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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水下狮城风水园林格局
水下狮城，即1959年新安江电站建成蓄水后而淹没的原遂安县治，因其坐落在五狮山南麓，而得名“狮城”。
原遂安县，始建于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初名新定县，治设旧木连村溪（即武强溪）北（即“故城基”）。越414年后（即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徙治于县北十七都五狮山下。沿至1958年，因撤销遂安县建制而不为县治，翌年即沦为水域，现是一处可望而不可及“水下古城遗址”。
如前所述，作为“遂安县新基”狮城，始建于唐高祖武德四年（辛巳，公元621年），尽管历代县志未详“徙县治至五狮山”原委，但今人仍然可从隋末汪华起义、武德四年复改遂安郡为睦州，并隶属江南道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其中是强化唐王朝集权统治需要，又是遂安县境自身安全防御举措。一言以蔽之，狮城肇迁，就是古代理想环境观主宰下防御性风水模式深层体现。
历代遂安旧志，均在其“方舆·形胜”条沿用如此一段话：“遂安当严陵①上游，东望临安②，西通姑蔑③，南连宝婺④，北接新都⑤。其县治则婺峰环其前，五狮⑥拥其后，襟带武强，龙渡⑦诸溪，时臂六星、文昌诸阁，虽不通大驿，实浙东胜壤也。”意思十分明白，虽说山深地僻，比不上通都大邑，却不失为休养生息理想环境。
古人对于山水模式选择，主要指对城市或聚落四周大环境选择，十分讲究“龙、穴、砂、水、向”诸大要诀。“龙”，俗呼“龙脉”，即指穴场周围层层环绕山体。来脉远，往往就水长流；“穴”，即点穴；“砂”，即察砂。是指与主龙脉相伴小山。各种砂因排列位置与所起作用不同，又有各种各样名称；“水”，即水来去。知道水源头，也知道了山发脉。同样道理，知道了水尽头，也就知道了龙落脉；“向”，即立向。
据旧遂安《山川图》所示，狮城选址，称得上是古代防御性风水模式杰构：“婺峰环其前，五狮拥其后，襟带武强，龙渡诸溪”；周围又有众山层层环绕（东部由梅山，南部由猥岭，西部由大连岭诸山发脉）。其中北有三台山（一名金紫山），三峰卓立，秀入云表，为一邑镇；南有婺山（县东南二里），孤峰峭立，为一邑之望。肇迁之初选址，与古人环境观所追求典型空间模式，即“后有镇山，左右有砂山护卫，前面有碧水环练”之要求无不合拍，这是狮城构架一大最为重要特征。
众所周知，水在我国古代聚落选址中占有重要地位。用“风水”理论说，水是气标志，“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郭璞《葬书》、《四库全书》“术数类”）。水能聚气，特别是象“武强”、“龙渡”如此呈环抱状“水”，最能聚气。
据旧志《山川图》和《方舆志·水》表述，狮城选址之初，为了确保城池的充分“聚气”，还刻意将二条涧水引入城池，构成“双涧聚气”大吉环境，这是古严陵6县中无于伦比、独具匠心之作，被旧志冠以“县城涧水”，并录有双涧来去走向。民国十九年本遂安县志，对此有详明记载：“一自语石山（县西5里，一名高山）发源，东流折向南，由十亩坵水门入城，经姚家太平桥、西街，至黄家田；一自大西门外长淮源（县西5里，即长陔山）发源，东流至水门入城，经儒学前，至黄家田会流，经烈桥出小西门水门，折向南从劝农桥入武强溪”而这，自当为狮城构架第二个特征。至于它的第三个特征，可以用“我国传统风水环境理论与城市空间布局，在狮城构架中得以充分发挥”的措词来表述。根据已知狮城空间，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分别表述如下：
第一、城墙和城门排列。古代城市城墙较为规则，尤其是国都城墙多呈方形；而州、县之城，因受地形和堂局所限，城墙不规则，有方有圆，这都是不争事实。狮城城墙，当属不规则之列。但是，古人对于城门“开法”，大有讲究，且十分审慎。古人认为，城门关系一方居民日常生活，维系着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危，必须通盘熟虑，慎之又慎。别看古书总以“吉凶”字眼来对村落、宅基空间与环境作评价，说到底那也是根据人们是否能从该环境受益为标准的。因此，古人对于城门开法，通常是在城市东、南、西、北四个正位开门。不过也有在四隅另行开门者，但有个讲究。比如，古人认为，“东北方位是不吉利方位，那个方位代表‘鬼门’，是凶煞之方”。狮城几乎不折不扣遵循传统空间模式，即：“南门之楼，宜用水星，又不可太高，如太高，或作木星，则主民奢而防火；西门之楼，宜作土星，亦不可太高，高则属金，主风俗凶悍而多浮荡；惟东方之楼必作木星，又要比西、南高些，至于北门则必要作土星，又要高大。北门为迎气门，不独要椄得小水，又必要迎得生气入城，故北门楼要高大，可以枕为乐，以其就势，方为全吉。”（见《阳宅会心集》卷下“开城门论”）。简而言之，“左（东）门楼比右（西）门楼要高大”，符合风水中青龙之砂要高于白虎之砂“四神结构”范式；而“后（北）门楼比前（南）门楼高大”，则符合了风水空间结构“藏风聚气”要求，而且亦与我国传统建筑所讲究从北往南、景物高度逐次减低之“景观排列”模式合拍。所以，狮城门楼设置，除了表象上“吉凶观”外，不仅符合风水原则，而且具有特定赏景和巡视功能。
第二、“天人合一”传统文化，在狮城构架中得以充分体现。由于深受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地上城市往往成了天上写照，以致人们把地上环境依凭着的城市目为宇宙象征。比如，京都紫禁城，州县“正堂”衙署，以及文昌阁、六星亭之类，无一不是仿效天象所致。又如，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中梁祝华蝶、董永与天仙鹊桥相会、孟姜女哭坍八百里长城和白娘子水漫金山，无一不受“天人合一”传统文化所致。因之，有学者坦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之一，想必亦是“言之成理”，持之以故。兹将遂安旧志有关“分野”考据誉录如此，以佐证“天人合一”思想普遍影响。《志》云，“汉天文志，斗江湖，牵牛婺女。扬州地理志，吴地斗分，越地牵牛婺女，而丹阳等郡尽属吴分野。新定（晋太康元年易名遂安），在汉隶丹阳都尉治，则遂当南斗须女之分，不专属须女明矣。晋天文志，丹阳入斗十六度，会稽入斗一度。按，古丹阳歙地与会稽之富阳接，是牛斗之交也，遂安析自歙县南乡，岂专属越元命苞？蓋泥于新定旧以婺名邑为解。夫所谓婺者，以婺山得名，而婺山决非以婺女得名，如以婺山为婺女之缠次，则扬越均得名婺，又不直一新定矣。”不过，这种以“斗、牛”分野之书志惯例，早已被先进经纬度地理坐标所取代。所以，民国19年本遂安县志在“方舆·分野”中新辟“经纬线”条，注入“遂安在东经二度十五分，北纬二十九度三十分”内容。
第三、古人喜欢面南而立，讲究“向明而治”。因此，“坐北朝南”（即后有靠山，前有流水环抱）便成了典型风水模式。这个“坐”，就是说，得必须“坐”在城市中轴线北端。如果狮城是正南北向的，那就是可以直接以北极星为参考点来确定中轴线，但狮城地形和地理位置并不具备这一条件。如同民国时期测绘《遂安县治图》所示，狮城中轴线确定，显然是依地形，并以“正穴”所在地中心点来确定中轴线的。这个“正穴”多在县署所在地，而县署通常就在中轴线上。总而言之，狮城中轴线确定，巧妙地兼容了“依地形而定”和“以正穴所在地中心点而定”等多种传统方法。
①严陵：即严陵郡，旧浙江严州府的别称。辖建德、淳安、桐庐、遂安、寿昌、分水6县，遂安地处上游。
②临安：旧临安府，这里特指旧属临安府的昌华县。
③姑篾：春秋时期，古濲水（今衢江）南岸形成的大邑。后汉于此置新安县。晋改名信安。唐改名西安。故城在今衢州市境内。旧时文人因以姑篾（或西安）指代衢县，并引申为衢州地区。
④宝婺：即婺女。古天文说为婺女星的分野。因之，旧文人常以“婺女”（或“婺女星”）指代婺州（即金华）。
⑤新都：即新都郡，始建于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治始新县（今淳安）。旧时文人常以新都或新安郡名指代淳安县。
⑥五狮：即遂安狮城坐山五狮山。
⑦武强、龙渡诸溪：武强溪，溪出十三都白际岭，至中州过武强山，达县治南合遂安源水，绕郭而东四十里入淳安境，又二十里入新安江；龙渡，一名龙溪，在县东北，自淳安县境发源，南流至县东二里许，经龙渡桥入武强溪。
⑧本篇所涉及传统“风水”理论与“城市空间模式”等，参见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1995年12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