是这么有趣，在洛杉矶黑人区的小小旅店里，居然还能出现两个北大毕业生。
“那我可得帮帮你，你要不着急走的话，我给你说说这工作里的门道”，他无比诚恳地对我说。
“太好了！我初来乍到，还请多多关照。”
“嗯，跟我来”，说着，他把我领出了经理室，“你现在也应该知道了，这些只开一两个小时房的人，是为了做什么事”。他看了我一眼，饶有兴趣地继续说：“一种是吸毒，一种就是做那种事。你知道这马桶边的瓷砖为什么掉了？”我摇摇头，他接着说：“这就是吸毒以后发疯时用手抠的。所以，咱们这份工作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催人家退房。你说说做这两件事，哪一件愿意让你催？对了，老板应该跟你说过催房时，敲完客房门身体要从门前闪开吧。”
“是啊，说过的。”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疑惑地摇摇头，确实且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你看看正对门那边的院墙，知道上面为什么会有一块一块的涂料的痕迹吗？”我抬眼望去，这才注意到那边墙上确实有大块大块的斑驳，但我仍然想不出这和敲门有什么关系。
“那是遮盖墙上的弹洞的，有的客人是带着枪的。在他疯狂时，你去催他，有些人就会丧失理性，并因不能自控而开枪。所以你敲完门后，身体一定要从门前闪开，不然就有可能受伤，甚至命丧黄泉。”
我的妈呀！原来如此！听着他的话，想着昨天晚上，敲完门后，我并没有注意及时地从门前闪开，心里不禁一阵后怕。当时我还拿老板的话当笑话听，看来由于文化差异，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客死他乡。
“Steven（他称呼着我的英文名字），你知道为什么要招你来吗？”
我不知道他说这话的意思。
“因为你的前任刚刚辞职，但店里急需用人。你知道，我们店只收现金，所以经常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盯上。就在大前天，店里刚发生了一起抢劫。你的前任经理，被一个劫匪五花大绑地关在客房卫生间，头被按在马桶里，柜子里刚收来的几百美元现金全部被抢走。虽然这事已经报过警，但案子至今还没有破。”
听完他的话，我才明白，当时招工广告上要求身强力壮的原因，也明白了为什么我那么容易就被录取——因为根本没人来竞争这个岗位。当地人一看到广告上登出的地点，就知道是洛杉矶南部的黑人区，再一了解这是钟点旅店，就知道他做的是什么买卖。只有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能够无知者无畏地来到这里工作。
人说起来也怪，什么东西你越是得不到就越想要，一旦这东西可以无休止地给你时，你还真不见得稀罕。就拿看成人片这事来说，在我接受这份工作时还有些窃喜，看着那高高摞起的几十盘带子，心想这回可要让我这个外乡人大开眼界了。可一个晚上过去，看着一男一女重复地做着那个动作，这成人片就让我看得头晕眼花，而且时常是恶心得想吐。
这天下午去上班的路上我终于忍不住了，胃里翻江倒海地剧烈翻滚，我从公共汽车上下来，就止不住在路边“哇哇”一顿呕吐，加上又想起早上那位师哥所讲的话，我坚决地作出一个决定——在街头找到一部公用电话，毅然决然地向老板提出了辞职。
“早就看出你不能胜任这份工作”，电话那头传来老板不屑地语气。
听他那话，好像这是一个无比高尚的职业。
二、刻骨铭心的文明洗礼
在美国又一次观念的颠覆，使我经历了信念的洗礼，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己心灵的关系全面转换。以至于后来听说有些人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利用这30天无理由退货的政策恶意退货时，心里总是有一种莫名的愤怒。
在洛杉矶呆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赶到南伊利诺伊大学报到。这个英文缩写为SIU的美国公立大学，坐落在伊利诺伊州最南端一个叫卡尔邦代尔的小镇。这是个典型的大学城，学生总数为24000人，小镇的总人口也是两万多，所有工作的人也都是在为这所大学服务，无论是银行、餐馆、超市，还是车行、邮局和房产公司。
这所美国公立大学的美，超出了我当时对一所大学应具有的美的全部想象。在国内上学时，我已经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因为北大的历史在国内可列入悠久的行列，校园之美在全国的大学中更是数一数二。可相比之下，这所在美国根本排不上名的SIU，历史比北大长了近40年不说，校园面积更几乎是北大的两倍（南伊利诺伊大学卡尔邦代尔分校面积约460公顷，北大面积约为267公顷），学生人数也几乎是当时北大学生的两倍，并且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人数已经达到了2400人之多。学校的南侧紧邻国家公园，山水相连，建筑景观错落有致。你更多的感觉是，这里是一个旅游胜地，度假村，而不是学校。在1989年8月14号走进这所学校的那一刻，我就被这里的美彻底折服了。
首先让我惊讶的是，偌大的校园没有围墙，没有门，一条条蜿蜒的小路无障碍地从各个方向通进校园，学校象一位敞开胸怀的智者，欢迎着每一位学生学子的到来。校园被高高低低的各色植被铺满，走在林阴小道上，空气中多了一份清新，少了一些乌烟瘴气。以前我们习惯把落叶烧掉，而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天然的，落叶归根，化作春泥更护花。图书馆、教学楼、电视塔和现代艺术雕塑等等建筑在植被的掩映下，文化和艺术，自然与雕琢浑然一体。
足球、网球、棒球、美式橄榄等所有球类都有自己的标准运动场，而体育馆里的设施与规模更是让人惊叹不已——北大的一体、二体两个体育馆加起来也不如她一半的面积，更不可思议的是馆中的游泳池竟是25米×50米的奥林匹克标准赛道。
正值八月，秋季的校园，各色茂密的树木绚烂缤纷、多彩多姿，远远看去层林尽染，走在校园内有一种置身森林公园的美妙感觉。草坪上、树林间永远可以看到机灵的小松鼠在悠闲地奔走，林间的小路上经常有梅花鹿驻足向人们眺望。曾经经历过人与动物之间紧张关系的我，从没想过在这个世界上，人和动物竟可以如此亲近，如此和谐。你能想象出因此当校园里草坪上的梅花鹿、丹顶鹤的雕塑现在突然变成活蹦乱跳的小动物，甚至主动跑到你面前来毫无顾忌的吃你喂给它的食物时，心里止不住有一分意外的感动？
来到美国以后，突然之间少了很多自我的少年时代起就已经习惯了的那种由物质短缺而带来的紧张和局促，多了一分从容。譬如说当我突感内急冲向厕所时，无需再紧急地检查自己身上是否带着纸，因为卫生间里不仅一定有纸，而且是足够地多。上课万一迟到，你也不必像在国内时那样感到无地自容，进教室时要承受着老师和所有同学带有道德遣责般的注目礼，你只需轻手轻脚地走进教室，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听讲即可。再说饮料，这个年轻人几乎每天都离不开的消费品，在美国是如此的特殊，几乎任何快餐店都有免费续杯的服务，而且各种饮料随意挑选。多少年后我才发现，这种服务即便是在同为西方发达国的英国、澳大利亚也不流行。在美国的快餐店消费时，你实际上买的不是饮料，而是一个杯子，拿着这个杯子，你可以无限量地去盛6-10种不同的饮料。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无休止地喝下去。美国的自助餐店就更能说明问题。来美国之前，唯一的自助餐经历是在我拿到奖学金后，女友请我在citic大楼顶层吃过的自助餐。记得每位的价格是人了币98元，比我当时1个月的工资还高，但由于当时心思全都不在饭上，所以也没吃出什么概念。而在美国，这种“All you can eat”（中文翻译就是“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自助餐广告随处可见。
除了不再每天经历物质短缺所带来的紧张外，还有更多让我意想不到的人与物关系的变化。譬如说当你到百货商店购物时，不用费尽心机地千挑万选，担心一旦没有足够仔细，选错了尺码或有质量问题无法退换。在美国，百货店大部分的商品都是30天之内可退可换。记得有一次我去沃尔玛买了一双鞋，（这是我到美国后咬牙买的第一双鞋）。店内试穿时觉得还不错，可回来穿上几天后，我发现右脚的小趾时特别不适，尤其是在需要脚用力支撑时，小脚趾磨得很疼。正当我不该如何是好时，一位美国同学轻松地说：“拿回去找他们店里退换啊。”
我看了看鞋，已经有些明显的磨损，但我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拿着鞋找回了店里。
在我说明情况后，那个胖胖的女店员手拿那双鞋，反复地观察着，嘴里还嘟囔着：“这鞋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情景本身就让我有些感动——她明明知道那鞋是机器制造，成千上万双都按一个模子出品，但她不觉得是我的脚有问题，而是那只鞋有问题。她看了一会儿对我说：“先生，您现在有三种选择。第一，把这双鞋留在我这儿，你自己再去换一双；第二，做退货处理，但不能给你现金，只能给你记账，以后你在本店消费时可以用这个钱；第三，如果你执意要退货拿钱的话，我做不了主，但我可以帮你问我的主管，他会给你答复。”我被这番话彻底震撼了——一双已经被我穿了一个星期并有明显磨损的鞋，店里居然能够做出如此保护我利益的决定，而且可以任我选择。
正是在美国这样一次次观念的颠覆，使我彻底转变了多年来形成的消费观念。以至于我后来听说有些人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利用这30天退款的政策恶意退货时，我心里总是有一种莫名的愤怒。比如说：有人为了自己的一次旅行的拍摄用信用卡到店里购买一台摄像机，旅行结束后，再拿回店里硬挑毛病，执意退货。这时店里通常会把货款重新退回到他的信用卡上。这样使用摄像机的人就不会有任何损失，因为信用卡从刷卡到退款周期在30天之内时，也没有任何利息产生。
由此我想，任何一个好的社会制度的维系，更多的不是靠法律，而是靠自律。这样一种退货、退款制度，是完全建立在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基础之上的，这套制度就难以实施下去。这种想法后来在纽约得到了印证，在美国，即便是同一家连锁机构，只要店开在纽约，退货退款制度政策就有很多不同。一旦某个地区的消费者整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不足以支撑一个对好人更有利的销售模式时，商家就必须改。假如用对待好人的措施去对待坏人，那真不知道会有多少商家能够维系自己的生存。
比萨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食品，它源于中国的馅饼，盛行于意大利的食文化，最终流行于美国的快餐店。在我1989年离开中国时，国内没有必胜客，更没有棒约翰、达美乐，我也完全不知道比萨是何物。虽然想要真正领教比萨文化还是要去地道的意大利餐馆，无论是薄薄的焦脆香酥的比萨，还是厚厚的劲道实足的比萨，意大利的餐馆一应俱全，但这些大多限于特定品牌的某家餐馆，把比萨推广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要归功于美国的餐饮连锁方式。
美国知名的比萨连锁店有十多家，其中有一家叫God Father Pizza，（教父比萨）就把店面开到了我们学校旁边。每个学期这个店都要针对学校师生做几次促销活动，这种促销就是随你吃到饱的自助餐，而且每次促销该店都会在SIU的校刊上登出彩色小广告。广告一出，就成为节衣缩食的中国同学奔走相告的一个话题。
促销期间，这个只有十几张桌子的小店立刻变成中国同学聚会的场所，来者常常拖家带口，集体出席。每人进门时都手持那份从校刊上撕下来的彩色小广告，这样每人只需付2.99美金，就会有六种比萨供你挑选，让你一直吃到走不动路。
我们这些经历过物质匮乏的中国留学生们经常是一边吃喝一边用极其经典的话语相互鼓励：“要带着无产阶级刻骨的仇恨来吃，要抱着吃垮资本主义的信念来吃。”当然，事实证明最终吃垮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食客自己。
假如这种促销不是设在学期末紧张复习考试时，中国同学还会在店内举办吃比萨大赛，我就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比赛，并且留下了辉煌的战绩。
参赛者先到中国学生联谊会去报名，然后按照约定的时间到店里开吃，同时那些不参赛的食客作为裁判，记录比赛结果，最终核定胜出的选手。
吃饭比赛的经历我早已有之。那还是在初中三年级“三夏支农”时的一天，我们在烈日炎炎下拔麦子，累得一个个筋疲力尽。到了吃饭时间，贫下中农慷慨地实行“窝头管够，咸菜管够”的政策。这也应算是自助餐的性质了，于是同学们起着哄开始了吃饭比赛，我本来饭量并不太大，但由于不服输，终于吃进了决赛。当吃到一斤窝头时，其他人都已出局，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决胜。于是加油的加油，呐喊的呐喊，起哄的起哄，所有同学都开始对我们两个人进行计量监督。我咬紧牙关向最后的冠军冲刺，当我硬撑着把又一两窝头混着酱疙瘩塞进嘴里，并艰难的一点一点下咽时，看到那名身高比我矮了一大截的同学神态轻松地又吃完了一个二两的窝头，并再伸手去拿下一个。我彻底崩溃了，知道冠军一定无望，我便停止了下咽。但想想亚军的荣誉也足够辉煌了，因为全班50多人，有30多个男生呢。
这一天，到了约好的时间，我与SIU六位中国同学一同来到教父比萨。其中，有两名裁判，四名比赛选手。大家坐定后，裁判宣布规则：“比赛时间不限，吃比萨的数量按牙统计，未吃完一牙的不算，饮料和沙拉都不在统计范围之内。”店里的比萨是一整张一整张拿出，直径约有两英尺，每一张比萨被切成六牙，旁边放着铁质的小铲，由客人自取。比赛开始后，我们都带着无比的仇恨和坚定的信念大吃起来，吃到七牙以后，只剩下三人。吃到九牙时，又有一人退出比赛，仍在坚持奋战的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位同学。看来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恨都不如我深，意志也都不如我坚定，我暗想。吃到第十牙时，那位竞争对手走到我面前说：“我不行了，你赢了，我这学期都不会再吃比萨了。看你这劲好像还能再吃，你有什么诀窍？别吃坏了身体，那就不值了。”
我心想此话有理，虽说我现在还能再吃，但也早已超过了吃饱的程度。要说能吃这么多的诀窍，那也非常简单。因为这比赛的过程对于我来说，一直就是个忆苦思甜的过程，想到当年比赛咽的是玉米面窝窝头时，嘴里的比萨就会感到格外的香甜。吃饭比赛和其他很多比赛一样，最终比的不是体力而是精神。土插队和洋插队的不同在此一眼就能看出来，都是吃饭比赛，一个是玉米面窝头就酱疙瘩，一个是比萨配可口可乐。这还不是天壤之别？有了当年那碗酒垫底，还有什么样的酒不能对付？
决胜结果出来了，我以11牙比萨荣膺冠军，裁判也乐了：“你这算一个纪录，以后咱们就不叫比赛了，叫挑战赛，你以11牙的记录做擂主，谁有本事就向你挑战。”停了一会儿，他看了看店里的售货员，小声对我说：“就咱这么吃，这家店老板不会有意见吧？以后他还敢做这种促销吗？”
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没有被吃垮，教父比萨店每学期至少两次的比萨自助赛也照常进行。等我做生意多年以后才理解，人家老板根本不以你的逻辑算账。记得一次我的员工被一个合作的老板请客，餐馆坐下来后老板说：“别客气，吃，管够你。”那位员工就拼命地大吃起来，看着他那狼吞虎咽的样子，那位请客的人笑着说：“别急，使劲吃！我出钱你出命，看最后谁赔。”
观念的颠覆还在继续，除了“人与动物的紧张”变成了人与动物的和谐，物质的极度匮乏变成了物质的极大丰富外，人与人的关系也在悄悄地转换着。记得在北京谈恋爱时，到哪儿都嫌人多，那些琢磨着到哪儿才能尽情地拥抱接吻的少男少女，最终选择了颐和园后山和香山西坡。但往往刚是刚准备尽情亲热，往往就会发现树丛后面还隐藏着另外一对。
进了SIU，想谈恋爱的中国留学生可是大开眼界！整个学校空旷得很，校园的湖面上你可以和恋人荡起双桨，但划到一定程度，你就得调转船头往回。因为再往深去就是国家公园，在那里人迹罕见，不必担心拥抱接吻被人看见但可能一不留神就成了野生动物眼中的风景。
自从我打最后一个电话告诉学校我已准备飞赴美国后，有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没到学校报到，使学校和系里的老师一直担心我的去向。因此，1989年7月，当我走进广播电视系，找到与我联系过的系主任迈克尔·斯塔时，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终于来到SIU了。”随即他高声地在办公室对着所有正在工作的师生员工宣布：“各位师生请注意，我们一直牵挂，同时期待已久的学生沈群来系里报到了。他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是本系有史以来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在场的老师同学都在为我鼓掌，很多人走过来与我握手致意。
我被这阵势惊住了，没想到第一天就会经历一场英雄凯旋式的欢迎仪式。我一边一一地与大家握手，一边用并不流利的英文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给了我来美国读书的机会。我一定好好学习，好好与大家共事。”
斯塔教授认真地对我说：“为了表示对你的欢迎，我今天免费为你当一天司机和向导，带你去学校办理各种入学手续。”
初到学校的重重欣喜过去后，正式开课后各种压力便接踵而至。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听不懂课，二十多个人的研究生课堂，听着教授和同学流畅而轻松地交流，看着学生们在听到老师调侃后哈哈大笑，我时常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原来虽然我将托福、GRE的词汇记了不少，但在广播电视系的课堂上有无数与美国历史文化相关的专有名词，这些词是我根本不能理解的。正如一个外国留学生坐到中国传媒大学的课堂上，当老师讲到类似——“赵忠祥的播音风格与倪萍配合就非常搭调，就像大家在春晚看到的那样。但他要与何炅共同主持一档节目，那大本营就很难快乐起来”这样的内容时，没有个十几年观赏中国电视的经验，就无法理解这句话内层的意思一样，我当时在美国的课堂上就是这样一种窘境。
于是每次下课，我都紧急寻找那些不着急回家的美国同学，凭着我在上课时的笔记，向他们求教这些词的表层和深层的涵义。有时一堂课就能出现多达几十个我不理解的专有名词，而同学给我解释也往往要花上40分钟到一个小时。几堂课下来之后，我的行为已经吓住了几乎全班同学，老师宣布下课后，他们就躲着我四散离开，谁也不愿搭上这放学后的一个小时给一个外国人讲“小儿科”的东西。于是我想，我一定要改变这种求救方式，没有人给我讲我就自己到图书馆查。这样在整个硕士学位的攻读过程中，每次课后去图书馆查阅专有名词就成为我必须的补课内容。
周一至周五每天四小时助教、助研的工作，加上第一个学期学校要求我每天必须参加的两个小时英文补习和两个小时自习，已经把我的时间表排得满满的。此外我还要面对研究生课程和课后作业，使我难有任何闲暇时间。而不能给“第一个中国大陆留学生”丢脸的自尊心又迫使我在各科考试的论文中力争上游，所以我唯一的方法就是投入所有可能的时间。每次上课前我都做预习，起码把书本上的专有名词搞懂，每次下课后再进行补习，应对老师讲课中源源不断的专有名词。
平均每天约五个小时的睡眠，使我经历了在备考托福之后的又一段没日没夜疯狂学习的状态。这使我在第一个学年就从来没有过星期六的上午，因为周一至周五欠的觉，都等着周六补回来。一周之内我只有星期五晚上睡觉时不上闹钟，而星期六睁眼醒来往往就已经是下午两三点钟，那是我一周一次固定去超市采购的时间。
那个年代，你几乎可以从中国留学生在校园行走的节奏中辨别出哪些是公派进修生，哪些是“自费”留学生。因为公派进修生是只听课，不参加考试，也不拿学位的。他们没有任何学习压力，往往是悠哉游哉，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情欣赏校园内的一草一木。其中有些人关注的只是在哪个教堂举办的活动上能够吃一顿免费的午餐。因为这样就可以节省出一些饭费来，从而在回国时购买目录规定免税的几大件商品。而“自费”留学生却完全不同，那时所谓的“自费”就是不用政府的钱，用美国的钱，因为几乎没有中国学生自己出得起美国学费。因此我们也都受制于那条学校的法规——任何一个学期，平均成绩达不到B时（美国学校的ABCD相当于我国大学中的优良中差），奖学金便自动终止。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竭尽所能，保持学习成绩始终在全班名列前茅，否则就会因为奖学金的停止而终止学业卷铺盖回家。
当然，理科同学的境遇就截然不同，他们的课堂上不仅没有那么多社会历史的专有名词，而且师生之间沟通往往不需要太多对话，通常是一个黑板上的公式推导就能解决问题。即便是不得不用一些英语单词，很多也都是学生们在中国的课堂上就一直使用的，如sin、cos等等。每次到了期末都会发生这样气人的事情——当我咬着干粮，冲进学校的电脑中心（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个人电脑）去写那个要求限时完成且常常要上百页纸的论文时，理科同学也会来到这里。而当你紧张工作之余侧身看到他们电脑上的工作时，才发现这些计算机系、数学系的学生已经在玩电脑游戏了。
当然，这一情景并不使我心生嫉妒，因为我相信一分汗水一分收获，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果不其然，两年后，在学校毕业典礼时我们从聊天中了解到，那些当年在学校中不够努力的人虽然可以混到学位，但在找工作时，激烈的社会竞争却使他们一筹莫展，难以胜出。
南伊利诺伊大学的校园生活，已经永远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虽然她不够知名，但她给予我的却一点都不亚于北大。因为在这里，我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文明洗礼，一个个生活观念的颠覆使我重新领悟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三、“我有五个电台和两个电视台”
如果要让我说出这一生中最熟悉的两个党，那一定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从小学开始，我的记忆中就留下了无数两党斗争的故事无论是刘胡兰和童子军，还是江姐和徐鹏飞，总之两党的关系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
到了美国以后，我又逐渐熟悉了另外两个党，一个是共和党，一个是民主党。开学两个月后，我就了解到与我关系最近，也是学生们最喜爱的两位教授，恰恰分别是这两党在我们系中的代表。迈克尔·斯塔，这个在我的奖学金申请中投下关键一票、在开学第一天帮我办理各种入学手续的老头，是广播电视系的主任，也是个典型的老共和党。那时他的秘书向我介绍：迈克尔以前是广播电视一线企业家，后因心脏有病，难以承受每日紧张经营的压力，才退居到大学校园当起了教书匠。我当时觉得这简直难以置信，在一次和教授的闲聊中，我问他：“听说您有自己的电台？”
“是啊！我有五个广播电台。”
我大吃一惊：“五个？”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我的思维中，这是一个国家才能做的买卖。
“还有两个电视台”，迈克尔又平静地补上一句。
我的妈呀，这不就是人们说的那种资本家大亨吗？现在就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了。迈克尔脸上露出一丝顽皮的笑，“但这是今天的数字。明天你再问我，可能这个数就变了，哈哈！”
他看我一头雾水的样子，接着说道：“和你们国家不太一样吧，广播电台、电视台，只要价格合适，随时都可以买卖！这些都是私有财产，而且国家无权侵犯，就象你自己的房子一样。”我心里想，我们哪有自己的房子呀，都是国家的。看着我一脸狐疑，他又补充道：“等你上过我的课就明白了，我开的就是电台、电视台的管理和买卖这门课。”
还没有开始上课，我就听说，无论是广播电视系的哪个年级，学生们最喜欢上的就是迈克尔的课。因为他总能想到办法，把广播电视知识经验放进课堂的讲授之中。比如说，他开设的广播电视管理课程，一学期一共14周的课，有12周是每周一次请一位一线经营广播电视台的老板到学校讲课，剩余的两周则是由他负责的第一周的概述和最后一周的总结。一门课听下来，学生们把广播电视一线经营者们的甜酸苦辣、明规则、潜规则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好不过瘾。此外，斯塔教授讲课时间虽然不多，但他语言幽默，很多话说得都是意味深长。记得一次期末考试，卷子发到每人手中后，他来宣布答题规则：“第一，我要求你们用英语答题……”此话一出口，就引来哄堂大笑，因为所有人都明白答题用英语是不用说的，他的实际意思是要求大家在答卷时把英文写清楚。
幽默是一种可以传染的艺术，他的幽默也往往能够带动学生的幽默。一次我有一篇论文需要他审读，但由于时间仓促，我抄写的字迹有些潦草，担心他看不懂我的手迹，我便给他打预防针说：“我的手写比较乱，希望您别介意。”
他回答说：“只要你写的是英文就行。”
我脱口说道：“Almost！”（几乎是）逗得他禁不住哈哈大笑。
另一位深受同学爱戴的教授叫David，他是我们系民主党的代表。他的年龄实际上比我还小一岁，而我在系里的TA (Teach Assistant 助教)工作就是辅助他服务。为此，我刚开始时心里颇有些不服气。但随着与他接触的不断增加以及教学与研究的不断展开，我很快就发现了David身上那些令我尊敬的地方。首先他的思维极快，用词常常出口不凡。譬如，当他不喜欢某人时，他会说：“那人闻起来就不对味儿。”而他要挖苦人时也常常让人无地自容，而又无言以对。记得有一次期末考试大部分学生都已交卷，只剩下美国学生约翰和我们两个外籍留学生，他不愿意再把时间拖下去，便开口说道：“约翰，你的母语不是英文吗？”一句话说得约翰不好意思，红着脸站起身交了卷，而我们两位留学生也觉得不应该受到老师格外的照顾，很快便站起身交卷了事。
在美国，两党最简单的划分就是共和党代表富人，民主党代表穷人，这一点在我的这两位教授身上体现得再清楚不过了，甚至在两人的着装上也能看得一清二楚。迈克尔无论何时出现都是一身笔挺的西装，领带衬衫一尘不染。再看David，常常是一件半袖的运动衫加一条牛仔裤，嘻嘻哈哈地混迹于男女同学之间。
两党理念的差异使得这两位教授的政治见解截然不同，但他们却始终能够和平相处，并且常常是在相互揶揄、挖苦的对话中让在场的人感到兴味盎然。一次，David举办Baby Shower（庆生派对），迈克尔和全体研究生班同学一起应邀来到David的家。房门打开，当David看到迈克尔那一身笔挺的西装时，脱口笑道：“还穿着那件共和党发的制服呢？”迈克尔随即回答：“You better believe this。”（你最好相信这事。）
不知怎的听着他们这揶揄而又轻松的对话让我想到了不共戴天的另外两个党，进而还想到了文革时期你死我活的“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这两个有名的北京大学红卫兵组织。其实不管是对立党也好对立派也好，不就是一群人与另外一群人有不同的思想见地吗？为什么非要把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呢？坚持自己的理念固然不错，可是是不是只有到了同样允许别人生存，同样允许别人坚持与自己不同的理念的时候，人类才算进入文明世界？
后来在美国的生活中，我又不断发现发生在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个具有悠久对抗历史的政党间的有趣事实。从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开始，民主党和共和党一直轮流执掌白宫，没有一个党派能够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而正是在这个两党交替给国家掌舵的历史中，广大选民得以纠正任何一任总统走向极端的理念。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能够结束共和党八年执政历史就是一个足以引人思考的历史事件。这个没有任何家族背景的黑人竞选者，以绝对优势获得总统大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当时美国人民的心声。
更有意思的是，在美国，普通百姓阶层并没有两党的组织系统。你入党无需申请，在党也不用交党费，你支持哪个党的理念就自然成为哪个党的一分子。换句话说，假如你今天是共和党，但经过一夜的“反思”而认同了民主党的理念，明天转身去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呐喊助威时，你自然就成了民主党的一分子。
再有，在美国日常进行的立法过程中，一项议案在国会提出，支持与反对往往并不是按党派来划分。虽然由于任何一个立案都会有主要的社会集团成为受益方，所以大体上可以按照民主党和共和党来预测支持或反对一个议案的票数，但是我也经常看到有共和党议员抛开党派观念来支持一个民主党力挺的议案。因此，在美国虽然共和、民主两党每年都有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但任何一个人，不管属于哪个党派都是无关紧要的，当一个事件发生后，你用什么理念去面对、用什么措施去执行才是最本质的，而这些行为也才是广大百姓真正关心的。
正因为如此，在这个国家中不管是哪一级的领导，关乎广大老百姓福祉的事才是最重要的事，任何党派的理念一旦脱离了具体的事件，便不再被大多数普通百姓所关心。
四、纽约经验：生活在规则之外，狭路相逢勇者胜
在我通过托福和GRE完成了所有美国大学的申请之后，从1988年春到1989年出国，我曾跟随大学同学凌建中一起从事出书的买卖，几本畅销书的苦心经营，使我们挣到了钱，临行前凌建中慷慨地让我带走了一万美金，加上我在南伊利诺伊大学申请的全额奖学金，单从经济状况上来讲，我是不需要打工的。暑假期间，如果我留在校园补一补英文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那样的选择却不会让我满足。就像当年北大毕业后走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样，我那时的心情就是：“这个世界都属于我，没有什么我做不到。”况且，美国的暑假有超过３个月的时间，这是一个难得的深入美国社会，了解这个国家的机会。虽然周围有无数的校友警告我——美国打工又苦可不是你能受得了的，别的不说，在餐馆刷两天的碗，就能让你直不起腰来。但这样的话在我这里，恰恰激起我迎接挑战的决心。就像当年在北大时的暑假，我自愿挑选了全班家庭生活最苦的同学胡春华家，走入大山深处去居住一样。在我的心里总觉得自己什么挑战都可以迎接，何况我还有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在美国每个暑假都有成千上万个中国留学生在餐馆打工，为什么到我这里就受不了了？
于是，早早地我就和同校的中国同学结好伴，准备最后一门考试一完，就开车去打工。首选城市当然是纽约，在我们心目中，纽约有无穷无尽的机会。
1990年5月初，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暑假。第一天，就和约好的几位同学，开着我那辆闯荡过华盛顿的破雷诺，踏上了奔赴纽约的征程。
在美国，大多数大学的暑假都是五月初开始，而大多数的中国留学生，都会选择在假期打工。因此暑假一开始，散布在全美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就会从四面八方涌入为数不多的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争抢那些中国人有特别优势的工作岗位。于是，谁先来到大城市，谁就能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我的学校地处中西部，距离纽约1200多公里，如果不尽快赶到，我们就只能在劳务市场上捡别人的“残羹剩饭”了。
认清这种形势，全车四个人都恨不得一步就跨到纽约。但这四个人中只有我一个人会开车。于是一路上也只能辛苦我一个人了。
为了防止我开车睡着，另外三人约定，不管谁睡觉，他们中至少保证一人神志清醒随时帮我看路，并监督我保持清醒。此前几天大家为了期末考试，都是通宵达旦地熬过来，现在上了车，终于有机会补觉了。只有我不能休息，必须全神贯注地做司机。
车开不久，我就瞌睡难忍支撑不住了。于是，他们就轮番使出浑身解数，一会儿给我讲笑话；一会儿给我讲鬼故事；一会儿又给我高唱革命歌曲；一会儿又向我说好话。他们告诉我，只要把车开到纽约，就不再让我有任何辛苦，大家轮流为我服务，有人给我做饭，有人给我洗衣，把我当皇帝一样侍奉起来，以报答我一路不停开车之恩。
但所有这些威逼利诱，都挡不住人的本能，我又感觉到了当年开车去华盛顿的那种困劲儿。好在这次车内不是我一个人，不至于要等到车偏出高速公路，才吓出一身冷汗。
同学们看我不顾一切地要睡觉，就又想出了新的招数——他们从车内的保温箱中取出加油站买来的冰块，由坐在我侧面和后面的女生，一手拿一块，在我的左右两侧脸颊上滑动，在冰块的刺激下我又精神了几个小时。
我忍不住抱怨着：“你们怎么这么有创造力啊？谁发明的这种‘刑罚’，当年渣滓洞都没使用过的招，都让你们用上了。你们要是想知道地下党的名单，我全告诉你们还不成吗？干嘛还逼着我干体力活？”
一路上，他们说笑着，我挣扎着，终于开到了纽约。进入曼哈顿后，我们刚从高速公路出来，就被吃了一个下马威，也算是纽约送给我们的第一份“礼物”。
那是晚上九点左右，街道上走着三三两两的行人。我看到第一个红绿灯由黄转红时，便一踩刹车，将车停在了停车线前。车子还没停稳，突然从车的左右两侧，飞出两块不小的黑布，一下盖住了整个车的前方挡风玻璃。车内一下变得漆黑，两位女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吓得尖叫起来，我的心也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夜色中，我辨别出，车的一左一右各有一位黑人，每人手持一块黑布铺在我的车窗上使劲地擦拭着。后来，当我习惯了在纽约驾车才了解到，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情景。街边经常有这样的黑人，看到你的车窗不够干净时，趁着车在红灯前等候，不问三七二十一就拿布给你擦车，以换取一点小费。懂行的人都知道，假如你不需要他这种服务，就启动雨刷器，刷上两下，他就会明白你的意思，悻悻地离开，一般也不会有更多的麻烦。
当时我们这车刚刚穿越了1200多公里的征程。车窗上斑斑驳驳，满是飞蛾、蚂蚱等昆虫的尸体。估计黑人一看这情景就认定司机会需要他们提供服务，再加上车内还有两位女性，同情心又大，这笔小费一定能赚到手，而且数额不会太少。
然而当他们黑乎乎的扑上来时不明真相的将我们置于惊恐之中。我急中生智，踩着刹车轰了一脚油门，两位黑人吓了一跳，身子本能地向后一撤，我跟着就一脚松刹车，一脚油门，窜了出去。车内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转头向后看去，路灯下，那两个被我们远远地抛在路边，手持抹布的黑人，只剩下一脸惊愕。
纽约的感觉只有在纽约才有。摩天大楼，一幢挨一幢高高地矗立，走在楼与楼之间狭窄的通道间，抬头望去那些楼直插云霄，向前看不到边，天空被挤成狭窄的一道。记得一位著名中国作家来到美国，先是选择在纽约定居，但没多久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搬迁到洛杉矶。别人问他原因，他说：纽约给我的感觉不对，我在路上走的时候，总觉得那楼要倒下来。
终于我的车开到了一处公共汽车站，我们见到了接头部队——那是南伊利诺伊大学中国同学会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的纽约的朋友。他就在纽约读博，几年的生活，已经算得上是一个老纽约了。当他见到我们惊魂未定的样子，便有些炫耀地开口说道：“其实纽约没什么可怕的。现在你们见到我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我在这儿这么多年，你们到纽约就跟到我家一样。”
听到这话，我们马上松了口气。立足纽约这个“恐怖”的城市，有这样的老大哥，我们全都有了主心骨。我心里暗暗嘱咐自己：我是同来的这些同学中最年长的，以后什么事都要沉住气，别一听女同学尖叫自己也跟着吓破了胆。不就是纽约吗，还能把我吃了？咱是在“文革”武斗中成长起来的人，有那碗酒垫底，还有什么酒不能对付？
然而，以后的事实证明，在这一点上，我是大错特错。
在老大哥的安慰下，我们一起上了他的车。等他系好安全带开起车来时，那副架势让我多少年后还难以忘怀——他的座椅与方向盘的距离之近是我从未见过的。开车时，他身体前倾，胸几乎是贴在方向盘上，两只眼睛紧张地转动着，反光镜和后视镜似乎都不够用。他还不时地扭动脖子，前后左右地观察着各个方向的动静。这架势让我刚刚放松的心重又紧张起来——这“纽约人”怎么这样啊？还说像在自己家里，在自己家里能紧张成这样？
撒谎——打工第一课
在纽约找工作，基本上就两种方式，一是像我当年在洛杉矶时一样，看报纸广告，再就是去当地的职业介绍所。在职业介绍所里，工作程序、对话都是专业用语，非常简略，这使得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往往一头雾水，稍有联想就会觉得可笑无比。介绍所里有一块黑板，上面简明扼要地记录着刚刚从电话里传来的招工信息。譬如说，你会在这黑板上看到这样的字句：大西洋城，一老人，800美金。当然这绝不是人口贩子的广告，懂行的人都明白，它的实际意义是：有一份工作，地点在大西洋城，内容是照顾一个老人，月薪800美金。另一条消息是：康州，炒锅，2100美金。这绝不是卖炒锅的广告，炒锅是餐馆中的顶级职位，就是大厨的意思，在它下面的职位有抓码和打杂。
介绍所的人每天都从各个用人机构接到各类招聘信息，再将它们随时公布出来，告诉来寻找工作的人们。他们挣钱的方式就是，向找工作的人按工资百分比收取佣金。一般的情况是找工作的人向他们交一份押金，他们就把招工单位的联系方式告诉他。如果找工作的人能通过面试进而能胜任工作，那么所交的那份押金也就不再退还。如果双方觉得不合适，找工作的人没有通过面试或工作一两天就离开，那么介绍所的人就必须负责给他找新的工作。与此同时也要按照辞工老板的进一步要求为之推荐其他人。在这样的一种机制下，职介所的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打工的人不能胜任工作。因为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他们一方面为了不退还找工人的押金，要不停地为其提供新的岗位，同时还要受到招工老板的抱怨。所以找工作的人的工作经验也就变得至关重要，因为一般做过某项工作的人，就有一定把握，基本能够不被辞退。而对于那些没有工作经验的人来说，不被辞退可就变得不那么容易了。
这天，我和SIU的一位同学江淘带着迫切的心情，一头扎进了纽约这家职业介绍所。等我们排队到了橱窗前，里面的小姐一边用眼睛打量着我们，一边问：“你能做什么？”
这句话一出口，就让我心灵受到巨大的撞击。曾几何时，我还是北大的优秀学生，天之骄子。毕业之后又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社会的无冕之王。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众人的尊重。诗歌、剧作、评论样样在全国获奖；电台听众见面会时，还能碰到含情脉脉的女孩。今天可倒好，到了纽约这地界，总共也就这么几项粗活，还招来人家这副眼光。还有这句饱含着不信任的问话：“你会干什么？”
没等我回答，江淘开始说了：“我什么都会干。”
“说得好！”我心里不禁暗暗赞叹。
没想到那位小姐有点不耐烦地问道：“那你都干过什么？”
我们当然知道她指的无非是黑板上列出的那几项工种。但我俩丝毫没有工作经验，只好面面相觑地说：“什么都没干过。”
那位小姐一下得了理，音调立刻提高了八度：“什么都没干过，为什么说什么都会干？”这火想必来自她已受过无数次招工老板的抱怨，说她推荐的人没经验。
听到她的话我一下愣住了，不知该如何应对。江淘却嬉皮笑脸地说：“是这样，我们什么都没干过，就好像是一张白纸，可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
那位小姐已经气不可遏，嗓门大得惊人——“你们这些中国大陆人就只会说。”
直到下午四时许，我等到了一份“快餐店送外卖，自备车，底薪800美元加小费”的工作。由于别人都无法满足自备车这一项，所以让我占了先机。我慌忙不迭地记下这家快餐店的地址，开上车第一时间去参加面试。
一路上，我不断地模拟面试的问答。问：在餐馆干过吗？一定要答：干过。这个谎非撒不行了，好在只需要我撒一次谎。哪怕两天后被辞掉，下一个老板再问我这个问题时，我也可以心安理得地答：干过，有经验。总之，无论如何，一定不能失去这次工作的机会。
老板是位看起来不到40岁的中国人，他一边问我话，手里还一边掂着炒锅，“能讲英语吗？”
“能！”
“自己有车吗？”
“有！”
“在餐馆干过吗？”
“干过。”
“是本地人吗？”
我心里一愣，这个问题我可没准备过。打工怎么还要问我是不是本地人？
“是！”稍加犹豫，我坚定地说。心想看来只说一个谎还不够，但今天豁出去了，只要能获得这份工作，让我说多少次谎都行。
老板看到我刚才有些犹豫，停下手中的活，向后退了一步，透过长长的过道，看了一眼我刚刚停在后院的绿色雷诺车，接着问：“有外卖时，送外卖;没外卖时，打杂。明白吗？”
“明白！”想闲着就不来纽约了，我心想。
“明天来上班吧，十点前到。”
“好，谢谢你！”我终于得到这份工作了。你看着吧，你会拥有一个前所未有的好员工。我心中暗暗下决心，甭管做过没做过，也甭管做什么，到哪儿我也不会输给任何一个人。
等我开车离开了快餐店，才逐渐领悟了老板问话的内涵。送外卖这项工作，如果不是本地人，哪个区、哪条街都不知道，这外卖没法送啊！于是赶紧买地图，晚上回去恶补。我暗自发誓一定要在明天上班前，把这快餐店附近的街区、路名全都记熟，绝不能让老板因为我路不熟把我辞掉。
“以泪洗面——初识餐馆工”
当年复习托福时一天背一百个单词的功夫在这用上了。我捧着一本纽约地图，一直啃到深夜，几个小时的突击恶补，使我对这快餐店方圆三、四英里以内的大街小巷有了基本的了解。然而说谎容易，做得没有破绽却很难。因为我毕竟没有在餐馆打过工，究竟能不能挺过第一天，我心里还有点惴惴不安。就在这种不安的心情中，我开始了第一天的工作。
“剁虾，去鸡皮，取青菜，搬货，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外卖一般只在吃饭的时候才送，明白吗？”我点点头。过了一会儿，老板又指了指柜台前那位身材瘦小的女孩子，介绍道：“这位收银叫Sherry，订餐电话都是她接。等饭做好后她会交给你送。”
好！我心里暗自高兴。不用接听电话就会减少很多犯错的机会。纽约这地界，街上的人们讲着全世界的口音，就是难有标准流利的英文。
“她忙不过来的时候，你就得接电话。”还没来得及高兴完呢，老板就接着指示，真是一点都不让我喘气。“好了，你现在去削葱头。”他向后厨房那足足有一米见方大的一筐葱头指去。“系上围裙，不然弄一身土，送餐时人家都不想要。”看我已经冲向那筐葱头，他又补了一句。
小时候干家务事不多，但削葱头这种事妈妈还是教过我的，胜任有余。我看着那上百个葱头，心里琢磨着：看来除了送外卖，今天的活就是这筐葱头了。我坐在一箱可乐上，开始了工作。刚削到第二个，过来一个工友，刚才好像看到他在帮着厨师抓码。他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操着一口浓重的闽南口音。“你找死啊？老板要看见你这么削，马上就会让你走人。”
“那怎么削啊？”我疑惑地看着他。
他看我真的不懂，便一把从我手中拿过那把刀，另一只手拿起一个葱头说：“看着，这么来。”
只见他左手拿稳葱头，右手的刀抵住葱头的顶部，刀锋一转，顶部那一小片便脱落在地；左手再一翻，刀锋又转一圈，底部这一小片又一落地；然后用刀向着那个已经没有底和帽的葱头肚中间轻轻一磕，刀锋薄薄地嵌进，再轻轻往旁边一抹，葱头的一圈外皮便脱落下来，手中完整地剩下一个不带皮的葱头。
乖乖，绝了！一共不到三秒钟。完全是和我们削苹果相反的程序，就是有点浪费了，那脱落的三片葱头皮中，还都深浅不一地带着一些能吃的葱头肉。
“你赶紧吧。”说完话，他转身跑回到自己的岗位。
模仿着他的架势，我右手持刀，左手拿葱头，笨拙而紧张地做了起来。好在这时老板在忙着自己的事，并没有察觉到这边发生的一切。我还想着这筐葱头是小一天的工作量呢。按着刚才那位工友的速度，这100来个葱头，20分钟也就能完。我一定要在老板检查我工作之前，将这三刀削葱头的绝技熟练起来。
削到第五六个时，我突然感到像是有什么东西刺了眼睛，眼睛一阵发酸。不行，我得扛住。可再往下削，这眼泪就再也止不住了，哗哗地流出来。这时候，我想起了当年妈妈的教导：切葱时眼睛不能盯着葱看。
于是我试着把眼睛抬起，两手摸着干。不行，这样太危险了，刀尖差点滑到手指。这时，我看到老板朝我这个方向走来了。我再也顾不了流眼泪的事了，两眼盯着葱头，用最快的速度进行着“三刀绝技”，眼泪却抑制不住地淌下来，围裙的前胸处已经湿了一片。
“你会不会干活？哪有像你这样削葱头的？”耳边想起老板的叫声。
又怎么不对了？我这三刀绝技是刚刚从师傅那学来的，速度也应该不算慢了。我抬起头一脸疑惑地看着老板。
老板看都不看我，一只手抓住那装满葱头的筐边就向门外拖：“跟我来。”
到了门外，他说：“削葱头不能在屋里干，就在这吧。”说话间又一脚踢过来一个空筐，“翻过来，坐这上面”。我心中不禁有几分感激。坐在筐上加紧干了起来，可眼泪却还是止不住涌出。
“不对！不对！你真是一点都不懂。怎么能顶着风削呢？那还不把那点葱劲儿都吹到眼睛里，得侧着，把风让开。”看我站起来，他一伸脚，把那空筐踢得错了个个儿。“就坐这儿，快点！20分钟干完，后面还有别的事等着你。”话音没落，人已经不见了。
这次我坐下来，感觉确实不一样了。我的胸膛不再挡着迎面来的风，微风从侧面吹来，带走了许多葱的呛劲儿。智慧啊！我想起了毛主席说过的那句话“卑贱者最聪明”，那么在纽约，我深深感觉的就是“劳动者”最聪明。
终于，送餐开始了。我从Sherry小姐手中接过三个打好包的塑料袋，像当年在田径队比赛一样，冲进我的雷诺。刚松手刹，就见老板冲了出来，高声地叫道：“赶紧啊，后面的订单又来了。”
“知道了！”我这才意识到，人们吃饭从来没考虑过做饭和送饭的人，不吃时都不吃，一吃全都吃，非得把我们累死才算。刚才干活时，工友已经嘱咐我，送餐一定要快。只有将饭热气腾腾地送到，用餐人才高兴。这一高兴，小费也就会多给一点。如果你送餐到家时饭已发凉，不仅是小费难以到手，恶劣的还会给你退单。而这种退单，程序非常简单，因为订餐人并未支付定金，他只需要对你说一句“太慢了，我们已经吃别的了”便关门不理你了。第一次退单，老板会骂人，第二次退单，骂完之后，还会再加上一句，你走人吧！据说，我的前任就是这番命运。
开上车后，我脑子里高速运转着昨天夜里印在我脑海中的地图，盘算着应该先去哪家，后去哪家，才是这次送餐最有效率的路线。
很多身居纽约的人都没有汽车，这往往不是因为买不起车，而是因为没地方停车。没有私争车位的人上班累了一天，下班后，把车开到自己家楼前。转悠一个多小时，却找不到位子停下来。对于我这样一个外地人来说，就更是不易，即便能找到路，也难以找到停车位。这是我初送外卖时最大的障碍。
等我这次开回餐馆，车还没停稳，就见老板已经掐着腰，一脸怒气地等着我下车。我打开车门小心翼翼地说：“要送的饭在哪儿？我马上就去送！”
“等你？人都饿死了。”原来老板等不及，已经让一位工友跑步去送了，好在这几份订单都在附近无需开车。“你先说，三份单，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老板，你不知道，根本找不到位子停车。”
“什么？你送餐还要找停车位？”老板那两只小眼珠，就差要瞪出来了。“我还以为你是抢红灯，被警察开了罚单。你去打听打听，全纽约送餐的，有谁会去找停车位？”
“那怎么停啊？”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Doubleparking! Emergency light!!”老板说的Double parking就是路边已经有一溜车停在那里，你的车压着那溜停的车外边停，实际上就是占用了正常通行的车道，emergency light就是紧急信号灯。老板那句话的意思就是“压着路边已经停的车把你的车停在路中央，然后打亮紧急信号灯”。这样外人就不知道你车出了什么状况，而你要飞速地冲上楼去，再窜回来迅速把车开走。
吃一堑长一智，从这以后，这种特殊的停车方式，就是我在纽约的一贯行为了。而我这才发现，纽约的交通法中也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这样的行为，虽然阻碍了交通，或者妨碍了在车道边停车的人把车开走，但只要时间短暂，你就可以屡试不爽。甚至13年后，当我重回纽约，冰天雪地里，现场制作电视连续剧《荣誉》时，还能故伎重演。没地儿停车时，就把车直接停在了繁华的中央公园门前的交叉路口上。打起紧急刹车灯，让剧组人往下卸道具和设备，有效地赢得了拍摄时间。
由于你知道这是犯众怒的行为，所以当你离开车时，也就一定会疾步如飞。这无形中就加快了送餐工作的节奏。当然，往往当我冲回车前时，不是停在我车内侧开不出去的车主在张口骂人，就是被堵在我车后面的驾车人在拼命地按喇叭。而我必须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低着头飞快地冲进车里，以最快的速度把车开走。
第一天工作的下午，在两顿饭间歇的空当，老板突然走到正在去鸡皮的我的跟前说：“你先停一下跟我走一趟。”
我不知道老板又要出什么花招，忐忑不安地跳上老板的汽车。
“开几年车了？”
“一年左右。”实际上我拿到驾照还不到6个月。但我已学会撒谎，怕说少了又让他觉得我不合格。
“我知道你就是没经验。你看着，得这么开。”说话间，车开到一个窄窄的胡同口。这胡同口窄的只能有一辆车通过，但可以看到的是，前方几十米外的胡同的那头，已经有车准备开进。只见老板先是按响了一声汽笛，接着一脚油门加速冲进了胡同。对面的车见此情景只好等在胡同口外，等我们的车开出胡同口后再继续前行。
“看到了吧，谁先进，谁就抢到了时间，谁要害怕，就只能傻傻地等着。浪费的都是你自己的生命。”哦！这不就是书上说的狭路相逢勇者胜吗？原来老板开车带我出来，是要对我进行纽约送外卖开车技能培训。这几天来纽约后的驾车，已经彻底颠覆了我在美国开车的观念。譬如说：纽约开车基本不用按车道走，绝对没有压不压线这一说。假如你不在车道而在路边和车道的车并排停在了红灯前，那么绿灯一亮就是信号，谁先冲出去车道就是谁的，根本没有规则可言。这种情景，不要说在美国其他地方，就是全世界的其他城市都加起来，也很难见到。我想了想，在我的记忆中，不按车道抢路先行的情景，只有在赛车场才可以看到。好嘛，老板的意思是那还不够，还要有撞车的勇气去开车。纽约，我真是服了你！
不管怎样，第一天的打工算是撑下来了。结束时，老板虽然不够满意，但也并没有要辞掉我的意思，为此我心里暗暗庆幸。但我却发现另外一个问题，这家餐馆只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虽然门口营业时间写得清清楚楚，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10点打烊，周末11点打烊。但只要店里有客人，员工就不能下班，而且不能催促客人，甚至不能像国内有些店那样采取关一部分灯的方式来暗示客人。因为来这店吃饭的很多都是居住在周边地区的回头客，老板不想得罪这些人。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我这份工作，可以说是中餐馆中最苦最累的一种。一是因为它是快餐店。就是属于薄利多销型，用餐的客人也大多是穷人，吃饭时间不按钟点,除了早晨上班那一个小时稍微清净点外，基本上一整天食客都络绎不绝。远远不像有些正宗的餐馆，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还会停止营业。二是因为老板是个新移民，一个辗转香港又来美国的福建人。他自己也是一步步从打杂、抓码、炒锅再到老板，刚刚盘下这个店还不到一年，所以对每一分钱都很贪婪。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这个餐馆的工作使我每天都生活在疯狂的节奏中。从早晨10点开始到晚上11点收工，每天要不停地干13个小时以上。而周末的三天晚上再加一个小时，最少也要达到14个小时。虽然身心极度疲劳，但我心中总是有那个信念，店里的工友们也都是同样的强度，为什么他们受得了我就受不了？
五、纽约之黑?黑吃“黑”
北大长跑队的在底子使我不敢于和劫匪赛跑没有人能比在刀枪追杀下跑得更快了。有时候，凶险与平安只有一线之即。
远在异国他乡，对亲人也就格外地思念，虽然通信在那时也仍然是主要的联系方式。但每个在美国的中国人都对给家人打电话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书信的往来往往要间隔两周以上，每一句问候和表白，也都不能得到及时的反馈。只有通话不仅交流迅速，每一个问题都能得到即时的答复，而且能够真切地听到自己亲人熟悉的声音。因而打电话还是人们最钟情的方式。每个月，每个留学生在预算自己生活费时，长话费也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项。但在1990年，中美国际通话每分钟要到３美元左右，累积起来是一个让我们不太敢想象的数字。在中国一个月的工资奖金全加起来，也不够打上十几分钟电话的。
初到美国时，在洛杉矶我就遇见过街头的黑人卖电话卡，而且是专门卖给我们这种模样的外国人。因为他们知道，我们都是国际长途电话的需求者。通常七八美元就可以买到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拨通后，你可以一气讲个够，三四十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用过一次之后那个号码也就作废，对于此事我也从未探究过它的内幕。这次到了纽约，我那颗带着记者敏感的心又萌动起来，想着一定要把这里的道道弄个明白。
这天，利用一周唯一的休息日，我只身来到了纽约的公交汽车总站，听说这里是卖电话卡最活跃的地方。果然，我刚刚走进站口，就有黑人向我迎面走来，翘起两个手指放在耳边，做出打电话的姿势，同时问道：“Phone card？Phone card？”（电话卡？电话卡？）生怕我这个外国人听不懂他讲的英文。
“多少钱？”我问。
“十块。”
“太贵了，再便宜点。”我早就听说过能够讨价还价的底价，心说你甭蒙我。
“Ok，my friend，for you，eight bucks.”（好吧，我的朋友，八块钱卖给你。）
“不行，七块，你不卖就算了。”说着话，我拿出一副转身要走的姿势。
“Ok，you got the deal.”（好吧，成交。）说着话，他把一张写着号码的小纸条往我手里塞。
“等等，”我想起一个朋友的提醒：“谁知道你这号码是真是假？打不通怎么办？”
“Iwill dail it for you.Pay me when I get it through.”（我给你拨通，拨通后你给我钱。）说罢，他带着我走向身边的一个公用电话亭，脸上一副不屑的表情，好像我侮辱了他做事的信誉。
果然，他把我给他的号码拨过去之后，电话接通了。那头传来了远在北京的妈妈的声音。我把准备好的钱，放在这个黑人手里，他笑着扬长而去。
“妈妈，我在纽约了。我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猜猜，我一个月可以挣多少钱……”
就在我开始说话时间不久，突然，一个陌生的黑人出现在我面前，脸上闪现着一丝狡黠的微笑——“可以啊你！”
等我意识到他时，他已经站在离我不足一米的距离。我的心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下意识地后退了一小步，不知道他要搞什么名堂。
“Myfriend，time is up.”（朋友，时间到了。）他两眼滴溜溜地向左右扫视一下，低声对我说。
好熟悉的用语，这不是当年我在洛杉矶的Ｍotel做经理时，催客人时间已到的话吗？“你什么意思？”我问他。
“你付了多少钱我是知道的！但现在你讲话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个价格。要么你继续付钱，要么这通电话只有被挂断了。”时间走了出价格，关其他人什么事？这个黑人有什么资格给作者要钱？他能给作者提供什么，可以使用，这些在弟32页中并没有清楚。说话间，这位老黑伸出手，把食指放在了电话机的那个弹簧片上，只要他手指向下再挪一寸，电话就会被挂掉。
这是黑吃黑！我心里猛然明白过来。前面有人非法卖卡，后面有人接着吃第二轮。我当时也没多动脑筋，怎么就选了这么个众目睽睽之下的公用电话呢？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电话卡的奥秘。往往是在这些众人聚集的公共场所，当一个人在用自己的电话卡拨打电话，输入密码时，在他背后高楼中的某个玻璃窗后，有不止一个人拿着高倍望远镜，紧盯着他手指的按键。当他打完电话走开时，他无法知道，那组密码已经被神不知鬼不觉地记录下来。再接下来就是，有人在街头出售这组密码。这句话与前面值。按作者所用之卡大概是一次被使用此外关于电话卡为何如此：原因，交待不清整，谈后不易明白之后重新描述。当然，在美国，只要电话卡的持有者签字画押，表明这通电话并非自己所打，他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最后这笔呆账只能由电话公司埋单。
听着妈妈还在那头说话，我便只好面对现实地与眼前的这个黑人讨价还价：“说吧，你要多少钱？”
“不多，就五块钱”，黑人向我伸出一个巴掌。
“四块吧”，我心中很不情愿。
“Nomoney no talk.”（不给钱，就别想通话。）黑人又把食指放在了原来的位置，拿出马上就要挂断电话的架势。
这时电话那头传来妈妈焦急的声音：“沈群，这是怎么回事啊？刚才说得好好的，怎么一下就变成英文了？这是串线了吧？”
“没有，没有，妈妈，我这有个人跟我问路，咱接着说。”一边说着，我一边只好从衣袋中掏出五块钱，交给了那个黑人。
“是不是通话时间太长了，这得多少钱啊？”妈妈也觉得今天的电话有点奇怪。
“妈，您就甭管了，我现在不是挣钱了吗？”我和妈妈聊了起来。
……
“Hey，you got to pay.”（嘿，你应该付款了。）不知何时，又一个黑人站在我的面前。拿出了几乎和刚才那位老黑同样的架势。
还没完没了了，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I already paid.”（我已经付过了。）
“Notme.”（没付给我。）黑人不依不饶地摇着头。
“妈，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今儿咱说的也不少了。”我知道马上就要被挂断电话了，于是语速突然变快。我明白不能再这样一个劲儿地付钱，但我嘴里还在跟这个黑人周旋：“你要多少钱？”
“考虑到你已经讲了那么长时间，向你要八块是个很合理的价钱。”
我心里“噌”地一下，火就起来了。这价还翻着番往上走？“妈，就这样吧！我找时间再跟你通话，你跟爸说一声，我今儿就不跟他讲话了。”我一边急速地说话，一边抬头看着这黑人，说完，我干脆“砰”的一声，把电话机摔在了机托上转身向车站走去。
那个黑人显然被吓了一大跳，我走出很远了，还能听到他嘴里喃喃地嘟囔着：“生什么气啊？不就是几块钱做个生意吗？”
回到店里，当我把这份经历讲给工友们听时，被他们着实地嘲笑了一番：“天底下还有你这么傻的人啊？到那种地方去买电话卡，还一个人去？”当初那位教我削葱头的工友，名叫大刘，他很仗义地拍拍我肩膀，“行了，下次跟我们一块去，看谁还敢欺负你？”
来店工作这几天，我已经熟悉了这里的全部店员。老板姓林，今年40岁出头，“文革”末期，他随家人偷渡到香港，几年后又辗转来到美国。从餐馆的打杂做起，一直做到炒锅，攒下几万美元，再加上向朋友的筹措，一年前盘下了这家快餐店。店里除了我和那个收银小姐Sherry外，清一色都是福建偷渡客。没有一个人有正式身份，因而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考驾照开车或站在前台收银。他们所有能做的就是在后面的厨房里默默地劳作。他们交流都用闽南话，只有跟我说话时，才讲普通话，但那浓重的口音仍然让我一知半解。他们每个人都是全家举债，给蛇头交钱后偷渡至美国。他们没有一个人喜欢美国，但是每一个都喜欢在这里挣到的钱。因为，只要混到“炒锅”一职，一年挣到手的钱就可能比他们在国内的老乡一辈子挣的钱还多。每人要付的偷渡费用有三万多美金，他们没有人能付得起这笔钱，所以他们通常都是向国内的亲戚朋友多方筹措，先支付全部偷渡费的一半，另外一半再由在美国的亲友联名担保，等在美国打工挣了钱再陆续还清。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笔经济账：苦干五年，快活一辈子。也就是说，在美国，从餐馆打杂每月1000美元做起，一年之后成为抓码，两年之后成为炒锅。到了炒锅这个级别，好一点的餐馆一个月可以挣到2400美元，一年下来就可以有将近三万美元的收入。由于工作都在餐馆，吃饭从来不用花钱。由于身份都是黑的，也不可能在外租房、住店，他们都是随着餐馆老板回家，六七人挤在一间十余平米的小屋内。所以，挣到的钱几乎没有花出去的地方，可以全部留下来。
他们都是一群贫困山区的农民，大多数思想单纯、感情质朴、心地善良。在我有困难时，他们虽不善言语，但都愿默默地帮忙。他们的村里都已形成了风气，好像男人不出国就是没有骨气，而男人一旦出国，女人们就处于永久的等待中。所以往往整个一个村子，剩不下几个男人。当这些男人进入美国后，又大多集中在纽约地区。因为这里周边有一万多个中国餐馆，足以容纳十几万甚至更多的餐馆工。在这些餐馆中有不少就是由早来几年的福建人开的，因而他们在语言、文化上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很多人在纽约地区度过了最初的苦难阶段，也还清了债务，从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人生自由，可以走到纽约之外的地区发展，像亚特兰大、芝加哥、费城等等，但新的偷渡客却一轮一轮，前赴后继，永不休止地填进纽约这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中。
那些到达美国的餐馆工人从第一天起就真正开始了暗无天日的生活。他们语言不通，身份没有，外面繁华的世界与他们不发生任何关系。他们思念遥远的故乡显得越发亲切，每天长时间的辛苦劳作后，没有老婆、孩子的陪伴，留下的只有内心的孤独和无限的乡愁。无论打电话还是写信，他们都是在痛骂美国。但其故乡的人所能看到的是他们源源不断地寄回美元，和盖起了的一幢又一幢小楼。
美国压抑的生活使他们火气尤其大，行为尤其暴。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纽约，福建人已形成了一股特殊的势力，他们走到哪儿都三五成群，没人敢欺、没人敢惹。连某些地区那些专门靠碰瓷为生的小混混，都知道躲着这些福建人。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生活中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得病，因为他们没有医疗保险，也不敢去正规医院花钱就医。看病的第一项内容就是登记身份。没有正式身份的他们一旦生病，心里的恐慌便可想而知。店里的大刘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有一天他胳膊上不知何故突然泛起一片红疹，他那种惊恐的表情，让我久久不能忘怀。他拉住我的胳膊说：“小沈，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办啊？我是不是马上就要死了？”后来我陪他去了趟药店，当他听着我的解释吃下药之后，嘴里就在不停地念叨：“这下好了，我明天就应该没事了。”
一周后的一天，终于等来了他们带我去打电话的日子。我们店里的两人再加上其他店约好的三个福建老乡，一同坐上地铁，开赴我上次受欺负的纽约公共汽车总站。路上他们有说有笑，相互不断调侃着。虽然我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对话，但大致可以猜出他们是在聊着家长里短的事情。某某的孩子上中学了，长得跟他爸爸一个样；某某的老婆发福了，不再是原来那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话语间，他们不断重复的一句就是：“约好了吧，你们家媳妇会在吧。”我听着有点迷迷糊糊：这打个电话还有什么约好不约好的？快到车站时，大刘冷不丁问了一句，“小沈，我忘了和你说，你早上吃东西没有？”
“吃了点东西。”我支吾着，不明白他为何问这个。
买好电话号码后，他们走到了一个似乎是他们经常使用的公共电话前，等一个黑人接通电话后，拿着钱走了。接下来，让我看到了一副永生难忘的打电话场景——
一位工友打起了电话，五尺高的男人两句话没说完，眼泪已经扑簌簌地滚落下来。此后，他便很少再张口，但是那种倾听的专注，是在任何公众场所中难得一见的。而他的身边，其他四位老乡分散开来，几乎是等距离的站成一个半径约两米的圆形，这位打电话的就是这个圆的圆心。四人像保镖一样，背朝圆心，面向外围，注视着过往的行人及周边一切可疑的动向。我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不时地可以发现类似上次我经历过的黑吃黑的那些黑人从二、三十米外把目光投向这边。但他们似乎也已经熟悉了这幅场景，观看片刻便知趣地走开，没人敢前来打搅。
在美国经常会有一些黑人在公共场所捣乱，尤其像公共汽车站、地铁站这些人员杂乱的场所，偷个钱包、打劫个外卖、抢个乞丐或街头卖艺人的零用钱等等。他们这些人胸无大志，满足于一时一地所获，而且往往是单兵作战，无组织、无纪律，也形不成帮派团伙，因此一旦遇到像福建人这种几人一伙的团队，他们往往都不敢正面交锋。
在美国的住房市场还盛传这样一种攻城略地的战术——要想让一个高尚社区的地价掉下来只需要引入几个黑人暴发户即可，因为黑人绝对是属于有钱就花、及时行乐的那一族，绝不会像中国土财主那样把钱装在罐子里，再埋在后院的地下。而一旦有黑人迁入时，这个社区往往就会由“静”变“动”，就像一支交响乐突然变成了酒吧摇滚，一曲芭蕾变成了嘻哈街舞。接着，一个一个的黑人暴发户，还会像被时尚引领一样接二连三地进驻这个社区。于是，这个社区就开始“变色”——“黑进白退”。一旦越过一个整体比例，变色的节奏就会加速进行，白人不再是步步为营，而是节节败退。一直发展到整个社区“漆黑”一片。这时，其他族裔的人一般也就不愿再进来。当然如果你想让此社区冲破黑暗，再度“变色”，唯一的选择就是引入越南人，他们是这世界上唯一敢于和黑人较量的民族。他们似乎就是为苦难而生，不仅祖祖辈辈拒绝荣华富贵，而且父辈就曾经和美国黑人在自己国土的灌木丛中以死相拼。虽然在战争统计的整体死伤人数上并不占有优势，但他们视死如归，好像活着是一种意外，死亡才是必然。而越南人能够“战胜”黑人的一个关键就是他们往往能够结帮成派，所以，一旦越南人进驻，黑人就呈现出节节撤退的态势，最终使这个社区再度“变色”，由黑转黄。问题在于由越南人统领的社区难以引起地价的上升，在美国很少有越南人的聚居社区称得上高尚社区。但是你不用慌，这时候你就该让中国人登场了，中国人是不惧怕与越南人为邻的。一旦中国人进入社区，就开始整修院落，加建房屋，恨不得把自己的每个房间都装扮得像皇宫一样，进出社区也都彬彬有礼，因此地价也自然重新升值。
这时，只见刚才一直讲电话的工友两眼红红地叫了一声：“大刘，该你了，你老婆在那等着呢。”于是大刘走过去拿起电话，没说两句他就转过身去，把头深深地埋在了胸前。刚刚打过电话的人用粗大的手掌，抹了一把眼睛，走到刚刚大刘站过的位置，做起了保镖。
他们就是这样依次轮换的，每人说上半个小时左右。每人都讲过一次后再开始第二圈的轮换。难怪来的路上他们问我早上是不是吃过东西，谁能想到这电话打起来就是五、六个小时，不吃东西谁能受得了？
可以想见电话那头，在福建某个山乡的角落，想念着他们这几位的老少亲人一定也是哭成一片。
这又让我想起在路上他们相互之间一再叮咛的话语——“约好了吧”，那一定是家家都约好了这个时间地点同时来到这个电话边守候，一旦电话接通便成了他们多少天来唯一向自己亲人倾诉的时刻。在美国这边，这些连身份都没有的“黑户”，不仅异国他乡举目无亲，而且言语不通，每天十三、四个小时的辛苦劳作，还要时时刻刻担受被移民局抓进监狱的惊恐。一旦可以和亲人通话，又怎能说得尽那无限的相思。
大洋另一边，对于留守在家中的母亲、妻子和未成年孩子，在美国的亲人就成了他们生活的唯一希望。她们知道，那种非人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但她们也同样明白，对于她们这样既没有知识技能，又没有家产和财路的人来说，只有她们家的男人去忍受了这一切，她们才不会一辈子忍受贫穷，她们的子孙后代也才能过上富裕而有尊严的生活。
那天他们也把我维护在那个圆圈里，让我和妈妈通话。那个电话，我永生难忘……
后来，在我和店里的工友聊天中才逐渐了解到，他们几乎每人都有一个来美拼命五年的经济账，前两年的工作基本上是还账，后三年的工作才是真正的挣钱。而这三年挣到的钱，渴望达到六、七万美元之多，这在当时相当于六、七十万元人民币，已经足够他们在家乡盖一座全新的小楼，并且开办一桩轻轻松松的小生意，全家人甜甜美美地生活一辈子。
美国这片富饶的土地，真是上帝给予人类的一份礼物。1620年，当“五月花”号帆船将追求自由的36位清教徒和66位“教外人士”送上这片土地，这里就再没有停止过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他们为了自由，也为了财富，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从零开始开创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只不过在早期，以英国为主的欧洲移民先人一步来到了这片土地，那时他们不需要签证，因而也没有偷渡这个概念。当他们在这里定居后，他们的母语便成了这片土地的语言。直到后来，纽约还在首当其冲地每天接收着源源不断地从欧洲跑来的移民。那时他们需要被放到纽约港外的爱丽丝岛上隔离两天，进行瘟疫疾病等的检验，便可合法地踏上这片大陆，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同样的追求，同样的地点，只是历史发展到今天，从中国跑来的人们便需要申请签证，甚至偷渡。他们也将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语言不通，生活不适应。因为不是合法居民，他们在这里没有任何发言权。等待他们的只有忍耐和终日拼死的劳作。此外，还要面临被抓的风险。
我送外卖虽然开车，但也逃不脱被打劫的命运，几次与劫匪搏斗的经历，已成为我终身难忘的记忆。
那是一个傍晚时分，Sherry从电话里接到一张巨大的订单。从宫爆鸡丁饭到叉烧肉饭再到海鲜炒饭，我们快餐店的招牌套餐几乎被点了个遍，老板当时外出不在，店里的员工们都暗暗地高兴，因为今天的进账显然超过往日，老板的心情自然会格外愉快，员工的工作也就会随之轻松。
由于Sherry承诺人家30分钟送到，因而全店员工里里外外，着实为这份订单紧张了一通。我在心中也暗自高兴，因为这次送餐，一趟就应该会有二十多块钱小费，今天的小费总量肯定要大大突破往常。
等大家用塑料袋把这些订餐全部装好，才发现这些饭根本不是我一个人能拿得了的。于是，老板的那位远房亲戚，通常也是我这个送餐位置的替补主动要求说：“小沈，我和你一起去好了。”听到这话我心中顿生一丝不快——你也去，那不就是说我的小费要被分走一半吗？心里这样想，可我嘴上却不好意思说出来。当然，事后证明，幸亏有他与我同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俩查着地址开车来到了订餐电话发出的那栋六层居民楼。刚刚走出车门楼道口就见四、五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热情无比地迎上来，“你们可来了，我们都有点儿等不及了。”他们一边说着，一边伸过手来接过我们手中的塑料袋。
我当时心里就有些奇怪，送餐这么长时间了，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待遇。而且在美国我也懂得这样的规矩——是我的本职工作就用不着别人帮忙，我挣的就是这份钱。每个订餐人都恨不得你把餐盒送到他们的床上，怎么还会跑下楼来接单呢？说话间，他们已经从我们两人手中分取了一多半快餐，我们只好和他们一起鱼贯走入电梯。其中一个青年同时按了两层楼的按钮，到三楼电梯门开时，那三位手中拿饭的小伙子，走了出去，我们刚要跟上，仍留在电梯内的两手空空的小伙子说：“你们别下，跟我到四楼。”
来到四楼，我们走出电梯，发现又有三个小伙子等候在此。这位随我们来的小伙子说：“到了，把饭就放这儿吧。”他话音未落，等候的青年已从我们手中拿走了全部的餐盒。
我心中顿生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家，这是楼道，怎么能送到这就算完了呢？这么想着，嘴里却故作镇静地说：“一共168块钱。”
“知道，知道。你跟我走。”说着，他要把我们送进电梯。
“哎，还没给钱呢，餐可都交出去了。”我们两人同时表示了异议。
“我知道，但拿钱的人在上面一层，这不是还有我在吗，我带你们拿钱去。”这个青年人一边说着一边把我们引入电梯。我俩无奈，只好跟他走。
从电梯里出来已是五楼，小伙子领着我们向楼道的一个尽头走去。我和同来的工友不停地交换着眼色，愈发感觉有点不妙。正在我们不知所措时，走在我们前面的这小伙，猛蹿了两步，“嘭”的一声推开了右手边的门扑进门内。我俩知道出事了，也跟着扑向门去，但那门随即“哐当”关死，任凭我们俩使劲推，那扇门却纹丝不动。
这时我才发觉，这不是一扇普通住家的门，而是楼梯走道的门，门上一人多高的位置有一玻璃窗，可以清楚地看到门内的水泥阶梯。我使劲地踮起脚尖，透过那块玻璃，向门后的下方看去，眼中的情景让我大吃一惊——三个小伙子叉开腿，紧紧地用双手挡住这扇门，而他们的身后还有一位更壮的青年，手持一根扬起的棒球棍，随时准备给破门而入者迎头一击。
“怎么办？”我慌乱中问着身边的工友。
“还能怎么办？赶紧走。”说罢，他拉了我一把。我俩飞步地跑向电梯。
回到店内，老板的这位亲戚向老板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老板气得鼻子都歪了，冲着sherry一顿大喊。还好，没有辞掉我，也没有骂我。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最大的错误是Sherry，用他的话说就是：“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傻的脑子，哪一家可以一顿吃这么多饭？往回打个电话，再证实一下不就可以听出破绽了！”
两个人遭遇打劫多少还有个交流，一个人陷入这种情景，可就更惨人了。
那次我一人被劫发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当我像往常一样在一栋18层高的公寓前doubleparking好，按亮紧急刹车灯，拎着外卖袋一头冲进电梯时，才发现两个长相凶狠的年轻人跟我一起进了电梯。令人奇怪的是，当我按亮11层的按钮时，他们也不再做出任何其他楼层的选择，而且他俩明明认识，却一左一右分站在我身体两侧，他们的对话更是让人不寒而栗——。
“今天就是缺点零花钱啊！”
“没问题，有人会给我们送上来的。”
“要是有人跟你不对付，你喜欢用刀还是用枪？”
“用刀，用枪显不出我的实力。”
我心想：你们什么意思？这不就是说要抢我身上送外卖的钱吗？
到了11层我走出电梯，心里怦怦地跳着。我一边查着门牌号码，一边向楼道的一头走去。心中盘算着该如何对付这两个小混混。他们看来是在等着我把外卖送掉后拿到现金再动手。应该马上报警？可是什么事还都没发生啊！应该寻求这位订餐人的帮助？可是我应该怎么说呢？
思考之间我已经走到了这家订餐人门前。我伸手按响了门铃。
门开了，但只开了一个手掌大的缝隙，可以看到门还被一条铁链子挂着，这在纽约也是常有的现象。看来主人就没想让我进门。
门缝里闪出一张老太太的脸。还没等我说话，她就伸手接过了外卖，另一只手把早已准备好的钱币一把塞到我的手里，随即“哐当”一声把门关上了。
我手里攥着那带有体温的钱，只好转过身来向电梯走去。这时我远远地看到电梯门敞开着——看来那电梯在我送餐时根本都没有离开，我仍然能听到电梯里那两个人对话的声音。等我再往前走，就看到电梯门与楼道相交的地方，露出一个人的脚尖。我明白了，他们是在用脚抵住电梯的门，使电梯无法移动，专等着我走进去来个瓮中捉鳖。
怎么办？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假如我在电梯里边被打劫，他们可以随时停到任何一层逃走，即便是来了一两个警察，在这座18层高的楼中也难以找到他们的踪影。更可怕的是，当我进入电梯时，我赤手空拳将怎样与他们搏斗？他们身上是有刀还是有枪？如果我乖乖交出我身上所有现金，他们是不是还会伤及我的身体？
思考间，我已走到离电梯口只有两三米远的距离。我猛然发现，在我左手边紧贴着电梯口有一扇门，这显然不是一户人家的门，而是通向楼梯的门。
太好了！我顾不得多想，一掌推开了门，赫然看到了水泥楼梯，于是身子“噌”的一下就蹿了下去。等我冲下第一个之字形楼梯时，可以清晰地听到楼上的电梯门“哐当”一声关上。我一边冲向下一个“之”字形楼梯，一边在想怎么办？他们追上来了。我的双腿哪里跑得过电梯？对！我一定要将电梯按停。
于是在我跑完第二个“之”字形楼梯时，又推门冲回楼道，看到电梯的指示灯还没到达这一层，便伸手按下电梯的按钮。然后我折返身子重新冲下楼梯。这一下反冲过猛，脚下一个踉跄险些摔倒。我马上警告自己不要乱，要镇定，要跑稳，摔倒了就可能被他们抓住。我只要每下一层，推开楼道门按一下电梯按钮，电梯就必须在每层都停。只要我一层层照此操作不出错，我就永远可能跑在他们前头。
当然，这样做必须要让我每跑一层楼梯的时间短于电梯到站开门关门再走一层楼的时间。而我这时，已数清这之字形的每一个斜边是九级台阶，我一步三级，每一个斜边用三步完成，就可以抢在电梯前面。
这回我在北大练就的长跑本领终于派上了用场，当然，从来就没有想到会是用来救命。
一共11层楼，层层进行着比赛。
等我到达一层楼道门时，看到电梯指示的红灯仍然显示在“3”上，我长舒一口气，转头疾步冲出了大楼。
外面碧树蓝天。楼门口，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正撒着娇扑向妈妈的怀抱——生活是如此的祥和，而凶险与祥和仅有咫尺之隔。
等我冲到doubleparking车边，早已有两拨人对着我的不文明行为叫骂，一拨是被我压在路边开不出来车的停车车主，一拨是被我堵在车后的三辆轿车，驾车人都把头伸出窗外，手中拼命地按着喇叭。
“Sorry!Sorry! I’m taking off.”（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开走。）我连连道歉，然而心里却无限轻松。因为周围这一切都向我表明，我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
六、“钱藏在袜子里硌不硌脚”
当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发下来时，自己一算也吓了一跳，底薪、小费加起来总共是1963美金。我粗略算了一下，这相当于我在中央电台18年工资与奖金的总和。记得那时我一个月薪水只有86块钱，而美金和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1：1。
为了省钱，我们几位南伊大的同学合租了一间地下室，这个月租380美金的房间有十多平米。房内没有床，也没有任何其他家具。房间附带一个窄小的卫生洗浴间。我们从街道上找来人家扔掉的废床垫一个连一个铺在地上。这一下屋内就不再有任何插足的空间了。所有人进屋时都遵守一个规矩——先把鞋和袜子脱掉，留在楼梯的空地上；进屋以后，先去洗脚，否则一人鞋袜中略带脚臭，全体同仁就要忍受一夜，因为地下室中是绝对没法通风换气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间陋室，却承载了我们无数的快乐和希望。每天打工回来，大家都像见到亲人一样，互相问候、交流、鼓励乃至吹捧。当然，最快乐的就是发薪水的日子。一位同学所在的餐馆是双周发薪，这让我们全体人员都嫉妒不已。因为我们一个月只能高兴一次，他却可以高兴两次。不管发到手多少美金，折算成人民币，都是家里亲人不敢想象的数字。为此，我们都在平日的生活中节衣缩食，有旧的绝对不买新的，有坏的绝对不吃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纽约这地界，稍不留神就会花掉几十美元，而这钱足够给国内的亲人买一台全新的录音机或电风扇，美美地用上二、三十年。
每天下工回来，洗完脚后就坐在床垫上，我们往往背靠着墙盘算着又会有多少钱进到自己的口袋。记得有一次，我刚刚坐定，楼道上就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我们都猜到那是同屋的小林回来了。人还没进，就听到江淘的高喊：“哎，你怎么犯规了？谁让你穿着袜子就进来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马上就把袜子脱下来。”
“不行，味儿都已经带进来了。”大家齐声叫道。
“一分钟，就一分钟。”只见小林坐在自己那一方床垫上，脱下袜子，从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叠美元。
“哦，原来是发钱了！”
“够有想象力的，钱能藏在袜子里，硌不硌脚？”
“硌什么脚，我每走一步都能感受到那已经属于我的美元，心里多踏实！”小林一脸满足地说。
“是啊！这种硌脚我也愿意有，天天硌都行”，江淘也插了一句。他是我们这里最惨的，来纽约这么多天了，还没有找到一份可以干下去的工作。
“赶紧，赶紧，赶紧把袜子扔出去。”胖子上来，拿起放在小林身边的袜子，走到楼梯口一把扔了出去。小林根本没有感觉，只见他坐在床垫上，背靠着墙壁，把那一摞美元举到眼前，一张一张地点着。
“你这都点第几遍了，你不近视吧，票子都快碰到鼻子尖了，闻没闻见那钱上还带着刚才的脚臭？”
这一说小林干脆把票子放在了鼻子上，说：“你这一说我才发现这美元不仅看着舒服，闻着也香。”
“我觉得你还是拿着你那袜子直接闻吧，那毕竟也是装过美元的袜子，味正，味足。”
……
工作是辛苦的，但生活是满足的。因为我们自食其力，并且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劳动产生这么大的价值，而这些价值给自己也给家人带来了希望。在那个时代，我们心里也都有一笔账，只要有一人在美国挣钱，全家人在国内都能过上好日子。像我父母这样的知识分子，两人一年的辛苦，奖金和工资全部加起来也不如我在美国这个低档的餐馆工作一周挣的工资，我怎么能不愿意用自己的辛苦去补益父母呢？
当这月的工资发下来时，自己一算也吓了一跳，底薪、小费加起来总共是1963美金。我粗略算了一下，这大约相当于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年工资与奖金的总和。记得那时我一个月薪水只有86块钱，而美金和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1：1。
在这笔月收入中，底薪部分只占总收入的40%，而大头则来自小费。虽说一份饭的小费只有两、三块钱，但份份积累起来的数字确足以惊人。最重要的是，它是个活数，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而且永远不会封顶。于是，我对小费充满了兴趣，并进行了潜心的研究。通过不断地实践，我已经成为我们这支洋插队宿舍中公认的“小费赚取大师”，并在每天下工后，在宿舍内免费开课，给他们传授如何获取更多小费的秘诀。
第一个定律就是让客人高兴，而具体的措施就是无原则地夸人，逮什么夸什么。譬如说，最常见的情景就是送餐时，敲开门后，主人的宠物出现了，通常是狗。这时你千万不要惊慌失措，如果你被吓得尖叫，一定会大坏主人的情绪。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即便心中害怕，也要全力忍住，拿出惊喜的语调说上一句，“What a lovely dog！”（多可爱的狗啊！）不管你心里觉得它多么可恨，也不要计较它长的如何丑陋，只需要牢记你说完这话以后的“钱”景就行。
没有宠物时就夸房子，推开门就说，“What a nice house！”（多漂亮的房子啊！）因为不管那个房子好不好，这句话一定是达到了房子主人认可的程度。
当然这里切忌的就是不要直接夸客人本人，那样不仅显得有点唐突，而且还蕴藏着极大的风险。譬如说，开门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而你对她的长相赞不绝口，结果往往是他的男友或老公刹那间从后面横眉立目地冒出来，凶神恶煞地看着你。
第二条定律就是价值观的认同。这一点虽然不易做到，可一旦做到，往往效果显著。譬如说，当你敲开门时，发现主人正在观看职业冰球联赛转播，你要迅速反应出一句话：“现在是几比几了？”主人一定能脱口说出比分。你可以从他脸上或失望、或兴奋的表情中，看出他到底是哪支球队的fans。这时，你需要做的是立刻变成那支队的fans，并且情感比他还要投入。接下来的情景是，他恨不能挽留你与他一起看球赛，而当他意识到你没有这样的机会，只能继续去工作，而正是你的辛苦给他带来了不间断看球的便利时，他心中通常会生出同情，而这种同情顷刻间就会转成优厚的小费。以此类推，假如主人是在观看电影录像，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表明你和他是同一类电影的爱好者，同一个影星的fans，从而将他们的心理警戒线各个击破，在小费收益上大胜而归。
第三条定律是，适时地使用手中的零钱。在美国及时地找对零钱是卖家的责任。对于送餐的人来说从不缺少零钱，但怎样使用这些零钱却大有学问。譬如说，你这份送餐的价格是16.2美元，通常情况下，当订餐人手持一张20块钱整票，给你1—2美元的小费都算正常，而这小费往往是从你找给他的零钱中支付。最大的可能是，当你找给他3.8美元时，他从中拿出1.8美元作为小费给你。而最有效率的处理方式是这样的：你在停好车上楼的过程中，迅速整理出两份零钱，一份是3.8美元，一份是1美元，分别放在左右两个不同的口袋里，当主人开门后便三言两语将他乱夸一顿，并且无限认同他的价值观，见他已经完全与你为友，便接过他的20美元的整票，抱歉地说：“真不巧，刚刚零钱都找完了。”如果他是个比较大方的人，他就会说，算了，零钱别找了，这样你就会获得3.8美元，大大超过送餐小费的平均值。而当你看到他认真而比较吝啬，又回头找零钱时，你可以迅速地将右兜里的1美元钱掏出，说：“忘了，忘了，这还藏着1美元呢。”通常的情况下，他就会接过这1美元让你将其余的零钱留下。这样你实际得到的也是2.8美元的小费，仍然大大多出1.8美元。可别小看了这一份饭多出的一、二美元，一天二十份送餐下来，总数就可能达到二、三十块钱。一个月下来，就可多出近1000美元，这可是额外多出的钱啊！
当然，上面讲的只是一个概率，送餐时，也会有小部分情况不会按照上面的逻辑进行。门开之后，你就可以看出形势不对，要么就是男女两人正在吵架赌气，要么是一人两眼通红，显然是刚刚哭过。这时你千万什么也别夸，也不要试图去认同对方的什么价值观，因为那工作过于艰巨，你也耗不起那时间。这时最好的方式就是中规中矩地拿出左边口袋的3.8美元，递到他手上，再同时送上一句让人百听不厌的祝福，像“Take it easy”（悠着点）或“Every thing is going to be alright！”（一切都会好起来）之后的结果也往往是你能拿到一份正常的小费。
“太有学问了。”这天的小费技巧课结束后，胖子感叹道，“你应该写一本书，印成一个手掌大的小册子，取名‘每月多赚1000美元’，我保证所有挣小费的人都愿意买。”
“光看书有什么用啊？这种技巧对人的要求多高啊！第一英语要流利吧；第二要想认同订餐人的价值观，球队的名字你得知道吧，电影的寓意你得理解吧！这哪是我们刚来美国的人能做到的？当然我不是说你的技巧不好啊！”小林补充道。
“即便你英语说不利索，你也还有最后一招。”我说。
“什么招？”我这句话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说明他们英语都不怎么样，我心里想。
“别卖关子了，快说啊！”众人都催着我。
“微笑呗，你话都不会说了，还能怎么着？”
“嗨，这谁不知道？”大家都不以为然。
“知道是一回事，做到是另一回事。”我补充道，“你得笑得恰到好处，这分寸感也非常难拿捏的。门打开了男女两人正吵架呢，你进门就笑，人家不跟你急才怪！”
“那就再出一本书，叫《如何微笑》，看来你这是系列丛书。”胖子说。
“光书不行！他是学影视的，得拍下来！笑的时候嘴角翘到什么程度，露几颗牙算是恰到好处。”
……
洋插队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让我想起了我毕业时在北大五四文学社的留言——痛苦的不会永远是痛苦，幸福的却永远是幸福。
平时在校读书时，同学们都按着自己的三点一线奔走，没有闲暇时间交流。暑假在纽约的洋插队期间，虽然工作辛苦，但下班之余同居陋室，却有了充分的机会了解彼此。这一了解我才发现我们学校物理系的江淘就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同学。
他来自湖南省的一个小城市，大专毕业，有过一年多的工作经验。他常常夸耀自己是见过世面的人，因为在国内时，他连北京都去过。他的留美之路，用鬼使神差来形容再恰当不过。
江淘是那种一见人多的地方就往前凑的人。那年他去广州出差，不自觉地凑到了一个展览会前，那是一个国际教育展览会。在几个美国学校的展位上，工作人员正在解说如何申请美国学校。他凑过去，张口就说：“我能申请吗？”好像申请美国学校是一种福利，有便宜不占是傻瓜一样。工作人员热情辅导他填了表格。到了交申请费这一栏，他一听说是25美元，就立刻打消了申请念头，嘴里连说：“太贵了，交不起。”但工作人员居然给他填上了因收入过低特批免交申请费。就这样他填了三份表格，留下了工作单位的地址便离开了。
几个月后，他工作的这家工厂接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英文信件。信件到了收发室后立刻引起轰动——因为这里从来没收到过英文信。收发室的人突然意识到，这一定是外商在和我厂联系。消息传出全厂欢腾，“外商要来投资了”，“我厂要变为中美合资了”，全厂上下欢欣鼓舞。那个时代只要沾外字就是外商，只要沾外商就是富裕，就是牛。而此时此刻江淘正在外地出差，对此事全然不知。
有意思的是，全厂上下虽然群情激动但没人能够看懂那信。于是厂领导亲自怀揣着那封信，坐几十里路的公共汽车，来到上级市属单位的外事部门请求英文协助。翻译过来才发现此信与外商无关，是一封美国大学给江淘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厂长把这一“噩耗”带回厂，全体工人转喜为怒。这封信虽不至于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却是采购员江淘不安心工作的铁证。为此，当全然被蒙在鼓里的江淘兴致勃勃地回来时，立刻就被叫到厂长室受到了厂长毫不留情的批判。直到说得江淘痛哭流涕才被勒令回去反省。而他不敢回宿舍，因为那里等待他的人肯定都是横眉冷对。于是他一人独自溜到没人去的垃圾堆前“反省”。
看来在这个厂很难再混下去了，痛定思痛之余，他突然发现在垃圾堆的一角有一堆揉成一团的纸，上面依稀可辨的是汉语拼音Jiang。他低头拾起纸团，展开，真是巧了，这就是那封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是这封信断送了他一个隔三差五即可出差见世面的采购员的前程，他恨不得立马把它撕得粉碎，但仔细想过后，他还是小心翼翼地把这被揉皱的信复原好。
拿着这封信，他来到了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听完他简要讲述事件的经过，签证官当即义愤填膺地给了他签证。但由于他没有任何英文考试成绩，那一点可怜的英文底子也烂得一塌糊涂。所以他一到学校，就被送入ESL（学校办的补习班）。这个补习班的学费是每学期500美元，这使得江淘出国前从各路亲友那儿筹措的钱已经花费一空，所以来纽约打工挣钱对他来说是一场生存之战。
江淘就是那位在职业介绍所被工作小姐斥为“你们大陆人就只会说”的人。他把自己当成一张白纸，到纽约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纽约的画，远不像他想的那么好画。已经度过两周了，他还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即便偶尔找到工作，他也都是一天干不完就被辞掉。记得第一次被辞掉就是这样的情景，老板让他给餐馆扫地，他拿起笤帚就扫，老板立刻叫住了他：“哎，你等等，你懂不懂啊？不能这么扫。”
“那怎么扫啊？”江淘满腹狐疑。
“你这样从里往外扫，那不把所有的财气都扫走了？你要从门口开始往里扫才对”，老板不耐烦地解释。
江淘停下手中的工作把笤帚往墙上一靠，走向老板：“哎，老板，你知道不知道？你这是封建迷信思想。”他拉开架势准备与老板理论。
老板瞪大眼睛，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眼前这位戴眼镜的青年：“我迷信？你可以了，你现在就给我走人。”
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江淘已经成为纽约所有职业介绍所的名人。显然是工作小姐们已经挨过不止一个老板的骂，每次看到江淘进门，她们都会没好气地对他指指点点——
“嗨，那个姓江的又来了。”
“谁敢给他找工作？”
“老板的气派，打工的命。”
江淘也完全明白，闲言碎语和指指点点犹如芒刺在背。但他别无选择，他必须在这样一个城市，这样一个环境中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
地下室里我们都已习惯进门后第一个看到江淘，无论是他没找到工作，还是找到了当天就被辞掉。他唯一可以安心停留的就是这个地下室，在这里大家都是同学，他多多少少能够找到一点慰藉。我也常常能记得，每次下班时要从餐馆的冰箱内“顺”出一根火腿肠或一条叉烧肉给他带来。因为他要么是还没有吃饭，要么是只吃了一包方便面，给他带回的这点东西，你能看着他美美地享用。
一天晚上，我们全部收工回家，江淘像往常一样坐在地上的床垫上，背靠着墙发呆。给他带回来的东西放在床垫上，他一动也没动。胖子在那打趣道：“怎么样？今天又被辞掉了？跟我们说说，今天又怎么教训老板了？”
屋里安静极了，江淘也没做任何答复，每个人都在收拾整理自己的东西。突然间“哇”的一声，哭声像爆炸一样响起，我们都被吓了一跳，转身去看是江淘。
我们都停下了手中的事，胖子说：“别，别这样，我跟你逗着玩呢！”
小林也劝说：“江淘，没事，不就被辞掉几次工嘛！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人吃人的社会，都这样。”
但没有人能止住江淘的哭声，这个26岁的青年，号啕大哭，转瞬间成了一个泪人。
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已经把家里借来的钱花得一干二净，这个暑假如果不能挣出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那他就不能保持合法的学生身份，就会被勒令限期出境。而如果回国，等待他的只是一个不愿意再接受他的单位和欠了一屁股债的父母。
看着一切劝阻都无效，我就起身走上楼梯，把两道门都紧紧地关死。以免楼上的人被这痛哭声惊扰。
过了好长时间，他才边哭边说，“你们都能有工作，可是没有人要我。”
我赶紧接上话说：“江淘，你想不想改变自己？”
“想”，江淘抬起头，满脸泪水地看着我，目光中充满了期待。
“那你就按照我说的做，我保证你不会再被辞掉”，我严肃地说，“在这个社会里，你首先要清楚自己的位置。你是打工的，老板聘用你是为了让你为他工作，不是要跟你开研讨会，更不是让你指导他，你们俩的关系是——你干好他交给你的事，他给你应该得的钱，其他的什么都不要想……”
那天晚上，我和江淘谈了很久，大家也都为他出主意、想办法。江淘几乎没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听着大家对他说的一切。
从这以后，他好像彻底变了一个人。原来嘻嘻哈哈的样子不见了，脸上经常是木讷的表情。
终于，他又找到了一份工作，并且连续工作了三天还没被辞掉。这天，我们一起商量好晚上买点啤酒，等江淘回来和他一起庆祝一下他已经融入这个社会。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等我们下工后，拿着啤酒回到地下室时，发现他早已在那里等候。难道他又被辞掉了？记得昨天还听他说他和老板、老板娘都相处得不错。但我们谁都没有去问他，生怕一句话不慎触及他伤口，又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哭。
“怎么做都是不对”，江淘自己开口说。
“又怎么了？又和老板吵起来了？”我问。
“我倒是没和他们吵，是他们俩自己吵起来了。”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是因为我吵的。就是你说要对人好，对老板好，对老板娘好。”
“那你做什么了吧”，我已经听出了这里面有蹊跷。
“我就是看见老板娘在地下室里算账时睡着了，怕她着凉，我把我的衣服给她披上。”
我们听后都禁不住大笑，“那是你该干的事？”前两天就听说在聘用江淘时，是老板娘拿的主意。平心而论，江淘长得白白净净，带着一副白色眼镜，是那种相当讨人喜欢的书生类型，想必是老板娘的喜好和江淘的举动让老板看出了不良征兆。
还好这次江淘没有大哭，第二天又准时起床去找工作了。后来等我离开纽约时，我听说他还在餐馆打工。只不过打的是没有人愿意做的工种，那就是在曼哈顿街头骑单车送外卖。
送外卖这差事是最容易被打劫。第一，因为送餐人身上一定有现金，这在人人都用信用卡、支票消费的社会里，他们是特别的一族。第二，抢劫百十块钱美元或者美食在纽约根本不算什么罪过，即便被警察抓住，只要没有身体伤害，大不了就是拘留一会儿，教训一通，开张罚单就把人放了。而这些处罚对纽约街头的小混混来说，根本无关痛痒。所以，很少有在纽约送外卖没被打劫过的。江淘自然也不例外，他曾与打劫者奋力搏斗，以致眼镜都被打碎。最后为了不被那些人劫到，他总是骑着飞车，在马路中央行驶。曼哈顿街上，疾驶的汽车正反两方向从他身边掠过，因为躲避他，也常常是多辆汽车一起汽笛长鸣。然而这些他早已习以为常。因为正是两边那些疾驶的车辆阻挡了街头那些可能向他冲来的劫匪，使他的工作可以延续下去。
七、我已写好了“遗书”
凌晨醒来，同屋的人们还都在酣睡。透过地下室顶层那狭小的天窗，我看到天已微微发亮，树枝在轻轻摇曳，一切都平静得像往日一样，有谁能想到一个有着无限抱负、无限理想的年轻生命即将不久于人世？我把写好的信，折成三折，放进信封，贴好邮票，想着哪一个是离我们驻地最近的邮筒。我今天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把这封信发出。
快餐店打杂和送外卖交替的生活是繁重不堪的，而劫匪的不断出现，又加剧了工作的惊险。努力做到最好的好胜心和担心被老板辞掉的恐惧相交织，使得这工作的重负超人想象。每天十三、四个小时超强的劳作使我不能有些许懈怠，一天工作中，只有两种情况下可以心安理得地停顿片刻，一是在送外卖的马路上等绿灯时，二是在楼道中等电梯时，余下的时间就是无穷无尽的奔跑。每天回到地下室，身子都像散了架一样，瘫在床垫上，一动也不想动。那时谁要是能帮我把水从屋内两三米以外的距离拿到我手边，我都从心里感谢他。
工作持续了一个多月，就在我感到已经完全融入快餐店，在老板和工友的眼中我都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员工时，我的身体却出了问题。
一天，我帮着老板处理垃圾，这可能是所有工作中最轻的一项。那就是把这个餐馆后院的一个像集装箱一样，三米见方的铁皮箱里的垃圾尽可能压缩。因为纽约的垃圾在清理时是有体积限制的，如果超量，每周来一次的清洁车就会留下部分垃圾，这在夏天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大部分垃圾都是泔水和餐馆作业后余下的废物，多留一天就会滋生更多的细菌。
每周四，在垃圾公司的清理车到达之前，垃圾箱都已堆得满满的，数不清的蚊蝇围在垃圾上“嗡嗡”叫着乱飞，很让人恶心。为了使这个有限的箱子盛下这个餐馆一个星期的垃圾，除了在垃圾箱里见缝插针以外，最主要的工作是跳到垃圾堆上去踩，去跳，尽可能用身体的重量把垃圾一层层压下去以节省空间从而尽量能够装下更多的垃圾，这样老板就不至于多付费用甚至被罚款。
那天，我爬上垃圾堆，在飞舞着数百只苍蝇的垃圾堆上跳着、踩着，努力地压缩着垃圾。一会儿我狠跺双脚，像《大河之舞》的演员以脚敲地；一会儿我又纵身跳起，用双脚及身体向下砸去，像街头的摇滚青年。每次跳下，那数百只苍蝇都会轰然散开，随即又会围着我乱转。这不禁让我想到电影《与狼共舞》，我现在是名符其实地与蝇共舞吧！
突然，在一次跳下之后，我感到肝部一阵疼痛，身子不由地重下蹲在了垃圾上。心中马上掠过一个不祥的念头，怎么，难道肝脏出了问题？
我在13岁那年，曾经换上急性黄疸型肝炎，在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整整关了一个多月，从那以后肝就落下了毛病。有时说不清是什么原因，肝就会剧烈地疼痛起来。当然，每次经过一段时间休息就能逐步地恢复，因此我从来也没对此太当回事。
在我蹲下不动时，苍蝇们也顿时安静了许多，这时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只近在咫尺的苍蝇。他们的身体，有些部分是深深的墨绿色，有些部分是晶莹的黄色。因为平时匆忙我们忽略了生活中很多的细节，以为苍蝇是黑色的，有多少人认真地观察过他们身上竟然还具有如此美丽的色彩。
“干嘛呢？发现宝贝了，还是做了亏心事？”老板一声吼叫把我惊醒，“还不赶紧，垃圾车马上就到了。装不下的这些东西你兜着走啊？”
我顾不上疼痛，站起身又开始“与蝇共舞”……
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地下室，才感到肝部疼痛难忍。安静下来时，我发现这种疼痛的程度与我的呼吸有关。每当我急速吸气时，肝部就像针扎一样，这可怎么办？这份工还打得下去吗？我刚开始适应这种环境，用一个月的时间挣了国内十多年的工资；刚刚总结出了获取高额小费之道，接下来的这一个月，我有望把小费收入再提高50%。在思考中我不时地经历一阵阵肝痛，直到凌晨才在朦胧中睡去。第二天一早，当我站起身时才发现身体轻飘飘的，似乎一阵风来就能把我吹倒。昨天晚上还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坚持，可等我来到餐馆时，却不得不改变了主意。这身体一定承受不了那繁重的工作，我必须向老板说明情况。
我跟老板说身体不适，需要几天减量的工作。
在美国打工，这种讨价还价是很难被餐馆老板所接受的。也许是他看到了我一直在全力地付出，也许是一个多月来，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定的情感，老板竟然破例同意我改打半工，每天从送餐最紧张的下午五点开始上班。
然而，接下来的情景却比我想象的还糟很多。即便是每天只有半天的工作，我也再无法应付原来那种工作节奏，而且肝部疼痛不止。频率越来越高，痛感越来越强。工作之余，我看到Sherry就不禁想，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个经历了千锤百炼，中学时期三夏学农时就在烈日炎炎下拔一整天麦子；大学期间，在北大长跑队，坚持每天5600米的训练，怎么体力还不如这个身高只有1.5米的瘦弱姑娘？每天夜里11点下班以后，当我们完成店里最后一道工序拉上门口的金属卷帘后，她还可以兴致勃勃地去隔壁挑选自己钟爱的冰激凌，而我却瘫成了一团泥似的站不起身来。
对于疾病的恐惧，使我进入了那些黑身份工友们的状态——病急乱投医。听说牛肉最给人力量，我就大块猛吃；听说维生素能增强体力，我便以超常的剂量服用。所有这一切都不管用时，我便想到了中医。利用半休的时间，我坐车来到曼哈顿中国城，找到了一位专治疑难杂症的老中医。一剂药30美元，一个疗程200多美元，相当于我父母两人一年的收入，我的工作底薪800美元也仅仅够用三个疗程。但我已顾不了那么多，治病要紧。只要能够恢复身体，多少钱也得花。
然而，无论哪种治疗都不见任何效果。终于我不得不向老板请辞，我知道现在不是能不能保住工作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保住性命的问题。曾经让我痛恨得咬牙切齿的工作环境，一旦要离开而且是以这种方式离开，还真有几分恋恋不舍。看着这些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工友，想起他们为让我与家人能够通上一个完美的电话，而将我围成一圈，抵御着可能来自黑人的侵犯时，心中有很多话想说，又不知从何说起。
“真的不能干了？”老板听到我请辞，停下了手中的活。
“不好意思，老板，真的不行，是身体的原因。”
“好，你先到那边去坐一下。”老板看着我跟他讲话时，身子已经站不住了，一只手扶在洗手池边撑着身体。
我想老板应该给我结钱，我看病也需要用钱，那我就稍等一下吧。我便走出厨房，坐到了前厅客人的座位上。
“老板做菜喽。”Sherry兴奋地叫道。周围工友的目光也都被吸引了过去。老板出身大厨，当年厨艺在纽约餐馆颇有名声。每月2200美元的市场行情下，他却凭一身厨艺，能够叫价，不到2500美元不做，现在店里的大厨也是他带出来的徒弟。全店的人都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老板下厨了。朦胧中我看到他一把扯过了大厨身上的围裙套在自己身上，一边向抓码师傅下达着指令。
几分钟后，Sherry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菜肴放到我桌上：“小沈，这是老板给你做的。”我一看是西兰花牛肉，这是中餐馆最常见的一道菜。自从我肝部疼痛以来，牛肉强身的概念使我对这道菜情有独钟，尤其是工作的最后几天，我更是使劲吃。看来这一切都没有躲过老板的眼睛，平日里少言寡语的他，其实对什么事情都心中有数。在我狼吞虎咽的过程中，老板已把最后一道汤放在了桌上，并坐到我对面。
我停下来看着老板：“老板，有个事情我一直瞒着你，对不起！面试时，你问我是不是本地人，我说是，其实我不是。”
“我早就知道”，老板脸上闪过一丝微笑，“你以为能瞒得住我，你不想想你第一天开着车来，那车牌子就不是纽约的”。
我顿时无语。
无论是无所不用的中西医疗法，还是地下室里日复一日的休养，肝部的疼痛只有加重而没有丝毫减缓的趋势。这时我想到的最多的就是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想到他那个顶在肝部止疼，最终把椅子背儿顶破的茶杯。想到那吞噬了无数生命的肝癌。
都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可我现在的感觉就是病来如抽丝。夜里肝部疼痛时，我感到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魔鬼，把手伸到我体内，一根一根把我生命的纤维抽走。原本一个健康结实的机体，被抽得骨瘦如柴、无力站立。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一位非常要好的中学同学。那时，他是我们所有同学心目中的体育明星。他那完美的身体素质，总能在常规的体育项目中胜人一筹。如在篮球场上，他虽然个子不高，但弹跳无比的高，速度出奇的快，这让那些个头远远高于他的人奈何不得。尤其让人难以想象的是，以他普通的身高却在盖帽中首屈一指。一次，他不无得意地跟我说出了其中的秘诀——盖帽的关键不在身高，而在于判断。当判断一定，能否封盖成功，不在于弹跳多高，而在于前冲是否足够。因为，事实往往是多一点前冲，就能够弥补很多跳起的高度；在非常规项目中，他更是难有敌手。让他训练撑竿跳高，他很快成为全校冠军。让他练习射击，他就轻松拿到海淀区第一。但就是这样一个生龙活虎的同学，在我们同是24岁时，被确诊为肝癌。住院两个月后，身体已经瘦得只剩下骨头。弥留之际，他拒绝所有前来看望他的同学。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样子过于可怕，他不希望改变在同学中的形象。但他对自己的女友说：“如果沈群来看，你还是让他进来。”即我当时却由于工作繁忙，并且不知道他病得如此严重，竟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也没能和他见上最后一面，此事多年来一直成为我心底的遗憾。我现在想着，也许不久我就可以与他重聚了。
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注定的生命轨迹。
已经经历过几次死亡线上的挣扎，却又重新回到常人世界的我，难道躲不过肝癌的宿命？
假如我已不久于人世，心中还有哪些遗憾？当然最受不了这种打击的就是我的父母。他们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进了北大，又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又留学到了世界上最富有、传媒业最领先的国家。眼见还有一年即可硕士毕业，一个崭新的生活即将全面展开，两位老人是否能够承受住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不行，不能让他们知道这一切。到纽约打工以来，由于工作过于紧张，我已有日子没给他们写信了。虽然那次长途电话说得非常过瘾，但我知道信对于教了一辈子书的父母另有一番意义。
想到此，我拿出纸笔，坐在床垫上，开始写信。刚写完爸爸妈妈四个字，泪水已夺眶而出。
凌晨醒来，同屋的人们还都在酣睡。透过地下室顶层那小小的天窗，我看到天已微微发亮，树枝在轻轻摇曳，一切都平静得像往日一样，有谁能想到一个有着无限抱负、无限理想的年轻生命即将不久于人世？我把写好的信，折成三折，放进信封，贴好邮票，想着哪一个是离我们住地最近的邮筒。我今天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把这封信放进发出。
此时我自行站立已经非常困难，行走几十米就必须坐下休息。距我住处200来米远的邮筒，我不得不在中途停下休息三次。邮筒前，我一手扶着邮筒，一手拿出那个鼓鼓囊囊的信封，最后想了一遍：四页信纸，稍有超重，但我已贴上了比普通信件多了一倍的邮票，应该没有问题。我已明确，绝对不能让这封信因为邮资不足而被退回。因为假如它被退回，写信人可能早已不知身在何方了。我把信放在邮筒口上，手指轻轻一捅，信滑了进去。我双手抱住邮筒，耳朵紧紧贴着筒壁，清晰地听到了这封沉甸甸的信落到桶底的声音。我心里默念着：“爸妈，儿子不孝，来世再孝敬二老。”
……
从来就没有想到过，我这个北京首届健身马拉松第17名得主如今连站立的力气都不再有。一天24小时，只要能坐着我就不站着，只要能躺着我就不坐着，身体已经难以自我支撑，弱到了不能再弱的地步。
餐馆的工作已经辞掉，虽然整日休养，体力却一天更比一天地虚弱。唐人街买来的昂贵中药已全部吃完，身体却不见丝毫转机。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但意识到必须马上离开纽约，那永远倾斜在头顶，遮住太阳的高楼和周边所有人匆匆奔走的节奏，给我平添了无限的压抑和不适。
于是我联系了已在波士顿定居的中学同学，在她家里进行调适和休养，期待着身体能够渐渐恢复，虽然有她和她老公悉心的照顾，但我的身体仍不见任何好转。这个时候，我首次抵达洛杉矶时结识的朋友田芬大姐打来电话询问我的情况，当她得知我的身体状况时，便毅然决然地说：“什么都别想了，马上飞到洛杉矶来，我用气功给你治疗，一定能够让你彻底恢复。”
异国他乡，当有人能够这样关心你时，你还能有别的选择吗？虽然我从来都不相信气功，但这时也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于是我迅速离开波士顿，飞抵洛杉矶。
在田芬的热心指导下，我学会了六十四式大雁功。经过一段时间的专心练功，我竟然发现身体确实有了一点点好转的迹象——当我需要短时间站立时，已经不像原来那样一定要手扶支撑物了于是我更加投入地练功，一直练到新的学年开始，我才回到南伊利诺伊大学。
身体似乎在缓慢地恢复，但这个学期仍然让我感到事事艰难——自己做饭时，身体还是站立不住。最终我不仅习惯了炒菜时坐在炉子前的凳子上挥勺，就连洗碗时也必须坐在水龙头前。我在校园中行走的速度已经完全不像第一个学期的节奏，甚至常常比我以前看不起的进修生们的步伐还要缓慢。没有人知道当我把车停在停车场上，从停车地点走到教学楼短短500米的路程我必须在路上坐下休息两次。尽管如此，我也必须咬牙坚持。一来我必须努力学好所有课程并且保持平均成绩在B以上，这样才能使我的奖学金不被终止；二来我也不能让校方知道我的病情，进而勒令我休学，那样我将失去美国学生的身份，不得不卷铺盖回国。所以，大雁功是一天两次，一次不落，因为我知道任何药我都已经用过，并被证明无效，想要恢复身体，气功是我唯一的希望。
奇迹似乎在渐渐发生，虽然我的体力还远远无法与正常人相比，但每当我想起离开纽约时的状态，还是觉得有了明显的好转。
寒假过后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已经感到了生活的希望，当然这一切都得益于最后一个学期课程较少，我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撰写毕业论文，这使我在得到充分休息的同时，能够尽量少地走路和站立。
临近毕业，同学们都开始寻找工作。而我非常清楚，我的身体几乎不能承受任何一种朝九晚五的八小时工作。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我不知出路在何方时，我的北大好友朱洪君突然给我来电，告知我他因家庭的原因，将于此学期结束后北上加拿大与妻子团聚，因而他现在的工作——Pomona大学中文指导教师的职位将成空缺。他希望我去补位，并承诺将亲自推荐，力促此事成功。我顿时心生无限感激，我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绝不仅仅是一份能够挣钱糊口的差事，在大学教书一星期只有几个小时的站立，这对于我当时的身体状况来讲，恐怕是唯一一种能够胜任的劳动了。
很快Pomona大学的聘用主管在电话里对我用英语进行了测试，半个小时流利的问答，使我顺利通过了测试。这时，我再也不会抱怨近两年来刻苦学习，而没有充足睡眠的日子。因为我知道，与此同时和我一同毕业的那些计算机系、数学系等理科班的同学们也在寻找工作，而结果往往是英语口语不过关，一次次面试都铩羽而归。也许这时他们才会后悔当时学习不够努力，大把时间花在电脑游戏上了吧。
第二章 美国也荒唐
人的眼睛是由黑白两部分组成的，可是神为什么要让人只能透过黑的部分去看东西呢？因为人生必须透过黑暗，才能看到光明。 ——犹太第二圣典《塔木德》
让我们还是迎头抓住眼前的瞬间吧；因为我们已经老了，时间无声的脚步，不等我有所作为，就悄悄地溜走了。 ——莎士比亚
一、美国冤案，要不要起诉美国警察局
谁能想到，警察的结论竟然是我的错误！这下周元不干了，电话那头他吃惊又抱怨：“哥们儿，你没蒙我吧，这警察报告可写着你是第一责任人！”
1991年9月18日，是我从伊利诺伊到洛杉矶不久的日子。Pomono大学的教师生活刚刚开始。此前，虽然我已有在十几个大城市的高速公路开车的经历，但在我驾车经验最多的纽约，我也都是在高速公路下面的街道上行驶。美国大城市内高速公路上高密度的车距和飞快的车速仍然使我不太适应。但我心里却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不知道这背后潜藏着多大的风险。
这天是“九·一八”，洛杉矶地区的中国大陆同胞组织了一次纪念“九·一八”的文艺演出，我也与朋友约好一同前去观赏。那天，我一个人驾着那辆福特escort驶出了校园。一上10号高速公路，我就发现同向四个车道已被车流挤得满满当当，每人都只能缓速行驶，眼看晚会就要开始，这使我心里着急起来，为了避免迟到，我把车调到了最左边的超车道上，期待着一有机会就加速超车。
越过一个陡坡，就在我车头刚刚向下行驶时，我突然发现前面的车亮起了尾部刹车红灯，我眼疾手快赶紧踩刹车。好悬！我的车头在距离前面的车不到一英尺的距离时停了下来。突然间，“哐”的一声巨响，剧烈震动从车后方随之而来，我的车竟然飞离地面，径直向前面的车砸去。
“哐当”，我的车狠狠地撞上了前面车的车尾。幸好系着安全带，我的身体只晃悠了两下，猛然前伸的左膝盖磕在了方向盘下的挡板上，引来一阵钻心的痛。我正想看一眼膝盖的伤势，“哐当”又是一次撞击，后面的车再次与我追尾。我的车也再次撞上了前面的车，汽车自动熄了火。
我一下蒙了，第一次在美国出这样的车祸，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坐在驾驶位上，我眼见前面车的车门打开，跳出一个又黑又胖的女人，挥着双手对我嚷嚷着什么。我这才解开安全带，走出车门向她解释道：“实在对不起，但是是后边的车先撞了我，使我的车失控才撞上了你。”黑女人还在指手画脚地继续嚷着，丝毫没有听我解释。
我转身向后看去，发现后面的车已经挤成了一串，一辆顶着一辆，一共有五辆车撞在一起。这时我才看清，我后边的车是一辆已经有些破旧的金铂色凯迪拉克，那巨大的车身足足比我的escort长出了一半。驾车者是位衣冠不整、年近50岁的男子，他用浓重的墨西哥口音的英语向我抱怨着。“你开车撞我，还抱怨，两头都觉得是我不对，美国大城市的人是不是都不讲理啊？”我心想着。
说话间，高速公路上其他车道的车流已经逐渐恢复了正常行驶。
警车很快到达，并在车祸前后50米处设置了封闭。只见警察一边通过对讲机向总部汇报情况，一边挥着手向我们叫道：“每个驾驶者都站在自己的车旁，不要再说话，也不要随意走动，我会按顺序一一地和你们谈话。”
听到警察的话，大家才停止了叫嚷，乖乖地站回到自己车边。
之后，警察拿出了一个硬纸板夹子，里面夹着一摞厚厚的英文表格。他一边和第一个驾车者对话，一边在表格上做记录。
按着车的顺序，他第二个走到我面前，在做完基本信息的笔录后，他问道：“当时的车速是多少？”
“记不清了，大约35英里。”我一边说一边回忆着。
“向我简要描述一下当时撞车的情况。”
我把当时的情况复述了一遍。
“好，那你在这上面签字。”
我后来才了解到当时填写的这份东西，就叫警察报告（Police Report）。在美国，每一个有警察到现场处理的车祸，都要填写警察报告。
第二辆警车也很快赶到了现场，我看到他们马上对第三辆车的驾驶员进行了酒精测试，随即二话不说就把此人押进了警车。
大约三十多分钟后，所有笔录做完，这位警察说：“警方的结论会在一个星期之内出来，你们现在可以走了。”我尝试着去发动引擎，虽然我的车的前部瘪进去将近一英尺，后保险杠也被撞得摇摇欲坠，但发动机仍然完好无损，于是我自行驾车匆匆离开了现场。
演出结束后，朋友们听说了我的遭遇都纷纷跑到停车场来参观我那辆受伤的战车。其中一位显然是“老美国”的朋友周元站出来，老道地说：“人没受伤就好，这回你挣着钱了，不能便宜了这帮崽子。这事就交给我了。”
有人出来给我撑腰，我心里感到一阵热乎，但“挣着钱”这句话却让我不知所云。
他看我有些疑惑，便说：“不用担心，按我说的做。明天早晨第一个事先去修车，就是这家。”说着，他顺手塞给我一张名片，“然后去体检，找金大夫，你这膝盖得拍张片子。”
“不至于吧，就是当时碰的时候有点疼，现在已经好多了，过两天就应该没事了。”像我这样从小就在球场上经历过各种磕碰的人，膝盖撞一下，根本不放在眼里。
“不要相信感觉，要相信科学。片子拍出来看到没事才是真正的没事”，周元认真地说。
周围其他的朋友也都齐声附和：“你就听他的话照他说的办，保证没错。他是专业的。”
“入乡随俗，你可千万别按中国那一套来处理，这是在美国。”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劝我。
周元又补上一句：“你有保险吧，是哪家公司？单项险还是双向险？”
“应该是双向的吧。”他这一说我倒有点蒙了。
根据美国法律，驾车人驶上公共道路最少要保单项险，也就是保你可能造成事故的对方。当你发生车祸时，这个险能够担负起你相应的经济责任。即便你再穷，也不能不上这个保险，否则你就是非法驾驶。至于全险又叫双向险是指除了保对方，也保自己——保自己的车也保自己的身体。一旦发生车祸，不管谁的责任，如果你有全险的话，经济上就不会有任何损失。
第二天，我如约去了周元指定的那家车行。定损的结果非常简单——车算全部报废。因为我这辆二手的escort市场价值为2000美元，而要修复这辆车费用超过200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就被认为是全部报废。英文的说法就是Total lost，简称Total，发音与汉语“偷偷”相近。所以在美国，当华人同胞跟你说中文，“我的车被偷偷了”，实际上他是用了一个英文的缩写词，意思是“车报废了”。
接着我又去医院拍了片子。晚上周元赶到我家拿来了一张表格说：“签个字吧，这是律师委托书。”
“委托律师？那我得交多少钱啊？”
“不用。你这是打赔偿的官司，又是别人的错。你一分钱都不用交律师就乐得屁颠屁颠地给你干。当然，打赢了你按百分比付给人家。”
“多少百分比？”
“行情33%，余下的钱是补偿你看病、误工的损失。”
“那我的车呢？”
“车的损失单算。你从明天开始上下班就可以开新车了。先租车，等问题解决了，再买一辆。直接打个电话，租车公司就会把车送到你家门口。”
“我住校，上下班不用开车。”
“那随你。你正常生活其他方面用不用租车啊？例如去超市买东西等等。”
“这租车的钱谁出啊？”
“你先用信用卡刷上，到时候咱让保险公司出。”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在美国作为一个消费者所能享受的各方面的保护，原来以为遇到大麻烦的烦躁心情瞬间变得轻松了许多。
细想一下，对于修车行来讲我是个消费者；对于租车店来讲我是个消费者；对于保险公司来讲我是个消费者；对于医生来讲我是个消费者；对于律师来讲我还是个消费者。我这次车祸拉动了美国多少经济增长啊！这一次我真有点找到了当上帝的感觉。
“那还要我做什么？”我心情一下明朗了很多。
“签字！你要做的就这么简单，当然你可能要签很多字。”
“我还要去警察局吗？”
“不用，一切都由律师给你代办。”
后来我才知道，依据美国车祸及赔偿的规矩，一旦发生车祸，人身伤害是最重要的。因为车的损失不管怎样都有一个上限，但人身伤害可就无法计算了。如果是微小的车祸，如车身的刮碰，大部分就是自行解决，因为那不构成人身伤害，也就不足以付出钱来请律师打官司。而一旦发生像我这样的连环车祸，尤其是整车被“偷偷”了，那么对于律师来讲，这可就是一个“甜活”。每个律师都愿意争抢这样的案子，因为警察到场有官方结论，而我身体上又有创伤，不管伤势严重与否都要进行检查，而昂贵的医疗费恰恰是赔偿金额确定的标准。一般来讲，人身没有永久性损伤时，赔偿金额是医疗费的三倍。这其中1/3给医院，1/3给律师。1/3给受害者本人。而一旦有了永久性损伤时，数额可就不好说了。
不管你有没有永久性损伤，只要你怀疑有伤，就可以进行检查，而这每一笔医疗费都会记录到总账中去。在治疗方面，哪怕你有些许不适，各种医疗手段都可以用，包括按摩。反正最后是由保险公司埋单。因此，医生、律师、车行方方面面都愿意尽力而为。当然，一旦保险公司埋单后，它就会给驾驶者做一个不良记录，接下来的保费就会猛涨，即便是你换保险公司。因为只要你换的是那种全国连锁的保险公司，他们之间都会互通消费者不良记录，除非你选择的是那些不知名的小保险公司，而这些公司的最大问题是理赔难。所以，虽然这种社会机制有它非常符合人性的一面，但也同时存在着风险和不完善之处。
三天后，警察报告出来了。谁也没想到，结论竟然是我错。这下周元不干了，电话那头他吃惊又抱怨：“哥们儿，你没蒙我吧，这警察报告可写着你是第一责任人。”
我呆住了，冤啊！这不比窦娥还冤吗？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会有这样的冤案？不行，得找警察说理去。
走进警察局，警官听我说明来意，便调出了那天的档案，他一边看一边对我说：“好吧，我们给你一次机会，让你和那个写警察报告的人当面对质。”我心里暗暗高兴，看来美国就是不一样，够民主！看我怎么给自己平反。
我被请进一间特别的屋子，一张长桌，左右各有一把椅子，我和当事警官隔着桌子坐下，另外有一个年长一点的警官坐在我俩中间。
年长一些的警官又把那天的警察报告的内容核实了一遍，问：“你对这份警察报告有异议吗？”
“当然，我认为你们的结论是错误的。车祸的起因是由于后面的车先撞的我，使我的车失控，才撞到前面的车……”
“你先等一下，先别说那么多，我问你，这份警察报告上的签字是不是你的亲笔？”
“是啊！”
“这份报告上对你的问答，在事实上有没有出入？”
“问答的记录都没有出入，可是你们最后的结论是错误的。”
“我们的工作是确认问答的内容及核实你本人的签字，再将其他所有当事人的记录综合起来统一分析并做出结论。至于结论的对错，我们不能听任何一个具体当事人的，不管是你还是其他任何一辆车的驾驶人。”
“那我要认为你们的结论是错误的怎么办？”
“你有权到法院起诉我们，就是这个法院，当然，你要想好有没有必要这么做。”年长的警察站起身来，顺手递给我一张纸。
当然有！不蒸馒头了，我争口气。但我心里还是忍不住暗暗惊讶，不愧是美国，你要告他，他还能告诉你怎么个告法；过来与他们理论，人家还真有这个程序，而且那位当事的警察坐在你对面听你发问也能够理性对待，并没有恨不得把我一口吃掉的样子。
“告什么告？这官司还不得打到猴年去？再说了，到法院告警察，这得另请律师，你可要另外支付律师费了，而且还得先交。”周元听完我的陈述说道：“我和律师已经分析过你这次车祸的情况，也明白警察局为什么得出对你不利的结论。”
“那你就快说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次车祸把我弄蒙了。”
看我着急，周元接着说：“首先，当类似连环车祸发生时，每个驾驶员都会声称不是自己的责任，所以警察谁的话都不信。但事实上除了第一辆车没有责任外，后面的车都有责任，而交通法规规定，两车追尾时一定是后面车的责任。同一车道上的连环车祸，第二辆车的责任都比较大。因为按常理推论，是他先没刹住车追了尾，堵在路上，后面的车才一辆接一辆相撞。所以警察不加思考地下结论就是你这辆车先撞上人家，然后才导致了后面一连串的车祸。”
“那这么大的责任不能只靠推论啊！”
“就是警察报告的记录上，也显示的是你的问题啊。你看，别人在回答时速的问题时，都回答二十多英里，只有你一个人说35英里，那不就表明在人家都匀速行驶时你一个人到处乱窜了？”
“啊？他们都是二十多英里？那说明他们都在撒谎。我当时看着时速表呢，是35英里，高速路上一辆按一辆大家都前后排着队只能匀速行驶。”
“如果大家都在撒谎，就你不撒，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那现在我能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认命呗！当然，你要不认你就自己起诉警察局。反正我跟你说过了，没钱律师是不会接这事的。”
“那这车祸就都得我赔钱了？”
“用不着你赔，你的保险公司赔。你平时给他们交着保险费，这次该他们做点贡献了。还好你当时保的是全险，不仅让你的保险公司赔前面一辆车的损失，你自己的损失也可以让你的保险公司出。”
最终我也没去法院打这场官司，因为虽然我的英语在平时说话、教书都没问题，但到法庭上那些专业法律用词可就完全超出我的能力了，我想还是别给自己找罪受的好。在美国，保障你权利的各种机制都比较健全，但在行使这些权利时，缺少一些基本条件也是难以实现的。
这起车祸的最终结果是我自己也得到了我投保的公司——一家总部设在伊利诺伊州的保险公司的赔偿，根据警察报告，原本这家保险公司不愿承担这份赔偿，但周元为我请的美国律师算了一笔账，除了对并无争议的照价赔车这部分以外，恰到好处地要求保险公司对我人身的赔偿总额为4500美元，而我那家保险公司如果派律师到洛杉矶打官司的话，花费要远远超过这个数额。因此，我的律师断定，那家保险公司将做一个一次性的讨价还价，最终同意赔偿和解。
果不其然，两个多月的交涉后，我们接到了保险公司的最终答复，同意赔偿我3800美元。这次车祸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美国这个典型的商业社会里，很多问题的解决最后都是一笔经济账。
二、遭遇裸体文化
那舞娘像是得到了莫大的鼓舞，她慢慢地将身体贴近郭宁，并开始脱郭宁的上衣。郭宁看上去神经都僵了，双手扶着椅背就要站起来走开。
在我的意识中，裸体是一种禁忌，它永远与色情和道德败坏连在一起。记得“文革”时期在我们家的公寓楼里抓出了一个“大流氓”，他的罪过就是组织女青年到家里跳裸体舞，这个事件也成了当时风靡一时的重大新闻案件。
初到美国，看到周围许多美国人在谈起与裸体有关的话题时，就像在叙述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而当中国同胞谈起这件事时，往往带有一种特殊的兴奋和新鲜感，一旦而你对此话题进行深究时，他又往往表现出一副不屑的表情，好像在质疑你怎么连基本的美国文化都不懂。
在美国，很多公共的场所也都和裸体有关，比如说圣地亚哥著名的裸体海滩——黑海滩，各式各样的裸体俱乐部，甚至还有人裸体上街出行。曾经轰动一时的那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就是极端的裸体主义者，他认为人体是造物主奉献给这个世间的最美的艺术品，如果将身体裹上衣服就会有碍于这种艺术的展示，所以他本人坚持裸体上街。
当然对于我来讲，所有这些都只停留在理论阶段，大学期间紧张的学习使我没有机会亲身经历这种裸体文化。但当我开始了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全面地展开自己的美国生活时，就不可避免地置身其中了，而且这遭遇常常使我是措手不及。
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邀请，“来吧，Steven，辛迪的生日聚会，我们准备开一个bachelor party。”
“Bachelorparty？什么意思？”
“这都不知道？来美国这么多年白来了？Bachelor party就是同一性别的人在一起玩，请一个异性来进行表演，脱光的哦！每个人结婚前，他/她的同性朋友都会为他/她举行一个这样的party，让他/她最后再享受一次单身的乐趣，结婚以后就没那么自由了。”
“哦？我还真有点好奇了，那你告诉我这乐趣怎么个享受法？”
“哎哟，你去了就知道了！你没去过就更值得去体验一下了。”他的话语中含着几分神秘，也带着十足的诱惑。
“好好好，我肯定去！”我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当年那句流行歌曲的歌词：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当我如约来到聚会的场所，才发现组织者已经把各路来宾按性别分开，所有男性在一屋，屋内是顺着墙摆开的一排椅子，大家像托儿所的孩子一样，一个挨一个地坐下。隔壁的房间门上贴着“男宾止步”四个大字，我想室内也应该是类似的布置。
等大家坐齐，主持人便高声宣布：“大家都清楚游戏规则吧，不许你动她，只能她动你……”
话音未落，一辆吉普车伴随着哐当哐当的音乐声停在了门外，一位五大三粗的拉丁裔男子手拎一个旅行包一样的录音机带着一位金发女郎走进了屋内，引来男宾们一阵骚动，但随即都安静下来等待着节目上演。那位女郎金发碧眼，有着魔鬼一般的身材，浓妆艳抹的脸上展示出颇为老道又充满魅惑的笑容，鲜红的嘴唇透露着一种要把你吞噬掉的诱惑。在激昂的音乐声中她自然地脱去外衣，露出一身靓丽的泳装，开始随着disco音乐翩翩起舞。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单身男青年与异性的狂欢结婚前礼仪，在当地文化中是相当普遍的。对于已经受了几十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我们来说，对于这种充满刺激的游戏，除了入乡随俗的心态之外，更有一种追求的冲动。大概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等不得谁结婚的时候再去尝试，而是随意地给自己找个借口就可以举行。
生日的主人翁是一对已经结婚好几年的中国青年，这不禁让我想到那些我的父辈们在五六十岁的时候重新进照相馆，补照结婚时应该照的婚纱照，我想那应该是同一种心态。不管是父辈还是我们这一辈，我们这几代人在1978年之后一直都处于一个恶补的状态，生活了几十年，好像以前该做的事情都没做，现在该做的事情没时间做。
还没等我考虑好这个问题，音乐和舞蹈已经走向了高潮部分，金发女郎从在屋子中间舞蹈开始与每个人互动，屋内的气氛也变得更加热烈起来。有人开始拿出一两美元小费并指向其中在座的一个人，“Get him！Give him a private one！”（找他，给他来一个单独的舞蹈。）
说是入乡随俗，但中国人入了乡后，却经常把这种“俗”搞乱。就像在美国吃饭一样，当一个美国人走进餐馆与人共餐时，他一定已经非常清楚谁将埋单，是他自己，是对方，还是AA制。只有中国人走进餐馆时心里还糊里糊涂，不知道谁埋单。大多数人在大多时候，嘴里虽抢着，心里却巴不得有哪个人赶紧站出来埋单。
很显然，眼前这种付小费的方式也一定让这位女郎感觉规矩有点乱——在美国通常都是谁想让她给自己跳谁来付小费，而现在可好，这些人给她钱却是为了让她给别人跳，甚至就是为了把她从自己的身边支开。
只见她按照付钱人的指点，扭动着腰肢向着郭宁跳去，他是我们在座的人中最年轻的一位。那女郎还没跳到他身前，他的脸已经涨得通红，说话也开始变得结结巴巴，“I…Idon’t want，he wants you！（我，我不要，还是给他吧）。”那女郎有些不知所措，但坚定的职业操守让她马上抛开眼前的一切，继续凑向郭宁——出钱的人让我为谁服务我就得为谁服务。
一位大大方方准备好随时“献身”的职业女郎，面对一个手足无措、语无伦次的中国男青年。大家显然也已经发现了其中的乐趣，大声地嚷嚷着：“嘿，郭宁，大方一点，别给中国人丢脸。”
女郎像是得到了莫大的鼓舞，慢慢地将身体靠近郭宁，开始脱郭宁的上衣。郭宁的神经都僵了，双手扶着椅背就要站起来。看到郭宁的举动，大家赶紧制止道：“郭宁别动，别在女人面前跟个孙子似的。”
“郭宁你已经成人了，这都是合法的！”
郭宁最终没有站起来，喊叫声中金发女郎已经脱掉了郭宁的上衣，并解开了自己的文胸。她随着音乐舞动着，将胸部贴在了郭宁的身上，若即若离地挑逗着毫无表情的郭宁。
“哇！”正当我们屏住呼吸等待着金发女郎的进一步进攻时，隔壁的屋子里传来女人的尖叫声，让我们意识到墙那边一定也进行着疯狂的表演。回头再看郭宁，禁不住让人笑得喷饭。只见他大气不敢出，两只眼睛僵硬地注视着在自己身上婀娜起舞的女郎，高举双臂，手指尖都在不停地颤抖，整个人完全是一副魂飞魄散、缴械投降的形象。当女郎的金发从他的脸颊掠过时，你甚至能感觉到他脖子上泛起的鸡皮疙瘩。
观众们显然也得到了极大的快乐，不停地欢呼着。一曲终了，当女郎直起身子离开郭宁时，他才如释重负，逐渐恢复了常态。但见他随即掏出钱塞给女郎，指向另一位刚才欢呼的男友，嘴里的英文也流利了：“He wants you！He wants you！”
音乐再度响起，女郎按照指点跳了过去。那位刚才还在高喊着“别给中国人丢脸”的男宾，一瞬间也变了脸色，成了活脱脱的郭宁第二。
……
那个时候我们每周都有活动，尤其是我们几个单身青年，在每星期一、二就早早地把周末可能玩的方式计划了一个溜够，除了上面说的生日party，bachelor party以外，还有户外活动，例如观看中世纪骑士表演，逛洛杉矶海边的艺术品一条街，采摘樱桃，到酒庄品酒等等花样层出不穷。
五月的一天，我们计划好到加州的一处山里郊游。这一天，当我们二、三十人开着五、六辆车来到了心目中的山间露营地时，才发现来享受这山村野景的更多的还是美国当地人。山间谷底，那条清澈的河水边，早已星星点点被美国的度假族搭起各式各样的帐篷。
我们也打开自己的行囊开始安营扎寨。像我们这样在美国读过书的人，都有一种不自觉的共识——我们就是这里的主人。
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外来移民，如果非要说真正的美国人，那都是土著印第安人。不管是早期移民到美国的爱尔兰人、犹太人，还是晚期移民的菲律宾人、越南人，这些人的不同只不过是来到这片土地的早晚。说心里话，来美国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过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相反很多美国的法规不仅让我感到亲切，而且常常让我感动。
暮色降临时，我们在帐篷边点燃了篝火。我们尽情地打闹嬉笑着，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所赠予我们的一切美好。我们是幸运的，在国内时，我们是高考制度恢复后第一批大学生，在十多年高校停止招生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第一批知识青年。走上社会没几年便来到美国读书，如果说高考制度的恢复只是使十几年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的话，那么留学美国则更是使三十多年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毕业后，我们像坐上了直通车一样，在美国就业、成家甚至移民（美国国会在1990年推出了中国大陆学生保护法，使得我们这一批大陆留学生不必再担心毕业后的去向，只要愿意都可在美国就业、生活，当时这一法律使得很多来自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留学生既羡慕又嫉妒）。懂得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都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中国人可以合法移民美国，是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
从经济上来讲，与国内的绝大多数同龄人相比，可以说我们个个是富翁，1992年时，国内的平均1月工资是两三百块钱人民币，而我们这些人中最差的，一个月也能赚个两千多美元，几乎是国内的100倍；国内的同龄人中几乎没有人有私家汽车，而我们已经人人开上了自己的汽车，有人甚至还不止一辆。
篝火旁不知是谁拿出了正在国内风靡一时的录音带《红太阳》，随着音乐响起，我们二十多人手拉着手和声唱起来：“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一时间红色歌曲在整个山谷间回荡，不远处美国人的帐篷中不时有人探出头来向我们这边张望。他们大概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旋律的音乐，看着我们男男女女在一起不住地傻笑着，恐怕会怀疑是不是一群来自异国疯人院的病人，但我们却毫无顾忌，因为——在美国，我们也是主人。
美国就是这样一个自由的世界，我们这样闹了一个晚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过来和我们交涉。
晚上，当女生们都已经龟缩进帐篷时，我拿出事先录好的有狼叫声的录音带，在她们的帐篷外播放，企图吓唬她们一下，但她们却发出一阵诡异的笑声。我不由地为我的精心设计感到惋惜：“看来你们都是像小常宝一样的猎户女儿，一个个都是革命后代，就是在这山谷中也不怕任何野兽。”
“我们才不怕呢！看你在外面鬼鬼祟祟那样，就是狼来了也一定先吃你。”
“哪怕假装害怕一下也好啊，你们一点儿都不配合，让我完全没有成就感。”
……
第二天一早大家就起床，用河水漱口、洗脸。我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在河边打球和跳舞，便一起商量新的玩法。这时不知谁冒出一句：“我听说那边的山上有一处天然的温泉，要不要到那去试一试？”话音未落，一片叫好。于是大家带上泳装、毛巾就雄赳赳气昂昂地上了路。
拐过两道山口，就听带路人说道：“马上就到了，就在那个山崖边上。”我们顺着他的手指看去，有些许蒸汽从山崖的另一边缓缓地升起，犹如仙境一般，大家都止不住一阵兴奋。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句“冲啊”，大家便一溜小跑地奔向那个山崖的拐角。
刚刚拐过那个山脚，很多人都不禁发出“哇”的惊叹声，三座温泉池比肩接踵地悬挂在山崖边，蒸汽袅袅升起着，真是鬼斧神工。随着距离越来越近，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池边上露出了几个人脑袋，但此刻我们并没有多想，无非是有人先我们一步赶到，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当我们三步并作两步冲到温泉池边时，眼前的情景使我们所有人都愣住了——原来温泉池中浸泡着的几名美国人，男男女女全部是裸体——他们在泡裸体浴。我们的女生不禁转过了身子，男生也一下不知所措。
“Hi，come here！Welcome to the spring water.”（来啊，欢迎来到温泉。）正在我们犹豫不决时，池中的人冲着我们喊道。
我们全都听懂了这句话，但一时间没有任何人作答，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进还是该退。
“What’s wrong？It’snatural。”（怎么了？这很自然的。）
“这帮人真不要脸，自己裸着体还招我们过去。”女生们小声地嘟囔着。
“去就去，这有什么可怕的！咱不能见了鬼子裸体就撤退啊！”一个男生大胆地站了出来。
“对，这有什么好怕的！他们一共才三、四个人，咱们这么多男生，还怕他们欺负了咱们的女生？”
“那咱们怎么下去啊？全裸还是穿着泳装？”
“当然穿泳装了，他们不怕被看，可以光着，咱们没必要啊。”
就这样大家终于统一了思想，一个个脱去外衣，跳入池中。可笑的是，不管男生女生，我们的目光都尽量避开他们，强迫自己盯着我们的伙伴，故作镇定却多少有些不自然。这时池中的美国人再次开口了：“Where are you from？How could you get together with so many people？（你们是哪的人啊？怎么聚这么多人？）”听他那口气完全像是在唠家常。
“嘿，咱男生到这边来坐成一排，让咱们女生到这一侧来，这样就把那些美国裸体们全隔开了。”不知是谁出了这样一个主意，我们这些男生纷纷响应，不一会儿就站成了一道屏风，把那几个裸体泡温泉的老美隔在了另一侧。这样我们的女生就可以尽情地享用温泉浴，避免了视线上的尴尬。
事后，我才逐渐理解到这只不过是美国文化中的一种现象。那几个裸体浴的美国人没有任何恶意，他们只不过在用自己的信念享受法律给予的自由罢了。而由于我们的文化从来没有涉及到这种自由，所以我们也很难理解他们的这种理念。当一个美国人遇到这种情况时，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It does’t bother me！（它没有影响到我）。随着我在美国生活的逐渐深入，对这句话的理解也越发深刻。
三、第一桶金，寻找脱衣舞厅
那种扎人眼目的霓虹灯和门口进进出出眉飞色午的妖艳女郎。团员们面贯而下，兴致勃勃地准备冲进去一开眼界。
每一个生意都是从零开始的，每一项业务水平的提高是被逼出来的，这就是我的创业经历。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逼迫中，人的经验和能力不断增强，就在我已经把接待赴美考察团的工作做得头头是道的时候，我遭遇了创业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校园里的生活总是无忧无虑的，参天的古树，醉人的斜阳，琅琅的书声，青春的笑语，绿茵场上的斜阳，Pomona大学带给我无数美好的记忆，但无法满足我那份渴求开创未来的躁动的心。
1992年，当小平南方视察以后，我隐约地意识到历史性的机会就要到来，中国已绝不可能走回闭关锁国的道路，我必须加入到这股洪流中去弄潮，即使遍体鳞伤我也无怨无悔。这年年底，我已决定在下学期的教学任务完成后，就辞掉这份在许多人看来可以从事终身的理想工作，走出校园一试身手。
我知道这并不容易，无论在纽约的餐馆，还是在洛杉矶电脑公司、贸易公司，已经尝试过的工作都使我清晰地意识到我不是商人而只是文人。这个时代已经完全被商业大潮所冲刷，我也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致富。此时，我不再留恋那种文人的清高，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财富和创业能够给一个青年人带来的梦幻使我热血沸腾。蜕文变商，创建自己的企业帝国似乎是我触手可及的事情。
在美国成立公司的程序和在中国正好相反。在中国你要有资金才能成立公司，多少年来，人们评估一个公司实力的最简单的标准就是其注册资金；而在美国却完全不同，成立公司就是为了赚钱，因而在公司的申办程序中就没有注册资金和经营范围的限定，除了核定公司的性质以外，注册公司只需两个最核心的元素——公司的名称和法人的名字。我想我的公司性质当然不是个体户那种的sole proprietorship，由于目前只有我一人，没有合作者，所以也不是合伙人性质，公司的终极目标就是自己的企业帝国，所以性质理所当然地是最高级别的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名不正则言不顺，公司的名字应该成为一个时刻能提醒我精神的符号。经过一阵思考，我把英文的“新”和“沈群”的“沈”组成一个英文的合成词newshen，它寓意着一个全新的沈群。我希望从这个公司能够走出一个彻底摆脱掉过去那种虚头巴脑，无病呻吟习气的文人，重塑一个像企业家那样脚踏实地、永富创造激情的生命。
1993年10月15日，NewshenInternational在加利福尼亚州成立了。没有注册资金，没有经营项目，公司的法人也是公司唯一的员工就是这个“全新”的沈群。
10月23日，刚刚拿到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我就带着一盒印好的名片（名片上清晰地印着这样的字迹——美国尼奥森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沈群）和一腔开创天地的时足满志，乘坐东方航空公司MU584航班从洛杉矶飞回了北京。填写入境表格时，在此次旅行的目的上我在“经商”一栏打上了对钩。
这是1989年我在机场挥别了父母和女友之后，第一次回到祖国的怀抱。
一下飞机，几件小事就让我迅速找回了多年前那熟悉的感觉。入关检查处当我的旅行包通过X光扫描，被传送带拖出那个扫描黑洞时，我看到了那久违的脸色，听到了那久违的声音——海关人员斜着脸，眼睛半睁着有些不耐烦地说道：“把包打开！”
我欠你的啊？我立刻感到自己受到非人的待遇，恨不能转身就飞回美国。回想在美国这些年，也多有开箱检查的事情发生，然而我听到的总是这样的话：“先生，能请您把包打开吗？例行检查。”
更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上厕所，一进门我就被呛得喘不过气来，那才真叫原汁原味。在美国这几年的生活已经让我模糊掉了这种感觉，忘记了厕所是干什么事的地方。
公司有了，又做什么业务呢？这是我公司或主初期一直思考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信息沟通渠道的匮乏是经商中的巨大问题。哪些公司能做什么事很多时候就像密码一样，而持有这些密码的人往往就能成为商场上的宠儿。中国人自己做生意都还很难摸清情况，对于外商来讲这些信息就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即便是偶尔打探到公司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对于只发生在中国的类似经营许可的常识，了解起来也并不容易，而公司的实力和信誉就更是难以得知。当时正是对外贸易、合资企业蓬勃发展的年代，编辑出版这样一本书不要说赠送，就是销售，只要价格合理，对于欧美国家来讲也拥有巨大的市场。而只要运营得当，这个事业是可以年复一年地做下去的，做得好也一定会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直接的推动。
主意已定，我就与朋友协商共同出资，合作经营作。很快注册100万元人民币的北京尼森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在1994年成立了。办公地点选在了北京西郊风景秀美，闹中取静的达园宾馆。这里不仅离我的母校北大西门距离很近，而且是北京古代皇家园林三山五园中的一园，1993年开放经营以后，管理单位才将有些房间向外出租。
就这样几次中美间的穿梭往来，让我完成了中美两地跨国尼森的经营体制。
北京公司开始招兵买马，全力以赴地突击这本叫做《中国工商企业总览》的经商工具书。它汇集了中国近百个行业的2.3万余家公司，排版先英文后中文。凭着一群广告招商人员的多方努力，公司招募到了数十家企业的广告。碍于对中国印刷质量的担心和中国出版的限制，我决定在中国编辑完后到美国印刷出版。为了突击进程，使此书早日问世，全公司二十多人一天三班倒地疯狂工作。
在我飞回美国的前几天，大家都在公司通宵工作。担心打印出来的样稿会被手蹭脏而影响在美国照相制版的质量，工作人员每人配置了一付白手套，每一页确定准确无误的字迹被打印出后，都将被一双带着白手套的手捧出打印室放进一个密封的塑料袋中，那种情景真像是产房里接生的护士捧着刚刚出生的婴儿。总共1000多页纸，全部打好后我就密封好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那一刻我虽然两手空空，但箱子里存放的这一摞纸却寄托着我对生活的全部希望。我想象着不久的一天，在欧美各大书店里会形成抢购这本书的热潮。而那些晚到一步未能买到此书的人们都会无限沮丧，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个绝好的与中国做生意的工具。当然我会在书店做好相关店员的工作，一定让他们有这个思想准备，在这个事件发生时去安抚那些失望已极的顾客：“我们已通知印刷厂加印，很快就会满足你们的需要。”
印制精美的ChinaBusiness Register的（《中国工商企业机构总揽》）问世了，它得到了多方人士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美中商贸总会颁发的“中美交流杰出贡献奖”和美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颁发的“美中经济交流特殊成就奖”。在美国发行期间，还得到了由诸多单位参与同贺的《新民晚报》整版套红广告。然而在市场上它却没有如我预期地火起来，有限的广告收入不足以支撑昂贵的运营成本，使得这本书不能免费赠送。由于我的经验不足，此项目所筹措的风险投资，只拿到了前期编辑印刷的费用，却没有计划好后期推广发行的费用。因此虽然它走上了美国很多书店的书架，但却只能在那里默默地等候着真正需要它的人不期而遇的邂逅。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话用在这儿再合适不过了。就在我们对工具书全力投入时，身边的朋友开始意识到我在美国的资源。1994年的一天，一位影视圈的好友找到我说：“沈群，你去美国帮我咨询一下，看有没有办法帮我和家人直接办绿卡。我不想像你当年那样，一步步考完英语到美国去读书，然后才移民、工作。”
于是，我回美后第一次从律师那里听说了美国移民中的“杰出人才”。由于我这位朋友的妻子是位画家，律师说：“你可以让她把所有的业绩整理一下，看能不能符合‘杰出人才’移民条件。如果符合，我可以在美国直接为她申请。只要移民局批准，她就可以直接带着全家到广州的领事馆办理移民签证，这种签证一旦进入美国就转为有效绿卡，也就是说她和家人直接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
“还有这等好事？”我将信将疑地翻阅着律师给我的“杰出人才”标准：全国获奖，国家级会员，发表论文，媒体报道，这些我不都有吗？当年我要知道有这个，干嘛还自古华山一条路地拼托福、GRE？申请“杰出人才”拿着绿卡来读书该有多好。要是那样，我就无需和全球的优秀学生竞争那些为数有限的奖学金，而只需和美国的本土学生一起上学了。我也不用担心外国学生身份失效，我想注册多少个学分就注册多少个学分。想休学一段时间就休学一段时间，想打工也不用去中国餐馆打那种付给廉价薪水的黑工，毕业的时候，也不用承担那种找不到对口工作就要卷铺盖回国的压力。
真想不到我那位朋友的“杰出人才”的申请成功了，一共只有20多页复印纸的材料，四个多月的审核就批准了。记得那天我在北京的家里拿着律师从美国给我寄来的移民批准书原件，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这么简单吗？我回忆着当年我接到美国学校发来奖学金的通知书的情景，对我来讲那封信是我放弃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历经几年的苦读才得到的。而那纸通知书也只是给了一个外国人做美国学生的身份和财力，有效期只有两个学年，而且还是在我所有成绩保持在B以上时才有效。现在手中这“杰出人才”批准通知书给她全家人永久敞开了美国的大门，一家三口两代终身的权益保障，而他们全家没有一个人曾经去过美国，所有需要做的只是整理一下自己已有的业绩，交一份律师费，整个办理过程也不过是短短的几个月时间。
惊讶的同时也有兴奋，我意识到对于那些合格的人来讲这种方式是去美国最便捷的直通车。不管他是否永久在美国定居，只要他拿了这个永久居留权，即便他终身保留中国国籍，持中国护照，他的身份和事业也将变得国际化，自身及家属也能得到美国社会多重的福利保障，中国政府也会减轻一点人满为患的负担。所以可以说这种国际的互通能使中美两国都获益。于是，我止不住对周围的亲朋好友一通宣传，并在回美国时与律师签订了正式的代理协议。
接下来的日子里，“杰出人才”口耳相传，申请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批准，使得我不得不专业化地运作起这项业务。“杰出人才”工作出乎意料地蒸蒸日上。多少年后我才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这位1994年就签约的画家朋友可以说是第一位身在国内，从未去过美国就得到了美国移民局批准的“杰出人才”。到1996年时，已有中国最顶级的作家找上门来，委托我的美国律师来申请“杰出人才”。
无论是工具书还是电话网络服务，我一直在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地创建经营项目上的第一，但始终未能有所成就。然而无心插柳的这项“杰出人才”却在事实上不期而遇地成就了一个“第一”。
还有一项无心插柳的业务就是赴美考察团，当年各行各业都兴起去美国考察，而哪家机构可以服务到位却仍然是一个长期困扰着这个行业的问题。由于我人在北京，根在美国，可以与各行业、组织的考察团直接洽谈访美细节，做出量身定做的安排，从而使得很多行业协会都愿与我公司达成美国境内服务的协议。
“杰出人才”和美国考察，正是这两项无心插柳的业务，最终成就了尼森事业的第一桶金。
每一个生意都是从零开始的，每一项业务水平的提高也都是被逼出来的，这就是我的创业经历。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逼迫中，人的经验和能力不断增强，就在我已经能够把普通赴美考察团的接待工作做得头头是道的时候，我遭遇了创业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那是在1996年，朋友知道我有过很多接待访美考察团的经验，便把我推荐给了一家酒业公司的负责人，相信我一定可以做好该公司的赴美考察业务。但我走进赛特办公室，与这位负责人的第一次谈话，就感觉到与以前所有赴美考察团组织单位领导谈话的截然不同。他并不关心纽约的自由女神岛上不上得去，华盛顿的白宫能不能进去参观，国会大厦内是否能旁听议员的演说。他劈头盖脸就是一句话：“这次去美国，我就是要给我们的客户一次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经历，有多少招数你就跟我讲，我认可了咱们就安排，钱的事你不用担心。”
这一句话就推翻了所有我进他办公室前打好的腹稿，我一下愣住了。
“我告诉你，因为我们的竞争对手公司也都组织他们的客户去美国。他们的客户大多也是我的客户，如果都是像他们那样由旅游公司安排一样的标准行程，那我的钱不就白花了？”
这单生意还真不好拿，我定了定神说：“你放心，我是从美国回来的人，知道什么叫服务，一定会让我的客户满意。你先看一下这个大致的行程安排，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你再提出来，我去落实。”说话间我递上文件夹中事先准备好的赴美日程安排。
他接过去扫了一眼便说：“这不行，这一天的行程，你不能上午写个自由女神，下午写个华尔街就交代了。你得给我列出每个小时我们在干什么，而且你别让我提想法，我没去过美国，也不知道在美国能做什么，你是做这个的，你给我提出所有内容我来认可。”
有这必要吗？我还从来没见过旅游安排中列出每天每个小时的内容这一说。但客户就是上帝，他就这么要求了，你能怎么办？为了拿下这单生意，我还是耐着性子说：“行！我再重新给你列出一个规划，在每天的基础上每个小时的安排都列出来。”
等第二次见面时，我把新的日程全部拿到他眼前时，我才领教了此单生意的艰难之处。
“这儿的安排不行，一下飞机就进酒店，这谁愿意啊？怎么也得兜一圈城市夜景吧！……交通工具这一项光写中巴不行，你要告诉我这车厢内的空间有多大，车顶有多高，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四个多小时的车程，如果在车里直不起身来，我的客人是受不了的。……这里不能光写吃饭，你吃的是中餐还是西餐啊？头一天晚上已经吃过一顿西餐，第二天中午就不能再吃西餐……这里也有问题，这是离开这个城市的最后一个夜晚，总得掀起一个高潮留下点记忆吧。这样吧，这顿饭咱们在海边吃，你再叫一支乐队来现场演奏。”他在我递上去的日程表上指指点点，嘴像机关枪似的说了一大堆。
我完全听傻了！我在美国待了七、八年，己接待过几十个访美团体，从来没有过这么细的要求。
“在海边吃？怎么吃？带饭啊？”我有点不明白。
听到我的话，他瞪大了眼睛，“带什么饭？你以为是春游啊？送餐呗！全套做好后连锅带饭一起送来，给我们在海边支好桌子，一盘一盘地上菜，就像在餐厅里一样，我们可以慢慢享用。对了，服务员一准儿地给我穿好制服，现场服务知道吗？”
“这行吗？”虽说常在别人面前夸自己是老美国，但我那时从没听说过还可以这样用餐。
“不可能不行！这事现在在北京都能做到。不信你出钱，我让你在颐和园的昆明湖上坐着只有你一个客人的大船吃自助餐。”他发现我脸色有些不对就稍微缓和了点口气，降低了语调说，“你在海边就近找个五星级饭店，打电话联系预定就行，这叫Catering（送餐服务）。”
就这样，就在我不断地惊讶和受教育的过程中，这次非同寻常的美国之旅开始了。当时在中国可以有几十个员工的我，在美国可聘不起人，所以开车、导游加翻译，所有工作都是由我带上一个助理全包。对于我的这种亲历亲为，这位老板倒没有意见。可他不时提出的新的要求，却使我平时习以为常的安排变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得不接受的批评——
“这酒店不行，你马上想法换，这种走廊和楼梯都在外边的酒店让人感觉像大车店一样，客户觉得我们舍不得给人花钱！
“我不是说过了吗，每顿饭都要专门有一罐辣酱摆在这位老爷子面前，订餐前你就跟餐馆说好，做不到这一项的餐馆我们就不去了。在美国看见的东西他能记多少我不知道，但这美国之行每天每餐给他个人专门准备好的辣酱我要让他记一辈子！
“哎，怎么回事啊？不能这样啊！我们这都进了赌场了，就因为你给他们办理入住登记手续，让所有人都站在前台这儿等20多分钟。看着别人在灯红酒绿地玩，他们傻呆呆地在这儿，罚站啊？这不是积累人力的不满吗？你完全可以让他们先解散再集合啊！”
……
以往的经验都不再起作用，所有以前不是问题的事情在他这儿都成了问题。当然上面提到的这些还都是小事。最最让我刻骨铭心的还是寻找脱衣舞厅的经历——
那是全团离开洛杉矶的前夜，晚饭时这位老板就叮嘱我：“今晚上的项目准备好了吧！”
“没问题，你就放心吧。”我顺手摸了摸了兜里的那两份报纸，那是我准备好的成人夜总会脱衣舞厅的广告。今天早晨离开酒店前，我已将它复印好，我和另外那辆车的司机人手一份，这是今天晚餐后安排的高潮项目。
说句实在话，虽然来美多年，但这种地方我却从未光顾，拿在手中的报纸广告还是临时在路边的报亭中找出来的（这类报纸免费赠送）。
开上车很快我就傻了——报纸上清清楚楚登着的街道地址，等我把车开到跟前却完全找不到门。我是带队负责人，开着领头的车，后边那辆车也跟着我一圈又一圈在市中央转悠。开到第三圈时，车上有人醒过梦儿来：“这不是又转回来了吗？怎么带着我们在这兜风玩呢？”
汗从我的额头上一层层渗出，我知道团员们对今晚的活动寄托了很大的希望，要是最终不能实现那我得担多大责任啊？看着地点实在找不着，我只好脱口撒谎：“哎，不好意思，这家夜总会临时歇业了。没事，咱再往前，前面还有一家更好的。”我拿出一副老江湖的口气，其实我心里也没底，只是在刚才来回乱转时，我看到不远处那种扎人眼目的霓虹灯和从门口进出的妖艳的女郎，我想这一定就是我要找的地方了。
车终于停在了这特别的霓虹灯下，团员们鱼贯而下，兴致勃勃地准备冲进去一开眼界。
“Holdon！”门口突然闪出两个彪形大汉，挡住了所有人的去路。
我急忙冲上前去，“多少钱？我们买票！钱在这！”
“Sorry，this is a private club.We don’topen to the public.”（对不起，这是私人俱乐部，我们不对外开放。）等我把这句英文翻译给团员们时，众人一下炸了窝——
“那你带我们来干什么？”
“这不是拿我们涮着玩儿吗？”
“来美国总共就这么几天，工夫都耽误在瞎转悠上了。”
那一瞬间我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真痛恨自己，来美国这么多年了，怎么连个脱衣舞厅都找不到？我抬头看着那位老板，只见他脸色铁青、一言不发。
这晚回到酒店，他把我叫到了他的房间，只见他一口接一口地深吸着烟。过了很久，他突然开口了：“就你这水平还老导游呢？你懂不懂什么叫导游服务？导游就是总共一百件事，九十九件都做对了，但客人不会记得，因为那是应该的。就一件事做错了，那这整个行程中就记着这一件事。你要真能做到199也就算了，你可好，正好倒过来，只一件事做对，九十九件都是错的，而且是越重要的事错得越彻底。脱衣舞厅都找不着，你还做什么导游？出发前我是怎么交代你的？你知道吗我花了这么多钱，等到了首都机场跟客户告别时，我还得给人赔罪——真对不起，我让你白去了趟美国。”
在美国的中餐馆打工时，我受过很多老板的气，但还从来没受过这样的中国老板的气。我心里上下翻腾，那叫一个憋屈，但冷静下来想想，我却清楚他说的句句在理。于是我暗下决心，等把这群人送走后我非把洛杉矶的脱衣舞厅全部底面都搞清。
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次特殊的经历让我公司的服务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点也不亚于美国同行的水平。对不同客户提出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要求，只要在美国是合法存在的，我们都能顺利实现，尤其是那些中国没有的项目，那些能够使人铭记一生的项目，我都有意识地进行了专业性的开发，访美团没有想到的我都能事先想到。
当然，在这个不断开发的过程中，我自己也不断地接受着教育——原来有这么多中国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在美国都可以合法地从事——私人飞机包租旅游，热气球定点降落，私人坦克的特定地区驾驶，新式冲锋枪的实弹射击，千奇百怪，无奇不有。这让我每每想起当年对这些事项一无所知却还在别人面前自诩为老美国，感到无比汗颜。
自那以后，我们接待访美团的生意也格外兴隆，最让我得意的就是当组团领导跟我提出一个在美活动要求时，我能很平静地告诉他：“我们可以做得比这更好！”并且给他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之后，看到他脸上表现出的难以置信的神态。
第二年，这泉酒公司的负责人再次找到我说：“我们还想去趟美国，这次你做不做？”
我很吃惊：“上次那么失败，你怎么还来找我？”
“我想过了，上次失败不光是你的错，你们都只习惯接待那些普通的访美团，我要换个其他的公司，恐怕也还是同样水平。而且，多半的结果是我还得再着一次急，再赔一次罪。这次我还找你，起码你已经了解了我的要求。而且，你是个认真做事，尽力而为的人。”
我笑了。我从心底里感谢他再次给予我的信任。
四、我最好的哥们儿背叛了我
他一系列的行为把我逼入绝境，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跟他拼了。首先，我在北京拨通了那个台湾人在洛杉矶家里的电话：“罗杰斯，你给我听着，我知道你们家在哪儿，我也知道怎么使枪，你要是不给我活路，你也别想活。我一命换三命，值了！”
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被欺负的对象，从不敢想象自己去打人，去欺负别人。但是一旦遇到欺人太甚的情景时，不管自己处于多么弱势的地位，我都不能忍受。
在我有生以来，很多该打架的时候都因为各种原因忍住了，没有出手。等到36岁时，却结结实实地打了一个人——我的朋友孝逢，而且打得痛痛快快，当然这也给我带来了美国的牢狱之灾。
究其原因，只能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孝逢是我多年的至交，从1979年北大入学开始，我们就在话剧团相识了，他成为我为数不多的好朋友。我俩都酷爱写诗，在几次全校最有影响力的诗歌朗诵会——春季的“五四”诗歌朗诵会和秋季的未名湖诗歌朗诵会上，我俩是获奖最多的诗人。由我们俩共同编剧的荒诞小品《帽子》，也在中央电视台的全国电视短剧小品大赛上获奖。大学毕业后，由于开始了全新的工作生活，很多朋友都少有联系，可是我与孝逢的友情却从未中断。
后来，我们共同选择了美国，1992年起，我们开始一起做生意。他是大学毕业后移民到美国的，持美国绿卡。借助他身份的优势，不用签证就可以自由往来中美之间，于是我们做起了中美贸易。但是我们两个人像所有那时去美国的中国大陆人一样，都身无分文。做生意需要的启动资金由我负责落实。于是，我就把以前和我在同一公司工作过的同事——一个台湾的朋友拉了进来。由他出启动资金，我们三个人成立了一家公司。我和这个台湾人在美国运作，孝逢在中国联系业务。几个月后，孝逢回到美国，没有带来任何一单生意，但似乎很多项目都很有希望，眼见着就要做成。这正是很多北大文科的人都有的本事！但是摆在我和台湾人面前的是实际问题，孝逢出差花费的4000多美元要报销。台湾人不高兴了：“如果有效益产生，让我垫钱行。一个项目都没成，只说有一大堆希望。都不知道他在国内干啥就把钱花了，让我埋单，这事我不能接受。”
其实，孝逢很多其他的作为也让这个台湾合伙人觉得心里不踏实、不可靠。这天，他悄悄地找到我说：“沈群，其实咱们最初合作时，我就是冲着你来的，就是想和你合作，因为我了解你、信任你。是你硬把他拉进来，但他又是这样的人，我不能再这样做下去了。你看能不能这样，我们就不带他玩了，就咱俩一块儿做，你现在反正也拿到绿卡了，可以自由往来。凭着你在大陆那么多朋友和关系，咱俩合作足够了。”
我一口回绝了他：“虽然他在中国大陆没有任何关系，你要想跟我合作，就必须带上孝逢。这是我的合作原则。”因为孝逢在美国没上过学、英语不好、也没有正式工作，一直靠在餐馆做busboy（专门在餐馆收碗和洗碗的职业，因工作需要推一小车而得此名）为生，都已经30多岁的人了，总不能一辈子干这个呀，现在我刚有机会在美国正规做点事，必须带上他。
“如果你总是跟他站在一起，那我就只能退出了，因为只要你俩同意报销他这笔说不清的费用，签字就能执行，董事会投票我这一票永远不会是多数，这样下去，你们俩不是拿着我的钱玩儿吗？”台湾人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
我们的谈话不欢而散。
我看到形势有些危急，就立刻去找孝逢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他说：“明天的股东大会做决定时，我会和你一同投票，不管什么决定，咱俩一举手就是三分之二的多数。对台湾人来讲，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三个人一起做，要么不做。即便以后不再做，前面已经花的钱也要报销，因为那毕竟是在我们的合作期产生的费用。这样做，起码你这笔钱有保障了。”
孝逢也没有其他办法，就答应了。
第二天开会，投票都按我预想的方式做了。那个台湾人似乎也没多大意见，这让我真有些吃惊。
一年以后我才知道，那天我孝逢刚跟说完共同投票，他就背着我立刻开车就去找了那台湾人。说：“咱们不能再跟沈群合作了，沈群在背后这么算计你，咱们俩得保证公司利益。”
就这样，我被我可以说最好的朋友在背后算计了。几天之后，当我坐飞机回到北京才发现，原本我和孝逢共同签字取走的那笔钱已经被孝逢和那台湾人共同签字取走了（我们公司在美国的银行户头取钱规则是任何两位股东签字便可支取现金）。更可怕的是他们两位股东背着我签字修改了公司的任命，我已经被从公司董事中清除了。没有任何签字权了，而且，我手上正在进行的一笔生意的代交款项，在打入公司账户后，由于我失去了签字权，也不能取出了。
当时我只知道是那台湾人出面做的一切，尚不知我的朋友的与他合作。
他一系列的行为把我逼入绝境，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跟他拼了。我在北京拨通了那个台湾人在洛杉矶家里的电话：“罗杰斯，你给我听着，我知道你们家在哪儿，我也知道怎么使枪，你要是不给我活路，你也别想活。我一命换三命，值了！我限你在24小时内将这笔款打入我的个人账户，明天如果我在银行的账上查不出这笔钱，我就直接飞到你洛杉矶的家里。”
电话那头始终没有说话。
第二天，当我打电话到银行查询时，洗车公司给我预付的在中国办展览的6000美元已经如数地打入我的账户。至此，我和那个台湾人的账告一段落。
可是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孝逢会这样对我，十多年的好友，从一入大学校门就结识，一起写诗，一起获奖，一起探讨人生，毕业之后，我被分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被分到北京日报社，都是新闻单位，经常凑到一起探讨稿子。包括后来一起写箱子文学，也只有我俩和英达一起坚持了下来，并一直持续他到来美国。当我第一次登陆美国，在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就是他去接的机，后在他洛杉矶的家里住了一个月才去学校报到。再后来当我病重，田芬让我去洛杉矶学练气功时，也是暂住在他家里。我们俩共同度过的时光，点点滴滴在我眼前闪现。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知心的朋友？尤其是从大学时代一起走过来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直到今天我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一心想保护他时，他却在背后捅我一刀。很多朋友都是那种可以在一起受苦受累，却不能一起享乐的，可是我们连艰难都没有挺过去，我就被他推进了万丈深渊。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愿提起孝逢，不愿想起这事。我一直忍着，想着哪天见到他时应该把他暴揍一顿，可是后来我们也一直没机会见面。正当我要慢慢淡忘此事时，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火上浇油，终于忍无可忍了。
原来，就在孝逢和我们合作办公司时，他在国内做的是倒卖批文的生意。他把当时在中国聘到的唯一一名雇员发展成了自己的女友。两人一单批文的倒卖价格已经达到70万元。然而，东窗事发时，两人便一同被告上了法庭。作为公司负责人的孝逢，本应承担全部责任，但出人意料的是，在法庭上，孝逢却反咬一口，说都是他女友的责任，他对于经营的细节并不知情。而在当时，这桩官司如果在法庭定罪的话——侵吞国家资产70万元是足以判死刑的。
这一件事情，又一次让人看清这个人的本质——他根本没有基本的道德观念，当危险发生时，为了保全自己，他可以嫁祸于任何一个人，包括自己的恋人。这也使我更明确了自己的想法，对于这种人绝不能客气，哪天见到他，我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于是，为了能够真正打好这一仗，我经常在家练拳脚，当然这一切都不为X所知。
转眼时间就到了1996年8月16日，我在洛杉矶的家中接到一个老同学的电话，他说：“我现在在洛杉矶拍电视剧，孝逢也在剧组工作，好久没见了，你过来吧，咱们聚一聚。”
“好啊，告诉我你的地点，我马上到。”
苍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让我等到了这一天了。临出门前，我又练了一遍怎么出拳，我想好了，这一拳我一定要打得漂亮。
其实事到如今，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第一，现场肯定有很多人，但我就是要在众人面前打他，即便可能要负一定的责任；第二，我也不用多打，只一拳，出这口气，也让他长长记性。
我来到拍摄现场，老同学和孝逢马上就迎过来跟我寒暄。看着孝逢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使得我本来就强忍在心头的怒火，更加按捺不住。他们对我说的话，我基本上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只是暗暗地攥着拳头，等着出拳的最佳时机。等到孝逢站到了我对面，老同学也站在我旁边时，我觉得时机已到，我挥起早已攥紧的右拳，猛然出击，打在他的脸上。
这一拳之狠是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直打得飞身离地身体飞离地面，横着撞到身后停放的汽车上，然后又摔倒在地，眼镜也不知去向。周围人被这一切惊呆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浑身上下仍然在激动中发抖，我对倒在地上的孝逢说：“你记住，你做的事值得挨这一拳，原因你比我清楚。从今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我见到你，就是这一拳。”
我听到现场马上有人报了警，但我却没有离开，我试图给一时惊讶得不知所措的老同学解释事情的原委。很快警车鸣着警笛，闪着红色顶灯飞驰而来。警察拿着警棍冲下车来：“谁，谁是动手打人的人？”
“是他。”几个现场的人纷纷为警察指证。
我也迈上去，说：“是我，但我打他是有原因的。”
“你先别说话！”警察问周围人，“是不是他打的人？”
“是。”
“好！你站直，两腿分开，手背后。”警察说着给我带上了手铐，上上下下摸了一遍我的身体，确认我身上没有任何凶器后，才说：“跟我走一趟吧。”随即将我推进警车。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戴上手铐，我坐在了警车的后排，一道从上至下厚厚的铁栅隔开了我和前面驾驶座上的警员，而我的情绪还一直按捺不住地激动：“这个人欠我钱，还欺骗了我。我跟你解释不清我为什么打他，我只能说这个人该打。”我不停地大声重复着这话。
前面的警员开口了：“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要坚持说话的话，你的每句话都会在法庭上被当成证词。”这句在电影、电视剧里听过无数次的话，终于由一个活生生的美国警察亲口对我说出。
“我不怕当成证词，我做事光明磊落，在任何法庭上我也都会这么说”，我的胸脯剧烈起伏着，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那警员没再理我，只是不停地通过对讲机向总部汇报着情况，不一会儿，我被带到了蒙特利公园的警察局。再次搜身，确认我身上没有任何凶器后，我被领入一个黑色铁窗的房间去提取指纹。后来我才知道，在美国，一旦被抓进警察局，并做指纹留样并提取指纹，就会留下犯罪记录，终身在警方的电脑里储存。指纹提取后又进行了警官问话，然后让我在一份警察报告上签字。
警察通过问话了解到我不会对其他公共社会有危害，于是规定了我的保释金为800美元，但在我身上发现了850美元现金，于是保释金也不用交了。在确认我不会再次行凶时，我被释放了。我看了看表，前后经过三个多小时。后来我才了解，这在美国就是坐过一天监狱的记录。
走出警察局，抬头看到满天的星斗，我有一种重获自由的快乐。我一遍一遍重复回想着那一拳打出去时心中的快感。两种快乐交织在一起，使我无法抑制心中的激动。终于有一天我可以扬眉吐气地打出这一拳。
五、与美国司法较劲聘用每小时350美元的律师
“一小时350美元。”我的妈，看来他确实价格不菲，我记得当时克林顿总统的律师每小时也就400美元。一分钱一分货行，就他了！我也牛气一把，用用这个小时350美元的律师。“你认罪还来找我干吗？聘我就是要做无罪辩护”律师的眼睛瞪得巨大——
1996年打人事件的几个月后。一天早上七点左右，我在睡梦中被一阵剧烈的敲门声惊醒，睡眼惺忪地爬下床，我从玻璃窗户向外看去，只见一个身穿警服的白人正站在门外。我不知什么事，打开门后那人问我：“我想确认一下，您是沈群先生吗？”
“我是！”
“这是一份法院的文件，请您签字。”
我很疑惑，法院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人在我签完字后留下文件就走了，我打开一看是孝逢对我的起诉书，案件指定在我家附近的阿罕布拉市的法院开庭审理。
我心中不由得怒火中烧，心想就你孝逢这样的人，明明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竟然还来起诉我。你看好了，我一定打赢这场官司！
当然，我很清楚自己不懂法律，不要说美国法律，就连中国法律我都不了解。因为从来没被起诉过，所以我想我得马上聘请律师。
那时候还没有网络，搜索信息也很不方便。于是我通过律师界的关系做了一圈紧急而详细的调查，我要寻找出刑事诉讼方面记录最好的律师。
在美国，律师的选择大致有这样几项标准。第一是专业性。美国的律师可以一分为二，出庭诉讼律师和专做文件的律师。一个律师往往只专于一项，或者专于文字——文件的论证，或者专于出庭——与法官和对方律师论理。通常情况下接案越单一的律师就越专业，只有没活干或缺活干的律师才会什么案子都接。因此仅从广告上来识别律师的好坏还远远不够，那些声称什么案子都能接的律师可能反而哪一项都不精。在于美国这个法制国家，各种官司满天飞，几乎每个人都免不了去法院。而美国律师的专业化分工之细是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所以某类案件必须选择某类的专业律师，例如你要打破产官司就要请专门受理破产官司的律师。
第二个标准是年龄。人人都知道不能选择太年轻的律师，因为他们打官司缺少经验，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也不能选择年纪太大的律师。虽然年长的律师办案经验相对丰富，但这类律师常常已没有做事的欲望，总想着省事多赚钱，这种心态对诉讼型的官司尤其不利。因此那些既有相当经验，又有充沛精力的中年律师往往是最佳选择。
第三个标准是和法庭法官的关系。如有可能，你一定要选择在开庭法院有过出庭经验或与法庭法官打过无数交道的律师。这样他就可以在开庭之前根据案情对法官的态度有一个预先的分析，然后再进行各方面的准备，这会极大地增加胜诉的概率。而这一切你都可以通过和律师的首次面谈得出结论，因为只要他在指定法院出过庭，甚至与法官熟识，他一定会在你面前炫耀。
第四个标准是价格。在一个成熟的商品社会中，竞争机制已经形成了“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的市面行情。俗话说买的没卖的精，律师一定比当事人更清楚某项具体工作的公道价。假如你执意选择价格最低的律师，最后吃亏的往往是你自己，因为没有比败诉更大的损失了。
就这样，通过筛选，一位名为MiRe的律师进入了我的视野。他出身名校，是刑法的专业诉讼律师，年方四十岁，又具备阿罕布拉法庭的出庭记录，专业服务的小时价格中等偏上。可以说他符合我既定的各个方面的筛选标准，于是我马上和他约下了面谈时间。
他的办公室在洛杉矶市中心一幢几乎是最高的楼中，走进他的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他的助理，一个非常漂亮的白人小姐，她给我端上咖啡让我等候。
等到最后一位客人从MiRe律师的办公室走出来后终于轮到了我。我被请进屋内坐在M律师的办公桌前。他身材不高，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着精明干练，“说说你的情况吧。”
我把事情的经过陈述了一遍。
“你会在法庭上承认是你打的人吗？”
“承认。”
律师眼睛瞪得大大的，“你承认还来找我干嘛？”他很吃惊地说，“你认了罪，法官就宣告你的罪触犯了法律的哪些条款，有什么相应惩罚，之后审理就结束了。哈哈。有意思，迄今为止你是第一个准备认罪还来找我的人。”
我发现自己和律师有如此分歧，便很严肃地说：“打人这事我承认，但我想确认的是我打他是光明正大的，是有道理的，换句话说就是他该打。”
听了我的话，律师笑得都直不起腰，“那你完全不懂美国的法律。至于他该不该打，那是另外一回事，与本案无关。这个官司法官只想知道你打没打人。如果是他欠你钱或者欺骗你，导致你身心受到伤害，你可以起诉他。那是另外一笔官司，再次开庭时，你是原告他是被告，重新审理。”
“照你所说，我确实听不出我请你有什么意义，因为我是准备承认打了人。”
“你请我就是不想认错，没打过他。”律师肯定地说。
“那不对，再说我在被押上警车的时候已经承认打过人了。”
“你怎么那么傻呀？警察当时没提醒你说‘你有权保持沉默’吗？”
“提醒了，但我还是如实说了。”
这时候我才明白，警察在车里说的那句话对我切身利益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警车上如果我保持沉默，警察就不能断定我打了人，法庭必须根据证人和证词重新认证。如果孝逢找了一个证人证明我打他了，只要我也找一个证人证明我没打，再加上律师的论证，法庭判决的结果是什么还很难说。
想到这些我说：“那我请你还有什么用啊？”
“你请我还是有意义的，我给你辩护可以给你少判刑啊。”
“打架这事还要判刑？”
“当然有可能判刑，因为你是在公共场合打人，而且根据他的起诉，你把人打伤了，法律要对你作出制裁——判刑和赔偿，而我的作用就是要使你的制裁减轻。”
“你能减轻到什么程度？”
“我的目标当然是不判刑、不赔偿。”
“你能做到吗？你能做到我就请你。”
“你请我是因为我有专业知识和信誉，你认可我的能力。不判刑，不赔偿是我们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但是我不能保证，任何接你这个案子的律师都不能保证实现这个目标。最终结果要取决于审判这个案子的法官，对方的律师等等很多其他因素。”
“这个我明白了，那我怎么付费？”
“最好的方式是按时间计费。”
“你一小时多少钱？”我知道，美国律师都有一个确定的小时工钱。
“一小时350美元。”我的妈，看来他确实价格不菲，我记得当时克林顿总统的律师每小时也就400美元。行，就他了！我也牛气一把，用用这个一小时350美元的律师。
“那时间怎么计算？”我问。
“我花时间取得的信息和准备的材料会及时告诉你，你要觉得不合适，可以随时解雇我。但是你要先交3000美元（预付金），我根据所用时间从预付金扣钱，不够了我再通知你。”
“还有其他的付费方式吗？”
“有。你可以打一个包，算个整数。我来根据里面的钱数评估够不够，够了我就接。然而随着工作的进展我发现当时我估少了，而你又不会再加钱时，我就只好偷工减料。”
这带有威胁的一句话也有其道理。我想这个案子属于不蒸馒头争口气的事，容不得他偷工减料，于是我没再犹豫，当即签署了律师协议，由他代理我打这个官司，并且是按时间付费。
这一天我们走进法院，看到当天门口张贴的告示，那个庭那个房子的审理时间表已经排好，我的案子是上午十点半审理。
我期待着在法庭上可以再看一眼我那一拳留下的痕迹，但实际上当天原告本人并没有出现。走进法庭我才最终确认，原告委托律师全权代理。
在法庭陈述了事实之后，法官问我：“你认不认罪？”
“我不认罪。”我心里想的我不认罪是我打他是有道理的，而不是不承认打过他。
“休庭！他不认罪，双方律师重新准备材料。”法官下了结论。
这不是坑我吗？这个律师是按照离开办公室开始计算时间的，开车停车、等待开庭，随时都在算计着我的钱。这要是一次一次无休止地打下去，我得花多少钱啊？但美国的法律就是这样，于是法庭重新设定了开庭的时间。
再开庭时，还是这个法官。
进庭之前，MiRe律师告诉我：“我们现在处于非常不利的状态，我调查了法官的背景，这个法官有一个特点就是专门为穷人说话。从你和原告目前的形势来看，你是富人，他是穷人，单从聘用的律师就可以看出来。他聘用的是社区普通律师来伸张个人权利，只需支付很低的费用，而且一旦确认他是在公共场所被伤害，那么律师费就可以由政府来出。而我是职业的刑法律师，人人都知道要花大价钱才聘得起。你有钱他没钱，你在公共场所打了他，而警察局又有记录。所以我们的形势非常不利，我建议你以认罪的方式换得尽可能低的制裁。”
听到这些话，我非常憋气，看来我已经走投无路只好认罪，可明明有一番道理却说不清楚。另外我也明白，律师跟我说这些实际上在证明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调查这些资料，而他花的这些时间都是算钱的，当时的律师费按小时已经累计到了8000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和律师商议，“既然这样我只要求一样东西，就是没有犯罪记录，别的惩罚我都可以接受。”因为我知道，我现在是绿卡身份，一旦有犯罪记录，转成美国公民时就会有很大麻烦。
“我会尽量争取。”
“都有什么可能的制裁？”
“第一，你可能被假释，时间我不确定，我会尽可能争取低一些；第二，你可能不会再被关进监狱，我会争取；第三，你可能被要求社区劳动（这个词他说出来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第四，你可能被要求罚款，我想不会低于2000美元。”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那一拳打得有多重。孝逢的眼镜彻底报废了，重要的是镜片的碎碴扎到脸上，导致局部脸皮被扎破。三个月时间里孝逢一直在看病，而这些治疗费都会转为赔偿由我来埋单。
刚进法庭，法官就开始和我的律师协商。法官对我的律师说了一句狠话：“如果你的当事人不认罪，一定要进行到陪审团的程序，那是他的权利。但是，这是一个旷日持久、劳民伤财又与社会无益的事。而且一旦最终陪审团还是认定他有罪，那个时候再由我来量刑，我会加重判他。”
听到这句话，律师对我说：“咱们只好跟他达成协议。”
我的心里极不舒服，看来这位法官真是为穷人说话的。如果美国法庭上多一些这样的法官，长远看来也不见得是坏事。因为与X相比，当然我比较富裕，但以后保不准跟其他人打官司时我就成穷人了。
这次的经历使我发现，在美国处事，很多时候都只是一笔交易，法庭审理也不例外。换句话说，双方是可以商量的，因为各自要算各自的账。法官算的是，如果请陪审团审理将会有多大的社会成本，陪审团成员的补偿津贴、法庭的占用、法官的出庭等所有涉及本案的人工费用；律师算的是多打一个小时官司能多挣多少钱，什么时候能拿到这笔钱；当事人算的是律师一个小时350美元，从准备材料到开庭辩护结束，我打不打得起。
经过协商，法官开始宣读审判结果——，“被告人有罪。判决被告人服刑一天，但由于被告已被警察局关押过一天，一天刑期视同执行完毕；100个小时的社区劳动，一年之内完成；18个月的假释，监视居住；罚款2000美元。”
一大堆的法律词汇，听得我晕头转向。走出法庭后，我让律师一一为我进行了解释，然后去办理各项手续。
在社区劳动手续办理部门，工作人员问我具体想要哪种劳动，我看了看可供选择的单子，想起以前在美国高速公路上开车时，经常看到路边有纸屑、塑料袋等垃圾，当时我就想过等到哪天没事了就去志愿清理高速公路。所以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清理高速公路这一项，那一刻我甚至有点忘记这是对有过错的人的一种惩罚，甚至感觉自己像环保工作者一样高尚。
这就是我在美国当被告且被宣判有罪的一次经历。
六、我在美国的劳改生活
提起“劳改”，我们这一代人总是会想到父辈人所经历的1957年“反右”或“文革”，深入美国生活后，我才发现劳动改造绝对不是中国的专利，美国也有劳改。
美国的“劳改”是涉及社会各个阶层的每天都在发生的一种社会机制，只不过在美国一个人不会因为政治或思想见解与主流社会不同而被送去劳改，但所有那些轻度犯法的人都会根据法庭的判决而被强制劳动改造。譬如说酒后驾车、肇事逃逸、破坏公共设施、打老婆孩子等行为的直接后果除了经济赔偿和牢狱之灾外，都会被要求劳动改造，只不过这种劳改在美国被冠以另外一个名字——（社区服务Community Service）。其内容就是特定时间内在当事人被强制执行社区服务工作，而最常见的一个工种就是清理高速公路。在中国，当你看到一群青少年在马路上擦金属栏杆时，你就知道这是学生们在学雷锋做好事。而在美国不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但当你看到一批人穿着黄色马甲在清理高速公路时，你基本上就可以认定这是一批在劳动改造的人。
我在中国没经历过劳改，在美国却没能躲得过。美国的劳改比较人性化。首先，它允许当事人在限定时间内自由选择劳改的执行期，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年内完成这100个小时的劳动，这就使得我能够比较从容地安排时间而基本不会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其次，每天的劳改工作不会超过八小时，也就是说我要工作13天，而这13天不必连续进行，我甚至可以将它分为13次，每次只工作一天；再次，劳改的人不需要“同吃、同住、同劳动”，劳改时我只需要每天像上班一样准时签字报到，工作结束后回自己家。虽说如此，但它也是强制性的无偿体力劳动。
即便是这样人性化，它对于我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首先，我的作息时间变得像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多少年了，我都没有过早晨六点钟起床的经历，但是因为七点半要在指定地点报到，所以每天晚上我都要上好闹钟，六点钟准时起床，带上自己的午饭准备开始一天的劳作，这使我好像又重新回到当年美国读书时自己给自己做午饭的生活。
我的便当盒里天天一样——两个三明治，一罐可乐。在美国这是不会做饭的人最便利的选择。因为在超市可以直接买到做三明治的面包、火腿肠和生菜，你只需把它们叠在一起，一个三明治就做成了。当然，我在第三天就开始对这样的午饭感到腻烦了。在美国劳改的生活中，午餐时间可是说是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你可以躲开暴晒的太阳，心安理得地在树荫下找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来，从容地享用自己的午餐。每当那些家里有女人做饭的人打开自己的饭盒，那香喷喷的饭味让人很受刺激。记得当时有一哥们儿就像故意气人一样，每天都带红烧排骨，闻着排骨的香味，再看看自己的便当，让我无比痛恨单身生活。
每天的劳改内容、程序基本都一样。早上集合好后，两辆大车同时开出，一辆载人，另一辆装干活用的工具、垃圾袋和饮用水。工头根据上级指令将车开到某一指定的高速公路路端，到了停车位后集体下车，穿上带有反光带的橘黄色马甲，开始在高速公路的作业地段摆放锥形桶，对过往车辆做出警示以防发生事故。之后大家排队领工具，然后再按指令开始工作。记得之前自己在高速公路上驾驶时，看到那些穿着黄马甲的人顶着大太阳在路端捡纸屑，心中总是不由得升起对这些人的敬意——正是这些的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使得我们能有一个整洁的环境。然而当我第一天和“同事们”集合时，原先心目中的尊重立刻就荡然无存了，左右看去身边的十几个人单从相貌上讲就没一个象正面人物。再一了解，更发现这些人都可以称是社会渣子，不是打了老婆，就是偷了人东西。想到这些，心里不由升起一种悲哀，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好端端地来到美国，竟然会与这些劳改犯为伍。
由于工作态度、效率都要由工头签字认可，所以我们所有劳改人员对工头都百依百顺。在他眼前工作时每人都积极努力，一旦走出其视野范围，大家立刻变得一个比一个消极怠工。
劳改的间歇我们也进行闲聊。一次一位长我几岁的中国“难友”听说我来劳改是因为在公共场合打人时，眼睛瞪得大大的，“打人？你敢打人？这是在美国，你竟然在公共场合打人？”他停顿了一下，“我特想被打你知道吗？谁再想打人，打我好了……”话语中透露着认真但稍带诙谐，过了一会儿，他又笑着对我说：“你再想打人或者你知道谁想打人，麻烦你通知我一声好吗？咱们约个时间约个地点，就打我好了，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工作还能得到一笔赔偿了。”
这样的话，在中国听来是可笑的，可在美国几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美国法律中有一条是对“犯罪的受害者”（victim of crime）的政府赔偿，即便是抓不到罪犯政府也要对受害者提供医疗费和其治疗期间的误工费。因此在美国你是很难看到有人在街头打骂的，更不用说像台湾和韩国那样议员开会时拳脚相加了。
洛杉矶的气候是三季如春，一季为夏。夏日里，虽然每天一到下午六点就能感受到清凉的海风，以至于晚上睡觉常常还要盖上一层单被，但中午那几个小时还是酷热难耐的。烈日之下，如果你站在毫无遮盖的空地上，甚至会感到脚下的土地如烈焰般灼热。
不幸的是我的劳改就选在了夏天，而清理高速公路的劳动也始终处于烈日的烘烤之下，因此我们每个人都用毛巾、帽子把身体各个可能露出的部位完全遮住。这样虽然躲开了毒辣的日光直晒，但在衣服和帽子里的身体早已是大汗淋漓，汗水把浸湿的内衣裤子紧紧地贴在皮肤上，难受不堪。
当我在高速公路边的草丛中用纸夹将纸屑、废弃物一个一个夹起放进垃圾袋时，看着路上一辆辆放着音乐疾驶而过的汽车，心里不禁感叹：自由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拥有时你并不察觉，因此也不知道珍惜，只有失去她时才倍感可贵。
我们的工头是个墨西哥后裔，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西班牙语。这个人从外表看上去，就知道是属于那种祖祖辈辈都做简单粗活的人，喜怒哀乐全在脸上，心直口快藏不住半点秘密。
一天，当我正在炎炎烈日的煎熬下劳作时，他走到我面前冲我诡秘地一笑：“来，跟我来，我有特别的事要跟你说。”
我心里一阵狐疑，虽然我动作有些拖拉，但与周围的大多数人相比，也算是规规矩矩、恪尽职守了，不至于到挨批的程度吧。他会给我什么特别的指教呢？
等我们走到树荫下，他依然止不住那股兴奋劲儿，“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一个中国女孩上床了。”
你和谁上床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虽然这样想，但还是不冷不热地说：“那好啊，祝贺你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我没有表情地看着他，等着他的进一步“指示”。
他拉了一下我胳膊，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说：“你懂吗？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说就是了。”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我想让你用中文帮我写几个字向她表达我的感情，这样一定会给她一个惊喜。”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你看，我已经用英文写好了，你把它翻译成中文，用最简单的语言就行。”说着从兜里抽出一张叠成几折的格纸，上面有他用英文写的句子。
“什么时候做？”我听完他的话紧接着问。说实在话，我很担心他在下班之后还缠着我给他做事。因为每天下班后我都身心疲惫，急匆匆开车回家，一分钟都不想耽误。
“当然是现在写了。一下班，我好马上拿给她看。”他很得意地说。
听到这话，我才放了心。
“你先不用干活了好吗？”紧接着他指指不远处的一块树荫，“你就坐这儿吧，把你的本事都发挥出来把这事搞好。”他把纸条递给我，转身走了。
我坐下来开始翻译。这时我完全可以感觉到从我身边走过的其他劳改同仁们异样的目光，他们一定在想：“这小子想什么方法贿赂工头了，可以逃避劳动。”
当我译到第二句时，突然灵感上来了——我可以把这些英文译成句句押韵的中文情诗。于是，我就在翻译的基础上进行再度加工创作。工作做完后，心中感叹：真不愧是北大诗人啊！就是在劳改时看到写得这么烂的英文，还有兴致把它译成情诗，不过这么好的诗用给工头有点可惜了。
译完后，我把诗的意思讲给工头听，同时添枝加叶地把这种诗在汉语中的工整、对仗、合辙、押韵描述了一番。听得这工头乐不可支，脸上露出无比灿烂的笑容。但我心里却有些惴惴不安，因为我不知道跟他上床的这个中国女孩是大陆人、台湾人还是其他海外华人；她是否认识中国字，因为很多在美国的华人第二代移民都只能讲中文而看不懂汉字。如果她根本看不明白，不仅白费我一番心血，这工头也不会得到什么好结果，到头来还是我遭她怨。
第二天一早，我依然带着我的三明治便当，按时到达集合地点。头一天的事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但还没等我签名报到，工头就快步走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手连声感叹，用中国话来形容他当时的感激之情就是：“哥们，牛！把我家那位给乐的，今天早上还没起床就又拿着那张纸一遍一遍地读。”
我心想，可不是嘛，跟你恋爱的女人，就算认得中文，中文水平也高不到哪去。要不是我在这儿劳改，这辈子都轮不上北大的诗人给她写情诗。
没想到工头接着说：“今天你就不用干活了，到工地你就写这个，多花些时间没关系，能写好就行。”
就这样，中文写作能力使我规避了所有劳改人都不得不忍受的痛苦，重新回到咬文嚼字、推敲词句的生活中。唯一的不足就是创作的地点让人难以想象，每天都是在车流疾驶的高速公路边的树荫下面坐着思考。假如在1997年5月的日子里，你在洛杉矶10号高速公路上，看到一帮身穿橘黄色马甲清理高速公路的团队，那很可能就是我们的人马；假如你还看到一个人没有劳作，而是坐在树荫下埋头写字，那就一定是我了。
第二天创作时，我开始产生疑惑——这个工头的中国女友应该能看出这中文诗与他原来的英文句子的天壤之别，难道她不会在这比较中感觉到工头的粗鄙而对他心生厌烦吗？
第三天，我突然明白了，这个女人的英文肯定好不到哪去甚至根本不懂英文。不管她能说出多少句英语来，从文字上讲，她也只能看懂中文。所以她以为那工头写的原始句子就跟这中文诗一样美，所以她不仅不会看不起这工头，还可能正在感谢上帝送给她一位浑身散发着诗情的恋人！想清楚这点后，我的诗歌创作就进入到一个自由状态——我已经完全不用顾及这工头的英文是什么内容了，只要在原意上稍微起个头，后面就是我天马行空的随意创作了。
每日一诗的生活持续了七天，每天我的写作都能给工头带来很多欢乐，也能给我自己带来许多轻松，而他的中国女友也一定沉浸在充满诗意的恋爱中。我只能说我年少时做梦也想不到，多少年的诗词历练能够有这样一种价值的发挥。
在我劳改的最后一天，我的心情无比轻松——生命中一段难挨的日子终于彻底结束了。工头在我的劳动登记单上签完字后，无限遗憾地对我说：“我还真舍不得你走呢！你就这么走了，我可怎么办啊？”
我想，是梦就总有醒来的那一天，生活中只有真实的才是持久的。于是我笑着对他说：“祝你好运吧！”
第三章 一夕致富的泡影
黄金时代在我们面前，而不在我们背后。 ——马克·吐温
我们若已接受最坏的，就再没有什么损失。 ——卡耐基
一、嗜赌成瘾——爱上拉斯维加斯
这座城市是历史上黑社会与政府达成的最大一笔交易。……我凝视着在面对近在眼前却又与我格格不入的灯红酒绿的世界，象一个刚走出乡村的孩子，几分惊喜几分迷芒……成为赌徒之后，我已变成这个世界娱乐之都的主人。衣食住行都能找到方法让美国人伺候自己。
拉斯维加斯是个奇幻的城市，它的地位不仅仅是在美国，就是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被称为世界“娱乐之都”。来美国二十余年，我问过不同阶层的很多访美人士同样的问题：你对美国哪个城市印象最深，大多数人的答案都出奇的一致——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是美国的一个奇迹，它是美国历史上黑社会与政府达成的最大一笔交易。20世纪30年代，黑手党的一个小头目叫巴格西.赛格尔，他驾车从密苏里开往洛杉矶收取这一路的保护费。当他途经内华达州的这一片沙漠时，正是夕阳西下时分。因为要小解，所以他叫停车辆，走进了沙漠。等他撒完尿，转过身来，看见的是夕阳照耀下天地间的一片金色沙漠。这情景让他神往不已，他奔向停在路边的车辆，激动地对车上人说：“这里简直太美了，我一定要在这里打造一个人间天堂。让人们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其他任何地方不能享受的欲望。妓院、赌场还有其他一切年轻人寻求刺激的方式，我都要让它在这里实现。”
他一泡尿后的这个冲动，最后变成了一份美国国会的提案。几经周折后，终获通过——黑社会与政府达成共识，在内华达州这个没有任何自然资源，当时美国最贫困的州开为“特区”，妓院、赌场等等开办全部合法。
巴格西·赛格尔相信，虽然这座城市被建在一片荒漠的深处，但人们对于欲望的满足是不惜代价的，他们会不远万里从世界各地赶来体验这别处无法体验的人生乐趣。
在一般人看来，在赌场树立的拉斯维加斯一定充斥着犯罪、欺诈等罪恶行为。但事实上这座城市跟一般人的想象恰恰相反。拉斯维加斯可以说是美国最安全的大都市之—。虽然人人都知道这里的人们身上常常会揣有巨额现金，但打劫的事情与其他大城市相比却少得多。这恐怕要归功于来到这里的人会同时受到“白道”、“黑道”的双重保护吧。一旦发生打劫事件，破坏的不仅仅是“白道”的社会治安，同时还有“黑道”的生意和声誉。
第一次拉斯维加斯之行让我永生难忘。那次我慕名而来，独自一人开着那辆价值两千多美元的二手车穿越茫茫沙漠，走进了这片灯火璀璨，夜晚看去像是遍地黄金的城市。因为舍不得花钱住酒店，我便把车开到星辰大酒店的停车场上，把车座椅放平，躺在车里过夜。为节省汽油费我的汽车也没有发动，午夜过后冷风袭来，我浑身发颤，身体不由得缩成一团，许久不能睡去。我凝视着车窗外近在眼前却与我格格不入的灯红酒绿的世界。我像是一个刚走出乡村的孩子，突然置身于大都会当中，有几分惊喜，又有几分迷茫，一时间还无法找到自己与这世界的关系。
但我很快就爱上了这座城市，不仅仅因为她豪华奢侈、汇集资本主义“经典”于一身，而且因为她灯火辉煌，活力四射彻夜不眠。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座城市有她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性。虽然纽约时代广场也有一片灿烂和辉煌，但那是间断的，午夜过后，大部分灯火都会熄灭，幽暗的时代广场会和人们一同进入梦乡。拉斯维加斯却不同，多少次我凌晨三、四点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漫步，行人已稀但灯火依旧。她不管这个世界是否已酣然入梦，永远按着自己的节奏起舞，使人感到它有无穷的生命力。
有一则关于拉斯维加斯的电视广告让我久久难以忘怀——一名驾车人迷了路在加油站问路，指路者告诉他说：“顺着这条路一直向前，过了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再往前走，经过自由女神和布鲁克林大桥后就要注意，向着前面的埃菲尔铁塔直行，但当你在右手边看到卢浮宫和凯旋门时你就已经错过了要去的地方。”这时，旁白响起：“还有哪座城市能够汇集这么多世界经典？”之后，镜头上出现拉斯维加斯的全景，旁白再起——“独一无二的城市——拉斯维加斯”。
应该说我爱上拉斯维加斯是从接待中国赴美考察团开始的那时候，拉斯维加斯是考察团的必列之处。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开车的行程是三个多小时，途中还有大型名牌直销店、各式自助餐厅，不管怎样安排行程，我总是会将驶入拉斯维加斯的时间放在下午夜幕降临之后，因为长时间沙漠行驶，枯燥单一的景色之后驶进夜色中灯火辉煌的拉斯维加斯，会使初来者产生强烈的视觉震撼。每到此时，我的驾车讲解也会自然变得声调亢奋，因为每一个数字的说出都会引来一片片感叹——
“在这个不到一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汇聚着数不清的人工打造的世界之最——世界上最大的酒店，世界上最高的过山车，世界上最多的主题建筑，世界上最亮的单束灯光……，单酒店一项来说，以酒店的客房数为统计标准，全世界最大的30家酒店，拉斯维加斯占据了其中的18家。现在大家看我右手边，这家翡翠绿色的酒店，就是著名的米高梅酒店，共有5050个客房。正门前的十条车道可与世界上最宽的马路媲美。大家再看左手边，这家叫做纽约纽约的酒店共有2700个客房，它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地汇聚各种经典景观的主题酒店。门口的自由女神像是在纽约之外全世界仅有的一座高于30米的自由女神，女神的脚下是著名的布鲁克林大桥。从正门走进，其赌场四周是依照纽约中央公园而设计的，边上高高低低的各式餐馆让人感觉像是走进了曼哈顿街区。大家再往右手边看，这座四层楼高的可乐瓶子就是可口可乐博物馆。当年为了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购买这块小小的用地，可口可乐公司支付了2800万美元。博物馆内你可以免费品尝在世界各地十多种不同配方的可乐。再看左手边，它叫蒙地卡罗，拥有3005个客房，耗资3.5亿美金打造，欧洲所有经典的雕塑在这里都有一比一的复制……”
“沈总，你说慢点行吗？我这脑袋一左一右来回转动，脖子有点受不了。”车上响起一片笑声。
明智的旅游公司都会尽量把拉斯维加斯安排在访美行程的最后一站，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往往能掀起整个访美的最高潮，成为一个乐章的最华彩段落，而且经常能够使人们忘记前面行程中一切的不满意。在拉斯维加斯的日子常常是最满意的，这并不是因为你的接待工作做得好，而是因为游客们真正到了以前没见过的地方。
记得1992年我接待的第一个新闻访美考察团，全团二十多人，一共定了十多个房间，但最终竟有一半的房间根本就没进去过人。当时拉斯维加斯的行程是一天一夜，而团员中又有很多人从未见过这么多合法的赌博游戏，宁愿牺牲掉睡觉时间也不愿放弃一搏。因而直到上飞机前人们仍然恋恋不舍，虽然神情有些恍惚，但意识还算清醒，就在机场候机时，许多人还站在老虎机前把身上仅存的硬币一个接一个执著地投入到机场的老虎机口中。
我对拉斯维加斯的热爱，当然也离不开赌博。赌博可能是人类最容易不劳而获的方式之一，在拉斯维加斯，这种游戏还可以随时随地、舒舒服服地合法进行，不用承担任何被抓、被罚、被劳改的风险。爱上赌博，并不是因为我听到过很多一夕致富的故事而把自己想成为故事的主人翁，而是因为我自己从赌博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无穷的乐趣。正因为如此，我对撞运气式的老虎机赌博从来不感兴趣，偶尔为之，不是因为在赌场等人等得无聊，就是因为上桌赌博时间过长而心力交悴，拿出硬币在机器上玩耍一下，调剂一下心情。
1996年前，每次我带团去拉斯维加斯，都有余兴未尽的感觉，因而通常是将这个团送机回国后，我会再单独回访拉斯维加斯。自己尽情地享受这座城市的各种娱乐而不需给任何人讲解，也算是给自己辛苦工作的一种犒劳。就是在这种尽情享受中，我开始研究起了不同方式的赌博。研究中我发现，21点的赌博方式是赌家胜面最大的，也是最容易控制的。虽然我亲眼见到很多人在百家乐上大有斩获，甚至一天之内赢至40多万美元，但那种胜利的到来全凭运气，完全无法预期。我也见过赢大钱的人一次输掉过几十万美元，有些人甚至输到半夜三更打电话把在洛杉矶家中的我叫醒，让我安排专人立即启程，连夜开车往拉斯维加斯运送赌金。
21点似乎是智者的游戏，熟练掌握它的计算方式并不比我当年高考时的数学更难。掌握计算方法后，再适时把握赌注的变化，这样你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握胜利了。余下的工夫当然也要看你的赌运了，最终的输赢取决于你什么时候离开赌桌，一味地恋战不会有最终的胜利，因为你的赌资永远不会比庄家大。
据说这种赌博游戏经过上百万次计算机的统计，只要按照计算的最佳概率要牌，庄家的胜利比率为52%，玩家的胜利比率为48%，这是最接近公平的赌博。庄家的优势在于赌资无限，玩家的优势在于随时进出。我所认识的人中就有21点超级玩家，因练就了一手21点本领无往而不胜，最终导致赌场不得不和他达成特殊协议——赌场一次性支付他一笔钱买断他的赌博权，他同意终身不来本店赌博。当然拉斯维加斯的大赌场都有合作经营协议，一旦一个人被禁，禁令在所有签署连网协议的大赌场有效，这也是拉斯维加斯的有趣之处。
拉斯维加斯各大赌场之间的协议还体现在其他很多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共同对付巨资玩家。阿拉伯各国王子就属于这类玩家，他们都是各大赌场记录在册的人物。只要他们在拉斯维加斯一家赌场开玩，各大赌场就会立即启动一个机制——同时调动现金输送到这家赌场与之抗衡。当然王子们也常常以失败告终，即便他们一时赢钱，也并不把钱带出美国，而通常是把钱投入到拉斯维加斯各项奢侈的消费中，赢得多了他们甚至会一时兴起买下某座赌场。据说拉斯维加斯大道上那个至今为止仍然是全城最高点的酒店Stratosphere（它比埃菲尔铁塔还高），就是以赌博赢的钱作投资兴建起来的。
在这座魔幻式的城市，几乎每年都能传出在老虎机前拉出上千万美元大奖的幸运故事。而上桌赌博或在大户室里的“搏斗”，由于没有一次性赢钱的记录，有多少资金在赌客与赌场之间循环往复，便真是无从得知了。赌客的心态是花小钱赢大钱，拿出一个力所能及的数字，凭借运气一夕致富；赌场的心态是面对每一个玩家，聚沙成塔，集聚资本。博彩业就是在这种赌场与赌客的博弈中不断发展着。究竟谁是这场博弈中的最终胜者呢？看一看每年都会在拉斯维加斯大道边冲天而起的全新赌场，你自然会得出结论。
赌场对于赌客的心态是不怕你输也不怕你赢，怕的是你不来。因为他们已把人性研究透彻，输钱的人不服气，一定会带着资金卷土重来；赢钱的人更会喜出望外，无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还会对自己在赌场的运气念念不忘，一旦有闲就会再度造访。因此，拉斯维加斯的大赌场往往会给赢钱者举行特殊仪式，让他们在赢钱后，心情畅快地回家。赌场主明白，人们赢得越是痛快，自然就会越早重回赌桌。有一次一位客人在著名的米高梅赌场一次就赢了上百万美元，当时他想到赌场可能会心有不悦，甚至有可能把他记录在案而出招阻止他再来赌博。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当他离开赌场时，所有工作人员起立鼓掌，夹道欢送。这种欢送英雄般的特殊仪式，一定使这位同胞心神荡漾，因此今生今世，他一旦心生赌念，又怎能不回到这个幸运之地呢？
当然，当一个玩家输得精光时，赌场也会想出办法给予安慰，使得他不至于因走投无路而心生怨恨。而这样做的最终效果往往是使赌客因为心存感激和侥幸，择日再来一试身手。我就见过这样的赌客，他们豪赌恋战，一下输去几十万美元，这时赌场竟然还给他3万，这使他心情不禁豁然开朗，日后，自然就会再度造访。
赌场在英文中叫Casino。这是因为英文中把玩家起身时将那些赌片换成现金离场时的行为叫Cash out，这个举动是赌场最不欢迎的。他们希望每一个玩家都能夜以继日地搏斗下去，因此，赌场的心态就是cash out no（不要换钱离场），把这三个词缩写成一个词，就成了赌场现在的英文名称Casino。
当然也有赌客深谙此道，在到达赌场前就制订好严密的工作计划。传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一位英国的电脑工程师，带着几年的积蓄飞赴拉斯维加斯。进入到他预定的金銮殿赌场时便告诉赌场经理，他要赌13万美元。于是他被请进带有监视器和保安的全私密大户室。他选择了轮盘赌中的压红黑玩法，但在开始前，他与经理交涉，提出赌场能否为他开出特例——把那个百分比非常小的绿色去掉。这样一来，这种赌博就变成了只剩下红黑两色的庄家与赌客胜率各50%的公平游戏。现场经理做不了主，于是请示了他的主管。在得到“可以”的答复后，一场特殊的赌博开始了。这个工程师把全部的13万美元换成一个赌筹，一次性压在黑区。这时庄家开始抛掷骰子，就在庄家挥手禁止玩家再动牌之前的一瞬间，工程师把那个赌筹从黑区换到了红区（这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是许可的）。只见那骰子在不同色彩的数字方格内“怦怦”地跳动，最终落入了一个红色格子中——赢了！这位工程师一把赢下13万美元，他拿过赌筹说了句：“Thank you！Cash out.”（谢谢你，我要兑换现金。）庄家禁不住问：“您不再继续玩了？”工程师回答，“I’mdone！”（我完成了！）
接下来，工程师又对经理提出要求说：“你们能派车送我去机场吗？”
经理感到非常惊讶，问道：“您刚刚办完住店手续现在就要离开吗？”
工程师回答：“是的，我已经玩得非常高兴，现在不需要再住酒店了。”
“好，那是您的自由，先生！”经理彬彬有礼地说，“我们非常乐意派车送您去机场”。
于是，一辆加长礼宾车，将这位行李还未打开过的英国赌客送往拉斯维加斯麦凯恩国际机场。
事后，诸大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而那位批准了这次破例赌博的经理，不仅没有得到赌场负责人的批评，反而得到了提升。因为正是他那次破格的决策，协助那位工程师完成了一次传奇性的赌博，从而给赌场创造了很好的公关效应。这种综合的宣传价值远不是13万美元能够买来的。
记得我真正染上赌瘾是从那实让我寻找脱衣舞厅失败的访美团之后开始的，那次虽说没让团员看成脱衣舞，但带团的钱还是挣到手了，于是我准备从盈利中拿出一个很少的部分回到拉斯维加斯一搏一下。没想到寻找脱衣舞厅的运气不佳，赌桌上的运气却奇好，几把下去，我一路获胜，势不可挡，庄家止不住地夸赞：“这年轻人什么手气，几分钟就能挣出我两个星期的工资了。”
我也乐得合不拢嘴，不住地从赢到的钱中拿出一部分给他当小费，“就这么来，咱俩配合好，双赢共赢。”引得我周围站了一堆看客，而这位庄家的主管也止不住走到他身后驻足观看。
在我的赌注中，五美元一个的红色赌筹，渐渐换成了25美元一个的绿色赌筹。在一次赌注加倍的庄家冒顶后，我突然发现我绿色赌筹下面还压着一个价值100美元的黑色赌筹，我才想起那是上一把我赢钱时，庄家以零换整时给我放在那里的，这使得我一把就在无意识中赢得了几百美元。后来想起还有些后怕，我知道如果我意识清醒，是完全不敢放置这么大的赌注的。
这时我想到了无数次我与赌场专家们探讨赌场心得所得到的忠告：玩家是没有常胜将军的，所谓赢就是在不输的时候及时地站起来走人，止亏的最佳方式是在赢点出局。想到这些，我站起身微笑着对庄家说：“That is it！Can you colour me out？”（就这样了，你能给我换赌筹吗？——即准备离开此桌的意思。）说着我把一枚绿色的赌筹扔向他的手边，作为支付给他的最后的小费。
嘴上虽然这样说，心里却承受着极大的折磨——因为假如我不就此中断，照这种手气玩下去得赢多少钱啊？
赌筹以零换整的工作最终完成，我看到了我的收成，减去最初拿来的300美元赌资，净挣1640美元。这可是太棒了！一共耗时1小时15分钟，当时那1600多美元，可是全部到手的现金啊！他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在电脑公司做销售员一个月的基本工资。
就是这次经历使得我开始想入非非——我干嘛不每周都来啊？照着这势头一个月来四次只要有一次输三次赢，我每个月也能净挣3000多美元。周一至周五我照常工作，什么都不耽误，周末来趟拉斯维加斯，玩儿着似的就把这钱挣了。而且工作环境多好，冬暖夏凉。桌上赌着时，还有漂亮的鸡尾酒女郎把一杯杯你点好的饮料免费送到你手中，肚子饿了就告诉庄家要下桌吃饭，大多数赌场都会给你撕张主管签字的单子，上面写着免费自助餐。
主意已定，我就付诸实施。每次拿出350美元的赌资，在21点赌桌上一试身手。这个赌资的数字是与不同的庄家无数次探讨后得出的结果。即一场赌博以连输六把为界限，起始赌注为五块，如连输三把时第四把赌注变为原来的五倍即25美元，第四把再输，则第五把为第四把的两倍即50美元，连输五把时，第六把赌注再增一倍。因为21点游戏大多是庄家与玩家的拉抽屉式运作，即你赢一把我赢一把，玩家每输一把，下次赢得概率就增加，每赢一把下次输的概率就会增加，所以连输六把的情况是较少发生的。而像刚才那种赌注数额布局，只要不是连输六把，任何一把赌赢，前面输掉的数字都会一次回收，而每一把的临时获胜都忽略不计，即只从输的第一把开始记起。当然一旦发生连输六把的情况，就说明你这一天赌运已尽，那就只能趁早收兵吧！
输有个底，赢也有个头，不管时间耗费多少，只要我赢到1800美元，也就是原始赌注的五倍还多时，就会鸣金收兵，打道回府。再战下去，必是凶多吉少。无数次惨痛的教训也已印证这一规律，何况一天的工作拿到500%的回报率，还不能让人心满意足吗？
战略战术都已确定，我便开始了自己规范的赌博之旅，每到周五我的兴奋点就已经全部转移到赌博的备战中。不等夜幕降临，我就备好一路的吃喝，带上赌场的会员卡和那十几盘我钟爱的流行歌曲录音带，“哗啦”一下把这一堆东西都放在副驾驶座上，一个人驾驶着我那辆黑色的英菲尼迪开向茫茫沙漠。一路上我会跟着录音带里的流行歌曲高速猛进，李春江、高晓松、孙悦、刘欢都是我一路征程上的伙伴。那时候车不加油人就不下车，每次都恨不能早一分钟驶达我的心中圣地——沙漠中的拉斯维加斯。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我这份兢兢业业的工作收效显著，几个月下来，胜率完全超过当初设定的75%。这使得我身边的朋友也开始羡慕起来，他们开玩笑说：“沈群周一至周五的工作结束后，周末还要赶着去拉斯维加斯加班挣钱。”
成为一周驾车往返一次的赌客后，我又发现了拉斯维加斯赌博之行的其他奥妙。在15号州际高速公路上，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的交界之处内华达州一侧的沙漠地带，有两处路边的大赌场，一处叫Prim Valley（普利姆山谷），另一处叫Nevada Landing（抵达内华达）。这两处各有三个五百间客房以上的酒店赌场，通宵达旦的霓虹灯在茫茫的沙漠中显得光彩炫目。初次开车前往拉斯维加斯的人在沙漠中行走，突然看到这群灯光时，往往误以为这就是拉斯维加斯。而这两处赌场的设立，就更体现出赌场投资人对赌客心理研究的到位。因为从表面来看，这两处地区没有机场，只有采用陆路交通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客户。这就大大的限制了赌客的客源，因为拉斯维加斯全年来自世界各地的3000多万游客中只有35%左右是采用陆路交通的，然而这里的赌场就吃定了这一年1000来万潜在的客户。因为他们懂得一个到拉斯维加斯只想赌博的人并不在意酒店有多大，客房有多豪华，演出有多精彩以及其他游乐项目有多丰富，他们在乎的只有一件事：赌博赢钱。因此这里的赌场把任何赌博的规则都设置得和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一样，同时由于这里地广人稀，地价便宜，他们又专门设置了很多大型车辆的停车位，然后便在此守株待兔。
那时我就是中了这些赌场奸计的人，每次开往拉斯维加斯，我都有些急不可待，好像晚到一分钟就会晚赢很多钱一样。每当我开车经过这两地时，就止不住拐下高速公路，冲进这里的赌场，坐上21点赌桌一赌为快。
从拉斯维加斯返回的途中，就更容易有两种典型的心态，一种是输钱心态，即刚刚在拉斯维加斯赌运不佳输了钱一肚子不服气，开回到这里时，心里会想我就不信我到哪儿运气都不好，过了这村可就没有这店了，索性停下来再在这里试试手气，闹不好还能挽回一些在拉斯维加斯的损失；第二种心态是赢钱心态，刚刚从拉斯维加斯凯旋，经过这里时会想我今天手气如此超强，不妨借劲儿在此再赢一把，否则前面开进加州，路边就不再有赌博的机会了。总之，无论是哪种心态，都会促使一心向赌的人再次拼搏。也正因为如此，这两个地方的赌博被人们称为“告别赌”。
我就是在告别赌中栽过大跟头的人，当我在拉斯维加斯输钱后，总想在这里捞回来点儿，但结果往往是输进去更多。结果是我从这里输完出来继续往家赶时，心情之糟简直不可想象。而当我在拉斯维加斯赢了钱时，回家的路上止不住心头痒痒，这么好的运气难道就此而止了吗？何不在此缔造更上层楼的辉煌？有一次我在拉斯维加斯赢到1800美元时收手回家，途经此地又兴致勃勃地杀进赌场。可没想到一刚开战就节节败退，还没等完全醒过懵儿来，就一下溃不成军1000来美金已经交了回去。于是我不得不咬牙就此收住，等我走出赌场踏上回家的路时，止不住一阵阵扼腕叹息，原本辉煌的战绩，不想短短时间里在这条河沟翻了船。
在反复接受了“告别赌”的教训后，我已能正确对待这两地的赌场。大多数开车经过此地时，都能对他们视而不见，心里只想着那神圣的终点——拉斯维加斯。偶尔开下高速公路一搏，也能秉持一个在拉斯维加斯同样的理性心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谨慎小心绝不盲目乐观。
在拉斯维加斯的辉煌战绩和频繁出入更使得我很快就成为各大赌场的座上宾。那时候我是拉斯维加斯全部2500间客房以上的大赌场的会员，每次前往赌城征战，都会有不止一个酒店给我提供免费住宿。每次与那些脸熟的老庄家见面时，他们一句“您回来了”，也常常能使我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最有意思的是，不管这世界上是否还有亲朋好友记着我的生日，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永远记得这个日子。每年在我生日到来前的两三个月，赌场就早早地给我发来了请柬，给我提供免费的房间，带香槟酒的自助餐，有时还有参加交谊舞的活动。这也无形中增加了我对拉斯维加斯这座城市的情感。由于我和女友的生日是同月同日，所以，自从1998年她来到美国以后，很多生日我们都是成双入对地出入在拉斯维加斯，直至她到美国东部的私立大学去攻读计算机硕士为止。
成为赌客之后，我就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缩在停车场的车里过夜的年轻人了，我已然成为这个世界娱乐之都的主人，衣食住行都能找到适当的方法让美国人伺候自己，譬如说虽然我还没有赌到能够被赌场车接送的级别，但我也早已忘记了自己停车是什么滋味——不管我驾驶的是什么车，都是直接开到赌场的正门口，把车交给代客停车的服务生。与此同时，我对赌场和酒店各项规则的了解也越发深入，并把很多诀窍运用到自己的经营工作中。譬如说在没有预订酒店的情况下突然要带朋友去拉斯维加斯，又赶上旅客高峰日，很多酒店都已没有剩余房间时，我就不再多想，只需开车带人前往。进了酒店，二话不说就先上赌桌，拿出2000美元在桌上换好赌筹开战，赌上两把后立刻收手，直接向庄家的主管表明身体困乏，想找个房间休息。这时主管就会给你安排房间，原来订房部告诉你的房间售空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赌场永远给赌客留有房间。还有，当你知道某个酒店客房紧张，而你已定好标准间时，你可先去别的地方玩耍，等到夜里12点以后再去办理入住手续，这时你往往会发现他们见你12点前没来，已将你预定的标准间转售给他人，而你拿出预订房间的确认号时，他们便不得不给你解决问题，其结果往往是会给你的标准间升级，且无需增加任何费用。因为人满为患的旅游黄金季节，往往不是那些高贵客人来访的时间，标准间客满时总统套房往往空着。有一次，我接待北京服装协会赴美考察团就如此这般操作成功，使得团员们住上了完全意想不到的总统套房，大家齐呼过瘾，完全没想到在寸土寸金的拉斯维加斯能够享受如此待遇。那一晚上大家几乎就没睡觉，而是相互串门，在不同的总统套房的各种精致背景前摆着各种pose照相。我想他们清晨睡去时做的也都是总统或总统夫人的梦吧。还有离谱的一次是，我及时用会员卡预订了一家酒店的促销房间，让赴美考察团成员全部住进了酒店给赌客提供的免费房间，这些经历都使我在经营上直接受益的同时，加深了对这座城市的热爱。
我所接待的赴美旅游团的团员常常发现我不仅对哪个街角，哪个廊桥上面可以成为最佳的拍照位置一清二楚，而且对哪个酒店里的卫生间有什么装饰，哪家餐馆边上有几棵树都了如指掌。有些朋友甚至惊呼，以后没有沈群就不来拉斯维加斯。
我一直觉得人类对自身的了解仍然是非常欠缺的，赌博这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在嗜赌成瘾的日子里，常常发现一连十几个小时没下赌桌，只是间歇地喝一些送酒女郎递上来的饮料，就不感觉饿和困。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使人完全超越吃饭和睡觉这两种本能而全然没有感觉，我想恐怕是高度紧张使然。而人的另外两种本能——贪婪和恐惧，又在急速转换中作用着，以保证人的神经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当我身经百战之后，每一次来到赌场并不急于上桌，而是在赌桌旁浏览，观察各个桌上的牌风和不同庄家的态势。我知道，一旦我准备拉开战势后，最理想的状态是这桌上没有其他赌客，自始至终只有我一人在和庄家对决。因为只有这样我才不至于被赌桌上其他不懂规矩、不会出牌的人把我和庄家之间的牌序打乱，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不因旁边人的举动而分心。而一旦进入这种状态世界对于我来讲就只剩下我和发牌员，还有使我们俩都全神贯注的他手中的那副牌，周边的一切都会逐渐模糊，退向远方。我非常清楚此时发牌员是真心希望我赢的，因为当我输时，赌场不会多给他一分的工资和奖金，而我自然也不会给他小费；一旦我赢，他便也财路大开，除了赌场应该付给他的薪水以外，我因为赢牌高兴而付给他的小费就成了他个人不菲的收入。在我手顺的时候，他仅这项收入一天就能多个百十美金。所以我与他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只有他手中的那副牌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有时发牌员看到我赌注翻倍，并且从点数上已经胜券在握却被他一张绝牌亮出而彻底翻盘输得颗粒无收时，他会用自己的一只手打另外一只手，表示对自己的惩罚和懊恼。我知道这是真心的。因为他这张牌的翻出虽然使得赌场获胜，但却使得他的个人利益受损。所以，关键纸牌翻开的那瞬间，每个数字都关乎我们两人的命运，或欣喜若狂或冷大汗淋漓。
因此赌博绝对是伤身体的，输与赢的交错使贪婪与恐惧强烈地折磨着赌客的神经。每当赌注大到一定程度，按规则必须冒着风险继续要牌时，我便心生恐惧，因为可能一瞬间便使我长时间累积的资本损失殆尽。而当出牌的规则告诉我已经赢到一定数额，应立即停止并起身离开时，心里却常常有止不住的贪婪，因为我知道再多要一点就有可能一瞬间赢得更多钱。老赌徒们也经常给我告诫，只有你完全忘记了那个数字后面是钱，你才可能冷静地计算并认真执行每一次叫牌。可是如果真正隔绝开钱与数字的关系，即使你已经进入到可能赢钱的最佳状态，这个过程也已经完全失去了赌博的乐趣。
现在想起来嗜赌成瘾对我来讲是一种绝好的人生历练，它改变了我对钱的很多看法，同时也并没有使我失去从赌博中获得乐趣。最冲动的那年我一共去了四十余次拉斯维加斯。也就是说除了一些我必须回中国工作的时间外，几乎是每周一趟，从不间断。
终于有一段时间时运大转，我一次又一次连续赌输，从而最终使我痛下决心戒掉赌瘾，也结束了每周一次去拉斯维加斯“上班”的经历。
二、疯狂的发财梦
“大获成功后，赚那么多钱，咱不一下都成了名人？上街都得戴墨镜。”“光戴墨镜哪行呀？有人要想算计你不早就打听好你是在哪儿，车是什么牌号？咱怎么也得请个保镖吧。”
“钱得捐出去一些，到时候非洲哪个国家又有灾民了，泰国艾滋病人数又增加了，这以后都跟咱有关。”
第一桶金已挣到手，小康生活也已实现——要说用车，全新的英菲尼迪还不过瘾，王朔住进我家后就直接转手租给了他，我干脆又买了一辆铂金色的奔驰E300；要说住房，也已是别墅规格，前院绿草如茵，古树参天，果树成林，每当果实丰收的季节，满树枇杷、鲜橙、柠檬，后院带有私家泳池，三米跳台，可以举办小型游泳比赛。
但这样的生活仍不能使我满足，拉斯维加斯的赌博发财梦最终化为泡影。那么，什么项目能使我平地起高楼般一夕致富呢？1997年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此时，刚刚以电脑软件的销售致富的两位加州硅谷的朋友也和我处于同一状态。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一个以前从未听说过的项目——中国灯会，就是在一个特定的场所里设计和制作出各种形状的灯，供游人购票欣赏。当我首次接触到灯艺时，确实感到无比新鲜，它们小的只乒乓球大小，大的可达几十米见方。经过手工艺者的精心设计，这些灯被制作成各种动植物的造型，黑暗中亮起，美不胜收，真可以算是光的雕塑。
“中国灯展已经在海外办过多次，所到之处都大获成功。因为外国人从没见过，而且一张门票几十美元对于他们来讲是家常便饭，普通消费。所以只要找好了地点，中国灯会在美国必定大获成功。”江苏一家彩灯制造厂的厂长和项目策划人慷慨激昂地向我鼓吹着。
“好，你把这些材料都给我，我回美国商议一下，尽快给你答复。”我想到了那两位硅谷有意花钱投资项目的朋友，也许能和他们合作经营。
“如果在美国举办灯展，所有彩灯不用你们花钱，全部由我厂制作，算我一份投资就行，咱们所有合作伙伴到时候按投入比例分配利润。”厂长又补上这句话，表明了他绝对的信心。
回美国后，一核算，发现这个项目的收益简直就是个金矿，它可以让我们放弃一切，干两年直接退休都行。一张门票45美元，一天有4500人参观的话，这一天就是20多万美元的收入，一年开张200天就是4000多万美元。这还不算灯会里面还可以卖小吃、卖礼品的收入，出租摊位、广告赞助的收入。各个项目加起来，办一次灯会怎么也有5000多万美元的收入。而成本呢？所有彩灯都由制造厂免费提供，我们只需要投入运费、场租费、电费，都加起来也就十几万美元。投入产出比根本都不用算，算了就会把自己吓一跳，天底下怎会有这样的好事？
参加讨论会的人们都像被打了鸡血一样，一个个乐得合不拢嘴，好像老看着别人发大财今天天上的馅饼终于掉到自己嘴里了。
“我得先宣布一项纪律，”来自硅谷的朋友武良突然把脸拉下来神情严肃地说，“这事可绝对保密，谁都不能传出去。谁说出去我跟谁急！”
“哎呀，那就赶紧干吧，还等什么啊？”武良的女友立即插话，“沈群，就你负责和灯厂那边签协议吧。”
“可这边办灯会的场地还没有呢！”我觉得他俩高兴得有点太早。
“旧金山就成了，这么典型的旅游城市还有什么可挑的？就在渔人码头办，那可是旧金山的第一旅游景点，每年的游客可达1800万人次，他们就在码头附近晃来晃去，根本就没什么好看的。”武良的女友说。
“对，那是个好地方。旧金山不像洛杉矶，你们洛杉矶一个迪斯尼乐园，一个好莱坞影城，即便是多少游客来访，也轮不上去看咱们灯会。”武良一针见血，这时他已把灯会变成“咱们的”了。他的见解也得到了与会者一致的认可。
经过一番工作，我们欣喜地发现，在渔人码头的中央地带有一个废弃的45号码头可用于出租。这是一个室内面积有6500平方米的大型库房，几乎所有到达渔人码头的游客都将从它正门前50米处经过。真是天助我也！本来就已经兴奋不已的同仁们被这一消息激动得更加坐立不安。账马上算出来了——去年渔人码头的游客总数为1200万人，这其中80%以上的游人都集中在6月至12月期间。因此只要把这段时间租下来，场地门口50米处的客流总量就在1000万左右，这其中只要有10%的游客进入灯会现场，就已经形成每天4500人的流量，200天下来，5000多万美元的营业收入便可实现。
无知者无畏就是我们当时状态的真实写照。我们根本不懂一个项目要真正运营起来需要经过多少个条件凑齐，而后还要与多少种利益相关的人打好交道。在我们眼里，所谓的可行性报告，就是把所有有利于自己的条件都建立好逻辑关系，以便随时给我们提供勇气和激情；而市场分析，就是知道一个整体数字以后，一拍脑袋进行乘法运作，得出的结论总能够让人热血沸腾。
结论一出，我们就全力以赴。如果说第一次讨论会让我们都兴奋不已的话，当场地找到后的第二次策划会已经使我们激情难抑。原本的策划会立刻变成了董事会，你出多少钱我占多少股，巨额营利似乎唾手可得。
“那么多钱怎么数啊？咱是不是得买个点钞机啊？”武良突然意识到工作规则中还有重大的疏忽。
“不用，我点！点钱是一件多快乐的事，这活我包了。”武良的女友不同意花这笔钱。
“你没算过账吧，你点得过来吗？买票的可都是零钱，一天20多万，就算每张都是10块的，一天就得两万多张。不要说核对了，你在那里点钱都点不过来还干别的事吗？再说了这么多钱都挣出来了，还怕花钱买个点钞机吗。”
“好吧，好吧，随你们！”武良的女友也意识到自己净算小账，脸上有些不好意思。“就算买了点钱机，我也要亲手再点一遍。”她又小声嘟囔着补上一句。
“哎，做完这一次咱们是不是都该退休了？一人1000万美元，往银行或基金里一搁，光利息一年也得拿个几十万美元啊！反正我觉得下半辈子差不多了。”武良说道。
“那不用。这次完成后，咱就大篷车了，把所有灯都收拾好拉到第二个城市继续巡展呗。”老吴补充道。
“对！对！哎，得赶紧给他们灯厂打电话，他们的灯可不能用一次就完蛋了。最好让他们派个技术员跟过来，二次装箱时得负责三包。”武良说完就拨通了中国灯厂的电话。
“你说走第二站的时候，咱还用自个儿干吗？高薪聘用个职业经理人，让他盯着就完了，咱们得去夏威夷度假了。”武良的女友又说。
“你们先别想那么远，什么‘第二站行不行’？第一站大获成功后赚了那么多钱，咱不一下都成了名人？上街都得戴墨镜。个人安全是最重要的。”
“光戴墨镜哪行啊？有人要想算计你还不早就打听好你家在哪儿，车是什么牌号了？”
“哪可怎么办啊？”丁的一句话显然让大家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倾刻间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请保镖啊，看好莱坞那些有钱的名星们，那不是现成的经验吗？”丁的女友显然平时没少看大片。
“对！”“对！”她的提醒使大家转忧为喜。
“说正经的呢，你们想过吗？要真挣那么多钱，还不得都交了所得税啊？听说美国年收入上百万美元所得税率都超过50%了。”武良女友的这句话使得大家又一下都陷入了沉默。是啊，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
“可以这样”，我插嘴道，“马上成立一个基金会，那种可以收钱免税的基金会。咱把挣来的钱都捐给这个基金会，就不用交给税务局了。那些钱赚得花不完的人都这么干，当时盖茨的基金会尚未成立！你们听说过吧？”
“那把钱放进基金会你也拿不到啊！”武良的女友瞥了我一眼。
“拿得到，慢慢拿。第一，咱们都在基金会里任职，每人年薪15万美元，说得过去吧。咱们的七大姑、八大姨也都可以在基金会各个部门工作，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上班领钱。第二，所有人的个人花费都可以用基金会的名义支出，中美之间咱每年得飞好多趟吧，那时候坐什么舱？当然是头等舱。别的花费也都一样，都属于基金会的正常开销。当然基金会的钱也得适当捐出去一些，总得有个‘面子工程’吧。到时候非洲哪个国家又有灾民了，泰国艾滋病人数又增加了，这些以后就都跟咱有关了，其实也挺烦的。”
听我这么一说，大家似乎才缓过点气儿来，情绪也开始好转。
“那就马上注册吧。沈群你英语好，学历又高，你就负责来做这事。”
“哎哟，我差点忘了一件事。”武良女友尖叫道，“我那位华盛顿的朋友说投六万美元太少，还想多投点儿行吗？”
“不行，不行，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们场地都找着了，这时候又要增加股份，这不等于从我们口袋里分钱吗？”武良立刻站出来反对。
“对，谁也别想再追加投资了。他们两个远在华盛顿一次策划会都没参加，放这六万美元钱就算成了他们的股份这就已经说明咱们够意思了。”
“光想钱了，脑子都掉到钱眼儿里了。”我此话一出大家都愣了，“我的意思是说这项目的动作成功还有荣誉呢。咱这就是创造历史，把中国的文化艺术拿到美国来发扬光大。还顺带给国家挣了外汇，解决了就业问题，又创造了税收。”
“你挣什么外汇了？解决谁的就业了？”武良笑着问我。
“哎，你看。做这么多灯，这灯厂上上下下全得忙活吧，不仅正式工人全都有活干了，还得临时招聘人手。灯厂占那么大股份，咱们赚的这些美元不都得往国内汇啊？再说了，按咱们现在的规划，厂里怎么也得有一批技术工人到现场来工作，这是出国来挣美元吧，没有咱们的辛苦运作，承担这些风险，他们怎么可能挣这些钱？况且你不能光看这一个灯会，在旧金山展览完了以后，接着咱就奔赴拉斯维加斯。而且大篷车走起来也不是非得一队啊！一旦首次展示成功，咱就按照这些灯的设计，再复制两三套，美国这几十个大城市每个地方展出半年，三队人马恐怕都跑不过来！我们要担心的事就是他们别累出毛病！”
老吴接着说：“开创历史！绝对开创历史！不用说后面大篷车那事，就旧金山一站办成，就会载入史册。不信你们查一查，中美建交以来有没有这么大型的文化交流活动。还是民间出资举办，绝对没有！到那时候，咱们就不光是新闻人物，而且是历史人物了。”
“还真把你自己当成毛主席了？”武良的女友又插嘴了。
你以为怎么样？咱们是什么人？在美国指点江山，咱们不开一枪一炮就能让老美交着钱来受教育，出门时还得让他们感动，对咱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佩服得五体投地。哎，别忘了啊，长城、故宫这些经典的国粹都得给设计进去啊！”老吴说罢，自己便开始拿笔记录。
“开创历史是肯定了。弘扬中国文化按说这都是国家干的活，私人出钱操持咱们肯定是头一遭。起码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没干过，改革开放这才多少年啊，咱们就在美国替国家干事，说不准回国还能受到中央领导接见。”我不无得意地说。
“领导接见这事都归你，我就不必了。我话也说不全，姿势也拿不对，再说我也没那兴趣。只要给我无忧无虑的生活，不用每天跑着展会卖光盘，再给我女儿一个光明的前程我就知足了。”武良的女友非常实际。
“公司股份咱们都分好了，谁来当头啊？”我说。
“还有谁啊？你呗！中国这边都是你联系的，美国这边就你英文好，也得靠你出面，你可别躲啊！刚才都说好了，连中央领导接见这事都由你出面了你还推什么呀。”武良的女友心直口快。
其实我心里也明白，不用投票选举，牵头的人也非我莫属。中国方面就我清楚情况，而且我的尼森公司还可以联系中国大陆灯艺制作、演出团队、手工艺人等等方方面面的事情；美国方面就更是非我莫属，因为华盛顿投资的两位股东都得在高科技公司朝九晚五地上班，不可能长期待在旧金山，武良和女友都没在美国读过书，虽然会说一些英文，但尚未达到洽谈协议的水平，老吴刚到美国不久，与美方谈判就更是不能指望。
“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项目，事都堆在我这儿，总得给我聘一秘书吧。”在我脑海中各方工作已是千头万绪。
“聘什么秘书，我们都是你秘书。所有的工作我们都跟你分担。”武良的女友警告大家，“哎，谁都别想闲着。这么好一项目，再不努力做都对不起自个儿。”
“好吧，我来。”我自知大家都别无选择。
“别光想着和中央领导见面的那些好事，万一要是这项目没做好，我们这些年的血汗钱都赔进去了我也跟你没完。”武良的女友又补充道。
大局已定。我们便开始了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灯会内容的策划不能不说是一流的。
经过老吴的主导，汇集各方专家的思路，灯会的场景设计就逐步展开了——展厅的门口是由皇家宫灯装点的高高耸立的故宫红墙，紧闭的大门打造出一种神秘感，游客在购票以后可以穿过那深深的门洞，进行一次由各种立体造型灯的营造出的辉煌之旅。进门后第一个空间就是皇宫，人们在此可以欣赏古代宫女表演的灯笼舞，还可在宫灯装点的龙椅上“黄袍加身”，坐上龙椅照一张“帝王相”。走出宫殿后眼前豁然开朗，正前方一尊40英尺长的巨型卧佛呈现在眼前——这已是一个集装箱所能运货的极限了。如果海运有60英尺的货柜，我们就一定会做出60英尺的卧佛来。在这尊巨型佛像前每个游人都会感到自身的渺小，他的慈颜善目，引起人们对博大精深的佛教无限遐想。转过佛教区，又让人眼前一亮，一个江南水乡映入眼帘。我们在几百平米的空间内垄上浅浅的水泥围栏，再注入两英寸深的清水。水池中央是由江南灯饰点缀出的亭台楼阁。在台上有一人演奏二胡，亭内可给游客表演中国茶道。可别小看这两英寸深的水池，四周的灯光倒映水中，天上地下眼前呈现一个流光溢彩的世界。再转过去是冰灯区域，刚刚欣赏完秀美的江南春色，我们接着给人献上的是北国风光。为保证冰雕能够在展览期不融化，我们制作了一个隔温的巨型玻璃柜，游客到这里不仅可以看到玻璃柜内相映成趣的冰雕冰灯，而且还能看到身着羽绒服的冰雕艺人不时地在柜内修饰自己的作品。一层玻璃之隔，近在咫尺间却寒暑两重天，游客可以得到一种奇妙的感受。下一个区域是由五彩的灯饰制作成的各色京剧脸谱。游客们可在此捕捉中国文化对善与恶的解析，最后一个区域是长城，游客可以走上六米多高的烽火台，回首望去，刚才一路走过的各个灯饰景区便可尽收眼底。万千盏灯给人以“火树银花不夜天”的感觉。这是整个灯会收官之地，走下长城后，游客就自然进入到礼品购置区。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购刚才看到过的，缩小了尺寸的各类灯饰，以及购买类似印有“我登上了长城”的中国文化衫。
为了突破灯展中的“静”，我们在各个区域特地设置了极具中国民间艺术特色的表演。“故宫红墙”外前是唢呐和舞狮，“皇宫”区域是由身着古代侍女服的宫女表演灯笼舞。“江南水乡”区域，既有茶道表演，还有二胡演奏，同时专门为美国游客设置了对中国民间乐器的二胡的介绍。让那些只熟悉小提琴的人们了解一下中国弦乐之郭宁——他们要用四根弦做到的事我们两根弦就可以完成。冰灯区有真人间歇进行冰雕表演。这一切设计使得灯会现场有静有动，相得益彰。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加入了各种各样的中国手工艺制作，泥人、面人、彩蛋、手绘，各式民间工艺无奇不有，多彩多姿。前来欣赏的美国游客还可以现场得到工艺制作，譬如说：假如你喜欢克林顿，你就可以当场得到一个克林顿头像的泥塑，也可得到克林顿漫画像的彩蛋。虽然需要等待一二十分钟，但看着艺术家一笔一画地完成自己所期待的形象，也别有一番满足。当然当这些项目被策划出时，我们可行性分析中的利润部分立即又上调了500万美元。
场地协议签成了，基金会注册好了，中国的演出团体组织到位了，民间艺人也达成了协议，各种设计好的灯饰都已制作完工。一切工作进展顺利，所有剩下的事情似乎就是坐稳了点钱。
然而谁能想到这样一个项目在这样一个时候，由我们这样一群人来运作，却遇到了无法预料的十面埋伏。
人算不如天算，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风暴从泰国刮起，迅即席卷了整个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数据剧烈萎缩，继而日本、中国也都受到影响，这会不会给我们这项靠旅游经济来支撑的项目带来致命的打击呢？虽然一丝阴云掠过我心头，但一瞬间就烟消云散。因为我马上找到了符合自己利益的逻辑关系——我们的项目是在美国运行，我们依赖的是美国游客，只要美国经济没受打击，亚洲这边出点儿事没什么妨碍。当然，另外一个容不得我多想的原因是美方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一天到晚千头万绪的事都需要我去面对，亚洲金融风暴哪里轮得上我分心？
三、十面埋伏，与黑手党交锋
想到这些，我不禁毛骨悚然，想到自己不久可能就要命丧黄泉，心中无限感伤、遗憾。这时，杰诺的助理已经带我们走上一片船坞，我们在船与船之间长长的通道上行走，我有意放慢脚步，走在杰诺的助理的后面，他似乎发现了我的顾虑，回过头来看我一眼，也没说什么……
灯会的筹备工作全线展开，所有董事都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着。中国方面的进展是一路高奏凯歌，而美国千头万绪的工作却每天都有意外的事情发生：
——旧金山的房价奇高，在灯会工作的职员、演员、手工艺家全部加起来超过了50人，市内的酒店根本住不起，郊外的酒店虽然价格便宜，但却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因为每天早晨进城的路都会堵车，一旦接送演职人员的车被堵，灯会就不能准时开张，而这时已经买了票的游客就可能投诉我们。前天刚刚通过关系联系好了两处市内独立住房，今天房主又因为租期太短居住人员过多而反悔，所以住房一直没有落实。
——所有从美国境外来的灯会现场演出的人员都要办理短期工作签证，而这种签证正常的申请周期是六个月，现在只剩下不到四个月的时间，虽然对此有加急处理的程序，但移民局不负责任的作风使得准时批准的风险较大而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承揽这单生意。
——45号码头不是专为展览会所建。现在要用于灯会，水电系统都要经过一定程度的改造，而这种水电技术工人在美国工作都是需要执照的。除了执照以外，选用的工人还要经过当地工会的许可，如未得到工会的支持，即便灯会开张，大门口前也会出现工会派来的抗议行人员。
——当地政府规定，像灯会这类的游乐设施，需根据游客的人数确定上岗保安的人数，而保安分带枪和不带枪两种，他们都需要拿到培训证书才能上岗。这类保安每小时工资13.5美元不说，按照我们预计的人流总共需要七个保安，还有一个岗位是24小时倒班。这样算起来每天保安的费用就要超过1000美元。这笔昂贵的保安费，在原来的可行性报告中根本没有。除此之外，保安通常都是长期聘用，很少有人愿意签约只做几个月的工作。因此，即便是有了钱，人也不见得能雇得到。
……
所有的工作，几乎只要一旦展开就一定伴随着意外，只要有意外就一定会有额外的支出。我们一起梦想着这个一夕致富、终身退休的黄金项目能给我们带来好运，谁也没有料到工作的序幕刚拉开，所有人的状态就已变得狼狈不堪。当然在这层出不穷的坏消息中也有一条好消息，那就是我们遇到了一位贵人——房莉旁卿，她是在当地政界颇有影响力的中国侨领，她的家族产业是当地的新闻媒体集团，她已故的前夫就是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少年报》的继任人方大川先生。房莉旁卿非常看好这个被我们定名为“98’旧金山中国民间灯会”的项目，并同意出任灯会的名誉主席。她是旧金山市长威利·布朗的好友，在她的引荐下我受到了市长的接见，并当面向市长汇报了此项目。所以我们的灯会也得到了这位酷爱艺术，办事雷厉风行的黑人市长的大力支持。
当威利·布朗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国灯会即将举行时，旧金山顿时风起云涌，我所听到的是一片掌声和赞誉，看不到的是各利益相关的集团势力都开始为此磨刀霍霍、暗藏杀机。
我们租赁的45号码头归市政府下属的管委会管辖，当我与管委会主任洽谈时，他说：“灯会是一个公共游乐项目，你们刚来这里人生地不熟，最好聘用一家有实力的公关公司帮助你们运作，否则一旦工作展开处理有所不当时，后果将不堪设想。”
于是我们听从了他的建议，选择了他推荐的一家公关公司。
我们首次见面被安排在一个五星级酒店的咖啡厅。该公司负责人是一位年过六旬的犹太老人，虽然他脸上全是微笑，但我可以从他那时常闪过的狡诈目光中感觉到有很多东西深不可测。
“我叫ArtBlum，你们叫我Art就行”，老头儿满脸堆笑，“你们做的事不就是art（艺术）吗？用句中国的俗语说，咱们这叫缘分啊”。
Art？我来美国快十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英文名字，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我打量着他递过来的那张印制精美的名片，桔黄和深绿两种颜色搭配，显得高雅脱俗。后来我才了解到英文的常用名中确实没有这个词，这个老头的名字全称为Arthur，也就是我们中文常译为“亚瑟”的名字。但他自己把后面的字符全部省去，只留下Art三个字母印在名片上。
“由于你们做的是艺术事业，又有码头管委会的领导推荐，我给你们个优惠价三万五千美元，签约先付一半。”
听到这数字我心里“咯噔”一下，忍不住和同来的武良交换了一下眼色。这价格实在超出我们的想象，要知道此次灯会在七米多高6500平米的场地上布置的所有灯加起来做价只有七万美元。而这个场地一个月的租金也才一万多美元，再说我们的可行性报告中只有不到两万美元的广告支出，从来就没有这笔公关费。
“Youget what you pay for！”（一分钱一分货。）看出我们觉得价格过高，马上又跟上了一句，没有丝毫可以让价的意思。
“这样吧，价格的事等我们跟另外一家公司谈完以后再定。”我拿出了惯用的谈判技巧，其实我当时根本没有另外一家备选的公司。
“OK！That’s your homework.（好的，那是你们要做的事。）你可能找到更便宜的公司，但不会找到更被码头管委会相信的公司。三万五千美元对你们而言是大数还是小数我不知道，但对于这个项目来讲却是个太微不足道的数字。这样一个灯会第一期的盈利怎么也得1000万到3000万美元吧，三万五千美元是0.2%还是0.1%？如果你们愿意启用一个无能的公司来承担这个项目的风险，那我也没办法。”
这条老狐狸句句话都命中我们的要害。
要选择一家非管委会推荐的公司吗？那么他和管委会的各种交涉是否能够顺畅？如果公关公司的工作不到位，会给我们这个所有人都可以一夕致富的项目带来多大的风险？股东会上争论激烈，虽然我们每人都有在美国做生意的经验，但都不过是些边缘性的生意，没有进入到真正的主流社会运作。当我给董事们讲述了很多在拉斯维加斯发生的故事后，我的意见逐步占据了上风——
“咬着牙干吧，吐血也得忍着，因为我们英文还说不利索呢，没人有经验，不知道这里面道有多深。”当然我知道最终大家心里还是被那个0.1%的逻辑说服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能完全懂得从自己兜里拿出来的钱和有可能在经营中挣来的钱的区别。
第二次见面选择在他的公司。走进公司我才看明白，办公室里一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Art本人，另一个是Art的助理——长得像麦当劳巨无霸一样的胖女人。当时公司里还坐着一个女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在Art办公室做保洁的小时工的女儿，Art送给她一盒巧克力临时叫她来坐在办公室内充数。
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首次见面选择在饭店进行。虽然眼前的一切让我有些不满，但灯会的开张箭在弦上，紧张的日常安排已使我顾不得多想。坐下来与他最后敲定了聘用协议上的条款，双方签字后，我就把一张一万七千五百美元的支票交到了他手中。
他郑重地与我握手，“现在我们就是要为同一目标工作了，为咱们的灯会考虑（他特意把“咱们”两字加重），需要马上聘用一个有能力的律师。”Art脸上的表情严肃认真。
“我有律师，他已同意我们灯会所有的协议都由他来审核把关”，我脱口而出，同时也在想这老家伙是不是不怀好意。
“你的律师在哪儿啊？洛杉矶？做移民的？你没跟我开玩笑吧，Steven？”他称呼着我的英文名字，“做生意不是谁熟找谁，是谁能干找谁”。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一定要在旧金山找律师。”我尽量压住心中的不满。
“我先问问你知不知道这个灯会总共要签多少协议。厂租协议、门票代理协议、销售协议、水电公司协议、保险公司协议、送货公司协议、银行特殊服务工作协议、联合促销协议、广告赞助协议……”他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份协议，然后停住看着我说：“你那洛杉矶的移民律师处理得了吗？”
我愣住了。准确地说，他刚才随口列举的这些协议，有一半以上我听都没听说过。真的需要签署这么多协议，还是老头子吓唬我呢？我怎么答复他，我的头脑高速运转着。
“这还没完呢！我已经看了你们的设计图。你们要在45号码头里搭建那么大的工程，你知道建筑法规和防火的条例各个城市都是不一样的。城市主管部门要照章办事，一层层审核，最后才会给你们开许可证。选一个不懂这些法规的律师来操作，你们今年夏天还开不开张了？”
Art句句紧逼，但脸上却还是一片和蔼。听到这些我完全崩溃了，有什么办法？我只好按着他设置的路往下走，“你说吧，有什么律师可供选择？”
“我是对咱们的项目负责才跟你说这些话的，Steven，我现在不替你操这份心，到时候这些事都得发生，你不怨我啊？”这个老头子还总能做好人。
……
又是一番董事会上的激烈争论，又是一笔大大超出预算的费用，最终我们还是不得不从Art给出的两位律师中选择一位签了约。
第三次见面他向我递上两页打印精美的纸张说：“这是我给咱们灯会制定的公关活动纲领，你们董事会拿回去好好研究。”
“好吧，我们今天晚上商议，明天再来跟你见面。今天我主要是跟你说一下新闻发布……”
“哎，明天我就不在了。”Art微笑着打断了我的话。
“不在了？你到哪儿去？”我完全没想到会有这一出。
“去度假啊！我们家庭的聚会，在墨西哥城的海边。”Art不慌不忙地说。
我的火“噌”的一下就蹿到了头顶，前天刚刚领完支票，明天就要度假。灯会眼见开张在即，千头万绪的工作还都没有理顺就要走人！我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说：“那我怎么才能联系上你啊？”
“我不想被联系上，因为我和家人在度假的时候不希望被打扰。”
“咱们不是刚签完协议吗？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忍无可忍，“噌”的一下从椅子上站立起来。
“你别激动，”他用手势向下挥着示意我坐下，“不错，我们是刚签完协议，但协议上没说我不能度假，也没说我所有的时间都只能给你们做事啊。”
“这么多要做的事你还管不管？”
“我的助理在啊，我们公司又不是我一个人，而且工作方案我都已经定好，刚才不都交给你了？”
我真恨不得一口吐到他脸上，三万五千美元就买他这两页纸，里边还有一大半的内容是已经商定过的，这也太欺负人了。我脸憋得通红，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你听我说，Steven。我不是因为跟你签了协议才去度假的，四个月前在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就和家里人商量好了这次度假。我是在确定度假四个月后才知道的你们灯会的日程，你不能把这归结为我的责任。”
“那我们签协议的时候你也没说这个时候要度假？”我还是止不住和他争执。
“Steven，你是说我和你签协议之前要向你汇报一下我家庭内部的私人安排吗？”说着，他的口气也变得更加缓和。“其实问题不在于我是不是度假，而在于工作是不是能做好，我觉得所有协议上规定我公司要做的工作都不会耽误，你也没必要着这么大的急。”
此时，我心里正极力地平静着自己。我知道这个时候冲动只能使事情变得更坏。没办法，已经上了贼船，协议签好了，一万七千五百美元的支票也已进了他的户头，而且昨天又有一万美金的支票预付给了他介绍的那位律师。现在反悔那钱也拿不回来，就是知道吃亏也只能硬着头皮坚持走下去。
“一共只有五天，五天之后我就会重回办公室，你随时可以找到我。你想想这五天我虽不在，但我的助理一直在，我都交代好了，她会努力协助你们工作，咱们灯会的工作不会因此有任何耽误。”
我不再说话，我知道再说也没有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Art度假的事刚刚过去，我就接到了一个奇怪的来电，我从外面与律师谈完协议后，刚刚赶到我们的临时办公室，武良的女友就焦急地跟我说，“Steven，你赶紧给这个号码回个电话吧！我也不知道什么人，听着挺奇怪的。他让你下午五点以前一定要打过去，否则后果自行承担。”
我拿过这个号码端详着，从这组号码的中间三位数字中可以看出这个电话的地址是在渔人码头附近。我按着号码拨通了电话，听筒那边传来了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你就是Steven Shen？好，我告诉你，我叫杰诺·里阿迪奥，我在渔人码头已经做了一辈子的生意了，我请你今天下午过来和我见个面，我有事要和你个别谈谈。四点半我会在45号码头前等你，记住就你一个人来。”说罢电话就给挂了。
我一下愣住了。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杰诺·里阿迪奥这个名字，但从他那不容置疑的口气里，我揣测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我赶紧把武良和其女友叫来商议。
“他真的说让你一个人去，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武良的女友有些不信。
“你要担心不去也行，我觉得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不然我陪你一块去。”武良说道。
我可不这么想，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他在渔人码头，我们早晚不还得见面吗？现在就被吓住了，那这生意还怎么做？让武良陪我去也不是个好主意，人家已经说明让我一个人去，而我偏要带一个人，这不是还不知道什么事就先输给他了吗？去就去，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算了，就我自己去吧，你们等我消息就是了。”我回答他们两人。
“那你可要小心。”在我走出门时，武良的女友又补上了一句。
小心？我心想怎么小心，难道还能带着枪去不行？就是带着枪去，我能先开枪吗？人家也没把我怎么样啊。如果人家真要算计我，我拿了枪也斗不过他们。这样想着我独自驾车来到了渔人码头。
天空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码头已渐渐显出了暮色，还没开到45号码头，我就远远地看到一个人头戴礼帽，身穿风衣，独自站立在雨中，在45号码头前。我想这一定就是那个杰诺·里阿迪奥。车开近我才看到由于他没有打伞，细细的雨丝已经把他的礼帽和肩头全部打湿，这情景不禁让我想到电影《教父》。
我从车内走出，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是位六十岁左右的老人，他那高耸的鹰钩鼻子衬托出一张典型的意大利脸型。
“跟我走吧。”他没有跟我寒暄，说完这话转身就向前急速行走。我跟在他身后，顺着码头边密密的屋檐，接连拐了几个巷口。路上我给不断自己壮胆：既然来了还有什么好怕的，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一路走着，我才发现这里的房子格局别致，另有洞天。我心想平时多次来渔人码头，却从来没有想到往里走几步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致。
他把我带上了一座二层小楼，推开门是一间宽敞但有些阴暗的办公室。宽大的老板台背后的墙上是一副尺寸只比真人略小一点儿的油画。油画上是一位精神矍铄，脸部与杰诺颇有几分相像的老人。杰诺摘下礼帽放在老板台上，扬起手中的拐杖向那幅油画指去，“知道这是谁吗？”
“不知道。”我摇摇头，这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的祖父。”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就是他在1923年，在这当时还是一片荒芜的渔人码头上开办了第一家生意。”杰诺一边说着，一边走到房间的另一侧，那是一扇巨大的窗户。从这里向窗外望去，就可以看到渔人码头那一片喧闹繁华的景象。杰诺扬起拐杖向窗外指去，“从20年代起这里就一直是我们意大利人的地盘，中国人别说做生意，就是到这来钓鱼也会被我们打回到唐人街去。”他注视着我的眼睛。
我的心怦怦地跳着，但我的眼光却没有从与他的对视中移开，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这时回避他的目光，就表明我的怯懦。他脸上的横肉不时地抖动着。
“我刚来旧金山，不懂那么多历史，英文也不是太好，你要是有什么话可以说得更明白点。”嘴里这样说着，我已感到手心有些在冒汗。
“我的意思非常明确，不管市长怎么说，过不了我这关你的灯会就别想在这办。”他一字一句地把这话清晰地说出。
“我们的灯会危及你的利益了吗？”说句实在话，这真是一个我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我们的灯会对周边已存在的商家会有什么影响，在我们那个厚厚的可行性报告里只字未提。
“当然，你是没做好你的家庭作业吧！来渔人码头的游客人均消费50美元，平均逗留时间四小时，去了你们的灯会还会来我的餐馆吃饭吗？买了你们的门票，还有钱在我的游艇上消费吗？你听没听过一句话，商场如战场？你这个灯会是来要我们命的！”
这回我心里真有点害怕了，不是怕他一个人的威胁，而是领悟到他话中的意思——我们的灯会可能与所有周边商家的利益相冲突，如果他们对我们群起而攻之，不管是黑社会还是政府，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我们这群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对付这一群老码头，生意怎么可能成功呢？
“给你三天的时间，下个星期一的上午十点，我们给你做个听证会，你来解说，告诉我们你这个灯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听证会通过，你再接着筹备你的事情。”
“好吧，我可以走了吗？”我当时恨不得一步跨出这间像地狱一样的屋子。
“请！不送！”他用拐杖朝门指去，门打开了，一个身材魁梧的黑衣男子出现在门口。我看了他一眼，大步流星地走出了房间。
董事会紧急召开了，董事们听到我的讲述全都愣住了。大家都意识到这是对我们这个项目生死攸关的事情，但谁也没有经历过这场面。最后董事们一致同意，让我停下手头所有工作，专心对付这场听证会，同时马上和房莉旁卿和Art助理联系寻求帮助。
各方反馈都回来了，我被告知这是必过的一关。这个组织的正规名目叫做渔人码头商业联合会。任何一桩生意在这个地盘上开张都不可能越过他们。我想起来第二次和Art见面时，他也曾经提过一句这个组织，但当时我没太当回事。
这个组织的前身具有意大利黑手党性质，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不惜动用任何手段。对于像我们这样敢到太岁头上动土的外族裔人士他们就更是不客气。只不过几十年的历史演变过来，使得原本的黑色团体一点点地变白了——他们正式注册了社团，并且寻找到相应的法律依据，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本质并没有变。黑手党的保护费变成了今天的协会会员费，加入他的协会你就受到保护，任何危及这个协会利益的行为都会受到疯狂的剿杀，只不过是先礼后兵，并且杀人不一定要用真刀。
听证会举行时Art还在度假，而房莉旁卿也出差在外，所以我别无选择只能自己单独与他们较量。
我调来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并细致地解读了渔人码头商业联合会的章程，同时又咨询了在旧金山其他地方新开张的生意所面临的类似问题。接连几天我每天只能有两、三个小时的睡眠，因为我知道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考试，然而它与我曾经经历的任何一次重大考试，包括高考，托福考试都不同，它没有标准答案，也不再给我第二次考试机会。
不管我是否准备好，星期一的早晨我还是带上图纸和一个助理，开车驶向了渔人码头。为了不拉开一副打架的势头，武良、武良的女友和老吴等人一律在家等候。旧金山这天的早晨，太阳依旧是那样鲜亮，天空依旧是那样湛蓝，海风轻轻地摇曳着码头上的旗帜。如此普通的一天，和往常没有任何区别，但没有人知道我将面临什么样的险境。
当杰诺的助理与我会面，然后带领我走向听证会会场时，我的心跳就开始不由自主地加快。我知道如果他们想置我于死地，完全不用刀、枪这些原始的工具。那些方式已被今天的这些人认为是太小儿科的东西，做了有失身份。甚至连一句直接威胁你的话都不用直接明白地说出。正如美国大片里演的那样，他会盯着你的眼睛很轻松地告诉你“人是会出车祸的”，或者多少天后，海浪冲上来一具尸体，经法医鉴定是溺水死亡等等。
想到这些，我不禁毛骨悚然，想到自己不久可能就要命丧黄泉，心中无限感伤、遗憾。这时，杰诺的助理已经带我们走上一片船坞，我们在船与船之间连成一片的的甲板上行走，我有意放慢脚步，走在杰诺的助理的后面，他似乎发现了我的顾虑，回过头来看我一眼，却也没说什么。
终于，我们走上了一条几十米长的大船。
“就在这里，请！”杰诺的助理伸了一下手，自己先走进了船中央那个房间，真是个不礼貌的家伙。我也跟着走了进去，一进门屋里原来有的噪杂声立刻静了下来，室内的光线昏暗得使我一时间看不清任何东西。等我适应了以后才发现屋里十几排和教堂一样的椅子上坐了一群中老年男人，杰诺叼着一根雪茄，坐在最后一排。他们一声不吭地注视着我，这让我一下想到了杨子荣上了威虎山，在座山雕五十大寿的日子，面对着威虎厅内的八大金刚的情景。
“你可以开始了。”杰诺斜着眼指了指屋子正前方的一个小小的讲台。
“感谢大家对‘98旧金山中国民间灯会’的关注，今天我来此就是要给大家作一下解说，让大家对即将举行的灯会有一个较详尽的了解”，简要的开场白后我就直接切入主题，“普通的思维使人很容易想到由于我们灯会的举办，会使来到渔人码头的游客消费分流，有些人原本要花在渔人码头其他消费上的预算转花在灯会上面。然而我却不同意这么简单地看待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如果灯会成功地举办，你们在座的商家每个人不仅收入不会减少，反而可能增加？”问完这个问题，我收住话头，等待着大家的反应，果然台下一阵骚动，接着就有各种问话响起——
“你会变戏法吧，我听说中国的魔术不错。”此话引来一阵哄笑。
“他会给我们补偿损失，到时候我们每人报一张损失单，到中国灯会去领取。”
“好了，我们都不要瞎说了，听他怎么说！”
“第一，灯会有它自己的广告预算，路牌、公车、广播，报纸等全方位的广告攻势一定会给渔人码头制造一个新的亮点，从而也带来新的客源。也就是说，如果以去年的旅游数字为基础，今年因为有了中国灯会的举办和广告的攻势，可以预计游客能增加10%-20%。与此同时，我们灯会还有一系列的媒体公关运作，譬如有关报道和评论等，这些会使我们在广告播出后，实现一个更好的传播效应。第二，中国灯会是中国民间传统文化艺术，华人对这些艺术情有独钟。以旧金山为圆心，两个小时车程做半径来画圆，包括硅谷在内总计有100多万华人。历史的原因使得这些华人生活在旧金山湾区，却很少成为渔人码头的游客。中国灯会前所未有的举办，必将拉动这一部分群体到渔人码头来游访，这一部分客源我们预计会有40万-60万人。第三，如果中国灯会在渔人码头成功举办，会使各方商家感觉到渔人码头的传统商家具有开放的胸怀，那么其他的大型中国活动也有望陆续来此举办，甚至中国以外的其他文化，包括日本，韩国，泰国也都有可能把渔人码头作为他们举办民族文化活动的首选之地。这将为渔人码头带来持久的经济增长，相信在座的诸位也都可以从中获益。第四，为了照顾诸位的利益，灯会组委会已经郑重做出决定，灯会现场不设任何餐饮服务。而平均四个小时的码头逗留必有一顿餐饮，这就使得专程赶来看灯会的人们必将把他们的餐饮消费在诸位商家之中。同样的道理，经营其他游览项目的商家如游艇、照相等也会从这些专程来看灯会的游客的消费中受益。因此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只要在座的诸位不在同一个时期举办另一个中国灯会，面对广大新老游客，我们不同项目的经营是完全可以实现互惠互利，相得益彰的效果的。”
我的话音未落，台下掌声已起。
“另外，今天我还特地给诸位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我们组委会已经做出决定——愿在我们经营期间，针对渔人码头的游客，与诸位商家进行联合促销活动。具体方法是：当游人买一张灯会门票时，就可以得到一家餐馆或一家游艇五美元的优惠，反过来也是一样，当游客在一家餐馆或一家游艇消费也可得到灯会门票的优惠价格，我们会在灯会门票的背面印上联合促销商家的名称。我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中国灯会的举办一定能给大家创造一个共赢多赢的局面。当然，我们初来乍到没有在这里做生意的经验，但我们愿意听取任何为我们打造共赢双赢的建议，希望大家不吝赐教，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台下掌声再次响起，从这些老头们的表情中我已看出我们的灯会闯过了这一关，我长舒了一口气。事情就是这样奇怪，刚进门时那一张张紧绷严肃的脸，现在大多已变得缓和而轻松。他们走上前来和我个别交流着，并交换了名片。
当初我们激情亢奋地进行策划时，眼前看到的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矿，然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懂得从出发点到目的地有多远的距离，途中要经过多少障碍和磨难。筹备灯会的过程就是一个救火的过程，往往是一边的火还没有完全扑灭，另一边的火又已熊熊燃起，而且稍不留神这火就会引来烧身之祸。这帮意大利老码头们的工作还没有完全理顺，我们又接到城市建设部门的通知——灯会景观的设计不符合城市的法规，所以不能开始施工。
这时距离预定的开张时间只剩下不到两个星期，上千张嘉宾的请柬都已印完，十几万张门票的制版工作也都已结束，报纸、广播、公交等的广告协议已经签署，订金也已支付。如果不能如期开张，这一笔损失不可想象！钱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信誉的损失我们也承受不起，市政府已向全社会宣告了开放时间，如有食言那将是一个多大的国际玩笑！于是我风风火火地拿着城建部门不许施工的批复找到了律师。
“这也太不合理了，为什么让我们撤掉龙椅？为什么不许建长城？”我质询着律师，心里的火不打一处来，“如果这些景观都不建，那我们还叫什么中国灯会？”
“你跟他们是打不了官司的。”律师说起话来不急不慌，“而且你也别往别的地方想，无论是市长，还是你的方妈妈（指房莉旁卿，我管她叫方妈妈），或者其他什么官员在这件事上都帮不上忙！因为城建部门的每一条批复都是根据城市的建筑法规制定的。”
“这是哪门子规定？”
“这条规定叫做everyone or no one（每个人都可以或没人可以）,具体到你这里就是灯会的任何一个设计，只要是游人可以上去的位置要么就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去，这里的人包括普通人和特殊的人，如残疾人，要不就谁都不能上。你看看，你这里至少有三处跟规定发生了冲突——龙椅上面虽然一次只能坐一个人，但它是要踩着九级台阶上去的，你这里没有修轮椅通道；江南水乡这里，你是让游人踩着水中露出的石块走到水亭下去欣赏茶道，但残疾人怎么办？他们要把轮椅推到这水里面去吗？长城这部分就更不用说了，这么陡的梯子要一步一步攀登，完全没设轮椅的通道。”
“这也太荒唐了吧？长城是两千多年前修的，建的时候就从来不考虑残疾人上去的问题。不说两千年前也行，就是现在的中国长城也没有轮椅通道，我们要建的就是仿真的景观，如果建的与真实情况不符，那也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了！”
“那是在你们国家，你想怎么建都行，要在旧金山建就必须符合城市的建筑法规。哎，你说的是真的吗，现在坐轮椅的残疾人到中国也不能自己游览长城？”律师似乎对这个问题更感兴趣。
“还有这龙椅的要求就更没道理了，我们国家的皇帝从来就没有残疾”。
律师被我的话引得哈哈大笑，我却一点儿都笑不起来。
“你赶紧出出主意这事该怎么办吧！眼看着工期就完不成了。”
“他们是照章办事，我能有什么办法？”
“你没办法，我有办法，我说你听，然后你按着做。”
“你说吧！”我知道律师是最愿意听我说的，因为他的计费方式是按小时计费，也是每个小时350美元。
“以维护文化艺术的特殊性、真实性为理由跟他们交涉，让他们特批。”
“这条路你愿意试我可以帮你写文件，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看不到它能走得通的理由。”
“那我们可以签一份保证书，在这几个位置专门派人盯守，只要有坐着轮椅的残疾人来，我们的人就把他的轮椅抬起来，抬着上龙椅，抬着上长城，这待遇总行了吧。”
律师连连摇着头，“不行，不行，everyone or no one的意思不是说你能不能照顾他，让他享受到同样的待遇，而是说他不需要别人协助自己就能完成。如果去你们每一个景观都需要你们的人抬着他走，人家的自尊心哪里受得了？”
哎哟，他也太牛了，我们给他提供特殊服务，还怕伤了他的自尊心，“我说的这些都不成，那你说怎么办？”
“办法嘛也有，譬如说在长城的烽火台这里可以建一个垂直起降电梯；龙椅这里从这九级台阶下面也可以建一个小型的垂直升降电梯，把椅座修成活动的，可以在游客升上来时自动打开，这样他就能坐在椅子上了。”律师对自己的设计颇为得意。
“那叫地道战！”
“你说什么？”
“我说那是开玩笑，根本就不可能。修电动升降机那得多少钱，得需要多长时间？”
“那就只有修改建筑法规了。你知道这种修改是要议员提案，市民听证才能进行的，当然你也不一定完全修改，可以申请在这一条下面做一个修正案，仍然保留everyone or no one的条款，但注明当某些特殊的情况发生时可以执行特殊的法规，比如说像你们这种特定的文化建筑。”
“这么运作得多长时间？”我似乎听出了一丝希望。
“说不准，最少两年吧。长了就更没准儿了。”
“呸！那时候我是不是活着还是一回事呢！”看着律师已经黔驴技穷，我知道继续探讨下去已无任何实际意义，直接的结果是我们商量得越多支付的律师费也越多。于是我赶紧结束谈话，起身告辞。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现实生活的经验越丰富你就越明白，完美只能在理想中出现。艺术设计未能实现，建筑法规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还有其他多少个方面的挫败同样令人防不胜防——
为保证冰雕部分展示的整体效果，我们设计了一个类似40英尺集装箱大小的玻璃保温柜。这样一来一组长达20多英尺的冰雕即可在柜中全方位展示，而从哈尔滨特地请来的冰灯艺人也可以在柜中同时操作。由于这是一件特制的产品，所以经历了艰难的寻找和洽谈才落实了一家当地的美国公司同意为我们特制这个玻璃保温柜，整个造价三万多美元。由于时间紧迫，我粗粗地审过图纸以后就马上交钱让他去赶制了，灯会开张前三天，冰柜拖到了现场。
当承制公司在现场把冰柜组装起来后，所有的现场人员都傻了眼。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冰柜不再是设计中那个晶亮通透、一览无余的展示体，而是由四节玻璃组成，每一节的隔断处都由足足有两拳宽的金属条连接。也就是说假如这冰柜里面装上一个长达20多英尺的冰雕，观众看到的不再是一个整体的景色，而是被打了三处隔断，每一节都变成像是窗户一样的展示体。
“这货不能接，Steven，让他们重做。”武良站我身后悄声说。
是啊，眼见着自己的血汗钱花掉，做出的却是这么一个怪东西谁不心疼？我走到制作公司老板面前严肃地说：“This is not what we want.”（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老板是位个头高高的白人，他似乎对我这话早有准备，“你什么意思？你不想要我可以马上拉走。”
“你拉走可以，钱得退给我们。”我忍不住心头的怒火，向他喊道。
“凭什么退钱啊，我们签过合同。”
“合同上也没说这冰柜是你现在这样的啊！”
“设计图不是你签的字吗？”他说着话拿出那张我签过字的设计图。
“你这设计图上的隔断部分只是细细的一条线，没有标明是这么宽大的金属条啊？”
“不用标，你们所需要的这么厚的隔温玻璃，最大的幅宽只有3.2米，我只能用金属一节一节把它们连起来，这是业内的规矩。”这位叫约翰的老板又抛出了一大堆专业术语。
“你别跟我说这些词，我听不懂。我只知道我们是交钱订货，你的货不对，我们就没法成交。”
“那好，我现在就拉走。”约翰说着就指挥起坐在一旁休息的安装工人，准备拆卸这刚刚装好的玻璃冰柜。
这时武良走到我身边说：“别让他拿走，拿走了已经交给他的钱也拿不回来。找任何一家公司在这么短的时间也做不出来，这样灯会中我们冰灯的这个亮点就没有了，现在只能跟他说，协议上那笔验货以后再付的几千块尾款绝对不能再付给他。”
我想了想似乎也只能这么办，于是我走到了约翰面前，“算了，你这冰柜不用搬走了，就算我们认倒霉，但你这产品跟预期不符，所以尾款我们也不能再给你。”
约翰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狞笑，他紧盯着我的眼睛说：“You don’t want me to be your enemy（你不会想让我成为你的敌人的），things could go very nasty（那场面可不好收拾）。”
又来一个威胁，等哪天我不办灯会了，把你们一个个都给收拾了。我心里反复掂量着利害关系，恨不得一拳打到他脸上。我知道我虽然可以打完他走人，但我们的灯会还要不要在这儿举办？一旦结下怨，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像这样的地头蛇他随便使些招数我们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一再领悟这条生意场上不可避免的定律。
于是我强忍住心头的怒火，很平静地对他说：“你信上帝吗？你拿这份钱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他的目光从我脸上避开了。过了一会儿当他拿着我签好字的支票准备离开时，又返回来走到我面前说了一句，“祝你们灯会好运。上帝保佑你们！”
有理想的人是可以忘我地工作的。那些日子里我白天面对形形色色的对手，别人下班后，我还要重新回到灯会现场协调工作人员紧张地安装。不管这工作有多么紧张，甚至几乎没有睡眠，当我看到那五个集装箱的彩灯全部运到现场时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因为一个星期前洛杉矶港口的工会罢工，所有的集装箱全部堆积在那里。运送我们灯会的集装箱从上海出发，要先进到洛杉矶港口，再转港进入旧金山，为此我们都着实担心了一把。虽然这些彩灯到达这里比预定时间晚了一个多星期，Better later than never(但晚到总比不到好)。这时离灯会开张还有三天，按照彩灯厂厂长的说法，全体工作人员可以24小时不休息地工作，所有彩灯就可以在两天全部装好，进入运行状态。为了赶进程，我和大家一起在6500平米的灯会现场夜以继日，挑灯奋战。
夜里11点，突然听到从码头后门外传来一声巨响，接着就看到有人朝我急速跑来。
“不好了，小军被砸着了，已经死过去了，你快去看看。”跑来的人脸涨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说道。
什么？死过去了？我顾不得多想，拔腿就往后门方向跑去。
等跑到现场，我看到装卸工人刚刚把一块两米见方厚厚的一摞木制隔板从小军身上挪开。两个人跪在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的小军面前，只见小军脸色煞白，双目紧闭。
“还不快打911，赶紧叫救护车。”我高声叫道。
“不知道该打什么号码，打通了也不知该怎么说。”现场一个和小军一起工作的人回答道。
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个电话只有我能打，因为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能讲英语。我拨通了电话，确认了救护车马上就会赶来救援后，现场人员随即向我讲述了事故经过，当小军将那堆两米见方、五寸厚的硬木板从车上卸下后，他便推着铁架车走向灯会现场。由于水泥地上有一个小小的斜坡，所以小军为了省力一脚蹬地后，全身一下站到了有四个小轮的铁架车上顺着斜坡向前滑行。就在他双脚落在车柜上时，那车一下失去了平衡，车身一歪，这一摞厚重的木隔板全部砸在了小军身上。而小军这个只有一米六几的瘦弱男孩一声惨叫都没发出来就失去了知觉。
这可怎么办，看着小军苍白的面孔和紧闭的双眼我不知所措。灯会还没开张先有人员伤亡，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灯会怎么办？小军的家长怎么交代？记得当时在洛杉矶临行前，小军的家长一再向我嘱咐：“孩子不会干活，你们多教着点儿，我就是想利用这暑假的时间让他增加点社会工作经验。”
我蹲跪在水泥地上，俯身下去，将手指放到小军的鼻孔前，能感到一丝微微的气息，好！还有救！我用双手一下一下挤压着小军的胸腔，脑子拼命搜寻着曾经涉及过的关于急救的知识。
很快，急救车一路呼啸着驶来，把我和小军一同送到了旧金山市立医院的急诊室里。
还好，小军终于被抢救过来了，但被诊断为轻微脑震荡，需要在医院休养。我刚刚为小军脱离危险喘口气，手机里又接到了一个威胁电话，“Steven，你们这些黑心的老板，你知不知道所有的工人都是受劳工法保护的？小军的事故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劳累过度造成的！你这是犯法的行为！这是可以送你进监狱的！你等着吧，我们会为他打这笔赔偿官司。”
打官司并不可怕，但被人骂黑心老板是我不能忍受的。所有的人都算上，我比谁工作不辛苦？我心里又难受又憋气——我的钱还没有多到资本家的分上，心却被认为和资本家一样黑。
不过还好，由于小军本人秉持公道，这次事故最终没有酿成一场不可挽回的赔偿官司。
灯会开幕前那些紧张的日子里，危机一个接着一个，有时是几个摞着一起来，根本不考虑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每天早上一睁眼，我就要准备着又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要发生，我这一次真正体会到了那句话的含义，“No news is good news（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开张前一天，防火部门按照规定前来检查。虽然我知道这是事先约好的照章行事，但他们在现场的那种检查方式还是让我吓了一跳——检察员走进会场后，向四周的陈设端详了一圈，接着就走到我们那接近四米高的巨型窗帘前，只见他拿出打火机，“咔嚓”一声点燃，接着就把火苗向窗帘移去。我被吓了一跳，还有这样干的？说时迟那时快，他把手中打火机的火苗固定在了距离窗帘底部只有两英寸的地方。直到窗帘渐渐开始变黑，他才把打火机挪开，嘴里嘟囔着：“No good.”（不好）。接着他又用同样的方法测试了我们的景观长城和龙椅上的细软。
我知道形势不妙，没有他的签字认可灯会就不能开幕，而这开幕的时间已经不可更改，1000张VIP请柬已经发出，明晨十点就会有各界要人光临现场。于是我走上前去，满脸微笑地准备跟他套瓷。
“我不能给你签字。”还没等我开口他先说话了，他的语气坚定不容置疑。
“你就给我们通融一下吧。明天市长和警察局长等等官员都到现场，你要不签字，明天不能开张，这场面怎么收拾啊？”
“这么多人来，我就更不能签字了。你知不知道如果我签了字，万一起火，我是要坐牢的。你不会想害我吧？”
“那我们怎么办啊？”我知道这几百米长的窗帘至关重要，正是由它们遮挡住窗外的阳光，灯会现场才能保持漆黑，所有彩灯也才能展现出熠熠生辉的效果。
“买阻燃涂料吧，所有刚才我说过的物件，都要厚厚地喷上一层。你们有多少人可以投入工作啊？”
“十二、三个，我们马上做。你告诉我在哪儿可以买到这种涂料？”我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
“任何一家油漆店都可以买到，看来你们今天晚上都别想睡觉了。”
“那倒没问题，问题是等我们喷完，你什么时候过来给我们签字啊？”
“明天早上八点。哎哟，明天可是星期六啊！”我听出这话弦外有音，便马上接上：“那太好了，就明天早晨八点，你辛苦来加个班，我们按最高标准给你开加班费。”
他笑了，口气缓和了很多：“伙计，不是钱的问题，是责任的问题，是坐不坐牢的问题。”
所有人一起上阵，整整干到凌晨五点。由于谁也没有干过这个行当，又担心通不过那哥们儿手中打火机的测试，我就嘱咐所有人一遍一遍地喷，只多不少地喷。因为我知道到明天早上八点再来检查的时候，再不合格可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于是我们拿着那阻燃涂料在这6500米空间里一通狂喷。整个现场一晚上都弥漫着那特有的刺鼻的味道，还弄得我们很多人身上也都沾上了这种东西。当时我想，这可好，就凭现在这一身阻燃涂料，就是我自己“赴汤蹈火”恐怕也烧不起来。
凌晨六点，我才迷迷糊糊地上床。看着窗外已经逐渐亮起的天色，我朦朦胧胧地进入了梦乡。梦中我只身走进了一片漆黑的地区，四面八方都是伪装得让人难以辨认的地雷。我踉踉跄跄地在这雷与雷的爆炸间奔走，一路心惊肉跳。一个不慎，我终于踩上了一枚地雷，“轰”的一声巨响，我被炸得粉身碎骨。——那是我上床前上好的闹铃响了。我一个碌翻下床，我知道我必须马上起身去迎接那个加班前来签字的防火检查员。
四、申请破产保护，起死回生
由于灯会的几十份协议全部由我直接签署，因此每一个要账公司的电话打进办公室都指名道姓地要与我通话。而我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不得不接过电话，一个个地跟人家打哈哈。常常是座机的话还没通完，手机就已响起。
1998年6月10日，旧金山中国民间灯会终于开幕了。头一天晚上，旧金山当地最大的ABC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了一则专题报道，女主持人以这样的口吻开场：“假如我告诉你明天在旧金山将有一个重大的中国活动开幕，你一定会以为它是在全美国最大的中国城——旧金山唐人街举行，然而这次你错了，‘98’旧金山中国民间灯会’将在传统的意大利商家聚集的渔人码头开幕……”
这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日子。一个中国文化活动一瞬间突然全方位的进入到美国主流人士的视野——坐上公交和地铁就可以看见中国灯会的宣传画；旧金山城市的高速公路入口处可以看到巨幅的灯会广告；打开当地收听率最高的音乐广播就可以听到主持人对灯会开张的预告；各大旅游景点的免费信息领取处还可拿到印制精美的中国灯会彩页。
灯会的开幕式堪称盛大和辉煌，渔人码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全场灯饰在一瞬间点亮，引来所有嘉宾一阵欢呼，由首都师范大学演出团现场进行的中国文化艺术表演，更为灯会增加了一道流动的风景。
灯会的荣誉主席布朗市长和房莉旁卿女士分别致辞，作为主席的我也上台向各界人士表示了感谢。当我走下讲台时，灯会的共同荣誉主席——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副总领事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沈，你真给中国人长了志气。我在美国工作这么多年，参加过无数的中国文化活动剪彩，但那都是在华人社区的中小场所进行，像你们灯会这种规模的文化活动还真是头一次。”
按照计划，开幕的第一天和第二天并不对外售票，前来的都是各界应邀出席的政要嘉宾。旧金山市长、警察局局长、旅游局局长、市议员、码头管委会主任、联邦参议员、加州参议员、中国驻旧金山领馆领事、美中友好协会主席等各界人士悉数到场。从每天预定的500份送餐的食品全部用光就可以看出前两天应邀的1000多位嘉宾全体出席了。
时过多日我才听说，布朗市长对各类灯饰情有独钟。开幕式那天，他一进灯会现场就喜出望外，并在许多彩灯前驻足欣赏，细细品味，以至于他大大超出了预计逗留时间，最终不得不把原定与韩国总统金大中的会面推迟了15分钟。
灯会的开幕式在所有公司董事的心目中是这个项目运作的分界点。开张前，由于各种不可预见的费用的支出大大超出了预算，而几位董事又都不愿意再注资，所以大家都咬紧牙关刷卡记账。当时我14张信用卡总共累积信誉额度11万多美元还没开张就已经刷去了6万元，其他人也都自愿刷卡垫支，那时我们没有一个人害怕，因为我们都清楚，即便把所有的钱花得一分不剩，只要坚持到开张，资金的周转只要过了分界点，门票收入就会滚滚而来，所有现金流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就像当年在拉斯维加斯赌博时，连输五把之后，第六把要毫不犹豫地把赌注翻倍，因为赢的希望就在眼前，这一次赢下，就能将以前所有的损失全部收回。而灯会唯一不同于21点赌博游戏的是，它不仅全部投出的资本会顷刻收回，而且回收之后，金钱还会像开闸之水汹涌而来。在所有董事心中的那座巍峨的金字塔也不再仅仅是炫目地停留在我们的幻想中，而会变得触手可及。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灯会在最初几天的热闹场面过后，接下来竟然一片沉寂。首先，亚洲金融风暴已经漫延到日本、韩国、泰国、中国台湾等地，来访旧金山的游客锐减，日本航空公司大幅缩减航班，大韩航空公司甚至干脆取消了从汉城飞往旧金山的航班。往年熙熙攘攘、人流不断的渔人码头一时间变得冷清了许多。美国本土的游客虽然势头未有显著减少，但似乎没有人理解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为了招徕游客，我们把音量最大的唢呐演奏拉到了展厅门外，这使得那距离我们正门50米远的渔人码头必经之路上的游客都能听到这嘹亮的演奏，但大多数人仍然仅仅是驻足观望片刻，然后继续前行，即便有少许游客被唢呐声吸引至灯会门前，当他们看到45美元一张的门票，大都还是选择了离开。
也许是他们早就定好了自己的游览路线，也许是他们不觉得这灯会值得一家人花上100多美元去观赏，一整天经营下来，不要说像我们原来预计的四五千人，就是四五十人也达不到。偌大的灯会现场，千百盏彩灯熠熠生辉，游人却三三两两，往往是三五个游客一进门就被二三十人组成的演出队伍前后左右地服务着，弄得这些游客都有点儿受宠若惊。
就这样现实和梦想的巨大反差一天天地持续着，流进我们组委会的不是现金，而是像雪片一样的账单，水费、电费、电话费、保险费、汽油费、广告费、印刷费、保安费、房租、演职人员工资等等应接不暇。
所有花费急速地累积，而我们口袋中的信用卡却近乎都逼近了当信额度。崭新的点钞机放置在灯会现场的办公桌上没有任何用武之地，和银行协议好的每天至少一次的现金运送服务也不得不取消。在这样一种形势下，面对所有的欠账公司，我只有一种方法——拖。
与此同时，我们重新调整了现场的工作程序，让各类演出人员手持灯会的宣传彩页，身着演出服走出展厅，直接走到门前50米那渔人码头人流必经之处，向游客们宣传。除唢呐之外，我们又调来了一面直径一米的大鼓放在门外，由演员们轮着进行击鼓表演。另一方面，对那些为数不多进入到现场赏灯的游客，我们一律在他们走出灯会现场前，赠上可以使灯会门票打对折的优惠券。期望他们能够口耳相传，能给我们带来新一拨的游客。
然而这一切努力都不见成效，灯会现场依旧冷冷清清，每一天停业时的游客统计表表明，游客的累积数字甚至还不如现场的工作人员多。
时过不久，那些欠账的公司再也按捺不住了，有的给我们灯会寄出了逾期未能还款的罚款通知，有的更是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再不还款就将演变成一场官司。
几个月持续过来的疯狂工作，已经使我的神经绷到了极点，原想着开幕之后就可以倒头大睡，然而现实的运营状况使我不得有片刻的放松。我不得不在一片讨债声中极力地寻求着任何一种解决措施，希望能给经营的现状带来一些变化。这一切使得我心力交悴，焦灼不安。这时我脑海中常常翻腾着一个个问题——假如当时的策划会不是那么盲目乐观，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问题；假如我们多一点专业的头脑，能使可行性报告真正可行；假如亚洲金融风暴不在这个时刻发生，而使得那些喜爱灯会的游客出现在渔人码头；假如在我们知道了金融风暴开始后，毅然决定推迟一年举办；假如我们当时同意了有意追加投资的董事的请求，多出10万美元来做广告宣传……
然而这些假如对于冰冷的现实没有丝毫意义，生活永远都是现场直播，绝不给你倒带重来的机会。
由于灯会的几十份协议全部由我直接签署，因此每一个要账公司的电话打进办公室都指名道姓地要与我通话。而我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不得不接过电话，一个个地跟人家打哈哈。常常是座机的话还没通完，手机就已响起。
那些天我非常羡慕办公室那个负责接电话的文秘，她的心里没有任何压力，不管电话接起后听筒里传来的是多么让人无法忍受的质询，她都无需思考和面对，只需及时地把听筒交给我就行。安静下来的一瞬间，我会想以后我也当这么一名接线员，每一个电话都跟我无关，我只需要一一地把它交给别人，即可完成我的任务。而且我还可以在一旁轻松地看着由我转过去的电话一瞬间把接电话人变得暴跳如雷或者沮丧万分，而这一切都无关我的痛痒。
不得已，我把所有的欠账公司按照主次轻重进行了排序——水电是要保证畅通的，否则一旦断供，灯会就立刻被置于死地；工作人员的工资是要保证的，否则有可能闹出大事；其他电话线都可以取消，但无数广告所登出的灯会购票热线必须保留，因为它是我们灯会的生命线。其他的一切包括房租、保险，都可以扛着不付。
终于，我们不得不裁员了。信用卡已经拉到了极限，我们无法再付出任何人员的工资。于是几个董事赤膊上阵撑着这个6500平方米的空城。老吴发挥着他年轻时的特长，在宫廷区域负责演奏二胡；武良的女友充当文秘，接听各方来电；武良就是全方位忙活，既当售票员又当检票员，一对游客入场后，因为并没有下一对接着购票，他就索性把门一锁，跟着游客游览灯会同时解说，等到游人要出门时再递上一张折扣券；而我在负责接听那些不得不接听的电话，并联系任何可能前来的团体之余，跑到门口，冲着四十米外熙熙攘攘的渔人码头的游客全力擂响那面大鼓，以期吸引他们的注意，心中的痛苦、烦躁与无奈都被我转化为一锤锤响亮的鼓声。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欠过债，然而没想到的是一旦欠债，就变得如此债台高筑。来美不到十年里，我从在南伊大校园里申请了600美元的信用卡开始，一步一步历经第一桶金的创业，拉斯维加斯的赌博大战，使我被赠送的信用金卡不断累积，总量已累积到12万美元的信誉额度。在美国这些钱是随时可以凭身份证到银行变现的。总之，我当时的财务自由度已达到巅峰状态，一幢20多万美元的房子，只要我刷卡签字，即可付完首付再凭着我的信誉额度偿付月供，房子便可划归到我的名下。
几个月前，当灯会陷入持续的危机时，我已经做了最坏的财务安排，即将一张高额信用卡全部腾空，专门用于偿还其他几张已被拉满额度的信用卡的月最低还款额。然而现在看来这一招也已经完全失控了，因为灯会没有任何进项，这仅剩的一张卡除了支付其他卡的最低还款额外，还要承担我洛杉矶的房租、用餐、加油在内的所有生活费用，财务状况已经到了崩盘的状态。
另一方面，在北京尼森公司的运作也完全停顿。由于我长期在美操作灯会，甚至连打电话回北京协调工作的时间都没有，公司的经营状况也因此急转直下，原来的11间酒店房间缩减到只剩下最后一间，三、四十名员工也只剩下最后的一个半人留下看家，完全不能有任何收入进账。
也许做生意就是这样，当大势已去时，无论你多么不情愿，也无论你付出多少辛苦劳作，凭一己之力都无法改变现状。我生活中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当年意气风发，雄心万丈的董事们，最后一次来到灯会现场准备关门大吉。在已经没有一个员工的情况下，自己亲自动手撤展搬家。
想着自己多少年心血攒下的积蓄已全部花光，想着多少个月来夜以继日的辛苦最终落得一身债务，每个人的眼泪都止不住在眼眶里打转。我最后一次将灯会现场的解说带放进录音机完整地播放了一遍：“各位游客，欢迎您光临‘98’旧金山中国民间灯会’的现场……”，那是我一字一句饱含深情写下的解说词，这遍播完将永远成为历史。
武良走到展厅的电闸板前，伸出右手放在空中停留片刻后拉断了闸线，顷刻间整个展厅内千百盏多彩多姿的灯饰全部熄灭。大厅内变得黑洞洞的，阴气袭人。
武良的女友拉开窗帘，外面的光线折射进来，展厅内现出几丝亮色，犹如经历过一场噩梦，此时到了梦醒时分。
就这样，所有投资人一起咬牙坚持走过了183天的历程，心中一直期待的经营状况的峰回路转并没有奇迹般出现，那个从第一次策划会就被我们在各自的心中高高筑起的灿烂炫目的金字塔终于轰然倒塌。
灯会完结了，我的压力却没有丝毫的减轻。公司虽然资不抵债宣告破产，但由于我是公司的法人，注册公司使用的是我个人的社会安全号，因此所有债务都冲我个人转来。原始的债主已不再出面交涉，取而代之的是带有威胁口气的一封封律师函以及专业讨债公司的电话。我没有退路，当时董事会上定下来最辉煌的事情由我出面，今天当最可怕的事情出现时，我也无处藏身。
怎么办？不仅我十年辛勤累积起来的第一桶金、第二桶金、名车豪宅的生活都已成为过去，而且无穷无尽的债务把我逼得走投无路。我该怎样才能摆脱这来自四面八方的无休止的纠缠和一天天仍在加剧的耻辱难堪？美国是一个法制社会，那我自然应该寻求法律的援助。按照我的私人律师的指点，我找到了专业破产申请律师。
“太简单了，申请个人破产。”律师听完我的叙述马上做出了结论。
“那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理解这个词的实际含义。
“就是把你的所有债务都列明，委托我到法院为你申请个人破产，一经批准你就一了百了。”
“他们就不会再找我追债了吗？”我有些不相信这是真的。
“只要你把银行批准你破产的判决书给债主们每人寄上一份，所有人就会自动停止跟你联系，连再给你发封信他们都觉得是浪费邮资，不信你可以试试看。”律师对自己的结论充满了自信。我知道他是有经验的，来找他之前我已经查过他的背景，他已经做了十多年的破产申请。
“那他们会不会想别的办法对付我？”
律师笑了：“这是法律，你被批准破产就会受到法律的保护，‘用其他的方法对付你’是什么意思？合法的方式就是不能再理你，如果是非法的方式，那他们就得掂量掂量犯不犯得上，他们动这心机还不如用点儿力气在别的地方挣钱呢！”
“照你这么说，欠了人钱都申请个人破产不就完了。”
“那也得批你啊！自己有钱的时候就得用钱还。像你这样，房子是租的，车是租的，所有的欠账都是没有任何抵押的信用卡，再也没有比你现在这种形态更适合报破产的了。”
“那我会有其他什么后果吗？”
“有！你欠人那么多钱说不还就不还，没点后果还行？第一，你的破产记录会成为你个人信誉的污点，在信用局记录保存七年，这七年里你要想贷款买房买车是不可能的，要想申请信用卡也基本上不会给你，你得过一段支付现金的日子。”
“那我水费电费是不是要预先支付啊？”
“不用，那是你的基本生活问题，怎么能给你正常生活制造障碍？”
“开电话线是不是先要押金？”
“没有的事。不仅不先交钱，你还能申请低收入补助呢！通讯是人的基本权利。”
“那我再成立公司呢？”
“不用再成立，只要不是直接经营灯会的公司，只要你的公司没有欠债，你就可以一直保留继续经营。”
“那七年以后呢？”想起这些年在美国生活的日子，没有信誉是我无法想象的生活方式。
“七年之后你就重新做人了。不就花钱不慎欠了点钱还不起吗，还能让你背一辈子十字架？”
“那七年以后这些债主再来找我怎么办？”
“那就是他们非法，要不然怎么叫破产法保护啊？”
“那我七年后再申请买车、买房呢？”
“都没问题，申请信用卡也没有问题。当然，你有一个逐渐建立信誉的过程。这么说吧，到时你就是一个全新的人，就跟你刚来美国一样，从六、七百美元的信用额度再开始累计呗。”
“那还需要多长时间我才能恢复到这十几万美元的信用额度呢？”
“那可不好说。你要是会做，并且专心经营的话，三、四年吧！”
这场谈话让我终身难忘，因为在我周围常有人因为债务而终身抬不起头来；还有人因为欠账不还而互相残杀，最终导致终身伤残；有人因为欠债难还而远走他乡，隐姓埋名。就是没有听说过欠了一屁股债还能够正常生活，并且几年内全方位重建信誉体系的。
以前多次听说“破产保护”，但始终没弄明白这破产怎么跟保护放到了一起。这回算闹明白了，保护就是保护我这破产的一方，不管是公司还是个人。换句话说，在美国一个人欠债过多无力偿还时，他可以提出破产申请，只要被批准（不管当时借钱是恶意还是善意），他的账就可以一笔勾销不说，政府还有一套法律机制把他保护起来。难怪美国没有“逃债”这一说，因为你用不着逃，即使欠债还不了，你也可以堂堂正正地生活。喝盐卤想到这儿，我不禁对那些没有破产保护的国家的欠债人士感到悲哀，也许正因为这些人没有被保护起来，所以社会上才多了些追捕和逃亡，才多了些悲剧的命运吧。
接下来的故事，当然是可以预料的。我欣然签字，委托这位律师代我申请个人破产，并借来了最后一笔钱支付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这笔律师费。四个月后，当我拿到法院的破产申请批准通知书时，心情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我将通知书复印了20多份分别寄给了各个债主和讨债公司。奇迹发生了，一个星期之后，那些周而复始地向我寄发还款、催款通知的信函全部停止了。每当我打开自己家门口那小小的信箱，再也看不到那些让我噩梦缠身的信函了。
那些潮水一样已经折磨了我多少个月的喧嚣终于退向了远方，一个安详而可爱的世界重又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第四章 “死神”帮我闯进好莱坞
如果我们问某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很可能他会哑口无言。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思考这个问题或试图寻求其答案……假若一切都一帆风顺，他们不经历逆境的考验，这些问题就决不会提出来。——阿德勒
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与其说它是供人行走，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卡夫卡
一、致命车祸使我邂逅幸运之神
说时迟那时快，当我的车子从货柜车第五道轮子溅起的水浪中冲出时，我心里咯噔一下，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的路不再是笔直地向前方延伸，而是一个大大的弧形。我连忙顺着公路的弧线向左转动方向盘，准备沿着抛物线的内边前行，却突然感觉到脚底的车轮在剧烈地打滑，车身并没有随方向盘转动。于是我本能地把方向盘向原来方向倒回。这一下使得车身一滑，车轮已经完全离开了路面，整个车身被高高地抛向了空中……
美国被称为是生活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几乎人人都会开车，几乎人人都有车开。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每家平均四口人，平均拥有2.6辆车，这还不算随处可见的供人选用的租车公司的车。也就是说除了还不能够拿到驾照的孩子和因年事过高不适合驾车的老人，加州几乎人手一车。孩子们从小就跟着家长，坐在车里晃来晃去地成长，还不到法定驾驶年龄就已经跃跃欲试。所以很多美国家庭都专门给孩子买非公共交通路上驾驶的机动车作为礼物，周末或度假时把孩子和车一起拖到空地上，让孩子开始驾驶。而一到16岁法定驾驶年龄，孩子们就急不可耐地去考驾照。事实上很多美国家长都把带着孩子在16岁生日这天考取驾照作为送给孩子的生日礼物。我家临近的一所中学，是我经常去打网球的地方。这所学校拥有一大片停车场。开始时，我常常为这个学校拥有一个足以停几百辆车的停车场感到疑惑，在我的印象中，美国的家长不像中国家长这样每天接送孩子。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个停车场除了供学校教职员工使用之外，主要是给自己开车来上学的学生使用。这让我感到惊奇：一个中学给学生提供这么大的停车场，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恐怕都难以想象。
与车打交道多，车祸固然也就多。（虽然以平均每车的车祸率来计算，美国的车祸率低得出奇。）尤其是从中国来美国生活的人，由于观念和习惯不同，车祸发生高于平均水平。但是像我那样，发生使全车报废致命车祸的却也非常少见。
那是2001年1月，我与女友约好北京电视台制片人和她的老公周游美国。根据当时的季节，我设计从洛杉矶出发，经美国最南部的10号高速公路横穿美国，再顺着佛罗里达州由北向南一直开到西点岛上，然后再折返回来的行程。全程七千多英里（一万多公里），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自驾游能够深度地领略美国文化。
都说美国的高速公路是世界的第八大奇迹，对此我深有体会。这趟旅行之前，我已经独自驾车周游了美国内陆的30多个州，不止一次地从太平洋边开到大西洋畔，每次都感到无比享受。就像眼前这条10号高速公路，它从洛杉矶著名的圣塔摩尼卡海滩起始，一直向东3000多英里，横穿美国到达大西洋，途中没有一个红绿灯，也没有一个收费站。
在美国所有红帽、蓝底、白字标识的高速公路都是州际高速公路。这并不是因为它连通各州，而是因为它由联邦政府出资建造。这种州际高速公路的排列是非常有序的——所有东西向的路都是双数，并且由南向北，数字由小变大；所有南北向的路都是单数，并且由西向东，数字由小变大。因此，无论你开在哪条高速公路上，在美国这个倒梯形的国土面积上，总能有很强的方位感，可以随时找到自己这条路和另外一条路的关系。这给无数的新移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只要你英语过关，适应这个体系开车找路就不是一件多难的事。中国的道路设计与众不同，即便是像北京这样方方正正、横平竖直的城市，你也很难找到路与路之间的关系。譬如说，当你身处棒槌胡同时，即便是生活在北京几十年的人，也很难说清耳朵眼胡同和你所在地的方位关系。
我们一行四人风驰电掣，以平均110公里的时速从太平洋向大西洋行进。一路上只要不加油、不吃饭就不下车。但看到任何可人的景色，便驻足停留，拍照留念。
当我们从佛罗里达折返回来时，觉得10号高速公路已经不再新鲜。于是，根据美国高速公路的特点，我提议换一条路，从10号高速公路向北平移至40号高速公路，这样路上的景色便截然不同，充满新鲜感。同行人士一致认可，没想到的是这个建议却给我们带来了致命的风险。
一月底的时候，当我们把一路行车的纬度从北纬30度（佛罗里达州10号公路）换到北纬35度（俄克拉荷马城40号公路）时，冰雪已经潜伏在我们身边。那天夜里，我们一起去逛了俄克拉荷马城的一处酒吧，回到酒店时早已疲劳不堪，便酣然入睡。这也是我唯一的一天没有像往常那样在临睡前通过电视收看天气预报。
第二天早晨，我们收拾好行囊便仓促上路了，因为此时我们的心早已经飞到拉斯维加斯——继续向西开两天一夜，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永远令人兴奋的城市。
天空淅淅沥沥下着蒙蒙细雨，地上湿漉漉的，给人一种北京春天的感觉。我盖好后备箱，驾驶着这辆租来的白色克莱斯勒开出了俄克拉荷马城，沿着40号公路，一路向西驶去。
车内的温度被我设定为23度。女友坐在副驾驶座上，制片人夫妇坐在我们的后排。他们三人一边吃着瓜子，一边谈论着昨天在俄克拉荷马城看到的景观。1995年，在俄克拉荷马市发生了震惊全美的政府办公楼爆炸案，爆炸时分正值早晨九时许，这次爆炸使168人遇难，包括19名儿童。我们昨日参观那个遗址时，那片空地已经变成了一个纪念公园。这个纪念雕塑的设计让人震撼，因为它是由一片办公座椅组成的。椅子与椅子之间保留了原来办公桌真实的距离，所有椅子也都保持着原来办公室内的朝向，只是椅子上面的人都已不在，一片空空的椅子向来人诉说着往日的悲惨。
外面的雨还在下着，这时车轮开始溅起越来越多路上的积水。我眼睛稍稍向右前方斜视过去，分明是看到了一个不祥的预兆——汽车的那根天线上，已经结满了冰串，但当时我却没有立刻意识这冰与我们的直接关系。
后来我才知道，在美国这叫黑冰——雨水在空中时是冰水混合物，一旦到了路面便冻结成冰块。由于这冰是透明的，驾车人仍然能够用肉眼穿过冰层清晰地看到路面。同时由于天地间不见雪，所以开车人并不容易意识到路面的冰。如果我昨夜看过天气预报，便会知道在我们所开的40号州际高速公路上，正有一股强冷空气以每小时75英里的速度迎面而来。换句话说，开出俄克拉荷马城不久，我们的车已经闯入这冰水交加的强冷空气中。
我的车速并没有减缓，它被巡航器固定在每小时75英里的速度。因为这条高速公路的限速是70英里。在美国当你每小时超速5英里时，通常不会被开罚单，因此着急行驶的人往往把车速限定在这个区域。我车的前方正有一辆集装箱的货柜车以大约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前行，由于它那巨大的车轮溅起无数的水花，使我看不清更前方的公路，所以我决定超过它。
车内他们三人都在嗑着瓜子聊天，女友可能感到车轮有些许滑动，向后座瞟了一眼，发现后面两位都没系安全带，便提醒他们说：“你们还是把安全带系上吧。”
我随即扭头看了一眼女友，她自己的安全带紧紧地绷在身上，这是她常年养成的习惯，无论坐在车的什么位置。从国内来的朋友通常都不习惯系安全带，坐在后座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系安全带是给交警看的。
听了女友的话，他们倒也没反对，伸手把安全带系在了身上。事后证明如果他们没有听从这句劝告，可能今天就不能与我们同在了。
说话间，我已经开始了超车的过程。那辆40英尺的货柜车一共有gg 排轮子，巨大的轮子高至我半个多车身。和美国绝大多数延伸在旷野上的州际高速公路一样，这里的路是单向行驶，双车道。向前看去，公路笔直，无限延伸至前方的地平线。而此刻我却看不见前方。货柜车在内道行驶，车轮子溅起的巨大水花完全遮盖了我正在行驶的外道的前方视野。冲过去，我用脚尖加力踩上了油门，一排轮子两排轮子，我心里暗暗地数着，每超过一排轮子我心中都舒一口气。我知道一旦冲过最后一排轮子，我的视野便会完全开阔，那一望无际的公路就会重新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
说时迟那时快，当我的车子从货柜车最后一道轮子溅起的水浪中冲出时，我心里咯噔一下，突然地出现在我眼前的路不再是笔直地向正前方延伸，而是一条弯弯的弧线。我连忙顺着公路的弧线向左转动方向盘，准备沿着抛物线的内边前行，然而我却突然感觉到脚底的车轮在剧烈地打滑，车身并没有随方向盘转动。于是我本能地把方向盘向原来方向倒回。这一下使得车身一滑，车轮已经完全离开了路面，整个车身被高高地抛向了空中。
“完了，完了。”我只来得及从嘴中吐出这几个字，车和人都已完全失控。后来听当时正在高速公路辅路行驶的目击者布莱恩说，他那时正驾车以时速40英里的速度由西向东行驶，突然看到高速公路上，一辆白色的面包车腾空飞起。转了两个圈后，落在了高速公路右侧的凹形路肩上。
至今我还记得那辆载着我们四人的面包车坠落在地上时那重重的一震，就像一个大铁皮箱子被人从高空抛下，而我就坐在箱子里。那种失重的撞击，使我大脑剧烈地疼痛，心脏像要跳出来一样。我脑海中急速闪过一阵悔恨——是我害了大家。
实际上我们的车是在空中转了几个圈，幸运的是车还是四轮着地卡在了路边的凹形槽中。所有的车窗都已震碎，但由于是钢化玻璃，所以玻璃并没有碎落下来，只是形成了无数的裂痕，让人看不清外面的世界。所有的气囊都已弹出，车身已经扭曲。
“怎么样？怎么样？伤着没有？”我和女友高声地叫着，并全力转身向车后看去。
“我在。”后面响起制片人的老公的声音，但却没有那制片人的动静。
等我俩扭过身向后排看去时，眼前的景象把我们惊呆了——制片人位置上的安全带仍然原封不动地紧锁，人却不知去向。
“邹晴，邹晴。”我们高声叫着她的名字。
“我在这儿呢。”突然车底部传来她有气无力的声音。定睛看去，我的心难受得像撕裂一样。只见她那娇小的身体缩在座椅侧下方的阶梯处，鲜血从头顶流出，顺着脸颊不住地向下流。我用左手试图开启车门，但车门却纹丝不动，情急之下，我握紧右拳狠狠地击向玻璃窗，“哗啦”一声，早已粉碎但仍然粘连成一体的玻璃全部散落下来。我的手一阵麻辣般的疼痛，转过手背一看，星星点点全是血迹，数不清的玻璃碎碴嵌在手中。我全身忍不住打了一个激灵——那是在车窗碎落下去后灌进车内的冷风，这时我才感到车外是多么寒冷。
“Areyou alright？”（你们没事吧？）在那个没有玻璃的车窗外突然闪出一个光头白人。
“Canyou open the door for me？”（你能帮我把门打开吗？）我请求着说。
“Sure.”（当然）他从外，我从里，我们俩人抓住驾驶座的车门，奋力向外推去。“砰”的一声车门开了。我一步跳出了车外。好冷啊，我浑身发抖，牙齿禁不住地打颤。
“Sheneeds help！She needs help！”（她需要帮助！她需要帮助！）我一边叫着，一边急速绕到车的另一侧。打开门看着气息微弱，血流满面的邹晴。
那个白人看到这一切，拿出手机开始打电话。
“先上我的车吧，前边就有一个小镇，警察和救护车会马上赶到。”说着他把邹晴和我的女友挪进他的轿车，在他车里一个妇女和一个几岁大的孩子正满脸惊恐地看着这发生的一切。
“我的车装不下了，你俩在这稍等一下，警车很快就来，我先送她们去医院。”他对我和邹晴的老公说，话音未落，车已启动。
寒风中我站在车的废墟旁，心中涌现无限的懊悔——为什么要开始这趟旅行？为什么要走40号高速公路？为什么不看看天气预报，为什么要超这辆车？……现在想什么都晚了，我的行为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永久性的身心伤害。
警车很快就到了。这位带着大檐帽，酷似西部牛仔的德克萨斯州警察把我们让进警车，记录着我们对事实经过的口述。记录完，他说：“这全是驾驶员的错，你们知道吗？根据德州的交通法，在这样的天气中最高时速不能超过40英里。”
……
医院对我们四人进行了全身检查。除我们三人都是些磕碰划伤以外，不幸中的万幸，邹晴的满面血流也只是划破头皮，缝上几针便已处理完毕。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我们谁也没想到。
在医院透视检查邹晴的体内是否有积存血块时，医生发现她的小腹内有一个约两个拳头大小的阴影。“你是不是怀孕了？”医生问道。
“不可能，绝不可能。”邹晴说。
“对不起，女士，我们不能让你出院。”医生明确地说。
“为什么？”
“因为如果没有怀孕的话，你体内那个阴影就可能是肿瘤。虽然现在我们还无法断定它是良性还是恶性，但在这种情况下，不做任何处置让你离开，我们是有责任的。”
“啊？我不是美国公民，要做手术我也没带那么多钱。”
“这些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你需要留下来就医。”
后来我才了解到，这是德克萨斯州中部一个只有两万人的小镇。在小镇这所仅有的医院里没有能做这种手术的医生，但是他们按照自己的系统向上级汇报了这种情况。几个小时后，一架直升飞机就把主刀医生送到了镇上。
早晨七点钟，当制片人从朦胧中睁开双眼时，一位眉清目秀的白人医生已经出现在她的床前。
“你好，我是主刀医生David，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即将手术，现在我们正在把昨天从你身上取出的血样与血库中的同一血型血样进行匹配。因为即便是同一血型，也仍然有0.1%的概率不能匹配，因此这是我们动手术前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现在利用等待的这段时间，让我给你讲述一遍我们的手术计划。”医生的话语温和而平静，好像即将开始的不是一个剖腹手术，而是大学课堂中的一次实验。
“首先我想让你知道，你不用担心，我们同时有四个医生参与这次手术。我是主刀医生，如果在手术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使我无法继续进行手术，譬如说：体力不支、晕倒等等，我身边的助理医生会接过我的手术刀按着既定方案继续进行。其次还有一位化验医师，在切开你的腹腔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从那个肿瘤中截取一个切片，送到化验室立即化验，15分钟后即可知道化验的结果，从而判断出肿瘤的良性与恶性。在整个手术的过程中，在首都华盛顿的XX医院，还有一位医生在随时接听电话指导我的工作，他已经有218例同类手术的临床经验。”
“假如肿瘤是恶性的，我们就不得不切除你的一些器官”
“你就别跟我说要切什么了，就告诉我还能留什么吧。”制片人用微弱的声音说着，话语中充满了恐惧与无奈。
“扑哧”一声，主刀医生忍不住笑了出来：“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残酷，但我的职责要求我必须跟你讲清楚。当然如果你的肿瘤是良性的，我们就不需要切除这么多了。”
“我还想提醒你的是，在你这个年纪，假如你已经不考虑再生育的话，我们建议，不管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都将子宫切除。因为即便这次切除肿瘤，下次如果再长出来仍然有很大的概率转成恶性。”
“那我就永远不能生孩子了，是吗？”在这一时刻这个一向信誓旦旦终身不要孩子的人，突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女性对生育的渴望。
……
“请直系亲属签字。”医生冲着我们这些站在旁边的人说：“待会儿进行全身麻醉以后，我们将无法再与她交流，手术只能按既定方案进行，你们也只能在手术室外等候。”
就这样，这位北京台的制片人在她家乡万里之外的美国德克萨斯州农村的小镇医院，做了子宫切除手术，她把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永远地留在了异国他乡。
而当那个肿瘤取出时，它的体积竟有26公分×11公分大。
她没有向医院交一分钱，就完成了一个需要支付几万美元的手术。如果没有这次车祸，她还不知要到何时才能发现这个肿瘤。因为这次车祸，她还得到了保险公司数额不菲的人身伤害赔偿。这样的结局也算是有惊无险，因祸得福吧。
而对于我来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永久的教训。由于我的超速违规驾驶导致了严重的人身伤害，那辆全新的克莱斯勒的小面包车已全部报废。这家租车公司有了我的不良记录——五年之内不允许我在这家公司租车；我的驾驶记录多了一个不良的点（根据加州的交通法规，一个人记三个点就会吊销驾照）；汽车保险公司也一下将我的驾驶保险费从每年的六百多美元，升至3000美元。
然而，我却从这次车祸中看到了我幸运的一面。当时汽车在空中转了两圈，落地时竟然还能四轮落地，从而使得我们四人没有受到更多伤害，这可以算是我生命中又一次大难不死吧，是不是可以下结论说我必有后福呢？那还得从我们这次车祸时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冲上来抢救的那位白人说起。这个人名叫布莱恩·哈特曼，是好莱坞的专业制片人，正是这次戏剧性的相遇，我被他带进了梦萦已久的好莱坞。
那是在这次车祸发生之后的10个月左右，这位制片人找到了我，微笑着对我说：“今天我想跟你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
“好啊，那就说吧！”车祸之后，我们虽然经常见面，但都是家长里短的普通谈话，没有认真地洽谈过任何问题，尽管我们已对彼此的职业都有相当的了解。
“我想问问你，你觉得这世界上什么职业最诱人？”他微笑着看着我。
“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你觉得呢？”
“电影制片人，”他无比肯定地一字一句地说，“我给你讲个小情景吧。我有个邻居，是个85岁的老头，早已退休在家尽享天伦之乐。有一天他在自己的邮箱里取出一个信封，撕开信封以后看到的是一张3600美元的支票。那是20多年前他做制片人时生产的影片又在南美地区的电视台上播出了，因此，他又得到了一份他应得的酬劳。”
说实话，作为在中国影视圈工作了十多年的我，虽然也常和电影制片人打交道，但从来不敢想象这样的事情。
“后来呢？”
“后来？后来他就开始规划怎么花这个钱了呗，譬如说和他的儿子、孙子规划一次去海边的旅行。当然，在退休的日子里，他接到的可绝对不只这样一张支票。”
“我明白了，你以后也会是这样的。”我跟他开玩笑说。
“你也可以这样啊！当然前提是必须做出有生命力的好片子才行。”
“那你找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问你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成立一家影视公司。你拥有中国的资源，我拥有美国的资源，我们进行资源对接，优势互补，在国际制作方面一定能够干出一番名堂。”
他的话不禁让我想到一年前姜文来到洛杉矶在我家小住时，就跟我认真地说：“你应该干电影。”听他那话，像是我没干电影会有多大损失似的。我也曾被他说得一时心动，在美国，虽说影视不分家，但电影制作和电视制作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我曾做过很多电视节目，但要谈到制作电影却完全是外行，所以那个念头在心中一闪也就随即消失了。
“你觉得一定会有国际制作的电影项目吗？”
“好莱坞的电影制作全都是国际的。不仅市场是国际的，制作也是国际的。美国各种制片费用这么高，再加上受工会的制约，除非不得已，谁还会在美国进行制作呢？”显然他认为我这个问题太外行了，便止不住地对我说，“为什么那么多制作跑到加拿大去啊？《上海正午》你看过吧，就是成龙和你认识的那个于荣光主演的片子，讲的全都是美国的事，可外景都是在加拿大拍摄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意大利，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好莱坞制作的备选地，我觉得下一步就该选中国了，一部《卧虎藏龙》就足以让他们明白很多事情……”
“行，反正我不懂电影，你是专业人士，只要你觉得行，我就愿意跟你试一把。”我看着满脸笑容的布莱恩，止不住想起发生车祸时的情景，心想他可是当时第一个跑上来营救我们的人，夸张点说是救命恩人，别说合作共赢了，就是请求我帮忙我不也理当两肋插刀吗？
“好！告诉你，公司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Shenhart，你的姓‘沈’的拼音，我的姓Hartman中取这个hart，两个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全新的组合词，肯定没人会用过，用这个词注册时保证一次通过。”
就这样神哈特娱乐公司在洛杉矶正式成立了。虽然最初只有我们两人，但后来逐渐又融汇了一批好莱坞的专业导演和制片人，并开始了国际电影制作项目。在中国最初的电视剧制作项目中，像电视连续剧《荣誉》、《无国界行动》，包括中央电视台的环保专题片《为了地久天长》，布莱恩始终都和我打拼在第一线。
当公司有越来越多的由好莱坞“始发”的国际影视制作时，总能让我想起那份缘分——2001年的冬季，正是那场要命的车祸，使我一头闯进了闻名天下的好莱坞。
二、“因为你策划的晚会，我可受到领导的批评了”
几天以后，我接到文艺部主任的电话，他说：“就因为你策划的这台晚会，我可受到领导批评了。”
我心里一惊，难道又犯了什么政策性错误，我赶紧问：“怎么批评的？”
“部长说了，你们文艺部的人怎么回事，给体育中心做的节目这么好？文艺中心会怎么那么多晚缺少创意？”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有了美国广播电视专业的理论知识，再加上亲身经历奥斯卡颁奖典礼的经验，使得我领悟到很多这类直播节目的奥秘，于是我也一直在暗暗地摩拳擦掌，总想着机会也能实地演练一下，说句好听的就是贡献一下自己的聪明才智。
2001年秋季机会终于来了，中央电视台要直播在宁波举办的第十届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奖典礼。此次电影节也准备首次启用红地毯仪式，有关领导在听到我的经历后，特地邀我直飞宁波协助策划电视转播。
赶到宁波现场我才发现整个策划方案都已完成，各路人员都在按照既定的程序进行准备。主持人张国立、曹颖已进入到最后对词的阶段。我虽然身份是策划，但对已有策划进行大幅度修改已不可能，只能做一些亡羊补牢的工作。即便如此，我还是抱着精益求精的投入到工作中来。可以想到的是，此次工作的各项进程无一不延续着中国电视传统观念所框定的模式：欢呼的人群是组织来的中学生，喊出的话语也都是事先被导演安排好的，而现场的掌声也大多是被编导像音乐指挥那样操作出来的结果。当然由于节目的制作没有进入到良性的商业循环中，所以全部制作的经费也只有400万人民币，这种预算也极大地限制了各种创意性思维的实施。
这次仓促短暂的介入，进一步激发了我策划此类电视节目的兴趣。我转播完之后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握机会，从零开始，做一场完全符合自己策划思路的电视直播。
真正的机会终于来到！2001年底，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策划推出与中国传统体育大奖“十佳运动员”颁奖活动相对应的另一项大型体育颁奖活动——“中国体坛风云人物”颁奖盛典。他们计划运用中国第一媒体的优势，将这次颁奖典礼打造成中国体育奖顶级经典，从而在社会影响力上一举超越“十佳运动员”颁奖。这个想法刚刚出现，我就被《实话实说》的制片人推荐给了体育中心的项目执行人。于是我们签下协议，由我对这个四个小时直播节目进行整体策划。
工作一开始我就遇到重重障碍，譬如，从选择颁奖典礼场地开始，就出现了一系列让我惊讶的现实——偌大的一个北京城，当时已有27家五星级饭店，却没有一个场所能够接近我所策划的电视直播的要求。同时为了控制预算，我们也首先要从那些愿意免费提供场地，或者只收取象征性费用的饭店进行考察。最终这些饭店由于场地条件所限被我否定后，项目执行人才一咬牙说：“行，带沈老师去看一下国贸的中国大饭店吧，如果条件符合，我们再想办法协商钱的问题。”
到了中国大饭店我发现，这个当时最先进的五星级大饭店却没有任何一个场地可供电视媒体操作。如果转播车开至饭店附近进行工作，所有电线电缆只能从窗户接入，再用胶布粘在地板上。在美国，即便是30年前建造的剧场，转播车开来到，只需要在墙上寻找接线的插口即可。但在中国大饭店除了电源电线的问题，它也没有一处类似剧场形的设施。所谓能够搭建的典礼会场，只是一个地面平整的多功能厅。如果搭上领奖台，那么站在台上的人一踮脚尖就能伸手够到房顶。没有净高，那领奖人出场还能有什么气势？颁奖典礼还怎么辉煌？考察后我坚决否定了这个方案。
最后经过多次综合性评估，颁奖典礼还只能放在中央电视台一号转播厅进行，这就是那个电视观众们已经看了无数遍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等我走进现场时，发现春晚那圆形的舞美设计框架仍然主导着舞台的整体形状。
“这可不行！这种舞美格局只适合晚会，因为曲线代表着团圆、祥和与完美。而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体育颁奖典礼，主要给人以阳刚和健美，舞美不换就会失去我们创意的特色和价值。”
“沈老师，您知道要换这个框架得多少钱吗？”在我的策划中，负责人常常拿出预算不够这个杀手锏。
每当我听到此话，也只有无奈：“那你们看着办吧，该说的我都说了。”
当然在有些不那么受预算限制的原则问题上，我还是努力坚持，因为我知道如果只考虑预算，那我的工作就没任何意义。不仅对主办方没有意义，对我也没有意义，因为我这次的工作目的并不是要赚多少钱，出多大名，而是要完成心中一个夙愿。
“所有其他被邀请的媒体记者一律不得进入典礼现场。”我又发出了指令。
“沈老师，那可不行，人家媒体不干。你知道这70来家媒体很多是从全国各地跑来，到了北京你不让人进现场人家不跟你急啊？”
“你知道他们进来会是什么结果吗？长枪短炮一大堆。谁都希望拍到自己满意的照片，一群人挤在台前，电视转播还给不给舞台全景的镜头？整体的气氛还要不要保证？”
“沈老师，我明白您说的意思，可我们举办的是首届中国电视体育奖，虽然中央电视台是中国第一媒体，但是第一次办活动也需要别的媒体捧场吧！让人不高兴这场怎么能捧得好？这你不能不考虑吧？”
“我还真照顾不了那么多，由我策划这台典礼直播，第一原则就是典礼的效果。所有颁奖现场的人都是道具，都服务于这个原则。一台顶级的典礼难道不是你们希望看到的吗？关系也好，人情也罢，你们好好招待他们不就得了，当然同时也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进行采访，但是，我的原则就是典礼现场不能采访！”
其实我从心里理解这位制片人的苦衷。我也知道他为了尽可能保留我的策划位置付出了很多努力。
“那这样吧，我们把所有记者都放在梅地亚宾馆。”负责人灵光一现地说道，“好吃好喝招待着，典礼结束后用一辆大车把所有获奖人都接到梅地亚宾馆的多功能厅举行专门的新闻发布会，让他们尽情地拍照采访。”
“哎，这可不行。”我忍不住马上打断了他，“典礼一共两个多小时，结束后获奖人脸上早已没了风采，再排队坐大巴到新闻发布现场，他们的心早都凉了，效果相差太多。而且你把一帮获奖者同时放在发布会现场，记者知道该挑着谁问啊？那些被冷落获奖人怎么长时间陪坐？”
“那您说怎么办啊？”
“每一个获奖者拿到奖杯走下讲台后，就直接进入所有其他媒体的新闻发布会现场。这样不仅记者可以在第一时间采访，获奖人也可保持兴奋的神态。提问和回答一个一个来，有话则多，无话则少。典礼完成后，新闻发布会也随即完成。稿件同步发出，各方工作都实现最佳效率。”
负责人听完我这些话后说：“好吧，那咱们就在四号演播厅设立新闻发布会。按沈老师说的，让他们所有人不出央视大楼就把采访完成了。”
“你等一下。”我又伸手制止了他，“你能不能现在找个人记录下从一号厅的舞台上走到四号厅的舞台上的时间，马上告诉我。”
知道我这番话后隐藏着道理，这位制版人马上安排人测量一号厅到四号厅的步行时间。
电话打回来，单程步行要两分多钟。我说：“不行，四号厅作为新闻发布会现场的方案必须否定。因为从现有颁奖典礼的人员和程序来看，有的运动员需要重新返场，譬如说王楠既有可能获得‘年度最佳女运动员’，还完全可能和她的乒乓球队一起获得‘年度最佳团队奖’。而这两项奖的宣布间隔只有六分钟左右，假如单程要走两分多钟时间，双程就要五分多钟，万一需要她返台领奖，那不破坏了整个典礼的节奏？就说他们是运动员也不能穿着领奖礼服和高跟鞋在一号厅和四号厅之间奔跑吧？”
“那我没辙了，你说怎么办？”
“我们去现场实地看看！”
到了现场我就发现，从央视大楼门口走入，到一号演播厅之间有一处近似大厅一样的过道空间，我便说：“新闻发布会现场在这儿就挺好，每个获奖人员推开一号厅的门就进入发布会。如果需要返场，一分钟之内便可重新上台。”
“这儿行吗？这儿是空的，什么都没有。”
“搭建就行了。搭一个讲台，三五十公分高就行。台下安排几十把座椅，然后再用隔离带拉上一圈，由安保人员站在四角。”
“我跟保卫科的人说说吧，我们可从来没这么做过。”
每一个进步都要突破“以前从来没有”，就是在一次一次突破中历史得以发展，人类得以进步，艺术得到创新。经历过无数次类似上述观念的磨合，我策划的直播方案终于出炉了，整整85页纸。不夸张地说，这可能是一份在中国电视直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策划。四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它涵盖了四个不同区域的直播现场，各场的视频、音频信号双向交流。四个直播区域里还有一个动态延伸的过程，具有很多不可控制的风险，那就是在直播评委投票情景后，由保安人员专程押送的评选结果，从北京城东的北京航空饭店起步，穿越长安街，来到京西的央视大楼，再在现场嘉宾的注视下由工作人员搬上颁奖典礼的舞台，这一路的直播强化了评选的悬念，最终再由主持人公布结果。
那个时候，央视体育节目中心的工作人员缺少大型直播活动经验，虽然他们的节目中直播并不少，但全部都是对球赛的转播。通常只有球场和演播室两个区域，技术操作简单得多。所以像我这种策划，只能交给央视的文艺部执行。这个团队也是操作过无数次春晚直播的团队。
当文艺部主任接到我这套策划方案时，止不住地点头，“有意思，从来没这么做过。红地毯区域有一个大屏幕播放投票现场的情景，每一个走过红地毯的大奖提名人都可以从大屏幕上的这路信号时时看到评委对自己的投票，有意思。看着这个策划就想亲自上手演练一遍。”
此次颁奖典礼的主持人最后选定中国体育节目的元老主持宋世雄和中央电视台文艺部的第一女主持人曹颖。根据工作程序，策划人在完成策划方案后，要跟踪所有具体工作，并及时根据实际情况对原有方案进行调整。因此，典礼彩排时我也在现场全程跟踪。当时我坐在一号厅的观众席上，眼睛盯着演员们走台，刚刚在台上说完一段词的宋世雄走下台说道：“这个策划方案是谁出的？”
我以为出现了什么问题，马上迎了上去说：“宋老师是我做的，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没有！我是说这方案写得不一般啊！我主持了这么多节目，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策划。”
听到此话，我才放下了心，同时也又一次感到了满足。
严格地说，和我最初的策划方案相比，最终实现的效果也就达到了50%。因为电视是一个群体性的工作，我相信由于预算、政策、人事、观念等多方面的限制，很多像这个方案一样出色的策划很难最终被电视观众欣赏到。所以每当我听说有人在银屏前对某一档节目嗤之以鼻时，我心里就会有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你是不了解情况，真换上你做还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
当然这种种限制中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观念的限制。譬如说在这次直播彩排时，我对导演说：“一定要在主持人宣布某一奖项获奖结果前，让摄像师抓到每一个获奖提名人的特写，并且将其头像由导播切换到大屏幕上，这样观众就可以实时看到大奖揭晓前所有提名人在那一刻的表情。
但我得到的答复却是：“嘉宾也不可能提前约到现场，坐在座子上让你彩排。”
听到这话，我便不再言语，但我心里却不以为然。因为我知道这不是素质和知识的问题，而是工作态度和方法的问题。我真想和导演打个赌——你信不信，我请五个美国摄像师来，他们一个中国人都不认识，但一定能按我的要求做到。因为我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每一个椅子背上都贴好具体的人名，颁奖典礼时，嘉宾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必须对名入座。在彩排时候，只需要请一批中学生来，每人头上戴上写有具体嘉宾人名的帽子，由摄像师演练按名追索几遍特写即可。
2002年3月22日，颁奖典礼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坐在观众席中，看着这由100多人组成的整个电视制作团队所实现的各个方面的视听效果，心里默诵着由曹颖和宋世雄说出的我创作的串词，心中顿生无限感慨。因为我想到了1986年我第一次给央视撰写的那台“五一联欢晚会”。16年后，一个轮回，我重又开始为央视执笔，然而这一次我已经站在了完全不同的高度。我这个第一批美国学广播电视专业的硕士的中国大陆人终于施展了一次身手。颁奖典礼接近尾声，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所实现的效果也都让我感到无比欣慰。我心里一遍遍重复着那段让我非常满意的典礼结束语——“让我们珍藏好今夜的记忆，让我们记忆好今夜的珍藏……”
第二天一早，《北京晨报》刊登了对“首届中国体坛风云人物最佳年度男运动员”田亮的采访，标题引用了田亮的原话——“我经历了一次奥斯卡”。
几天以后，我接到文艺部主任的电话，他说：“就因为你策划的这台晚会，我可受到领导批评了。”
我心里一惊，难道又犯了什么政策性错误，我赶紧问：“怎么批评的？”
“部长说了，你们文艺部的人怎么回事，给体育中心做的节目这么好？文艺中心怎么那么多晚会缺少创意？”
这不是表扬吗，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哎，沈啊！”他总是用这样特别的称呼叫我，“我给你打电话的意思是想告诉你，下边‘星光奖’颁奖典礼又上来了。我们还没开始策划，你要不要再练一把？我这么说吧，你要愿意的话，颁奖典礼这样的晚会，我可以一个月给你排一个，让你成为这行的专业户。”
“哎哟，谢谢您了！我还得马上回美国。”我婉言拒绝了，因为这一次的经历虽然给了我一份难得的满足，但也同时足以让我清楚电视工作既是一个如此群体化的劳动，同时地要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制约，再多精彩的个人想法也只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纵使我有再多美好的创意，其实施过程也绝不能带给我自己所期望的那种轻松。
三、如何花上美国基金会的钱
两周之内我就得到了答复——所申请的资金全部批准。这不禁使我欣喜若狂。因为我这次实践的成功不仅能够把这个电视片拍好从而使世界先进的环保理念在中国传播，而且为资金匮乏的中国影视机构开辟了一条国际制作资金的解决方案，前景不可限量。
2006年，有两则关于基金会的消息，引起美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关注，第一则是比尔·盖茨辞职的事情。这位正当人生年富力强之际的世界首富，从自己创办的微软帝国辞去一切职务，全职经营他的基金会，这无异于在传达着一句大实话：这辈子我不想再操心挣钱这事了，就让我全心全意把这些钱花好吧。第二则是关于世界第二富翁——股神巴菲特捐款的消息。他将自己财产的85%，大约370亿美元捐给比尔·盖茨基金会。这个数字令人震惊，它超过世界上很多小国整个国家的年产值。而这种胸怀更令人感慨，巴菲特也无异于在说这样一句大实话：我挣的这些钱都归你花，这些钱在使用时也都用你盖茨的名字。
一时间，原本就是世界第一大基金会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加上巴菲特的捐款，就更加成为全世界基金会中无人企及的巨无霸。而由于比尔·盖茨本人的加入，这个基金会的声誉也更加如日中天。按照常规计算，这个基金会每年应该有30亿美元左右捐赠出去，可以想见要有一个多少人的庞大机构每天的工作才能把这笔钱按照他们的理念花完。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一系列消息是基金会主席比尔·盖茨在美国的新闻发布会以及对亚洲、非洲其他国家的连续出访。
是的，660亿美元的巨资仍然归比尔·盖茨掌控，但是它已不再是某个人的私有财产。虽然它要按照比尔·盖茨基金会的理念花费，但这钱已经属于全世界。无论是非洲的艾滋病儿童，还是亚洲的贫困学生，他们的人生都将可能由于这笔基金的使用而改天换日。
美国两百多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数不清的富翁，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再加上相关法律和政策的作用使得他们创造了数不清的基金会。但我们大部分人却不知道，这些基金会中有很多钱可以和我们的个人生活相关。
美国人的意识在很多时候是无国界的，这种无国界自然也反映到基金会资金的使用中。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美国基金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程度仍然相当有限。2000年我在一次调研中发现总共6000多家美国基金会，其中对中国人开放的只有300多个。与此相比，菲律宾却能使用超过1000个美国基金会的资金。当然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各项政策逐步与国际接轨，正有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开放给中国人使用。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个领域里，目前中国即将进入到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现在的问题不是美国对中国开放的基金会太少，而是懂得如何申请美国基金会基金的人才太少。所以，我愿在此将我亲身的成功经验拿来与大家分享，期待能有更多的同胞们了解个中奥秘，进而运作到更多的资金为国人服务。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有人开始研究美国基金会的申请，但那些基金会都大多是资助给赴美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几乎听不到任何超出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基金的使用。到90年代，又有一批批中国艺术家从美国基金会中受益，姜文、张元等人的美国之行都属此列。但这种情况大多是基金会或美国大使馆的相关机构主动找上门来，指名道姓地邀请有关单位或个人填表申请。这种情况还在延续，譬如福特基金会主动拿出20万人民币奖励山东威海农民保护野生天鹅的义举。
但我这里要讲的是我们自己主动出击，进入美国本国运作，挖掘更多甚至是无人光顾但连年累积的资金，从而造福于中国人民。
1999年，在旧金山中国民间灯会经营失败后，我就在房莉旁卿家族的公司工作，这是旧金山当地一家以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为主的公司。在工作中，我了解到有一家Goldman Fund（高德曼基金会）。这家基金会源自美国著名的牛仔裤品牌李维斯。到1999年时，基金会每年都有3400万美元支出。环境保护是这家基金会的核心理念。因此，他们每年都举办一次环保人士的颁奖典礼。奖金总额高达100万美元，每年他们都从各大洲选出一个有代表性的平民环保卫士，把他们的事迹拍成短片，并邀请他们到旧金山的基金会总部参加隆重的授奖仪式。
无论是辛劳一生坚持挖掘草药为人类治病的非洲医生，还是因为披露大型生物公司给奶牛注射荷尔蒙刺激奶牛产奶的美国记者，几乎每一个获奖者都来自一般阶层。无论身处哪个领域，他们都用自己的生命谱写着一曲曲环境保护的壮丽诗篇。我觉得这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新闻选题。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环境保护意识还相对落后，很多国际先进的环保理念都有待在中国传播。于是我找到基金会负责人，与他洽谈，“假如我来制作一档电视节目，能把这些获奖人的环保理念在中国进行传播，你们愿不愿意提供一些资助？”
“可以考虑。你得写一份文字的proposal（申请报告）。在今年资金申请的截至日前交到我们办公室，再由我们董事会进行审核，大约三到四周的时间就会给你答复。”
听到这话我非常兴奋，因为我知道假如这条路走通，那很多带有公益性的电视节目制作就可以获得美国基金会的赞助。这在公益电视节目经费匮乏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于是我回去向公司董事长房莉旁卿汇报了此事。她当即做出决定：“你可以单独立项，专门负责此事运作。”
我找来资料，首先对该基金会的理念、资金状况和申请程序进行了详细的了解，我发现这家基金会虽然每年都有大约3400万美元左右的费用支出，但他们大部分的资助项目都是年复一年按期进行的，这些固定支出外的可用于全新立项的资金也不很多，但要跨国制作几档电视节目还是绰绰有余。
这回我算是真正发挥了在伊利诺军大学广播电视专业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我做出了这个电视节目的制作预算，确定了中国能够播出的媒体，预计了播出时段和收视率，最后还阐述了这个节目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五个工作日内我就将这份报告交到了Goldman基金会的项目申请受理人手中。
两周之内我就得到了答复——所申请的资金全部批准。这使我禁不住欣喜若狂。这次实践的成功不仅能够把这个电视片拍好从而使世界先进的环保理念在中国传播，而且为资金匮乏的中国影视机构开辟了一条筹措国际制作资金的渠道，前景不可估量。
根据该基金会的规则，鉴于我公司没有任何使用这类资金的记录，批准的款项不能直接转入我的公司，而是一次性全部汇往常年与该基金会合作的当地一家媒体公司。这家公司拿着我的申请报告，监督执行电视片的每一个制作环节，并分期支付相应的费用。
这将是一部30分钟长度的专题片，基金会除了提供现金资助外，同时向我提供他们在六大洲拍摄的环保获奖人的影像资料，从而为我们的专题片提供了进一步的保证。
随后的日子里，我一人身兼数职，制片、导演、撰稿、解说等，全方位展开了紧张的工作。
环保颁奖典礼举行时，六大洲的获奖人齐聚旧金山，我从中国组织了摄制组进行现场拍摄。当年不拘一格聘用我作为央视“五一联欢晚会”撰稿人的刘润晴导演又被我聘到美国现场。我的这部环保片最后被定名为《为了天长地久》，制作后成功地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当我把专题片和收视率的统计资料一起交回到监督我工作的媒体公司时，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评介。他们的负责人专门为此项目的完成给Goldman基金会写了一份鉴定。我想这回可能有戏了，由于他们的颁奖典礼年年进行，所以我的电视资金申请可能也会年年批复。
果不其然，这项环保专题片的国际电视制作在Goldman基金会的支持下，连续进行了三年。第一年时我仍然在旧金山房莉旁卿的公司打工，此项目作为单独立项，由我主持。第二、第三年时这个环保专题片的制作已经成为我和布莱恩在洛杉矶所创办的神哈特娱乐公司的保留运作项目。这个跨国、跨年度项目的成功运作，极大地增加了我对美国基金会的了解，开创了我运作此类资金的先河，奠定了我跨国影视制作的坚定基础。
从当年我自己成立中美文化艺术交流基金会（由于灯会运作的夭折，使得这一完全注册好的基金会没能正式开展运作）到成功运作美国基金会进行国际制片，我像登山运动员一样获得了登顶后的视野——美国现有基金会的资金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的矿藏，我们需要全力磨炼的就是挖掘这种矿藏的技能。
四、策划中美电影节
在出席嘉宾方面可以说奥斯卡大腕云集，给我们电影节增光添彩——
《英国病人》的制片人，《撞车》的制片人，《星球大战》的音效师等等闪烁奥斯卡之光的好莱坞大腕们纷纷亮相。中美电影人士欢聚在好莱坞导演工会总部，觥筹交错之际一片笑语欢声。
中国电影的发展经历了百年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从《黄土地》的惊艳亮相之后就一直广受国际专业人士的关注，尤其是在看重艺术人文价值的欧洲各大电影节上。到90年代初期，中国年轻一代的导演们更是出尽了风头，从法国的戛纳到德国的柏林，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到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陈凯歌、张艺谋、姜文、吴子牛，包括后来的第六代电影导演们，屡次斩获各项电影节大奖。一时间，中国电影已成为世界电影乐园中不可或缺的奇葩。
然而在美国这个最大的世界电影市场里，普通观众却很少有机会看到中国电影。在欧洲斩获各项大奖的中国导演们一次次冲击奥斯卡，但都无一例外地铩羽而归。圣当斯电影节、夏威夷电影节，中国电影似乎只能在不受美国主流追捧的一些中小型电影节上摘金揽银。2001年《卧虎藏龙》冲击奥斯卡成功，虽然它是由在美国受教育的华人导演李安执导，但影片所包含的各项中国元素吸引了许多欢众；创下的美国电影院线的票房纪录是惊人的。截至到2001年7月，这部以好莱坞标准看只能算小制作的故事片，在北美地区票房总收入超过了1.28亿美元，这给所有中国电影人带来了无限的信心和希望。专业人士纷纷摩拳擦掌，不停地寻找时机，准备到美国市场上来分一杯羹。
然而美国的电影市场却非常玄妙，好莱坞生产的电影在世界各地的电影市场几乎都能长驱直入，所向披靡。然而外国的电影制作，不要说中国，就连欧洲制作的电影都很难打进铁板一块的美国市场。
我知道这里除了电影本身的质量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北美地区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商业化市场，进入院线推广所需的资金常常都在2000万美元以上。这使得那些制作成本本身就低于2000万美元的电影就很难获得相应的资金用于发行。同时由于历史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电影太不为美国人了解。在美国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平台，能够不断地展示并彰显中国的魅力。
然而，不管中国电影进入美国有多难，中国电影业内人士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努力却从未懈怠过。
2005年，一位来自中国的加拿大华人找到了洛杉矶当地著名的媒体集团总裁苏彦韬，共同商议于中国电影诞生百年之际，在洛杉矶地区举办“好莱坞中国电影节”。
这次电影节的开展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亲自率队出席，使得好莱坞一瞬间吹来中国电影的清新之风。
2006年11月，好莱坞中国电影节在两位创办人的努力下再度举办。这一次规模大大超过上届。在苏彦韬先生的努力下，美国主流社会的一批赞助商开始为这个国际艺术活动提供支持，这使得主办方愈发看到了这个电影节不断走向成功的希望。
然而在2006年的举办工作中，两位创办人在经营理念上发生了分歧。那位加拿大华侨不愿再与别人合办，而作为电影节共同主席的苏彦韬已认定电影节是一件于国于民于电影都有利的好事，值得倾注全力办好。既然理念不同，不如各行其道。
2007年，苏彦韬找到了我，邀请我一起主办好莱坞的这个电影节。为了在名称上不与以前的那个电影节相混淆，他重新定了名称，这就是今天的“中美电影节”。
在苏先生最初向我提起举办电影节的想法时，我毫不犹豫拟就同意了。因为他触动了我久藏在心底的那根神经。在这个时代，在世界电影大本营好莱坞搭建一个中国电影展示的平台，创造中美高端影人交流的机会，如果做得好将能开创一段全新的历史。如果一年一度地举办下去，它对中国电影发展的意义，甚至在电影之外对于美国人了解中国文化艺术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自1983年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时爱上电影以来，逐步累积起各方中国电影的资源。在2001年和哈特曼创办神哈特娱乐公司后，更是深入了解了很多影视制作的规律，也积累了一些可以用以投入的资金。而苏彦韬在此之前又已经与我有过其他项目的成功合作，因此，此时与他共同举办电影节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
为了保持经营的独立性，我们商定不接受任何其他资本的投入，所需资金完全由我们两家私人公司自筹。
大局已定，我们便分别投入到各项准备工作中。
关于电影节的定位和发展，我执笔拟定了电影节举办的四项宗旨：一，推动中美电影及电影人的交流；二，弘扬中国文化，保护中国文化遗产；三，鼓励各项电影创新；四，服务美国当地社区。
苏彦韬为2007中美电影节开幕式的举行确定了理想的场所——世界电影人朝圣之地美国电影导演工会总部。这里是好莱坞影人顶级的聚会场所，从场租到人工，这里的各项费用都很高昂，但为了确保中美电影节的形象，并使中美影人的交流达到最佳效果，苏彦韬出资早早地就把工会大楼的前厅和大放映室包了下来。在这座大楼前我们将举办电影节的红地毯仪式，也就是说所有中国的被邀嘉宾都将和美国好莱坞的顶级大腕一起，踩着红地毯步入美国导演工会大楼。这一策划极具历史象征意义。进入大厅后就是鸡尾酒会现场，中美影人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在此举杯相庆、开心交流，随后所有嘉宾被请进大楼内的大放映厅举行开幕式及颁奖典礼，典礼之后即是开幕式影片的放映。
2007年中美电影节开幕前期，一切程序都已准备妥当，苏彦韬的鹰龙集团却突然接到导演工会打来的电话，告知有另外一家机构准备在电影节开幕式当天租下导演工会大楼的那个小放映厅。根据以前双方签署的租赁协议，导演工会此时有责任事先通知鹰龙集团。这个消息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意外，这个神秘的承租人究竟来自何方？在此时包下另一影厅到底是有意之为还是无心之作？如果让他们把这个影厅包走，那在我们的盛会进行期间还要有另外一队人马在此合法出入，这无论如何会使我们电影节的纯洁气氛大打折扣。苏彦韬没有多想就答复了导演工会，“我们出同样的价格包下那个影厅，请你们回复那家单位。”中美电影节开幕式的正常进行不能受到任何影响。虽然又多支出了一笔计划外的费用，但它所提供的保障却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事后看来，这无疑是个英明的决定。
为了表彰参加中美电影节的作品和电影人，我们决定设置“中美电影节”大奖，这项奖叫什么名字呢？以代表中国民族特色的茉莉花为核心的“茉莉花”？还是曾被提为国花的“牡丹花”？组委会的人考虑了很多方案都不满意，最终苏彦韬先生提出：“叫‘金天使奖’怎么样？”洛杉矶是天使之城，这一创意得到了组委会所有人士的一致赞同。
为艺术地体现“金天使”的内涵，我特地找来国际设计高手沈跃生进行奖杯设计。沈跃生可以说是中国设计界的鬼才，从平面到雕塑，从舞台美术到游行花车，他的设计所到之处总能赢得各界专业人士的好评。中国业内人士或许还记得全国第一届人像雕塑展一等奖获奖作品，那座体现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一个普通士兵与一个女护士情感的作品《吻》，就出自他手。2003年洛杉矶百年历史的玫瑰花车游行，中国彩车的获奖设计也是他的杰作。
果真，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当他把设计样稿交给我时，我止不住从心里暗暗地赞叹。这个曾经被其他设计人员认为是难题的奖杯设计，经他创作竟然是鬼斧神工，浑然天成——黑色水晶打造的奖杯底盘象征着黑色土壤，土壤上诞生出的金色电影胶片螺旋式上升象征着电影事业的腾飞。胶片之上是两扇金色的翅膀，代表着天使之翼，两个翅膀之间环抱着一个透明的水晶球，上面用中英文的黑体书写着“中美电影节”。从正面看去，由于水晶体的透明，使人看到天使两翼中间“虚怀若谷”，但水晶体上的黑字“中美电影节”却能赫然在目，寓意我们的电影节将作为中美交流的天使，植根于黑色的土壤，并在电影事业的腾飞中熠熠生辉。
奖杯的高度、重量，全部与奥斯卡奖的小金人相同，整个杯身由红铜打制，外镀24k纯金。那螺旋上升的电影胶片恰好形成一个不到两拳长的弧线体，便于获奖人单手攥住，并把奖杯高高举起。看着这精美绝伦的设计，我心中暗想我们的电影节要办到国际顶级水准还需多年的打造，但奖杯的设计却已经一步到位了。
在确定电影节开幕式影片一事上，我和苏彦韬主席都费尽了脑筋。在最终确定片目之前已有包括《上海红美丽》等若干部影片的导演明确表示，希望自己的影片能够作为我们“中美电影节”的开幕式首映。我们也知道，对于首届“中美电影节”来讲，开幕式影片至关重要。它不仅体现着一个电影节选片的理念，而且将是打造电影节的市场影响力的最好时机。如果影片知名，电影节的关注度也会随之升高。除了影片的知名度外，还有诸多相关问题要综合考虑。按照国际电影节的惯例，无论哪部片子当选，该片的主创就应该光临现场，没有靓丽的明星，电影节的势头也自然黯淡无光。在我们对上百部影片的精挑细选之后，姜文的新作，10月份刚刚在中国首映的《太阳照常升起》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不仅仅因为它是姜文自影片《鬼子来了》之后执导的第一部电影，而且影片的叙事方式奇特，一进院线就引来多方争议，说好者认为该片是难得的艺术佳作，说坏者则把此片骂得一文不值。
选择这部影片做“中美电影节”的开幕式影片还藏着我心中一个小小的秘密。因为姜文不仅是我二十多年的好友，而且正是七年前他在我家中说的一句话，“你应该做电影”奠定了我从事电影事业的基础，所以让《太阳照常升起》作为我们电影节的开幕展映对我来讲无疑是最完美的选择。
决定做出之后，距离开幕式只有不到20天的时间，组委会人员紧急与《太阳照常升起》的制片公司联系，与此同时我也在京紧急地为姜文、周韵和该电影的制片人办理签证——我与姜文说妥，为支持“中美电影节”，他将率领主创人员一起飞赴洛杉矶出席开幕式。
今日的姜文已不再是那个11年前睡我家地毯的姜文，根据经纪公司的原则，他的出行、住宿等等都有一系列的硬性标准。这自然给我们两家主办公司带来一笔额外的花费。而为了筹办这个电影节，鹰龙集团和我的神哈特娱乐公司都已有不少支出。当姜文听说此事时便大度地说：“你们自己出钱办电影节不容易，我找了另一个请我去美国的人，让他也来承担一部分费用。”
明星就是明星，姜文的光临为我们电影节带来了极大的人气，而他在每一处的言谈举止也都让人领教了什么叫与众不同——
为使嘉宾感受到电影节给予的隆重规格，主席苏彦韬特地为姜文准备了从洛杉矶机场下机开始的特别礼仪——警车开道一直将他护送到新闻发布会现场。在警车前姜文却停下了脚步，对着在现场负责接待的我的助理说：“坐警车我不习惯，你就让他在前面开道，我还是坐你的车吧。”
当他步入欢迎酒会现场，超过500位嘉宾的酒会现场立刻引起一阵骚动。大家纷纷停止用餐，站起身来注视着姜文，有些人甚至跑上前去与他握手寒暄。见到此景，主持人随即宣布：“请姜文上台来给大家讲话。”姜文一看不好推脱，便走上讲台拿起了麦克风，“我想说的是大家都尽兴地吃吧。”
在颁奖典礼上他被安排给孙周导演颁奖，按照惯例颁奖嘉宾在颁奖前都忍不住说上两句。轮到姜文，大家自然更是期待他的发言，但当他接过话筒时却说：“刚才孙周导演跟我说了，颁奖嘉宾说话过多，使得领奖嘉宾没时间说话，所以现在我不发言，把说话的时间留给他。”随即手一挥把麦克风让给了孙周。
在《太阳照常升起》正式放映前，主持人请他给观众说上两句，他却说：“导演不是用语言和观众交流的，而是用他创作的电影说话。大家还是看电影吧。”
电影节期间，我在家里举办了盛大的私人party，姜文自然是重要的嘉宾。当他走进这间七年前他曾经居住的房子时，立刻被一群七年前就曾与他在我家欢聚的朋友们围住。寒暄过后大家就谈起了上次他在我家炒辣椒的情景，说到此他站起身来对众人问道：“想吃吗？想吃我就再给你们做。”于是他“故伎重演”，走进厨房，系好围裙，拿起刀，又把那炒辣椒的绝活重演了一遍，引得一些人止不住地感叹和欢呼。
饭后，他随意地坐在我家的沙发上。顷刻之间，他的身边就里三层外三层，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大家像教徒听讲《圣经》一样，认真地听他讲述自己的电影理念。在有人说看不懂他的新作《太阳照常升起》时，我从他的话中听说，他从来不想跟观众对着干，只是想努力表达一个真实的自己。如果有人说不喜欢他做的这道风味菜，就喜欢吃大众化的方便面，那他也会做。”
他认为，电影没有哪个对哪个错，只有哪个你喜欢，哪个你不喜欢，还有哪个你习惯，哪个你不习惯。有人说看不懂《太阳照常升起》，无非是这部电影没有用一种他习惯的方式进行叙述。
关于什么才是生活中的真实？他也隔心了大家的想法，他还举例说到，这趟来美国参加电影节，电影节组委会有一个记录，他下飞机的第一天出席了欢迎酒会，第二天出席了颁奖典礼，第三天出席了沈群家的party，第四天又在洛杉矶见了他的朋友某某。可是假如多少天后回到中国，有人问他去电影节都干了什么？他可能第一个先想起来的是在沈群家见到了李功达的闺女李盈钟。第二个是一帮朋友都在开幕式上看了他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第三个是他给孙周颁奖，整个顺序与那客观的记录完全不同，但也不能说这个记忆是不真实的。”
我想，假如观众能够从姜文说的这种主观真实性去思考《太阳照常升起》的叙事方式，恐怕就谈不到什么看不懂了。而这种主观真实绝不仅仅属于姜文自己，它属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作为电影观众，永远凭借自己已有习惯去看待一种艺术的话，是不是我们很多艺术都不可能发展到今天？想想毕加索，那些把立体的透视挪到同一个平面上的作品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看着那些亲切地围着姜文而座的比我年龄低上一轮的青年男女，我心里暗想，你们不知道吧，其实我也是姜文的粉丝。
艺术是没有国界的，姜文的粉丝也绝不仅仅是中国人。记得那是在开幕式的当天，好莱坞的嘉宾高朋满座，其中就有专门冲着姜文来的，例如已故的《英国病人》导演明格拉，这位赢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大腕，当年就携妻子专门来观赏《太阳照常升起》。
现在看来，当初选择《太阳照常升起》作为中美电影节开幕式影片真是一个明智之举。这绝不仅仅是因为姜文之于我个人的特殊意义，就是从电影节本身出发，这部有创新意义的作品也极端完美地符合了“中美电影节”的四项宗旨：第一，它极大地促进了中美电影及电影人的交流；第二，它弘扬了中国的文化理念；第三，它在电影的叙事和悬念的铺设上具有全新的突破；第四，它服务于社区——哪里还有一部电影能引来这么多热爱电影和电影导演的美国当地观众呢？
当然，本届电影节的成功绝不仅仅是姜文这一个因素，可以说在嘉宾邀请上，苏彦韬和我都很好地调动起了多年累积的社会资源。在中国大陆方面除了姜文以外，我的好友孙周也应邀前来，他近年创作的电影颇受欧美观众的关注。2000年，《漂亮妈妈》就作为代表中国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评选而来到美国，并颇受好评，同时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电影节上荣获大奖。随后创作的由巩俐、梁家辉和孙红雷主演的《周渔的火车》在美国十几所城市的艺术院线上演，更是为美国数十家主流媒体所褒奖。
因此这次为奖励孙周导演在中美交流中所作的贡献，由电影节主席苏彦韬提议，组委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授予孙周“中美文化交流金天使奖”。
还有一位中国嘉宾就是集明星、导演、制片人于一身的我的好友于荣光，凭借当年上演的电视连续剧《狼毒花》，他的形象在祖国的大江南北着实地火了一把，据说累计收看此片的电视观众达五亿人次。很多人都以为于荣光是香港的武打演员，其实他是地道北京人。他从小作为京剧班的武生演员活跃在北京的舞台，80年代初期被香港导演徐小明相中，出演电影《木棉袈裟》，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在香港一部接一部地演了起来。他与几乎所有香港的顶级明星都有过精彩的对手戏，男星里面包括成龙、李连杰、甄子丹，女星里面更有林青霞、王祖贤等等。
然而那些作品只是于荣光在中国取得的成绩，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于荣光在美国也颇有人缘。多少年来，只有为数极少的中国大陆影星主演的电影能够进入美国主流院线，取得良好票房成绩的更是凤毛麟角。而于荣光却是少有的另类，2001年，成龙主演的《上海正午》，片中成龙主要与他对打，该片票房达到9927万美元。2002年，袁和平导演的武打片《铁猴子》由米拉麦克斯公司推入美国B类院线，曾经取得单周平均每块屏幕票房统计第二名，片中的男一号铁猴子就是由于荣光饰演。
姜文、孙周、于荣光三位好友的光临，使得中美电影节的“中”字大放异彩。当然组委会也为三人做了特定的活动——姜文的影片作为开幕式的展映；孙周的《漂亮妈妈》被放入美国知名电影院校圣莫妮卡学院进行与美国电影专业师生的交流和研讨；对于荣光，组委会的安排更是独树一帜，鉴于他近年来一直关注慈善，回馈社会，组委会请来了联合国的相关机构，授予他联合国该机构慈善大使的头衔。
由于中美电影节的举办地在好莱坞，所以美方的阵容更是华彩夺目，鉴于鹰龙集团多年来在美国主流社会累积的各方信誉，美国政界、商界对中美电影节的贺信接连不断。从总统小布什到州长施瓦辛格，从福克斯电影公司到派拉蒙电影集团，几十封洋溢着赞美之词的祝贺信整整印满了电影节画册的两个整版。华美银行成为电影节的主赞助商，轩尼诗赞助了鸡尾酒会，宾利汽车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也都给予赞助。在美国很少有一个民间举办的文化活动能得到如此众多的高层效应。
在出席嘉宾方面也做到了奥斯卡大腕云集，我们电影节增光添彩——
《英国病人》的制片人，《撞车》的制片人，《星球大战》的音效师等等闪烁奥斯卡之光的好莱坞大腕们纷纷亮相。中美电影人士欢聚在好莱坞导演工会大厅，觥筹交错之际一片笑语欢声。
电影节闭幕之际，我们组委会的负责人进行盘点，共计有34部中外影片进行了不同形式的100个场次的展映，受到了各方人士的热烈反响。虽然以专业眼光来看，“中美电影节”还有很多可以进一步提高的地方，但毫无疑问，这个历史的业绩已经完成——在所有各方人士的积极努力下，一个搭建在好莱坞的中国电影展示交流平台已经出现。
2008年，中美电影节更跃上了一级新的台阶，参映的中外影片达到45部，放映的电影场次达到了150场，美国总统布什和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赵实再次写来贺信。开幕式的现场，更有多位奥斯卡超级大腕登台，包括《狮子王》的音效，《与狼共舞》、《沉默的羔羊》的制片人，《超人》的发行商，《教父》和《百万宝贝》的制片人等等都作为好莱坞嘉宾亲临现场。盘点一下，由这些嘉宾捧回的奥斯卡小金人的影片就有30余部。
“中美电影节”已成为大中华圈以外，中国人举办的规模最大的电影节，成为了在好莱坞搭建起的中美电影展示的超级平台。截止2009年11月，在google检索“中美电影节”，可以出现一千万个词条，在CCTV.com上面可以看到它的官方网站，在神哈特娱乐公司的网站上还可以看到包括刘佩琦、姜武、杨亚洲等很多中国电影人的贺词——“中美电影节为中美电影喝彩，中美电影节为中美电影人加油！”
五、姜文、王朔和白宫女助理
说起姜文，我的美国生活中有一大堆关于他的轶事。
1997年，王朔在美国居留的最长一段时间就住在我洛杉矶的家里。当时我家里的房子属于典型的洛杉矶居民房，有树木，有前后院，有游泳池，颇符合中国概念里的“别墅”。偌大的一座三室两厅的宅子，平时就我们两个人居住。
那时，正赶上王朔的新书《玩的就是心跳》的英文译本在美国出版，被《纽约时报》誉为“现代恐怖小说大师”的美国畅销书作家斯蒂芬·金为该书撰写了序言。针对新书的上市推广，出版公司计划举办一场新闻发布会，并邀请了几十家美国主流媒体参加。王朔听说此事后却颇不以为然，他肯定地告诉主办单位：“我不去。两三个人还可以谈，几十个人在一起还怎么谈啊。我觉得那不是谈书的场合。”听说此事后我心中暗想，王朔这个人可真了不得，这么大的机构举办的这么重要的新闻发布会，这是在美国一举成名的多好机会啊，多少作家都求之不得的事情。可王朔够牛，他觉得不对的事，说不待见就不待见。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和王朔在家里边看电视边聊天。
“姜文到洛杉矶了你知道吗？我和他有日子没见了。”王朔说。
“我知道，我也很久没见他了。我们也没有他在美国的电话，只有等他给我们打了。我记得我给过他我的电话，等他来吧！”
就在我俩说话的空当儿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我赶忙去接。
“你好，我是总统的特别助理。要安排一项特别的总统接见。”对方是个女性，讲着一口标准、流利的美式英语。
听到这话，我突然心跳加快赶紧问：“您有什么事？”因为以前从没接过这种身份的人打来的电话，所以一下子脑袋有点儿蒙了。
“克林顿总统明天早上九点到达洛杉矶，准备在洛杉矶市的议会厅接见几个人。听说中国著名作家王朔在洛杉矶，克林顿总统特地在下午两点给他预留了一个20分钟的会面时间，请您转达。”
“您请稍等。”我用手捂住话筒，快速地把“总统助理”的话给王朔翻译了一遍。王朔愣住了，转而想了想说：“不可能！”
“请问您方不方便留下电话号码？”我对电话那头说。
“可以，不过我现在需要与王朔先生确认一下。原则上讲总统的会面至少要提前24小时确认，现在离预定时间还差17个小时，这已经是特例了。如果一个小时内还不能与当事人确认，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告诉你，明天的总统接见只能取消。”女助理说话措辞严谨，滴水不漏。
“好，好，请您稍等一下。”我又把“女助理”的话转述给王朔，并加以补充道：“这个人说话的语调，用词可跟白宫的人员一模一样，根据我在美国生活八年的经验和对白宫情况的了解，这事应该不会有假。”
“为什么呀？为什么要见我啊？怎么就想到见我了？”王朔的疑问中带着不屑。
“会不会是你的新书出版引起了总统的关注？”
王朔停了一会儿，狡诘地笑道：“估计是姜文搞的鬼吧。”
我还是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不管怎样还是小心为妙，再说姜文怎么会认识英文说得那么地道的人呢？
“反正你就告诉她我不去。”王朔很坚定地说。
“对不起，王朔说他要再考虑考虑。”
“我想确认一下你是否完全转达了我的话，如果传达有误那就是你的责任。”电话那头的话语软中有硬。
“那您留下一个电话号码吧，我会让他尽快给你回话。”
对方留下的是一个当地的手机号。挂了电话我还是觉得这事蹊跷，便与王朔一起分析着各种可能性。
“没事，你就等着谜底揭晓吧。”王朔显得异常轻松。
话还没说完，就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出现在门口的是一位女士，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她先说道：“我是美国总统的特别助理，根据我们的调查，刚才接电话的就是你这里，说明王朔也就在你家，我现在要见他。”
听到这话，我和王朔都有点儿傻眼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正在这时，院门外突然传来一阵男人的大笑声：“是谁啊，这么牛，连美国总统召见都不见。”
说话间，就见姜文与一帮人前呼后拥地走了进来。
那一天，恰是愚人节。
姜文睡客厅地板
由于我和姜文都已多日不见，所以一见面就聊个没完。当然话题不管到哪儿，都还要回到电影创作上来。姜文问王朔：“在什么情况下，你会成为我这个选题的编剧？”王朔说：“这个简单，就是不管前面谁写了这个故事，也不管你给他多少名誉、金钱，只要我开始接手，不能再有别人干涉。”姜文说：“了然！”不同时代姜文总有不同的习惯用语，当时姜文的口头禅就是“了然”。
那天我们一直聊到很晚。因为我家前院只有两个卧室，我和王朔每人住一间。所以我建议姜文睡到后院的卧室。姜文一听就不愿意了，“干嘛让我住得离你们那么远啊？”
“那怎么办啊？前院就这两个卧室，你总不至于要和我们同床吧？”我试图说服他。
“这儿不就挺好吗？”姜文指指客厅的地板，“我看这儿就不错，你在这儿给我铺好，我就睡这儿了。”
于是我在客厅的地毯上给他铺好了被褥，姜文就在客厅的地毯上睡了一晚。
姜文“冒充”自己给影迷签名
由于前一天晚上聊天时间过长，起床后我们三人都倍感疲惫，于是就决定去一家泰式按摩店做按摩。我了解这家店里的技师大部分都是亚洲人，而且还有不少中国人。
为方便聊天，我们三人要了一间三人大屋，躺在床上后，三名女技师便卖力地工作起来。我们仍然继续昨晚的话题，我问姜文：“姜文，你当初为什么要那样处理《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个……”
我的话刚一出口，姜文就打断我说：“你才姜文呢！”
我马上明白过来，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在公开场合姜文总是不想让人知道他是谁，省得惹来一系列麻烦。于是我就此打住赶紧转换话题。
三位女技师也没插话，直到按摩顺利做完也没有人来骚扰，我也就忘了这小小的插曲。没想到就在我们三人换好衣服走至前厅结账时，面前的场景把我惊呆了——大厅里整齐地站了两排女服务员，她们每人拿着一支笔，一个笔记本，拦在门口，等着要姜文的签名。
其中一个刚才为我们按摩的技师妩媚地一笑：“姜大哥，给我们签个名吧。”
姜文脱口说道：“我有那么像姜文吗，怎么这么多人都把我当姜文啊？”
两排女服务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嘻嘻地笑着却丝毫没有要放弃签名的样子。
“既然大家都觉得你是姜文，你就替姜文签了吧。”我说。
姜文看了看这阵势说：“那好吧！我就签了，字不像姜文的你们可别怪我啊！”
我和王朔站在一边看着这风景。姜文一边签着，一边还不停地说着：“你说这招谁惹谁了？长得像一名人多麻烦，都到了美国还是一样。哎——你们不找他俩签名才冤呢，他俩都比我有名。”
姜文的亲和力
我在洛杉矶的家被有些人称为中国的影视之家。因为中国影视圈的人来到洛杉矶大多会来我家落脚，除了姜文和王朔以外，还包括孙周、刘佩琦、姜武和于荣光等等，加起来得有四五十人。中国大陆有朋友来了，我家就经常举办party，每次都能是几十人聚到一起，每个人带一个菜大家一起吃。而且在美国开party，被邀请的人想要带朋友来时通常事先和主人打个招呼就可以。但到我家来好像这个程序也免了，约的是一个人，等到开门时常常发现被邀请人还带着几个陌生的面孔。
这次赶上姜文来，party自然是不可少的。而有姜文的party就一定有故事，这次也不例外。
那天的party，当客人都到齐了，我开始做饭时才发现家里的酱油用完了，就赶紧出去买酱油。回来时发现家门不知道被谁给锁上了，我就“咚咚咚”敲门，结果门打开后出现的是一张陌生的面孔，她看我手里拿着一瓶酱油站在门口，很诧异地问我：“你找谁啊？”
我一愣，“我谁也不找，我是这家的主人。”我问她，“那你是谁啊？”
“那快进，快进！我是XX的朋友。”她这才让我进门。Party上的客人竟然不认识主人，这实在是很难想象的。我这段经历在很长时间被朋友们传成段子来讲述。
就是这次party上，我邀请了一位来美国时间不长的中国大陆女孩。她本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朋友聚会，就欣然赴约。没想到到了现场发现有那么多人，而且大多都是中国的影视名人。其他人都有说有笑，她却十分拘谨，不敢跟这些人搭话，一个人待在那里浑身上下不自在。由于我要照顾那么多的客人，也就没来得及特别关照她。不大会儿有一个人过来告诉我说，有一个女孩要离开。我急忙过去看，原来就是这个女孩。
“干嘛要走啊？这party才刚刚开始。”我问她。
“这是你们名人呆的地方，我在这话都说不上就不呆着了。”那女孩边解释边往门外走。
“别这么想，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不能走。”我一再挽留，她却执意要走。
这个时候姜文走过来，一把拉住女孩的手，说：“哪有party刚开始就要走的，不能走。我们这儿哪有名人啊，我们都是沈群的朋友，你不也是沈群的朋友吗？我叫姜文，我现在认识你了，你也认识我了。没人跟你说话你跟我说话，一会儿你就坐我旁边好了。”姜文一口气说了那么多，那女孩本来已经走到门口穿鞋，听姜文这么一说，红着脸站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姜文又上去拉了一把，她便顺从地跟着姜文来到了座位边，之后那女孩就一直坐在他旁边成为谈话的中心人物，再也没有感到被冷落。
嗜辣如命的姜文
2000年底，受美国华纳公司之邀姜文又到了洛杉矶，在与几大电影公司洽谈的日子里他还是住在我家。这次是我新买的房子，他也不用再睡地板了，而是睡在一个带独立卫生间的小套房里。
听说他在我家，各路朋友纷纷要求我开次party，和姜文见面聊聊天。于是我们就又举办了一次party，很多朋友不请自到，最终又是四、五十个人。
吃饭的时候姜文说：“沈群，你这菜做得不够味啊。”
我知道姜文喜欢吃辣，但还真不知要辣到什么程度。
“味不够？”我反问道，“家里什么作料都有，要不你自己就去做一个？”
“行！我来做一个，也让大家尝尝我的手艺。”姜文很爽快地答应了。
这时候，不知谁喊了一句：“姜文要炒菜了。”大家“哄”地全都涌进了厨房，争相目睹姜文做菜的风采。
只见他首先找出辣椒，那种非常辣的墨西哥辣椒，然后系上围裙，放好案板，拿起菜刀准备开工。他将辣椒切成细丝再去切肉，这些原本平常的举动，但姜文做起来好像都变得与众不同，几十人围在那里像看电影一样有滋有味地欣赏着。
等锅里油热了，姜文刷地一下把辣椒倒入锅里爆炒，一股白色热气从锅中升起，铲刀和炒锅摩擦的“哗哗”声响不绝于耳，紧接着强烈的辣味就涌了出来，呛得周围人无法呼吸，很多人鼻子一酸眼泪流了下来。刚刚还准备从头到尾欣赏姜文炒菜的人们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刺激，捂着鼻子争先恐后地跑出厨房。
只剩下姜文一人站在炉子边忙得不亦乐乎，炒完后他摘下围裙，端着那一盘子辣椒走出厨房冲大家喊：“来，大家都尝尝这正口儿。”
我过去尝了一口，当时就感觉嘴唇和舌头都辣得失去了知觉，咽下去后胃里又灼热得像是在燃烧，其他尝过的人也都辣得到处找水喝。后来就没人敢尝了，那盘菜自然也就归姜文一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