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红旗：薛翔骥的山海经研究《中华民族源流》
友人薛翔骥（石家庄人），长期自行从事中华民族远古文明与文化研究，颇有心得，已撰写完成《中华民族源流》一书，对复原再现中华民族远古文明与文化，做出了新的贡献。可惜目前尚无出版社发现这部书的学术价值和市场价值，无奈为了生计，只能忍痛割爱，暂时放下热爱的中华民族源流研究工作，以讲授国学为生。
本人深知我国民间蕴藏着无数人才，他们藏龙卧虎，或者身怀绝技，或者有一技之长，或者有独到之见，但是由于我国文化与科技发展长期采取一条腿走路方式，只重视官办学术研究，却严重忽视民间学术研究，因此我国大多数民间学者和民间科学家的聪明才智和学术成果，不是被埋没，就是被冷落，造成中国的巨大人才浪费。为此，笔者近日撰文《打开这扇门（民间科技、民间学术），中国就是首富》，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民间学术、民间科技，建议从立法层次上鼓励支持民间科技、民间学术活动。附《中华民族源流》主要章节：
一、通过中华神话证据探讨史前中国人源流
1、记载神话的主要典籍——《山海经》
2、从《山海经》的西山经探讨史前中国的情形
3、从《山海经》的中山经探讨史前中国的情形
4、从《山海经》的东山经探讨史前中国的情形
5、从《山海经》的海经及其它古籍探讨伏羲女娲氏族
6、从《山海经》的海经及其它古籍探讨天鼋轩辕氏族
7、从《山海经》的海经及其它古籍探讨魁隗神农氏族
8、从《山海经》的海经及其它古籍探讨太昊少昊氏族
9、从《山海经》的海经及其它古籍探讨颛顼氏族
10、从《山海经》的海经及其它古籍探讨帝喾氏族
二、通过史前考古证据探讨史前中国人源流
1、伏羲女娲文化
2、炎帝文化
3、黄帝文化
4、东夷文化
5、炎黄帝裔文化
附节：柳江人系列（“古南蛮” 氏族群）文化
三、游览史前中国
1、三皇时期（前1万1千年~前6千年）
2、炎黄时期（前6千年~前4千年）
3、少昊时期（前4千3百年~前3千6百年）
4、颛顼、共工、祝融时期（前3千8百年~前2千8百年）
5、帝喾时期（前3千年~前2千1百年）
中华源流探析（薛翔骥）
摘要：根据人类学研究（Y染色体非重组区及体质人类学等）的最新成果，结合中国古籍研究与考古学进展，本文认为：形成中国人的原始人群，主要的直接的源头还应是中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只是部分的或间接的源头。从中亚地区进入东南亚地区并形成巽它型齿的古老现代人人群，在进入华南或回流中亚转而进入中国北方地区、北亚的过程中，异化为中国型齿人群。此后，中国型齿人群在中国北方、北亚地区不断向东、南方向迁移、融合，在较晚的时期，在中国逐渐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东亚蒙古人种群，即当今的中国现代人族群（包括汉族）。
一、古人类的遗传学研究
1.1、Y染色体非重组区（NRY）的研究。金力先生等研究认为：[1]汉族的根源在中国北方。南方汉族是北方汉族向南方迁移扩散的结果。然而，[2]文又认为：东南亚群体中的单倍型几乎涵盖全部中国和东亚的特异单倍型，因此东南亚可能是早期由非洲迁来的人群进入东亚的第一站，从那儿开始中国人的祖先从东南亚进入中国南方，而后越过长江进入北方地区。这一发现与线粒体DNA单倍型分布相符。
这里，[1]文与[2]文就形成一个严重的矛盾：形成汉族的古老原始人群，从东南亚起步，经中国南方越过长江进入中国北方，难道是一个不剩的整体迁移吗？如果不是，那么沿途遗留在东南亚、中国南方的原始汉族人群，其父系基因库就大可不必从北方汉族获得。换句话说，若按[2]文，则南方汉族当今的父系基因库，完全可以是未迁移或遗留在当地的原始汉族人群所有。因此，若[2]文结论成立，[1]文的研究结论，学术价值就要大打折扣。对此，杜若甫、肖春杰先生《从遗传学探讨中华民族的源与流》、《中国人群基因频率的主成分分析》等相关的遗传学研究[6][7]，基本否定了[2]文。
本文研究认为，形成中国人的原始人群，主要的直接的源头还应是中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只是部分的或间接的源头。从中亚地区进入东南亚地区并形成巽它型齿的古老现代人人群，在进入华南或回流中亚转而进入中国北方地区、北亚的过程中，异化为中国型齿人群。此后，中国型齿人群在中国北方、北亚地区不断向东、南方向迁移、融合，在较晚的时期，在中国逐渐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东亚蒙古人种群，即当今的中国现代人种群（包括汉族）（注：本文作者认为，东南亚及澳洲古老人群，之所以主要选择绕道中亚向其它地区迁移扩散，是因为这些古老人群，本身就是通过中亚来到东南亚及澳洲的，其绕道中亚的迁移扩散行为，只是动物的一种本能性“回流”行为的表现）。为了清晰地看到这个过程，下面首先来看YCC3的Y染色体非重组区（NRY）已知类型在全球的地理分布图（见下图，取自[3]）。
从图上，我们清晰地看到：
1、现代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一定频率出现的N、Q类型，只在中亚乌兹别克人、北亚（如布里亚特人）和美洲人群中出现，并不见于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和东南亚；
2、现代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一定频率出现的J类型，只在中亚乌兹别克人、南亚部分地区（如印度西北的Punjab人）有，并不见于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和东南亚；
3、现代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较高频率出现的C类型，高频率出现在澳洲、东南亚和北亚、北美洲，但在台湾人中却没有；
4、藏族人群、日、韩人群中高频率出现的D类型，只在中亚哈萨克人群和北亚蒙古人群中有，却不见于中国大陆其他人群，也不见于东南亚人群；
5、在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低频率出现的K类型，只在中亚乌兹别克人、北亚（如布里亚特人）一定频率出现，而在东南亚、澳洲人群以较高频率出现，在中国大陆其他人群中，则没有K类型；
6、东南亚人群中较高频率出现的F类型，在蒙古人群、朝鲜人群中都有，但在中国大陆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人群中，却没有发现；
7、中国北方汉族和东亚其他人群、东南亚人群及太平洋人群中高频率出现O类型。然而，中国北方汉族和东北亚其他人群的O类型，在内容上和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东南亚人群的O类型，有着根本的差异。
[1][4]研究发现，南方汉族与北方汉族的Y染色体单倍群频率分布非常相近，尤其是具有M122-C突变的单倍群(O3-M122和O3e-M134)普遍存在于我们研究的汉族群体中（北方汉族在37-71%之间，平均53.8%；南方汉族在35-74%之间，平均54.2%）。南方原住民族中普遍出现的单倍群M119-C(O1)和M95-T(O2a)在南方汉族中的频率（3-42%，平均19%）高于北方汉族（1-10%，平均5%）。而且，南方原住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单倍群O1b-M110、O2a1-M88和O3d-M7,在南方汉族中低频存在（平均4%），而北方汉族中却没观察到（注：[1]文中的O3-M122、O3e-M134、O1、O2a、O1b-M110、O2a1-M88、O3d-M7，分别对应着[4]文中H6、H8、H9、H11、H10、H12、H7，是对O类型标示的两种符号系统）。
以上对中国北方汉族及其他东北亚人群的NRY类型分析的结果，可以肯定：中国北方汉族出现的单倍群类型，与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东南亚人群，有着非同源的明显差异，因此，不能按[2]文简单推论“中国人的祖先从东南亚进入中国南方，而后越过长江进入北方地区”，而应该考虑中国北方汉族是多源流迁移形成的。
1.2、其他遗传学研究。[6]杜若甫、肖春杰先生根据38个基因座（注：ABO、MNSs、Rh、P、D iego、Duffy、Kell、Kidd、Lewis、Lutheran等红细胞血型,白细胞抗原系统中的HLAA、B、C、D,酸性磷酸酶、腺苷脱氨酶、腺苷酸激酶、酯酶D、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谷丙转氨酶、乙二醛酶、葡萄糖磷酸变位酶-1、磷酸葡萄糖酸脱氢酶等红细胞酶,A-抗胰蛋白酶、补体第二、三、四、六、七组分,备解素因子B、血清A-球蛋白、结合珠蛋白、免疫球蛋白Gm因子与Km因子、转铁蛋白等血清蛋白质,以及血型分泌型、和盯聍类型、苯硫脲味觉等。其中MNSs与Rh都以一个基因座来对待, 而以各单倍型频率作为基因频率）的基因频率,对我国各地的汉族人群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及各族的人种归属进行了分析。认为,全国各地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可分为南北两大群,南方各地汉族及各族间的遗传距离都比北方要大；长江以北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属北方蒙古人种,长江以南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属南方蒙古人种。且南、北汉族均与当地少数民族的血缘相近,而南、北汉族间的血缘却很远。这说明,长期以来,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有很多血缘交流。
[7]对中国人群中38个基因座的130个等位基因的频率进行了主成分分析，绘制了主成分分布地图和主成分综合地图。结果显示，汉族人群的第1主成分分布反映了南方蒙古人种与北方蒙古人种间遗传结构差异的梯度变化，而其第2主成分分布则反映了蒙古人种与高加索人种间的基因流动。中国少数民族人群的第1主成分分布与汉族中的第2主成分相似，而第2主成分分布则与汉族中的第1主成分相似。当将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基因频率放在一起分析时，所得出的主成分分布基本上与少数民族的相似。中国人群基因频率的第3、4主成分的分布则可能反映了古代某些地区人口骤增而向外扩展的历史事件。中国人群基因频率主成分综合地图明显地显示出：在亚洲的南、北方蒙古人种间有一明显的分界线——长江。猜测：如果中国现代人确实起源于非洲，则南、北方蒙古人种的祖先在进入亚洲以前已经分开，南方蒙古人种的祖先自非洲或中东沿海岸向东迁徙、扩展、直至东南亚,然后折向北，至华南，再直至长江，甚至可能有一段时间曾占据过长江以北的一些地区。北方蒙古人种的祖先则在帕米尔以北地区自西向东，直至东北亚,再扩展至美洲、日本等地,同时向南，直至长江。在近二三千年内，北方蒙古人种才不断向长江以南扩展、渗透。综合[1]、[3]、[4]、[5]文及[6]、[7]文的研究，构成本文的研究推断如下：
推断1：M168位点下突变出的C类型，应是最早出现在东南亚、澳洲的现代人群，因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台湾）原生少数民族中，没有出现C类群，韩国、日本C类群的出现频率也远低于中国北方汉族及北亚其他人群，因此，可以推论，其迁移路线不是沿中国海岸北上，而是绕过青藏高原进入中亚地区，并在这里，向北亚、北美洲迁移，其后，北亚的C类型，向南迁移，进入中国北方；
推断2：D类型在中亚形成，一支通过北亚直接迁移到东北亚地区，另一支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青藏地区；
推断3：J类型在中亚形成，迁移进入北亚和中国华北地区；
推断4：M9位点下突变形成的K类型，在中亚形成，主要部分迁移进入东南亚、澳洲，部分迁移进入北亚和中国华北地区；
推断5：在中亚，M214位点下突变形成的N类型，向北进入北亚、北欧地区，在较晚的时期，北亚的N类型南移，进入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
推断6：M9位点下突变形成的Q类型，在中亚形成，向北进入北亚、北美，在较晚的时期，北亚的Q类型南移，进入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
推断7：M9位点下突变形成的R类型，在较晚的时期，从中亚地区沿天山山麓进入中国北方；
推断8：在东南亚，M214、M175位点下突变形成O类型人群（此注：金力先生又将O类型下的各单倍群分别标记为H*，如中国北方汉族中的H6、H8、H9单倍群，中国南方汉族中的H6、H8、H9、H11、H7单倍群）。我们来看O类型人群各单倍群的地理分布图（见下图，取自[4]）。
推断8.1：在东南亚，M175位点下形成的H9单倍群，分为两条路线迁移，一条沿第四纪大冰期距今最后一次冰期的中国沿海（包括裸露海床），向北直到华东沿海地区和日本列岛，另一条同C类型人群的迁移路线，绕过青藏高原，进入中亚，并在这里向北亚迁移，形成北亚人群（如布里亚特人）中的H9单倍群；
推断8.2：在东南亚，M175位点下形成的H6单倍群，其主体部分，绕过青藏高原，从东南亚回流到中亚，并继续迁移，越过帕米尔高原，沿天山山麓进入中国华北、东北地区，在这个迁移过程中，H6突变形成H8单倍群；留在东南亚的另一部分H6单倍群，则进入华南，并向华东迁移，突变形成H7单倍群，直到长江口附近地区；
推断8.3：在华南、东南亚部分地区，H9单倍群继续突变形成H10单倍群；
推断8.4：M175、M95位点下，H11、H12单倍群在东南亚、华南地区形成，和H10单倍群一样，这两个单倍群相应的人群，基本没有大范围的迁移活动；
推断8.5：在较晚的时期，北方的H6、H8人群南下，越过长江向中国南方扩散。
通过上述研究推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从东南亚、中亚、北亚分别进入中国地区的NHY各类型现代人群，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和复杂的融合过程，最终形成中国现代人群（包括汉族），这就是形成中国地区现代人群的多源流过程。下面，通过体质人类学研究、考古研究、古籍研究的最新成果，验证上述研究推断的科学信度和历史效度。
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
2.1、刘武先生的研究。刘武等人研究认为：[8]对柳江、山顶洞、资阳、丽江等主要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头骨化石及1114例全新世以来不同地区现代中国人头骨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发现：柳江人头骨绝大多数特征的出现情况位于现代中国人的变异范围，只有极个别特征与现代人不同；柳江人头骨具有的低眶等特征也可见于其他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说明柳江人化石上保留有少量常见于更新世晚期人类的原始特征，但与其他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尤其是山顶洞人头骨相比，柳江人显得要现代的多；柳江人与山顶洞人之间头骨形态特征的差异以体现头骨原始性及粗硕强壮程度上的差别居多，而个别特征差异或许与气候环境适应有关。我们认为：柳江人在形态进化上与现代中国人已经非常接近，他们之间的差别非常小；柳江人与山顶洞人头骨特征表现上的差异主要反映了他们之间在演化程度上的差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各自的生存环境；现有的形态学证据不大可能为柳江人较早的时代提供支持。
生活在更新世晚期中国北方和南方人类的体质特征已经呈现出与现代中国人一致的种族群体及地区特点。此前研究指出柳江人和山顶洞人共有许多原始特征，但在一系列头骨特征的表现上有明显差别。而其中的一些差别与现代中国人南北之间的差别基本一致。以此作为现代中国人南北两大类型可以追溯到更新世晚期的证据。
研究显示柳江人及山顶洞人除具有一些可能属于更新世晚期人类的原始特征外，其余特征中的相当部分很可能是现代人类共有的，不具有种族或人群特异性的。由于我们对其中具体的细节还不是很清楚，因而目前不能排除柳江人及山顶洞人属于尚未完全分化的更新世晚期人类的可能。同时我们也倾向于同意Brown的观点，虽然若干学者都使用了原始蒙古人种的概念，但迄今对这一原始蒙古人种的形态特征并没有严格规范的定义。因而，对柳江人在现代东亚人群形成与分化上的作用尚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论证，尤其将其归入现代蒙古人种南亚类型需要更多的证据予以支持。
[9]许多研究都指出，在同一人群内，更新世晚期人类较后期人类具有更多的人群内部变异，而这些变异说明更新世晚期人类，较全新世现代人类具有更多的原始性特征，分化程度低。这些变异可能反映了更新世晚期人类具有较高程度的异质性(heterogeneitv)。而现代人类人群内部变异较小的同质性(homogeneity)倾向很可能出现在全新世。
2.2、外国学者的研究。Christy G．Turner ，Yoshitaka Manabe，Diane E．Hawkey等外国学者研究认为：[10] Manabe和Hawkey的比较观察，支持由Turner(1985)所做的最初评定的可靠性，后者使用C．A．B．Smith的多变数平均歧异量测定(MMD)(Berry andBerry，1967)，认为山顶洞人头骨的牙齿实际上与中国型相同，而不可能是晚旧石器时代或近代欧洲人的齿型。
山顶洞人与古印第安人(中国型齿)之间的MMD=-0．159；山顶洞人与美洲印第安人(中国型齿)的MMD=-0．080；山顶洞人与苏联的旧石器晚期克罗马农人和马耳他人的MMD=0．205；与现代西北欧人的MMD=0．617(Turner，1985)。实际上，山顶洞人的牙齿不太明显地保留着某些巽他型齿的性质，如同古印第安人那样(Turner，1985)。
结论是：3具山顶洞人头骨的牙齿与中国型齿型相一致。假如这些化石最终属于从110O0~30000年之间比较老的年代，那么中国型齿可能由巽他型齿演化而来。柳江人与山顶洞人牙齿的不同，与“在亚洲北部巽他型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型齿的模式（Turner）”一致。中国齿型与晚更新世和欧洲(简化)现代人牙型的显著不同，有力地证明了东北亚人与土著美洲人的密切关系。
2.3、其他研究。潘其风先生认为：[11]在更新世晚期的原始蒙古人种代表(柳江人和山顶洞人)中已出现南北异形的现象﹐到新石器时代进一步发展为不同的地方变异类型。黄河流域主要接近现代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其中的中﹑下游地区居民的体质还表现出某些接近南亚类型的特征；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居民﹐比华北地区更明显地接近南亚类型。
朱泓先生认为：[13]“……现代各人种的形成通常是各古代群体混血的结果，而古代居民的种族类型才是他们自身体质特征的真实反映。”例如，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类型进行对比，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各组颅骨材料中均含有较多的接近现代南亚人种的因素，同时也与东亚人种具有某些相似性，但我们恐怕不宜将其视为南亚蒙古人种与东亚蒙古人种的混血类型。再如，我国华南地区出土的若干组先秦时期人骨标本，如广东佛山河宕组、广西桂林甑皮岩组和福建闽侯昙石山组均表现出一方面与现代南亚蒙古人种比较相似，另一方面也具有与赤道人种接近的特点。考虑到在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和柳江人化石上也具有类似的性状，因此这些所谓的“赤道人种”特征的存在，未必就意味着在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居民中一定存在着与赤道人种的混杂，更为可能的是他们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祖先那里承袭下来了某些原始性状的结果。东北地区先秦时期居民中也同样存在着此类现象。
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先秦时代居民中存在着可以区分的两个古代人种类型的群体。但不管是古东北类型居民还是古华北类型居民，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高颅类型，而高颅这一性状正是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因此，如果把上述两个古代人种类型视为现代东亚人种形成过程中诸多来源中的两个重要源头的话，当不致有太大的错误。
[14]实际上，与东北地区一样，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先秦时期居民也主要可以划分为两个古代人种类型：古华北类型和古东北类型，到了汉代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类型，即西伯利亚类型。
古华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征是高颅窄面，较大的面部扁平度，同时还常常伴有中等偏长而狭窄的颅型。其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接近程度十分明显，但在面部扁平程度上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他们或许是现代东亚人种的一个重要源头。这种类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广有分布，应该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原始土著，其中心分布区可能是在内蒙古中南部到晋北、冀北一带的长城沿线，如庙子沟新石器时代居民、朱开沟早期青铜时代居民、毛庆沟和饮牛沟的东周时期居民以及白庙墓地I组居民等就是其典型的代表。此外，就目前的资料而言，该类型的居民也辐射到西辽河流域，如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古东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点是颅型较高，面型较宽阔而且颇为扁平，其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之间的接近程度也比较密切，所不同的主要是颧宽绝对值较大和较为扁平的面形，或许反映出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某个祖先类型的基本形态。该类型居民在东北地区先秦时期的分布相当广泛，应该是东北地区远古时期的土著类型，至少也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古代土著类型之一。该类型的中心分布区就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在本文所研究的内蒙古长城地带范围内，属于古东北类型的先秦时期居民的代表有：大南沟等“后红山文化（或小河沿文化）”居民、大甸子第二、三分组居民、水泉墓地的一部分居民以及白庙墓地II组居民等。
现有的古人种学资料表明，从汉代开始，内蒙古长城地带的人种地理分布情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其中主要是增加了一种新的种族类型因素，即西伯利亚人种类型。其特征为短颅、阔颅、低颅、阔面和颇大的上面部扁平度，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三道湾汉代鲜卑居民、南杨家营子拓拔鲜卑居民、朝阳东部鲜卑居民以及豪欠营、山嘴子等辽代契丹族居民都属于此类型。值得注意的是，属于西伯利亚人种类型的这些古代居民均为游牧民族，而这种具有短而低的颅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古人种学资料中至今尚未发现（仅在崞县窑子墓地中出现了一例属于长颅与低颅相结合的“古西伯利亚类型”的头骨）。因此，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测这应该是一种外来的人种因素。
[15]江苏南京北阴阳营组具有蒙古人种的性质，并且在基本体质特征上与当地的现代人最为接近。江苏常州圩墩组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较为近似。浙江余姚河姆渡组居民一方面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的蒙古人种性状，可基本上归入南亚蒙古人种范畴；另一方面又具有一些接近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性状。
在古代对比组中，河姆渡居民与我国华南地区先秦时期的河宕、甑皮岩等组颇为相似。福建闽侯昙石山组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和南亚人种都比较接近，但在面部特征上的各项数值更接近南亚人种。广东佛山河宕组与现代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人种群有较多的接近成分，但其仍应属于蒙古人种的南部边缘类型。广东增城金兰寺组既具有比较明显的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同时也拥有某些与赤道人种可以对比的性状，其多数特征与华南地区其他新石器时代居民基本一致。广东南海鱿鱼岗组在种族类型上可能属于蒙古人种中的华南人类型。广西桂林市甑皮岩组头骨被认为具有接近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性质，但比现代南亚种族的颅型更长，还具有较大的面宽和更大的鼻宽。这种低面、阔鼻和长颅特征在我国华南地区古代居民中很具代表性。
重庆巫山大溪组居民可能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比较接近，但同时在某些种系特征上又显示出与南亚人种近似的倾向。湖北房县七里河组的主要种系成分应接近东亚蒙古人种，此外，或许也含有某些与南亚类型相似的体质因素。河南淅川下王岗组颅骨的形态特征与蒙古人种中的南亚类型比较接近。与其他古代对比组相比，下王岗组和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居民比较相似，因此，研究者认为居住在丹江上游的下王岗新石器时代居民与黄河下游的居民应是同属一个种族类型的古代居民——古代华北人。
从现有的古人种学材料来看，南方地区的先秦时期居民至少可以区分为3个不同的种系类型。第一个类型以浙江余姚河姆渡、福建闽侯昙石山、广东佛山河宕、广东南海鱿鱼岗、广西桂林甑皮岩等颅骨组为代表，或许还包括了广东增城金兰寺组。该类型居民的主要种系特征为：长颅型、低面、阔鼻、低眶、突颌、身材比较矮小。他们在体质特征上与现代华南地区的绝大多数居民（包括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均有所不同。在现代对比组中，他们一般和东南亚一带的居民，如印度尼西亚人，以及大洋州的现代土著，如美拉尼西亚人等比较接近。此外，该类型的前身，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那里。目前已知的材料显示，这种类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可能是以我国南方沿海地区，即浙、闽、粤、桂一带为主要分布区的。鉴于上述情况，建议将该种体质类型命名为“古华南类型”。
根据古史文献记载的民族分布地望，“古华南类型”可能代表了广义的“古越人”的种系特征。至于该古代类型与现代华南地区居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不妨暂且做如下大胆的推测：由于中国历史上北方地区战乱频仍，大量的北民南迁乃至侨置郡县，致使南方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北民南迁的压力迫使一部分“古华南类型”土著不断向更南方向的东南亚一带以及太平洋诸岛屿迁徙，因而对这些地方的现代人种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南迁的北民与当地土著“古华南类型”居民在长时间的共存、同化、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今天的华南汉族和其他众多少数民族。
南方地区先秦时期第二个种系类型可暂且称之为“古中原类型”，其典型代表是河南淅川下王岗组，此外还应包括江苏南京北阴阳营和常州圩墩两组居民。该类型分布的中心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江汉平原和长江下游一带仅系此类型分布区的外延部分。该类型中心分布区内的典型代表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居民。“古中原类型”在近代对比组中与华南近代组最为接近的事实或许暗示出他们应该是南迁北民中的主要种系成分。
四川巫山大溪组和湖北房县七里河组代表了该地区第三个种系类型。该类型的基本体质特征为：偏长的中颅型，中等的头高和头宽，长高比例的正颅型和宽高比例的中颅型相结合，狭面、低眶、中等的鼻宽。由于属于该类型的古人种学资料太少，目前我们对其分布范围还无法得出比较清晰的概念。前些年，笔者曾依据现有资料的分布情况，将该类型命名为“峡江地区类型”。[40]对于该类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尚有待于相关古人骨材料的新的发现。从现有材料的分布地域上看，这一类型或许与巴人的起源有关。以上体质人类学研究结果，也无不支持本文上述的研究推断。
三、考古、古籍研究的研究
3.1、考古研究。[16]在仰韶文化发现近60年的时候，研究者关于仰韶渊源的探索有了较多的共识。最主要的收获是，认为不同地区的“仰韶”有着不同的来源。这个认识是在80年代初形成的，至90年代后，基本为学术界接受。杨肇清先生在总结20世纪仰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时，说“仰韶文化的源与流的问题也已大致搞清，仰韶文化早期各类型各有其来源”，具体说半坡类型源自大地湾一期文化，大河村类型源自裴李岗文化，后岗类型源自北辛、磁山等文化。将分布在陇东一关中一陕南一豫西中心区的仰韶文化，分别命名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西王村文化，它们或可合称为典型仰韶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将这个区域一度划属仰韶早期的北首岭下层类型归入前仰韶文化；将周边分布区与仰韶文化关系密切年代相当的遗存，与中心区明确区别开来，分别命名为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和下王岗文化等。
[17]陕西仰韶文化聚落群共74个，在许多聚落群中都有庙底沟类型遗址，能确定以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有21个。在这21个聚落群中有17个都有特级聚落或一级聚落；有2个聚落群中没有特级和一级聚落，只能把二级聚落作为龙头遗址；还有2处聚落群中连二级聚落也没有，但是庙底沟类型遗址的数量占优势，所以仍可确认是以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聚落群。这21个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聚落群，分布在西安辖区和榆林辖区各1个，铜川辖区2个，咸阳辖区4个，渭南辖区5个，延安辖区8个，陕南3个辖区没有，宝鸡辖区的聚落群中多有庙底沟类型遗址，但目前还不能确认以它为主体。这21个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聚落群，除榆林辖区1个外，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东部和陕北南部(主要是延安辖区)，从大范围看已经联结为一个整体。
[18]半坡文化晚期至庙底沟文化时期，是秦岭南北二侧古代居民向周边地区迁移的重要时期。从芮城东庄村到蔚县三关、从陕县庙底沟到淅川下王岗，承半坡文化之继而发展起来的庙底沟诸文化，沿汾河—桑干河、丹江一伏牛山的二条文化迁移与融合线路，不正与徐旭生先生所主张的黄帝和炎帝的东进路线完全一致吗
[19]在距今五六千年间，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压印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强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与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红山文化坛、庙、冢就是它们相遇后迸发出的‘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发展的迹象。这是两类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组合而成的文化群体。
[20]据最近学者们的分期研究，半坡文化最晚的遗存仅见于渭水上游地区，表明了该文化逐渐向西退缩的总趋势，这应当反映着庙底沟文化兴起于东方并向西扩张，逼迫半坡文化退守西北一隅的事实。
[21]不仅“随枣走廊”分布有半坡类型文化遗存，在长江以北的整个湖北境内，都有半坡类型的踪影。李绍连先生以“江汉地区仰韶文化”来概括仰韶文化而且主要是半坡类型在长江以北的传播和影响，他说：“从陶器群看，江汉仰韶文化基本上属于半坡类型而同时含有一些庙底沟类型的因素”，比如半坡类型的直口杯形器纽的器盖，在大溪文化中常见，特别是在长江边上的宜都红花套遗址，出土有半坡类型的小口尖底瓶残片。他认为“江汉地区的仰韶文化内涵单调，不仅基本是半坡类型的东西，而且从陶器群看，没有早期遗存，迄今发现的都属中晚期遗存，这可能是仰韶文化由中原往这里扩展时经历了一段时间所致”
[22]岱海地区的早期农业开发,是由中原地区向北移民垦荒完成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存在岱海乃至整个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分布比较普遍,其中以王墓山坡下遗址最为典型。这个时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对外的影响空前扩大,在黄河流域很大的一个范围内都发现了花瓣纹彩陶等，其中主要通过岱海地区对东北地区红山文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大司空类型文化系统与红山文化系统融合，又产生海生不浪文化。
[23]岷江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仰韶文化晚期类型，仰韶晚期类型的居民是沿白龙江流域南下，过松潘草原，进而到达今茂县、汶川、理县等地。
[24]白龙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第一期阶段与渭河上游及西汉水流域的同时代文化差别不大，都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到了第二期阶段，其文化面貌与渭河上游、西汉水、乃至黄河上游流域的同时代文化也基本一致，均属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发展到第三期阶段，白龙江流域与渭河上游、西汉水以及黄河上游流域的同时代文化仍然大同小异，以共性为主，可以归入以大地湾四期遗存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当中，即通常所说的“石岭下类型”。但到了第四期阶段，甘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生了分化。东部以泾渭区为中心，通过常山下层文化发展为东部齐家文化；中西部以河湟区为中心，通过马家窑文化发展为西部齐家文化。在白龙江下游的秦岭谷地发展成以大李家坪三期遗存为代表的具有强烈地方特点和马家窑类型文化因素的仰韶文化晚期类型；而白龙江上游的甘南高原则分化为马家窑类型，其后的文化面貌尚不清楚。西汉水流域此阶段的文化序列也不是很清楚，但可能更接近于渭河上游地区。
通过以上考古研究，可以看到，新石期时期中国核心文化——仰韶文化的产生、发展与演化，完全印证了本文上述的研究推断。
3.2、古籍研究。本文作者对《山海经》进行了十余年研究，发现《山海经》是具有很高科学信度和历史效度的中国史前唯一古籍，其所记载的史前人文地理资料，与晚更新世至全新世初期中国长江以北地区的地理、气候、植被、人群分布的最新科研成果，高度一致（此研究已著《揭示史前中国人文地理的重要手段方法》，另文发表）。《山海经》记载的人文地理资料，也完全支持本文上述的研究推断。
3.3、最新考古证据。[25]2007年04月03日出版的国际知名学术刊物《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披露：中外科学家最近完成了对北京周口店遗址田园洞人类化石的研究，发现了一批距今大约4万年早期现代人化石，这也是迄今在欧亚大陆东部所测出的最早的现代型人类遗骸，化石表明：很难相信现代人类只是简单地从非洲向东方扩散，特别是在欧亚大陆东部发现的稍晚的古人类带有相似的混合特征。田园洞的化石指示存在从其西方和南方来的基因流。“田园洞的化石指示存在从其西方和南方来的基因流”这一研究结论，恰恰与本文的研究结论一致。
四、本文结论
在上述诸学科的研究充分支持、印证的基础上，本文作者认为：本文的上述研究推断，作为本文的最终科学论断，可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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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翔骥：揭示史前中国人文地理的重要手段方法
摘要：《山海经》是史前人文、地理、气候、历史的唯一科学记录，具有很高的科学信度和历史效度，通过对《山海经》的研究，可以科学有效地揭开因史前人类用神化的记叙手法记叙历史所形成的神秘面纱，清晰地看到史前中国在第四纪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初期这一阶段的基本面貌。
一、《山海经》的科学信度与效度
1.1、《山海经》简述：经过十余年不懈研究，我以为《山海经》的山经部分应该是史前炎黄各氏族的口头传说，以及帝喾后期（包括唐尧、虞舜、夏禹时期）对各地山川的考察记录。从《山海经》山经部分清晰地勾画出西山、中山和北山的情形，而南山、东山的情形甚为虚妄、模糊的情形看，山经应当是炎黄氏族群对自己发祥、居住地域的一部地理和人文情况记录，其形成年代恐怕要远于夏禹治水时期。
夏禹治水时期（前2150年左右），海侵现象早已结束，但东山经记叙的依然是海水漫漫的情形，这说明，山经主体部分的形成，应在夏禹治水以前。
东山、南山二经的记叙内容相对模糊，一则说明山经的形成，与当时的东夷氏族、南方氏族，没有紧密关系，二则说明，夏禹的治水工作，多在西山、中山、北山三经所记叙的地域。
山经中，惟有西山、中山二经记叙了神灵（即氏族首领的神化形象），而西山、中山所涵盖的地域，正是炎帝氏族群和黄帝氏族群发祥、居住的地域。这说明山经主体的形成，应该在前4500年~前3800年的炎黄时期。因此，《山海经》的山经部分，应在夏禹治水以前，由炎黄各氏族完成内容，最后由夏禹前后的人们完成书籍。
而《山海经》的海经部分，我以为它是夏以后的人们，总结各地的古史传说，在不同的年代完成。根据海经所记叙的内容看，海外四经最早出现，其后是大荒四经，再后是海内四经，最后是海内经。我同意王红旗先生的观点[1]，根据海经所记叙内容的历史时序，判断海经各经的成书年代。海外四经记叙的内容，截止于商代，因此，海外四经的成书，应在商代以前的某个时期。海外四经记载的地域，大致在秦岭、两湖平原、江淮以南，河套、大青山以北，六盘山、贺兰山以西，泰山、淮涡流域以东。
大荒四经记叙的内容，截止于周代，因此，大荒四经的成书，应在周代以前的某个时期。大荒四经所记载的地域范围，与海外四经大体相当。
海内四经的完成，应在春秋战国时期，此时正是百家争鸣的文化时期，对历史文化的追溯，应是这一时期的文化潮流，而海内四经的内容，恰恰具有这样的文化倾向。海内，意即天下所有地域，因此，海内四经记载的范畴，涵盖海外四经、大荒四经，似乎是对山经、海外四经、大荒四经的补充、说明。
因文字载体的保存问题（如布帛损坏或竹简脱落），海内四经错位、遗漏很多，造成了刘向父子修订《山海经》时，不得不在海内四经后，附加了海内经。
海内经杂乱而涵盖，似乎是对《山海经》海经部分（尤其是海内四经）做补充，而补充者又不太明晰此前成书的海经部分的准确信息，因此导致内容一没有文字意义的上下延续和承接，二没有地理方位和描述顺序，与此前成书的海经部分，形成内容表达上的许多差异。鉴于此，它应当是西汉成帝诏光禄大夫刘向（及其儿子刘歆）校经传，修订《山海经》时，将因文字载体的保存问题而从海经部分（尤其是海内四经）脱漏下的那些文字，因无法考据原文在何处，而简单地汇总成一篇，附加在海内四经后面的。
1.2、《山海经》的科学信度和历史效度。依据《山海经》对中国史前人文地理进行考证，必须确证《山海经》的科学信度和历史效度。
一般以为，《山海经》是史前人类的口头传说，历经千百年的岁月，在历史时期完成著述，科学信度和历史效度不高，甚至没有科学研究价值。而我经过十余年研究，将最新考古（包括地理、气候、人类文化）成果，与《山海经》相关记载对比，发现，《山海经》的科学信度和历史效度，相当高（尤其是山经部分和海外四经、大荒四经部分）。以下就是无可辩驳的例证。
例1：最新的历史地理研究指出[2]，冰川和冰缘遗迹的研究都证明，中国境内历次冰期都没有出现过大冰盖，即使是在青藏高原上，也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大冰盖。这是季风环流形势下，冬季虽低温却干旱，夏季虽多雨却高温，都不利于冰雪积累之故。最后冰期结束后，与全球趋势相应，中国境内气温回升，降水增多，至距今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达到最高峰，称为仰韶暖期；其后，温度在波动过程中降低，至公元1500—1850年期间达到最低点，成为世界性的“小冰期”；19世纪末以来，气温又略有升高。
[3]如采取大理冰期年平均温0℃线通过大连附近，此线向西延伸时将在北京以北接近密云（年平均温10.9℃）的位置上通过，并沿西山、太行山麓而下，跨越漳河，然后折向潞沁高原。从30年代以来，太行山前以及北京西、北郊，关于冰川遗迹的报道日益增多，泥砾及带擦痕砾石是主要内容。不论对成因最后作怎样的解释，实际物质的存在是客观的，因而将京西北、太行山麓确定为冰期永冻土带边缘，是合理的。
对此，《山海经》的山经部分，只在西次四经的申首山、北次一经的小咸山、北次二经的狂山、姑灌山、北次三经的空桑山，有“冬夏有雪”的记录，这说明，山经部分的形成时期，恰是仰韶暖期，本来就没有形成大冰盖的中国，唯在华北和西北的极少数地点，尚有一些冰期冰雪覆盖的“痕迹”，而其记录的“冬夏有雪”的地点位置，也符合中国北方冰期永冻土带的地理纬度。
例2：最新的历史地理研究指出[2]，内蒙古高原边缘的半干旱地区内，从东北向西南，自大兴安岭西麓至鄂尔多斯，是另一条湖泊萎缩带，残存的许多湖泊，周围都存在多层湖岸遗迹。其中岱海的最高湖水面高出现代湖面约30米，达来诺尔约高出69米。值得重视的是从这些高湖岸遗迹中取得的C年龄数据，与青藏高原上相应高湖岸取得的数据极为接近。
对此，《山海经》（尤其是西山、北山经部分）予以了准确的描述，记录了河套地区的稷泽、泑泽、北方（直至大兴安岭西麓）的大泽、印泽、泰泽等一系列晚更新世、全新世的大型湖泊。
例3：最新的历史地理研究指出[4]，自晚更新世冰期结束以后，海面发生世界性的迅速回升，但至距今8000年左右上升速度减低，以后的起伏幅度就比较小了。影响全新世海面升降的因素是复杂的，在我国特别要考虑到最新构造运动所起的作用，但就总的进退趋势来说，与全新世气温变化过程是同步的。我国境内，辽南平原海侵达到盘山地区，渤海湾西岸达到宝坻、天津、文安、沧县、海兴地区，莱州湾西岸达到广饶地区，苏北达到里下河地区，苏南浙北达到太湖、杭嘉湖、宁绍地区，以南在灵江口、瓯江口、闽江口、九龙江口、韩江口、珠江口及海南岛等地也都有海侵记录。沉积物测年分析表明，海侵在距今5000—6000年时达到最高海面，高海面的高程高出现代海面3—4米；以后，总趋势为海面缓慢下降，在下降过程中发生过距今4700－4000年、3800—3000年和2500—1100年等几次小波动，出现高程1—2米的高海面，每次高海面都留下了贝壳堤之类的遗迹。这一波动过程与气温波动相符，但海侵所及的最大范围和型式却往往受构造变动的影响，最大的海侵在华北平原、苏北平原及长江三角洲得以深入内地达二三百公里，正由于这些地区属于构造沉降带。此，《山海经》的东山经部分，予以了准确的描述，东次二~四经，描述的正是以上海侵的情景。
例4：最新的历史地理研究指出[4]，最后冰期结束以后，全球处在气温升高的阶段，北半球森林带北移，山地树线升高，冰盖融化，海面迅速上升，约在距今5000—6000年左右，达到温度高峰，正当我国仰韶文化时期，因而称为“仰韶温暖期”，估计华北地区年平均温度高于现代2—3℃，冬季1月平均温度高于现代3—5℃。当时竹类大面积分布在黄河流域，西安半坡遗址的动物遗骸中有食竹笋、竹根为生的竹鼠；山东历城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炭化竹节；河南淅川下王冈遗址发现大量竹炭灰等，都是证明。而现代大面积竹类的生长范围不超过长江流域。对此，《山海经》的山经部分（无论是西山经，还是北山、东山、中山经），都有竹和漆树、楠木的描述。
例5：当代人类考古研究不争的共识[5][6][7]，自鄂尔多斯（河套地区）高原向南直到川西北、青东北的河、渭流域，是仰韶文化发生发展的主要地区，而代表仰韶文化早期的中国史前人类，正是由泾水以北的黄帝轩辕氏和渭水流域至豫西北的魁隗神农氏这两大族群构成。
《山海经》的山经部分，对此予以了准确的描述。整个山经部分，只有西次三经和中山经记录有神灵，而山经记载的这两个地域，恰恰对应着考古学上的黄帝轩辕氏和魁隗神农氏在仰韶文化初期的生活地域。证实《山海经》科学信度和历史效度的例证还有很多，限于论文篇幅，这里不再缀述。
结论：《山海经》关于史前（主要是全新世）的人文地理记载，除去历史时期因文字载体错乱（主要是竹简脱落）造成的少量内容错乱因素，如果经过科学缜密的勘误，应该对当今的中国史前研究，具有很高的科学信度和历史效度。
二、本文研究方法
2.1、以山定水，以水定山。《山海经》记录的某些山水，当代可以确指，如下表
《山海经》记载的山、水当代确指的山、水
西次一经太华山陕西华山
西次一经嶓冢山陕西宁强嶓冢山
西次一经天帝山甘肃天水麦积山
西次二经皇人山、中皇山、西皇山青海湟水中下游
西次三经泑泽黄河前套
西次三经稷泽黄河后套
西次三经三危山甘肃敦煌三危山
西次四经白于山陕北白于山
西次四经鸟鼠山甘肃渭源鸟鼠山
北次二经王屋山山西垣曲王屋山
北次三经燕山冀北、燕山
利用当代确指的《山海经》记录的山、水，依据《山海经》记叙的山水间的方位、地脉关系，可以定位《山海经》时代地理的准确信息。
例如：根据太华山、嶓冢山、天帝山、渭水的定位[8、9]，可以通过方位、距离的计算推导，推算出西海应是川西若尔盖湿地，以及所有西次一经所记载的山、水的大致地理位置。
根据泾水、河水、白于山、鸟鼠山的定位，也可以推算出崦嵫山即今日青海西倾山，以及所有西次四经所记载的山、水的大致地理位置。
2.2、连环举证。利用相关记载的地理方位，对某地点的地理方位进行逻辑推演，再利用当代地图，进行图上推算，然后，再与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比照。例如，对颛顼出生地若水的推断：
海内经记载“华山青水之东，有山名曰肇山。有人名曰柏高，柏高上下于此，至于天。”“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儛，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根据这三节记载，青水在华山附近，黑水在都广野（成都平原）附近。[8][9]再根据地图推算，则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间的若水，必然是嘉陵江无疑。
然后，再根据人文地理的考古成果[10、11]，颛顼后裔白马氏（即夏禹父系鲧氏）生活地域在川西岷江流域的茂汶盆地，推出结论：若水就是今日的嘉陵江上游地区。
2.3、相互举证。根据《山海经》各部分记载的地域逻辑关系，进行逻辑推演。例如，对西次三经中昆仑丘、河源的推断：
根据北次各经对泑泽、稷泽的地理方位记载，与西次三经记载的泑泽、稷泽地理方位对比，可知泑泽、稷泽应在黄河河套地区。而西次三经记载的河水所潜的泑泽，正与河套地区的历史地理情形符合。据此可推知，西次三经所记载的各山，就围绕泑泽所在的河套地区，依次排列。
再根据北次一经对敦薨山的记载“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次三经所记载的昆仑丘，并不是现在青海地区的昆仑山，而是靠近今日吕梁山脉北段、河套前套，位于鄂尔多斯高原的一座山。
三、史前中国地理概貌
依据上述研究方法，结合当代人文考古、史前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尤其是参考了王红旗先生对西次三经昆仑丘的定位，本文认为，《山海经》是一部具有很高科学信度和历史效度的史前（这里指晚更新世——全新世早期）中国人文地理著作，通过对《山海经》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知史前中国北方（包括中原）地区人文地理。下面，给出十几年研究的部分结论，主要是一些史前中国人文地理的关键点和焦点，供中国史前学研究借鉴。
3.1、山经：北山经所记载的地域是：西河（黄河从内蒙土默川到陕西风陵渡段）以东，阴山山脉以南，南河（黄河从陕西风陵渡到河南濮阳段）以北，东河（黄河从河南濮阳到天津东南古黄河口段）以西。
西山经所记载的地域是：西北到新疆与甘肃交界的天山末端、罗布泊，西到青海的湟水上游，西南到青海的西倾山，东到西河，北到内蒙狼山，南到陕西米仓山、四川若尔盖。
中山经所记载的地域是：西到四川的岷山，南到湖南的洞庭湖地区，北接秦岭、南河，东到江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地域不包括四川盆地和洞庭湖以东的长江南岸地区。
《山海经》的山经部分，北山经记载地理方位最准确，西山经除西次三经外，记载的地理方位也很准确，中山经的山序与地理方位的顺序杂乱，且将原来的中次一经已丢失，而将原属北次二经的部分山编成中次一经。
经过长期的研究，我发现：
问题一：《山海经》山经部分所记载东山经，地理方位基本准确，但情形却是七千年前海侵年代的景象，而且各山的距离、方位记载多属主观直觉，而非实测结果；
问题二：《山海经》山经部分所记载南山经，地理方位记载很虚，似乎这一部分的记载内容，很大部分是通过间接方式获得，没有经过核实，因此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问题三：《山海经》山经部分，只有西次三经和中山经记载有神灵。
问题四：西次三经所记载的各山，起点在陕西境内白于山东南靠近山西处，沿西河、北河（黄河前套、后套间的河段）一直过贺兰山、祁连山，到达新疆境内的天山末端、罗布泊地区，其方位记载很虚，而神灵记载却很实，且西次三经脱离西山经的地理方位排序，明显与西次一、二、四经分离，似乎是山经作者的一种有意识的撰写行为，隐含着某种现实寓意。
3.1.1西山经：西次一经：钱来山在陕西潼关附近，太华山就是华山，符禺山在陕西罗敷附近，羭次山在陕西高塘附近，时山在陕西葛牌附近，大时山在陕西太白山，嶓冢山即陕西宁强嶓冢山，天帝山应是甘肃麦积山，皋涂山在甘肃理川附近，騩山在川西若尔盖附近。
研究西次一经发现：西山经所谓赤水，就是黄河从青海积石山到宁夏银川段，盼水即甘肃洮河，西海即川西若尔盖湿地。
西次二经：钤山在陕西韩城附近，泰冒山在陕西合阳附近，数历山在陕西铜川附近，龙首山在甘肃彭阳，鸟危山在甘肃会宁附近，皇人山、中皇山、西皇山在青海境内的湟水岸边，莱山即青海的托来山。
研究西次二经发现：西山经所谓赤水，就是黄河从青海积石山到宁夏银川段，鸟危水就是甘肃祖历河，楚水就是陕西石川河。
西次四经：阴山应在陕西黄龙到韩城间，鸟山在陕西黄龙附近，上申山在陕西南泥湾，号山在陕西羊马河附近，孟山在陕西新城堡附近，白于山即陕西白于山，邽山应为甘肃华家岭附近，鸟鼠山就是甘肃渭源鸟鼠山，崦嵫山就是青海西倾山。
研究西次四经发现：西山经所谓洋水，似指甘肃葫芦河。
西次三经：崇吾山应在陕西佳县附近，不周山应在内蒙准噶尔旗到山西平朔间，泑泽在内蒙黄河前套（土默川盆地），钟山、槐江山应在内蒙乌拉特前旗地区，昆仑丘应在陕西鄂尔多斯高原西南方，羸母山似是宁夏贺兰山，玉山似在甘肃冷龙岭或乌鞘岭，长留山似在甘肃龙首山或合黎山，三危山就是甘肃敦煌三危山，泑山应为甘肃马鬃山，翼望山应在新疆罗布泊地区。
研究西次三经发现：西次三经脱离西山经的地理方位排序，越过二经到四经间的正常排序规定的地理方位，直接放在了四经以北以西地域，明显与西次一、二、四经分离。三经所记载地域的各山，不论是方向还是距离，都是模糊不清，若按一、二、四经的方向和距离概念，依据三经所给的方向和距离来排列三经各山，则不周山已经接近陕西鄂尔多斯高原西北方，峚山和钟山的位置就无论如何也排不到前套和后套，即使我们能将峚山和钟山的位置排到前套和后套，其以后的槐江山、昆仑丘也将远离赤水（黄河从青海积石山到宁夏银川段）以东的陕西鄂尔多斯高原，进入内蒙狼山以西的阿拉善高原，这显然不符合现代考古研究考证的史前中国西部（尤其是西北方向）各氏族生活地域的实际情形。
因此，可以肯定，《山海经》的山经部分，是有意把西次三经从西山经中单独列出，以示三经与一、二、四经的不同，以示三经所载内容的神秘与崇高。
从现有的史前地理研究成果看，在地球最近一次冰河期的最冷期（2.2万~1.3万年）以外的时期，陕西鄂尔多斯高原到内蒙的河套地区，曾经是个水草丰美、气候宜人的地方，这里曾经有3万5千年左右的河套文化（也称鄂尔多斯文化），是中国北方晚期智人最早出现的地方。
从现有中华史前人类研究的阶段成果看，黄帝轩辕氏族群就发祥于泾水上游，在进入渭水流域前，主要游猎生活在泾水以北到河套间的陕西鄂尔多斯高原。
因此，西次三经这样与西次一、二、四经不同，也说明了《山海经》山经部分的创作者，与天鼋轩辕氏族群有着一定的渊源，可以推断，他（或她）要么是与天鼋轩辕氏族群有着亲密关系的人，要么就是天鼋轩辕氏族群的族裔。
他有意把西次三经从西山经中单独列出，以示三经与一、二、四经的不同，他有意把西次三经所记载的地理方位和实际地理方位情况造成差异，以显示西次三经所载地域的神秘与崇高。
他这样做，恰恰表达了这样的一组信息：从泾河以北到河套间，曾经是天鼋轩辕氏族群发祥、生活过的一个地域。这里众多的氏族部落（钟山的烛龙、鼓，槐江山的英招，轩辕黄帝的定居地（圣城）昆仑丘，天鼋轩辕氏族群的亲族陆吾，羸母山的长乘），都曾经拜伏在天鼋轩辕氏族群周围。从贺兰山向西的各氏族（玉山的西王母，三危山的三青鸟），也曾与天鼋轩辕氏族群发生过亲密的关系。
3.2、海外四经：外四经记载的地域，大致在秦岭、两湖平原、江淮以南，河套、大青山以北，六盘山、贺兰山以西，泰山、淮涡流域以东。
海外南经：结匈国应在岷山附近，比翼鸟应在大巴山西段，毕方鸟应在秦岭东段，讙头国应在武当山地区，三苗国在两湖平原附近，昆仑虚在大别山，寿华之野在大别山东麓靠近长江的地方，狄山就是东山经里的岳山，在淮北与淮南间。南方祝融，指祝融八姓，在江汉地区、江淮地区。
海外西经：灭蒙鸟在白龙江上游，大乐之野在洮河上游，常羊之山在秦岭西段，丈夫国在泾水上游以西，巫咸国在六盘山地区，轩辕国在银川附近的鄂尔多斯高原，诸夭之野在银川盆地，白民国在贺兰山以西，西方蓐收，指少昊氏族群东迁后，留在祁连山以西地区的一个分支。
海外北经：钟山应是狼山，相柳应在鄂尔多斯高原东北，夸父北饮大泽，应在河套地区，务隅之山应在大青山南麓，北方禺强，在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间的渤海沿岸。
海外东经：嗟丘，在苏南或安徽南部，青丘国，在安徽怀远附近，汤谷、扶桑在山东沂、沭流域。东方勾芒，少昊氏族群在华东地区的一个分支。
3.3、大荒四经：大荒四经所记载的地域范围，与海外四经大体相当。
除了比海外四经记叙得多而详细，大荒四经还有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大量描述帝俊的文字，尤其是大荒东经。似乎描述帝俊的余兴未尽，兼及帝颛顼的文字也相对较多。这是否说明：大荒四经的作者和帝俊、帝颛顼有着特殊的感情？
古史传说中，帝颛顼将天帝权位传给帝俊，帝俊为黄帝增孙，颛顼为黄帝儿子昌意的孙子，因此，颛顼与帝俊的权力承接，因这种亲缘关系而成立。
按大荒东经，帝俊似乎出自东方（即东夷地区），而黄帝轩辕氏族群主要在西北和中原，东方只有认轩辕黄帝为父、改羸姓为姬姓的少昊青阳氏和海隅民族禺號，难道帝俊就是青阳氏的后代帝喾？如果这样，大荒四经展示的，就是大汶口文化向各地的龙山文化演进时期的人文地理。
3.4、海内四经：海内四经的完成，应在春秋战国时期，此时正是百家争鸣的文化时期，对历史文化的追溯，应是这一时期的文化潮流，而海内四经的内容，恰恰具有这样的文化倾向。
海内，意即天下所有地域，因此，海内四经记载的范畴，涵盖海外四经、大荒四经，似乎是对山经、海外四经、大荒四经的补充、说明。
因文字载体的保存问题（如布帛损坏或竹简脱落），海内四经错位、遗漏很多，造成了刘向父子修订《山海经》时，不得不在海内四经后，附加了海内经。因此，研究借鉴海内四经尤其是海内经的内容资料，必须首先研究参照山经、海外经、大荒经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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